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部队任务暂不变。
以上各部队於六曰晨分别开始行动。
第一阶段(碾庄)作战：第七兵团预定於十一月六日晨开始，由新安镇附近地区西撤徐州东侧地区集中，且因掩护连云港、东海附近第四十四军西撤(该计划经由海上撤退，国防部於十一月四日临时变更计划)，故未能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该六日晚陈毅匪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围攻郯城，该城守军为地方团队，激战至七日情况不明，同时陈毅新八纵队亦於车坊附近越过沂水，其先头与我第一百军警戒部队乡发生战斗。八日晨第七兵团於新安镇附近开始西撤，该八日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在该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澧煽动及挟持下叛变，大部投匪，徐州北正面顿行暴露，及正当我第七兵团於运动中、陈毅匪军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及新八纵队等，纷向陇海路急进，企图侧击，截击我第七兵团。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急令第十三兵团，以一个军进出官湖及邳县附近，以掩护第七兵团侧背，并令其主力速向北部署，防匪直接对徐州行挖心战术(此际徐州市区备第七十二军及第四十军之第三十九师)，另以有力一部向东行动，与第七兵团取得连系，因第十三兵团共辖两个军，徐州剿总对该兵团所下达之命令，已超出该兵团兵力之一倍，致使该兵团分身乏术，故派往官湖、邳县附近仅为第九军之第三师，为防匪偷袭徐州，亦祗有将主力由碾庄附近向徐州转进(实际该兵团亦为自保)，由於第十三兵团向官湖、邳县所派出之掩护部队过小，且一再要求归建，及该兵团主力西撤徐州，致使第七兵团完全陷於孤立，只有自行派遣部队掩护，且战且退。原配属该兵团之重架桥营，渡沂水时架桥两座，因後卫遭绝对优势之匪军攻击，使该两座桥梁无法撤收，而全部损失，故当渡运河时架桥材料缺乏，黄司令官为爱民，复让由海州(东海)随军撤退之学生及难民约二万余人，先行通过，致使部队渡河更增困难，乃令第六十三军沿运河东岸南下，由富润附近渡河；该兵团於且战且退中，毙伤匪军万余人，於九日始渡过运河，继续西撤，当晚到达碾庄附近；第六十三军沿途遭匪第十一纵队侧击及截击，於该(九)日晚亦抵达窑湾，且其先头两个营已渡过运河，但入夜後即遭匪第十一纵队及原在苏北之第二、第十二纵队彻底包围。
该兵团原预定於十日上午在碾庄附近休息，下午继续西撤，旋奉徐州剿匪总部转达国防部空投命令：“一、碾庄至曹八集间之交通已完全被匪军截断，通过不老河之匪军，刻已逼近碾庄。二、该兵团应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该命令甚难思议，因内线作战即不可待援，待援即不能行内线作战)；该兵团奉命後，即以碾庄为核心，就地采四周防御(当时对四周防御和内线作战，可能是混淆不清)，防御部署，以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一百军在西，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十五军在北；部署甫定，当夜匪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三等纵队等之先头部队，即向该兵团四周纷纷包围运动，该(十)日第十三兵团原向官湖、邳县附近所派出之第九军第三师亦开始向西撤退归建，但进抵曹八集西之耿庄，即遭匪新八纵队包围攻击，另第一百军之第四十四师，因掩护该军团主力西渡运河时经与匪军展开激战，致伤亡损失极重，乃令该师先西撤徐州整补，甫进抵曹八集附近，即遭匪第十三纵队包围。
又该(十)日我第二兵团击破陈匪第三、第八纵队及两广纵队之侧击及截击；到达黄口及徐州之间地区；乘匪军对我第七兵团尚未完成彻底包围之际，原计划以由蒙城北进之第十六兵团接替第十三兵团徐州之防务，而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十一日晨向东发起攻击乡力配合第七兵团向西之攻击，合力击破该匪(此际匪军兵力尚陷於运河及不老河分离之状态，以及对阻援作战尚无组织且立足未稳)，极有战胜之可能，无奈该(十)日副总司令杜聿明奉命协助刘总司令指挥(军事最忌者乃为一国三公；指挥权必需专一)，杜不同意此议，主张慎重其事，应先集中完毕，再行开始统一攻击(此际乃匪我分秒必争之际，须知我军集中，匪军亦在努力集中；及我军组织战斗，匪军亦在努力组织战斗)；并谓第七兵团如能固守七日即可获胜(可能为狃於世去匪军不能打就走之陈腐观念，胥知本会战匪军以决战而来)。
十一日第二兵团於原地未动，围攻碾庄之匪军正厚集兵力及作攻击准备，故亦无重大战斗发生，十二日被围於大耿庄之第三师，及被围於曹八集之第四十四师，遭绝对优势之匪军围攻；血战两昼夜，最後均全体壮烈成仁。该十二日徐州剿总经再三讨论，最後刘总司令裁定：於十三日晨以第二、第十三兵团向碾庄发动攻势，解第七兵团之团；被匪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及军区部队等包围於窑湾之第六十三军，与绝对优势之匪血战三昼夜，最後官兵伤亡殆尽，弹尽粮绝，於十三日连络中断。
第二、第十三兵团向东攻击，因攻击准备而延迟至该(十三)日下午始行动，真正之攻击行动於十四日开始，第七兵团因奉命固守待援，被围已达四昼夜，匪军兵力集中及攻击备备和阻援均完成组织，依其原作战构想，一面对我第二、第十三兵团实施阻援，一面对我第七兵团发起总攻，主攻指向我南正面第四十四军方面，继又转移至西正面第一百军方面(因北正面第二十五军之战力最强，次强为东正面第六十四军)，匪军之人海不顾伤亡，在其火力猛打及支援掩护下，行波浪式猛冲，激战至十五日夜，匪军经我空军不断之炸射，以及守军炮火、机枪火力之还击，伤亡惨重，阵前匪尸枕籍；血盈成河，故入夜後匪军攻势暂息，於该夜国防部据空军侦察报告，匪军有大集团之辎重车辆(大部为大车)由碾庄及曹八集附近向临沂方向移动(实际为匪军徵集大批民夫向前运送粮弹後空车返同，以及匪军大批伤患後送等)，乃作乐观之判断为匪军之总溃退，除京沪一带发布号外“徐蚌会战大胜”外，并令徐州剿总下达追击命令(追击以由第一线部队发起为原则，不应由大後方下达此命令，因情况唯有第一线最清楚)，徐州剿总认为匪军之撤退乃为不可能之事实，乃令第二、第十三兵团继续向东猛攻；果然於翌(十六)日晨，匪军之人海又满山遍野而来，向碾庄附近第七兵团疯狂猛犯，激战至十八日，该兵团之第四十四、第一百军，大部伤亡殆尽，外围据点亦逐次为匪攻占，防御地区缩小，空投补给困难，至该(十八)日第二、第十三兵团向东攻击均欠积极，进展一直陷於迟缓，第十二兵团进抵蒙城，复因第七兵团於碾庄大势已去，乃於蒙城停止前进，十九日国防部主管作战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为多年潜伏之匪谍)由南京飞抵徐州，其於机场与总司令刘峙及参谋长李树正谈话，其略谓：“陈毅吃掉第七兵团，即行撤退，一方面因怕伤亡大，另一方面第十二兵团即将到达，陈毅一见到第二、第十二兵团就会跑的，你放心，总司令没事儿了，我回去搞大的，不搞小的”，初听之下，尚以为是根据陈匪以往作战的惯例，事後始知匪谍居心之险毒。
二十日碾庄复遭匪军攻占，第七兵团黄司令官指挥残部转移至东北大院上、吴庄、大兴庄与匪继续奋战，继血战至二十二日晨，最後阵地亦遭匪军人海突破，遂率残存兵力约三个团向西北突围，复遭匪军阻击，司令官黄百韬将军自戕殉国，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负伤失踪，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遭匪军劫持，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及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以及少数零散官兵突围至徐州外，余均壮烈成仁，匪军伤亡亦在十万人以上。
当黄百韬第七兵团於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开始於新安镇向徐州西撤时，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亦於该(八)日开始由蒙城向徐州集中；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在其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澧煽动及挟持下，於该（八)日叛变投匪，徐州北正面顿成防务空虚，乃令甫由安阳空运抵达之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北上沿不老河布防，该绥靖区部队其中不甘附匪者乃纷纷南下，徐州剿总为防意外，乃指定於徐州南郊集中，九日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亦归来，乃指定其於徐州南郊收容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归来之部队或官兵，十日第二兵团除归该兵团指挥之第八兵团第五十五军第一八一师於张公店遭陈匪第八、第十纵队围攻情况不明外，其余部队均东撤至徐州以西地区，第十六兵团於该(十)日全部到达宿县，十一日军团部及第四十七军车运徐州，第四十一军徒步北进，於途中遭匪军截击，车辆及炮兵稍有损失，十三日全部到达徐州，遂由该(第十六)兵团接替第十三兵团防务，并统一指挥第七十二军及第三十九师，担任徐州及郊区之防务。
该(十三)日过午，我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徐州以东地区，第二兵团於陇海路(含)以南地区，以第七十军在左，第五军在右，第十二、第七十四军於潘塘镇附近掩护该兵团右侧背，第一骑兵旅任右侧背搜索警戒，第十三兵团於陇海路(不含)以北地区，以第八军在左，第九军在右，以两兵团并列(两兵团担任攻击者共为四个军约六个师)，在空军及战车支援下，开始向东攻击；陈毅匪军依原作战构想(以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之增援)，以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牵制、阻击我第二、第十三兵团，以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三纵队，新八纵队、鲁南纵队、快速纵队等；对我第七兵团纵续团攻。我军开始攻击颇为顺利，当(十三)日攻达张家桥、义集、邓庄，大庙之线。十四日我第二、第十三兵团继续向东攻击，攻击开始後，即遭匪顽强抵抗，并不断向此增强其兵力，及不顾伤亡，死守不退，於此情势下，为防匪包围迂回我右翼，及适时由右翼迂回包围匪军，第二兵团乃将位於潘塘镇附近之第七十四军向前推进至张家集附近，激战至十五日，我两兵团先後攻达张集、小赵庄、老邓家、前王桥、和尚庄之线。该（十五)日由睢宁经双沟向徐州集中之第一零七军，进抵房村，遭匪第二、第十二纵队截击、阻击，大部溃散；一部由该军军长孙良诚率领，叛变投匪。十六日、十七日第二兵团方面战况无进展，第十三兵团续攻占吴庄、太平庄，该（十七)日入夜後，匪第二、第八、第十二纵队，夜袭张集附近我第七十四军，并威胁我右侧背，守军在空军及兵团炮兵支援下，与该匪激战彻夜，匪军因伤亡惨众，於晓前溃退，十八日继续向前攻击，空军及战车三十余辆亦全部出动支援，但各兵团因未能有效使用其兵力，战况无进展；此际第七兵团已战况危急，退守东北最後阵地。为增加第一线攻击力，於十九日将徐州第七十二军抽调并归第二兵团指挥参加攻击；除第十三兵团之左翼攻克吴窑外，其余战况无进展。继激战至二十一日，於陇海路附近攻克牛家楼、黄集、麻谷子、常家楼，二十二日续克玉山、韩庄、火神庙，炮火已能射达碾庄，但第七兵团於碾庄附近战斗已告结束，为避免再遭匪军各个击破，除留一部於原地警戒外，主力西撤徐州集结整顿。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由於我临时决定黄百韬第七兵团西撤徐州，黄维第十二兵团由平汉路确山近附向徐州集中，商邱附近刘伯承匪军亦临时变更其作战计划，除令确山附近第二纵队於我第十二兵团先头东进，广泛破坏沿途桥梁、道路，迟滞我第十二兵团行动外，以第四，第九纵队(陈赓兵团)配合原在鲁西陈匪之两广纵队及军区部队等，向徐州西、南两正面进犯，牵制徐州方面我军之兵力，及策应徐州以东地区陈匪主力作战，另以第三纵队配合原在鲁西陈匪第八纵队，向津浦路要镇宿县进犯，截断该段铁路，阻上我军向徐州增援，并防止徐州方面我军南撤；其余主力南移永城、涡阳、亳县一蒂，监视我第十二兵团行动，并准备对我十二兵团实施打援。我第十六兵团於十一月十三日全部到达徐州，并指挥原在徐州之第七十二军及由安阳经空运到达之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部署徐州市区及郊区防务，十西日刘匪第四、第九纵队，及陈匪两广纵队，开始向徐州西、南两正面进犯，主攻指向津浦路及以西地区，连陷我外围据点，近逼城郊高家营、癞痢山、大北望主阵地，十五日我军反击，克杨山头、五里墩、周家湾、汉王庙等要点，至十九曰续击碾匪两广纵队之一部，克三堡、五里店、潘家湖，後因我军抽调第七十二军参加第二兵团向东攻击，刘匪亦抽调第四、第九纵队南下，准备对我第十二兵团实施打援，匪我双方遂成对峙状态。宿县方面，我守军为第二十五军之第一四八师(於此接领新兵，仅有新兵两营)，交警第十六总队，及交警第二总队之一个大队，十一月十一日当我第十六兵团甫离宿县北上徐州时，即遭匪攻占，激战至十四日，车站最坚强据点复遭匪军攻占，巷战至十六日晚城陷兵亡，津浦路遭匪军截断，该段铁路亦遭匪军发动附近军区部队及民佚彻底破壤(烧毁枕木，移走铁轨、挖毁路基)，至此我徐州乃如断线之风筝，数十万大军，完全仰赖空运及空投补给。匪军攻占宿县後，乃交由其军区部队负责，陈匪第八纵队星夜东进，参加我第二兵团正面作战，刘匪第三纵队西进，汇合其主力，准备对我第十二兵团实施打援。
第二阶段(双堆集)作战：徐蚌会战第一、第二阶段作战，无论在大军统帅及军队协同等方面，均重蹈东北战场辽南会战失败之复辙，辽南会战第一阶段作战，当范汉杰兵团於锦州之战之时，向南增援之廖耀湘第九兵团恰停止於绕阳河南(右)岸不动；徐蚌会战第一阶段作战，当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鏖战之时，向北增援之黄维第十二兵团恰停止於蒙城附近涡湖南(右)岸不动。辽南会战第二阶段作战，当锦州已城陷兵亡，范汉杰兵团已被歼，复令廖耀湘第九兵团於绕阳河附近南进，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於葫芦岛、锦西附近北进，南，北夹击匪军，规复锦州；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已被歼，复令黄维第十二兵团配合李延年第六兵团，分由蒙城、固镇及蚌埠附近沿津浦路向北攻击，邱清泉第二兵团及李弥第十三兵团，由徐州附近沿津浦路向南攻击，南、北夹击匪军，打通津浦路。故徐蚌会战第一、第二阶段作战，在大军统帅方面实为辽南会战之重演，大军统帅及战略指导错误，绝无法凭小部队指挥及在战术战斗上予以挽回。大军统帅及战略指导均加此，即华中战场於第一阶段作战中令王凌云之第二、第十五军随黄维第十二兵团东进，於第二阶段作战中即令第二军向徐蚌战场增援，就事论事，亦无法战胜，祗是多增损失而己。在兵团协同方面，黄维第十二兵团又重蹈黄百韬第七兵团之覆辙，当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遭匪军攻击时，李弥第十三兵团不但未能即时向炮声前进，反而西撤徐州，又当黄维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遭匪攻击，李延年第六兵团不但未能即时向炮声前进，反而南撤蚌埠。各个击破敌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此尝须视敌人有无被各个击破乏条件，徐蚌会战我各兵团之协同精神是如此，而兵团以上之大军指挥亦复如此，任其各自为战，乃己具有遭敌各个击破之足够条件。
第二兵团是以原邱清泉之第五军为骨干，第七兵团是以原黄百韬之第二十五军为骨干，第十二兵团是以原胡琏之第十八军为骨干，该三个军为当时关内(西北除外)三大主力，驰骋於华东、华中两战场作战，且以常胜军著称、以此为骨干组成三大兵团，自然亦成为关内三大主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原亦为第十八军军长，资历较胡琏为深，但离开十八军己日久，戡乱战争期间於後方任训练工作，未曾直接参与对匪军作战，一临徐蚌会战此生死存亡之决战，一切自然均有格格不入之情。
民国卅七年十一月五日，徐蚌会战已至匪军兵临城下之势，临时决定采第三案，将大军向徐州一点集中，第十二兵团於十一月八日开始，由平汉路确山附近东进，原令王凌云所部第二、第十五军亦归该兵团指挥，一并向徐州集中，惟华中剿匪总部以鄂西匪势猖獗，乃将该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该第十二兵团东进後，因当时我军惯采取直接路线，故前进路线匪军判断是十拿九稳，因此窜扰於确山附近之刘匪第二纵队，乃抢先於我第十二兵团之先头东进，当匪军通过後，将沿途桥梁道路彻底破坏，以迟滞我第十二兵团行动；该(第十二)兵团於十一月十六日进抵阜阳，十八日进抵蒙城，此时正黄百韬第七兵团於碾庄鏖战，该(十二)兵团以天雨道路泥泞，车辆部队运动困难为由(此实不成理由，军队要战胜敌人，先要战胜恶劣之天条地形，不能因天雨而停止作战。)，遂即於蒙城附近停止前进；二十二日第七兵团於碾庄已被歼，二十三日奉命由蒙城向津浦线宿县前进，协同该该方面第六兵团，沿津浦线附近向北攻击，并配合徐州方面沿津浦线向南攻击之第二、第十三兵团，南北夹击匪军，打通津浦路。
该第十二兵团於二十四日，击破刘匪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之各一部，强渡涡河，二十五日进抵宿县西南二十余公里之南平集附近，即遭原集结於该附近地区并守候己久之刘伯承匪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等纵队阻击，虽对该匪一再发起攻击，但进展极为困难，乃奉命折向东进，与固镇近第六兵团会师後，再行合力北进，与由徐州沿津浦路南进之第二、第十三兵团，行南北夹击匪军。於匪军直前行横方向移动，乃极度危险，而该兵团变更前进方向下达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之作战命令，於传达中复遭匪军劫获，我军之企图及行动悉为匪获悉，而兵团复未作临时之应变处置，且因行动迟缓，刘匪乃举全力该兵团侧击及截击，致前进极为困难，虽以战车协同向前攻击前进，匪军不顾伤亡，寸土不退，激战至二十七日，被匪军彻底包围於双堆集附近。
该(二十七)日，国防部复令固镇附近第六兵团南撤蚌埠，致顿使该兵团情势更为险恶，及等於帮助敌人打击该兵团官兵之士气，於该夜第八十二军第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率该师之大部叛变投匪，匪军乘虚袭击、第十八军之第四十九师於大营集遭匪军冲散。第十二兵团被围後，当以第十四军占领沈庄、杨梩子，第十军占领杨在、马围子。第八十五军占领後周庄、宋庄，第十八军占领双堆集、赵庄、金庄、许庄、吴庄，就地采四周防御，并临时以车辆充作防御工事，匪军乘我尚立足未稳，昼夜不停发动猛攻，并徵集大量民佚，於我四周挖掘一层接一层之围困堑壕，将我军团团围困，我军曾迭次向外发动攻击，亦始终无法突出匪军之包围圈。该兵团於被围期间，副司令官胡琏将军适在後方养病，临时奉命飞往(临时著陆场)协助指挥，曾三进三出，亦终无良策，因此际己被匪彻底围困；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及“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情势，虽妙手亦难回春，陈毅匪军於第一阶段作战歼灭我第七兵团後，亦迅即以第六、第十一、第十三等纵队参加刘伯承匪军作战，十数万大军被因於此一狭小地区，粮弹全凭杯水车薪之空投，即匪军不发动攻击，亦自然会油乾灯熄。
至十一月三十日我主动放弃徐州，由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亲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等向永城方向转进，原冀以此主力解第十二兵团之围，但不久杜聿明集团又被围於永城北之青龙集、陈官庄附近地区，十二月二日再令蚌埠附近第六兵团向双堆集攻击解围，但因兵力不足，事实难以达成任务，於十二月八日电令华中将荆、沙附近之第二军(为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之基本部队)即由沙市登船，经水运南京上陆後，再车运蚌埠增加第六兵团之攻击力，此不但远水不救渴，且遭华中剿匪总部之“无言”抗拒而未予放行，八日夜刘匪及陈匪之一部，对双堆集第十二兵团发对总攻，因我军被围日久，粮、弹两缺，及体力疲惫，激战至九日，宋庄、後周庄被匪攻占，十日杨围子阵地复遭匪军突破，守军大部牺牲，十一日马围子阵地再遭匪军攻陷，十二日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该军第一一0师整师复叛变投匪，情势更形恶化，十三日匪军彻底集中大小炮火，向我最後核心阵地实施猛打，每一村落均落弹千余发以上，军民伤亡惨众，阵地多遭匪军摧毁，十四日杨庄、李庄等阵地均遭匪军攻陷，十五日匪军以火海支援掩护其人海作最後之猛攻，我军己无险可凭，且官兵伤亡殆尽，弹尽粮绝，乃乘匪密和议群之人海混乱之际，分向东南及西南突击，仅副司令官胡琏(乘战车)及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以及零散官兵约四千人突出重围，该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军军长覃迫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均遭匪军劫持，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阵亡，战事至十六日晨结束。
该作战地区，为“淝水之战”古战场，晋谢玄於此战以八万之寡兵全歼秦军符坚九十七万之众，作战方向与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亦概同，忆古论今，结果成为完全相反；此不是兵力众寡问题，而是革命精神及斗智之问题，更不是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已被围後之问题，而是在该兵团於被围之前用兵和大军统帅问题，复不必将华中战场两个军因未能参加本作战而掩饰失败之一切过错；作战不怕失败，就怕失败不知彻底检讨，仍蹈失败之覆辙。
徐蚌会战开始後，为增强该方面兵力，将由东北战场葫芦岛撤退之国军经海运至上海登陆後，以第三十九、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继经铁运至蚌埠，除以第五十四军及第二九六师，协力第八兵团担任临怀关经蚌埠、怀远、至凤台之淮河防务(临怀关以东之淮河防务由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担任)，另以第三十九军及由郑州随第十六兵团向此转进之第九十九军，於蚌埠附近临时编组第六兵团，由李延年任该兵团司令官，担任攻势作战任务，津浦路重镇之宿县为刘匪之第三纵队及陈匪之第八纵队攻陷，为规复宿县、打通津浦路，并策应徐州以东地区作战，该(十六)日将该兵团依铁道输送至固镇下车後，沿津浦路附近地区向北攻击，十九日第九十九军进抵西寺坡附近，二十四日第三十九军及兵团司令部进抵任桥集及任桥车站附近，即奉令协同第十二兵团沿津浦路附近向北攻击，配合由徐州沿津浦路向南攻击之第二、第十三兵团，南、北夹击匪军，打通蚌埠至徐州间之津浦路。
廿七日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附近被刘伯诚匪军包围，并於灵壁附近发现陈匪之第十一、第十三纵队，正向固镇方向移动，恐该匪直下淮河(淮河己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第一八五、第二九六师，及第十八军骑兵团守备，似乎不成理由)，威胁京畿，於该二十七日令该第六兵团南撤蚌埠，先巩固淮河防务，再解第十二兵团之围(如此用兵，实等於煮好了饭再炒来吃)，因第六兵团之南撤，使第十二兵团陷於黄百韬第七兵团同一命运。
十二月二日第十二兵团已遭刘匪及陈匪之一部层层包围，於该二日将第五十四军(留置第一九六师担任临怀关附近防务)、及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加入第六兵团序列，由蚌埠以北地区，向双堆集发动攻势，攻击部署：由右至左为第五十四，第九十九、第三十九、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及第十八军骑兵团，另以第五十五军在第五十四师之右後方沿淝水警戒，抯任第六兵团右侧背之掩护，并以第六十八军担任田家庵至凤台警戒，掩护第六兵团之侧背，及以第九十六军(新到达战场)任蚌埠守备，以上之攻击部署，亦四平八稳，仅是缺少战略预备(第二线兵团)队，使攻击缺乏持续力，及对兵力运用缺乏弹性。
正式攻击自十二月四日开始，当面匪军，仅为陈匪之第六纵队约八千余人，配合军区部队及民兵，於广正面利用各村落构成大纵深阵地，行迟滞作战；攻击开始後，虽遭匪军利用各村落据点顽强抵抗，但进展尚称顺利，五日进占仁和集、曹老集之线，六日继举全力攻击，突破匪军顽强抵抗，进占宋家埠、界沟沿、高家湖、李家湖、蒋家湖之线，此际双堆集之第十二兵团如乘势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及在空军举全力密接支援下，向南发动攻势，尚有突出重围之可能，无奈该兵团已被围日久，及缺乏补给，战力已成软化，且当时我军之惰性、一经被围，认为祗有死守阵地乃为最为安全，坐等援军前来为其解围，坐享其成，而上级之命令复是，“固守待援”，从无令被围之部队配合增援部队攻击行动，拚命向外攻击；因此使匪军“阻援打点”或“围点打援”，乃十拿九稳。七日第六兵团司令部向前推进至曹老集，为掩护该兵团之右侧背，以第九十六军之第四二一团於津浦线附近沿淝水布防，并以第三十九军之第一零三师及第五十二军之第二九六师，加强兵团左翼之掩护，继续向前攻击，匪军凭工事及村落据点顽强死守，我以战车领导攻击、亦难突破匪阵，激战至十日，进展不大，十一日在空军及战车支援下再举全力向前攻击，进占崔圩子、洛姓沿、小集、孙庄、崔庄、钱家湖、路家湖、常刘家之线，此际陈匪之第十一纵队及渤海纵队等，纷纷向此增援反扑，我进展极为困难，至十六日进占龙王庙、高里集、包家集之线，为增强第六兵团之攻击力，向此增援之第二十军於该(十六)日亦进抵蚌埠，但第十二兵团於十五日夜於双堆集已向南突围，战斗终止，为防匪反噬及巩固淮河防务，第六兵团於十七日夜主动南撤，沿淮河布防，第二十军亦主动南撤滁县，归还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序列。
第三阶段(陈官庄)作战：徐蚌会战，数十万大军作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决战，事先既无作战计划，又无作战准备，临时决定将大军向徐州一点集中，用徐州之坚强工事，与匪於此决一死战，以赌国家民族之存亡；至第一阶段作战失利後，第二阶段作战仍全凭直觉及一厢情愿，令第六、第十二兵团於宿县附近会师後，沿津浦路附近由南向北攻击(置宿县以西地区刘匪八个纵队於不顾)，及令徐州附近第二、第十三兵团沿津浦路向南攻击(置徐州东侧陈毅匪军十六个纵队於不顾)，南、北夹击匪军(匪军主力均在津浦路两侧，正好投入陈、刘两匪分进合击之包围圈)，打通津浦路；第三阶段作战乃为第二阶段作战之後遗症，待第十二兵团中途於双堆集被围，复令甫由徐州向西南转进之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向双堆案第十二兵团增援解围，甫经退却之部队，乃如水上之无根浮萍，缺乏战力，以迅速脱离敌人，恢复主动和行动自由为目的，於退却时应坚决避免与敌人决战；即向第十二兵团增援解围，亦必须待其恢复主动和行动自由，并取得有利之形势，再采取至当之行动，此乃为不争之理。当其甫由徐州转进，前有刘匪八个纵队之截兵，後有陈匪十六个纵队之追兵，令其向双堆集增援解围，此乃明知不可为而为，及将乾柴向烈火中投入。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被围，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事实已宣告失败，原决定於徐州与匪决一死战之决心亦随之动摇(此际变更决心，实为明智之决策，大军作战，反对拚命主义，不能打就走，寻找好打的机会；此际刘匪主力均集中於双堆集附近，陈匪主力，尚在徐州以东地区，徐州以西匪军兵力空虚，如先向华中战场转进，乃如入无人之境，若向淮河以南转进，亦必须采间接路线，依高速运动，迅速脱离陈匪，及远离刘匪，始有成功之可能；若甫行退却，又直接向双堆集增援解围，乃犹如甫脱离火坑，而又自投陷阱；或成为连环车祸，前车出了车祸，後车又撞上前车)，二十七日决策放弃徐州，徐州兵力向南转进，待解黄维第十二兵团之围後，重新部署，防守淮河，掩护南京，从事整补、相机再兴攻势。
决策既定，徐州剿总刘总司令率必要人员，於二十八日飞抵蚌埠设指挥所，徐州方面所有军队，归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十一月三十日夜，杜副总司令按预定计划，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等开始行动，放弃徐州乃出乎匪军之意外，故於十二月一日午前，顺利全部撤出徐州，向永城方向挺进，据空军侦察报告，撤退之部队情形良好，队形整齐，惟三、五成群之匪军约四、五万人，队形不整，正越过津浦路纷纷向西急进、徐州剿总当将情况绘制要图，空投杜副总司令，并令其迅速南进(此际先头部队已到达青龙集、沙河附近休息)，午後三时杜副总司令於红庙收到空投情况图，乃一面通知各兵团，一面向王白楼前进，掌握先後到达之部队，傍晚各部队均到达陈官庄、青龙集各附近，该周边地区尚无匪情，当夜未采取任何行动(欲脱离匪军，应不顾部队疲劳，连夜采积极迅速行动)，经过一夜之时间(追击之匪军，夜间乃马不停蹄前进)，於拂晓後已发现零星匪情，但匪军主力尚未到达，於该(二)日杜副总司令於王白楼令第二兵团向南攻击，第十三兵团连系第二兵团左翼向东攻击，第十六兵团以一部对北、西两正面警戒，主力视攻击之进展，随杜之指挥部行动，攻击开始时已近午刻，且并未尽全力，为匪军先头部队少数之匪军，利用各村落行顽强抵抗，故进展甚微(此际即解第十二兵团之围，亦应采间接路线，而不应采直接路线向南行正攻)，再经过一夜之时间，三日刘匪之第九纵队已到达南正面，陈匪之第一、第八，第九纵队已到达东、北两正面，该(三)日第二、第十三兵团仍以原部署在空军及战车支援及协力下，继续分向南、东两正面攻击，但此际匪军已进行有组织之战斗，且因其四个纵队之正规军已到达，经激战我军遭受重大伤亡，仅攻占数村落；该三日夜杜副总司令决定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之战法，以第十三兵团於张寿楼、袁圩、魏庄、刘庄间占领阵地，对东北正面实施掩护，第十六兵团於洪河集、丁楼、谢庄、李楼、王白楼间占领阵地，对西北正面实施掩护，第二兵团则以全力向南攻击(大军作战，区分为攻、守两势，此乃为原则，但须竭力节约守势方面兵力，彻底集中兵力於攻势方面；以两个兵团担任守势，一个兵团采取攻势，似违反原则)，计划每日即进展数里，则於六、七日後即可与第十二兵团接近(此乃一厢情愿，胥不知时间愈拖延，匪军阻援之工事愈增强，及匪军之兵力已全部到达战场)。
此际徐州剿总乃再电令其迅速南下，大意为“依目前匪军战法判断，较我稍优之匪军，可能采取围困战法，使我军疲而乱时，再乘机攻击，当今之事，利在速战”，而杜副总司令之覆电略调“大军作战，贵在态势，刻先拟调整部署，再行大举攻击”(退却与追击之战斗，乃遭遇战之一种，与敌一经遭遇，乃分秒必争之事，除立即采取攻击，另再无其他选择之余地；故作战不能不要原则，但不可为原则所拘泥，於任何情况下，均须先摆好态势，乃为原则所拘泥)，考究杜聿明集团滞迟於陈官庄达三昼夜之原因，其攻击行动均为解第十二兵团之围，犀非为其本身打开一条血路而顺利南进，故其行动及攻击均欠积极，并有畏缩不前之势；而徐州剿总虽再三电令其迅速向南攻击，复为直觉及一厢情愿，胥不知杜聿明兵团采直接路线向南攻击，其势正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後”，前有不断增强之截兵(刘匪八个纵队)，後有不断增强之追兵(陈匪十六个纵队)，此乃明知不可为而为。
四日晨，采“三面掩护、一面攻击”之战法，继续向南攻击，但匪军主力已到达战场，经终日激战，战况进展甚微，五日再兴攻击，此际匪军已开始压缩包围圈之攻击，各兵团仅能击破犯匪，保持原阵地，而再无攻击之能力。六日八时许，杜副总司令召集各兵团司令官，研商尔後作战方策，一致认为长此僵持，兵员损耗，粮弹不继、终非善策，最後决定各兵团以军或师为单位，作辐射式之突围，各自相机行动，并决定於是夜听杜副总司令之电话开始行动；不料第十六兵团司令官於返抵防区时，正匪军开始对该兵团阵地猛犯，激战至黄昏时分，阵地遭匪突破数处，孙司令官乃未待杜副总司令最後之电话，遂乘势向西突围而去，因事出匪军之意表，其主力均突出匪军重围，进抵商邱东高夏邑附近地区，因官兵过度疲劳，於麦地休息而於不知不觉中进入全体睡眠状态，拂晓以前匪军追兵先头部队赶至，於毫无战备之状况下，经匪军一阵乱射乱冲(开始尚认为是突围之友军於夜暗中所发生之误会)，最後仅孙司令官及少数官兵幸免，其余部队为匪军冲散或被俘。
第十六兵团未遵最後命令之突围，乃亦事出杜副总司令之意外，并破坏原整体突围之计划，及提高匪军围困之警觉，乃将其指挥所移驻於陈官庄。及重行调整部署，以陈官庄、青龙集为核心，第十三兵团任东、北两正面之守备，第二兵团任西、南两正面守备，形成直径约九公里之环形阵地，并於陈官庄附近开辟空投场及约七百公尺长之跑道临时著陆场，准备接受空投及空运补给後再兴攻势或突围。
自七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陈官庄附近被围後，此时华北战场平津会战已绪战开始，毛匪为恐激起华北战场国军经由海上撤退向华东战场徐蚌增援，乃训令陈匪毅及刘伯承对杜聿明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三兵团，於两周之内暂采围而不攻之阴谋，故在此段期间，匪我均成对峙状态，但大军被围日久，全凭空中杯水车薪之补给，伤亡损失又获不到补充，战力自然日见削弱，匪军由各省送来源源不断之补给和补充，反养得又壮又肥及愈战愈强，至十五日黄维兵团於双堆集最後残部突围，该方面作战结束後，陈毅、刘伯承两匪合全力会攻杜聿明集团，其形势乃更为险恶，亦为不可言而知之事。
复因天不佑我，自十二月十七日起，大雪连降十日，於此期间空投完全中止，於被围圈内之马牛羊猪犬猫等，是凡能吃的都吃光，即连麦田内的麦苗也吃光，最後祗有水尚可喝，二十八日雪停虽恢愎空投，但天候仍极恶劣，空投仍受限制，为救急及以空投经济，乃於南京全市发动做大饼，直接空投大饼，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日天候始放晴，正式恢复空投，计划空投粮弹补充後，再兴攻击或突围，不料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之一个营於该(三)日夜叛变投匪，我军之虚实及企图完全泄露於匪方，匪军不待我完成补给，於五日夜乃集陈、刘两匪之全力，实施最後总攻，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先士卒奋战负重伤，六日自十八时起，匪军利用原挖掘之堑壕及交通壕向前推进炮火，行直接瞄准摧毁战工事，继匪人海沿交通壕迫近我阵前，跳出交通壕及堑壕後立即向我阵地内猛冲，血战至七日晨，第二兵团正面窦凹、魏小窑及第十三兵团正面何庄等据点先後均为匪军攻占，守军壮烈牺牲约九个团，九日夜阵地到处遭匪突破，部队失去连系及指挥掌握，遂纷纷向外突围，杜副总司令遭匪军劫持，第二兵团司令邱清臬乘战车突围，於途中战车陷入匪军之堑壕，当遭匪兵围劫之际，举枪自戕殉国，最後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负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一三九师师长唐化南等，以及不足做千之零散官兵，均突出重围，继向淮河方面南进，十日拂晓战斗终止，徐蚌会战亦随此枪声停止而结束，但数十万忠魂迄今仍暴骨於战场而未埋。
创建时间：2008-10-25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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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
“兵败如山倒”，这虽是事实，但不是真理，战争永为精神所主宰，具有高度革命精神；乃愈挫愈坚，再接再励，唯有丧失革命精神之军队，才是“兵败如山倒”；“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也不是定律，而具有其条件，最基本之条件，必须确知为何而败，据此卧薪当胆，明耻教战，奋发图强。
徐蚌会战之失败，追根究底，无可讳言，乃多败於战争指导，战略指导、及大军统帅等方面，除在以上各节内已提要勾玄插述外，兹再总结经验教训於後。
大军统帅之节度：大军统帅之节度，乃在上不操切，下不越权，最高阶层乃在照顾战争全局，勿使各战场各自为战，及照顾陆、海、空三军，勿使三军各自为战，至干涉战场内兵团以下之行动，则欠之操切；例如在本会战中於十一月十日上午由徐州剿总转达国防部下达第七兵团之空投命令“碾庄至曹八集间之交通已被匪截断，通过不老河之匪，刻已迫近碾庄；该兵团应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上级对下级作此情报通报则可，但为下级代作此决心处置乃绝对不可，按当时之实际状况，碾庄至曹八集间之匪军，仅为匪军之先头部队数千人，其兵力(主力)均正陷於不老河及运河之前後，左右分离状态中，第七兵团计有四个军，并已完全渡过运河及於碾庄附近集结完毕，此际正是各个击破匪军千载难逢之好机，应立即采取绝对攻势行动，各个(乘匪半渡)击破匪军；绝对不应於稍遇情况之时，即令第七兵团於碾庄固守待援，此不仅使第七兵团遗恨“一朝失足成为千古恨”，徐蚌会战也因此“一著不慎，全盘皆输”。又例如十一月十五日夜，国防部根据未经查证之莫须有情报，即一再催令徐州剿总下达追击命令，於翌日晨之实际匪情乃予证明，匪军不仅未溃退，而恰对碾庄第七兵团发动总政。战场情况，瞬间千变萭化，绝非远在後方之最高阶层所能随时察知，战机稍纵即逝，亦绝非远在後方之最高阶层所能及时握机，故一般而来，在最高阶层之全盘战略统一下，战场高级指挥官，应有决定“打”与“走”之全权。至於下不越权，最为重要者乃为不得破坏上级之全盘战略构想，在上级全盘战略统一下，而行独立自主作战。
战略要点与战场焦点：战略要点，於战场概定以後，始能评估其价埴，严格说来，在战场未能概定之前，没有战略要点，再严格说来，辽南会战之沈阳，平津会战之北平，徐蚌会战之徐州，均已不成为战略要点，至少已失去战略要点之价值。但战场有“焦点”，此须锐眼如能识破，若棋逢敌手时，则敌我双方所见概同，於战场概定之时，就决定於此战场“焦点”地区，歼灭敌人，或攻略该地区，使敌人陷入被歼灭之绝境。东北战场辽南会战，其战场焦点乃为锦州、葫芦岛地区，会战一开始林彪匪军即彻底集中兵力，强攻锦州，而我东北剿匪总部恰背道而驰，以主力确保沈阳；平津会战之战场焦点乃为平津、塘沽地区，林匪十二个纵队分路入关，但以七个纵队及两个炮兵纵队沿北宁路直下天津、塘沽，并先强攻天津、塘沽，但我华北剿匪总部恰又背道而驰，将天津之兵力向北平行彻底集中；徐蚌会战之战场焦点乃为东海、连云港地区，匪军作战构想，陈毅匪军主力於新安镇附近突破(截断)陇海路後，立即以五个纵队以上兵力强攻连云港，而我徐州剿总恰根本放弃东海、连云港，将原在东海、连云港之第四十四军向徐州一点集中(国防部原亦计划将该军由海上撤退，放弃东海、连云港)。以上三地区，不仅为辽南，平津、徐蚌会战之战场焦点，复最有利於我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以我之长击匪之短，以我三军统合战力，弥补陆军战力之不足；就徐蚌会战而言，不是“守徐”、“守准”之问题，如南依淮河，东托连云港，乃进可攻，退可守，或南守东攻，或东守南攻，战场一切主动均操之在我，我於连云港附近地区形成陆、海、空军强大之攻势基地，匪军再狡诈、猖狂，亦不敢将其兵力投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所谓巩固京畿，乃不保而自保。
面临“仁”与“忍”之边缘应如何决心：战争之本质是仁爱，仁爱於天下；但战争之手段是残忍，残忍至失去本性；故当面临“仁”与“忍”之边缘，若非大智大仁大勇者，则断难立即下定最正确之决心。革命乃一切均是为了民众，革命之动机在救人，革命之本务在行仁，军队爱民如子，这不仅是本份，也是天职；但徐蚌会战乃为赌国家民族存亡之总决战，大敌当前以军机为第一，於渡河时不能以宋襄之仁，让两万余难民先渡，而贻误戎机，此宋襄之仁不仅使第六十三军数万生灵於窑湾全军覆殁，及该兵团四个军之十万以上生灵於碾庄全军覆没，且因此一战决定徐蚌会战之失败，决定国家民族之存亡。又视卒如婴儿，爱兵如子，及不使部属蒙受不必要之疲劳等，此亦为为人长官者之本份和天职，但於生死关头，存亡决於俄倾之际，又须忍睹部属血肉横飞，忍令部属从事常人所不能忍受之疲劳和痛苦，而毫不动心。第七兵团於大敌当前之撤军，十日上午仍於碾庄休息，视如无情况，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由徐州转进，十二月一日於陈官庄、青龙集附近休息一夜，均因宋襄之仁而遭全军覆殁；第十六兵团十二月六日向西突围，原本全军突围成功，但为顾虑部队疲劳，半途行休息而陷於睡眠状态，失去一切战备，被匪少数几个追兵於夜暗赶到，一冲即散或被俘。以阿六日战争，以色列之战胜乃非偶然，以色列军队经六昼夜不眠不休之连续作战，此种疲劳乃为埃及军队所不能忍受，祗有自认战败。又於作战时乃避免不了伤亡，遗弃伤患，不仅为最不仁道，且亦极影响军心士气，故每当生死存亡胜败决於俄倾，应采至当行动之际，常因伤患无法携行而无法下定决心，而遭全军覆役，最後同归於尽。天下绝无侥幸之胜利，战争避免不了牺牲，作战先要准备牺牲，面临“仁”与“忍”之边缘，必须以大智大仁大勇而立下大决心，军事之胜败，常在此一念之间。
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乃为绝对攻势而非为守势，以与我最为有利之中央位置为准备阵，其始如处女，如猫捕鼠、如箭在弦；终如脱兔，於利害变换线上各个击破敌人，此利害变换线，非为固定不变，乃依当时之地形、敌情、及我军实际状况而定；就原则说来，超出此线与敌人决战，在攻势方面乃如手臂伸出太长，将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於此线之内与敌人决战，则敌人已完成合击之势，也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更无法各个突破敌人；再严格说来，所谓乘敌分离(敌人未完成合击)，乃指我攻势之决战，而已获得决定性胜利时，敌人仍陷於分离状态，故决定此利害变换线之范围或远近，必先考虑决战和持久之密切关系，因守势方面所能支持之时间，直接影响决战方面所需要之时间，亦即在决战方面尚未获致决定性胜利之前，将因守势方面之不利，而前功尽弃或惨遭败北。徐蚌会战我最後决定“案”之作战方针为“国军以固守徐州，保卫南京门户之目的，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依内线作战，机动守势之指导，对进犯之匪，适时各个击破之”，此乃“目的”与“手段”根本矛盾，既然“固守”就无法实施内线作战”，於徐州一点采静态之消极防御，待匪军已完成“分进合击]之势(亦即匪军对徐州已完成围困之势)，不仅根本不能实施内线作战，且无法各个击破敌人。又十一月十日上午徐州剿总转达国防部下达第七兵团之空投命令“该兵团即以碾庄为核心，行内线作战，待援与匪决战”，既然令其固守待援，又如何使其行内线作战，至於“待援与匪决战”，增援解围之部队，其在本实上乃属外线作战，而又非为内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四周防御”不可混为一谈，内线作战乃为绝对攻势，四周防御乃为消极防御，於四周防御时在防御圈内，适时将兵力火力行机动集中於某一方面，摧毁敌人之攻势，此仅为防御作战指导之一种手段，绝非内线作战，否则乃将战略降低至战斗地位。若将四周防御视为内线作战，乃大错而特错。外线作战，乃为强者之战，除非真正获得奇袭(奇袭乃出敌不意，不意就是无备，敌人无备，其优势即非为真正优势)，否则必须兵力优势，始如脱免，迅速完成分进合击，终如处女，将敌人彻底包围後，再行突破区分击灭。徐蚌会战第二阶段作战，此际第七兵团已被歼，且津浦部已遭匪军突破及截断，陈、刘两匪已成会合之势，我军兵力已居相对劣势，且陷於南、北分离状态，此际我以第六、第十二兵团沿津浦路由南向北，及以第二、第十三兵团於徐州附近沿津浦线由北向南，实施外线作战，南北夹击匪军，此不仅违反外线作战原则，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事，终使第十二兵团於双堆集又遭匪军各个击破，当时之三大主力至此已丧其二。
运动中遭受击须以遭遇战临之：匪军之军事教条“拣运动中之敌人打”，毛匪说：“运动中之敌人好打，因运动中之敌人无准备；敌人无准备，其优势即非真正之优势”，於运动中遭遇敌人之伏击或不意之攻击，属於不预期遭遇战，否则均属预期遭遇战；第七兵团於敌前(陈匪主力)行侧敌运动，第十二兵团於敌前(刘匪主力)行侧敌运动，且匪情亦均十分明朗化，均应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不应视匪情於无睹，或掩耳盗铃，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由徐州向南转进，前有刘匪之截兵，後有陈匪之追兵，更应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不能视为撤出徐州已太平无事，因匪军作战目标非为夺取徐州，或将我军逐出徐州，乃为彻底歼灭我军；另在匪军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之情形下，增援部队乃必须以预期遭遇战以临战。无论是不预期遭遇战或为预期遭遇战，一经与敌遭遇，除“立即采取攻击，再无其他任何选择之余地”，并须分秒必争，以争取先之先(先制)，如先之先已丧失(不预期遭遇)，必须努力争取後之先；此方为不变之原则；作战可不为原则所拘泥，但不能抛弃原则；无论预期遭遇战或不预期遭遇战；一经与敌遭遇，即采就地防御或固守待援；最後必归全军覆灭，亦即违反原则必亡。徐蚌会战第七兵团於初见匪情尚未与匪正式接战，即令该兵团於碾庄固守待援，第十二兵团於南平集甫经与匪遭遇，即令其行侧敌折向东进，继则於双堆集采就地防御，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於陈官庄与匪追兵及截遭遇，於此迟延达三日之久，徐州剿总迭电催其立即采取攻击，但覆电则谓“大军作战，贵在态势，刻正调整部署，再行大举攻击”，遭遇战乃分秒必争，一经与敌遭遇，如仍须等待摆好态势再行攻击，乃必败无疑，以上均为违反遭遇战原则，最後均遭全军覆殁。不仅徐蚌会战是如此，在整个戡乱战争中，我各战场之军队，是凡於运动中一经与匪遭遇或遭匪攻击，均照例是采就地防御、或令其固守待援，但从无一次因就地防御或固守待援而战胜，最後均归全军覆没；因此，最後再将原则重复一次说：“军队於运动中与敌遭遇或遭受敌人攻击时，除立即采取攻击，直至战胜或打开一条血路为止，再无其他任何选择之余地”。
被围部队不能坐等解围：匪军无论是围点打援，或是阻援打点，其在本实上均为各个击破；我军之增援解围，被围部队均照例是坐等解围，乃正投合匪军各个击破原则；在徐蚌会战中，我第十二兵团及杜聿明集团之向前攻击，一遭遇匪军阻击，即电呈攻击无法进展，照常理及事实推论，似乎均为托词，此不是方法不对，就是祗顾跟前之保全，而不肯牺牲，误认为唯有采就地行四周防御，始最为安全，此无异乃为作茧自缚，正帮助匪军完成四周包围，当实施“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时，采取四周防御，当无可厚非；但野战军以野战为本能，须散得开，收得拢，将几个军以至几个兵团猬集在几个村庄之内。采取四周防御，不管其装备训练是如何精良，未战其败数已定。一经被匪包围後，第七兵团四个军坐等解围，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同样是坐等解围，杜聿明九个军至无援可等时，乾脆坐以待毙；若以被匪包围後，四周已成铜墙铁壁，无法向外攻击，及无法突围，事实证明第十六兵团於十二月六日夜，乃轻易突围成功，其以後之失败，乃与突围无关，不能混为一谈；第十二兵团被围达十九日之久，至最後生死关头，照样突围而出达数千人，杜聿明集团被围达三十六日之久，最後同样可突围；此不是匪众我寡及四周有铜墙铁壁之问题，而是只顾跟前之保全而不肯牺牲之问题，俗语说：“商场如战场”，欲买到货物，则必须丧失金钱，欲博得伟大的胜利，必须付出伟大的牺牲，只顾目前的偷生，终成为偷生未必生。
今日战争之权力中心已不在首都：克劳塞维茨曾说：“一国之权力，乃在其首都和军队”，此乃指十八世纪以前之战争而言，其在“国民战争”篇内又说：“自民众直接参加战争之结果，顿使政府和军队之力量脆弱不堪，唯有全民众之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徐蚌会战，我乃以久战疲惫之单纯军队，和***无限制裹胁民众之“人民战争”在决战，所谓匪我之优劣，不是兵力装备训练之对比，匪军之真正优势，乃在一兵一民、一兵二民、以至一兵三民之支援，我军之真正劣势，乃为仅剩光杆子之军队，没有动员一个民众予以支援，俗语说：“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其次乃为会战之目的，系为保卫京畿之安全，此实乃本未倒置，及将战争降低到战斗阶层，因此“守徐”、“守淮”直至会战业已绪战，仍争论不休；胥知只要能歼灭匪军，京畿乃不保而自保，如不能歼灭匪军，则京畿欲保亦不能保；或暂时放弃首都，只要能保全主力，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抗日战争，我暂时放弃首都，保全主力，始赢得最後胜利，记忆犹新，当不至如此健忘。徐蚌会战之目的为保卫京畿，而与匪赌总成总败之决战，并将大军集中於徐州一点与匪决一死战，此在战争指导及会战指导上均成为战斗，胥知南京可失复可得，国亡不可复存，人死不可复生。”，国民革命乃建筑在全国国民自愿支持上面、其权力中心为广大民众，以全民众之力，权衡轻重，左右一切，而非为首都之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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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战场——平津会战
平津战场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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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战诸因素
华北战场聂荣臻匪军，为当时五大股匪(西北彭德怀、华中刘伯承、华东陈毅、华北聂荣臻、东北林彪)中最弱之一环，对聂荣臻匪军之戡剿，由第十一战区及第十二战区(後分别改为保定绥署及张垣绥署)在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统一指挥下，专负其责，该两战区内之我军，无论在实与量方面，我均占绝对优势，华北主要交通及交通工具等亦悉为我方所掌握，尤以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乃为我当时方面军大员中表现最为杰出者，其能亲随部队及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其他各方面军大员乃为永坐镇於後方大城市行遥控指挥)，若依匪我现实状况及依常理而论，消灭华北聂荣臻匪军，乃易如反掌之事。奈首为负责华北统一指挥之李宗仁，自抗战胜利後坐镇北平，完全在做官，所谓统一指挥仅为形式或名词而已，第十一、十二两战区之部队，乃划地(作战地境)为界，无论任一战区方面情况如何紧急或握有彻底歼灭匪军之良机，但该两战区之部队，从无越界支援他战区作战或聚歼匪军之事；以张垣会战为例，於本会战对聂荣臻匪军本可一网成擒。奈该两战区狃於作战地境，第十二战区之大骑兵集团袭占张垣後，即中止行动，越二日始继以一部向东挺进至下花园，惟经过此两日之时间，聂匪主力已乘隙窜入蔚县附近山区，但北平行辕及第十一战区对第十二战区派兵向下花园挺进一事，反视其为争功和越界之行动，此在战史上乃成为千古之笑柄。
当时我方面军大员，乃兼掌其辖区内之军、政大权，自张桓会战後，该两战区不仅各自为政，亦各自为战，聂匪窥破我此一弱点所在，且对傅作义军队闻风而胆寒，其策略为对第十二战区采互不侵犯政策，彻底集中兵力，先各个击破我第十一战区之部队，首为利用太行山区为侧方游击基地，先各个击破我石门(石家庄)至北平沿平汉线我之部队，继而囊括其东平原，围困平、津。至民国三十六年秋以後，李宗仁忙於其竞选副总统，其对国家民族存亡之戡乱，早置诸脑後，匪军乃乘势扩张，近逼平津郊区。次为我第十一战区各部队，於抗战胜利後，即始终驻守於“平、津、保、石”几个大城市之内，所谓军队保国卫民，被保卫者乃仅为此等几个大城市内之民众，於其中将近半数为民众素所厌恶之社会及政治垃圾以及发胜利财和国难财之奸商富贾之类，至於广大乡村内约占华北总人口百分八十五以上之广大民众，遭受***清算斗争屠杀迫害，而无一兵一卒予以保卫，国父说：“忘记广大的痛苦民众，即谈不上革命。”，谈不上革命，将成为被革命之对象，至少已丧失了民心；且因军队久驻於此等大城市，於不知不觉中为城市内红灯绿酒生活所腐化，革命精神烟消云散，一遇当时教养不足装备寙劣之匪军亦成为不堪一击，野战及从事於恶劣天候地形作战，更是裹足不前及望山生畏。
再其次为民众对当时华北之政治不满，做官者仅知作威作福，最为敏感者当为知识份子，而知识份子又最能影响广大群众，学潮、工潮此落彼起，匪谍遂乘机而入，遍布各工厂、学校、及渗入军中，北平行辕及第十一战区等高级司令部，为匪谍渗入之主要目标，例加抗战胜利派往北平接收先遣人员之领队谢士炎(原第六战区副参谋长於汉口乘机飞往北平)，後任第十一战区军务处长，乃为标准之匪谍，他将作战计划送给匪军还不算，因他是陆军大学出身，稍通韬略，他还为匪军如何对国军作战另拟妥一份计划附上；另第十一战区长官之机要秘书丁某，以及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心清等亦均为匪谍。换言之，该战区司令部有这些高级匪干运筹帷幄，指导匪军对我军如何作战，聂荣臻匪军再无能，我军亦无不败之理。
民国三十六年入秋，全国戡乱局势已逆转，华北战场方面更糟，年底情况益坏。此际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由一批政客捧场，当选为副总统，即将卸任就其副总统职，为甄选行辕接替人员及扭转华北战场危局，最高统帅於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飞抵北平，二十八日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宣布统一华北剿匪军事机构，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三十日任命甫率军远征东北彰武胜利凯旋归来之张垣绥署主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五省军政事宜，戡平匪乱，十二月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同时撤销张垣、保定两绥署，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调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六日傅作义正式就任总司令职，二十一日再扩大其权职，於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下，再设立冀热辽边区绥靖公署，期借此使华北及东北两战场确取连盘，填塞往日对边区成为三不管之漏隙。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後。确实也有一番作为，祗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其第一件事令人称赞者，是将剿匪总司令部(原北平行辕)由北平市区内迁入郊区之“新市区”，兹新市区为抗日战争沦陷後，日本军阀恐日本侨民被我国文化所同化，经三年时间所兴建，专为日本人所专建，属日侨区，又名“新北京”，主要房舍建筑已完成百分八十以上，仅缺街道整理及内部整修，抗战胜利经我方接收後即无人过问，而成为一片荒烟蔓草，但以兵工整理，可即整即驻。高级司令部迁驻於此，其最大之优点，乃除军队外，无闲杂人等，匪谍无法存在，司令部人员及军队不致为都市内红灯绿酒之生冲和所腐蚀，此时期北平市区内见不到一个绥察部队(原傅作义之基本部队)，傅作义其本人根本就不在北平市区内露面。第二件事为灵活运用冀、察、热、绥四省军队，首须使此等军队无後顾之忧，乃将察、绥方面军队之眷属，集体迁移安置於天津，并行统一管理、统一供应。第三件事是调整重要人事，任命接收及保卫大同之名将楚溪春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原为孙连仲兼)，调能征惯战之名将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原为马法五)，察哈尔交由其手下大将孙兰峰，绥远交由其手下另一大将董其武，此二人均能独当一面，如此人事安排，实亦四平八稳。第四件事为重振军威，恢复战场主动，确也有一番作为，首为根除原张垣、保定两绥署兵不越界(作战地境)作战之陃习，将其基本部队第三十五军、暂三军、整编骑兵第四师等，由察绥方面调至平、津地区作战，行弹性及灵活运用，恢复主动和攻势，逼使聂荣臻匪军於冀东平原无法立足，尤其是於四月上旬以鄂友三之整编骑兵第十二旅为基干，深入匪军大後方行“穿心作战”，驰名中外，华北战场之民心士气均为之大振。大体来说，华北战场自傅作义接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以後，直至民国三十七年华东战场济南失守前，颇呈中兴气氛，局面亦呈小康之象，此即所谓“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
由於华东战场济南之失守，对傅作义心理影响甚大，使其动摇戡乱必胜信念，不久林匪强攻锦州，相继辽南会战失败，整个东北沦陷，华北平、津一带，成为赤海中之半岛(其大後方全依海上交通维系)，而徐蚌会战正风紧云涌，胜算无凭，再当时美国恢复有条件之美援，其条件乃为援助能打之部队，在美国当时所指之能打部队，乃为华北傅作义部队，和华中广西部队。而使傅作义心理为之突变，此亦为平津会战所预卜之最後结局。就事论事，傅作义及其基本部队，在戡乱战争中虽能征惯战，驰名中外，及使匪军望风披靡，当时华北战场点将，实亦非傅莫属，至於其最後之结局，以公平合理之论：
1.仅第三十五军、暂三军、整第骑兵第四师，另几个骑兵旅等，就当时华北五省全盘局势而育，实亦有独木难支大厦之情，就全国戡乱局势而言，亦复如此。
2.华北战场易将之时间过晚，此时已至病入膏盲，虽妙手亦难同春，其於临危授命，无时间磨练，如何统帅大军及树立大军统帅之权威，当其原指挥其基本部队，尚能得心应手，於察绥方面独当一面，且有余力，一旦统帅华北五省军队，犹如千斤重担突压其肩，不但虽以喘息，且一切作为亦杆格不入。
3.大军统帅与军队指挥、及指挥大军与指挥小部队，均有迥然不同之处，傅作义原属西北军，是从军阀中成长及起家，亦可称其为出身行伍，其本人学识有限，因连年抗战及戡乱，党国亦未能对其作有计划培育其为大军统帅之杰出人才，一旦肩负此重任，指挥阶层又变得突然，临战仍以指挥其有限之基本部队习惯统帅大军，遭遇特殊状况常乱了大军统帅法则。常使战略降低至战斗地位。
4.对傅作义其个人如作盖棺论定，仅可称之为传奇性人物，及当时国军中杰出之人才，但国家尚不足倚其为长城，当国家处於盛世或战争处於顺境时，能发挥其所长，一临国家危难及战争处於逆境时，绝无孤臣孽子之心。
其一，传每与人晤谈，总是谈笑风生，但其笑总是皮动肉不动，且眼珠转动不停，一见便知其缺乏内心之真诚，而擅於权诈，及倾於机会主义，善变乃为其本质，用其长以对敌则可，孙子说：“故兵以诈为立”、“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所以能征惯战亦恃於此，但对己则难期为虔诚之信徒，难托以身系国家民族存亡之重责大任。
其二，缺乏中心思想，无远大之政治理想，偏於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及英雄主义。因缺乏中心思想和远大政治理想，乃无愈挫愈坚、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因此其仅能打胜仗，不堪挫败，败则气馁。由於个人主义，其虽长於治军，其军队亦饶勇善战，惟其所练出之军队，仅知有一个傅作义，没有国家民族之观念；次为本位主义，其所重用之人物，多为山西荣河县一个小圈子，及将绥察视为其根据地，无匡国济世之雄图大略。再次为英雄主义，平日其所深藏之野心，轻易即为美援所分化。
以上对傅作义之盖棺论定，於平津会战中乃暴露无余，此对平津会战失败之影响至大，亦即所谓“岁寒知松柏”、“国难识忠奸”。
另对本会战足具影响者，乃於会战之直前，美国於平津一带，忙於撤军(陆战队)及撤侨，动摇华北民心，影响士气，莫此为甚。按匪军已往之行动规律，其经重大会战所遭受伤亡损失，必利用作战间隙，从事整补，故判断林彪匪军经东北辽南会战，亦必须从事於整补，不能迅即入关，我对平津会战之作战准备，尚有余裕之时间；惟於本会战中林匪打破其行动规律，於辽南会战甫经结束，未继整补即星夜南犯入关，实出我军之意表，此对本会战影响亦至深。
战地兵略：张垣(张家口)为察哈尔省会，平绥路之要冲，扼关内塞外及晋、冀、点、察、绥五省之枢纽，北平为文化古都，亦为华北政治、军事中心、人口二百万，扼平汉、平绥、北宁三铁路之枢纽，北托阴山山脉及长城，为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张垣)交通之总汇，其郊区地形要点，北为凊河镇，清华园，西为万寿山、妙峰山，南为长辛店、丰台、卢沟桥，南宛，东为通县；保卫北平，就其形势应以北平城为其中央位置(攻势基本)，实施内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天津为华北之商埠及经济中心，地跨五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注入沽河之会合口，并为津浦、北宁两铁路之辐辏地，人口一百八十万，其郊区地形要点，南为八里台（聂士成与八国联军鏖战之古战场)，北屏北仓(冯玉祥与李景林鏖战处)，金钟河、北运河，西凭交错之河川，东有塘沽为海上後方，其周围达四十五公里均为平原，有利於我军观测、射击，但河流纵横交错，於封冻前不利於敌军运动。塘沽河为海河吐纳口，平津之海运均由此吐纳，有一流港口之设备，附近富有良好之滩头，利於抢滩装卸作业，并占渔盐之利，四周一望无际，特有利於观测射击，但周边土硷实松，且多沼泽，虽在冬季，亦泥泞汲膝难行，不利於匪军运动，其南为大沽口，八国联军前於此设有炮台，所称塘沽地区，乃包括塘沽、大沽二地。本会战系以前述四战略要地为攻防之目标区，我称之为平津会战，***称之为平津张战役。
与以上四战略要地相关之地略，长城依阴山山脉延伸，我军向平津或天津塘沽集中，为有利之集中掩护阵地，并天然障碍东北林彪匪军入关运动，明末吴三桂开放长城引清兵入关，使民族沦陷於异族达数百年。平津段之北宁路及公路，其两侧为标准之华北平原，便於大军运动，但对侧背如无掩护，易遭入关之林匪侧背攻击，平张段之平绥路及附近公路，其两侧多为丘阜地，属黄羊山区，绵亘於昌平、张垣、蔚县之间，尤以怀来至涿鹿(为黄帝後退至此击败蚩尤之古战场)间之绵亘山地，形成该段平绥之隘路，再加上怀来至新保安间之嫣水河及横走廊，在地形上将北平、张垣天然分隔为两个战场，作战时如一厢情愿利用该段铁路和公路灵活机动运用北平、张垣之兵力，各个击破匪军，乃属纸上谈兵之事。我军之会战配置，如将兵力部署於塘沽、天津、北平、张垣各战略要地及该段北宁、平绥路沿线，乃形成一长蛇阵，被击头而尾不能应，被击尾而头不能应，被击腰而头尾俱不能应；克劳塞维茨说：“会战於最切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已有一定之胜败趋势，此多取决於最初之会战配置，不取决於战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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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我双方兵力及作战构想
匪军兵力：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
副司令员刘亚楼
政委罗荣桓
後勤部长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参谋长解方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黄志勇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辖第四、第五、第六师)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辖第七、第八、第九师)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元茂、政委莫文骅(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师)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辖第十九、第二零、第二十一师)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０师)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锺传、政委袁升平(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
铁道部队司令员黄逸华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政委邱创成
独立第一师至第十一师
华北聂荣臻匪军司令员聂荣臻
杨成武兵团(第三兵团)
第一纵队司令员唐人杰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
第五纵队司令员彭绍辉(於太原附近未参加本会战)
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
第九纵队司令员(不详)
杨得志兵团(第二兵团)
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
第四纵队司令员会思玉
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
第七纵队司令员孙毅
注：匪军纵队辖三个师，相等於军，聂匪每纵队约一万六千人，连同其军区之独立师、旅、团等，共约二十万人。林匪每纵队约二万至二万五千人，林聂两匪合计约五十万人。
匪军除以上参加之兵力外，另动员华北晋、冀、热、察、绥五省军区部队、民夫数十万人。
匪军作战构想：
作战概念：匪军判断华北战场我军之可能行动，为西撤察绥(傅作义之根据地)或东撤塘沽(依海上为後方)，因此，匪军之作战概念为“不让“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为平津张战段之主要关键。”，故必须乘“敌”尚未撤退时予以就地包围。
作战方针：采战略包围，战役分割；当实施战役分割时，依猛“虎”插“羊”群(分割)，先抓後吃(先行各个包围，继行区分击灭)。
作战指导：
为出“敌]意表，将敌就地包围，东北林彪匪军於“辽沈战役”(辽南会战)结束，不行休整，即星夜分路入关。唯一的及主要的，就是怕“敌”人向西(察绥)撤退或向东(天津、塘沽)海上撤退；因此，祗耍将新保安、塘沽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故在全盘战略指导上，是先斩头(天津、塘沽)，截後尾(张垣)，最後吃腰身(北平)。
对新保安、南口之“敌”暂采围而不攻，不要把他先打掉(使傅作义不能忘情於西，但亦解救乏术，维持其欲舍难舍之矛盾心理)，这样抓牢了“敌”尾巴，他就向东跑不了，“敌”人想救尾巴还需继续向此投入兵力；若很快的斩断了“敌”人的尾巴，将激起“敌”人死心踏地的向东狂奔。
为对“敌”实施战略包围，山东陈毅匪军须准备有力之一部，於济南附近堵住黄河各口及占领各要点，以防“敌”人经由陆路向青岛撤退，或南下直接参加淮海战段(徐蚌会战)，这在战略包围上是必要的。
军事打击之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和瓦解，尤其对平津方面“敌”人之主力，竭力以政治和谈解决，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注：本会战匪军由林匪彪、罗匪荣桓、聂匪荣臻(原为林匪彪任第一一五师师长时之副师长)合组平津张战役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东北、华北匪军，另周匪恩来、叶匪剑英等均亲临本会战匪前线指挥部。
我军兵力：
陆军：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
副总司令陈继承、吴奇伟、宋肯堂、郭宗汾、邓宝珊、上官云相，李文。
陆军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兼)
第十六军军长袁朴
第二十二师师长冯龙
第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
第一零九师师长周士瀛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
新三十一师
新三十二师
第一零一师师长冯祥
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由朱敬民代)
第五师师长李则芳
第四十三师师长王洽熙(原拨入新五军)
第一二一师师长韩迪
第一五零师师长何宝松(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一零一军军长李士材(原新二军改编)
第二七一师师长长栾乐山
第二七二师师长刘化南
第二七三师师长郑海权
第一零四军军长袁庆荣
第二五八师
第二五零师
第二六九师
第三一一师师长
整编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
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原为廖耀湘兵团之番号)。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兼)
第四师
第八十九师
第二九七师(由军辎重团与各师工兵营及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一五五师(地方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二九九师(地方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
第二十一师师长张国权
第五十六师师长周中砥
第一四二师师长王凤岐
第三一八师(补充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廖康青年
第二零五师(战斗损失甫在台湾整训完毕调至北平)
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锋
第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汪伪时间皇协军改编)
第二一零师师长李思温
第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
第二五七师师长郭继堂
第三一零师师长
骑兵第一旅
骑兵第五旅旅长王存瑞
骑兵第十一旅旅长胡逢泰
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
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
暂三军军长安春山(全部美械装备)
暂第十师
暂第十一师
暂第十七师
第八十七军军长段云
第二二零师师长
第二二一师师长
第二二二师师长
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
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长捷
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第九十五师
第一五七师
第三七一师(由地方保安团队新编成)
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
第一九五师
第二八四师师长罗先之
第二九三师师长陈膺华
第四十三师
第三零五师
第三二六师
第三三三师
交警第十，第十一总队护路旅
补给司令部司令耿幼麟
海军：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马纪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