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
第一章
情满西花厅(1)
自从周恩来爱上了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风格。
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住人的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干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总理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被四周栽种的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总理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一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球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惟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恩来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加上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工作人员在西花厅10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间或亦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和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想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到广东从化组织阅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为了保护和加固建筑物，抢时间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来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这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
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为了争分夺秒，他开辟了“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他一生都在实践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担任政府总理的26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内政、外交和大小公务活动中，他那自觉的强烈的公仆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
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
情满西花厅(2)
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
在一天里，周恩来惟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和邓颖超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喜欢听陕北民歌，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把留声机打开，边吃边听，不时用手指轻敲桌子或是用脚点地，随着音乐拍打，脸上露出安闲、愉快的表情。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当他想起要处理的事，又常常
要把秘书找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周恩来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祖国每条大江大河的治理，每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的上天，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早晨。难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对周恩来个人提出的惟一请求是：“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周恩来规定，一天24小时，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不论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主办急件的同志要随时向他报告。有一次河南省发大水，为处理此事，周恩来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那天刚睡下，又来了急件，秘书考虑周恩来太累了，想等他睡醒了再报告，就没有叫醒他。他醒来看了急件后，严肃地批评了秘书。秘书心疼地说：“总理，你几天几夜不睡觉，要累垮的。”周恩来说：“我的时间不属于个人。我少睡点觉算什么？发大水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以后要坚决按规定办。”
国内外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都着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只要看一看每一天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看一看西花厅那经常深夜不熄的灯光，我们就会想到人民的总理是怎样一种献身精神，那璀璨不灭的灯光是周恩来用生命点燃的！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
“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秘书们都十分重视这一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为这一办公时间，秘书们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他们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需要立即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周恩来只要睡下三四个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一切都连着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在“第二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周恩来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那么卧室就被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工作人员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逐“瞌睡虫”。有时，等工作人员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周恩来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周恩来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周恩来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大家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医护人员帮忙做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周恩来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有时工夫不大，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代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情满西花厅(3)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周恩来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周恩来床头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在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秘书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来的“第三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周恩来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邓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周恩来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周恩来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猝发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邓颖超手里没有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要进办公室，得事先报告。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地细致认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周恩来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楷模，他的这种作风值得各级干部学习。也许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的严格保密习惯。就拿周恩来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钥匙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据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做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常常因工作过度劳累而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医护人员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周恩来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个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周恩来没有改正过来？周恩来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周恩来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左上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衔接处不会多字或缺字。
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紧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周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情满西花厅(4)
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周恩来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地交代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周恩来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
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周恩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周恩来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周恩来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周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周总理全能记在心里。”其他秘书说：“你还不知道呢，周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周恩来看，全向周恩来汇报，首先要经过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恩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周恩来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周恩来。但凡报上来的，周恩来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秘书们改变了做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有空时便向周恩来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周恩来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周恩来问及这件事，周恩来就不会不知道。
周恩来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遍。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着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着核对。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
周恩来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作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看了上面说了这么多，知道了周恩来工作特别繁忙，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起来特别地“玩命”。可是，大家别以为周恩来只是一个缺乏生活情趣的“工作狂”，其实，生活中的周恩来，很富有人情味，他的情趣爱好是非常广泛的。
他爱好跳舞，爱好各种体育锻炼，喜欢唱歌、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他还喜欢广交朋友。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点酒。
周恩来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所以，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筑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引吭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那样用嗓。
他曾说过：“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特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有其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当唱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时候，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秘书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笑道：“没有经过长征，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对各地民歌小调，周恩来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是这样。休息时，凡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室，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惟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情满西花厅(5)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周恩来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有人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周恩来说：“都喜欢。”
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周恩来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这话不假，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也是表演话剧的活跃分子。
1909年，南开剧社便成立了，校长张伯苓亲自写了南开第一幕新剧《用非所学》，供剧社排演并亲自担任角色。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下设编纂、演作、布景、审定四个部，周恩来担任话剧布景部副部长，并亲自登台扮演许多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
在话剧中，周恩来一般都是男扮女装，饰演主角。那么为什么没有女同学出演呢？
周恩来回忆道：“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南开学校的话剧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瞩目，它的声誉超过了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学校的话剧，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15年10月18日，广德楼戏园上演南开学校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周恩来闻讯后与李福景等20多人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前来北京，下榻于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因祸得福》(即《仇大娘》)。观毕，周恩来等人返回客房进行了热烈的评论，到次日凌晨两点钟。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观看话剧《恩怨缘》，统观全剧，无懈可击，剧本佳，又加之演出者聚精会神，遂得圆满之结果。剧终后，周恩来等人去外面吃晚饭，饭后又返回戏园观剧。这场话剧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要好，大家直至午夜才返回住所。
通过观摩，周恩来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戏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
当年周恩来几次观摩话剧的广德楼，如今已成为前门小剧场。1957年，周恩来再次来到这里，他和秘书从大栅栏东口步行到前门小剧场，拿着预先买好的入场券，观看了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观毕，他到后台亲切地接见了魏喜奎等演员。他说：“我出国访问刚刚归来，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就赶来看你们的戏了。”他还说：“我喜欢这出戏，不只因为它是我从小就爱看的家乡戏，更主要的在于它跟别的公案戏不一样，平反冤案，并没有借助清官，而是借助两宫斗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这出剧拍成了电影。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进京演出。该剧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动人故事，在南开演出后受到好评，并应北京文艺界之邀，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解放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周恩来说：“30多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周恩来自己便不再登台演戏了，但他对话剧艺术、话剧团体仍给予极大的关注，即使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潮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该剧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给剧本提意见并作指导。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时，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抗日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周恩来都来看。他每次到剧场，都有邓颖超陪同，另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连他夫妇共6人。每次演出结束，他都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决不“看白戏”。一次，唐槐秋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6张戏票，请他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好多钱？”
田汉说这是请他看戏。
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票钱由我来付吧！”
周恩来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
结果，田汉拗不过他，还是收了他的6张票钱，才算了事。
解放后，周恩来对话剧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周恩来：“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周恩来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情满西花厅(6)
有一次秘书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周恩来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秘书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他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周恩来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议，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于是秘书们想出了个办法叫周恩来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秘书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安排周恩来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周恩来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周恩来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周恩来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既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周恩来休息一下的目的。
每次看话剧，周恩来都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看完后他都能提出几条建议，供演职员们参考。
1963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了一部10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剧本，作者沈西蒙，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动人事迹为素材，表现了革命军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品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许。
随即，前线话剧团奉命到北京汇报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在剧中扮演女主角春妮。周恩来到剧场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休息时接见了作者和导演。演出结束后，又登上舞台和演职员一一握手。后来，邓颖超曾同陶玉玲说起过，周恩来看完戏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为了使这出戏得到提高，他先后看了6遍。
周恩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看戏，而且非常认真，几乎每一次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二场赵大大捡到林乃娴的钱包没有马上还她，到第六场才还，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周恩来对演员如何塑造好角色也极为重视，要求演什么人就像什么人，既要符合人物身份，又不能概念化。例如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周恩来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让演员换上了工装裤。不久，周恩来又来看戏，发现曲曼丽的裤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个阿飞，他马上又提出来，裤子要再改一改，既然要给她穿工装裤，就要像个工人，不能妖里妖气，不要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出她的伪装。
周恩来不仅亲自指导修改，还请来了文艺界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和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演出，并且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说：“小学文化程度。”周恩来笑了，说：“高小文化程度，能说出‘两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儿’，好吗？”周恩来马上给以肯定：“对，很好哇！”
周恩来很喜欢《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个话剧，可以说是百看不厌。在百忙之中他又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观看由该厂演员剧团演出的这出话剧。
听说周恩来要来观看这出话剧，全团上下一片欢腾。团长李力制止了大家热情的交谈，说：“今天各部门的工作都要做得认真些、扎实些、紧凑些，谁也不许出差错！”
要求是谁也不许出差错，但还是出了一点小纰漏。
当林媛媛和童阿男在南京路上准备去迎接解放军时，发现了特务老K潜入大楼里，童阿男叫林媛媛速去报告解放军，他留守在楼外监视特务的活动，林媛媛便带着这个任务紧急地跑下台去。当扮演林媛媛的演员师伟飞快地跑进侧幕条时，突然撞在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上，“嗡”的一下头立时便蒙了过去。原来，她刚好撞在了扮演赵大大的李炎胸前佩挂的冲锋枪上。平常李炎都是站在幕条很远的地方候场，今天，他也是小心谨慎，提前来到了侧幕旁。边幕里黑糊糊的，师伟从台上跑下来又很快，什么也看不清，幸好她跑的时候是半张着嘴，冲锋枪撞在了她的门牙上，没有把嘴唇磕破，否则将是一个“新形象”的林媛媛了。她缓了缓气，硬着头皮带着解放军跑上场去，台词怎么说的也顾不上了，只是在该她说话的时候，指指画画地胡乱哼唧了几句，便跟着抬童阿男的担架下场了。
一般人也许没有看出这个小纰漏，不过，周恩来还是觉得有点“问题”。戏演完后，周恩来走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他和师伟握手时，师伟非常难为情，觉得没有拿出最好的成绩向周恩来汇报。没想到周恩来却表扬了她：“这个戏你演得很好嘛！”“你是从上海来的？”师伟说：“是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的。”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在第一场里有句台词没有说清楚，以后应该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哪！”
情满西花厅(7)
师伟当然清楚周恩来说的是哪句台词，不过这种尴尬的场面，又怎么解释呢？事后回想起来，倒是禁不住地笑，这种纰漏也算是难得一遇呀！
花开花落的海棠，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来几多繁忙，几多快乐，几多忧愁。
在文娱活动中，周恩来最喜欢的似乎还是要算跳舞。人们也喜欢让周恩来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周恩来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周恩来跳舞极少去春耦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周恩来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周恩来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周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周恩来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识人，多听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周恩来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的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呀？”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嘛！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嘛，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除了喜爱跳舞之外，周恩来亦很喜欢赏花。海棠花的明艳，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等等，都为周恩来所喜爱。
作为政府总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和出访时观花赏景机会自然很多，但这些毕竟属于公务，只能是走马看花，匆匆而过。
海棠花鲜艳，漂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海棠花开的季节，周恩来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
花开花落的海棠，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来几多繁忙，几多快乐，几多忧愁。
在花里面还有人生的大道理。革命烈士之子彭伟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祖国处在困难时期，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政治无关的个人爱好问题了。”西花厅里有花园，有假山，还有水池，但是彭伟光却看到，花园里无花，鱼池里无水，也更没有鱼，假山不能喷泉。他曾好奇地问周恩来：鱼池里放点水，养点鱼，花园里种点花，植点草，既能新鲜空气，又能减少灰尘，该多好哇！
周恩来说：“你这个人倒挺会享受的呀！我这地方有鱼池，可以放水养鱼，那么其他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
彭伟光说：“不会的。”
“你太不懂事了，你懂得上行下效吗？”
“这个我听说过。”
“如果我当总理的可以养鱼种花植草木，那么下面的部长也可以这么做，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地委，县委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时期的今天，这样我们就会脱离人民，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情满西花厅(8)
周恩来赏荷花，大多是有事到颐和园时顺便为之。
1951年秋，邓颖超住在颐和园养病，周恩来时常带着侄女、侄儿去看望。他们园中散散步，赏赏花，有时还坐船游湖。几个人租用一只带篷船，泛舟昆明湖上。船儿在清香的荷花、荷叶旁漂过，微风袭来，好不惬意。
周恩来情有独钟的颐和园东北角的谐趣园，也是满池的荷花。除了满池清香的荷花外，这谐趣园特别像淮安城里的小勺湖，也是周恩来钟爱它的一个原因吧。
多才多艺的周恩来，情趣爱好原本很多，惜乎中国众多人口的众多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使他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色彩，许多情趣爱好也只能是心中的“爱好”罢了。
第二章
走近周恩来(1)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杜修贤那颗忐忑的心立即被周恩来热情和蔼的举止所融化。初次见面，周恩来却在记忆的海洋里捕捉到了他往日的身影。
大家也许只看到周恩来永远忙忙碌碌，主持政务，其实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党和国家许多方针大计的制定他都参与了，甚至有些就出自他手。很多人都以为周恩来只是温和谦让，其实他有“钢”一样原则：在关键时刻，他有“当仁不让”、“非我莫属
”的气概；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有雷霆怒颜、说一不二的威风。他和常人一样，脸上不是永远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笑容，他也有苦恼，也有委屈，也有无奈。他不是圣坛上的周恩来，他也有情，也有爱，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琐碎故事。
有人评价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个人的性格时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则是“举轻若重”。也就说周恩来具有“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工作风格。的确，这是周恩来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长，这跟他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这是他长期在白区工作养成的作风。其实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说，他不仅处理好每一个局部，更注意到全局。因为任何大事必须从小事入手，这是一句醒世格言。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的周恩来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严要求——工作上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严要求，而这种严往往是不讲任何情面的。他们虽然在总理身边却没有一点“神气”，“夹着尾巴做人”是他们的原则；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体谅和关心，处处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
有人说，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务人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团结、欢乐的“大家庭”。当然啦，在这个“大家庭”中还包括了许许多多由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后代。
后来，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的行列。他就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杜修贤。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1米8的个头儿，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忍倔强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有两件生活小事可以说明。第一，他不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只是用手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两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第二，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着记者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记者惊呆了，这不是什么瞬间，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施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十多年。然而，就是在今天，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甚至外貌有点威严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
和他熟了，记者开始一点一点剥去酷似严厉的外表，窥视他善良温和的心灵。
故事也滔滔不绝地流出他的心窝……
1960年元月，杜修贤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他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杜修贤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杜修贤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同时也融入了西花厅这个团结勤奋的“大家庭”。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他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娴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南海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杜修贤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杜修贤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杜修贤心里绷得紧紧的。他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他还要尽量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西花厅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逝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地笨重。
杜修贤站在客厅的一边，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杜修贤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周恩来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走近周恩来(2)
“哎……哎，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周恩来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给照一下。”
杜修贤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周恩来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前，杜修贤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周恩来和杜修贤单独握手后，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杜修贤在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蛮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杜修贤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
那天机场上人山人海，杜修贤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杜修贤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杜修贤，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哇！”杜修贤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周恩来盯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他吃不准是不是要责备他，心里不由得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周恩来叫他“老杜”，使杜修贤不自在了半天，总理多大他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他说完，周恩来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杜修贤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杜修贤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周恩来不无同情地望着他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他们告诉总理，他习惯了，一点也不累。周恩来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他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杜修贤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他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摄影师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头，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杜修贤见到了邓颖超。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他们。
大家落座后，邓颖超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杜修贤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杜修贤拍过不少周恩来、邓颖超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当杜修贤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颖超一再嘱咐道：“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哪！”
带着孩子到总理家里做客，杜修贤连想都没敢想。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以为进了公园，活蹦乱跳。邓颖超见到了孩子，更是高兴无比……
后来杜修贤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他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他的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杜修贤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他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颖超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走近周恩来(3)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杜修贤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颖超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
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画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杜修贤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忌这顾忌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杜修贤他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邓颖超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杜修贤两口子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颖超不让。
“哎，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该告辞了。邓颖超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杜修贤感动也让他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地残酷……
他们离去时，邓颖超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杜修贤的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他们的背后送来了邓大姐的叮咛。
杜修贤至今想起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他都未能兑现自己向邓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杜修贤随总理出访。他的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他。邓颖超在候机厅里一眼就看见了杜修贤他们，连连朝他们招手，叫他们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颖超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颖超“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颖超笑得更开心。
杜修贤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第三章
踏遍大庆和大寨(1)
数万建设者用自己的汗水铸就了一个让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非常舒心的名字—大庆。第一次视察大庆，周恩来满怀豪情地称赞道：“咱们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
从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又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必须调整经济。中央在1961年1月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充实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
，提高管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摆脱困境，调整经济，就这样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苦创业、英雄辈出的年代。
在千里沃野的东北松嫩平原上，数万名共和国的建设者用自己的汗水铸就了一个曾经令中国人满怀自豪的名字，一个让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非常舒心的名字——大庆。
作为我国最大的油田，大庆为我国实现石油自给，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基本改变石油依靠进口的局面，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大庆在艰苦创业中所体现的“铁人”精神，曾经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民的一面心灵旗帜。
也许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更深切地感到实现石油自给的喜悦与自豪，1962、1963、1966年曾3次视察大庆。在短短的4年中，3次视察一个大企业，这在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中还是较为鲜见的。
1962年6月21日，是大庆油田的建设者们一个兴高采烈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迎来了他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总理。这也是大庆油田迎来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上午10点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陪同下，来到大庆油田。
一下火车，周恩来就同前来迎接的干部和群众代表紧紧握手。看着这些干部和群众一个个都穿着布衣和草鞋，周恩来满怀深情地重复着一句话：“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周恩来是头一天晚上由齐齐哈尔乘火车到大庆的。在列车上，他听取了余秋里和康世恩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的汇报，一直到凌晨两点多。
考虑到周恩来一路劳顿，头一天晚上又没休息好，出了车站，康世恩就请示：“总理，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周恩来摆了摆手，兴致勃勃地说：“不用了，时间不多，抓紧时间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恩来与邓颖超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他健步登上钻井台，同工人们亲切地握手问好。
一位值班工人两手都是油污和泥浆，见周恩来把手伸出来要与他握手，便急忙用手在衣服上猛擦。
“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没等这位工人擦完，周恩来就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抖了几抖，风趣地说：“咱们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
接着，周恩来又和工人们拉起了家常，关切地询问他们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当了几年钻井工人，爱人接来没有，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和不暖和……
钻机欢快的轰鸣声、共和国总理和石油工人们的爽朗笑声汇成了松嫩平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这国产钻机的性能怎么样啊？”望着这欢快的钻机，周恩来大声地问工人们。
“不错，很好使。”
“好哇，希望你们用我们的国产钻机多打井，打好井。”周恩来高兴地说。
一位柴油机司机因为正在值班，看着大家与共和国总理有说有笑，流露出羡慕的眼神。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便朝这位司机走过去。
但是，从钻机的司钻位置到柴油机司机的位置，仅有一条很狭窄的过道。周恩来侧身挤了过去，握住了那位司机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深情地说：“辛苦了！”
柴油机司机激动得热泪盈眶，握住周恩来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离开钻井工地时，工人们见共和国总理这么平易近人，就大胆提出：“总理，我们与您照张相可以吗？”
“可以！”周恩来爽朗地说。
于是，周恩来亲自给大家排好队形。当摄影师正要拍照时，周恩来突然说：“等一等。”
原来是在附近锄地的家属们看到这儿热热闹闹，跑过来了。周恩来温和地笑着，向他们招手，让他们一起过来照相。
队形排好后，周恩来伸出两个胳膊，搭在旁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微笑着，在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中，给历史留下了轻松的一刻。
离开钻井工地，周恩来又来到北二注水站。这是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
周恩来详细查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当看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时，嘱咐说：“要把时间标上。”
邓颖超在旁边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
临走时，周恩来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周恩来的话，对北二注水站的职工鼓舞很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个站的职工坚守岗位，一丝不苟，从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从注水站出来，陪同人员示意说：“时间不短了。”周恩来说：“没关系，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心里高兴啊！”
接着，周恩来又来到职工的食堂和宿舍。
当时，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大庆艰苦创业、进行石油大会战的时候。大庆全体干部职工住牛棚、干打垒，每天以5两粮加野菜，日夜奋战。
在食堂，周恩来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高粱米稀粥。又揭开另一个锅盖，里面是一锅菜汤，周恩来用勺子盛了一点，尝了尝。而后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哇！”
踏遍大庆和大寨(2)
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恩来深沉地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出了食堂门后，周恩来见200米开外的一位职工家属模样的人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便走了过去。
陪同人员说：“总理，别去了吧。”
周恩来像没听见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地窝子走去。
出来倒垃圾的家属杨得群又激动，又后悔：怎么偏偏让总理看见了呢！她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
“不要紧，你们能住，我就能进。”说着，总理一低头，一弯腰，就进了地窝子。
没有家具，只有最起码的几件生活用具。一张简易的土炕上，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静静地躺在上面。
看着这一切，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同志们，现在生活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视察中，周恩来对余秋里、康世恩等人说：“要想办法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这样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后来，周恩来又把这几句话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成了大庆油田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
周恩来来到大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油田。晚上，当周恩来要离开大庆时，工人们和家属们自发地秩序井然地聚集到车站，为共和国总理送行。
那种场面，那种情绪，非常动人。周恩来已经上了火车，又再次下车，向送行的群众挥手告别。
……
毛泽东说：穷山沟里也能写出好文章。一个裹着白毛巾的农民，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他对着万余名听众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同年3月28日到29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他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陶鲁笳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的，“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干部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踏遍大庆和大寨(3)
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他
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他虽然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陶鲁笳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来由吧。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省长卫恒和陶鲁笳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他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周总理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他们立即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他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是有怀疑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寨的实际情况的。
第一次走进大寨的周恩来，是那样地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
1965年5月21日，这是令大寨人最难忘的一天。周恩来和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来到大寨视察。
这天周恩来坐的是直升飞机，一路颠簸，身体很累。然而，他到了大寨，刚休息一会儿，就去山上视察。他视察走的路线，转一圈就是八华里。烈日当空，热风拂面，年轻人跑一趟，还觉得累得慌。可是，周恩来却那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
“提起昔日狼窝掌，
山洪饿狼乱石块。”
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一个缩影。周恩来第一次来大寨，就很重视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他听了说明员的介绍以后，又叫陈永贵讲大寨是怎样治理狼窝掌的。参观狼窝掌的时候，他看得很细致，想的问题十分周到。他很关心当时的工程能不能顶住像1963年那样大的洪水，建议挖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为害。看完狼窝掌以后，周恩来对大寨人三治狼窝掌的艰苦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周恩来第二次来大寨时，时间安排得很紧。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4点多离开，除了吃饭，总理一刻都没休息。那天午饭后，邓颖超要看一看狼窝掌，周恩来高兴地说：“是啊，到大寨来，不去看狼窝掌，就不能算来过大寨。狼窝掌一定要看。”邓颖超临行前，专程去看了狼窝掌。
踏遍大庆和大寨(4)
从狼窝掌回来，周恩来又走进了展览馆。
大寨展览馆，通过实物、照片等展示了大寨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周恩来对展览的内容看得很细致，问得很详细。他看了大寨今昔对比的模型和大寨的村史以后说：“这个展览办得好，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义。”
展览馆里，还陈列着梁便良、牛国栋、石桂林等人在旧社会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用过的枕头，讨饭的篮子等。周恩来拿起牛国栋一家三代人枕过的一个木枕头，嘱咐摄影的同志，把这些实物一件件拍照下来，教育广大青少年。
周恩来还仔细看了大寨的模型，查对了刚才视察走过的地方。陈永贵笑着说：“总理，您今天跑的路已不少了，该跑累了。”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对工作这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前，大寨仅有树一万余株，其中果树一千余株。1963年，周恩来特别指示大寨要多种果树，走综合治山的道路。于是大寨加强了对林业生产的力度。几年内，绿化荒山300余亩，植树10多万株，其中果树4万多株，平均每人200多株。十多年前光秃秃的虎头山，如今被一片葱绿覆盖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长起了成片林木，有苹果、葡萄、梨、桃……酸枣树上嫁接的大红枣，结满了累累的果实。现在每年光是各种干鲜果品，收入就相当可观。
当周恩来站在虎头山上看见座座荒山披上了绿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说：“要是把所有山头，都植上树木，该多好哇！”并嘱咐说：“要多种树，发展林业，水果树、干果树、木材树都要种。”还鼓励大寨的同志，把山上的酸枣树嫁接成大红枣树。
1973年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虎头山上已有成片的梨树、苹果树和松柏林，近村周围栽满了桃树和葡萄，山坡梯田里长着株株核桃树，田边地角的酸枣树都嫁接了大枣。周恩来满心欢喜。特别是听说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了不少果实，他高兴地笑出了声。
看看虎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尝着蜜甜的新鲜水果，大寨人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大寨的林业也包含着总理的心血！
大寨是个山区，地面没有河流，地下水位很低。集体化前地里蓄不住水，抗不了旱，遇到旱天，连吃水都困难。集体化后，大寨人治山治坡，抓土抓水，建造了能蓄水保墒的“海绵田”。1964年，大寨又打了一口深井，11口旱井，除了供给全村吃用以外，还可以用来沤肥。
这次，周恩来来大寨视察时，十分关怀大寨的水利建设。他专门到水井旁，看了新修不久的小水泵房。他仔细地询问：这个井有多深？水量有多大？机器马力有多大？陈永贵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接着说：水够人吃了，还能解决一些沤肥用水。
中午，在欢迎贵宾的饭桌上，周恩来又谈到了水利问题，他突然问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天不下雨怎么办？”周恩来不等他们回答，又发问道：“三年大旱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嘛！要想办法彻底解决水源问题。”
支部的同志被问住了。他们不能不惊叹周恩来考虑问题是这样周到、长远！
在这以后，大寨人把周恩来的这句发问永远记在了心上。1976年，大寨大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奋战50多天，建成了一条全长14华里的“军民渠”，把昔阳县郭庄水库的水引到了虎头山。军民并肩战斗，又在虎头山上修起了一个可以蓄水34000担的“支农池”。以后大寨人又相继建成了5个蓄水池，总共可以蓄水8万担，起到了又防洪又抗旱的作用。
1972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从种到收没有落过透雨。这场大旱真的连续了三年。“天大旱，人大干”，大寨人民在大旱面前干得非常出色，战胜了三年大旱，夺得了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寨，一进村，他就问头一任铁姑娘队长赵素兰，去年做了多少个劳动日。素兰子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亲切鼓励说：“好，好，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劳动。”
那天，周恩来又到了素兰子家，坐在小板凳上，跟素兰子爹赵怀利唠起来。总理问：“你今年多大岁数？身体好吗？”
怀利开头跟总理说话心有点跳，拘束地说：“好，很好，我今年六十四。”
周恩来笑着问：“你看我多大岁数？”
怀利见总理这么近乎，也不感到拘束了，认真地端详了总理慈祥的面容说：“有五十来岁吧！”
周恩来笑得仰起了身子，伸出三个指头说：“我比你还大三岁呢！在座的人，除了我岁数大，就数你了，咱们可都得抓紧时间干社会主义噢！”
周恩来的视察就要结束了，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很快就跟他熟悉了，就像家里人一样。当周恩来离开大寨时，全村老少都到村外广场送行，看着总理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流下眼泪。
第四章
心里装着百姓苦(1)
周恩来不是“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秘书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
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示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观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来到伯延调查的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农民的话这么尖锐并充满了哲理。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批评“大跃进”时，毛泽东又重提周恩来“反冒进”之事，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事件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然而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不是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观经济规律的审判台。冒进后的问题“兵败如山倒”似的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当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报告摆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面前时，他们痛心得流泪了，这才发现急于改变贫穷，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是那样地不切实际。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副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国总管家周恩来的身上。
调整从哪里入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入手。而要调整农业，又首先必须从调整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为了彻底摸清国民经济状况，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真正把政策调整落到实处，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此前，周恩来早已派出了他的“先头部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率一个工作组在伯延调查，事先也得知伯延的一些情况。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能带耳朵听而不能带嘴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一次摄影记者杜修贤也随同采访，以前他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子，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的儒雅之气。只是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随行的人们感到，这次下乡对于总理来说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