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电气痉挛疗法(1)
　　■电气痉挛疗法
　　在忧郁症的身体疗法中，电气痉挛法是最有用的方法同时也是研究最不明确的一种。抗郁剂会发挥疗效的机率约有百分之五十，最多也只能再高一点，而电气痉挛疗法有显著效果的机率则有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在接受电气痉挛疗法而得到改善的病人中，有一半在治疗后一年里仍然觉得状态良好，但另一半人需要继续接受电击，或是定时电击。电气痉挛疗法作用很快，许多人在接受一次电气痉挛疗法后的数天内，就会有很大的进展——与漫长、缓慢的药物治疗过程相比，这种令人震撼的效果显然有极大的吸引力。电气痉挛疗法对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人——不断伤害自己、会危害性命的紧急状况——特别合适，因为它的疗效迅速，效果卓著，也可用在孕妇、患病者和老人，因为相比药物疗法，电疗法没有全身性副作用或药物交互影响等问题。
　　经过一些例行的血液测量、心电图，通常还有胸部X光和一些有关麻醉的检查，被认定可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的病人，要签下一份同意书，这份同意书也要出示给家属。
　　进行治疗的前一天，病人要禁食，改用静脉注射。病人在当天早上送入电气痉挛疗法治疗室，监视器材和治疗器材用胶粘在太阳穴上，然后开始进行。电击器可能是只对大脑有问题的那一侧施行电击——这是医生常用的最初步骤，通常是对右脑——或者两侧都施行。单侧电击的副作用较少，最近的研究显示，对单侧进行较重的电击治疗，比双侧的效果好。负责施行的医生还要选择波形，正弦波电击的刺激效果持续较久，短脉冲三角波的副作用较少。医生会施用静脉注射短效型全身麻醉剂，让病人失去意识十分钟，同时也会注射肌肉松弛剂以防止肌肉痉挛（病人于治疗中唯一会有的动作是脚趾轻微抽动，不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气痉挛疗法，会让人猛烈扭动，伤到自己）。病人身上接着脑波仪和心电图仪，对脑波和心脏全程扫描。然后进行一秒钟的电击，通常会使大脑的顶部暂时痉挛约三十秒——足以改变大脑的生化反应，但还不致灼伤大脑灰质。电击的能量约有二百焦耳，等同于点亮二百瓦灯泡的电能。大部分能量会被软组织和头骨吸收，只有少量电能会到达脑部。在十至十五分钟之内，病人会在恢复室中醒来。大多数人会在六周内接受十到十二次电气痉挛疗法。现在有愈来愈多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在门诊施行。
　　作家马大?曼宁曾在《暗潮下》这本美丽又有趣的令人惊讶的书中，叙述了她的忧郁症和电气痉挛疗法。她现在服用威博隽、少量锂盐、一些帝拔癫、konopin和乐复得，使病情稳定——“乍看之下，好像手里捧着一把彩虹，”她打趣说：“我是个没有截止日期的科学实验计划。” 在忧郁症最严重时，她曾有过强烈又漫长的电气痉挛疗法经验。她是在准备到枪械店买枪了结自己的那天跑去求诊。“我不想死，因为我爱自己；我想死，因为我讨厌自己，不愿再继续受苦。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浴室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电气痉挛疗法。这就好像是，我终于屈服于那个把我击倒在地的人。我接受数周的治疗——每次醒来都感到晕眩，想喝可乐，心想，今天又要靠止痛药度日。”
　　电气痉挛疗法会造成短暂记忆的混乱，也会影响长期记忆。记忆混乱通常是暂时性的，但是有些病人会有永久性的记忆力丧失。我认识一位女律师，做了电气痉挛疗法之后，失去所有在法律学校的记忆。她想不起任何曾学过的东西，也忘了自己上过什么学校，以及认识的同学。这是很极端又很少见的例子，但还是发生过。
　　第41节：电气痉挛疗法(2)
　　根据一项研究，约一千件死亡案与电气痉挛疗法有关，多半是治疗后发生的心脏问题。这些死亡案是正巧发生在电气痉挛疗法时，还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所造成？至今尚不明了。血压会在电气痉挛疗法时明显上升，但电气痉挛疗法应该不会造成生理上的损伤。理查?艾布拉姆斯曾写过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电气痉挛疗法的书，他提到一位曾接受一千两百五十次双侧电击治疗的病人，在她八十九岁过世时，大脑仍然十分完好。他写道：“我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眼见为凭——可证明目前使用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否有可能造成脑部损伤。”许多短期的副作用——包括站不稳和晕眩——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时的麻醉所造成，而不是电气痉挛疗法本身。
　　电气痉挛疗法是背负污名最多的疗法。“你会觉得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说《科学怪人》中的科学家——译者注）就在桌子那头，”曼宁说：“大家都不想听到这个，当你在做电气痉挛疗法时，没有人给你一丝丝关怀，甚至家人都不愿了解。”这种疗法在人们的印象里，会造成病人的精神创伤。“我知道它有效，”一位心理保健工作者说：“我见识过它的效用，但一想到我会失去小孩和家人的回忆——你知道，我父母过世了，我现在是单身，谁来帮你挖掘记忆？谁来唤醒你过去的回忆？谁会记得你在十五年前做小甜饼的秘方？这会让我的忧郁加深，更感到前途黯淡。回忆帮助我走过这些日子，回忆是过去曾有过的爱。”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气痉挛疗法的效果仍然有神奇的疗效。“在以往，每喝一口水，我都觉得好累，”曼宁说：“治疗后，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你以前的日子都活在一个大玩笑里。” 而且治疗发生作用通常很快。“我不再像行尸走肉了，我的身子轻盈起来，接下来，我真的好想吃一个大汉堡，”曼宁说：“我有阵子觉得好像是被雷击倒似地，但相对来说，倒也不坏。” 曼宁是少见的例子，许多接受电击治疗的人拒绝承认它的效用，若他们为短暂记忆衰退感到苦恼，或是生活重建比较缓慢，更是无法接受这种疗法。我认识两位在2000年初接受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人，两人都曾落入谷底——起不了床，或没法穿衣服、老是精神不济、对人生极度悲观、不想吃东西、无法工作，而且常想自杀。两人在几个月里先后做了电气痉挛疗法。第一位在治疗后受严重的记忆丧失所苦——他之前是工程师，现在却想不起电路的工作原理。第二位治疗后又走入与以往没什么两样的阴霾，因为她依然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工程师的记忆力在三个月后恢复了，到了年底，他站起来，走了出去，回到工作岗位，而且表现不错。他说这“大概是巧合”。第二位虽然坚称治疗无效，但还是进行第二次电气痉挛疗法。之后她开始恢复，到了秋天，她不但找到工作，还买了新公寓，交了男朋友。她本来还一直说电气痉挛疗法带来的困扰比好处多，直到后来我提醒她，电气痉挛疗法让她忘记了她以前的状况有多糟。曼宁的书出版后，当她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正好碰到人们上街游行反对“电气洗脑”。美国已有许多州立法禁止电气痉挛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常被滥用，它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的，也不能轻率采用或未经病人同意即施行——但它的效果确实很好。
　　电气痉挛疗法为何有效？我们不知道。它可能会加强多巴胺的效果，也可能会影响所有神经传导物质，它还会影响额叶皮层的新陈代谢。高频电流可能会提高代谢率；低频电流则会降低代谢率。当然，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是否是代谢率过低造成的多种症状之一，而躁郁症是代谢率过高的症状，或者，两种忧郁症和代谢失常是否都是大脑其他的变化所造成。
　　我决定不停止服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瘾了，但我对药物确实产生了依赖性：不吃药，就会面临症状突然发作的危险。这使我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我的体重超重，得了怪异的荨麻疹，汗出得太多，我本来就不算好的记忆力，受到轻微的损害：话常说了一半就忘了。我头痛得厉害，肌肉偶尔会抽筋。我的性欲时有时无，性能力起起伏伏。这不是理想状况，但可以在我和忧郁症之间建起一座厚厚的城墙。最近两年无疑是我十年来最好的时候。我想自己未来会慢慢好起来。不久前，两个朋友都因为突然的意外而过世，我感到剧烈的伤痛，但觉得还没有脱离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只觉得哀伤几乎是种满足（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但从某些自私的角度来看，倒也是事实）。
　　忧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作用，与抗郁剂要产生什么功用，是不一样的问题。焦虑专家詹姆斯?波兰加说：“我们的身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了八寸，而且更健康，活得更久。没有人会抱怨这样的变化。当不利的条件消失了，人们就能专心过日子，发现更多的东西，包括好的和坏的。”本书提到的人几乎都会问我：“这些药物不会让你的生命变成一片空白吗？”上面那句话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我的回答是：“不会。”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第42节：电气痉挛疗法(3)
　　“每人有一百二十亿个神经细胞，”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生物精神医学部部长罗勃?波斯特说：“每个神经细胞大约有一千到一万个神经突触，所有突触都会快速改变。若能让它们都按照某种方式运作，人们就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 詹姆斯?波兰加说：“虽然各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但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苦恼已经大幅降低，而且也不觉得可见的未来会很快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目前没有必要担忧心灵控制的问题。”
　　“正常”是萦绕于每个忧郁者心中的词。忧郁是正常的吗？我在研究文章中读到“正常”与“不正常”的症候群：药物疗法可让忧郁者“恢复正常”；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我说：“这些症状第一次发作时，我觉得我疯了。后来知道这只是临床的忧郁症，而且基本上是正常的，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基本上它是正常的发疯方式，忧郁症是种心理疾病，身陷其中，你会错乱得像疯子，有些精神失常，迷迷糊糊、古里古怪。
　　我曾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中碰到一位熟人，向她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她说：“我得了恐怖的忧郁症。”我问她做了什么治疗。“我不喜欢药物治疗的观念，”她说：“我发现我的问题和压力有关，所以决定去除生活中所有压力的来源。”她扳着指头数着：“我辞去工作。和男友分手，而且绝不再找下一个情人。我脱离室友，现在一个人住。我不去时间太晚的舞会。我搬到一个较小的地方，不再和大多数的朋友联络。我甚至放弃了化妆和时装。”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听起来很糟糕，但是我快乐多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她看起来很自豪：“而且不用药就办到了。”
　　我们这群人中，一位站在她旁边的朋友抓住她的手臂，说：“简直是疯了，我从没听过这么吓人的事。你这样过日子一定是疯了。” 让自己避免做任何疯狂的事算不算疯了？或是说，服药好让自己继续忍受使你疯狂的生活，算不算疯了？我可以降低生活品质，少做点事情，少出门旅行，少认识朋友，不再写关于忧郁的书——或许做了这一切的改变，我就不再需要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只活在自己可忍受的小圈子里。这不是我首要考虑的方法，但的确是合理的选择。活在忧郁中，就好像和山羊共舞时保持平衡一样——挑一个平衡感较好的舞伴绝对是聪明的选择。但我过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复杂的事，给予我极大的满足感，我不愿意放弃。我宁可服三倍的药也不愿少交一半朋友。“大学炸弹客”（指个性孤僻的美国教授Theodore Kaczvnski，曾在十八年内连续寄出炸弹邮包，炸死三人，伤及二十多人——译者注）用来传达反科技主义思想的手段是场灾难，但是他对科技危害的看法却很正确——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想象一个社会，把人逼到极度不适的状态，然后要他们吃药，消除他们的痛苦。这是科幻小说吗？事情已经发生了……事实上，抗郁剂是调整一个人内在状况的手段，他要如此才能忍受这个社会，否则他根本就受不了。”
　　第43节：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1)
　　■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忧郁症患者梅姬?罗宾斯，根本看不出她患有忧郁症，事实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她。那是大学一年级的夏天，我和一群人住在家人夏天度假的房子里，我的好友梅姬?罗宾斯也在其中。梅姬有精神失常症，当年春天崩溃，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那时她似乎好了，不再讲些像在图书馆地下室发现秘密、要偷偷坐火车逃到渥太华之类的疯言疯语，所以我们都认定她的精神已经正常。那年夏天的周末，她总是不说话，看来沉闷又神秘，好像信奉沉默是金的道理。奇怪的是，她没有带泳衣来——直到多年后，她才告诉我，若是不穿戴整齐，会觉得自己太过赤裸、脆弱、暴露。我们都快乐地玩水，轻佻又放肆。她身着长袖棉质洋装蜷缩着坐在跳水台上，下巴靠在膝盖上，看着我们嬉闹。我们共有七个人，当时阳光普照，只有我母亲悄悄地对我说，梅姬好像十分畏缩。我不知道梅姬心里有多挣扎，完全不明白她多努力地在控制自己。她脸上一定有我没发现的黑眼圈，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应该注意观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不停地嘲笑她不下水、虚度欢乐时光。最后，她站起身走到跳水台边，全身衣着整齐地一跃而下。我记得她在池里游泳时，灰色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然后湿淋淋地走回屋里换上干衣服，水滴在草坪上。几个小时后，我发现她又在屋里打盹。她晚餐没吃多少东西，我猜她不喜欢牛排，或是想保持身材。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快乐的假期，而梅姬却说那是她极其糟糕的经历，这令我十分震惊。
　　十五年后，梅姬罹患了我见过最严重的忧郁症。她的医生糟得令人惊讶，说她服了十五年的锂盐，状况很好，可以考虑停药。医生认为她的病已经好了，严重的躁郁症已经被彻底赶出她的身体。她慢慢地降低剂量，感觉很好，体重减轻，手也不再颤抖了，梅姬已经恢复了一些原来的活力，甚至还第一次告诉我，说她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当个最有名的女演员。然后她的心情开始每天都好到不像话，我们都问她会不会担心自己太疯狂了，但她向我们保证，说她这些年来从未如此好过。应该有人告诉她：感觉好，不见得是好事。她处于根本不健康的状态。不到三个月，她断定上帝给了她神谕，要她拯救世界。一位朋友出面帮忙，因为联络不到她的精神科医生，于是找另外一位，要她继续做药物治疗。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陷落在忧郁症里。隔年夏天，她进入研究所。她打趣说：“研究所带给我很多东西，譬如，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贷款来多发作两次。” 第二次发作时，她有轻微躁郁症，后来又有轻度忧郁症，到了第四次发作，她进入剧烈的全面癫狂，接着陷进无止境的忧郁。我记得有一次梅姬在朋友的阁楼里，紧紧蜷缩在沙发上，好像有人要用竹签戳进她的指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好像完全不会说话了。后来终于听到几个字从她嘴里钻出来，但完全听不见她说的内容。幸好她父母多年来早就把她的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摸得一清二楚，当晚我们把她送到她父母的公寓里。在那次事件之后的两个月里，在没有人管她时，她可以缩在角落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我那时已经走出忧郁了，想帮助她，但她没办法打电话，不想见客人，她父母也很清楚要留个空间让她静一静。我觉得好像是在联络一个已过世的人。“我绝不要再经历一次，“她曾说：“我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再度发生，我绝对要抗拒。”
　　梅姬现在好多了，正在服用帝拔癫、锂盐和威博隽，虽然手上一直有赞安诺，她已不需要长期服用。她停止很早就开始服用的konopin和克忧果。她一辈子都得服药。“我需要学习谦卑地说：哦，也许有些决定继续服药的人和我一样，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吃一辈子的药。而他们还是吃了一辈子，药救了他们。”她现在从事写作和艺术创作，还有一个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她不想接需要花更多力气的工作。她希望有一些安全感和健康保险，以及一个不必引人注目的地方。当闷闷不乐时——或愤怒时——她会写些诗，内容是关于一个改变自我的人，主角是她的化身，梅姬把她叫做“苏西”。其中有些是描写癫狂，有些是描写忧郁：
　　有人站在浴室里，
　　盯着苏西的眼睛。
　　有人像是在说着
　　苏西不懂的话语。
　　某人活在镜子里
　　那臃肿的脸哭着，哭着。
　　苏西头昏脑胀。
　　苏西牙齿松动。
　　苏西手颤不稳
　　把玻璃涂满泡沫。
　　苏西在某年夏天练习打结。
　　苏西不知道怎么打绞绳结。
　　苏西觉得有片纱掀起来了。
　　苏西听到有片纱破了。
　　于是，真实撒了谎，在眼前逼她接受，
　　荒凉与挣扎，觉悟与疲惫。
　　饥饿之苦是这么地明显，
　　那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
　　“我八岁的时候下了决心，”她跟我说：“我要做梅姬。记得是在学校的走廊想到，我对自己说：‘你知道，我是梅姬。我一直都是我。这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做自己。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因为我甚至有点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自己。’我做到了。那就是我的认同感，现在我就是同一个人。回首过去，我心想：‘哦，天啊，真不敢相信，我十七岁时干了那么傻的事。’但那是我做的。我不能和自己分开。”
　　要经过躁郁症的蹂躏才能重新获得完整的自我，可见其巨大的力量。梅姬已经到了想从这种完整的自我解放出来的地步。陷入这样恐怖的，几乎是精神分裂的忧郁症里，她说：“我会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花儿都到哪去了？’来分散注意力。我知道可以用些其他的药，或是找谁来陪我睡，但我的病重到没法思考这些。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我这么害怕，但我觉得我会为了这种焦虑而爆炸。我的情绪变得愈来愈低落，愈来愈消沉。我不断变换服用的药，还是一直陷落。我相信医生，我一直相信自己最后会恢复正常。可是我没法等，一分钟也等不了。我要不停唱歌来压住心里的声音：‘你——你该死，你一文不值，你一无是处，你是个废物。’那时我真的想过要自杀。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但现在是真的计划这么做。脑中时时涌现自己丧礼的画面。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脑海里闪出自己穿着睡袍爬到屋顶边缘的清楚画面。通往屋顶的门有一个警铃，我会取下警铃，不过那没什么关系，我可以在别人赶来之前爬到屋顶边，我不会冒失败的风险。我取出那件待会要穿的睡袍，突然心里残存的理智跑出来提醒我，若这么做，有多少人会伤心，我无法承担浪费大家的时间来为我伤心的责任。我必须承认，自杀会害了大家。”
　　第44节：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2)
　　“我大概积攒了太多这方面的记忆，因为太无聊了，所以记不住。但我记得在父母公寓的那段时间和那糟糕的感觉。我还记得后来，我总是担心钱的问题。我会睡着，然后又担忧得醒过来，那种愁绪怎么也赶不走。这种担心其实没什么道理——那时我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我想的是，要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年后，钱不够怎么办？我心里的恐惧和焦虑，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恐惧和焦虑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那不只是程度问题，本质也是完全不同的。老天，那时真是糟透了。最后，我终于有了找医生的念头，然后开始服用赞安诺。我服了大约半毫克，觉得好像有一只巨人的手伸进来，手掌停在我的腰上，手指在我肩膀上，整只手把我推进床里，然后我就睡着了。我害怕会上瘾，但医生向我保证不会——绝不会到那种地步——还说，就算是上瘾了，他可以等我病好一点再帮忙戒除。所以我想，好吧，别想那么多，照着做就是了。”
　　“在忧郁的灰色罩纱之下，你没办法思考，在恶劣的心情下看到的世界都蒙着一层污浊的灰色。那时你会觉得快乐的罩纱被掀走了，眼前才是真实世界。你会觉得一切真相都是会发生改变的，但你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抓住什么。若是能察觉到精神分裂的恶魔们的意图，你就可以把它驱赶出去。但这对忧郁的人来说是极困难的，因为我们会相信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但真实会说谎。我看着自己，心想：‘我离婚了。’这似乎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我可以思考的时候，想到‘我离婚了！’就很高兴，而且觉得自由了。只要能冷静思考就可以帮你度过难关。一位朋友说：‘事情不会永远不变，你要试着记起来。就像现在的状况，也不会永远不变。’她的另一句话也很有帮助：‘那是忧郁症在说话，它透过你在说话。’
　　心理治疗和药物是最常见的忧郁症疗法，但另一种东西也帮助许多人克服病痛，那就是信仰。人类的意识是由生物学、心理学和神学三个层面来决定的。要讨论信仰极为困难，因为会牵涉到未知的世界与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述的事情。此外，现代的信仰倾向高度个人化。但是，宗教信仰是人们缓解忧郁的主要方法之一，宗教可以解决无法回答的问题。宗教不能治好忧郁症，的确，深陷忧郁的时候，即使是最虔诚的人也会动摇信心或失去信心。但是，宗教可以对抗心中的失落，帮助人们熬过忧郁症发作时期，给人活下去的理由。许多宗教教人们把吃苦看成是值得钦佩的事，在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们尊严与方向。认知疗法和心理分析疗法的许多目标，都要靠几种主要宗教的基本信仰和信条才得以达成——注重自我之外的能量、寻找自尊、坚忍不拔与博爱宽容。信仰是伟大的天赐礼物，它让许多人与世界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从中受益，而这种亲密关系不受个人冲动左右，不过，上帝本身当然也是以阴晴不定而出名，人们常说命运无常，人算不如天算。希望是种伟大的预防药，而信仰的本质就是提供希望。
　　用来克服忧郁的人生信念，与宗教信仰一样抽象而复杂。忧郁症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东西，但是它也是一种信念的来源。要战胜忧郁，找到自己，就是要证明你对未来还有怀抱希望的勇气。我的成长环境中宗教的作用并不突出，但我发现很难不把人的起起落落看成是有外力介入的结果。这种感受太深刻了，很难不让人想到上帝。
　　第45节：贝琪的故事
　　■贝琪的故事
　　另一位朋友，诗人贝琪?德洛宾尼尔也用信仰来对抗忧郁症，同时用信念保持自己的健康。在忧郁最严重的时候，她说：“我当然痛恨自己的过失，当失去耐性的时候，我也失去了度量，痛恨世上所有事物和自己的缺陷，最后会想朝天呐喊，因为我身边有纸屑、脏物、落叶、罚单和迟到的人、不回电话的人。这都不是好事。孩子们常常会哭，若是不理会，他们会变得又安静又听话，但那更糟糕，因为他们在心里流泪，眼中露出恐惧，沉默不语。他们不再向我倾诉藏在心中的伤害，在我正常时，很容易抚平他们受到的伤害。我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忧郁让我愈陷愈深。”
　　她成长于天主教家庭，丈夫也是虔诚的教徒。虽然不像丈夫那样经常去教堂，但一旦觉得不能控制现实世界，发现自己的绝望之情破坏了孩子和世界给她的喜悦，她就会在教堂和祈祷里寻求协助。但是她并不拘泥于天主教的教义中——事实上，她试过十二阶段课程、佛教的打坐、过火、参拜印度教寺庙、研究犹太教秘法，以及许多与心灵有关的法子。“在焦虑、受煎熬的时候祈祷，就好像按下按钮弹出降落伞一样，使你不致于以全速撞上一座砖墙，或摔得太猛太重，震碎了你全部的骨骼，”在我陷入忧郁的时候，她在信中这么说：“祈祷就像刹车一样。或者，若信仰够坚定，祈祷还会像加速器、扩大器一样，把你的讯息传送到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大多数宗教都有去除杂念、探索心灵的方式——所以才有下跪、盘坐和五体投地等姿势。宗教也借着仪式和活动来脱离日常生活，与神明沟通——所以才有音乐和仪式。你需要拥有这两者才能摆脱忧郁。掉到险恶黑暗的深渊时，有某种程度信念的人都知道逃离的路要怎么走。在黑暗中保持平衡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有助于精神治疗。走在逃离黑暗的崎岖道路上，经验丰富的宗教带领者可以给你稳定的力量。如果外在世界有人施以援手，你的内心世界就可能得到平衡，然后重见光明。”
　　许多人无法抵抗极为严重的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需要治疗，或是让它自行消散。但是在接受治疗和等待它消散的时候，你还是得持续努力奋战。以药物作为武器之一，才能全力与其搏斗，拒绝服用药物，就好像在现代的战争中还骑马上场一样，是可笑的自杀之举。服药并不是懦弱，不表示你无法应付自己的生活，服药才是有勇气的表现。找一位有智慧的治疗师协助也不算懦弱，你有上帝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信仰，都是好事。找一位治疗师——无论是哪一种——与你并肩作战。不要等别人来治疗你，夏绿蒂?布朗黛这么写道：“努力是解决之道，怜悯则不是——努力是对付根深蒂固的痛苦的唯一办法。”努力不是完美的方法，但却是唯一的方法。快乐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努力。
　　但我们都知道，只靠努力是无法带来幸福和喜悦的，夏绿蒂?布朗黛在《维列特》书中这么说：“‘学习培养快乐’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这要怎么解释？快乐又不像马铃薯可以种在泥土里，施上肥料。快乐是从遥远天堂落到我们身上的光芒。快乐是神圣的露珠，在某些夏天的早晨，从天堂的不凋花和黄金果上坠落人间。‘培养快乐！’我简单回答医生：‘你能培养快乐吗？你是怎么办到的？’运气十分重要，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某种疗法对某些人很有效，对其他人却没有用。有些人靠自己的一点努力就摆脱了痛苦。某些受不了药物的人，其实透过谈话治疗就可以治好；而某些在精神分析上花了数千小时的人，吞一颗药丸，几分钟就好了。有些以某种疗法恢复，又再度坠入痛苦的人，需要用另一种疗法。有些人的忧郁症极为顽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赶不走。有些人无论用哪种疗法都会产生恐怖的副作用；有些人采用骇人听闻的疗法，却什么问题也没有。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分析大脑，了解它所有的机能，如此一来，我们不但可以解释各种忧郁症发病的原因，还可以认清为何会有不同的忧郁症。我不会惊讶，身为一种生物，我们之中有些人天生就是容易罹患忧郁症，这是命运，而有这种弱点的人之中，某些人的大脑可接受治疗，有些人的大脑却拒绝治疗。无论曾历经多悲惨的崩溃，若是能够以任何一种疗法复原，我们都该归功于运气好，而且我们更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无法痊愈的人。
　　第四章 另类治疗
　　除了正规疗法外，还有多得数不完的另类疗法，到处都流传着奇迹般的传说。
　　信念是忧郁症最好的解药，信念本身比自己信任的疗法更重要。
　　精神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会随着潮流变化的学科，今年的重大发现，可能是明年的荒唐笑话。
　　“如果一种病要同时用一大堆方法来医治，”安东?契诃夫曾这么写道：“那你大概可以确定，这种病是没的救了。”忧郁症的治疗方法有许多种——除了正规疗法外，还有多得数不完的另类疗法。某些方法很奇妙，有时候在某种特定情形下非常有用。还有些疗法则极为荒谬：就像一大柜子皇帝的新衣。到处都流传着奇迹般的传说，人们以皈依新宗教式的狂喜叙述这些故事。会造成严重伤害的另类疗法不多，顶多只是浪费钱，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抗拒有效的方法，反而接受旁门左道。我们可以从五花八门的另类疗法中看出，人们面对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时，仍抱着一线希望。
　　我在发表关于忧郁症的文章后，收到来自九个不同国家和几乎全美各地的数百封信，读者热情地介绍各种另类疗法。一位密西根州的女士写道，多年以来尝试了无数种药物之后，她最后发现，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做些毛线活”。我回信问她做了什么毛线活，她寄给我一张漂亮的照片，上面有她以七彩毛线编织的八十多只一模一样的小熊，以及一本自己出版的书，介绍简单的编织技巧。一位蒙大拿州的女士抱怨：“其实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全都是慢性中毒所致。仔细看看周遭，你家里是不是喷了杀虫水？草坪是不是撒了除草剂？地板底下是不是碎木板？像威廉?斯泰伦（美国作家，著有《苏菲的抉择》——译者注）和你这类作家都应该赶快检查一下四周环境，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我实在没耐心再读你们的忧郁故事。”我不打算为威廉?斯泰伦辩护，他的地板说不定真的沾过橙剂（一种毒性极强的除草剂），但我的房子十年来惨遭水管改造和配线修护工程的折磨，里里外外都被看遍了，我敢说，我的地板下除了木骨架之外别无他物。还有一位读者认为我是被补牙剂里的汞所毒害（但我根本没有补过牙）。某位阿布奎基市的匿名者说我的血糖太低。有人说若我有意学踢踏舞的话，可以义务帮我找老师。一位慕尼黑的男士想为我更换核糖核酸，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我最喜欢一位图桑的女士的意见，她只简单写着：“何不搬离曼哈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塞斯?罗勃斯有一个理论，有些忧郁症和孤独地起床有紧密的关联，早上起床先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谈话节目，可能会有些帮助。他给病人一卷录影带，内容类似单机拍摄的脱口秀，荧幕上显示出一个真实大小的人脸。病人每天起床先花一个钟头看录影带，后来有许多病人居然觉得自己好多了。其中一位病人跟我这么说：“我从来不知道电视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是用这种造作的方式，也能减轻孤独感，达到振作精神的效果。
　　我一直觉得认识一位先生实在是“三生有幸”，我喜欢叫他“半吊子神秘主义者”。他写信告诉我他教授的能量疗法，经过长期的通信，我邀请他到家中示范。他非常乐意，完全出于一片好心，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后，我们开始进行。他要我把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扣在一起，成为一个“O”形，右手也照做，然后他要我把两手的“O”串在一块。接下来，他叫我吟诵几段话，宣称说，只要我讲实话，我的手指会扣得很紧，他拉不开；但若说谎，我的手指就会没力气。各位看官或许可以想象我当时的不自在，我坐在自己的客厅里，说着：“我恨我自己。”还让一位身着淡蓝色西装的先生热心地扯着我的双手。要叙述这次演示的所有过程得花好几页，不过中间最精彩的地方是，当他开始对我咏唱，唱了一半却忘了词：“等一会儿，”他说，然后在公事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你想要快乐，你就会快乐。”连这两个句子都记不起来的人，肯定是个大笨蛋，我花了好些力气才把这位“半吊子神秘主义者”请走。后来有几位对能量疗法反应比较好的病人告诉我，使用这套方法，可以达到自我满足的效果。无论如何，我仍然保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得承认，有些江湖术士的表演天分实在是太高了。
　　第46节：运动和饮食的作用
　　■运动和饮食的作用
　　忧郁症是一种有关精神与情绪的疾病，如果能使精神和情绪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可以痊愈。老实说，我认为信念是忧郁症最好的解药，信念本身比自己信任的疗法更重要。如果真的相信每天晚上花一个小时倒立可以减轻忧郁的话，那么这种不舒服的动作或许就可以给你极大的帮助。运动和饮食对改善情绪疾病，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相信在适当的活动与营养条件下，病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的病人都要从运动做起，”派恩惠尼精神科医院的理查?福莱德曼说：“每个人都会因运动而振作起来。”我讨厌运动，但只要一起床，我就会做点体操，只要还有力气，我有时也会上健身房。为了摆脱忧郁，做什么都好，健身脚踏车和跑步机都不错。感觉上，运动好像洗掉了我血液中的忧郁成分，让我更清爽。“原因很简单，”冷泉港实验室的总裁，也是最早发现DNA的人之一，詹姆斯?沃森说：“运动使人产生脑啡肽。脑啡肽是人体内的吗啡，如果你在正常状况，它会让人觉得愉快，如果你心情很糟，它会让你好一些。你要增加脑啡肽分泌，让它在体内流通——不论如何，脑啡肽也是神经传导物质的源头，因此运动就是要提高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量。”此外，忧郁会使身体沉重、钝化，而沉重和钝化又会加重忧郁。如果持续保持身体的活动机能，心情就会逐渐好转。当我陷入忧郁时，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做一场激烈运动，毫无兴趣，但一旦做完后，心情就会好一千倍。运动也会消除烦忧：神经的能量都用在仰卧起坐上头，可抑制住没来由的恐惧。
　　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就会有什么心情。忧郁不会因为吃了某些食物而减轻，但绝对会因为不吃某些食物而造成忧郁，你可以注意自己的饮食，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你不会再度陷入忧郁。糖和碳水化合物似乎可以促进脑中对色氨酸的吸收，而色氨酸又可以提高血清素的含量。全谷类和贝类食物中含的维生素B6，是合成血清素的重要成分；缺乏维生素B6可能会造成忧郁。忧郁与胆固醇过低也有关。虽然未经实验证明，但是吃一顿龙虾和巧克力可能会显著改善你的心理状态。“二十一世纪强调的健康饮食，”沃森说：“却可能是对心理健康不利的饮食。”多巴胺的合成也依赖维生素B族——尤其是叶酸（含于牛肝和西兰花菜中）——以及镁（含于鳕鱼和小麦胚芽中）。忧郁的人常缺乏锌（含于牡蛎、莴笋、芦笋、火鸡肉和白萝卜）、维生素B3（含于鸡蛋、酵母和禽肉）和铬，这三种营养素已被用来治疗忧郁症。锌的缺乏与产后忧郁有极大的关联，因为孕妇体内储存的锌在怀孕后期全都被胎儿吸收，增加锌的吸收可改善情绪。一种与生活环境有关的理论提到，地中海沿岸的居民较少得忧郁症，因为他们食用了许多鱼油——含丰富维生素B族——提高了他们体内omega-3脂防酸的含量。在所有营养素中，omega-3脂肪酸与好心情有关的实验证据最确凿。
　　某些食物有可能防止忧郁的发生，也有某些食物可能会造成忧郁。“许多欧洲人对小麦过敏，许多美国人对玉米过敏，”《食物良医》的作者维琪?艾吉森解释说，食物过敏会引发忧郁，有些寻常的物质变成大脑的毒素，使人陷入各种精神苦恼。”许多人身上出现的忧郁症症状，是肾上腺素耗竭症候群之一，这是摄取过多糖和碳水化合物的结果。“如果你的血糖值一直不稳定，整天忽高忽低，只靠着甜点和垃圾食物来应急，会造成睡眠问题。你不但没法好好度过时光，也失去对他人的耐性和包容力。出现这种症候群的人，随时都感到疲倦，他们失去了性欲，全身都不舒服。他们身体所承受的压力是具有破坏力的。”有些人因而得了肠道疾患，造成发育不良。“得了忧郁症的人傻得以为咖啡可以增强体力，”艾吉森说：“但事实上，咖啡会削弱体力，并且引发焦虑不安的反应。”当然，酒精也一样，也会对身体造成相当的损害。“有时候，”艾吉森说：“忧郁是身体在说话，警示你不要再滥用某些东西了，忧郁是身体走下坡的证据。”
　　诺曼?罗森泰从南非移居到美国时，开始反复地陷入冬季忧郁，因而发现了“季节性忧郁症”。许多人情绪随着季节转变，患上周期性冬季忧郁，季节的变换——有位病人称其为“夏与冬之间的交叉”——对所有人都不是好受的时候。季节性忧郁症和讨厌冷天气的心情不同。罗森泰认为，人类天生就会对季节变换有反应，而人工光源和现代生活的压力并不允许这种反应出现。当日照时间减少，许多人开始退缩，而外界要求他们不顾自己生理机能的暂时停摆，照常活动，就形成忧郁的公式。如果你要一只准备冬眠的熊，整个冬天都在马戏团里表演用后脚站立和跳舞，它会有什么感觉？实验证明，季节性忧郁症受光照影响，光会使褪黑激素分泌量减低，因而影响神经传导系统。光刺激下视丘，这部位是管制睡眠、进食、体温、性欲等与精神有关的生理系统之所在。光照在视网膜，影响了血清素的合成。晴天日照提供的光量，大约是室内平均光量的三百倍。治疗季节性忧郁症的方法，一般是采用光照疗法，以强得可怕的光照在身上。我发现光照疗法会让我有些头晕，觉得眼睛在受罪，但有人喜爱光照疗法，有些人还会带上光照面罩或头罩式光照箱。比一般户外光线还明亮的光照疗法，已证实可以提高脑部血清素含量。“一到秋天，你就会看到季节性忧郁症的病人走进我们这里，”罗森泰说：“他们就像一片片飘落的叶子一样。然后我们开始用强光治疗他们，使他们像郁金香一样重新盛开。”
　　第47节：眼动心身重建疗法(1)
　　■眼动心身重建疗法、按摩疗法和拓展训练
　　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起源于1987年，用来治疗创伤后压力的疾患。此法乍听并不高深，治疗师用右手以不同的速度从右视野边缘移动到左视野边缘，以此刺激眼睛，进而刺激到其他部分。这种方法也可以变作另一种形式，是戴上一副耳机，声音在两耳间移动，还有第三种变化，两手各握着一个震动器，二者交互震动着。医疗进行时，你会忆起造成心理创伤的过程，重新体验一次当时的经历，治疗到最后，你就能放下创伤的回忆。许多治疗法——例如，心理分析——都有漂亮的理论和不甚理想的疗效，但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理论很浅显，效果却不错。这种疗法的医师推测，它的作用是用快速的变化刺激左右脑，以此让存于脑部一边的记忆移动到另一边。不知为何，有时候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振荡刺激的确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位受过训练的心理分析师，大卫?格兰，如今改采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治疗病人，他说：“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可以在六到十二个月内，让病人达到以往疗法五年也收不到的效果。这不是抽象的比较，而是以我的实际经验，和不同疗法的结果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它的作用是避开了自我问题，而是深刻、快速、直接地产生作用。不像感知法或心理分析法一样是一种手段，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是一种工具。你不能只做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治疗师，你得先成为优秀的治疗师，然后才能知道如何把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融入治疗中。这种方法是奇特的旁门左道，但我用了八年，对它有了了解，没办法再脱离它。不用它就是退步，回归原始。我走出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治疗室时，总是有点晕眩（一种舒服的晕眩），所学到的东西永不会忘记，而且丰富了我的精神与心灵。这是很有用的方法，我推荐采用。”
　　按摩是诸多方法中有用的一种，可以恢复被忧郁症切断的身心联系。我不认为我在谢多那的经验对某些陷入重度忧郁的人有什么用处，但作为一种治疗前的准备，倒是相当不错。理论家罗杰?卡拉汉认为，我们应该先改变肉体系统，再改变化学系统，接下来才是神经生理系统，之后是感知系统。然而，一般的做法却是相反的，先治疗感知系统，接着是神经系统；他则是从肌肉的神秘反应开始做起。他有许多追随者。虽然他的方法对我来说有些不解，但先从肉体下手的想法看来有它的道理。忧郁是一种身体的苦痛，肉体的训练可以使其好转。
　　第48节：眼动心身重建疗法(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许多英国士兵在船舰上受到攻击后落入海中，在大西洋上飘流了很长时间。存活下来的士兵，数量最多的不是较年轻的人，而是较有经验的人，他们通常有着坚强的意志，可以超越身体的极限。教育学者科特?汉恩发现，这种坚毅是需要学习的，他所成立的拓展训练，现在已是遍布全世界的大型团体联盟。拓展训练试图通过系统地面对大自然挑战，来达到汉恩的目标：“我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确保保留下来这些特质：积极的好奇心、坚忍不拔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目标努力、随时合理地自制克己，以及最重要的——同情心。”
　　2000年夏天，我到飓风岛拓展训练学校开始一趟探险之旅。若是倒在忧郁的椅子上，我根本不可能站起来参加拓展训练；但在我陷入忧郁之前参加，也许可以增强内心抵抗忧郁的力量。训练课程很严格，过程相当艰苦，但也很愉快，而且它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大自然结为一体。那带来一种安全感：想象自己处于永恒之地，是巨大的安慰。我们到海上划独木舟，每天都安排很多有难度的训练活动。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大约早上四点起床，跑一公里，再走到离海上约二十八尺的平台上，跃入寒冷的缅因州海水里。接着拔营，把补给物资打包放到独木舟上，然后抬起独木舟—— 一艘两人舟，约二十二尺长——放入海中。我们可能要破浪划个五海里（每小时只能划一海里多），直到抵达一个可以停下来吃早餐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伸伸腰、烹煮食物、用餐。然后爬上船再划五海里，抵达晚上歇息的地方。用完午餐之后，练习求生技巧，把舟弄翻，在水底松开固定自己身体的带子，然后想办法浮出水面，在海上把独木舟扶正，再重新上船。最后一个个被分别带到不同的过夜地点，每人分到一个睡袋、一瓶水、一张塑胶防水布和一条绳子。我运气不错，一路上都是阳光普照，即使下起雨雪，排定的节目依然不会改变。我们的老师非常厉害，是身体强健、富有智慧的大地之子。经过与自然原野的搏斗，以及老师的教导，我们学到了一点点他们那样的毅力。
　　有好几次，我真希望自己没参加这次训练，觉得远离舒适的生活来这里找罪受，大概是发疯的前兆，但我也觉得自己探触到某种深刻的东西。这个训练有几分征服荒野世界的味道，虽然它是依靠玻璃纤维制成的独木舟才办到的。划桨和波浪拍打独木舟的节奏，可以调整血液流进心脏的步伐，还有明亮的阳光仿佛褪去了我内心的悲伤。拓展训练让我想起许多精神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自我流露的过程，把一个人的感官极限激发出来。由此看来，这正符合其创立者的目的。“若不探索自我，”汉恩延伸了尼采的看法，这样写道：“一个人依然可以保持自信，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无知上，一旦面对沉重的压力就消失了。自我探索是克服一场大挑战之后的产物，让心灵指挥身体去做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让意志和勇气为了某种理由而到达令人难以置信的极限—— 一个原则、一个繁重的任务、他人的性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再度陷入忧郁前，锻炼自己的复原力，在它来袭之后，你就能从绝望中走出来——就好像我们每天运动保持身材一样。我不建议用拓展训练取代治疗，但可当作辅助治疗，非常有效，而且拓展训练效果很完美，令人满意。忧郁斩断了你生活的根，让你无精打采，也会让你处于轻飘飘的状态，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把你拉回地上。拓展训练是自我回归自然之根的方法，最后训练完成时，我心中充满感动，感到骄傲和踏实。
　　第49节：催眠的疗效
　　■催眠的疗效
　　和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一样，催眠是治疗的工具而非治疗本身。利用催眠唤起病人幼年的经验，借着重新体验来帮助病人找到解决方法，这是有可能的。麦可?雅可在他一本将催眠用于治疗忧郁症的书中提到，若造成忧郁的原因是病人对过去经验的理解方式，催眠就特别有效，可以让病人对过去某些痛苦经验换一种理解方法，使自己舒服点。催眠也可用来引出病人心中对未来的渴望，这种憧憬可以让他脱离眼前悲惨的状况，走向美好的明天。至少，成功的催眠可以打破负面的思考与行动模式。
　　睡眠规律被打乱是忧郁的主要症状之一，严重忧郁的人无法进入深度睡眠，而且可能会虚耗许多时间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一个人睡眠不正常是忧郁所致，抑或是睡眠不正常而导致忧郁？ 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汤玛斯?艾尔指出：“造成忧郁的烦恼会干扰睡眠；狂热的恋爱也会干扰睡眠。”就连没有忧郁症的人，也有因不安之感而太早醒来的经验，其实短暂的恐惧状态，可能是健康人最能体会忧郁症之感觉的时候。几乎每个苦于轻度忧郁症的人都是一早就心情不好，然后随着一日活动的开始慢慢好起来。于是汤玛斯?艾尔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可以借由刻意剥夺睡眠来舒缓部分忧郁的症状。长期来看，这是不实际的做法，但对等待抗郁剂药效发作的人来说，却是十分有用。“不让病人睡着，可以延长这一天的改善时间。虽然忧郁症者希望沉睡后暂时忘掉一切，但是，就是在睡着之时，忧郁才会持续保持而且加剧。夜晚之时，是什么恐怖妖魔来访，并造成这样的变化？”艾尔问道。
　　费兹杰罗在《颓靡》中写道：“凌晨三点，无论是忘了拆的包裹还是被判了死刑，都不再令人关心，医生的药方也没用——灵魂的黑暗之夜：永远是凌晨三点，日复一日。”凌晨三点的恶魔，就曾降临在我身上。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我在白天会感到身子愈来愈轻，虽然很容易觉得疲惫；在寂静深夜里，却是我最清醒的时候——若想顺应心情，我甚至可以在午夜过日子。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因为不能用来申请专利，但是有些研究指出，有关睡眠的生理机制十分复杂，而且要看你入睡时间、哪一段睡眠、起床时间，以及其他技术上的因素而定。睡眠是身体生物时钟机能最重要的部分，失常的睡眠会干扰神经传导物质和内分泌的节奏。
　　当然不能把一个人的睡眠全部剥夺，但可以在他进入快速动眼睡眠期之前把他摇醒，这是控制忧郁症的好方法。我自己就试过，的确有用。打瞌睡——我在进入忧郁时总渴望如此——但却总是适得其反，并且会抵消保持清醒所得到的所有好处。弗莱堡大学的柏格教授曾施行所谓睡眠促进术，这种方法是让人在下午五点上床睡觉，夜半之前起床——效果不错，但似乎没有人了解为什么。“有些治疗法听来有些古怪甚至可怕，”汤玛斯?艾尔承认：“但老实说，如果你对某人说，‘我要在你头上放些电线，让电流穿过你脑部，会造成一点眩晕，因为我觉得这或许可以治疗你的忧郁。’如果不是曾大规模使用过，并深获好评的治疗法，恐怕没有人会愿意。”
　　匹兹堡大学的麦可?瑟斯曾观察许多睡眠时间大幅度减少，并且在忧郁时失眠的忧郁症者，发现他们发生自毁行为的可能性很高。就算是还睡得着的人，他们忧郁时的睡眠质量也会下降不少。忧郁者的睡眠质量较差，他们很少或从不进入深度睡眠——深度睡眠才可以恢复精神，恢复活力。他们可能会有好几段短暂的快速动眼期睡眠，而正常人的快速动眼期睡眠较少，但时间比较长。因为快速动眼期睡眠可说是一种半清醒的状态，重复不断进入快速动眼期是一种消耗，而不是休息。大多数抗郁剂会减少快速动眼期睡眠，但未必能提高整体睡眠质量。这是否为此类药剂的特殊作用之一，我们很难了解。有人观察到，能够正常睡眠的忧郁症者，对精神治疗特别有反应；而睡眠不规律的患者，则倾向需要药物治疗。
　　虽然陷入忧郁时，睡眠会造成情绪低潮，但长期睡眠不足也可能是引发忧郁的原因。由于电视的发明，夜间平均睡眠时间少了两小时。现在社会常见的忧郁症，是否部分应归咎于睡眠减少？当然，这里有个根本的问题：我们非但不了解忧郁，也不了解睡眠的作用。身体系统呈混沌状态也有可能是好事。处于寒冷中，会产生类似睡眠的效果。北美驯鹿在寒冷的冬夜里僵立不动，到了春天才开始行走，这是它们顺应“北极的宿命”，看起来十分接近人类的忧郁症。寒冷——至少在某些动物身上——会造成全身的倦怠。
　　顺势疗法常用来对抗忧郁症：医生开给病人多种轻剂量的药，而且这些药是大剂量时会使正常人产生忧郁症状的药。许多西方以外的药和疗法用来治忧郁可能会有效果。一位与忧郁症搏斗多年的女士，抗郁剂对她没什么作用，六十岁时，她发现气功—— 一种中国传统的呼吸法和体操——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西方，针灸拥有愈来愈多的支持者——美国人每年在这上头花五亿美元——对某些人也有惊人的效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承认，针灸可改变脑部的化学作用。中药似乎不太可靠，但有些人借着服用草药，显著改善了精神状况。
　　第50节：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1)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
　　在我认识的靠顺势疗法而得到改善的人之中，克劳蒂亚?薇佛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克劳蒂亚?薇佛的为人一向坦诚直率。有些性格圆滑的人会随情势改变自己，跟不同人说话，会随时改变自己的风格，但克劳蒂亚?薇佛的个性似乎有几分迟钝和古怪，和她在一起时，你很清楚她的态度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礼貌，而是她根本不想隐藏本性，她在人前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几近挑衅似地表现出个性：你不接受她、不喜欢她，她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她很难相处，她也无所谓。一旦你开始了解她，就会发现她与众不同的魅力。她的从容可说是一种忠实和正直。她是很有道德感的人。“我的确有不少怪癖，而且引以为傲，”她说：“因为若没有这些怪癖，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很古怪，也很固执。”
　　第一次遇到克劳蒂亚?薇佛时，她将近三十岁，正接受顺势疗法作为全身治疗的一部分，以控制她的过敏、消化问题和疹子，以及其他毛病，同时也在服用药物和控制饮食。她随身携带三十六只药瓶，装着各种不同效果的药片（她家里则有五十个药瓶）、药膏和夜柔吠陀茶（古印度疗法饮用的茶）。她按照一张复杂得可怕的表单来服用这些东西，某些场合要服整颗药、磨碎一种药混在另一种药中、在某个部位涂抹某种药膏。在六个月前，她曾一度把这些药丢到一边，包括所有从十六岁就开始断断续续依赖的药，想试试其他的方式。停药后，有时候会感到心情振奋，然后又开始低落。试了一阵子贯叶连翘，效果不好。顺势疗法平息了她的灾难，而且看来十分有效。
　　那位从未谋面的顺势疗法医师住在圣塔菲，她有位朋友在那儿接受治疗，成果不错。克劳蒂亚?薇佛每天打一或两次电话给他，讨论她的感觉，他则问她各种问题——例如：“你长舌苔吗？”或“你的耳朵有没有湿湿的？”——作为开药的根据，通常一天六颗药片。他认为，身体像个交响乐团，药像调音叉。克劳蒂亚十分着迷于习惯性的活动，我想她被复杂的养生法说服了。她喜欢那堆药瓶子、诊疗咨询和企业式的程序。她喜欢谈元素疗法——硫磺、黄金、砒霜——以及更古怪的药剂和化合物——颠茄、毒核果、墨鱼汁。专注于治疗法分散了她对疾病的注意力。她的医师虽然无法改变精神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但总是有办法处理严重的状况。
　　一直以来，克劳蒂亚时时关注自己的忧郁症状，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当我忧郁时，我几乎想不起任何光明的事情。我脑中不断萦绕着别人对我做的坏事，这种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会一连串回忆起经历过的误会、羞辱或困窘，那些事逐渐扩大，变得比真实状况还糟。只要想起一件事，就会跟着想起十件事，然后又想起二十件事。我还为黑暗的事情着迷，像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所设的集中营，大批犹太人死于此处），或是坠机事件，而且我会一直想象自己是在那样的状况死掉。我的医师通常都会指示我吃哪些药，缓和我死于灾难的妄想。
　　“我碰到过一大堆这样的事情。这种体验跟着我，到下个月就满二十九年了。我的记忆随着情绪而改变。某天我会告诉自己忧郁有多恐怖，我的人生被搞得有多惨，然后，如果隔天情绪好像比较稳定了，我会觉得每件事看起来还不错。我会试着回想快乐的时光，会找点事做，不让自己开始不愉快的回忆，否则会让我很快陷入忧郁中。忧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丢脸。我不会想到，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挫折是很正常的经历。我做过很丢人的梦，即使在睡梦中，都没法摆脱恐怖、沉重、苦闷的情绪和无望的人生。希望，是我第一个遗失的东西。”
　　双亲的僵硬态度令克劳蒂亚?薇佛十分痛苦：“他们要我像他们一样快乐。”早在童年的时候，“我躲在自己的世界深处，觉得自己是异类，与别人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一无是处，迷失在自己的思虑里，几乎看不到他人的存在。若是走到后院，我只会在那边四处晃荡，而不是看看花草。” 她的家人对这整件事“紧绷嘴唇”不动声色。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开始畏惧身体接触。“我讨厌抚摸、拥抱或亲吻，连家人也不行。在学校里，整天都无精打采。记得老师曾对我说：‘克劳蒂亚，抬起头来。’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我还记得上体育课时，会在电暖炉边睡着。我痛恨上学，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朋友。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可能会伤到我，深深地伤到我。记得六、七年级的时候，走在学校大厅里，我谁都不理，什么事都不关心。童年的记忆让我十分痛苦，但是，我竟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忧郁？我一向如此，只是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它叫‘忧郁’。我的父母很慈爱，但他们——或是说，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中的大多数——从没想过，自己的小孩会如此情绪失常。” 克劳蒂亚唯一快乐的事是骑马，她非常有天分，父母为她买了一匹小马。“骑马给了我自信和喜悦，给我任何事物都没有的一线光明。我很会骑马，大家也注意到了，我爱那匹小马。我们很投缘，像伙伴一样，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它好像知道我需要它，这带我走出了愁云惨雾。”
　　十年级时，她离家读寄宿学校，因为和那里的骑马教练处不来，她放弃继续在这项运动上的发展。她要父母卖掉那匹小马，不再有骑它的兴趣。寄宿学校的头一学期，回想起来，她面临了“心灵的疑问”：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对室友提出这些疑问，室友立刻向校方报告，断章取义地转述她的话。校方断定克劳蒂亚有自毁倾向，即刻将她送回家中。“那实在丢脸透了，我觉得十分羞耻。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事情中，我痛苦地抗拒这一切。不管别人是否很快忘了这些事，我就是无法忘记。”
　　后来的一年，她在深深受创的情形下，开始用刀割伤自己——因为她苦于所谓“无聊透顶的另类厌食症”。她的玩法是切开小伤口，但不至于流血，然后把伤口掰开，让血流出来。由于伤口很小，所以不引人注意。她认识学校中四、五个玩割皮游戏的女生，“人数多到形成一个小团体。”割伤自己的行为持续发生，她到大学仍在割伤自己，快三十岁时，她还在割左手和腹部。“这并非是‘用激烈手段引人注意’的行为，”她说：“你感觉到情绪的痛苦，希望甩开它。突然间，你看到一把刀，心想，哇！刀子看起来好锋利，我想试试，如果放在手上稍用点力会怎么样……你开始受刀子吸引。”室友看到她割伤自己，好几次向校方报告。“然后他们说我一定是想自杀，这种行为会让我变成疯子。我吓得牙齿打颤，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她又被送回家，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她很正常，没有问题，校方和她室友才是疯了。“他发现我并没有想自杀，只是想探测自己的极限，以及未来该走向何方。”几天后，她回到学校，但此刻，她没有安全感，并开始产生严重的忧郁症状。“我愈来愈疲惫，睡得愈来愈多，活动愈来愈少，愈来愈喜欢独处——我极度不快乐，也不知向谁倾诉。”
　　第51节：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2)
　　不久，她开始一天睡十四小时。“我半夜起床，走进洗手间，开始读书，大家都觉得我极为古怪。他们会来敲门，想知道我在里面干嘛。我说：‘我只是读书。’他们问：‘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书？’我说：‘我喜欢，不行吗？’” 当年年底，她几乎完全不吃一般的食物。“我一天吃个七至九条巧克力，因为那样就够了，这样就不用去学生餐厅。若是到餐厅，大家会说：‘你好吗？’我根本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我继续念书，度过那一年，因为只要我一直现身，就不会被人注意。若是老躺在床上，校方会找父母来，我就得解释，我应付不了众人诡异的目光和自己脆弱的感觉。我甚至不想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想回家，我觉得自己陷在那里，如置身迷雾中，看不见五英尺外的东西——就算我妈就站在六英尺外也看不到。忧郁让我觉得很丢脸，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坏话。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即使是在厕所里独处都会让我觉得很困窘。我的意思是，在公共场合当然会让我很痛苦，但即使是一个人，我也没办法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当一个人，连当个怪人也不配。我觉得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很丢脸。那令人痛苦万分。”
　　到了十年级的夏天，情形更糟糕。她长了湿疹，和紧张有关，因而更加烦恼。“和人在一起是最累的事情，即使只是讲讲话。我离群索居，几乎一直躺在床上。我想把身体藏起来。”她终于开始接受治疗，服用妥富脑（Tofranil），周遭的人都发现她有进步，“到了夏末，有一天，我终于能跟母亲到纽约城逛街然后回家。那是我当年夏天觉得最刺激、最有活力的事。”她也和治疗师混熟了，两人成为密友。她在秋天转学，新学校给她一间单人房，很适合她。她喜欢那里的人，服用改善精神状况的药。她认为那年夏天，父母终于把她的情绪状态当成真正的问题，对她很有帮助。她开始用功读书，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高年级时，她当上学监，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普林斯顿大学，她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虽然喜欢独处，但她发现自己没办法独处，为了不让自己孤单，有六个朋友轮流陪她睡。他们通常睡在她床上——她还不想有性关系，而她的朋友也尊重她的防线。他们只是保持友谊关系。“和别人一起睡，享受亲密的依偎，变成我重要的抗郁剂。我喜欢依偎在一起，不想要有性行为。我宁愿放弃吃东西，放弃看电影，放弃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放弃一切，除了睡觉和到厕所寻求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老实说，我怀疑那是不是化学药剂在我脑中的作用。”她花了一点时间才进一步走到发生肉体关系。“我向来十分在意自己的裸体，从来就没想过穿泳装出现，也没有因此受到精神创伤。跟其他人相比，我较晚才有性经验。别人努力说服我，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我倒不这么想。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样不对。就像七喜汽水的广告词——没试过，怎么会知道。但是，最后我还是改变想法了。”
　　“我一直不想再依赖药物，当心中抱持这种想法时，你不知道情形到底有多糟。到最后，朋友终于说服我继续接受药物治疗。那年夏天，她去滑水，还有只海豚浮上来，游在旁边。那是我觉得最接近天堂的感觉，当时心想，我在这里交到朋友了。”她十分兴奋，于是再度中断服用药物。六个月后，她又开始服药。三年级快结束时，她开始使用百忧解，效果不错，但是百忧解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百忧解跟着她八年，“我用一阵子药，又停一阵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了，可以不必再用药，一定没错。然后停止服药，觉得很好，但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完了。像是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然后发生一些小事——你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比说，牙膏盖掉到下水孔里，但是这些还不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让人惊慌失措的是祖母过世。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思考，将来要怎么走，我的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很难判断低潮与高潮的界限和转折在哪个时候。”一次突然的发作让她错过朋友的婚礼——“我没办法走出公寓，坐上巴士到朋友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席。”她又开始服用百忧解。
　　后来，她终于放弃药物治疗，如此才又唤起她的性欲，同时开始转向顺势疗法，我在那时候认识她。顺势疗法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有用，她觉得这类疗法让她保持稳定，但是当外在环境引发忧郁时，顺势疗法也没办法挽回。虽然日子很难过，她还是靠着顺势疗法度过了冬天。曾经有一个月，她担心忧郁又将来临，后来发现只是经前症侯群。“经血开始流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心想：‘哦，太好了，这样就对了！’虽然停止用药，并未造成严重的恶化，但是她没办法应付更难过的事情。整个疗程对她轻微失调的治疗效果很不稳定，尤其是紧张造成的失调。
　　第52节：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3)
　　大约在这时候，她放弃了谈话治疗，开始进行茱莉亚?卡麦隆所说的“晨间记录”，花二十分钟写下早晨心中的意识。她说这种方法让她理清自己的人生，如此连续三年，至今无一日间断。她还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表，详列低潮或无聊感来临时该做的事——开头是：读三五篇小朋友写的诗、做一些拼贴作品、看看照片、吃一点巧克力。
　　开始做晨间记录后的几个月，她认识一位男士，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想到有人在隔壁房间做事，我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快乐多了。友谊对我非常重要，友谊是稳定情绪的功臣。我需要安慰，我需要小小的问候和关注。即使是有缺陷的友谊也比孤单一人好。”她的未婚夫接受了她的忧郁症，“他知道必须有准备，好比说，等跟你谈完忧郁回家后，他就得帮我，”她告诉我：“他知道要有随时提防我复发的准备。有了他，我觉得自己好多了，更有能力做点事情。”事实上，她的情况好到可以中止采用多年的顺势疗法。她整整一年都处在快乐、幸福的状态，计划举办隆重的婚礼。
　　那是场美好的夏日婚礼，周密得有如顺势疗法的疗程。克劳蒂亚打扮得很漂亮，在这个场合中，感受到众亲友的衷心祝福。大家都为克劳蒂亚而高兴：她找到了爱，度过了人生的灾难，她长大了。克劳蒂亚的家人如今已迁至巴黎，但他们仍为她保留从小长大的房子，位于康乃狄克州热闹小镇一栋十七世纪的房子。我们在早上聚集到婚礼会场，新郎与新娘在典礼中祈求众神的保佑。接下来的午宴在一位住对面的亲友家中举办，下午四点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举行婚礼，然后是鸡尾酒会，克劳蒂亚和她的丈夫打开一个盒子，飞出一群蝴蝶，美妙地围绕在我们身边。高雅的晚宴有一百四十位客人参加，我坐在神父旁边，他说他主持过的婚礼，从来没有一场是如此地无可挑剔，这场由克劳蒂亚和她丈夫共同参与的仪式，完全以他所说的“歌剧式的和谐”来演出，每个细节都十分完美。席上的座位牌、菜单和程序表都是用木刻版印制的，上面的图案是特别为这次仪式所绘制的。新郎亲手做了一个很大的四层蛋糕。
　　改变会令人紧张，即使是好的变化也一样，而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变化之一。结婚前开始出现的问题，结婚后会更加严重。克劳蒂亚觉得问题是她丈夫带来的，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承认她的状况也可能是原因。“其实他比我还担心我的未来。结婚那天，大家都觉得我很快乐，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很快乐。但是那一整天，我告诉自己，都走到这一步了，我应该充满爱，应该拥有完满的爱，而我的感觉却像是走进屠宰场的羔羊。新婚之夜，我只感到精疲力竭。我们的蜜月，坦白说，真是多灾多难。整个旅行过程，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不想要他看着我。我们试着做爱，但我觉得很痛，就是做不起来。我看得出他很爱我，但我心想：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将来会变心，想到我毁了他，又伤了他的心，就觉得很悲伤。”
　　九月底，她又开始进行顺势疗程，情况稳定下来，但严重忧郁却很难治愈。“我在工作时，”她回忆说：“突然间，觉得自己又崩溃了，开始大哭。做事时觉得自己很不专业。我会原谅自己，说我头痛，必须回家休息一天。我恨所有的事情，恨我的人生。我想要离婚，甚至希望自己根本没有结婚。我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没有未来。我已经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我想，老天，我们人生剩下来的日子还有什么好聊的？每天都要一起吃晚餐，饭桌上该谈什么？我已经没话好讲了。而他当然觉得那是他的错，十分自责，他没心情刮胡子，或是上班、做事。他想尽办法，但也无计可施。他为我做什么都不对，无论做什么都没用。但我当时还看不出来，我会叫他走开，想独自一个人，但那时我心里希望他坚持陪在身边。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我问自己，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快乐，我不知道。好吧，那我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我快被搞疯了，毫无头绪，没什么可追求的目标。我把这些全推到他头上，我知道这让他很害怕——虽然我那时候很清楚，但觉得无力阻止自己。”十月时，她和朋友一同吃中饭，朋友说她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她突然哭起来。
　　这是她自高中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后来，朋友说服她再回头服用西药。她的心理医生说她采用顺势疗法这么久，简直是疯了。他开舒忧给她服用。“立刻就有了改变。我当时还可以回想到忧郁那段时光的感觉，而且心想，就是忧郁让我失去性欲，所以和丈夫做爱时很痛苦——不只是影响性欲，它还让我身体失调，所以我甚至连下体都不会湿润。排卵期时，我有百分之二的机率产生性欲，而且那是一个月内性欲最强的时候。但情形已经好很多了，我的丈夫很温柔，他说：‘我不是为了性而娶你，不要紧。’我想，只要我不再是刚结婚时的那个疯婆子，他就已经很庆幸了。我们的生活又稳定下来，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优点——精神的安全感又回来了，温暖又回来了。我是个空虚的人，而他填满了我的空虚，而且他也喜欢依偎的感觉。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好人，我又开始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幸福。他爱我，现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如今我们的关系，至少有八成以上的时间是美满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糟糕。当我减少十毫克药量时，忧郁又会乘虚而入，而且非常烦人、混乱，难以忍受，不过我可以赶走这些情绪。我发现我依然需要药物来保持情绪不致滑落。我觉得不踏实，如果我感觉还算安全，就会停止服药，但我没有安全感。我发现要区分忧郁的我和不忧郁的我愈来愈难，我想我心中忧郁的倾向甚至比真正的忧郁情绪还强，忧郁不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和最极端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愿一辈子都躺在床上受苦。身染忧郁症而最后却能成功的人，都有三个条件：首先，他们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们接受这是一生都摆脱不掉的事实；然后，他们会想尽办法超越自己的体验，从中成长，跨出自己的世界，走入现实人群中。一旦过了了解和成长这两个阶段，就会领悟到，你可以和世界互动，继续过日子和工作。你不再是个残障者，而且可以感受到战胜的感觉！可以把小事丢一边的忧郁者，会比放不开的忧郁者好过多了。刚开始了解自己这辈子都得面对情绪起落时，我非常非常痛苦。但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全无希望。这已经成为我的人生重心，该如何从中得到成长？或许它现在会伤害我，但我该如何从中学到东西？”克劳蒂亚?薇佛抬起头斜向一边。“我知道，我运气不错。”
　　就是这种追求的精神，可以和各种实验的疗法一样，让她战胜挫折，过上完整的人生，虽然眼前还有这么多难关。
　　第53节：病友团体疗法(1)
　　■病友团体疗法
　　在我研究的各种群体治疗里，我觉得其中最不可思议，最能够让人成长、打开封闭心胸的，就是以伯特?海宁格的方法为基础的治疗法。海宁格的一位弟子雷格哈德?李耳于1998年来到美国，引进一种强力的疗法，我本来抱持着天生的疑心参加这项治疗，后来渐渐为其着迷，改持尊敬的态度。李耳的疗法对我颇有效果，我也发现它在团体内的其他人中也产生强大的作用。和眼动心身重建疗法一样，海宁格法对身心受到重创的人特别有效，但对李耳来说，所谓创伤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好比说，“我妈妈讨厌我”）而非特定时间内发生的某一事件。
　　团体由二十多个人组成，大家聚在一起，借由一些基本的仪式来建立互信。然后李耳要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经验编出一个故事。我们分享大家简单的故事，接着每个人都要从团体中挑出几位同伴来扮演故事中其他的角色。雷格哈德?李耳就以这几个人来编出一种复杂的舞蹈，把他们当成人体标牌，一个个排列站好，依着故事主题移动，更清楚地把故事重说一遍。他称这种形式为“家族星座”。我选择以母亲的过世为我忧郁来源，有人扮演我母亲，有人扮演我父亲，有人扮演我弟弟。李耳说他希望再找人来扮演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四位亲人我以前只见过其中一位。他调整我们位置时，要我面对着这几个角色说话。他说：“你会对你母亲的爸爸说什么？他在你母亲还小时就过世了吧。”在所有我接受的忧郁治疗中，这大概是最依赖权威领导者来决定的疗法。李耳可以激发出每个人巨大的力量，当时我在那二十分钟里，跳了他的舞步，说了许多话，我真的觉得在跟母亲对话，告诉她我心中所想的事和感觉。后来魔咒解除了，我回到新泽西州一座会议中心的研讨室里——但我觉得那天有种平静的感觉，好像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也许这只是我对心中的力量——不在世间的祖父母和已过世的母亲——讲出我从未说过的话所造成的结果，但我深深为其过程感动，觉得有神圣的力量在其中。它不能治好忧郁症，但可带给你某种程度的平静。
　　忧郁发作时，你很难说出口，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一样，所以忧郁症病友支持团体治疗法直觉上似乎不可行。不过，随着忧郁症造成的事件渐渐为众人承认，和治疗补助金的降低，这类团体也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以往我从未参加过病友支持团体——因为我自大、冷漠、无知和想保护隐私——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是参加了。美国和全世界有数百个组织成立了病友支持团体——大多数是医院设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忧郁症与相关情绪障碍协会”，开设了六十二个不同的病友支持团体，建立一对一的伙伴系统，并出版一份相当不错的内刊，叫做《一帆风顺》。位于纽约的“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是全美最大的支持组织，每周开设十四个病友支持团体聚会，每个团体约有一百五十多位参加者，一年服务七千多位加入者。他们出版一份季刊，寄发给六千多位读者。情绪障碍者病友支持团体的集会在许多地方举行，我最常去的是每周五晚上七点半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那场，忧郁症者在这个时间大多数没有别的约会。要参加这个团体，得先付四块美金，然后领到一张没写上姓氏的名牌，参加集会时挂在身上，每次有十多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首先，每个人要自我介绍，并说明自己来这里希望能得到什么。接着是综合讨论。大家说出自己的故事，并对别人提出意见，有时候像在玩“比谁最惨”的游戏。一场集会下来要两小时，中间过程总是让人悲痛万分，参与者多是拒绝治疗和被遗弃的人，个个都有满腹辛酸的人生故事。许多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被病症摧毁，失去家人和朋友，这些团体试图弥补医疗系统的缺失——现行医疗制度对个体的照料越来越匮乏。
　　第54节：病友团体疗法(2)
　　集会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我走进一个有着醒目荧光灯的房间，看到十个人等着讲自己的故事。忧郁症者不大会打扮，而且嫌洗澡太累人，这群人的外表大多和他们的内心一样褴褛。我参加了七次周五的聚会，最后一次去的那回，是由约翰先发言，因为他喜欢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十年来他几乎每周都来参加，是位“老鸟”。约翰几乎从来不缺勤。他不想用药物治疗，但尝试使用草药和维他命，他觉得自己会好起来。黛娜今晚忧郁得不想说话，她把下巴靠在膝盖上，保证下次会再试着说说看。安妮有一阵子没来病友支持团体，她曾有过一段悲惨的日子：服用速悦（一种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重吸收抑制剂——译者注）来对付忧郁，改善了不少，然后她提高剂量，造成偏执，“发疯了”。她觉得黑手党要找她麻烦，于是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最后进了医院，服用“所有药物，每种都试”，因为都没有效果，只得接受电气痉挛疗法。她回想不出多少当时的情形，电气痉挛疗法会抹掉许多记忆。她以前是个很有能力的白领，如今靠帮人喂猫过日子。她今天丢了两个客户，而且是很不客气地被辞退，她觉得很屈辱，因此决定参加今天的聚会，双眼充满泪水。“你们都是好人，愿意倾听别人的话，”她说：“在其他地方，没人理你。”我们试着安慰她。“我以前有很多朋友，现在都离我而去。但我在努力克服。在不同的猫咪之间走动是有好处的，这使我保持活力。”
　　杰姆被威胁开除“政府机关”的工作，因为太久没去上班，他已经请了三年病假。跟他还算熟的同事，大多数不知道他请了病假。他假装还在上班，上班时间都不接电话。他今晚气色还不错，比之前看到他时好一点。“如果我不出现在人面前，”他说：“我会想自杀，这就是我仍要继续上班的理由。” 下一位是霍依，他整晚都坐着，扫视着房间四处，胸前抱着一件绒毛大衣。霍依来的次数不少，话倒是不多。他四十岁了，一直找不到全职工作。两个星期前，他宣称找到了全职工作，收入会改善，以后会是个正常人。他服了不错的药，似乎有点效果。但若是药失去效果怎么办？他还能继续每月领八十五美元的残障补助费吗？我们都劝他勇往直前，试着去工作，但是他今天说要放弃，他害怕接那项工作。安妮问他情绪是否稳定？外界事件是否会对他造成影响？放假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霍依茫然地看着她，说：“我从来没放过假。”大家都盯着他看，他的双脚在地板扭动着。“对不起，我是说，我大概从来没有做什么需要放假的事。”
　　波丽说：“我听别人提到心理的循环周期，说心情会有高潮和低潮，这让我很嫉妒——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过。我一直都一样，是个阴郁、不快乐、焦虑的小孩。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吗？”她曾服用Zardil（一种MAOI型抗郁剂），还发现服少量的Clonidine（一种降血压药物）可以降低她严重的不安感。她原来用的是锂盐，但这使她在一个月内胖了十五磅，所以就停药了。有人认为她可以试试帝拔癫（一种抗癫痫剂，也兼具情绪稳定作用），和Nardil混合使用会不错。服用Nardil的食物限制令人很痛苦。杰姆说克忧果让他病得更严重。梅格丝好像是隔着雾说话，“我没办法决定，”她说：“我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定。”梅格丝曾经了无生趣到躺在床上一星期没起来。治疗师几乎是强迫她到这个支持团体来。“在服药之前，我是个神经质、卑劣、自毁的人，”她说：“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她环视着房间，好像我们是天堂之门前面的陪审员。“要怎样才比较好？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约翰摇摇头说：这就是问题，治疗会比病本身好到哪去？”轮到绮儿了，她四处观望，但她知道自己没注视任何人。她是丈夫带来的，希望这个聚会对她有帮助，他正在外头等着。“我觉得，”她无精打采地说着，好像是一台速度变慢的老式录音机：“我好像已经死了几个星期，但身体还不知道。”
　　这场分享痛苦的悲伤聚会，对大多数的参与者来说，是把自己从孤绝中解放出来的奇特方式。我还记得我最糟糕的时候，那些疑惑不解的面孔，还有（当父亲问道：“你好点了吗？”我回答：“没有，没什么改变”时）心里的失望之感。有些朋友很好，但对有些朋友，我不得不表现得圆滑一点，幽默一点。“我还算喜欢来这里，但是老实说，我现在有点精神崩溃，所以改天再说，好吗？”只要直率地用嘲讽的语调说话，就可以保守自己的秘密。支持团体中的气氛——今天我很坦诚，你呢？——鼓励每个人充分表达自我，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也开始解除内心的戒备。忧郁时，很多感觉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只有了解那种感觉的人才能以直觉感受到。有位女士谈到家人毫不怜悯地试图要拉她出门找乐子，她说：“如果我拄着拐杖，请不要让我跳舞。”
　　第55节：病友团体疗法(3)
　　世界上有太多的苦痛，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表达出来，他们坐在隐形的轮椅上，身上打着看不见的石膏，艰难度日。我们互相加油打气。某个晚上，苦恼的苏珊大哭着，眼泪弄花了她脸上厚厚的妆，说：“我想知道你们哪位有像我一样的感觉，怎样才能避免。我不远万难来到这里，有谁能告诉我，那种感觉是不是真的，请谁来告诉我。”又有一个晚上，有人说：“我的灵魂伤得很深，我只想和别人交流一下。”
　　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还提供实用的生活建议，对得不到朋友、家人和完善健康保险的人特别有用。比如说，你不想让老板或未来的老板知道你有忧郁症，该如何讲明又不必说谎？我接触过的互助团体参加者，他们提供的协助大多不错，但很不幸，建议却极糟糕。如果扭伤了脚踝，其他脚踝也扭伤了的人可以给你不错的指点，但若你有精神障碍，其他精神障碍者的建议最好别听。我从书上得到许多知识，发现从病友那里听来的忠告十分拙劣，没有事实根据。克里斯汀绝对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未接受药物治疗，愈来愈癫狂，我猜他会在本书出版之前进入自毁阶段；别人不应该太早，建议娜塔夏停用克忧果；克劳蒂亚所经历的电气痉挛疗法，大概并不适当，后来又服了太多药物，成了行尸走肉；杰姆接受过电气痉挛疗法后，或许可以真正开始工作，但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疗法作用的程度；克劳蒂亚一定会讲些让他不安的经验。
　　有一次聊到要如何向朋友解释，史蒂文，一位长期的互助团体病友，问大家：“你们外面还有朋友吗？”只有一个人和我答有。史蒂文说：“我尝试交些新朋友，但不知道要怎么认识，我孤单太久。我服用百忧解，在那一年里还有效，后来又没用了。我觉得那时我很努力，但是失败了。”他好奇地看着我。他沉郁、善良又聪明——就像那晚一个病友说的，他真是可爱的人——但如今已不在人世。“除了在这里之外，你怎么面对别人？”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补了一句“你面对别人时，跟他们聊什么？”
　　和所有疾病一样，人人都有可能得忧郁症，但在我所认识的忧郁症者中，法兰克?鲁沙可夫是最不像会得这种病症的人，他二十九岁，讲话温柔礼貌，天性善良，长相端正，除了严重得吓人的忧郁之外，各方面都很正常。“你想探进我脑袋吗？”他曾写道：“欢迎。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其实也不是我以为的样子。”大概是大学毕业之前一年，法兰克?鲁沙可夫的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他正在看电影。后来的七年中，他入院三次。
　　他第一次的体验十分突然：“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正开着车向一棵树撞去。我觉得好像有重物压在脚上，有人扯我的手臂。我觉得自己回不了家，因为路上的树太多了，没办法闪开，所以只好转头向医院开去。”接下来的几年，他试遍了书上所有的药物疗法，一点用都没有。“在医院里，我真的曾试着要掐死自己。”最后他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病情有改善，但造成短暂的癫狂，他回忆当时：“我产生幻觉，攻击其他病人，必须暂时进入静闭室。”其后五年，只要忧郁一发作，法兰克就接受强力的电气痉挛疗法（只施行一次，而不是连续多次施行），大约每六周一次。另外，他还服用锂盐、威博隽（抗郁剂）、劳拉西泮（三环类抗郁剂）、Cytomel（甲状腺激素）和Synthroid（甲状腺及副甲状腺激素）。“电气痉挛疗法有用，但我不喜欢。这种疗法很安全，医生推荐采用，不过头要接上一种电极，很恐怖。我讨厌记忆丧失的问题，还有头痛。我老是担心他们会出差错，或是我把一切都忘记了。我每天写日记，好让自己记得发生过的事情，否则，什么都想不起来。”
　　曾撰写精神外科史的艾略特?华伦斯坦说：“人们依然把这种手术和精神控制联想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加州曾有一段时间禁用电气痉挛疗法，如今在神经外科仍属非法。“精神外科要做的事很清楚，”华伦斯坦说：“治疗对象中，约有七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至少还会有一些反应；约三成的人有明显改善。这种方法只用在患有长期严重而且无法以药物和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精神病症上，这类病人对身边任何事情都无法应付，是严重失能的重病者，也就是那些最棘手的病例。它是不得已的手段。我们只是做一些轻微的手术，有时可能要重复做两、三次，但我们比较喜欢采用欧洲的作法，立刻动大手术。我们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对记忆或感知、思考功能造成永久的影响。”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法兰克刚做完扣带回切除术。手术过程是，冰冻局部的头皮，医生在头骨前方钻一个小洞，然后把一根电极棒伸进脑中，切除约八乘十八厘米的组织面积。手术过程中以镇静剂作局部麻醉，使用立体定位。这种手术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会做，最顶尖的是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为法兰克动手术的是瑞丝?柯兹葛弗——美国精神外科的顶尖人物。
　　法兰克的手术治疗结合服用金菩萨（抗精神药物），结果很成功。接下来的一年，他有些起伏，但没有再入院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信告诉我病情的进展，提到他可在朋友的婚礼中待一整晚。“以前，”他写道，“我办不到，因为害怕影响到自己不稳定的情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写作研究所课程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在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他决定入学。当时他有位女朋友，与她有过快乐的时光。“我很惊讶，居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重重的难关中奋斗，但同时能得到友情与爱情，我真的很高兴。女友是我希望的所在。”
　　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第56节：恩杜普仪式(1)
　　■恩杜普仪式
　　“恩杜普”是精灵信仰的仪式，诞生的时间比巫毒教更早。这种仪式的举行，有时公开、有时秘密，塞内加尔是回教国家，但是当地的回教徒对这类古老的习俗睁一眼闭一只眼，你可以接受恩杜普仪式，大家会在仪式进行中围绕着你，但你不可以对外多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女朋友的母亲几年前搬到达喀尔，她认识一个懂得执行这种仪式的治疗师，透过这牵连复杂的关系，我才得以见识恩杜普。星期六傍晚时，我和几位塞内加尔的朋友搭计程车到吕菲斯克城，穿过狭窄的巷道、荒废的破屋和准备参加仪式的人群，终于到达举办仪式的老太太——玛蕾姆?狄欧芙的家。玛蕾姆?狄欧芙的祖母曾在这里举行仪式，她把方法传授给玛蕾姆；而她的祖母又是从其祖母那里学来。玛蕾姆说，这项家传秘法代代相传，往前回溯，历史久远。和我们碰面时，玛蕾姆光着脚，戴着头饰，穿着长袍，上面用蜡染画着恐怖的眼睛图案，缀以黄绿色的蕾丝边。她带领我们走到小屋后头，那儿的屋顶以非洲木棉树的树枝铺成，摆了大约二十只大陶锅和一大堆阳具似的木柱。她解释说，她召唤出来的精灵躲藏在地底下，这些锅子中装的水和树根是用来喂它们的。如果参加恩杜普的人觉得自己不舒服，可以在锅中洗浴或喝下里头的水。
　　参观之后，我们跟着她走进一个黑暗的小房间，好奇地问起之后该做什么，她说这要看精灵想要什么。她牵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好像上面写了什么。然后在我手上吹了一口气，把我的手贴在我额头上，开始触摸我的头颅。询问我的睡眠习惯和是否有头痛的毛病，然后宣布我们要用一只白鸡、一只红色小公鸡和一只白公羊来祭拜精灵。接下来，我们开始为了“恩杜普”的价钱而讨价还价，最后答应提供给她需要的材料，才把价钱杀低至一百五十美元，包括：七千克粟米、五千克糖、一千克瓜子、一个葫芦瓜、七公尺白布、两个大锅、一张草席、一个竹篓、一根大棒子、两只鸡和一只公羊。她告诉我，我身上某些精灵（塞内加尔人认为，无论到哪里，人的身上都有精灵，有些对你有益处，有些中立，有些有害——有点像细菌）嫉妒我和同居人的性关系，所以造成我的忧郁症。“我们要献祭牲礼，”她说：“好安抚它们，它们会平静下来，你就不会再受忧郁所苦。你的食欲会变好，睡得安稳，不会做恶梦，恐惧会远离你。”
　　星期一，我们又去了一次吕菲斯克。一出城就看到一个牧羊人，于是停车买了一只羊。要把羊塞进计程车的行李厢中可不容易，它一直哀嚎，拚命挣扎。我们又开了十分钟的车，进入吕菲斯克有如迷宫的狭小巷道，把羊交给玛蕾姆，然后到市场买其他东西，一位朋友把这些东西顶在头上，像比萨斜塔似地，然后乘着马车回到玛蕾姆的家。
　　她命令我脱去鞋子，领我到放着锅子的地方。那里刚铺好一片沙，五位妇女聚集在一起，身上都穿着宽松的长袍，颈挂玛瑙项链，腰缠像香肠的布包腰带（画满了图形和咒文）。其中一位近八十岁的女士炫耀着她显眼的太阳眼镜。她要我两腿伸直坐在席子上，手掌朝上，方便占卜。女士们把一堆粟米倒进竹篓，然后加入各种有巫术魔力的东西——粗短的棍子、某种动物的角、爪子、扎得紧实的袋子，还有用红布作的圆形物体，里头塞了海螺和一撮马毛。接下来，她们用白布罩住我，把竹篓放在我的头上六次，两只手臂各六次，然后是身上各处。然后要我抓住一把小棒子，再扔到地下，她们接着讨论起小棒子形成的图案。我用手和脚各做六次。有一群老鹰飞来停在猴面包树枝搭成的棚子上，这是好兆头。她们脱去我的上衣，把玛瑙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用粟米搓着我的胸膛和背部。然后要我站起来，脱去牛仔裤，围上一块缠腰布，再用粟米搓揉我的手臂和腿。最后她们捡起散落四处的粟米，用一张报纸包好，告诉我要把它放在枕头下，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再送给耳聪目明、四肢健全的乞丐。非洲是个到处充满不相称景物的地方，古老仪式进行的同时，收音机正放着电影《火的战车》的主题曲。
　　第57节：恩杜普仪式(2)
　　这时来了五位鼓手，开始打起太马鼓（一种非洲鼓）。鼓声响起时，已有十多个人聚在四周，然后愈来愈多，最后大约挤了两百多人，都是来参加“恩杜普”的。他们绕着草地围成一个圆圈。那只公羊的腿已经被绑了起来，侧躺在那，充满疑惑地看着这一切。有人告诉我，我应该躺在羊后面，抱住它，好像调情一样。我身上盖着一片被单和大约两打毛毯，所以我和羊（我得用手抓住它的角）卧在一片黑暗和闷热之中。后来我才看到，有张毛毯上面绣着法文“我爱你”。鼓声愈来愈大，节奏愈来愈快，我听到那五位女士在唱歌。每隔一段时间，在歌曲结束的地方，鼓声会停一下，然后一个人的歌声再起，鼓声随后加入，其他四个人接着唱起来，那两百多位旁观者有时候也会跟着唱。这几位女士一直在我身边围成小圈，这时我还抱着那只羊，她们不断地用什么东西敲打着我和羊，之后我才发现她们是用那只红公鸡敲打。我快闷死了，羊又很膻臭（而且它一直在我们的小床上挣扎），地面随着人群的舞蹈而震动，我只能死抓着羊角，心情愈来愈糟，局促不安起来。
　　最后，他们终于把毯子掀起来，有人拉起我随着鼓声起舞，步伐慢慢加快。玛蕾姆带领人群起舞，我学着她的姿态，随鼓手踩踏脚步，用力挥手，这时人们都在拍手。那几位女士轮流上前，我得跟着她们跳，然后人群中又有其他女士一个个步出人群，我也得跟着她们跳，跳得头昏眼花，玛蕾姆伸手扶住我，我几乎要倒在她们身上。突然有位女士被附身似地疯狂起舞，不停地跳跃，好像地上着了火，然后整个人瘫倒在地。我后来才知道，她一年前才做过“恩杜普”仪式。当我快喘不过气时，鼓声忽然停下来，她们要我把内衣也脱下来，我身上只剩缠腰布而已。那只羊还躺在地上，我要从它身上跨过，由右而左七次，由左而右七次，然后用脚踩住它前后腿，一位鼓手走过来，把羊头放在一只金属盆中，割开它的喉咙，然后把刀子的一面抹在我额头上，另一面抹在项背。羊血喷出来，盆子很快就盛满了。她要我在盆中洗手，等血凝结时，再把血块弄开。我在晕眩中奉命行事，那个人斩了鸡头，将鸡血与羊血混在一起。
　　之后我们离开人群，走到早上那个放锅子的地方，就在那里，那几位女士把血涂在我身上，每一处都要沾到血。我头发上、脸上、阴茎上和脚底下，全身上下被她们涂满了血，血还有些余温，凝结的部分就粘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竟然令我觉得很舒服。等全身都涂满了，有人说现在是正午，给我一罐可乐，我很高兴地喝下去。她帮我洗掉手和嘴上部分的血，好让我喝可乐，还有人给我一些面包。有个戴手表的人说我可以休息到三点。仪式过程中突然有了一点轻松的气氛，一位女士试着教我唱早上我躺在草席上时她们围在我身边唱的歌。我的缠腰布都湿透了，几千只苍蝇受血味吸引，停得我满身都是。这时候，那只羊被吊在非洲木棉树上，有个男子在剥皮削肉。另一个人拿了一把长刀，慢慢在地上挖出三个很圆的洞，每个都有约十八寸深，位置靠近之前叫作“恩杜普”的水锅。我站在附近，拼命赶开想停在我耳朵和眼睛上的苍蝇。等洞挖好后，差不多三点了，他们又叫我坐下，女士们把羊肠缠在我的手、脚和胸膛上，要我在每个洞里敲进七根木棍，每个洞祈祷一次或许个愿。然后我们把羊头分成三份，每个洞放一份，她们再加进药草和一点羊的某部分，还有一些公鸡的肉块。玛蕾姆和我轮流在各个洞里各放进七块粟米饼和糖。然后她从不同的袋子中取出七种粉末，是用树叶、树皮做的，在每个洞里都撒一点。接着把剩下来的血分好，倒进洞里，羊肠从我身上取下，再扔进洞里，玛蕾姆用新鲜的树叶铺在最上方，然后与一位男士（他一直想捏她的屁股）把洞填平，接着我要用右脚在每个洞上各跺三次。再下来，我要不断对我的精灵念着：“离开我，让我平静，让我好好做事。我绝不会忘了你。”咒文的某些内容很吸引我，“我绝不会忘了你”——好像是很尊重傲慢的精灵，好像要让它们心甘情愿地被驱走。
　　一位女士用血将一只陶罐涂得光亮，放在我们刚填平的地方。一根木棍钉进土里，刚才仪式中用的碗倒放过来，用拌了粟米、牛奶和水的混合液浇在上头，也浇在那些像阳具的棒子上。一只装了水的碗，又在里头加了草药粉末。这时候，我身上的血都干硬了，感觉好像身上长着巨大的痂，皮肤异常地紧绷。她们说，我这时可以去洗身子了。这几位女士愉快地笑着，开始剥去我身上的血块。我站直了，接受她们用口含着水向我喷洒（以这种方法去除血块较轻松）。最后，我要喝大约半公升的水，水中加了玛蕾姆刚才在仪式中用的树叶粉末。等我全身都清干净，换了条新的缠腰布，鼓声再度响起，人群又回头聚拢。这回跳的舞是表示庆贺。一位女士告诉我：“你摆脱了精灵，它们离开你了。” 她给我一瓶加了树叶粉的水，并且说，如果精灵又来找麻烦，就用这瓶药水冲洗自己。鼓手快活地加快节奏，我和其中一位鼓手嬉闹地较起劲来，他愈打愈猛，而我愈跳愈高——他承认我们是旗鼓相当。最后每个人都分到一些粟米饼和一片羊肉（我们拿了一条羊腿，晚上用来烤肉），玛蕾姆说，我已经得到解放了。下午六点过后，我们搭乘计程车离开，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人群向我们挥手，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家，好像过完一个快乐的节日。
　　第58节：恩杜普仪式(3)
　　恩杜普仪式比美国现行的任何一种群体治疗更令我印象深刻，它提供一种思考忧郁之苦的方法——忧郁症是患者之外且非患者本身的东西。这个仪式撼动你的身心，使人的脑部产生剧烈的化学作用—— 一种不插电的电气痉挛疗法。仪式伴随着亲密的社群经验，与他人亲密接触，让一个人意识到死亡，同时又确定自己依然活得很好。它强迫患者进行剧烈的身体活动，随着特殊的流程，在重复的动作中，让人得到慰藉。它还充满活泼的能量——舞蹈与歌唱，精彩的演出。最后，这是一种仪式，任何仪式——无论是全身涂满羊血与鸡血，还是向心理医生倾诉小时候你母亲做了什么——都有显著的效果。神秘与独特的结合，向来都拥有巨大的力量。
　　治疗法有千百种，我们该挑哪一样？哪种忧郁疗法最好？该如何结合另类疗法和较正统的疗法？“我可以给你1985年的正确答案，”曾研究过无数治疗系统的人际关系治疗师，桃乐丝?安斯坦说：“我可以给你1992年的正确答案；我可以给你1997年的正确答案；我可以给你现在的正确答案。但这种答案有什么意义？我没办法给你未来的正确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答案一定和现在不同。” 精神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会随着潮流变化的学科，今年的重大发现，可能是明年的荒唐笑话。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未来依然成立。我们对忧郁的了解是如此可怜，但另一方面，在忧郁症的疗法上却有重大进展。治疗法是否一直能继续发展，我们不敢说，因为这种发展大部分要靠运气，而对已在使用中的治疗法，想搞清楚其作用原理，也还要好一段时间。现今的新药之中，最有希望的是reboxetine，一种选择性正肾上腺素重吸收抑制剂。可用三环抗郁剂刺激分泌的正肾上腺素，和血清素与多巴胺一样，与忧郁的发生有关，而且正肾上腺素刺激剂似乎可和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一起作用，而与威博隽二种正肾上腺素（多巴胺重吸收抑制剂）合用则会危害所有的神经传导物质。早期的研究显示，Reboxetine是可以提升病患精神与社交能力的好药，但它也会造成口干、便秘、失眠、汗量增加与心跳加快。Reboxetine是由法玛西亚与普强药厂所生产。另一方面，默克药厂（Merck）也曾针对脑中另一种物质——物质P——来研究药品，物质P会造成疼痛反应，研究认为它与忧郁有关。他们研发出的第一种物质P抑制剂对治疗忧郁症似乎不甚有效，不过他们正致力于研发其他新药。
　　参与“脑显微解剖计划”的科学家试图找出影响脑部生长与功能的基因，他们还希望知道这些基因何时会作用。脑显微解剖计划使基因操纵技术有了重大进步。“若要我下注的话，”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我会赌基因。一旦发现影响情绪变化或疾病产生的那一小部分基因，突然间，我们会说，哎呀，这条路会通向哪里？是不是带领我们了解大脑作用的路呢？能用来治什么？这些基因何时会作用？它们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容易生病和不易生病的大脑，在作用上有何不同？这时候，是哪些基因建构出大脑的这部分？试想，我们有可能在杏仁核中发现一种特别的亚核会导致负面情绪。通过这项突破而找到的这个结构上所有的基因能用做什么？好吧，那我们就有研究的工具了。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情绪基因，这个词只是简化说法。每种与疾病形成有关联的基因，都可能对身体和脑部产生许多其他的影响。大脑是一个散布讯息的处理器。”
　　如果人类的基因体是由三万个基因构成——这个数字会随着新发现而日渐增加——而每个基因又有十种主要的常见变形，那人类基因就有十的三万次方个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弱点。辨识出某种基因，与找出这些基因在不同的组合与不同的情形、受到不同环境刺激会产生何种影响之间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得花多少力气来找出所有组合的可能性？然后要观察这些基因如何在各种外在环境下运作。即使有像电脑那样快的运算速度，这项研究依然永远发掘不完。在所有的疾病中，忧郁症可能是被最严重误解的疾病。我不是基因学者，但我敢打赌，与造成忧郁症有关的基因，至少有上百种。基因如何激发出忧郁，要看它们如何在外在环境刺激下与其他基因互动。我猜想，这些基因大多有正面的作用，但它们只要过度运作，就会造成明显的负面效果。对基因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其中几种忧郁，但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想要利用基因控制技术来消灭忧郁症，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第五章：族群
　　第59节：女性罹患的几率
　　第五章 族群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女性罹患的几率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果有人能减少因养育小孩的焦虑所引发的忧郁，那么男性与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就会差不多相等。而在一对角色区分不那么分明的夫妻中，男女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几乎相同——布朗的结论是：“两性忧郁症罹患比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角色差别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认为，忧郁使女性演化出对失去小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因为忧郁激发出她们教养小孩的动力。
　　还有一种情形，许多女性忧郁症者童年时曾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远比小男孩更容易受到性侵害，而强暴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忧郁症。这类女性还容易受厌食症之苦，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也被认为与忧郁症有关。营养失调会引起许多忧郁症的症状，所以或许厌食女性的忧郁症状是另一种病症，但是许多经历过厌食症的女性表示，即使恢复正常体重，这些症状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结构似乎与形成厌食症的痛苦自制观念，以及忧郁症中的无助感二者有关。自厌会让人不停地退缩，直到自己几乎消失于人群中。在探寻忧郁原因的诊断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特别重要。询问厌食症患者在没有想到食物或进食时是否会失眠，通常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女性主义评论者黛娜?克劳莉?杰克将这些看法分类整理，最后将其归因为女性失去声音与自我的要素，“因为这些女性听不到自己对配偶说的话，以致无法坚持信念和‘自我’的感受，反而变得对拥有私密感受的正当性感到怀疑。”杰克的理论是，无法与配偶充分沟通的女性（她认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配偶不想听）只得退缩到沉默之中。她们实际上很少说话，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主张，说些“我不知道”或“我根本搞不清楚”之类的话。为维持婚姻，避免关系彻底破裂，这些女性要让自己符合理想女人的形象，说些配偶喜欢听的话——即使亲密交谈也是言不由衷，把自己隐藏于人群中。杰克解释：“女性为寻求亲密关系而承担沉重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两性关系，通常是合伙关系，权力在男女之间可以相互转移，以适应他们共同与各自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过，女性所拥有的金钱或经济掌控权通常较少，在破裂的关系里，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容忍暴力与虐待，这都是事实。还有一种不断上演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剧情：忧郁的女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虐待，因而受到更多的暴力相待；又因受到虐待，于是变得更忧郁。这使她们更无力保护自己。
　　第60节：男性的病症(1)
　　■男性的病症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不同的女性忧郁的情形，却很少提到男性忧郁。许多忧郁的男性不愿意看病，因为他们处理忧郁的方法，不是退缩到沮丧的沉默里，而是退缩到暴躁的喧嚣、药物滥用与疯狂工作之中。根据统计报告，女性忧郁症者的人数为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忧郁者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四倍。单身、离异或鳏居的男性得忧郁症的比率，远远高于已婚男性。忧郁男性所表现的行为，不知何故被委婉地称为“暴躁”——他们对陌生人动怒、虐待妻子、滥用药物。作家安德鲁?苏立文最近曾写到关于他注射睾丸激素作为人类对抗艾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之一，结果提高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我一连串对家庭暴力当事人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抱怨。“我回到家，觉得整天都累坏了，”一位男士说：“那女人老问我烦人的问题，她说话的噪音像锤子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脑袋。那声音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因为她老在旁边唠叨。我不想伤害她，但想干点什么事。我快疯了，你懂吗？”另一位说，当他看到妻子时，觉得自己“如果我不挥一拳什么的，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废物。”
　　对妻子动粗当然不是表现忧郁感受的好方法，但这种症状通常与忧郁有紧密的关联。其他许多冲突、伤害行为，多少都是男性忧郁症的征兆。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示弱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行为，男性不可以示弱，这使他们不能哭，不能表现出失态的恐惧与焦虑。虐妻者认为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们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内心之苦就是对行动的召唤，若有情绪而无行动就不算男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举止粗暴的男性没有接受抗忧郁的治疗。如果说女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她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快乐，那么，男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胆怯的形式，而有些胆怯之举正是忧郁的症状。我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很害怕羊肉，那是一种胆怯的情绪在作怪。
　　第61节：男性的病症(2)
　　在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曾有过好几段暴力时期，由于之前从没有过暴力的举止，我一直怀疑这段时期和忧郁有关，是忧郁的表现之一，也说不定是我服的抗郁剂所致。小时候，除了我弟弟之外，我很少打别人，而且大概十二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他。三十多岁后的某一天，我莫名其妙愤怒起来，心中开始想着各种杀人的画面，最后把女朋友家里有我的相片的镜框打破好几块，将铁锤扔在玻璃渣中拂袖而去，才消去怒气。一年后，我和一位交往多年友谊深厚的同性朋友发生激烈争吵，他让我受伤颇深，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我已在某种忧郁状态中，我暴跳如雷，用从未有过的暴力行为攻击他，拉他去撞墙，不停地殴打他，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鼻子。他后来因为失血过多而住院治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颌骨在我拳下碎裂的感觉。当别人提起我攻击他的可怕景象时，我的回答几乎和虐妻者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藏在脑中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告诉我，暴力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对所做的事懊悔万分，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对朋友所受的苦而深深抱愧，另一部分的我却不对这件事有一丝后悔，因为我真的相信，若不这么做，我会完全疯掉——这个看法，那位朋友（我们依然很要好）后来也接受了。他精神的暴力和我肢体的暴力，实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当时，某些令我苦恼的麻木、恐惧与无助的感觉，可以借着粗暴的举动得到舒缓。
　　我反对虐妻者的行为，也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沉溺于暴力绝非处理忧郁的好方法。但是，暴力是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否定暴力的自然治疗力量。那天我回到家，身上沾着血——有他的，也有我的——心中同时充满着恐怖与快意的感觉，我感受到极大的解脱和释放。我从未打过女人，但在打落朋友下巴那段时期后的八个月左右，我在公开场合以恶言羞辱一位好友，因为她想更改晚餐会面的时间。我发现忧郁很容易激起怒气。现在的我是走出忧郁谷底了，才可以控制这种冲动。我能控制暴烈的愤怒，但多半是在特定场合而不得不压抑，我的行为通常都止乎礼仪。我的愤怒不是身体的冲动，一般都经过思虑，很少完全失去理智。我当时的攻击行为是一种病症，这不代表我可以推卸暴力的责任，我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为，但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位说过她们有相同的感受，而我认识的男性中，许多人曾有过类似的毁灭性冲动。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在冲动下行事，也有很多人无法控制而大发脾气，并在失态之举后感到放松。我不觉得女性的忧郁与男性有什么不一样，但我确实认为女性与男性有不同之处，而处理忧郁的方法通常也有差别。企图不让女性气质病理化的女性主义者，和认为可以克制情绪的男性，都一样是在自找麻烦。犹太男性是特别厌恶暴力的族群，忧郁症比率比其他族群的男性高，这现象很有意思——事实上，研究显示，他们的忧郁症罹患率和犹太女性相同。这样看来，性别不但在“谁会得忧郁症”中是重要因素，也关乎“如何表现忧郁”，因此也影响了控制忧郁的方式。
　　第62节：儿童忧郁症(1)
　　■儿童忧郁症
　　儿童忧郁症最早可在三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生，最初病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个忧郁的母亲。这样的小孩不会笑，时常不愿意看人，包括父母，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不是看到母亲的时候，而是独处的时候。他们的脑电波图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若是治好母亲的忧郁症，小孩的脑电波图就会有改善。但是稍大的小孩，调适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有忧郁母亲的学龄儿童，就算在母亲的症状得到缓解后，仍然会有严重的心理偏差。忧郁症父母的小孩，显然处于不利的状况。母亲的忧郁症愈严重，小孩的忧郁症也可能会愈严重，不过有些小孩可以比别人更能够习惯并体谅母亲的忧郁。一般来说，忧郁母亲的小孩不只是延续母亲的忧郁，还会比母亲的状态更严重。有的甚至在十年后才被诊断出来，这样的儿童会受到相当的社会伤害，患忧郁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三倍，有恐慌症和酗酒的机会则有五倍之多。
　　要改善儿童的心理状况，有时候治疗母亲比直接治疗儿童更重要，还要试着改善家庭关系，使其具有适应力、毅力、凝聚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可以合作，避免小孩患上忧郁症，就算是两人关系濒临破裂也该如此，虽然那条清楚分明的阵线很难维持。忧郁母亲的小孩比歇斯底里母亲的小孩问题更多：忧郁会很快影响他们的亲子关系。若母亲是忧郁症者，小孩不只会得忧郁症，还会有注意力欠缺、焦虑和行为失调等。就算他们很聪明，品格不错，在社会和学校还是表现不好。他们罹患疾病（过敏、气喘、不停地感冒、严重的头痛和胃痛）的比例特别高，而且时常没有安全感，多半会有偏执倾向。
　　密西根大学的阿诺德?山默卢是发展心理学家，山默卢一直在观察重度忧郁症者的小孩，他发现这些儿童在四岁的时候，他们会明显地“比别人悲伤、不合群、退缩和迟钝”。 为此，他举出五个可能的初步解释，他相信，这五种解释可以以不同的组合来运作：（1）遗传；（2）移情重现；（3）由于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因而断绝了与人沟通的意图；（4）角色扮演（儿童发现生病的父母因患病而得到不必做烦人工作的特权，而决定扮演病患的角色）；（5）畏缩（看到不快乐的父母恶言相向所导致）。还有一种附带的解释：忧郁的父母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药物滥用者，药物滥用者养育的小孩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和创伤？这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沉重的问题。
　　“忧郁这么复杂的感受，究竟有多少影响因素？”以山默卢的看法，通常的忧郁正是由数个危机因子同时发生造成的。“同时受到数个危险因子袭击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失常，”山默卢说：“从忧郁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用遗传因素来预测忧郁的发生，还不如用社会经济地位。而结合遗传和社会经济地位则是最佳的预测指标，但是这么一来，是什么样的关键因素促使无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得到忧郁症？缺乏父母的教养？缺乏金钱？社会救济太少？家庭中的儿童人数？……”山默卢列了十项这类的因素，然后分析这些因素与不同程度忧郁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每种负面因素本身即可能造成情绪低落，但任何因素的结合发生，就可能引起临床症状（也会降低智商）。山默卢接下来的研究发现，父母病况严重的小孩，表现比父母病况中等的小孩来得好。“如果你真的病得很重，就会有人接下你的重担。如果父母中有一位是正常的，他就知道要揽下养育的工作。而且小孩会学会理解家中状况，他知道父母中有一位得了心理疾病，不会像父母心理疾病较轻微的小孩那样，为心中未解的疑问所苦。你看出来了吗？我们不可能用单一的指标来预测忧郁症。每个忧郁症者都有自己的故事。”
　　父母疏于照顾，可能会造成儿童忧郁症，另一方面，仔细的照顾则可以消除或缓解儿童忧郁。像弗洛伊德那种“推到你妈妈头上”的老原则已被摒弃，但是这个世界的儿童依然深受父母影响，他们多少会从父母及其他教养者那里学到使自己振作或颓唐的方法。事实上，现在许多治疗方式是训练父母介入他们小孩的心理治疗，这种方法必然是以聆听为原则。虽然青少年只是小大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只有结合坚强、爱心、言行一致与谦虚，才是父母对待忧郁儿童之道。本来就要依靠父母来解决问题的儿童，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助力。
　　有一种独特的忧郁症形式，叫“襁褓忧郁症”，频繁地与母亲分开的小孩，在一岁的后半年会有此症，混合了不同程度的症状，像恐惧、悲伤、爱哭、排斥新环境、退缩、迟钝、发呆、没胃口、失眠和闷闷不乐的表情。襁褓忧郁症有可能在四至五岁时开始演变为“发育不良”。有这种毛病的儿童没什么感情，不喜欢和人接近。五岁或六岁左右，他们会表现得极别扭、暴躁，而且睡不好也吃不好。他们不交朋友，自信心少得可怜，老是尿床，这都是忧郁的表现。有些儿童会变得畏缩，有些则愈来愈古怪和喜欢破坏。由于儿童不像成人那样会想到未来，无法好好组织记忆，所以很少想到生命的无意义。他们的抽象情感尚未发育，不会感受到成人忧郁症的无望和灰心，但性格会趋向消极。
　　我碰过一位患有忧郁症的女士，她当时正努力把小孩隔除在忧郁之外，她跟我提到小孩说的一些令她心痛的话：“你知道吗，活着好无聊，我真想死。”他十二岁，已有自杀的念头。“他们会谈到想跟某些人在一起，大多是过世的亲戚，”曾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领导儿童心理科的巴南吉?乔希说：“他们会说想要睡着永远不醒来，有些五岁小孩会说：‘我想死，真希望我没出生。’接下来就会有行动。我们见过许多曾从一楼窗户跳下来的小孩，还有些小孩会一下子吞服五颗感冒药，以为这样就可以死。还有小孩会割腕或割手臂，闷住自己或上吊，很多小孩用皮带把自己吊在衣橱里。这些儿童部分曾受虐待或忽视，但有些这么做的小孩没有合理的原因。感谢老天，好在他们还不够聪明到可以自杀成功！”事实上，他们可能聪明得吓人，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十至十四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而自杀成功的小孩大多使用残酷的方法：百分之八十五使用枪或上吊。就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儿童自杀率随着所受压力的增加而升高。
　　第63节：儿童忧郁症(2)
　　可以将百忧解药水或其他药水小心地滴进一杯果汁中给儿童服用。这种药物治疗似乎还算有效。但是，没有足够的研究指出，这些药物疗法在儿童身上如何作用，也不知道是否安全或有效，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院长史蒂文?海曼说：“我们让小孩变成治疗法的弃儿。” 大部分抗郁剂都没有在儿童身上试验过效用如何，只有少数经过测试证明对小孩无碍。观察得来的经验差异甚大，例如，一项研究显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小孩和成人效果比青少年好，而另一项研究指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对小孩效果最好。这两种研究我们都不能确信，不过这些研究都表明治疗儿童显然不同于治疗青少年。
　　忧郁的儿童同样需要治疗，“你要让他们知道，你和他们是同一国的，”黛博拉?克丽丝提，一位很有建树的儿童心理学专家，目前是伦敦大学院及中塞克斯郡医院的顾问，她说：“而你也要把他们拉进你那国。我常用爬山作比喻。我们准备爬一座山，我们在山脚营地里想着要背哪种背包，有多少人要一起上去，是不是要共用绳索。我们还会决定何时起程，如果觉得尚未准备好，暂且不动，但我们或许可以绕着山脚走一圈，看看从哪里上路最容易或最理想。你得接受他们都要爬的事实，不能把他们拎起来背上去，但可以盯紧他们的每一步。你要这样开始：鼓起他们心中的信念。很多忧郁的小朋友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怎么做，可是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我从未见过不愿接受治疗的小孩，只要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改变的好机会。有一个小女孩，忧郁重得没办法跟我说话，但她可以写。她随意在便条纸上写些字，然后贴在我身上，所以一到交谈治疗结束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那片她想告诉我的‘字书’。我采用她的语言，也在便条纸上写字，贴满她全身，我就这样打破了她沉默的城墙。”还有许多其他的技巧已证明可用于帮助儿童认清和改善心情状态。
　　“对小孩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位心理医师，西维亚?辛普森说：“忧郁会妨碍人格的发展。所有成长的力气都耗在与忧郁搏斗上头，社交开发能力受到阻碍，会让以后的日子更加忧郁。你发现这个社会期望你发展广泛的人际关系，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有季节性忧郁的儿童，好比说，在学校里的几年，功课总是不好，而且频频出事，他们的症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随着入学同时发生。这种失常很难掌握何时和如何积极地介入治疗。” “我根据家族病史来下手，”乔希说：“你会分不清楚是多动儿症候群还是真的忧郁症，还是一个有多动儿症候群的小孩同时也发展出忧郁症；分不清到底是受虐调适障碍还是忧郁。”许多多动儿会表现出极端化的行为，有时候对此情形的直觉反应是训诫小孩，但如果这个小孩的行为与感知和神经生理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他就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行为障碍的小孩当然不讨人喜欢，连他们的父母也一样，这会加剧忧郁的程度——另一种忧郁症的奇特恶性循环。
　　“每次有这样小孩的父母进来时，我都要提醒他们，”克丽丝提说：“我们可以压抑他的脾气，但你们的小孩会消沉好一阵子。”儿童不是自己来看诊的，他们是被带过来的。你得从他们那里问出他们为什么会来找你看诊，和对孩子病情的看法。这和自己跑来寻求心理治疗的成人是不一样的。”为儿童治疗，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造一个幻想世界，一种奇幻式的精神动力治疗安全空间。要求小孩说出自己的愿望，通常可以发现他们缺乏自信的真本性。要让安静的小孩打破沉默，开场白很重要。除了心情好不好之外，他们多半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必须给他们新的词汇，还要依认知模式教导他们思想与感觉的差异，这样他们才知道要用思想来控制感觉。某治疗师提到他要求一个十岁女孩用日记写下两周的思想与感觉，然后带来给他，“你可以说‘妈妈骂爸爸’是你的思想，‘我好害怕’是你的感觉。”但这样的区分超乎这个女孩的认知所能掌握的范围，因为忧郁使她丧失认知的能力。当她把日记带来时，每天写的都是——“我的思想：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我很难过。”对她来说，思想和感觉的世界是不可分的。后来，她学会用统计拼图来显示焦虑的所在：这块是表示对学校的、这块是对家里的、这块是讨厌她的人、这块是自己太丑等焦虑。玩过电脑的儿童比较能接受科技词汇的比喻，我认识的某位治疗家说，他对这类的小朋友说他们的心中有执行害怕与难过的程序，心理治疗可以把这些程序的错误找出来。优秀的儿童治疗师可以立刻吸引和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就像克丽丝提的观察：“叫小朋友轻松，反而最容易让他们紧张。”
　　第64节：儿童忧郁症(3)
　　有生理疾病或残障的儿童，忧郁也是严重的问题。克丽丝提说“患癌症的儿童，身上常常插满针头挂满点滴，他们变得很爱抱怨，责怪父母让他受这种待遇，而父母则变得很焦虑，然后双方一同陷入忧郁中。” 疾病孵化出秘密，秘密孵化出忧郁。“我和一位母亲坐下来，她有一个忧郁症的小孩，我说：‘说说看你为什么来这里，’她在小男孩的面前，用耳语（但声音很大）说：‘他得了白血症，可是他不知道。’实在很诡异。我要求和小男孩独处，然后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说因为他有白血症，但是别告诉她妈妈，因为他不想让她知道他早已知道。所以忧郁症与沟通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而对白血症的治疗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也造成沟通问题。”
　　如今已经证实，忧郁的儿童通常会长成为忧郁的大人。有忧郁症的儿童，在青少年时百分之四会自杀，有自杀意图的人数更多，而不能适应社会的比率高到几乎每个人都有。青春期之前得忧郁症的儿童有一定人数，但高峰期是在青春期，至少百分之五的少年受临床忧郁症所苦。在这段时期，忧郁症通常会混合药物滥用或焦虑症。父母低估了小孩忧郁的严重性。当然，青春期忧郁症不太容易分辨，因为一般青少年都很像有忧郁症，这是一段情绪容易极端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一半以上的高中生曾“想过要自杀”。“留校察看的青少年中，至少四分之一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权威，凯?杰米森说：“这可以治疗，或许可以让忧郁不成大碍。等到他们成人时，忧郁程度会减低，但消极的行为会内化为人格，这种忧郁只用治疗是不行的。”
　　社会互动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通常会让人情绪混乱。目前的研究试图延缓忧郁症状的发生时间——忧郁愈早出现，对治疗的抗拒性愈强。一项研究指出，在童年或青春期经历过忧郁症的人，成年后得到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七倍。另一项研究说，他们中有七成的人会复发。预防治疗要趁早是绝对没错的。父母该注意小孩早期的疏离、不正常饮食或睡眠，以及自责的行为，发现这些忧郁征兆，应立刻带去请专家诊断。
　　有其他问题的小孩，虽然不可能恢复，但可以适应。克丽丝提曾治疗过一个有长期头痛的小女孩，“像有人用锤子敲我的头一样，”她因为头痛而放弃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不能去上学，不能玩耍，不能与他人交往。当她第一次见克丽丝提时说：“你治不好我的头痛。”克丽丝提说：“你讲的没错，我没办法。可是我们试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头痛放到头的一边，看看是不是铁锤在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另一半的头来思考。”克丽丝提注意到：“即使再不可能或难以置信，第一步是要相信小孩的话，即使小孩用多无厘头的字眼来形容，你都要相信那对他是千真万确的。”经过治疗后，这个有问题的小女孩即使头痛也能上学了，然后，即使是头痛，她也能交朋友，隔了一年，头痛自动消失了。
　　第65节：老年人的症状
　　■老年人的症状
　　老年的忧郁症者经常被人忽略，有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认为年老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事。早在1910年，现代精神药理学之父克雷培林就指出，老年人的忧郁是一种复杂的忧郁症。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得忧郁症的比率是一般老人的两倍——事实上，有人认为养老院里的人有三分之一有显著的忧郁。令人惊讶的是，老人使用安慰剂的效果比一般人好很多。从这里可看出，和人们的一般看法不同，老人从使用安慰剂的环境中所得到的好处，比从医药中得到的疗效多得多。仔细的照料和关注，都有正面的效果。只要多得到一点注意，老人就会高兴一点。仅是这么一点关注就让他们受宠若惊，可见我们社会的老人有多么寂寞。
　　虽然老人忧郁症主要是受社会因素造成，身体的变化也是影响心情的重要原因。老人所有的神经传导物质含量都会变低。一个人八十岁时的血清素含量，是他六十岁时的一半。当然，这个时候，身体许多代谢都在变化，化学作用达到另一种平衡状态，所以神经传导物质的减少不会像年轻人少一半血清素那样造成立即的影响（就我们所知）。大脑的可塑性与功能随着年龄改变的程度，也可从抗郁剂在老人身上作用时间特别慢上看出来。同一种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在中年成人身上，三周即可发挥作用，而老人则需要十二周以上才会有效果。但是治愈率不会随年龄改变，对治疗有反应的人，比例是相同的。
　　电气痉挛疗法被认为最适合老人，理由有三。第一，它会立刻作用，不像药物治疗，一个愈来愈忧郁的人，却要服数个月的药才慢慢好转，这不是积极的作法；第二，电气痉挛疗法不会和老人服用的其他药产生不良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在许多人身上会削弱抗郁剂的效果；再者，忧郁老人的记忆力通常不太好，可能会忘了服用，或忘了是否已经服过而服用过量。以此来考量，电气痉挛疗法容易控制得多。对严重忧郁的老人来说，最好短期住院治疗。
　　这个族群的忧郁症很难看出来，性冲动在年轻人的忧郁症中是重要的因素，但在老人的症状中的角色却不太明显。老人不会像年轻忧郁者嗜睡，他们反而是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常是因为偏执。他们常过度反应，把小事看成大难。他们的毛病都反映在身体上，抱怨浑身各处的疼痛和环境的恶劣：这张椅子不那么舒服了、莲蓬头水流变小了、我的右手一拿茶杯就会疼、房里的灯太亮了，诸如此类，无休无止。他们个性变得易怒，不好伺候，情绪上通常会对身边的人显现出恼人的粗鲁或冷漠，偶尔会“情绪失控”。他们的忧郁要直接归咎于器质系统的变化（包括脑部供血量减少），也可能是对身体衰老感到痛苦与羞辱所导致。老人的忧郁通常伴随失智症与老化，虽然是一起发生，但却是不同的事情。老人失智是下意识心智反应能力退化：基本的记忆力变差，尤其是短期记忆。忧郁症者的精神受到阻碍：想不起复杂久远的回忆，也无法接收新资讯。但大多数的老人察觉不到这样的变化，他们以为这些忧郁症状是因为年纪大了，轻微失智是本来就会有的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肯跨出改善自己状况的第一步。
　　我有个快一百岁的婶婆在公寓里摔断了腿，腿接好后，在一群护士的护送下回到家。刚开始她发现根本不能走路，康复医生特别设计的运动，她也做得很勉强。一个月后，她的腿复原速度非常快，但还是很怕走路，抗拒运动。她已经习惯使用放在床边的便盆，不愿走到十五尺外的厕所。她原来好面子的个性突然都改变了，拒绝上发廊，但之前半个世纪以来，她每周都要去两次。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出门，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好几个星期，即使不再长指甲的脚一直在痛，也迟迟不去看医生。另一方面，睡眠紊乱，也睡不安稳。我的表兄妹打电话来她都不接。她本来对私事都小心翼翼的，还很注意小节，如今她叫我帮忙拿钱去付账单，因为账单把她搞得一头雾水。简单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她要我把周末的计划讲了八次，这种认知迟钝和老化差不多。她的行为愈来愈反常，虽然不悲伤，但整个人都在退化。她的医生坚称她只是处于创伤后的紧张状态，但我看得出她已经在等死了，无论她有多老，我相信这不是摔断腿后的合理反应。
　　后来我说服精神科医师来到公寓看她，和她聊聊，他立刻就诊断出是严重的老年忧郁症，开了舒忧给她服。三个星期后，我们带她去看脚病。我强迫她走出去，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脚需要治疗，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有必要鼓起勇气走入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出门时，她痛苦地看着我，好像老得不行了，她惊慌失措，不知在怕什么。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约了帮她接腿的医生来公寓，我一走进去，发现她盛装打扮，头发梳得很整齐，擦了口红，戴上她常在特殊日子拿出来炫耀的珍珠别针。没人陪着，自己走下楼。她之前在医院耍脾气、有点偏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跟外科医生谈话却很愉快又条理分明。最后一次看诊时，我和护士用轮椅把她推进大楼，她高兴地知道腿好了，不停地感谢每一个人。看到她整个人复原得这么好，我十分得意，但离开她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婶婆，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们进了一家我们都很喜欢的餐厅，她甚至在我的协助下在餐厅内走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回，有说有笑，她还抱怨咖啡不够热，要求换一杯，她又活过来了。她虽然无法像以往那样活力十足，但答应从此之后每隔几星期就出门走走，而且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幽默感也慢慢恢复了。半年后，她有点轻微内出血的问题，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很关心她，很高兴地得知她心情恢复的状况不错，入院不会惊慌害怕。她一周后出院回家，我登门拜访，并确定她的药是否还够用，我发现舒忧药瓶跟之前看到的一样满，“你在吃这些药吗？”我问。“哦，没有，”她回答：“医生说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误会了，但是医生指示时护士也在场，她没搞错。老实说，我吓得寒毛直竖。舒忧没有伤肠胃的副作用，这跟她的内出血似乎没什么关系，没有理由要她停药，更不必这么突然停下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停药也得依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服药而效果不错的人不该完全停止，但是治疗我婶婆的医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药。我打电话把那位医生骂得狗血淋头，又写了封充满火气的信给医院的院长，要求让我婶婆继续服药。现在她活得很快乐，就在本书出版前不到一个月，她刚过了一百大寿。我们每两周带她上一次发廊，这样她在我们为她办的小宴会，就会显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会去陪她一整个下午，之前她在这时候都一副慵懒无力的样子，但现在却精神矍铄。我向她报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时，她会高兴得鼓掌唱起歌来。我们无话不谈，她那慢慢恢复的乐观与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第66节：其他主要病因
　　■其他主要病因
　　中风也常会造成忧郁症。初次中风发作一年后的人，得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两倍。这可能是大脑某部分受到生理损害所致，有些研究认为，左前额叶中风特别容易造成情绪障碍。许多中风老人在初步的复原后，会为微不足道的好事或坏事突然地大哭一场。有位中风病人最多在一天之内可以大哭一百次，每次持续一至十分钟，这使他筋疲力尽，几乎虚脱。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治疗可以快速改善大哭的状况，但只要一停药，又会开始大哭，这位病人现在持续服药。还有位男士十年无法工作，因为随中风之后而来的忧郁使他不定时大哭，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治疗后，他又振作起来，快七十岁的时候还能继续工作。大脑特定部位的中风，无疑会破坏正常情绪表现，但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
　　在生理上，种族不太像性别或年龄那样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传统会形成忧郁症的不同表现。伊恩?哈金在他的名著《疯狂的旅人》中提到一种症状——无意识地四处游荡，在十九世纪末，不少人有这种毛病，几十年后又消失了。现在没有人会四处乱走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和社会区域必然会有特别的心理症状。“我所说的暂时性心理疾病，”哈金解释：“指的是出现在特定时间、地点，后来消失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发生于特定社会阶级或性别，尤其是贫穷女性或富有男性。我不是说它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而是说，这种精神病只存在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哈金仔细说明由爱德华?休特发明的理论，他认为十八世纪会突然昏倒和哭泣的人，到了十九世纪就是歇斯底里的瘫痪或痉挛的患者，若在现代，就是忧郁症、慢性疲劳或厌食症。
　　种族、阶级与教育之间的关联，就算是在得忧郁症的美国人之中，也是纠缠不清，难以一一列举。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广泛的共通性。密西根大学的胡安?洛佩兹是个有趣的家伙，性格幽默、热情、玩世不恭。“我是古巴人，娶了波多黎各人为妻，收了一个墨西哥小孩为教子，”他说：“我还在西班牙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很熟悉各种拉丁文化。”洛佩兹曾与众多密西根的拉丁美洲裔工人及担任他们主要监护人的教士一同工作，他还为他们担起心理治疗的任务。“美国最棒的地方是”，他说，“你可以和病症相同而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互动。”洛佩兹发现，拉丁人常用身体描述他们的心理问题。“来找我的妇女多半和我有亲属关系，她们说，哦，我背痛、我肚子不舒服、我的腿怪怪的，等等。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们会这么说，是不想承认心理问题，还是她们碰到地忧郁症就是如此，而没有一般忧郁者常见的症状。他们常靠听沃特?马卡度讲道来治疗自己，这位波多黎各传奇人物是和杰利?霍威尔（美国著名电视传道人）和吉茵?狄克森（美国著名占星家）齐名的人物，如果他们这样就能改善，那他们体内的生物机制是怎么变化的？”受过教育的拉丁裔忧郁症者，症状就与一般人十分接近。
　　我有一位多米尼加的朋友，他在四十多岁时经历了一次意外，突然的、压倒性的崩溃，他不得不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她搬出住所，而他也愈来愈无法继续从事大楼管理员的工作。即使简单的工作也难以胜任，他不再进食，睡眠不安稳，不与朋友接触，连小孩也不联络。“我不知道那是忧郁症，”他后来告诉我：“我以为我快死了，可能是有什么身体的疾病。我想，我那时应该知道自己心情不好，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非常情绪化，但也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所以我有很多感受，可是很难说出来，我绝不会掉眼泪。”连续两个月不分昼夜地坐在他工作的大楼地下室中——“我不知道是怎么保住工作的，但运气不错，没有一户家里发生漏水之类的事”——最后，他回到故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岁之前他都在那里，还有许多亲戚。“我在飞机上喝了酒，要灌醉自己，因为我什么都害怕，连回家也害怕。然后开始哭起来，飞行全程都在哭，站在机场里也哭，看到来接机的叔叔也哭。我既尴尬又伤心、害怕，但至少走出了那间该死的地下室。后来我在海滩待了几天，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她觉得我从美国来，真是太有魅力了。不知为何，我开始透过她的眼睛看自己，觉得好多了。我还是喝酒，但不再哭了，因为我不想在她面前哭，这对我可能是件好事。你知道，像我这种多米尼加人，真的很需要女人的青睐，若女人不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几个月后，他和妻子复合，虽然悲伤的感觉依旧残留着，但焦虑已经消失了。我问起治疗法，他摇摇头，“你知道，我这个人，”他说：“不会为了感觉而吃药。”
　　非洲裔美国人的忧郁症有其特别的难题。美里?丹夸在她优美而深刻的著作《柳树为我泣》中提到这个问题：“临床的忧郁症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我的世界里，或者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黑人女性的世界。像我这样的黑人女人，自认有刻苦和上进的品质，向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黑人女性常陷入这样的迷思：我天生具有刻苦的能耐，要承受生命的一切。人们认为黑人女人很坚强，是其他人的监护者、养育者和治疗者等一百多种黑人保姆的变形。人们认为我们天生就该含辛茹苦。身为黑人又是女人，就要背负这种成见。” 美里?丹夸平常时候有各种情绪，但就是没有忧郁：一位美丽、时髦、表情丰富、又有威严的女人。她写的关于自己失落岁月的故事，却令人心碎。她永远忘不了过去黑暗的日子。“我很高兴，”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有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我不愿想起那段时间，黑人男性和活在有忧郁症病史家庭里的小孩所过的日子。我不敢想，我若生了儿子，他长大后会活在监狱里。黑人女人没有忧郁的余地，但黑人男性根本没资格忧郁。”
　　第67节：黑人的忧郁(1)
　　■黑人的忧郁
　　黑人的忧郁似乎没什么代表性。内化的种族主义——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所产生的自我怀疑——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提到许多非裔美国人的故事，除非这个人的忧郁症与他的种族有紧密的关联，否则我不会特别点明。在我听过的非典型事例中，迪尔里?珀登特别令我觉得亲切，他是有海地血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忧郁症的经历让他的个性更坚强，更善于与他人互动，他对黑人身分、对情感和人生的影响有深刻的体会。他住在贫穷的布鲁克林区的贝福德，父母退伍后又搬到佛特劳德达，他是九个小孩中的老幺。母亲曾是兼职的家庭卫生助理，父亲是木匠，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家教极严，迪尔里必须在家教和生存于世界最险恶的街道之间取得平衡。他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锻炼得十分坚强，才能在父母期望、生活挑战与外在世界逼他面对的搏斗之间求生存。“从童年开始，在面对体罚和羞辱时，我就有种旁观者的感觉。小时候，我的邻居有很多海地人，而我们家是方圆数里内唯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我因为与众不同而常被挑衅，邻居小孩都叫我‘椰子头’。我们是这个地区少数不靠救济金度日的家庭，而且我还是这附近皮肤最黑的小孩，我必须懂得自处。在家里，我们的文化认为小孩有耳无口，还有‘光宗耀祖’的宗教教条，我从小就被教育不可以生气——连表现出来都不行。然而街头巷尾却常常硝烟弥漫，邻居之间常发生暴力事件，当我受到攻击和挑衅时，我依教会所说的，别人给你一巴掌，你把另一面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大家都嘲笑我。我活在恐惧的阴影里，后来还一度有语言障碍。”
　　“到了十二岁，老是被身高体壮、凶狠狡猾的小孩羞辱、劫掠和欺凌，我受够了，我开始学中国功夫。我开始能够忍受最重的打击和严格的生活，这让我十分得意。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强健，但也在寻求让心灵坚强起来的方法。我得在学校中求生存，忍受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暴行——我开始读哥哥的《黑豹》杂志（激进黑人民权刊物）——不让自己碰毒品或被关进监牢。我比最小的哥哥小九岁，我知道自己将来注定要参加不少亲人的丧礼——首先是我父母，我出生时他们已经老了。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未来，恐惧掺杂着深深的绝望，我时常感到悲痛，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的怒气没有出口，所以靠着练武、洗滚烫的热水澡和不断地阅读来发泄。那时我十六岁，愤怒开始浮现出来。我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你对我怎样都没关系，但要是把我惹火了，你就死定了。’打架变得很容易上瘾，肾上腺素冲进脑门，我想，若是能压抑下来，就没人伤得了我。我努力地掩饰自己无望的感情。”
　　在身体与心灵痛苦的折磨之下，迪尔里终于度过青春期，脱离贫民区，进入麻州大学修法国文学。到巴黎的那段时间，他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决定多待一年。“虽然当时还是学生，”他回忆：“我的生活十分多姿多彩。我当上广告和T型台的模特儿，热衷于欣赏爵士乐表演和到欧洲旅行，但对法国警察的种族歧视却没有心理准备。”经过一年被无由地拦检、搜身和扣押十多次之后，他在一次抗拒巴黎警察过火的行为时，被警察视为扰乱治安，遭到公然殴打、逮捕。迪尔里深藏的怒火萌发成为严重忧郁症的征兆。虽然还可以正常活动，但他感受到“身上有着千斤压力”。
　　迪尔里回到美国完成学业，1990年搬到纽约找工作。他连续担任好几个公关工作。但五年后，“我觉得自己专业所学十分有限，身边的人很多都比我有成就，其他人都在飞快进步，有更远大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心里某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我的忧郁更深了。”
　　第68节：黑人的忧郁(2)
　　1995年，迪尔里成立了“鲁登健身公司”，一家个人健身指导中心，经营得很成功。现在他对客户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其中有些人会到他家中上课，那是一幢翻修过的褐石屋，位于布鲁克林区。虽然只是锻炼身体，但他的课程是全面的，能够影响心灵。他的学员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感召。“我选择以最诚恳的态度来待人，我想我当教练最特别的才能，是可以接受最固执、最别扭的客人，并且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来改变他们。这需要许多同情心、敏感度和圆融的沟通技巧。这项工作可以发挥我的长处来帮助别人，我对此十分高兴。最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社工人员，希望能够结合健美训练和辅导工作以激励个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点子。你看，这个工作就是要通过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东西——你的身体——来控制你的心。”
　　无论是活在以前的贫穷世界，还是现在的富裕世界，迪尔里的痛苦依然存在。他高尚的外表——穿着名贵而得体的服饰——得来不易，他可以应付压力，因为他用敏锐的眼光看着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以锐利的眼光看着他。迪尔里让所有家人得知他患忧郁症时，有一段难过的日子。虽然他的父亲和几位家人也有忧郁症的症状，但他并不确定家人是否可从他的眼光了解这种病症。他很难表现出像一般家庭的老么那样的活泼举止。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姐姐是临床心理学博士，在波士顿开了家私人诊所，她在他第一次寻求协助时，为他指点出一条明路。他的妻子毫不迟疑地付出同情，全力支持他，但她一开始还是很难把可靠的丈夫与忧郁症者的形象连在一起。
　　从第一次在巴黎寻求治疗以来，他已经接受了谈话治疗，并且断断续续地服用抗郁剂。最近的治疗是跟着一位女治疗师，“她让我确认了一些事情。我慢慢了解到，我要发脾气有多困难。我害怕自己如果对谁发起脾气来都不可收拾，会毁了别人。现在我不再害怕了。经过治疗，我学会了一些新技巧。我变得更能平衡，更自觉。能够认清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抗拒感情，我觉得舒服多了。”先是美满的婚姻，接着女儿的出世也缓和了他的忧郁。“我女儿的脆弱也是她最强的地方，那是她最有力的工具。这改变了我对脆弱的看法。”不过，他的忧郁症还是复发了，脆弱浮上表面，药的剂量需要调整。“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些倒霉的事情，我觉得失去了生命的深度。若没有妻子和女儿的爱帮助我走出来，我早就放弃了。经过治疗，我学会掌握那些会引发忧郁的事情。有了正确的治疗和支持，我开始控制病情，而不是让它控制我。”
　　迪尔里一直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主要原因是他吓人的身高和体格，最讽刺的是，还有他俊美的外表。我见过店员故意与他保持距离，我和他在纽约的街头，他花了十五分钟叫计程车，没有一辆停下来，而当我举起手，十秒就招到车。他曾在离布鲁克林家的三个街口外被警察逮捕，说他长得像某通缉犯，还被关在看守所或拷在柱子上好几个小时，监禁他的政府当局完全无视他的举止和出示的证件。种族主义不断的羞辱和当局敷衍的态度，让他的忧郁症愈来愈难忍受。老是在街上被当成歹徒，被看成罪犯，当然令人十分沮丧。他被许多人的误会孤立了。
　　等到迪尔里康复后，他已经习惯于不断发生歧视，不再那么在意，但有些事还是让他不太好过，有一次他告诉我，“忧郁症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想，在你消沉的时候，你的颜色可能是黄的、蓝的、白的或红的。当我陷入忧郁时，我看到身边的人有各种颜色、体形和身材，我心想，天！我是地球上唯一忧郁的人，这些人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
　　“但这时候，种族差别就出现了。你觉得这个世界要把你扯下去。我是个高大、强壮的黑人，没有人会在我身上浪费同情心。如果你在地铁里突然哭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应该会有人好心地问你怎么了。但要是我在地铁里哭起来，别人会以为我嗑了什么烂药。要是有人对待我的态度不会受我是谁、我的长相影响，一定会让我很惊讶。那真的很不可思议，我的自我认知与世界给我的礼遇，我的内在视野和生命的外在环境，差别是如此之大。忧郁时，我就像被赏了一巴掌。我会看着镜中的自己，说‘你是端庄的人，你洁身自爱，你有教养，你懂礼貌又善良。但为什么别人不爱你？为什么别人老是要打击你，找你麻烦？还瞧不起你，看轻你？’为什么？我就是不懂。我的外貌的确不同，我是黑人，和有些人的外貌不一样。我不愿承认种族对我造成影响的事实——这不存在于症状里，而是在环境中。你知道——就算不是黑人，当我这种人也不太容易！但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值得的。在正常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是我，你知道，做你也不容易，而且你不是黑人。但种族问题永远在那里，一直在找我麻烦，一直在挑起我终身存在的愤怒、我心中的死结。这令我非常沮丧。”
　　第69节：同性恋者患病几率高
　　■同性恋者患病几率高
　　同性恋者在所有可能患忧郁症的族群中，患病比率高得惊人。在最近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一对中年孪生子，其中一个是同性恋者，一个是异性恋者。异性恋者中，百分之四曾有自杀企图，而同性恋者中则有百分之十五曾有自杀企图。另一项研究随机取样近四千名十七至三十九岁的男性，百分之三点五的异性恋者曾有自杀企图，而有同性伴侣的人曾有自杀企图的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还有一项取样约一万名男女的随机调查，在最近一年曾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中，得忧郁症及恐慌症的比率明显较高。
　　新西兰针对约一千二百人进行一项长达二十一年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很有可能出现重度忧郁症、一般性焦虑症、行为障碍、尼古丁上瘾、有自杀念头和企图自杀。一项针对六千名荷兰人的研究，显示同性恋者忧郁症比率比异性恋者明显高出许多。一项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四万名年轻人的调查指出，男同性恋者曾有自杀念头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还有一项针对约三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男同性恋者有过自杀企图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另一项取样了约一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在曾有四次以上自杀企图的人当中，同性恋者（不分男女）的比率比异性恋者多七倍。一项在圣地牙哥的研究发现，在男性自杀者中，有一成是同性恋者。如果你是男同性恋者，你得忧郁症的几率高得恐怖。
　　关于这方面的解释有很多，有些还算有道理，有些则是胡扯。少数科学家认为同性恋与忧郁症有遗传基因上的关联（我发现这种说法不但模糊，而且根本站不住脚）。有人认为，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异于常人，大多数同性恋者长时间不敢面对而饱受痛苦。流传的理论还有许多，但同性恋者之所以容易忧郁，其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大众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同性恋者比一般族群更容易受到家人的排斥，他们更难适应社会。由于有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退学。他们传染性病的几率较高。在成年后，他们的伴侣不稳定。在晚年无人照顾。他们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较高，就算没有染病，一旦得了忧郁症，很有可能发生危险性行为而染上病毒，因而更加深了忧郁。
　　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过着封闭的生活，自我隔离也被社会隔离。2001年初，我到乌特勒兹（荷兰中部的城市）与西奥?山福特碰面，他是同志忧郁症研究的先锋。不出意料，山福特发现未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得忧郁症的比例比公开的同性恋者高，而单身者又比有稳定长期伴侣的比例高。我推断，公开身分和有固定伴侣可以缓解沉重的寂寞感，而寂寞最令同性恋者感到痛苦。整体来说，山福特发现，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无所不在且细微难察，有时候连造成这些问题的人也没注意到，例如，就算是已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他们在职场中也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私生活。“在荷兰，”山福特说：“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能接受同性恋。我们觉得已经对同性恋很开放了，但依旧是个异性恋的世界，身为同性恋者，活在异性恋的世界中压力非常大。
　　现在有许多同性恋者过得还不错，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成功克服同性恋者的复杂情结，拥有惊人的精神毅力，比异性恋者更强悍。但是同性恋者社群里，从性格坚韧到极度脆弱的人都有，心理健康差异比其他社群的人更巨大。” 山福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认清自己，承受父母的责难。二十岁时，他变得忧郁又脆弱。在精神医院住了七个月，改变了父母的态度，使他们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此他的心理状况逐渐改善并保持健康。“我曾经孤绝过，又重新找回自己，”他说：“父母的教养不当是使小孩心中充满自我憎恨的原因之一，这会在童年晚期凝聚成内化的同性恋恐惧思考方式。内化同性恋恐惧通常起源于童年早期的受虐和被忽视。”“在他们能够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之前，”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男同性恋者在小时候常被称作‘娘娘腔’或‘玻璃圈的’，他们被揶揄、排斥，受肢体暴力的威胁，甚至被其他男孩攻击。”
　　的确，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同性恋倾向者，在学校时常有财物遭窃或被故意破坏的事情。这些受创的经验会造成他们缺乏男性的能力，因为被排斥而恐惧、逃避，从而被男性同侪孤立。这些痛苦的经验会造成难以治疗的“全面且顽强的自我憎恨”。同性恋遭遇歧视的问题与种族主义等其他歧视，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每次看到柏林犹太裔青少年的自杀率，总会令我震惊，这表示遭受歧视的人会倾向于怀疑自我，看轻自己的生活，最后在憎恶之下完全绝望。但是，希望依然存在。“我们相信，”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许多男女同性恋终究可脱离过往的童年阴影，而融入同性恋亚文化更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来。有正面作用的亲密关系对受创的幸存者有治疗的作用，加强了安全感、自尊心，支撑了认同感。达到正面的巩固自我认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在与其他同性恋者亲切的人际互动里进行。”
　　第70节：格陵兰岛上的忧郁者(1)
　　■格陵兰岛上的忧郁者
　　为了更进一步查证不同文化对忧郁的不同定义，我观察了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部分原因是这个文化里的人罹患忧郁症的几率相当高，另一个原因是这个文化对忧郁的态度十分不同。当地患忧郁症的人口高达八成，是什么样的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忧郁症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格陵兰是丹麦的属地，结合了古老社会与现代世界的环境，以及多种过渡社会的形式——已融合为大部族的部落社群、已经都会化的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农耕开发的自耕农——忧郁症罹患率几乎一直居高不下。但即使从传统的脉络来看，因纽特人也一直拥有极高的忧郁症罹患率，自杀率也很高——某些地区每年有百分之零点三五的人自杀。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上帝告诉他们不该居住在这么恶劣的地方的方式——但因纽特人一直不愿抛弃冰封的生活移居到南方。他们已经习惯于忍受北极圈里的苦寒。在出发前，我推测格陵兰主要的问题在于季节性忧郁症，因为一年中有三个月完全不见天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在晚秋时颓靡，而在二月时又振作起来。结果不是这么回事。虽然搬到格陵兰北部的外国人在漫长的黑暗季节中，会得到严重的忧郁症，但格陵兰主要的自杀高潮在五月份，因纽特人多年来已经适应了光明与黑暗的季节变换，一般都对黑暗的季节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大家都喜爱春天，有些人觉得黑暗的季节很乏味，但格陵兰人的主要问题却不在季节性忧郁症上。“大自然变得愈有生机、柔和、愉快，”小品文作家艾瓦雷兹曾写道：“人们内心的冬天似乎变得愈阴沉，而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鸿沟变得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在格陵兰，春天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是温带的两倍，这是最残酷的季节。
　　格陵兰的生活很艰苦，所以丹麦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极佳的社会支援服务政策，还有全民免费医疗、教育，连失业者都可受惠。医院一尘不染，首都的监狱看来像是平价旅馆而不似刑罚机构。
　　但格陵兰的气候和自然力量却无比严酷。我认识一位因纽特人，曾在欧洲游历过，他说：“我们的民族不像其他地方的文化一样，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或建造伟大的建筑物，但我们可在这里存活数千年。”我深深感到震撼，这可能是更伟大的成就。猎人和渔夫只猎捕够自己家人和狗食用的食物，他们还把吃过的海豹皮剥下来卖，以支付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修护雪橇及船只的费用。这些住在村落或乡镇，仍以近乎古老的方式过日子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十分热情的，他们很会说故事，尤其是打猎碰到的意外，或鬼门关前走一遭的经验，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少有的坚韧。他们很有幽默感，常开怀大笑。由于居住环境所致，他们遭受创伤的几率很高：冻寒、饥饿、受伤和财物损失。四十年前，这个民族还住在冰屋里，现在住在有两三个房间的丹麦式组合屋里。每年有三个月，太阳会一直挂在天上。在黑暗的季节里，穿着北极熊皮裤、海豹皮夹克的猎人得跟在雪橇犬旁边跑步才不会冻伤。
　　因纽特家族很大，连续数月，一家子约十二个人在家里足不出户，通常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外头太冷太黑，没人出得去，但父亲除外，他一个月要出门一两次，打猎或破冰钓鱼，以补充夏天储藏的鱼干。格陵兰没有树木，所以室内无法烧火取暖。但以前，冰屋里会有海豹油脂为燃料的油灯，有一位因纽特人对我提到冰屋：“我们一连几个月都坐在一起看着墙壁融化。在这种被迫的亲密生活的环境里，实在没什么抱怨、讨论问题、生气和责备别人的余地。”因纽特人的确有不能抱怨的禁忌。他们安静不语，或是说着让大家欢笑的故事，或谈谈外界和打猎的状况，但他们几乎从不谈自己。忧郁，加上伴随而来的歇斯底里和偏执，是因纽特人为亲密团体生活所付出的代价。
　　格陵兰忧郁症的特殊之处，与气温和日照无直接关系，而是以谈论自己为禁忌的结果。这个社会有着极亲密的身体接触，而必须在情绪上有所保留。这不是无情的表现，不等于冷酷，只是另一种方法。波?比斯加德是位温柔、高大又很有耐性的男士，他是第一位成为精神科医师的格陵兰人。“如果家中有一个人得了忧郁症，我们当然看得出症状，”他说：“但依传统习惯，我们不会多管闲事。对某人说他看起来有忧郁症是一种公然侮辱。忧郁的男人会觉得自己没用，而且认为，若自己是没用的人，就不该给别人添麻烦。他身边的人也不敢过问。”克森?派尔曼是丹麦的心理学家，住在格陵兰十多年，他说：“他们没有一种意识规则是关于如何干涉别人，没有人可以告诉别人如何应对进退。无论别人做什么，你只能忍受，别人也得忍受他自己。”
　　第71节：格陵兰岛上的忧郁者(2)
　　我在日照多的季节到那里，格陵兰的六月，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美得超乎我的想象。我们搭飞机到有五千人的小镇伊路利萨特，再坐渔人的小机动船出发，南方有一个群落，是我与格陵兰公共卫生主管讨论后挑选出要拜访的。这个群落叫伊利米那克，成年人口的总数是八十五人，都是猎人和渔夫。没有路可通往伊利米那克，伊利米那克的群落里也没有路。冬天时，村人可以乘着狗拖的雪橇走过冰封区域，夏天则只能搭船。春秋之时，大家都躲在家里。我去的那时节，奇妙的冰山飘过海岸，有些大的跟办公大楼一样，汇聚于康克鲁斯瓦格冰峡湾。我们驶过峡湾口，穿梭于倒翻过来的长方形大块冰块与碎冰渣之间，这些冰大得跟楼房一样，经年累月而有波浪状的痕迹，还有奇特的蓝色——面对自然的神奇，我们的船显得如此渺小。我们一边航行，一边把较小的冰块拨开，有的大小如冰箱，有的像是浮在水上的餐盘，它们密集地挤在清澈的水面上，如果环视远方的地平线，会觉得我们好像航行在一片完整的冰面上。光线非常清楚，平原看起来好像没有深度，看不出远近。我们停靠在岸附近，但我分不出海洋和陆地，经过的地方大多是两座冰山之间的峡谷。水温很低，当冰山边的碎冰掉落至水中时，水面像果冻一样，溅起来没两下就归于平静。不时看到海豹跃入冰冷水里，但大多数时候，身边只有阳光和冰块。
　　伊利米那克就在一个小天然港湾边，大概有三十幢房子、一间学校、一座小教堂和一家杂货店，一星期补货一次。每家都有一群狗，这里狗的数目远高于居民。房屋都漆成当地人喜爱的明亮色彩——土耳其蓝、毛莨黄和浅粉红色，但这些房子和后头巨大的石块、前方无际的白色海洋相比，渺小得几乎看不见。很难想像还有什么地方比伊利米那克更孤绝。但村里居然有一条电话线，若是天气状况适合降落，丹麦政府还会免费用直升机载送此地急需医疗的病人。大家都没有自来水和冲水厕所，但有台发电机，所以学校和一部分的房子有电可用，不少人家里还有电视。每户人家窗外的景观都美得令人惊叹，午夜时，太阳依然高挂，居民都睡了，我走在寂静的房屋与沉睡的狗群之间，好像在梦里一样。
　　我抵达的前一个星期，杂货店外张贴一张公告，征求志愿者与我讨论情绪问题。我的翻译者是一位活泼好动、受过教育的因纽特女士，伊利米那克的人信任她，虽然不抱希望，但她允诺我会全力说服拘谨的当地居民倾吐情绪。到访的第二天，居民用有些腼腆的态度招呼我们。太好了，他们有些故事可聊。太好了，他们决定与我分享。太好了，原来要和外地人谈这些事不算困难。太好了，我一定要和三位女长老谈谈——她们老早就开始聊关于情绪的事了。在我的经验中，因纽特人乐于助人，即使是喋喋不休地谈自己——这种他们日常生活中极不习惯谈论的事，他们仍十分和善。虽然刚到时，他们对我如一般访客那样客气，但因为我抵达之前就有份推荐书，而且他们认识载我来的渔夫，再加上对我的翻译员的信任，他们把我当成亲近团体的一份子。
　　“问题不要太直接，”负责伊利米那克医疗的丹麦医生给我忠告：“如果问他们心情如何，他们什么也不会讲。”但村民知道我想了解的事情。虽然他们的回答通常只有只字片语，而问题又要尽量具体，但即使语言中缺乏陈述情绪的词汇，他们还是可以把概念表达得很清楚。创伤是格陵兰人生活的一部分：创伤后的焦虑倒不常见，也很少沉沦到心情阴郁或自信尽失。码头旁的老渔夫们告诉我几个故事，像雪橇落到冰里，训练有素的狗队会把你拉上来，但先决条件是冰面没有继续破裂、你没那么快溺死、缰绳没断；有人曾身着湿衣在零下的气温中赶好几里路；他们说打猎时碰到冰面移动，声响有如打雷；站在一块移位的冰上，你觉得自己好像浮了起来，但不知道冰块下一秒会不会翻过来让你摔进海里。然后又谈到，遇到这类经历后，隔天还要出门在冰上和黑暗中讨生计有多么困难。
　　我们拜访了那三位女长老，她们都有过骇人的经验。艾美莉亚?乔森是位产婆，和城镇医生最熟的人。她曾怀过一年的死胎，隔年，她生下的小孩到晚上就死了。她的丈夫悲愤交加，责怪她杀了小孩。她当时无法接受她可以帮邻居接生，自己却一个小孩都不能有的事实。凯琳?乔韩森是渔夫之妻，从外地来到伊利米那克。没多久，她连续历经了母亲、祖母和姐姐接连过世的不幸。后来她兄弟的太太怀了双胞胎，一个在五个月时胎死腹中，第二个健康产下，但三个月时孩子的母亲却不幸死亡。她兄弟仅存的小孩，六岁大的女儿，意外溺死后，她兄弟也上吊自杀了。艾美莉亚?兰格是教堂的神职人员，嫁给年轻、高大的猎人，短时间内连生了八个小孩。后来他打猎时出了意外：一颗子弹打到石头上弹回来，几乎完全打断他的右手肘。骨骼一直没长好，如果你拉起他的手，断掉的地方好像多出来的关节似的，他的右手残废了。几年后，他出门碰到暴风天，被狂风刮起来。由于没有右手可撑地，摔下来时折断脖子，之后颈部以下完全瘫痪。他妻子必须照顾他，推着他的轮椅在屋里到处走，养大小孩，出门打猎。“只要我还能干活，这些都不算什么，”她的丈夫觉得自己是她的负担，开始绝食想饿死自己，但她察觉他的企图，于是打破沉默，恳求他活下来。
　　第72节：格陵兰岛上的忧郁者(3)
　　“没错，”凯琳?乔韩森说：“我们格陵兰人太过亲近了，而我们生活中又有太多重担，我们不想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
　　二十世纪早期的丹麦探险家发现因纽特人有三种主要的心理疾病，叙述这些事的因纽特人都不知这些病症何时开始出现。这些病症只发生在极偏远地区，在其他地方都已消失。一位患过“极地歇斯底里症”的男士叙述其为“一股气升起，你那海象、海豹和鲸鱼血所滋养的年轻血气冲上来——悲伤包围了你。你开始觉得焦虑，厌倦生活”。此病症的变形如今还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触发忧郁症或混合状态，很接近马来西亚人所说的“失神杀人狂”（指精神错乱，以杀人为乐者）。“高山流浪者症侯群一发生在离群索居的人身上——早期的时候，村人不准他们回到群落，让他们完全自生自灭。”“独木舟焦虑症”是现实错乱，觉得船中进水，自己会沉入水中溺死，这是最常见的偏执心态。虽然这些词现在多是在讲古时才用到，但依然可唤起因纽特人为生活奋斗的记忆。根据格陵兰公共卫生部门的首长何内勃格?克里田森所言，最近在乌玛那克有许多人频频抱怨，觉得皮肤底下有水在流动。法国探险家尚?马劳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道：“爱斯基摩人基本的个人主义特质和他们刻意相信孤独等同悲惨，二者之间有着戏剧化的冲突。一旦被伙伴抛弃，他就会被存在已久的忧郁击垮。团体生活亲密得令人受不了吗？人与人之间都被道义的网牵绊在一起，使爱斯基摩人自愿成了囚犯。”
　　伊利米那克的女长老们都曾长期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凯琳?乔韩森说：“起初，我试着跟其他女人讲我的心情，但她们就是不理睬。她们不想听到难过的事，而且也不知道要怎么聊这种话题，她们从没听过别人谈自己的麻烦。我本来还以自己没给别人找麻烦为荣，但在我兄弟过世后，我被他的自杀震惊，我非讲话不可。可大家不喜欢听。在我们的习惯里，即使是跟朋友说‘我很同情你’都很失礼。”她说她的丈夫是个“沉默的男人”，他们之间的谈论方式是她哭泣，他聆听，两人都不说任何大家不习惯的话语。
　　这三位女长老都能相互感受对方的困境，多年来，她们一起谈着内心苦闷、孤寂的感受。艾美莉亚?乔森曾去过伊路利萨特受接生训练，她这时才知道有谈话治疗这回事。她发现和另外两位太太聊天令她舒缓不少，于是向她们提出一个想法。星期天在教堂里，艾美莉亚?兰格宣布说她们组了一个团，欢迎任何想谈自己痛苦的人来聊天，单独或一起来都可以。这在这个社会里十分新鲜，她建议用乔森的家作咨询室。兰格保证这类会谈绝对保密。她说：“我们都不喜欢孤独。”
　　后来的几年，村里所有的女人，几乎都跑去找她们谈过，都不清楚有多少人寻求过她们的协助。从未向丈夫和小孩吐露心声的妇女，跑到接生婆的产房里哭泣。于是造就了新的传统——开放的言谈。很少有男人寻求协助，虽然男人要坚强的想法让他们不能来，但至少是个开始。我分别在三位女长老的家中待了很久。艾美莉亚?兰格说，看到别人与她谈过后那“解脱的模样”，真是让人欣慰。凯琳?乔韩森请我到她家坐，她端上来一碗新鲜的鲸鱼汤，她说这碗汤是人们难题的最佳解答，她还告诉我，她发现了悲伤的真正疗法，就是聆听别人的悲伤。“我做这些事不是只为了来跟我谈话的人，” 她说：“也是为了我自己。”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亲人之间，伊利米那克人不谈私事，但他们会到这三位女长老家里得到振作的力量。“我知道很多自杀事件被我阻止了，”凯琳?乔韩森说：“真高兴我及时跟她们谈过。”保密极为重要，小部落里有很多阶级，搅乱阶级惹出的麻烦会比沉默造成的问题更大。“对站在外头要和我谈问题的人，我绝不主动提问题，要不就是换一种方法，谈谈身体状况，”艾美莉亚?乔森说：“直到我礼貌地问：‘你还好吧？’他们会哭起来，然后我再把他们拉进屋内。”
　　西方社会时常提起谈话治疗，但它已经被看成是一种精神分析。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在这种情形下，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这三位伊利米那克女长老发现了放下包袱和帮助别人放下包袱的美妙。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痛苦，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痛苦，但孤独却有无限的可塑性。
　　我在她们家中吃着抹了海豹油的鳕鱼干，三位女长老问我是否也有忧郁症，她们想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聊聊我的经验。离开小镇时，我的翻译员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累的一次，但这也令她十分骄傲。“我们因纽特人是很坚强的民族，”她说：“若没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过活。所以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忧郁也是问题之一。”在较大的城市里设立自杀求救热线电话的格陵兰人——莎拉?莱恩说：“首先，人们得了解跟别人说话是很容易又很棒的事。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的人要努力宣传这种经验。”
　　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你得分清楚困苦的生活与忧郁的状态之间模糊的界线。因纽特人的生活很苦——虽然不能跟集中营相比，也与现代都会中的精神空虚不同，但他们活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西方人习以为常的豪华物质生活。不久之前，因纽特人甚至还不能享受到说出自己问题的好处：他们必须压抑所有负面的情绪，以免影响他们的整个社会。我拜访的几个伊利米那克家庭，都是以保持沉默的方法来度过难关。这可以很有效地达到他们的目的，看得出来，许多人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个冰冷、漫长的冬天。现代的西方人陷入沉郁时，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坚毅的信念，伊利米那克人的故事验证了这个理论，但这种方法有其范围及地区的限制。如前面所说，村里没有一个人会谈论自己的问题，即使是那三位女长老，平常也不谈自己的麻烦。人们常说忧郁症是进步社会里的闲人才会得的病症，事实上，应该说是特定阶层的人才能享受到自由表达、陈述忧郁的特权。对因纽特人来说，忧郁症实在微不足道，这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的遭遇，除非是病情日渐严重到失控，否则他们只是视而不见。在他们的沉默与我们以大量自觉的语言表达之间，有许多陈述和了解精神痛苦的方法。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从某方面来说，它们也决定了什么该消解、什么该加强、什么该忍受、什么该放弃。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第六章：成瘾
　　第73节：滥用药物
　　第六章 成瘾
　　忧郁症与药物滥用形成一个循坏——得忧郁症的人滥用药物好让自己挣脱忧郁；滥用药物的人搅乱了生活，最终患上忧郁症。
　　新抗郁剂是否会重蹈现代化的覆辙，没有给人更多的自由，只是提高了生活的期望和速度？我们是否处于创造新的超人的危险边缘？
　　我希望能和一大群从忧郁和酒瘾中走出来的人一起跳舞，嘲笑那巨大的忧郁。那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忧郁症与药物滥用：这里的“药物”指的是广义的“毒品”或易成瘾物质 (如尼古丁、酒精、古柯硷、海洛因等)，形成一个循环。得忧郁症的人滥用药物好让自己挣脱忧郁；滥用药物的人搅乱了生活，最终患上忧郁症。到底是“天生倾向于”酗酒的人变为酒鬼，于是滥用药物而产生忧郁；还是天性忧郁的人把饮用酒精当成一种自我治疗——两种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血清素减少，在加剧酗酒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逐渐加重的忧郁可能会造成身体性的酗酒加剧。
　　事实上，神经系统的血清素含量与酒精的饮用量成反比。以非法药物进行自我治疗常会得到反效果：合法的抗郁剂药物刚开始会有副作用，慢慢才有预期的效果；而滥用的药物通常是一开始就有期望的效果，然后慢慢产生副作用。选择百忧解而不用古柯硷是一种延缓满足感的策略；选择古柯硷而不用抗郁剂是因为渴望得到立即的满足。
　　■滥用药物
　　所有滥用的药物——尼古丁、酒精、大麻、古柯硷、海洛因，和其他二十多种已知药物——都会对多巴胺系统造成影响。有些人天生就有使用这些药物的倾向。滥用的药物分三阶段作用于大脑。第一阶段作用于前脑，影响感知；然后，这会刺激连向大脑各重要部位的神经纤维——我们和爬虫类一样都有这些部位——最后，它们会把兴奋的讯息送到大脑其他部位，通常是影响多巴胺系统。像古柯硷，其作用有可能是阻断多巴胺回收，因此会有大量多巴胺飘荡于大脑中；吗啡的作用是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其他神经传导物质也会受影响；酒精影响血清素，有许多药物可能会提高脑啡肽。不过，大脑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以保持刺激讯息的稳定：如果让大脑泡在多巴胺里，大脑就会发展出对多巴胺的抵抗性，因而需要愈来愈多的多巴胺才能引发反应。若不是多巴胺受体数量增加，就是现有的多巴胺受体敏感度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上瘾者对滥用药物的需求量会渐渐增加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停止依赖药物来刺激过量多巴胺的人，在渐渐复原时会感到无力、阴沉和忧郁：他们的大脑在自然状态下所产生的多巴胺的含量，根本比不上经药物改造的大脑所产生的含量。等到大脑再度调整过后，戒断症状才会平息。
　　大多数人若是使用成瘾药物够多、够久，都会上瘾。有三分之一抽过烟的人会对尼古丁上瘾；约四分之一用过海洛因的人会对其产生依赖性；约六分之一喝过酒的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性。药物使用的方式决定了药物中毒的快慢。各种方式中，中毒速度最快的是注射，其次是鼻吸入，最慢是口服。当然，各种药物的速度各不相同，速度也决定了这种药物的作用有多大。“谁会产生使用药物的动机，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的主管大卫?麦克道尔说：“要看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社会状态而定。但接下来的结果就完全没有定数了，有人用了一次以后还是好好过日子，水远不会再试第二次；有人一用就立刻上瘾，终生不能戒断。”
　　药物滥用者和忧郁症者很像，具有先天的体质，再借由外在经验引发：天生就有滥用药物性格的人，只要使用一种药物够多、够久，就会对其成瘾。倾向于滥用酒精的忧郁者，通常会在重度忧郁第一次发作后经历长达五年的酗酒；倾向于滥用古柯硷的忧郁者通常在第一次发作后经历长达七年的滥用。目前没有检测可证明什么人用什么药物会有什么程度的危险，不过有人试图以血液中某些酵素的量为基准，以进行这方面的系统化检测。目前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是忧郁者的生理变化使他们精神脆弱而更容易滥用药物，还是增加的脆弱本身主要就是生理因素造成的。
　　大多数忧郁的药物滥用者都同时有这两种相关的疾病，二者都需要治疗，也都会相辅相成。两种疾病都在多巴胺系统中交互作用。一般认为，要先叫病人戒掉药物滥用，之后再去对付忧郁症，这种看法其实是有点可笑的：这等于是要先把痛苦全部吞进腹中，直到痛苦爆发才想办法解决。要是你以为毒瘾可以忽略，以治疗忧郁为优先，让他感觉较好以后就不会再滥用任何药物，这又小看了生理依赖性的强大。“如果我们能在成瘾问题上学到什么事，”曾经担任美国“反毒沙皇”（指美国政府反毒部门的主管），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成瘾与药物滥用中心的赫伯特?克莱柏说：“那就是一旦染上毒瘾——不管是如何染上的——你就等于染了一种有生命的疾病。如果用抗郁剂治疗忧郁的酒鬼，他最后可能会成为不忧郁的酒鬼。”即使消除了原先滥用药物的动机，也无法让已养成滥用习惯的人戒除药物。
　　第74节：找出病源(1)
　　■找出病源
　　理论学者急切地希望能够区别病人是罹患情绪疾患还是产生药物依赖性。有些判断标准——例如病人家族有忧郁症病史或者药物滥用病史，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除此之外，标准很模糊。酗酒会造成忧郁的症状。目前主流治疗哲学认为必须先治疗药物滥用，等到这个人“干净了”或“清醒了”一个月左右，才能评估他的情绪状况。若他的状况不错，表示这个人的忧郁可能是由药物滥用引起，所以治好毒瘾就同时治好了忧郁。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因戒断而造成的混乱非常可怕。在戒断后一个月感觉很好的人，可能是太过相信自己的自制力，正在历经体内各种荷尔蒙、神经传导物质、酵素等分泌量重新调适的过程；这种人的酒瘾或忧郁症不一定真的治好了。在戒断后一个月仍因生活周遭问题而感到忧郁的人，既不代表他是因情绪问题而导致药物滥用，也不表示潜伏的情绪问题已浮出水面。认为药物遮蔽了滥用者的真实自我，有些人可以恢复到纯粹状态的说法，其实是无稽之谈。而且戒断的情绪问题，会等到戒断后的一至两个月才出现。身体要花好几个月才能从长期药物滥用中恢复过来；有些要等到一至两年后才恢复；根据克莱柏的说法，有些大脑的变化“可能永远不会回复”。正子放射断层摄影检验了各种药物对大脑造成的影响，由扫描图看来，有些人过了三个月仍没有恢复多少。药物会造成永久的损害，长期药物滥用者常会苦于记忆力受损。
　　如果说要患忧郁症的药物滥用者先戒掉毒瘾太过残酷，那先给他们服抗郁剂有意义吗？如果忧郁是他们酗酒的主要原因，那么让忧郁的酒鬼服用抗郁剂就可以缓解一些饮酒的欲望。这种先舒缓忧郁症的测试模式，比先戒掉毒瘾再看是不是“真的忧郁症”更经常使用。抗郁剂治疗在减轻药物滥用上的确有效果：最近的研究证明，让酒鬼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可增加戒酒成功率。很明显地，忧郁症以精神动力疗法，或只要一点关注，就可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接受试验的患者感觉自己受到关注，会对治疗药物滥用产生正面效果。忧郁的酗酒者有严重孤僻的倾向，若是打破他们的孤立状态，通常可舒缓忧郁症状。
　　“若试图以较科学的方法来判断何为主要疾病、何为次要疾病，其中有着特定的判断准则，要找到病源到底是自我放纵还是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艾利诺?麦克坎克兹说：“作为一个治疗毒瘾者与精神病患的医生，无论如何我都得了解这一点，因为这可能预示了未来如何治疗他们；因为我要教育他们、治疗他们；因为我要考虑用什么药治疗，用多久，所以对我很有助益。不过有一点很重要，二者都是失常，都是必须治疗的失常。”有时候，通过使用毒品来自我治疗以控制严重忧郁的人，难免同时有自杀意念或行动的可能。如果要这样的人戒掉酒瘾却没有准备控制忧郁症的好方法，这个人极可能有发生自杀的危险。“由于还没戒断毒瘾，所以无法诊断是否为忧郁症，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麦克道尔说：“而戒断是否能维持，要依忧郁症的治疗情形而定。”换句话说，如果有忧郁症，就很难克服戒断的压力。
　　第75节：找出病源(2)
　　了解病源只是找出治疗方法的第一步，在此情形下，必须根据对症状的综合分析建立诊断系统。例如，最近的研究观察了睡眠状况，快速动眼期、睡眠潜伏期（从睡着以后到进入第一阶段快速动眼期之间的时间）缩短，表示忧郁症是主要疾病，若是快速动眼期、睡眠潜伏期延长，则表示酗酒是主要疾病。有些临床医生认为，早发型酗酒比晚发型酗酒更有可能是忧郁造成的。有些实验测量标准是观察血清素的代谢物，或是肾上腺皮质醇及其他荷尔蒙的分泌量，希望能借这些指数来发现“真正的”忧郁症——但因为许多真正的忧郁症无法从这些代谢物中看出，此类检验的效果其实有限。虽然统计的范围极广，但可看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药物滥用者有同类型的忧郁症；也可清楚看出忧郁的药物滥用者为数不少。药物滥用常从青春期前期开始发生，在这时候，有忧郁倾向的人可能尚未产生忧郁的症状。滥用刚开始可能出自于对忧郁倾向的抵抗，忧郁症有时候会使成瘾药物的使用者变成嗜毒者。克莱柏说：“因焦虑或忧郁而使用药物的人，比较可能产生较深的依赖性。在已戒断上瘾的人之中，因忧郁症而成瘾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再度犯瘾。”梅尔曾提出五种药物滥用与忧郁症之间可能的关系：（1）忧郁症是药物滥用的原因；（2）忧郁症是药物滥用的结果；（3）忧郁症改变或加剧了药物滥用；（4）忧郁症不影响药物滥用，二者互不相干；（5）忧郁症与药物滥用都是同一个问题引发的。
　　药物使用、药物戒断的症状和有些忧郁症类似，很容易搞混。镇定剂如酒精，可消除焦虑并引发忧郁；兴奋剂如古柯硷，可解除忧郁并引发焦虑。滥用兴奋剂的忧郁症者会有类似歇斯底里的行为，但停止使用药物或成功的忧郁症治疗都可以减轻这类行为。也就是说，混合型的症状会比两种疾病组成的综合症状还剧烈。在诊断为有两种疾病的病例中，其酗酒程度通常比一般酗酒更严重，忧郁程度通常也比一般忧郁严重。但幸运的是，诊断为同时具有两种疾病的人，比只有其中一种的人更有可能寻求治疗。不过，他们也更有可能再度复发。虽然药物滥用和忧郁症是不同的问题，但二者无疑都会对大脑生理机制造成影响，这会严重破坏其他的生理机制。有些在作用时不会造成忧郁的药物（古柯硷、镇静剂、安眠剂和抗焦虑剂），却一定会在戒断时影响大脑，造成忧郁；有时某些药物（安非他命、鸦片类止痛剂、迷幻药），在作用的当口就会造成忧郁；有些药物（古柯硷、快乐丸）会产生快感，之后发生情绪低落。这不是好事。所有这类药物，尤其是酒精，都会引发自杀意念。它们都会扰乱病人心智，以致无法按照医生的指示去自我调节，把持续服用抗郁剂的病人搞得一塌糊涂。
　　从以上来看，某些人在戒除毒瘾后，忧郁症就会比较缓和或是不会持续太久，对这种人来说，正确疗法就是戒断。其他在忧郁症得到控制而使毒瘾和酒瘾逐渐消失的人，对他们来说，正确疗法就是抗郁剂治疗和心理治疗。就像大多数忧郁症者一样，大多数药物滥用者需要社会心理学的治疗，但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法则。不幸的是，临床医生仍不太清楚哪些抗郁剂可用在药物滥用者身上。酒精会加速医药的吸收，而快速吸收会大幅提高药物的副作用。三环抗郁剂这种早期的医药与古柯硷混合，会对心脏造成明显的压力。这点很重要，在为清醒的药物滥用者开抗郁剂时，要假设他可能会再度使用某种毒品，并避开会与毒品混合造成严重伤害的药物处方。
　　第76节：为何会上瘾？
　　■为何会上瘾？
　　过去二十年来，所谓上瘾，在字面意义上已变得十分模糊，所以现在有人会对工作、阳光或脚底按摩上瘾。有些人对食物上瘾，有些对金钱上瘾——包括赚钱与花钱。我认识一位厌食的女孩被诊断为对小黄瓜上瘾，让人不禁联想到，弗洛伊德可能对此症状有一堆话好讲。哈佛医学院成瘾部门的主管霍华德?谢弗曾研究过赌博强迫症，他认为上瘾的关键是大脑，而强迫症的目标并不是很重要；在他看来，行为上瘾与药物上瘾没什么两样。行为所依赖的，是无法抑制重复去做某种有害无益之事的渴求，而不是对重复的事产生的生理反应。他说：“我们不会说，骰子有上瘾性。”
　　“人们不太会判断自己的敏感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克莱柏说：“没有人会想成为上瘾者。成瘾治疗的问题在于医生的目标：完全戒断与病人的目标（控制自己）并不相同。所有快克(类似古柯硷的毒品)上瘾者仍希望偶尔能吸一管。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曾经有办法控制自己。所有上瘾者都有过一段蜜月期，那时他们还能控制自己。像酗酒者，能控制自己的时间有五至十年；而快克上瘾者则只有六个月。” 因喜欢那样的感觉而重复做某事，与没有它就无法忍受而重复做某事，是全然不同的感受。通常来说，需求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外部环境，如忧郁。如果有忧郁症，满足日常生活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忧郁者会比非忧郁者更快成瘾。药物滥用者可分为四类：沉迷执著（指完全不会考虑要戒除药物）、考虑戒除、外在驱使戒除与内在驱使戒除。大多数人要经过这四个阶段才能完全摆脱对药物的依赖。
　　医学文献提到，上瘾的问题来自于四方面：“情感；自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治疗。”我认为最值得了解的事是，到底有多少人有办法避免发生上瘾。我们之所以会想避免，一方面是知道上瘾的巨大害处和无尽痛苦，另一方面是我们担心亲戚朋友离我们而去，以及喜欢自我克制的感觉。不过，药物上瘾的副作用才是最重要的理由。要是没有后遗症，酒鬼和古柯硷“毒虫”恐怕会更多。药物带给人奖赏与惩罚，用到什么程度，奖赏才会比惩罚多，或是惩罚比奖赏多，两种状况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饮酒的镇定效果帮助人们放松，摆脱社交中的焦虑，大多数非回教社会都允许这种行为。偶尔用古柯硷产生兴奋作用对抗忧郁，就好像用酒精对付焦虑一样，但是古柯硷是非法药物，这表示我们的社会对其感到不安。目前最常见的成瘾药物是咖啡因与尼古丁。有位专攻药物成瘾学的医生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个外国朋友，发现自己有麻痹的症状与严重失低落感，后来想到，他朋友家中只有花车茶，才知道自己的问题不是酒精类脱水，而是咖啡因戒断症状。喝了几杯浓咖啡后，他又恢复正常。“我从来没想到过，原来咖啡不仅是习惯的饮料而已：它是成瘾药物，只要打破习惯，就会产生戒断症状。”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反对使用不会造成失常的成瘾药物，但我们反对使用特定成瘾药物，即使是偶尔用一下或许不会成瘾的也不允许。从大麻合法化，或将香烟列为非法的争议来看，人们对这类东西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77节：罪魁祸首(1)
　　■罪魁祸首
　　遗传不代表命运。爱尔兰的酗酒者非常多，但不沾酒的人也很多。以色列的酗酒者很少，但几乎没有人反对饮酒。在一个人们容易酗酒的社会里，他们也倾向于在面对药物时，使出浑身解数控制自己。“酗酒”，克莱柏说：“不是手肘的毛病，你并不是因为肌肉痉挛而把杯子送到嘴边，酗酒者自己有判断力。不过，这种判断力会受多种变数影响，情绪问题即是其中之一。”你会使用药物是刻意的行动。在服药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行为。这是意志力的问题。但是，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我们知道它可缓解眼前的痛苦，自我抗拒有什么意义？艾略特在诗作《小老头》中写道：“有了这种知识，如何能够忍耐？”在灵魂的暗夜里，是不是最好别知道古柯硷会给你什么感觉？
　　忧郁症最可怕的一点是，它与意志力无关，尤其是焦虑与恐慌：这些感觉涌上来时没有任何理由。有位作家说，药物滥用可把“难过且无法理解的痛苦”转化为“舒服且可理解的痛苦”，消解“使用者无法理解、无能控制的苦难”，代价是“药物造成的依赖，使用者清楚这点”。在尼泊尔，若是大象踩到木片或尖刺，主人会把辣椒洒到它的眼里，眼睛的痛苦使它忽略了脚底的痛苦，人就可以趁机把刺拔去而不必担心被踩死（然后立刻冲洗它的眼睛）。对许多忧郁症者来说，酒精、古柯硷或海洛因就是辣椒，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所带来的痛苦可让人忘却更难以忍受的忧郁症。
　　咖啡因、尼古丁与酒精是主要的合法成瘾药物，它们不同程度地进入我们的社会规范与消费广告中。我们最常忽略的是咖啡因，尼古丁虽然具有高度成瘾性，但不算麻醉剂，所以相对来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反烟运动首领最在意的是附随尼古丁吸入肺中的焦油。由于不良副作用出现得较慢，使尼古丁成为最容易被滥用的药物：如果人们每次吸烟都会碰到可怕的后遗症，必然会大幅减少吸用量。因为不良作用——肺气肿和肺癌最明显——是长期吸烟的最终结果，所以人们常会忽略或不承认。忧郁症者的高吸烟率与尼古丁的特性关系不大，但可看成前途茫茫之人的一种广义的慢性自毁行为。吸烟作用之一的血液缺氧，也可能会引发镇静作用。吸烟可能会降低血清素，不过人们也有可能是因为血清素低而受尼古丁的吸引，进而养成抽烟的习惯。
　　会造成明显失常的滥用药物中，最常见的是酒精，可有效麻痹痛苦的感觉。虽然在心情低落时喝酒并非罕见的事，但有些人忧郁时反而少喝酒，这多半是因为他们知道酒精是一种镇静剂，忧郁时喝太多会使忧郁加剧。就我的经验而言，处于纯粹的忧郁时，酒精没什么吸引力，但焦虑时，却极想要来一杯。问题是，可以解除焦虑的酒精，却可能引发忧郁，所以告别了紧张和恐惧，却换来寂寞与自卑。这不能改善问题。我自己就是从酒瘾中全身而退的过来人，给你一个劝告：酒精一点用都没有。
　　身为曾经沉溺于酒瘾的人，我认为药物成瘾与社会有很大的关系。我生长的家庭习惯以葡萄酒佐餐，六岁的时候就会在餐桌上喝两口眼前的酒。等到上了学院，我发现自己居然很会喝酒：我的酒量不错。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校大多都不鼓励喝酒，而且会喝太多酒的人常被认为是“头痛人物”。我服从这些规定。后来到英国读大学，在那里喝酒很常见，节制的人会被视为“呆板”、“扫兴”。我不希望自己像绵羊一般温驯，于是很好地融入了新环境。开始写毕业论文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加入一个晚餐俱乐部，入会的愚蠢仪式是得喝下半加仑红酒。这对我是一种突破，粉碎了我以前对喝醉的恐惧和心慌。这时候的我还没有任何一点点忧郁，但却会为突发事件而焦虑。几个月后，有一次用晚餐时，正好坐在心仪已久的女孩旁边，我以为喝点酒可以解除我的害羞，于是爽快地在晚餐时喝掉两瓶半葡萄酒。她可能也是害羞，醉得和我差不多，第二天凌晨醒来时，发现我们两人躺在散落一地的衣服上。我们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害羞。如果你不怕隔天头痛欲裂，还能好好地读完一篇论文，那每天都喝个烂醉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和朋友都不认为我会有酗酒的危险。
　　二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写第一本书，内容是关于苏联的前卫艺术家。比起在英国偶尔才会喝到烂醉的情形，我在前苏联狂饮却是十分寻常。不过，那不是忧郁：我当时所在的前苏联社会是最适宜饮酒的国家之一。莫斯科的水差不多不能喝，没别的法子，我记得当时曾这么想过，要是有谁能够把酒变成水就好了。
　　1989年夏天，我与莫斯科郊区的艺术家团体住在一块，我猜我大概每天要灌一公升伏特加。到了月底，我已经不太注意自己喝了多少；并且很习惯中午时踉跄地从床上爬起来，发现一伙朋友在抽烟，围着一个小电炉煮开水泡茶，用脏兮兮的杯子喝伏特加。我觉得茶很恶心——像是温温的泥巴水，所以早餐都喝伏特加，而且整天都如此，我逐渐进入惯性饮酒的状态。像这样不停喝酒从来不会醉，回想起来，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生活多少有些封闭，而我与俄罗斯朋友的友谊，有很大部分是受到团体生活加上不停喝酒催化的。当然，我们这群中有几个人，就算用当地社会的标准来看，也喝得太过头了。有个人会喝到烂醉，四处乱晃，然后昏睡一整晚。他的鼾声像重金属乐队的鼓一般响。要格外注意的是，别让他昏睡在你的房间里，更不能倒在你床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六个人合力把这个不省人事的大汉抬下楼，我们拖着他下了三层楼，都没把他弄醒。你若是用美国的标准来判断这圈子里的人，会觉得他们太粗鲁、太怪异。“在瑞典”，一位曾去那里玩过的俄罗斯朋友说，“他们借喝酒来避免过度亲密。而在这里，喝酒是因为我们相亲相爱。”
　　喝酒不是简单的事情：人们喝酒的动机各不相同，作用也不一样。一般认为，北欧几个国家提高酒税是为了控制自杀率。我看过一份报告说，酒鬼总是心情沮丧，但我不相信所有的酒鬼都是沮丧的人。忧郁与酒精的关系受性情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极大。我焦虑的时候一定会喝得更多——身处于令我焦虑的社交场合里，或是一点忧郁式的焦虑扫过心头——我发现自己在不安的时候，对酒精有不正常的依赖性。我的耐受度时高时低，反应也不稳定：我曾喝了酒，感到精神愉快；也曾稍稍小酌，就有危险的自杀倾向，感到绝望、无力和恐惧。我知道自己在心情低落时不该喝酒，只要是在家里，我都不喝酒；但是在社交场合里，要拒绝很难，而要在缓解焦虑与产生依赖之间取得平衡，则是更难。在这问题上我时常会犯错。
　　饮酒过度必然会造成头痛、无力或无能的感觉，以及消化不良。长久的严重酗酒会造成知觉障碍，甚或是精神异常，以及生理病痛，如肝硬化；酗酒者的寿命通常比一般人短。长期酗酒的戒断症状包括可致命的震颤谵妄症。现在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在一生中的某一阶段会饮酒。在美国，百分之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五的女人养成了生理的酒瘾——这表示说，如果他们试图戒酒，就会出现心跳加速、震颤谵妄和焦躁的情形。我们目前尚未彻底了解酒精在大脑中的生理运作机制，也不清楚饮酒的生理机制，不过血清素有可能会影响人们抗拒酒精诱惑的能力。目前看来，高剂量的酒精会经由特定GABA受体对神经传导物质造成不良影响，GABA受体也是镇静剂烦宁作用的地方。持续过度饮酒会影响记忆力，并且会对整理新经验、放入连续记忆的能力造成永久损害。也就是说，他会遗忘个人历史的大概轮廓，生活的回忆变成点状与片段，而不是连续的故事。
　　许多酗酒的治疗模式与忧郁症不同，但这两种状况若是同时发生，精神动力疗法可能最有效。“戒酒匿名会”与其他分阶段戒酒疗程，提供了可让人分享酗酒经验与忧郁经验的友善环境。其他团体治疗与短期收容所对治疗酗酒与忧郁症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好像这两种病状是同一个病因引起的。对许多人来说，不管二者是不是同一个病因所致，这些疗法都一样有效。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采用个别认知行为疗法来预防复发。这个疗程已写成书面形式，任何医生都可以沿用。大卫?麦克道尔解释：“这是种非常‘当下’的治疗形式。”典型的疗程开始是一至二周的个人剖析，接下来要为他解释复发的诱因，告诉他如何面对。
　　最近，一种名为安特布斯的药品常用来治疗酗酒，这种药可改变酒精的代谢作用，降低耐受性，增强人的自制力。人们早上醒来都充满毅力，但到了中午又变得十分脆弱，这时候服用安特布斯可加强抗拒酒精的决心。戒毒中的人常常摇摆不定，安特布斯可帮助他们抵抗欲望和诱惑，迎向自由，不屈从于成瘾药物的欲望。有一位医生专门治疗有地位的药物滥用者，这些病人大多是医生或律师。他要病人写一份“保证书”，签字后交给他保管；如果病人再犯，他就把保证书寄给执照管理单位。有些上瘾者使用药剂来阻断滥用药物效果，以此消除用药的动机。例如钠曲酮就是可阻断海洛因作用的抗拒剂。它也可以防止酒精影响脑啡肽，借此摧毁一般的饮酒动机。如果服了那曲酮，就无法从滥用药物中得到任何快感。这种药成功地协助人们打破上瘾的行为模式，因为它可以铲除使用的欲望。
　　第78节：罪魁祸首(2)
　　硬性药物是最具杀伤力的药物。咖啡因是兴奋剂，快克也是兴奋剂，但快克特别容易上瘾，也能对大脑产生更快速的作用，因而被列为硬性药物。硬性药物特别容易使人情绪低落——这种东西严重违法、一沾上就会把生活搞砸、价格昂贵、品质不纯、使用这种东西的人也有酗酒倾向，而且硬性药物对你的神经系统的作用也可导致忧郁。兴奋剂滥用者的亲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很高。这可能表示，天生有忧郁体质的人，可能是先滥用古柯硷或其他兴奋剂之后，忧郁症才发作。用过古柯硷的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五上瘾，但对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古柯硷是所有药物中最容易上瘾的。在实验中，若让老鼠从古柯硷类兴奋剂、食物和性交三者中选择其一，如果都充分供应，有些老鼠会选择吞食兴奋剂，直到筋疲力尽而死。
　　古柯硷是昂贵的抗郁剂，使用者在亢奋后的二十八至七十二小时，会产生剧烈的情绪低落。“它是种会影响各方面的烂药，”麦克道尔说：“会不断地消耗你储存的神经传导物质，使你进入停药后的情绪低落期。”这种低落的特性是能强烈地感受到躁动、忧郁与疲劳。这可能是因为经历过安非他命或古柯硷之亢奋的人，脑中储存的多巴胺都耗尽了，造成大脑中的多巴胺含量下降。哥伦比亚大学的克莱柏说：“如果停药低潮真的很糟，就没有人要用古柯硷；如果低潮还算温和，就难怪有人要用了。严重的古柯硷停药低潮会加强所有负面的感受，使人感到沮丧。”瘾头愈大，快感愈少，随快感之后而来的痛苦更强烈。古柯硷和安非他命会对许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造成负面影响，除了多巴胺之外，还有正肾上腺素与血清素。不过，有些人戒断后，对这种药物的渴望仍可维持几十年。
　　持续使用古柯硷会引发忧郁症状。想戒古柯硷的人可借由一种为期十周的抗郁剂疗程来度过漫长的停药低潮余波，但是还要看潜藏的生理状况与神经损害情形，忧郁症需要长期治疗。定期使用古柯硷或安非他命会对大脑多巴胺系统造成永久的破坏，种下长期生理型忧郁症的种子。古柯硷被认为是可能会加剧忧郁症的药物之一，它可能会影响肾上腺皮质素所释放激素的含量，进而改变大脑焦虑机制的作用方式。大脑能否，或什么时候，会有足够的适应力从这种改变中恢复过来，目前尚不清楚。有些人的大脑恢复力比一般人好。正在服用抗郁剂，又容易陷入严重忧郁的大脑，是个脆弱的平衡器官。部分大脑受到药瘾影响，滥用的药物也影响平时的情绪，二者都会造成失常。耗尽了多巴胺，又损坏了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这样的大脑正在向灾祸招手。如果有任何一点忧郁的倾向，绝不要碰古柯硷；无论药瘾发作时感觉有多好，事后都会变得极糟糕，损失与所得不成正比。
　　我在大学时用过古柯硷，对它不感兴趣。十年后我又用了一次，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可能是我的大脑经过忧郁症后变得更为脆弱，也可能我正在服用抗郁剂。古柯硷给我无比的能量、旺盛的性能力，以及像超人般的奇妙力量。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有了答案，轻而易举。古柯硷的亢奋会破坏记忆，所以过去不会渗透到未来中。一剂足量古柯硷所带来的化学性快乐，可使人完全脱离眼前环境。记得当时鼻子麻木（古柯硷粉末是以鼻子吸用）的我坐在那里，心中想着，要是能让时间凝结，我就一定会这么做，永远停在这一刻。我几乎可说是从没用过这种药物，但我再也不敢说从来不想用它。药物的作用冲上来的那一刻，我爱上了古柯硷。大脑的失衡和后遗症的恶果，使我决定与古柯硷永远保持距离。
　　鸦片剂是另一种常见的滥用药物，之所以十分危险，一方面是它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它是种镇静剂，也就是说，它对忧郁症没什么好处。反过来说，它也不会有古柯硷带来的药后低潮效果。四分之一到一半的鸦片剂滥用者有忧郁症。鸦片剂包括鸦片与海洛因，以及处方药如盐酸配西汀，鸦片剂可以使人暂时产生安全的感觉。鸦片剂会磨灭时间，所以你会记不得如何思考，分不清自己的想法是新的还是旧的，也无法让思想变化和发展。世界就在你身边。但你的眼睛一次只能看一个物体，心里一次只能想一件事，你不在乎自己做什么，因为当下已经失焦，变成一片片荒地，就像记忆已丧失，变成片段。鸦片剂的亢奋持续数小时。这完全是你不想要的经验。我没用过海洛因，但吸过鸦片，鸦片作用时，我的感觉只是什么事都不想做：不想梳头、吃东西、睡觉、起来、躺下、做计划、让自己真正地快乐、想念朋友。这不是会使人亲切的药物，它让我失去性欲，切断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以我半闭着眼躺着，进入扭曲的空间。它激起一种快乐的冷漠，让人除了萎靡，感觉不到别的事。它也会让人暂时失去记忆（我跟这个人说了什么吗？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这种情形若是很短，也许有点快感——若是很久，就让人联想到阿兹海默氏症。写到这里，我回想到鸦片如何解放我的大脑，把我变成气球人，安祥地漂浮在空中。鸦片剂被归类为镇静剂，但效果不只是压抑感情，还有将感情压抑下来的喜悦。鸦片剂作用时，可以避开焦躁与忧郁。鸦片剂的快感像是重回伊甸园，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满足。
　　第79节：嗑药以及滥用药品(1)
　　■嗑药以及滥用药品
　　迷幻药和“俱乐部药物”（如快乐丸、K他命、GHB液态快乐丸）组成另一类型滥用药物。
　　读了快乐丸的临床药理，让我对快乐丸倒尽胃口。我居然会想吞这种东西，真令人心惊胆战。娱乐使用的快乐丸剂量一百五十至二百毫克，足以损坏猴子或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血清素神经细胞突触——脑神经之间接触的部分。有力的证据显示，它对人有相同的影响。这种药物主要是造成血清素与多巴胺剧增，释放出大量的这些物质，损害储存这些物质的细胞。此外，它还会妨碍更多血清素的合成。长期使用快乐丸的人，血清素比一般人低，有时候会低至百分之三十五。研究者发表了一堆关于一颗快乐丸引发精神障碍的报告——有时是立即发生，有时是一年后发生。忧郁症者已经没有多少血清素可以消耗了，所以应该与这种药物保持距离。“如果长期大量使用这种药物，你可能会失去快乐的能力；古柯硷所造成的短期不利影响，快乐丸却是长期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麦克道尔提到这种药物：“大一时你爱它；大二时你喜欢它；大三时你讨厌它；大四时你害怕它。酒精可以是你的好朋友，但快乐丸可不行。我最担心的是，过去二十年，有许多人用过大量这种药物，觉得自己没事，但等到他们四十岁时，状况会急转直下。忧郁症者用这种药物？我会对他们说：‘在这二十年里，你想服三种药呢？还是十种药？’”
　　金菩萨这种药将我从小崩溃中解救回来，我完成本书初稿后的几个星期停用金菩萨，历经了另一次严重的戒断症状。因为金菩萨让我在八个月内胖了十七磅，所以我强迫自己停用，但一停用，我就感受到说不出来的害怕。我的多巴胺系统失常，觉得焦虑、疲累和垂头丧气。我的肚子里好像有个结，把胃给捆住。要不是还抱着一线复原的希望，我可能会考虑自杀。这种戒断感受是我记忆中最可怕的一次。我一直捂着肚子，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我不知道在服用金菩萨的情形下每天做一千个仰卧起坐是否可以控制体重，但我知道，服用金菩萨的时候，我连每天一百个都做不动。停用金菩萨会开动我全身的精力——就像把好听的音乐突然开到最大音量一样，令人痛苦和混乱。那简直是地狱。我与此奋战了三星期，虽然没有崩溃，但第三周的末尾觉得十分低落，不再关心身体的多巴胺系统是否可回到正常水准。我选择了肥胖和正常的生活，放弃了苗条和悲惨的忧郁症。我强迫自己放弃最爱的糖果，每天早上做九十分钟运动，让体重保持在令人不甚满意的水准。我慢慢把剂量减到一半，很快体重少了十磅。为了在服用金菩萨时还能保持精力，精神科医师加开了Dexdrine。又多一种药？老天爷——我只在状况最糟的时候服用。
　　我不再定期服用赞安诺，但我是不是对支撑我写完这本书的小型鸡尾酒抗郁剂——速悦、威博隽、盐酸丁螺环酮和金菩萨等上瘾了？我产生依赖性了吗？最尖锐的问题是，我用的药在未来还会是合法的吗？海洛因原来是发明阿斯匹林的拜耳药厂推出的咳嗽药，而快乐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一位药学家得到专利权。药物经常从医药变成毒品，再反攻回来，我们通常会支持任何不会造成重大副作用的药。我想到在最近一次与忧郁症奋战时所使用的金菩萨，它对我的大脑到底动了什么手脚？如果停用金菩萨，会让我有烦躁、焦虑的戒断症状，那它是否算是让我产生依赖性的药物？要是有人告诉我，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金菩萨已被列入反毒战争的敌人之一，我该怎么办？
　　麦可?朴伦（《欲望植物园》一书的作者）曾在《纽约时代杂志》上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可靠的依据来判断哪个为合法药物，哪个是非法药物，他写道：“媒体上充斥着烟雾般的药品广告，宣传其作用不只是解除痛苦，还能带来快乐，甚至是满足；与此同时，麦迪逊大道上也有同样的大幅广告，为了达到‘没有毒品的美国’之目的，而妖魔化其他药物。我们深信，优良药品的花费愈高（去年花在精神治疗用药的金额达二百亿美元），对抗邪恶毒品的花费也跟着愈高（同年花了一百七十亿美元）。我们厌恶药物，同时，我们也热爱药物。抑或说，我们热爱药物这回事令我们厌恶？”原则上，成瘾、非法的药物会使大群人失去所有活动力，而抗郁剂会使你活得比没用它更好，又不会造成长期的伤害。曾负责主持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精神理学部门的威廉?波特说：“若一种药会让你产生不合适的情绪反应，我们就判断它是你不能接受的药。这就是为什么古柯硷为非法。若是我们停止发出警告讯息和威吓，会发生许多问题。你会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不是说教，而是我的观察。”反过来说，“没有人会对乐复得产生极端的渴求”，史帝文?海曼说：“没有人会因乐复得而死。”这种药也不会产生幸福感或极端的松弛感。没有人会说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上瘾。我们愿意服用先承受副作用，再产生正面效果的药，对先带来亢奋却产生强烈后遗症的药品却十分排斥。然而，新抗郁剂同化性类固醇适合大脑吗？精神学家彼得?克拉玛在他著名的《神奇百忧解》书中质疑，人们是否会从百忧解中得到不道德的好处，因而对其他百忧解的使用者造成压力。这些药是否会重蹈现代化的覆辙，没有给人更多的自由，只是提高了生活的期望和速度？我们是否处于创造新的超人的危险边缘？
　　第80节：嗑药以及滥用药品(2)
　　抗郁剂难以戒断当然是事实：最近两年内，我试着停用金菩萨三次，全都失败。要让人戒掉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也非常困难。这种药不是麻醉剂，但可以让你觉得舒服，也会有不良副作用——大部分的负面作用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但仍然是种不良作用。我很关心自己整体心理健康状况，非常注意调整大脑的化学反应：我怕又掉到万丈深渊里，就算有药物亢奋也不值得。以前我不相信娱乐用药可以得到快感。但偶然接触并得到快感后，我不禁将其令人迷醉的效果与我已产生依赖性的处方药的效果相比较。我怀疑自己起伏不定的情绪是否会比那种迷醉的快感高明。我觉得在扭曲的心智状态下写作其实还不错：喝了一夜的酒之后，我会写出好文章，古柯硷的轻飘感，会让我产生灵感。我不想一直处于那样的状态，但我想知道，若有可能，我又能把自己提高到什么地步。我的确曾经把自己提高到一般人之上。我喜欢像纽约骑兵曲棍球队那样，有无穷的精力、快速的精准性与复原力。如果有一种药可以给我这些能力，它就一定是非法的吗？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合法的抗郁剂不会立竿见影收到效果，但滥用药物多半可以快速地给你想要的快感。难道只是作用的速度令我们不安，害怕受到“蛊惑”？如果有人制造出一种药，不会耗竭神经传导物质，也不会有退药低潮，只要每五小时吸一次就可以给我像纽约骑兵曲棍球队那样的能力，这种药一定会列为非法吗？
　　在心智上，我已经是有依赖性的人了。医药价格不菲，但它们至少可以长期、方便地取得。我不在意我已对其产生依赖性，也不理会依赖几乎等同于上瘾这类说法。只要它们还有效，我就很乐意服用。我每天都随身携带药片，要是因故不能回家，就不用担心身上没药。我带好几罐药上飞机，因为我想到，要是遭到劫机，被当成人质，就要把这些药好好藏在身上。珍妮?班素夫回忆到有一次在关岛坐监，在狱中打电话给精神科医生：“因为我在狱中得了忧郁症，他都快发疯了，更别提我的戒断症状，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带着抗郁剂闯过安全系统交给我。那实在是很疯狂的事；我也很疯狂。”
　　我一天要吞十二颗药丸，以保持不陷入情绪低潮。坦白说，如果能大喝两次酒就达到同样效果（我知道有人可以），只要将来不会变成要喝三次、四次或八次（若你正在与忧郁症奋战，很可能会发生），这种取代方案就太完美了。虽然会干扰快速动眼期睡眠，但社会仍可完全接受对酒精产生依赖性。有一个朋友令我印象深刻，他在晚上六点钟打开威士忌酒瓶时就会突然哭出来：“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为酒精而哭。”他已经习惯了晚上这种奇异的行为，我觉得那也算快活的人生，不过有一次到没有酒的摩门教家庭拜访，他几乎撑不过那个晚上。要这种人以百忧解取代酒精，实在很不聪明。对于其他药物，法律通常不是管制，而是找麻烦——或者是像基斯?理查斯（滚石乐团的吉他手，他的毒瘾十分有名）说的：“我没有药物问题，只有警察问题。”我认识一位可以非常有节制、有规律地使用大麻，甚至古柯硷来改善自己精神状态和性格的人——安妮?玛洛，她在《如何让时间停下来：海洛因百科》一书中提出了以海洛因来理智地控制情绪的合理说法。她多年来断断续续使用海洛因，却没有上瘾。
　　自我治疗的最大问题是资讯不足，这比用了不适当的药物还糟糕。“我和严重的古柯硷滥用者打过交道，”哥伦比亚大学的麦克道尔说：“他们一天要用掉价值一百五十美金的古柯硷，一个月至少有二十二天在服用。他们不喜欢医药的概念，觉得那听来很不自然。但他们却宁相信街头毒贩的说法！这些药物不受管制，但完全不可信赖。”
　　本书提到的许多人都有一堆药物滥用问题，也有很多人把药物滥用问题归咎于忧郁症。汀娜?索那哥是少数坦率承认自己受到两种问题交互影响的人。她是个有着旺盛活力、幽默感和十足耐力的女性。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她写来五十封信和几十封电子邮件，只谈这件事，与我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用她的话来说，她习惯于“在纸上释放我黑暗的情绪”。结果写成一大堆情绪起起落落的文件。她与自毁倾向、药瘾、忧郁症的战斗是如此绵密，一个接一个来，几乎分不出哪一种平息了，哪一种发作了。
　　汀娜?索那哥在一家载运美国军队到作战地点，与载游客观光或团体旅行的国际航空公司里担任空姐。她称自己为“陪笑人”，一生都在努力讨好别人，让大家喜欢她。“我爱搞笑，”她说：“嗓门大、讨人喜欢又性感——所有空姐该有的特质我都有。我制造出很多的欢乐送给乘客，整整八个小时，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她已四十多岁，爽朗的性格掩盖了她长期的忧郁症与酗酒恶习。她脑筋灵活，但“智慧不存在于我的家庭里；没人会想到这个东西”，而且她有阅读困难症，高中一直毕不了业。她的祖母在摩洛哥，可能是为客户提供性服务的女侍，祖父是家具制造商，在摩洛哥栽种大麻出口他国。她出生于第一代都是移民的家庭，成长于加州的摩洛哥裔社群，家中的语言混合了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样的世界里容不下精神障碍。
　　第81节：嗑药以及滥用药品(3)
　　“我提出的问题在家里得不到答案。于是我学会表演和戴上面具，没人看得出我内心是个悲伤、自厌的女人。我分裂成两半。忧郁症发生在二者冲突之时。我父亲是个阴沉、可能有点忧郁的男人，不能碰到任何烦恼；母亲需要接受性生活调整（TLC）治疗，但从来没有做过。几年前她对我说：‘亲爱的，我实在太了解你了。’那时我们一起看电视，我问：‘那个演员是谁？’结果她告诉我那位演员过去二十年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可是她却不清楚我跟哪个男人在一起。长大以后，我觉得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汀娜的父亲过世后，母亲改嫁。她崇敬继父，把她现在相对而言的心理健康都归功于他。
　　汀娜的第一次彻底崩溃发生在十九岁那年，当时她正在以色列旅行，计划写一本关于集体农场的书。她的姐妹得飞过去搭救她，把她带回家。几年后，她决定搬到罗马和所爱的男人同住，但她到了那里，“我们的关系变得很糟，根本不可能有性生活，我没话好说。”她陷入另一次忧郁症。和许多忧郁症患者一样，她滥用药物，苦于极度强烈的自厌，甚至发展出暴力倾向。在罗马，忧郁症发作的数年后，她嫁给丹麦人，搬到哥本哈根。还不到两年，因为谋杀丈夫的情妇，夫妻俩都遭到长期审讯。虽然两人都被释放，但婚姻关系已毁，丈夫抛弃了她，她又经历了一次崩溃。当时她的工作是为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军人服务。她在罗马短暂停留，发现自己没办法再工作。“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我点了一盘鸡肉沙拉，吃起来像啃粉笔。我知道忧郁又来了，情绪正在快速走下坡路。那是我真正开始酗酒的时候。我尝试了所有可以把自己搞垮的事，弄到不可收拾。整天就是喝到醉倒，醒来再喝到醉倒，醒来再喝到醉倒。我总是会留下遗书：若是我没醒来，请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用酒精来自杀。这是我知道最容易弄到的药物，它很便宜，到处可以买到，而且体面。”
　　她走进南加州的一家医院，那里“像个汽车修理场，你来这里是被修理的，忧郁症患者不太受到注意，因为他们不像其他失常者一样会大喊大叫。我觉得自己像只小鸡，觉得天都快掉下来了。哦，我的焦虑！忧郁时的焦虑像是你得知所有人都在搜寻一个恐怖秘密，但你连那个秘密是什么都不清楚。”她开始服抗郁剂及其他处方药，与酒精混用，希望能克服焦虑。结果她剧烈痉挛两次，最后躺在另外一家医院里，失去意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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