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从9　月1　日至12　月30　日进行了胶东保卫战，共歼灭国民党军6.3　万余人，收复了胶东腹地。至此，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为配合外线作战，从9　月14　日至11　月5　日发起秋季攻势作战。南线部队对北宁路及两侧地区发起进攻，诱使国民党军南调；北线主力部队在中长路沈阳以北、以西及吉林市外围展开攻势，歼灭国民党军6.9万余人，国民党占领区进一步缩小，陷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晋察冀野战军于10　月11　日至22　日举行清风店战役，歼灭增援东北的国民党第3　军主力，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7　万余人，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性作用。11　月12　日，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人民解放军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了战略进攻的总形势，经过半年的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75　万余人，国民党军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人民解放军从此结束了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
　　2。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被打破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大举进攻，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底，国民党军由原来的430　万人减少到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181　万人。人民解放军则日益强大，全军总兵力已达249　万人，正规部队132　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部队战斗力大为增强，对国民党军的攻势愈加猛烈。
　　国民党面对日益恶化的战争形势，被迫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确定在华北采取"主动攻势"，在东北采取"持久消耗战略"，并且调整了东北、华北两战区的指挥机构，将中原、华东、西北战场重新划分成20　个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同时编组若干个整编军或兵团，以利机动作战。
　　为了加速战争进程，夺取更大胜利，中共中央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12　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分析了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科学地总结了人民军队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指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4、5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杨家沟先后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人民解放军最后战胜国民党军的总指挥部。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攻势继续向前发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军在中原地区展开，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形成严重威胁。2　月，刘邓野战军主力转至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集中，准备打中等及大的歼灭战。陈粟野战军和陈赓集团各一部于3　月8　日至14　日攻克洛阳，歼灭国民党军1.9　万余人。5　月2　日至17　日，陈谢部队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发起宛西战役，攻克邓县、镇平、内乡、浙川等地，歼灭国民党军及地方团队2.1　万余人。这些战役的胜利，扩大和巩固了平汉路以西的根据地，牵制和调动了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兵力。5　月9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并将刘邓野战军和陈赓集团改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及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6　月中旬至7　月初，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举行豫东战役，22　日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蒋介石亲赴前线指挥，调集邱清泉、区寿年、黄百韬3　个兵团，分路向开封地区反扑，并令驻马店、郑州等地的3　个兵团增援。为了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主动撤出开封，27　日至7　月6　日在睢县，杞县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2　日至6　日歼黄百韬兵团一部。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9.4　万余人。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乘势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2.1　万余人，俘虏第15　绥靖区司令康泽。3　月至5　月间，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先后发动胶济路西段和中段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1　万余人。山东地区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城市外，全都得到解放。苏北兵团连续进行了益林、盐南、陇海路东段和涟水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　万余人。
　　在北线，东北野战军从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12　月中旬至次年3　月中旬，发动了冬季攻势，攻占四平街、辽阳、鞍山、营口等一批城市，歼灭国民党军15.6　万余人，将卫立煌集团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3　个互相不能联系的城市内，为歼灭该集团，解放全东北创造了条件。
　　晋察冀野战军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12　月下旬至次年1　月中旬，发动平汉路破击战，并以一部兵力进攻涞水，歼灭傅作义增援部队7000　余人。3　月至5　月，野战军发起察南、绥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8　万余人。5　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5月13　日至6　月25　日，华北第2　兵团举行冀热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4　万余人。
　　西北野战军和晋冀鲁豫军区一部，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12　月下旬，攻克运城。晋冀鲁豫军区两个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经过72　天的作战攻克临汾。至此，共歼国民党军2.8　万余人，解放晋南地区。6　月17　日至7　月16日，华北第1　兵团、北岳军区和吕梁军区部队举行晋中战役，歼灭阎锡山部近10　万人，解放14　座县城，此时，太原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陕北，西北野战军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2　月发起宜川战役，歼灭胡宗南部3　万余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接着，又举行西府、陇东战役，一度攻克宝鸡，并解放了14　座县城，在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之下，胡宗南部被迫放弃延安、洛川南撤。4　月21　日，解放军收复延安。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经1　年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52　万余人，解放城市164　座，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计划。
　　（三）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反攻的胜利后，双方力量对比及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秋，国民党军队虽然仍保持在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198　万人，而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4　万人，5　个战略集团，分别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　个战场上。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完全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使其后方非常薄弱。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280　万人，其中正规军149　万人，既能在野战中大量歼敌，又能夺取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经过土地改革，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使人民解放军的兵源和物质力量有了进一步保障。
　　根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计划，其中包括作战和建军两部分。作战计划规定了战争第三年歼灭国民党军的数量和各野战军的歼敌任务，并规定了南线、北线作战的方向。这时，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人坚固防线，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从9　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西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攻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依据战局发展的变化，适时地把强大的攻势引入到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9　月16　日至24　日，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率部10　万余人守备济南，徐州地区的17　万国民党军准备随时北援。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副司令员粟裕指挥下，以6　个半纵队和地方武装约14　万人攻打济南，以8　个半纵队及地方武装约18　万人在滕县、邹县、钜野、嘉祥地区阻击徐州北援之敌。9　月16　日，人民解放军对济南发起强攻。迅速突破外围防线，并以强大火力迫敌中断空运。19　日晚，国民党第96　军军长吴化文率3　个旅2　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24　日战役结束，共歼敌10　万余人（包括起义2　万人），俘获王耀武。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此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辽沈战役辽沈战役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9　月12　日至11　月2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大战役，也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
　　战役前，东北国民党军有正规部队4　个兵团、14　个军、44　个师，约48万人，非正规部队7　万余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以第1　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两个军连同非正规部队等10　万人守备长春，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部分主力；以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第6　兵团等部4　个军约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部署在锦州、锦西，以确保关内外陆、海联系；东北"剿匪"总部直接指挥第8、第9　兵团等部8　个军约30　万人，防守沈阳及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确保沈阳并支援长春、锦州。其时，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100　余万人，其中，野战军12　个步兵纵队，17　个独立师，1　个炮兵纵队，共70　万人，地方部队30万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8　月成立了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
　　为了把敌人全歼于东北境内，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这是整个战役的关键。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克锦州就割裂了傅作义、卫立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以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为此，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截断北宁铁路。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北军区第2、第3　兵团发起察绥战役，迫使傅作义部主力西调，使蒋介石无法从华北地区抽调大量兵力增援东北。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9　月12　日，东北野战军首先对义县至昌黎一线国民党军队据点发动攻击，至10　月1　日，分别歼灭了昌黎、绥中、北戴河、兴城、义县之敌，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线上的锦州至秦皇岛段的敌军分割孤立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区，切断了北宁铁路，使锦州陷于孤立境地。
　　10　月2　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决定从华北及山东抽调7　个师，连同锦西、葫芦岛的4　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　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以沈阳地区的主力部队11　个师及3　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　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企图东西夹击增援锦州。
　　为了迅速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以5　个纵队另1　个师及炮兵纵队主力共20　余万人，攻击锦州；以2　个纵队、2　个独立师共8　个师，在塔山、虹螺山一线，阻击敌"东进兵团"；以3　个纵队共11　个师，位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阻击敌"西进兵团"；又以1　个纵队位于通江口地区，以阻击援敌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以12　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10　月14　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于15　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7　个师共10　万余人，俘虏了范汉杰。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塔山地区成功地击败了敌"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配合下的连续猛攻，保证了攻克锦州的战斗。
　　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春守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影响下，鉴于突围无望，10　月17　日，第60　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9　日，郑洞国率新编第7　军投诚，至此，长春宣告和平解放。在锦州、长春先后解放后，蒋介石强令"西进兵团"继续西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重占锦州，并令52　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使东北残敌经由陆路或海上撤退。根据这种局势，东北野战军采取分割包围的战略，力求歼"西进兵团"于辽西地区。10　月20　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由锦州地区北上，以两个纵队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敌退路。21　日，东北野战军又令1　个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阻敌前进，以掩护主力部队由两翼插至"西进兵团"后方，围歼敌人，并以1　个纵队率5　个独立师南下，拖住沈阳之敌并断其南逃退路。国民党军在黑山、大虎山攻击受阻，退路亦被切断，廖耀湘见有被包围歼灭之势，遂转向营口方向，准备从海上撤退。但其先头部队已在台安附近遭解放军的阻击，只好又令全军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此时，东北野战军全线出击，穿插分割，于10　月26　日将"西进兵团"合围于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至28　日，全歼该兵团，俘获兵团司令廖耀湘。随后，东北野战军以3　个纵队向沈阳，2　个纵队向沈南，1　个纵队向营口疾进，以迅速歼灭沈阳、营口之敌。　11　月2　日，人民解放军同时解放了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地区的万余名国民党军乘船从海上逃走。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历时52　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36　个师约47　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至290　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至300　余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对比上也占有了优势。
　　2。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避免徐州军队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的覆辙，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到津浦路的徐州至蚌埠段两侧，采取攻势防御，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必要时将放弃徐州，凭借淮河进行抗击，以确保南京、上海的安全。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企图，人民解放军第2　野战军、第3　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华北3　个军区及地方武装共60　余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江苏海州、西止河南商丘、北起山东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自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1　月6　日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1　月10　日，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这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二个大战役。
　　淮海战役开始前，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有4　个兵团，3　个绥靖区及由华中增援的第12　兵团，共约70　万人。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大量屯兵阻击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蒋介石说，此次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为此，中共中央军委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1　月6　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　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参加淮海战役的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共计约60　余万人。战役期间，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00　余万人，手推车41　万辆，畜力车3000　余万辆，运送粮食5.7　亿斤，解放区的民众给予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以巨大的支援。
　　淮海战役分为3　个阶段。从11　月6　日战役开始至22　日为第一阶段，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华东野战军以7　个纵队在新安镇及其两侧地区对黄百韬兵团实行分割包围，以8　个纵队分南北两路牵制、阻击李弥兵团东援。11　月8　日，国民党军第3　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3　个半师约2.3　万人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通过该地区，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日，由豫南来支援的黄维兵团、由蚌埠北上解围的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和由徐州向东增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均受到人民解放军阻击，无法向黄百韬兵团靠拢。11　月11　日，黄百韬兵团4　个军7　个师被包围在新安镇碾庄圩地区，同时，该兵团担任侧翼掩护的1　个军在窑湾镇一带被消灭。11　月12　日，华东野战军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11　月15　日，中原野战军攻占战略要点宿县，切断了徐州与蚌埠的联系。华东野战军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至22　日将黄百韬兵团全部歼灭，击毙黄百韬。
　　第二阶段是从11　月23　日至12　月15　日。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国民党军的所谓"徐蚌会战"的败局已定。蒋介石重新调整了部署，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蚌埠指挥南线两路军的行动，以挽救失败。11　月23　日，总前委根据李延年兵团迟迟不北进，而黄维兵团孤军进至南坪集的情况，建议集中兵力先打黄维兵团。中共中央军委接受了总前委的建议，令中原野战军全部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攻黄维兵团。11　月25　日，人民解放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浍河以南、双堆集为中心的范围内。11　月27　日，其第110　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兵团数度突围不成，大量构筑工事，固守待援。12　月4　日，华东野战军一部又将由徐州西撤的杜聿明所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并于12　月6　日歼灭了单独突围的孙元良兵团。同日，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对黄维兵团发起全面进攻，至12　月15日，全歼该兵团10　余万人，生俘兵团司令黄维。
　　第三阶段是从12　月16　日至翌年1　月10　日。黄维兵团被歼后，杜聿明集团陷入绝境，这时平津战役也已经开始。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为了稳住华北、平津的国民党军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从12　月16　日至第二年的1　月5　日，部队原地休整待命。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对被围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结果，处于饥寒交加的国民党军中有1.4万余人陆续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但杜聿明等人仍拒绝投降。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初，鉴于平津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对傅作义部的分割包围的局势，华东野战军于1　月6　日对杜聿明部发起总攻击。经过4　天战斗，至1月10　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5　天，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5.5　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中的第5　军和第18　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伤亡13.4　万余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兵力丧失殆尽，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及上海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3。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进行，使聚集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集团成了惊弓之鸟。该集团是由傅作义嫡系和蒋介石嫡系两部分组成的，其主力4　个兵团，12　个军，42　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50余万人，部署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以西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　公里的狭长地带上，面临着被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形势。此时，蒋介石为加强长江防线，主张放弃平、津，要傅部南撤。美国顾问团则主张傅部固守华北。傅作义深怕南撤而被蒋介石所吞并，宁愿必要时西撤绥远。但是，蒋、傅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3　个月至半年，才能入关作战。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凭借华北"剿总"的兵力，对付华北解放军是能够自保的。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的变化。据此，傅作义仓促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将傅系部队分布在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便西撤；蒋系部队分布在北平以东至唐山一线，准备形势不利时南逃。
　　针对上述国民党军在平津地区的动向，为了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此时，不使傅作义部队撤退或收缩，成为平津战役全局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北野战军第3　兵团撤围归绥；第1　兵团停攻太原；东北野战军80　万人，立即隐蔽入关；华北野战军及地方部队20　万人，迅速从平绥线展开。百万大军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的长达6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由林、罗、刘统一指挥。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1　月10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　人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城市等一切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平津战役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1　月29　日发动。华北第2、第3　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于11　月29　日首先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傅作义调动第35　军等部向张家口增援。后发现人民解放军主力正向平、张两侧集结，又急令第35　军撤回北平，中途被华北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东北先遣兵团于12　月10　日和11　日歼灭从康庄、怀来撤退的国民党两个军。华北第3　兵团占领宣化，把张家口包围住。在平张线作战的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隔断了平津间、津塘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至此，人民解放军将傅作义集团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　个地区，使其即彼此无法相顾又无退路。
　　从11　月21　日开始，人民解放军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法，在22日攻克新保安，歼敌1.6　万余人，35　军军长郭景云被击毙。第35　军被歼后，傅作义命令驻守张家口的第11　兵团所属1　个军7　个师向北突围，企图退回归绥地区，受到人民解放军1　纵3　旅的坚决阻击。23　日，各阻击部队围追堵截，将敌人包围起来。24　日，将敌军5.4　万余人全部歼灭在张家口以北的10　公里长、不足1　公里宽的西甸子至乌拉哈的狭沟之中。
　　天津的国民党守军由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两个军10　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约13　万人守备，城防工事坚固。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　个师共34　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采取东西对进，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首先扫除天津外围据点。在陈长捷拒绝和平解决天津后，人民解放军于1　月14　日向天津发起总攻。15　日，全歼守军，生俘陈长捷，天津解放。塘沽守军于16　日开始乘船南逃，被人民解放军尾击歼灭3000　余人，17　日塘沽解放。
　　新、张、津、塘相继解放后，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在平绥东段已告覆灭，百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国民党军2　个兵团部、8　个军约25　万人，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陷入绝境。为了保护北平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名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同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接管北平。经过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在爱国民主人士及傅作义部之开明人士的积极促进下，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志，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　月21　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　月22　日，国民党军开始撤出城区，在人民解放军指定地区接受和平改编。1　月31　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　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　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9　万人。战役期间，华北、东北解放区地方政府，组织了30　万民工、150万群众及34　万辆畜力车，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经过平津战役，华北地区除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　片。
　　从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9　月12　日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1　月31　日，所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　天，人民解放军伤亡24　万余人，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　个师，非正规军29　个师，共154　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胜利，为其向全国进军，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四）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1。国民党"划江而治"的计划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全部兵力尚存204　万人，其中能作战的部队只有146　万人，而且多为新扩充或新组建的，战斗力十分薄弱，在长江以南地区也难以组织起系统的防御。
　　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解放军总兵力达358　万人，其中野战军218　万人。长江以南的游击部队发展到5　万余人，成为配合野战军向南推进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占有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军，夺取全中国的绝对优势。
　　在国民党统治处于全面崩溃的时候，为了保存其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国民党再次玩弄起和谈阴谋。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1　月1　日，蒋介石发表文告，要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以保存"中华民国"宪法、法统、车队等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1　月8　日，国民政府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调解"中国内战，四国政府从各自的考虑出发，予以婉拒。
　　此时，美国政府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转为在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同时，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以维护其在华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允许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那将使革命半途而废，待国民党养好战争创伤后卷土重来，中国将重新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将解放全中国的战争进行到底。
　　在上述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愈加激烈，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中，被迫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1　月21　日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操纵。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后，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他企图通过谈判，阻止解放军渡江，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以保住江南各省地盘。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争取缩短战争时间和减少战争破坏及人民的痛苦，提出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4　月1　日，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草案》，限定4　月20　日为最后的签字日期。
　　2。人民解放军举行渡江战役国民党在谋求与共产党和谈的同时，加紧整军备战，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云南、四川等省，设置了14　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计划使总兵力达到350　万至500　万人。与此同时，加紧部署长江防线，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4　月初，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　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　万人的兵力。其中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75　个师约45　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之间800　余公里的北段上；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40个师约2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近1000　公里的地段上；以江防舰队及第二舰队共133　艘舰艇，游弋于长江中、下游；300　余架飞机分别布置于汉口、南京、上海等地，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2　月至4　月，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称为第1、第2、第3、第4　野战军，并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准备。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渡江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决定：以第2　野战军的第3、第4、第5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指挥，在棕阳镇至望口江段渡江；以第3　野战军的第7、第9　兵团组成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渡江；以第3　野战军的第8、第10　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指挥，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各部队首先歼灭沿江之敌，然后向南发展，占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4　月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2、第3　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从20　日子夜起，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援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500　公里战线上，分3　路强渡长江，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占领了贵池、铜陵、芜湖、无锡、镇江等城镇。23　日，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同日，国民党海军第2　舰队司令林遵率25　艘舰艇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另外23　艘舰艇也被迫在镇江江面投降。27　日，人民解放军将从南京、镇江南撤的国民党5　个军围歼在郎溪、广德地区。5　月3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继而解放南昌。14　日，第4　野战军先遣兵团在团风至武穴地段渡江，17　日解放武汉三镇。15　日，国民党第19　兵团司令张轸率两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
　　国民党长江防线被突破后，汤恩伯集团主力8　个军25　个师20　万人，退守上海及周围地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企图凭借上海大城市的物资和4000　多个工事坚守。第3　野战军经过充分准备后，于5　月12　日以第9、第10　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分别自浦东、浦西进逼吴淞口，断敌退路，完成对市区进攻的准备。第2　野战军主力在浙赣路上金华、东乡段，准备随时对付帝国主义军队可能的挑衅。23　日夜，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以多路直插市区，27　日解放上海。除汤恩伯率残部5　万人乘船逃脱外，其余15　万人全部被歼。6　月2　日，第3　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至此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6　个师约43　万人。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　放军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全中国的解放。
　　3。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国民党军在大陆溃败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尚存150　万军队，分别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及福建、台湾，国民党政府也由南京迁到广州。为了迅速彻底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军委于5　月23　日就向全国进军的任务与部署发出指示，决定：第1　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等5　省，其中一部分准备入川；第2　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1　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解放并经营川、康、黔、滇4　省；第3　野战军向福建、浙江进军，并经营鲁、苏、皖、浙、闽5　省；第4　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针对不同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实行大迂回、大包围，以求集中全部歼灭敌人，避免国民党残余部队逃出国境。从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6　月起，各路野战军开始了向全国的大进军。
　　第3　野战军分路向浙江进军，7　月上旬解放除舟山群岛之外的浙江全省。另一部向福建进军，8　月11　日举行福州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近4　万人，解放了福州市。第10　兵团于10　月17　日解放厦门。10　月下旬，第10　兵团又发起金门战斗，因对敌情判断错误和缺乏渡海作战准备，虽毙伤国民党军9000人，但自己也有很大损失，未能解放金门。第3　野战军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共歼灭福州绥靖公署朱绍良等部近10　万人，使华东全境除台湾、金门、马祖、定海等部分沿海岛屿外，都获得了解放。
　　为了解放舟山群岛，第3　野战军一部于8　月18　日开始，首先攻占舟山外围诸岛。之后，国民党军增兵舟山主岛。解放军经过5　个月的战备整训，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于1950　年5　月向主岛发起进攻，舟山群岛全部解放。第1　野战军和华北解放军的第18、第19　兵团解放西安后，接着开始了解放西北各省的作战。8　月26　日解放兰州，9　月5　日解放西宁，9　月23　日解放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重创胡宗南集团。9　月25　日、26　日，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西北5　省全部获得解放。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于9　月19　日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第4　野战军和暂归4　野指挥的第2　野战军第4　兵团，于7　月发起解放中南各省的作战，进行了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至8　月下旬，解放了鄂西、湘西北及赣西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迫使白崇禧集团退至湘南地区。8　月4　日，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1　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此时，白崇禧集团同粤北地区的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集团构成所谓"湘粤联合防线"，在湘鄂西宋希濂集团的协同下，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第4　野战军集中10　个军，分成三路，向两广进军。9　月至10　月间，第4　野战军第12　兵团在第13　兵团的配合下，于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歼灭白崇禧部主力4　个师和宋希濂一部，解放湘南、湘西地区。
　　在广东，余汉谋部约15　万人，在曲江（今韶关市）至广州段布设4　道防线，并在潮汕和湛江地区集结机动兵力。第4　野战军第15　兵团、第2　野战军第4　兵团和两广纵队在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和粤中纵队配合下，于10　月6　日攻占曲江、翁源、和平、河源等地后，向广州逼近。国民党政府机构从广州迁往重庆，解放军于14　日解放广州。至24　日，解放军将余汉谋部主力4　万余人围歼于恩平、阳江地区，26　日广东战役结束。
　　广州解放后，白崇禧集团的5　个兵团及余汉谋残部约19　万人，集结广西，企图以桂林为中心组织防御，阻止解放军入桂。第4　野战军第13　兵团、第12　兵团、第2　野战军第4　兵团，实施大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进入广西，于11　月6　日发起广西战役，至12　月2　日，将白崇禧3　个兵团和余汉谋一部围歼于博白、廉江地区。余部向钦州逃窜。解放军勇猛追击，12　月4　日解放南宁，六日攻克钦州，12　日攻占镇南关，战役结束。除万余人逃往国外，全歼国民党军17　万余人。
　　为了歼灭川康滇黔的国民党军，第2　野战军第3、第4、第5　兵团及第1野战军、第4　野战军各一部共16　个军的兵力，分3　路向西南进军。从11　月1　日开始，解放军对西南国民党主力部队胡宗南集团实施大迂回。第3、第5兵团从南线迂回贵州，11　月15　日解放贵阳。在第4　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又先后歼灭第14　兵团、宋希濂部第20、第15　兵团大部，解放秀山、酉阳、咸丰、南川等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人员于11　月29　日撤离重庆，30　日重庆解放。第2　野战军和第1　野战军第18　兵团从东、南、西、北将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第16、第15、第7、第18集团先后起义，负隅顽抗的第5　兵团被歼。12　月27　日成都解放。12　月9　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昆明、雅安等地宣布起义。拒绝起义的国民党军第8、第26　军从昆明附近逃至中越边境地区。第4　兵团第13　军和第4　野战军第38　军相互配合进行围攻。除少数残敌逃往国外，共歼敌2.7　万余人。为了彻底肃清西南境内的国民党残军，西南军区集中13　个　团的兵力，于1950　年3　月向盘踞在西昌地区的胡宗南西南长官公署、第2　军、第69　军残部和贺国光残部共约万余人，发起攻势。27　日解放西昌，除胡宗南、贺国光先期乘飞机逃走外，其余国民党军全部被歼。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其残军逃往海南岛，加上原守岛部队共约10　万余人，企图以陆海空军建立立体防御，长期固守，作为日后反攻大陆的跳板。1950　年3　月，第4　野战军第15　兵团一部，先行潜渡岛上。4　月16　日，以8个团的兵力，用木船作为主要航海工具，强渡琼州海峡，战胜了国民党军舰的阻击，登陆成功。在琼崖游击队的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守军的反击和包围。国民党军遂决定总撤退，解放军迅猛追奇，除一部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歼。5　月1　日解放海南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共全面内战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7　月展开，至1950　年6　月大规模作战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　援下，共歼灭国民党军807　万人，其中毙伤171　万人，俘虏458　万人，投诚63　万人，起义和接受和平改编113　万人。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损失152　万余人，其中，牺牲26万人，负伤104　万人，失踪和被俘20　万人。大陆除西藏、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南沙等少数岛屿外，均获得解放。"国民政府"及国民党残余部队败退台湾。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结束，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
　　十一、全面内战时期的军事制度（一）国民党军的军事制度1。统帅部与战区领导机关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调整了军事统帅和领导机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　月，决定改组全军统帅部，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蒋介石先后以"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华民　国总统"身份统帅陆、海、空三军。国防部下辖陆军、海军、空军、联合勤务4　个总司令部。历任国防部长为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阎锡山；陈诚、顾祝同先后任参谋总长。同时，还调整了战区指挥机构，设立东北行营（辖东北保安　司令长官部）、北平行营（辖第11、第12　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改称保定绥署、张垣绥署）、西北行辕、武汉行营（辖第6、7　绥区司令部）、广州行营、重庆行辕、徐州绥署（辖第1　战区司令部和第4、5　绥区司令部）、衢州行署及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战区的划分、机关的设置及名称等都有所变化，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4　月，各战区机关是：西安绥靖公署，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华中军区长官公署、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长沙、桂林、重庆、福州、广州绥靖公署，台湾警备司令部以及第11、第2　绥靖区。
　　2。兵种国民党军有陆军、海军、空军3　个军种，其中主要是陆军。陆军包括步兵、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5　个主要兵种。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10　月，国防部将海军署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辖海防第1　舰队、海防舰队（后改称海防第2　舰队）、江防舰队、运输舰队及10　个炮艇队；在青岛、上海、广州、台湾左营成立第1、第2、第3、第4军区。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6　月成立空军司令部，在沈阳、北平、西安、重庆、汉口分别设立第1、第2、第3、第4、第5　军区司令部。在美国政府援助下成立了8　个大队21　个中队。
　　3。武器装备主要有美械、日械和国（产）械3　种。在86　个整编师（军）中，有22个是美械、半美械装备。其"五大主力"新编第1、6　军和整编第5、11、74师，装备精良。炮兵装备有野炮、榴弹炮、迫击炮、坦克等。海军舰艇来自美、英政府的"赠送"、"转让"和接收日本的战后赔偿。舰种有轻巡洋舰（最大的一艘是5270　吨的"重庆号"）、驱逐舰（最大的一艘是3485　吨的"霄月号"）、护航驱逐舰、驱潜舰、轻布雷舰、运输舰等。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有各型舰艇450　多艘，13　万余吨，编入舰队的有220　余艘。空军共有飞机936　架。轰炸机大队装备B-24、B-25　型轰炸机；驱逐机大队装备P-51　型驱逐机；空运大队装备C-46、C-47　型运输机；侦察大队装备P-38　型侦察机。高射炮团装备75　毫米、76.2　毫米高炮及高射机枪。
　　4。兵役制度国民党政府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6　月，修订并重新颁布兵役法，规定实行征兵制。凡年满20　岁的男子，经征兵检查合格，征集入伍，为期2年，步兵之军士及特种兵、特业兵为期3　年。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2　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国军收复地区兵员征集暂行办法"，规定凡年满20至35　岁的壮丁，一律征集入伍，并授予前线高级长官以征兵的便利处置权。在这种极端野蛮的征兵制度下，国民党军队即可任意抓捕壮丁，为其充当炮灰，因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
　　5。军事训练国民党军有各种学校30　余所，国防部主管的有参谋学校和陆军大学。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7　月，陆军总司令部成立训练司令部后，在广州、台湾等地建立训练基地，并在南方各省设置了10　余个训练处。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初，又将各训练处扩大为14　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国民党军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大力推广美式军事教育，提高军官的技战术水平。蒋介石于民国三十六年7　月至民国三十七年3　月，在南京举办7　期"军官训练班"，集训在前方的团以上军官，蒋介石任团长并亲自讲授"戡乱"、"剿匪"的战略战术。
　　（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制度1。领导机构、编制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率机关。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1　月21　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公开发布命令。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秘书长杨尚昆。下设总参谋部，彭德怀兼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刘少奇兼主任，傅钟任副主任；后方勤务部，杨立三任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
　　1949　年10　月19　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6　月，战争爆发时，人民解放军的战区划分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中原军区、东北民主联军等7　大战略单位。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7　月后，发展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野战军、晋察冀军区（辖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军区、东北民主联军等6　个战略单位。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9　月后，形成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等四大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等5　大军区。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6　月后，形成第1、第2、第3、第4　等4　大野战军和西北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中军区、华东军区等5　大军区。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11　月，中共中央军委对全军编制进行了统一规定：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即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设立野战军、兵团、军，军以下实行师、团、营、连、排、班"三三制"编制；原来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旅改为师；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建制；游击队仍保留纵队、支队名称。
　　2。兵种、兵源、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是以步兵为主，包括炮兵、工兵、铁道兵的单一陆军兵种，没有海军和空军。
　　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志愿兵役制。解放区积极进行兵员动员工作，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者都自愿参军，长期服役。
　　进入全面内战以后，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装备有马步枪、冲锋枪、短枪、轻重机枪、掷弹筒、枪榴筒。解放军把加强以炮兵为主体的特种兵建设，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大力发展炮兵部队。到战略决战前夕，全军已建立了34　个炮团，东北建立了炮兵纵队，华北建立了两个炮兵旅、华东建立了特种兵纵队。装备有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加农炮，还有大口径的美制M1　式155　毫米榴弹炮。同时，解放军还拥有了坦克、装甲车以及飞机和舰艇。
　　解放军还十分注重发展工兵建设。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9　月，全军已有9　个工兵团。东北民主联军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8　月，组建武装护（铁）路部队，后发展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5　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3。军政训练工作为了适应作战和建军的需要，在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建立起一批军政学校：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中原军事政治大学（后改称西南军事政治大学）。通过这些学校，训练与培养了数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对提高军队的指挥作战能力和政治工作水平起到重大作用。
　　人民解放军平时多是通过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进行军事训练。战争初期，着重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特别着重练习夜战。以后又着重加强提高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的训练。
　　人民解放军十分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设，通过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启发官兵的觉悟水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解放军总部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重新颁布，要求对全军进行教育，严格执行。通过广泛开展"立功运动"，形成人人争当英雄模范的热潮。全军还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从而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的目的，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十二、军事思想（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理论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国防建设理论等。
　　1。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革命战争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毛泽东对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现代战争根源以及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等问题都作出精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私有财产产生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行动，当政治遇到阻碍而不能自行解决时，不可避免地会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在阶级社会中，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拥护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正义战争。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结合所决定的。战争的胜利既不能脱离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又不能否认人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战争制胜因素的问题上，要重视人和物的正确结合，既要防止过分夸大物质作用的机械论，又要防止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提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唯物主义观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是可以经过主观努力逐步转变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战争作为一种物质的运动现象，是有规律　可循的。
　　譬如：敌我、进退、攻防、胜败等矛盾现象，作为一般的战争规律，存在于一切战争之中；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又各有其特殊的战争规律。认识并且运用战争的一般和特殊规律，可以准确地掌握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情况，主动正确地指导战争发展。同时，作战指导上的全局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要善于从全局出发，具有纵观整体，运筹全局的战略头脑，抓住战争中的关键环节，主动、灵活、有计划地部署战斗，夺取战争的全盘胜利。2。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首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里，要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和高度军事素养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创立一整套崭新的建军思想来指导。首先，要确定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早在1927　年，毛泽东就向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提出，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1929年1　月，毛泽东在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提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还指出，红军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夺取政权时期，这个军队"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其次，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历来强调，人民的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27　年9　月，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就是进一步完善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改编中，毛泽东从部队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是人民军队艰苦而不涣散的重要原因。第三，要规定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把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三项："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基本原则是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体现。它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出发，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胜利的总目标服务。毛泽东的建军理论和原则，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3。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对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因此，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在人民战争中，根据地是赖以执行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在经济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旧中国，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并以此为依托，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巩固成果，进而夺取中小城市乃至全国解放。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解放道路。
　　人民战争的总方针是，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败敌人、解放人民。
　　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加强扩大人民的武装力量。人民军队是武装力量的核心，同时不可忽视人民群众的武装，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部队、正规军和游击队、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的相互结合，以及把武装斗争这一主要的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全体军民的力量。人民战争不是一种单纯的武装斗争，要把多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全党全民总动员，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才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4。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进行的。弱小的革命军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十分讲究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以灵活机动为特点的战略战术。譬如，游击战与"十六字诀"的提出和运用。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重要的作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总结到："从1928　年5　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拢，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发展的基础。再如，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运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想转变力量对比的格局，主要途径就是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方力量占优势时，我们采取的战略是"以一当十"，即以小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在战术和战役上则要"以十当一"，即集结优势兵力，打敌一部分，实现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转变。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而在战争的不同环节和阶段上，要选用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就战争的全过程来说，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解决战争命运的基本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游击战以分散流动的作战，从战略、战役、战术上配合正规作战，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在战争的不同时期，要根据各地区的具体任务和实际情况，把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协同，这是战略指导的重要任务。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还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好军队的后勤保障，力求使每战必胜。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只有人民军队中才有可能得到具体、灵活的运用。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光辉记录，是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检验过的正确军事理论。
　　（二）周恩来军事思想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革命战争中，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军事要职。周恩来在人民军队的建设、无产阶级军事运动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运用等许多方面都作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
　　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就开始探索和实践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他率先创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即1925　年11　月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4　军独立团。这个团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第4　军建制，实际上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后，周恩来经过对各地红军开展武装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一九二七年春，周恩来担任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他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认真研究分析局势，对起义的各项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并始终亲临现场指挥战斗，经过30　小时的连续激战，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1927　年8　月1　日，周恩来参加组织领导了闻名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著名的"八七"会议以后，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只能首先在农村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此，周恩来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何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从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开始探索实践。他曾对军队的宗旨任务、建军方针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作过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关于革命军队的宗旨任务，周恩来曾反复明确指出："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后，周恩来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的这一任务后来成为我军的建军纲领。关于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曾在叶挺领导的独立团中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又在国民革命军第1　军的连、排、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周恩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原则，即党的组织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群众的斗争上，日常行政事务由行政机关去处理。这一思想对于保证党的正确领导起了积极的作用。关于加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历来认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灵魂，要保证军队各项训练和作战任务顺利完成，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做保证。他要求军队要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作战热情；要使军队的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并多次提出了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思想。关于革命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周恩来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是，只有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历次革命战争中，他始终把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大事来抓。周恩来认为，革命军队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切实感到军队是为人民利益、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作战战略和战术上，周恩来最大的特点是把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实行手段上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还处在弱小的困难时期，周恩来就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他认为红军应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几个省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并且提出避其主力，歼其薄弱环节的原则。当根据地遭到敌人"围剿"时，周恩来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歼灭战，特别要在运动中歼敌的思想。他认为，在运动中容易暴露出敌人的弱点，这时歼灭敌人是最有把握的。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除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外，也参与八路军、新四军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同时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国共合作前夕，周恩来提出要发挥红军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的优点，开展抗日斗争。上海、太原失守后，为了提高全民抗战的信心和树立持久胜敌的思想，周恩来提出必须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张。周恩来在为八路军、新四军制定各个时期的战略指导方针的同时，还对国民党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譬如，台儿庄战役时，周恩来提出了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歼灭进犯之敌的意见，得到采纳后，取得了台儿庄战役毙伤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参与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和决策，承担起草、签发大量的军事文件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经周恩来亲自起草或签发的文电达561　份，最多时一昼夜达22　份。这一时期，周恩来适时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1947　年初，周恩来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提出"打出去"的方针。他认为，打出去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必要的战略方针。经过一年的作战后，解放军已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时，周恩来又提出了"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的建议，并随后协助毛泽东部置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人民创建新型军队和夺取历次革命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朱德军事思想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在长期领导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他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朱德军事思想是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人民军队的科学理论，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
　　重视和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是朱德在从事军事工作中的一贯主张。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在赣南领导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着重从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入手。红军时期，朱德特别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是红军各项活动的保障。朱德强调军队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军事工作的落实，保证军事命令百分之百的执行。他反对把政治工作绝对化，指出："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在建立正确的军政关系方面，朱德强调要团结，要保持一致性。朱德指出，正确的军政关系应当是：军事行政系统必须自觉地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而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朱德历来重视党的领导，但不赞成党组织包办一切。朱德强调军队中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士兵的勇敢精神，但是他反对把勇敢精　神的作用过分夸大。他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勇敢加技术。朱德曾明确阐述：红军绝不惧怕敌人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人的飞机大炮确实有杀伤威力，口头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办法，只会使红军战士遭受无谓的牺牲。作战中既要讲勇敢精神，又要强调科学态度，才能使战争取得胜利。
　　军民一致，密切军民关系，是朱德长期坚持的又一基本主张。建军初期，朱德就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提到建军宗旨的高度，作为区别军队性质的根本标志。朱德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最重要的是群众纪律，为了加强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朱德提出了人民军队特有的养兵方针。他提出要在精兵简政、军民兼顾的原则下，从总司令到士兵，一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方式。他认为，越是条件艰苦，越要搞好军民关系。因此，军队常常在衣不暖、食不饱、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去冲锋陷阵。同时，组织部队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屯田生产，以补充部队的给养，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除此之外，朱德还经常教育部队：　"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必须树立群众观点，事事相信群众，事事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做到这一点。
　　朱德还一贯主张要在军队中建立民主的官兵关系。朱德认为，在人民军队内部，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在人民军队中要摒弃一切恶习，彻底废除军阀制度，清除军阀主义残余。朱德认为，古往今来将领身先士卒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尤其是人民军队的干部更应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搞特殊化。朱德对各级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他本人更是全军的楷模。朱德提倡士兵尊重干部，不搞极端民主化；干部爱护士兵，不能官僚主义。军队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既要讲政治民主，也要讲军事民主。要尽可能地让官兵了解作战意图，发挥群众的智慧，调动士兵的作战积极性。而军事民主又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特点，它只有在官兵一致、上下一心的队伍中才有可能充分发挥。
　　在战争实践中，朱德重视战略战术的研究和指导，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曾精辟地阐述："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　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种实事求是的用兵方法体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朱德指挥作战一般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式，避强击弱，各个击破。同时，朱德善于把作战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再用以指导作战。他认为，如果不懂得战略战术，不能从理论上解释作战形式，指挥作战就是盲目的。因此，每一次比较重大的战斗之后，朱德总要从战略战术上加以总结。从保存下来的他在1935　年10　月、11　月间写的6　篇战斗总结来看，大多反映了他关于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运动战、遭遇战、袭击战等战术思想，有的还对原有战术作了补充和发挥。对于游击战争，朱德有丰富的经验。井冈山时期，他与毛泽东一起，熟练地运用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和"会剿"，取得了重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作用、意义以及战术原则、活动方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条件是积极、主动、集中；战术的基本形式是突然袭击的进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迅速、秘密和坚决，从而有效地指导了游击战争的开展。
　　朱德的军事思想是与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历史紧密相联的，它在中国革命的解放过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刘伯承军事思想刘伯承自走上革命道路后，用毕生的精力从事军事斗争，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创造出一系列简炼、实效的作战原则。
　　刘伯承作为军事指挥家，通晓古今中外的战例和战术，在此基础上，结合亲自参与的战争实践，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作战方法，主要包括：面对点线的战略；敌进我进的原则；机动灵活寻机歼敌的战术；"五行"的战略思想以及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的转换与运用等等。面对点线的战略是指力量弱小但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军队与数量、装备占优势而本质虚弱、孤立的敌人之间进行斗争采取的战略。革命军队通过建立广大的农村敌后根据地，破坏敌人据守的城镇、交通以及现代化的条件，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战胜敌人。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我军采用的都是这种"面对点线"的战略。敌进我进的作战原则是革命军队特有的原则，它主要是指军队要脱离自己的后方，大胆进入到敌人的后方，攻其不备，取得胜利。这种作战原则需要与敌后广大民众结合，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只有植根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这一点。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与邓小平一起，率部一举突破国民党的黄河防线，连闯九道难关，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典型的"敌进我进"的作战原则。机动灵活、寻机歼敌的战术是取得战争主动权的主要途径。所谓机动，刘伯承解释为：机动就是火力与运动相配合。机动的目的在于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以歼灭敌人。刘伯承结合作战实践，创造了多种机动形式，譬如：大踏步进退的机动；围歼敌军的机动；粉碎敌人围攻的机动；撤退的机动；夜间战斗的机动等等。这是弱军战胜强敌的必不可少的战术。"五行"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理论，刘伯承把它移植于战争要素，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作为战争的"五行"，反复强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把任务视为"五行"之首，是其它四个要素存在的前提；敌情是"五行"的重点，是指挥员指挥作战的主要依据之一；我情是"五行"中应有之义，是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时间和地点是"五行"中的必要内容，是战争运动的形式。这样"五行"的战略思想，是刘伯承求实思想的反映。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是革命战争中的三种基本作战形式，刘伯承在战争中，独特地运用了这三种基本的作战形式。他曾对刘邓大军协同华东野战军经略中原的过程作过划分：1947年9　月至1948　年3　月，主要是游击战，即以小股队伍，在敌军后方袭击敌人，以扩大阵地面积；4　月至7　月，主要是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使用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不断歼灭敌人；9　月至1949　年1　月，主要是阵地战配合以运动　战，利用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防御。这是刘伯承对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的转换和运用所作的精辟的总结。
　　刘伯承虽然长期担任军事领导职务，但在亲身的革命实践中，他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刘伯承曾反复强调政治方向的正确是军队巩固发展和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他认为，党的领导、政治觉悟、人民群众支持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首要条件。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针对军队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提出要派坚强的共产党员，去农村亲自领导武装斗争，并反复告诫部队干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成为革命军人。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提出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干部的军政素养。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战胜敌人的基本因素。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由小变大靠的是全体指战员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同心同德歼灭敌人。刘伯承非常重视在战争中调动指战员的士气，培养指战员自愿参加革命的精神。1947　年9　月，刚刚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刘伯承就针对部队中存在的畏敌避敌思想，分析了其来源，并据此进行层层的动员教育，使整个部队士气大振，促进了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最终决定力量。刘伯承一再指出，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的游击战争，就不是游击战争，而是"别动队"，军队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无法取得胜利，军民结合斗争，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刘伯承坚持在作战中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配合军队取得胜利。
　　刘伯承作为著名军事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提出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为人民军队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十三、结　语民国时期的军事斗争史，是民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处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最后都是通过军事力量的较量来解决的。因此，在民国几十年历史中，战争连绵不断，错综复杂，这其中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起到了主导作用，并由此导致了民国历史的结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这一段的军事史中，战争的规模、战争的形式、军事制度、武器装备等方面较之以前都有所发展，体现出了近现代军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中，涌现出一些著名的军事家，他们结合中国国情所阐发的军事思想、创造的战略战术，不仅为中国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丰富了世界军事理论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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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9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民国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书论述的是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12-1949　年）间的思想发展史。全书循着历史发展的顺序，分专题讨论了这38　年间哲学、文化、史学诸领域的思想潮流、重要争论、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围绕东西方文化问题，叙述了维护传统、主张折衷和提倡西化三大派别的思想和主张；抓住西方现代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这一线索，论及了传统哲学的更新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立；紧扣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这一环节，叙述了中国新史学思想观念的树立，以及在思想界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其意图在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为背景，勾划出民国思想发展的大势及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
　　一、民国思想概述民国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之一。本书以民国时期哲学、文化及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概述民国思想史的大致趋势及一般面貌。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但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结束清末以来持续进行的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的争论，相反，却使这种争论更为普遍化、深入化了。民国初年，伴随政治上的动荡局势和帝制复辟的酝酿，思想界一度出现尊孔复古逆流，孔教会的成立、康有为"孔教救国"的宣传、舆论界"昌明国粹"的呼吁、学术界注重传统风气的抬头，凡此种种，都与民国精神不相吻合。与此同时，民国局面的不如人意，促进了另一批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引发了进一步宣传民主、科学，猛烈批判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是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从事他们的启蒙工作的。他们宣传的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而尤重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他们宣传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而尤重科学的原则与方法。他们对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比前人来得更猛烈、深入，从而使民主、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生哲学等观念受到沉重的冲击，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大量　传入打开了局面；同时提出了传统思想若要继续生存，必须改革自身这一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应当面对的重要问题。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改革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众多新刊物的出现为新思潮流行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前期《新青年》杂志即已开始的输入西方文化思想的工作，到民国八年（1919　年）以后，得到迅速扩展。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观念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杜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罗素哲学、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柏格森与杜里舒的哲学尤为引人注目。
　　杜威哲学以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实验性和实用性为特征，具有破除专制迷信，促进思想解放的价值与意义，比较适合"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反思传统、确立科学思想原则的需要，对时人有较强的吸引力。胡适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系统介绍实验主义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及杜威思想的精髓，加上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　年）间杜威本人在华两年多的讲学，使实验主义哲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超过其它任何派别。
　　马克思主义是在民国八年以后输入和传播的，并很快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两个范围内产生效应。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它在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及青年学生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则在哲学、文化、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罗素有着渊博的学识和闻名国际的声望，他在华9　个月讲学所得到的舆论推崇，不亚于杜威。但由于他的理论哲学偏于高深，又加上他的政治思想摇摆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因此限制了他的哲学在中国产生影响的范围。
　　此外，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为民国史上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等提供了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上述各派思想观念不同程度地为不同立场、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诸派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由于各派别在一些众所关心的问题上的矛盾，从而引发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等一系列论争。
　　在西方思想大量传入国内的同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弃取，西方文化的采择，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等问题，不同的派别之间亦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从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对垒，到民国八、九年间有关"调和"问题的讨论；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到围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展开的争论；从学衡派、甲寅派的相继出现，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阐发；一直到20　年代中期，民国思想界俨然形成了以梁漱溟、梁启超、梅光迪、章士钊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胡适、常乃德、张东荪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中共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之间的对立。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民国十年（1921　年）前后，史学界继本世纪初梁启超宣传"新史学"之后出现了波及面宽阔的新史学思潮。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在西方逐渐活跃起来的新史学理论系统的介绍和唯物史观在较广范围的传播，构成了这次新史学思潮的主流，并由此推动了史学思想与观念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说，民国初期到20　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思想的引入、介绍、疏解和一般地运用方面，那么，由　30　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便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类新体系的形成，大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以西方思想为主体，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或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其加以再创造。如张东荪的哲学糅和康德、柏格森、詹姆斯等人的理论，以注重认识为特征，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多元认识论和泛架构主义的本体论；叶青的哲学以辩证法立言，提出了哲学消灭论、科学与哲学统一论、物质与观念统一论和思维科学创立论；艾思奇、李达、毛泽东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认识论与辩证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二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对其加以更新改造，如冯友兰借鉴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中国传统的理、气等概念，对宇宙本体作出新的解说，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理学"体系；贺麟借鉴黑格尔哲学，就"心"的概念、知行关系等问题，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作了新的阐释；熊十力运用中国传统儒学、佛学概念解释西方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体用不二"、"翕辟"成变、心性与本体合一等学说；蒋介石、陈立夫鉴取西方法西斯主义与生命哲学观念，对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和王阳明"致良知"等学说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以"仁"为目标、"诚"为动力、"忠"、"孝"为主要内容的"力行哲学"和"唯生论"哲学。
　　在文化思想方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陈序经的较为系统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与"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主张。在史学方面，民国二十年前后开始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推动了唯物史观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果和吕振羽、范文澜、邓拓、侯外庐等人对历史理论与历史过程进行探讨的成果为标志，　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而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则代表了中国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成熟。
　　纵观民国38　年间的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始终贯穿着东西文化、新旧思想的抉择弃取问题，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显著特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明显的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占上风的趋向和传统思想改造更新的趋向。关于前者，民国八年以后新思潮广为流行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反映出的趋新时尚；民国十二年（1923　年）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中科学派占据压倒优势的状况；30　年代在西方思想观念基础上展开的哲学问题论争等可为其证明。关于后者，民国八年西化派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主张；同期梁启超倡导以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医治传统学术的弊病；梁漱溟有关吸取西方文化精神，"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之说；及至30　年代冯友兰等对传统哲学所作的改造等可为其证明。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新"，经改造而更新的传统思想亦可说成为"新"。由这个角度，民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更新过程。
　　如果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儒发明理学、重光道统，中国近二千年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学经典的释扬为其主干的话，那么，民国以来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猛烈冲击，则开创了30　余年的思想多元化格局，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民国史上的思想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各不同学派的独立发展，而且尤其表现在不同派别、不同观点在众多问题上的争论。民初有复古尊孔与宣　传新文化反孔之争，民国八年前后有东西文化之争，20　年代有中国古史讨论，30年代有哲学问题论战和围绕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理论展开的论争，连同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多次论争、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争等等，可以说，民国思想史是一部充满论争的历史。
　　思想多元化及各派之间的频繁论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代思想发展与政治局势和政治斗争关系密切的事实。这是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特点。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被列强宰割瓜分的危局，民国时期，这种形势并未根本解除。到民国二十年（1931　年）和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更相继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事。应该说，正是对挽救国家、复兴民族道路的追求，加快了民国思想更新的进程。同时，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认识的觉醒和在救亡斗争中情感的充溢一起融进他们的思想之中。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形成政治统一的局面，原有的和继起的政治派别为实现各自的理想、主张，在从事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亦十分注重思想上的斗争，这便使思想界的很多论争明显掺入政治色彩。到30　年代以后，这种色彩愈来愈浓，以致立于政派之外的思想派别也多被卷入带有政治气味的思想论争。这种现象对民国及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民国初年思想的发展（一）辛亥革命后政局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揭开了民国历史的第一页。由于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这个民主共和国出现后不久，就名存实亡了。随后出现了以袁世凯和张勋为代表的帝制复辟和反对复辟的斗争。这种政治状况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帝制复辟与思想界的尊孔民国元年（1912　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经临时参议院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开始了他从独裁统治走向复辟帝制的一系列活动。伴随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反动倒退，思想文化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思想潮流。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从思想上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帝王的专制思想，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历史的国家，根深蒂固的王权思想、封建的纲常礼教等等，并不是一次政治上的革命就能完全肃清的。一遇时机，它仍会沉渣泛起。辛亥革命的失败，民国政权的旁落，就给封建思想的复起提供了一个机会。民国元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孔教会成立的目的，陈焕章说得很明白："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①可见孔教会的成立主要是对辛亥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不满。
　　同年12　月，孔教会的一些发起人张勋、麦孟华、陈焕章等上书袁世凯、教育部和内务部，请求准予立案施行。教育部很快就批示："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次年一月，内务部也批复"准予立案"。这表明民间的守旧心理和政府的统治需要在尊孔方面达成了一致。孔教会成立后，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宣扬孔教，召开讲习会，宣讲经文，宣扬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并在大成节和"丁祭"日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孔教会是当时全国性的孔教组织，它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设有许多支会和分会。
　　在孔教会的影响下，民国二年（1913　年）以后，国内一些报刊杂志相率表现出了尊崇孔子的思想倾向。它们把辛亥革命后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归咎于不尊孔教，要求定孔学为一尊。民国初年的《时报》声称："吾国今日大势之杌陧，未有危于废弃孔教者也。"①认为："孔教之于吾国，不特为数千年教育之宗，而政治、道德、人心、习俗，实无一不于孔教是赖，非定为国教，使之如日中天，则道德之败坏，人心之牿亡，政治之堕落，风俗之偷窳，将
　　①　《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1　卷第1　号。
　　①　《尊孔女校开幕感言》，《时报》1913　年3　月19　日。
　　有不堪设想者。"②民国四年（1915　年）成都部分学人创办的《世界观》杂志也认为孔学即为孔教，应立为国教。
　　袁世凯在政治上进行帝制活动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不久，就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必须举行祀孔典礼，"以表尊崇"。他还派人参加孔教会举行的祀孔大会，表示支持。随后，袁世凯相继作出祀孔礼仪应与敬天一律的特别指示；制定祀孔的具体办法；批准了在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恢复读经讲经的旧制度；并且，明令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民国三年（1914　年）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亲自率领文武诸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举行大型的祀孔活动。由此，尊孔读经活动愈演愈烈。
　　袁世凯如此大力鼓吹、宣扬孔孟之道，无非是想利用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来维系人心，控制和阻止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深入传播，以达到其在政治上专制独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③。章太炎也发表言论，指责"以孔教为国教，其名似顺，其心乃别有主张"，并痛斥倡立孔教会神化孔子的举动，明确表示反对立孔教为国教。革命派认识到中国所谓忠孝节义等礼教，无一不与近世国家文化相违背，中国的出路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学。尽管这些驳斥尊孔复古的言论在当时显得很微弱，但毕竟揭露了尊孔教与专制复辟之间的联系，对民初这股复古逆流给予了一定的打击。
　　2。康有为的"孔教救国"论孔教会成立后，康有为被推为会长。他积极参与宣传孔教的活动是同他的孔教救国思想相关的。
　　首先，康有为主张推崇孔教，符合他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要实现民族富强，挽救危亡局面，没有一个"乾纲独断"的君主实行近代立宪政抬是不行的，而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无疑应由传统道德观念加以维系。
　　其次，尊孔符合他"托古改制"的思想体系。他的一整套救国改良设想、措施，都是建立在对孔子学说的重新阐发之上的。抛弃孔子无异于抽去了他整个思想的精髓。
　　再次，提倡孔教与他对民初政局混乱、世风浇漓的忧虑相关。他认为民国成立虽一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但"纪纲尽废，法典皆无"，"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如此"惨状弥布"，几近"栋折榱坏"，他实在"不能忍而不言"。①于是民国成立不久，他即在《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上撰文，大声疾呼：以孔教救国！
　　康有为反复申言，在欧美发达之国，未有不立宗教，不重道德者。各国宗教均有化民成俗，扬善抑恶之功。而中国"数千年奉孔子之道以为国教，守信尚义，孝弟爱敬，礼俗浑厚，廉耻相尚"；孔子之道"博大如天，兼备②　《孔教问题》，《时报》1913　年12　月22　日。
　　③　《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①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　年2　月版。四时"，"尊天而兼敬祖，故仁孝并　重"；"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兼言政治，却不碍信教自由"①；实较它教更有优势。康有为宣称："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诐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②康有为如此鼓吹孔子之道，还因为他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他认为中国之旧法，"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乃得之"，"虽有专制之失，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亦甚多也"③。中国立国数千年，"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④因此，在他眼里，只有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典章法律、孔子之道"合于国情，宜于民俗"；"欲治人心，定风俗"，应大力宣传孔子之道，"遍立孔教会"⑤。
　　平心而论，康有为对民初政局的忧虑不无理由，他的孔教救国之论也确实是出于忧国忧民的考虑。但是，他在民主共和思想影响日渐深入的时候，去教人们转回头来遵守封建专制的伦理道德，难免有拉倒车之嫌。从客观的历史事实看，他尊崇孔教的主张无论出于何种愿望，也只能助长政治上的倒退和专制复辟的形成。因此，他的尊孔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者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无情批判。
　　3。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倾向辛亥革命后，民国名存实亡的局面，也导致了部分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失望。从而在思想界引起了对以孔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视。
　　在尊孔问题上，虽有像康有为等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主张从学理上研究孔子学说，以保持中国传统。辛亥革命后的一些报刊大多明确表示发扬中国国粹的宗旨。民国元年创刊的《中国学报》就主张"保存国粹"，"倡导国学"。该刊第七期发表了李天怀的《尊孔说》，表示要尊孔，但反对将儒学尊为国教。认为不尊孔和把孔子捧得过高都是不对的。为了给尊孔找到理由，一些主张尊孔者把孔子学说与民国以来的一些新观念附会起来。如有人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包含有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非战主义，微言大意，散见于公羊、谷梁二家之师说。"①也有人把孔子学说与"共和"加以联系，认为"孔子之政说，绝对的共和政说也。"②与《中国学报》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学艺杂志》，也有同样提倡国粹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欧洲文明大量输入之时，"求欧化而兼重国粹可也，弃
　　①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
　　②　《孔教会序一》，《康有为政论集》。
　　③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
　　④　《孔教会序一》，《康有为政论集》。
　　⑤　《中华教国论》，《康有为政论集》。
　　①　江瀚：《孔学发微》，《中国学报》第1　期。
　　②　薛正清：《孔子共和学说》，同上。
　　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数典而忘祖，舍田而耘，立见其败。"③苌碧在《广司马谈六家要指》一文中提出："儒家之学即教育学与政治学也；道家之学即哲学也；阴阳家之学即步算学也；法家之学即法律学；名家之学即论理学；墨家之学即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纵横家之学即交涉之学；杂家之学即各种应用学；农家之学即种植学；小说家之学即喜剧悲剧之学也。彼西土名人旦夕讲求夸为绝学者，何一非吾中国二千年前所阐发无遗者耶"；"西学之原，始实皆窃吾周秦诸子之绪论发挥而光大之"。因而他认为"学无中外，贵在适宜，如周秦诸子之学皆足与西学相印证，吾能博采兼收互为发明，则成一完全之学术不难矣。"①民国四年（1915　年）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国学杂志》。编者慨叹：开关以来，输入新学不少，"吾国先圣昔贤之留遗，因是而泯没者，岂少哉！"②因此，创办《国学杂志》昌明国学，以学习古圣贤救国救天下之心，救国救天下之学。他们还认为经学是中国国粹之源，主张尊孔读经。该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拟各校配置读经讲经议》，提出各学校应配置读经讲经课，每天一课时。初小读《孝经》，高小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中学读《礼记》、《书经》，大学设经科，兼学群经。
　　一些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也活跃起来。如叶德辉于民国四年（1915　年）
　　编成的《经学通诂》就是他在湖南尊孔读经活动中讲授经学的讲义。该书提出了读经要做到"六征"、"四知"、"五通"、"十戒"。它称得上是一部经学研究著作，也是一部宣扬孔孟之道的教科书。
　　注重传统学术的思想倾向，在早期改良主义者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譬如较早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这时却认为民主共和制不适于民众觉悟还不甚高的中国。他本人也从介绍宣传西方学说，转向研究中国传统学说。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①显然，严复晚年认为孔子之书是值得研究的。为此，他提出在大学里设立专科研究探讨中国文化。
　　在史学领域中，《清史稿》的编撰反映了传统史学思想的活跃。作为传统正史的历代各朝的史书，在本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中，曾被认作封建王朝一家一姓的史书，和统治阶级的"相斫书"一起而受到了抨击和批判。民国之后，在尊孔读经这一思想氛围中，传统的史观、史法和记载形式又有了市场。民国三年（1914　年）北京政府国务院得到袁世凯的批准，设立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的清史馆，组织了百余名史家和前清遗者，如缪荃荪、柯劭忞、张尔田、吴廷燮、王树枬等，经过一番准备后，开始依易代修史之惯例编撰清史。
　　在清史采用何种体例问题上，梁启超提出要将其编修成偏重新史的体裁，以反映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但大部分人员以"清史为结束旧史之时，不妨依据旧史"为由，决定采用旧史体例，仿照《明史》稍有变通。全书编写历经14　年之久，于民国十六年（1927　年）大致完稿。无可否认，这部长③　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第1　期。
　　①　苌碧：《广司马谈六家要指》，《学艺杂志》第1　期。
　　②　倪中轸：《国学杂志序》，《国学杂志》第1　期。
　　①　《与熊纯如书》，《严复集》。
　　达500　余卷的清史巨编，自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围绕该书编撰而起的争论，不能不说是民国初年新旧思想矛盾斗争的反映。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后的复古倒退，引起人们的反思。一些目光敏锐、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国人思想守旧，迷信盲从，无独立性，无自觉心，"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人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与封建政治、奴隶政治没有两样①。因此，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民主，应该首先培养国民的自觉自动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观念。民国四年（1915　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以此为主要阵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1。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宣传陈独秀（1879-1942　年）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自幼聪明、顽皮，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又同情弱者。12　岁始读八股即生鄙夷之念。青年时值戊戌变法，阅《时务报》，深为所感。又悉闻八国联军入侵，目睹沙俄士兵在东北烧杀淫掠，遂产生爱国救国之志。自22　岁赴日留学开始，十几年间他用心最多的是两件事：参与组织革命团体，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和编撰报刊，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革命。民国三年（1914　年）他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时，结识了高一涵、李大钊、易白沙、张东荪等。同年11　月，在《甲寅》1　卷4　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冒不爱国之恶名，恺切陈述爱国真义和自觉心之重要，被誉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正是这样的执著追求民主，勇猛无畏，使他成为在民国后政治、思想最黑暗的年代里奋起反击专制复古逆流，向千百年来封建文化发起挑战的急先锋。而民主与科学则是他用以启迪民智、反击传统的主要武器，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最为响亮的口号。
　　所谓民主，原本包括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两方面内容。但在产主现代民主观念与制度的西方国家，就价值观方面来说，有的重平等，有的重自由；就政治制度说，有的实行共和，有的实行立宪。这种情况对于引进民主观念的中国人不能不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戊戌前后严复、梁启超等人从民族危机、国民智力程度出发，强调发挥个人能量的自由与国家统一富强的一致性，因而在思想上从事启蒙，在政治上则主张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戊戌至辛亥期间，邹容、孙中山宣传自由平等是为政治革命，建立共和国家造舆论。他们大多未从改造整个民族文化角度考虑民主的意义。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是在吸收前人对民主的认识，解决新时代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宣传的，他们不仅认识到具有现代民主观念的个性人格与现代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关系，也认识到树立现代民主观念与打破整个封建文化权威影响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们注重的是民主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观念的统一；强调树立现代意识和批判传统观念的统一。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　卷第6　号。
　　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民主价值观念，首先是个人独立自主观念。陈独秀指出：近世以来欧洲历史被称为"解放历史"，"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呢？陈独秀等人认为：他应该认识到　个人的生存价值："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他应该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青年立世，要当纵横一世，独立不羁"；要作"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作那"最孤立的人"；他应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敢于怀疑，破除迷信，凡事"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勿盲从先贤圣人；他应该勇于进取，对社会"担干系，负责任"，"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他应该有自治能力，"以勤力战惰性"，"以大己战小己"，"以人道战天行"。所有这些从不同侧面体现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的自主自立人格。这正是陈独秀等人理想中新型青年暨共和国民应具备的人格。
　　《新青年》创刊伊始即申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这个"时政"
　　大抵是指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指民主政治理想或观念。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大力宣传独立自主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保住共和，实现"真民主"。为此，他们一方面反复论证"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之间的关系，强调民主共和"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注意民主政治观念的宣传。这种宣传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政治上出现的专制复辟活动，指出共和民主为世界政治进化之潮流，中国政治"万无超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第二，批评"贤人政治"，斥其"与专制同其界说"；宣传由人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的"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思想；第三，辨明共和国家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体　现人民意志、人民参政等原理。总的说，"自主的"人格观念与"自动的""国民政治"观念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民主"观念的两个方面。将这二者联系起来看待，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新文化启蒙时期民主思想的时代特色。
　　科学亦是近代以来即为进步知识分子关注和提倡的，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多重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着眼于科学对塑造新的国民性格，改造民族文化精神所具有的意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认识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它与迷信、盲从相对立，因而是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迷信思想的武器。从这个角度说，它与独立自主的民主价值观有着同样的功能。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指导下，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将生物进化论、创造进化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互助论、唯物主义。。都作为"科学"，介绍到国内，并运用这些观念分析各类问题，指导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运动。不过，在这类科学思想方法以外，他们也介绍过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民主与科学都不是中国社会原有的概念，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把它们作为现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必须具备的观念大力宣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但是，中国在当时尚远没有具备滋养这类现代观念的土壤。时人受传统的教化成俗意识的影响，对于观念变化与物质世界变化的依赖关系认识不足，对于民主、科学观念本身的认识亦相当肤浅，加上中国特有的政治本位传统和民族危亡的时局，以及后来世界思想潮流的发展变化等原因，使得这两个现代观念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未能如新文化运动发起者所期望的那样，成　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
　　2。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理论说教已经深深浸淫于国民精神世界。如果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进行彻底整肃、洗汰，便无法使新的文明观念立足，新的国民性格也就无从建立。而且，袁世凯、张勋一类政治野心家，正是欲借助那些传统观念牢笼人民思想，从而达到独裁、专制的目的。因此，他们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
　　陈独秀是首先向传统学说发难的人，他在《新青年》1　卷3　号《抵抗力》一文中将"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的"学说之为害"，与"专制君主之流毒"及"统一之为害"并作造成国人"根性薄弱"的三个原因，发誓要"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他进而指出："儒家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三纲"之说使臣、子、妻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而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人格；忠、孝、节三者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他号召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①民国五年（1916　年）十月，为批驳康有为致书黎元洪、段祺瑞要求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拜圣"之礼的提议，他接连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数篇文章及通信。他指出：孔教不是宗教，即勉强称为教，立为国教是与信仰自由之说不符；并且"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独尊孔氏，将造成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①。孔子之道与共和宪法相抵触，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与民国教育精神不合；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为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为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的政治为封建时代之政治。"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荣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②有鉴于此，他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③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
　　易白沙（1886-1921　年）是较早从孔子学说如何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指出：先秦孔学"不过九家之一"，汉代以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尊孔不过"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其所以至此，是因为孔子之道有其被利用的因由：其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其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①　《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　卷第5　号。
　　①　《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
　　②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同上。
　　③　《再论孔教问题》，同上。
　　其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其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他说："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国人欲祈祷孔子"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瞽说也"。④吴虞（1871-1949　年）从家族制度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关系方面批判孔子之道。他以史书上所载大量材料证明孔子及其弟子"认孝为百行之本"；指出"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因而成为二千年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的"联接之根干"；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①；将孝与忠联系起来，"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②。他进一步分析礼与孝的表里关系，指出："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便彻底剥夺了人民独立之自由，一个人即使摆脱社会上的束缚，终脱不开家族圈的牢笼，"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大量因孝活埋其子，自割其身的例子，以及由孝演成的纳妾，溺女，婚姻徒为传宗接代之具的事实。这样吴虞的批判就从理论对比分析层次展拓到历史实证的层次，从外在的表面深入到内里的实质。吴虞对礼教"吃人"的认识，部分地来自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狂人日记》借一个狂人之口，揭露了"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而"从字缝里看。。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它第一次揭露了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
　　新文化运动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还对千百年来束缚人心、戕害性灵的鬼神迷信观念，以及旧文学、旧戏剧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开展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现代人道主义文学、写实文学取代"文以载道"的"桐城"、"八股"的文学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新文化的确立扫除障碍。由于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他们的批判免不了带有一些矫枉过正，或以偏概全，或失之主观的地方，但是，首先他们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的道德观念，并非整个中国文化。批判者如吴虞甚至屡屡征引老、庄、墨子等学说思想作为批判武器。其次，即使对于儒家本身所批判的也主要是其中的纲常礼教观念。至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语，勤、俭、廉、节、诚、信等价值观念，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等常为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借用。再次，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潜意识里存在着道德价值取向，借思想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取向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有限度的。
　　然而，新文化运动在民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是十分巨大的：它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西方差距，寻觅救国道路的过程中，继器物、制度之后，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觉醒；它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的深刻揭露，大大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它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由观念、开放意识的知识青年；它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的大量输入打开了大门，同时也就为民国思想在一个新的氛围里，新的层次上的更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④　《孔子平议》，《新青年》第1　卷第6　号、第2　卷第1　号。
　　①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　卷第6　号。
　　②　《说孝》，《吴虞文录》卷上。
　　三、五四前后西方观念的输入与论争（一）杜威哲学与胡适的"实验主义"
　　由《新青年》杂志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到民国七年（1918　年）末，受到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思想潮流的影响，开始有了较大发展。在《新青年》影响下创刊的《新潮》、《每周评论》以及《国民》、《北京大学月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新教育》等先后加入了宣传新文化的行列。五四运动之后，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更如雨后春笋，短时间内竟达到数百种之多。正是在思想界这种举国以趋新为时髦的氛围中，大量西方文化、思想、学术观念被介绍到国内来。其中最先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杜威（JohnDewey，1859-1952　年）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他的哲学被称为实用主义哲学，其主要特征是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实验性和实用性。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比较适合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破除传统信仰、确立新的认识及生活原则的需要。五四时期著名人物胡适在美留学时即受业于杜威门下。蒋梦麟、陶行知亦曾从学杜威，并对杜威教育哲学颇感兴趣。他们都力图将杜威哲学推广于国内，于是便有了五四时期杜威夫妇访华讲学之行，从而使杜威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1。杜威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杜威访华之前，《新教育》、《新青年》等刊物就发表过《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杜威氏之教育主义》、《实验主义》、《杜威之伦理学》、《杜威之论理学》、《杜威的教育哲学》等介绍杜威思想的文章。与此同时，经胡适等人筹划，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邀请，杜威夫妇于民国八年（1919　年）四月三十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活动。在这两年里，杜威先后到过奉天（沈阳）、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十余省，做过多次演讲，尤以他在北京做的五种长期讲演①最为著名。《杜威五大演讲》在民国十年（1921　年）七月他离开中国时即已出到第10　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教育》、《教育潮》、《晨报副刊》等很多报刊都刊载杜威的讲演录及评论文章。杜威的近作《民主与教育》先后在《教育杂志》等刊物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他后来发表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哲学的改造》、《思维与哲学》等文章也被译成中文刊出。
　　杜威在中国所做讲演及其被译成中文的著作，涉及最多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教育思想，一是社会与政治哲学。关于教育思想，他重点谈了三个方面：其一，讲现代教育的趋势是"注重个人的本能"；"一切学问和训练，必定要拿人类天然的生来的本能做根据，利用他自动的能力，发展他原有的天性"，是"新教育的宗旨"②。其二，指出贯彻教育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①　这五种演讲分别为：《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②　《现代教育的趋势》，《每周评论》第27　号。
　　并提出他的教育哲学观点。他认为：教育应分三部分：第一，了解儿童的本能、感情和活动，以此作为教育的基础；第二，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具体说是为民主的社会服务；第三，学校的学科是培养学生、达其为社会服务目的的工具①。其三，讲民主（亦称平民主义或平民）的教育内容与方法，指出：民主教育的内容是"发展个性知识，养成共业习惯"，其宗旨"是要个个人受着切己的教育"，其方法是"使学校的生活真正是社会的生活"②。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杜威指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他反对在哲学对社会影响问题上"极端的理想派"和"极端的唯物论"。他又把历史上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归结为保守和激进两派，认为两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决'"。他主张第三种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找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这种哲学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实验的"，通过实践证明某种知识或学理在生活中用处如何，能否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第二，它是特别的，"而非笼统的"，"注重个体特别事实与通则通例的关系"，主张"零零碎碎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改革"；第三，"它的目的在养成知识观念，可以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情形，解决特种问题。"③总而言之，这种新的社会哲学把知识学说看作指导人生的一种工具。
　　杜威的教育思想经蒋梦麟、陶行知以及一些青年学生的宣传，在当时对民国教育方针的改革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哲学观念经过胡适的整理、阐发，在当时及后来的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2。胡适的《实验主义》胡适（1891-1962　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宣统二年（1910　年）通过官费留美考试，赴美国学习，民国六年（1917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宣传民主科学，特别在文学革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①，可以说是深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要旨。民国八年（1919　年）四月，为迎接杜威来华讲学，胡适写了《实验主义》一文，分别在《新青年》、《新教育》、《新中国》杂志作了部分刊载，并在江苏省教育年会上做过讲演。同年七月，《实验主义》全文经学术讲演会刊印发行。
　　胡适的《实验主义》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实验主义与近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第二，皮尔士（C。S。Peirce）和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哲学思想，第三，杜威的哲学思想。
　　胡适指出：实验主义是当时在欧美很有影响的新哲学流派。近代科学发展带来科学基本观念的两个重要变迁：一是新的科学定理、定律的不断发现，
　　①　《教育哲学》，《杜威五大演讲》。
　　②　潘公展：《论杜威博士演讲的大要》，《新教育》第1　卷第3　期。
　　③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三）。
　　①　《胡适留学日记》。
　　改变了以往"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天经地义"的看法；二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带来了"种类"在长期适应环境的发展中也会发生变化的观念。前者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定律不过是"人造的最方便最适用的假设"，它的真确与否要靠实验来证明；后者使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这过程是和环境的影响相关联。因此，胡适说：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态度"，就是说"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他正是依照这种态度来叙述"实验主义"本身的。他指出：实验主义在它的创始人皮尔士那里主要体现为一种知行合一观，即强调"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的效果"。反之，不发生任何效果的思想便"全无意义"。一切观念的意义还在于它"所指示我们应该养成的习惯"。"科学的目的只是要给我们许多有道理的行为方法，使我们从信仰这种方法发生有道理的习惯"。实验主义在詹姆士那里为自己奠定了心理学的基础。詹姆士调和以往哲学史上"经验派"和"理性派"的观念，"用生理来讲心理，认定我们的神经系统不过是一种应付外物的机能"，"心的作用乃是从已有的知识里面挑出一部分来做现在应用的资料。一切心的作用（知识思想等）都起于个人的兴趣和意志"。这样就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上进一步论证了皮尔士的"知行合一"命题。胡适还解释了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真理论和实在论。他认为实验主义的方法是"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实验主义的"真理"观强调真理是有用的，能证实的。真理的证实是指它能把"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这个证实过程是思想与实在之间"作用的符合"，而不是"静止的符合"，这个"作用"过程便是实验过程。思想在实验中取得的效果，即是真理。取得多少效果，它便包含多少真理。实验主义的"实在论"认"实在"为"感觉"、"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旧有的真理"三部分的结合。这种"实在"是经常变化的、增加的、改造的。它创造了改良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不是"悲观厌世主义"，也不是"乐天主义"，而是"淑世主义"。它认为"世界的拯救是可以做得到的"，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长成的"，但这得靠每一个人尽力去做。
　　胡适认为杜威的哲学不主张把实验主义应用于宗教经验，或把它的范围扩大为真理论和实在论，而注重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故自称为"工具主义"。杜威哲学"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将"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都"已不了了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认为"近代哲学的根本性大错误"就是不懂什么是"经验"。杜威认为："经验"不等同于"知识"，而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联络未来的事"；"经验"含有思想，它是"向前的，不是回想的；是推想的，不是完全堆积的；是主观的，不是静止的，也不是被动的；是创造的思想活动，不是细碎的记忆帐簿。"总而言之，在杜威看来，"（1）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2）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3）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胡适认为：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因此他重点介绍了杜威的思想论。他指出："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1）疑难的境地；（2）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3）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　（4）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5）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胡适认为，杜威的"五步说"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更预备将来的生活"。其二，思想的作用，既发生于"从普通的定理里面演出个体的断案"的过程，也发生于"从个体的事物里面抽出一个普遍的通则"的过程；"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胡适还认为杜威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假设能力来源于"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与"实验的态度"和习惯，使得"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会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杜威认为"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
　　胡适还介绍了杜威的教育哲学。他认为杜威的教育哲学的要旨只有两句话：（1）教育即是生活，（2）教育即是持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要使经验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持后来经验的能力格外增加。"并从杜威的实验主义"知识论"和"道德论"两方面对此作了说明。
　　《实验主义》是一篇对西方（主要是美国）实用主义学派思想加以概述评介的文章，同时也是胡适哲学思想的表述。五四期间，他为宣传实验主义不遗余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则是他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运用实验主义提出的口号。
　　实验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同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革命主义相对立，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不可免地会产生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在思想上表现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革命与改良的救国道路之争。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民国成立之前，马克思的名字已不止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上。但是直到俄国革命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兴趣。民国八年（1919　年），正值五四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北京《晨报》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不久，《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每周评论》、《国民》、《建设》、《星期评论》、《学灯》等著名刊物陆续刊载《共产党宣言》、《劳动与资本》（现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译作或介绍文章。译著作者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也有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的人物。其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杨匏安、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不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与捍卫者。
　　1。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1889-1927　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民国七年（1918　年）入北京大学，先后任图书馆主任和教授。
　　李大钊是个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学识修养的人。多年社会科学理论的系统学习，使他具备了从政治、社会、历史的方面综合研考学理的眼光。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并与新文化运动其他领袖人物的密切接触，使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及时了解世界思想发展的最新潮流。这些是他成为国内最早认识俄国革命的意义和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人的部分原因，也铸成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有方式。民国八年（1919　年）在《新青年》由他主持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中，他肯定了马克思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介绍了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李大钊写道：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有三大派系："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个人主义经济学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而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分别与这两个基本点相对立。由于历史的发展，"世界改造的机运"已到了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时代。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论式"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系统"的人。
　　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他写道：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亦即说明社会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说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将导致旧社会组织的破坏，新社会组织的诞生的原理。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但他特别指出："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这一点是他在评论一些人"深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时所作的解释。但同时，他也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不能实现，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加倍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他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论"。李大钊将其归结为"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两点，并具体解释了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及其产生过程，以及资本集中的过程与后果等等。
　　从李大钊对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陈述来看，他十分重视"唯物史观"的内容，因为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客观地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工具。他在后来发表的重要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其指导写成的。他十分服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及其对人类历史、社会、经济所作的科学分析。这正符合他一生立论追求真理、学理逻辑的价值取向。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不赞成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观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地在刊物上出现，这种现象引起了胡适的反感。民国八年（1919　年）七月，他在　《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大谈"社会主义"一事，集中阐发了自己反对空谈"主义"的观点。他主要讲了三点理由：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认为中国社会"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宪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问题"，"真多得很"。他因此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被《国民公报》转载，该报编者蓝公武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讨论。与此同时，已离开北京的李大钊写信给胡适，谈了自己对"主义"的看法。胡适将蓝公武的文章、李大钊的信分别转刊于《每周评论》第33　和第35　号上，并为李大钊的信加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此后，他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
　　李大钊的信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四点看法：第一，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他认为，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须先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即是说，要社会上多数人发生解决那个问题的觉悟。主义或理想正是可以使多数人对他们的问题产生觉悟的工具。针对谈主义危险的说法，他提出：主义的本身"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所谓"危险"不是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空谈"它的人造成的。第二，在"主义"的宣传中出现"假冒招牌"的现象是不可免的，不应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我们正义的宣传"。第三，申明自己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由。他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第四，陈述马克思关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理论，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根本解决"的效力，特别说明了应该注意用"阶级竞争说"的学理为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以实现经济革命的"根本解决"方式的必要。
　　李大钊的"反驳"是委婉的，胡适随后所作的解释也完全是平静讨论的口气。但这次讨论，特别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对问题与主义看法的分歧却带有学术、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意义。从学术方面讲，胡适、李大钊代表不同的派别，他们的争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两种学理的对立和冲突；从文化上看，两种主义或学理展示的对待社会问题不同的看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的方式方法，意味着不同文化模式的选择。它反映了启蒙运动以来，新文化观念自身的矛盾和新文化阵营的分裂迹象；从政治上讲，胡适、李大钊的观念代表了不同阶级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不同态度，并反映了在政治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的对立。
　　2。李达、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主要参考的是日本河上肇的研究成果，所引多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如《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等，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更多的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即使不能说他对那些思想的了解都很准确。相比之下，李达和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却带有较多的列宁主义色彩。
　　李达（1890-1966　年）号鹤鸣，湖南零陵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作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翻译工作。当时，俄国革命已经发生，他有机会接触到俄共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材料及列宁《国家与革命》等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国后，他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发起共产党组织，主编《共产党月刊》，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的翻译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陈独秀民国八年末至九年初（1919-1920　年）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那时他已辞去了北京大学的职务，开始注目于改造社会的课题，并从事筹建共产党的工作。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无暇从事细致的理论研究，对于社会具体问题的考虑则使他更多从行动指南，而不是思维方式的角度去选择马克思主义。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比李大钊的介绍更适合他的口味。
　　与此同时，中国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面临着澄清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淆社会主义的任务。前者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靠发展教育、实业，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反对劳农革命。后者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主张绝对自由，按需分配等等。陈独秀、李达的很多文章是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作，这便突出了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战斗色彩。他们侧重宣传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观点。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讲演中指出："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在俄国才还了"本来面目叫共产主义"。他对比了两派主张的不同点："共产主义底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劳资协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①这里所谓"直接行动"，是指运用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的方式。他在另一篇题为《告劳动》的文章中提出劳动者"必须遵守的两大要义"：第一，"阶级的觉悟"，第二，"革命手段"②。很显然，上面把"阶级战争"、"直接行动"列为"共产主义"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前两条不是偶然的，那正是体现了陈独秀对这两条"要义"的重视。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它在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②　同上。
　　德国被社会民主主义弄得"堕落"了，只是在俄国才得以"还原"③。他对李大钊曾提到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有些牵强矛盾"的问题解释道："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一种阶级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所以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①。他又引述当时苏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Лeв　Дaвидович　Тｐｏцкий）的话："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时日，不是由经济力的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如何所能决定，乃是由阶级战争的关系，由国际的地位，以及种种主观要素（例如传说，能战的勇气和决心等）所决定的。所以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较未发达的后进国中，比之在发达到高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早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李达认为，托洛茨基这个解释"很透彻，真得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②。这样，李达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为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提供了有力根据。
　　第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指出："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形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③；"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④。李达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尊奉马克思主义"，他们"（遵循）的原理就是劳动专政"。"劳动专政"的含义就是"无产阶级对于资本阶级运用的强力政治"；它的本质就是"劳动者的国家"；它的作用或目的在于"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根基"；它的形式是"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劳农会共和制度"⑤。
　　第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李达说，"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而列宁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①。陈独秀讲到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其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其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号召青年学习马克思的精神，不要仅仅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甚至"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行动"②。
　　除上述外，李达还依据马列主义原则，结合中国社会情况，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大概形态。他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在生产组织方面"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消费；在分配制度方面主张"调剂各个人的收入"，"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③　《马克思还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　集第1　册。
　　①　《马克思还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　集第1　册。
　　②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新时代》第1　卷第2　号。
　　③　《谈政治》，《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④　《社会主义批评》，同上。
　　⑤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　集第3　册。
　　①　《马克思还原》。
　　②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生产物，各人消费的物质有一定的限制"等。③他还"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拟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采用的12　条政策。④陈独秀、李达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很丰富，但显而易见，他们更多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方面。这样，从李大钊到李达、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已从学理的介绍转向社会改造指导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革命史方面的意义显得更为突出了。
　　（三）罗素哲学的传播与影响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　年）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他在数学方面提出的"罗素悖论"曾对20　世纪的数学基础研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哲学上提出的"逻辑原子论"，试图从相当于逻辑上原始命题的"原始事实"出发，构造出整个世界的概念。在政治与社会思想方面，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一生著述甚丰，研究所及覆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个领域诸多学科。他和杜威被称为近代以来西方"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最后两个代表。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他应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等团体之邀，来华讲学长达九个月。
　　在罗素来华之前，他的一些文章、著作已经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注意。《新潮》、《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杂志先后刊载过他的传略材料和文章。罗素来华后，相继在上海、湖南、北京等地做过多次讲演。这期间，北京大学部分师生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他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一段时间里，罗素和杜威的名字在中国报刊上相映成趣，为思想界、知识界人士尽知。
　　1。罗素的"五大演讲"及其"临别赠言"
　　罗素本人向中国思想界介绍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名"五大演讲"中。那是他在北京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的五个专题："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在《哲学问题》的讲演中，首先阐述了他的"中立一元论"观点。他不同意"唯心论"、"唯物论"及"现象论"者对物质世界的看法，认为"造成宇宙的最后材料"既不是心，也不是物，而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这"实在的东西"就是事情（Event），世界是由许多"事情"按照逻辑的方法，"系统"地组成的。至于"物质"这个概念，罗素认为本是可有可无的，但按人们"喜欢永久"的本性，可以使用它。它是"用'逻辑'的和'算学'的方法"将一组"有关系的事情或现象"集合起来的概念。对于"因果律"，罗素认为，以往"因果有必然的关系"的说法，由新近科学的分析来看"是靠不住的"。"公律"只表明一种大概的趋势，它不能断定事情"实在是怎样？""宇宙外到底怎样？""公律是靠经验来的"，"不能说处处都有，处处都是对的。"关于③　《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2　号。
　　④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
　　"真理"问题，罗素认为"没有什么全真全假的事情"，亦即"没有一定不变的"真理。
　　在《心之分析》的讲演中，罗素依据心理学的新近成果，论证了"意识"与"欲念"不是心的特别属性的问题，并对心理学意义的本能、习惯、感情、记忆、欲念、想象等概念做了细致的解释。
　　在《物之分析》的讲演中，罗素原打算从"物理学的观点"和"哲学的观点"两个方面证实物质观念由"东西"向"事情"的转变，但实际上，他只着重讲了前一部分，其中尤以大量篇幅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其在哲学上的应用。
　　在《数学逻辑》的讲演中，罗素实际上只介绍了有关数理逻辑的简单常识。
　　以上几个题目的讲演内容多涉及到近代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等最新知识与发展趋向，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界无疑带有启蒙作用。但在五四时代文化与社会改造适为舆论中心之时，中国人更为关心的是他的社会政治改造的学说。因此，他的《社会结构学》倒是一个令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题目。然而，罗素在这一讲演中同样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改革的方法、道路，而是从"用科学的态度分析社会结构"的角度讲述的。全文分五讲，分述了"现世界紊乱的根本原因"、"实业主义固有的趋向"、实业制度与"私产制度"的相互影响、国家主义与实业制度的互相影响、评判社会制度标准等等。相比之下，中国思想界对于罗素归国前所作的"临别讲演"《中国的到自由之路》反应更为强烈一些。
　　罗素在"临别讲演"中，针对当时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就中国的形势来看，有两件事是很明了的，"第一，中国统括的采用欧洲的文明，是非我们所愿望的；第二，中国自昔相沿的文明，是不适合于现在的新需要。"也就是说，中国"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古化"。"将来的中国，和过去的一样，对于文明之创造，将有一特异的贡献。"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中国实际上重要的唯一问题，便是实业主义之发展，仅有极少度连带的恶弊，而有极大度国家的和文化的利益的问题"；中国面临敌国侵略的危险，最需要的是爱国心。罗素认为要解决很多中国人关心的"能发展实业，同时免除资本主义和它所有的恶弊的发展"的难题，便须有一万个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攫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他认为："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短时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应当经过一种类似俄国共产党的专制的途程，因为只有采用这一类的方法，人民必需的教育才能普及，不染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之发展才能成就。"但他也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开路者的缘故"，犯了许多错误，中国人应"引为前车之鉴"。他还认为，中国发展实业，不能采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而应采用苏俄采用的"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他也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弊病的，要想使它不成为"官僚的专政"，必须是实行这主义的人"一定要爱自由爱德谟克拉西，且于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时，鼓励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实现"。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主张经济要素"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重要的要素"是一种"妄念"，认为"伦理的原动力，至少有与经济一样的重要"，它可以使革命中的"起义人物"，在战争时期要有牺牲精神，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要有率先放弃财产权力的道德。他特别指出：实业与经济生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类"达到舒美愉快生活的一种手段"；人们多余的时间不应用于"货物的超过的生产"，而应用于科学、美术和交际。他认为"中国实含有许多实现这种理想必需的特质，特有的艺术的意识和享受文明的涵容力"，这是"中国将来可引导世界"的希望。罗素的这篇讲话涉及20　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是十分中肯的，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两派争论激烈的情况下，却并未产生如他期望的结果。他明确表示中国应走俄国之路，中国的实业不能采取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得张东荪等原来受其影响宣传基尔特主义的人感到不满和困惑。他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有过重权力的倾向，批评马克思注重经济因素为"妄念"，并以西方的民主政制和自由人道为理想目标，亦大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口味。因而，他同时遭到两方面的批评。以至于他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意见，虽引起了强烈反响，却没有被中国人真正接受。值得注意的是，罗素著作中反映出的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等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保守派别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2。张东荪与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1887-1973　年）浙江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写政论文章。回国后，同梁启超、张君劢等有较深交往。民国八年（1919　年）开始在他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宣传"第三种文明"--"社会主义"。他在一篇介绍罗素政治理想的读书笔记中谈到了罗素的所谓"自治的"社会主义①（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据时人介绍，基尔特主义是产生于本世纪初英国的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社会制度主张。它的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和国家组织分立，取消"劳动买卖制度"，实行自治"组合"，由组合单位即基尔特保障其成员自由平等权利与工作、健康等等②。张东荪认为，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较之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改革的需要。不过，一方面，他本人对基尔特主义似没有作过深入研究，他也似乎意识到中国的社会实行基尔特制度并不是马上可以办得到的事。
　　这样，当他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了解到内地生活状况，又从罗素的讲演中得知发展教育与实业对落后国家的重要性后，便把这二者作为他关注的中心和新的宣传重点了③。他的看法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多数人民无知识"，贫穷；国家内有兵匪作乱，外有异邦逼迫；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有两种：一是"渐造绅商阶级的趋势"，二是"爆发伪劳农革命的趋势"。前者初起时，有吸收劳动力、增加富力、提高知识并"瓜代军阀而免于内乱"的作用；后者则"必是纯粹破坏的"。绅商的发生是不可阻挡的，打倒军阀是办不到的，鼓吹劳农主义"不过引起一个伪劳农革命"，因此只能坐待绅商
　　①　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解放与改造》第1　卷第1　号。
　　②　六几：《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改造》第3　卷第7　号。
　　③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东荪先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新青年》第8　卷第4　号。阶级取代军阀，"只能干文化教育与协社等事业"。等"军阀消灭后，求生不得的人已大部分吸收了以后，社会上免去伪劳农革命的内乱，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可发生"①。
　　张东荪的这些看法在他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里刚出现，即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梁启超、蒋百里等赞同张东荪的观点，且有所发挥。以共产党人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则对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一，张东荪的"开发实业"之说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宣传。
　　第二，他"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②。
　　第三，中国当时社会状况虽与欧美略不相同，但中国已到了产业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照样适用③。
　　第四，开发实业有两种方法，在当时中国采用社会主义方法要比资本主义方法有利④。
　　第五，中国与俄国国情相近，有通过劳农革命取胜的可能。
　　第六，"人类底经济关系"已由国别的发展为国际的，"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坏"，中国没有理由保存它①。
　　张东荪及其支持者同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不仅是一场关于改造社会方法问题的争论，它实际体现了对待中国社会现实及未来文化发展问题上两种不同哲学观点的争论。张东荪在他的《现在与将来》一文里说，他的见解"是折衷历史的自然阶段说与理想的人为创造说，调和性善的人生观与性恶的人生观"的产物。这可视为他在哲学观点上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的自白。
　　（四）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思想的传播与影响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　年），俄国著名作家，一生创作过大量揭露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罪恶的作品。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　年），地理学家，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多年从事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探索与宣传。由于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的俄国社会心理，较易引起处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中国人的共鸣，因之一度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1。中国人理解的托、克二氏学说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刚刚出现之时，他们就把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引为先哲。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托尔
　　①　《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　卷第4　号。
　　②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新青年》第8　卷第4　号。③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达文集》第一卷。
　　④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文章选编》（中）。
　　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更经常出现在报刊上。
　　托尔斯泰信仰基督教，编有《福音简说》等书。由于他的原著在当时中国很少出版，他的宗教、哲学、政治思想多是被间接介绍进来的，缺乏系统。从这些并不系统的介绍来看，当时中国人理解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大抵有四个方面：其一，"博爱主义"。托尔斯泰以为"人之真象为无限发现之爱，爱者。。即一切道德之渊源"，"博爱之牺牲者，即死于肉而生于灵者。故人当有不惮为博爱而死之觉悟"。而他本人"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博爱福音于天下"①。
　　其二，"无抵抗主义"。托尔斯泰笃信基督教"绝对的不许杀人"，"受人侮时不许效尤报复"的训戒，"以为有人侮我，不过辱及我的肉体，并没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点，我很怜惜他罢了。若是我用著用眼报眼，用手报手的手段去对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污蔑了"。"托氏抱定这个主义，所以绝对的反对战争，不但反对侵略的战，并且反对防御的战。"②其三，"泛劳动主义"。托氏"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③。他"成天著书，或是思考，未尝一刻间断。他却自己责备自己懒惰，须得另外做那耕田的和制靴诸种肉体劳动的事。"④其四，"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虽没自称为无治党人，然而他对于国家及私人财产权所发的议论，则完全是无治党的口吻"。"他尽力攻击教会、国家、法律"，说"国家是恶人的结合体，全以暴力为基础"，比强盗还可怕。"他的议论多半是从《圣经》中演释出来，所以他这一派的无治主义，称为基督教无治主义"①。
　　与托尔斯泰相比，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在国内的介绍要系统得多。他著有《无政府共产主义》、《佣金制度》、《国家论》、《互助论》等，多被陆续译介到我国。他的思想大致可分三个方面：其一，揭示自然界动物与人类社会的互助原理。1902　年克鲁泡特金出版了《互助论》一书，阐述了动物界、野蛮人、文明人、人类社会的"互助"原理。但当时的中国人一般不从生物科学原理方面理解互助论，而是把它视为某种生活原则、社会理想。有人说互助进化论打破了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也有人说，互助论只不过是补充了进化论。说法虽然不同，但互助论为当时人普遍接受却是事实。它促进了五四时期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与实践，并在一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其二，无政府主义学说。克氏认为，在无政府社会里，"不是强制人民服从法律，服从权势"，而是"由全社会的人民组织许多会社团体，依据这些会社团体之间所磋商妥定的契约，以求社会的安宁和社会的进步"②。无政府主义以发展个性为目的，叫人们"依据他自己的理解行事"。但这发展个
　　①　守常：《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李大钊文集》（上）。
　　②　蔡元培：《欧战与哲学》，《新青年》第5　卷第5　号。
　　③　蔡元培：《欧战与哲学》。
　　④　《托尔斯泰之泛劳动主义》，《北京晨报》1919　年6　月14　日-16　日。
　　①　延陵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治主义略说"》，《改造》第2　卷第15　号。②　延陵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治主义略说"》。
　　性不是"一意孤行"。所谓"自己的理解"包含着个人对自己与外界之间关系的考虑。一个人能依据自己的理解行事，"那么，他的道德的、才知的、美术的各种能力"，就有完全发展的机会。无政府主义还认为"土地私有制度"和"专以剩钱为目的的资本式生产制度"，"既反乎正义的信条，又不是生产的好法"。而国家则是这两种制度的"后盾"。因此，"要铲除这两种制度，当先铲除国家"。无政府主义还主张"分权"。"所谓分权，共有两种：一种是地域的，一种是职务的。地域的分权，是说社会里各种职务，不当由一地的机关专理，应当由各地的机关分理；职务的分权，是说一个机关止可专营一两个职务，不可并理无数的职务。"这种作法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团体自下而上组成，"各种职务由四边聚集到中央去"，而不是"由中央支配至四边来"。无政府主义也承认社会进化有剧变（革命）的发生，但不主张利用革命"扩张国家的权力"，而是要利用它增加改进各地消费者、生产者的团体会社数目，由此减少国家的权力①。
　　其三，道德观。克氏认为道德是由人类行为"趋乐避苦的念头生出来的"。善恶观念则来自于人类"休戚相关"的"同情心"。由此决定无政府主义的"待人如己"道德原理。道德是不能用强迫手段得到的。宗教和法律不但不产生道德，反而破坏了道德。人类只要摆脱国家、宗教等的束缚，恢复了自由，"必定向着有益于社会一面做去"。他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而不相反，因此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道德假设是走错了路。他认为："真理的发明家，热心的革命家"，有着常人缺少的"胆量、美、善、情爱、真挚"。他们将为人们创造"将来的道德"。他还劝人们大胆地向不正义、不平等、欺骗人、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作斗争，"反对他，革他的命"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认为战争结果是互助战胜竞争，人道主义战胜强权主义。寻求国际国内的和平一度成为很多人追求的目标。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声势壮大，劳工神圣观念流行，工读互助被引入实验，都与托、克二人的影响相关。由于托、克二氏宣传的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多相抵触，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扩大自己宣传阵地之时，同抱有托、克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便不可避免了。
　　2。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与社会主义论战早在1907　年，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旅外中国留学生和革命者中，便相继出现了分别以《天义报》和《新世纪》为阵地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团体。民国初年，广东香山县师复（又名刘绍彬、刘思复，1884-1915　年）创办了晦鸣学社、心社和《民声》周刊，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师复死后，其同志、学生赵太侔、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刘心石等在各地建立组织，印发小册，继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五四前后，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从封建束缚解放出来的迫切要求，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心理基础。无政府主义得以到处传播。据统计，自新文化运动到民国十年（1921　年）七月，仅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印制的刊物就有80　种以上，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多达50　余个①。
　　①　延陵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治主义略说"》。
　　②　兼生：《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　集第4　册。
　　①　参见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5　月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来源大抵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为主，兼收托尔斯泰、普鲁东、施蒂纳以及工团主义观念。他们所宣传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废除一切强权。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薮，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主义亦自在其中"①。他们认为强权的种类有国家、宗教、资本制度、法律、家族等等多种，提倡以"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平民革命"、"摧陷而廓清"政府机关。"由平民多数之觉悟，或则单独进行，或则联合举动，。。誓必杀尽皇帝、总统、官吏、资本家之怪物而后已。"②第二，无政府新社会的状态。他们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是"真平等、真自由、真博爱之无政府共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科学家可发明种种之技艺，何愁用器之缺乏？天下一家，更无所用其战争"。"无婚姻之制度，男女交际、绝对自由。。则家庭废、私心灭、人人均可专心一致，以尽力于社会"③。
　　第三，绝对的自由。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原则对于个人来说，就是"绝对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是要打破一切虚伪的、人为的、不自然的、拘束我们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绝对的自由主义"，那种"自由"是在"德谟克拉西"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里得不到的④。
　　第四，道德的修养。他们认为自由本来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道德原则之一，但同时还须有"劳动"的道德，"互助"的道德。"无政府之世，道德高尚，人人皆以作工为荣，无业为耻"。⑤他们确信"世界是'爱'组成的，不是'杀'组成的，即世界是互助的，不是竞争的"；是要"用各个人真实的'爱力'去实现"的①。
　　第五，"新虚无主义"。这是五四时期由朱谦之（1899-1972　年）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提出的概念。朱谦之把黑格尔辩证法、叔本华厌世主义、柏格森直觉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以及中国佛老思想融为一炉，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碎一切的思想倾向。他认为："宇宙"原是"情"的表现。"情"本是"真心本觉"，但情"化为理知"，理知即为妄念，妄念乃生宇宙。故此，宇宙已"不是真情的本体，实为一种占有冲动的世界"，而人们所能作的，"也只是要脱去这虚伪的世界，到达那本原的究竟的真实的本体去"。这就需要进行"宇宙革命"，"把宇宙的存在物，都一概消灭他"。直到"虚空平沉，大地破碎"。他认为这种虚无主义符合近世以来科学与哲学新发展的趋向，比之任何"主义"都更加彻底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内部有派别不同，主张亦有彼此矛盾之处，但在反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却是一致的。民国八年（1919　年）初，当俄国革命的意义随大战结束开始为较多人认识之时，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就
　　①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5　月版。②　声白：《平民革命》，实社《自由录》二集。
　　③　声白：《平民革命》。
　　④　《安那其与自由》，《自由》第1　期。
　　①　《均社宣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
　　②　参见蔡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发表文章力辩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阐明"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的态度。不久《奋斗》旬刊也刊出《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一类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无政府主义既不能成为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有效工具，也不能作为未来中国可采取的模式。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系统阐述共产党人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评无政府主义。此后，无政府主义者郑贤宗、区声白相继数次致信陈独秀辩诘，陈独秀则回信批驳。李达等人也著文批评无政府主义。这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共产主义"，当时社会上亦多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支来看，所以这场争论，亦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争论。双方争论的问题很多，重要的有以下几个：第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国家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和其它形式的政权一样，是压制自由的强权，同样应当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不能被随意创造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它的作用一方面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一方面在制裁懒惰及侵犯他人、扰乱社会的行为。
　　第二，关于个人自由与组织纪律。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纪律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都是对个人的束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社会由许多团体组成，团体内每个人的意见又不一定一致，如果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纪律约束，社会将是一盘散沙，任何事情都无法做成。纪律和制度又是革命时期集中力量对敌斗争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客观需要。主张绝对自由，在经济上必然倒退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倒退到部落时代。
　　第三，关于生产分配。无政府主义者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口号，主张在生产方面分散经营，自由联合，在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并提出废除货币。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生产状态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将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新社会是在旧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的，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以这有限的生产，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点也决定了废除货币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①。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反映了无产阶级进步的科学世界观与小资产阶级浪漫的空想世界观的对立。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足实际，有很强的说服力，取得了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赞同：黄凌霜致书陈独秀，表示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郑贤宗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论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被混淆之处。而无政府主义，尽管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仍有人宣传，其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已愈来愈小了。
　　（五）其他哲学流派的输入
　　①　参阅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除上述几种思想流派之外，民初至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段时间，介绍到国内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有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al Kant，1724-1804年）、尼采（Friedrich WilhelmNiet
　　sche，1844-1900　年）、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　年）、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　年）、倭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　年）、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　年）、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年），以及美籍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　年）等人。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柏格森与杜里舒的思想。
　　1。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柏格森被认为是"20　世纪上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①，著名的生命派哲学家。生命哲学（Philosophiedes lebens）是19世纪末以来流行于西方各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之一，其理论特点有三：第一，把生命视为一种最直接、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一切事物共有的属性。第二，认为生命就是运动、变化，生生不已，自强不息，否则就是死亡和虚无。第三，反对用经验或理性方法认识世界，认为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是用直觉，即从生命本身去把握生命。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特色在于他建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系统，这个系统以"生命冲动"的概念为核心。这是一个兼具心理学、生理学意义，又与通常"生命"概念不同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纯情绪性的心理状态"，心理体验，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运动状态，同时又是一种创造进化的自由意志。从它的延续性方面，柏氏称它作"绵延"（duration），或称作"真正的时间"。所谓"真正的时间"与通常理解的时间不同，在柏氏看来，物质世界的运动只有空间的变换，而无时间的特性，时间是人的生命体验特有的。从它的运动性方面看，柏氏认为它是不停顿的，不断发展变化，亦即不断"创造"的。在这个"创造"过程中，"记忆"将"过去"掺入"现在"，又将过去和现在掺入未来。这个过程是整体性的，是不可分割、不可计量的。它与物质在空间的运动不同，后者只有感觉即没有记忆，如镜子反映茶杯是感觉到茶杯，但不能记忆①。后者又是可分割的，可以用量来测量的。这一区别实际上决定了科学与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物质世界的可分割、可计量性为科学研究提供可能；"生命冲动"的不可分割、不可计量性只有依靠哲学（形而上学）来解决，但理性化的哲学试图用相对固定的概念、语言--亦即人为的符号--解释生命冲动的真实，那是徒劳的。只有用直觉--亦即"置身于对象之内"，或反求于内心，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融为一体--才能把握"生命的真实的运动"。在这点上，柏氏认为理性的感觉、知觉、观念、概念、判断、演绎、归纳、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都是建立在对事物的分割、静观的基础上产生的僵化东西。它不仅不能认识"生命冲动"，反而压抑了意识的直觉本能。他要求意志的绝对自由，也就要求抛弃理性。
　　柏格森用"生命冲动"来解释地球物种的起源。他认为："生命是运动，物质性是运动的逆转"；生命冲动在向上"喷发"四散之时，会遇到物质的阻拦，产生与物质不同的组合，于是形成了众多不同的物种。就大的方面说，
　　①　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1　年6　月版。
　　①　参见杜威《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杜威五大讲演》。
　　在动物界的生命冲动所遇物质阻力小于植物界；在人类世界的生命冲动所遇物质阻力小于其它动物。所以，植物"剩余"的创造进化本能小于动物；人类的创造进化本能则为最大。"人的生命可以克服其物质障碍而获得自由"，"人的灵魂可以不朽"。故柏格森的哲学理论也被称作"创造进化论"②。杜威来华时，曾在《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中，介绍了柏格森思想的大概，引起中国思想界的注意。民国十年（1921　年）十二月，《民铎》杂志刊出《柏格森号》，登载严既澄所作的《柏格森传》、李石岑的《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瞿世英的《柏格森与现代哲学趋势》，以及吕澂、梁漱溟的论柏格森哲学与唯识论。在此前后，柏格森的《心力》、《创化论》等论著译文也陆续出版。
　　当时对柏格森思想的介绍和评论表现出如下倾向：第一，肯定柏格森哲学的价值与影响，指出"近世评柏格森哲学之著述，不下百数十种。誉之者，至称为康德以来之最富独创，且永传后世之产物"，"毁之者则大反是：至诋为邻于怀疑论，或陷于虚无论"①。"柏格森在现代思想界占了一个极重要的位置，为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给我们以一种自由的、发展的、创造的、自动的新宇宙观与人生观"②。
　　第二，把柏格森哲学与佛家哲学联系起来。有人认为，柏氏哲学"有得于佛法"，或"已见到唯识家所谓藏识"。有人则认为：柏氏哲学从具体观点到整体方法的运用都与唯识家有别③。
　　第三，从科学角度理解柏格森的哲学。柏格森哲学的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色彩，很令人怀疑它的科学性。但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它时却试图把它与科学统一起来。他们认为柏格森虽然反对以科学为根据的"自然主义"哲学，但他并不反对科学。甚至他"还是个科学家"，他本是"承认科学，却不承认科学的结果可以就算哲学"。冯友兰认为，柏格森哲学是对以往"主知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一种反动①。瞿世英认为，柏格森"是个实验主义者"，他的哲学是"注重人生的哲学。主张自我不断的改造，反对机械论和目的论"②。2。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杜里舒早年从事生物学研究，提出了他的生机主义生物学说。其大意是：生物现象是一种机械论不能解释的有机现象，它的生长发育有其"自主"规律，即因entelechie（译"隐德来希"，解为"非机械的"，现通释为"生命原理"）"而自身发展"。这一说法打破了用机械主义解释生物现象的成说，发展了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行世后已渐消亡的旧生机主义，因此又被称为"新生机主义"③。
　　杜里舒的哲学思想就建立在其生机主义生物学理论基础之上。有人把他的哲学系统归结为"起始论"、"秩序论"、"实在论"三个方面："起始论"是指杜里舒的哲学方法论，亦即他的哲学的逻辑起源。杜氏②　参见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史》。
　　①　李石岑：《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民铎》第3　卷第1　号。
　　②　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趋势》，《民铎》第3　卷第1　号。
　　③　吕■：《柏格森与唯识论》；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均见《民铎》杂志《柏格森专号》。
　　①　冯友兰：《柏格森的哲学方法》，《新潮》第3　卷第1　期。
　　②　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趋势》。
　　③　灵峰：《生机主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四）。
　　认为：宇宙的绝对实在"是不可知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因此他的哲学以"我觉得有某物"为出发点，也就是从个人所感受到的外物求一般的"论理"。杜氏认为，生物学以生命原理现象揭示了生物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由此推想宇宙也必为一整体，必有其"秩序"。对于宇宙秩序的研究，构成了他的秩序论。杜里舒的"秩序论"，分"一般秩序论"、"自然秩序论"、"灵魂秩序论"三种。第一种从对象的"秩序"记号，以求相互的"秩序"。这里的对象不是指具体的物，而是感知的物，即物的概念。这里的"秩序"即是概念的排列组合。故"一般秩序论"又称"纯粹论理学"。第二种指的是与概念相符合的具体的物之间的秩序；第三种指的是潜意识或超意识（非自觉的心灵组织）中的"秩序"。以人为例："属于自然的对象"而同时被意识到的人为自然秩序论之对象；在睡眠情况下的潜意识活动的人，为灵魂秩序论的研究对象。这两种以外的抽象的人为一般秩序论研究的对象。
　　杜里舒的"实在论"是补其"秩序论"之不足的。它从"形而上学"的理论出发，探究"绝对存在"。杜氏认为道德、物象、灵魂三者是绝对存在的。因而，他又认为：由起始之"生"到终结之"死"之间存在一个"以上帝为基础"的整体实在。他称这"上帝"为"未发展的可发展"概念。这大抵可认为是entelechie　即生命原理的对应语①。
　　民国十一年（1922　年）十月，杜里舒应讲学社之邀来华讲演，同时，《东方杂志》出版《杜里舒专号》。杜氏的一些著作文章也被译成中文发表。张君劢、瞿世英等发表《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杜里舒与现代精神》等文，从世界哲学发展趋势上分析杜氏哲学的价值与意义。
　　杜里舒和柏格森的哲学，从总体上看都属于19　世纪末以来强调主体意识的人文主义学派。他们强调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等观念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对民国时期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①　参见费鸿年《杜里舒学说概观》，《东方杂志·杜里舒专号》，1922　年10　月。四、东西文化的论争（一）如何看待东西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进行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大量输入，反映了民国以来思想界在文化方面的求新倾向。但新的东西总是在与旧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冲击引起了一些对传统文化抱有好感，提倡以恢复旧文化、旧道德、挽救世道人心的人们的不满。同时，世界大战造成生灵涂炭的惨景和西方学者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亦引起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疑问。因此，新旧思想的斗争，中西文化的争论便一度成了思想界的热点。一般说，新旧之争亦就是中西之争，但新旧之争较多表现为新派对旧文化的批判和旧派对新文化的攻击，如林琴南攻击北京大学及蔡元培等的反驳等；中西之争则较多地表现为不同派别对中西文化选择、弃取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其中，首先便是如何看待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
　　1。陈独秀等人的东西文化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一开始就从文化比较的高度指出中国旧有文化的不足。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他指出世界各国的古代文明大体都是一致的，其内容无非是"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明以扬神威"，及至近代才有新的文明发生。近代文明以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为主要特征。人权说建民主社会，生物进化论破除宗教迷信，社会主义造成求社会普遍平等的趋势。这三者为法兰西人发明，"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而中国则尚"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①。
　　第二，中西文明根本差别在于伦理思想原则不同。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用以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的。西方的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这是东西方文明的"一大分水岭"②。第三，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较西方文化为劣。他指出：中西文明从总体上看有三个基本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这是他们能够取得霸权，造成荣誉，致其国家民族"终不沦亡"的原因；"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这是"卑劣无耻之"文化性格，是东洋民族处于被征服地位的原因。"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尊家长，重阶级，尊元首，教"忠孝"，其恶果为"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又因此恶果，形成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人与人之间"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外饰厚情，内
　　①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②　《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①。总而言之，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②。"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天所笼罩"；"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③。
　　在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亦是十分关注文化比较问题的，他的《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均涉及这个问题。李大钊对东西文明优劣的看法和陈独秀略有不同。他认为，东西文明可以用"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加以区分概括。静的文明来源于静的生活，来源于东方的农业生产方式，来源于日照充足的天然环境；动的文明来源于动的生活，来源于西方的游牧、经商生活方式，来源于日照稀少的自然环境。两种文明虽有诸多差异，但平情论之，"互有长短"。东洋文明之短处在于："（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女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西洋文明之短处，在其"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李大钊认为，从现实来考虑，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已处于屈败之势"；西方文明"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向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势之域"。由此他认为，中国人"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①。
　　陈独秀、李大钊对东西文明的看法不尽一致，但结论却大体相同。这体现了新文化发动者及拥护新文化的人们一致的思想倾向。
　　2。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观杜亚泉（1873-1933　年）原名炜孙，号亚泉，笔名伧父等。浙江绍兴人，早年曾创设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提倡科学。民国初期担任《东方杂志》主编达九年之久。民国五年（1916　年）十月，他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从折衷的态度出发，阐述了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对东西文化的看法。他指出：欧战发生以来，西洋各国以科学发明之利器残杀同类，造成悲惨剧烈之状态，致使"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并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他认为东西文化"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之所以有质的差异，是"由于社会成立之历史不同"。西洋社会，"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故多战争；中国社会虽民族不一，但"相习之久，亦复同化"，有"一姓一家兴亡之战"，无民族之争。西洋社会交通便利，宜于商业，"竞争自烈"；中国社会土地沃衍，宜于农业，"竞争较少"。不同的社会历史决定不同的文化"观念"，西方人以社会之存在由对抗力而维持，中国人以社会之存在，由各自相安而
　　①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②　《近代西洋教育》，《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③　《抵抗力》、《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①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
　　维持。由此观念形成文化中的差异：西洋文化重人为，中国文化体天意；西洋人向外求生活，重联络经营，中国人向内求生活，"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西洋人有权利义务观念，但个人、国家、阶级、民族各种主义"时时龃龉"，中国人无权利义务观念，但自个人至家族、亲友、乡党、国家、人类、庶物，"以为差等，无相冲突"；西洋社会重胜利，中国社会重道德；西洋社会以和平"构造战争"，成无时不战局面，中国社会以战争"构求和平"，成"一治一乱"之形态。就表面看，西洋动的文明"呈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中国静的文明"呈四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就效果论，动的社会，"其生活日益丰裕"，静的社会，"其生活日益贫啬"。但"生活之丰裕"为"身心忙碌"的酬劳，"生活之贫啬者，以身心之安闲"作补偿。"以个人幸福论，丰裕与安闲孰优孰劣，殊未易定"。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之"症状，即贫血之症状也"，"西洋社会之症状，即充血之症状也"。两种文明皆有流弊，"盖相等也"。如果说杜亚泉在这篇文章里只是将东西文明各打五十大板的话，那么，以后他发表的《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中则明显地表现出倾向于中国文明的态度。他提出：评价文明的标准，在于某种文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如何，欧战一事，证明向为中国人看重的"西洋诸国所获得富强之原因，与夫因富强而生之结果，无一非人类间最悲惨、最痛苦之生活"。社会生活重要者有经济和道德两方面。就经济言，中国人的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虽不能说无弊，但目的"未尝误也"。西洋人的目的，"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纵因采科学手段而"日益发达"，但"目的已误"。就道德言，西洋道德优于东方者在于"力行之精神"，但其"重力行而蔑视理性"，发展到现代，成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判决道德"在力不在理"，道德观念"基本已毁"。中国道德除与科学思想"稍有凿枘外"，"在历史上未见如何之反动"，"今日犹能统摄人心"。
　　杜亚泉推测，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将趋向"社会主义"。但他认为"西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即求生产物之平均消费。至于道德，他认为战后西方将调和希怕来与希腊思想，"于敬天畏命之中，求穷理尽性之实，合神与人为一致"，这又接近中国文化"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的观念。由此他申言："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中正者"。尽管他仍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手段"，"力行精神"，但他认为输入西洋各家学说将造成中国人"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驳，互相抵销"，遂造成精神界之破产。而"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向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其"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同时，也要"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能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以中国文明之绳索"一以贯之"。此不仅为救济中国之道，而且为救济全世界之道。
　　杜亚泉的上述思想虽有的也为李大钊等人吸取，但总的说，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派大异其趣。他代表了民国以来部分较之康有为、辜鸿铭、林纾等复古派别略有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东西文化的看法，但与他们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因此，杜亚泉的观点引起陈独秀等人的批评，并由此形成了《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相对垒展开的文化争论。
　　3。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①及其影响梁启超（1873-1929　年）字卓如，号任公。民国七年（1918　年）十二月当欧战结束之际，梁启超与丁文江、张君励等一行七人前往欧洲考察，先后到过法、英、比、荷、德、瑞士、意大利等国。他把游历途中所见所闻整理成篇，民国九年（1920　年）三月回国后，即将其中部分在《时事新报》、《晨报》副刊连载。以梁启超在思想界的盛名，加上大战以来人们一直对欧洲时局的关心，使这篇考察观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欧游心影录》发表的部分题为《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分上下篇。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生动描述了战后欧洲各国呈现的凄惨衰败景象，并从文化角度剖析了战争原因和后果。他认为：欧洲自破除封建专制，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以来，一方面促成了政治革新和产业发达，但同时也导致了贫富阶级的对立。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穆勒"功利主义"、尼采强权意志等学说出现，更发展为个人方面的势力崇拜、金钱崇拜，国家方面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酿下世界大战以至"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的根源。他认为欧洲人失去精神上"安身立命的所在"的最大原因，就是迷信"科学万能"。科学的发达打破了宗教、道德，动摇了唯心论哲学，产主了类似"变相的运命前定说"的"机械的人生观"，使得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善恶道德观念几无存在价值，人生在世除以抢面包为"独一无二的目的"，别无"一毫意味"。"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认为欧洲"新文明再造之前途"的希望，只有从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反省个人意识与精神生活"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詹姆斯的"人格的唯心论"，柏格森、倭铿的"直觉的创化论"即反映了这个方面。
　　下篇《中国人之自觉》，从中国应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立论，提出中国人的努力方向。梁启超认为，中国应继续从事民主建设，在政治上放弃少数人运动，应提倡"国民运动"，实现"全民政治"。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彻底解放，要"扫除一切束缚个性"的事物，使个人的天赋良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他特别指出，"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不仅孔孟程朱的话不能当作金科玉律，马克思、易卜生的话也不能当作金科玉律"。他认为，中国人应加强组织能力及法制精神的培养，提高自治能力。他还介绍了战后西方新近出现的职业选举法，并提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原为我国固有"，孔子"均无贫，和无寡"，孟子"恒产恒心"之说"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他强调应从"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考虑社会主义实行方法。不能把在西方是"救时良药"的马克思主义照搬到中国。他主张"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还要国家从税则上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等等。
　　①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欧游感想录的总称，全书没有完全整理出来，当时报刊发表的是其中一篇《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另几篇完成者《欧行途中》、《伦敦初旅》、《巴黎和会鸟瞰》、《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规约评论》和前一篇一起载入梁启超《近著第一辑》上卷，后《饮冰室合集》以《欧游心影录节录》为题将上列各篇收入。总而言之，梁启超希望中国仍应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科学方法，但强调以独立思考的态度，认识西方文明，认识个人本位主义和迷信"科学万能"的弊端。他反复提到西方思想界已面临混沌破产之地，很多学者"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他认为，中国"实在有这个资格"。"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为其共同归着点。佛家禅宗"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这些文化遗产十分可贵。他希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呼吁青年："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梁启超对于西方近代以来思想发展的线索及其对诸思想家学说的描述未必准确，但他经过切身观察、认真思考指出的西方文明中存在的问题，却是很有说服力的。事实上，梁启超的这次欧洲之行，对他本人的震动也相当大。他在二十年代对传统文化、政治思想进行的积极探讨，大抵有欧游给予的动力。他的《欧游心影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文化思想讨论的深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前述罗素、杜里舒等人的来华讲学，柏格森、倭铿等人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传播等均与梁启超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二）东西文明调和的争论早在陈独秀、杜亚泉等阐述各自对东西文化优劣的看法及《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展开争论期间，东西文化调和的观点即已被提了出来。陈独秀的看法是，东西文明断不能调和，存其一必废其一。李大钊认为，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东西文化实为"进步之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但就中国人自身来讲，应该"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①。杜亚泉和梁启超的看法略同，即都认为东西文化的调和是可能的和势在必行的。调和的方法在于中国人自己以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文化的精神，以中国文化的精神融合西方思想，统整世界之文明。但东西文化究竟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的争论则起于章士钊文化调和论的提出。
　　1。章士钊"调和论"的提出章士钊（1881-1973　年）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早年曾赴日本、英国留学，任过《苏报》编辑、《民立报》主笔。民国三年（1914　年）创《甲寅》杂志，民国六年（1917　年）创《甲寅》日刊，反对专制，宣传民主。在民初思想界颇有影响。章士钊的"调和"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民国三年他创办《甲寅》杂志时，就曾提出政治上的"调和立国论"。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一直不满意陈独秀等人排斥传统文化的态度。民国八年（1919　年），
　　①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
　　他在寰球中国研究会发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正式提出了文化上的新旧调和论。他指出：新旧时代连绵相承，不可能划出明确分界，"宇宙之进步，如两圆合体，逐渐分离，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今日占新面一分，蜕旧面亦只一分"。若干年后"之新社会，与最初者相衡，或厘然为二物，而当其乍占乍蜕之时，固仍是新旧杂糅也，此之谓调和。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由此他认为"无论改造，无论解放，但不可不以旧有者为之基础"。他认为，欧洲国家战后所面临的"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他认为，"旧为新的根基"，"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所谓调和，"自以适宜于当时情况者为主旨"。以道德言，有宜于某一时代者，某一国家者，亦有通于不同时代，通于东西方者，均应"斟酌调和"。"流传其适宜者"，改变"其不适宜"者。他指出，中国古代垂圣贤、王者、君师之教，"万万不可再适用于今日"。今日社会道德由社会自觉心养成。然而"凡物必属于己，方为可贵"，"知物必己有，始有真价"。所以，应将"固有之道德学问，可资为本源者"，"保存而疏导之"。他并未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属于通时代、通东西的内容。他关心的似乎只是文化调和的学理，而不是实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提出了文化变迁发展中的新旧或中西关系问题。
　　章士钊的讲演引起张东荪的注意。张东荪在《时事新报》撰文反对章的"移行说"，提出"潜变"与"突变"说。指出：按生物学的进化突变说，生物未发生变化时，变的因素已在其中"潜萌暗长"，到了时候便突然呈露出来。社会的变化也如此，"一个社会中，表面上没有变化，而里面不能没有变化的种子，这个种子渐渐多了，一旦爆发，便变了一个新社会了。"这就是社会的"潜变"和"突变"。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章士钊在《新闻报》著文予以辨析，张东荪则再于《时事新报》发表《答章行严君》，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为了使讨论得以深入，张东荪希望大家对他们的争论作出"评判"，于是一场以新旧（亦即东西）文化是否可以调和为主题的争论就此展开。
　　2。关于"调和论"的争论五四运动以后，受到群众运动鼓舞的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关心中西文化调和问题的人很多，所以章士钊、张东荪的争论很快吸引了一些思想界著名人士先后加入论争，由此而阐发对东西文化看法的有蒋梦麟、杜亚泉、陈嘉异、李大钊、陈独秀、常乃德等多人。虽然这些人议论角度有异，见解各不相同，但是大体上可分为赞同调和观点与反对调和观点两派。总的看来，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第一，什么是调和？
　　张东荪认为：调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甲乙化合变为丙，一个是甲乙互让"。前者是"自然的现象"，后者是人为的现象。故前者称为"自然的化合"，后者是故意的调停。他认为章士钊把在党派间主张调停的方法用到文化思想上来是不适当的。他还针对"共存"与"相同"两个概念，指出："共存"是说同一范围内存在两个不同物，它们虽谓共同存在，却不是调和；"相同"，"譬如说旧道德主张克己，与新道德主张利他是相同的"，"只要取了新道德便够了"，也无所谓调和①。
　　张东荪的说法遭到了陈嘉异的全盘反驳。陈嘉异举天文、生物、社会诸学科理论证明："凡甲乙两极之相互调剂自为开阖者，此种调和现象乃谓之自然的理法；反之，由人为之力而使之调和者，乃始有甲乙生丙之事，而此丙者，亦不过甲乙之副号。"他又认为张东荪所说的"共存"，"非绝对的共存而为相对的共存"；至于"相同"，"亦属相对之同而非绝对之同"。他提出自己对调和的解释："调和者，乃指甲乙两极之交点，所生之功用，使甲乙不逾其量，而又不尽其量，以保其平衡之普遍的宇宙现象之谓也。"与张东荪的定义服务于自己否认文化界存在调和的观点相同，陈嘉异的定义亦为自己肯定文化调和观点提供了依据①。
　　第二，新旧文化能否调和？
　　蒋梦麟认为，所谓新旧调和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把他的思想扩充起了，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化，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这就是调和。这种调和不是机械的，也不是人为的。因为在新旧两派对立当中，"新派的目的是要改造旧观念，组织一能使生活丰富的新系统"，旧派则怕新系统会打破自己的安乐窝，其目的在保持自己的安乐窝。二派目的不同，是无法调和的②。他还指出：调和并非无用，只是在"新陈代谢"的时候不宜讲调和。蒋梦麟在这里实际提出了文化中的调和现象客观上存在与否和主观上应否讲调和的问题。
　　争论中的两派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互不相同的：陈独秀认为"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明显的界线可以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但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是"不幸的现象"，不应当"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主张他应该如此"③。
　　朱调孙认为，调和问题是有关知识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新旧思想中有如"修身律己"之类带有相同内容不生调和意义者，也有因旧思想之与新制度无可调和者。但并非一切事均绝对不能调和。他主张研究新旧思想能否调和应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实之方面上觇此新旧思想，孰为多括与本地环境有关之事实，孰为少括有客观的根据，然后主观方面权各方面利害，细察新旧思想有无相须相成或经直接暗通之处，即以之作调和张本"①。
　　常乃德列举事实证明，世界文明是多元的，从没有过东西二元文化对峙的时期。他引用孔德的社会历史分期方法（神权时代、空想时代、科学时代），将东方文明视为第二期文明，西方文明视为第三期文明，提出，文明进化的趋势应从第二期进入第三期，而不能从第三期退回第二期。中国文明有五大弊端，"很欠完备"，"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他的说法未正面涉及调
　　①　《答章行严君》，《时事新报》1919　年10　月12　日。
　　①　《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为质张君东荪与章行严辩论而作》，《东方杂志》第16　卷第11　号。②　《新旧与调和》，《晨报》1919　年10　月13、14　日。
　　③　《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　卷第1　号。
　　①　《研究新旧思想调和之必要及其方法》，《东方杂志》第17　卷第4　号。和问题，实际上是否认了采取调和态度的必然性②。
　　陈嘉异坚持以调和论者自居，旨在"辨明调和主义为有可能性""万物有同具者而已"。他认为："调和之功用本宇宙万有一切现象所不可须臾离者"；中国文化为独立的、创造的，西方文化为传承的、因袭的；东方文化"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优越性"；"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由此他认为，第一，应"以科学方法整理旧籍"，阐发中国"先民之学术思想"；第二，应就东方文化"择善而从笃信其说"，"以建一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第三，应"尽量灌输东方文化之精蕴于欧美人士，以为文化之交换"；第四，应"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到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本互助之努力（东西两文化交换之结果）以创造一最高义的世界文化"。"此即东方文化之唯一精髓，亦即吾人今后之唯一大任也。"①这里几乎重复了杜亚泉、梁启超等人的东西文化观点，又典型地表达了这派人主张调和的积极态度。这样说来，主张调和者实际上是主张以东方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统整世界之文明"。而反对调和者则大多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或取代东方文化。这是有关调和论问题争论的实质所在。
　　第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如何？
　　持调和观点的一派大抵是赞同东方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应将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加以调和。章士钊在初发调和论时所说的战后之欧洲"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提出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可以分立的，从而为旧道德与新物质的调和提供了依据。对此，陈独秀指出："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是"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他认为"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道德是属于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东西，"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利他的道德不易发达，是受了利己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在东西方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②李大钊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解释道德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③。这样，陈独秀、李大钊虽承认了调和是文化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却坚持了反对调和、反对旧道德的观点。
　　总而言之，关于调和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欧战之后时局与思想变化，西方文化大量输入国内等状况，在怎样评价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建设未来文化问题上不同的派别、观点的对立。它是其后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化应走何种道路争论的一部分。
　　（三）中国文化道路的讨论②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民国》第2　卷第3　号。
　　①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　卷第1、2　号。
　　②　《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　卷第1　号。
　　③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下）。
　　民国六、七年（1917、1918　年）间开始的文化争论，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文化道路？因此，从如何看待东西文化，到东西文化能否调和，应不应调和，再到中国文化应走什么道路，这些问题被依次提出是顺理成章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则把"道路"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粱漱溟（1893-1988　年）名焕鼎，字漱溟，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一世宦之家。其父梁济（巨川）曾为清政府内阁侍读，官居四品。梁漱溟毕业于直隶清政专门学校，对佛学素有研究，民国六年（1917　年）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京大学讲师，讲授印度佛教哲学。民国九年（1920　年）起他先后在北京、山东等他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次年10　月将讲演稿整理出版。该书称得上是关于东西文化探讨与论争中出现的第一部系统著作。
　　梁漱溟在书中首先说明研究文化问题的必要。他说："西方化对于东方化节节的斩伐，。。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对于中国人逼着讨一个解决！中国人是否要将中国化连根的抛弃？"文化"问题的究竟"是东方文化能否成为世界文化。中国人要自谋"自决"，为中国民族"打出一条活路来！"可见面对西化思潮的发展而求中国文化自保、复兴，是梁漱溟思考东西文化问题的出发点，而阐明东方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则是他著文的目的。梁漱溟指出，文化的内容不外三个方面，第一，精神生活，包括偏于情感的宗教、文艺等和偏于理智的哲学、科学等；第二，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第三，物质生活。他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东方都较西方落后是事实，因此，简单他说东方精神方面比西方好，中西文化可以互相调和，是没有说服力的。
　　他进而指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本质"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人类生活有三种不同样法，表现了三种对待意欲的不同态度：第一，循"生活本来的路向"、取向前奋斗的态度，称为"向前面要求"；第二，在生活中采取"随遇而安"、"自己意欲的调和"态度，称为"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在生活中采取"消灭问题"的禁欲态度，称为"转身向后去要求"。他认为，西方文化以第一种态度为其根本精神，中国、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三种态度为其根本精神。
　　他细致论证了中国文化作为"第二条路向"的表现，同时指出，中国文化一方面固有许多弊端，但比起西方文化来也有它的长处：中国人享受的物质不丰富，却体验了"享受"的本身，不像西方人"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中国人虽缺少自由权利与个性"伸展"，但得到了家庭、社会的"情趣"，不像西方人彼此间"冷漠敌对"。惟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人"实在是失败的"，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均不如西方发达。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样法，即中国文化的路向选择，完全是黄帝、周公、孔子等先贤天才"太聪明"的缘故。中国文化几千年没有大的发展，也正在于后来的天才不能出于孔子等人之上，而只能"盘旋于"先贤"太玄深而致密"的思想范围之中。梁漱溟指出："（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感觉）的。"他所说的"直觉运用理智"是指从"我"出发"役使"理智这"工具"；所谓"理智运用直觉"是指以"极高的文化"理想，"玄深的哲理"之"理智运调直觉的生活"。所谓"理智运用现量"是指"用比量（理智）破一切非量（直觉）"，以感觉的真实证明理智与直觉的不真实，而使"现量之用大为开发而成功现量生活"。
　　接着，梁漱溟根据战后西方文化变化趋势，预测人类文化将发生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其原因一是人类生活面临的问题已由第一个"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转向第二个"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第三个是"自己对自己问题之时代"）。解决第一个问题时须向前奋斗，"求诸外，求诸人"；解决第二个问题则应"求诸内，求诸己"。二是西洋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科学、哲学见解发生了由重理性、知识到重直觉、本能的"重大变迁"。他指出："人类文化有三步骤"，相对应的是人类所关注、研究的对象也有三个层次：先着眼于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着眼于"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次着眼于"天生本体"，其所用的是感觉。古代的西洋及其在近世之复兴，为第一步和第一层次；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为第二步和第二层次；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为第三步和第三层次。他指出当时"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现在的哲学采色不但是东方的，直截了当就是中国的"。也就是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就文化优劣的比较来看，梁漱溟认为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无所谓谁好谁坏，都对人类有很大贡献。但就三种文化的不同态度论，有个"合宜不合宜"的问题。他认为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要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印度文化也是所谓文化的早熟，它是不待第一、二路走完，就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它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复兴之后的事，是"自己对自己"问题成为时代中心时才出现的。由此，梁漱溟提出中国人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的重要做法，是发扬孔子"阳纲乾动"的态度，取"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精神，沿着中国古有的，适于今日的人生第二条道路"往前动作"。中国的"复活"，只能于此得之。
　　这样，梁漱溟从赞同陈独秀等人的不同质的文化不能调和的观点起始，经过反复的事实说明和理论辩证，得出了与杜亚泉、梁启超等人以中国文化统整世界文化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首先对梁漱溟此书提出异议的，是后来成为科学与人生观问题论战中心人物的张君劢。他表示"绝对不敢赞同"梁漱溟对欧洲文化将走中国之路的"推定"。他认为，应以自决精神决定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中国旧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他一番"，但输入西方文化应与批评其得失"并行"。同时也应吸收中国人生观好的方面，排斥其坏的方面，文化有总根源，不可笼统说"西洋文化"、"东洋文化"。至于中国应选择确定何种文化根本精神，须待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激战之后才能断定①。从大的方面看，这些见解和梁漱溟的说法并无显著差别。
　　严既澄虽然认为梁漱溟对中国人有些"恭维过分"，且不大同意梁漱溟认为中国精神生活不如西方一类的说法，但他表示对梁的思想"差不多全体赞同"。他认为，梁著对孔家思想之发挥，是全书"最精到、最有价值处"；并认为书中结论的重点在于"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一条。但他也指出，梁漱溟既然也承认将来的人生总不免兼取东西两方，依其根本精神而改造的态度，那便也没有必要反对"调和"之说②。
　　还有一篇署名"恶石"的文章，对梁漱溟的著作推崇备至，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新文化里面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继绝学，开太平的大发明"③。
　　具有真正反驳意义的批评来自张东荪、李石岑、胡适等人。张东荪指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实质上只是"哲学观的东西文化论"，而不是民族心理学的东西文化观，"把东西文化之根本都还原到哲学上，只能算一种观察而不能算研究文化全体的方法"。他认为："文化不是哲学所产生"，一个民族的哲学不止一种。一种哲学与某种文化有关，但不代表那一文化的全部；"文化与哲学的范围不相应"，哲学是哲学者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不能作为全民族的代表。他认为："生活即是奋进"，而奋进中"本含有烦闷"，"奋进不断，则永久没有满足"，"所以努力的人生观是一个正流，而厌世的人生观则是一个伏流"。他批评梁漱溟"佛家文化将于较远的未来而大兴"之说是没有道理的。他还批驳了梁对西洋文明的看法，指出：战后西洋思想上的变迁是"科学的发达"和"功利思想之发达"如故，新的思潮对物欲的反对，"只是主张向前追求应改变方法，而不是主张持中意欲以为自得安分"。持中意欲是一种控制意欲的"不自然的生活"，"一旦与物欲相遇，没有不立败的"，这是"中国现代道德堕落"的原因。他提出中国应采取"除去物欲征逐的奋进主义"--"淑世主义"，这种主义"一方面虽不控制'欲'，而他方面却极力扩充'爱'"，"调和众欲而成大欲"。即不使个人福利相抵牾，而造成人类的大福利。由此，他反对梁漱溟"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的观点。他认为，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了世界文化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上只能占一很小的部分①。
　　李石岑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所走的只有一条条"向前"的路，"不过走法各有不同，或是快慢各有不同"；他亦反对把"孔子原来态度"拿出来的说法，认为："孔子原来态度"，或者在孔子生前或死后不久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其后便只剩下"糟粕形式，呆板教条"。就现实讲，"批评的"拿出它来，其结果必致引起许多"非孔子原来态度"，"这是孔子一人之幸，却是中国之全体不幸"。他还认为，梁漱溟"对于西方文化全盘承
　　①　《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势--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讲演》，《东方杂志》第19　卷第3　号。②　《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　卷第3　号。
　　③　恶石：《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国日报·觉悟》1922　年3　月28　日。
　　①　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　年3　月19　日。受，而根本改造"的说法，是一种矛盾说法，因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与孔子的精神是相互冲突的①。
　　胡适认为梁漱溟的三个路向说，及其"东方化还是要连根的拔去，还是可以翻身"成为世界文化的见解，犯了主观、笼统的错误。他认为，"向前奋斗"、"调和持中"、"随遇而安"是各民族生活共有的特性。理智、直觉、感觉亦是各民族所共有的东西，不过存在"时间"、"空间"的轻重差别而已，不能简单归于某个民族的独特精神。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民族在某一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中国和印度的落后，"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上有什么持中和向后的根本毛病，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上有直觉和现量的根本区别"②。
　　总而言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由于他从哲学角度，阐述世界文化发展大势，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方向，又特别提出了儒学复兴的敏感问题。在以后多年里，梁漱溟不断探究和阐发这一思想。从而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端绪，他本人亦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
　　2。中国文化出路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民国十年（1921　年）以后，伴随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行的争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进一步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派对立的局面。东方文化派除前述的杜亚泉、梁漱溟外，还有学衡派和甲寅派两个分支。
　　学衡派以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　年）一月的《学衡》杂志得名，其代表人物多系留学归来者，又多为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贯中西"，"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自任。他们抨击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人格上近于"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在思想上浅薄短见，"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乃为最下层之模仿家"①。他们对文化的主张是，以精审慎择的态度，吸取西方文化之精华，力求在高层次上将东西文化调和融合起来。梅光迪认为，"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东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②。吴宓指出："西洋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灿，恣我取舍，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这里所谓"国粹"是指中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而以孔、佛二教为其核心；所谓"西方文明之精华"是指"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而以希腊之哲学及
　　①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　卷第3　号。
　　②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第2　集第2　卷。
　　①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分别载《学衡》第1、4　期。②　《评提倡新文化者》。
　　"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学说"为其主体。将此二者"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③。他们的文化观，可称为"精审细择"的东西调和观。
　　甲寅派，是以民国十四年（1925　年）章士钊所办之《甲寅》周刊得名。
　　章士钊此时已从早年办《甲寅》杂志热衷阐发民主理想，转向捍卫传统文化。他对新文化运动采取了和学衡派一致的态度，大加挞伐，不遗余力。对东西文化，他在一般价值观念上仍坚持几年前的调和观点，但在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上则提出了"农村立国"主张。他认为，其时世界纷乱不止，物欲横行，人心枯萎，道德荡尽，此种社会"惟吾之农业化差足济之"①。"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入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他指出，农国与工国，"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都不相同，"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工国"纵欲有为，无足贵争"；"农国尚俭"，"工国尚奢"；"农国政尚清静，以除盗安民，家给人足，为兴太平之事。工国则言建设，求进步，对于物质，显其功能"；"农国说礼义，尊名分"；"工国则标榜平等"；"农国重家人父子，推爱及于闾里亲族"，"工国以小己为单位，视钱如命"；"农国以试科取人"，"不喜朋党"，"工国则明言财利，内贿外政"。。总而言之，"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章士钊认为，从时机上讲，欧战之后各国"自窘于工"，"惩毖无及"，出现新兴工业大国为不可能；从道理上讲，"工国矫揉浮伪，疵衅万端"，"亦太寡味"；从利害上讲，"外货侵寻，财漏无艺"，不是因为中国工业不发达，而是因为中国失其农业之本。他亦指出，农国并非墨守农法，也宜"借助工事，励学明艺。农产而外，别兴土物，以斥外物"。总之，"所兴以为吾用"，"功用不出本土"，即行国家范围的"自给自足"。这便是章士钊为中国选择的从旧的国情向新的文明移行，以保住中国传统文化，又使中国跟上世界"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之潮流的文化出路①。
　　第二个派别是西化派。以胡适、常乃德为主要代表。民国十五年（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阐述了他此期对东西文化的看法。胡适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构成一种文明的"两个因子"。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是"唯物的"，把中国文明说成是精神的见解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西方近代文明是"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它"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它"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乃是精神的"。他认为西方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实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③　《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　期。
　　①　《原化》，《甲寅》周刊第1　卷第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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