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约翰·科斯特洛
　　中译本前言
　　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场之一。这场战争以日本军国主义者1941 年12 月8 日（东方时间）袭击珍珠港开始，以1945 年9 月2 日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降而宣告结束。本书是西方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最新著作。它的特点是运用了美国新近解密的一些档案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和作为触发引信的珍珠港事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读者将从本书中读到一些过去没有披露过的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和贡献几乎未作正面论述。
　　本书作者约翰·科斯特洛是英国的一位海战史研究者，他的另两本著作是《大西洋战争》和《一九一六年日德兰海战》（均与特里·休斯合著）。
　　前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席卷太平洋以来，已经过去四十年了。那些巨大战役的规模世所罕见，描写这些战役的著作卷帙浩繁。然而，许许多多的这类著作——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不朽学术研究，到《生活》杂志的罗伯特·谢罗德那样的军事记者所写的栩栩如生的报道，以及威廉·曼彻斯特最近撰写的动人的回忆录——没有一本试图全面追溯人类这场最伟大斗争的根源并去叙述它的历程。
　　这正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用一次连贯的叙述，介绍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终于导致美国、大不列颠和其他同盟国在那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同日本发生了致命的冲突。随后发生了一场战争，战场遍及地球三分之一的表面，本书力求简要叙述这场战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活动。中国、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上发生的战斗，被视作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几个组成部分，尽管盟军之间发生过深刻的分歧，这场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本书回顾了日本的进攻在最初获得了令人膛目的胜利之后，如何在澳大利亚的边境受到阻挠：回顾了后来在中途岛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实力日增的美国海军得以发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从而使美军穿过遍及太平洋的踏脚岛屿直捣日本本土。
　　“人类历史，”H·G·韦尔斯在一九二○年写道，“越来越成为教育和浩劫之间的竞赛。”最能显示这个观察的睿智的，莫过于对引起太平洋战争的种种历史力量来作一番研究和探讨。太平洋战争是以长崎、广岛上空腾起令人作呕的蘑菇云而宣告结束的。今天，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导弹随时都可以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整个世界仍然生活在最终的大规模核屠杀的恐怖之中。保持这种远远超过需要的核屠杀力量的微妙平衡，成了超级大国双方决心避免遭受对方核突袭的堂皇借口。
　　然而，甚至对于和我年龄相仿，只能隐隐约约地记得德国的空袭，和以电台宣布对日作战取得胜利而宣告结束的那场战争的某些人来说，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多数四十岁以下的人，把珍珠港、薪加坡和科雷吉多尔发生的悲剧，看作是由于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更近的战争而显得相当遥远的“近代史”上的一个模模糊糊的阶段。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些战争是由一个仍在演变的历史进程所引起的，而且在于它们发生在世界第一大洋的边缘地区——一个抚育着世界上多半人口和蕴藏着宝贵自然资源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地球的这一地区一直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国际竞争的焦点，大不列颠和美国同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后来又同新兴的工业大国日本争夺在华商业和军事优势。随着欧洲影响的日渐衰落，象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约翰·F·肯尼迪这样一些美国领导人，奉行一项与英国、澳大利立和其他西方强国一致行动，以便使太平洋边缘地区——首先是中国——的广大市场永远向西方开放的政策。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力量均势中的关键因素。
　　要想了解太平洋战争的规模和起因，必须回顾这场战争在十八世纪的根源。为了本书叙述方便，回顾这样一些纷繁复杂的事变，势必需要概括介绍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历史，以便把引起这场战争的那一部分力量突出出来。何况，作战区域如此广阔——美国士兵同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荷兰
　　的士兵并肩作战，因此在叙述时也要有所侧重。美国跨过太平洋发动的大规模强攻，实际上导致了日本的垮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必须重视中国一缅甸一印度战区旷日持久的战斗，因为这个战区对同盟国的总体战略发挥着强大的持续的影响。虽然这个战区被承认是“次要”战区，它的结局却导致亚洲力量的全面重新组合，这反过来又引起了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
　　在对国际竞争和军事历程作全面有趣的介绍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连贯的叙述并没有作过多的删节和压缩。《太平洋战争》一书，是在我得天独厚地在得了一些最新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些材料只是最近才可得到并提供给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和伦敦公共档案馆的。在收集材料的最后阶段，我可以查阅五十多万份文件，这是即将对研究工作者开放的国家安全局大量档案当中的第一批档案。学者们需要许多年才能逐一挑选和评价这么多的资料。关于情报战争中逐日的成功和失败的秘密记录，毫无疑问将改变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既定看法。
　　我既得天独厚，又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是第一批挖掘迄今为止一直保密的这批档案的人员之一，我在对于这两点表示欣赏的同时，却也能够在修改稿中加迸重要的新证据。我把我同著名历史学家就这些令人神往的珍贵材料进行讨论后得出的最令人吃惊的结论，放在本书末“行动之后的报告”那一章里。这一章披露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如何输掉了一场令人吃惊的赌博：他们两人认为，一九四一年夏末，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攻势，外加迅速开往远东的英国军舰，就可以吓得日本不敢开战。现在可以看出，这个虽然经过斟酌，最后还是出了纰漏的战略——为了守住菲律宾而修改二十年来一直执行的防守计划——可能就是产生珍珠港灾难的主要原因。
　　《太平洋战争》一书还破天荒第一次介绍了美国密码破译人员如何发现日本进攻中途岛的秘密计划，介绍了“尤尔特拉”和“魔术”行动小组的情报如何使麦克阿瑟将军得以胜利重返菲律宾，使英军最终引人注目地重新征服了缅甸。令人惊讶的新证据展现在读者面前，揭示了同盟国军事领导人对于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夏天的绝望的军事困境了解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新情报必然使人们对同盟国投放两个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了新的怀疑。
　　把《太平洋战争》一书奉献给读者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通过阅读新的文件，可以洞察军事领导人取得的成功和犯下的错误，而且也是为了记录那些征战沙场、死伤万千地“贡献出了最后力量”的男男女女所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英勇精神。本书还叙述了技术和组织工作的辉煌胜利。尽管这些技术令人可悲地被用来进行破坏，它们却对战后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推动力量。我力求全面介绍这些纷繁复杂的力量，我希望自己所作的这个尝试，不仅能使至今仍然能够铭记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岁月的读者，而且也使那些事件对他们来说已成为历史和过往的神话的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太平洋战争。我还希望，这本书将激励许多人亲自去寻找数以百计的优秀著作当中的部分著作，在准备这部全面概括的历史著作的过程中，这些优秀著作对于我来说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我写作《太平洋战争》一书的最后一个目的，是向读者展示国与国之间武装冲突的浩劫所付出的惊人代价。本书只能算作一个不太完美的表示，姑且用它来纪念在东西方的那场冲突中丧生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愿他们所作的牺牲没有白费，但愿这部著作能对我们大家的觉醒作出小小的贡献。博爱在同浩劫的竞赛中必然取胜。绝不能让后代人在对战争进行另一次悲剧性的探讨中，再度提出“这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约翰·科斯特洛
　　一九八一年七月于伦敦和纽约
　　第一章显示使命
　　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二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九○三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下午，美国总统在白宫办公室悠闲地吃着午餐。他一边吃着，一边和助手哈里·霍普金斯谈论着与当前的战争毫不沾边的问题，尽管这场战争有把美国人拉迸英国同德国潜艇进行的战斗的危险。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吃着苹果，他那宽大的写字台上的电话响起来了。接线员说对不起，打搅了，海军部打来了紧急电话。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是下午一时四十分。他注意到总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弗兰克·诺克斯报告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海军部刚刚收到夏威夷发来的信号：“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总统简直不敢相信，询问消息是否准确，海军部长说肯定没错。海军部长也和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样地感到惊讶，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就是一口咬定：“这不会是真的，这一定是指的菲律宾。”在美国人看来，一个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的国家，竟想同美国开战，在战略上简直是发疯。可是，自从为制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而进行的历时数月的谈判失败，是年夏天美国又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切断了它的重要的石油供应线以来，就一直隐隐呈现着美日交战的危险。美国驻东京人使告诫说，美国对日本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会激起军人把持的日本政府干出“举国玉碎”的事情来。为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执行了二十年的美国战略计划作了修改，决定向太平洋彼岸派遣增援部队，保卫菲律宾免遭入侵。军事集给正在进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深信，他不仅能够确保远东美国领土的安全，而且他的战略轰炸机群能够阻止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收到了惊人的情报：日本准备一俟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在十天之内发动战争。当时美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来同日本谈判，以达成解决危机的临时办法。警报接连不断地从太平洋彼岸发给美国指挥官。但是，袭击夏威夷被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预料日本的主攻矛头是针对着五千英里以东的菲律宾的。罗斯福也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他在头天晚上亲自向夭皇发出的辩解，可能制止日本发动战争。当天下午，国务卿将会见东京的特使。但是现在，总统根据自己的观察，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拿起电话，要陆、海军首脑发布美国断然参战的命令。
　　就在同一小时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无线电台，中断了足球赛、音乐会和杂耍演出的实况转播，向美国人报告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最初，人们不敢相信；后来，随着不断传来的简短新闻报道，证实了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轰炸机摧毁的消息，举国震惊变成了同仇敌忾。甚至最顽固的孤立主义着也要求进行报复。
　　珍珠港遭到的袭击是美国最惨痛的失败；然而同时，它却使美国人异乎寻常地表现出民族团结。全国各地正在休假的陆、海、空军人员迅速返回各自的基地，小伙子成群结队地涌住征兵站，老百姓在作防空准备。在决心昭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奇耻大辱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还有闲暇想得起三十四年前——几乎是在同一个星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堂兄，也就是自官的前任总统，使美国走上了同日本对抗的道路。
　　大棒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汉普顿锚地检阅了集结在那里的美国海军，这支海军即将启航，去执行他所制订的“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统治力量”的扩张主义政策。那一天，切萨皮克湾狂风巨浪，当总统乘坐的“五月花号”游艇，在排成两列的十六艘大型白色舰体的战列舰及其护卫舰之间缓缓而行时，旗帜噼啪作响，礼炮隆隆，白色军舰在冬日的阳光下闪射着银光。军乐队奏出的进行曲，在滔滔的水面上回荡，礼炮的硝烟和军舰上林立的米黄色烟筒里滚冒出来的黑烟交织在一起。
　　“你们曾经在这样的日子里观看过这样的一支舰队吗？”罗斯福骄傲地说道。总统的一只手一动不动地行着军礼，另一只手紧扣着他那顶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刮走的大礼帽。“确实，难道还不壮观！”他不由得高声赞美起来。在二十世纪狂风骤雨的头十年，有这么一支雄伟的舰队，不仅大大激励了民族自豪感，而且显示了这个国家工业和军事上的显赫。一支庞大的海军，是任何企图登上帝国行列的国家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美国的海军力量，虽然暂时屈居于大不列颠和德国之下，却在稳步增长。那天上午，当美国的舰队拔锚起航，威风凛凛地驶出詹姆斯河的时候，总统相信这支舰队在全球的游弋，定将显示出美国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地位。他所形容的“甜言蜜语，手持‘大棒’”的外交，是需要这样显示力量的。这是为了在整个太平洋炫耀垦条旗，也是着重表明美国决心遏制日本，因为罗斯福担心日本可能“冲昏头脑，目空一切地发动侵略战争”。他担心日本的野心可能不符合他要扶持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计划。日本的海军对美国在不到十年前在一次决战中打败了西班牙之后夺到手的菲律宾的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当其他欧洲国家正在同日本争夺商业和领土利益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坚强有力的领导已使美国同英国结成了心照不宣的联盟，以便确保远东的力量均势。在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才不过一百二十年之后，以总统为首的美国扩张主义者，以开国元勋们黄泉之下为之惊叹的磅礴热情，把他们的前敌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搂抱在自己的怀中。乔冶·华盛顿本人曾经告诫过不要“与外国结盟”。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他的继承人却正在奉行“显示使命”的信条，推行一条海外扩张的政策。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海外扩张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全球的天赐神授的使命。
　　大西洋两岸所形容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于主张扩张的美国人和认为自己国家的实力的高峰已过的英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英帝国的根基是由十八世纪进行的战争奠定的，在这些战争中，英国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确保了英国对北美的大部分领土和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在后来的一百年中，英国人利用他们无敌的海上优势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所拥有的雄厚的经济实力，把它的米字旗随着贸易送到世界各地。到了十九世纪末，与其说是靠谋划，不如说是靠机遇，米字旗几乎在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飘扬。一八九七年，在庆祝自己登基六十周年人典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臣民几乎多达五亿。
　　维多利亚建立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意图，在苏丹、南非和印度的西北边境受到了考验，在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与英国以及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远东，则受到的考验最为严峻。在亚洲大陆上和太平洋地区处于危险状态的就是本来已在中国打开了的那些商业机会。西方投资者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他们想在几亿中国人民之间为欧洲和美国的产品开辟新的巨大市场。
　　美国参加了争夺经济利益的竞争，在欧洲列强争夺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陆的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支持一方，必然是受到了传统的东方吸引力的诱惑。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称雄于世，靠的是它趁着英国和法国准备争夺对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控制权的时候，掠夺了哥伦布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财富。蔗糖贸易的衰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丢失，使英国更加重视对印度的开发。到了十八世纪末，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商人，也注视着太平洋彼岸的东方。他们寻求一个可以代替大西洋贸易的有利盯目的市场，因为在大西洋贸易中，他们没有什么赚头，他们出口咸鳕和桶板，赚的钱不够用来支付进口英国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和机床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美国独立之前的十年，詹姆斯·库克船长指挥的皇家海军远征队，对北美大陆多半不为人所知的太平洋海岸以西的那个浩瀚的海洋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绘制了航海图。这些考察航行把杳无人烟的澳大利亚并入了皇家版图。并把三明治群岛——最初给夏威夷群岛取的名字——辟为太平洋中途提供淡水和补给品的必不可少的停靠港。这次旷日持久的航行，对于这个大洋的实际通航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航行的经验告诉人们，酸橙和柠檬汁可以预防坏血病，在此之前，这种病一直使如此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成为十分冒险的活动。
　　在“发现号”上伴随库克作第三次远洋考察的是一位船警，一个喜欢冒险的美国佬，名叫约翰·莱迪亚德。到广州购买从俄国换来的海獭皮的中国商人所付出的极高的价格，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美国后，胸中燃起了要到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冒险的欲望。莱迪亚德对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进行游说，争取他支持开辟东方贸易。莱迪亚德正在酝酿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东方的商业应当对所有列强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不久就戍了要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基础。美国商人意识到，价格昂贵的海豹皮和海獭皮——连同在夏威夷森林中俯拾即是的檀香木和在热带环礁湖中处处可寻而又为中国达官显贵喷喷称道的海参——将成为兴隆的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莱迪亚德只不过起了鼓动作用，真正资助绕过好望角远航中国的第一艘美国船只的却是纽约的银行家。一七八四年初，“中国皇后号”抵达黄埔码头。混浊的珠江两岸，货栈“工厂”鳞次栉比，中国商人在那里做茶时、丝绸和瓷器生意，这些东西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异国奢侈品。长期以来，满清统治者只让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在广州这一个出海口同外国“蛮子”接触。现在，美国人已经取得了参与这个一直为欧洲人独占的繁荣贸易的权利。“中国皇后号”在纽约装载的货物所赚得的巨额利润，对于巴尔的摩、费城和波士顿的商人与金融家来说，无疑是强大的刺激，他们也想分享这条东西方之间的新的贸易渠道所带来的好处。
　　英国——她的皇家海军在海上称王称霸——认为要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与其去控制太平洋，还不如使拿破仑的尼罗河战役遭到失败，因为拿破仑的这个战役的最终目的是要进军东方。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领袖们，预见到了同英国贸易进行竞争的危险。“我们在大西洋和其他国家的商业..必须付出频繁战争的代价，”托马斯·杰斐逊在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去制止北非沿岸的海盗袭击地中海的美国船只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这优美国第三届总统认为，大酋洋将永远是“战争温床”，因此，他发起了向西部太平洋沿岸进军的运动，在一八○三年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的大片领土。杰斐逊更担心庞大的军事机构对共和国的自由构成的威胁；因此，他一直限制刚刚建立的美国海军只能制造小批的武装快速帆船。这支海军力量用来消灭海盗是足够的，若要依靠它，使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拿破仑时代的历次战争中维护自己同法国进行贸易的权利，却是不够的。美国海军终于在一八一二年同英国发生了冲突，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使它看清了海上实力的严酷现实。初期，美国的“一小批用冷杉木制造的武装快速帆船”，虽然在斯蒂芬·德凯特和奥利弗·H·佩里的指挥下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最终还是敌不过强大得多的英国皇家海军。
　　当美国正在集中精力征服西部领土的时候，拿破仑在一八一五年的最后失败，使英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牢牢掌握了海上优势和商业优势。由于相信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同时又拥有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能力，英国逐渐实行自由贸易，从而消除了同美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依赖英国，当英国的商业重心从大西洋贸易，转移到在印度和远东这两个有希望成为更大的制造品市场的地区扩大贸易往来的时候，美国还是得到了好处。日益增加的出口所赚得的利润，使五大洲的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而后春笋般兴起的工厂，在这些工厂里，男工、女工和童工操作的机器和熔炉，将这些原料制成纺织品、机床和蒸汽机。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在英国的贸易体系中发挥了作用。詹姆斯·门罗总统相信他可以依靠英国皇家海军来维持大西洋上的安全，排除法国和西班牙的干扰，因而在一八二一年宣布了其他欧洲国家“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的主义。
　　“门罗主义”很快就成为美国奉行它的地区帝国主义的独特方式，而且是美国国策中一个根基十分深固的组成部分，到了一八四五年，它就变成了《纽约晨报》主编所说的“履行显示我们征服整个大陆的使命”了。“显示使命”的响亮号召，将不仅仅是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墨西哥进行战争，以便把共和国的自由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地域的一个方便的道义借口。一旦一八四六年的战争迫使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英国政府在同一年经劝说后同意放弃俄勒冈的大部分领土，美国人就有了“窥探东方的窗户”，向西扩张的精神惯性就指向整个太平洋了。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是一个刺激，德比、德拉诺和阿斯特时代的许多商人在这一贸易中成了百万宫翁，制造了一家报纸所说的靠“亚洲田野里成熟的作物”致富的神话。
　　给美国商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英国的商业以印度为基地逐步向东发展，似乎注定也要垄断中国市场的时候，讲英语的不列颠商业冒险家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作物中获取巨利。英帝国的势力之所以横跨全球，多半是因为保护英国商人的米字旗随着商船而至，或者象在好望角那样，守卫着通往印度海路途中的战略港口。除了加拿大以外，南亚次大陆是正在兴起的帝国大厦唯一特别奠定的地基。奠定这个地基的原因是经济，而它的建筑师是扮演英国贸易开拓者的半自治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个典型的开拓者是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土，他在一八一九年从柔佛苏丹千里买下了一个岛，在靠近马来亚最南端的这个海岛上建立一个贸易中心。眼光不那么远大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收下新加坡。只有当英国同荷属东印度通商之后，它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
　　到了十九世纪末，新加坡是英帝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而且继香港之后，是皇家海军在东方的另一座堡垒。
　　假如英国有一张帝国蓝图，那么新加坡扼守印度至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决定将它变成“远东的直布罗陀”之前，就会得到适当的承认。虽然库克船长为英国打通了太平洋和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伦敦的历届政府却觉得它太遥远、太浩瀚，缺乏商业开拓的机会。澳大利亚被选作发配囚犯的地方，因为再也不能把他们送往美洲殖民地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外来的美利奴绵羊在澳大利亚繁殖起来了，而且在那儿发现了金矿之后，它在经济上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承认，这块殖民地才开始被认真地开拓起来。甚至到了这时候，英国还不给予澳大利亚人自治的地位，直到一九○一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自治领三十四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才享有自治地位。库克也曾访问过新西兰，但是在那儿定居故只有独立公司和传教士，当他们为了占领这块土地而与当地居民作战斗的时候，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斗争去赢得英国政府的承认。毛利人，就象在北边的斐济和汤加居住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甚至在祈求英国君主予以暂时保护的时候，被劝告去投入耶稣基督的精神王国的怀抱。直到德国军舰在那儿出现，预示着一场争夺太平洋岛屿领土的新的斗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英国才对新西兰进行暂时保护。
　　炮舰外交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最贵重的宝石，甚至这个国家，在一八五八年终于被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反英起义，证明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治理它从莫卧儿的统治之下逐步夺取过来的领土。这个无处不在的公司致力于建立英帝国势力，它使穆斯林国家马来亚依附于英国，它在北婆罗洲的沙捞越建立了白人统治，有一个时期，似乎连中国本身也要被置于不列颠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公司驻广州的生财有道的代理商，在扩大荷兰人通过澳门开拓的鸦片贸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中国的瘾君子越来越多时，对这种毒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英国人乐于大量提供从印度种植的罂粟中提制的这种毒品。清朝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这门生意只好通过中间人进行，贪污腐化的广州官吏对此并不追究。鸦片生意大大加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奢侈时髦的英国摄政王朝进口中国艺术品的要求就可得到满足。到了一八三五年，鸦片禁品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无法控制鸦片生意，而且不上税上清朝皇帝被迫采取行动惩治无视天子威严的外国人，防止大清帝国财富外流。
　　清廷向维多利亚女工发了一道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威胁说她的臣民如不立即停止对“堂堂帝国的污辱”，英国必将遭到入侵，“你的人民定被剁成肉泥。”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被这个荒唐的威吓所激怒，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鸦片商人被迫放弃做生意，英国的贸易将遭受损失，于是，他决心使用英国在地中海吓唬土耳其的“炮舰外交”迫使中国人安分守己。帕默斯顿勋爵以惯有的冲动，命令十六艘皇家海军战舰护卫着二十六艘运兵船开往中国。只经数月，西方的坚兵利器打败了清朝皇帝的军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入侵以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个条约给予英国在中国扩大商业的权利和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三个港口的治外法权。英国臣民向清朝官吏叩头的礼节被废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仍在进行。
　　帕默斯顿的实力外交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向西方的渗透敞开门户，并且为急于赢得类似让步的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不幸的先例。
　　在这场战争中一直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美国人，迅速扬帆过海开抵南京条约开辟的新港口。他们原未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鸦片进口国，不久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贸易的最大伙伴，这是因为，漂亮的扬基式黑色快速帆船的航速超过英国的帆船，它们满载贵重货物，绕过合恩角运到美国东海岸，继而越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当亨利·R·达纳和赫尔曼·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太平洋探险航行，使美国公众了解到在西边的那座大洋里，大自然的优厚馈赠正在等候着他们的时候，楠塔基特的捕鲸船已经遍布这个辽阔的海洋，捕捞巨头鲸，提炼贵重的鲸油。这幅良图美景，外加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所具有的更大的诱惑，引来了第一批众多的移民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对华贸易在扩大，给开辟横贯美国的“西北陆上通道”增添了强大的刺激，因为横贾大陆铁路的投资者可望得到巨大利润。数以千计的中国苦力，廉价的契约劳工，穿过落矶山脉自西向东铺设铁道。一八六九年在犹他州钉下了象征性的金色道钉，把太平洋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条铁路使西海岸成为达纳在二十年前所想象的“通住亚洲的桥梁”，那时他预言旧金山将发展成为“已被唤醒的太平洋沿岸这片新大地的唯一商业中心”。这个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同一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提供了一条欧洲至远东的更短的路途，从而加快了美国快速帆船贸易的结束，这种快速帆船在同英国的汽船的竞争中已经损失惨重了。
　　囊括天下的财富，并不是英帝国东迸或美国扩张主义者宣布他们的国家要在太平洋显示使命的唯一诱惑。英国和内战之后的美国都处在工业时代，为它们的社会带来了日盛一日的民族繁荣。鼓励投资、鼓励运用技术以便将自然资源变成可在世界市场上倾销的产品的社会制度，显然保障了这个繁荣。英美在这个巨大的努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相信英语国家注定要将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不那么幸运的国家。慈善和传教运动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增添了这个信念的意义，这两个运动为英国人向奴役开战提供了道义推动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普遍认为英国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秩序和文明带给“还没有建立法律的次等民族”。就象帕默斯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奴役，而是去解放。我们站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最前面。我们的任务是领路，指引其他国家前进。”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被赋予道义使命。“为慈善事业再贡献百分之五的税金”，这就是心地宽广的英国纳税人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们为政府建立强大的海军提供资金，期望这支海军能输出基督教和促进贸易。这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的复兴，人们狂热地兴建大大小小的教堂，传教士纷纷前往非洲，和利文斯通展开竞赛；前往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里的异教徒皈依上帝和西方的道德。
　　宣扬裸体是有罪的，这就要求当地人穿上衣服，英国的大宗出口产品纺织品就有了更多的买主了。在大西洋彼岸，新英格兰传道会同样派遣品格高尚的基督徒横渡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一人二一年，第一批“自我流放的上帝使者”来到了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中间。二十年后，梅尔维尔描述了他们如何同移居的殖民者一起将这个群岛拓为美国的一块“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殖民地。为了拯救“坠入黑暗深渊的芸芸众生”而传教布道，强烈地激励着美国在英国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向中国捐赠和派遣传教士。国会受到敦促，要它支持出口烟草以代替输出鸦片，这个庞大的计划助长了这样一个神话：在中国有一个经商和传教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追求世俗利益的美国商人和追求精神利益的美国传教士将分享这个市场。
　　商业和基督教对中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个国家，败于英国所蒙受的耻辱已经损害了满清的威严。来华经商的西方人日益增多，再加上传教士，加剧了由于饥荒和满清官吏贪污腐化而引起的内乱。造反终于爆发了，在广州，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者造反了，他们向北进军，控制了长江流域数省。在十多年中，他们抗击清朝军队。这场战争夺走了两千五百万农民的性命，这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巨大灾难之一。
　　英国人照着他们在印度的章程办事，最初鼓励削弱清朝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当满清在一八五四年企图再次取缔鸦片贸易的时候，发誓要教训一下“无礼的野蛮人”的帕默斯顿勋爵首相，先发制人地又派来了炮舰。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和天津；两年以后，中国人被迫签订了新的条约，俄国人和美国也是签约者。这个条约首次确立了列强在另外九个开放贸易港口享受平等商业机会的原则，允许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并且允许列强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第二年，当清朝皇帝变了卦，企图阻止外交官进入北京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焚烧了清庭的夏宫。满清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将会破坏贸易，而且它也无意象统治印度那样地去统治中国，因此在一八六○年接受了清朝皇帝提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其他让步的媾和条件。查尔斯·戈登将军被派去协助恢复秩序。他接过了“常胜军”的指挥权，这支军队是由弗雷德里克·沃德建立起来的，沃德是个有运气的美国人。他接受雇佣，指挥镇压造反的太平军，在戈登的协助下，他终于在一八六四年打败了太平军。
　　鸦片战争为英国赢得了香港殖民地和富饶的长江流域贸易的控制权。随着英国的汽船开始在太平洋上取代扬基式快速帆船，英国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地位使美国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贸易机构越来越感到不安。一个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要求美国吞并福摩萨，以便抵销英国从香港对大陆的商业剥削中所获得的利益。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辉格党政府正忙于处理有可能使联邦发生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因而希望避免卷入远东的纠纷。不过，它终于屈服于对中美贸易日益下降感到担心的银行界和商业界的压力。政府派遣一个远征队前往日本，同一直避免与西方接触的这个国家建立关系。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首先试图打开日本的门户，但他们的努力在一六四一年遭到了失败，那一年，德川家族上台，认定外国的影响对他们的统治是有害的。他们的世袭首领——幕府时代的将军——禁止使用火器，禁止同西方进行接触，只允许一艘荷兰商般每年到日本最南端的长崎港访问一次。武士阶级行使威严的封建权力，这个权力奉献给了以捧为半神却无实权的天皇的名义来进行统治的幕府将军。在两个世纪中，勤劳的耕作和捕鱼使日本得以在自我孤立的处境中维持他们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西方人对中国造成不良影响的消息，以及俄国不时地试图以武力夺取千岛群岛，加剧了日本的排外情绪。日本拒绝沙皇在日本开设大使馆之后，这种排外情绪更加强烈了。英国人也认为“斯拉夫的威胁”是对他们在东方的地位的最严重的威胁，因而试图同日本签订条约，但没有成功。美国在派出海军营救在海上遇难但被幕府将军管制起来的捕鲸者之后，也未能同日本签订条约。
　　友好调停
　　一八五二年，马修·佩里海军准将——一八一二年战争英雄佩里的弟弟——由于性格刚毅而被挑选派去指挥美国海军的东印度舰队。他肩负了同日本建立关系的棘手任务。一八五三年七月六日早晨，站在江户湾海滨的日本人，看到四艘黑呼呼的战舰进入视线，不由得大吃一惊。不一会儿，惊讶变成了恐惧，他们看见滚滚黑烟从两艘明轮船的烟囱里冒了出来，每一艘后面跟着一个小炮舰，炮筒已伸出来准备射击。十三声礼炮，宣告佩里准将来到了这个“弱小的半野蛮国家”，他在江户的视野之内，目空一切地抛了锚。江户是一个正在向外延伸的城市，座落在后来被称为东京湾的顶端。菲尔莫尔总统指示佩里要获得”友谊、商业、煤炭供应和我们的遇准船员应该得到的必需品和保护”。这位身着华丽的军礼服的海军准将，敏锐地估价到了日本人的性格，拒绝同对方的下属打交道，提出了要觐见天皇的闻所未闻的要求。当幕府将军的船只命令他开往长崎的时候，他扬言要从水下炸掉这些船只。
　　佩里是一个主张“显示使命”的人，他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他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这个孤零零的种族拉到民族大家庭中来”。他的女儿嫁到了对远东贸易有大量投资的贝尔蒙特银行家族，因此，他非常了解赶在“我们的海上夙敌英国”之前开辟对日贸易的重大商业意义。他表现出来的勇敢给幕府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祈求“神风”的神道教徒，未能象一二八一年招来大风暴使日本免遭蒙占入侵那样地招来“神风”以驱散外国船只的时候，幕府将军同意举行一个接盒仪式，这个盒子里装着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一封信。佩里这才返航，还说日后一定要带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返日本，日本人只好默默地回味着炮舰外交给他们留下的第一次教训。
　　“老熊先生”①返回日本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更加今人肃然起敬的船队，一共有二十四条船，满载着各种礼品，包括枪炮、一百加仑威士忌、时钟、农具、一台电报机，还有一辆小型蒸汽机车。幕府将军的代表们迷于美国的技术，慑于这位海军准将的威严和“哥萨克与萨克逊”的威胁的警告，同意开放两个港口和在下田接纳一位领事。当这位海军准将没有造成流血，就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拉到民族大家庭里来”而胜利返航的时候，美日贸易条约还有待于谈判。两年以后，日本同意了商业协定的条款，华盛顿则答应“在日本政府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分歧的问题上充当友好的调停人”，进行斡旋。
　　① “Old Bruin”，佩里的绰号。——中译本编者
　　谈判又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五年，然后才签订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权通过五个日本港口经商和在江户设立大使馆。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告诉美国人，这个条约不仅开创了商业良机，还使美国注定要开化并改革“这个日出之国的宪法、法律和风俗习惯”。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执行这项任务，就陷入了内战的混乱。以后英国捷足先登，同日本发展了丝绸贸易；一八五八年，英国在江户签订了条约。为了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而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刚刚过去两年，英国的政策主要是阻止俄国南下印度和中国。岌岌可危的幕府将军，不愿提供这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全部权利，直到一八六四年，法国和皇家海军一起轰炸鹿几岛港和对马海峡的军事要塞时才履行条约规定。幕府统治集团因此丢尽了脸。随着国内的反叛行动爆发成为内战，这件事加速了反动统治的垮台。
　　英国人不言而喻地支持一批日本的年轻武士贵族，这批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才能避免中国所遭受的那种动乱。这批人在一八六七年的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形成了在少年天皇明治的领导下全国重新统一的局面。他们继续通过“元老院”实施有远见的领导，恢复了皇室的统治，着手改造封建社会，其速度之快，立刻使世界对它的成功感到吃惊。为了吸引西方的投资，建立了银行系统，丝绸的生产和出口奠定了日本经济的基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建立起来了，使用的是英国制造的战舰，请来的顾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帝国陆军分得了第一批现代化的武器，并由法国人训练——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后迅速由俄国军官取而代之。美国的传教士和教师获准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以其学习西方方式的迫切愿望和异常专住，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人从内战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发现英国顾问正在帮助明治政府制订政策，英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控制着日本的出口贸易。日本和英帝国的贸易额只占后者贸易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为美国重新开展的太平洋外交，对英国政府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西沃德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愤怒地批评他的这个行动“很愚蠢”。接着，他着手并吞中途岛，把它当作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加煤站。亚洲舰队在一八六七年被派往福摩萨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会不愿在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限制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整个太平洋推行炮舰外交政策的企图。随后“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九八年那一段经济繁荣、财阀开始影响政治的时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历届政府，也不大理睬这些扩张主义者，因为他们提倡根据双边条约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国内市场加速了工业的发展，铁路的修建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美国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所形成的劳动大军，制造出大批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竞争，而英国现在也面临着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挑战，它们正在争夺曾经被英国独霸的世界市场。日本也在尽力为它的产品寻求出口市场。一八七六年，它采用西方帝国主义拿手的外交手腕，把它的战舰开到中国海，要求独立的朝鲜国作出让步。
　　满脑子扩张主义思想的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人，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日本在大陆上谋求市场和影响的行动。他们自己的海军太弱，不能进行干预：
　　内战之后，这支海军任其缩小到只有五十艘铁壳舰的海岸防务力量，同法国和英国的安装着大炮的钢体战舰相比，这些军舰就显得破旧过时了。欧洲的造般厂正在为日本建造类似的钢体战舰，这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阿尔弗舀德·塞耶·马汉上校①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亚洲舰队服役，掌握了美国海军“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损和被忽视的状况的第一手证据。到一八八○年，正是欧洲列强争夺领土和商业利益的斗争集中在太平洋的时候，美国却既缺乏现代化的战舰，也缺乏足够的加煤站来保护它的利益。
　　① Alfred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大海军主义者，对美国和西方列强军事理论与实践有重大影响。——中译本编者
　　马汉与其说以航海技术见长，不如说以聪明才智著称。一八八四年，他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他的苦行僧式的外表和宏亮的“海军军官嗓门”，适合于他自封的美国海上力量的倡导者的角色。“战争不是打仗，而是买卖，”他对年轻的海军军官们说，告诫他们要从英国成功地利用海上力量和世界贸易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马汉从历史中引伸出一条原则：一个国家，要想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强大，就必须有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他经常劝告精打细算的华盛顿政府，强大的海军是不可缺少的“商业的助产士”。
　　马汉关于这个英语民族如何一跃而为全球霸主的理论鼓舞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维多利亚女王庆祝登基六十周年之际，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帝国可以说正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在大典的壮观的排场背后，帝国力量的经济基础正在消逝，英国的政界领袖们正为他们的帝国的前途辩论得不可开交。
　　“我们尽管可以守住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地盘，或者相当的地盘，或者更多的地盘；然而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的头号大国，”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一八七八年说道。两年之后，他重新执政，组织了四届自由党政府中的第二届政府。他觉察到了英国难以维持帝国雄姿的根由。英国政党和政界领袖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自由党人要求通过“非正式帝国”的不加控制的贸易形式继续扩张，保守党人和分裂的自由党人则认为必须实施领土原则以确保贸易。虽然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国同其他欧洲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中，这个“正式帝国”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正如格莱斯顿所预见的那样，她在世界总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却大大减少了，从一八七五年所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减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不足百分之十八，她己落在工业生产和出口迅猛发展的美国和德国的后头。
　　尽管如此，皇家海军称霸全球的优势仍然维持着帝国的实力强大的外表。英国战舰的火炮仍然在保卫着帝国的领土，这片领土遍布全球，由海上航道和海底电缆连结在一起。这是一个脆弱的交通网，数千名殖民地官员在这个网络上对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民行使着总的说来还算开明的统治。
　　这个联系如此脆弱的帝国，却要同美国和妒忌的欧洲列强竞争“爪分世界”，不禁使约瑟夫·张伯伦那洋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心忧如焚。张伯伦是一个由成功的伯明翰商人起家的激进政客，他率领格莱斯顿政府中的一批自由党人造反。格莱斯顿主张爱尔兰自治，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人认为这将是帝国崩溃的开始，他们联合保守党人，为更加紧密的一统帝国奔走呼号。张伯伦认为美国在确保帝国的命运方面可起特殊的作用，在到一九○一年他担任殖民大臣的六年期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一八八七年张伯伦在多伦多说道，这是在他同美国就长期悬而来决的美国加拿大边界纠纷商妥了一项解决办法之后。他提出英美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所谓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因为英帝国意识到自己无力应付既来自欧洲列强同时还来自美国的挑战，放弃了“光荣的孤立”。伦敦对华盛顿越来越必恭必敬；在南美就未来的巴拿马运河，在阿拉斯加渔业纠纷上，英国都作出了让步。皇家海军还撤出了西大西洋，以此表示英国真诚地希望美国海军日后能和英国一道在全球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和平”。
　　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同统治世界的意图遭到美国反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试图提醒国人不要忘了共和党的理想，谴责马汉是“美帝国主义的先遣人员”。但是象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那样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政治家却真诚地接受了马汉著作的观点。贝弗里奇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显示使命，使美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托管国”。福音派教徒到处宣讲扩张主义，叫喊最凶的是乔赛亚·斯特朗牧师，这位辛辛那提公理会的牧师，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宗教小册子《我们的国家》中宣称：美国注定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场，我们的民族成为命运的支配者。”斯特朗的这本畅销书激起了公众的热情，这本书为美国人的特殊使命找到了合理依据，因为他们的国家“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
　　马汉的比较现实的理论对商业界具有同样的鼓舞力量。“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他们必将开始放眼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生产要求他们这么做，”他在五年后这么写道，这番话反映了流行的看法：美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否则就会面临停滞。这非常符合查尔斯·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传播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反映人民党日益高涨的情绪的新一代立法者中，亚当斯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其中有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和纽约的官运亨通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们认为各国的命运是由赞成适者生存的时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这个看法使他们关于美国的新的明确使命的概念增添了一层色彩。他们担心，经过一个世纪的向美国大陆西部的扩张，除非锐意开拓海外边疆以恢复元气，否则美国就会面临国家能源资源逐渐减少的危险。
　　太平洋上的挑战
　　共和党扩张主义者的“新边疆”位于西面的那座大洋中。在那儿，地处战略要冲却未彼吞并的夏威夷和西班牙帝国的残余菲律宾，可为美国力量向亚洲大陆扩张提供基地。马汉曾经提出过美国如何才能在太平洋上建立优势地位，但是刺激美国建立这个优势地位的却是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它们似乎企图瓜分“中国这个腐烂的西瓜”，建立各自的经济利益范围。
　　清朝的统治由于遭到英法的入侵以及连年不断的造反而极度虚弱，它没有垮台只是因为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假如中国陷于混乱，则英国和法国的损失将多于获得的利益。自从一八六一年以来，统治满清帝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皇太后，这位前妃子利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来平息国内的不满，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皇位。阴谋、贿赂和屠杀是她威严统治的工具。她非但不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反而利用向她的臣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修饰宫廷。一九○○年，这个脸上搽胭脂的小个子太后名义上仍然统治着天朝，尽管天朝的经济由于向欧洲列强提供了铁路、采矿和经商的特许权而一天天地受到削弱。
　　英国占了最大的份额，它通过殖民地香港和上海港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中国贸易。英国炮舰管辖扬子江，它的代理人管理中国的海关。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以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卫港为基地，妒忌地注视着黄海对岸大连港的俄国人和已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南面是法国控制的交趾支那所在地，即前附属国柬埔寨、老挝和安南，分别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九年合并成印度支那联邦，现在成为远东法国势力范围的中心。
　　欧洲列强在亚洲大陆争夺“势力范围”，使主张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那些人甚为不安，他们担心奉行排斥性商业政策的法国和德国正在关闭对华贸易的大门。后来这种焦虑变成了恐惧，因为德国军舰以武力吞并了俾斯麦、新几年亚、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等群岛——所有这些地方都在一八九○年被宣布为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德皇威廉是靠锐意奉行乌汉的理论，采取侵略行动来获得“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一块地盘”的。无论是德皇还是实力日增的德国海军之父阿尔弗雷德·冯·蒂皮茨将军，都是马汉的最忠实的崇拜者；当马汉的新作《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咖于一八九○年出版后，它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的必读书籍。一八八八年，因争夺萨摩亚这座战略岛屿而发生的纠纷，几乎爆发成为派往那里的美国海军和德国战舰之间的一场射击竞赛。当一场台风沉掉了停泊在阿皮亚港的美国军舰时，战争才得以避免。皇家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躲过了这场灾难，因为该舰舰长把该舰的安全摆在国家荣誉之上。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弱点。“大海军”的提倡者现在恳求国会拨款建造二十艘现代化的战列舰，以便在德皇占领夏威夷以前，把它并吞而建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基地。控制着夏威夷群岛的美国种植者推翻了当地女皇。女皇名叫莉洛卡兰尼，是一位坚定、激烈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一八九三年，自封的夏威夷“总统”桑福德·多尔请求华盛顿合并这个群岛，但继任的民主党人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在国会断然否决了这一议案。
　　第二年，日本同中国交战，试图将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并入日本在大陆的势力范围，美国根据一八八二年同朝鲜签订的贸易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默默支持“非正式贸易帝国主义”的克利夫兰政府也没有进行干预。受到普鲁士式训练的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但俄国对媾和谈判进行了干预，使日本没有能吞并朝鲜，但让日本控制了福摩萨。
　　日本加入列强的争夺，博得了美国报刊的赞许，但使马汉感到惊恐。他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国家的面目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这个建议在一八九六年威廉·麦金莱总统使共和党重新执政并让马汉的追随者入阁之前一直没有被重视。海约翰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海军部次长。注重实效的扩张成为麦金莱政府的政策。总统虽然软弱，但他手下的这些领导人一直在伺机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虽然易受攻击，却具有战略地位。马汉已说服罗斯福，使他相信美国必须打击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夺取菲律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使之成为军事和商业基地，在对华贸易中获得大的份额。
　　一八九八年，时机成熟了。那一年的二月十八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美国有同西班牙交战的可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鼓吹侵略主义的“黄色报刊”煽动着美国人的好战情绪。两个星期之后，罗斯福的机会到了。海军部长被这场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休息了一天。他的副手电令亚洲舰队在香港集结，准备“进攻菲律宾”。罗斯福预料要等整整一个月才会正式向西班牙宣战，他担保他的宠将乔治·杜威准将以五艘轻型巡洋舰和炮艇那样一支并不惊人的力量，就能将德国人赶进马尼拉湾。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火，格里德利先生，”五月一日拂晓之后，当杜威率领亚洲舰队向停泊的敌舰出击的时候，他对旗舰“奥林匹亚号”舰长说道。两小时之后，没有一艘西班牙军舰还漂浮在水面上。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就要到手了。当麦金莱勉强发布了使美国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命令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在波多黎各的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为这场“漂亮的小小战争”作出了个人贡献。“老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率领亚洲舰队离开就好了，”当麦金莱听说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基纳尔多盼里美国人解放他们的时候抱怨说，“那他就避免了许多麻烦。”后来半个世纪的继任总统常常想到这番话所含的带苦味的道理，因为一支德军开进马尼拉的消息，克服了麦金莱主张菲律宾独立的共和党人的情绪。美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人们要求国会并吞这个群岛“以履行我们的国家使命。”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实际上皇家海军支持了美国。这场战争在一八九八年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条约确认星条旗将继续在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飘扬。并吞夏威夷标志着这个极其重要的一年的光辉的顶点，在这一年中，扩张主义者的政策获得了胜利，美国看来已经放弃“非正式势力范围”政策而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夺取殖民地使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极为惊恐，却使英国人感到高兴。约瑟夫·张伯伦（当时担任殖民大臣）认为，美国的这个新作用对英帝国有很大的意义，并宣称这个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请求美国“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诗写得很糟糕，但很形象地表达了扩张主义的观点，”罗斯福赞许地说道。然而，从菲律宾的美军伤亡数字可以看出这副担子的份量。镇压阿基纳尔多的游击队是履行帝国主义责任的残酷的第一步，美军死了四万人。
　　美国宣称中国必须仍然是一个对自由贸易和商业开放的国家，平定菲律宾多少损害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美国人终于听从了马汉的建议，开始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可以在夏威夷和菲律宾部署，从而控制着美国西面的那个大洋。太平洋成了“我们的内海”，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开发东亚并把它并入我们的经济领域。”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严重的衰退打击了美国的经济，物价和利润制度崩溃，劳工骚乱发展到今人惊恐的程度，金融界受到一八九三年恐慌的沉重打击，涉过太平洋去敲开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宏伟设想看来可以满足力图摆脱衰退的美国商人的要求。美国把经济衰退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欧洲国家为排斥美国过剩的工农业产品而实行的高关税。“美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超过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种出的粮食，超过美国人民的消耗量，”参议员贝弗里奇在一八九七年告诫说，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命运为我们制定了政策；世界贸易将属于我们。”
　　银行家和实业家已经开始从事海外经济扩张。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领导下，美中开发公司于一八九五年成立，提供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管理，修筑铁路，挖掘煤井，兴办钢厂。这是执行一项虚幻的经济使命的开始，这个使命在半个世纪的美国远东外交政策中占了主导地位，它很少考虑剑欧洲列强和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已在中国投资开发矿山兴修铁路，以便把中国变成一块块独占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的行政制度已经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国家投资就会面临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美国的使命似乎也很少考虑这一点。究竟如何把处于饥饿边缘的四亿中国农民变成美国制造品的丰衣足食的消费者，这一点在美中开发公司的计划书中也考虑得不多。
　　美国政府和工商界都没有注意这个疏忽，它们正面临一场明显的经济危机，美国银行家协会在一八九八年总结了这场危机的规模：“我们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再也不能使高炉继续出铁，使织布机继续织布。那些资本可以增值，劳动可以雇佣，企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以便销售我们的剩余产品。”第二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有影响的分析著作《美国的经济优势》中提醒他们说，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就是中国。“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他写道，指出英帝国已经“筋疲力尽”了，在一场在他看来将是俄国和美国争夺亚洲大陆的资源的摊牌中，美国必须继承英国的角色，充当敞开中国贸易门户的保证人。
　　随着与欧洲列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国政府确实感觉到它在远东的责任是沉重的负担。同年，德国海军开始挑战。由于英国正在南非同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交战，阿瑟·鲍尔弗首相的保守党内阁在一八九九年确认英国“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统治三分之一的中国的责任”。由于美国对于它同这些扬子江流域省份保持自由贸易关系也很感兴趣，于是英美在伦敦和华盛顿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如何使有着“特殊关系”的英美两国在远东结成更正式的联盟。然而，即使亲英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意识到：鉴于美国政策的现实，任何超越公开承认的“友好谅解”的事情都将是“一场空梦”。
　　海约翰国务卿于是提出一项外交倡议，通过这顶倡议，他希望美国能够说服世界上竞争的列强同意不分“势力范围”继续奉行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门户开放原则。一八九九年春华盛顿发出照会，要求承认在中国自由经商的权利。反对扩张的民主党人立即指责这个政策是“理想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美国为了建立与其说是政治霸权倒不如说是经济霸权而故意披上的一层伪装。但是，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一语道破的那样，反对意见销声匿迹了，因为“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也欢迎不是征服领土而是发展商业的帝国政策”。这正是俄国人所担忧的。第一次“开放门户”的照会在圣彼得堡受到冷遇，因为它被人为是英美破坏满洲铁路计划的卑鄙阴谋的一部分，沙皇希望依靠这个计划来控制这个矿产丰富的省份。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倡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证实了俄国的这个看法。约瑟大·张伯伦称海约翰的计划是“最崇高的事业”，并且提议现在应该让星条旗和米字旗在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上空一起飘扬。
　　尽管这个英美统治下的和平将仍然是非正式的，不会得到承认的，但在海约翰开展外交攻势的时候，这个和平的默默的存在却帮了他的大忙。美国大使费了一番口舌，总算使法国和德国作出了多少是有利的反应，然后美国可以把它们的反应夸大，以便胁迫俄国人就范。一九○○年三月，海约翰成功地发动外交攻势，第二次发出照会说，所有的大国现在都承认建议提出的原则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没有人揭穿这个照会的虚张声势。美国接着发出第三次照会，确定了门户开放主义，没有哪个国家提出异议，因为它是在一九○○年七月发出的，在此之前爆发的义和团起义威胁着在华的所有外国利益。
　　当时的形势和美国耍弄的外交手腕使美国能够确立重要的国际政策原则，美国扩张主义者相信，只要能够坚持门户开放，这个原则就能确保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经济优势。布鲁克斯·亚当斯高度赞许海约翰国务卿卓有成效地“使门罗主义工业化”的原则在一九○一年被普遍接受，那一年，英、法、俄、德、日和美国的军队一起参加了一次联合军事远征。在慈禧太后的秘密唆使下，义和团造反分子包围了它们在北京的使馆，在此之前，他们捣毁传教机构，拆除铁路，私刑处死西方人，突然爆发的反对“洋鬼子”的暴力行动席卷了中国北方。外国列强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空前团结一致地支持美国的政策。但是，在六月份造反被镇压后，列强又热衷于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日本对福建提出要求，并派兵占领了近海岛屿厦门：俄国人进一步侵占满洲；德国人加强了对山东半岛的控制，并开始向扬子江进逼。
　　英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坚持门户开放并保护英美的共同利益，仅仅同美国结成非正式联盟是不够的。从印度向上海增调了军队。但到一九○一年九月，德国海军日益加剧的挑战迫使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提出报告：“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必须在中国水域保持一支可以保卫帝国的安全的海军力量。”为了确保远东的均势，英国在一九○二年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同日本结成海军联盟。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互相保证：一旦俄国及其盟国法国或者德国发动进攻，英日海军就要互相支持。英国政府相信这个条约恢复了皇家海军对其他列强的海上优势，于是开始从中国基地撤出战舰。两年之后，在远东水域再也没有飘扬着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了，尽管新的澳大利亚自治领政府由于准备采取行动排除东方移民，对于英国把西太平洋防务的主要担子交给日本海军表示极为不安。
　　一九○一年，威廉·麦金莱被暗杀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他和阿瑟·鲍尔弗首相觉察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主要威胁是俄国和德国，而不是日本。新总统很快断定美国必须以军事力量进行干预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可是，由于没有社威将军的一九○三年计划所设想的由四十八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他几乎什么也干不成，只好借助外交来试图保持远东的均势。他象父亲一样地规劝日本大使，希望太平洋彼岸的这个前盟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国家”。他的这个殷切希望很快就破产了。日本正急不可待地在大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憎恨俄国延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伸到满洲。当铁路线伸到大连半岛的时候，东京认为这直接威胁着朝鲜，于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了停泊在大连港的俄国远东舰队。登陆的日军占领了港口，并沿着大连半岛北上占领了奉天，从而迅速建立了对沙皇军队的优势。这是一次漂亮的战役，赢得了美国总统和为日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赞赏。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行动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这个看法助长了美国人的反斯拉夫情绪。英国首相阿瑟·鲍尔弗也庆幸俄国人蒙受了耻辱：“日本永远不会拥有一支足以同基督教世界的海军媲美的海军力量，因此后者随时可以切断日本同亚洲大陆的自由交往。”
　　然而，第二年五月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对俄国人取得的胜利，使罗斯福相信美国的这个盟国在破坏远东均势方面有可能走得很远。东乡平八郎摧毁了绕过半个地球前来报大连港失败之仇的沙皇波罗的海舰队一事，戏剧性地宣告了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了列。总统立即扮演调解人的不平常角色，但未能使英国人说服他们的盟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尽管罗斯福同东京的秘密联系已透露日本在财政和军事上快要耗尽元气了。
　　直至八月，文战国的代表方才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此前，德皇担心沙皇可能被革命推翻，劝说他同意媾和，沙皇被说服了。罗斯福也使日本人相信他将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东道主。虽然他没有出席会议，却在幕后对谈判起作用，让日本控制所占的领土，但得不到它所要求的大量赔款。美国要求日本一定要作出这个最后的让步，但却引起了东京的骚乱，示威群众在街头高呼反罗斯福的口号。
　　尽管如此，欧洲列强还是赞扬美国总统通过惊人的私人外交结束了日俄战争。不过，罗斯福是在牺牲了门户开放政策方才取得这一成就的。美国承认日本对大连港的要求和对朝鲜的宗主权，促使日本对中国北方奉行门罗主义。罗斯福之所以作出这个牺牲，只是因为他急于想遏制俄国对英美在富饶的扬子江贸易区的利益所构成的潜在威胁。
　　黄祸
　　尽管舆论抗议罗斯福“爱上了日本和日本人”，他还是象马汉那样地担心：太平洋上出现一个新的大国势必使美国要在那座大洋上建立海军优势——鉴于皇家海军同日本帝国海军的关系，就尤其应该如此。耐人寻味的是，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罗斯福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要求国会拨款，加速建造二十八艘战列舰，确保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能够保持二比一的优势。俄国海军的威胁已经排除，英国松了一口气，不顾澳大利亚提出新的抗议，趁机延长了同日本签订的条约的期限，并把大部分巡洋舰撤回本国海域。
　　虽然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变得明显了，但两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两国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满怀信心他说，尽管美国海军的战略家们公开宣称：“在东方的所有强国中，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大概不是别国，而是日本。”
　　第二年出现了冲突的第一个迹象：“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的白痴们”（罗斯福私下对他们的称呼）对越来越增长的“黄祸”歇靳底里作出了反应。早些时候，日本人作为廉价的种植音在夏威夷受到欢迎，现在他们从那里涌入西海岸，引起西海岸对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憎恨。在一九○六年地震之后情绪紧张的气氛中，在报纸上出现“日本人调戏美国妇女”的大字标题之后，旧金山市政会要求停止让移民入境，还要求将东方人儿童和白人儿童隔离起来。堪培拉政府通过的”白人澳大利亚政策”已使日本人蒙受了耻辱，当他们听说美国企图排斥移民之后，群情激愤，再次走上东京街头，抗议蒙受的“国耻”。东京向华盛顿发出愤怒的外交抗议照会，强烈要求“制止这种罪恶行动”。总统设法平息了怒气，他同日本达成了“君子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政府将“自动”限制移民。
　　美日之间的第一场危机结束了，但它使总统对那个国家的“爱恋”不那么热烈了。罗斯福听从马汉的多次告诫，要求国会拨出更多的资金，使战列舰的建造速度加快一倍。为了争取公众支持增拨数百万美元，他下令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海军检阅活动，并命令美国海军的所有十六艘战列舰作一次环球航行。
　　“你这次航行是一次和平航行，”在一九○七年十二月的那个微风拂煦的一天，坐在总统游艇上的罗斯福对罗布利·埃文斯海军上将说。“但是，”他立刻笑容满面地补了一句，“假如这次访问竞变了样，你明白你的责任。”患有痛风病的埃文斯热诚希望他的火炮只用来鸣放札炮。报刊称这次航行是“山姆大叔在地球上最蔚为壮观的一次表演”，并且满意地注意到，除了弹药库装满了炮弹以外，“白色大舰队”还装载了一万五千磅巧克力夹心糖，六十架大钢琴，六十把理发椅，还有充足的白色油漆，以便把舰体涂得漂漂亮亮，“既为了好看、欢乐，也为了打仗。”
　　《纽约时报》透露，这些老战列舰是用木头和粗帆布“装甲”装配起来的。美国这支价值一亿美元的舰队是民族的骄傲，它绕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海岸航行，速度在所难免地缓慢，有人要破坏这支舰队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传来，德国特务漏出风声，说日本将派出装扮成墨西哥苦工的军队前往亚利桑那州。德皇电贺白宫的这次“海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并且慷慨答应，一旦美日发生冲突引起一场战争，如果英国被卷了进去，德国的公海舰队就在东海岸为美国的这支舰队护航。
　　事实证明，在十一个月的航行中，主要担忧的倒不是德皇的阴谋诡计，也不是东京故意拖延不向“自色大舰队”发出邀请，而是对这些战列舰的煤炭消耗量估计不足。舰队绕过南美洲，北上旧金山，然后横渡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市民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标语横幅上写着：太平洋需要自人澳大利亚和门罗主义。英国报纸对于这个新自治领宁可寻求美国海军而不是皇家海军的保护这一点，表示懊恼。
　　为把满洲瓜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而正同俄国缔结秘密协定的日本政府，对于欢迎美国军舰自然持冷淡态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和高平大使在华盛顿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日本发出正式邀请。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美国的这支战列舰队在安然渡过一场台凤之后，在东京湾抛锚。舰队到达时浓雾..漫，因此不象六十五年前佩里到达时那么引人注目。
　　“香槟酒庆祝会——其实就是‘蝴蝶夫人’的爱情插曲——变成了现实，”报纸上一则热情洋溢的报道这样来形容欢迎宴会、舞会和以一万名儿童高唱“扬基进行曲”宣告结束的冰淇淋招待会。甚至明治天皇也破格露面了。对马海峡大海战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和美国士兵一起出席了抛毯子仪式。在场的一位年轻少尉后来写道：“假如我们料到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第三次接住他！”
　　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就在东京宴请佳宾之际，鲁特一高平协定在华盛顿签字，不过直到舰队访问过厦门之后方才公布。虽然协定承认“中同的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原则”，但同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美国陆军部长曾担保这次航行将是“敲开中国大门的一股强大力量”，但他失望地看到结果恰好相反。
　　“他们今后再也不敢嘲笑山姆大叔了，”罗斯福在欢迎这支舰队第二年春天平安返回的时候说道。然而德国报纸却说，美国的“大捧”的威力如同一根“棕桐树枝条”。舰队归来，罗斯福总统也卸任了。这是一次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航行，暂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向菲律宾扩张。航行的目的是要赢得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所需的时间，总统和马汉都认为，要想履行美国在太平洋的使命，必须有这样一支海军。
　　同年，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被选作美国舰队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折衷办法，既可满足在太平洋中部修建一个港口的要求（从这个港口出动军舰可以保卫菲律宾），又可保卫美国正在巴拿马修建的运河。大连港的教训在海军将领们的考虑中占了很重的份量；他们相信吕宋岛苏比克湾的战舰容易遭到一支日本战斗舰队的伏击。
　　罗斯福总统批准了美国海军不在西太平洋部署战列舰的决定，因为他认为“白色大舰队”的航行已经证明，一旦发生危机，可以迅速在马尼拉部署一支舰队。但是，德国的挑战迫使英国将它的忧虑和它的军舰从不冻的中国海转移到寒冷的英吉利海峡，英美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马上就显得太弱，不能维护对华政策。马汉曾经提醒过，罗斯福现在也预见到：归根结蒂，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持开放门户。他们的继任者们将会发现，一旦碰到矿山和铁路问题，压根儿就没有开放门户。
　　第二章一堆废纸
　　西奥多·罗斯福一九○九年卸职的时候，他的寄期望于盎格鲁撒克逊继续称雄世界的宏伟抱负，面临着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日益衰落和日本的军事与工业实力惊人地增长的危险。现在，治理大不列颠帝国已退居次要地位，保卫不列颠群岛不受北海彼岸德皇日益强大的公海舰队威胁，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同日本结成了同盟，英国皇家海军顺利地减少了驻新加坡的舰艇，把战列舰集结列了本国海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不变，尽管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感到不悦。为了营造无畏战舰对付德国加速扩充海军的计划，各自治领和马来联邦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由于英国被迫在远东放弃海上优势，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缺少一个适应需要的海军前进基地，日本在西太平洋攫取了事实上的海上霸权。罗斯福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期望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使美国具备两洋作战能力。但是，建立庞大海军的实际工作落到了他的继承者的肩上。他们发现，国会不愿意拨款制造战列舰，生怕在太平洋地区再次引起海军军备竞赛。但是，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把美国的力量投到太平洋彼岸，连续几届政府坚持奉行的政策都仍旧是极力要日本接受开放中国门户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少军事力量这根“大棒”来充当外交姿态的后盾，是导致珍珠港事件的一个因素。
　　美国海军希望建立一支同其在太平洋承担的新义务相称的舰队，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曾经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因而自认为是亚洲问题专家。他宣称“美元能够援助受苦受难的人类”，断言能够保障美国在华命运的与其说是战列舰，不如说是贸易。他招聘美国的一些朝气蓬勃的、新兴的大企业参加援华财团，包括势力雄厚的摩根公司、怕利恒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援华财团的任务是支撑摇摇欲坠的天朝（中国），国务院新成立的远东司的专家们以福音派传道士般的热情指导它开展活动。他们支持一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①等美国冒险家的观点。对司戴德来说，中国是“新西方”，他极力利用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大陆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承认这种努力是“争夺中华帝国的激烈竞争”的组成部分。可是，虽然远东分遣舰队的炮艇一帆风顺地帮助美孚石油公司把营业区域沿长江向上游扩展，但司戴德和远东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在内地碰壁了。他们凭借援华财团，要想把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铁路置于国际共管，以抵销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和俄国害怕美国垄断商业活动，他们的这项计划落空了。美国的银行家们一心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沿长江修筑的铁路中取得四分之一的股份，但是由于湖广铁路的贷款计划因中国疑虑重重和英国不愿予以支持而告吹，他们的努力也归徒然。
　　① 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1880—1918）美国领事官。1902 年考入中国海关，在南京学习汉语，后仕总税务司暑学习秘书。1906 年任美国驻奉天总领事。1908—1912 年代表美国银行团与清政府接洽湖广及币制借款。——译者
　　司戴德后来凭仗自己卓越的才能跻身摩根银行，成了股东之一，而且创办了有影响的《新共和》杂志。他预言，“美元外交”一定会失败，因为“除非政府用各种外交手段保护美国投资者，否则他们就不会愿意购买中国的债券”。使塔夫脱政府感到沮丧的是，华尔街比较喜欢向东京投资，从而促使日本进一步努力向中国大陆进行扩张。清朝的腐朽大厦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倾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另一位年轻的空想家已经加速了它死亡的痛苦。
　　这位空想家就是成为中国叛军不讨人喜欢的领袖的李何默①。李何默独眼驼背，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他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崇拜他的人称他是中国的戈登将军。但是，在留学美国的孙中山博士于一九一一年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次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① Homer Lea（1876—1912）美国人，客闳的好友。参加中国宰亥革命，曾在海外协助编练“维新军”。1911 年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孙中山来华，翌年重病返美死于美国。——译者
　　美国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建立共和制的希望现在看来似乎马上可以实现，但是不久，现实就使这种希望化成了泡影。这个新“共和国”只不过徒有虚名。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面临着要对二十几个争斗频仍的省份和互相倾轧的军阀建立权威的艰巨任务，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政体分裂的局面控制满洲。李何默在他所著的《愚昧的勇士》一书中预言过中国会出现这种争权斗争。该书在一九○九年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预言英帝国将没落，预言美国和日本将为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而爆发毁灭性战争。他的告诫在西海岸引起一场新的“黄祸”恐慌。李何默对菲律宾的战略评价是：“日本称霸亚洲不过是暂时现象，而最后打垮日本的是控制菲律宾的人。”这种评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是美国太平洋军事战略的依据。
　　美国陆海军计划人员于一九一一年制订完毕桔色作战计划（桔色是日本的代号，红色是英国的代号，黑色是德国的代号）。该项计划的出发点是假设一旦日本发动进攻，驻守菲律宾的部队能坚守到舰队赶去救援，舰队将从太平洋上杀出一条路，赶到东边来同日本决一雌雄。但是这项计划从问世之日起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作战舰队从西海岸基地出动后，打出一条路越过太平洋，需要几周，也许几个月的时间，日军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控制了菲律宾，由于美国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在一九一一年未能说服国会相信需要加速制造战列舰，完成一九○三年提出的到一九二○年拥有四十八艘战列舰的计划，德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增长，成了使海军将领们感到头痛的又一个问题。
　　美国两党吝啬的政治家们都反对建立这样一支“庞大的海军”，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一九一二年，他们限定每年只准新造一艘战列舰。同年，民主党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白宫。他呼吁德国和英国停止海军军备竞赛，说它会逐步导致战争。新政府把原则置于实际情况之上。它加倍努力影响备受内战灾害的中国的命运，其外交后盾只不过是一支炮舰小舰队。“如果我们有一支战列舰舰队在太平洋游弋，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始终如一，并有‘大棒’作后盾，”美国驻北京公使向国务卿抱怨道，“那么，各国对我们的态度可能会截然不同。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无助的。”
　　特殊利益
　　在东京都知事引人注目地向华盛顿特区馈赠樱花树苗后还不到一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歧视日本人的法律引起了一场新危机。随着美国开始向菲律宾增调陆军，日本的报纸上出现“美国在准备打仗”这样的大标题。跟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年轻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响应德高望重的海军将军马汉的呼吁，制订了把作战舰队集结在太平洋海域的计划。这在内阁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威尔逊断然反对派军舰穿过巴拿马运河，认为那样做具有刺激性。为了缓和国民的紧张情绪，威尔逊迫使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取消了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法案。但是，在太平洋危机被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的欧洲战争冲淡之前，华盛顿和东京之间一直彼此怀着敌意。
　　美国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威尔逊政府“不让德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定，突出表明英美两国的利益是非正式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在其海上盟国英国的鼓励下，“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接管了德皇在中国青岛的基地，夺取了德意志帝国在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领地，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美英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了。力量对比的这种巨大变化导致日本帝国海军占据了美国通往菲律宾的航道两侧的一些据点。日本政府大胆地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明确要求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山东、福建、满洲南部和内蒙古，并坚持要在中国政府里安插“顾问”。日本这种想趁欧洲战争之机改变门户开放政策，把华北各省变成其附属国的企图，遭到了各国异口同声的反对，领头的则是美国。在盟国英国和威尔逊总统（他宣布美国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施加了最大压力之后，东京才撤销了这些要求。
　　太平洋危机和大西洋彼岸德国潜艇战的日益扩大（一九一五年德国潜艇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轮船，，终于使国会认识到美国必须为战争作准备，国会并且呼吁建立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一九一五年，威尔逊政府授权海军部部务委员会制订一项建造一百五十六艘军舰的计划，要使美国在五年之内拥有“一支世界上无敌的最强大的海军”。一九一六年六月英德舰队在日德兰海域爆发大海战，两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又把时间缩减为三年。
　　德国由于没有能够打破英国皇家海军的洋面制海权，因而重新强调潜艇战。威尔逊力图限制德国发动潜艇袭击，德皇对此的反应模校两可，这使得美国同德国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更加迫近了；威尔逊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重新当选总统之后，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了。由于美国缺乏两洋作战能力，因此排除了同日本对抗的可能性。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参战，是因为“必须保障民主在世界上无受害之虞”。他派遣一支强大舰队火速越过大西洋，同驻扎在斯卡帕弗洛的英国皇家舰队会合。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有必要同日本达成和解。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怕爵匆匆忙忙地在华盛顿举行外交谈判，又签订了一项貌合神离的协定。该协定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公诸于世，它重申“门户开放”，而美国对日本攫取的领地予以认可，并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
　　这种把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根本分歧掩饰起来的做法，避免了太平洋地区的一场战时危机。威尔逊总统希望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能导致世界各国在国际联盟的倡导下实现普遍裁军，但由于日本坚持要继续控制德国昔日的领地和继续驻军西伯利亚（表面上是为了援救白俄部队），并且美国的盟国强迫德国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威尔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几个月的争吵将使威尔逊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十四点计划付之东流。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不仅要国联同意把它从德国手里夺取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交给它托管，而且硬要控制山东。英国已经同意支持日本的这些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帝国海军在地中海帮助它对付德国潜艇。美国的反对却丝毫没有因为澳大利亚受权托管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或新西兰将治理毗邻的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而减弱。
　　日本扬言要退出凡尔赛和会，如果它真的退出，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和会就会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最后同意止日本继续控制山东半岛，条件是日本保证对山东的占领是暂时的。威尔逊希望这样能拯救国际联盟，他相信国际联盟能够使日本遵守撤走的承诺并约束日本的“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这个让步是灾难性的，美国的观点是“中国不应该受日本压迫”，而且威尔逊已把这种观点告诉了盟国领导人。美国总统乘船回国后发现，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而总统却不明智地硬要把国联同媾和条款联系在一起。为了争取国民支持凡尔赛和约，威尔逊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说，途中不幸中风。病魔缠身的总统看到，他的由美国领导全世界建立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经破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参议院举行表决，以五十五票反对，三十九票赞成，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
　　翌年，共和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标志着“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的完结，虽然沃伦·哈定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为了防止孤立主义日益喧嚣而谨慎地提了一下国际主义。美国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亿万美元的债款，因而成了世界上的债权国。哈定决心使美国“成为拥有一支称心如意的舰队的最显赫的国家”，这不仅是给他的工商界的支持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是承认美国不久将建立一支舰队，以取代彼战争搞得民穷财尽的英国的势力。使那些为建立一支庞大舰队而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人感到不安的是，国会内的孤立主义派和裁军派正忙于削减拨给一九一六年制订的大规模扩建海军计划的巨额款项。海军邮部务委员会坚持认为，要想“保护我们在两大洋的利益，抵御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任何势力”，至少要建立两支各有十六艘战列舰的舰队。这导致日本采取了对策——开工建造八艘超级无畏战舰，同美国正在建造的装有十六英寸火炮的四万吨级的强大的巨型战舰不相上下。
　　同日本结盟的英国政府看到有可能被卷进太平洋海军军备竞赛，越来越感到惊慌。英国皇家海军同德国进行长期较量后取得了胜利，名义上仍旧是海上霸王。但是，作战舰队由于在战争期间频繁出航执行艰巨任务，大部分已经老化，而对一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财力的国家来说，营造替补战舰，在经济上是不胜负担的。“我们要对付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首相劳合·乔治一九二一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告诫说，“因此，除非绝对必要并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不会有哪个英国政治家会把祖国投入一场可能是灾难性的竞争。”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必须把同日本的联盟牺牲掉，因为“如果把我们的海上政策建立在同日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基础上，那么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加糟糕的政策了”。
　　同国防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样，劳合·乔治首相也担心这种方针势必引起日本的敌视。他毫不客气地提醒丘吉尔说，使英国不得不完全仰赖于美国海军的靠不住的支援，“也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加拿大总理认为，英日联盟及英国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两者不能并存。但是，即使是敌视日本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意识到，还是反对日本，同美国建立一种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关系比较好。英国政府现在不得不就战略方针作出令人痛苦的决定，而它已经认识到，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华盛顿而不是白厅。尽管如此，国防委员会还是同意实施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计划，把新加坡建成皇家海军第三作战舰队的庞大基地。第三作战舰队将负责警戒从印度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线和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广泛利益。
　　随着对建立两洋舰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国会山争吵得不可开交，美国公众的呐喊声日益强烈起来。但是，这次搞垮两洋舰队的并不是一贯与美国海军作对的国会。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于一九二一年春天致函邀请世界海上列强当年秋天来华盛顿开会，共同商讨裁军事宜。休斯打算以美国海军巨大的但尚未建成的力量来进行讨价还价，争取在国际外交方面取得成功，以制止海上军备竞赛并安抚国会内的和平主义者。那年夏天，由于陆军的飞行员们建树了一项丰功伟绩，休斯的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战列舰的墓志铭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八架双翼轰炸机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从弗吉尼亚角上空掠过。它们的上方有一架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蓝色将官标志旗的DH-4型战斗机，机上坐的是陆军航空队副司令威廉·米切尔准将。“比利”·米切尔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千方百计地说服了他的上司和仍然很勉强的海军将领们相信空中力量的潜力之后，终于有机会来证明飞机已经使战列舰过时了。从德国手里缴获的“东弗里斯兰号”无畏战舰停泊在白浪滔滔的大西洋上，不住地摇晃着。轰炸机向“东弗里斯兰号”飞去，米切尔知道他这次试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必须摧毁和埋葬这艘巨舰。”
　　① 比利是威廉之昵称。——译者
　　美国军界的高级将领、外国武官和记合团挤在停泊在安全距离之外的浮动看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甲板上的舷栏旁，观看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离队俯冲下去，朝着锈迹斑斑的“东弗里斯兰号”投掷炸弹。
　　几颗炸弹落在“东弗里斯兰号”近旁，掀起巨大的水柱，船体骤然剧烈地颠簸起来。接着，舰面结构和甲板上腾起几团巨大的黄色火焰，这表明米切尔专门设计的两千磅重的硬化钢炸弹已经穿透了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装甲板。不到半小时，这艘一九一六年曾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的久经沙场的战列舰的舰体就被完全炸毁，尾部首先开始下沉了。轰炸机耀武扬威地在“东弗里斯兰号”的残骸上空盘旋，附近的舰只汽笛长时间凄呜，为它的完蛋致束。据一位记者说，“宾夕法尼亚号”上的海军部长和海军将领们的表情就象是在“参加葬礼，被埋葬的仿佛是他们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简直难以置信”。这位记者还说，有一位将军宣读了墓志铭：“一枚炸弹爆炸了，全世界都会听到响声。”
　　为数不多的几架似乎不足信的飞机几下子就把这艘巨型战列舰炸沉的经过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放映后引起轰动，“比利”·米切尔一下子变成了支持我军的国会议员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诘问：既然战列舰能被造价只有数千美元的飞机炸沉，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亿万美元建造战列舰呢？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驳倒海军名将马汉的理论要比炸沉“东弗里斯兰号”更加困难。“枪炮俱乐部”的持怀疑态度的海军将领们仍不肯相信，飞机会严重威胁高速灵敏并有高射炮掩护的舰队。美国陆海军联席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九月提出一项由参谋长潘兴将军庄严签名的报告，支持海军将领们的观点。该报告断言：“战列舰仍然是舰队和美国国防的支柱。”这使米切尔的支持者们大为恼火。为了改变上司们的这种对事实置若罔闻的态度，美国的这位空中力量的热忱提倡者又坚持不懈地努力了四年——即使在一九二五年因为违抗上司的命令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件事当时轰动一时）而辞职之后，他也没有停止进行努力。
　　但是，日本军界却比较认真地对待米切尔的空中力量理沦。日本帝国海军迅速着手进行深入研究，学习运用他们的观察员从炸沉“东弗里斯兰号”中汲取的教益。美国国务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许并不象比利·米切尔所希望的那样。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他在一九一六年的选举中仅以微弱票数输给伍德罗·威尔逊）准备开创外交史上的新篇章——使美国称雄太平洋。由于那年夏季爆发了那场要飞机还是要战列舰的激烈争论，国会显然决不会同意拨予款项，完成建造一支“首屈一指”的海军的计划。
　　“我们谋求建立一种不是靠武器，而是靠互相尊重和友好来维持的美国支配下的和平。”休斯七月份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将达到的目的会比美国参议院刚刚批准的限制海军的目标大得多。十一月十二日，世界列强的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在用棕榈叶装饰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大厦集会。在开幕式上，休斯堂而皇之地打出了他手里的大牌。当他宣布“海军军备竞赛必须停止”的时候，记者席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接着，他又惊人地建议用立即销毁一百多万吨战舰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他的这种举动使政治家们瞠目结舌，把海军将领们气得语无伦次。英国海军大臣、仪表堂堂的作战英雄厄尔·贝蒂看上去“就象躺在阳光明媚的台阶上酬睡的一只叭儿狗，一个肥皂推销员用脚在试探它”。
　　“国务卿休斯先生在三十五分钟里击沉的军舰要比全肚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击沉的还要多”，伦敦《泰晤士报》老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在描绘那天重要的会议开幕式所产生的效果时说。但是，由于休斯表示美国自愿作别国的榜样，销毁自己强大的舰只，因而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劳合·乔治首相煞费苦心地向下院忧心仲忡的议员们保证说，皇家海军不打算放弃一个世纪以来的海上霸权，也个打算放弃对帝国通商航线的保护。以前首相贝尔福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到华盛顿去“维护我们同日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以便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并“防止太平洋列强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
　　然而，由于美国采取愿意裁军的堂皇姿态，就有可能避免灾难性军备竞赛，这使劳合·乔治感到欣慰，它比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更为重要。休斯在制订计划时还聪明地保全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面子，使它占了优势：英国拥有二十二艘主力舰，美国海军只打算保留十八艘——虽然美国拥有的将是更加现代化的战列舰。英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而且欠了美国财政部亿万美元战争债款，因而它不顾海军将领们的反对，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计划，并表示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盟国日本也接受。
　　东京代表团强烈反对试图把其战列舰减少到十艘，原因是那会使日本的海军力量长期比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差百分之六十，因为休斯已经主张十年内“海军停止”制造主力舰。日本代表对这项限制性计划抵制了一个月之久，他们并不知道，美国陆军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人员一直偷偷地在纽约的一个秘密“黑室”里忙碌地监听他们同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这攸国务卿具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能始终走在谈判的前面，因为他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日本代表不能提高美国和英国提出的三比五比五的比例，则接受他提出的限额。
　　日本最后同意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最末一位首相贝尔福制订的条款，这证明把制汀条款的任务交给贝尔福是恰当的。海军限制条约规定的条件是，英国和美国保证不在香港、关岛或马尼拉建立重要基地，以此保证远东维持现状。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不在其控制的托管岛屿驻扎军用飞机或军舰。复威夷和新加坡则明确规定不受这项补充条约的约束。东京接受了这项条约，它是在获得再建成一艘战列舰，即“陆奥号”的权利之后才接受的。日本声称国内的小学生已经为建造该舰募集了款项。
　　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接受了它们只能拥有日本的主力舰的半数的限额，英国政府势必要接受华盛顿海军条约，尽管英国的海军将领们感到不安。恰恰在维持英日海上同盟显然已同休斯的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道义上”的和平计划互不相容的时候，英国这样做，标志着大英帝国的势力退缩了一大步。正如劳合·乔治所预言的，英国将沦落到软弱地依靠这种“特殊关系”和美国海军来保护它在远东的利益。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告诫说，一旦欧洲再次发生牵制住本国和地中海的舰队的冲突，皇家海军将抽不出军舰组成第三舰队。这样就派不出舰队到新加坡去保卫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去保卫马来亚生产的重要的橡胶和锡或者英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英国除了也许依赖美国提供支援之外，别无他法。
　　纸上条约
　　国务卿休斯确信限制和防止加强海军条约已在太平洋建立了均势，因而以该条约为基础，开始下一轮谈判，以实现他的主要外交目标：遏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扩张，以确保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知道，为了保障英美继续在经济方面居称霸地位，虚弱的英国已经准备断绝同日本帝国海军的联系。但是，正象澳大利亚总理威廉·休斯那年在伦敦帝国会议上已经告诫过的那样，这种经济竞争有可能导致同日本不和。他所说的“现代斯芬克斯①谜语”还有待解答。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日本“觉得它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它对中国市场拥有特权。但是其他国家也要中国市场，因此就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要求”。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是，由于威廉·休斯的政府针对东方移民推行“白人澳大利亚”政策，日本觉得受到种族侮辱。这些互相抵触的要求使得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更加不可避免。威廉·休斯警告说：“只要海军扩充军备的根源不消除，谈论裁军就是徒然的。”
　　① 斯芬克斯是希睛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妖，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译者
　　这恰恰是国务卿休斯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后继者们设置的陷阱。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打算设法迫使日本支持对外扩张的势力就范，而只是想遏制他们。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成为美国今后制订远东政策的基础，要想使条约生效，美国必须把舰只的数目保持在条约规定的限额内，虽然在条约中规定限额对于使自己在西太平洋保持五比三的优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压力不久就使美国海军落在后面，而且，由于日本人谨慎地保持了他们舰队的实力，现状变得对美国不利了。在相对稳定了十年之后，这种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在日本再次侵略中国的时候，西方列强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能团结起来坚持要求门户开放。
　　休斯第一步是打算割断伦敦和东京之间的联系，他向日本提议，把日英结盟改成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签订一项四国公约，每一国保证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和利益。这项外交一揽子交易的关键内容是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其对山东半岛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将放弃其在威海卫的基地——自凡尔赛和会屈从于压力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大事喧嚷坚持这两项要求。缔约国再次庄严重申并一致同意保证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完整”的陈腐漂亮词句。事隔二十年，九国公约终于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主张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但是，东京是在附加了一项限制性条款后才接受的，这项条款规定签字国不得采取“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安全”的行动。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草拟这项公约的幕后谋士）还向日本秘密保证说，这是为了承认日本人在满洲的铁路和工业系统的广泛权益。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九国公约提交笠署后，国务卿休斯发表了告别辞，他把为时五个月的讨价还价、妥协和幕后交易概括为“有史以来旨在建立和平时代的最伟大的措施”。时间将证明，华盛顿条约系统虽然签署了，但因只字未提如何履行，因而九国公约实际上毫无价值。后来，到一九二八年，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试图用一项禁止侵略和战争的条约来支撑这个纸上建筑物，美国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员不客气但准确他说它是“国际亲吻”，把它否定了。
　　华盛顿国际会议的成果并没有使美国海军感到高兴。国务卿休斯通过谈判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使马汉纵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首屈一指”的舰队被摒弃，三十年的海军经验被忽视。罗斯福提出的关于菲律宾将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的脚踵”①的告诫现在看来千真万确。如果没有足够的战舰，桔色作战计划只不过是一部消遣小说。使海军将领们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大批拆毁船坞滑台上的舰艇时，有两艘部分竣工的战列巡洋舰被抢救出来了。这两艘舰只预定改建为巨型航空母舰“列克垦敦号”和“萨拉托加号”。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译者
　　后来，在连续几任有远见的军官的指挥下，它们的远距离高速航行的能力，为制订快速航空母舰打击力量的独立作战战术，提供了实际证明。这种战术终于拯救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
　　国务卿休斯认为，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条约有希望“在远东”迎来一个“友好的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时代不到十年。在这期间，美国海军再度衰落，随着工业部门从生产军火转为生产消费品，经济繁荣起来了。在经济繁荣的二十年代，由于日本履行了撤离山东的诺言，以及英国除放弃对中国的通商和征收关税的监督权外，还逐步放弃了它在广东、汉口、厦门的治外法权，因而华盛顿条约系统顺利地保障了中国通商和投资的门户继续敞开——如果不是大大开放的话。这是英美两国为加强因自相拼搏而摘得四分五裂的民国政府的权威而作的不断努力的组成部分。难以治理的中国让内战和各省半独立的军阀、省长们搞得支离破碎，民国政府不断致力于重新实行强有力的中央控制。频繁的内乱和暴动，使日本有借口继续把关东军驻扎在满洲铁路沿线并大规模开采矿藏，英国也以此为口实，继续派皇家海军的炮艇在长江游戈，并在国际港口城市上海设置巡捕。
　　中华民国的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来说仍然是个障碍，他们把资金投到日本欣欣向荣的工业，而日本人增加了对矿藏丰富的满洲的投资。到二十年代末，东京和伦敦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各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虽然对传奇般的中国市场的前景大事宣传，但是到一九三○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十二，到三十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使日本成了美国海外的第三大主顾。美国现在已经取代英国而成为丝绸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则越来越仰赖从美国进口石油和战略原料。日益都市化的日本人民，因产生了新的希望而振奋起来，他们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爵士音乐和好莱坞电影。一九二三年东京遭地震破坏后，美国提供大量美元贷款，资助日本重建东京，虽然后来因日本指责利率太高而引起了摩擦。美国驻日本大使那年报告说：“我所到之处，都听到这样的意见：我们两国终于互相了解，认识到我们靠友谊建立的团结比纸上条约建立的团结更加牢固。”
　　翌年，由于国会通过了制止大规模移民的原籍法，美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原籍法绝对禁止东方人移居，却允许一定数额的欧洲人移居美国。它同“白入澳大利亚法”一样，又使人想到，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推行种族主义。日本对这种“种族侮辱”提出了抗议。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团体”本来就已经担心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腐蚀，它们呼吁抵制美国的商品、电影和音乐。但是，这几乎没有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看来公众已经陶醉于模仿美国电影。到美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和帝国海军学校学生从私人参观访问中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物质无限丰富，工业力量强大的美好国家。
　　由于日本国会的多数党连续组成几届稳健的政府，由于日本日益依赖美国的经济，日本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结束之前，一直没有能抬头。“华尔街一打喷嚏，东京就感冒。”这是日本实业家们经常在说的一句笑话，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那场金融动乱冲击了日本的经济，使日本实业家受到打击。日元急剧贬值，迫使日本抛弃了金本位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生丝丧失了市场，数百万靠养蚕维持生计的小农破产。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进一步加重，西方国家高筑关税壁垒，保护本国萎缩的工业，这使日本的工业品市场丧失殆尽。国民的不满情绪增长了。“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之流居于日本经济最高统治地位的大银行和大企业巨头——遭到力主进行土地改革的左派集团和越来越多的先业者的反对。日本军队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本来就因受到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约束而感到愤怒，他们指责日本政府让步过大，由于没有能利用在中国大陆上的良机，以致过于依赖美国。
　　这场经济萧条的后果，是促使日本再次咄咄逼人地扩大它在亚洲大陆的权益。在满洲守卫日本铁路和煤矿的帝国关东军，现在面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备受战祸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落到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的蒋介石将军手里。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个既残忍又很有力的领导人，他发动战争，要粉碎曾同政府结成不稳定联盟的共产党派系。蒋介石决定把各省的军阀置于他的国民党的统辖之下，他于一九二七年把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长江下游的南京。接着，他出动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次年到达北京。这促使美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权力扩张，并促使苏联增加了支持。
　　由于华盛顿公开鼓励蒋介石的“反帝运动”，东京火冒三丈。美国被指责违反四国公约，因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进军，被看作是威胁日本在满洲的广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这引起军事官僚集团的不安，因为明治宪法已经授予他们统管陆海军和保卫国家安全的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在一九三○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政府中的稳健派文官同军人领导集团间日益加深的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海军十年不造主力舰的期限就要结束，日本帝国海军想把它的战列舰增加百分之十。美国舰队的力量甚至已经低于五比五比三的比例，它不想让日本在太平洋获得优势，因而不仅抵制日本的这种要求，而且想把对主力舰的限制扩大到包括巡洋舰在内。英国认为巡洋舰是保卫大英帝国的必不可少的战舰，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力主把巡洋舰排除在外，十年后仍不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由于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中竭力维持生存的工党大刀阔斧地削减皇家海军的经费，英国再次站到了美国一边。虽然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开伦敦时实际上同意的是巡洋舰对美七比十的比例，但是，东京的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却因放弃了扩建战列舰的计划而在武装部队面前丢了面子。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伦敦海军会议是“西方世界踢开一个亚洲强国”的又一个实例，日本军方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帝国海军的青年军官们怒不可遏，群起反对，他们指责政治家们出卖了国家。十一月十四日，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遭枪击。虽然大手术救了他的命，但是在这次谋刺事件后，陆军和反对国会的爱国团体又连续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的民主现在面临着严重考验。病弱的滨口雄幸领导的内阁四月份被迫下台，但是摆在新首相若槻礼次郎——他是出席前不久的伦敦会议的日方首席代表——面前的也是一条崎岖的道路。随着那年夏天关东军守卫的满洲铁路沿线事件逐步升级，显然，东京很快就控制不住关东军刚愎自用的将领们了。三年前，为了实现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卫星国的目标，关东军炸毁了年高德劭的张作霖大帅的专列，除掉了这位看来要转而效忠国民党事业的中国军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实施了他们接管满洲的计划的最后一步，那一天，他们以奉天郊外的铁轨又被炸毁为借口，出动军队在满洲全境追击“中国匪徒”。征服满洲的序幕一拉开，立即博得了右翼分子，陆军中的“北进派”以及以樱会为首的一些颇有势力的爱国团体的喝采。若椒礼次郎内阁不得不电告关东军的将领们“防止鲁莽行动”，并圆满答复国际上异口同声的强烈抗议。国务卿史汀生认识到，如果日本不遵守它在九国公约中承担的义务，整个华盛顿条约系统就会崩溃。他敦促美国率先用实际制裁的办法威胁日本，“如果我们屈从，听任他们把它们（华盛顿条约系统）视为一堆废纸，那将一事无成，和平运动的前景晚会遭到长期无法恢复的打击。”
　　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宣称九国公约中的关于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条款对各签字国均具有约束力，满洲问题的解决，如不严格符合该条款，不得予以承认。这项照会送交了中国和日本，胡佛认为它将是本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件之一。英国随后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大为恼火的是，英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的领土完整，在东京看来，这是伦敦默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这种道义姿态和外交恐吓受到有力的挑战——日本帝国海军向上海派遣了一支舰队。史汀生要出动亚洲舰队，“以使局势达到心理上的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这样炫耀武力的，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准备卷入纠纷，因为它在新加坡的舰队基地尚不完善。在太平洋舰队于二月中举行演习之后，总统甚至决不同意让它继续驻扎在夏威夷，作为吓唬日本的一根“大棒”。二月二十三日，在国际联盟正式支持“不承认主义”却只导致日本发动新侵略五天之后，史汀生作出了反应，发表了给参议员威廉·博拉的公开信。公开信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暗示太平洋可能重新出现海军竞赛。照国务卿的说法，他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中国，启迪美国公众，勉励国联，激励英国和警告日本”。
　　不幸的是，这封公开信即使达到了其中的任何目的，也没有能遏制住日本。道义上的谴责，虽然满足了象胡佛这样的品格高尚的美国人的愿望，即谴责侵略而又不冒制止侵略的风险，但是，正象预言的那样，这对东京几乎不起作用。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在陆军的压力下垮台，继任的犬养毅新内阁犹如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在天皇的鼓励下，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首相，希望以鼓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来安抚军方。他认为，通过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就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同九国公约彻底决裂。但是，关东军没有等待东京，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满洲国傀儡政府独立，虽然日本最后于五月从上海撤军，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励下中断了谈判。犬养毅的外交失败，招致樱会的一批狂热的陆军军官在五月发动政变，大养毅被谋杀，三井财团首脑、大财阀团琢磨也遭杀害。这起政变案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得到公众广泛支持，叛乱分子上诉天皇，呼吁天皇进行干预，废黜西方式的政治家和工业家，恢复昭和时代传统的举国和睦，结果叛乱分子被从轻判刑。鉴于这种新的民族情绪，最后一位元老、贵族西园寺建议天皇任命一个以海军人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的”内阁。斋藤实内阁后来承认了“满洲国”，这表明在“刺杀内阁人员”的威吓下，稳健派政治家不断退让，军国主义分子占据了优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在日本采取行动巩固它对满洲的控制的时候，史汀生一再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洛格公约。国联响应他的呼吁，派遣以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满洲局势。满洲现在已成了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卫星国，甚至以李顿勋爵为首的国联委员会在满洲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并不想掩盖他们加强对满洲的控制。史汀生再次重申，美国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格格公约并谴责侵略。但是，日本九月正式承认满洲一事，暴露了这种“国际亲吻”的实际目的——这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一种激励，当时他们也使意大利和德国走上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法西斯国家可能走上向外扩张掠夺的道路，而民主国家却只顾在国内克服经济萧条的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加长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灾难，两国都大幅度削减武装部队的预算。由于美国舆论以孤立主义情绪寻求安慰，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越来越担心英美在远东的势力日益削弱，他们开始敦促政府在中国同日本和解而不要对抗。另一个办法是加速实施加强英国驻新加坡军事力量的计划，而这个耗费巨资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正如一九三二年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所告诫的那样：“使英国在那里长期处于无防御状态是极其愚蠢的。”这样，英国的作战计划几乎是一项临时拼凑的草案，它要求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把驻上海和无津的英军撤去保卫香港。香港已经成了英国的商业中心，英国希望能用潜艇保卫住这块皇家殖民地，直到本国海域的作战舰队驶抵新加坡。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航程至少需要四十二天的时间——同美国派舰队到马尼拉的桔色作战计划一样，这项计划几乎也没有考虑到战列舰远涉重洋的损耗和日军攻势的迅猛。
　　胡佛总统受到在满洲的日军的公然蔑视，在谋求连任的时候又遭到美国选民的摒弃，他希望在他离任的时候，国联会有力地支持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李顿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提出的报告，远没有象华盛顿所期望的那样彻底谴责日本。但是，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足以使日本退出国联，何况当时关东军已朝西南打进热河省，迸逼北京。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毫无约束。
　　美国始终只在字面上支持国联及本国外交官制订的条约，当这个国际大家庭要维护和加强和平所依赖的这个脆弱的组织时，它显得多么无力和无助。这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从东京告诫说：“军方本身和公众都在借军事宣传准备打仗，而不是向西方的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压力屈服。”他预言，如果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或决心强迫日本接受，那将“意味着总有一方终将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忍受耻辱”。
　　这是一个接受得了的和及时的警告。但即将上台的民虫党政府却把这种要求对远东政策采取现实态度的呼吁当成耳边风。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亘市，他将继续奉行胡佛的对华政策，以“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性”。罗斯福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履行他许诺的新政，以挽救美国的经济不致于崩溃，他知道，到要对付日本侵略的时候，除了继续把道义置于利害得失之上外，没有别的办法。罗斯福不可能同日本和解，因为他的德拉诺家族祖先的缘故，他对中国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但是，跟胡佛一样，他也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在太平洋炫耀军事力量。三月七日，他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告诫阁员们“避免同日本开战”。
　　道义而不是现实继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所存在的危险的矛盾。由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制止日本扩张，英国开始转而采取迁就日本的绥靖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以霍恩贝克①为首的“中国通”同样决定不让“开放门户”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而关闭。
　　① Stan1ey Kuhl Hornbeck（1883—1906），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著有《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书。——译者
　　他们将发现，要想使门户保持开放，光伸张道义是不够的。反对改变现状的强硬派发现国务卿是个心甘情愿的支持者。科德尔。赫尔原是田纳西州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与其说是因为总统认为只有一位比较明智、比较有经验的育识之士才能解开美国远东政策的死结，不如说是因为他在南方的民主党人中间享有崇高声望。
　　赫尔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既天真且盲目，他把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一个过份简单的贸易障碍问题。这种观点同国务院里的一些人的尝试是相抵触的。由于远东危机连续几年不断恶化，美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国务院的这些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比亨培克灵活。美国可以对日本采取胡佛一直不愿冒险采取的强硬立场，或者象格鲁在致新总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逐步体面地但从长远来说也许不是效果更小地撤退，容许我们的条约权利遭到废弃，开放的门户被关闭，我们的既得经济利益遭到破坏”。到一九三○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还不到二亿美元，而每年向日本的出口额接近二亿美元，美国从经济上说有充分理由奉行这种方针。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因此，要撤出中国，对罗斯福来说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格鲁提出的方案被采纳为新政府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方案是：“虽不咄咄逼人但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不断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合法权益。”它包括鼓励中国作为一支打击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个方针需要赫尔早日拒绝蒋介石要美国担任调停人的建议。当有人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时，国务卿也不准备扮演“国联的贤明顾问”的角色。罗斯福认为制裁将导致战争，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想做这种危机四伏的事情。次年，当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议奉行西奥多·罗斯福的“庞大海军”政策，并说“我们说话应该温和，但建造军舰应三倍于它”的时候，总统对布利特表明，不可选择使用武力。
　　日本退出国联和日本帝国海军扩建军舰的预算迅速增加，预示着海军军备限制的告终，以及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将随之崩溃。格鲁大使报告说，日本军方现在把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因为美国阻碍他们进行民族扩张”。这是一个明确的告诫：华盛顿鼓励中国坚决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最后会逼得日本要么屈服，要么在大陆逐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彻底解决争端。
　　波托马克战略
　　这种警告促使华盛顿对桔色作战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项计划已经多次修改，以便考虑削减海军拨款。现在，由于太平洋舰队强行穿越重洋所需要的时间太长，这项计划几乎已经不可能实行了。陆军力量不足，还不到十万人，而且没有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海军也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人数，缺员三万人。由于要节约维修开支，舰队只能全速行驶四个小时。为了开始建造二十六艘新战舰，罗斯福挪用了国家复兴计划的二十五万美元——一名义上说是为了使造船厂有活可干。这样一笔经费，是不能使美因同日本计划在十年内建造的一百五十艘新战舰相匹敌的，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裁军会议（温斯顿·丘吉尔讽刺它是“一出庄严而拖延时间的笑剧”）的失败，使国会议员们大为惊恐，从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架飞机，这是美国海军力量达到条约规定限额所必不可少的。
　　总统面临“职业和平主义分子”在公众中掀起的风暴，他们指责总统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总统却担心，美国海军即使按计划加强力量，也将不得不放弃菲律宾。一九三四年四月，东京外务省采取了不祥的行动，发表一项强硬抗议，反对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和菲律宾驻军总司令随后提出一项绝密报告，警告说：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惊人增长，已经使美国的现有力量保不住马尼拉湾和科雷吉多尔”。这样彻底承认美国的太平洋防御计划是欺人之谈，是在国会通过让菲律宾一九四六年独立的泰丁斯一麦克达非法案之前仅一个月。这项放弃美国在远东主要基地的法案，是孤立主义情绪的产物，它破坏了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毁了桔色作战计划的信誉。尽管如此，桔色作战计划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因为虽然海军计划人员强烈主张把舰队撇到夏威夷去保卫东太平洋，但没有别的可取的方案。
　　“波托马克战略”固有的这种谬误，一直支配着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思想，直到炸弹落到珍珠港和菲律宾，才被彻底炸毁。到一九三五年秋季，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海上列强的代表将在英国举行会议，讨论华盛顿和伦敦海军限制条约于次年到期后该怎么办。若不能把日本帝国海军的力量继续限制在原来的限额内，远东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因此英美代表团拒绝同意日本提出的力量均等的要求。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已经骗取英国支持它实施一项建造战列舰和潜艇的计划，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日本新年阁，在海军的压力下充分意识到，它的政治存亡，取决于山本五十六能否从伦敦带回一项同意让日本建立一支同英美势均力敌的舰队的协议。日本的顽固立场，使会议无效地开了几个月后不欢而散。随后，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加速建造新战列舰，从而打乱了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仰赖的整个条约体系规定的军事力量对比。如果东京要在远东成功地实行它的“门罗主义”，那么一支庞大的舰队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是在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建议中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该项建议主张共同瓜分太平洋，以便每个国家能“在各自的邻近地区确立一个由法律和秩序支配的领域”。科德尔·赫尔立刻公开谴责日本的这项建议，因为它会使日本获得他所谓的“自由行动权”，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待中国。美国“不会背弃我们的条约”。但是，由于美国既拒绝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又没有决心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个政策，到一九三五年就连国务院的强硬派也认识到，这样会使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美国人的政策只限于提出正当抗议，因此把维持他们的立场的担子，完全转到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身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退出了限制海军会谈；意大利军队正席卷埃塞俄比亚；纳粹分子刺杀了奥地利总理，这一切促使罗斯福告诫说：“许多宿怨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冒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总统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一百万人签名；五万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游行”；学童组织了罢课，他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的时候，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五十万德国人的时候，在日本向驻守北京的关东军派遣增掇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但是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一九三六年八月，国会通过了参议员杰拉尔德·亲伊提出的中立法案，其目的是要美国在国际上保持绝对闭关自守。
　　中国事件
　　虽然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和孤立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不让总统干预遍及世界的日益严重的动乱，但是情绪减然相反的极端分子却在日本闹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国陆军的一伙狂热的军官占领了陆军省。叛乱分子密谋除淖“天皇周围的那帮坏蛋”，他们破门冲进冈田启介首相的官邸，用乱刀砍死首相的两名助手，七十三岁高龄的首相躲进洗衣房，免遭杀害。三天后，这场兵变被弹压下去，这时候，要求恢复举国团结的神道派爱国团体和右翼组织在国民中煽动起狂热情绪，叛乱分子吁请天呈宣布实行“昭和维新”，在公众中赢得巨大同情。
　　裕仁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帮助克服了这场危机，他推举外相广田弘毅担任首相。新内阁越来越听任军部摆布，它发行“赤字债券”，为扩充军备的计划筹措经费，很快耗尽了日本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赤字财政刮取了小工商业者和农民更多的资金，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制造军舰、枪炮和飞机的大财阀们更有钱了，引起左派更大的反感。右翼团体继续支持对外扩张，支持军部，“暗杀内阁成员”的威胁吓得国会里的稳健派政治家们不敢进行活动。随着内阁的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军人官僚集团，并逐渐按军队的意旨行事，日本正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
　　关东军现在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实现民族扩张目标的工具，它加强了对热河省的控制。但是，东京军方领导人没有马上同据守北京的中国国民党部队摊牌，而是命令部队做好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并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因为他们还必须加紧准备，以对付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威胁。德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内部不断发生争端、反抗，这反映出南京政府在不断要把交战割据的各省和各派系置于中央控制下时所面临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率领从江西北上长征后幸存下来的八千人马隐蔽在陕西省的山里，同共产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血腥拼杀，看来成了蒋介石压倒一切的目标。然而，一九三六年年底，由于蒋介石拒绝集中力量抗击日军，他同他的将军发生了冲突，他们绑架了他，直到他同意同毛泽东结成不稳定的联盟。由于俄国的支持和武器援助，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始全面抗击日军。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报偿。东京的对策是加入了希特勒的反共协定，加倍努力以最后解决“支那事变”。
　　一九三七年夏季，日中冲突已经达到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内阁六月份垮台后，天皇第二次召请衰老的贵族近卫文唐出来组织政府。这位深孚众望的日本右翼领导人这次受命了。近卫文唐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支持陆军的“皇道派”的做法，因为他也认为，统治亚洲大陆是日本的天职。三年前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亲眼看到美国人是如何“盲目相信他们自己的民主是无比优越的”，以致他们反对日本逐渐走向极权主义。但是他同时也断定，由于跟他交谈过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对“国联显然软弱无能”感到失望，孤立主义分子会阻挠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或制裁的直接行动来维护对华九国公约。
　　近卫文庸只担任首相仅一个月，中日战争就爆发了，他的这种假设受到了考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炎热的夜间，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哥李罗桥①附近发生了引起全面战争的“事件”。那天晚上，被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的利益的关东军某部的一名军人突然失踪，那支紧张不安的部队遂朝附近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火。后来查清那个军人只不过是解手去了，但是枪已经打响。这起事件开始时不过同其他数百起事件是一样的，但不到三周竟升级为敌对两军在清朝故都南郊的一场激烈的对阵战。
　　① 即芦沟桥。——译者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这起事件井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宣布：“中国的主权不能牺牲，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派遣他的微不足道的空军去轰炸上海的日军基地。尽管只炸死一些中同的无辜百姓，却丝毫没有平息日本的恼怒。东京声称这是对国际港口的粗暴袭击，发誓要进行一场“惩罚战”。陆相急忙跑到皇宫，答应天皇，他将“在三个月内打垮中国”。但是，帝国参谋本部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一场拿破仑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认为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宿敌俄国的时候。东京火车站挤满切望前去参加关东军耀武扬威的南征的军人，那里响彻“万岁”的狂呼声。到秋天，关东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同时帝国海军的数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封锁了上海。
　　美国的舆论对西班牙的残酷内战大致采取洋洋自得的态度，但为报纸上报道美国传教士和水手在中国遭击毙的大字标题所警觉。国民担心亚洲舰队和两千三百名军人保护不了山姆大叔的利益和生命，以致和平主义分子呼吁立即把舰队撤回来。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这是近半数国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国际上异口同声地声讨日本，总统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美国不能舍弃中国，但也无力进行干预，因为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充其量都只能调集一支象征性的军事部队或海军部队。总统想小心谨慎地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后来孤立主义的报纸得知船上正在装炸弹运往中国，参议院强烈要求严格履行中立法案。中立法案是禁止向交战国提供军火的。
　　罗斯福内心里对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盗匪般的国家”部怒不可遏。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他在孤立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芝加哥审慎地呼吁采取行动，试图重整美国舆论和国际舆论。他呼吁各国趁早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实行“隔离”，以防止“无法无天的行为扩大到全世界”，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当日军蹂躏九国公约郑重规定缔约国必须尊重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国联对日本进行了标准的谴责。东京仍然坚持说，所发生的只不过是又一起事件，格鲁大使告诫华盛顿：这场侵略现在只有西方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才能制止，用“道义上的恐吓”是制止不住的。英国在华的利益最大，但它没有力量单独保护它们，它期望美国带头，把十六年前发誓要维护中国主权的九个国家召集到华盛顿开会。由于美国迸发的孤立主义退缩情绪控制了国会山和报界，罗斯福拒绝同意美国实行制裁。会议最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但是由于各与会国不团结，结果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安慰，反而进一步疏远了日本。会议对东京进行了纸上谈兵，事实证明这是华盛顿条约系统临死前的哮吼声。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大陆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列强。
　　第三章外部战争
　　“在我们的下面是宁静富饶的长江流域，只是丢在南京城里的炸弹腾起的烟柱打破了沉寂”，——奥山上尉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下午，在这个下午，他几乎使日本同美国骤然交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的飞机率领一个中队的帝国海军轰炸机追踪着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溯江而上载着逃出被围的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当天上午，当“珀内号”载着美国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这座四周筑有城墙的古城的时候，蒋介石军队的主力已经朝北向重庆撤退。“珀内号”的一对浅黄色烟囱和装有天篷的上部建筑，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柱返于中国的江河、保卫着西方商业利益的吃水很浅的炮艇。然而，不管是它的外表也好，还是首尾旗杆上飘扬的特大的旗子也好，都未能使它兔遭日本大炮的轰击。
　　至此，英国炮艇“瓢虫号”遭到炮轰，比较幸运的“珀内号”算是安然逃出了火网，且逆流疾驶了三十英里。这时，詹姆斯·休斯少校用无线电向上海报告了其方位后，断定可以安全抛锚。水手们聚集在一起悠闲地吃着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突然又发现了飞机，午餐未完而散。奥山上尉发现了中国船只后，欣喜若狂，正率机攻击。
　　“他们在丢炸弹，隐蔽！”主舵手朗喊道。舰长进入操舵室，儿秒钟后，操舵室就被炸弹“轰”的一声掀开。甲板上，新闻记者诺曼·艾利本能地抓起摄影机拍摄电影。他不难看清飞行员的面孔，但使他吃惊的是，他们明明看得见美国旗，还是不停地轰炸。二十分钟后，两条驳船中弹起火，“珀内号”正在长江的浊流中下沉。这时，副舰长阿瑟·安德斯代替受伤的舰长指挥。安德斯由于喉部受伤而不能讲话，只得在一片被血染红了的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上“弃舰”二字。当舰上的最后一批人在江边芦苇区隐藏起来时，一艘日本汽艇正溯江而上，用机枪向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和两边江岸猛烈扫射。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幸存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还得在日本人追赶的情况下坚持两天才能到达中国军队前线。
　　“珀内号”被击沉的消息激怒了美国人，也使东京担心它可能导致战争。日本外相急忙照会美国大使馆“深表歉意”。想起美国“梅因号”是怎样被西班牙击沉因而引起两国交战的，格鲁大使准备卷起行李要走了。不过他的担心未免为时过早。事后，美国正式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同意了，从而把日本从战争边缘拖了回来。华盛顿和东京都急于要使危机冷却下来。日本曾经解释说，日机弄错了“珀内号”的国籍，罗斯福总统看了诺曼·艾利拍的影片后，命令在各地影院上映之前，将电影中日机飞行员的特写镜头删掉，使人们相信日本的解释。到了圣诞节，日本向美国交了一张二百二十一万四千零七美元三十六美分的赔款支票，整个事件就算了结。
　　“珀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松井石根将军——一个骑在一匹象征性的白色战马上的矮胖军人——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他保证“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但就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日军对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血洗，日军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使国民党人惊惶失措而投降。估计有二十五万中国人——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血洗南京中惨遭杀戮；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蒋介石的决心远远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国民党决意进行抵抗。愤怒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对这场野蛮屠杀的第一手报道激发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对丧尽天良的日军的谴责。国务卿赫尔在“珀内号”被击沉时，就谴责这是“一群野蛮的半疯狂的陆海军军官”干的，此时他满腔义愤，主张干涉，被持谨慎态度的国务院其它官员制止。但总统并不如此。海军作战部长威廉·李海曾向总统递交了亚洲舰队的方案，建议同英国皇家海军联合进行一场用该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的话来说是“绞死日本的海战”。总统接到方案后恢复了封锁计划。但是，由于众议院当时正在激烈辩论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的应将宣战权交给国会而不是交给总统的议案，罗斯福在采取必要的步骤试探英国是否支持他恢复大棒外交以遏制日本时，行动是极其谨慎的。
　　采取联合行动的想法是罗斯福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白宫秘密会见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时提出来的。林赛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报告时，将这个建议说成是“轻率的政治家的意见”，首相也同意这个看法。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张伯伦曾对他的内阁说，他“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外文大臣（国务秘书）安东尼·艾登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他致电华盛顿。说他有兴趣支持“以压倒之势显示海军力量”，皇家海军可派多至九艘的战舰参加。李海海军上将派他的作战计划局局长前往伦敦，为联合行动作准备。尽管罗亚尔·英格索尔上校拿不准总统是否执意实施封锁计划，但他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海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汤姆·非利普斯上校商谈后，制订了一个联合封锁计划。英国将派出一个舰队前往新加坡海军基地，切断通往太平洋的东方航道，美国海军则封锁太平洋的西半部分。
　　勒德洛修正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促使罗斯福更希望英美海军联合显示力量将能威慑住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他写信给英国首相，要求他支持召集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美国海军和皇家海军草签“会谈纪要”。当天，唐宁街致电白宫要求总统“暂时不要动手”，使会谈纪要变得毫无意义。张泊伦正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从而开始他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就需要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舰队驻守地中海，以“促使”墨索里尼作出反应，也就没有多余的舰只派往远东。在此之前，参谋总长曾在二月份报告：“不管被迫在东方还是西方作战，都严重困住我们的手脚。”这就使英国政府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站息迁就。严格说来，英美联合封锁计划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新加坡基地还要两年才能容纳一支大规队。但海军部现已将派出战舰的时间改为两个多月——如果能有这么一支舰队的话。不过，同年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保证将派一支“力量足够雄厚的舰队”前往东方以保卫英国的自治领。他们的最现实的估计是到一九四二年才只能有一艘战舰进港，尽管澳大利亚高级专员们听说将有七艘。委员会还认为，“新加坡的安全将是英联邦国家赖以生存的冠石。”但是，现实将注定使他们大夫所望，因为远东的危机正在激化。
　　“我们时代的和平”
　　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道义力量不足以遏制正在中国蔓延的战争。美国未能与英国达成统一战略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整个太平洋防御战略“总的亲说是不周密的”，因为“桔色作战计划”的前提是，只有海军舰队夺路越过太平洋，陆军守卫部队才能守住菲律宾群岛。而现在看来，这个前提是“完全不适宜的”。战略家们开始从根本上对他们的计划作出重新估价，总统也批准了一项十亿美元的海军扩军议案，这将使海军实力打破原有条约规定而提高百分之二十。国会通过该议案后，美国海军就开始向其目标进发——第一次具有在两大洋作战的能力，虽然美国海军的最近目标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步伐正加快的角逐中较量。两艘快速战列舰和一艘四万吨级航空母舰的建造已获批准，另拨款使海军飞机增至将近三千架，航空母舰除正在服役的三艘和正在建造中的三艘外，实际上即将交货的只有一艘；日本人已经有六艘航空母舰在服役，建造之中的则更多。不管罗斯福多么着急，造船局仍然在改进一批新的快速航空母舰的设计，而且，第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设计要两年以后才能批准。
　　总统和越来越多的高级海军将领都对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潜力表示欣赏。那一年的舰队演习的结果，将使它们的重要性再次显示出来，这次演习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又一个含蓄的警告。三月，“舰队疑难问题十九”的释疑使海军里提倡海空作战的主要代表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对仍持怀疑态度的“枪炮俱乐部”显示一下航空母舰战斗群怎样在没有战列舰的护卫下进行活动。在夏威夷西北雾霭笼罩的海面上，他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避开舰队的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过来，出动飞机对珍珠港进行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模拟空袭。
　　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基地容易受航空母舰的袭击，这一点在一九三二年进行的一次类似演习中得到证实。然而，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及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使美国战略家们在算计时忽视了夏威夷面临的危险。美国人曾安然设想，可望皇家海军保卫大西洋，使美国海军集中兵力于太平洋上。可是，德国人越来越好战并不断加强战列舰和潜艇力量使这种设想破产了。
　　“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八月，当欧洲危机可能发生时，罗斯福发出了警告。他已要求国会再拨款三亿美元，用来制造一万架飞机以加强“因防”。现在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用总统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来保卫大西洋半球。德国对美洲的商业和政治渗透的惊人消息传到华盛顿，意味着“门罗主义”正受到威胁。于是，下年的海军演习就定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参加演习的部队将组成长驻“大西洋舰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西洋舰队”只是断断续续地活动过。
　　一九三八年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骚动将欧洲带到了战争边缘。罗斯福总统只能呼吁希特勒“为了人类”而就他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达成和平解决办法。当张伯伦在慕尼黑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一起进行了灾难性的外交活动后飞回伦敦，挥舞着他那等于一张废纸的条约时，美国和欧洲一样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个诺言对德国元首希特勒来说算不了什么，对日本近卫首相来说也毫无意义。十一月，军方成立帝国统帅部以指挥日本在大陆上未经宣布的战争，之后，近卫政府决心使对华战争升级。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特劳特曼为使中日停止冲突而进行的斡旋活动没有取得进展。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正向长江撤退，但他坚决拒绝接受东京所要求的“帝国方式”的任何部分。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当日本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日本领导人开始准备建立另一个附庸政权时，谈判即告破裂。又有十万军队动员起来了，
　　准备派往中国大陆，和八个师的“中国派遣军”会合。这八个师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仍被官方描绘为“一起事件”。
　　实际上，中日冲突已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九三八年夏，日本成为第一个动员国。对工业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在对汽油实行配给的同时，内务省派出的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对书报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军训成了学校必修课程的一部分。稻米奇缺，鼓励崇拜天皇。有轨电车驶过皇宫时，乘客要脱帽致敬：后来，司机要停车让每个人庄严地鞠躬致敬。政府的印刷品鼓动全国为即将到来的旨在“将亚洲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远怔进行“精神动员”和作出“自我牺牲”。
　　到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领导人已成功地利用“中国事件”来扼杀民主，从而将日本变成一个远东型的法西斯国家，他们颁布命令，“任何与民族利益相违背的行为必须杜绝。”虽然陆军和海军一致同意迅速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扩张国土的战争，但他们在应该“解放”亚洲哪部分地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日本海军认为，只有南下夺取英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富饶的殖民地，日本帝国的使命才能完成。陆军最高指挥部则主张北击西伯利亚的夙敌俄国，以便摆脱代价越来越大的为结束“中国事件”的战争。
　　现在轮到驻朝鲜的日本军队的军官了。他们自告奋勇促进实施“北击”战略。七月二十九日，他们不顾东京的命令，窜犯了西伯利亚与满洲和朝鲜交界的卡山湖畔的苏联边防哨所。由于担心离这里不到六十英里的太平洋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①的安全，红军不惜出动坦克和飞机，以武力反击。由于缺少装甲车辆和飞机，日军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撤回边界。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签订了边界停战协定，战事方告结束。
　　① 即海参威。——译者
　　驻朝日军的可耻失败在远征中国军队的胜利中得到了补偿。后者在秋季占领了武汉和广东，控制了所有的港口和五大城市。英国试图重开谈判以结束中日战争，保护它自己受到威胁的利益。东京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并承认“满洲国”，否则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美国坚决拒绝同意诸如此类的践踏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的做法，和平行动又告失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叛变，为日本人准备在南京另立中国政府提供了所需要的领导人。但是，东京的帝国统帅部意识到，只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苏联向毛泽东的游击部队提供武器，日本势必要么接受一个胜利的相持局面，要么派遣更多的军队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剩下的国土。为了另觅途径摆脱这种困境，近卫亲王首相于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以便将中国从“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野心的牺牲品”的传统命运中拯救出来。
　　亚洲新秩序
　　近卫内阁使日本走上“解放”亚洲的讨伐道路之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辞职，让平沼骐一郎首相的新政府来解决陆海军之间就日本应否加入轴心闰的三国条约、从而与德国共命运的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海相及其副手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强烈反对结盟，认为这将导致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石油禁运和贸易制裁。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与德国联盟，希特勒在对波兰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毫无顾忌地将德国推向战争的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个联盟。
　　东京中明它的政府“不怀任何领土野心”，这是人们听惯了的调子。无须这种声明，人们就可以看山，日本的“亚洲新秩序”的蓝图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计划毫无二致。蒋介石和华盛顿都不接受这个“新秩序”，美国拒绝考虑任何违反九国公约原则的行为。罗斯福当即宣布给重庆政府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来进行战争。类似在南京的暴行的报道仍然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亨利·卢斯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支持国民党人的事业的文章，鼓动了已经受到赛珍珠文章的影响的公众。
　　一九三九年春笼罩在大西洋上的战争乌云使总统颇感不安，他设法避免冒在太平洋上发生冲突的风险。除了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之外，拥有很大势力的商业集团也反对这种冒险，尽管他们口头上叫得不是那么凶。他们正向日本出口填喂日本战争机器的石油、纺织品、机械和战略物资，以此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到了一月，乎沼首相领导下的军人新年阁上台，帝国军队在海南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①登陆以后，人们才开始怀疑袖手旁观的做法是否明智。
　　① 即我南沙群岛。——译者
　　占领了这些近海岛屿，日本人就有了进攻菲律宾群岛、香港和印度支那的跳板。
　　欧洲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排除了英国与日本对抗的任何可能性，英国政府希望关国作出反应，派遣舰队进入太平洋。同时伦敦的领导人试图向澳大利亚人作出保证，他们“将不会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并且英国外交部认为，“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任何威胁，不管是直接进攻还是以远征新加坡的形式间接进行威胁，美国都不会长期无动于衷。”究竟怎样无动于衷，又能保持乡长时间这是澳大利亚总理急切关注的问题。“英国所说的远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近北，”罗怕特·孟席斯五月对堪培拉议会说，他宣布已派代表前往华盛顿，试探“特别是在英国眼下因与德国和意大利纠缠而不能派遣必要的海军部队前往太平洋以遏制日本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行径究竟持什么态度。”
　　理查德·凯西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不安地发现，英国外交部相信可以指望美国保卫西太平洋是过于乐观了。孤立主义浪潮强烈反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务院也担心实施制裁可能挑起的危险。一月份罗斯福对日益恶化的中国局势所作的有限反应是，号召自愿向日本禁止出口飞机零件，二月份呼吁停止提供信用外贷。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军队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彻底践踏了签订才六个月的慕尼黑协定，戏剧性地证明了靠这些道义上的行动来制止侵略是注定要失败的。英国和法国政府惊惶失措，加紧向美国订购军火，为与希特勒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准备。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认为，英国是否派遣舰队去新加坡，“必须取决于我们的人力、物力和欧洲的战况”，这等于已经发出他们实际上要放弃远东的信号。没有美国的坚决支持，英、法两国的弱点很快就被日本人利用了。他们在天津和上海制造“事端”，要求将租界的控制权交给皇军，并承认南京的傀儡政府。外交谈判导致了“远东慕尼黑”。性格暴躁的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看到这种绥靖政策如何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他自上海报告：“英国雄狮被人拳打脚踢，达到惊人地步，它还在忍受。”
　　海军部计划人员陷入困境。同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意大利交战的危险日益逼近；没有多余的战列舰可派往新加坡去保卫马来亚，来信守保护澳大利亚的庄严诺言。他们于是紧急呼吁华盛顿，要美国海军汉遣战列巡洋舰前往西太平洋。总统认为这一举动含有太大的挑战性，尽管他真的取消了原定该舰队参加五月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计划，转而让它通过巴拿马运河前往西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但是他“讲话太软”，他的大棒压不住日本人。两个月后，远征中国的军队的士兵封锁了英国天津租界，无耻地企图让人们默认他们对占领区的控制权。这一次罗斯福的反应比较坚定。七月二十六日，他宣布美国将废除一九一一年通商航海条约，这等于提前六个月通知日本，下一步可能要实行贸易和石油禁运。而东京敏锐地想到，华盛顿采取会导致太平洋战争的重大步骤，肯定是要三思而后行的。
　　宏伟战略
　　面对欧洲和远东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美国军方不得不考虑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来对付由来已久的两洋战争的可怕战略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在进行了六个月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关岛和马尼拉军事基地的不足，加上新加坡没有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决定了必须放弃过时的“桔色作战计划”——随之放弃菲律宾。甚至为保卫西海岸、巴拿马和阿拉斯加而进行的战略撤退也受到了威胁，因为日本的航空母舰占压倒优势。他们的报告断定，这一点将使珍珠港易遭空袭，这种空袭“可能不发警告就炸掉舰队的主力..”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军事战略从来没有经历过象一九三九年夏季所作的重大修改。这年夏季，美国陆海军参谋长不得不作出抉择：实行大西洋防御计划还是实行太平洋防御计划。他们的建议是，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轴心国。英国和法国面临同德国交战；佛朗哥由于德国空军的援助，在西班牙成功地建立了法西斯政权，轴心国为保护德国在南美日益增长的利益而沿西大西洋南下的危险迫在眉睫。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一致要求总统将海军力量集中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这就有必要在太平洋上作出某种防御态势以守住夏威夷——在一定程度上以放弃菲律宾为代价，如果日本人进攻该群岛的话。备忘录特别提醒总统，不要受政治诱惑而保护那个群岛，因为那样做“违背对美国利益所作的明智估价”。
　　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彻底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宏伟战略。总统毫不犹豫地批准了，他已得出结讼：纳粹德国对美国在欧洲和甫美的利益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所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战略目标的这种戏剧性的转移反映在新订的一套“彩虹作战计划”中，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同现在不现实的、传统的单色指令不同，它们旨在对付联合起来的敌人和潜在的同盟。一九三九年六月底新制订的“陆海军联合基本作战计划”包括五个意外事变的应付方案。“彩虹1号”限于“半球防御”，防止“违背门罗主义的字面和精神实质的行为”蔓延到大西洋中部和远至夏威夷、威克岛和萨摩亚等太平洋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保卫菲律宾群岛和关岛。其余四个只是这个目标的延伸。“彩虹2号”设想英国和法国与轴心国交战，届时美国“不在欧洲作最大限度的参战”，但承担“维护太平洋上民主国家的利益..并消灭敌人力量的责任”。“彩虹3号”预告了实施原来的“桔色作战计划”——派遣舰队收复非律宾——时“牢年控制西太平洋”的必要性。“彩虹4号”设想美国武装部队不得不集中力量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及其必然结果；而“彩虹5 号”则设想他们与英、法联合并在“打败德国的决战中”起主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夏当欧洲危机正在酝酿的时候，华盛顿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忙于详细制订“彩虹2 号”。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英、法为制止德国吞并波兰而卷入战争，美国可能卷进去，供应英、法——如果不是支持的话。这就需要在太平洋上采取防御态势，由美国海军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由美国陆军来肩负这个重担。与皇家海军军官的参谋会议又在秘密地进行，重新商讨英格索尔——菲利普斯关于如何有效地遏制和威慑日本的“会谈纪要”。双方承认，不可能采取很多行动阻止日本入侵并占领香港和菲律宾，但美国海军仍然不愿保证派遣一支舰队前往新加坡，尽管它是为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建立一条防线的关键所在。华盛顿还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计划在太平洋联合作战的现实将使美国不得不去保卫欧洲的帝国属地。
　　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如何最有效地避免太平洋战争进行辩论的时候，欧洲的外交官们正在商讨如何抵制希特勒对波兰的急切要求。罗斯福得知德国到了九月就“无须再作准备”而能发动进攻，就竭力恳求莫斯科，要苏联人不要站在纳粹一边。斯大林东面面临日本的挑战，西面担心德国的入侵，他早在极力寻求结成防御联盟；他的特使已同时前往伦敦、巴黎和柏林。
　　虽然希特勒极力反共，但他需要提防俄国，确保德国的东翼的安全，以掩护德军意图入侵波兰的闪电战。他原指望日本会起这个作用，与德国签订一个牵制莫斯科的军事盟约。帝国陆军要想北击俄国，但无论海军还是文职大臣都不愿意为欧洲人卷入一场战争。尽管德国向日本长期献殷勤，东京还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初拒绝同轴心国联姻。希特勒指责日本“冷漠而不可靠”，转而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去追求斯大林。
　　当德苏可能签订协定的消息透露出来后，在东京引起了很大恐慌。在日本看来，这样一个协定势必打乱反共产国际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集结在西伯利亚边境的俄国军队发动进攻。面对这样的威胁，关东军将领们决定破坏谈判。自五月下旬以来，日军在沿哈拉哈河与“满洲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刺探苏联的防御。日军入侵当风的蒙古草原使斯大林吃惊，他派出格奥尔吉·朱可夫中将。这位提倡坦克成的红军主要将领得到保证，他可以拥有保护外蒙古免被日本的亚洲新秩序并吞所需要的全部坦克和飞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帝国陆军的三个敢死师大举进攻诺门坎。前一年日军吃过败仗，疯狂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们向俄军前线猛扑过去，朱可夫则坚守纵深防线，等待后备坦克和飞机通过横贯西怕利亚的大铁路运到前线。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签订了苏德条约。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布置了进攻波兰的计划。他骂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小爬虫”，日本人是“表面光洁的猴子”：天皇“和以前的沙皇是一丘之貉”。就在同一天，朱可夫在诺门坎发起反攻。红军集中喷火器、坦克和大量的飞机对日本占领的哈拉哈河沿岸长二十英里、宽四十英里的地带发起毁灭性的进攻，这次进攻是即将在波兰进行的闪电战的先兆。
　　由于缺乏重型坦克和空中支援，日军遭到严惩，十天内死广两万人，后来被迫撤回“满洲国”，再次乞求停火。俄军的胜利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丢了面子。它终于扼杀了他们的“北击”战略。惨败的冲击波冲垮了平沼内阁，这个内阁已经看到它的外交政策因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约而破产了。平沼首相正式向天皇提出辞职，并中述了“欧洲最近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局势”。据格鲁大使报告，阿部信行将军八月底组成的新内阁提供了东京和华盛顿改善关系的机会。野村吉三郎外相下令开始谈判以签订新的商业条约，但陆军和海军都赞成《外交政策纲要》中制定的目标，即向英国施加压力使之对日本作出让步，不再允许使用缅滇公路向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援助，用这种方法在英美之间塞进一个楔子，“英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但不能保护它们，”纲要指出。“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微乎其微，但拥有最大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国务院强硬派的怀疑态度，帝国海军又呼吁日本向南扩张，以及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极端事件，使日本与美国和解的希望落空了。
　　希特勒动的战争
　　德国军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侵入波兰。希特勒不顾英国和法国的最后通牒，全面战争在四十八小时内在大西洋爆发。九月三日，星期日夜间，载满难民的“阿特尼亚号”客轮正开过大西洋时被一艘潜艇击沉。由于有二十二个美国人丧生，令人想起当年“路西塔尼亚号”的惨状。但是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时再次保证，美国海军将部署在大西洋以“使我们的家园免遭战争”。
　　不过总统提醒那些孤立主义者“即使保持中立也不能不闻不问，丧失良心”，这暗示他已经要采取实际步骤，确保在民主国家现在面临的与法西斯专政的生死搏斗中，美国不当旁观者。英同和法国正在指望修改中立法，以便能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武器订货——作为交战国，它们目前自然不能得到这些武器。罗斯福走得更远，暗中向皇家海军提供援助。英王乔治六世在七月访问华盛顿时，总统就已向他保证，美国海军将在西半球进行“中立巡逻”，以履行那年春天英美海军参谋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议——“美国必须保证控制太平洋、西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九月二十三日，南美洲国家在巴拿马召开“泛美会议”，重申门罗主义，并宣布将中立区扩至几百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由美国大西洋舰队来实施。不过，总统和他的海军参谋人员仍然抵制英国施加的要美国派战舰前往新加坡的压力。他们知道，虽然美国舆论反日，但并不主张派遣美国海军去保卫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假战”期间，英国商船被水雷和潜艇击沉的速度之快，有助于总统说服国会在十月二十六日放松中立法案中的严格规定，通过了“现购自运”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有利于民主国家。英、法两国只要用现金购买而且不用美国船只运输，即可继续得到武器供应。同时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将对战争进程有深远影响的两个步骤。第一步：九月十一日写信给温斯顿·丘吉尔（战争爆发后重进内阁担任海军大臣），请他“同我保持私人联系”。这是重大合作的开端。第二步：刚好一个月后，准备成立一个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考虑由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签名、移居美国的一些高级物理学家所写的令人震惊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警告：德国科学家们正在加紧研制一种有巨人杀伤力的原子弹。
　　当日本领导人等待欧洲战局的发展的时候，远东也出现了表面的平静。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日本老百姓冬天山第一次忍受着食品短缺，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使阿部信行将军的内阁渐渐失去了陆军的支持。一九四○年一月，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组成新政府。歉收使新政府实行了更严格的食品配给，
　　米内光政是个胖子，人们讽刺新内阁是“无米内阁”。日本依靠美国的价值三亿五千万美元的进口、其中大部分是重要战略物资和石油，而日本领导人及报纸却以反常的逻辑抱怨罗斯福总统继续支持蒋介石。前首相近卫正在纠集国会支持他的“神圣战争同盟”，以便最后解决中国事件。既然英美都不准备协助在中国大陆实现和平，他敦促同德意结盟以实现亚洲“新秩序”。
　　一九四○年一月底，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商业条约期满而不再延长。正如强硬派人士所指出的那佯，总统现在对日本实行强制性的而不是道义上的制裁的路是敞开的。“目前的趋势是健康的；如果山姆大叔保持强硬而中国人仍然不合作的话，这样的趋势将保持下去”，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行人、有影响的共和党议员弗丝克·克诺克斯说：“维持这种趋势是远东恢复和平的唯一希望。”这只是一种迹象，表明在中国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美国的对日政策变得强硬起来了。此外，俄国人正在芬兰作战，德国潜艇正在大西洋上击沉英国商船，它就成为报刊上提醒人们一场战争确实在进行的唯一消息。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有必要提醒全国，美国正面临着危险的现实。在谨慎重申他打算不介入欧洲的冲突后，他宣布：“不介人战争同假装战争与我们无关，两者之间有很人的区别。”
　　白宫开始反击那些孤立主义者，强调现在必须把英国和法国看作是美国大西洋防御的前线。一九四○年春，德国军队对挪威，后来又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闪电入侵，证明了那些防线薄弱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在溃败的浪潮中，丘吉尔就任首相。他保证要用“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重振破碎的河山。英国远征军被切断，正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国装甲部队正直逼法国首都。罗斯福利用美国入与日俱增的惊恐，要求国会议员们投票通过给美国陆军十一亿美元的拨款，“重新考虑国防问题。”意大利参战，从背后给法国捅了一刀，德国就可能控制大西洋沿岸地区，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开始着手进行“彩虹5号”战略的详细准备工作。
　　丘吉尔每天给罗斯福发电报，要求提供更多的飞机和物资供应以使英国能实现他的“我们决不投降”的誓言。他请求美国借出五十艘老驱逐舰以加强英国的反潜能力，并再一次试图说服美国派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新加坡，“使日本犬安静下来。”总统知道，向英国提供这些援助将引起强烈的批评。美国海军战舰奇缺，无论大西洋还是太平洋都穷于应付。直到七月十八日巴黎沦陷，总统极度震惊，他才敢要求国会投票通过猛增拨款的法案，使美国的海军力量增强百分之七十。包括建造十一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同十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约五十艘巡洋舰和一百多艘驱逐舰一起活动。美国现在决心建立两洋海军，其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一九三九年“第四建造计划”——这个计划决定再造八十艘战舰，并将海军航空兵力量增强一倍，不过美国海军将领们心里太清楚了，要将这个蓝图变成太平洋上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差不多需要四年的时间。
　　“积极的安排”
　　希特勒横扫西欧的春季闪电战所取得的令人瞠目的军事胜利，促使日本陆军领导人敦促米内光政内阁加入轴心国条约，并利用英国在远东的虚弱地位。他们向法国维希政府提出要求，要在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同时向英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封锁滇缅公路，准备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一次最后的大规模进攻。料到这将引起美国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东京就加快步伐与荷兰谈判，要求荷兰放弃她在东印度的大片属地，使之成为战略原料的另一来源。对伦敦的英国政府和荷兰流亡政府来说，抵制日本无止境的要求的唯一希望，看来在于美国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前往新加坡。
　　罗斯福总统充其量只打算在春季演习结束后将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夏威夷。甚至这样也遭到总司令詹姆斯·里查森海军上将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他的六艘战列舰和三艘航空母舰从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他的接二连三的警告终于使他失去指挥权，尽管斯塔克已解释说，舰队仍将留在珍珠港，“因为人们认为你们的存在对日本入侵东印度可能有威慑作用”。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屡屡引起华盛顿的极度紧张和不安，因为它可能成为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发出了许多警报，第一次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即德国和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前一天：全部防御机构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可能来自太平洋那边的袭击。许多警报是虚惊，不由得使人们对夏威夷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
　　一九四○年的整个七月份，当丘古尔重振不列颠以顽强抵抗德国的时候，美国孤立主义者举行集会和游行，就象一个标语牌上所写的那样宣布：“美国人是不会来的！”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的日本，在希特勒取得了“西线的胜利”之后，控制了日本命运的军事官僚们声称他们也“不想误了这班车”。他们重新扶持近卫亲王上台，以实现他“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诺言。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近卫亲王宣布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计划——《应付变幻之中的世界局势的基本原则》，军政界领导人“联络会议”热烈通过了这一计划。这次通过的政策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德国将很快打败英国，从而使英美停止干涉远东。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切断蒋介石的供应线，使他处于孤立境地，然后一举结束“中国事件”；日本认为美国将接受现实局势而不加干涉。日本还将谋求与苏联达成一个中立协议，并希望和德国结盟将有助于这个协议的达成。作为轴心国的一员，近卫信心十足地预言：“日本将作出积极的安排，把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东方岛屿囊括在‘新秩序’的范围内。”
　　“积极的安排”首先意味着要进行外交方面的尝试。一旦这样的安排还显得不够“积极”，近卫就通知陆军和海军在十二个月之内准备向英国和美国开战。为了进行这次全民征战，他将两个主要的军国主义分子带进他的新内阁：中将东条英机，一个绰号叫“剃刀”的精力旺盛的军国主义分子，前关东军参谋长，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松冈洋右是以“讲话机器”著称、在美国受过教育、极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担任外相。正当新内阁制订实现亚洲“新秩序”的时间表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最后一个明治“政治家”西园寺亲王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象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
　　在近卫首相东山再起的时候，格鲁大使从东京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新的侵略活动。正巧这时国会在通过向日本出口需要特许证的法案，格鲁大使的警告加强了罗斯福内阁的一些阁员，如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地位，他们既要求美国对日本实行更强硬的政策，还要求对英国承担更大的义务。七月二十六日，罗斯福总统宣布限制出口飞机燃料、润滑油和废铁废钢。这一步他迈得很有信心，因为得到两个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罗斯福已邀请这两人参加政府，以便在秋季总统竞选活动之前给人一种全国团结的印象。
　　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七十二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谈起这些，他可回溯到他与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交情。他担任过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在满洲危机期间还任过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他从这些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哈罗德·伊克斯再三要求“采取直接行动以使日本人懂得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压根儿不怕它”，史汀生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国务院主张不要对石油和废钢废铁的出口实行全面禁运，因为据赫尔的审慎估计，“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将日本逼得太甚，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迫使它夺取荷属东印度。”
　　总统不顾国务卿的规劝，于十月份对所有的废钢废铁实行全面禁运。这是美国悄悄地在日本脖子上套上经济绳索的第一个迹象，它使近卫内阁坚定了决心，加紧对亚洲强加“新秩序”的活动。日本要求英国关闭缅滇公路以断绝蒋介石的供应线，英国厕服了；日本又向印度支那的维希总督提出了实质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允许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向北对国民党人远征。一九四○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当德国空军开始猛烈夜袭以迫使英国投降时，松冈外相正与德国驻东京大使就打算签订的三国条约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商谈。希特勒的意图是，这个条约将鼓动日本人进攻新加坡，有助于实施他进攻英国的计划。还能为他进攻俄国的长远计划打掩护，松冈在商谈中想争取德国支持日本南进以控制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矿藏——不过他已得到严格指示不得将日本卷进德国的战争。
　　经过两个星期的讨价还价，松冈洋洋得意地在天皇在场的御前会议上汇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支持日本为实现亚洲“新秩序”所作的努力，而且“运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条件是日本得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活动中的领导地位”。松冈还高兴地指出：“将逼使美国更加谨慎地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使墨索里尼确信：“这是使美国全然不介入战争，或者使它介入战争后毫不起作用的最好办法。”当三国条约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时，东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要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大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三国条约的签定使东京公众欣喜，并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条约为日本征服东南亚扫清了道路。不出希特勒所料，这个条约使伦敦和华盛顿大吃一惊，因为现在太平洋已不可摆脱地与欧洲的战争连在一起了。在华盛顿，法国如此迅速的失陷使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入侵和降服英国已经“属于可能的范围了。”他们估计英国在六个月之内就可能遭到打击而退出战争，所以，他们开始准备实施“彩虹4 号”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将单枪匹马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当开始征兵的“选征兵役法案”被送到国会的时候，他们就建议把军火转运去建立美国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但是，总统在听到丘吉尔对抗性的“我们绝不投降”的讲话后，相信丘古尔能把他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罗斯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的建议不予理睬，枪炮、飞机和弹药继续越过大西洋被送往不列颠群岛。
　　在太平洋问题上，罗斯福答应为澳大利亚政府承担后者所要求的防御义务时的态度却比较审慎。“如果我们决定不为美国在远东作战，那么它也没有理由抱怨”，孟席斯首相在七月这样说过。这时，他对华盛顿的访问已告失败，没有得到美国对维持现状——甚至涉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属东印度的现状——作出任何具体保证。不过，总统对三国公约作出了反应，答应给蒋介石提供五十架驱逐机和一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他向英国保证，他们愿意不怕冒得罪日本的风险重开缅滇公路。这就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他的合作有了保证，是因为罗斯福终于同意让出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与潜艇作战时急需的五十艘改装的驱逐舰。一向谨慎的总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诺克斯和史汀生一再施加压力，而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保证“以战舰换取基地”的交易将得到他的支持。
　　这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提出强烈的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民意测验表明，总统的声望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面对这个问题，罗斯福不得不参加竞选辩论，以回答人们对他的如下指责：他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同德国交战。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波士顿对听众说，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孤立主义分子，“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
　　第四章欧洲第一
　　许多美国人，虽然没有发现一个公开支持孤立主义事业的总统候选人，但从罗斯福明显的“不要战争”的保证中得到安慰。五天以后，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以五百万票之差被击败。不过罗斯福总统后来还得承认，他之所以作了波士顿讲话，是出于在战争问题上给整个国家一个总的保证的需要，而这时，他还是希望他的海军援助和供应能使英国打败德国。在他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入主白宫之后不列两个星期，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桌子上的海军作战计划局的备忘录的冷酷现实使他的这个希望破灭了。
　　这份由海军作战部长签名的长达二十四页的报告，对美国的战略作了异乎寻常的坦率的重新估计。“我相信，美国除了给英国以海军援助之外，也需要将其空军和陆军派注欧洲、非洲或者同时派往这两个洲，并参加地面攻势，”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得出结论说。纳粹控制了从挪成到西班牙的两大西洋地区，加上轴心国势力从地中海向非洲沿海扩张的威胁，这些现实使总统所作的没有战争的所有保证成为战略上的无稽之谈。
　　如果要最终打败纳粹德国，美国就必须准备参加“彩虹5 号”战略规定的战斗，这就需要在大西洋上集中力量，而在远东尽最小的义务。斯塔克的亲英立场深受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上将的报告的影响。戈姆利当时作为一个半常驻观察家驻在伦敦。在皇家空军击败了德国空军以后到达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得出结论说，英国现在能生存下来继续进行抗击德国的斗争——只要美国提供丘吉尔所要求的大力支援。与此同时，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强调，他们没有帮助去抵抗日本的进攻，是因为他们从地中海或大西洋抽调不出战舰派往新加坡。他们告诉美国代表团：“美国战斗舰队的支援显然将改变远东的战略形势。”但是斯塔克集中力量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计划，意味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义务必然是有限的。
　　“D 计划”——海军作战部长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个计划的称呼——很快就得到陆军的同意，作为“彩虹”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基础。尽管乔治·马歇尔将军起初因担心美国在制订战略时可能过分强调英国的需要而感到不安，但是到一九四○年圣诞节，他已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个计划当作将来发展的基础。马歇尔正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将不列二十万人的和平时期的衰弱的军队变成一支不得不到海外作战的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任务因最近实行的选征兵役法的期限只有一年而变得复杂化了。
　　总统支持“D 计划”所承担的“欧洲第一”的义务，并批准与英国进行三军参谋长级会谈以为迅速实施这个义务作好准备工作。他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构成的威胁大很多，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产生这些忧虑是由于希特勒说第三帝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三月写的第二封信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当巴黎失陷，著名的法国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时，人们更加忧心忡忡。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的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一种裂变武器是切实可行的。一九四○年六月，这个绝密的专家小组被并入总统新近设立的“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领导。委员会现在可以得到建立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实验项目所需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幸好这些铀矿石在比利时遭受法西斯蹂躏之前已被比利时国家矿务局运送到美国。
　　德国人可能正在研制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总统及其军事顾问在他们的长远打算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威胁因素。而到一九四○年年底，他们当前的紧要问题是丘吉尔发出的警告，英国财库已“空空如也”，连军火都买不起，仗打不下去了。
　　为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想出了“租借”的主意，即向英国人借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武器和供应品而无须支付现金，以“摆脱那愚蠢的、可笑的美元标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的“炉边谈话”中告诫这个国家；这个政策不过是一个邻居的谨慎行动——在他隔壁房子上的火还未烧到他自家之前，他借出花园的水管子将火扑灭。孤立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过分简单的见解，连续两个月强烈反对总统的租借法案。如果那些政治家知道总统打算使美国卷进欧洲战争到何等程度，租借法案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国会通过。
　　一九四一年，国会山就租借问题展开的辩论从二月进行列三月。在这期间，表面看来是“英国采购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英国和加拿大高级代表团的军事官员，穿着便服，经常来往于华盛顿石溪公园上面的华丽的沃德曼公园饭店和邻近的宪法大道上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大楼之间。总统签署租惜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十六天，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参谋级会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结束。代表们都同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宣言：“既然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那么大西洋和欧洲战争就应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战区。”“不愿卷入任何对日战争”的决定将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会代表作出了这个决定，尽管英国代表认为美国应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加强新加坡基地，因为英国承认它守不住这个基地。“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并维护它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必须确保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在政策备忘录中说：“新加坡是保护上述利益的关键，必须牢牢保住它。”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听说这个堡垒易遭陆上攻击后，指责这一举动是一个特大的战略错误。马歇尔和斯塔克把这个基地看作是英国决心维持它的远东帝国的政治象征。他们准备承认，新加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失陷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在战略上有必要来“承受却又不致于导致最后的灾难”。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军事活动必须集中在大西洋或海军活动集中在地中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并补充说，虽然它赞成“保住新加坡是合乎需要的..但它也认为，为了确保新加坡而将大量的部队转到亚洲这个非决定性的战场，有可能使联合的列强的主要活动不能获得成功。”于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美国海军应再派一些舰只前往大西洋，这样反过来将使皇家海军能够派遣它所能派遣的大型战舰前往新加坡，以便使西太平洋上的英美海军力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草动知风向”
　　“彩虹5号”计划扩大为未来计划的基础。然而在下一个月中，为了能向远东提供更充足的力量，英国人又耍了一个花招。“许多迹象似乎表明，在今后儿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日本人企图和我们交战，或者制造事件迫使我们同他们交战，”丘吉尔在二月十五日打了这样一个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澳大利亚遭到日本战争机器的入侵，这部机器的燃料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四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英、荷参谋长会议重新呼吁美国海军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基地以威慑日本。马歇尔和斯塔克以这个举动不符合美国总的战略为由而再次予以拒绝。
　　英国截收的日本驻柏林大使致东京的无线电报提供了上述“迹象”，最近运到的美国“紫色”译码器帮助破译了这些电报。华盛顿的情报机关也在密切注视着希特勒为了敦促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的义务而对她施加的压力。
　　“消灭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基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敦促大岛浩大使，并且向他保证，德国的潜艇将要赢得大西洋战斗的胜利，立即进攻新加坡“是使美国不介入战争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要总统阻止日本“冒险尝试”，办法是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如果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都将使美国参战。罗斯福知道，在政治上，他的双手被孤立主义分子捆住了，而且民意测验表明，虽有十分之六的美国人准备对日本人采取坚决行动，但只有十分之四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他将租借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国民党人，并批准克莱尔·陈纳德上校吸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参加他的“第一志愿队”。驾驶着机头彼涂得象鲨鱼鼻子似的“战鹰式”战斗机，“飞虎队”——以此著称——开始在中国领空击落日本飞机，每击落一架得奖金五百美元。
　　一九四一年春，华盛顿通过破译柏林和东京之间的电报，得以了解松冈外相推行“闪电外交”的快速。而美国只对日本发出严厉的警告：在中国制造进一步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还是老问题，我们在远东应该怎样来牵制日本佬，”陆军部长史汀生记录说。赫尔建议向太平洋彼岸派遣战舰，“我们到处露面，让日本佬猜去吧。”英国继续呼吁美国舰队到新加坡去。
　　斯塔克海军上将拒绝了这两个计划，因为它们分散了兵力，容易招致进攻。只有四艘老巡洋舰终于涉过太平洋，在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和悉尼作短暂停留，象征性地表明山姆人叔没有忘记澳大利亚人。美国海军现在受到巨大压力，甚至要它在两大洋保持可观的力量。年初，金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的时候，海军的意图是抽调太平洋舰队的四分之一，回击希特勒为了报复租借行动而向两派遣潜艇的活动，斯塔克向刚刚接替理查森海军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解释说，“我们参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参加的问题。”
　　总统已初步批准海军上将金在四月初开始替英国船队护航。后来截收的情报透露，日本外相正首途赴柏林。罗斯福担心这预示着日本将在太平洋采取行动，认为削弱金梅尔舰队的力量是不明智的，于是把抽调战舰和护航的计划推迟到五月。
　　这对皇家海军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一九四一年头几个月里，为了配合德国空军猛烈空袭英国港口，德国加紧进行潜艇战，企图一举切断大西洋两端的生命线。德国人还开始向巴尔干地区和北非出击，以支持意大利盟友为把地中海变成轴心国的湖泊而发动的并不坚决的攻势。“如果我们在大西洋输了，那么我们处处都输了，”马歇尔将军告诫总统，表达了他这位参谋总长的忧虑：英国般只的巨大损失已经威胁着新的“欧洲第一”战略。后来在利比亚的英国部队被埃尔温·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击退的同时，英国还被迫从克里特岛作另一次军事撤退。美国陆军情报头目对英国生存的可能性所作的预测过分悲观，以致马歇尔觉得必须撤掉他们，换上一批“眼光比较远大”的军官。四月底，罗斯福决定减轻皇家海军的压力，将美国海军的半球防务巡逻扩大到大西洋另一边的格陵兰和非洲的末端，这一决定引起了孤立主义分子的愤怒抗议。查尔斯·林德伯洛在“美国第一主义者”在曼哈顿举行的集会上说：“不管我们提供多少援助，我们也不能为英国打赢这场战争。”
　　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已在私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陆海军都需要国家工业资源来完成各自的千架轰炸机计划和两洋舰队计划，由于双方正在争夺这些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因此差不多需要两年，美国才能由于实施“胜利计划”而具备同时与德国和日本较量所需的实力。到了春末，显然已经可以看出，仅仅支撑英国人所需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就比上一年十二月所估计的还要多。现在看来更有必要防止太平洋紧张局势升级。
　　然而，美国人发现，当要制订对付日本的外交政策时，他们陷入了不堪设想的境地。国务院提出在中国问题上不要作出妥协的建议时，重新搬出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甜言蜜语”的外交，“同时我们要在太平洋采取行动，再次挥舞外交、经济和海军‘大棒’。”但到一九四一年，这些大棒的威力还不足以降服决心实现亚洲“新秩序”的军事强国日本。美国同样坚持国际条约在道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坚持严格遵守不会为中日冲突带来任何解决办法的门户开放政策。两国都不希望战争，双方在年初都做好了进行一轮谈判的准备以解决这场危机。但它们的不灵活的姿态将使外交遭到失败，最终使双方都不可能避开在太平洋发生冲突。
　　一月，科德尔·赫尔再次向众院外委会发表讲话，谴责日本以武力推行“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狂妄计划”。就在国务卿暗示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必将遇到更厉害的经济报复的时候，两名美国神父正在归国途中，他们携带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华盛顿和东京举行谈判充当中间人。
　　詹姆斯·沃尔什主教以总部设在纽约马里诺尔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他的代理主教詹姆斯·德劳特神父的陪同下，于十一月抵达日本。表面上他们横渡太平洋是为了巡视在日本的传教团，但这次访问却有另一个重要目的。这次访问得到罗斯福内阁中最著名的夭主教阁员、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支持。它也得到寺崎太郎的协助。寺崎是外务省美国课的间谍头子，他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指挥日本在西半球的整个间谍网。马里诺尔的神父应当采取这个非同寻常的外交的而不是宗教的主动行动，这个主意是反复无常的德劳特想出来的。他的孤立主义的、反罗斯福的信念早在他为温德尔·威尔基的不成功的竞选活动起草的一篇讲演稿中公开表现出来了，他在讲演稿中写道：“难道我们必须就着外国的鼓点跳舞吗？”
　　两名神父刚刚抵达东京，就同银行家和陆军省军事课的一位高级成员举行了紧张的磋商，后者还安排他们与松冈外相——赫尔认为他歪得象鱼钩——举行了会晤。日本人希望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以避免公开承认日本可能谋求解决中国事件的妥协办法，美国神父的活动看来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这样，他们希望利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日益扩大的分歧，按照如下的条件促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条件将使日本在牺牲英国的利益但又不至于堵塞美国石油的进口的情况下，实现她在南亚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计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罗斯福有交情的公认的亲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于二月被派往华盛顿，监督和促进微妙的谈判进程。他抵达美国时，马里诺尔的神父刚好访日归来，通过邮政总长的安排，两位神父会晤了总统。他们有理由认为，总统对他们提出的将问东京谈判的问题会作出有利的反应，倒不是因为罗斯福和赫尔打算遵守他们的非正式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日本人会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收敛在中国的活动。经商定，国务卿将会晤野村大使，私下坦率地交换意见。松冈的中间人要求对谈判绝对保密，因此，在一系列“秘密会谈”开始的时候，这位礼貌得无以复加的海军大将从仆佣入口处进入卡尔顿饭店，然后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
　　赫尔和野村的外交谈判刚刚踉跄起步，沃尔什和德劳特就在四月初提交了“谅解草案”。由于“谅解”是同日本的代理人磋商起草的，难怪它转达了东京的最低限度的谈判条件。这个条件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大片中国地区行使的权力，还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并迫使他求和。赫尔受到了侮辱。他当即拒绝了这个文件，说它“远不如你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迁就，只有最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会这样做。”
　　国务卿坚决要求谈判必须满足美国的四点要求。日本必须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支持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太平洋的现状（以和平方式改变了现状的那些地方除外）。野村由于急着要谈判，因而过分强调了美国在“谅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意愿，他也没有意识到三国条约将成为一块多么巨大的绊脚石，因为美国已开始要求日本同希特勒分道杨镳。几个星期以来，在卡尔顿饭店举行的紧张的晚间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野村的彬彬有礼在磨炼着赫尔的耐性，野村的越来越聋影响了他进行困难谈判的能力。谈判的特殊环境妨碍取得实际进展，并掩盖了双方的分歧究竟有多深。赫尔和野村遵照罗斯福和近卫对各自的指示，仍然在努力进行谈判，双方看到拖延时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日本人准备在不到九个月之后开战，那么美国的军事机器则需要一年半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在大西洋上对付德国人的同时开展一场太平洋战争。
　　开始叫牌
　　一九四一年春的头几个星期，华盛顿和东京的樱花树盛开，近卫首相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根据三国条约制订的宏伟计划正在解体。德国放弃入侵英国，美同的立场更强硬，加紧向英国和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更多的武器，并逐渐拉紧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经济套索。
　　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本外相访问莫斯科，试图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证明松冈从柏林归国途中，正被迫打他的俄国外交牌和德国外交牌，以便迅速在华盛顿赢得让步。“现在日本和俄国解决了争端，日本可以整顿远东，德国将处置欧洲，”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心车站同这位身材矮小的使节互相告别拥抱时对他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对付美国，”斯大林作出保证。然而，他已经知道这个保证是何等的虚假，因为他在东京的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已发出警报：德国正准备入侵苏联。
　　日本的军事计划人员也在制订进攻美国的计划，如果野村大使的华盛顿之行失败的话。帝国海军的高级战术家正在准备一项消灭太平洋美国海军力量的冒险计划。它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脑力劳动的产物。一九三五年，山本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伦敦海军会议，后来担任副海相。他公开提倡发展海军航空兵，竭力阻止同美国发生冲突，因为在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访问美国时，美国的工业实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敲警钟，说日本缺乏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资源，这使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攻的主要对象。一九三九年七月，他的朋友和同事米内光政首相派他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作为拯救他的生命的唯一办法。”他被任命之后两个星期，欧战爆发，他制订了一项严格的计划，要求他的士兵“具有非凡的战斗力和作战本领”——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在训练中丧生死得英雄”。
　　联合舰队正在进行训练以便达到新的战备高度，与此同时，舰队司令长官继续率领帝国海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抵制问轴心国结盟，但没有成功。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认为英国在一九二一年抛弃了日本，而他们在德国海军服役或在驻柏林大使馆工作期间，纳粹国家的纪律和意志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是他们转而对德国效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山本在华盛顿工作了两年，在此之前，当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游历了美国，这些经历使他相信，有人认为美国人“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这种受德国影响的看法与实际相距甚远，因而是十分危险的。他提醒那些瞧不起美国海军的战斗力的人，不要忘了法拉格特和杜威这两个海军将领的业绩。但首先是美国的资源实力，这使日本要冒险与美国交战变得愚蠢可笑。“只要看了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的人，”他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说，“都会知道日本缺乏同美国海军较量的国力。”
　　近卫亲王支持松冈的亲轴心国外交，要日本加入三国条约，人们认为德国很快就要征服英国，内阁又以辞职相威胁，这使海军里最后的反对意见迅速归顺。“在这个阶段，对美国的经济压力表示震惊或愤怒，不是幼稚急躁，就是对事态极端漠不关心，”山本在写给一位同事军官的信中说道。他相信经济套索将慢慢拉紧，直至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诉诸战争。九月，山本被召到东京，他认为近卫的政策不可免地导致同美国交战，他并不掩饰这个看法。“如果我们奉命这样做，”他当面对首相说，“那么我可保证在头六个月顽强拚搏，但是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绝对没有把握了。现在对三国条约已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但我希望你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
　　山本相信亚洲新“秩序”必然寻致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由于近卫决心奉行这个计划，山本只好尽自己的职责，开始准备打一场他早就反对的战争。海军参谋本部早已准备了对付美国“桔色”战略的计划，这一战略的梗概早为东京知晓。“截击行动”是这一计划的关键，一九三三年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把华盛顿条约系统强加给日本海军的百分之六十的劣势考虑进去。一支远程潜艇建立起来了，任务是进攻前去援救菲律宾的美国战舰。然后是一支太平洋舰队，它将在日本在领海内占优势时进行“决战”，幸好这支舰队的力量只被削弱百分之三十。
　　这个战略与其说是向前看，将舰载机可能变革海战的方式考虑进去，不如说是向后看，缅怀一九○五年东乡海军大将对俄国无畏战舰的庞大舰队所取得的胜利。在整个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向东朝着他们打算进行决战的太平洋地区连续推进——到一九四○年在马绍尔群岛附近摆下决战战场——但日本计划人员意识到，引诱美国人到日本领海决战是困难的。这些是引起山本不安的“截击行动”战略的固有弱点。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日本必须在太平洋迅速打赢一场战争。如果推迟一年左右进行这场“日德兰式”海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就会变得过分强大而难以战胜，而且可能耗尽联合舰队继续航行所需的燃料。
　　在一九四○年作战演习期间，山本赞许地注意到舰载机如何能够轻易地击沉舰队的战列舰。“我不禁在想它们能否到达珍珠港，”他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说，脑子里又闪过那项大胆的计划，海军参谋本部始终认为这项计划太冒险。但山本是一个精明的赌棍，他以自己下象棋打扑克的高超本领而自豪，他在下棋、打扑克的时候，依靠的是审时度势的绝妙本能。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当皇家海军“卓越号”航空母舰出动“旗鱼式”双翼轰炸机，袭击意大利海军在塔兰托基地的战舰的时候，形势看来有可能变得对联合舰队有利。山本问海相提出有可能对夏威夷发起类似的袭击。一月七日，他提交了题为《对战争准备的看法》的长达九页的汇报提纲。“胜利是不会轻易取得的，”提纲对袭击珍珠港作出了估计；“但是，如果有关的全体官兵真正无私果敢，团结一心，那么有老天爷保佑，胜利是有可能的。”
　　在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中摧毁美国海军力量，就有可能为日本赢得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马来亚和菲律宾所需的时间。面对西太平洋的“既成事实”，山本推测美国很有可能接受早停火，他补充说：“第一天必须定局。”与此同时，他将此计划交给第十一航空故队，叮嘱不要交给处事谨慎的南云忠一海军中将，而要交给他的参谋长大西泷次郎。大西少将立即责成源田实中佐研究这一计划。三十六岁的源田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飞行战术专家，在中国出了名。头年秋天他在担任驻伦敦海军武官期间，仔细研究了袭击塔兰托的报告。他很快得出结论：提出来的计划是冒险的，但有取得成功的很大希望。这足以证实山本为何本能地感觉到这场赌博可能成功。一九四一年春，他命令制订“Z 作战计划”——这个名称是根据对马海峡海战中东乡海军大将旗舰上飘扬的Z 形信号旗而起的。山本私下对他的参谋渡边安次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最好放弃这场战争。”
　　绝对保密和准确的情报是Z 作战计划取胜的关键。美国如果事先知道日本舰队正前来偷袭珍珠港，就会出动军舰和陆基轰炸机发动反攻。自从一九三二年的战术演习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意识到它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有遭到空袭的危险。仅仅三年以前，金海军上将再次指出了这个危险。陆海军的飞机因此加强了巡逻。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华盛顿根据东京的外交行动发出一系列警报，巡逻的飞机便深入到太平洋更远的地方。
　　英国袭击塔兰托基地后，陆军部长史汀生赶快下达命令：为了保护瓦胡岛免遭突然袭击，“应火速提供更多的截击机、高射炮和雷达设备。”十二月，他还向金梅尔海军上将建议，应当在港内“舰列”周围布置防鱼雷网；但新上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反对这个意见，理由是它“将使航道变窄，限制舰船的出入”。一九四一年二月，秘鲁大使转达了鸡尾酒会上听到的一则传闻：日本正准备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甚至当格鲁大使报告了这个传闻以后，夏威夷也没有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这个警告不明确。在后来的十一个月中，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部门收到的类似的传闻，都没有十分明确地断定夏威夷是日本作战计划的焦点。根据美国的合乎逻辑的军事见解，菲律宾、马来半岛或者荷属东印度，同五千五百英里外的夏威夷群岛相比，都是日本的更明显的目标。
　　在珍珠港事件上，日本成功和美国失败的关键是情报。山本海军大将开始执行计划和协调这场大规模海空作战的艰巨任务，以实现他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冒险计划。在“长门号”战列舰上，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夏威夷海军基地的详图，锚地、防御工事和油库都在地图上标了记号。在他的抽屉里，他保存着厚厚的一本材料——《夏威夷地区美国舰队的习性、力量和防御工事》，这本资料记载了舰船的活动、水深、海空巡逻的方式（夏威夷的间谍的报告使这方面的情报不断更新）、潜般监视、截收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报纸上透露的总的背景情报。
　　在撒得很远的间谍网中，有一个主要间谍，他二十八岁，名叫吉川猛夫。这位前海军少尉被吸收进来，在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喜乡长雄的监督下，以低级外交官的身份在那里进行间谍活动。领事馆的这位友好官员，化名森村正，经常携带漂亮姑娘，在夏威夷观光游览，在珍珠港上空飞行，在瓦胡岛上许许多多的美籍日本人中，他并不惹人注意。在一九四一年的整个春季，喜多源源不断地向东京提供情报，山本的参谋部将所需的细节集中起来，制订Z作战计划。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只有少数心腹军官才知道珍珠港的意义。为防止在夏威夷群岛增加间谍活动而引起美国的怀疑，除了在整个远东的英国和荷兰的主要基地报告敌人舰船动向的那些间谍以外，在西海岸港口、运河地带和马尼拉活动的日本间谍也都加强了监视。然而，德国谍报局要求日本提供援助的举动几乎使整个计划破产。南斯拉夫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透露始同他接触的英国人：德国海军驻东京武官访问过塔兰托，他本人奉命前往美国访问珍珠港，而且携带了一份关于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需要弄清楚的情报清单。一九四一年八月，波波夫被派往纽约，当面向联邦调查局交侍他打算访问珍珠港的明显目的。但他前往迈阿密途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使爱挑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不相信他，以致他的情报的重要性显然被埋没掉了。
　　开始“魔术”活动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实施的保密制度究竟何等重要，实际上始终无人知晓。无论是他，还是帝国统帅部，都没有怀疑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判读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绝密外交电报。这使伦敦和华盛顿及时了解到松冈外相为了谋求柏林和莫斯科帮助实现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所作的努力。美国拥有这个无法估计的情报优势，是因为美军坚持进行密码破译活动，在一九二一年极其成功地促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亨利·史汀生在一九二九年担任国务卿时解散了“黑室”，他的道德上的理由是：“有教养的人不看别人的信件。”一九四一年他担任陆军部长时，使他感到很大宽慰的，是在聪明的年轻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上校的领导下，陆军在一九三五年重建了密码破译队伍。当年对日本驻华盛顿海军武官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巧妙的盗窃，弗里德曼的特别情报处得以仿制了初期型号的德国设计的埃尼格马密码机。这是根据打字机的原理制造的电动机械装置，通过可变换插头板电键和转子的接触通电，发出电子脉冲，变换出字母。
　　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一直在判读所谓的“红色密码”，但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采用了更加先进的“九七式字母打字机”。由于不能得到这种新的把守很严的机器，弗里德曼的一班人三年来一直试图制造出自己的装置来破译“紫色密码”。一名队员突然灵机一动，觉得日本人有可能用埃尼格马密码机的转子来代替电话局所使用的选号步进开关，他们根据这个想法成功地制造了紫色密码译码器。海军密码专家的熟练探测工作揭开了一个秘密：十分重要的插头板电键每十天一个周期调整一次。因此，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弗里德曼的特别情报处的密码破译组，以及阿尔文·克雷默中校领导下的、隔天轮流处理截收密电的海军情报处OP20G组，能够破译“除了百分之二、三以外的所有紫色密码外交电报”。但是，这种外交电报的数量太大，学过日文的美国密码专家的人手太少，以致无论陆军情报处还是海军情报处都不能够恰当地核对和评价大量的破译电报。
　　陆海军密码专家不仅破译紫色密码，而且破译其他日本密码，为了保护他们提供的秘密情报的来源和发行，取了一个“魔术行动”的代号。最重要的情报放入袋中，由特别信使送交总统、陆海军部长、陆海军情报主任、作战计划局局长和国务卿。因此地位特殊的少数人行列的只是经过挑选的截收密电，然后由信使全部销毁，这样，尽管实际破译工作干得很出色，却没有一位高级美国领导人了解“魔术”提供的全部情报。后来的事态表明，这是整个行动中的重大缺点，陆海军情报专家都没有从小小线索中发现夏威夷有可能成为日本的重要目标。
　　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是担心泄密，在一九四一年春夏期间，这种担心几乎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截收的密电透露：柏林的“可靠人士”正在提醒日本人，美国人正在判读他们的密电。泄露这个情况的，几乎肯定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该使馆一时疏忽，用低级密码向伦敦发出“魔术”的绝密情报，被德国人破译了。虽然日本人仍然坚信他们的最机密的密码是安全的，但华盛顿却发生了恐慌。“魔术”情报的保密规则紧到这种地步，以致陆军拒绝承担继续向总统送交密电的责任，因为在此之前发现有人乱扔这些截收的密电，有一份被揉皱后扔进了白宫的一个废纸篓里。
　　最严重的后果是，向夏威夷陆海军部队送“魔术”情报简报的次数急剧减少了。七月以后，只有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直接命令方才送出。这使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枯竭了。太平洋舰队没有得到它自己的“紫色密码”译码器。一九四一年年底组装了六台这种复杂装置，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中心各分得一台（各自还保留一台），一台送给菲律宾的甲米地海军基地。原来计划送给珍珠港的那一台，在一九四○年秋同英国人交换工艺保密产品时，连同备用的一台送给了伦敦。这个一揽子交易是亨利·蒂泽德爵士交涉议妥的，作为整个交易的一部分，英国人向美国人提供最新式的厘米波雷达装置和英国密码专家研制的破译德国密码的埃尼格马译码器，美国人则向英国人提供破译日本密码的线索和答案。英国人出于安全考虑的表面理由，迟迟不向美国人提供破译德国军队密电的线索和答案，实在叫人痛心，因为后来声称，珍珠港缺一台“紫色密码”译码器，是导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灾难的一个因素。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特别感到愤懑。金梅尔是美国的明星海军将官之一，一九四一年二月他被派去“改组”太平洋舰队。
　　自从上年十一月，帝国海军大幅度修改作战密码和密码系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不知道联合舰队活动的具体情报。对遍布太平洋各地的监听站收听到的无线电情报进行分析，是他们现在了解日本军舰动向的主要来源。在阐明总的形势时，“魔术”对外交密电以及对日本各领事馆向东京提供的间谍报告的洞悉，能对金梅尔的情报人员提供许多重要线索。
　　到一九四一年五月，破译联合舰队的新密码成了当务之急，在约瑟夫·罗彻福特上尉的领导下，一个战斗情报小组在夏威夷成立起来了。罗彻福特当过兵，懂日文，而且具有破译密码的天才，现在运用这些才能来解开联合舰队重要密码的奥秘。这些密码包含了大部分的作战命令和海军将官的密电。几个月之后，罗彻福特的小组只成功地破译了日本海军用来通报有关气候、燃料供应情况和人员调动的例行情报的密码。这些情报需要和来往密电以及无线电方位报告的总的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依靠明智的猜测，才能对帝国舰队的可能动向有一个总的了解。正如罗彻福特和金梅尔所知道的那样，这个方法极容易上敌人欺骗活动的当，敌人常常将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呼叫信号转移到驱逐舰和潜艇上采用，以便掩饰高级指挥官及其突击部队的下落。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对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说，需要准确的无线电情报来补充对密电所作的分析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当时，罗斯福总统重新命令从夏威夷派遣三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队巡洋舰增援大西洋舰队，以解救英国的危急军事形势。德国空降部队重创英军之后，英军正撤出克里特岛，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则加速通过利比亚以威胁苏伊士运河。
　　德国人利用在希腊取得的军事胜利敦促他们的远东轴心国伙伴回顾她对三国条约承担的义务。“日本有必要进攻新加坡，”赫尔曼·戈林元帅对东京驻柏林大使大岛郑重地说道。此后不久，日本外相于三月底抵达柏林，松冈同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的会晤使人毫不怀疑：日本人不对英国人采取行动使德国大为不满，日本人正在同美国人秘密谈判的消息使德国更加不安。三国条约的一个意图是一定要把美国海军牵制在太平洋上，使它不能增援皇家海军，帮助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上抗击德国潜艇。因此，松冈返回东京后，他决心对美国奉行一条将能重新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方针。五月十二日，近卫向赫尔提交了对美国建议所作的正式答复，日本是根据一系列并不明确的原则作出答复的，这些原则显然将导致日本控制远东。此外，答复还要求美国立即恢复正常贸易关系。
　　国务卿受到莫大的侮辱，当即拒绝了日本的建议。德国人对日本人也愤愤不满，因为日本仍然不愿满足他们提出的进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要求。一个星期以后，大岛从柏林致电东京，说德国强烈反对“美国在大西洋上进行反轴心国的猛烈扩张”，还说希特勒强烈认为“日本正在逃避参战的责任”。“魔术”截收的情报使罗斯福能够随时了解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因此他决定再向三国条约塞进一个楔子。五月二十二日，往东增援大西洋舰队的太平洋舰队分遣队进入巴拿马运河的那一天，他命令派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换下驶守冰岛的英国部队。同一天传来的消息说，希特勒的海军引以为荣的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在冲出北极区的雾，加入大西洋上袭击同盟国船队的战斗。在六天的时间里，皇家海军穷迫不舍，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击沉了这艘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战舰之一。美国人全都目瞪口呆。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趁着两艘美国商船被击沉之后群情激愤的时机，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紫急状态”。为了制止希特勒“控制海洋”的企图，罗斯福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他将把美国海军巡逻的范围扩大到东大西洋，“以保证向英国提供所需的供应品。”
　　这是同轴心国的没有宣布的战争的重大升级。但是希特勒没有上钩，他不在西线加强故事，因为他很快就要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
　　第五章“不祥的蒙影”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在这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战争的整个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六千门大炮雷霆般的轰击下，德国坦克和步兵师象浪潮一般滚进苏联边界。虽然“魔术”和“尤尔特拉”①情报证实了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从东京发回的报告，英美方面从这些情报中推断出将要发生的情况，并多次提醒斯大林，但红军在指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的三支执行“巴巴罗沙行动计划”的大规模闪电突击部队前顶，还是兵败如山倒。对于温斯顿·丘吉尔来说，希特勒进军东方是英国对德斗争的转折点。它使英国免受德国入侵的威胁，因此，首相要求全国赞同他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建议。“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残渣余孽。对此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动摇！”然而，斯大林对此壮举，以及对于罗斯福不顾美国反共情绪的阻挠，表示提供租借援助的给人以同样深刻印象的建议，却迟迟不作答复。
　　① Ultra，盟国截听敌通讯密码的情报机构代号。——中译本编者
　　纳粹元首早已计划要从地球上铲除布尔什维克，这次战争虽然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取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在外交上却是一场惨败。尽管希特勒向墨索里尼保证，这将“极大地减轻日本在东亚的压力，日本可以腾出于来进行干预，对美国的行动构成更大威胁，”但这次战争却更加激励了美国的决心。
　　希特勒大大估计错误。进攻俄国差点破坏了三国条约。日本正是依靠这个条约，谋求德国帮助日本同斯大林维持良好关系，以便消除来自西伯利亚的威胁，使日本的陆海军可以集中力量南进。近卫首相觉得受了欺骗，因为德国人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轴心国伙伴，没有把“巴巴罗沙行动计划”提前告诉他们——尽管他自从接到驻柏林大使大岛四月份的一份报告以来，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那份报告说，“德国相信它能打败俄国，它正准备随时打仗。”
　　外相强烈主张遵照希特勒的旨意，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动进攻，然后北上，进攻俄国腹地。这个主张在日本内阁引起了意见分歧。刚愎自用的松冈背弃了他最近向斯大林许下的诺言，急忙跑到皇宫，企图说服天皇支持进军西伯利亚。但他和他的同事丢了脸，人们叫他“希特勒的听差”。陆军参谋本部无意同苏联的坦克和飞机较量，除非他们可以肯定德国人已经击败苏联红军，使之处于失败的边缘。海军军令部坚决反对在北方开战，因为他们的计划适应迅速南进，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一旦外交活动失败，要使日本不依赖美国，就需要这些石油资源。
　　这的确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底可能出现的结局。日美双方秘密谈判了两个月，并没有接近于达成和解；实际上，双方由于立场更加强硬而相距愈远。在实施入侵俄国的“巴巴罗沙行动计划”的前一天，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最新建议。六月二十一日，国务卿对野村的照会作了答复：东京关于由日本军队保护中国独立的计划是不能接受的。将来要继续援助国民党人，一旦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就应退出三国条约。
　　赫尔坚定地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同时提出对日本政府的诚意表示怀疑的口头照会，断然指出：“某些有影响势力的日本领导人，正死心塌地奉行一条支持纳粹德国及其征服政策的方针”。松冈把这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估计日本现在没有其他出路，只好与希特勒同命运，他利用这个作借口，中断了同美国的进一步谈判。但德国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入侵苏联，打乱了他的计划。外相要求立即进攻俄国，首相在日本内阁的支持下表示反对，并开始考虑如何尽快恢复华盛顿会谈，以避免卷入战争。这并没有使松冈因此而罢休。“日本正在准备应付有关苏联的各种可能的突发事变，以便同她联合起来粉碎共产主义的威胁，”六月二日松冈致电驻柏林的大岛大使。大岛大使奉命转告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夺取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据点’，以使日本能对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施加压力，”大使以此作为日本“对共同战线的宝贵贡献”，他保证：“当你们德国人同俄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日本人不会采取骑墙态度。”
　　华盛顿从“魔术”截收的日本致柏林的密电，以及指示野村大使澄清赫尔的最新立场的互相抵触的电报中，显然看出东京目前正在采取骑墙态度。罗斯福可以猜到日本领导集团正在乱哄哄。但他也要应付自己内阁中的意见分歧。
　　六月二十三日，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要求立即实行石油禁运，因为“日本正在注视着俄罗斯所发生的和西伯利亚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不想贸然对荷属东印度采取敌对行动。”作为“石油协调入”，伊克斯极力主张现有的每艘油船向英国供应石油，但对日本人要采取强硬政策，因为石油是“反对我们正在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星期之后，他极力主张实行禁运，并以辞职相威胁，总统提醒他：“我想你会有兴趣了解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日本人在试图确定往哪边跳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激烈争吵。”罗斯福相信制裁只会使日本往南跳，而不是往北跳，他解释了他审慎从事的理由：“我的海军根本不够用，只要太平洋上发生小事件，意味着在大西洋的舰船就要减少。”
　　“魔术”截获的情报披露，日本正在向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负责海军作战计划的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少将，六月二十日会晤野村后向斯塔克报告，石油禁运将促使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斯塔克把这份备忘录转交给总统，并在上面批了一句：“总的来说我赞成这个意见。”
　　七月二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要奉行向南扩张的政策。裕仁以此刻应有的庄重姿态，身着大札眼，毫无表情地听着近卫亲王以单调沉闷的声调宣读已经准备好的声明—
　　—《关于目前形势发展的国策纲要》。在这篇声明中，内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赞成日本“南进，为自我生存和自我保护建立巩固的基地”。只有“德苏战争的发展对我们有利时”，才能对西伯利亚采取行动。近卫规定：“我们帝国决心奉行一项将导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这将使日本获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领地的市场、石油和矿产。但首要的是“处理中国事件”。必须切断重新打通的滇缅公路，因为美国供应品正通过这条公路运到中国国民党人手里。在印度支那，将同维希政权建立“联合保护领地”，以便为陆军提供一个基地，从这个基地可以北攻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西击泰国和缅甸，向南威胁马来亚。日本希望这个行动将能说服英国人重新执行绥靖政策。但是，如果外交活动失败，将征召两百多万军队，加速军火生产。“将要作好同大不列颠和美国交战的准备，”近卫这样宣布道，暗示日本必须准备采取这个步骤，以便实现她的全国性的战争。松冈的“北进”政策在后来的一场辩论中再次遭到拒绝，天皇自然同意了近卫的计划。日本政府已经走上战争道路。然而，近卫和陆海军都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因而一致认为应作出最后的努力，通过外交实现这些目标。要想保留同美国人达成协议的一线希望，桀骜不驯的松冈必须辞去外相职务。近卫略施小计就把松冈罢免了。他要求全体内阁提出辞职，在重新任命内阁时免去了这位最亲希特勒的阁员，由比较听话的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担任外相。
　　日本有意对美国作出的一个安抚姿态，立即被华盛顿拒绝，因为“魔术”截收的情报透露，东京正在敦促法国政府让出西贡和金兰湾基地。截收的日本在七月二十四日致维希政府总统贝当元帅的最后通牒，证实了这个对泰国、马来亚和菲津宾的安全的明显威胁。最后通牒说，帝国陆军准备进军了。当日本的炸弹掉在南京的美国教堂和“土士伊拉号”炮舰旁边的时候，科德尔·赫尔站到强硬派一边，支持立即实行石油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马歇尔和斯塔克担心美国在没有完成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就面临着两大洋战争的危险，再次敦促谨慎从事。但法国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建立前进基地的要求，迫使赫尔作出反应。两天以后，国务院公开谴责这个行动预示着“进一步的更明目张胆的征服行动”。七月二十六日，总统宣布日本的资金将被冻结，贸易将进一步受到限制。
　　然而，罗斯福慎重地表明他的意图不是要通过对石油实行全面禁运而驱使日本诉诸战争。正如伊克斯所说的那样，总统“仍然不愿拉紧套索。他认为较好的办法是放松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绳索，不时地拉它一下。”
　　按照伊克斯的解释，总统打算“拉它一下”的意思是要求“发放出口许可证然后才能向日本输出货物，但总统表示我们仍能继续输出石油。”罗斯福本人特地向野村大使解释说，当他提出建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为各国在那里经商敞开门户，以解决目前的危机的时候，他并没有下令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他告诫说，假如东京政府采取行动，要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立即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局势。”他在发表最后通牒时，只让自己说到这个程度，在伦敦的英国和荷兰政府需要这个最后通牒来消除丘吉尔的忧虑，丘吉尔担心即使有限地压缩石油供应，也会驱使日本“狗急跳墙”。
　　总统的命令对制约日本军方能否产生很大影响，他本人并不感到乐观，但他有意保留了实施全面禁运的选择，只是中断高辛烷石油的出口，并把高额石油出口减少到只低于上一年的水平。尽管如此，华盛顿和东京的强硬派仍然认为限制和冻结是全面的。《纽约时报》说此举是“仅次于战争的最猛烈的打击”。格兽大使意识到日本报刊会爆发好战的叫嚣，于是警告此举将会产生“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有可能导致公开的冲突。帝国海军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海军是日本最大的石油消费者，当然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全面禁运将使舰队的石油储备不足一年，然后军舰就断了蒸汽。因此海军敦促首相加速准备执行南进的计划，以便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华盛顿监听到了东京的新的好战动向，“魔术”截收到东京致柏林大岛大使的密电，密电告诉他，日本可能需要采取“紧急步骤来砸碎这根日益强化的包围锁链”。
　　套在日本脖子上的这根“绳索”将被拉得比总统想象的还要紧。八月初，总统离开华盛顿去进行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钩。最后他神秘地消失在偏僻的纽芬兰沿海薄雾笼罩的“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八月九日，仍然带着“俾斯麦号”战列舰留下的创伤的“威尔士亲王号”，驶入了普拉森夏湾，然后在阿金夏村附近海面上抛锚，和“奥古斯塔号”靠在一起。几小时之后，总统和英国首相首次私下见面，他们迅速就全球战略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了英美的亲密关系，同时他们的军方领导人另外会谈，协商罗斯福审慎提出的“将导致我们的政策走上同一条路的广泛原则”。
　　由马歇尔将军、斯塔克将军和阿诺德将军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事先决定不作出有可能使英国人趁机顺着那条道路走向战争的任何承诺。因此，使丘吉尔感到失望的是，经过庞德海军上将和迪尔将军三天最有说服力的介绍之后，英国代表团仍然未能说服美国海军派遣军舰到地中海，或者开始替横渡大西洋的英国船只护航。在讨论远东问题时，美国计划显然发生了倾向于在远东建立强大威慑战略的重大变化，在春季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英国人曾经谋求这一战略而不可得。
　　“我们正在试图建立菲律宾防线，作为保卫印度洋和新加坡的直接防线，”斯塔克海军上将八月十一日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召开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为了研究庞德的意见书而召开的。斯塔克要求英国代表帮帮忙，重新安排运送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某些重要军火的时间表，以便能把高射炮和重型轰炸机运到马尼拉。庞德和迪尔毫不犹豫地赞成美方的意见：“菲律宾群岛的强大防御[将]直接加强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的防御。”这远远超出了“彩虹5 号行动计划”所设想的有限防御，甚至超出了丘吉尔四月份的希望，即可以作出“适当的安排”来加强英美在远东的力量。
　　当时，对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军事计划人员来说，日本直接进攻马尼拉或新加坡的威胁似乎很小了，但堪培拉却不这样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曾打电报说，在新加坡国防委员会于一九四○年十二月报告这座堡垒防守薄弱之后，本政府“对这个最严重的形势感到严重关切”。丘吉尔安抚地回答说：“我们始终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为了我们的亲属而妥协或牺牲地中海的地位。”两国政府知道了日美在举行秘密谈判，感到相当不安，预料达成的任何交易都会削弱英国抵抗远东的新的绥靖行动的能力。入侵俄国之后谈判的破裂和日本要求得到印度支那的基地的行动，使美国责无旁贷地肩负起遏制进一步的侵略行动的重担。七月份，英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断定：“威胁或经济制裁不大可能吓住日本政府。”由于第一海务大臣①证实他“不可能调集一支舰队开往远东”，丘吉尔便启航去参加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他知道，他必须劝说罗斯福派遣必需的增援部队在西太平洋遏制日本和消除澳大利亚的疑虑，不管是什么样的增援部队。
　　① 英国海军部中仅次于海军大臣的官员。——中译本编者
　　对于首相来说，幸运的是，他发现总统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空中力量，连同最近动员起来的英联邦国家的军队，使美国陆军部的计划人员有理由改变二十年来的悲观设想，他们认为现在可以成功地防守菲律宾了。而美国海军却表示怀疑，拒绝派遣除潜艇以外的任何主力部队去增援马尼拉的亚洲舰队。美国外交政策的无限目标得以采取一项美国的有限军事力量远远不能支持的冒险方略，这并不是头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现在对石油实行了禁运，罗斯福不得不把派往菲律宾的增援部队——连同丘吉尔要向新加坡派出几艘主力舰的诺言——作为一支足以阻止日本从福摩萨和印度支那南进以夺取替代的石油供应的威慑力量。
　　尽管如此，即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属地，总统仍然不准备使美国参战。八月十二日，即这次会议结束并签署“大西洋宪章”的那一天，众议院仅以一票多数通过继续征兵和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的议案，有力地提醒他强大的孤立主义者支持力量如何在继续活动。“大西洋宪章”宣布盎格鲁撒克逊人团结一致支持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尽管报刊大事宣传，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不为所动，他们仍然反对与德国交战。
　　值得注意的是，一小部分人准备冒交战的危险抵抗日本的侵略，但罗斯福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双方作下述联合宣言：“任何进一步的侵犯..可能导致日美交战。”罗斯福的计划是“把他们当婴儿哄三个月”，首先由国务卿赫尔将丘吉尔首相的强烈措辞缓和成为和解的建议，假如东京“奉行太平洋和平计划的话”；罗斯福还建议同近卫首相在阿拉斯加会晤。日本官方的反应看来是令人鼓舞的，即便情报证明，在印度支那的军事集结正迅速取得进展。
　　计划进攻
　　当一九四一年秋季，潜艇加紧袭击大西洋上的船队，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基辅，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将英军赶回埃及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记述道：“同我们的其他危急相比，日本的全部威胁埋伏在不祥的蒙影中。”假如英美情报机关知道日本在整个远东秘密备战活动的规模，那么日本在印度支那新前进基地驻扎的空军力量和三万人的部队所引起的惊恐就会大得多。从关岛到缅甸，从马尼拉到马来业，帝国陆海军的许多间谍正在收集有关防务、机场、登陆海滩和潜在合作者的情报。所有这些情报送回帝国统帅部，编入发动大规模陆、海、空攻势的“82部队南击计划”。福摩萨台北市郊外有一片临时木建营房，对外用的名称是台湾陆军研究所，陆军的详细计划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里制订出来的。
　　制订东南亚军事行动计划的一小批参谋官的推动力量是噪政信。他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曾经策划暗杀近卫亲王。现在，他将他的狂热的献身精神用来从事一项艰苦的任务：综合被日本划入共荣圈的每个国家的详细情报。他调查研究了如何最好地装备在丛林作战的部队。在丛林里，部队除了对付敌人以外，还要面临疟疾和能使武器一夜之间生锈的湿气的威胁。在东京湾海南岛严密把守的试验场里，试验了食品、军服、装备和突击技术。部队连同战马被关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只携带有限的饮水，以便考验他们的忍耐力。与此同时，装扮成中国苦力的间谍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活动，刺探拟议的进军路线上战略公路和桥梁的情报。
　　经过六个月紧张的计划，噪大佐到一九四一年夏天得以向东京的参谋本部寄出一系列报告，为日本武力征服东南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蓝图。这些报告使帝国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将军相信，海军早就倡导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不仅可行，而且可以迅速实现。噪在回答杉山元关于这个行动将历时多久的问题时，满怀信心地预言，而且准确得令人惊讶：“如果我们在十一月三日开始行动，我们将能在新年夺取马尼拉，在二月十一日占领新加坡，在陆军纪念日（三月十日）占领爪哇，在天皇生日（四月十九日）占领仰光。”这项秘密计划取名为“1 号行动计划”，是夺取东南业的总的蓝图。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行动计划大佐”名声的噪大佐，在八月份被派往西贡，监督执行这项行动计划的主要部分的陆军行动计划：入侵泰国和马来亚，占领新加坡这座英国堡垒，消灭这个强国在远东的势力。
　　在帝国陆军策划和演练入侵马来亚和菲津宾的同时，帝国海军正为进攻夏威夷进行训练。日复一日、一批批海军飞机掠过鹿儿岛本州市上空。这些鱼雷飞机危险地掠过百货商店的屋顶，以停泊在海湾里的船只为目标进行模拟飞行训练，飞行员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训练场是山本海军大将特别选择的，高高的山峰，峡窄的进口，在地形上类似珍珠港。从九州的其他基地上，空勤人员演练了困难的飞行技术，为了提高准确性，轰炸机俯冲时与海面的距离缩短了五百英尺，然后猛升上去。在四国岛怪石嶙峋的海岸附近，志愿队用“A 型”袖珍潜艇进行了攻击演习。海军军械专家在鱼雷上面安上小翼，防止它们钻进浅港的污泥里，十六英寸的穿甲弹上面安上翅片，将它们变成可以用来轰炸战列舰的炸弹。
　　到了一九四一年夏末，参谋们解决了所有的技术问题和作战问题。在东京郊区海军军官学校昏暗的环境里，山本海军大将在九月二日的参谋会议上透露了进攻珍珠港的计划。为了演习海军在帝国参谋本部同时入侵马来亚、菲律宾、威克岛、关岛、婆罗洲和爪哇的宏伟计划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沙盘作业教练演习。只有作了这些成功的演习之后，联合舰队的参谋们方才有机会显示执行Z行动计划的敢于冒险的六艘航空母舰能够何等有效地打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但是，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和军令部许多海军将领却持怀疑态度。在后来的两个月中，他们和联合舰队的参谋们就是否将Z行动计划作为总计划的一部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十月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夏威夷的美国舰队是刺向我们喉咙的一把匕首，”联合舰队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这样说，强调他们消灭它的行动计划是“绝对必要的”。“除非执行这项行动计划，否则山本海军大将对他能否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信心。”备忘录最后这样说，迫使永野同意了这项行动计划，而不愿面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扬言要辞职的威胁。
　　远东堡垒
　　山本将他的生涯和国家的命运别在Z行动计划上面，对于这个计划的大概轮廓，美国人几乎没有不熟悉的。当年夏天，夏威夷陆军航空队司令弗雷德里克·马丁少将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最坏结局，日本舰队“以六艘航空母舰同时攻击瓦胡岛，每艘来自不同的方向”，他向华盛顿的陆军部递交备忘录，请求派出更多的飞机扩大巡逻，严防日本舰队的入侵。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研究报告表示了同样的担忧，这份报告读起来象是山本海军大将妥善锁藏的黑色马尼拉纸文件夹里的一份绝密计划：“宣战可能由以下因素引起：1、潜艇的突然袭击..2、突然袭击瓦胡岛，包括舰只和设施..可能由驶入三百英里以内的一艘或几艘航空母舰出动舰载机。”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发人深省的预测，陆军部长仍然认为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上一年马歇尔将军对瓦胡岛的视察使他相信，正如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给总统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有了足够的空防，敌人的航空母舰、护卫舰和运输舰在距离夏威夷七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就会遭到空袭。”他因此得出结论：“对瓦胡岛的大规模袭击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说，过份相信自己的军事准备和过份依靠战略逻辑使美国多数老资格的陆海军将领看不到夏威夷在一九四一年面临的威胁，那么与此同时，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把菲津宾变成阻止日军南下荷属东印度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同英国人举行的大西洋宪章会议清楚表明了美国故略重点西移的急剧变化，作战计划局局长起草的八月备忘录赞成这个变化。“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四○年底，我们对菲律宾的政策一直是继持现存力量，除了作为经济措施之外不采取进一步的永久性改进措施，”伦纳德·杰罗少将的报告说，他概述了改变这个决定所要采取的步骤，自从一九三九年向参谋总长建议“尽快撤出驻菲律宾的美军”以来，这个决定一直没有改变。
　　菲律宾是美国在日本门前石阶上的一块岛屿星罗棋布的领地，最初要求派遣增援部队而不只是象征性地守卫这块领地的，是驻菲律宾的美国陆军司令。一九四○年十二月，乔治·格鲁纳特少将得知，他的菲律宾军队可以增加一倍，达到一万二千人，美国陆军第三十一步兵师的力量也可以得到有限的加强。但陆军部告诫说，他不能指望得到大量的军队或飞机来增援他的部队，因为侧重大西洋的“彩虹5 号”战略不允许采取“有可能导致我们在一个我们不准备维持的战区卷入战斗”的行动。马歇尔本人认为，向菲律宾派遣更多的部队“正是德国希望我们采取的行动”。在春季英美参谋长会议期间，他屡屡拒绝英国敦促美国的陆海军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义务的要求。
　　罗斯福已经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要他放弃“彩虹5 号”战略所依靠的一项根本原则。一月，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对日本扩张的行径表示担忧，在敦促罗斯福总统为动员英联邦军队提供资金时说：“这个计划将提供动员菲律宾人来保卫自己所需的资金。”奎松的军事顾问、菲律宾军队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大大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防务战略。”麦克阿瑟是内战时期一位将军的儿子，现在成为菲律宾的第一位军事长官。他的机敏和魄力驱使他经历了值得炫耀的军事生涯。他在西点军校是班长，上尉军衔，毕业后在吕宋岛服役，后来在潘兴指挥下的西线的堑壕里建立了不朽功勋，继而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并迅速晋升为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的宝塔尖上呆了五年之后，一九三五年，他作为军事顾问重返菲律宾，两年后他作为世界上薪俸最高的军官退休了。
　　麦克阿瑟是一个易冲动、自我为中心的指挥官。他很快赢得了菲律宾人的崇敬，因为他很欣赏自己的最高陆军将官的戏剧性角色，经常穿着他自己设计的镶着金边的制服抛头露面。社交界的女主人把他捧作名流，但他宁愿退居他的朋友奎松在宫殿般的马尼拉饭店楼顶为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修建的寓所。麦克阿瑟设计的防守菲律宾的宏伟计划不切合实际，可能同他过着国王般豪华的生活有很大关系。为了守卫菲律宾，他准备建立一支一百万人的菲律宾军队，他打算按瑞士操办民兵的方针招募和训练这支军队。可是，四年的预算限制打破了他要向老“桔色作战计划”注入新的生命的希望。一九四一年伊始，他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级陆军将官，指挥的正规军不到四千人，缺乏训练的非正规军不到两万人。
　　然而，到一九四一年初，随着日本增兵福摩萨，菲律宾开始面临威胁，同时日军南下印度支那，华盛顿的许多将领（他们是在菲律宾群岛开始军旅生涯的）要放弃菲律宾人的强硬立场开始软化。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美国军政界最上层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底，陆军部批准了麦克阿瑟的一项计划：建立十二英寸火炮的海岸炮兵群以保卫吕宋岛。后来麦克阿瑟又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修建战略公路和防空洞，扩大吕宋岛的机场和跑道以接纳重型轰炸机——尽管格鲁纳特的空军当时只有几十架过时的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政府要求国会拨出五千二百万美元用于正在扩大的菲律宾防务计划，这笔款子将用食糖税和美国控制的菲律宾货币贬值筹集的资金偿还。
　　美日谈判在六月份破裂，在这以前麦克阿瑟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在年底之前招募并武装十二万菲律宾人的部队，给予军政界中主张将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从原来的夏威夷防线西移五千多英里的那些领导人以不可逆转的推动力量。现在陆军部长史汀生敦促总统“采取各种实际措施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即使马歇尔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在六月二十四日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密信中告诉他，由于他的“资历和广泛的经验”，已经挑中他“在形势危急时”取代格鲁纳特担任远东的美国陆军司令。
　　危机正好在一个月以后降临，日本进驻印度支那的前进基地。罗斯福选择七月二十六日——他下令冻结日本资产的同一天——宣布以少将军衔将麦克阿瑟召回现役，从总统的应急资金中拨出一千万美元供他动员菲律宾军队，这决不是偶然的。美国计划者的这个史无前例的战略转变，在两个星期后的大西洋宪章会议上受到英国人的热烈欢迎。温斯顿·丘吉尔高兴地看到，现在终于找到一条路子来实现他的保护澳大利亚“同胞”的诺言，他向罗斯福保证，作为迅速集结军事力量以阻止日军南进的英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将向新加坡派遣一支由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
　　这个决定刚刚作出，美国作战计划局在八月十四日就要求向麦克阿瑟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日本目前的态度表明，它可能认为攻陷菲律宾群岛是执行其他扩张计划的先决条件。菲津宾群岛以目前的力量能否顶得住日本的一场锐意进攻是值得怀疑的。”杰罗将军要求美国海军向亚洲舰队派出更多的军舰，并建议派遣另一个步兵旅、一个坦克营和另外八十七架战斗机，他指出：“船舶仍然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
　　不过，这个报告也指出，必须毫不拖延地把新式重型轰炸机开到吕宋岛，因为它们可以迂回飞往那里，途经夏咸夷、中途岛、威克岛、新几内亚和达尔文，以避开从马绍尔群岛出动的日本巡逻机。这些飞机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它既能使美国在西太平洋迅速集结军事力量，又不至于从大西洋抽调紧缺的船只。
　　“飞行堡垒”——波音299 样机六年前问世时人们给这种四引擎轰炸机取的外号——获得了奇妙武器的名声。设计这种飞机原是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国舰载机的袭击，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提倡战略轰炸的人却设想被他们正式称为B—17 的这种轰炸机的任务主要是进攻。由于装上了先进的诺登瞄准器和可以击退战斗机的机关炮，他们宣布“飞行堡垒”的一千英里的最大航程使它们在白天从四英里高空精确轰炸地面目标成为现实。阿诺德将军相信这种四引擎的轰炸讥将使战争发生彻底的变化，但他在一九四○年年底之前，一直不能说服奉行孤立主义的国会提供资金，以便获得大量B—17。因此，直到第二年夏天，英国人根据租借法获得二十架“飞行堡垒”之后，战略轰炸的主张方才第一次在战斗中得到考验。
　　皇家空军七月和八月在布雷斯特轰炸德国的战斗巡洋舰以及空袭柏林和奥斯陆的结果，并不能证明阿诺德的主张是正确的。二十架“飞行堡垒”中有八架坠毁或被击落，估计只有两枚一千一百磅重的炸弹击中目标。戈培尔的宣传工具挖苦地称这些奇妙的轰炸机是“飞行棺材”，英国人也咒骂B—17 的涡轮发动机老出毛病、供氧系统差，飞机容易结冰。赶到英国去恢复“飞行堡垒”的受损的形象的美国调查队，指责空勤人员技术太差，并且责怪皇家空军执意要从两英里这个过高的高度上轰炸目标——送给英国的这些飞机安装的是不太可靠的斯佩里轰炸瞄准器，因为诺登瞄准器被看作是一项国家机密。尽管如此，波音机已在安装机械固定装置，包括更多的装甲和新型的B—17 上完全重新设计的机尾，这种型号的波音机正从西雅图生产线上成批生产出来，准备长途飞越太平洋。
　　美国军事首脑建议将“飞行堡垒”作为美国在远东遏制日本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因为就这种轰炸机同英国人争吵是在十分紧要的关头发生的。马歇尔将军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开完大西洋宪章会议返回之后，立即在陆军部长的陪同下飞往西雅图。波音公司安排的飞行表演不仅使他们完全恢复了对B—17 的信心，而且使他们相信，美国终于找到了保卫菲律宾的办法，并为在必要时对日本发动攻势提供了可能性。
　　马歇尔和史汀生满怀信心地返回华盛顿，他们认为这种轰炸机将为美国在远东开辟一系列新的战略选择。八月二十六日，参谋总长下令行动起来，派遣等候在夏威夷的第一批九架B—17 飞往菲律宾。到九月十二日，当它们在日本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全部抵达时，兴高彩烈的陆军部长断定，这使美国有机会“以多年来不可得的方式重返菲律宾群岛”。他使尽一切办法敦促加快生产速度。麦克阿瑟得到保证：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他将优先得到一百二十八架飞机，史汀生经常了解打发它们偷偷飞越太平洋的进展情况。假如引起了日本的疑心，他准备宣布美国仅仅是在进行正常的飞机更新，“用比较新式的飞机替换在菲律宾的过时的飞机。”
　　杰罗将军十月八日对进展的看法反映了陆军部日益扩大的战略目标，他说：“目前的威慑力量应当保持乃至进一步加强，在菲律宾应有一支强大的进攻性空军，随时准备从南面的英国领地上的基地和从俄国进行活动。”自从八月以来，为了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马来亚至吕宋岛的另一条飞机渡运航线①，已在伦敦和莫斯科进行了试探。俄国的机场可使东京成为B—17 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为日本提供进攻西伯利亚的口实；他要求得到几架这种新式轰炸机，遭到断然拒绝，因此不予合作。英国人相反，他们和荷兰人、澳人利亚人一道乐意提供婆罗洲、新几内亚、拉包尔和达尔文的机场，此外还愿意贡献六百万加仑储备汽油的一半，麦克阿瑟正在收集这些汽油。
　　① 把飞机从接收地飞送至使用地。——中译本编者
　　陆军部计划人员使用全国地理学会绘制的远东地图，用蓝色铅笔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新加坡和马尼拉为中心划了三个大圆圈，表示美国轰炸机的远程袭击能力，红色短弧线则表示日本飞机的活动范围。陆军部长所附的这幅地图使史汀生相信，美国很快就会拥有足够的空军力量阻止日军南下南中国海。虽然亚洲舰队的力量弱，而且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军在挪威和克里特遭到德国轰炸机的打击后，只能集中十二艘巡洋舰和不足三十艘的驱逐舰，史汀生的报告仍然预言：“经验证明这样一支力量用来对付在有限水域活动的海军飞机是很有效的。”如果一支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的日本入侵舰队企图躲避驻扎在菲津宾的空军的袭击而在太平洋绕圈子，美国海军就有足够的时间派遣战列舰从珍珠港向西出击。人们认为菲律宾群岛是“日本南进的主要障碍”，而且不会遭到进攻，因为“进攻的代价很高，除非万不得已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作战计划局也不认为这会引起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因为美国有可能向俄国人提供B—17，把“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变成现实。每天都有一架“飞行堡垒”安全渡运到菲律宾，陆军的信心与日俱增。十月十三比提交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表示，麦克阿瑟的二百二十七架飞机已经是一支“非常强大的进攻和防御力量”，使菲律宾成为将要防守的一条战线的“关键或基点”，这条防线通过香港，经过吕宋岛至帕劳群岛。备忘录建议远东美国陆军司令应当统帅全部陆、海、空军——这个建议遭到两位海军作战部长的拒绝，尽管麦克阿瑟和哈特已经在就发生战事时各自的明确责任进行激烈的争吵。
　　马歇尔保证菲律宾将“最优先”得到装备，麦克阿瑟被他将能得到这么多的轰炸机、坦克和大炮的美妙前景冲昏了头脑，以致他在十月一日信心十足地报告，他能够很快使二十万大军作好战斗准备。因此，当他在九月第一次看到“彩虹5 号行动计划”时，他认为，一旦发生战事，就要他执行经过很好演练的退守巴丹半岛的“桔色”战略撤退计划，这不免“太消极了”。他声称轰炸机的到达“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面貌”，呼吁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这个计划，以利于执行他自己设计的冒险性大得多的海滩防御战略。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是最亲密的，他在信心越来越足的陆军参谋部的压力下，不得不支持改变菲律宾作战计划。然而，哈特是一位久历戎行、功勋显赫的海军将领，他必然非常怀疑：即使有一支比麦克阿瑟所想象的大十倍的空军力量，凭他的三艘巡洋舰、十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九艘潜艇也不能够防守比美国海岸线还要长的一条海岸线。
　　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还会忽视格鲁纳特将军在离开菲律宾时提出的报告，报告清楚地透露了菲律宾军队令人震惊的无准备状态。联席会议不仅相信麦克阿瑟夸下的海口：他的菲律宾军队已作好在滩头堡击退任何入侵者的准备；它还答应一旦腾出船舶就向他提供更多的飞机、坦克和军队。十一月一日抵马尼拉就任空军司令的布里尔顿少将带去了联席会议的赞同意见，据他回忆，麦克阿瑟听了以后象小孩子一样地高兴。“刘易斯，你象五月的鲜花那样受欢迎，”这位将军一面说着，一面激动地从办公桌边跳起来同他拥抱，同时对他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喊道：“迪克，他们要给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
　　麦克阿瑟没有意识到，几乎要等到第二年五月他才能得到答应给他的部队——因为据认为日本人不会发动进攻。马歇尔已经担心一旦日本人发现了美国经过太平洋赶运增援部队的速度，他们恐怕等不了那样长的时间。十一月十五日，他采取了很不寻常的行动，召集华盛顿的资深新闻记者，告诉他们报纸务必遵守保密制度，尤其是对于向菲津宾渡运重型轰炸机的行动。为了强调这一点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告诉他们，麦克阿瑟将得到“世界上最集中的重型轰炸机力量”，他还轻率地推测，有了俄国的合作，很快就能轰炸日本。不出所料，就在那天上午，东京起了疑心，电令日本驻马尼拉领事馆调查渡运轰炸机的速度，它们经过哪条路线飞来。当“魔术”截收的这份密电送到马歇尔和斯塔克手里的时候，他们决定应由航空母舰将更多的战斗机运到威克岛和中途岛，以便下一批B—17（定于十二月初渡运）南下经过马绍尔群岛上空日本飞机的空袭范围时，能够得到战斗机的保护。四天以后，参谋总长对于麦克阿瑟要求发动攻势的最新计划作出了反应，他让助手研究这样一项计划：“发起全面的纵火袭击，烧掉人口密集的日本城市的木纸建筑物。”计划人员已经在加紧制作并向麦克阿瑟运送六百个工业目标的照片和目标图。
　　陆军部长史汀生意识到美国很快就能对日本施以报复性的战略轰炸攻势的威胁，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每天晚上祈祷尽可能地推迟这一攻势，并且敦促总统和国务院至少要玩弄六个月的外交谈判。一旦美国能够以它对日本的易燃的城市发动战略轰炸攻势来威胁日本，远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可能性促使陆军部长强调有必要再进行六个月的外交谈判。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菲津宾的军事集结将告结束，加上英国答应派出的战舰，英美将第一次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阻止日本南下并确保新加坡的安全。”
　　自从八月以来，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务态势发生了向西转移的急剧变化，为了配合这个变化，英国人也在集中人力物力加强他们在马来亚的地位。在大西洋宪章会议上，丘吉尔向罗斯福保证，他将派遣一支令人生畏的、快速的、高级的成列舰和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前往新加坡，以“瓦解日本海军的活动”。
　　这是首相将要履行的诺言，尽管海军部和美国海军一样，对于派遣海军主力去实施远东威慑战略是否明智深表怀疑。但丘吉尔能够列举有力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行动是正确的。向澳大利亚作出的保卫新加坡的诺言不仅有待美国人来履行，更重要的是，马来半岛提供了约占世界产量一半的天然橡胶和一半以上的惕矿石。正如菲律宾是阻挡日本夺取荷属东印度石油的天然屏障一样，马来亚是阻挡日军南进的西部天然屏障。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一块最有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的地盘，守卫这块地盆的是岛屿顶端新建的章宜海军基地。这座城市的宽阔的、两旁分列着棕榈树的街道，如同富丽堂皇的政府建筑物一样，体现了典雅的帝国情调。在英帝国的这个远东前哨站，有不下两千个网球场，还有马球场、板球场和赛马场，殖民主义的确渗透到了它的每一个方面。这些场所，如同栎木嵌镶的俱乐部和配有走廊的拉弗尔斯饭店那样一些白人独享的娱乐消遣场所一样，体现了欧洲的等级制度，日本人现在发誓要打破这种制度，使亚洲人获得解放。
　　英国打算利用庞大的章宜海军基地来保卫它的利益，这个基地被誉为“远东的直布罗陀”，花费了六千万英镑巨款，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建成，迎接英国的舰队。自从杰利科勋爵一九二一年为了探寻帝国的防务而访问新加坡，在柔佛海峡诸多的荆棘丛生的小湾口选择了这个地点以来，它既使军方自豪，也引起了政治争吵。在整个三十年代，由于历届政府比较注重削减防务开支和削减预算，这项工程造了又停，停了又造。一九四一年，巨大的于船坞才接纳它的第一艘战列舰，延伸的兵营住进第一批舰艇官兵。大型储油库装满了油，基地后面的高地上筑起了十五英寸大炮的炮台，竭力显示帝国的力量。然而，没有皇家海军的战斗舰队，这只不过是一座无人防守的堡垒：一道英国式的马奇诺防线，它的强大的炮群只指向大海，彻底暴露了设计者的愚蠢，设计者以为，在浅浅的柔佛海峡对面，不设防的后方的那片四百英里的茂密森林是“难以通过的”，就象阿登森林一样，法国人曾指望那片森林无法通过方才建成马奇诺防线。
　　“比圣诞节布丁里的葡萄干还要多的大炮”是会守得住新加坡的，一家澳大利亚报纸如此生动地打消读者的顾虑，但在一九三七年就有人提醒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新加坡容易遭受来自后面的马来亚的袭击。那年秋天，他们收到当地陆军司令威廉·多比少将的令人不安的报告。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多比和他的参谋长阿瑟·帕西瓦尔将军得出了如下结论：鉴于皇家海军不大可能在两个月内派出一支舰队，柔佛海峡对面的马来亚森林“大部分地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那么就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日本人将有足够的时间从泰国南下。这意味着如果英国打算守住它在远东的这座堡垒，它还必须寻找办法守住整个马来半岛。
　　但是，在英国人面临德国的威胁而正在疯狂地重新武装的时候，再派军队和装备去保卫马来亚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从印度军队中可能抽出一两个师，但由于要防守菲律宾的美国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那么空中力量的鼓吹者显然就会提出解决办法。皇家空军认为，让轰炸机和战斗机去保卫新加坡，比战舰更省钱、更可靠。到一九四○年，在马来半岛匆匆修建机场以保卫港口以及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但这些机场离海岸太近，舰载机的成功袭击就会很快将它们炸坏。白厅的计划人员还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们只拨出一百五十架飞机防守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被迫将先进的战斗机留下来保卫不列颠诸岛免受德国轰炸机的袭击，只能腾出过时的飞机，比如已被美国海军淘汰的“水牛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成绩很差，就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员一样，后者靠勇敢弥补战斗训练的不足。
　　“把‘超级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留给英国吧，马来亚有‘水牛式’就足够了，”一九四○年前来就任远东空军司令的前肯尼亚总督、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爵士在抵达时宣布。这位老飞行员满以为他的四个印度步兵旅和从上海撤出的两营正规英国军队足以守卫新加坡和漫长的马来亚海岸线。他的陆军司令和他一样地愚蠢，竟然在新近抵达的前驻东京武官叙述日本皇军如何富有战斗力时，叫他不要“给大伙泼冷水”。邦德少将赞同流行的观点：日本人是毫无希望的、目光短浅的战斗者。“只管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白厅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意识到日本对远东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撤掉了傲慢自信的邦德的职务，让忠于职守但缺乏创见的帕西瓦尔将军取而代之。他很快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他的部队力量太弱，守不住一条并非是象征性的防线——甚至连海军部现在估计舰队抵达远东所需的六个月的时间也肯定守不住。北非的军事形势是令人绝望的，帕西瓦尔被告知，不可能满足他提出的增派四十八个步兵营或两个坦克团的最低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致命的威吓
　　温斯顿·丘吉尔仅仅一年前对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说：“企图保卫整个马来半岛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他现在仍然相信：“防守新加坡必须依靠强大的当地守卫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整个潜力。”这个看法促使他在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不假思索就同意提供部分海军，组成英美远东威慑力量来对付日本。
　　“最节省的部署是派遣‘约克公爵号’去远东。随后还要派去‘反击号’、‘声望号’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丘吉尔返回伦敦并同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商讨了政策之后，在致他们的私人备忘录中作出了指示。庞德海军上将一个星期以后的反应是：“经过最周密的思考，我不能提此建议。”在后来的两个月中，第一海务大臣总是极力劝说首相改变主意，即使是一艘新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也不要去冒风险。
　　丘吉尔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是他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的唯一办法。他驳斥了庞德海军上将的一个观点，即皇家海军可以集中的战列舰的力量，不足以威慑强大的日本舰队。庞德又提出妥协性建议：派遣四艘老战列舰，作为印度洋舰队的核心力量，这个建议也被他轻率地拒绝了，首相称它们是“漂浮的棺村”。他以精通海军方略而自豪，坚持至少要派遣一魄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和一艘最大的“英王乔治五世”级的战列舰去远东。他争取外交大臣的帮助去说服战时内阁同意他的计划，他说，在新加坡显示海军力量，不仅可以威慑日本，还能消除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丘吉尔终于把大家说服了。
　　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勉强同意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去开普敦，正在西印度群岛活动的崭新的航空母舰“无敌号”将开往那里与它会合。老战斗巡洋舰“反击号”正在护送一支船队去中东，当它在印度洋与上面两艘舰会合后，将对派遣这支特混舰队去新加坡的临时计划作最后的研究。他们很难拼凑成战前计划人员所设想的那样一支庞大舰队来确保英国的远东防务。丘吉尔挑选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指挥这支舰队，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任命，因为菲利普斯长期呆在海军部，缺乏近期的远洋航行经验。他身材矮小，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时落了个“大拇指汤姆”的诨名。他曾经和首相闹翻过。他在海军里有“小拿破仑”之称，当过舰上枪炮长，他的强烈信念是“轰炸机不是战列舰的对手”。
　　“什么也比不上拥有捕杀能力的工具，”丘吉尔在十一月二日致电白宫说，这是在“威尔士亲王号”从克莱德湾启航后的一个星期。“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就越不敢冒险。”第二天传来消息说：菲利普斯海军中将得不到舰队的航空母舰了——“无敌号”在百慕大触礁了。没有空中保护，就有足够的理由不派这支舰队前往新加坡；但是，当“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十一月六日抵达开普敦时，甚至没有对计划重新进行研究，这是曾对第一海务大臣许诺过的。非利普斯海军中将过于相信飞机不会对战列舰构成威胁，首相则认为必须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远东“去威慑日本”。是简·克里斯琴·斯马茨在同菲利普斯进行了简短的会晤后，感觉到英国和美国正在犯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这位南非总理在“威尔士亲王号”离开开普敦的那一大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夏威夷驻扎战斗舰队所包含的危险，“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他还告诫：“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这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
　　这个正确的劝告没有得到首相的理睬，因为英美希望避免在远东爆发冲突，靠的是实际的威慑政策。“魔术”破译的柏林和东京之间的往来密电，部分助长了英美的外交和军事威吓。因为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大岛大使和外务省之间的密电透露，德国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要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精神，进攻西伯利亚和新加坡。然而，与此同时，近卫政府对于让日本参与希特勒的战争显然极为犹豫。亲德的松冈外相在七月被解除职务就证明了这一点。
　　窃听日本的外交密电，对于英美在八月完全改变其远东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在英美八月会议上，总统和首相明确断定，通过紧急整修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共同对日本人形成威胁，他们就有可能制止日本南下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并进而迫使东京按英美的条件接收在中国的媾和，
　　否则就用经济制裁掐住日本的脖子。大不了准备冒挑起日本进攻俄国的风险。但这两位政治家也好，他们的政治军事顾问也好，都认为即使是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莽撞到竟敢同时进攻英国和美国。然而这种想法，却是对日本的民族心理、经济困难和军事力量的严重误解所产生的。这是惊人的政治判断错误和军事情报错误，美国防军十月所作的自以为是的估计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这个错误：“对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力量所作的考虑导致这样的结论：已有的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派往菲律宾群岛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形势。陆军部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成为日本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此低估敌人诱使他们在远东摊牌的能力，不到两个月就导致了英美政策的失败。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进行这场至关紧要的赌博时，却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十分详细地了解到英美基地的弱点，以致到达几艘战列舰和几个中队的轰炸机就可以诱使英美进行摊牌。一次御前会议已经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一旦外交活动未能导致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就立即向南发动攻势。由于没有把这个决定通报东京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因此没有被“魔术”发现，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就不得而知。美国的石油禁运给东京留下了一张无情的时间表：军事部门和工业部门正以每二十四小时一万二千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
　　敦促近卫首相实现外交突破的压力也就与日俱增；日本的生命所需的血液正在逐渐枯竭，陆军和海军要求在他们的飞机、坦克和舰船由于缺油而不能开动之前采取行动。九月三日日本内阁和军方领导人开会磋商时，危机已到严重关头。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无说：“事情不能再拖了。”海军参谋总长南云告诫说：“尽管我相信我们现在可能打胜仗，但我担心这种可能性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近卫需要时间来同美国总统进行私下最高级会晤以取得外交突破。军方则要求为谈判规定最后限期。经过七个小时的激烈争吵，军方获胜，政府作出了决定：“为了我们帝国的自卫自存，我们将完成战备，十月的头十天为暂定最后限期，如有必要，决心同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现在近卫首相用来创造外交奇迹的时间不到六个星期了。
　　第六章“举国玉碎”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上午，时钟正敲十点，东京皇宫的招待员鞠躬将身着礼服、由参谋长们陪同的日本内阁大臣引进御前会议室。他们入座后，会议仪式比通常天皇在场时还要庄重。枢密院议长原首先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裕仁，一个戴着眼镜坐在圣台似的台座上的小个子，显得很超然。他默默地听着熟悉的论调，他的陆、海军将领们此刻不过是用刻板、平稳的声音重弹旧调。他们宣称，外交不能实现日本的这个目标：“同美国、大不列颠和荷兰交战的目的，是要从东亚排除三国的影响，建立自卫领域，自我维护我们的帝国，并且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正如天皇从前一天的情况介绍会上所获悉的那样，采用军事解决办法，与其说是合理的战略逻辑所致，不如说是为了趁早发动进攻。在情况介绍会上，杉山元帅预料“南太平洋的战事可在三个月之内结束”，但不能明确保证帝国军队“绝对能赢”。他的备忘录只预料将有一场“持久战”，并且估计到“几乎不可能期望美国投降”。他们打仗，是在进行赌博，闪电般地夺取东南亚，占领石油和天然资源，并在太平洋诸岛基地上建立环形防线，就能为日本确保“战无不胜的地位”，有了这个地位，日本的外交官就能以此“影响事件的发展趋势并结束战争”。
　　军方领导人对迅速取胜没有把握以致犹豫不决，这使近卫首相得以敦促实现他的计划：与美国总统举行私下最高级会晤，通过谈判求得让步。枢密院议长原如实地转达了天皇的担忧，那就是军方现在决心把交战置于外交之上，南云海军中将和杉山元将军总是回避这一指责，直至天皇打破礼仪，勒令他们作出回答。天皇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干预，使日本的领导人大吃一惊，顿时语塞。当他们听到裕仁尖声念着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两句诗的时候，就更加吃惊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何风雨乱人间？
　　陛下戏剧性地恳求和平，尽管语言隐晦，仍使军方领导人感到尴尬，他们现在很难无视要再进行一次外交活动的御旨了。正午时分，近卫首相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休会，天皇限他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同美国的谈判要取得积极的结果。
　　华盛顿最近要求在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必须解决若干“根本的实质性问题”，这就制造了巨大的故障，近卫要克服这个故障，只剩下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当晚，他邀请美国大使同他秘密会谈，敦促“尽量不要拖延”同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格鲁随后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转达了日本首相明显改变了的主意：“我们确实完全同意”赫尔国务卿最近提出的口头照会。这个照会阐述了确保中国主权、恢复“门户开放”政策的四项原则。
　　然而，尽管近卫非常愿意作出让步，他的倡议在华盛顿还是蒙上了阴影，因为看起来美国正处于同德国交战的边缘。九月四日在大西洋对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的袭击，为罗斯福总统谴责希特勒是“海盗”提供了机会，他命令美国海军就地击沉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开始为英国的运输舰队护航。元首谨慎地不作出反应，尽管总统的海军作战部长写道：“我们只差一点就真正参战了。”
　　罗斯福因大西洋面临威胁以及他的母亲突然去世而心事重重，当他终于要考虑东京的新倡议的时候，对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想法变得冷淡了，因为这有可能使他在“远东慕尼黑”中充当内维尔·张伯伦的角色。蒋介石夫人和她的有影响的实业家哥哥、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到华盛顿，游说白宫和国会，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忘了保卫中国领土完整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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