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汀娜来说，忧郁的痛苦难以言尽。“我觉得自己像个吸饱水的海绵，又沉重又庞大。痛苦的时候，我并不会沉默。我会花一整夜时间写信给黑暗中的上帝。我并非天生就是快乐、喜悦、自在的人。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我可能会忧郁一辈子。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妈妈常说：‘你要快乐一点，要不然就带着你那张臭脸回房间去。’我不是故意要如此，那就是我本来的面目。”与他人交往是汀娜最痛苦的事。“约会，在我看来，是上帝创造的最令人烦恼的东西。我时常在浴室里呕吐。我用结婚来逃避这种痛苦——那让我想死，想着为什么没有人约我出去。” 汀娜很快就和第二任丈夫结婚，一位住在美国的马来西亚人，他因惹上官司而回到家乡。她跟着他到婆家，一个传统的回教家庭。重重限制超出她所能忍受的范围。“我在那里快速地崩溃；飞回家时，是我这二十年来病得最重的时候。”
返回美国，她持续酗酒，这是她所知的控制严重焦虑的唯一方法。她定期做康复训练，半复原了一小段时间——现在她已经做过四次全面康复训练。她的保险不保障戒瘾治疗，但是她可以用心理健康诊断来得到高额的保障。她说：“康复训练疗程？那是去卢尔德（法国地名，因传说圣母玛利亚显灵而为该地泉水带来神奇疗效——译者注）之前的最后一步。”
大约在十年前，汀娜第一次参加戒酒匿名会，这个疗程救了她一命。她说那是唯一可与人坦诚相见的地方。这个疗程不能解除她的忧郁症，但给了她另一种对付忧郁症的法子。“身体里一旦没有酒精来掩盖坏情绪，坏情绪就像鞭炮一样全炸开来了。但是感谢上帝，至少我是个酒鬼，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我参加了一个匿名的聚会，觉得那里的人好可怜，因为他们没有瘾可戒，找不到什么可以改变的东西。酒鬼是非常固执的人。有位酒鬼问得好：能用喝一杯来克服情绪问题不好吗？”我跟他们谈到忧郁症，好像那是我的财产一样。那就好像拿到学士学位，你有权谈某些事情，不会觉得那些事很奇怪。我们酒鬼要的就是这些，有人来听我们讲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他们听得进去。”
第82节：嗑药以及滥用药品(4)
等到酒瘾开始收敛，汀娜又感到沮丧了。“那是我碰过的最糟糕的忧郁。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因为我没办法决定任何事，所以一整个月都只吃火鸡和香肠三明治。患忧郁症的过程就是发掘自己缺陷的过程，你一定可以找一大堆。在忧郁时，你会不断地寻找自己没用的明证。我们曾在戒酒匿名会里讨论过这个主题：‘谁是我们的裁判？’我发现，如果一位裁判没提出我想听的负面反馈，我就会换一个裁判。即使是现在，要是我对未来有了新希望，另一个我就会说：‘哦，你只是自不量力而已。’”
“如今我已经历过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发作，感觉就像‘又来了！我知道怎么回事！’那让我联想到，当你全神贯注于电影情节时，突然演出人员的名单开始出现，你跌回自己的世界。就是那样的感觉，就像是电影结束了一样。我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已经到了可以预知忧郁症不会持续到永远，有耐心等它过去的程度。”
至今她已连续五年参加戒酒匿名会——“就像参加大脑的夏令营，”她说：“我已经懒得问为什么了。为什么我会崩溃，变成酒鬼？弄清楚这点可能很有趣，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弄清楚了也不会让我好一点。戒酒像是爬金字塔，每走一步都让我们觉得好像到了什么地方，但永远有下一步要走。若往下看，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步，因而感到沮丧；但往上望，我们看到上帝的指头戳穿了天空，于是知道没走错路。”
汀娜谈到酒瘾与忧郁症最糟的阶段是如何度过的。“那时我在日本，他们在百货公司的中央放了美丽的花朵。我站在那里，抚摸着花朵，说：‘我和你们有了关系。’那不表示关系永远持续，也不表示我会把花带走。只是说，我和花在当下有关系。所以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些花。我还记得花带给我一刹那的喜悦。”几年后，“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突然顿悟。我四处走着、啜饮咖啡、抽烟，奇怪过去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因为感觉有什么事情改变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现在知道了。我终于有了意志，那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我有了意志。” 这意志得来不易，但无比响亮。汀娜有惊人的自我兴奋能力：她是训练有素的踢踏舞者，她登上所住旅馆的屋顶，在那里练习跳舞，呼吸夜晚的空气。
“我怀念那饥渴的岁月。老天，我怀念那饥渴的岁月。我怀念治疗师使出浑身解数要让我好起来。我怀念那浓重的情绪，虽然那是恶劣的情绪。除非我再次经历戒断，否则不会再有那样浓重的情绪。忧郁，那巨大的忧郁消失后，生活对我来说总像是实验。但我已经了解忧郁带给我的收获——虽然以前有人提醒我这点，仍陷于忧郁的我却充耳不闻。我有个梦想，希望能和一大群从忧郁和酒瘾中走出来的人一起跳舞，嘲笑那巨大的忧郁。那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我天生不容易上瘾。虽然曾戒过药物，但从来没有大量使用任何药物的冲动。豪饮一回并不会让我想再次饮酒。我知道药物带来的快感很危险，但快感不会强大到让我想要再来一次。在开始服用金菩萨之前，我从来不懂得要同情药物上瘾者。倒不是金菩萨上瘾改变了我，绝对不是，金菩萨只是破坏了我胃口的内设值（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有一种固定值，会自动调整新陈代谢至一定的程度——译者注）。现在，我每餐的食量和平常完全相同，但依然觉得饥饿，这种饥饿感强烈到会让我在半夜想出门找吃的。我饿着肚子坐在那里想，这样的胃口实在很可怕；我想到，运动了好几个小时，只烧掉一点点热量。然后想到，如果我不吃东西，就会死，会出问题，于是出门填饱自己。事后又痛恨自己干的好事。我不想吐掉吃的东西，因为不想让它变成一种糟糕的模式；而且，我有个铁胃，任何东西都吐不出来。金菩萨让我对食物上瘾，害我因此胖了二十五磅。如果有什么东西对性欲造成的影响可以强烈到像金菩萨对胃口影响的那种程度，就会让人产生唐璜症候群（病态的强烈性欲）。我已经了解了那种压倒性的、强迫性的自毁式吞食的动力是怎么回事。在正常的情绪起伏范围之内，好心情可让我自律，让我抗拒巧克力蛋糕；但忧郁的情绪削弱了我的毅力。忧郁症引发了上瘾。抗拒欲望会消耗大量精力与意志力，而且若陷于忧郁，更是难以说不——对食物、对酒精、对药物。就是这么简单。忧郁令人脆弱。脆弱必然会导致上瘾。要是抗拒会令你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你怎么有办法抗拒？
第七章：自杀
第83节：自杀与忧郁症同时并发
第七章 自杀
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
自杀在当今社会普遍发生，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机，令人们极其不安，只能故意视而不见。
自杀对死者来说，未必都是悲剧，但对死者的亲人来说：永远都太快，太突然。
■自杀与忧郁症同时并发
许多忧郁症者从不曾自杀，许多自杀的人并没有忧郁症，二者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它们是不同的事情，但常常同时发生，一个影响另一个。“自杀意念”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所列的九个忧郁症的症状之一，但是许多忧郁症患者的自杀念头不会比严重关节炎患者高出多少：人类忍受痛苦的能力大得惊人。除非认定有自杀倾向的人才算有忧郁症，我们才能说自杀的人都是忧郁症者。
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是各自独立的事情。《自杀之谜》的作者乔治豪?科特说：“不少临床医生相信，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或很久之后，突然自杀了。” 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但并不是没有例外。美国的自杀事件中，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
许多人试图定义“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最后都徒劳无功。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或者身体残疾，或才处于饿死边缘，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侵入你的身体，占据全身。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
想离开人世、想死和想自杀，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突然消失、甚至离开人世。在忧郁的时候，许多人会想死，想改变所处的现状，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
第84节：存在还是毁灭？
■存在还是毁灭？
自杀者可分成四种。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自杀对他们来说，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这种人最冲动，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天地不仁》中写的，这种人“企图进行驱魔仪式”，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第二种，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把自杀当成是报复，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对于这种人，阿瓦雷斯写道：“自杀有个难题：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他们朝死亡奔去，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而是使存在消逝。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只有死才能摆脱。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做笔记，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他们通常会相信，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这类人——因身体疾病、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不想再受生命之苦，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但他们不会骗自己，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
事实上，“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掌握自我，进行必要的行动。此外，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无法消除自我，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是违反天性的。“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使我们免于自杀，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可能不单是绝望，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存在者想象的是“不在”的体验，而非“不在”本身。我思故我在。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平和、恐怖或虚无，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加缪说：“自杀，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的确，在二十世纪中期，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
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他写道：“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强迫她回答。这个问题是：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个笨拙的实验，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等待答案。” 人在死亡之前，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我经常想自杀，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人就会退缩。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一般认为，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在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当我不想活，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我同时也想到，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
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人类社会里，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桑特亚纳（美国诗人及哲学家）写道：“若不这么假设，就无法下结论。”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死亡如此恐怖，它又是无法逃过的，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事实上，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
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普里尼长老说过：“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但恩（英国诗人及教士），在1612年写的《双重永生》中说：“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我知道，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 “我们总会发现”，叔本华说，“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身陷忧郁的时候，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危险的是，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但我相信，我的恐惧是短暂的，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依我来看，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而非绝望的结果。问题是，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通常很难看出来，而且我也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世间的无常，自杀可以一了百了。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或被迫不得自杀。若我想自杀，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
第85节：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1)
■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
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萨斯，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他说：“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萨斯认为，若强制干涉自杀者，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要求他们诊断。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
很明显，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却可能是极危险的。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依此来看，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他写道：“理智与情感断绝，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这是一种病态，一种所思与所感的‘分裂’。这其中存在着错觉与精神错乱。”这类一再重复的看法给予剥夺人类自杀权的理论基础。“自杀不是‘权力’，”斯内德曼以激烈的语气写出反对萨斯的言论：“‘自杀的权力’可不像‘人有打嗝的权力’后果那样简单。若人们感觉到这行为是被禁止的，他们就会遵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有时候也需要控制自己打嗝，比如在公共场合，人要尽量克制自己，以示尊重他人。
自杀在当今社会普遍发生，甚至比忧郁症更经常地被隐瞒和掩饰。实际上，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机，令人们极其不安，只能故意视而不见。在美国，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自杀是二十一岁以下的美国人第三大死因，美国大学生第二大死因。1995年美国年轻人中因自杀而死的人数比因艾滋病、癌症、中风、肺炎、流行感冒、先天缺陷和心脏病而死的人数总和还多。在1987年至1996年间，三十五岁以下因自杀而死的美国男人比死于艾滋病的多。每年有近五十万个美国人因曾经自杀而进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998年有近百分之二的死因是自杀，比因战争和被人谋杀而死的比例还高，而且自杀率还在持续攀高。瑞士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其调查区域内有自杀可能性的年轻人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躁郁症患者中，一半有自杀意图，五分之一的重度忧郁症患者有自杀意图。第一次得忧郁症的人特别可能产生自杀意图，而经历过几次的人，一般都学会了自我控制。要预测自杀的可能性，可以看这个人是否有过自杀的纪录：自杀死亡者之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第一次尝试过自杀；试图自杀的人之中，百分之一会在一年之内自杀成功；百分之十的人在十年内自杀成功；大约每十六个企图自杀者有一人会自杀身亡。
我曾看过一份文件，声称人在忧郁时产生自杀意图比在正常时高出五百倍，还说忧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比正常人高出二十五倍。另一份文件说，忧郁症会使自杀的可能性提高一倍。谁知道？这些数字有大部分牵涉到我们如何定义邪恶而又难以捉摸的忧郁症。由于是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长久以来的推断一直庞杂笼统又不科学：“几乎所有自杀身亡的人都会被诊断出存在精神失常或药物滥用问题。”他们最近把“几乎所有”降为“百分之九十”。对自杀未成功和曾因亲友自杀而陷入愁云惨雾的人来说，这种看法帮助他们摆脱了束缚他们的罪恶感，可以使他们放轻松一些，而且可有效地让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疾病有关的自杀上面，但这个说法过于夸张，我碰到的每个有自杀倾向的病人都不符合这种说法。
自杀的调查统计比忧郁症的统计还杂乱无章：人们最常在星期一自杀，自杀最经常发生在早晨后至中午前，春天是最常发生自杀的季节；女性在经期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自杀率很高（这是可以用荷尔蒙解释的现象），而在怀孕和生产后的第一年较低（显然是天性的关系，但找不到确切的生物化学的解释）。有个研究自杀的学派喜欢比较统计结果，并依此推断其相互关系。这些关联性有时候近乎荒唐：有人可以算出自杀者的平均体重，或他们头发的平均长度，但这证明了什么？又能用来说明什么？
十九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把自杀从道德领域引出来，放到更理性的社会科学里来看。涂尔干认为，自杀有四种主要类型。利己型的自杀发生在无法融入社会的人身上。无情和冷漠是他们要永远与世界隔绝的动机。利他型的自杀发生在过于融入社会的人身上，例如帕特里克?亨利服膺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就被涂尔干归入这类，利他性自杀者是充满活力、热情和果决的人。颓废性的自杀是烦躁和厌恶的结果。“现代社会里，”涂尔干写道：“社会生活不再受俗规和传统局限，人们愈来愈投入到竞争的环境中去。当他们对人生中要求更多，不是某一种东西，而是什么都要愈来愈多，如此就更容易陷入欲求不满的痛苦中，而所造成的不满足会酝酿出自杀的冲动。”就如查理斯?布考斯基（美国诗人）曾说的：“我们要的比命中该有的还多。”——我们注定会失望而想结束生命。又如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学者）特别提到美国的理想主义，“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永远无法满足人类的心。”宿命型的自杀发生在生活极为悲惨，又永远不会改变的人身上——例如，奴隶的自杀就属于涂尔干所说的宿命型。
现代的临床医学不再使用涂尔干的分类法，但这些类别定义了现代人们对自杀的看法。涂尔干认为自杀虽属个人行为，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这与当时社会认知相左。任何单一的自杀事件都是精神病理学的结果，但精神病理的自杀意念有着相对一致的面貌，这似乎与社会结构有关。每种社会都有不同行为的环境，但是也都有一定比率的人口自杀。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习惯决定了应对进退的规则。认为自己受到特殊创伤压迫的人，其实只是表现出他们所处的社会有致人于死的倾向。
虽然无聊的统计把自杀研究搞得杂乱无章，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趋势。发生过自杀事件的家庭，其成员自杀的几率远高于其他家庭。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家人自杀促使其他成员思考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所爱的人毁灭了自己。有位母亲，她的儿子上吊自杀了，她对我说：“我觉得我的手指好像被砰然关上的门夹断，在惊声呼喊中，我的心永远死了。” 以基因观点来看，自杀也可能有家族遗传性。一项对养子的研究显示，自杀者的血缘亲属比收养的亲属较容易有自杀倾向。同卵双胞胎的自杀倾向通常相同，就算他们一出生就被拆散，再也没碰过面也一样；异卵双胞胎就不会如此。单一机能的“自杀基因”没什么遗传的选择优势，但从造成忧郁、暴力、冲动与攻击性的多种基因结合所形成的基因地图来看，多少可预测出自杀行为的发生，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也有帮助。
第86节：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2)
在社会群体中，自杀也会传染。自杀的传染性毋庸置疑。若有一个人自杀，四周的朋友或同侪通常会效仿，尤其是青少年。不断发生自杀事件的地方常有死者的诅咒，如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日本的三原山、某些铁路线、帝国大厦。自杀最近盛行于德州的皮雷诺、麻省的莱明斯特、宾州的巴克斯郡、维吉尼亚州的法尔费克斯，以及许多其他看起来“寻常无奇”的美国社区。
著名的自杀故事也会引起自杀行为，哥德在十九世纪初发表《少年维特的烦恼》后，欧洲到处都有模仿故事主角的自杀者。每当媒体出现一则重大的自杀消息，自杀率就会提高。例如，就在玛丽莲?梦露自杀后，美国自杀率就立刻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如果你饿了，一看到餐厅就会很想走进去。如果你有自杀念头，看到一则自杀的报导，就很可能会走上这一步。看来，减少对于自杀的报导显然可降低自杀率。最近有证据显示，即使是最善意的防治自杀的宣传节目，都会引起脆弱者的自杀念头，可能反而提高了自杀率。当然无论如何，这些节目还是有帮助的，至少让人们知道自杀通常是精神障碍所致，而这种精神障碍是可治疗的。
和一般人们的想法迥异，说自己想自杀的人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曾经自杀的人还会再犯，事实上，要预测这个人未来是否可能发生自杀，最佳方法就是看他过去有没有实际的自杀行为，但是没有人充分运用这个事实。玛莉亚?欧昆多在1999年的研究中指出，虽然“医生可以用自杀病史来作为未来发生自杀可能性的指标，但是医生对曾自杀过的病人的治疗，并没有更加细致和负责。有高度自杀危险的病人和重度忧郁症的关联目前尚不清楚，因为虽然医生注意到他们更为脆弱，但他们自杀的经历并不被视为危险状态，也没有受到充分的治疗。”
弗洛伊德认为，自杀通常是把谋杀他人的冲动转向自己。心理学家斯内德曼最近曾说，“自杀是一百八十度的谋杀。”弗洛伊德推断，“死亡的本能”一直与生存的本能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死亡的魅力的确存在，这就是造成自杀的原因。“这两种基本的本能互相影响或相互结合，”弗洛伊德写道：“如此来看，进食的行为是要毁灭食物，其最终目的是与其合而为一，而性行为是一种攻击行为，目的是结成最亲密的同盟，同时又发生相互对抗的两种本能，激发出生命现象的所有变动。”在这里，自杀是生存意念不可避免的另一面。卡尔?曼宁格曾写过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自杀需要 “杀人的渴望、被杀的渴望和死亡的渴望”同时产生。切斯特顿（英国著名记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小说家）依此语气写下：杀人者杀了—个人；自杀者杀了所有人。他觉得他摧毁了整个世界。
第87节：关于神经传导物质(1)
■关于神经传导物质
当我们面临自己承受不了的长期压力时，我们会过度依赖神经传导物质——因突然压力而大量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无法在长期的压力中保持一定的含量。因此，处于长期压力中的人，其神经传导物质很容易耗竭。从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中似乎可看出一些神经生物学的特质，这些特质会造成自杀行为，或只反映出自杀的倾向。真正的自杀企图一般是由外来压迫所引起，通常包括酗酒、剧烈的内科疾病，以及负面的人生事件。一个人倾向于自杀的程度是由其人格、遗传、童年经验及教养、酒精或药物滥用、慢性病和胆固醇量决定。我们所知的关于自杀者脑部的资料，大部分是来自于尸体解剖的研究。自杀者的大脑某些重要部位的血清素含量过低。他们的血清素受体数量过多，这或许是因为血清素太少，所以大脑做了如此改变。在与禁制有关的区域，血清素特别少，这种缺乏有可能会造成强大而无法抑止的情绪冲动。有暴烈攻击行为的人，这个区域的血清素含量通常都很低。冲动性杀人犯和纵火犯的血清素比一般人少——也比非冲动性杀人犯或其他罪犯低。动物实验指出，与其他动物相比，血清素较低的灵长类动物更容易涉险，并具有攻击性。压力不但会清除神经传导物质，也会产生过多分解神经传导物质的酵素。自杀者遗体脑中正肾上腺素的含量可能会降低，但其情形并不像血清素那样可靠。
约翰?曼恩研究发现，有些病人发病时，分解正肾上腺素的酵素过多，而促使肾上腺素作用的化学物质很少。从机能的角度来说，这表示大脑重要区域缺乏这几种神经传导物质的人，有高度自杀的可能性。约翰?曼恩是一流的自杀研究学者，目前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他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量自杀倾向病人的血清素。瑞典卡洛林斯卡医院的玛莉?亚斯伯从这些资料中推判出其中的关联。在一项具开创性的研究中，她追踪曾自杀过而且血清素过低的病人，发现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在一年内自杀身亡。接下来的研究证实，忧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是百分之十五，而低血清素的忧郁症患者自杀率有百分之二十二。
既然压力会滤掉血清素，血清素过低会增加攻击性，高攻击性又会导致自杀，难怪压抑型的忧郁症是最有可能导致自杀的原因。压力会造成攻击行为，因为攻击行为是解除眼前威胁、降低压力的最好方法。但是，攻击行为没有特定对象，虽然可用来与威胁者搏斗，但也可能会转向自己。攻击性可能是一种基本的本能，而忧郁和自杀意念经一段时间才发展出来，是更细致的感知冲动。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学习自卫行为的过程中，培养了好的特质，但也不免在学习自毁行为中掺杂了坏的特质。意识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质，自杀能力则是拥有意识的“负面效应”。
遗传会造成血清素过低，而决定血清素合成酶酵素分泌量的基因，如今证实与自杀率高低有关。基因不但与心理疾病有关，也与冲动、攻击和暴力行为有关，使人处于高危状态。在动物实验中，若猴子从小未受母亲养育，会造成大脑特定区域血清素含量过低。或许由此可看出，童年受虐会使血清素一直处于低含量，同时增加了自杀的可能性（与受虐造成感知忧郁的问题不同）。药物滥用会使血清素的含量更低——有趣的是，胆固醇也会降低。孕妇使用酒精或古柯硷会造成胎儿的神经损伤，使得小孩情绪失常，导致自杀；婴儿缺乏母亲的照料会影响他早期发育的稳定性；饮食不均衡对他们的大脑不利。男性血清素的含量较女性低，所以由于受到压力和遗传等因素造成的低血清素、从小没被仔细照料和滥用药物以及胆固醇过低的男性，就符合可能自杀者的条件。可提高血清素含量的药物是防止自杀的良药。若能够利用脑部扫描，侦测大脑特定部位血清素分泌的情形，就可以预测某人自杀的可能性，虽然目前的科技还做不到，但或许未来很快就能够实现。将来，我们可运用更先进的脑部扫描技术检查忧郁者的大脑，评估出谁有可能自杀。这个目标还很远。“科学家想要减少脑内或脑细胞突触上的化学交互作用的复杂度”，凯?杰米森在她那本谈论自杀的书中提到，“那是严重的错误，二十世纪末还有这种想法，与原始时代把发疯的人看成是被撒旦诅咒或过度妄想没什么两样。”
自杀常是从躁郁情绪走到极度忧郁的表现，这是飞黄腾达者有高自杀率的原因。对自己要求甚高，因无法达到更高的目标而感到沮丧的成功人士，常会有此情形。自省与深刻的思虑可能会导致自杀，这常发生在艺术家或其他创意工作者身上。但是成功的商人自杀的也不少：这表示有些造就成功的性格也会形成自杀意念。科学家、作曲家和领导阶层的商人，自杀的可能性是一般人平均自杀率的五倍；作家，尤其是诗人，自杀率特别高。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杀身亡者和约四分之一有自杀意图的人是酗酒者。有自杀意图的人，若产生自杀念头是在醉酒或吸毒状态，会比在清醒状态时更容易自杀成功。百分之十五的重度酗酒者选择亲手了结自己。卡尔?曼宁格曾说：“酗酒是一种自毁手段，以避免更严重的自毁。”有些人却是因这种自毁性格而毁灭了自己。
事先察觉自杀意念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我陷入重度忧郁，去找一位精神科医师诊疗，他说我得先答应不在治疗期间自杀，他才愿意为我医治。我觉得这就好像是对肺结核患者说，只有你不再咳嗽我才帮你治病一样。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在一次脑部扫描研讨会结束后，我在飞机上和一位先生聊了起来，因为他看到我正在翻阅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我对你在看的书很感兴趣，”他说：“我自己就很忧郁。”我合上书，听他讲起他的精神治疗过程。他曾因重度忧郁而入院两次。他服了一年多的药，因为觉得好多了而停药，也不再接受治疗，因为觉得自己已克服困扰多年的毛病。他曾经因持有古柯硷而被逮捕两次，还被判了重刑。他很少与父母联络，女朋友也不知道他有忧郁症。当时大概是早上十点半，他却向空姐要了杯威士忌加冰块。
“你常向陌生人这么坦白地谈自己吗？”我尽可能客气地问他。
“哦，偶尔啦，”他承认：“有时候，我觉得跟陌生人比跟熟人还容易说得出口。你了解吧？陌生人比较不会有意见和麻烦。但也不是哪个人都行——你知道，要我对这个人有感觉，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聊天对象才行。我坐在你旁边就有这种感觉。”
真是冲动又鲁莽的人。“你曾经被开过超速罚单吗？”我问。
“哇，”他说：“你是心理医生吗？我总是会收到一大叠超速罚单，老实说，我的驾照已经被吊销一年了。”
如果我刚参加过心脏病研讨会，而且正好坐在一个三百磅重、满身烟味、猛吃牛油，又不断抱怨左胸痛的男子旁边，我可能会警告他正处于高度的危险状态中。但是要告诉他处于高度自杀的危险状况可不简单。我拐弯抹角地暗示他这个问题，建议这位新朋友继续服药，告诉他，若是复发最好找位精神科医生。基于某种社会的礼节，我不可能跟他说：“你现在的状况或许不错，但将来可能会自杀，一定要赶快采取预防措施。”
第88节：关于神经传导物质(2)
最近以人类为模型的研究，发现自杀与父母死亡有紧密关系。一项研究指出，四分之三自杀身亡者曾在童年遭受亲人密友死亡的创伤，通常是父母的死亡。童年时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失去”的状况，会造成他们无法处理所有的“失去”。失去父母的年轻人，通常会责备自己，否定自己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客体恒定性（儿童心理学名词，简单地说，是指儿童进入可意识到母亲不在眼前并不代表永远失去母亲的状态——译者注）：如果他所依赖的父母就这么突然消失了，那还有什么是可信赖的呢？统计数字可能会太过夸张，但很明显，一个人失去的愈多，自毁的可能性就愈大，其他情形也可以类推。
在年轻时自杀是很常见的情形。十八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之中，每年约有五千名自杀者、至少有八万人有自杀企图。在二十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中，每六千人就有一人自杀身亡。年轻人自杀的情形愈来愈普遍，在十五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中，自杀是第三大死因。对于这个年龄层自杀率为何持续攀高，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乔治?豪科特已经注意到，“对于年轻人自杀的‘流行’，有许多解释：道德沦丧、核心家庭崩溃、学业压力、同侪压力、父母压力、父母疏于照顾、儿童受虐、药物、酒精、低血糖、电视、MTV、流行音乐（摇滚、朋克或重金属，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类型）、性滥交、不上教堂、暴力事件增加、种族主义、越战、核战威胁、媒体、缺乏归属感、愈来愈富裕、失业、资本主义、太过自由、苦闷、自恋、水门案、对政府的幻想破灭、缺乏英雄、自杀的电影、太多关于自杀的讨论、太少关于自杀的讨论……”对自己学业要求较高的青少年，若是表现有负自己或父母的期望，就可能会自杀；对学业要求高的青少年，自杀率比对学业无甚企图的同辈高。春青期及接下来几年的荷尔蒙失调，也与青少年自杀有紧密的关联。
自杀的青少年通常受到保护，接触不到死亡残酷的面目，许多人似乎认为，死亡并非意识的完全毁灭。在某所弥漫自杀风气的学校里，一位自杀的学生曾说，他觉得朋友死了，自己却还活着是很奇怪的事。我在1999年拜访一个格陵兰岛的小城，这里曾发生一连串不寻常的死亡事件：一个学生自杀之后，马上就有十多个学生效仿。其中一名在自杀身亡的前一天说，他想念那位缺席的朋友，几乎可以说，他把自杀当成是进入朋友所在之世界的方法。年轻人也倾向于相信，有自杀意图不一定会真的死亡，他们利用自杀意图来惩罚别人——就像我母亲常嘲笑我小时候说过的话：“我要吃掉虫子，然后就会死掉，你就会后悔对我那么凶。”这种行为，无论做得多巧妙，说穿了都是在高声呼救。我们应该小心对待自杀幸存的年轻人，他们的问题绝非小事，就算我们搞不清楚原因，也该正视其严重性。
虽然青春期的自杀率会突然到达高峰，但男性自杀率最高的年龄是六十五岁，在六十五岁以上的白种男人族群中，自杀率是两千分之一。人们倾向于认为老人自杀不如年轻人值得同情，这很令人难过。绝望到想死的地步，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令人悲哀的事。虽然年纪增长的确让我们愈来愈接近死亡，但因他们的年纪增长而忽视他们的自毁行为，却是另一个奇怪的衍生问题。我们倾向于相信老人自杀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是疏于治疗精神障碍的结果。再者，老人一般都看透了死亡。比起青少年想以自杀来逃避现实、追求不同的体验来，老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最后一步，而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自杀失败的几率比年轻人小得多。年长者会以最致命的手段自杀，不像年轻人会事先向别人放消息。鳏居的男性自杀率最高，他很少寻求专业人士协助克服忧郁，通常会认为自己的负面情绪正符合每况愈下的生活。
除了快速了断的自杀，老人还会有慢性自杀的行为：他们不注意饮食，不照顾自己，放任身体坏下去。退休后，他们的社会活动减少，因为没钱又没社会地位，许多人会放弃娱乐。等到演变成严重的忧郁症状——行动困难、多疑和偏执——他们就开始苦于身体的衰退。至少半数忧郁的老人对身体某部分有患病的妄想，在走到自杀这一步之前，他们常把自己的身体衰退和疾病医治无效的程度看得比实际状况还严重。
自杀报告的数字向来低于实际状况，一方面是自杀者隐瞒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亲友不愿意面对其自杀的事实。希腊的自杀报告率是全世界最低的，这不只是因为当地阳光普照的气候和轻松的文化，还包括希腊的教堂不让自杀者葬在圣地中。这是希腊很少得到自杀报告的特殊原因。愈是对自杀感到羞耻的国家，自杀的报告就愈少。此外，还有许多所谓无意识的自杀，这种人活得漫不经心，死于粗心的意外——或许是轻微的自杀意念所致，或许只是莽撞。自毁与自杀的界线十分模糊。加速自己身体衰弱而不补救的人，心中已有自杀的种子。有些宗教信仰区分了主动与被动的自杀，在重病末期，放弃对自己的照料不算是可耻的事，但服药过量就是一种罪恶。无论是哪一种，无论从哪方面看，在这世界上，自杀的方式远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第89节：我曾经想自杀
■我曾经想自杀
我从未放弃和强烈的自杀想象作斗争。我常想到自杀，在最忧郁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萦绕不去，但它只留存于心中，蒙着虚幻的面纱，就像小孩想象自己年老时一样。我意识到我的状况在恶化，因为我所想象的自杀方法愈来愈多，某种程度来说，也愈来愈粗暴。我的想象忽略了柜中的药，连保险箱里的枪都忘了，反而思量着是用吉列刮胡刀的刀片割手腕，还是用美工刀比较好。我荒唐地测试一根梁木是否足够坚固，以便用来挂绳索。我还考虑到时机：什么时候我会一个人在家，什么时候可以顺利地把事情搞定。若在这种心情下开车，我会直接想到悬崖，但又考虑到安全气囊和可能会伤到别人，而且对我来说，这些方法都太麻烦了。这些想象都栩栩如生，十分痛苦，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想象而已。我曾有过可称之为“拟自杀”的鲁莽举动，而且时常想要死；我在低落时，常把想象自杀当成玩耍，就像心情好时会想着要去学钢琴一样；但这些想象从未脱离我的控制，或转为实际的行动。我曾有不想活的念头，但没有寻死的冲动。
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可以想象，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危机出现时，我鲁莽地挺身涉险。我乐意尝试毒药，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他告诉我说，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我不打算跟他争辩，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
1997年春天，我第一次跳伞，那是在亚利桑那州。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若是我死于跳伞，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不过——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那种感觉不像求死，反而是求生的冲动。我之所以玩跳伞，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我不想死，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在那之后，我跳了好几次伞。长久以来，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跳过伞后，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以及美丽与速度。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伞蓬一开，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我飘起来，远离地球，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带我飞向太阳。然后我又继续坠落，落得很慢，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即使是从天而坠，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是多么令人喜悦。
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然后跳出窗外，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最后，他们没法再活下去，”我妈妈说：“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好好地活着。”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
高二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他在车里被发现，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警察合上了圣经，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所以，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而在我的心灵里，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
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我不认识她，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大学毕业后几年，有位熟人自杀了。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割了腕，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跳了下来。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是个天性活泼、聪明又帅气的人，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每次我发表了什么，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除此之外，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事实上，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到底是为什么？在此事件之前，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虽然不甚完整。
第90节：自杀需要理由吗？(1)
■自杀需要理由吗？
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这些念头涌上来，”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安德森写道：“为什么非得要有‘理由’？”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寻找线索、原因和解释，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一样，又长又令人痛心。在自杀发生前，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抛弃、受了严重的伤、爱人死于重病、破产、车子被撞毁。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如果有人自杀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两者界线并不明确。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 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又是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自杀可明确地说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 高危险的行为（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自杀企图的程度，从产生意识、认真思虑、慎重考虑、确定目标，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自杀行为过程中，”凯?杰米森说：“是一直摇摆不定的。”阿瓦雷斯写道：“自杀的理由，大多是随便讲讲。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迂回、矛盾、错综复杂，多半隐而未见。”“报纸上常谈到‘属于个人的忧愁’和‘无药可救的病痛’，”卡谬写道：“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描述了人生的无常：“背叛行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残疾，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或者……我还能说什么？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1952年，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试着提出实用的（而非理论的）自杀思想架构。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失控、自我形象受到重创、忧愁和愤怒的结果。“几乎可以说，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这出戏会自行思考。这使我们了解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凯?杰米森感叹着“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时，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
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但实际上，我一无所知。一位十九岁的朋友，克莉西?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她在安多佛中学（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因被逮到偷喝酒（他十七岁）而遭撤换。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就了结了自己。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一时之间感受到好多情绪：对这被亲手结束的短暂人生，难以形容的哀痛；对学校的愤怒，一个无趣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地方，竟因为喝酒而对这个男孩做出这么重的惩罚；而最令人害怕的是，我觉得自己哪天也会在宿舍的楼梯间吊死自己。为什么我在学校没有认识他？为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唯一苦闷、忧愁的人，而这个最受同学喜爱的男孩也有这么多相同的感受？为何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压力？ 高二时，我躺在宿舍里，感受到深沉的悲恸，我被这个世界和生活所困惑……哦，我就活在里头。我知道我不会走那一步，我真的不会。但我觉得自己离那样的可能性好近。是什么样的情形（勇敢？病态？孤立？）竟可以把一个人推上那终极、绝命的边缘，到想要舍弃生命的地步？”隔天她又补充了几句：“他的死，使得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现在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却又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感到迷茫。”基本上，这就是自杀者留给生者的愁云惨雾：不单单是失去了某人，还有未能及时劝这个人打消念头，未能及时与他沟通的懊悔。人们都渴望能及时与自杀者沟通。“如果早知道”是自杀者父母的心愿，让这种事情发生又受其惊吓的人们，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早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