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利润。商人资本在中国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前，商人手中已经集中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尤其是盐商和茶商。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商品市场的扩大，商业资本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经营外贸的进出口商和官商，积累了巨额财富。
华侨资金。18、19 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陆续有人到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经营工商业，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由于 他们较早接触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实践，与国内又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其资金随时可能转移到国内，能比国内商人更早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
虽然通过以上途径，中国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货币积累，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货币财富积累是严重不足的。由于中国的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开始的，中国不仅不能像欧洲国家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那样，依靠海外掠夺来积累货币资本；相反却成了外国进行货币资本积累的源泉。西方列强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使中国的大量财富被掠夺。从而使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荫芽与发展的结果，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未给资本的原始积累准备好条件。近代银行业尚未产生，公债制度也没有出现，关税制度不仅对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外国资本摧残本国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前资本主义的剥削，以超经济剥削的手段而取得。在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还很坚固的情况下，这种前资本主义的货币积累要想转化为资本，是很困难的。甚至有些资本还可能重新转化为货币，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商业经营，或者进行高利贷剥削。
由于中国资本的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从其产生起，就遇到了资金短缺的致命困难，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速度和特色。这些特点包括：第一，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中发生的。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能在这个限度内进行。
第二，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和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过程同时开始的。因此，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不可能采取殖民地制度、海外掠夺、商业战争等方式进行，而只能主要依靠超经济剥削、赋税、不等价交换及封建地租、商业高利贷利润等手段，在国内掠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而取得。第三，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虽然存在小生产者失去土地（生产资料）的现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封建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兼并。而不是像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来对小生产者的土地实行剥夺，使之成为整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
第四，由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本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很不彻底也很不稳定；再加上其资本原始积累所能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决定了它的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因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积累过程很不明显，速度缓慢，时间较长。
2。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19 世纪60 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产生。它除了前文已经说过的清政府官办军用工业和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以外，还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指那些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地主和商人创办的"商办"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它最早出现于19 世纪60 年代，直到甲午战争前，是它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19 世纪70 年代，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已有20 多家，80 年代以后逐渐增多，到光绪二十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共有130 家左右。
①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最早的部门是船舶修造业。中国第一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是上海的发昌机器厂。该厂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初建时是一个手工锻铁作坊，只有资本200 元左右，规模甚小，主要是替外国商船打制修配船用零件。同治八年开始，发昌机器厂开始使用车床，从手工工场转变为机器工业，雇佣10 多个工人。从光绪二年（1876 年）开始，发昌机器厂已能制造小轮船和车床、汽锤等机器。80 年代发昌机器厂发展很快，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厂。但到了90 年代，发昌机器厂的业务衰落，由于它依附外国轮船厂而存在，故最终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被外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吞并。
这个时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主要产生在以下部门。
机器缫丝业 机器缫丝业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较早，出现单位最多的部门。私人资本机器绰丝业的第一个企业，是广东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源于同治十一年（1871 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厂址设在广东南海县简村，雇工约百人。继昌隆缫丝厂投产后，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不久，因被视为异端，于光绪七年（1881 年）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陈启源被迫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隆和丝厂，3 年后，经过清政府的许可，陈启源又将工厂迁回南海，恢复原厂名，继续经营。在继昌隆缫丝厂的带动下，甲午战争之前，广东南海、顺德一带的机器缫丝业发展到五、六十家，成为私人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地区。其中大厂雇佣工人达七八百人。
上海是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工业的另一个中心地区。19 世纪80 年代初，上海开始出现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厂。到90 年代，上 海已出现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厂约六七家。每厂有缫机二三百部，雇佣工人达五六百人。上海本是临近江浙产丝地区，又是生丝主要出口地，但由于外资缫丝厂与之竞争，各缫丝厂在经营上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总的经营状况远不如广州地区。
棉纺织业 光绪二十年（1894 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商办的裕源纱厂，一切机器都是从英国购进，有纱锭25000 枚。
与棉纺织业联系密切的轧花业，这个时期创办的商办机器轧花企业较多，光绪十三年（1887 年）淮系官僚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资本5 万两，从日本购进机器。到光绪二十年，发展成为通久源纱厂，光绪二十二年开车，雇佣女工和童工750 人。光绪十七年，上海又有棉利公司和源记公司两家机器轧花厂设立。光绪十九年，礼和永轧花厂也在上海设立。火柴制造业 19 世纪7O 年代末，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80 年代下半期，淮系官僚杨宗濂、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等，在天津创办自来火（火柴）公司；同时，也有人在厦门兴办自来火厂，用日本技师。光绪十五年，重庆商人卢干臣在重庆设立森昌泰火柴厂，有资本5 万两，雇佣工人数百，主要是手工制造；光绪十六年，买办商人叶澄衷在上海设立燮昌火柴厂，有资本5 万两，工人800；光绪十九年，广州开办义和火柴厂，资本1 万元；上海一地共有3 家火柴厂。重庆又有森昌正火柴厂和聚昌自来火公司设立。此外，太原、福州等地也有私人资本火柴厂设立。甲午战争前，私人资本的火柴厂共有12 家，资本额约40 万元，这是当时分布地区较广泛的一个行业。
面粉业与碾米业 光绪四年（1878 年），官僚朱其昂（津海关道员）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规模不大。光绪十三年，福州面粉厂设立。光绪十九年，天津商人在通州设立机器磨坊，每日能磨面200 担。光绪二十年，北京也出现了一家机器磨坊。这是甲午战争前北京近代民用工业中绝无仅有的一家，即便如此，也未能站住脚，第二年便被官方禁止。
光绪十四年，买办祝大椿设立了源昌碾米厂，开始用机器碾米。
采煤业 19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本国资本开办机器采煤业的高潮。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庄煤矿，广西富川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的利国驿煤铁矿和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等，都是这个时期筹办的。这些煤矿，有的资本较少，只有2 万两，很少使用机器；有的资本达20-30 万两，机器设备购自外国，有的还聘请外国技师。这些煤矿大多数为了求得封建势力的支持，而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实际上是商办性质，属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范畴。在光绪六年（1880 年）前后，这类企业共设立了9 个，但由于资金技术方面的困难，再加上官吏勒索和经营不善，有的勉强维持，但产量很少，有的开工不久便关闭。
金属采矿业 从19 世纪80 年代初到甲午战争为止，中国私人资本投资的金属采矿业，共出现10 多个企业。其中有金矿、银矿、铅矿、铜矿等，规模都很小，使用少量机器，主要承袭土法依靠手工业开采，大部分均未办成功。其中最大的企业，是光绪九年开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由广东巨富李宗岱等人创办。该矿前后投资达80 万两，其中有官款和向汇丰银行借款18 万两。由于经营不善，地方政府不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造纸业和印刷业 光绪八年，广州商人合伙建立广州造纸厂，用机器造纸。光绪十一年，商人钟锡良创办广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资本15 万两，雇佣工人65 人，聘请外国技师，日产62 担，同年获得10 年专利权。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发起募集商股，仿照美商在上海设立的华章纸厂，在上海设立伦章纸厂，资本15 万两，工人100 人，年产量600 吨。
由于外资印刷业影印中国的旧书，风行一时大获其利，中国商人纷纷以其设备简单，投资不大，成立各种新式印刷厂。从19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私人资本共设立新式印刷厂10 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光绪八年设立的上海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 架，雇佣工人500人。
机器制造业 甲午战争前，中国私人资本机器制造业共出现10 多家企业，而且都设在上海。这些企业多数是从手工作坊开始，实际上只是一些修配小厂。其中船舶修造业的企业最多，约有9 家，它是中国私人资本最早使用机器的行业。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资本最少的只有100 元。除了发昌机器厂以外，光绪十四年设立的大昌机器厂，也能制造缫丝机和轧花机。实际上，当时的机器制造业，是附属于其它近代工业的机器修理业。
此外，在机器榨油、制豆饼、制茶、制糖、制药、轧铜、制玻璃、制煤饼、制汽水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私人资本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最有名的是光绪十六年由旧金山的华侨黄秉常等人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电灯厂。该厂聘请外国技师，光绪十七年供电灯700 盏。后因资本缺乏，又受外国排挤，亏损停业。
②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是由国家经营开始的，而不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开始的。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而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企业开始，从民间发展起来的。西方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在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跳跃式地进入机器工业阶段的，它通过引进技术的道路而产生，基本上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阶段。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没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距离向机器工业阶段过渡，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使中国的手工业遭到致命的打击，从而断绝了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出现由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时期。在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影响下，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和私人资本家，才开始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经营近代工业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没有走一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使手工业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进而进行工业革命，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第三，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重后轻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得最早和发展得最快的，是清政府的官办军用工业，其次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最后才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即使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中，产生最早的也是属于重工业的船舶修造业。与此相反，在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最先发展的是毛纺织、棉纺织等轻工业，重工业则是在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的，走的是先轻后重的发展道路。
第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不是在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最初资本大部分来源于前资本主义剥削，因此，最初的资本家大部分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买办、商人和华侨转化而来，由手工业工场主上升为资本家的，则很少见。这就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势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五，由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不能摆脱资金缺乏的困扰。由于资金短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使用陈旧的设备，甚至大量使用手工业生产，生产规模也很小。即使是有国库作后盾的官办军用工业，也经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工或停办。
3．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银行是近代金融机构，它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近代工业发展起来之后，由于产业资本的增大，对信用的利用也越来越多。同时，由于产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便利，商品的交换和商业经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就对资金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作为现代纯金融机构的银行，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
中国从出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近代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十分微弱，对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作用不大。甲午战争以后，促使中国银行业产生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封建政府的财政需要和进出口贸易商人融通资金的需要。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破产的境地，仿照西方国家举借国债以解决财政之需，便成为清政府官办银行兴起的重要目的。而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和商品生产的增加，也使国内市场上商品交易额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开设银行为之调剂。因此，创办银行的多半是官僚买办，而不是由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在银行资本中，大部分属于官股，商股也主要是官僚买办资本，商人银行则很少。
从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时期，这十几年中，中国共兴办银行17 家，其中有10 家停业倒闭，到清朝灭亡时，实际存在的只有7 家。其中规模较大，资本较多，后来维持下来并有所发展的，是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第一家银行，是官僚买办资本家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奏准设立，次年（1897 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设置分行。名为商办，实为官商合办，拟招商股500 万两，先收半数，并向户部借银100 万两。当时，盛宣怀受清政府之命，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办，督办芦汉铁路。他以筹款修路为由，奏请清政府批准，在官僚严信厚私人银号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中国通商银行。该银行除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外，还兼营部分官办银行业务，取得经营各省官司的官款存汇和对各省官司的放款、发行钞票和经理公债的特权。通商银行的内部制度，完全仿照英国的汇丰银行。其总行和重要分行，除由一名中国人任经理外，还聘请一名外国人为洋经理，掌握业务大权。
光绪三十年（1904 年），清政府为了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以及代理部库，试办银行。最初准备股本400 万两，官商各半，但商股应募很少，次年户部拨出库银50 万两，正式成立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并在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是清政府最早设立的官办银行，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性质。光绪三十四年改称大清银行，资本增加到1000 万两。民国二年（1913 年），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的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股本500 万两，官股4 成，商股6 成，经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4系统的收支款项及一般银行业务。清政府还赋予它管理外汇、发行钞票等项特权。
除了通商、户部、交通3 行外，在清末创办的银行中，维持较久的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
在近代银行产生前后，各地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银行性质的官银钱号。甲午战争后，各省督抚鉴于发行纸币可以牟利，纷纷争设官银钱号，作为各省库和发行地方纸币的金融机构。当时设立官银钱号的有近20 个省区，有的甚至一省数局。官银钱号的主要业务是发行纸币。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官银钱号，有的倒闭裁撤，有的改组为省银行。
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不是由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兴办，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因此，它从产生的时候起，就基本上是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脱节的，是与生产脱节的，而与财政和商业紧密结合在一起。4．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潮。其发展速度快于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其在全部机器工业中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
甲午战争前，官僚资本占据绝对优势。这个时期，由于私人资本的显著发展，私人资本已经远远超过官僚资本，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1895-1913 年），资本在1 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549 家，资本总额12029.7 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86 家，资本额2947.6 万元，占总额的25％；而商办的企业有463 家，资本额共9082.1 万元，占总额的75％①。
①官僚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变化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依然拨出大量经费，在维持和扩大旧有的军用工业的生产之外，还陆续新建了一批军火工厂。这个时
① 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 年版第2 辑。
期，清政府增拨巨款维持军火生产。如江南制造局，过去常年经费约70-80万两，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时竟增至120 万两。其他几个军用企业，情况也大体如此。
这个时期，除了天津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被毁于八国联军之外，其他原有军用企业大多数继续维持。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新设了一些军用工业企业。如新疆机器厂、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局、湖南枪厂、北洋机器局、安徽制造局、东三省军械总局、奉天军装制造局、吉林军械专局等。其中，光绪三十年（1904 年），袁世凯利用原天津机器局残留设备在山东德州重建的北洋机器局，是这一时期新建兵工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
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和铁路交通业，较前一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中心的南方官僚资本集团。他们在武汉、上海一带控制并主办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新式工矿企业。如由汉阳铁厂发展而来的汉冶萍公司，就是一个包括采矿、冶炼、采煤、炼焦等部门的大型综合企业。在北方，则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新式大企业。
甲午战争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于清政府财政枯竭，经费不足，再加上官僚衙门式的经营和管理，许多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难以维持，逐步改组为官督商办或商办。如汉阳轶厂和大冶铁矿，原为官办，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后又与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改为商办。同时，外国资本开始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和掠夺。如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因向日本借款，从光绪二十九年起逐步被日本控制。
总之，甲午战争后，由于政治分裂加剧，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创办的企业较少，再加上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官僚资本的发展也逐渐分散。像甲午战争前李鸿章那样，控制南北、显赫一时的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人物，这时已不复见。同时，随着近代银行业的产生，这个时期官僚资本也出现了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清政府新设的大清（后改为中国）、交通银行，表现了官僚资本向银行投资的动向。
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甲午战争以后到爆发辛亥革命，中国正好处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阶段（1895-1913 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仿佛是为封建王朝的覆灭所敲响的丧钟。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激起中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帝斗争高潮，如赎路赎矿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这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为了挽救中国，要求向西方学习，企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掀起了维新变法和设厂运动，向清政府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主张，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号召和鼓励的作用。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新式工业的控制，做出了实行新政的姿态，允许并鼓励民间设厂。如光绪二十四年，由总理衙门议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商部改称农工商部。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确实扫除了私营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障碍。此外，由于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加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在上述的有利时机和条件下，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显著标志就是商办企业数的增加和资本额的扩大。这一时期较甲午战争前的20 多年，新设商办厂矿企业（资本万元以上）增长7 倍左右，资本额增长了十几倍。这个时期中国私人资本工矿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间，在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和新式企业利润的引诱下，出现了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设厂"高潮"，设厂数较前次高潮增长一倍多，投资额也大大增加。
在部门结构上，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点仍然是轻工业。
其中尤以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主要是面粉工业）的发展最为显著。这两个行业在这一时期新设的私人资本企业中，设厂数占60％左右，新增资本额约占50％；占同期全部中国资本新设厂总数的一半以上，资本额的四成以上①。在重工业中，采煤业有了一定发展，而机器制造业方面进展缓慢。这一时期，中国资本开采的煤矿有31 家，投资额达989 万元，其中商办的有25 家。这一阶段私人资本企业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南通等沿江和沿海的大中城市，又以上海、广州、武汉、天津为最。
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这一时期的私人资本工业也有所提高。四川是我国的生丝主产地，从前仍是手工生产，光绪三十二年石青阳在重庆开办蜀眉机器丝厂，率先在四川开始使用机器缫丝。采煤业过去多用竹筒抽水，人工挖煤，20 世纪初期以后，也大多改用机器生产。榨油业也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代替畜力，用铁制螺旋式压榨机取代石碾和木榨。
这个时期私人资本企业的资本家及其资本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一部分官僚、士绅将前资本主义剥削而得的货币财富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张謇就是由封建绅商转化为资本家的著名代表。他于光绪二十二年筹建南通大生纱厂，投资445100 两，有纱锭20400 枚。光绪三十三年又利用大生的赢利，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他还于光绪二十六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增加棉花来源；创办广生油厂，解决棉籽出路；创设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创办资生铁冶，解决机器设备的维修和制造。辛亥革命后，继续发展，到20 世纪20 年代初时，资本总额达3400 万元。
第二，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工矿业。后来成为面粉大王的荣氏兄弟，最为有名。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原在上海开设钱庄。光绪二十六年，荣氏兄弟见面粉业有利可图，便与人合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又改组为茂新面粉厂。光绪三十一年，荣氏兄弟还与人合伙创办振新纱厂。辛亥革命后，荣氏企业不断扩充，到民国十一年（1922 年）时，共有面粉厂12 个，生产能力占全国私人资本面粉业1／3；还有纱厂4 个，钞锭130000 枚。自有资本达
① 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 年版第2 辑下册。
1000 万元。
第三，买办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
第四，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南洋巨富张振勋在烟台设立的张裕酿酒公司，以及泰国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立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后改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著名的代表。
第五，工人将手中积蓄投资办厂，上升为资本家。这种情况极少，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最著名。夏瑞芳与鲍氏兄弟原是报馆的排字工，光绪二十三年，他们集资3750 元，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工场，即为商务印书馆。后来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令全国兴办学校。商务印书馆见有利可图，便以出版学校用书为中心业务。从此，营业不断兴旺，终于发展成为出版界的明星企业。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挠，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私人资本无法在重工业领域得到发展；而私人资本由于其自身的原因，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十分落后，整个私人资本工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在工业布局上，私人资本也主要是在沿海、沿江的少数通商口岸，分布极不平衡。六、结 语宣统三年（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主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代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透过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产生。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10 万人；到民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60-70 万人；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位。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伍；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
就在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袭、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邻国--日本，也碰到了几乎相似的境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隔，文化渊源相通，就两国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可以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868 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维新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使日本走向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868-1877 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年），日本新建的、雇佣10 个工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为487 家，1877-1886 年增加为760家①。但在80 年代前，日本工业仍然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使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工业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企业也只占20％左右②。日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的，但到了90 年代，棉织业一般也还继续使用手工生产方法。1884 年（光绪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4.3％，商业资本占7.8％，而银行资本占75.6％③。
尽管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起点相同，但明治维新截然不同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通过日本天皇"下诏宣政"，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求知识于欧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能够欧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纠正初期不考虑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盲目引进而走过的弯路。
历史并不偏爱任何民族。中日两国在19 世纪中叶曾经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上，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环境中，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大和民族的幸运。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成果的一次大检验。其结果，小国打败了大国，藩属变成了殖民者，东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后面。这段辛酸的历史，不仅使我们感到遗憾，也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①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人民出版社，第236 页。② 参见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第215 页。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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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83/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清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七）八国联军入侵与义和团反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一面在华争夺势力范围，一面又加强对华经济、宗教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此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八国联军的入侵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帝斗争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其中以义和团声势最大。
义和团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它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交界地区。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间，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以及京津地区得到蓬勃发展，他们公开反对教会的欺压，提出“扶清灭洋”、“兴清灭教”等口号。其中有名的有山东冠县一带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义和团；山东茌平、禹城、平原一带朱红灯、心诚和尚等领导的义和团；天津静海一带曹福田、张德成领导的义和团。
开始，清政府对各地义和团采取剿的方针，但是未能将它扑灭，义和团发展反而越来越迅猛。这时，以慈禧、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转而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军队，各地清军相继停止了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帝国主义一直想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三月七日（4 月6 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若两个月内不能剿除义和团，四国将派军队代为剿平。十三日（4 月12 日），俄、英、美、法四国以同样内容再次照会清政府。五月一日（5 月28 日），各国驻华公使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五月四日（5 月31 日）后，各国侵略军40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同时，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已达3000余人，大沽口外尚有列强军舰24 艘。十日（6 月6 日）前后，各国先后批准了联合侵华政策。
五月十四日（6 月10 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八国组成的2000 多名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分批向北京进犯。这时，京津铁路某些地段已被义和团和清军拆毁。十八日（6 月14日），西摩尔率第一批侵略军800 余人抵廊坊抢修前方铁路时，被义和团300多人包围。同一天，义和团还对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了袭击。二十日（6月16 日），西摩尔率一部撤至杨村。两天后董福祥部甘军3000 余人及义和团2000 余人进攻留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毙伤敌50 余人。二十四日（6 月20 日），侵略军被迫南撤回天津。二十五日（6 月21 日），聂士成部在北庄、穆庄重创敌军，联军狂奔至天津西北的西沽，占据了军械局。三十日（6 月26 日），西摩尔带领的残兵败将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在这次狙击战中，中国军民共击毙侵略军62 人，打伤228 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北的计划。
当西摩尔联军受阻京津之间时，大沽口外的联军已决定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五月二十日（6 月16 日），先已驶入白河内的联军十艘舰艇进入了战备状态，英、德、俄、日各军约1500 人则在塘沽登陆，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当天下午，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守军于翌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罗荣光严辞拒绝，传令炮台守军准备战斗。二十一日（6 月17 日），联军舰艇提前七十分钟发炮轰击，清守军奋起还击。在炮火掩护下，集结在塘沽的联军从侧后攻下西北炮台和北炮台，随后，联军渡过白河，从侧后抄袭南炮台。至七时左右，大沽炮台尽失。联军同时掳走了北洋海军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
五月十九日（6 月15 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清廷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联军和战问题。二十一日，慈禧接到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和列强要她归政光绪的谎报后，十分恼怒，意欲对联军宣战，后遭光绪帝及洋务派官僚的反对而作罢。大沽沦陷后，慈禧在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排外分子怂恿下，强行决定对各国宣战。二十四日（6月20 日）慈禧令荣禄为总指挥，组织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二十五日（6 月21 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但随着列强进一步扩大战争，慈禧发生动摇，至六月三日（6 月29 日），清廷又令驻华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的“苦衷”，乞求各国谅解。
2．围攻天津租界早在清廷宣战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已开始抗击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五月十九日（6 月15 日）前后，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团民奋起还击。二十一日后，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此时，清军总兵力约10000 人，参战义和团约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不足2000 人，侵略军高悬白旗，行缓兵之计。二十五日（6 月21 日）后，联军部分增援部队从大沽、西沽等地开入租界，兵力增至7000 余人，实行分区固守。而义和团和清军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对方，没有真正展开同联军作战，甚至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的交通线，致使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补给。
六月四日（6 月30 日），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提出先击退紫竹林租界联军，然后会合各营，直抵大沽，收复大沽炮台的作战计划，清廷同意后立即向天津增派援军，使在津清军人数增至二万四五千人，参战义和团也增至5 万人。同时，联军又有一万名左右援军从大沽抵达天津租界。九日（7 月5日），清军和义和团从三面围攻租界。曹福田部、武卫左军马玉崑部从北向南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猛冲，一度占领火车站，杀伤不少敌人。张德成部、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从马家口由西面进攻租界，围歼敌人甚众。六月十日（7 月6 日），张德成 部以几十头牛为前驱，踏毁地雷，一度冲进租界。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租界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十三日（7 月9 日），联军1000 余人向租界西南反击，清军在八里台遭围攻，聂士成身受七处重伤，不幸阵亡，联军趁势占领了南机器局。3．保卫津京之战
①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科》，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63 页。租界内的联军不断得到增援，人数达到17000 余人，联军开始反攻。十七日（7 月13 日）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联军7000 余人进攻天津东北和南门。裕禄、马玉崑率部逃往杨村，留守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与联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十八日（7 月14 日），天津陷落。城内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伤亡极重。
七月十日（8 月4 日），八国联军18000 余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十一日（8 月5 日），联军进攻北仓，清军与义和团多方阻击，未能阻挡敌人的攻势。联军占领北仓后向杨村进犯，宋庆、马玉崑部败退，逃往通州。裕禄南退至蔡村后自杀。十四日（8 月8 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统率勤王之师往河西务御敌。十五日（8 月9 日），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已包抄至前，李秉衡急督各军迎战，清军此时军心已散，稍事抵抗后即四下溃逃。七月十七日（8 月11 日），李秉衡退至张家湾后吞金自杀，张家湾失守，通州守军弃城逃往北京。十九日（8 月13 日），联军10000 余人从通州分三路直扑北京：日军7000 余人进攻朝阳门，俄军3000 余人进攻东便门，英军2000 余人进攻广渠门，美、法等军5000 余人作为后援继进。此时，北京城内尚有七八万清军和5 万余名义和团民，由荣禄负责城防，分区防守。二十日（8 月14 日）上午，由于董福祥调广渠门守军往援朝阳门、东直门，致使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内，并到达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美军配合下也进入城内。日军以猛烈炮火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后，爆破东直门，随后，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进入城内。联军相继入城，长达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大部清军溃散，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与敌人展开了街垒战、巷战，坚持到最后一刻。二十三日（8 月17 日），联军占领全城。北京之战，义和团牺牲最多，清军伤亡达4000 余人，联军死伤400 余人。
4．《辛丑条约》的签订联军占领北京后，成立了“北京管理委员会”，闰八月二十四日（10 月17 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京，在紫禁城仪銮殿设立总司令部，联军驻京人数已达3 万余人。
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联军自八月下旬起从京津地区四出攻掠，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了大沽到山海关各海口以及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各处要地。在联军占领期间，侵略军烧杀抢掠，暴行累累，义和团民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早在七月二十一日（8 月15 日）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就挟持着光绪，同载漪、奕劻、刚毅等大臣在2000 余名八旗兵护卫下，经山西逃往西安。清廷在西撤途中，一面令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回京议和，一面发布“痛剿”义和团的上谕。
奕劻、李鸿章抵京后，向列强屈膝求和。十一月三日（12 月24 日），发动侵华战争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李鸿章将此电告业已逃至西安的慈禧，慈禧立即复电表示一切照允。光绪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月7 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在东交民巷划使馆界，中国人概不 准居住；惩办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拆除北京至大沽沿路炮台；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的十二个战略要地上驻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条约签订后，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和直隶地区。
在这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更为深重，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
（八）辛亥革命战争《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清政府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廷从光绪二十六年（1901 年）底起，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在北京设练兵处，在地方成立“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并制定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直至清朝灭亡，全国只编成新军十四镇，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最为强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革命派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宣统三年（1911 年），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这意味着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益，全国各地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当清政府从湖北调军队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湖北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1．武昌起义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在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下，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宣统三年（1911 年）起义前夕，17000 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年七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对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八月三日（9 月24 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骨干分子召开会议，决定于十五日（10 月6 日）举行起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由蒋翊武与孙武分别担任起义的临时总司令和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并通知湖南革命党届时响应。会后，由于清方加强了戒备，湖南革命党人也准备不足，起义被迫延期。
十八日（10 月9 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至，孙武等仓促转移，起义的武器、旗帜、文告、名册等全被俄国巡捕搜去，并转交给清政府。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见形势危急，毅然决定于当晚12 时起义。晚9 时左右，清军警包围了起义总机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脱逃。由于清方戒备严密，起义命令未能及时送出去，这次起义流产了。十九日（十月十日），清晨，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英勇就义，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七时左右，工程第八营在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领导下在武昌城内率先起义。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革命党人李鹏升率领下也同时举义。其他各标营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起义者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要地及各城门。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衙门及靠近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第一路由紫阳桥经王府口指向督府后院；第二路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侧翼；第三路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指向督署前门。同时，炮兵向督署轰击，配合步兵作战。瑞澂严令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部抵抗。当起义军快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打开督署后墙，逃往“楚豫号”军舰。张彪率部抵抗一阵后，窜出城外，逃到刘家庙。黎元洪则逃到黄土坡僚属家藏匿起来。清军失去指挥，大部溃散，一部投降。到二十日（十月十一日）黎明，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武昌城。当天上午，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推举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也趁机混入了军政府。
二十日（十月十一日）、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汉阳、汉口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迅速占领了汉阳、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光复。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响应，至十一月下旬，全国24 个省区中已有14 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
2．汉口、汉阳之战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将瑞澂、张彪革职留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支舰队援鄂，以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以陆军第四镇和第二、六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一军，由荫昌指挥。陆军第五镇及第三、二十镇的两个混成协为第二军，由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两军开赴武昌前线。另将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第三军，由贝勒载涛指挥，防守京畿一带。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编军队，革命军总兵力最多时达6 万人，由于新兵数量骤增，部队训练不及，大部分老兵被提拔为军官和军士，使军队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清军南下消息传来后，湖北军政府决定增兵汉口，趁清军尚未集中，先扫清刘家庙之敌。二十七日（10 月18 日），革命军在第二协统领何锡藩指挥下进击刘家庙，翌日即占领该地。张彪率敌军残部逃往滠口一带，固守三道桥北端。此时，南下的北洋军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集结。军政府决定先退滠口之敌。由于何锡藩与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呈，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却不作任何部署。二十九日（10 月20 日），军政府派人代张下令进攻摄口。由于敌军在三道桥防守严密，革命军进展困难，伤亡较大，被迫撤回。事后，军政府决定对南下之敌采取守势。
九月五日（10 月26 日），敌军分三路进攻：主力由铁路沿线 攻刘家庙；另两路一经蔡甸攻汉阳，一由阳逻经青山下游直逼武 昌。
清军在阳逻的海军趁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驶至湛家矶附近，突袭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致使革命军牺牲500 多人。滠口之敌趁势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猛攻，在水陆夹攻下，清军占领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此时，前线指挥官张景良不知去向，第二协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于当天下午率部队夺回刘家庙，不久又告失守。这时，清廷发现荫昌指挥北洋军不灵，不得已将他召回，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武汉军事，任命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为第一、第二军军统。冯国璋遂亲赴汉口指挥战事。刘家庙失守后，战争转入汉口城中，这时，黄兴由上海赶到武汉，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反击，皆为清军所阻。九月十日（10 月31 日），冯国璋集军猛攻汉口，革命军损失巨大，逐步后撤。十一日（11 月1 日），市区大部失守，黄兴遂退守汉阳。翌日，汉口陷落。
清军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决定先取汉阳，再图武昌。而军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固守汉阳。这时，经过补充的革命军有10000 余人，加上从湖南来的两协援军，总兵力增至2 万余人。黎元洪登坛拜将，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十四日（11 月4 日），黄兴设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
二十六日（11 月16 日），黄兴不顾革命军新兵多、训练缺、敌强我弱的现状，决定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汉阳东北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第三路为主力部队，在襄河琴塘口渡河，进攻汉口玉带门。二十七日（11 月17 日）晨，第一路因指挥官酒醉，下错命令，延误了渡江时间；第二路因指挥官结婚，未上前线；第三路因将士争食，自行混乱，在清军进攻下不战而瓦解。这样，反攻汉口计划全部破产。
三十日（11 月20 日），清军进攻汉阳。其左翼部队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攻汉阳；右翼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琴断口渡汉水，向美娘山、仙女山进攻。两队迂回汉阳翼侧，经过反复争夺，十月四日（11 月24 日），清军在炮兵支援下，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和三眼桥。接着，革命军又丢失了磨子山、锅底山、扁担山等汉阳周围的制高点。六日（11 月26 日），清军右翼甲、乙支队合击革命军黑山、十里铺防线，汉口清军从汉口渡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纷纷撤退。七日（11 月27 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占汉阳城。
占领汉阳后，袁世凯鉴于长江天险和海军倒戈，又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双方隔江而峙。
3．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武昌起义后，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东南重镇南京尚在清军重兵把守中。当时，南京驻军有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7000 人以及江南提督张勋等率领的江防军、巡防军、新防军等旧军约2 万人。武昌起义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遂全部缴回第九镇军中的子弹，并令其移防城外65 里的秣陵关。
著名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任过统带，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移至秣陵关后，各标营革命呼声甚高。徐绍桢为势所逼，也倒向革命。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 年11 月7 日），第九镇从秣陵关向南京发动一次进攻，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而败退镇江。
此后，上海督军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首领集会，决定组建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总兵站设于上海。联军计有洪承典所统沪军1000 人，黎天才所统粤军600 人，刘之洁所统苏军3000 人，朱瑞所统浙军3000 人，林述庆、柏文蔚所统镇军3000 人及徐绍桢所统第九镇官兵共14000 余人。江浙联军组成后，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决定先逐南京城外清军，再取南京城。镇军担任中路，由马群进攻天保城；浙军承担左翼，从孝陵卫进攻幕府山；粤军担任右翼沿沪宁线进攻乌龙山；苏军进攻雨花台；沪军为总预备队；其余各军担任警戒。
十月五日（11 月25 日），各军依计划发起进攻。粤军攻下乌龙山炮台后立即与浙军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九日（11 月29 日）得手。随后两军协助镇军攻天保城，经过彻夜血战，天保城于十一日（12 月1 日）克复。同日，苏军顺利占领雨花台。联军全占南京城外险要后，开始用大炮轰击城内了望台和指挥所。清军借托洋人与联军交涉投降事宜，当晚，张勋率兵2000，由下关、浦口北逃徐州，张人骏、铁良也在下关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城内残存清军开城投降。十二日（12 月2 日）联军进入南京城。此后，南京代替武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础。
攻占南京后，各省革命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1921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
早在十月十日（11 月30 日），袁世凯就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及和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立宪派、旧官僚混入革命阵营，窃取了重要职权，革命党内部分歧日趋尖锐，临时政府内部出现了妥协派，许多领导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对袁世凯既有畏葸又抱幻想，表示愿意和谈。十月二十八日（12 月18 日），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代表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谈”，最后双方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为条件达成协议。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1912 年4 月1 日），孙中山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随后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具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这次战争促使清王朝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成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战争最后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其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深刻吸取的。
（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清军在武器装备上陈旧、落后，遭至失败的形势下提出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1785—1850 年）和魏源（1794—1857 年）首先提出了解敌情、以夷制夷的思想。林则徐被史家称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敌情，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四洲志》等书。魏源则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明确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①。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制造新式武器，同时革除弊端，整顿、训练军队。并建议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武举考试中增加水师一科，鼓励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飞炮、水雷等新式器械。魏源还根据敌我强弱形势以及自身的有利因素，提出以“议守”为中心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和）？”。守的具体运用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种方针有利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对于抗击远道而来，急于速战的西洋强敌无疑是有效的。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七，第2 页。
（十）湘、淮军代表人物的军事思想湘军与淮军是在镇压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兴起的。湘军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1811—1872 年）、胡林翼（1812—1861 年）、左宗棠（1812—1885年）等，淮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鸿章（1823—1901 年）。
湘军是仿照明代名将戚继光的营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提出“忠义血性”作为治军的最高思想准则和选将的标准。忠义是指无条件地效忠于清朝政权，血性是指一种淳朴和冲动的特性，提出这一原则就是要克服绿营兵的陋习，增加军队的活力与朝气。
在用兵指导思想上，曾国藩强调一个“稳”字，提倡防御，稳扎稳打和深沟高垒。在战役上，曾国藩主张“以主待客”，侧重防御，反对轻易进攻。胡林翼也很强调防御，但反对处处设防，他提出：“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①曾、胡都重视战前准备，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全军破敌”为追求目标，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讲究灵活多变，因时因地制宜，强调“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统帅在作战中都很重视基本打击方向的选择，而这正是战略任务之所在。曾国藩对太平天国作战时，把战略重点放在武汉、九江、安庆，坚持先取湖北、江西，再争安徽，后取江浙，即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终于取得成功。左宗棠在西北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时，其基本战略为“先秦后陇”、“先捻后回”，在出军收复新疆时，其战略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先北路而后南路”。所以要先捻后回，是因为左宗棠认为捻军纵横驰骋，战斗力强，威胁大；而回军则分散无远图，是坐守之敌，对清政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出兵新疆时，要“先北后南”，是因为阿古柏的窠穴在南路，北路兵力相对较弱，先攻北路，不但是指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且可以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最后形成对南疆的夹击之势。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左宗棠军事思想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力求谨慎。他反复强调要“慎以图之”、“慎之又慎”，甚至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③。在指挥作战时，左宗棠一向反对轻敌冒进，讲究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他打仗时并不希冀侥幸取胜，他说：“打仗是过硬的 事，一分乖巧不得。”①他指挥作战时，往往要在后路十分稳妥后才开始进攻。出兵新疆时，在开战之前，他下了很大力气整顿部 队、筹集军饷、采运粮食、更新装备、巩固后防，即所谓筹粮、筹饷、筹转运，只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帷幕。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他所兴办的洋务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因而他的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接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在军事上推行一定程度的“西化”。他所创建的淮军在中国军队中是最早开始西化的，不但配备了洋枪、洋炮，而且编有专门炮队，为中国近代炮
①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二章。
② 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疏》。
③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三。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
兵之发轫。淮军在清军中不但是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而且普遍雇用洋将，教练西式操典，演习西洋枪炮。
李鸿章除了采用西式武器装备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他强调“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制器必无成”②。强调练兵、制器、育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筹办海防，重视近代海军的组建是李鸿章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③，只有兼顾陆防与海防，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④。为此，他于北洋各口，增设了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同时组建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是“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也就是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即所谓“扬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这样一种海防战略思想与中国旧有的海防思想比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晚清的官场中，李鸿章是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人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视淮军和北洋海军为私产，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决“不轻于一掷”。因此，他往往以敌强我弱为借口，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力主避战主和。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曾做过明确表述：“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以“羁縻”为最终目标，自然不可能去积极备战，更谈不上具有决战思想了。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第16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二，第38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49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27 页。
（十一）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顶峰，它在军事路线、军队编组、作战形式、战略战术、军队纪律等方面都自成一格，颇具特色。
太平军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从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过渡，除拥有强大的步兵、骑兵之外，还有工兵、炮兵和水军。正由于兵种增多、武器装备增强，因而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太平军总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共享太平之乐”的理想社会。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战略目标并不相同。从金田起义到道州整军，这一时期进军目标并不明确，主要目的在于休整部队，补充自己；从道州整军到占领南京，这一时 期，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①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执行，就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局部地区推向了全国；从建都南京到北伐失败，这一时期尽管在主观愿望上想占领北京，推翻清朝统治，但用兵主次的位置摆得不对，只派偏师扫北，导致北伐军全军覆灭，战略思想也从战略进攻转为拱卫天京（南京）为主的战略防御，以后虽有局部进攻，但总的战略是防御的。
从战争形式看，太平军主要采取阵地战和攻坚战，因而他们的战术思想也与之相适应。要从事阵地战，就必须重视行军作战的队形（即阵法），“其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整兵应敌，奇兵或分抄阵后，或直搏中坚”②。据记载，太平军惯用的阵法有牵线阵（一种行军阵法）、螃蟹阵（一种临战阵法）、百鸟阵（一种野战阵法）、伏地阵（一种先退却后反击的阵法）等。太平军非常重视攻坚战，除不断提高攻坚能力，组建攻城部队（土营），并总结出攻城的原则：首先，强调以智取为主，以强攻为辅；其次，采取“略城堡、舍要害”的方针。围攻桂林、长沙均是如此；第三，采用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战术的采用，均收到良好效果。
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活动于长江以北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它多次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来又与太平军赖文光部合并整编成新捻军。这支农民军采取的流动战术是颇为著名的，新捻军强调“以走疲敌”。这种流动战术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打几个圈”：即以骑兵旋回打转，捕捉战机，然后伏击包抄，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步骑相间，围裹包抄。比如高楼寨战役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流动战术的成功运用，当时新捻军以高速流动拖垮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然后在菏泽县北高楼寨设伏诱敌，击毙僧格林沁，这一战役毙敌万余人，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威力。但这种流动作战有利也有弊，它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军事主动权，但因忽视战略基地建设，使部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因此，虽然能在战役、战斗上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但终不能挽救战略或全局方面的失败。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
② 江忠源：《条陈军务疏》。
（十二）晚清海防战略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是一种传统的国防思想，海权意识严重缺乏。
明、清两代又采取了禁海政策，形成了有海无防的局面。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对重陆轻海的国防思想和禁海政策是一次强大的冲击，面对来自海外的强敌，近代海防意识开始产生。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提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以守为战”立足于守，防守的重点是重要的海口以及敌人必经的内河和要隘，其出发点是避敌之长，不与英军在海上交锋。但“以守为攻”并非一味死守，而是采取夜袭火攻战术，困扰敌人，以战助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为了进一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林则徐在战争后期，还提出添置船炮、发展水军，以“出洋剿办”。他强调如果中国“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①，也就是说，只有发展近代海军，才是巩固海防的根本途径，即所谓“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还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认为西方的长技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因此应该改革军事制度，并且创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方工匠，柁师自造轮船，并习其驾驶、攻击之术。魏源还提出应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新式舰队，驻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之盛”。
19 世纪60 年代，在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师夷长技”的基础上对海军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曾国藩提出“师夷智”；李鸿章提出“师其所能，夺其恃”；左宗棠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提出兴办近代海防、海军的具体方案。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拟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内容包括外海水师必须配备大号轮船；仿西法在沿海建立新式炮台，安置西式火炮，以与沿海水师相配合；选练陆军与水师协作防海；组织沿海士民参加海防；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舰队，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联成一气；设立制造局，与新式海军相为表里等。到同治十三年（1874 年），这一章程终于得以直达朝廷，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70 年代中期，清政府就海防建设以至整个国防方针在中央与地方督抚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即所谓“海防议”。在这场讨论中，“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思想得到了重视。建设新式海军，分洋设防的思想也得到了完善，70 年代后半期，清军大举出塞，收复了新疆广大地区，巩固了西北边防。同时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1874 年）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在以后10年中福建、北洋、南洋、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
在不同时期，战略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从70 年代看，阿古柏占据天山南北，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西北大片领土沦丧，塞防应为国防重点；但从长远看，主要国防方向应是海上，这不但是因为欧美国家主要从海上入侵，而且中国还面临一个正在崛起的、更富侵略性的敌人——日本。清政府虑不及此，未能及时调整国防重点，对日本的侵略动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一战略失误，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
①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
（十三）新军创建的指导思想清王朝创建新军是从甲午战后开始的。由于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湘军、淮军一败涂地，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对军事改革的重视。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任驻欧洲各国公使）就提出：“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光绪皇帝对用西法训练清军的改革建议也大为赞许，称之为“救时之策”，并令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当时留天津办理东征粮台）主练新军。胡燏棻认为“舍富强外。。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他提出练兵先要筹饷，练兵、筹饷的本原又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即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胡燏棻阐述了练兵与变法图强致富的关系，这种改革军事的主张比之湘、淮军只着重用洋器、练洋操无疑是一种进步。清廷遂命胡燏棻主练新军，号称“定武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清廷又命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
同时积极要求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还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夏，张之洞不断上奏清廷，提出 应讲求新式操法编练军队，他指出甲午战争中的对手是一支“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的近代化军队，若不从根本上进行军事改革，“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认为练兵不能只练练洋操，学学步伐，而必须从军队组织、营制、饷章到训练进行全面改革。张之洞提出先招2000 余人，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编练成“自强军”。以后，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又在湖北先后聘请德国、日本军事教官，参照两国军制继续编练。
“新军”与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装备、训练不同，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其装备也全仿西法，在编制上包括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这些都是旧式军队所不具有的；第二，新军士兵有比较严格的入伍条件，从年龄、体格到文化程度都有明确规定；第三，新军军官的来源一般要求从军事学校的毕业学员中选拔，因而具有较完备的现代军事知识，不同于旧军官出身行伍或随意招募；第四，新军虽用西式操典进行训练；但也进行封建“忠义”思想教育。在戊戌维新期间，练新军也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后变法虽然失败，新军的编练并没有停止。光绪三十年（1904 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也设督练公所，把编练新军推广到全国。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兵二》，第9509 页。
（十四）晚清的名将和重要军事著作1。晚清的名将晚清时代，在清廷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将领。与清朝前期、中期的将领相比，晚清名将有其显著的特点。首先，随着八旗、绿营的腐朽，旗绿中诞生的名将已寥若晨星，晚清时代涌现的名将大多是出身勇营的汉人；其次，晚清名将大多有镇压农民军和抵抗西方侵略的双重经历，他们在认识、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制度，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再次，晚清的一些名将，往往是地方军事集团的首领，他们以拥兵和办洋务而势重，权势大大超出军界，对清廷政治、外交、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近代大小军阀的鼻祖。
这一时期在反抗清政府的农民革命战争中，也冉冉升起了一批农民将星，其中以太平天国的将领最引人注目，我们特将天国名将附录于后。下面对晚清名将作一简略介绍。
（1）僧格林沁僧格林沁（？—1865 年），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嗣父特纳木多布斋系嘉庆帝额驸。道光五年（1825 年），僧格林沁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颇得宠遇，同于宗室诸王。十四年（1834 年），授御前大臣、都统。翌年，命总理行营，“出入禁闱，最被恩眷”①。
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北伐，奉旨专办京城各旗营防守事宜。八月，清廷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 赞大臣，率京兵驻涿州防堵。北伐太平军至静海、独流等地后，僧格林沁会同胜保纠重兵与北伐军在天津相持三个月。翌年，追击太平军至连镇，俘北伐军主将林凤祥。随后，移师攻高唐，北伐军将领李开芳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引徒骇河水灌屯，督万余人围攻，破冯官屯，俘李开芳。自此，太平军北伐部队完全失败。僧格林沁因功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后加恩“世袭亲王罔替”。八年（1858 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天津条约》签订后，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封锁河道，增设水师。九年（1859 年）五月，英法联军借口“换约”在大沽口寻衅，轰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督军还击，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侵略者被迫退出口外。翌年，英法联军再次集结大沽口，在北塘登陆，僧格林沁以3000 马队迎敌于新河、军粮城，被联军击溃，遂弃大沽炮台，撤至通州。中英通州谈判破裂后，僧格林沁逮捕了英方代表巴夏礼。但其所部连败于张家湾、八里桥。侵略军犯北京，僧军不战自溃，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职务。
十年（1860 年）后，率满蒙八旗主力南下鲁、皖、豫等省镇压捻军。清廷先后开复其职衔，授以节制鲁豫晋冀四省统兵大权。同治元年（1862 年），镇压商邱马牧集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翌年，在淮北击败捻军张乐行部，杀其首领张乐行和苏天福。旋镇压山东淄川刘德培起义军和邹县文贤教起义
① 《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军。接着，又击破盘踞两淮地区的苗沛霖团练。三年（1864 年），始在豫、鄂一带与捻军作战，屡为赖文光、张宗禹部所败。四年（1865 年），率部追捻军入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①。至山东曹州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时，陷入捻军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阵亡于吴家店。（2）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 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道光十八年（1838 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道学。三十七年（1847 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三十九年（1849 年），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
咸丰二年（1852 年），他丁母忧回籍。正逢太平军进攻湖南。十二月，受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看到绿营、团练在太平军面前毫无战斗力，不可依恃，遂举团练之旗号，募勇练兵，意欲创立新式军队。开始，在长沙编练陆师。三年（1853 年），移驻衡州（今衡阳），又创立水师，随即建衡州船厂，复设湘潭分厂，制造炮船，并配以购自外国的洋炮。其兵员募自湖南“练勇”，属于“官勇”性质，称为湘勇（后一般谓之“湘军”）。湘军对绿营兵制进行了改革，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所募兵勇，需取具结保，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湘军军制成为日后清军实行勇营制的蓝本。
咸丰四年（1854 年）正月，湘军练成，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开始对太平军作战。湘军兴起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四月，曾国藩败于靖港，愤而投水，遇救。继占湘潭、岳州（今湖南岳阳）。随后指挥湘军出省作战。八月，陷武汉，加兵部侍郎 衔。不待湖北后方巩固，即顺江东下，破田家镇。十一月，攻江西九江不克，即攻湖口，十二月，湘军水师为石达开分割于长江和鄱阳湖两处，大败，退驻南昌。五年（1855 年）二月，太平军克武汉，湘军在鄂赣战场连遭败绩。曾国藩担心士气低落、人心动摇，执意顿兵坚城，即或被动挨打，也不肯撤出江西，回争武汉，遂造成坐困江西的局面。六年（1856 年）秋，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曾国藩乘机指挥湘军反扑。十二月，再陷武汉。七年（1857 年）二月，丁父忧，回籍奔丧，所带湘军交其弟曾国华统率。六月，因清廷不假实权，历年办事艰难，奏请开缺守制，诏准。八年（1858 年）四月，湘军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鳞部陷九江。十月，李续宾部6000 精锐在安徽三河镇为太平军全歼。清廷震动，命曾国藩出驻湖北，移师援皖。
十年（1860 年）初，曾国藩决定分三路进攻安庆：道员曾国荃部犯安庆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部为援军。四月，安庆合围。六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节制。时，苏浙大部已为太平军攻占，清廷催促曾国藩撤安庆之围，移师江浙。曾国藩坚持先取安徽，后夺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宣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领而下乃能成功”，力争“安庆城围不可遽撤”①。十一年（1861 年）八月，湘军陷安庆。十月，曾国藩受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① 《清史稿·僧格林沁传》。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八。
同治元年（1862 年），遣左宗棠督“楚军”入浙江，李鸿章督“淮军”
入上海，勾结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捷军”、“常胜军”夹攻苏浙太平军；遣曾国荃部围攻天京。三年（1864 年）六月，湘军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集团与清廷矛盾日益扩大，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决意裁撤湘勇，保留淮军。
四年（1865 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曾国藩针对捻军易流动作战的特点，决定在军事上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的办法，以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闰五月底，进驻安徽临淮，旋移驻江苏徐州。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地设重兵驻防，令地方士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并建立马队。五年（1866 年）夏，曾国藩集10 万之众在东达运河，西至沙河、贾鲁河，南起淮河，北过黄河的区域内画河圈围，挖壕设防，围困捻军。八月，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重入河南，曾国藩剿捻计划破灭，剿捻失败。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剿捻事改由李鸿章督办。作为洋务派地方大员，曾国藩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赞同“借师助剿”，并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咸丰十一年（1861 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试制成“黄鹄”号小轮船一艘。同治二年（1863 年），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四年（1865 年），与李鸿章、丁日昌等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他还热心支持、参与挑选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六年（1867 年），授大学士。七年（1868 年），调直隶总督。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奉命查办，屈从法国侵略者，残民媚外，受到舆论谴责。旋调两江总督。十一年（1872 年），病死南京。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3）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 年），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 年），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等赴安徽帮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八年（1858 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十一年（1861 年）奉曾国藩命招募淮勇，组建援上海之师，李鸿章以曾国藩所拨湘勇8 营及庐州一带团练为基础建成淮军，悉法湘军。同治元年（1862 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遂以上海为基地，“用沪平吴”，伙同英法干涉军，华尔、戈登的“常胜军”等与太平军争夺苏浙，先后两次打败李秀成军对上海的进攻。湘军进围天京后，李秀成率部回援，淮军在上海附近连战连捷，陷嘉定、昆山、太仓，得苏南腹地。二年（1863年）十月，淮军攻陷苏州，兼图常州、嘉兴。三年（1864 年），天京攻陷后，封一等肃毅伯。
在沪期间，李鸿章积极练兵练器，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旅，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加强淮军军事实力。同治二年（1863年），创办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
四年（1865 年），署两江总督，筹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五年（1866 年），曾国藩剿捻失败，回两江总督本任。清廷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翌年，授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李鸿章督师北上后，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湖北“扼地兜剿”，镇压东捻军。东捻军在尹隆河失利后，进军山东，李鸿章随即部署运河、胶莱河之防。东捻军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屡屡受挫，最后失败。七年（1868 年），李鸿章督淮军北上镇压西捻军，与左宗棠等用圈制之策，将西捻军消灭于马颊河与徒骇河之间。平捻后，赏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八年（1869 年）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九年（1870 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
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将仿造西方船炮作为“强兵经武”的关键，因而大力提振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在他控制下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晚清“海防”“塞防”大争论中，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坚持“海防”为重，强调建立海军。光绪元年（1875 年），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筹建北洋海军。十一年（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受命会办海军事务。十四年（1888 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这期间，他雇聘洋员，向列强广购军舰，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又选派官弁和学生赴欧洲学习“陆军技艺”，制造、驾驶轮船技术、水师兵法。光绪元年（1875 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他力主议和。二年（1876年），英国侵占缅甸和云南，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1883—1885 年）中，他积极求和，消极抗战，当清军陆路大捷后，主张乘胜即收，代表清政府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年）中，奉行避战求和方针，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没，亲赴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 年），在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持观望态度。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死后谥“文忠”。
（4）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 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家境寒素，21 岁中举，随后三次入京会试，均名落孙山，遂绝意科场，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之学。他曾在两江总督陶澎家执教8 年，遍览陶氏文稿及藏书。左宗棠关心时政，重视兵法研究，特别喜欢钻研边疆史地。在陶澍及贺长龄兄弟影响下，他十分推崇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太平天国起义广西，挺进湖南，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颇具才干，名噪一时。后因樊燮诬告案，结束幕客生涯。咸丰十年（1860），经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左宗棠以王錱“老湘军”旧部为基础，组建“楚军”，赴江西作战。十一年（1861 年），李秀成袭取杭州，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1），左宗棠从衢州（今衢县）率部挺进浙西。翌年，升闽浙总督，兼巡抚事。同治三年（1864 年），左军全占浙江，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恪靖伯。随后，启程入闽，进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攻占漳州后，太平军退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县）。左宗棠立即入粤，指挥福建、广东、江西三省清军，于年底镇压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赏戴双眼花翎。
时清廷正讨论购雇外国轮船事，左宗棠由粤返闽后立即上疏朝廷，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进而建议清廷在福州创办造船厂。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等为正副监督，在马尾山下筹建船厂。十月，调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翌年，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在马尾正式开工。
六年（1867 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镇压西捻军及西北回民起义军。他制定了“先捻后回”的战略，采用“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以车营、步队当贼马，而以马队抄其步”①等战术来对付捻军骑乓。遂凭渭河扎营，企图歼西捻军于泾、洛之间。结果，西捻军突围北上，强渡黄河入山西。左宗棠亲率5000人一路尾追。西捻军由晋、豫北上，驰骋冀中，进逼保定。清廷大恐，各地勤王之师纷至。左宗棠建议清廷将聚于直隶之师分为“近防之军”、“且防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为清廷采纳。旋至保定、吴桥（今河北旧吴桥）一带督师。七年（1868 年）六月底，西捻军被剿灭。晋太子太保衔。
平捻后左宗棠回到西安，部署各军进剿回民起义军。十二月，破镇靖堡（今靖边县），陕北饥民武装董福祥等投降。八年（1869 年）二月，破董志原（属甘肃庆阳府），占领陇东镇原、庆阳一带。至此，陕西回军皆溃。三月，左宗棠移大本营于乾州（今陕西乾县），决计先进攻实力最强的回军马化龙部根据地——金积堡。九年（1870 年）十一月，马化龙降，金积堡陷落。十一年（1872 年），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降。七月，左宗棠移驻兰州。调老湘军进攻西宁。十月清军进抵西宁。十二年（1873 年）九月，左军破肃州。甘肃回军皆平。十三年（1874 年）晋东阁大学士，留督陕甘。
此时，新疆危机日益严重，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殖民势力支持下入侵南疆地区，并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十年（1871 年），沙俄又出兵强占伊犁地区。清廷内部掀起了“海防”、“塞防”之争。左宗棠坚持“海防”、“塞防”并重，力主出兵收复新疆，为清廷采纳。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战前，左宗棠作了长期、周密的准备。战时，左军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战略方针指导下奋勇作战。三年（1878 年）取得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晋二等侯。
四年（1878 年），左宗棠要求清廷在新疆设省，并收回尚在沙俄手中的伊犁。《里瓦基亚条约》签订后，清廷一面宣布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俄改约；一面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战争准备。六年（1880 年），左宗棠“舆榇发肃州”①。进抵哈密。七月，清廷召左宗棠回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七年（1881 年）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九年（1883 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左宗棠自请赴前线督师，再入军机处。十年（1884 年）七月，清廷对法宣战，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十月，左宗棠进驻福州，大力布防，组援军赴台湾。十一年（1885 年）七月，病逝任上。清廷谥“文襄”。
（5）胡林翼胡林翼（1812—1861 年），字贻生，号润之、润芝、。。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 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不久充国史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
① 《清史稿·左宗棠传》。
馆协修。二十二年（1842 年），丁父忧离京回籍。二十六年（1846 年），在陕西捐输案中，由陕西巡抚林则徐专折奏办，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在滇八年，历任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并一度专任军事。他大力呼吁重视军事，仿效戚继光亲募勇丁加以训练，镇压当地苗民和榔军起义，堵击进入贵州的湖南李沅发起义军。擢升贵东道道员。由此，胡林翼“声誉鹊起”，知名于当时政界。
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西征入湖北，年底，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御史王发桂疏荐，胡林翼奉旨率黔勇援鄂。抵鄂后，吴文镕已兵败身死，胡林翼抵金口，进退失据，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留湖南。不久，曾国藩奏调胡林翼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自此，加入湘系。四年（1854 年），升任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南，旋调湖北按察使。五年（1855 年）初，太平天国西征军回捣湖北，胡林翼自请行，曾国藩令其率兵2500 人，另付以兵4000，先后赴鄂。二月，升布政使，三月署理湖北巡抚。此后，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独当一面。
胡林翼见江汉上下皆为太平军所占，乃整顿溃军，严汰疲赢，增募新兵，并奏调罗泽南部湘军来援，军势稍振。但胡林翼一味强攻，屡战不利，伤亡巨大，后被迫改变战术，以长围困城，渐收成效。六年（1856 年）底，攻陷武昌，实授湖北巡抚。
武昌失守后，太平军被迫东撤，胡林翼派主力进逼九江，自己遥制省城，并全面经营省内事务。大肆笼络湖广总督官文，得以包揽湖北全权，湖北遂成为湘军“根本”之地。在鄂湘军水陆师经历年扩编，由不足万人发展到3万余人。胡林翼还不断以湖北军饷接济在江西的曾国藩湘军。八年（1858年），鄂军夺下九江，加太子少保衔。此后，与曾国藩通力协作，移师进军太平天国安徽根据地。是年秋，鄂军李续宾部于三河镇全覆，胡林翼时正丁忧，闻讯，即刻返程，收拾残局。同时反思以往军事，编定《读史兵略》，刊刻颁行，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
十年（1860 年），湘军攻下太湖，进围安庆，曾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领钦差大臣。胡林翼又上疏举荐左宗棠、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人充任要职。曾国藩进驻皖南祁门后，坐困近一年之久，全赖胡林翼联络诸军，主持军事。
十一年（1861 年），陈玉成、李秀成率太平军西征，先后入鄂，时湖北防务空虚，胡林翼惊忧交加，肺病恶化。西征太平军东撤后，胡林翼返回武昌。八月初，湘军攻下安庆，赏加太子太保衔。月底，病卒。清廷追赠总督，谥“文忠”。
（6）聂士成聂士成（？—1900 年），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爱国将领。同治元年（1862 年），以武童投效淮军刘铭传部，辗转各省镇压农民起义。由于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从普通士兵提升为把总、参将、记名总兵、记名提督。
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淮军将领皆畏葸不前，唯聂士成主动请缨，率军由山海关渡海赴台增援，连战克捷。战后，率部驻旅顺。十七年（1891 年），参与镇压热河朝阳金丹教起义。翌年，实授太原镇总兵，驻芦台。十九年（1893 年）聂士成不辞劳苦，巡防东北，历时八月，行程二万三千余里，写成《东游纪程》一书，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二十年（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奉命率1500 人赴朝鲜牙山。在成欢驿战役中，聂军英勇抗敌，毙敌数百，由于敌强我弱，被迫突围，与叶志超军退往平壤。成欢战役后，日本陆军攻占平壤，接着，又集中3 万兵力，企图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占辽东地区。聂士成率部扼守摩天岭四月有余，采取“借地利、设奇兵”的办法，苦战十余次，未曾败退，还实施反攻，一举收复连山关、分水岭，迫使日军退守薛里站，大大振奋了军心。战后，以战功晋直隶提督，率武毅军驻芦台。二十四年（1898 年），所部改称武卫前军，效法西洋，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聂士成受命保护京津、芦汉铁路，杀害团民400 余人。二十六年（1900 年）春，帝国主义借口义和团事件伺机侵华，聂士成多次建议清廷整军备战。西摩尔率领的联军2000 多人乘火车由天津进犯北京时，聂士成停止与义和团的冲突，在铁路沿线设置散兵往来袭击，并以全力牵制联军西进。西摩尔联军只得逃回天津租界。六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配合清军他部及义和团围攻租界。聂军在城西南面围墙上安置重炮，向租界及跑马场一带轰击。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奋勇作战，令敌人望而生畏。十三日（7 月9 日）聂士成军在天津南八里台为联军包围，恶战四小时，他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①。最后悲壮殉国，所部全体牺牲。（7）附太平天国名将杨秀清（1823—1856 年），原名嗣龙，广西桂平县人。出生贫苦农家，早年父母双亡，以“种山烧炭”为生，饱尝封建压迫。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冯云山入紫荆山区，在那里发展“拜上帝会”组织，杨秀清带头参加。二十八年（1848 年），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回广东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于混乱，杨秀清遂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安定众心，取得“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四子。三十年（1850 年），与萧朝贵合谋伪装口哑耳聋，意为代众赎病，金田团营时，忽然开口，自称天父降托，立刻耳聪目明，心灵性敏，众人惊服，遂掌军务。十一月，闻洪秀全、冯云山等受困于平南花洲山人村，派兵营救，一举歼敌数百，毙清巡检张庸，迎回洪、冯。接着回师金田，歼清副将伊克坦以下数百人。金田起义后任中军主将，旋为左辅正军师。咸丰元年（1851 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受封东王、节制诸王，握军政实权。在其组织、指挥下，太平军仿照周礼中“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办法，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随着军事进展，杨秀清又及时建立了土营、水营，使太平军成为当时罕见的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军队。
金田起义后，杨秀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永安遭清军围困半年多后，太平军弹粮短缺、处境危险，杨秀清与洪秀全商量弃城突围，运用“羊角击鼓计”、“吊猪计”、“草人站岗计”集中兵力杀敌5000 余人，毙清总兵、副将、参将多名，突破敌包围圈，清将乌兰泰率部尾追而来，杨秀清指挥太平军设伏大峒山，重创清军。二年（1854 年）太平军北攻桂林不克，毅然撤围，继续北上占全州、道州。占领道州后，太平军将士中发生了关于进军方向的争论，杨秀清提出东下南京的策略，即“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155 页。
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①，为太平军广大将士所接受。其后，太平军继续北上，依据“略城堡、舍要害”这一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杨秀清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攻长沙不下就主动撤离。接着太平军克益阳，占岳州、武汉，得到大批船只，兵力发展到50 余万。
攻占武昌后，太平军领导集团在进军方向上又发生了分歧，洪秀全主张占据中原，进取河南，石达开主张入川，杨秀清坚持进图金陵的原定战略。最后杨秀清的意见占了上风。
三年（1853 年）初，杨秀清下令撤离武昌，太平军号称百万水陆并进，顺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四十天后一举攻克金陵。此后，杨秀清主张建都金陵，同时分兵北伐和西征，令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兵北代；令胡以晃、赖汉英领军西征。这时，清军已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杨秀清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投入天京城的防御。此后，太平军兵力一分为三，分布在三个相隔遥远的战场，杨秀清则坐镇天京，遥相指挥。结果，北伐之师偏师深入，失去后援，被清军消灭在山东境内。其间，杨秀清曾遣一支队伍北援，但中途遭清军阻截后撤回，再也没有北上。西征之师开始较为顺利，但与湘军遭遇后，连连受挫，杨秀清及时更换前敌指挥，以石达开总统西征军事，并增派援兵，终于使西征反败为胜。六年（1856 年），杨秀清调度指挥各军连破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使太平天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杨秀清功勋卓著，又主持朝政，不免居功自傲，独揽大权，挟制天王，压制同僚，引起了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天京事变”发生，为韦昌辉所杀。
石达开（1831—1863 年），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自幼读书勤奋，尤喜读《孙子兵法》。因受土著地主排挤，参加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道光三十年（1850 年），率1000 多人自贵县奇石圩赴金田团营。金田起义时，任左军主将。咸丰元年（1851 年）四月，率太平军在象州梁山村，与清副都统乌兰泰统率的贵州绿营三镇隔河对峙，石达开一面派敢死队渡河突袭清营，一面故意放清兵渡河，诱敌深入，然后命预伏山谷中的精兵断绝敌后路，前后夹击，大破清军。七月，与萧朝贵同为先锋突破清军包围，北上攻下永安州。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时，受封翼王。永安突围时，与萧朝贵率部先行。二年（1852 年）八月，萧朝贵死于长沙之役，先锋总指挥由石达开独任。
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处于不利地位，石达开率军西渡湘江，开辟河西阵地，在战略上取得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使太平军顺利撤长沙之围。三年（1853 年）正月，太平军自武汉分水陆两路东下，石达开为前敌指挥，率领秦日纲、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等克九江、安庆，进围南京。二月，石达开督军以地雷轰塌城垣，破南京。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协助杨秀清处理日常军务、政务，并负责天京城防。同年，太平军遣师西征。秋，石达开奉命至安庆，节制西征军事，经略安徽，克复皖南皖北大片土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太平天国社会政治组织。十一月，回京。四年（1854 年）秋，因湘军反扑，西征失利，奉命再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90—291 页。
次督师西援。在湖口、九江重创湘军，扭转了西征局势，西征军乘胜反攻，三克武昌。五年（1855 年）十月，石达开挥师进攻清军防务空虚的江西，连下8 府50 余州县，陷曾国藩于困境。六年（1856 年）四月，奉命回援天京，经皖南入江苏，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遣一部占领清军所必救的溧水，清江南大营主帅向荣中计，连续派军争夺溧水。石达开趁机会合各部击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后，三次奉命往武昌督师，主持西征。八月，天京发生内讧，杨秀清遭韦昌辉杀害，石达开火速回京，对韦昌辉滥杀杨秀清部属表示不满，韦欲加害，达开连夜缒城出，至安庆起兵讨韦，及至宁国（今宣城）得天王遣人送来韦昌辉首级，乃于十月回京，加封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提理政务。但洪秀全心存疑忌，对他多方掣肘。翌年五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安徽，带走皖、赣前线精锐部队约20 万人开始独立行动。
石达开出走后，转战安徽、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在流动作战中利用敌人空隙加以打击，但这种没有明确战略目标和稳固后方的流动性作战，使石达开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力量大为削弱，战事日益被动。同治二年（1863 年），达开率军自云南昭通进贵州，欲图入川，转至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时，为大渡河所阻，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重围。石达开见进退无路，突围无望，遂自投清营以全三军，随即被押往成都，闰五月四日（6 月25 日）被杀。所遣部众全为清军屠灭。
陈玉成（1837—1862 年），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出身贫苦。太平军途经藤县时，陈玉成入伍。后“天王见其忠勇，改做玉成”①。
咸丰三年（1853 年），荐升左军正典圣粮，随韦志俊西征。四年（1854年），太平军久攻武昌不下，陈玉成率500 勇士缒城而上，争先击敌，清军大溃，武昌克复，升殿右三十检点，骁勇之名顿起。五年（1855 年），为冬官丞相。年底，随燕王秦日纲救援镇江。“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言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②，与镇江守将吴如孝合计内外夹攻，遂大败围城清军。随后，参加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役。“天京事变”后，朝内无将，洪秀全不得不提拔年轻将领。八年（1858 年），陈玉成封前军主将、副掌率，成为太平天国最高级军事将领之一。不久，晋成天豫。七月，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誓一心，订约会战”③，与李秀成等军击破江北大营。十月，在李秀成军配合下，设计破湘军骁将李续宾三河镇大营，歼湘军精锐6000 余人，李续宾兵败自杀。九年（1859 年），封英王。十年（1860 年），自安徽回援天京，协同诸军二破江南大营。
此后，太平天国将领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东进后西上，解救安庆之围。八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在苏州议定会剿武汉以救安庆之策。九月，由常州挥师北上，谋直救安庆，为清军所阻，遂进兵武汉。十一年（1860 年），破霍山、英山，克黄州，离武汉仅百里之遥。时英国参赞巴夏礼自武汉赶到黄州，劝阻陈玉成进攻武汉，当时李秀成部尚未到来，陈玉成遂转攻鄂北。三月，安庆告急，陈玉成放弃会剿武汉的计划，留赖文光驻黄州，亲率2 万余人回师安庆，驻军集贤关，并在菱湖北岸筑垒13 座。但陈玉成军兵力单薄，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李秀成自述》。
③ 《李秀成自述》。
虽多次率兵猛攻清军营垒地，均未能奏效。时林绍璋部在挂车河一带为清军所阻，陈玉成得不到增援，处境更加困难。四月，留刘玱琳等分守集贤关、赤岗岭，自己北走桐城。四天后，合洪仁玕、林绍璋三路进救安庆，被清军击败。五月，赤岗岭、集贤关及菱湖南北岸太平军营垒全为清军所占。七月，联合林绍璋、杨辅清、吴如孝诸部再援安庆，苦战十余天未能得手。八月，安庆失守，退守庐州。十二月，派陈得才、赖文光率军一部远征西北，广招兵马，自己坐镇庐州，经略皖北，准备反攻。这时清军逐渐包围庐州。同治元年（1862 年）四月，自庐州突围北走，被团练首领苗沛霖诱往寿州（今寿县），执送清军胜保大营。被俘后，陈玉成英勇不屈，大义凛然。五月，在河南延津就义，时年26 岁。
李秀成（1823—1864 年），原名以文、寿成，广西滕县人。出身于贫苦农家，随当塾师的舅父读过两年书。咸丰元年（1851 年），太平军路过滕县时，李秀成率领全家参加了太平军。由于他“勤劳学练”、“机智勇敢”，立下战功，为杨秀清重视，先后提拔为右四军帅、后四监军、十二指挥、地官副丞相等职。“天京事变”时，出援皖北，解桐城之围，升地官正丞相，进爵合天侯。石达开出走后，封为后军主将，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重要支柱之一。
八年（1858 年），在枞阳大会上力主各部“订约会战”，共破天京之围。会后，密切协同陈玉成，击破江北大营。同年秋，驰往三河镇，配合陈玉成部全歼湘军李续宾部6000 多人，解安庆之围。九年（1859 年）封忠王。十年（1860 年）初，赞成以“围魏救赵”之计，摧毁江南大营，全解天京之围。于是，亲率精兵自浦口出芜湖，突然兵临杭州城下，攻占杭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不知是计，派3 万精兵援救杭州。李秀成在杭州城内外遍插旗帜，迷惑敌人，随即撤出杭州，在皖南建平（今郎溪）会合各路将领，分兵五路，彻底摧毁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
粉碎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天京军事会议决定先东取苏常，后西解安庆之围。李秀成在一个多月内克苏南，兵锋指向上海，因遭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而失败。时湘军猛攻安庆，八月，太平天国军事会议制定了由陈玉成、李秀成各率北、南两路军西征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但李秀成迷恋苏浙富庶之地，对西征持消极态度，勉强出师后，行动迟缓，会剿失约，比原定两路军会师武汉的时间晚了两个多月，比陈玉成军晚到三个月，致使第二次西征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此后，李秀成回师东征，一意经营苏浙，无视天国上游之危。安庆终于失陷。
十一年（1861 年）底，李秀成率军攻下杭州，使苏南和浙江联成一片。
接着，率部第二次攻打上海。同治元年（1862 年）四月，湘军围天京，李秀成撤军西上。八月，率各部二、三十万人马进行第一次天京解围战，为湘军所败。二年（1863 年），按照天王“进北攻南”之计，组织第二次天京解围战，结果损兵折将。年底，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遭拒绝后坚守孤城。同治三年（1864 年）六月，天京城破，携幼天王出逃，途中被俘，亲写供词数万言。七月，被曾国藩杀害。
2．晚清重要的军事著作晚清重要的军事著作（兵书），从内容来看，与清前期、中期的军事著作有着明显的差别。晚清的兵书在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西方军事学说，无论在科学性、实用性、通俗性上都有了较大进步，而且在数量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据初步统计，竟高达千余种（含译著），几乎等于我国从上古至明清之际兵书数量的总和。
晚清出现的近代兵书种类繁多，数量很大，除了著述之外，尚有注疏古代兵书、汇辑各类兵书以及翻译西方军事著作等形式的著作。下面择要做简略介绍。
近代早期的著述有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约成书于1842 年），林福祥的《平海心筹》（1843 年）、壁昌的《兵武闻见录》（1853 年）、叶世槐的《空心炮楼图说》（咸丰年间刻），这些著作虽然也有些新意，但基本上是取自古今成法。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注意从军事方面研究如何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问题，于兵书著述中，可谓别开生面。以后，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出现了一批著作，如薛福成的《筹洋刍议》（1885 年）、徐雅荪的《洋防说略》（1887 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895 年）、徐建寅的《兵学新书》（1898 年）、陈庆年的《兵法史略学》（1901 年）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读史兵略体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林翼主持编辑的《读史兵略》。随着对近代火器研究的重视，在探讨新式武器制造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像丁守存的《用地雷法》（1842年）、潘廷辉的《铸炮图法》（1845 年）、龚振麟的《枢机炮架新式图说》（1842 年）、《铸炮铁模图说》（1846 年）等。以后，随着近代军事企业的创办，又问世了一批关于兵器制造和使用方法的著作，比如《枪炮图说》（1871年）、《哈乞开司枪图说》（1880 年）、《鱼雷图说》（1890 年）等。关于兵制方面的著作有王錱的《练勇刍言》（1857 年）、朱孙贻的《团练事宜》（1863 年），王定安的《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1885 年）。同时，太平天国刊刻了农民革命军的兵制著作《太平军目》、《太平条规》。此外，在军事学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研究著作问世，比如《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等等。
在注疏古代兵书，吸收前人成果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著作。比如《阴符经》注、《孙子新释》、《武经七书汇解》等。再有就是汇集古代兵法的书，也为数不少，如胡林翼辑《兵法七种》、汪宗沂辑《汪氏兵学三说》等。而两湖译书学堂编的《中西武备新书》（甲集）则是一部中外兵学要典的合集。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还大规模翻译了一批西方军事著作，比如《防海新论》（1873 年译）、《战略学》（1908 年）等。宣统三年（1911 年）春，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也被介绍到我国，当时的译名叫《大战学理》，从而对我国军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清代的兵制（一）兵制概况与沿革从顺治元年（1644 年）至宣统三年（1912 年），有清一代的兵制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八旗和绿营兵制、勇营制度以及近代兵制。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代前期的国家正规军，称为经制兵。
八旗兵是满族入关前建立的，它既是满洲贵族统一东北地区的基本力量，也是统一全国的主力。绿营兵则是入关后，为补八旗兵力不足，于顺治年间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队，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八旗、绿营都是一种世兵制度，兵皆世业，军士当兵吃粮，一家多口要靠俸饷度日，由于饷额有限，难于维持生计，其中旗营尤甚。旗人生齿日繁，且养尊处优，而兵额固定，乾隆年间竟出现八丁一兵，又不准从事其他职业，生活日益窘迫。为照顾旗人生活，清政府只得扩大兵额，入营成了一种救济手段，甚至老人、儿童也列名兵籍，兵员的质量难于保证；另外，由于训练松弛，纪律涣散，战斗力江河日下。从入关后，八旗已开始腐化，至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朽不可用。乾隆、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绿营的腐败也暴露出来。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八旗、绿营成了强弩之末。于是近代勇营制度起而代之。
近代勇营制度由曾国藩创建于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清代以往也有勇营，只是一种临时召集，辅助正规军作战的武装，而近代勇营却是一支独立作战的正规军。曾国藩创办的湘勇（也称湘军）是一种与绿营制度根本不同的新型军队，它采取野战军体制，不同于绿营的分区固定防守。以后又创设水师，军制与陆师相仿。另外，湘军与后起的淮军、楚军在兵役制度方面则由募兵制取代了八旗、绿营的世袭征兵制，且其将帅权力很大，可以说是集管理、指挥、财务大权于一身。军队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较高的战斗力。
勇营军制优于旗绿军制已被实践所证明，所以清政府决定仿照湘军编制建立“练军”——一种国家勇营武装，咸丰十一年（1861 年），清政府从京师旗营中挑选精壮万人组成京师神机营。此外，还计划整顿各地驻防旗营，筹组驻防旗营练军。同时，还在绿营中组建练军，首先在直隶绿营中编练，以后各省相继编练。全国练军的总数与同期绿营兵相比约为1∶3，仍属少数。晚清练军制度的实质和核心是用湘、淮勇营办法来改造绿营。对于勇营，当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曾准备以练军取代，但考虑到一批督抚提镇持不同意见，且编组练军效果不佳，仍保留了一部分，将其列入正式编制，称为“留防勇营”，简称“防军”。其中，湘军水师最早留防，改为长江水师。淮军在镇压捻军后，也曾裁撤，余下的大部分留防于直隶、山东、奉天，另一部分转入新建的北洋海军。这样，防练军就成为清军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甲午战后，清廷朝野上下不但痛感绿营不可救药，防练军也不可靠，于是进行军制改革，另练新军，已成为朝廷最高决策集团的认识，即所谓“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甲午战后的军制改革，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到清朝灭亡，持续了17 年，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编练新军。这种新军与八旗、绿营、勇营以及防练军都不相同。首先，它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制度的产物，其主要蓝本开始是德国军制，后来是日本军制；其次，在编制上设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四种建制，改变了过去兵种单一的落后局面，其装备也全部为近代化武器，突破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格局；第三，新军士兵入伍条件较严，素质较高。这种装备军制既不同于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也不同于勇营的募兵制，而是一种义务兵和募兵相结合的制度。新军军制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编制、结构，也保留了一些传统军制的作法，具有一种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质的特点，但它对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仍有积极意义。新军制的实行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军制，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它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二）军事领导机构清代军权握于皇帝之手，并设立军事中枢以协助皇帝控制、指挥军队。
这种中枢机构，前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兵部，后期为陆军部、海军部、军谘府。
1．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商议军国要务的制度始于努尔哈赤时期，一直沿用到雍正七年（1730年）。起初，各旗旗主五日会议一次，讨论决定军国大事，后固定为一月一次，成为制度。由于旗主多是努尔哈赤的子、侄，且为世袭，因而会议总的在贯彻努尔哈赤的意图。各旗军队属旗主所有，这种会议同时也是平衡各旗权力的组织形式。皇太极统治时，八旗旗主封为亲王，每旗设三名议政大臣。此后，亲王、八旗固山额真（固山，汉语为旗；额真，汉意为主）、议政大臣共商军政大事，称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朝统治全国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不但继续保留，而且进一步发展。从顺治七年（1650 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 年），参加的人数和权力都有了很大扩展。以后，随着统治的巩固、皇权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组成人员减少，权力降低。康熙、雍正年间，各旗设都统、副都统，由皇帝任命，原来的旗主只世袭爵位，不世袭军权，逐步改变了军队的旗主私有制，与之相适应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一种参谋会议。雍正年间，设立了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是徒有虚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便最终废除了。
2．军机处雍正八年（1730 年），军机处成立，是为使皇帝便于掌握西北军情变化而设。其主要职权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①。开始称为军机房或军需房，后来改为办理军机处，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独立于所有政府机构之外，没有固定的编制和人员，只是由皇帝指定几名（一般为3 至11 人）满汉大学士和尚书、侍郎、京堂等兼任，其中一人为领班。军机大臣之外，又设军机章京，由朝官兼任。开始从内阁中书、六部员司中选调，后由各衙门保送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充任。满、汉各分两班，每班8 人，共32 人。每班设领班、帮班章京各一人。军机处一面向下传达皇帝旨意，一面又向皇帝综合汇报各方面军国大事。地方督抚、将军把边疆军事情况的报告直送军机处。军机处人员精干，办事效率很高，在协助皇帝决策军国大计，指挥全国军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兵部清代兵部始设于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 年），开始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三。
顺治元年（1644 年）设尚书，五年（1649 年）立满汉尚书各一人。雍正元年（1723 年）以后，由大学士兼理部务，另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再下面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兵部的下属机构有武选清吏司、职方清吏司、车驾清吏司、武库清吏司等。武选清吏司掌武职官的考核与升迁调补；考查各地险要，建立营汛；管理土司武职官承袭封赠等事。职方清吏司掌武职官的叙功、核过、赏罚、抚恤及军旅的简阅、考核和关禁、海禁等事宜。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马政及传递文书事务。武库清吏司掌全国兵籍及军器、武科举等事。除以上四司外，还有会同馆、捷报处和档房、本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等单位。
另外，康熙三十年（1691 年），还于陪都盛京（今辽宁沈阳）设盛京兵部。官员有侍郎1 人、郎中2 人、员外郎4 人、堂主事2 人、主事2 人、笔帖式12 人、驿站正副监督各1 人，均为满族官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裁撤。
4．陆军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廷为创练新军，在京师成立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练兵大臣，并设提调一人。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每司设正使一人，副使一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廷宣布改革官制，将兵部改为陆军部（仍保留军机处），并将练兵处和太仆寺并入陆军部（太仆寺是清廷掌管马政的机关，设满、汉卿各一人，少卿五人，管理边外牧场及一切马政事宜）。陆军部主官为尚书一人，另设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二厅（承政、参议）、十司（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一处（捷报处）。承政厅主管一般性业务；参议厅掌研究、咨讯、检查等工作；军衡司管军职人员任免；军乘司管理军马、驿站；军计司负责考核功过；军实司负责器械、弹药的管理、补充；军制司负责军队编制；军需司掌粮秣、服装等的筹划、补充；军学司负责军队教育；军医司主管军队医务事；军法司掌武职人员法律事宜；军牧司掌管军用马匹的牧养、补充；捷报处负责通讯、联络事宜。
5．海军部清廷主管海军的机构最早是光绪五年（1879 年）在天津创设的海军营务处。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为大练新式海军，在京师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以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由于北洋海军覆灭，海军衙门也被裁撤。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又在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宣统元年（1909 年），海军处独立出来，改名筹办海军事务处，第二年十一月，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下设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防、军法、军医八司，以及主计处。
6．军谘府清廷设立了陆军部后，把原来练兵处的军令司改名军谘处， “握全国军政之要枢”①。宣统元年，军谘处从陆军部脱离出来，负责“通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②，实际上已具有陆海军总参谋部的性质。宣统三年（1911 年）四月，军谘处改名军谘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下设第一至第五五个厅，此外还设总务厅，同时还辖测地、制图、军事官报等局及印刷所。7．侍卫处和八旗都统衙门、步兵统领衙门侍卫处设于乾隆年间，原名侍卫府，是侍卫皇帝、警卫皇宫的特设机构，设有领侍卫内大臣6 人，内大臣6 人。侍卫处辖侍卫和亲军两部分武装，侍卫分一至四级，亲军以亲军校、署亲军校率领。
驻守京师的八旗除少部分警卫皇宫外，大部分卫戍京师，八旗以皇城为中心分方位驻扎，各自设有自己的都统衙门，管理本旗的旗务和军务。都统衙门设有印房、折房、俸饷房、银库、派差房、督催所、户口房、马档房、米局等。
步军统领衙门是京师的警备和治安机关，步兵统领（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率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巡捕五营，下设左司、右司和司务厅，厅下又分设各股。
8．地方军事领导机构驻防八旗分布于各省战略要地，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官分别率领，这些官员各有衙门。将军为八旗兵最高长官，全国共设将军衙门13 处（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都统官阶同于将军，驻防都统设于张家口、热河两处。副都统驻地设有将军的，由将军兼辖。未设将军的，副都统设有衙门，为独立军事长官。独立的副都统有密云、青州、山海关、凉州四处。归将军兼辖的副都统，全国共29 个。城守尉负责重要府州的驻防，全国有16 个，防守尉负责防卫重要的县、镇和关隘，全国共设防守尉衙门18 处。9．边疆地区军事领导机构边疆地区有八旗驻防军的，由将军、都统直接管理或监督当地的军政事务，均设有衙门。在滇、黔、川、桂、甘、青、藏等省区有土司的地区，土官除文职官员外，还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武职。此外，边疆要地还建立卡伦制度，卡伦即军事哨所，一个卡伦一般只有几人至几十人，由参领、佐领、骁骑校等直接管辖。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5578 页。
② 《宣统政纪》卷一一。
（三）八旗兵制八旗制度是满族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建立初期，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是一种兵农结合、耕战结合的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入关以后，生产意义日趋缩小，另两方面的职能继续存在。做为一种军事组织，它由每户出壮丁实行“三丁抽一”，组成军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努尔哈赤把300 人编为一牛录（汉语意为大箭，牛录原是满族狩猎的一个小集体，开始只有10 人），每牛录设额真（汉语意为主）一人；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汉语意为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固山额真下设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副手。每固山设旗一面，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共设黄、白、红、蓝四旗，至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努尔哈赤兼并了海西女真，才正式建立八旗，即正红、正黄、正蓝、正白、镶红（镶白边）、镶黄、镶蓝、镶白（以上三色镶红边）。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1627—1635 年）在征服察哈尔、喀喇沁蒙古后，增设了蒙古八旗；崇德年间（1636—1643），征服辽河流域后，又增设汉军八旗。这样，满洲、蒙古、汉军共有24 旗。八旗的兵力分别为：满洲八旗9.3万人；蒙古八旗2.36 万人；汉军八旗3.2 万人，总计为14.86 万人。
从顺治元年（1644 年）开始，清朝对八旗制度重新定制，官员职称一律改用汉语，固山额真改称都统，梅勒额真为副都统，甲喇额真改称参领，牛录额真改称佐领。入关后，八旗兵分布于全国，一部分（共约12.3 万人）驻扎京师，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和京师卫戍部队，称为“京营”，一部分（共约12．74 万人）分驻各省和要冲地区，称为“驻防”。
清军入关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八旗的某些制度和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从各佐领中抽调一定人数重新编制成一些特殊军营，如亲军、骁骑、前锋、护军、圆明园护军、步军、火器、健锐、神机等营。
亲军营定额1770 人，是归侍卫处管理的禁卫部队，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其任务是配合侍卫保卫皇帝、护卫皇宫。骁骑营即八旗兵中的骑兵，骁骑营的兵称为“马甲”，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马甲20 人，汉军八旗每佐领下马甲42 人，共28000 余人。前锋营是挑选满、蒙八旗中的精锐组成，共1770 人，该营为满、蒙八旗最精锐的部队，分左、右两翼，左翼负责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官兵，右翼负责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官兵，每翼设前锋统领一员（正二品）。前锋营的职责是在皇帝出巡驻止时，担任外围警卫。护军营是皇帝的禁卫军，平时守卫宫殿门户，皇帝出巡时，任御营警卫，兵员均选自满、蒙八旗，总计1.5 万人，上三旗守护紫禁城内，下五旗守卫紫禁城外。圆明园护军营由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组成，设于雍正二年（1724 年），保护皇帝驻园及途中往来的安全。其兵员约6000 人（从京城八旗护军中抽5700 人，内务府三旗护军300 人），领兵官为掌印总统大臣。步军营即步军统领衙门，其长官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俗称步军统领或九门提督）。该营由八旗步兵和京城绿营马步兵组成，共约3.2 万余人（其中八旗步军2.1 万人）。步军统领衙门的职守是负责京师防守、稽查、门禁、缉捕等有关治安事宜，并负责执行京师有关禁令、规定，因而是兼集卫戍和纠察任务于一身。火器营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配有鸟枪和子母枪等火器，共有7800 余人，分内火器营（由枪营、炮营组成）和外火器营（专司鸟枪），由掌印总统大臣1 人、总统大臣若干人统领，其主要任务是守卫京师和扈从皇帝出巡。健锐营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兵额屡有增加，光绪年间扩大到2800 余人，由掌印总统大臣1 人、总统大臣若干人统领，该营以操练云梯为主，也练习马步射等，其职责是守卫静宜园，护卫皇帝出巡及宫内、圆明园救火。神机营设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是分别从骁骑、前锋、护军、步兵、火器、健锐诸营中挑选精兵万人组成，后扩大到1.4 万人，共有马步队25 营，分为左翼、右翼和中营，并设有亲兵小队和开花炮队，当时号称最精锐的部队，由掌印管理大臣1 人，管理大臣一人统领，设3 名翼长总理营务，其管理机构庞大，职员多达540 余人，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墙外。
八旗兵曾在较长时间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有清一代的开国史上，可谓战功赫赫。入关后，在平定“三藩”，用兵新疆、西藏，抗击沙俄的斗争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并对开发东北、西北边疆作出过贡献。然而在全国平定之后，八旗兵养尊处优，日渐骄横，逐渐丧失了昔日剽悍尚武的习气和勃勃生机，贪图享乐、武备废弛，逐步走向腐朽和没落。
（四）绿营兵制绿营兵是顺治年间为补八旗兵力不足，在明代旧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它是一支参照明代军制编成的汉人军队，由于以绿旗为帜，称为绿营，兵种以步兵为主，并有部分骑兵和水军，其兵额在40 余万到60 余万之间，嘉庆年间曾达到60 余万人，至光绪十三年（1887 年）仍有46．7 万人之多，从平定三藩之役到鸦片战争时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
绿营的主要任务是镇戍，其分布状况是一部分（约万余人）驻在京师（即五城巡捕营），绝大部分则驻在全国各省，称京外绿营。京外绿营以一省或数省为军区，全国划分为11 个军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每个军区管1 至3 个行政省，东三省不设绿营。军区的最高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军区则以巡抚（兼领提督）为最高长官。各省绿营的最高武官为提督（从一品），提督有水路和陆路之分，每省1 至2 人，无提督专官的省份由巡抚兼任，省下分若干镇（据记载，乾隆时全国共有66 个镇），镇的长官称总兵，每省2 至6 人，全国水陆总兵83 人，镇下分若干协，协的长官称副将，全国绿营副将约137 人，其中19人为水师。协下为营，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为汛，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即外委千总、把总）。总督和巡抚是一个军区或一省的军政长官，有监督和调遣绿营兵的权力，并可奏请任免副将以下的武官。提督、总兵则为直接统率和指挥绿营兵的高级将领。总督（包括河道、漕运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的直属部队名之为本标，分别称为督标（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的标兵称河标、漕标）、抚标、提标、镇标，本标兵多则五营（以左、右、中、前、后为番号），少则二营（称左、右营或前、后营），提标兵额不等，一般为五到八千人（四川多至1．2 万人，云南少至1200 人），镇标多则四五千人，少则一二千人，而个别镇则近百人；兼辖的为城守营、分防营，番号则冠以驻地名称。绿营的基本编制为营，乾隆时全国有1169个营，一营的人数在三四百人到一千人之间。营下分哨（以左、右、前、后区分），以千总领之，哨下分司，以把总领之。而城守营、分防营则分营、汛两级。汛是最基层单位，以千总或把总为“专汛”官。到清朝中叶时，各路防汛之兵不下20 万。
绿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世兵制，士兵一经入伍，就成为职业军人，终身不变。兵有兵籍，额兵的补充也多来自兵籍之家，形成数代当兵。但绿营兵的待遇与八旗兵相差悬殊，比如前锋、亲军、护军等营的八旗兵每月饷银4 两，京师的绿营马兵（巡捕营）只有2 两。这是以旗制汉政策的一种反映。
（五）以湘、淮军为主体的勇营兵制勇营制度是清朝统治者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兵制，它的主体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兵制和李鸿章仿湘军营制建立的淮军兵制，另外还有各地的勇营。由于八旗、绿营的腐朽，已无法承担抗击太平军的任务，咸丰三年（1853 年）春，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咸丰帝旨意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曾国藩不拘泥于过去办团练的旧规，改弦更张，“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出一支别具一格的新军（曾国藩吸收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和傅鼐在嘉庆年间训练乡兵的办法）。
湘军的雏型是咸丰二年（1852 年）湘乡知县朱孙诒在湘乡团练的基础上组建的。当时分中、左、右三营，每营360 人。该军组成后，曾奉调到省城和各县镇压起义农民，咸丰三年（1853 年）夏，增为五营，赴江西南昌作战。从南昌返湘后，曾国藩以这支武装为基础，扩充到6000 人。到咸丰四年（1854年）基本上确定了湘军营制，总计陆军13 营，5000 余人，并在衡阳、湘潭造船创设水师，计水师10 营5000 人，配备每种船只500 余艘，炮500 多门。湘军有陆师、水师、马队三个兵种，都以营为组建单位，陆军开始以360人为一营，后每营增至500 人，营设营官1 人，下辖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哨长各1 人，下辖8 队（抬枪2 队、刀矛4 队、小枪2 队）每队设什长1 人，伙勇1 人，正勇10 至12 人。营以上设统领，统领所辖营数由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分别冠以代号以示区别，如鲍超所率部队称“霆字营”（鲍超字春霆），有时统领所辖营数较多，亦设分统以便指挥，各统领均由大帅指挥。大帅开始为曾国藩一人，后来随着部队扩充，战区扩大，大帅也就不止一人了。大帅依靠一个庞大的统帅部实施军事指挥和提供后勤保障，统帅部包括营务处、粮台（下设8 个所分管文案、银钱、军械、火器、侦探、发审、采编等事宜）和厘金、制造、支运、转运等局。
湘军水师开始以21 船为1 营，其中快蟹船1 艘为营官坐船，兵额45 人，长龙、舢板船各10 艘，分别以哨官统领。长龙船兵员24 人，舢板兵员14人。以后，裁撤快蟹船，每营长龙船也减为8 艘，舢板则增为22 艘，以30船为1 营，每营500 人（营官、哨官不在其数），1 船为1 哨，1 营共30 哨，每哨设哨官1 人。其火力配备，长龙船配炮7 门，舢板船配炮4 门（一般为外国的前膛铁炮）。湘军马队营下辖10 哨（后改为前、后、左、右、中5哨），各设正、副哨官1 人，哨辖5 棚，每棚设什长1 人，马勇10 人。
此外，每营还设有长夫180 人，是正勇之外的在编人员，分配在营部和各哨、队，担任“粗重之役”，兼有辎重兵和工程兵的职能。
湘军的编制有其自己的特色，其制度与绿营截然不同，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所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是以募兵制度代替了绿营的世兵制度，其编制则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统领招募若干营，自拣营官，营官又拣哨官，如欲更换统领，随即裁撤全军，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私属性。在财务权方面，湘军也不同于绿营，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对于湘军军费，国家财政并无专项拨款，开始靠官绅捐输或劝捐，同时由户部、工部指拨驻地附近的丁漕、饷盐、关税等税收，并经与地方督抚协商来谋求解决。
淮军产生于19 世纪60 年代初，它自成一系，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安庆组建淮军时，兵力为6500 人，后到上海，经过不断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同治四年（1865 年）已有兵力五万余人，洋枪三、四万杆，同时还有4 营开花炮队。由于它脱胎于湘军，所以营制、饷章、筹建方法也以湘军为样板。
勇营制度不同于绿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军队的私人化，而淮军则显得更加突出，它比湘军私人化的程度要深得多，在士兵招募制度上，虽同为将帅招募，但两军招募原则不同，它不同于湘军必募湖南山农，取保具结，而是随时随地招募，兼容并包，并不特重地方观念。其士兵成份庞杂，多无家室之累，长期以从军为生，因此很少有因思乡闹事的。其统帅大多为行伍出身，视军队为进身之阶，不愿轻易脱离，因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也加深了私人化的程度。淮军的饷源与湘军一样采取自筹制，但也不尽相同，它没有捐输和丁漕，厘金之外，又增加了关税，关税要占到兵饷的三分之一，说明它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
淮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西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一步。到上海之后，淮军迅速以近代兵器武装起来，从请人代购洋枪到与外国兵工厂直接挂钩，进而自已设厂制造，使其装备较快实现了近代化。截止到同治十三年（1874 年），共购买洋枪十数万支。从光绪六年（1875 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购置了后膛大炮486 尊。李鸿章创办的上海炸弹二局、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西式兵工厂也不断生产各种新式军人以保证供应，因而在武器装备上，淮军远远优于八旗、绿营以至同为勇营的湘军。除装备的“西化”外，淮军还注意用西法训练军队。一方面，李鸿章雇用外军军事教官，同时也挑选低级军官到国外学习军事，又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在兵种配置上，淮军也出现了变化，不但筹组了洋枪营，还成立了炮兵营。到光绪四年（1878 年），淮军仿德国军制建立新式炮队19 营，配备德国克虏伯后膛钢炮114 门，淮军也与湘军一样实行“长夫”制度，但长夫的职责已不仅是单纯的运输，而要担当修炮台、疏河、修路等工程，性质已类似工程兵。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淮军的出现及其初步“西化”是清代从传统陆军向近代化新军过渡的重要阶段。
（六）太平天国兵制作为与清王朝相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太平军，以与清军相抗衡，这支农民革命军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其军队组织也较严密，远非历代农民革命军所能比拟。早在密谋反清的起义准备时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秘密制订了官制、军制。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按《周礼》兵制中军、师、旅、卒、两、伍的系统进行编制组织。太平天国的兵制实际上是洪秀全等从其宗教教义出发，根据实际作战的需要，吸收了中国古代军制的长处后建立起来的。
从军事领导体制看，太平天国前期实行的是君主政体下的军师负责制。
起义初期，在天王洪秀全之下，设立军师之职，有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肖朝贵）、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冯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韦昌辉）以及左军主将（石达开）。永安建制后，东王杨秀清被授予军事领导的全权，从而正式形成了君主政体下的军师负责制。制定军事条令、部署重大军事行动、任免升降军官、决定刑赏等都听命于正军师，天王不过“画诺”而已。天京事变后，杨秀清、韦昌辉死于非命，石达开出京，洪秀全收回军政大权，自己兼作军师，即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军事领导体制有了新变化。咸丰八年（1858 年），洪秀全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以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率为新设之官，居朝官之首），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兼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兼副掌率，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不久，杨辅清任中军主将。咸丰十年（1860 年），又增设四方主将，以至主将越封越多，泛滥成灾。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军设军帅一人，统辖官兵13155 人，一军管辖5 个师；师设师帅一人，管辖5 个旅2630 人；师下为旅，设旅帅一人，管辖5 个卒525 人；旅下为卒，设卒长1 人，管4 个两104 人；卒下为两，设两司马1 人，管5 个伍25 人；两下为伍，设伍长1 人，管4 个伍卒。在一军之中，以师帅为营官，按前、后、左、右、中次序分为5 营。营之下始分设旅、卒、两等军事单位。军是太平军编制的基本单位，军的组织与指挥系统均较严密。一军之中，长官为军帅，平时负责管理训练，战时负责结营扎寨。但军帅并非一军的最高长官，军帅之上还设有监军和总制，监军负责一军的调度，指挥；另设职同监军和各种典官负责后勤供应。总制则总管一军的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是一军的最高长官。太平军从广西起义时，部队只有陆营，共编为10 个军，定都天京（今南京）后，扩大到95 个军。从兵种看，也从单一的步兵扩大到包括步兵、工程兵（土营）、水师（水营）和骑兵、炮兵的多兵种组织体制。太平军主要兵种是步兵，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如北伐军中的马队）和炮兵（如李秀成属下的呤唎小炮队）。工程兵创建于咸丰二年（1852 年），名为土营，由数千名湘南煤矿工人组成，编为两个军，担当筑工事、挖地道、埋地雷等任务。水营于咸丰二年（1852 年）冬在武昌成立，船只近万艘，定都天京后，正式建立水师5 个军，不久又扩编成9 个军，船只万余艘，由提督水营事务唐正才指挥。但多以民船为主，战斗力不强，以后建立造船厂，加强训练，战斗力有所提高。但经过湘潭、汉阳小河、田家镇三次战役，水营损失较大，从此一蹶不振。
太平军还建有女营，早在金田起义时，即设有女营，定都天京后，又重新组织建立了女军40 军。每军设女军帅一人，并以监军、总制统之，军帅之下，直辖卒长25 人，辖官兵2625 人，女总制之上又设将军、指挥、检点、丞相、直至女军师。女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日常劳动，有时也担任城防警戒、挖掘壕沟等工作，一般不参加征战，到咸丰五年（1855 年），太平天国恢复家庭制度，女军制度也随之撤销。
太平军的装备基本是刀矛，后来从清军手中缴获了一些洋枪、洋炮，同时一些同情太平军的国际人士也把西洋新式武器传入太平军中，但为数甚少，火器没有能广泛使用。因铁器不足，也配备了一些竹制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洋枪、洋炮逐渐用于作战，洋枪主要是欧制的双筒枪、滑膛枪和左轮手枪；洋炮主要是旧式的前膛铁炮，也有少量的新式后膛炸炮（或叫开花炮）。
太平军还很重视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即所谓“练习天情”和“操练武艺”。思想政治教育寓之于宗教说教的形式中，咸丰四年（1854 年）颁刻的《天情道理书》就是一部通行的基本教材，用太平军的斗争史教育战士“去邪从正、返朴还淳、修炼成人、同归真道”。每至一地，太平军都要集众宣讲道理，进行政治动员，发动群众，鼓舞土气。在军事技术训练方面，分集体操训和个人技艺练习两个部分。集体操练包括队列操练、阵法排练，注意吸取中国古代兵法的优秀遗产。太平军还很重视军事演习（称为“试兵”），以防止士兵懈怠，提高部队的指挥和战斗能力。咸丰五年（1855 年），太平天国颁布了《行军总要》，这是一部总结行军作战经验的兵书，内容包括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9 项29 条，这些号令是军队在作战时应当遵守的条规。同时，太平军还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在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颁布过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和傩”即共同商量，双方同意，融洽无间），各遵守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咸丰元年（1851 年）又刊刻颁布了《太平条规》（包括《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各十款）。要求官兵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上的管理制度对维持军队内部、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新兵增多，成份复杂，纪律开始松懈，良好的军容风纪受到了破坏。
（七）水师与海军兵制清朝的旧式水师并非一个独立兵种，而是附属于八旗、绿营之内的专业兵种。顺治八年（1651 年），正式定制，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
八旗水师包含在驻防八旗之中，以营为基本编制单位，每营官兵由百余名至千余名不等，营的长官视驻地、人数的不同分别由副都统、参领、佐领担任，受驻省将军节制。清代先后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吉林、旅顺口、天津、京口、乍浦、广州、福州等地设立了10 个八旗水师营，人数不足万人。
绿营水师是清代旧式水师的主力，承担着海防的主要任务。凡有水师的省份都设有水师提督或水陆提督，统辖全省水师。基本建制为营，分为本标营（直辖）和分防营（分驻各地）两种。每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充任统将，水师营下又分哨、司两级，哨由千总统领，司由把总统领，人数多少不等。外海水师设于直隶、山东、福建等省，内河水师设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省，而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则外海、内河水师兼备，全国绿营水师的总额估计在15 万到20 万人之间。
清代旧式水师装备落后，战船名目繁多，均为木制，容易朽蚀，动力主要靠人力划桨摇橹，辅以桅帆，甲板上不设防卫设备，因而防护性能极差。水师的武器分火器和冷兵器两大类，船炮为泥模铁铸，前膛装弹，炮管无膛线，威力不大。火枪为火绳枪，射程近，杀伤力小，冷兵器则是刀、矛、弓箭等传统武器。
由于驻防分散，军制落后，装备陈旧，缺乏训练，积重难返，绿营水师日趋腐败和废弛。因此，当太平军兴起时，绿营水师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湘军水师遂代之而起。湘军水师的营制已如前述，它不同于绿营水师的特点则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编制严谨，水师分营、哨，营以上辖于分统，分统隶属统领（由彭玉麟和杨载福两人分任内湖水师和外江水师统领），统领隶属于大帅（曾国藩）。这种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的私属关系，有利于提高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第二，湘军水师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军种，不像绿营水师那样只是陆军的附属物，它具有独立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只担负出征作战的任务，并无驻防之责；第三，湘军水师采用了新式武器装备。咸丰四年（1854 年）曾国藩从广州购置洋炮600 尊以装备水师。战船虽仍为旧式，但均为特制的新船，坚固耐用，因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从19 世纪60 年代以后，清朝开始筹建近代海军。同治二年（1863 年），曾花费107 万两白银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从英国购买了8 艘轮船，由一名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招募600 名英国海军官兵，并率领来华，这是一支有很大特权的“中英舰队”，最后，发现上当的清政府决定予以遣散，白白耗费了67 万两银，却一无所获。同治五年（1866 年），清政府创办了马尾船政局，自制兵轮，筹建海军，被称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同治八年（1869年），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至同治十三年（1874 年）造成轮船15 艘。同时，江南制造总局也开始自造轮船，到同治十年（1871 年）造成兵船6 艘。但造船价格昂贵，旦多系旧式，因此清廷又采纳向外国订购军舰的建议。光绪元年（1875 年），北洋和南洋分别向英国订购了共8 艘炮舰，命名“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与此同时，广东、福建两省也从英、德、法、美购进了一些军舰，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海”三支舰队。
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海军在马尾受到毁灭性打击，清廷遂集中力量加强北洋海军的建设。光绪十一年（1885 年），李鸿章从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7000 吨级的铁甲舰和“经远”、“来远”两舰，又从英国订购了“致远”、“靖远”两艘巡洋舰。10 月，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大臣，善庆、曾纪泽为帮办。至光绪十四年（1888 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舰、运输舰、通讯舰、鱼雷艇共25 艘。北洋海军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在威海卫设立海军提督衙门，聘请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总教习，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整个舰队编为中军、左翼、右翼、后军四队，中军有“致远”、“靖远”、“经远”三艘巡洋舰；左翼有“镇远”号铁甲舰，“来远”、“超勇”两艘巡洋舰；右翼有“定远”铁甲舰和“济远”、“扬威”两艘巡洋舰；后军有海岸炮舰6 艘，鱼雷艇6 艘以及练习舰3 艘，运输船1 艘。官佐定员为海军提督1 人，总兵2 人、副将5 人、参将4 人、游击9 人、都司27 人、守备60 人、千总69 人、把总99 人、弁兵4000 人。
北洋舰队的操练制度是平时小操，每月大操。入冬后，南下与南洋、广东水师合操。每隔三年，由钦差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检阅。
光绪十四年（1888 年），海军衙门编写并颁发了《北洋海军章程》，章程共分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14 部分，是晚清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文件之一。章程主要采用英制，同时也参照了德国海军规程，内容详尽，有利于我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但北洋海军的编制也存在许多落后的东西，比如舰队分为左、右、中、后四队，以1 舰为1 营，都是沿袭了旧的军制。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清政府决定重建，以后在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并向英、德两国订造军舰。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共有巡洋舰5 艘、驱逐舰2 艘、鱼雷舰8 艘，使重建的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叶祖珪被任命为统领。宣统元年（1909 年），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以宗室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把海军划分为巡洋和长江两个舰队。巡洋舰队负责海防，以程璧光为统领；长江舰队负责长江河防，以沈寿堃为统领。舰艇的归属也重新进行调整，巡洋舰队共有舰艇15 艘，其中巡洋舰4 艘、驱逐舰1 艘、鱼雷艇8 艘，练习船和运输船各1 艘；长江舰队有舰艇17 艘，其中鱼雷炮舰2 艘，炮舰12 艘，练习舰1 艘，运输船2 艘。宣统二年（1910 年）十一月，清政府又把筹办海军处改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并任命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即海军总司令），总管巡洋和长江两支舰队，除中央直辖的舰队外，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奉天、山东、广西、湖北、安徽）还保留了一些舰艇。全国总计舰艇135 艘，共51627 吨，但大多为小舰艇，且装备陈旧，很难出洋作战。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中国近代海军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八）新军兵制清末编制新军是从胡燏棻在天津以南的小站创练“定武军”开始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胡燏棻招募壮丁，模仿德国军制组建10 个营。不久由袁世凯接办，改名“新建陆军”，经过整顿、扩充，作战兵力达7000人，另外还有长夫、伙夫、马吏3800 人。
新建陆军是中国近代最早采用西方陆军编制的军队。实际设有步兵5营、火炮1 营、骑兵1 营、工程兵半营（没有达到营制的要求）。步兵营每营分4 队，每队分3 哨，每哨6 棚，全营官弁兵夫1544 人。炮兵营分左、右队和接应队，每队3 哨，左队每哨9 棚，装备重炮18 门；右队每哨8 棚，装备快炮24 门；接应队每哨6 棚，装备马炮18 门。全营官弁兵夫1651 名。骑兵营分4 队，每队分3 哨，每哨分4 棚，全营官弁兵夫809 名。工程营分桥梁、地垒、雷电、修械、测绘、电报等6 个司队，每司队又分若干队，官弁兵夫521 名。新建陆军的总部机关设有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
与此同时，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江宁（今南京）创练了另一支新军——江南自强军。自强军设步兵8 营，每营分3 哨，每哨分5 排，250 人为1 营；马队（骑兵）2 营，每营分3 哨，每哨分5 排，1 营180 人；炮营2 营，每营分4 哨，每营共200 人；工程兵1 营，共100 人。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自强军由刘坤一接办。该军实有步、骑、炮兵共11 营，兵丁2580 名。该军主要参照德国营制，其营的建制单位相当于德国连的编制，自强军的编制比中国的传统编制要合理和科学得多，但残留着勇营制的痕迹。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 年9 月12 日），清政府颁布改革军制的上谕，军制改革在全国展开，制定新军编制一事交给了各省，因此新军编制出现了各种模式，除德、日等外国模式外，还有沿用勇营式、制兵式等旧有编制的，实际上大多数省份军队编制依然如旧。光绪三十年（1904 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奠定了新军军制的基础，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按《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 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 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 名）、马队一标（官兵1117 名）、1 个辎重营（官兵754 人）、1 个工程营（官兵667 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常备军的编制与中国传统营制已完全不同，成为一个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单位，这是一种适合形势需要的现代化编制。
清政府计划编练常备军36 镇，并在全国统一番号。光绪三十一年（1907年），正式批准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到1912年完成，但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只编成了14 镇、18 混成协和禁卫军2 协。新军军制的基本特点是“中西兼用”，既采用了资本主义时代军队的编制、结构，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军制的成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军制的痕迹，尽管在其形成过程中，封建成分在逐渐减少，不过总的说来，新军军制的确立毕竟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六、清代的军事经济（一）军事经济制度1．八旗兵的旗地、粮饷制度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满足满洲贵族占有土地的欲望和维持八旗兵的生计，曾在近京各州县圈占土地。从顺治元年（1644 年）到康熙五年（1666年），在北京500 里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土地166794 顷，这些土地一部分成为贵族庄园，一部分则拨给八旗人丁做为负担兵役的份地。每一名旗兵给地一顷二十亩，壮丁每人授田五响，以保证旗人承担兵役。但由于八旗兵丁连年在外征战，因而清政府又规定，出征旗兵，可退还旗地，领取粮饷；并允许旗兵有条件地买卖旗地。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又颁布了八旗之间买卖旗地的法令。八旗兵丁的份地制开始转化为个人土地所有制，而清政府仍拨给兵丁少额土地，以尽量维持八旗兵役制度。如乾隆十五年（1750 年），清政府将奉天旗地158280 响授给旗兵（马甲每名授田10 响，步兵每名授田5 响）。嘉庆时，又在奉天开垦马场389730 亩作为旗兵的“伍田地”。
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也是在清朝定都北京后创立的。当时规定前锋、护军、领催、骁骑校，每月给饷银2 两，步军1 两。到康熙时，八旗兵饱银增长了一倍，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每月给银4 两，骁骑、铜匠、弓匠每月给银3 两，同时以上人等一年支米48 斛；步军领催每月给银2两，步军1．5 两，同时每年支米24 斛；炮手每月给银2 两，一年支米36斛。但旗兵的开支多（如机械与马匹的保养）、负担重，随着人口增加，饷有定额，生活日益艰难，其至负债累累，八旗兵丁的生计成了严重问题，以致不断发生要求改善粮饷待遇的事件。为此，清政府试图采取屯垦办法以缓和矛盾，但效果并不显著。
2．军屯制度清朝初年，由于征战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饷严重缺乏，极大地影响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当时一些官员提出：“见今粮饷不敷，若全藉部接济，似非久远之计。况地方事多，未可裁兵，惟有兴屯一法，即能足食兼可强兵，而弭盗安民亦在是矣”①。于是陕西、四川、湖南、贵州、两广等地的驻防绿营兵开始相继屯田，以佐军需。顺治七年（1650 年），四川巡抚李国英组织军屯，垦地10 余万亩。顺治十年（1653 年），川陕三边总督孟乔芳调步兵2000 人屯田。顺治十二年（1655 年），五省经略洪承畴在湖南实行兵屯。
康乾时期，清政府又令绿营兵在北部和西北地区实行军屯。当时准噶尔部在西北虎视眈眈，清廷遂命绿营兵在科布多、巴里坤屯田，且战且守，后又在乌兰固本、吐鲁番、哈密相继开屯，从而控制了西北地区的局势。乾隆时期，清军在新疆大举屯田，基本上保证了入疆清军的粮饷供应，同时对于
① 《孟忠毅公奏议》，第46 页。
恢复当地经济、巩固对边疆的治理也产生了良好作用。新疆军屯主要集中在天山北路，约有238600 余亩，而南路屯田仅49400 余亩，不及北路五分之一。南北两路屯田每年可交粮18 万石，除实现军粮全部自给外，还可余两万石。清朝对军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并设置了负责军屯的兼职、专职官员，不仅对辖区屯田的规模、扩展计划都有统筹安排，并且详细筹划了所需牲畜、农具、种籽、口粮。在伊犁屯田之前，清廷即令陕甘总督兼辖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以后又设塔里巴哈台参赞大臣，总理驻防屯田官兵事务，设乌鲁木齐提督专理乌鲁木齐、玛纳斯、晶河、巴里坤等地绿营屯田，设巴里坤、伊犁总兵，专管所属屯田事务。对于屯田年限也根据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开始为三年一换，后为提高军屯实效，改为五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又允许屯兵携眷而耕，以使其安心农作。遇到灾年减产，国家还给予屯兵额外赏银和粮食，以保证其生活。这些政策的实行，保证了新疆军屯的实行和发展。3．解饷、协饷制度所谓解饷、协饷实际上是一种军饷解运调拨的手段，也是清政府维持军队需要，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措施。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消长，并对清朝的军事、经济、政治产生影响。
协饷又称协拨，是指每年春、秋两季，各省上报库存银款，经户部核实和全年开支预算后，指定有余的省份拨银给不足的省份，并限令于4 月、9月两次完解。如余款悉数解交户部，称为解饷，或称京饷。
边远地区较为贫瘠，却往往驻有重兵；江南一带比较富庶，驻军却相对较少，这就形成了地方财政收入与军费支出之间的不平衡，因而需要省际协调。据统计，康熙十一年（1672 年），受协济的省份有云南（170 余万两）、贵州（50 余万两）、福建（160 余万两）、广东（120 万两）、广西（17—18 万两）。光绪年间，受协济省份有直隶、奉天、陕西、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而协济别人的省区则有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协济陕西），湖广、浙江（协济四川、云贵）等。解饷（京饷），每年大致需银600 余万两，主要用于维持驻扎京师一带的八旗兵10 多万人以及东三省旗营（3 万多人）。京师驻军的饷粮则依靠漕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八省所征粮食，除本省需用外，每年都要运往京师。顺治初年，岁收漕粮400 万石。
解饷、协饷在中央由户部统一掌握，地方则由布政司主管，按户部指令具体执行，遇有重大征战，军饷由户部直接拨发，或责令战区附近省份调拨，领兵将领并无饷权，地方督抚也无权支配战时协饷。由于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了军事财政，所以督抚将帅不能称雄一方。但由于清廷的财务制度既不完整，又不细密，地方往往有可乘之隙，加之税收制度又没有即时调整，财政困难日益显露。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后，清廷已无法承担军费开支，听任军队自辟财源，解饷、协饷制度也就解体了。地方督抚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中央政府就难于驾驭他们了。
4．厘金制度厘金，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税。咸丰三年（1853 年），由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一带创办，以后推行到全国。雷以諴因捐输告匮，饷源枯竭，遂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在仙女庙一带“捐厘助饷”，值百抽一。咸丰七年（1857 年），清廷将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成为经常性的财税制度。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直接导致厘金制度产生的动因。当时清廷统治区域缩小，税收急剧下降，而军费开支浩大，连年入不敷出，历年储备耗尽，为另谋生财之道，才创立了厘捐。厘金开办的头几年，各省都将这项收入直接解送军营粮台，以供军需。从咸丰三年（1853 年）到同治三年（1864 年），厘金收入总额竟达一亿两。同治八年（1869 年）至宣统元年（1909 年）40年中，平均每年厘金收入在1537 万两至1571 万两之间。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二十年（1894 年）厘金收入要占到清政府总收入的17％到20％。为巩固封建统治，绞杀农民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厘金没有什么统一的制度，从局卡设立、章程制定、人员委派、收支造报都由各地督抚自行其是。各省可以随意增订税目、提高税率、滥设局卡、广取经费，经手人则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因而制度混乱、弊病丛生。仅从税率一项看，开始货估百两，抽厘一两，一起一验，征收两次，税率为2％；湖南“值百抽二”“一税一厘”，加上东征局（1860—1864 年设立）多抽的半厘，税率合计为5％；江苏“值百抽五”，“遇卡完厘”，至少在10％以上。广东为7．5％，江西、福建、浙东高达10％。厘卡的设置也漫无限制，“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据不完全统计，光绪末至宣统间，全国有局卡2236 个（还不包括私卡）。大大小小的官卡、私卡遍布全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严重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5．太平天国的公有共享制度公有共享是太平军经济生活的一项基本制度。太平军起义之初，就过着一种公有共享的生活，金田起义时，参加举义的人都变卖了田产屋宇，所得现金均缴给公库，全体成员的衣食均依赖公库供给，攻克永安州后，正式定名为“圣库”制度，其原则与要求为：“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均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在太平军中是自始至终实行了的，这对保证战争所需的物质供给起了重要作用。圣库的物资储备及其供给通过两种途径取得，一是从敌军中缴获；另一是向民间征集。向民间征集是主要的军需来源，其办法有打先锋、购买和纳贡等。打先锋是指太平军用武力强迫地主、官绅交出窖藏资财。他们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派出专门部队，对地主官绅逐户搜索，尽取粮米钱财；购买是另一项重要军需来源，卖主为行军沿途的军民；纳贡是指太平军向城镇四乡居民发出告示，限期要求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饷，百姓通过统一组织纳贡领牌。此外，在太平军根据地内，还通过乡官向居民科派，获取军需。
在分配制度上，太平天国采取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各级人员没有固定俸禄，生活费用均取自圣库，其区别只在肉食供应上，一般军官每7 日发钱100文，普通士兵减半。士兵平均每人每天向圣库领取粮食1 斤有余，油6 钱。在当时，这样的生活水平是不低的。
但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军事经济制度不可能真正坚持到底，农民阶级狭隘的私有观念不断冲击着公有共享制度。进入南京后，腐败现象日趋严重，高级官员大量聚敛财物，侵吞公产，追逐享乐，私欲横流。圣库制度有名无实，公有共享的理想终成泡影。
（二）军事经济政策1．清军入关前的“计丁授田”政策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后，综合了明朝的军屯制和后金的牛录屯田制，实行“计丁授田”政策，把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弃的土地30 万日（1日合田6 亩）授给满人、汉人耕种，每男丁授田6 日（5 日种粮，1 日种棉）。纳赋的办法是，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当兵，一兵应役。这只是平时之制，逢有大规模战事，兵役、徭役都会大大加重。这是一种劳役地租形式。一年多后，改为实物地租，规定：汉人3 丁纳粮2 石，20 丁抽兵1名，服役1 名；满人300 丁纳粮200 石，3 丁抽兵1 名。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为后金政权提供了大量军粮和劳动力。30 万日土地分给5 万个丁耕种，3 丁耕官田1 日，可耕17000 日（折合10 万余亩），以亩产1.5 石计，可收谷15 万石，相当于45000 名战士全年的口粮。同时授田壮丁从军服役，也保证了后金的兵源。所以说“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为后金政权在辽东地区站稳脚根提供了经济和军事的保证。
2．圈地政策清王朝入关后，推行圈地政策，支持满洲贵族疯狂掠夺土地。从顺治元年十二月（1645 年1 月）起，清政府曾三次（1645 年1 月、1645 年11 月、1647 年2 月）下令圈地，在京畿一带圈占土地16.3 万多顷。被圈土地名义是“无主荒地”，实则早为农民耕种。在圈占时，还往往“捐民地为官庄，作私田为无主”，明目张胆地霸占有主熟地。
被圈占的土地统称“旗地”，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兵丁。皇室和王公占有的土地称为“皇庄”和“王庄”，八旗官员和兵丁占有的土地一般称旗地。清王朝采取圈地政策，一方面是为满足满族王公贵族的剥削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圈占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八旗兵的需求。因为清政府并不负担八旗兵的装备，作战用的马匹、器械都要由八旗兵自备，入关前实行“计丁授田”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入关后的圈地仍服务于这一目的，因而八旗官兵的旗地占圈占土地的绝大部分（达14万余顷）。
但土地圈占之后，使被圈地区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流民问题更加严重。而得到土地的八旗士兵因兵役繁重，也无法耕种，致使大量土地荒废。这种专横的掠夺政策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也不符合清政府的长远统治利益。顺治四年（1647 年），清政府明令“永远禁止”对民间田屋的圈占，以后又再三下令禁止圈地，直到康熙八年（1669 年）延续了几十年的圈地才基本停止了。
3．开源节流政策清朝初期，战争频繁，军费开销很大，财政窘困，于是政府多方设法开源节流，力求使财政收支保持平衡。
“开源”的主要措施是捐纳。捐纳始于顺治年间，现任官员通过捐纳可以加级，一般人也可以捐纳得到旌奖，但不能直接捐官。康熙年间，为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清廷决定暂行捐官，通过出售500 多个知县空缺，获捐款银200 多万两。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又屡次开捐，获银7000 多万两。另外的开源之道是盐商“报效”。雍正年间，芦商捐银10 万两，为报效之始，以后乾隆年间多次用兵以及嘉庆时镇压白莲教，各地盐商“报效”总数不下3000 万两。
“节流”指节省开支。顺治、康熙等皇帝都提倡节俭，皇宫中的开支较之明代大大减少。康熙帝即位后前36 年花费还不及明代一年的开销。此外，裁减宫监和官员也是节流的措施。
4．太平天国的军事经济政策太平天国军事经济首先是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夺，其主要措施有“贡献”、“打先锋”和“派大捐”等。贡献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求得贡单以免祸；“打先锋”是专门针对地主豪富的，主要是剥夺地主资财；“派大捐”前期属于科派的一种，后期多以捐助军饷的名义进行，对象是地主大户。其次是“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项政策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 年）颁布施行。1854 年春，天朝总圣库的库存银锐减至30 余万两（建都南京之初，总圣库贮金银量为1000 万两），天京发生粮荒，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颁布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项政策既允许业户（中小地主）收租完粮，也在“田产没公”、地主逃徙的地方允许佃农直接向乡官交粮。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小地主起到分化和争取的作用，从政治上分化了敌人；在经济上则达到了“以充军储而裕国课”的目的。在实行这一政策的当年，皖、赣各郡县征收的钱粮就通过船只顺江而下，源源解济天京，缓解了缺粮危机。以后，克复苏、浙，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以江南粮赋收入，供应了数十万大军。但这一政策的实行也容易使地方政权蜕化变质。太平天国对商业、手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首先，在天京城内没收商贾的资本货物，收归圣库。实行一种带有公营性的新型商业，在天京城内严禁私人贸易。对手工业者组织“诸匠营”“百工衙”（共37 种衙），但天京城外的私营商业并未取缔。后来还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实行低税率的工商业税制，货物只缴纳一次税款便可通行无阻。
5．晚清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政策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求变革中国的军事经济，并具体提出了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三项“长技”：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其中主要是发展军事制造业。
从19 世纪60 年代开始，一部分握有实权的清朝官员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应付内外危局，必须学习西方长技。经过清朝政府的批准，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出现了一个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求富求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 年12 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从同治四年（1865 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 年），洋务派共创办了近代军工企业15 所，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光绪十六年（1890 年），张之洞又在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成为军工企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这些军火工厂都是“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但也使得中国近代军事经济一开始就对西方列强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求强必须求富，“中国积弱，由于患贫”，因而他们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从70 年代初到90 年代初共创办了20 多个以“求富”为目的的近代民用工业，包括采矿、炼铁、纺织以及电讯、铁路、航运等基础工业，其中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电报总局等。这些企业为军事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原材料，以及运输、电讯等服务手段，同时也提供了资金，从而有利于中国近代军事经济的发展。
（三）军费与军需供给1．清前期的军费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有足够的经费做保证，否则将一事无成。清前期的军费可分为常额军费和战时军费两部分。常额军费的主要部分是“饷乾之款”（包括兵饷、武官俸饷）以及武官养廉、兵丁赏恤、兵器制造等。
顺治初年，清廷制定了兵饷制度，每月饷银八旗兵丁2 两，匠役1 两；绿营马兵1 两5 钱，步兵1 两。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全国统一饷制，八旗兵月饷增至4 两，岁支米48 斛（24 石）；绿营饷制基本没有变化。武官的俸饷，正一品岁俸180 两，米180 斛，以下递减至外委千总，仍有银23两，米23 斛。官俸之外，八旗军官还有随甲银和丁粮马乾，绿营军官则有亲丁名粮等名目的额外饷银（实际上是一种吃空额的办法）。
为了改革军官吃空额的办法，从乾隆十六年（1781 年）起，武官也仿效文官的补贴办法，给予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往往要超过正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比如直隶提督的俸银是82 两，而养廉银却达到2000 两。这一项支出，每年总数达到200 万两，这样沉重的负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严格控制，并逐步给予裁减。“兵丁赏恤”是用来解决士兵的婚丧嫁娶支出，以稳定军心，这项支出每年也需银40 多万两。清廷对八旗士兵更为优待，为解决其生计问题，还不时给予特别赏恤，仅康熙年间两次特别赏恤就支银1190 多万两。军费支出的另一大项是用于兵器制造。清军使用的兵器，除弓矢、刀箭等冷兵器外，也有火器（火炮、鸟枪）、战船等。火炮一般在16 万尊左右，鸟枪则有二十七八万杆，外海、内河战船近2000 艘，这些武器的制造和维护都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钱。以上都是直接的军费开支，除此之外，还有为军事服务的其他支出，如设驿站、修驿道、修漕船、治河道等。
在常额军费之外，遇有战争，还要增加特别费用，即战时军费。其名目有战时行粮（包括俸赏银，行装银以及盐菜口粮）、战时赏恤（分军功赏赉、出征阵亡病故赏赉、阵伤赏赉三种）以及武器装备消耗后的补充、军事运输费用等。
清朝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很难有严格的划分，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得不以举国财力，全力以赴。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时，对内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号称“十全武功”，仅金川之役（两次）、新疆准回之役、缅甸之役、廓尔喀之役等五大战役就耗资14252 万两。总之，清代前期军费开支是相当庞大的。
2．清朝后期的军费进入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入侵，较大规模的战争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次，加上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全国，清政府的军费支出更是扶摇直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军费支出，据《清史稿》记载是“一千数百万两”，并没有包括各地的追报数，其实应为2000 余万两。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族人民起义而支付的军费，据不完全的奏报统计，共达4.2 亿两。收复新疆之役，仅三次举借外债就有1300 万两。甲午战前，清政府举借外债4590 万两，其中用于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约为980 多万两；用于对外战争的为1450 万两。至于常年的饷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各省防军和练勇共有36 万名，岁需饷银即达2000 余万两。
发展近代海军，需要投入更多的军费。福州船政局从创建到甲午战争爆发28 年间，造船34 艘，支出白银1400 万两。甲午战争前向国外购买船舰，粗略估计也在1800 万两左右。光绪十一年（1885 年），海军衙门成立，由户部奏明，海防常年经费400 万两归海军衙门管理，但这项发展海军的专款却常被挪做他用，如慈禧太后挪去修颐和园就不下2000 万两。甲午战争期间，为补军费之不足，清政府先后举借外债四次，总计4300 多万两，军费开销之巨，可想而知。至于因战争失败而支付的赔款，那就更是天文数字，仅从甲午一役看，战后为偿付日本赔款，就先后三次大借款，总计3 亿两，连本带利共6 亿多两。八国联军之役后的庚子赔款，数额之大更是惊人，本息总计竟近10 亿两。
3．湘军的军需供给曾国藩创建湘军是比较特殊的，这支军队既非经制之兵，又无部拨额饷，所以他不得不把筹饷放在第一位。湘军具有一套特殊的后勤保障制度，它不受户部、兵部的控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而是自己筹集，自成系统，湘军自设有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负责饷械筹集和运输。当成军之时，全军约1.7 万人，每月饷银8 万两，以后陆续发展到同治元年（1862 年）时，已达12 万人，所用军需自招募到解散将近3000 万两。
湘军这宗巨额军费是如何筹措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就地筹饷”，这种做法本来为清朝制度所不允许。按照清朝的制度，是不给将帅筹饷权力的，军队的饷需都由户部掌管，直到咸丰初年，还守此制。但自咸丰三年（1853年）后，这种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湘军就地筹饷的具体办法包括：办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等。
捐输是湘军筹款的主要手段之一，由曾国藩开单咨部，由户部颁发职衔、封典、空白执照，随时发给捐生；运盐抵饷是用盐课所得来筹饷；兴厘金是由湘军统将就地设卡抽厘以自给；拨丁漕即从一些省份漕折项下提用充饷；提关税是指从江西、安徽关税收入中提取饷银；请协饷是奏请协拨，另一是自行请求疆吏协济；收杂捐，包括亩捐（按亩捐钱）、抵征（按亩捐钱以抵正赋）、米捐、茶捐等名目。而就地筹饷的必然结果是造成督抚专擅地方财政的局面。
4．太平军的军需供给太平军的军需包括军械、火药、衣物、粮食、席帐等方面的供给，太平军虽然建立了各级政权，但因根据地不够巩固，所以军需制度也不健全。在太平军根据地内，主要通过科派或购买来获取各种军需物资，而在作战时，军需的取得主要是通过缴获和向民间征集。
太平天国初期，军需的来源主要靠对敌人的缴获，咸丰元年（1815 年）
初秋，太平军从金田突围时，大败向荣部清军，尽得其银、粮、被服等军需用品；攻克永安州后，除缴获了银两、武器外，所得粮食足够半年食用。进攻长沙时，沿途得到大量的军装、粮食，抵长沙后，获粮10 万余石，攻克武昌后，缴获的金银、缯布、器械、米盐装满了百艘大船。在武昌、安庆、黄州、九江等地共得库银百余万两，攻破南京后，所获银钱物质更多。
向民间征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贡献”（俗称“进贡”）。太平军攻克武昌后，“令户有金帛珠玉者悉出以佐军”①，并在城中设进贡公所，贫者不贡或少贡，富者则多贡，并发给“贡单”与执照。各乡村进贡后，收贡者发给收据和红布安民旗一面，以便给予保护。太平军攻取郡县后，设立了城乡行政机构，由乡官负责征集银粮物质，这就是“科派”，在农村则按田亩均摊，这已是一种不完备的赋税。到咸丰四年（1854 年）夏，又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从此田赋收入成为“圣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之，太平军对军需保障是比较重视的，但却缺乏统一的、组织严密的军需保障系统，这对它的军事行动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 册，第572 页。
（四）兵器制造与引进1．清前期的兵器制造咸丰朝以前，清军的兵器制造和装备一部分是传统的冷兵器，一部分是旧式的火器。冷兵器又分为长短兵器、发射兵器和防御兵器三类。长短兵器有刀斧、矛戟、椎梃等，刀的式样可分为20 余种，枪的式样也有10 余种。发射兵器主要指弓和弩。清代的弓分为御弓和军民弓两种，弓杆的材料多用榆木、■木或用竹子；弓弦有缠弦（用丝线缠绕而成，用于习射）和皮弦（用鹿皮制成，用于战阵）两种。矢一般长3 尺左右，箭杆多用柳木或桦木制成，箭头以铁制成，用于战阵的主要有鈚箭和梅针箭。清代的弩有弩弓（单发弩）和连珠弩（可连续发射10 矢）之分，连珠弩威力较大。弩不但可以放箭，也可以抛射石弹。
清朝在入关前最初不会制造和使用火器，攻克沈阳、辽阳后，缴获了大批明军的火器，但没有加以重视和利用，只做为信炮使用。只是在明军西洋大炮轰击下屡屡受挫之后，才迫切感到必须掌握火器，他们一方面在军中使用缴获的明军火器，另一方面开始自己制造“红衣大炮”，后金组织了一批汉人工匠进行试制。天聪五年正月（1631 年2 月），制成了第一门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满人忌讳夷字改称“红衣”），命名为“天祐助威大将军”，“造炮自此始”①。两年后，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降清，不但使后金火炮数目有较大增长，而且质量有较大提高（有些火炮是从西洋直接输入的）。崇德七年（1642 年），皇太极命梅勒章京马光辉、孟乔芳率炮匠及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在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翌年，又派人率将士至锦州造炮。这一年，清军在锦州的火炮已有100 位之多（包括缴获明军之炮和新铸红衣大炮）。
清朝入关后，在康熙年间火炮的制造和使用又有新的发展。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火器，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1676 年），南怀仁共造炮120 位。十六年（1677 年）又造红衣大炮20 位发往军中。二十年（1681 年）南怀仁督造的240 位神威将军炮造成。并于翌年正月二十七日（1682 年3 月25 日），进呈《神威图说》一书，成为我国继汤若望《火攻挈要》一书后又一部讲解西洋造炮、用炮方法的书籍。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熙决定添造火炮。至二十四年（1685 年），共造成铁心铜炮85 位。二十五年（1686 年），南怀仁奉命再造30 斤弹子的平底冲天炮二位。清代火炮制造到康熙朝，共铸各种火炮957 尊。
清初另外一位对枪炮发展很有贡献的人是浙江钱塘人戴梓。他造成一种连珠火铳，比西方最早的连发快枪要早一个多世纪，堪称机关枪的雏形。但这一重大发明没有受到重视，也未曾在实战中使用，乾隆以后就失传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稳定，火炮的研制停滞不前。自雍正、乾隆以后，制炮技术没有什么发展，而且制造的数量也很少，嘉庆一朝仅铸炮55 尊。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使用的仍是清初的过时火炮。
① 《清太祖实录》卷八。
2．近代兵器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一些爱国志士在手工制造的基础上，曾试图参照西方兵器样式制造新式兵器，但清政府并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适应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需要，输入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同时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厂制造新式枪炮。从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1861—1894 年），30 年间共创办了兵工厂24 个，这样清军的武器装备开始逐渐由传统的冷兵器和旧式火器过渡到采用新式枪炮。
同治四年（1865 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在清朝的兵工厂中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从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年（1867—1894 年）共制造各种枪支41285支，各种型号火炮274 门，劈山炮311 尊，各种水雷563 枚，火药408 万余磅，各种枪弹近16 万发，各种炮弹近43 万发，格林子弹77 万余发，各式舰船15 艘。其他的造船厂、兵工厂如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也生产了相当数量的新式船舰、枪炮和弹药。
19 世纪中叶传入我国的洋枪洋炮基本上是前装枪炮，当时清军使用和仿制的洋枪主要有法国来复枪、米涅式步枪、燕飞来复枪和旧来复马枪。而前膛炮主要是加农炮和臼炮（俗称田鸡炮），一般称为开花炮。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我国开始自制线膛前装炮，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光绪初年，江南制造局开始仿制阿姆斯特朗要塞炮，到甲午战前，共生产了134尊。从60 年代开始，清朝开始引进生产近代后装枪炮。同治六年（1867 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美式林明敦边针后装单发枪。光绪九年（1883 年），又制成美式黎逸单发后膛枪。从70 年代开始，各种后膛炮（要塞炮、舰炮、野炮、山炮）也陆续传入我国，清政府于80 年代后开始仿制。90 年代以后，我国又开始输入和制造各种连发枪。光绪十六年（1890 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快利枪（五响），是我国最早生产的连发枪。光绪十九年（1893 年），湖北枪炮厂大量仿制德国88 式毛瑟枪，俗称“汉阳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东、上海的兵工厂先后仿制398 式毛瑟枪。同治元年（1862 年），美国发明了轮回枪，光绪十年（1884 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光绪四年（1878 年），英国研制成诺登飞连装管机枪，每分钟发射350 发，而仅仅过了6 年，金陵制造局就仿制成功。光绪九年（1883 年），英国人发明了马克沁重机枪，五年后，金陵机器局即开始制造，而英国陆军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开始采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丹麦人发明了一种两脚架的轻机枪——麦德森机关枪，五年后，广州机器局开始仿制。近代兵器的传入，使清军的装备在几十年内由中世纪跨入了近代。
3．太平军的军事装备太平车的武器装备除少量缴获的先进枪炮外，基本上是比较陈旧的，其步兵主要的武器是长矛，骑兵使用的主要是长刀。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火器，火器包括抬枪、管枪、小炮和各式大炮。据《行军总要》规定，一个两司马管兵25 人，限使用长龙（抬枪）二条，管枪（鸟枪）五条。太平军使用的大型火器有铁铸炮和铜铸炮，制作都比较粗糙，是一种旧式的前膛炮。太平天国后期，逐渐采用了洋枪、洋炮，其来源除了作战时缴获于敌军的外，也有自己仿制的，但在整个军事装备中占的比重很小，太平军使用的洋枪是欧制的双筒枪、滑膛枪、手枪（左轮枪）；洋炮是旧式的前膛洋铁炮，也有少量的新式后膛炸炮（开花炮）。太平军的军事装备，虽然在后期有所改善，但比之湘、淮军仍有较大差距。
七、清代的军事教育（一）清前期的军事教育满洲兴起、发展以及统一中国，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出于统治的需要，清廷在贵族学校及八旗学校中推行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教育，以保持满蒙贵族及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同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朝又在科举制度中设立武科，以求从民间网罗军事人才。
1．清前期学校中的军事教育清代学校制度，大体上沿用明代旧制，亦分中央设立和地方设立两大类，中央设立的有为一般性质的国子监及特殊性质的宗学、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在地方设立的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等，统称儒学。清代军事教育在中央、地方两级学校中均有体现。在中央设立的宗学、觉罗学、旗学中有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必修科目，但这些学校并非纯粹的军事学校，其军事教育只是兼习而已。在地方儒学中则以各府、州、县武生附儒学，习骑射。下面分别述之。
（1）宗学宗学就是教诲宗室子弟的学校。清制，奉努尔哈赤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顺治二年（1645 年），即建立宗学，设教习等官，“使宗室子弟咸涵泳于礼义道德之途，讲明于伦纪纲常之大，服习于书射翻译之业，练习乎文事武功之备”。由此可见，宗学一开始就是文武并重的。
顺治九年（1652 年），清廷在每旗设置宗学，凡未封宗室的子弟，年十岁以上者，俱入。每旗设满洲教官教习满文，其汉书听从其便。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清帝曾“遣内大臣等考验宗室子弟文艺骑射”①。但宗学文武并习成为定制却是在雍正二年（1724 年），当时规定：宗学校址设在京师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便）；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十九岁以上已曾读书者，亦听其入学。兼习骑射”②。宗学课程分三种。一为清书，设教习二人；二为骑射，设教习二人，由罢闲官及护军校善射者充任。三为汉书，每学十人，设教习一人。考课分月考、季考两种。月考分别等第，申报注册，季考于春秋二季由宗人府派人主持。修学以三年为期，期满及格，分别录用。
雍正十年（1732 年），由于宗学学生考试汉文、翻译成绩不佳，雍正帝下谕，凡宗室子弟不能习满文者，须娴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才。使不能习汉文者即娴武艺和清书。
（2）觉罗学觉罗学的性质与宗学相同。当初只有宗学，未能遍容觉罗，乃于雍正七
①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宗学》。
②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觉罗学》。
年（1729 年）设觉罗学。诏令每旗各立一衙门管辖觉罗，旁设十学，以期普及，凡“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令其读书学射，满汉兼习。。。十八岁以上曾读书者，亦准入学”①。课程也分清书、骑射、汉书三科，下设清书、骑射教习各一人，汉书教习每学学生十人设一人，待遇与宗学同。此学除在京师设立外，乾隆二年（1737 年），又在盛京设立宗室觉罗学，将宗室、觉罗合为一个学校。
（3）八旗官学八旗官学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 年），分八旗为四处，每处各立官学一所，专教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设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学生由各佐领下取二名，以二十名习汉书，其余习满书，课程与宗学同，必修骑射。此学属国子监管辖，故每日须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二季特重骑射，每五日演习一次，“其有偏向文学、怠于习武者，必奉旨严饬焉”②。可见，八旗官学培养的也是有“弯弓跃马之能而有成德达材之用”③的文武全才。
（4）其他旗学除八旗官学外，清朝还设有八旗教场官学、八旗蒙古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旗学，其教学内容和目的与八旗官学相同，含有必不可少的军事教育因素。
（5）儒学清代武学已非独立存在，而是以武生附于儒学。每回学政录取新武童生后，即造名册送兵部备案，同时把红案分发至各府、州、县学，武童生归当地儒学管辖，府、州、县学内无武学处则附文学教官管辖，该教官须造武童生名册移送同城武职，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刀箭，武生必须学习《武经》、《百将传》、《孝经》、《四书》等，以下届新生到学为满期。满期后，仍须按时督课，如有“骑射不堪、文理荒疏，以及品行不端者，许教官详请学政褫革”①。
2．武科清军入关后，科举制度沿习明朝，在开设文科同时，也设武科，以求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代武科与文科一样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下面分述。
（1）武童试武童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先由本县担任教习的武举、武弁、武生将所教武童姓名具结呈报，经审查合格，方准赴考。县试通过后尚须经府试、院试。武童考试时安排在文童之后，分三场。头场试马射，驰马发三矢以中一矢为合格。二场试步射，以发五矢中二矢为合格。马射、步射通过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以上两场为外场。三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为内场。考试外场时，由各省督、抚、提、镇于就近副将、参将、游击中选一别省籍贯者会同学政主考。
①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觉罗学》。
②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旗学》。
③ 《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旗学》。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九，《兵部·武科·武童生考试一》。
武生录取名额，顺治（1644—1661）年间，直隶各省无定额，京卫武童春秋两季由兵部主持考试，每季取五十名。康熙三年（1664 年），京卫武童改归顺天学政考取，三年一次，定额为一百名。其后各地名额都有所增减。武生取进后需入儒学学习，这已于上面述及。武生另须岁考，三年一次，不得无故缺考。武生无廪生、增生和贡生，但有举优，于学政任满时举行，由本籍教官开单申送，学政出具考语，然后到部，由礼部试文艺，由兵部试骑射，合格后请旨定夺，升入太学，准作监生。
（2）武乡、会试武乡试三年一科，以子、卯、午、酉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走在十月，在文乡试之后。考场各省设在布政司，直隶、顺天、奉天及各卫武生统归顺天乡试。中式者称武举人。其录取名额大致以文科半数。
武会试也三年一科，以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定在九月，各省武举会集北京进行考试。中式者称武进士。录取名额以一百至三百名不等。
武乡、会试皆分内外场，顺天乡试外场考官由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由翰林官两人担任，同考官从科甲出身的京员中派出四人充任。各省乡试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并委派就近省城的提督、总兵一人同考外场。武会试外场考官从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从阁、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中选两人担任，同考官则从科甲出身的阁、科、部员中选四人担任。会试知武举由兵部侍郎担任。
武科乡、会试以一、二场为外场，三场为内场。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毡球，以九矢中两矢为合式。二场试步射，射布侯（布制射靶），以九矢中三矢为合式。然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等技勇。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这是顺治二年（1645 年）的规定。顺治十七年（1660 年），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1674 年），对外场又作了变动，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箭靶，以九矢中三矢为合式。否则不许试二场。二场试步射，射大侯，距离八十步，以九矢中二矢者为合式。然后再试八力（十斤为一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弓必开满；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之刀，刀必舞花；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掇石必离地一尺。三项中能一、二者为合式，否则，不准入场。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步射大侯因距离太远由八十步改为五十步。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马射改二回，射六矢，再射地球一回，合计中三矢为合式。步箭靶距由五十步改为三十步，以六矢中二矢为合式。清初，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顺天乡、会试由内场考官出题，各省乡试由巡抚出题。论题用《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三略》、《六韬》。康熙十八年（1709 年），因《武经七书》文义驳杂，限定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书，并增用《论语》、《孟子》出题。其后，武科乡、会试内场改为论二篇，时务策一篇。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裁《四书》论一篇，仅留《武经》论一篇、策一篇。
武科乡、会试虽有内、外场之分，但在实际录取时以外场为主。嘉庆十二年（1807 年）由于应试者多不能文，内场策论改为默写《武经》某一段，约百余字。此后，内场考试几同虚设。
嘉庆六年（1801 年）后，武会试开始推行复试，复试不符者停殿试一科，三次复试不合者，除名。道光十五年（1835 年）后，顺天乡试也开始推行复试，而各省武乡试中复试之实行则是在咸丰六年（1856 年）以后。
（3）武殿试武殿试于会试结束当年十月举行。先在太和殿试策，策题三条由皇帝钦定。嘉庆以后，试策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试策后皇帝亲临紫光阁钦阅马步箭。头日试马射，二日试步射、开弓、舞刀、掇石。旋头日改试马、步射，二日试弓、刀、石。试毕，兵部将记名武举缮写名签进呈，由皇帝亲定甲第。若命王公大臣主持考试，则将拟在前列者引见，由皇帝钦定。考生甲第一般以马步箭弓刀石的高下为准，分三甲。一甲一、二、三名分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传胪后举行“会武宴”。
之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顺治三年（1646 年）规定：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雍正五年（1727年），又改为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分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
清政府希望通过武科收罗天下豪杰为国家效力，但武科开设不久就出现了人才雍滞、终老不得补的现象。而且武科所选人才重在体力，于实际战事并无大用，因而清朝军队中选拔人才重在经验，清军将领中由科举进升者甚少。武科之士由于仕进无途，流闲乡里，反而扰乱、危害社会。鸦片战争后，武科所举人才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军事的需要，但清廷还是将武举因仍相沿。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才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令“永远停止”①。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八○，《选举五》。
（二）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引进和国内军事工业的举办，清军武器装备结构发生了变化，于是改变军队成员知识结构和素质便成了当时的急务。洋务大员李鸿章为此向清政府吁请：“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士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①。”既然旧式科举担负不起培养军事人才的重任，模仿西方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就提上了日程。
1．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从同治元年（1862 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 年），即从洋务运动发端至中法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它们数量虽少，只有4 所，但既有水师学堂，又有陆师学堂，还有炮兵学堂，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规模和种类已经初具。
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隶属福州船政局。它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 年），以培养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为宗旨。福州船政局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艺局”的开设，创办人左宗棠调赴西北后，沈葆桢继为船政大臣，继续奉行左宗棠的方针，认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②。福州船政学堂仿照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分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造船学校，设制造、设计两专业。课程有法文、数学、地理、天文、机械轮机、制图等。后学堂为航海学堂，设驾驶、管轮两专业。课程有英文、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制图、机械操作等。学堂还另设“艺圃”培训青年工人。船政学堂学生的学习期限为5 年，一切膳宿费用都由学堂供给。学生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光绪初年始，学堂还派遣学生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人才都是由这所学堂培养的。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江南制造总局设操炮学堂，这是一所学习军事工程的学校，课程有汉文、外文、算学、绘图、军事、炮法等，为清政府培养了最早的炮兵人才。光绪七年（1881 年），该学堂改为炮队营。
光绪六年（1880 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军专科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其办学宗旨是储备水师人才，“立中国兵船之本”①。学堂性质与福州船政局后学堂相同，也分驾驶、管轮两专业，基本课程包括英文、数学、重学、天文、测算、地理、体育、经史、汉文等课程，学习期限为5年。
光绪十一年（1885 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创设了中国最早的陆军专科学校——天津武备学堂，是为陆军将弁培训之地，学习期限为一年，课程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术、化学、经史等，尤重炮台、营垒新法、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培养将弁通晓西洋后膛枪炮、土木营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三。
②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二。
垒及战术，将弁毕业后，尚需回营转相传授。
以上四所学堂开了创办近代军事学堂的先声，清政府日后兴办的水师、武备学堂基本上是模仿它们而设的。
2．水师学堂的勃兴从光绪十一年（1885 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即从中法战争结束至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兴办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水师学堂勃兴的现象。
中法战争马尾一战，福建海军全部覆没，海路惨败给了清政府极大刺激。清政府认识到：“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①。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成立了海军衙门，负责筹建北洋海军及南洋水师。培养海军人才的呼声随之日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等在奏折中称：“海军之选，除学堂、练船外，无可造就。惟海军之学分为堂课、船课二种，。。西国水师将才备出，未有不由此者。以上等之资而论，非勤习十五年不足充管驾之选，设以十五岁应考入堂，学成年已三十岁，资质较钝者无论已。其课程之繁，义理之奥，诚不易言。然若不详究底蕴，仅借洋人充船主、大副等紧要司事，终是授人以柄，不得谓之中国海军”②。此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烟台海军学堂等七所学堂。
这一阶段举办的军事学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海军或与海军有关的学校。
从教育内容来看，已由以前单纯的管轮驾驶发展到更专业的鱼雷技术。
以上两个阶段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取得了一定成绩，造就了一批熟知近代军事的人才。但这一时期近代军事学堂教育始终未能取代武科的教育考试制度，一些学堂的主办者也仍旧视科举为进仕之途。因而新式学堂不可能吸引众多人才。
3．举办近代陆军学堂的高潮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掀起了一个举办近代陆军学堂的热潮，以光绪三十年（1905 年）为界，这一热潮又可分为创办陆军武备学堂和推行三级制陆军教育体系两个阶段。
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是兴办陆军武备学堂的高潮期。甲午战争使防军、练军的腐败暴露无遗，旧式军队已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战后，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起点，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建陆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对中国新编陆军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武卫军中仅袁世凯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幸免，于是重建新军成为急务。翌年，“新政”推行，练兵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京师成立了练兵处，各省则成立了“督练公所”负责编练新军。在练兵热潮中，湖北、湖南、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江苏、绥远、四川、福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1943 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 册，第125 页。
建、江西、广州、甘肃、湖南、河南等省的新式武备学堂相继设立，为新编陆军提供专门人才，总数达18 所。这些学堂一般修业年限为本科三年，速成科一年，所设专业、课程都与陆军各兵种（马、步、炮、工）紧密相联。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新的海军学校诞生，这跟清政府因对外赔款剧增无力重建海军有关，因而使清末近代军事的重心倒向了陆军。近代军事学堂的大量设立，迫使清政府考虑武科的存废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武科一律改试枪炮，废除默写《武经》一场。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廷终于下决心罢停武科。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是清政府在陆军学堂中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时期。武科废除后，陆军学堂更加受到重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决定仿照日本军事教育制度在全国设立“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
陆军小学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开始设立，分建于各省，省会，大多由武备学堂改设而来，相当于日本军事幼年学校。学制三年，招收高小毕业，14 至25 岁青年，招生人数大省120 名，小省80 或100 名。所设普通课程有：修养、经学、史学、地理、汉文、法制、外语、博物、数理化及理财、图画、体操等。所设军事课程有兵法、步兵操典、射击、阵务、炮学等。除课堂讲习外，又有常操及器械体操、野外训练等教学内容。陆军小学终清末共招了六期，除第一、二期学生毕业外，其余各期均未毕业。
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振武学校，实施士官预备教育。共设四所，第一陆军中学设于北京清河镇，招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省的学生。第二陆军中学设于西安，招收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学生，后因未开办，分由第一、三、四陆军中学转招。第三陆军中学设于武昌南湖，招收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学生。第四中学设于南京小营，招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学生。学制为二年。四所中学从陆军小学毕业生中选拔学生，招生人数从350 人至800 余人不等。课程有汉文、中外史地、化学、几何、三角、微积分、伦理学、外语、重学、军制、步兵、野外勤务、射击、初级战术、筑城学、兵器学等。每周有野外教练一次。宣统三年（1911 年）六月，三所中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因辛亥革命胜利而停顿。
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需转入陆军兵官学堂培训两年四个月，方可出任军官。
陆军兵官学堂，全国设一所，初设于京师，后改设保定，为培养初级军官之所。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进入该学堂，分发到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入伍生队”，进行为期六个月（后改四个月）的士兵基本训练，每日以三操场两讲堂为常制，也重野外教练。随后升入“军官学生教育”，期限为一年半。接着为“见习教育”，完成后再派回“入伍生队”，充“学习官”、“练习官弁”，半年期满，依考核成绩回到兵官学堂参加复试，及格后方始具备军官资格，分发至各镇充当排长或队官。陆军兵官学堂因受革命影响，实际上只办了第一期入伍生，教育四个月后，即因学生纷纷离校而解体。
陆军大学由袁世凯创办于保定。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设立了培训军官的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四所“随营学堂”，当其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保定创办了“陆军随营军官学堂”，讲授日本陆军大学的课程，以为北洋六镇军官进修之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五月，在“陆军随营军官学堂”的基础上，又仿效德、日陆军大学制度，创立“陆军军官学堂”，以培养陆军高级军事人才。宣统三年（1911 年），改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元年（1912 年），正式改为“陆军大学”。该校创办时，督办为段祺瑞，宣统元年（1909 年）督办改总办，由张鸿逵继任。学制两到三年，课程参照日本陆军大学，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国防动员等为主。终清覆亡共招过三期，第一期只招北洋六镇优秀军官；第二期除招北洋六镇军官外，兼招江苏、湖北等地优秀军官；第三期开始在各省服役两年以上的新军军官中选拔，但在学一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罢。
陆军学堂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制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设置学堂“专注重实用，。。无学制系统之足言”①的缺点，使陆军军官的培养有了明确、系统的制度。按照此三级体制，培养一个高级军事人才，需近十二年时间，培养一个中下级军事人才则需近八年时间。将校毕业时正当英年，可在军中服役25 年至30 年，所以就其军事教育效果而言，还是完备的。虽然这项制度推行不久，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清廷就灭亡了，但它为日后中国军事教育开了先河。
总的来说，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顺应了世界军事科学技术及军队多兵种发展变化的趋势。这些军事学堂基本上拥有近代新兴各军兵种的专业课程，侧重于学习西方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技术。在教育方法上十分强调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学堂培养的学生一般都能适应实际的军旅生活。近代军事学堂的设立也是晚清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历程，不但传播了近代军事知识，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军事人才，他们在抗击外来入侵和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政府举办近代军事学堂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其目的是培养为满清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有用之才”，因而封建思想教育成了军事学堂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②。在陆军大、中、小学堂中，修养、经学等也是必修的课程，这也导致了大部分军事人才在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同时，军事学堂以初级和普通教育为主的教育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军队高级指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短缺。而其全部为地方实权督抚控制的事实又为军阀选用私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是近代军事学堂创办的负面效应。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②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