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同上。
③ 原注：公最精郑学。
④ 《西庄致竹汀书》，《历代名人尺牍》22 册。
⑤ 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
① 见王利器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
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②？
这种观点，与他治经、治史以及整个乾嘉学风是相符的，然而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毕竟在多处发表史论，并且"议论淹洽"，颇具见识。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所不屑的"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指的是脱离历史事实、借题发挥、任情褒贬的不负责任的空论；或者专指宋明以来在理学所造成的空疏学风的影响下，大量涌现出来的借历史宣扬所谓义理、道德的、毫无价值的"史论"。如针对流行的在史书之中使用所谓"春秋笔法"的作法，王鸣盛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惟考其事实可耳。"③明确否定任情褒贬的"春秋笔法"。王鸣盛史论的基点在于"实事求是"。他说过："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著书，恐著亦多妄矣。"①在对史书进行了深读精校之后，发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对史学自身的议论，与一知半解地乱发议论或不发任何议论、只知埋头考据的做法相比，更具有积极的意义。王氏的史论在许多方面确有真知灼见，反映出他所具备的历史见识。
在考史方面，《十七史商榷》偏重于那些在历史上产生影响或涉及经国利害的职官制度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如王鸣盛考辨了有关汉代十三部刺史职掌的问题。他联系《汉书》、《后汉书》、《续汉志》的有关篇章，论证部刺史的职掌之一是"督察藩国"，由此使刺史官职具有"权甚重而秩甚轻"的特点："盖所统辖者一州，其中郡国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属官，得举劾，而秩仅六百石。治状卓异，始得擢守、相。"②对汉代刺史制度及朝廷与藩国间的关系作出新解。他探讨了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的发展过程，指出所谓举荐论品行不过是表面文章，其实质"中正所重门第，自魏晋至六朝皆然"。魏晋时期"中正之设，专以门第定人才高下矣"。③王鸣盛还分析了唐代宦官掌握兵权而招至祸乱频繁，肯定了在历史上屡遭非议的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在考证地理方面，注意历史地理的特点和沿革，还下了很大力量考证了有关故乡的历史地理。
在史论方面，《十七史商榷》既有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的议论，也有对史学本身发表的议论。关于前者，王鸣盛谈到了一些政治成败得失与民心向背、用人当否的关系，批评了历史上那些昏庸腐朽的统治者和无聊文人。他评论王叔文改革失败，"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唐）书》亦徇众论"，这是"以成败论人"，是不公正的。他指出，王叔文改革，"黜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已往，改革积弊，加惠穷民"；"其本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于朝廷"；"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如此者"。由此断言，"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② 《十七史商榷序》。
③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欧法春秋"条。
① 《十七史商榷序》。
② 见《十七史商榷》卷十四有关诸条。
③ 见《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州郡中正"条。
阉宦、跋扈之强藩"，"本无可罪"，应当"平反此狱"①。此论不仅反映了王氏独具的史识，也反映了他倾向改革的精神。
王鸣盛对史书的研究和评论，特别注意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史书（如记载南北朝历史的《南史》、《北史》与宋、魏、梁、陈、齐、周、隋八史，记载唐代历史的两《唐书》，记载五代历史的两《五代史》）作对比，发现异同优劣，再对正史发表评论，包括正史体例、取材、记事、文笔等方面。他反对曲笔，主张直书，按照"直书其事"和"史事明晰"的标准，对《汉书》以下的重要史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王鸣盛称赞班固、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的直笔精神和史识。
《汉书》有《匡张孔马传》，记载一批以儒学进身、身居高位无所匡建、以阿谀取容为能事的人物。王氏称赞说："孟坚于张、孔，直笔诋斥，尽丑描摹，洵不愧良史矣。"《后汉书·胡广传》正面记述胡广的步步高升，实则刻划胡广依附权奸的小人面目，王鸣盛称赞范晔史笔达到了"肆而隐，微而彰"的境界②。在比较了《三国志》和《晋书》的有关内容后，王鸣盛指出《晋书》对司马氏的曲笔回护。他批评说：晋人所修国史，对司马懿有所夸饰，尚可理解，"今《晋书》成于唐人，犹仍其曲笔，不加删改"，是毫无道理的。《南史》中记录了许多荒诞的事迹，王鸣盛对此深表不屑，说："《南史》最喜言符瑞，诡诞不经，疑神见鬼，层见叠出。"他还痛斥宋明时期因理学盛行而滋生的空疏风气，认为宋明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问世，一涉史笔，便欲法圣人笔削"。①并批评了立文法以为褒贬的《通鉴纲目》和模仿《春秋》笔法、把褒贬义例放在首位的《新五代史》。王鸣盛很多颇具见地的观点和结论均在后世产生影响或被学术界所认同，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可举出若干例子。如对陈寿及其《三国志》的肯定，对范晔被诬为谋反"首乱"的辨析，对范晔《后汉书》史学价值的发掘，对魏收《魏书》的正名，等等。
王鸣盛史学因时代所限而避免涉及时政。他为人骄傲自负，论学时在某些观点上失之偏颇，如将李延寿斥责得一无是处。他在经史研究中恪守汉儒训注，这也在很多地方局限了他的眼光。尽管如此，王鸣盛所表现出的卓越的史识和见解，所作出的有关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文字校勘等方面的考辨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乾嘉史学的内涵及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3．钱大昕的博学及学术成就钱大昕（1728-1804 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少年即有神童之名，8 岁读二十一史，"始有尚论千古之志"②。21 岁时由江苏巡抚指名送至苏州紫阳书院肄业，被院长王峻赏识为"天下才"。乾隆十六年（1751 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江浙士子进赋献诗，选入一等，召试，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27 岁时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又先后出任山东、
① 见《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顺宗所书善政"条、卷八十九"王叔文谋夺内官兵权"条。②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刺广寓于褒颂"条。
①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论断"条。
② 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
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再为提督广东学政。48 岁时，因父亡辞官归乡，不再入京供职。先后在钟山、紫阳书院讲学，直到病逝。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的"超一流"学者，与焦循一同被誉为"通儒"。他的一生，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学术领域，而且令人叹为观止地达到了精通的程度，是人才辈出的乾嘉学者群中的集大成者。段玉裁评价他说："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在"自古儒林"中是一位少见的"合众艺而精之"的学者①。戴震曾对人说过："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无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②阮元也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③钱大昕治经受惠栋影响，但也主张以训诂求义理。他不专治一经，亦不拘泥于汉儒之说，只是专通其大义而已。因此，他没有写过一部专攻经书的著作。《唐石经考异》和《经典文字考异》主要是经文的校订。有关经学方面的见解，主要散见于《十驾斋养心录》和《潜研堂文集》中。王昶认为"皆说经家所未尝发者"。①钱大昕的史学著述，除《廿二史考异》外，还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补元艺文志》、《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十驾斋养新录》等。他生逢经学大盛的乾嘉时代，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当时被贬为次一等学问的史学上，反映了他的见识。他撰文反对"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陋史而经荣"的看法，认为所谓"读史为玩物丧志"、"令人心粗"的指责，是为了掩盖说者的空疏浅薄。提出："元明言经者，非勦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复瓿而已，奚足尚哉？"批评这种经学"似精而实不精，似正而实不正"。提出《尚书》、《春秋》就是史，《史记》、《汉书》"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经与史岂有二学哉？"②钱大昕的为人和文章的风格一般都比较谨慎，含而不露，与王鸣盛形成鲜明对照。唯在这篇文章中观点表露十分强烈，可见确为钱大昕的有感而发。他的观点以及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对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有积极意义。
钱大昕反对史学研究中的空谈。他说："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恶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③主张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历史。"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④"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⑤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将主要精力从事订正史籍讹误，补充史实，辨释疑难，努力使历史记载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①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② 《清儒学案》卷八十三。
③ 阮元：《十驾斋养心录·序》。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见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③ 《续通志列传总叙》，《潜研堂文集》卷十八。
④ 《廿二史考异·序》。
⑤ 《答王西庄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考据史学专著，汇集了钱氏四十余年间对廿二史的研究心得札记，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编定成书。该书按二十二部正史先后、各史又以卷次为序逐条考订，对于正史纪传体史书中的纪、表、志、传部分无所不考。乾嘉时期人们治史，一般都限于校勘，钱大昕则完全超越这一层次，他校勘的范围通贯二十二史，比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还多出5 部。同时他的重点在于考证，对于史籍的缺脱讹误，即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他运用例证、分析、比较、推理、综合和专题考证等方法辨证、疏通和校正史籍。与别人相比，钱大昕的一些考证方法独具特色，是他的创新。如在卷82《魏书·崔玄伯传》中有"加周兵将军"一语，他遍举《魏书》中各传所见的"晋兵、吴兵、楚兵、秦兵等将军凡十一种，及曾任此职的人姓名"。再如，他收集了《南史》中几乎所有的"虎"字材料，说明《南史》纪传中于"虎"字多不避讳，皆后人所改，但李延寿原文尚有未改之处①。这被称作是综合研究的考证方法。另一种专题考证，可以离开《廿二史考异》原书而独立成文，如卷9"汉侯国考"、卷15"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卷83"宋奉使诸臣年表"等，也是钱大昕所独有的考证方法。总起来看，《廿二史考异》的重点是在前四史、唐、五代、宋、辽、金、元诸史，考证范围涉及极广，几乎对所有被发见的问题都进行考证。南北朝诸史则重点对年代、职官、地理作考证。他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讲道：廿二家之物，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伫劣，敢云自得？但涉猎既久，启务遂多，著于铅椠，贤于博奕云尔。考证二十二史的难度，当如钱大昕本人所言。其考证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略高《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一筹，成为乾嘉考据史学的杰出代表作。
《十驾斋养新录》是一部札记体形式的学术著作。这种形式仿照顾炎武的《日知录》，两书的写作形式，对近现代学者产生很大影响。钱大昕将他大半生的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写成札记，分门别类编为该书。《廿二史考异》专考正史，该书不限于史部；《廿二史考异》专事考证，该书除考证之外，还发表议论，评论史书、人物，讲述治学方法，是一部与《廿二史考异》同样杰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梁启超曾说："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①钱大昕还将他所作的论说、问答、杂著、考辨、题跋、书信、碑传、墓志铭一类作品集成《潜研堂文集》。段玉裁序云："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②《潜研堂文集》的内容并非一般文集那样多收文人间应酬文字，这也是一部反映钱大昕学术的论著。"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之精液。"③下面就钱大昕在诸多领
① 见《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五"刘裕龙行虎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③ 同上。
域中所取得的成就略作叙述。
《宋史》芜杂，《辽史》、《金史》、《元史》因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和制度习俗也造成史籍中的疑难矛盾之处甚多，加之这四部正史都属官修。因此，钱大昕对宋、辽、金、元四部正史用力较重。其中，他曾有意重撰《元史》，自称"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①，但未能成书。补成有《艺文志》和《氏族表》，另有《元史稿》和《元诗纪事》，已佚。《廿二史考异》主要对《元史》的年代、官制、地理、蒙古氏族和世系作了考证。钱大昕等人开辟的元史研究新领域，在近代成为一门显学。
钱大昕说："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②又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③这里，他认为历史考证有官制、舆地和氏族三个重点。在官制方面，《廿二史考异》中有对秦汉的尚书和中书、唐朝的三省六部等问题的考证。《十驾斋养新录》卷10 和《潜研堂文集》卷12、13对中央、地方官制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源渊变化、职能作用、官名称谓有更为详尽的考证。他与秦蕙田共同商讨的《五礼通考》以及在三通馆纂修官任上的编纂工作，也都反映了在职官方面的研究心得。在历史地理方面，对正史中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繁琐而精审的考订，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州郡"，"涉笔便误"、错误百出的《元史·地理志》等课题，都经钱大昕的努力而更正。他还十分重视地方志，曾参加过《热河志》、《一统志》的编纂，退休后应邀担任《鄞县县志》、《长兴县志》的总纂。在氏族谱牒方面，《廿二史考异》中对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和谱系、辽金元时期的族与姓等问题，《十驾斋养心录》中对"郡望"等问题，《潜研堂文集》中对唐代的氏族大姓等都作了考证。钱大昕所撰《元史氏族表》取材各种史籍、文集、碑刻等史料，将蒙古、色目的族姓可考者分列成表，历时近30 年完成。以后的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的《新元史》都沿用此表。
用金石铭文考证史书的讹误，或用史书鉴定金石铭文，是钱大昕在金石学方面经常使用的方法。使用这两种考证方法，无疑会使考证的结论更具说服力。他习惯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金石拓片，数十年间，共得拓片达二千余通。在此基础上编成《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一书。以后又陆续写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四集，该书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相仿，对他撰著《廿二史考异》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王昶盛称钱氏："最熟知历代官制损益，地理沿革，以暨辽金国语，蒙古世系，故其考证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①钱大昕本人对金石学的观点是："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②年代学是考史的基础学科之一。钱大昕作过《洪文惠公（适）年谱》、《洪文敏公（迈）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弇州山
① 同上。
② 《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③ 《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吏·外戚传》。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郭允伯金石史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人年谱》，还根据《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材料，补写了《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等。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疑年录》。钱书记载自郑玄至邵晋涵共363 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书名"疑年录"，取《左传》"有与疑年，使之年"的意思。后人六续《疑年录》，近人陈垣仿此体作《释氏疑年录》、姜亮夫作《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该书开创了记载历史人物生卒年的新的史书体裁，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工具书。钱大昕深通天文历法及有关数学的专业知识，对梅文鼎、利玛窦、汤若望等中西数学家的著作都有研究。用这些知识推算论证历史年代，十分真实可信。如对《三统历》的研究，撰成《三统术衍》，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①。阮元称赞钱大昕说："天算之学，实能兼中西之长、通古今之奥。故上自《三统》、《四分》，下迄《授时》、《大统》，诸家之术，并深究本原，各有论说。"②乾嘉时期甚为发达的文字音韵学，同样为钱大昕所擅长。他也十分重视文学音韵训诂的重要性："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③用小学的研究成果考证史籍，在《廿二史考异》和《十驾斋养心录》中占有很大比重。
钱大昕的考据史学，在内容上订正和补充了史籍中众多的讹误和缺漏；在方法上更加科学和严谨，并开辟了一些有价值的新领域；在学科意义上使史学研究更加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同时，他所创造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开辟的一些新领域对清代及近、现代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大昕学术的明显特点也是博古而不通今，毫不涉及时政，但这一点似乎并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因为在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和学术思潮中，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做一些用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看来是应该做的事。毕竟，钱大昕的学术成就代表了一个学派和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4．赵翼的史论赵翼（1727-1814 年），字耘崧，又字耕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14 岁时亡父，家境日益窘困。他自幼年起就喜好吟诗填词，但因生活困难，只得应试科考，求取功名，养家糊口。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中举后，在大学士汪由敦家为文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考中状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与改纂《通鉴辑览》，书成后，外放为广西镇安府（今德保县）知府。后又调任广州知府。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以侍奉老母为由辞官归乡，著书讲学终其余年。
赵翼的前半生主要用功于诗词创作，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以文名著称。凭此特长，他曾入军机处起草谕旨，代人为文，受聘纂史。他的文集有《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等，杂载其诗词、文事和见闻，并无过人史识，以至后人有怀疑《廿二史札记》这样高水平的史著，是否确实出于赵翼之手。其实在他为仕期间，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史书的编纂工作，因此晚年成其史名，并不是偶然的。
①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② 阮正：《三统术衍·序》。
③ 《小学考·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赵翼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协助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编纂了《国朝宫史》。这是一部记述乾隆以前各朝宫中的典制规模、宫殿建制、官制布署等情况的官修史书。赵翼用了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其事，受到刘统勋的好评。考中进士后，他入方略馆修纂《平定准噶尔方略》，亦得到方略馆总裁傅恒的赏识。被放外任前的两年多时间里，赵翼一直参与改纂《通鉴辑览》的工作。这部史书，朝廷召集了近百名学者，以康熙年间成书的《御批通鉴纲目》为底本，编纂成为"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①的编年体史书。王昶、朱筠、程晋芳、毕沅、纪昀等人都先后参与此事。这也为赵翼日后撰成《廿二史札记》产生了重要影响。赵翼本人还写了一部记载平定三藩及大小金川等战事的《皇朝武功纪盛》，纪事本末体。该书中所使用的有关材料，多为后来魏源《圣武记》中所采用。
《廿二史札记》是赵翼归里后撰写的史著。赵翼辞官之后，友人多劝他再次出仕。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乾隆皇帝南巡，赵翼前往宿迁迎驾，同时准备呈请补官。行至中途，双臂忽然中风不能举，不得不失意而归。他怅然地说："计自癸巳归里，侍养者五年，丁艰及营葬又四年，今赳补又病废，知命有所限也。乃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②既然斩断仕途，遂把精力专于撰写《廿二史札记》上。他说：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胜说，与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之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①。
说明了著述《廿二史札记》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主要是以读书札记的形式，以史证史，校定讹误，对治乱兴衰加以评论。
《廿二史札记》涉及二十四部正史，因《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当时尚未被钦定为正史，故分别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合称为一书，称作"廿二史"。全书共计544 条，侧重于宋以后诸史。
赵翼的治史方式，表现在《廿二史札记》之中，与钱大昕等人的考据史学截然不同。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刻成后，写过一首诗："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②"敢从棋谱论新局"，说明他要从史学研究中发表新的看法和观点；"略仿医经载古方"，则反映了他要从史籍中寻求救世良方的意图。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共同
① 《通鉴辑览·序》。
② 《瓯北全集·年谱》，"乾隆四十九年"条。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
② 《再题〈廿二史札记〉》，《瓯北诗钞》卷四十一。
视为乾嘉考史的三大代表作。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仅仅从三书的内容上看，《十七史商榷》有近一半的分量是发表史论而不纯为考证，《廿二史札记》则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分量是史论。因此我们说，《廿二史札记》是一部以历史评论见长的书，比较恰当。赵翼的史论，大部分条文是评论历史事件，小部分条文是对编纂史书、体裁体例、直书曲笔、史才史德等史学本身诸内容的评论。在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史学中，赵翼以历史评论而独树一帜。
《廿二史札记》中的历史评论，重点放在历代的政治方面。基本方法是，先综合总结出所发现的若干问题，按照自己的观点从史书中援引史料加以证实阐述。其所论多能抓住自西汉至明末一千八百年间确能体现出某个时代特点的社会政治大事。如西汉时代，列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汉儒言灾异"、"汉时以经义断事"、"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上书无忌讳"、"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汉使立功绝域"、"武帝时刑罚之滥"、"汉诸王荒乱"、"汉外戚辅政"、"西汉外戚之祸"、"王莽之败"等条。其他如魏晋南北朝之门第、九品中正、清谈，唐代之女祸、宦官、藩镇，五代之武人，宋代之弊政、和议，辽金元之用兵，明代之刑狱、朋党、流贼，等等。赵翼都能"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①，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譬如，在"唐节度使之祸"条中，历数唐代节度使扩展地盘、握有重兵、控制财赋，"遂成尾大不掉之势"，以致于"天子力不能制"，最终导致"天下尽分裂为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的结局②。全文切中要害、原始察终，是一篇出色的历史评论文章。应该指出，赵翼的史论贯穿了专制统治下的正统思想以及因果报应、宿命论等庸俗史观，所论虽多有抨击揭露历史上统治腐朽黑暗的实例，但也是在丝毫不触动专制帝王的前提下进行褒贬，因此难见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胆识的观点，更没有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应该肯定的是，身处于乾嘉时代的赵翼，一改考据之风，在二十四部史书所囊括的范围内上下纵论历代史事，从而丰富了乾嘉史学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
对史学的评论，赵翼主要批评了在史书中的曲笔和粉饰，提倡直书实录、文笔简洁。对正史的体例也多有议论，如肯定了范晔《后汉书》中使用类传的写法、沈约《宋书》中的类叙法、《辽史》的表等。他特别提倡"自成一家言"，说："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①又说："自左氏、司马氏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②褒扬私人修史，成其一家之言。赵翼所说的"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欧史不唯文笔简洁，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③，存在明显错误。"寓褒贬于纪传之中"是司马迁所运用于《史记》的极有价值的写史方法，欧阳修在他所修的两部史书中滥用"春秋笔法"已是失误，也没有什么"寓褒贬于纪传之中"，更难与《史记》相提并论。这只表明了作为文学家的赵翼对同样是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的偏
①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
① 《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全用隋书"条。
② 《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条。
③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书法谨严"条。
爱，而他们同为史学家却对这个问题的肤浅认识。
《廿二史札记》中为数不多的考证方面的条文，主要是论证史料的来源和辨别史实的真伪两种。前者如"汉书移置史记文"、"南史删宋书最多"、"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等条。后者于各史均有涉及。
总之，赵翼的史学，主要在于史论。《廿二史札记》中的历史评论，一般可视为知识性的、为历史初学者的导论。李慈铭评论说："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兴衰，凡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试俭岁之梁稷也。"④正因如此，《廿二史札记》的影响比钱、王二书大，刻成之后，多次刊印，很受人们欢迎。
5．崔述的疑古史学在清代学术史中，有一位学者，生前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因贫困也无力刊刻自己那些在当时不为人知、没有影响的著述。去世后，虽幸运地由其学生将书刻成，但其学说却整整沉默了一个世纪。直到本世纪初，先是被日本学者所发现，然后传至国内，如同一颗被长久埋没的明珠一样，突然放出光彩，极大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而真正对他及他的学说作冷静、客观、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也许是在近年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乾嘉时期的北方学者崔述和他的以《考信录》为代表的史学著述。
崔述（1740-1816 年），字武承，号东壁。直隶（今河北省）大名魏县人。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教他读《四书》、《五经》。崔述说："先君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①这种读书方法对崔述一生的治学产生了影响，即先接触经史本身，这样可以避免传注的成见，不致于被传注的汪洋所埋没，更可以看出传注与经史的不符之处。15 岁时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知府朱煐所赏识，召崔述入府内与其子同读。其间，崔家幸得朱煐帮助才能避过水灾勉强度日。崔述在署中8 年，学业也受益颇多。24 岁时考中举人，以后屡试不中进士，遂潜心治学著述。中年时期，先后写成了《春王正月论》②、《古文尚书考》、《讷庵笔谈》、《五服异同汇考》等书。在此期间，家庭屡遭变故：父亲、独子、兄弟、母亲先后亡故；家中房屋被大水冲毁；数次大病缠身，几乎丧命。历尽这种种灾难之后，发奋著述《洙泗考信录》①，时年52 岁。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崔述在北京见到了因朱煐的介绍而十分仰慕崔述的陈履和。陈拜崔述为师。两人在京相遇仅两个多月，以后便河北、云南天各一方，三十多年间全凭书信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陈履和千方百计陆续刊印了崔述的著作，老师的著作终于赖以学生的努力而流传下来。
嘉庆元年（1796 年），崔述到福建省先后任罗源、上杭知县，6 年后辞④ 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附录。
① 崔述：《考信录·自序》。
② 定稿名为《三代正朔通考》。
① 《考信录》第一部。
官返回大名，定居彰德府。生前终于完成《考信录》全书。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陈履和到河北大名找他老师时，崔述已去世半年了，他留下遗嘱将全部书稿交付给陈。此后8 年，陈履和倾全力刊刻完成了《东壁遗书》，次年病故，幸得友人捐款，方凑足陈氏家眷返回云南故乡的路费。清人张维屏说："先生（指崔述）所著书，履和一人刊行。先生之书不朽，履和为弟子，其笃于师弟之谊若此，亦当附之以不朽矣。"②《史记》中有"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③的名言。崔述《考信录》一书的得名，即由此而来。《考信录》的目的在于考证充满了传说、神话、杜撰和附会的自上古至秦统一前的历史记载，去伪存真，以求清理出一个可信的上古史轮廓，反映出上古史的真相。在上古史的论述中，由于年代久远，加入了许多传说的成份，还有许多后人杜撰附会的材料，这些内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视为"信史"深信不疑。然而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些假造的说法。从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到汉以下的王充、刘知几、欧阳修、郑樵、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等人，都曾对古书中的一些记载作过辨伪。崔述的成就在于，第一次把自上古到秦统一前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统的清理，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
《考信录》包括《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丰镐考信余录》、《洙泗考信余录》、《孟子事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考信录提要》诸录。在写法上，出于《诗》、《书》等"六经"中的内容，被视为真实可信的史料而放在顶格写，其次依次写的是"附录"（或"附论"）、"备览"（或"备考"）、"存参"，他认为完全不可信的则用小字注明加以批驳。这说明，崔述辨伪考信的标准是儒家的经书。这个标准，在崔述所处的时代也只能如此。经书毕竟是崔述所能见到的距古史较近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们认为"六经"代表圣人之言，而圣人自然是最可信的。儒家经典在崔述的考信过程中是理所当然地标准，这并不奇怪，更不必在这一点上苛求崔述，因为既然要怀疑，就要树立起参照的标准，否则谈不上怀疑。
崔述对于古史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先秦经典所记载的上古史可信的内容较多。《尚书》从尧、舜讲起，孔子讲上古史，也只讲到尧、舜。"《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①即使在《易》或《春秋》中言及伏羲、神农、黄帝之类，也未曾大肆记载和渲染。第二，战国以至秦汉间的《国语》、《大戴礼记》及百家杂语"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对于上古史的说法开始出现较多的矛盾和混乱。司马迁整理百家杂语，由于当时"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他作《史记》也只好根据《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史记》的开端，但不言伏羲、神农。崔述明确指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这是他对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第三，汉、晋时期的有关古史的记载决不可轻信。他特别反对汉代讳书，② 张维屏：《松斋随笔》。
③ 《史记·伯夷列传序》。
① 《补上古考信录提要》。
斥责两汉盛行的用五德终始说说明上古帝主相代的观点。晋代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造出燧人、包羲。以后又有河图、洛书等，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这些内容被崔述称为"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
崔述的这些论述，基本打乱了三皇五帝的系统，在对三代先王的怀疑和破除对古代伪书的迷信上，表现了相当的勇气，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对古史的怀疑并力图考核出信史的过程中，崔述也涉及到了对古书的辨伪。在坚信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不可怀疑性的前提下，对于某些儒家经典的真伪也提出过疑问，如对《论语》产生过怀疑。他考辨《古文尚书》，尽管他全然不知阎若璩、惠栋、段玉裁对《尚书》的辨伪情况，但所提出的六证，证明该书为伪的观点，与其他人多相不谋而合（见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崔述从几个方面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周礼》、《仪礼》不是周公所作，而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同时，他并不否认这两部书中保存的有关古代礼制的有价值的资料。他还举出十证，证明《古本竹书纪年》是后人伪作①。崔述辨别伪书，头脑清晰，善于归类，有条有理，颇具说服力。这些结论，已从近代以后逐渐被多数学者认同接受。
胡适称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其科学性更多的是表现在考辨方法上。崔述十分重视总结、概括自己的观点和治史方法。《考信录》的第一部分是《考信录提要》，专门讲方法论，迥然不同于一般乾嘉学者的治学模式。《考信录提要》首先"自标界说"（刘师培语），提出经书与传注"互异"，应将两者分开。经书是标准，传注是考辨的对象，对于传注中所记述的古史要"考而后信"。然后阐述了考辨的基本方法。如"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实而去取之"；对待经书要有独立见解，不要被传注影响自己的分析判断，更不要采取"重名而不究实"的妄信态度；从具有时代特征的文体、文风去辨别伪书、伪事等。
清代汉学与宋学对立，南方的汉学家讲求考证，但因过分纠缠于经传注疏，以至于束缚了自己的眼光，崔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亦太仓秭米，而罕行于世，。。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于人耳目，习而不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后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于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于世①。"崔述虽出身于宋学世家，但并不能说他就是宋学家。他批判宋明理学，说："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仅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遂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②他对汉宋之争的观点是："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其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①因此，崔述能够坦然地去考辨古史和古书，而没有专注于汉儒的注疏或纠心于宋人的义理。近代以来，已有数位学者指
① 见崔述《竹书纪年辨伪》。
① 《考信录提要》卷上。
② 同上。
① 《丰镐考信别录》卷三。
明宋、汉之学本来并无水火不相容的区别，考证学实际上来源于宋儒，"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②崔述学术的渊源即可在这里找到。少了这一层门户之见的羁绊，崔述才能够大胆地向整个中国古史发出挑战。
考察崔述的古史辨伪，可以发现，崔述只重视儒家经典，只相信圣人之言。他认为，材料越古越可信，圣人永远是对的。他不仅不相信汉人，也不相信战国诸子的著作。这种作法几近于绝对化，对于考辨古史古书、对于史学研究，并非有利。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即使是汉代史料，也决非如崔述不允许人们抱有"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的观点那样，怀疑和排斥所有汉代材料。绝对地否定几部儒家经典以外的一切史料，使众多在崔述考辨的过程中有用的材料与他失之交臂。同样，过分地相信经书和圣人言，使得一些很明显的伪书伪事在崔述眼前却很轻意地被蒙骗过去。崔述的尊经、崇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考辨古史的"科学"性。另外，崔述考辨古史的一些具体看法也有待商榷，或存在着明显错误。如他相信仓颉造字、尧时已有史书，认为"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文章之祖也"③，等等。
崔述的学说虽经他的弟子陈履和刊刻成书而保存下来，但在整个19 世纪，除了一个名叫张维屏的道光进士注意到了之外，没有引起任何反响。20世纪初，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将《崔东壁遗书》在日本校订标点后出版，崔述学说在日本学术界受到表彰。刘师培约在1910 年从日本回国后撰文介绍崔述生平和《考信录》，不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胡适撰写《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顾颉刚校点《崔东壁遗书》（1936 年印行），影响逐渐扩大。崔述用考信和求实的态度审视中国古史，清除了以往记载中的大量传说、附会和伪造的历史，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不仅如此，崔述在考辨古史中运用的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和提出的具有启发因素的观点，对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崔述说前人对于古史的认识"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①，无疑对近代"古史辨派"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具体观点有直接影响。崔述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②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③ 《考信录提要》卷下。
① 《补上古考信录·开辟之初》。
（六）章学诚的史学思想1．生平及其哲学思想章学诚（1738-1801 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父章镳是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湖北应城知县。章学诚少年时代"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多病中止"②。 14 岁时，随父至应县任上，逐渐对史学产生兴趣。章镳为官3 年遭免职，因贫困无法返回原籍，侨居应县任教。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章学诚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未中。后被翰林院编修朱筠赏识，任国子监编修、典籍，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与邵晋涵关系最密切。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自认与时俗不合，不愿为官。由于生活无着，只得四处奔波，到书院讲学，为地方修志，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著述《文史通义》等著作。年64 岁时卒于浙江。
章学诚从34 岁时开始撰写《文史通义》，历时30 余年，直到他去世前才基本完稿。这部书几乎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结晶。他还写有《校雠通义》，至今已不完整。晚年撰著的《史籍考》是他的得意之作，今已失传。所纂《和州志》、《永清县志》和《毫州志》均为未成之作，《湖北通志》被人删改。他还修过《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今失传。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章学诚一生落落寡合，很不得志。他的学术主张不投时好，备受冷落。
他曾说过："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①他与戴震、汪中、洪亮吉等人论学，观点多不相合；他虽然十分尊重钱大昕、王念孙，但后者的著作中并未提及章。颇为自负的章学诚在有生之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一切促使他发奋著述《文史通义》，并自信地宣称他的观点"实有开凿鸿蒙之功"②，"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③。道光年间，《文史通义》刊印行世，得以广泛传播。清末学者对章学诚多有称道。20 世纪以来，《文史通义》不断受到近代学者的推崇，以至被称为"显学"。章学诚此书，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少有的以论述史学理论见长的专著，其众多观点颇有见地、极具深度，对后世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对《易》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讲到《易》之《序卦》时，认为："《屯》次《乾》《坤》，必有其义，盈天地间惟万物，《屯》次《乾》《坤》之义也。"①这就表明，他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盈天地间惟万物"。章学诚借用董仲舒的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②。这里道和天的含义与董仲舒所指的不同，章学诚认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②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①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再答周■谷论课蒙书》。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① 《文史通义》内篇四《匡谬》。
②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
天地。"③他解释"道"说："一阴一阳谓之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④意思是说，"道"存在于事物的阴阳变化之中，变化规律是先于人而存在的。"阴变阳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⑤依"道"而发生阴阳变化的，就是气（器）。由此得出结论："《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⑥譬如，《六经》并非载道之书，《六经》乃先王政典，"皆器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⑦"离器而言道"，"舍天下事物"而谈《六经》，是无法理解所谓"道"的。
在认识论方面，章学诚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人不仅可以认识到"可知见"的具体事物，还可以认识到"不可见"的规律性东西，即他所说的"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已见矣"①。他说："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如其准赳之，所谓效法也。"②就是说，平日要努力考察事物变化的表现，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他强调在实践即"行事"中效法自然。他说："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③只有通过"行事"对人的认识的检验作用，效法自然，才不至于"离器而言道"，"以空言存私说"。联系到学风方面，就是提倡"必习于事而后方可言学"④的精神。
章学诚的历史观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中。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⑤。
这里叙述了一个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天地之前，无从谈起。从天地生人而有道，中经三人居室而道形，部别班分而道著，然后相应出现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他进一步详细地描述说：人生有道，人自不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①。
③ 同上。
④ 《文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⑤ 《文通义》内篇二《质性》。
⑥ 《文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⑦ 同上。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②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
③ 同上。
④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⑤ 《文史通义》内篇，《原道上》。
①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乃"不得不然之势"，"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章学诚的历史观，显然受到了自荀子以后思想家们重"势"的观点的影响。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章学诚认为是由于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才有所作为的。他举周公为例，认为周公之所以"集千古之大成"，"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而是由于"时会使然"。"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②孔子也是如此，其一生的事业，"学周公而已矣"，而孔子的功绩，在于"尽其道（周公之道）以明其教"，这同样是"事理之不得不然"。后世那些推崇周公、孔子的人，把周、孔神化，使人难以信服。"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③章学诚提出："学于圣人，斯为圣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④这是对"圣人"抱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圣人也不是全能，而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者也。"⑤圣人借众人的"不知其然而然"以见道，道即在众人。因此，有众人--圣人--贤人--君子的公式。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是十分突出的思想。
章学诚还流露出一些后人可以胜过前人的历史进化思想。譬如，他以制定历法为例来说明"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①。他还认为："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②"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③章学诚的哲学思想在乾嘉时期显得比较突出，也为当时所不容。一些人认为是"宋人习气"，甚至"都门知己俱有此论"。他比较推重戴震，认为："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谈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④这段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恰当的。
2．对古代史学理论的阐述和总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所涉及到的有关史学全局性的一些重要理论性问题，正如他本人所言，"多为后世开山"。下面分别略作叙述。
第一，提出"六经皆史"说。
《文史通义》的首篇《易教上》开头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②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③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④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⑤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三《天喻》。
② 《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④ 《章氏遗书》卷二《书朱陆篇后》。
典也。
"六经皆史"的提法并不是章学诚首创，但他在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出，并且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论证，第一次赋予这个命题以重要意义。"六经皆史"说主要被章学诚用于探讨学术源流。他发挥这一观点时说，"古无经史之分"①；"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②"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③六经实际上是先王的政典，古代官府部门的典章文献保存下来，后代称之为"经"，这其实就是历史，圣人讲道也没有离开这些先王政典。《诗》、《书》、《礼》、《乐》、《春秋》是史，《易》也不例外，"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④因此，经书中的政教典章，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章学诚的这种史学观点与他的"道不离器"的哲学观点相联系。他的所谓"器"是古代典章制度，"道"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圣人借六经以见道，六经也就是历史。
"六经皆史"的提出，批判了乾嘉时期过于繁琐的考据学风，强调学术必须经世。"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⑤只有联系实际，才真正称得上是史学。"六经皆史"的提出，还在于扩大了史学范围，改变了史学一直居于经学之下、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既然六经也是史，那么笼罩在经书上的神圣灵光暗淡下来，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对待它们，把经书放在历史考察范围内去进行研究了。
第二，重视史义在史学中的内在作用。
在历史记载中，史家所努力探求的在历史表面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史家除了要告诉人们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之外，还要向人们表达什么内在的结论？这就是"史义"。孔子就曾经提出要以历史中求得"史义"，但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并未得到重视。相反，这一要求在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中几乎被人遗忘掉了。章学诚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重点的阐述。他说：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①。
讲求史义，努力阐明史学的目的和作用，成为章学诚治史的核心。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论述历史编纂学为主的史学方法论专著。《文史通义》是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史学理论名著。章学诚却多次强调《史通》与《文史
①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中》。
④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
⑤ 《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
① 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
通义》的不同："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定著述。"②应该说，刘、章二人分别抓住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性问题来加以分析研究。
章学诚分析了清初以前的史学演变，认为由《尚书》发展到编年体史书《春秋》，再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的《史记》，这都是史学发展进步的标志。"《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①；"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的上乘之作，但以后诸史墨守旧有史书体裁体例的陈规，不知灵活变通，反而被史例所束缚，史家的别识心裁得不到发挥，致使后代修史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因此，必须从史学发展的开始阶段找回被失落的史义。正如他所言："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③要求史家"作史贵知其意"，此乃"史氏之宗旨"。他指出："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平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④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⑤。章学诚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治史应探求史义，他虽然并未明确说出他所理解的史义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比起传统史学中的褒贬史学、资治史学或借鉴史学等，史义因含有从史学自身总结理论、寻求规律的意图而显得更具有价值。
第三，强调历史撰述主体的史德与心术。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最基本的区别在，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客观历史，必须通过史学家行之于文才能反映出来，即史家主体所研究的客体是经过主体的主观意识反映之后的客体，而非客体本身，因为客观历史永远不能复回重现。因此，历史的撰述者，也就是史学家主体在这一环节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史家自身的修养要有非常高的要求，这直接决定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刘知几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史家应具有"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发展。他认为刘氏所谓"识"，"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①。他也承认，"才、学、识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②但是，他着重强调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③。
这样，章学诚对于历史撰述的主体提出了"史德"和"心术"两个概念。史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② 同上。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④ 《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⑤ 《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家如果能够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④，就可以"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了。是否可以理解为，"慎辨于天人之际"中的"天"指的是客观历史，"人"指的是史家自身。那么，章学诚的"天人之际"指的是客观历史与史家主观意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史家之"史德"和"心术"在其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史家的"史德"与"心术"，受到各种复杂原因的影响。章学诚指出，有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一类的人，"读其书，先不信其人"；也有史家"有阴阳之患"，其记载便"忤于大道之公"；还有史家"因事生感"而"情深文挚"，以至于偏离了史实客观性原则等。他要求史家"载笔之任，自宜心术端淳"。如果"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①。
史学研究中主、客体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史家在其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证明，每一位史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秉笔著述时体现了他们的心术和相应的史德。"史德"和"心术"是规定史家撰写信史、探求史义、建设史学的带有根本性质意义的重要范畴。如果联系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对社会的影响等宏观问题上面，则史家"史德"与"心术"的制约性就不仅仅局限在史学本身了。章学诚对此虽没能作进一步辨析，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论述，但仅以其所涉及到的内容而言，表现出了他对史学研究的深刻的洞察力。
第四，区别"撰述"与"记注"两大史籍门类，推崇"通史家风"。
章学诚第一次把史籍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门类，论述了各自的内容、区别和联系。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来阐述这个认识，说：《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擬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②。
这段话清晰形象地表达了章学诚的观点。"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应表现出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的特点，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帮助人们了解过去、观察未来，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著述活动，故"圆而神"。"记注"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原始资料的记录、整理、纂辑，具有一定体例，以利于把各方面的内容妥为记载保存下来，是有条理的记述活动，故"方以智"。章学诚对"藏往之学"和"知来之学"进一步解释说：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来，治《礼》之尽于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为知来，功莫大也。学者不得具全，求其资之近而力能免者斯可矣①。
两者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④ 同上书。
① 《文史通义》内篇二《言公中》。
②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
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是也。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于人也。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②。
运用出色地辩证分析，将两者的关系论辩得清清楚楚。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章学诚又例举了史书说明著述（撰述）和比类（记注）两大类别：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③。
以上的论述，从概念上区别了不同作用、不同层次的史书两大编撰类型，使史家著述时可以按照这两种界定范畴的不同要求去努力。如果混淆了两者的区别，难免会出现"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的作品，造成"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①的混乱局面，从而大大影响了史书的价值。
通史的修撰，是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对"通"的要求不断被一些有见识的史学家所强调。如司马光撰写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郑樵提出的"会通"等。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作《释通》一篇，论述"通"的概念，阅明历代书"通"之由来，总结通史的"六便"、"二长"。他在褒扬郑樵时指出："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著作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②"通史家风"并不是指在形式上把自上古以来的历史拼凑在一起，而是要作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③。基于此种认识，章学诚对通史的要求较高，但是他因此而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是"守绳墨"，这也失于绝对化。断代史自有其优势所在，通史也决非每一部都能具有"通识"。尽管如此，章学诚提倡的"通史家风"，对于纠正史学研究中存在着的短视、墨守成规、不求史识等缺陷，有着启迪作用。
《文史通义》中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包括对史体的评价、创立新史体的设想、对"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的分析、博与约的关系、历史著作文字表述的艺术性和准确性、史学的继承和创新等。他还提出史书中要有图表、应保留诏诰章表等原始文献、增立《史官传》等主张。
《校雠通义》是章学诚的另一部关于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著作。此书因失窃而不全，从所存留下来的部分中，可大体看出他的有关见解。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①鉴于此，他提出互注、别出的方法，② 《文史通义》内篇六《杂说》。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② 《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三》。
① 《校雠通义·序》。
还提倡编制索引工具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章学诚以笔墨为生，穷愁不得志，长期依附于一些地方官吏，为之修纂方志，他也借此机会，在修志过程中实践自己的史学理论，并由此提出了一套方志理论。
章学诚首次明确提出了"志属信史"、"志为史体"的观点。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②长期以来，方志被认为是地理书，章学诚对此持否定态度，"地理之学，自有专书，州郡志书，当隶外史。"③他就这个问题与戴震辩论，强调方志的特点是"切于一方之实用"，如果将方志仅视为地理书而不及于史实，则有关一地的历史文献将会产生"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的危险④。确定方志属史书而非仅为地理书，这是章学诚对方志学的一大贡献。既属史书，就应具备史体，发挥史书的价值。因此，他提出方志应立三书："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①他还提出修志十议，作为编纂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主张完善修史机构，提高修史者的素质和业务水平。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对修纂方志的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浙东学风的经世思想，如提出"六经皆史"说，但与清初思想家对于专制统治的批判这一点相去甚远。即使与同时代的戴震相比，戴对理学社会作用的批判，也是章学诚所不能相及的。他甚至指斥戴震"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②章学诚坚决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宣扬男女授受不亲，将历史上的所谓"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全部列入否定行列。修纂《永清县志》时，积极搜求妇女的贞节材料，加以载录宣传，这等政治伦理思想，与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理论相比殊不相称。章学诚强调史书的全局体系，但是《文史通义》本身显然未能达到这一要求。全书论点显得散而泛，需要探讨和辨析的内容很多，以读书随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缺乏必要的完整系统。此外，某些立论过于偏激、言过其实，显得"失是非之平"。怎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作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如何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文史通义》，都是尚待开拓和深掘的重要课题。章学诚之于中国史学史、史学思想史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④ 见《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① 《文史通义》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
② 《章氏遗书》卷二《书朱陆篇后》。
四、道、咸以至清末的社会思潮（一）今文经学的复兴与龚自珍、魏源的经学思想1．今文经学的复兴西汉初，朝廷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因所授经书均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学。成书于汉初的《春秋公羊传》，即属今文经学，且是其主要代表。今文经学亦称公羊学。今文经学的思想比较开放、活泼、多变，其大一统的观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已深入人心。公羊学还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说"，即《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时期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传文）。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说："据乱--升平--太平"①。这套理论的特点是可以启发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历史的进程，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落，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直到嘉道年间，几成绝学的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在晚清倡行于世。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庄存与（1719-1788 年），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年间进士。他曾从学于阎若璩，通六经，尤精于春秋公羊学。著有《春秋正辞》，根据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这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庄存与同时也是以经学和文学著称的常州学派创始人。乾隆时期公羊学者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人是刘逢禄。刘逢禄（1776-1829 年），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年间进士。他是庄存与的外孙。在刘逢禄之前，常州学者如庄存与、庄述祖等人，虽然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汉学。刘逢禄则专笃于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反对许慎、郑玄的古文经学，主张治经重在研究"微言大义"。著《公羊何氏释例》，发挥今文经学的"大一统"和"三科九旨"。又著《左氏春秋考证》，否定《左传》，攻击乾嘉汉学。他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①他还著有推崇何休的著作：《公羊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答难》、《申何难郑》等。常州学派的知名学者是宋翔凤。宋翔凤（1779-1860 年），字虞廷。江苏长州（今吴县）人。他是庄述祖的外甥。著《论语说义》，推孔子为"素王"，"别录私说"，提倡微言大义。常州学派的学者多由血缘和师生关系组合而成，他们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常州学派之外，在嘉道时期亦有治公羊学的学者。凌曙（1775-1829年），字晓楼，江苏江都人。他专注于《公羊》礼制，著《春秋公羊礼疏》，认为《春秋》之义在《公羊》中得到阐发，而"公羊"传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著《春秋繁露注》、《公羊礼说》等。凌曙的学生陈立（1809-
① 《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
① 《左氏春秋考证》。
1869 年），字卓人，深研《春秋公羊传》，指出前人注疏仅知疏通字义而与微言大义相悖，于是著成《公羊义疏》。《公羊义疏》材料丰富，在对材料的训诂考据方面也作出了成绩，但在阅释义理方面成就有限。冯登府（1780-？），字柳东，浙江嘉兴人。曾著《石经补考》以备今古文之异同。另有《三家诗异文疏证》、《论语异文疏证》。陈乔枞（1809-1869 年），字朴园，福建闽县人。其父陈寿祺宗古文经，但治学以辑西汉《今文尚书》及《三家诗》之遗说为主。陈乔枞以此为基础，用今文家法治经。他认为《易》、《诗》、《书》、《礼》等儒家经典赖今文方得流传，著《小琅嬛馆丛书》，包括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四家诗异文考》、《今文尚书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诗讳集证》等。
通过乾、嘉、道时期学者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和提倡，公羊学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来作为阐述其政治思想理论的工具。同时，今文经学的复兴，也标志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和终结，意味着学术思潮在汉宋之争中开始向一种兼容并蓄的趋势方向发展。
2．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和学术观点按照通常的看法，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来确定时代断限，龚自珍应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最后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时间上看，龚自珍卒于1841 年，鸦片战争开始于1840 年，龚自珍的生活时间基本上没有进入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从内容上看，龚自珍思想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总结和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同时也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①，体现在开一代思想新风上。因此我们认为，龚自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龚自珍（1792-1841 年），字璱人，又字爱吾，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绅世家。父龚丽正，著有《国语补注》、《三礼图考》、《西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等书。母亲段驯，是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嘉庆十七年（1812 年），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开始写作抨击现实的政论，如著名的《明良论》等，就写成于这个时期。嘉庆二十三年中举，时年27 岁。以后5 次应会试不中，直到道光九年（1829 年），才考中三甲十九名，被"赐同进士出身"。其间，除数次应考之外，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家言"，参与重修《清一统志》，并撰有《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反映了他对东南沿海及西北边防的关注，他长期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究心于佛学、经学及商周彝器秘文研究。道光十九年，龚自珍辞职出京，南北旅行数千里，写下大型组诗《己亥杂诗》350 首。道光二十一年，赴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同年秋暴卒于丹阳，终年50 岁。
明清两朝，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衰老时期。清朝前期以其再一次强化专制统治而造成康、雍、乾三朝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嘉、道年间，便迅速朝着下坡路滑落和走向解体。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一转折时期的前夜。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即将到来，他通过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感受，已经预见到了这个迹象："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
① 《己亥杂诗》。
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①龚自珍思想的中心是他对于走向衰亡的专制社会的批判和揭露。简单说来，他揭露当时的社会在表面上"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在事实上却已经是一个是非不分、荒凉破败、人们不敢随便说话的黑暗世界，如同患了"痹痨之疾"的病人，面孔"惨于槁木"，进入了"日之将夕"的衰世。他在《乙丙之际箸汉第九》中写道："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在《西域置行省议》中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蹷。。。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揭示出处于所谓衰世的真实景象。
在《明良论》中，龚自珍对官僚政治的极度腐败也进行了有力抨击。他概述统治集团："官益久，刚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他斥责这些官僚是"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尽奄然而无有生气"，是一批无耻之徒。龚自珍还抨击科举制度。他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以致士子们自"进身之始"，就"言不由衷"，造成以后为官只知"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的局面。清朝官吏升迁凭于年数、资历，"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尚者亦得以驯而到"。他分析说："英奇未尽之士，卒不得起而相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病，苛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自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①因此，他着重提出了人才的重要性和要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的想法。
魏源对龚自珍的思想、学术概括道："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经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厓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②龚自珍的思想与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有一定联系。他曾随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但是，龚氏与旧公羊学家显然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对时局的认识和使命感的不同而表现在对公羊学说的阐释、引申、发挥和使用上。常州学派的学者，重在阐发今文经学本身的"三科九旨"，在否定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恢复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刘逢禄曾说："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发响，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
① 《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① 均见《明良论》。
② 《魏源集·定庵文录叙》。
传，舍是奚适焉？"③龚自珍治公羊学有更进一步的用意，他坚持"通经致用"是为了落实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上。他写诗表示："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然而，他的观点是：卿大夫能以学术开帝者，下究乎群士，傅知今古之故，其泽五世十世；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①。
由此可见，走成学名以阴济天下的道路，还是走济世以学术开帝王的道路，是常州学派治经与龚自珍治经的区别所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当时要想表达批判专制统治、鼓吹社会变革的思想，还没有更为先进适用的哲学观点可以发挥，只能利用公羊学作为思想工具。由龚自珍发其端，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物，都喜谈"公羊"，而其内容实质又与"公羊"相去甚远，构成了晚清进步思潮的主流。这种现象，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因此，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即使是与其他志在笃守家法的今文经学家相比较，也独具特色。他主张"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②即以"五经"为经，其意义相当于否定了所谓"十三经"，这里面也包括了"春秋三传"。他还公然宣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③。公羊学家所倡之微言大义皆托于孔子，他们当然不能同意这个看法。龚自珍进一步指出："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④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发展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⑤，坚决否定经的神圣性，由尊经走向尊史，再由尊史走向尊道。只有正确把握了道之后，才能够理解历史变革。
能够揭示历史变化普遍法则的"大道"，在龚自珍看来，就是公羊学的历史三世循环法则。他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九篇中以各种典章制度配三世，又以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可分为大、中、小三世，由此形成他自己的"三世说"。他说："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①"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②强调"三世"循环是适用于古今的普遍法则。据此，他将公羊哲学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③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中，龚自珍反复讲述《五经》之中分属乱世、升平、太平的篇章，以启发人们依"三世说"去认识和观察现实社会。按照他的"新三世说"，他将康乾指为治世，嘉道指为衰世，进而预测嘉道③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叙》。
①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② 《六经正名答问五》。
③ 《六经正名》。
④ 《古史钩沉论》。
⑤ 《尊史》。
①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
②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
③ 《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以后将出现乱世。他描述进入衰世的清代社会已如同一个患疥癣病人一样："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虚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④并且，"乱亦竟不远矣"⑤。龚自珍利用公羊学阐发他的历史哲学，预测专制统治的危机即将到来。他呼唤时代的"风雷"来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提出了诸如在土地制度、开发西北、建设边疆、抵御外侮、禁绝鸦片等方面的改革主张。
龚自珍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其父龚丽正在注释整理古籍上也有成绩。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考据学方面的训练，考据学的务实学风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并没有就此走上考据学的道路。他强调"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有事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未暇也。"①龚自珍广泛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叙述了清代庞大版图的形成过程，界定了"西域"的概念，提出在西域置设行省和具体的府州县划分的建议。他重视蒙古史的研究，著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并准备撰写《蒙古图志》②。此外，还写有《东南罢番舶议》，讨论如何对付西方列强在东南沿海活动的问题。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汉学开始由盛而衰的时代。在激烈的汉宋之争中，汉学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在反思汉学自身的短长之处，但更多的是坚守壁垒，张己之帜。龚自珍有汉学的家学渊源，又兼及公羊学，他的学术思想是治今文经学而与经世思潮合流，基本符合于道光年间由文字训诂转向"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变趋势。不再纠缠于汉宋之争中，反映了龚自珍的见识，他曾致信江藩，就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汉学"一名提出商榷。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③他具体指出："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①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否认汉学的一程不变，摒弃汉宋之争，主张学术思想因时而异、各派学术相互渗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今文经学反映新的观点，龚自珍的立意更为高远。
作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龚自珍对腐朽的专制统治和空疏学风的批判，对于古代思想具有总结意义，对近代学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传统思想文化走向终结，也代表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开端。但他后期逐渐走向消沉，向佛教教义中寻求精神寄托，"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的诗句，是他晚年思想的真实写照。
3。魏源的思想及《海国图志》的影响④ 《明良论四》。
⑤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① 《古史钩沉论三》。
② 后未完成。
③ 《与江子屏笺》。
① 《与江子屏笺》。
魏源（1794-1857 年），字默深，原名远达。湖南邵阳人。魏源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赴京，曾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过从甚密。道光二年（1822 年）中举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与贺长龄及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等等议漕运、水利、盐政等事务。曾到杭州学习佛学，回到北京后捐资任内阁中书，有机会阅读内阁典籍。鸦片战争爆发后，作《圣武记》，缅怀清初的兴盛局面。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0 岁的魏源中试，赐同进士出身。在京口会见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受托编撰了《海国图志》。魏源到江苏东台、兴化、高邮等地做官，曾倡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后被劾免职，不久再次被起用，以老病辞官，病卒于杭州。魏源一生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古微》等等。
魏源与龚自珍一样，都曾师从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但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而是要通过今文经学表达他们批判和改良社会的宗旨。魏源小龚自珍两岁，又晚龚自珍去世16 年。这16 年正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魏源的"通经致用"已不可能局限在中国社会本身的现实问题里面，严峻的时局迫使他首先把眼光扩展到了西方。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技术的要求和作法，使魏源的思想具有了近代意义。龚自珍与魏源的区别也正在这里。尽管当时人们并称他们为"龚魏"，但龚自珍应归于古代史，他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应归于近代史，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思想家。
魏源在经学方面主治今文经学。他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实属必然，指出："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文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①他同样也是把今文经学引入现实的通经致用之途，为此，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经学思想还反映在有关公羊学的理论和观点上。他强调微言大义对于《春秋》来讲，其重要性远胜于章句，解《春秋》的微言大义的重点又在"张三世、通三统"。所以，"公羊"胜过"谷梁"，"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十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②。他还恪守"汉儒旧传"对"三科九旨"的解释，即东汉何休和宋衷的"三科九旨"的观点：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为三科；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为九旨。反对清儒标新立异的新鲜："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①魏源笃守"公羊"传统，强调"三科九旨"对于"公羊"的重要性，以及"公羊"对于《春秋》的重要性。如此坚定的"公羊"立场，目的并非出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通经"既然要"致用"，要作用于现实，求强国之道，就必须重视"公羊春秋"，唯有《公羊》擅于发挥《春秋》"改周制而俟于后圣"②的理论，更适于"托经议政"的政治需求，达到"以经术
① 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
②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①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②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为治术"③的目的。
在认识论方面，魏源批评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他在《默觚》中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知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山居难以论行舟之险，泽民难与论梯陟之艰"；"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把感性经验看作是知识的来源，在知行关系上，认为知由行来，"行为先"。在历史观方面，魏源认为人类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④古与今的关系，是"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⑤魏源所依据的公羊学的历史循环论，也包蕴着历史进化观点。"三统说"明确指出各朝制度并非万古不变，应当有所因革损益。魏源将《公羊》中的这类微言大义推崇为"弘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如"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在刑法、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方面，都比三代进步。
魏源的思想观点主要是针对现实而发。在军事上、政治上、对外贸易等方面均提出过谋求富强、抗御外国侵略的策略。他写的《圣武记》就是要通过对清史的研究，"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①，从中寻找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办法。该书把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与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结合起来，总结有关抵御外侮的历史教训，作者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希望战败后能够举国同心，重振国威。《圣武记》是一部对清史研究的开创性史著，同时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因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数年之间，被多方刊印，并流传到了日本。
尤为重要的是，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海国图志》就是反映这一重要近代思想的、由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魏源明确地宣称，《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②。这部书的材料，"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则徐）所谓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说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③。林则徐在禁销鸦片、与西方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深感清朝闭关锁国所造成的目光短浅、妄自尊大的种种弊端。他有志作《四洲志》，把真实的世界介绍给国人，但没能如愿。在被发配的途中，他把这一未竟之业交付给魏源。因此可以说，《海国图志》是林、魏等有识之士担系着时代重任所作的著述。不仅承认西方的先进向他们学习，而且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制夷"，这比之当时顽固派竭力否认西方科技的先进、仍然愚昧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保守观点超前了几个档次。把西③ 《默觚·学篇九》，《魏源集》上。
④ 《默觚·治篇五》。
⑤ 《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
① 《圣武记叙》。
② 《海国图志叙》。
③ 《海国图志叙》。
方的状况介绍给国人，这对于已经落后还仍然昏睡的中华民族"睁开眼睛看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海国图志》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撰述部分，包括《筹海篇》及各总叙、后评和文中夹注，表现了魏源的反侵略思想和抗敌策略；另一部分是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介绍外国史地情况，包括南洋、印度、非洲、欧洲、南北美洲，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议守、议战、议款三个方面的策略，以对付外国侵略。关于"议守"，他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发动"义民"百姓的力量打击侵略者。"议战"则应坚持既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又要"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的策略。"议款"的原则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魏源体会到了"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①的规律，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未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海国图志》介绍了许多西方的新知识，使中国人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如地圆说、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西方的商业、铁路、银行、学校等名个方面。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中国终于开始认真地去了解世界了。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后来的洋务派部分地接受。清末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等人，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以后，对西方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进而决心求教"西学"，倡导变法。《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 《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② 《海国图志·筹海篇》。
（二）晚清兴起的洋务思潮咸丰元年（1851 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场历时10 余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给予了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利用宗教形式组织起义，宣传其理想。他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等、追求"太平"之世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即是这种空想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具有一定近代知识的思想家，他写的《资政新篇》、《英杰归真》、《军次实录》都是具有理论价值的著述，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提出了他的主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所谓"内忧"和"外患"的严重局面，迫使清朝统治者开始寻求挽救危机的新出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军工产业，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达到"自强"、"求富"、"剿贼"和"御侮"的目的。这批人被称作洋务派，这一历史过程被称作洋务运动。
洋务派官僚包括从清朝上层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人物，如奕、桂良、文祥；还包括从地方督抚人员中分化而来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洋务派建立了一批"洋务"机构，官办企业如北京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等，民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兴起了大办洋务的热潮。同时，在知识分子阶层涌现出了一批"洋务"论者，如薛福成、郭嵩焘、王韬、张之洞等人。
洋务思潮的理论纲领是"中体西用"。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指出，中国要想"自强"，应该"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时的"大变局"，首倡"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进一步提出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原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孙家鼎也认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立学宗旨。"①张之洞强调说："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②那么，这种"体"与"用"的区别是什么？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张之洞也认为："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重法，以君兼师。"④很显然，"中体西用"就是在坚持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基础上，引进、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以求富国强兵。这种兴西学，保中学的主张是一种简单的、矛盾性的结合方式，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证明这种洋务思潮的局限。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两者不得不杂糅相存。毕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初步了解了世界并经历了受辱挨打的痛苦教训之后，认真而实际地考虑到了学习西方"长技"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处于一种"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矛盾
① 《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九。
③ 《复陈筱航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
④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状态，但这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沟通及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环节。至少，洋务派比仍然坚持闭关自守的顽固派略高一筹。而且，洋务思潮的最终演变，在某些方面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滥觞。
洋务思潮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呈现为总体上的一致性。其内部却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为不同层次和派别，是由多种成份组合而成的。
洋务思潮的早期，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充实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军事上维护统治秩序，从抵御外侮的角度考虑国家的安危。代表人物主要是以军事起家的洋务官僚、军阀，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们标榜"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把造枪炮、购兵舰、制军械、练新兵作为活动中心。曾国藩曾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愤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征战中，取得了平灭阿古柏叛乱的胜利，他深有感触地说："此次新疆叠捷，固由德国枪炮之力。"②增强军事实力，添置先进装备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洋务派官僚的看法并不一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对外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左宗棠等少数人，坚持抗敌原则，反对李鸿章等人在对外事宜上的一味退让、"曲意允存"。说明洋务派中的官员在对待外侮的问题上，观点、立场也不相同。以郭嵩焘和薛福成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发展民族经济，走民富国强的振兴之路，属洋务思潮的另一个重要层次。郭嵩焘曾被派驻英法任公使，身在西方国家之中，他得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了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他深刻地指出："泰西富强皆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②他认为："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③主张必须发展民间自由商贸，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他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④他的观点，得到了薛福成、严复、谭嗣同等人的认同。薛福成也强调"工体商用"。他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⑤重商思想，是洋务思潮中的一个有价值的观点，这个观点更为深入地分析了学习西方的重点所在，希望中国能够实实在在地走上富强之路。另一位洋务思想家王韬，从民本思想的角度论述强国之道。他认为应该重视养民、驭民之道，"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做到"民志之孚，民情之洽"①，还
①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集·奏稿》卷十四。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三。
① 《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
② 《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一。
③ 《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一。
④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三。
⑤ 《振百工说》，《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三。
① 《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卷三。
应借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造成"能通上下之情"的良好局面。这是洋务思潮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观点。
洋务思潮对于经历"千古未有之变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在观念上的抉择。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师夷长技"的一次具体实践。其发展趋势，是淘汰所谓"中体西用"的旧框架，代之以更为适应近代化历程的新思潮。只有客观地评价洋务思潮，才能正确把握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读懂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三）戊戌变法维新思潮1。近代早期的维新思潮早期维新思想上承林则徐、魏源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下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是从洋务思潮中分化出来的、并逐步发展为否定洋务思潮的重要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潮的界限不很分明，它本身就是在洋务思潮的外壳下孕育成长的。洋务派内部对"富国强兵"的认识并不一致，表面上暂时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统一起来。"中体西用"的实质是在不触动专制统治与专制政体的任何关键部位的前提下，学习和借鉴西学。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即如何对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成长于洋务思潮中的早期维新思潮逐渐涉及到这一问题，他们从揭露和批评清朝政权统治弊端开始，经历了同洋务派的主张和路线的矛盾对立状态，走向对"中体西用"的否定道路，最终导致了与坚持维护专制统治制度的洋务派分手的结局。洋务思潮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
早期维新思潮的主要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受过传统教育，也接触过一些西方知识。看到中国一次次在对西方侵略者的战争中失败，看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希望能够向西方学习，寻找一条发愤图强的救国救民之路。在近代早期中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他们自然扮演了传播西学、倡导新学的进步角色。邵作舟记叙当时学西学的情形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赫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①关键在于，早期维新思潮开始注意学习借鉴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这既可以视作是洋务思潮中的重要内容，也可以用发展的眼光视其为变法维新思潮的前导。
探索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早期维新思潮的重要特色。马建忠曾赴欧洲留学，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一文中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透露了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同观点。王韬着重指出了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他说："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解释说："如奥、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他特意对英国作了重点考察，认为英
① 《纲纪》，《邵氏危言》。
① 均见《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国"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所以，英国能够"以其富强雄视诸国"②。郑观应宣扬"议院兴而民志合，民志强"，把君主立宪说成是中国抵御外侮、实现自强的唯一出路。他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君主立宪的优势在于"凡事虽由上、下议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始克臻此。"③他设想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情，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以上的言论，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初步想法。"君民共主"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学为体"的一种挑战，也促进了维新思潮从洋务思潮中尽早蜕变出来。
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以商为本"的思想，是对"西学为用"说的补充和扩展。薛福成是重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指出："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①目睹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下，中国的财富大量外溢的严重局面，他分析说："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以上，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②马建忠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③，主张"富民"才能"富强"。他说："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很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④。马建忠指出，外国侵略者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是造成中国贫穷的重要原因。必须改变中外贸易逆差的局面。他说："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⑤"以商为本"的富民思想，在早期维新思想家中，以郑观应表达得最为鲜明。郑观应明确指出："习水战不如习商战"⑥。又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①郑观应分析了富与强的相互关系："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国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②他全面提出了商战的内容，如洋布战、用物战、食物战、零星货物战等等。他还反对官办商务，感到官商的压制和垄断直接导致了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不能正常发展。这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的否定和即将突破洋务思潮的趋向。
② 《纪英国政治》，《弢园文录外编》卷四。
③ 《议院下》，《盛世危言》。
① 《商政》，《戊戌变法》丛刊第1 册。
② 《商政》，《戊戌变法》丛刊第1 册。
③ 《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一。
④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卷二。
⑤ 《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一。
⑥ 《商战上》，《盛世危言》。
① 《商战上》，《盛世危言》。
② 《商战下》，《盛世危言》。
早期维新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君民共主"的理想，在经济上表现为"以商为本"的观点，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对于"西学"的认识还仅处于比较肤浅的阶段。譬如，郑观应曾对"道"、"器"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认为："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为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③仍然视西学为器，视中学为道，视西学为内容，视中学为根本。尽管他肯定了人们的认识过程应该从具体的"形器之学"出发，"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浅迹不足以穷神"，但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在观念上仍然普遍认为"道"是亘古不变的。在他们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他们把所提倡的"君民共主"、"以商为本"的思想比作如上古三代时的理想境界。
洋务思潮所孕育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潮，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展为近代中国的变法维新思潮。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核心的洋务思潮则随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而趋于衰落。
2。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基本内容及特点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新浪潮。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思想界中的变法维新思潮开始成熟，并登上历史舞台。变法维新思潮主要表现为替戊戌变法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改革方案，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完整的变法纲领和变法措施，从理论上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戊戌时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作主要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等，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变法维新思想体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 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政治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维新志士们积极开展理论宣传，讲新学、求变法的风气汇成一股思想潮流。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其他列强也相继强占中国的租借地。康有为再次上书，陈述危局，要求从速变法。在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次年6 月至9 月，光绪皇帝发出一系列变法改革的诏令，此即戊戌变法，或称"百日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虽然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失败，但是变法维新思潮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变法维新思潮上承早期维新思想，下启20 世纪初的民主主义思潮，是近代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产物。其内容反映了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特点：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以前相比，变法维新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更加广泛和更为深刻。③ 《道器》，《盛世危言》。
维新思想家以抵御外国侵略为基点，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祖国的富强，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危机。
维新派所从事的变法宣传和历次上书言事的内容中，无不把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当务之急。康有为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中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十二朝未有之奇变，。。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①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认为："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祸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②预言若不尽早变法图强，局势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恶化。他们制订的《保国会章程》也写明"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以及"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的宗旨。用慷慨激越的爱国言辞，发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梁启超呼吁"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民族爱国主义以抵制之"③；"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与他族"。中国人民必须"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①。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共同呼声。
第二，要求实现"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思想。
维新派提出了变法必须"全变"的新观念。所谓"全变"，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革，而实际在根本上指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要求，即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他们认识到，洋务思潮的"中体西用"，不过是"仅袭皮毛"的无效措施，早期维新思潮的"君民共主"的要求，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主张。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②。谭嗣同则批评洋务派变法只是在"变枝叶，非其根本"。维新派渴望的是"全变"或"变本"。康有为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③"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即"统筹全局，商定政体"。维新派强调："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④很显然，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变法。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第五次上书中，明确提出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不久又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梁启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个阶段，中国也必定会发展到"民为政之世"。康有为等维新派具体制定了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法方针，极力倡导中国"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的思想，以此作为实行"全变"的实质内容，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第三，提出"工商立国"的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是维新派希望变法使中国成为"富国"的重要内容。他们提出
① 《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上诸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丛刊第2 册。
③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6。
①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4。
② 《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③ 《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④ 康有为：《敬谢灭恩并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富国为先"、"定为工国"、"以工立国"、"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等经济思想纲领。
维新派反对洋务运动中的官办、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要求废除洋务和清政府对工商业的垄断。他们在工业、农业、财政、贸易、金融、交通、矿业等广泛的生产、流通领域提出了"富国之法"的变法措施，同时在思想上强调"工商立国"的重要意义。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建议将中国"定为工国"①。梁启超也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民间"出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
第四，批判旧学，提倡建设以"新学"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伦理观念。
维新派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将批判的目标指向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学。严复说："夫伦纪者，旧学之根源。"②把批判的重点，集中在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人性学说方面。谭嗣同的言论尤为激烈，他说："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裂毒，由是酷然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③他还痛斥历代帝王是"独夫民贼"，深刻批判了专制暴君及文化专制统治对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
为了变法维新的需要，他们积极提倡新学，宣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说，如生物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然人性论等，用以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批判腐朽专制的君权和儒学的等级之说，是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3．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哲学观点康有为（1858-1927 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18 岁时从名儒朱次琦学习程朱、陆王之学，后与寥平相识，开始对"公羊学"的三统、三世、改制说发生兴趣。《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对他了解西学和世界也有很大帮助。光绪十四年（1888 年），入京参加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随后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为变法维新作理论上的准备。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又先后5 次上书，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措施和建议。领导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逃亡国外，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落后保守。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表现得比较庞杂，既包括经学思想、佛学思想，也包括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些学说。他自己认为：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入统物理焉①。
以"元"作为其哲学基础，认为天地万物皆始于"元"，皆统一于"元"，
① 《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论中国之分党》，《戊戌变法》第3 册。
③ 谭嗣同：《仁学》卷一。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即"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②。就天地万物来说，"元"是第一性的。康有为认为，"元"是有意志的，其意志体现为"正"。他还把"元"与"不可测而为神"的"道"等同起来，并且认为与"仁"也可以沟通。康有为强调"仁"的概念，以为"仁之美者在于天"①，"仁莫大于博爱"②。人们如果具备了"仁"，就可以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他以"元"为本原，扩展到有意志的"正"，再联系到"仁"，可以看出在哲学思想上夸大观念、意识作用的倾向。他强调主观精神作用，是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作铺垫。
康有为的人性说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说："性者，人受天之神明，即知气灵魂也。"③人性受之于天，但是"天人分合本原贯通"④。他从"人性之自然"的观点出发，强调人性并无善恶之分，否定儒家传统的性善说；"性全是气质"，反对理学家"义理"、"气质"之分的观点，他认为"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康有为所讲的"气质之性"，指的是生理上的视、味、声、色等自然本性，类似于西方自然人性论学说。他进而指出"人性平等"，既然人的自然之性基本相同，那么孔子的"性相近"之说则指的是"平等"，"故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⑤。由此将哲学思想上的人性平等与政治上的人人平等联结起来。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认定古文经多为伪经，同时也否定了汉、宋之争，希望恢复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这部著作从观念上打破了人们对儒学经典的迷信，意在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则对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加以发挥，提出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他把"公羊三世说"说成是孔子的"非常大义"，进而发挥道：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①。
"公羊学"经一千余年的沉寂之后，由嘉、道年间的清代学者重新发掘出来加以研究。其后，经过龚自珍、魏源联系社会实际的发挥和阐述，"公羊三世说"成为表达社会历史观点的理论工具。康有为在继承"龚魏"观点的基础上，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托于"圣王"孔子，主张要真正恢复"圣王"地位，找出孔子思想的精髓，就必须提倡"公羊学"，发扬"三世说"。他把所传闻、所闻、所见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说成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它们分别代表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从历史的阶段性发展演进的角度论证改革政治制度、走君主立宪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对"三世说"的最高理想"太平世"的论述。他视"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大同书》对人② 《春秋董氏学》卷六。
① 《论语注》卷一。
② 《论语注》卷十四。
③ 《论语注》卷五。
④ 《春秋董氏学》卷六上。
⑤ 《论语注》卷一。
① 《春秋董氏学》卷二。
类未来社会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梁启超（1873-1929 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年轻时接触了《瀛环志略》等介绍西学的著作。18 岁时就学于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深受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甲午战争后，与康有为一起参加变法维新活动。任强学会书记员、《时务报》总撰述，创办《湘报》、《湘学新报》，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变法，提倡新学。辛亥革命后，思想逐渐落后，鼓吹立宪保皇。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主要是追随康有为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他的文章极富感染力，有很大影响，故当时以"康梁"并称。
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也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变法维新求得自强为开端，他着重宣传"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认为古今中外"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如果顽固守旧，泥古不化，必然"因循废驰"。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认为洋务派所谓"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行之而不知其本"，所以专门论述"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他说："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还联系"公羊三世说"来说明"育人才"、"开民智"的重要性，"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以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①与康有为一样，梁启超也用"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的发展，以此作为变法思想的理论依据，他把"三世"分为多君为政之世、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世"又分别区别为二，依次是酋长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君主之世、君民共主之世，有总统之世、无总统之世。总称"三世六别"。他据此分析说："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之；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等；既及其世，不能阙之。"①他说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就在于君主之世过长，但民主政治在中国也不可避免，"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②。
梁启超的哲学观点混杂了儒学、佛学及西学。他认同"三界惟心"的主观唯心论，欣赏慧能断风动幡说。在《惟心》中称："六祖大师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由此出发，梁启超的认识论强调认识过程中心的作用。他在《慧观》中认为："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心灵的认同和发挥是为慧观，认识的根本在于心，所以，认识的方法应该是内省和躬行。
梁启超历史观的核心是英雄史观。他明确宣扬"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
① 均见《变法通议》。
①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2。
②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2。
舍豪杰则无有世界。"③他十分重视写人物传记，就在于认定是这些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他还探索英雄与时代的关系，认为："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④似乎有些辩证因素。但是，他以后又说："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⑤又回到了唯心认识论观点的老路上了。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具影响。他涉猎范围广泛博杂，学术观点丰富新颖，既是许多学术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耕耘者，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众多的研究课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4．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严复（1854-1921 年），初名传初、体乾，易名宗光，字又陵，登士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4 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毕业实习期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地，初步了解了异国政教风俗。光绪三年（1877 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全面接触了西方文化，探求西方富强之道，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他还常与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讨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回国后，到母校任教，不久被调往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甲午战后，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介绍西学，抨击时政，倡议变法。严复有许多译著，以《天演论》最负盛名，对思想界影响极大，他是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
《天演论》译自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homas HehryHuxley）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vlution andEthics）书。严复采用意译的方法，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译出原书的中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再加上按语，表达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天演论》第一次系统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中国，其"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轰动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他还宣扬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观点，认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也同样适用。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指出："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斯宾塞的"任天为治"，就是认为人类社会也受生物生存竞争规律所支配，这种听任自然发展的"任天为治"的理论，只能引出种族主义的结论，因此严复只接受了他的普遍进化理论和功利主义。他之所以翻译《天演论》，就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用赫胥黎的"任人为治"、"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思想，对自然界进行积极干预，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严复宣扬自强、强调人为，论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以震聋发聩的号召，呼唤国人从麻木中与③ 《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2。
④ 《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2。
⑤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2。
沉沦中惊醒过来，保种保国。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阐述的生物体与外界环境进行斗争，通过自然选择，优胜劣败的原理，是欧洲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但是它对于哲学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了达尔文主义自身。在西方，通过斯宾塞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进化理论，其社会效用是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所阐述的天演哲学，为正在处于民族危机当口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四顾的中华民族提供了自强保种的精神支柱。它也为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武器。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天演论》尚未出版，他就加以宣传。梁启超认为："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①康有为也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②。《天演论》能够迅速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在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就在于严复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表明：中国必须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以图自强，否则将会在"优胜劣败"的原则下亡国灭种而被淘汰。《天演论》的问世，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倡行于世。此后，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和思想家几乎都曾把进化论作为他们的基本思想武器。《天演论》所传播的进化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严复还大力宣传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批判韩愈的君主至上论。他认为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于卫民之事而后有也"，人民推出"公且贤者"，是为了让他们为民兴利除害。因此，"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①。从而否定了韩愈的君权神授和君主生来就是为了统治人民的说教。他对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等旧学内容也从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批判。然而，严复的思想在他晚年趋向保守，又回转到了旧学当中。
谭嗣同（1865-1898 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幼年拜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曾游历南北十几个省区，行程约8 万里，考察风土民情，结交名人志士，在《三十自纪》中表达游历观感："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在浏阳创办算学馆，传布西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北京见到梁启超。此间撰成《仁学》一书。戊戌变法时期，被光绪帝委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囚禁，慷慨赴死，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仁学》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以激烈抨击专制制度著称。他从哲学上建立一套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思想观点。在《仁学》中，谭嗣同认为"仁"和"以太"是世界的本源："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道。"他借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假说"以太"这一概念，表示物质的本原，再将"以太"等同于精神性的"仁"或"灵魂"。他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称这种变化为"日新"。"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把世界之本源与事物之变化等同起来，说明事物日新月异的变
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1。
②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丛刊第2 册。
① 严复：《辟韩》，《严复诗文集》。
化是世界的根本属性，从而论证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①。谭嗣同还继承了王夫之"道不离器"说，认为："夫苛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②"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谭嗣同以激烈言词表述他的观点：痛斥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要求"冲决君主之网罗"。揭露清政权"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称赞"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的暴力手段。肯定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同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示愿意成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使"。否定"君权神授"说，认为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是民择君，而不是君择民；"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如君主不替人民办事，"可共废"，此为"天下之通义"。批判"三纲五常"，"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抨击理学"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主张男女平等，同情妇女在旧道德束缚下的不幸遭遇，呼吁"冲决伦常之网罗"。
谭嗣同哲学观点的来源比较复杂，矛盾之处较多。他对时政的抨击，在理论上言词激烈、观点深刻，而在叙述实际政治主张时又显得十分温和，表现出因时代所造成的某种局限性。
① 均见《仁学》。
② 《报见元征》，《谭嗣同全集》上册。
（四）清末的民主革命思潮和其他社会思潮1．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观点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维新派继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理论。他们大量翻译介绍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重要论著和经典文献。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和前期的《新民丛刊》成为宣传介绍西学和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因此，在20 世纪最初的二三年中，维新变法思潮曾再度复兴。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康、梁等人保皇面目的逐渐显露，维新派代表人物在思想上的日趋保守，戊戌维新思潮迅速衰落，被民主革命思想取而代之。
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命派相继成立了兴中会、爱国学社、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地方性团体，后来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民主主义思潮通过革命派宣传家的大力宣传而得到迅速传播，涌现出了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系统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立宪主张，指出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也都以饱满的激情宣传反清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已开始成熟。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理论，即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1866-1925 年），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香港、广州和美国檀香山接受了西学教育，也受到了反清思想的熏陶。他曾经向李鸿章上书，陈述改革方案，称如果采用他的主张，"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①。李鸿章并未理会孙中山的建议。1894 年成立了兴中会，确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从此，他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旨在推翻清朝帝制。1905 年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总章》里，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年11 月，在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对上述16 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从字面上看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人的政权，重建汉人政权。孙中山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认为，民族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革命者要排斥的，"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清政府之所以要被推翻，不只是因为它是满族贵族统治的政府，而且还因为它是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政府。"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 卷。
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反满应与反帝、与挽救民族危亡即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联系起来。孙中山也抛弃了狭隘的反满复仇主义，他反对同盟会使用"对满同盟会"为会名，批驳那些"杀尽满人"的说法。他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杀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①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与民族复仇主义式的"反满"口号不同，它是以打倒清朝卖国政府，摆脱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为目的的。
民权主义。这是孙中山三大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他提出了"平民革命"即"国民革命"的主张。"前代革命"只是推翻了专制统治，但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如故，如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就是如此。"国民革命"的任务，不但要"推翻满洲政府"，实行"民族革命"，而且要"颠覆君主政体"，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设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考选、纠察二权，创立了"五权分立"学说；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步骤上，他提出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才能走上完善之路的设想。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社会革命"的纲领，它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具体办法是，先核定地价，次按价收税，再次涨价归公。也就是说，把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实现"土地国有"。他指出："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设想在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后，实现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民生主义理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专制政治、维护民族独立的要求，因而成为当时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民主革命斗争的深入，孙中山后来对三民主义又作了新的解释。
孙中山对自然科学史有着较深的认识。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的知识是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发展而来，科学是征服自然的武器，而宗教只会产生无知和盲从。他把世界划分为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整个世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地球、人类、社会也是自然不断演进的产物。在认识论方面，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命题，强调以行求知，"能实行变能求知，到了能知，变能进步"，赋予知行关系以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崭新内容。他还提出"行先知后"、"行其所不积压以致其知"等观点，认为"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这种知行观是符合人的认识进程和规律的。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前
① 均见《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 卷。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 卷。
①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 卷。
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三民主义成为了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思想纲领。2．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清朝末期的思想界风云激荡，各种社会思潮竞相出现。民主革命思潮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系统的理论性而处于各种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1908 年以后，革命派的民主革命宣传继续呈兴旺之势，于右任、宋教仁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和理论家。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宣传和科学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增加了新的有意义的内容。另外，1906 至1907 年间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大论战，使三民主义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站到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当时，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声称实行"预备立宪"。此举为改良派所赞同，他们随之掀起立宪运动，形成了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立宪派。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对三民主义的肯定与否定而展开论战。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继续宣扬"公羊三世说"理论，认为由"据乱世"必经过"升平世"才能达到"太平世"，即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革命派则根据"天赋人权"说，认为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揭露清政府是不会自动实行民主、实行政治改革的。革命派为了充实自己的论点，使之更据说服力，在理论上涉及到了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学等领域，其结果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民主革命的理论也因此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
国粹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从1902 年创刊的《政艺通报》所作的国学宣传开始的。1905 年初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出版机关报《国粹学报》，以此为标志，国粹派和国学主义作为一个派别和一种思潮正式兴起。邓实、刘师培、章太炎、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都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国学保存会还组织编辑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等书，开办国学讲习会，编写了伦理、经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5 种"教科书"。后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章太炎任社长，明确以"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国粹主义思潮一时颇具声势，《民报》等许多革命报刊都加强了国粹宣传，"保存国学"、"复兴古学"，成了当时流行的口号。
国粹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它是由于清末大量引进西学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后的产物。首先，国粹主义是对当时出现的盲目崇拜西学，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注定灭亡的悲观看法的抗争，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并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爱国知识分子站出来，用"振兴国学"的种种方式措施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国粹。这一举动，对一些保守、复古人士也有吸引力。其次，是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一种补救，使国粹派回头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典制中寻求完善对策。再次，鉴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局面，国粹派希望仿效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中国也进行一次"古学复兴"，从而振兴祖国，挽救危机。最后，利用保存国粹的形式，宣传排满复汉，激发人们的革命意识。
复兴古学是国粹主义思潮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国粹派比较一致的主张。
邓实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①国粹派对于"古学"或"国学"的理解并不一样。一些人认为"古学"即"孔学"，而多数人认为还应包括先秦诸子思想、明清思想家对诸子之学的阐释研究（如黄、王、顾及傅山、汪中等人）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里面包含了否定孔子及儒学的神圣地位的思想。国粹派的"复兴古学"还体现了"发扬人性"，宣传人权民主的思想。最主要的是，"复兴古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用国粹激动种姓"，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同时，在"保存国学"的口号下反对"学奴"，并且抵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消极悲观态度的风气。总之，在国粹派看来，中国要挽救危亡，走上富强之路，必须提倡"复兴古学"。
国粹主义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是章太炎、邓实和刘师培。
章太炎（1868-1936 年），名炳鳞，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青年时代从汉学家俞樾问学，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1903 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捕入狱。狱中3 年，他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出狱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他是国粹主义中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他主张清理"国政"，重见"汉官威仪"，思想中充满着"春秋大义"、"内夏外夷"的色彩，把种族革命、逐满光复看作是头等大事。章太炎的言论反映出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及汉民族视为是最优秀的倾向，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民族意识。但是，他提倡国粹，并以此作为反对西方列强的手段，其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邓实是国粹主义思潮的最早倡导者。他从"保存国粹"的思想观点出发，要求兴民权、破专制，提倡地方自治，在发扬国粹主义的基础上了解当前世界各国的学说和思潮为我所用。
刘师培（1884-1919 年）也是国粹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古文经攻今文经，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今文、古文之学多所恒同"①的结论；在政治上反对康有为提倡的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他的观点，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国粹主义思潮的传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如前所述，他们主要是以积极的目的提出了"复兴古学"的号召，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来挽救民族危亡，对抗西学中的弊端。这种办法毕竟显得实力有限，相比之下，国粹派只得无限抬高和放大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来与西学相抗衡，其结果是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信，犯下了"泥古不化"的错误。对西学绝对的否定和对国学绝对的肯定，使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使他们在否定西方问题上也走向了极端。同时，又为那些抱守国粹、思想僵化的顽固者提供了一方立足之地。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糟粕，一律赞赏推崇，使得国粹派的理论根基显得很脆弱，一旦遭到挫折和失败，便很容易颓丧动摇。事实上，1908 年以后，国粹派明显倒退，国粹主义思潮也违背了它的初衷而走向反面。"国粹"发展成为旧学顽固不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派成员大都脱离政治，在旧学的圈子中皓首穷经、诗画自娱。章太炎退回书斋，"渐入颓唐"，"粹然成为儒宗"。刘师培则先依附于两江总督端方，后又加入了袁世凯的"筹安会"。
无政府主义流行于19 世纪的欧洲，是以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
① 《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 期。
① 《古今文考》，《刘申叔先生遗书》。
力和权威、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潮流。德国人施蒂纳（Stirnen）、法国人蒲鲁东（Prouclhon）、俄国人巴枯宁（Bakame）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20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日本，幸德秋水等建立的社会党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中国的留日和留欧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日本和西欧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并把它介绍给了国内思想界。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既有革命派，也有改良派。1905 年以后，《民报》开始大量刊载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观点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照片。《民报》主编章太炎发表了具有鲜明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五无论》和《国家论》两文，提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虚无主义主张。1907 年，刘师培、何震、张继等在日本出版《天义报》和《衡报》，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刊，成为宣传和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中心。刘师培等又在东京主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他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报刊和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团也纷纷建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与它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老庄的虚无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学的出世思想、古代刺客侠士之风等多种角度理解无政府主义。将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古代各种思想相糅合，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一大特色。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非议，也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和对绝对平等、自由制度的向往，在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以偏激和狂热的手段，去实现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宣扬"无政府革命"，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也反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强调共和制，仍然要建立共和政府，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既有政府，即不啻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①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行无政府，才能避免一切弊端，才是最完美的。《天义报》提出的"无政府革命"纲领包括"无中心、无畛域"，实行"共产之制"和"均力主义"等内容，还呼吁"男女革命"，实行"男女绝对平等"。《新世纪》系统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这份刊物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立宪派的所谓中国人民"程度不足"的"革命将导致瓜分"的论点予以痛斥。对立宪派及其请愿活动的批判，是《新世纪》与革命派报刊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方面。
无政府主义是在清末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是清末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的产物。文中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包括真正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但是更多人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或只是赞同其中的某种观点。这里面既有立宪派，也有革命派。其中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有人是认为无政府主义与民主革命并不矛盾，有人是为了抵制民主革命。客观地看，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介绍西方革命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剖析西方社会制度的弊端、抨击清政府的统治、宣传国内外革命形势等方面均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其空想和消极的一面。
① 刘师培：《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报》第3 卷。
他们幻想一步跨入理想中的"大同"之世，由此而产生的偏激情绪，促使他们否定一切政权形式，批驳所有的政治纲领，并将这些内容统统视为"以暴易暴"的打倒之列。这种观点和作法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也很容易造成恶劣的后果。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而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却往往导致革命的失败和分裂。清朝灭亡以后，直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荒谬性、破坏性及软弱性等消极作用不断暴露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内部也发生了裂变。
（五）史学近代化的开端1．史学风气的转变嘉、道年间，以整理、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为主流而盛极一时的乾嘉史学已经走向衰落。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渐渗透，思想界和知识界注意的焦点开始转向现实的社会政治方面。道、咸以后，数次对外战争的失利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国家的尊严、权力、财富一次比一次严重地丧失于他人之手，救国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史学在这种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空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特征的刺激之下，也把眼光从对传统窠臼的回顾中转向了对时代的关注。史学开始强调"经世致用"，开始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开始接纳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总之，史学风气开始发生引人注目地转变，史学近代化将成为新的史学发展趋势。这里仅将道、咸年间以至19 世纪末的史学风气转变的新内容略作叙述。
第一，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清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版图，为了巩固中国的领土，特别是辽阔的西北地区，系统研究边疆地区史地，已成为客观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威胁，在对外关系方面也需要通过研究西北史地来辨明形势，寻求安边对策。因此，形成了西北吏地研究的风气。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以蒙古各盟的旗为单位，采用史志体，考证蒙古古今地域及山川城镇的沿革，考察古代蒙古与近代蒙古的发展变化。其中对蒙古各处的战略要地、军事重镇的议论，主要是针对沙俄的侵略意图而发，"明边防"的用意十分明显。《朔方备乘》也是在近代史学史上享有盛名的西北史地研究专著。其"备用"之意，即备国防之用。何秋涛在该书《凡例》中说："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畴，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戌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惩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总结前代历史，增强信心，整顿边防，抵御外侮。《朔方备乘》着重于军事历史地理方面，记载了历朝北边用兵的成败得失，还对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多次强调"俄罗斯地居北缴，与我朝边卡相近，""俄罗斯地在哈萨克以外，势渐强盛"，指出沙俄对中国边疆的威胁。这部书的研究范围扩至东北、蒙古、新疆以及域外地区，使用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西北史地研究的情况，可引用梁启超的一段话："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三省则其附庸也。"①第二，元史研究。明修正史《元史》成书仓促，史料不全，编排失当，质量下乘。明清两朝有多名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取得一定成就。道咸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进一步使治元史者兴趣大增。另一方面，西北边疆危机的局势，也促使不少学者究心于这片元时旧壤的研究，蒙古元史在光绪朝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乾嘉时代，钱大昕撰《元史稿》（已佚）、汪辉祖撰《元史本证》；道光时，龚自珍撰《蒙古图志》（已佚）；咸丰年间，魏源在他的晚年完成了《元史新编》的著述，这是针对正史《元史》杂芜而要求改编重写元史的第一部著作。进入光绪朝，有曾廉改写《元史》而成的《元书》、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以后两部最有价值。《新元史》取材广泛，除一般文献史料外，还使用了《元经世文编》残篇和元、明人的文集、方志、金石碑刻资料，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记载，对元代的史事、典制、地理多有修订和增添，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蒙兀儿史记》是一部突破了元朝断代格局的蒙古族通史。屠寄广泛搜集中外史料，如《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辍耕录》，以及美国、德国、俄国、英国、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自撰自注，考证精详，是一部功力最深的蒙古史著作。此外，清代学者运用他们擅长的考据方法，对蒙古历史的三大名著《元朝秘史》①、《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作了多方疏证。洪钧在国外期间，悉心搜索各种蒙古史资料和图籍，写出《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展示了国内从未见过的蒙古史资料，成为研究者极为重视的材料依据。此书的出现，使中国的元史研究开始具有国际性的"蒙古学"研究的意义。
第三，从研究中国史发展到研究世界史，这是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鸦片战争的失利，终于让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落后，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从中寻求救国自强之路。反映到史学领域，就是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研究外国史地的热潮。最初是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四洲志》等介绍外国历史和现状的各种书籍，姚莹的《康輶纪行》也记叙了有关英、法、俄等国的地理历史知识。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这部书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近代的外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①。徐继畬撰写的《瀛环志略》，亦图亦文地系统介绍了世界上近80 个国家的史地概况，特别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重点叙述，称赞英国两院制"聚众公议，参与条例，决其可否"，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是"创古今未有之局"。《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两部著作的出现，符合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治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被迫对外开放，有关考察外国史地的撰述逐渐增多，如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等，标志着外国史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当代史撰述。当代史的撰述，在清初曾风行一时。清朝中期，除了为清廷所谓"文治武功"歌功颂德的"方略"等著述外，当代史的撰述几乎是一片空白。道咸以来，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一些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载，突破了私家修撰当代史的禁区。晚清史学由于与时代的密切相关而显示出勃勃生机。《圣武记》是一部记载清代军事政治历史的著述，魏源著此书的目的，是要"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①，即从回顾清代盛衰兴亡的过程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具有强
① 《蒙古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