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的经济，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混合体：掠夺经济、畜牧经济、屯田及郡县农业，构成了北魏经济的四大支柱。在这一时期，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战争的进行和中原地区的被破坏，使掠夺经济及畜牧业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定居农业和手工业也在发展。这是北魏社会的发展方向，并正逐渐成为北魏发展经济的既定③ 《魏书》卷七十四《尔朱容传》。
④ 《魏书》卷一百零三《高车传》。
⑤ 《北史》卷五十四《娄昭传》。
⑥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⑦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深传》。
① 《北史》卷五十五《白建传》。
国策。
（三）均田制的实行和北魏后期的农业1。孝文帝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前期的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既包括以鲜卑拓跋部为主的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畜牧经济，又包括新征服的中原地区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既包括农业、畜牧业生产经济，也包括野蛮的掠夺经济。在前期，它依靠这个混合体，具体地说，依靠私有农业、国家屯田、畜牧业和掠夺，实现了统一和独立建国的目的。但是，这几根经济支柱，对于在中原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有的是不可靠的，如掠夺经济；而能起基本稳定作用的部分，如中原地区的农业，由于它自身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与其他相关部分的关系，尚未协调好，也难以较好地发挥作用。所谓"它自身的内部关系"未协调好，是指以汉族地主为主的封建农业经济中，地主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以宗主或坞主身分控制大量户口；而农民则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的土地，被迫流亡，或依附地主豪强，租种他们的土地，缴纳很重的田租，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政府收入也受影响。所谓"它与其它相关的部分的关系"未协调好，一是指北魏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政治、经济制度还不十分健全，例如孝文帝太和八年以前，百官无俸，让官吏任意取之于民；租调虽有规定，但往往额外征收；这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业发展。二是指畜牧业无限制地发展，使中原许多肥沃土地变成牧场，也影响农业发展。把农业发展纳入正常轨道，是在中原建立稳定政治统治的基础，所以，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显得日益迫切。
第一，宗主督护制。晋末以来，豪强称雄，坞堡林立，到魏初依然如故。河东薛辩、薛永宗、斐骏等各拥强兵，雄据一方。河北"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凭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①幽州卢溥，统摄乡党屯聚海滨②。北魏初入中原，无力扫平这些坞堡，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这些坞堡为"宗主"，让他们代表政府去"督护"百姓，并通过他们向农民征发租调力役，维持统治秩序。
然而这样一来，就给北魏的政治经济建设至少带来两大消极后果，首先是北魏境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使政令难以推行。其次，大量隐户的存在。正如《魏书·李冲传》所说："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些依附豪强的人口，对政府是"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政府的财源，就这样流到了豪强家里。第二，吏治腐败。魏初，百官无俸，但严禁贪污。明元帝曾派使者巡行诸州，检查守宰资产，凡提不出证明确为自家资财者，一律定为赃物③。献文帝时也下诏：凡地方官吏受贿羊一口或酒一斛者，皆罪至大辟（杀头）①。条例相当严厉，但效果却不太理想，官吏们仍是"颇好货利"，"贪虐未悛"。究其原因，一是在官吏选拔上，并非德才兼备，素质不高；二是法令虽严；
① 《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
② 《北史》卷三十《卢玄传》。
③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① 《魏书》卷二十四《张充传附张自泽等》。
但执法不严，结果"网漏吞舟，时挂一目"②。三是既然国家不给官吏发放俸禄，"取给于民"③，便是堂堂正正了。
第三，赋役苛重。此期由于战争频繁，政府对所控制的民户的剥削是相当惊人的。建国初规定："天下民户分为九等纳租赋，平均每户征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交帛一匹二丈给各州府库，以供调外之费"④。实际上，农民的负担远不止此。自文成帝始，又兴发十五项"杂调"（杂税），"颇为怨重"。明元帝、孝文帝以战争而兴的临时征发，一户竟收租五十石，为正常年租赋的二倍半！至于地方官假借朝命，擅兴徭役，宗主督护"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更是史不绝书，屡禁不止了。
第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鲜卑贵族和跋在因罪被杀前，谆谆告戒弟弟们要在灅水（今河北遵化县沙河）以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⑤世祖太子拓跋晃，在下令全国力农的同时，自己也"营立田园，以取其利"⑥。表明鲜卑贵族掠夺的眼光，已转向土地。而汉族地主，更是不遗余力地掠夺土地。李安世上均田疏和孝文帝均田诏中都说"豪右多有占夺"，"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chán，音蚕，即一家之居。望绝一廛，指无容身之地）。"而贫苦农民，"或因（与豪强）争亩畔而亡身，或因饥馑以弃（农）业。""困饥流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情况之严重，连孝文帝都感叹地说，如此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
上述各种矛盾，导致了北魏政权的不稳定和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不断发生。据统计，自道武帝到献文帝，仅史书所载的各族人民起义就有54 次。孝文帝即位后，矛盾更加尖锐，从延兴元年（公元471 年）至太和六年（公元482 年）的12 年中，就爆发了29 次①。地点遍及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甚至在首都平城，也发生了策划推翻北魏政权的事情。以上种种，成了北魏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说明，北魏统治者继续按原来的制度和办法进行统治是很困难了。于是，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必须改弦更张，解决当时经济、政治的各种问题，缓和日益紧张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巩固他们的统治。
2。均田、三长、租调制的制度和实施太和九年（公元485 年），任魏主客给事中的李安世首先上"均田疏"。奏疏中，论证了古代井田制、限田等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列举了当时豪强侵夺田产，造成土地争讼，严重影响生产的事实，提出了他的主张：政府不要浪费精力，陷入无休止、无法判定的土地官司中去，重要的是使人民都有一定的土地，能生产和生活，保证政府能有租赋收入，把重点放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上去，这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②。
② 《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序》。
③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附崔宪传》。
④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⑤ 《魏书》卷二十八《和跋传》。
⑥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① 据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
② 《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
李安世的建议，是可行的，因为当时已具备了实行这一变革的条件：政府手中既有大量的官田，牧苑和无主荒地，又有"计口授田"的传统；历代的田制改革可以借鉴；北魏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为推行改革提供了政治保证。
由于李安世的建议比较切合实际，故"高祖深纳之"，并在当年十月，发布均田诏和均田令，其主要内容是：（一）男子年15 岁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40 亩。妇人20 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或死亡以后还给官府。（二）百姓原有土地为桑田，桑田是世业，不在还授范围内，按制度每人可拥有20 亩。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有而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抵应授的露田中的"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进，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份额。在桑田上，除谷物外，还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10 亩，妇人5 亩，还受法同露田一样。
（三）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丁牛1 头受田30 亩。限4 年，还受依奴、牛有无而定。
（四）土广民稀处，如果民有余力，政府可暂借土地任民超额耕种；以后人口增加或有新迁户来，再依制授田。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又无田可授，民又不愿徙至宽乡者，以其家桑田抵新丁应授之正田，如不能授足，则举家不给倍田；再不足，全家正田减额。愿迁者，住到空荒之处，不受州、郡、县界的限制，但不得逃避赋役。地足之处，不准无故迁移。
（五）官吏给公田。刺吏15 顷，太守10 顷，治中、别驾8 顷，县令、郡丞6 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紧接着，李冲在太和十年（公元486 年）给孝文帝的疏奏中，又提出建立两项重大制度--三长制和新租调法。
所谓三长制，即将天下民户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的方式编制起来，各设邻、里、党长一人，以乡中精明强干而又谨慎者充当，并享受一定政策优待。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三长制建立后，就代替了宗主督护制。
新租调法的内容大致包括三点：（一）新租调额：一夫一妇交帛1 匹、粟2 石；15 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 人，耕牛20 头，分别交一夫一妇之租调。麻布之乡，改交帛为布。
（二）调帛的分配：大致10 匹中，5 匹为公调（入国库），2 匹为调外费，3 匹为内外百官俸禄。
（三）特殊规定：如民80 以上，允许一子不服役。乡中老弱病残及特困户，由三长内居民轮流赡养。
李冲的奏疏，涉及到改变过去政、经两项基本制度--宗主督护制和租调九品混通制，还包括有国家同豪强大族争夺劳动力的含义。所以大臣们担心出现社会混乱，建议暂缓执行。但由于冯太后、孝文帝十分赞成，于是新法得以通过，并立即颁布天下。
三个新制度颁布之后，三长、租调制大概立即在各地推行。如三长制下的清查户口工作，从当年便开始。《魏书·闾毗传》说，闾毗的儿子闾庄，在"太和中，初立三长"时，"为定户籍大使，甚有时誉。"又有尧暄，当时任"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①太和十一年（公元487 年）京师大旱，孝文帝下诏，准许灾民到粮食丰收地区"就谷"，并要求灾民所至地区，三长要负责"赡养"。表明在太和十一年，三长制已基本推行到全国。同年魏齐州（今山东济南，刺史韩麒麟上表，说新租调额太轻，齐州"租粟才可（供）给（官）俸，略无入仓。"①《魏书·食货志》在太和十年条下说，新租调制施行后，百姓负担"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新租调的立即兑现，看来也无问题。
均田制在太和九年颁布的同时，下诏说："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但因种种原因，可能并没有立即执行。《魏书·食货志》在三大制度的记载上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就是关于三长、租调制，在列举了其内容以后，紧接着便叙述执行情况；但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则只字未提。太和十一年，即按说均田制已实行两年后，魏齐州刺史韩麒麟的上表中却说：京师地区"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之二。"建议"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②。似乎这位北魏重臣到这时还不知道有均田令，全国也丝毫未动。太和十四年（公元490 年），孝文帝再次下诏"依准井丘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③这一诏书中的"井丘之制"，应该就是均田制。因此，很有可能北魏到这时才正式执行均田令。所以诏文中才有派使者到各地"宣行条例"、清查隐漏户口、警告官吏不得在均田时优待豪强、压抑贫弱这样一些属于开始性工作的内容。
北魏推迟实行均田制，可能是由于当时自然灾害特别严重的原因，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均田制颁布后，北魏连续出现自然灾害：太和九年，京师及全国13 州镇"水旱伤稼"，接着太和十年、十一年均出现全国性"大饥"，"民多饥窘"，平城尤甚。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七、九月的两个诏书中我们知道，这些灾荒除了造成人员伤亡、迫使政府开仓赈济外，还带来两个后果：第一，灾民逃荒造成北魏境内民户的大规模流动；第二，由此，三长制建立时造的户籍被打乱，需要重定。这是太和九年至十一年的情况。
太和十二年、十三年，自然灾害有所减轻，但规模仍然不小。十二年关中、河南一带"民饥"，十三年又"州镇十五大饥"。同时政府为解决水旱的危害，两次下令在全国兴修水利，并派专家到各地具体指导，整个这一系列赈灾、兴复农业基础设施、重建家业的工作，直到太和十四年才结束。均田制的推行，要以社会的稳定、隐户的括出，户口的核实为基础。而自太和九年以来的连年灾荒及其严重后果，打乱了北魏的原定计划。
太和十四年后，一切恢复正常，均田工作便逐渐在全国展开。
均田、三长、租调三个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北魏推行这些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缓和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土地问题，从而把更多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直接编户，以保证政府的租调收入和力役征发，稳定封建秩序。这些在以上的法令条文中反映得是非常充分的。
① 《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
① 《北史》卷四十《韩麒麟传》。
② 《北史》卷四十《韩麒麟传》。
③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虽然如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制度的制定和推行，仍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标志着农业生产自此在北魏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包括拓跋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均田户，有利于巩固他们的定居农业生活和进一步封建化。其次，农民有了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这对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再次，从经济思想上看，均田制的颁布，反映了北魏政府对过去的国有土地制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在解决土地与劳动力结合，如何在残破地区恢复经济问题上，北魏采取了国有土地制这一适合当时情况的形式。但既未照搬历史上西周"王田"下绝对平均的并田制，也未沿袭曹魏带有强烈军事性质的屯田制，更未移植西晋政府只限占地最高额的占田制，而是吸收众制度的优点，既限又均，既维护其统治基础--鲜卑、汉族地主的利益，又强调农民小块土地的获得，同时还保证了农民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均田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北魏经济本身的影响，还在于它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制度，后来被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唐继承和发展。其影响是深远的。最后，在均田制中，还体现出一些新的经济概念，如"先贫后富"原则；"进丁受田恒从所近"中体现出的对土地位置与级差关系的认识；鼓励由狭乡迁至宽乡中透露出的重视农业人口的适当分布思想等等，都启发了后人，对当时和以后的生产，也有指导意义。
3。北魏后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北魏后期，相对前期而言，战争要少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基本已归顺朝廷；南方的齐、梁与魏，除了梁初时争夺巴蜀的战争和边境地区的一些小冲突外，双方在大多数时间内还是和平相处的。这种外部环境，为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均田、三长、租调制的推行，又给北魏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政策的稳定性，牢固树立以农业为本思想，是北魏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前期工作--均田、三长、租调制的制定和推行，实际上是在其祖母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但这一改革成果，并未因太和十四年（公元490 年）九月冯太后的去世及孝文帝的亲政而断送。如前所述，正是在冯太后去世后第三个月，即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孝文帝颁布了在全国大行均田的诏令。接着在太和十六年（公元492 年）、太和二十年（公元496 年）又三次发布诏书，再次强调"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农惟政首"①宣武帝继位后，又连下两次劝农诏，中心意思仍是指出"民本农桑，国重蚕籍。"②重农政策的连续不断，对北魏的农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环境。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就快一些；反之则慢、停滞，甚至倒退。孝文帝时期，"肃明纲纪，赏罚必信，肇革旧轨，时多奉法"③。吏治有了好转。北魏又把平宪狱、修吏职、赈贫因、减赋役、进贤退奸、发展人口，作为官吏六大职责，要求他们认真履行④。当时的
① 《魏书》卷六下《高祖纪下》。
②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
③ 《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序》。
④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
一些官吏，也能较好地贯彻朝廷意图。如元澄曾针对均田制执行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地制"八条，以补充法令之不足⑤。鹿生为济南太守，郡内赌博成风，自夜达旦，影响农业。他下令严禁，获得人们一致称赞⑥。梁州刺史寇携、相州刺史李平等，还通过兴办郡学，结合儒教进行思想教育的方式，转变当地风俗，发展农业⑦。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的发展。
保持充足的农业人口，是封建社会中发展农业的关键。在这一方面北魏除坚持前期的一些好的作法，使百姓"乐业保土"，以保持自耕农的稳定外，还十分重视人口的自然增殖，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孝文帝曾下令，官员要提供场所、机会，使那些错过婚龄的青年人能结识嫁娶；宣武帝更明确规定，男女到了一定时期不结婚，政府就要采取手段，"务令媾会（结合）"①。北魏还以法律形式规定：百姓生二男，便奖羊五口或绢十匹②。所以北魏后期，户口增长很快。一些过去几千户的州，增加到了几万户；过去因人少而并省的州郡，现"人口既多"，又重新设置。北魏初年，其户口大约只相当于西晋的一半左右，到孝明帝神龟年间（公元518-520 年），则反过来超出西晋户口一倍③，达到500 多万户，增长三倍有余。
水利灌溉事业，在后期发展最快。孝文帝时，鉴于水旱灾害对农业的严重破坏，先是下诏在六镇（今内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一带）、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河西和关内六郡修水田，既而命令在"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并派遣匠人到各地去具体指导。兴修水利之风，由此而开。其著名者，如崔亮在洛阳修汴、蔡二渠，"公私赖焉"④；卢文伟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修复旧督亢陂，灌田万余顷⑤；裴廷。。在燕郡（今北京市）修复旧戾陵堰，"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赖之。"⑥一些官员，像沈文秀，虽然当政时社会治安不好，但却能"大兴水田"，也给百姓带来了一定好处。据《魏书·地形态》记载，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公元534-539 年），除了新开的灌溉水渠外，经北魏历朝修整并能继续发挥作用的旧渠、陂、池，就有雍州咸阳郡池阳县（今陕西泾阳）的郑白渠，司州林虑郡共县（今河南辉县）的卓水陂，殷州南赵郡广阿县（今河北隆尧东）的大陆陂，相州魏郡（今河北磁县南）的鸬鹚陂等24 处。这种现象，发生在缺乏灌溉传统的北方，发生在原本缺乏农耕传统的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的确是令人惊叹的。
垦田数量的多少，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农业的发展。可惜《魏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也可窥其一斑。卢道将为燕郡太守，在郡内敦课农桑，"垦田岁倍"①。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公元495 年）巡幸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专门下诏禁止在王公贵族墓⑤ 《魏书》卷十九《任城王元澄传》。
⑥ 《魏书》卷八十八《鹿生传》。
⑦ 见《周书》卷三十七《寇。。传》，《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
①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
② 《北史》卷四十三《邢峦传附邢邵传》。
③ 《魏书》卷一百○六《地形志》。
④ 《北史》卷四十四《崔亮传》。
⑤ 《北史》卷三十《卢玄传附卢文伟传》。
⑥ 《北史》卷三十八《斐延。。传》。
① 《北史》卷三十《卢玄传附卢道将传》。
地附近开荒，说明在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可供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孝明帝时，又下令改沃野、怀朔、武川等军镇为州，改镇民为编户，耕田积粟，以为边备。看来边境地区的土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而且，北魏后期推行均田制，继续执行罢苑弛禁政策，可以推断，随着人口大量增加，耕地面积一定也有较大的增长。
仓储增多，是此期的一个特点。北魏置官仓，主要是为了备战、备荒。
因此凡州镇要地、漕运沿线及京师皆置官仓，以"仓曹"主管其事。太和十二年以后，又特置"常平仓"，设"和籴大使"。丰年籴积，饥年出粜，以赈灾民。仓库储量也相当丰盛。《梁书·夏候亶传》说他于普通七年（公元526 年）率军攻魏合肥，得米20 万斛。其弟夏侯夔亦缴获粟60 万斛。东魏孝静帝初（公元534 年），迁都邺城，徙民60 余万户，下令出官粟130 万石，作为移民生资；史称当时历经丧乱，"仓库虚竭"，但仓储仍然如此之巨，可见史载神龟、正光之际（公元518-525 年），"府藏盈积"的话不虚。仓储丰盛，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农业的发展。
北魏的农业技术，到后期也有较大的进步。从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魏在继承传统农业技术的同时，又有许多创新。如根据土地的墒情（土壤湿度）进行耕作的技术，水选、溲种（拌种）等种子处理技术，种子保纯防杂技术，水稻催芽技术以及绿肥的使用、轮种和复种，果树裁培和嫁接等，反映出北魏的农业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稻谷亩产量一般在4 斛左右，若精心耕作，可达10 斛①。已经超出了汉代平均亩产3 斛的水平。
在封建社会里，经济发展，首先是地主经济势力的增长。
北魏的地主，有些是原来的汉族豪强，有些则是由拓跋贵族蜕变而来。
通过皇帝赏赐、掠夺和买卖等途径，他们一般都拥有很多的土地、奴婢、部曲和"别业"（园圃），有的还经营盐铁和其他手工业。他们家中"殷富"，"督课田户，大致储积"，"藏镪（钱）巨万（万万）"者比比皆是。咸阳王元禧，"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醇醪肥鲜，不离于口，宾客盈门，妓妾满堂，飞鹰走马，终日逍遥。一个地主说："人生何常，唯当纵饮"，另一个地主引用汉末名人孔融的话说："坐上客常满，罇中酒不空，其余的也不用我关心了。"②反映了他们奢侈放荡的生活和腐朽的人生观。
北魏的地主，大多是聚族而居，形成三世、四世乃至七、八世同堂的大家庭。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增进亲情，加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既符合儒家传统，又能保持整个家族的势力。反过来，若是分财异居，或虽同居而异财分炊，则被视为"江南之俗"，为时人讥笑①。
一些地主，还能在乡中发挥组织、帮助农民生产、赈济贫困等积极作用。如赵郡李士谦曾在荒年拿出粟万石以赈贷乡人。次年又饥荒，他招来欠债的人，把债券全部烧掉，至春，"又出田粮种子，分给贫乏"②。清河房景远讲信义，好施舍，乡遇荒年，遍赡宗亲；又在大路旁接济贫困，"存济甚众"③。
①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② 《北史》卷四十五《夏侯道迁传》。
① 《北史》卷四十五《裴叔业传附姪裴植传》。
② 《北史》卷三十三《李安世传附孙士廉传》。
③ 《北史》卷三十九《房法寿传附房景远传》。
猗氏人令狐仕"力田积粟，博施不已。"④等等，但总的来说，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因素。掠夺土地、鱼肉乡里、横行不法，是地主阶级中的普遍现象。北魏末年均田制崩溃，并出现社会动乱，与大地主豪强势力的增长，是有较大关系的。
北魏后期，佛教兴盛，从而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当时，寺院到处"侵夺细（小）民，广占田宅"，仅洛阳就"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每一所寺院实际上就是一所地主庄园。高级僧侣就是地主，一般僧侣就是佃客。在寺院的劳动者中，除从事生产的劳动僧侣外，还有佛图户和僧祇户。佛图户专为寺院服杂役和种田输粟，身份相当于奴隶；僧祇户每年每户必须向僧官交纳60 斛粟，身份相当依附农民。凉州赵苟子等二百家僧祇户，因为不堪僧侣地主的剥削，"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寺院还大放高利贷，在追债时"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可以说是极为残酷的。到魏末，全国寺院总数达到3 万多所，僧侣人数高达200 多万，约占国家总户口的15％。僧侣不敬帝王，不必遵守世俗法律，也不给国家纳赋服役。给北魏社会的正常统治秩序和政府的财政收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④ 《北史》卷八十四《孝行传》。
⑤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四）北魏的手工业和商业1。北魏的工商机构和工商地位的逐渐改善中国北方并不缺乏工商传统。自两汉以来，长安、洛阳、邯郸、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宛（今河南南阳市），即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市，又是发达的手工业中心。长安、临淄、襄邑的丝织品，长安、洛阳的金银器和纸，宛的铁器等都质地精良，驰名远近。但是这一切，在西晋末年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连年烽火中几乎荡然无存。商业活动近于停止，手工业衰败凋残，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这就是拓跋族进入中原时面临的严峻局面。
出于战争和满足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也由于拓跋贵族对中原、江南、西域的珍奇宝货、精美物品的艳羡和追求，使北魏一入主中原，便立即着手工商业的恢复工作。
最先建立的，大概是官方的工商系统。
官商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尚书省的商贾二曹令①，以下各级官府，都相应地配置了一些商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代表官府从事对江南、西域的大宗贸易及其他商业活动。除此以外，大概还充当政府密使或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翻译②。《魏书·世祖纪》说，一次匈奴贵族刘显想乘太武帝出巡时于众中刺杀太武帝，商人王霸知道后，悄悄踩皇帝的脚示意，太武帝警觉，立即还宫。看来这个王霸，还具有皇帝随从的身份。
官商在北魏前期，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民间商业也在悄然兴起，道武帝时，首都平城已是"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①。到文成帝时，"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②，已经十分活跃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官民商业并存之后，太和八年（公元484 年），孝文帝下诏"罢诸商人，以简民事"③，才算基本结束了官商制度。
道武帝时，曾在山东设置了许多铁冶，以罪犯为工匠，打造兵器和农具。破燕以后，又迁"百工伎巧"于京师。大概官手工业的建立由此开始。以后，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政府的手工业也逐渐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工官系统：在太府寺、将作寺下，分设了数十个署、局，如左、中、右尚方，司染、细作（精美工艺品）、左校、诸冶等等。从事营建、冶炼、兵农器及各种手工业品的制造。北魏前期，政府对手工业生产的控制，非常严格，私营手工业是被绝对禁止的。法律规定：民间凡"私养"、"私藏"工匠，一经发现，要诛灭整个家族④。但这种垄断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逐渐被打破。太和十一年，孝文帝下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⑤第一次明确允许私人丝织业的存在。以后，相继允许民间冶炼、煮盐。到北齐、
① 《北史》卷五十《费穆传》。
② 参见吕恩勉《两晋南北朝史》第1089-1090 页。
① 《魏书》卷六十《韩显宗传》。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④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⑤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北周时，开禁项目已扩大到"细作之务"和"百工"⑥，完全放开了。
从官方到民间，是整个北魏工商业的发展趋势。
工商业者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北魏初期，官手工业中的匠人，除了强征而来的民间工匠外，大部分是俘虏和罪犯。商人则自古以来受到歧视，因此他们地位十分低下。在官方的早期文件中，"工商"与"皂隶"并称。政府规定：手工工匠必须终身服役，世代相传，不准改行；又规定工商不得与自由民通婚，不准衣锦绣，不准做官①。其种种限制，实际上等于将他们置于变相的奴隶或半奴隶地位。
然而，正如以上所谈到的，随着北魏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歧视工商的政策在实际生活中已难以执行。早在文成帝时，就已出现鲜卑贵族贪图工商财富，自动与他们联姻的事情②。孝文帝初，"有司滥纵"，工商业者"或染清流"（作了按规定应是高级贵族或士大夫作的官）③。在这种情况下，北魏被迫放弃原有政策。除了上述者外，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 年），开始允许"工匠杂伎，尽听赴农"。太和八年的诏书中，又把"工商"与"吏民"同列，并要求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利民益治"或"损化伤政"的事提出建议和批评④。后来，孝文帝"南伐"（约公元494 年），亲自给"以行商致富"、出粟助军的商人王训授以代理清河太守之职⑤，商人名正言顺地成了政府官吏。
从身同皂隶到允许赴农，从上书言事到为政府官吏，这一系列变化，表明到孝文帝时，政府压抑工商的政策，有了一些改变，工商的地位，有所提高了。这对北魏后期工商业的发展，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2。纺织、矿冶和制盐业的发展北魏的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矿冶和煮盐。此外还有酿酒、制瓷、军工、造纸、制革、粮食加工等行业。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概况。
纺织业：布帛、绵绢，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政府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以及它在当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当作货币使用，促进了纺织业的生产。纺织业是北魏手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部门。
北魏的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业和毛纺织业。官方掌握的丝织业，规模巨大。为政府生产绫罗锦绣等各种精美丝织品的，有宫内或京城内的官方工场、作坊，还有注籍为"绫罗户"、"细茧罗縠户"的民间工匠。在一些传统的丝织业中心，如泾州（今陕西泾川）、雍州（今陕西西安市）、定州（今河北定县）等地，政府还设立了丝局，作为生产、经营丝织品的专设机构。民间的纺织业以家庭手工业为主，比较分散，但在一些久负盛名的丝绸之乡，如河北、山东一带，民间的丝织品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十分精美。山东的⑥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① 见《魏书》卷五《高宗纪》，卷七上《高祖纪上》。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④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⑤ 《北史》卷七十八《王辩传》。
大文绫、连珠孔雀罗，阿县的缟，都闻名远近。河北的产品也毫不逊色，颜之推说：河北妇女织出的"黼黻锦绣罗绮"，即绘、刺有各种精美图案的丝织品，比江南的要高级得多①。
过去，在拓跋部中，丝织品十分匮乏。什翼犍时，"国中少僧帛"，一个叫许谦的人偷了两匹绢，守官竟告到了皇帝那里去。后来什翼犍担心"为财辱士"，叫守官不要再追究，此事才算罢休②。到北魏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政府仓库中绢帛出积，"露积于廓（仓库四周的空地）者不可校数"。皇帝赏赐臣下，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匹①。胡太后时赏百官绢帛，干脆让他们"任意负物而取"②。北方的绢价，一降再降：石勒时，匹值三四千钱，魏初则匹值千钱，到孝文帝时，骤降至二百钱③。如果丝织业没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出现以上这些情况的。
毛纺织业是北魏独有的纺织部门。其产品，有混纺型的，如以羊毛、木皮和野蚕丝混合制成的"织成"（有彩色图案的纺织品），但主要是毡。《北史·文苑传》说樊仲以造毡为业，收入除了养活自己一家外，还能资助弟弟樊逊念书。可见织毡业在北魏比较普及，而且利润颇丰。毡的用途很广，做襦（短衣）、袴（套裤）、靴垫皆可，还可以用来做帐蓬。有的毡帐相当大。颜之推说：我原在江南，不信北方有能住千人的毡帐；河北又不信南方能造两万斛的大船④。"千人毡帐"和"万斛大船"，在制造工艺水平上可能无法相比，但制成能容纳千人这样大的一个帐蓬，就是在今天也是颇为壮观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魏毛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水平。
冶铸业：北魏有铁、银、铜冶，汉水流域有淘金场一处。从开采矿石到产品销售，基本上由政府垄断。
在诸冶中，冶铁业最为发达。这是因为铁是兵、农器的原料，与国民生计相关。因此，境内凡有铁可采的地方，政府都设立了"铁官"，由政府来组织采矿、冶炼和铸造。在这些官冶中，最好的是相州的牵口冶。该冶所造的刀，为全国之最，全部送入大内（京师的府藏）武库。北魏铁的产量也很高，元嘉之战时（公元450 年），刘宋军队攻克北魏碻磝戍（今山东聊城东），一次就缴获铁3 万斤，大小铁器9 千余件①。北齐的綦毋怀文能造"宿铁刀"，其刀既有非常强的硬度，又有韧性，"斩甲过三十札"②。这虽然是北齐时的情况，但技术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可以推知，北魏后期，在炼钢技术上，必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私人冶铸，在后期开始出现。山东长白山出铁，三齐和兖州一带的豪强，都跑到那里去立冶"鼓铸"、"密造兵仗"，"奸党多依之"。直到东魏初年，才被辛子馥上奏罢除③。看来此时私人鼓铸已经合法化，只要不危及政府
①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② 《魏书》卷一《序纪》。
① 《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
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④ 《颜氏家训·归心篇》。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北齐书》卷四十九《綦毋怀文传》。
③ 《魏书》卷四十五《辛絽先传附辛子馥传》。
统治和正常社会秩序，便不会被随便取缔。
到北魏中后期，银、铜、锡矿的开采冶炼也开始进行。其地点总计有银矿（包括银锡共生矿）4 处，铜矿7 处。其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银矿是发现才开，而且政府经营管理都不太严格。后期甚至将好矿开禁，"与民共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白银作为货币，在北魏使用率极低的缘故。铜矿则不一样，政府不仅大力开新矿，对旧矿也进行重复开采。对1 斗矿炼铜8两的富矿固然重视，但对1 斗矿仅炼铜4 两的贫矿也不放过。当时，铜的用途较广，既可造农具，又可制成工艺品，以铜铸钱，更是大利之所在。而且自孝文帝"诏天下用钱"之后，铜实际上就等于货币。所以政府对铜矿控制得很严，凡是私人采矿及铸钱，都要从重治罪。
但总的来讲，北魏的矿冶，除铁以外，银、铜、锡，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北魏后期钱币仍然不多，政府铸钱量也不大，与铜冶的不发达，是有一定关系的。
制盐业：北魏境内出产海盐，还有大大小小的盐池及放水溉田后池内干结的"鹹鹾（xián cuo，音咸矬）盐"，产量极大。盐的品种也很丰富，有海、白、黑，胡、戎、赤、驳、臭、马齿等9 种①，分别用作食盐或药用盐。产盐地中最著名的是河东郡安邑县（今山东运城东北）的盐池。郦道元说，安邑自春秋以来就是产盐重地。其盐池，东西长70 里，南北宽17 里，水呈紫色。其中之盐自然形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只是怕山洪暴发使池水泛滥流失，所以官、民都十分重视防洪。在安邑盐池西，旧猗氏城（今山西临猗县南）南面，还有一个稍小的盐池，东西25 里，南北20 里，称做"女盐泽"，产量也相当丰富②。
盐是人民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必需之物。无论官方还是豪强，只要经营盐业，都会获得巨额收入。所以北魏从建国以来，一直是以官方为主导进行盐的生产。其方法，或是彻底垄断，政府置"盐池都将"、盐户，自产自销；或是允许民间采盐，官方收取一定的税和盐户的"贡物"。税一般是十一税，然后每年"供百官食盐二万斛"，"输马千匹，牛五百头"③。但从执行情况看，两种政策都有弊病。政府垄断盐业，百姓不乐，且"前后居（盐池都将）职者多有侵隐（贪污）"④，损公肥私；要体现"政府宽简"，开禁便民，得实利的又是豪强地主。他们视盐池为己物，擅自封固，一般百姓去采盐，给豪强交税"倍于官司"，而且是否准许采盐、价钱高低，全由他们说了算。所以盐池究竟是开是禁，北魏政府一直感到头痛。从开国到灭亡，盐业政策变来变去，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北魏的建筑业和其他手工业部门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建筑业方面，北魏拥有蒋少游、郭善明、侯文和、柳俭等能工巧匠，建造了"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的静轮天宫①，高20 余丈的白台②，高达千尺的九层佛塔③，还造出
① 《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
② 《水经注》卷六《涑水》。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④ 《北史》卷二十七《寇。。传》。
① 《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
②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③ 《洛阳伽兰记》卷一《永宁寺》。
了"楼观出云"、"重楼起雾"的高级住宅④。这些建筑，都具有一定的工程难度和工艺水平。在酿酒业方面，政府专门设有酒坊，酿制百官饮用之酒。民间酿酒十分普遍，名酒有："鹤觞酒"，"饮之香美而醉，十日不醒"⑤；"桑落酒"，其味如"兰薰麝越，自成謦远⑥；"酃酒"，味道醇美，均为上贡之佳品。政府有时因饮酒影响治安、耗费粮食而禁酒，且法令极严。但北魏人豪爽好酒，积习难改。一旦禁令松弛，则酿造、鲸饮如故。此外，北魏还有以白瓷为主的制瓷业；制造飞梯、冲车、火车、火嵍（
hàn，音钻，小矛）的军工业；以水碓为主的粮食加工业；造皮靴、帽、衣的制革业；造纸业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北魏时期的手工业，总的来说，除了个别行业外，是处在一种艰难发展的境地中。其原因，一是原来的破坏太大，恢复起来困难较多；二是政府奉行重农抑末政策。政府重视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几个认为重要的部门，而且控制得很严。民间手工业往往处于压抑的状态；后期有所松动，也不过是放任自流而已。所以发展水平不太高，而且充满了曲折反复。如琉璃（玻璃），早在太武帝时就由西域传入。后来，北魏在京师仿制成功，工艺"美于西方来者"；而且由于大量生产，价格低贱，至于"人不复珍视"①。但至隋初，又说："时中国久绝琉璃，匠人无敢措意"②，失传多年，无人会造了。3。城市的复兴和对外贸易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商业政策，实际上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怕人民务商废农，影响国家的租调收入，又担心商人势力膨胀，破坏封建等级秩序，所以"崇本抑末"，压抑商人；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又利用商人为他们贩来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这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有钱，善于钻营，勾结官府、豪强，为所欲为。这就使北魏的商业比手工业更容易发展一些。富商大贾，周流郡国，"无所不至"；奇珍异宝，充满富贵人家，政府的禁令，早已形同具文，"竟不施行"。
商业的重新活跃，使城市经济再次复兴。前后京师平城、洛阳，以及东西重镇邺城、长安，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在这些地方，经商已成为社会风气："京师（平城）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③。长安"去农崇商，争朝夕之利，。。贵者崇侈，贱者薄仁（义）。"洛阳"俗尚商贾，机巧成俗。"邺城呢，还是"浮巧成俗，。。得京（长安）、洛之风"④。可以说，在这些地方，经商赚钱，已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这些商业城市，都相当繁华。如首都洛阳就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其中大市"周回八里"，内设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十里"，里内"千金比屋，层楼对④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开善寺》。
⑤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
⑥ 《水经注》卷四《河水》。
① 《魏书》卷一百零二《西域·大月氏传》。
② 《北史》卷九十《何稠传》。
③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
④ 参见《隋书·地理志》。
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望临"。住的几乎都是家藏千金的工商大户①。政府在市内，设有等级不同的市官，以管理市场，监督工商业，征收商税。市场是定时市，市官朝启市门，日落击鼓罢市。凡在市内交易，无论是坐商还是行贩，均要征收关市邸店之税：小商行贩入市贩卖者，凡入市门，人交一钱；如开店经商，则分为五等，按等级征收②。为了防止商业诈骗活动，北魏还规定，凡买卖牛等大宗物品，必须亲到物主家中，查实此商品确为物主所有，才能买卖③。
以上制度，也适用于全国各地的大小市场。
大都市的富商，往往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贩运。如洛阳的著名大商人刘宝，在全国各州郡治所都设有分号，并采取统一的价格；凡是车船能通，行人能至的地方，都有他的商业活动。人们说，四海之内的任何货物，他家都有；他富埒王侯，就像家里藏有金穴、铜山一样④！
贩运性商业的发展，是与当时较为发达的交通分不开的。从北魏前期起，出于战争的需要，北魏曾大力修整旧道，开辟新路，先后修建了井陉路（今河北井陉--定县）、直道（约今山西浑源县--大同市）、沙泉道（今山西灵丘--河北定县）、河西猎道（不详）、斜谷旧道（今陕西眉县--汉中）等道路，把首都平城与原中原的驿道网连接了起来。孝文帝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北魏又进一步发展水上交通，一方面充分利用河、洛、汾、汴、泗、清、淮河等自然水系；另一方面开凿人工运河、水渠，通河洛二水①。又修永丰渠修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②，蔡、汴二渠以通边运③，等等。这些水陆通道，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除了国内贸易外，北魏也开展"对外贸易"。其对象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对南朝的南北互市，另一个则是与西域地区的贸易。
南方出产丰富，手工业品精良，其柟梓姜桂、羽毛丹砂、齿革犀象、珠玑玳瑁、锦锈纂组等物，一直为北方胡人统治者所垂涎。所以，自五胡十六国时期起，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就不时采取主动姿态，促进南北贸易。如东晋初叶，后赵石勒给祖逖通信，请求通使交市，祖逖不回信，但默认互市④。前秦苻坚也在丰阳县（今陕西山阳东）立市"以引南金奇贷，弓竿漆蜡"⑤。北魏建国后，与南朝刘宋对峙，开始双方关系紧张，北魏虽求互市，而南方不许。但自公元450 年"元嘉之战"后，拓跋焘乘战胜之威，再求互市，刘宋无力拒绝，"时遂通之"。对此，《魏书·食货志》得意洋洋地记载道："自魏德既广。。，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当时南北互市的主要形式，一是地方官员、将领主持下的贸易。如崔宽为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镇将，以弘农的漆、蜡、竹、木，与南方贸易往
①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
② 《通典》卷十一《食货典·杂税》。
③ 《北史》卷七十《孟信传》。
④ 《洛阳伽兰记》卷四《法云寺》。
①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② 《宋史》卷九十二《河渠志》。
③ 《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
④ 《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⑤ 《晋书》卷一百十二《苻坚载记》。
来，不仅自己因此致富，百姓也得到极大好处①。边境一带将领，利用士兵从事武装贩运，"贩贸往返，相望道路"，简直忘了还有镇守边疆的责任②。另一种则是利用使节往来交聘之机进行互市。《魏书·李安世传》说，每次江南有使节至北魏，政府便拿出金银财宝给京邑富室，"使任情交易"，炫耀国力。反之，一旦北魏派使节去南方，王公贵族为买南珍奇货也纷纷相托，使者家则门庭若市。这种情况发展到北齐，干脆变成权贵自己派人随使团前往，更方便省事③。
在当时，南北之间的贸易是比较兴盛的。但南北互市，很受时局影响，往往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时开时禁。而且往往由官方主持，如果私人进行贸易，就叫做"私市"，就触犯了法律，要受到严厉制裁。
北魏与西域的通商，大致从太武帝时期开始，经文成、献文、孝文三帝而达到高峰。而且到了后来，通西域的商道，也由二变成四④，对西域的贸易，也扩大到波斯（伊朗）和大秦（东罗马帝国）。
西域的商人，大多是随着北魏统一中原，西域各国相继臣服于魏，遣使进贡而进入内地的。这就是所谓"藩贡继路，商贾交入"⑤。进来以后，便散布于各方。西域商人经营的主要是金银珠玉、珍物器玩，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工艺品等。两者比价相差甚大。所以一旦胡商骤多，就造成政府"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的财政困难①。但北魏与西域通商，除了想从西域诸国得到那些"天下难得之货"外，还有"怀远"、"振威德于荒外"的政治意图。所以虽然财政紧张，仍然不禁胡商东来，且在政策上给以一定的优惠。故北魏一朝，西域胡商至中国者络绎不绝，京师州都，穷乡僻壤，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仅京师洛阳的胡商，就有万余家之多②。
北魏的商业，可以说是相当活跃，可北魏的货币，又十分的不发达。《魏书·食货志》中，赫然记着："魏初至于太和（公元386-499 年），钱货无所流通。"也就是说，直到北魏建国后一个世纪，商品交易中仍然不使用金属货币。直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 年），孝文帝才设"铸钱都将长史"专管铸造钱币，"始诏天下用钱"。由此开始，共铸三种铜币，即：太和五铢：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铸；永平五铢：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 年）铸；永安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 年）铸。
三种铜币，政府铸造时均"铜必精炼，无所杂私"，都是质地优良的货币。但实行结果，却很不理想："太和五铢"仅流行于京师一带；"永平五铢"各地或铸或停，人民"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永安五铢"仅铸了三个月便停止，钱量既少，又劣币风行，也无法解决钱币问题③。
①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附崔宽传》。
② 《魏书》卷六十九《袁翻传》。
③ 《北齐书》卷三十《崔暹传》。
④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
⑤ 《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
① 《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
② 《洛阳伽兰记》卷三《龙华寺》。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所以北魏一朝，占统治地位的是实物货币--绢帛。在北魏有关史籍中，绢作为货币的材料，可以说数以千百计。它既以价值尺度在交易中计值论价；又作为支付手段使用。凡施舍、赠与、偿还债务、支付物品价格和劳动费用，政府收租调、造预算、计赃定罪，社会上行贿受贿，也多用绢帛计。而且不仅前期如此，就是行铸币以后，大多数地区仍然以布帛交易。例如河北地区，直到公元513 年，还是"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劣质绢布）"作为货币，而且"分裁布帛"，"裂匹为尺"，以供零星使用。到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任城王元澄的奏疏仍称，钱币仅"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①。钱币流通之难，绢帛通用之广，由此可见。
北魏钱币衰落，既有东汉以来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发展，物贵钱贱，人们乐于使用实物货币（谷、帛等）的历史原因，也有钱币滥恶的现实因素。特别是后者，对钱币的推广产生了极大的阻力。由于盗铸利润颇丰，政府最初又允许民间自铸，故"利之所在，盗铸弥众"②。即使后来改变政策，宣布盗铸者"罪重常宪"，仍是"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鸡眼、镮凿等薄小私钱屡禁不止，甚至滥恶到"风飘水浮"，"薄甚榆夹，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③。这些伪滥小钱，本身几乎没有价值，一千钱才能买一斗米，使人们原来就有的厌恶用钱、乐用绢帛的心理更加深了一步，如此恶性循环，结果是钱币始终"略不入市"，难以流通。
总之，北魏的商业，显示出其时代特点，即低水平的贷币流通与较发展的商业相结合，官商的逐渐衰落与民间商业的逐渐发展，成为其总的发展趋势。这大概也是同当时经济和拓跋族封建化的大趋势一致的吧。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③ 《北史》卷五十《高道穆传》。
（五）齐、周对立时期的北方经济1。北魏末期的经济大破坏北魏后期，经济有了进步，同时也隐伏着危机。随着经济的发展，皇帝和鲜卑贵族们的生活日益腐化，肆意挥霍，赏赐无度，攀比斗富，奢靡成风。政治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聚敛无极"。豪强横行乡里，肆意掠夺土地、高利放贷，迫使人民破产流亡，均田制也濒于崩溃。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阶级矛盾又尖锐起来。从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 年）起，在北魏境内，先后爆发了破六韩拔陵点燃的六镇起义（公元523-524 年），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起义（公元525-528 年），山东邢杲领导的流民起义（公元528 年），莫折大提率领的关陇各族人民起义（公元524-528 年）。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形成一批军阀势力。尔朱荣在镇压河北人民起义后，杀了在中央专权的胡太后，专擅朝政。不久，又发动"河阴之变"（公元528 年），杀王公大臣2000 余人。北魏末年的大战乱，使北魏初步繁荣起来的经济又受到了严重打击。"郡国荒废，农商废业"；"烟火断绝"，"尽为丘墟"；"伏尸流血"，"白骨不收"。过去的繁荣犹如昙花一现，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这时，北魏的统治，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公元523 年，在镇压六镇起义中起家的地方军阀高欢率部攻入洛阳，尽杀权臣尔朱氏之党，并废杀魏节闵帝，立元修为帝（孝武帝）。元修高欢发生矛盾，逃奔关中的宇文泰。高欢随即立元善见（孝静帝）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公元534-550 年）。后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公元535-557 年）。东西魏没有维持多久，公元550 年，高欢之子高洋废掉东魏，建立北齐（公元550-577 年）。七年以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也废掉西魏，建立北周（公元557-581 年），形成了周、齐对崎的局面。
大致说来，东魏北齐据有的地区，北至沙漠，南至江淮，东至海，西部以黄河及河南洛阳以南一线与西魏北周为邻。西魏北周的疆域，东与东魏北齐为界，西至流沙，北至河套，南至巴蜀、云贵和汉水流域。这是两个并立于中国北方的王朝，却呈现出不同的经济风貌。
2。东魏北齐经济的盛衰（1）东魏经济的畸形繁荣魏末大破坏，主要是在黄河以北地区，并非整个北魏境内都已残破不堪。战争中耗减的人口，由于六镇人进入中原得到补充。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 年），一共有200.8 万户。二年，高欢派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巡行郡县清理户籍，又查出无籍户60 余万。加上这时对外战争掠来的人口，到北齐初，北齐拥有户近300 万，口2000 余万。这是恢复、发展北方生产的基本力量。
东魏北齐拥有的地区，地处黄河南北，本是当时最富庶的产粮区。东魏政府比较重视农业，迁邺后，为了帮助徙户尽快安居乐业，尽可能地拿出了一些土地进行分配；颁布了七条"劝田事"。同时，宣布对新降附地区免除十年租调，开官仓出粟130 万石赈济穷人，又给衣服、种粮，派使者到各地"问人疾苦"①。这些措旅的实施，使东魏初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由于以上措施，东魏时，农业恢复得比较快。天平初（公元534 年），自洛阳迁都邺城，出粟136 万石以救济贫民。其后，政府在各州沿河的津梁之处，都建有官仓，而且都装得满满的。元象、兴和年间（公元538-542年），由于连年丰收，谷粟一斛只卖到9 钱①，同魏末斗粟值练数匹②，形成鲜明对比。
北齐建立之后，继续兴办水利和屯田。《隋书·食货志》说：齐废帝乾明中（公元560 年），在石■等地屯田，岁收数万石，自后"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帝时，又开幽州督亢旧陂，在长城左右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河内郡（今河南沁阳）等地的屯田，则用来保证河南的军粮。在水利方面，除了对北魏时期的旧渠加以利用外，又开了一些新渠，如在邺城附近决漳水，建"万金渠"（又称"天平渠"）；在南荆州"开立陂渠"；斛律羡在幽州导引高梁水等，皆有利于农业之发展。
东魏初，很重视海盐的生产，政府在沧、瀛、幽、青四州（今河北、山东地区）的沿海地区设盐官、傍海煮盐。沧州有盐灶1484 口，瀛州452 口，幽州180 口、青州546 口，每年可产盐20.97 余万斛。民间盐户向政府交纳一定税金后，也可以煮盐出卖。海盐的生产，对东魏北齐经济极有裨益。《魏书·食货志》说，扩大海盐生产后，仅盐业一项的收入，就能保证政府军费和日常开支了。有时用盐税、调绢折卖粮食，使仓库充实，有水旱灾，即能随时赈济。
此期的钱币，仍然沿用北魏的"永安五铢"。但由于私铸盛行，"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河阳钱"等名目繁多货币，充斥市场。有的小而薄，有的杂以铅镴（là，音腊，铅锡合金），还有加生铁的。东魏北齐一再三令五申，采取了重刑、铸新钱"常平五铢（公元553 年铸）和加强管理等方法企图加以制止；然而和铸之风"至于齐亡，卒不能禁。"①不过，钱币的混乱，似乎对商业的影响甚微，商业依然活跃异常，商人数量增加，商人的地位也比北魏有较大提高。这时，法律明确保护商人，无故夺取商人财物者，要受免官处分。商人与政权、达官贵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李延寿说：北齐宗室诸王"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为臣佐幕僚②；尚书右仆射段孝言掌选举，"富商大贾，多被铨擢"③；齐后主时，"州县职同，多出富商大贾"④。纵观北齐一朝，不与商人来往的官僚贵族，几如凤毛麟角。《北史·杨愔传》说，杨愔与太保、平原王高隆之为邻，一天看见高家大门外有胡商数人，禁不住感叹："我家门前幸好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此期商业的繁荣，商人地位的提高，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反映，而是与东魏北齐社会上奢侈之风、政治腐败密切相
①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 《魏书》卷五十七《崔挺传附子孝。。传》。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北齐书》卷十《襄城王淯传》。
③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附子孝言传》。
④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关，是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东魏至齐初，经济取得了初步繁荣，可与此同时，社会上再次乱起了魏末那种奢侈之风。皇帝、执政者带头"穷极侈丽"，官僚贵族竞相奢侈，宫女们也"宝衣玉食"，一条裙子值绢万匹，一座镜台花费千金。甚至连宫中的狗马鹰鸡，都连带着享受"三公"、"公主"的待遇⑤。整个社会奢靡之风如此，以至于贵族韩晋明请客，一席万钱，"犹恨俭率"，连叹自己寒酸①。奢侈享受和政治上的贪污腐败，是一对孪生子。权贵们挥金如土，享用的全是民脂民膏。所以，东魏北齐的政治，从一开始就不太清明，到了后期，更是"文武在位，罕有廉洁。"②官吏们勾结商人，"競为贪纵"，"剥削生灵，劫掠朝市。"③权贵门前："富商大贾，朝夕填门"④，他们权钱交易，狼狈为奸，残害人民。
（2）土地兼并与均田令的重新颁布官僚地主在醉生梦死，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却在日益恶化。
如前所述，东魏北齐的统治区，与北方其它地区相比，经济要发达一些，但同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更为严重。例如关东地区，除了有崔、卢、李、郑这些头等士族外，"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等，都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一宗近将万室"的大地主。他们勾结官吏，"强弱相凌，持势侵夺，富有连畛互陌，贫无立锥之地。"⑤百姓丢去土地之后，"轻致藏走"，到处流亡。到齐文宣帝后期，情况已经严重到"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⑥，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危机。
土地兼并，人口流亡，财政减少，日益尖锐地摆在高齐统治集团面前。
河清三年（公元564 年），北齐重新颁布均田令。规定：男子受露田80 亩，妇女40 亩，不再给倍田；每个给桑田20 亩作为永业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同，受田人数按官品高低，限制在300 至60 人之间；丁牛一头受田60 亩，限四牛，设"富人（民）仓"，以赈贫民；以垦田、人口、教化的政绩考核官吏等等。在颁布均田制同时，对租调制也作了调整：18-65 岁均田农民的租调额是：一床（一夫一妇）输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田租）二石，义租（赈灾的"义仓"租）五斗。未婚者纳半床租调，奴婢纳普通人的一半。有牛者，一头交绢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北齐的均田制与北魏相比，大体相同，只是奴婢受田有些限制，奴婢的租调有所增加，意图可能是对王公贵族和地主豪强的权益给予大保护，小限制。北齐均田制规定：邺城周围三十里皆为公田，按等级分赐六镇鲜卑，这可能造成部分汉人的财产被剥夺，只是客观上有利于六镇鲜卑的封建化。新租调制比北魏有所增加，加上征收时，调绢帛"幅度长广"，或调外加收，"所在征税，百端俱起"①，人民的实际负担比规定的要多得多。
⑤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① 《北史》卷五十四《韩轨传附子晋明传》。
② 《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
③ 《北齐书》卷十四《上洛王思崇附弟思好传》。
④ 《北齐书》卷五十《和士开传》。
⑤ 《通典》卷二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
⑥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①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由于豪强同官吏勾结，"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权贵们的奴、牛皆先占满均田定额，而贫民或不能得。当时人宋世良曾请求"请以富家牛地先给贫人"，在朝诸公，也都认为合理，但就是不能执行。这虽是北齐均田制前不久的事，推行均田制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②。北齐境内豪强势力强大，推行均田制又无有力保证，加之均田令颁布较晚，所以还未见什么效果时，北齐便被北周吞灭了。
3。西魏北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1）西魏的政治经济改革同"王四渎（江、河、淮、齐）之三，统九州之五"的东魏北齐相比，西魏北周的经济底子要薄得多。在西魏的统治区中，只有号称"天府"的关中是产粮区。但这片地区在经过数百年的战火后，已元气大伤。
穷则思变。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西魏北周从建立开始，便不间断地进行改革。其中经济改革及与经济相关的措施主要有：制定"中兴永式"：这项工作，从西魏建国便已开始。史称：当时执政大臣宇文泰，因"戎役屡兴，吏民劳弊"，严重影响生产，于是命有关部门"斟酌古今，参考变通"，立"新制"二十四条。继而又"奏行十二条制"。穷十年心血，方最后确定"益国利民，便时适治"的"中兴永式"三十六条，班行天下，其要点是禁贪污、任贤才，减冗官等，为经济发展创立良好环境。建立"计帐"、户籍制度：大致与此同时，宇文泰又命关中名门、号称"博物多通"的苏绰建立"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①其主要内容如何，从隋唐史籍和计帐的发现知道，这是一整套的制度，包括编制户籍、计帐及国家预算等。大致是先由县登记户籍（包括人口、田宅、奴婢等），称为手实。根据手实编制计帐，送州并上报尚书省，作为全国户籍的底本。尚书依据全国的户籍编制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收入用黑墨水写，支出用红墨水写，叫作"朱出墨入"。中央将预算收入总额按人口分配给各州，按计划征收。建立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可避免逃匿，百姓赋役负担公平，政府财政收入有保证。
"尽地利"和"均赋税"：大统十年（公元544 年），苏绰又提出加强内政建设的六条建议。其中涉及经济的有两条。第一条是"尽地利"。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强调"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抓农时应同抗洪救火、打击盗贼一样紧急。第二条是"均赋役"。重点在强调不优容豪强，不压抑贫弱；不放纵奸巧，不使老实人吃亏。其余四条强调选贤任能，是非分明，办事公正，民风淳朴等①。宇文泰对苏绰的建议十分重视，他建议魏帝（西魏文帝）用诏书形式颁下，史称"六条诏书"。"宇文泰下令特别规定：凡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计帐户籍法的人，不准当官。
以上制度，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以清正廉明的吏治，淳朴敦厚的社会风气，公平合理的赋役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革易时政，强② 《通典》卷二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
①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①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国富民的目的②。
西魏初期的经济，不及东魏。但同时关中门阀士族的力量也相对较弱，阻力较小，加之不断深入改革，贯彻有力；故改革能取得成功。
（2）周武帝释放奴婢和灭佛北周建立之后，周孝闵帝、周明帝继续贯彻"太祖（宇文泰）遗志"，致力于"政化循理，黎庶丰足"，巩固改革成果。到周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又继续进行了三项改革。
第一，释放奴婢、杂户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存在着使用奴婢进行生产的情况。奴婢是主人的私产，可以像畜牲那样任意转让和买卖，甚至刑杀。杂户，有时与隶户互称，是指分配给官府和贵族、官僚作杂役或从事被当时人视为贱技之人。杂户多来自罪犯或俘虏，一旦沦为杂户，几乎终身不得解放。北周的统治者，特别是因武帝受儒家德政或仁政的思想影响，大量释放奴婢和杂户。公元554 年，西魏攻破肖梁的江陵，把俘虏来的10 余万居民，除200 家外，全部没为奴婢①，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有功将士。但是，第二年即颁下免奴为良令，宣布免江陵战俘为奴婢者数千人为良人。以后，北周诸帝释放奴婢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涉及面越来越广。周武帝平齐（公元577 年）以后，终于开始大规模释放奴婢和杂户。
这一次释放奴婢、杂户的范围，根据史料记载，涉及以下三类人：一是黄河以南诸州自公元572 年以来被北齐掠为奴婢者，不论官私，一律放免；二是释放北周境内（包括北齐）自北魏以来的全部杂户，并废除抑配杂户的刑律；三是释放北周境内自公元534 年以来在东西战争和南北战争中所有被掠为奴婢的人②。
周武帝下令释放奴婢和杂户，主要是想体现北周是体恤百姓疾苦，以宽仁为怀的统治者，"施轻典于新国"；同时也由于认识到"一从罪配，百世不免"，世世为奴的不合理性。北周释放奴婢和杂户，使东汉以来的奴婢问题在北方得到了缓解，使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标志着鲜卑族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奴隶制的锁链，大步踏上了封建制的大道。
第二，灭佛、铲除寺院经济北朝佞佛（nìng，音宁，迷信之意），源远流长。而僧侣地主横行不法，又与政府争夺劳动力和收入，乃是北朝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个道理，北朝的历届统治者不是不明白，但由于信佛，就是对佛教下不了手。周武帝则不同，他是一个"克己励精"的皇帝，怀有"必使天下一统"的决心。要统一天下，首先要"富国强兵"，尽量扩充国家的兵源、财源。为了富国强兵，周武帝毅然下决心，向佛教开刀，以"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庙塔之下。"①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五月，周武帝下诏废佛，把北周境内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充作以后伐齐的军费之用。同时把近百万的僧侣、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进行生产。又选其中壮丁②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②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① 《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为兵，进一步扩大了府兵队伍。灭佛的成功，增大了赋税面，充实了军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周武帝能在3 年后灭齐，废佛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周武帝从国内的行动中体会到了灭佛的好处，于是平齐之后，立即扫平寺院经济。佛教经典的记载说：北齐被灭前，境内佛教很盛，有寺庙4 万座，佛教徒300 万。周武帝灭齐后，寺庙赐给王公作第宅，佛教徒或充兵，或为编户从事农业生产。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掉，寺院财产一律归公。这样，通过两次彻底的灭佛，北周的国力大大充实了。
第三，颁行"刑书要制"
如前所述，北齐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均田制成为一纸空文。
大族劫掠财物，隐没户口，强占土地。周灭齐后，"齐之旧俗，未改昏政，贼盗奸宄，颇乖宪章。"②周武帝鉴于此，于灭齐当年下令颁布"刑书要制"。其中的一条重要规定就是：官吏监守自盗20 匹（绢）以上，豪强隐没户口5户和10 丁以上，或土地3 顷以上，一律处以死刑。
"刑书要制"是封建法令，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周武帝在灭齐之后，立即颁布这一法令，却明显含有打击北齐豪强势力的意味。挟战胜之威，以重典抑制豪强，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3）均田制和北周的经济建设西魏北周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过去封建王朝有关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好的作法。如天子亲耕籍田、下劝农诏、灾年开仓济贫以及各种类型的蠲赈、罢苑弛禁等等。其中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均田制及其相关制度的颁行。
均田制的施行，可能自西魏初即开始，但正式颁行，大约是在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 年）。《随书·食货志》称："太祖作相，创制六官"。紧接着就记载均田、租调、榷盐诸法。掌握这些政令实施的长官如"载师"、"司均"、"司仓"、"司赋"、"司役"、"掌盐"等，为"六官"（天、地、春、夏、秋、冬）中"地官"下属。而史载宇文泰直至废帝三年才自任"太师"、"大冢宰"、"初行周礼，定六官。"①因而其各部职掌及有关制度的正式颁行，大致当在此时。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参照了北魏制度，也有一些创新。其主要内容有：有室（已婚丁男）者授田120 亩，未婚丁男授田100 亩；租调量为有室者每年纳租5 斛，绢10 匹，绵8 两，未婚者纳半数；凡民18-64 岁皆纳赋，每年具体所征又视年成而定：亩收4 釜（fǔ，音斧，容器。一釜合6.4 斗，一说合10 斗）为上年，全赋；亩收3 釜为中年，半赋；亩收2 釜为下年，征1／10；官吏俸禄的发放比例，与征赋额相同。百姓服役年龄为18-59 岁，丰年服役1 月，中年20 天，下年10 天；凡征发徭役，家出1 人，不得超过。此外，对各种情况下的免赋、免役，也作了具体规定。
这个制度，同"中兴永式"、"六条诏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租粟看似偏高，但若综合中、下年的减免看，总体上还略低于北魏和东魏、北齐的数量。徭役日期有了明确规定，不再滥征，是一大进步。特别是赋、役征发及官吏俸禄的发放，均视年成而定，很有弹性，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的。
②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由于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均田制的颁行，西魏北周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农业方面，除了关中地区较快地得到了恢复以外，随着益州、荆州及关东地区的产粮区相继并入北周版图，寺院经济的铲除，农业劳动人口、耕地面积猛增，农业基础更为雄厚。屯田规模也扩大了。大统（公元535-551 年）初，西魏为满足战争需要，"欲大置屯田"，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管理同州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南）二十屯①。魏废帝时，又在梁州置屯田，"数州丰足"②。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62 年）在蒲州开河渠，在同州开龙首渠，水利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注意"恩威并重"、"政尚仁恕"，使许多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定居农业。如申徽在大统十二年（公元546 年）为瓜州（今甘肃敦煌西）刺史，为政勤劳廉慎，"俭约率下"，农业连续5 年丰收，"边人乐而安之"③。澧州（今湖南石门）民俗"不营农业"，周孝闵帝时，刺史郭彦"劝以耕稼"，一举由缺粮区而"仓廪充实"④。周明帝初，元定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威恩并济，甚得羌豪之情。"于是许多羌人出山，交纳赋税⑤。
此期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冬官"之下，设有工部、匠师、司金、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织等大小50 多个部门，较之北魏，分工更为详尽。一些官手工场，规模巨大，如夏阳诸山的铁冶，营造军器，拥有工匠8000 人①；一些工艺品，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魏文帝时造的"仙人"、"水芝"二欹器，精巧绝伦，令人叹为观止②。此外，北周的盐业十分兴盛，有海盐、池盐、井盐，还有制成虎形，以供祭祀和接待宾客之用的"形盐"和作药用的"饴盐"。政府垄断盐业，凡百姓取用，都要征税。
西魏北周时期的货币仍然比较混乱。政府先后造"布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等钱，仍不能制止民间私铸及杂伪钱的流行。不过钱币的混乱，对商业影响不大。西魏中期以后，修复了关中至汉中、巴蜀的通道，又与西域大规模通商，"卉服氈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③商业更加兴盛。地方守宰"多经营以致赀产"④，民间亦颇多富商大贾，商人有持金20 斤入京师贸易者⑤。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皇帝以银钱赏赐臣下⑥，说明此期金银作为货币开始流通。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西域通商过程中，一些地方官有意识地利用商业扶贫，发展地区经济。如韩褒为西凉州（今甘肃张掖西）刺史，州内贫富不均，民俗嫌贫爱富，穷人备受欺凌。于是每当西域商人到州之际，韩褒便先令贫者与胡商交易，
①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北史》卷六十九《申徽传》。
④ 《北史》卷七十《郭彦传》。
⑤ 《北史》卷六十九《元定传》。
①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② 《周书》卷三十八《薛憕传》。
③ 《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
④ 《北史》卷七十《刘璠传》。
⑤ 《周书》卷二十二《柳庆传》。
⑥ 《周书》卷二十五《李贤传》。
从中获得丰厚利润。于是州内"贫富渐均，户口殷实。"⑦以商扶贫政策获得成功。
当然，西魏北周的经济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战争较频繁，对整个社会生产影响较大，修宫室、筑长城等土木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徭役还是相当深重；官吏聚敛、贪污之事也时有发生；周武帝灭齐后，有穷兵黩武的苗头出现。然而，无论如何，从大的方面看，西魏北周紧紧抓住了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即豪强、僧侣地方隐占土地、户口，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编户的逃亡失散和奴婢杂户的存在这三大问题。前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生产，造成重赋--民户逃亡--再加赋--民户加速逃亡的恶性循环。后一因素则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回顾北朝历史，我们看到，在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上，北魏孝文帝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解决豪强隐占土地户口及民户逃亡问题上，他做得较好。但遗憾的是，寺院经济和奴婢问题，他都没有涉及。东魏北齐则做得更差一些--三大问题的种种恶果，在东方地区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只有西魏北周通过两步改革，使这三大问题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解决。这就是西魏北周能够由弱变强，最终灭掉北齐，并奠定了以后隋朝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原因。
⑦ 《北史》卷七十《韩褒传》。
四、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开发（一）步履艰难的东晋经济1。北方流民南下与侨州郡县的设置如前所述，王莽末与东汉末，北方人民曾两度南下，但规模都不大。西晋末年的大乱，因为比以往复杂，持续时间久，所以流民南下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都超过以往。据谭其骧先生对《宋书·州郡志》的统计，侨州郡县户口约90 万人，占南方总人口的1／6，北方总人口的1／8。这些南下人口，侨居今江苏者约26 万口，安徽17 万口，湖北6 万口，江西、湖南各1 万口，总共51 万口。如再以晋、宋时期的扬、荆二州户口进行比较：西晋太康时，扬州31 万多户；刘宋时，相当于西晋扬州地区的各州包括扬、南徐、南兖、南豫、江州，户数总和为41 万多户，较西晋太康时多出10 万户，以每户5口计，也是50 万口左右。这样的统计当然只是个概数，因为许多流人并不著籍。所谓"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都是反映流民不著籍的情况。假如不著籍者与著籍者相等，南下江淮以南者约百万人左右。这百万人到达南方，给南方的生产增加了生力军，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南方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同时也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永嘉南渡的流人，在流移过程中，有些是依附于一个较有威望的大姓或官僚，推他为行主。如胶东人苏峻，先被推为坞主，后在北方无以自存，乃率数百家从海路南渡，到了广陵（今江苏扬州）。东莞姑幕（今山东诸诚）人徐澄之，率子弟及邻里士庶千余家南渡，寓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祖逖，率领亲戚乡党数百家避难于淮北，后又徙居京口。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北）人郗鉴，在洛阳陷落后，率千余家保于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后发展到数万人，被晋元帝任命为兖州刺史，进位扬州都督、太尉，成为东晋政府重要的依靠力量。凡是跟随大姓豪强或官僚一同南渡的人，到了南方，自然成了官僚、豪强的部曲或佃客。而分散南下的人，两手空空，到了人生地疏的南方，生活无着，被掠卖或自卖为奴婢的很多，所谓"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①是也。有的则投靠侨旧大姓以为佃客、部曲，所谓"南北权豪，竞招游食"②，"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③是也。人口是政府的财源和役源。这么多的劳动人口为权豪所占有，无论是从眼前着想，或是为长远打算，东晋政府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其次，刚刚流亡到南方的北方人，士族不愿丢掉自己高贵门第郡望，庶民百姓担心在当地入户籍后照常纳赋服役，所以都不愿入当地户籍。再次，西晋末年，因为流民问题处理失当，激起流民到处反抗，成为西晋灭亡原因之一。东晋政府有鉴于此，就采用了设置地方流亡政府--侨州郡县的办法安置流民。这样作，一则可防止流民无限止地流入私门，二则可以安慰流人怀土恋旧，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土的情思，三则满足侨姓士族保留郡望的愿望。
① 《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
② 《晋书》卷八十八《颜舍传》。
③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
据史书记载，当时在许多地方都设有侨州郡县。自永嘉乱后，"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如郗鉴徙淮南流民于江南之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起初，侨州郡县并没有自己的地盘，只是临时住在南方原有州郡所在地。有时一个旧的地方政府所在地，就设立了许多地方的侨政府。后来，有的侨州郡县有了实土，但同时也有其他侨置政府寄住在这里。如徐州政府本设在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来因为淮北被石勒攻占，就侨立徐州于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同时在江北设置侨州的，还有兖、幽、冀、青、并诸州。其后，东晋收复淮北，乃称淮北为北徐州，淮南称徐州。再后，幽、冀合于徐州，青、并合于兖州。宋初，又改称淮南的徐州为南徐州，淮北只称徐州。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 年），又以江北为南兖州，将南徐州设在江南扬州之晋陵，原兖州在江南的几个侨郡，都划归南徐州统辖。这样，南徐州这个侨州这时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个州的郡县，其中属于北方各州的又都是侨郡县①。像这样"名号骤易，境土屡分"，侨旧杂属，废立随时的，不仅仅是南徐州，其他各州也多如此。故沈约说：北人流亡南下，为了表示对乡邦的怀念，纷纷建立自己的地方流亡政府。但是，由于"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遇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②沈约是齐梁时的人，连他都说侨郡县名号难于详列，其繁琐、复杂是可想而知了。侨州郡县设立之后，流民便可到自己的流亡政府那里登记户口，称为侨户，其登记的户籍称为"侨籍"。因为"侨籍"是临时性户籍，登记在白纸上，所以又称"白籍"。侨户最初对国家无课役负担；后来虽有，一般也比正式编户为轻。
2。给客制度与"括户"
因为人口骤减，政府同豪强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一直比较激烈。曹魏末年的"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孙吴实行赐客、复客制，西晋的荫客、荫亲属制，都是政府在同豪强大族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作出的安排，想在承认他们的特权的同时给予某种限制。在实际执行中，特权是给了，限制呢，虽然在某时对某人也有过很严的时候，但就整体说，往往成为具文。东晋建国，虽然经济发展并不甚好，但仍不忘优先照顾官僚士族。它规定官吏可按品级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官品第一、第二，占佃客无过40 户，以下每降一品，少占5 户，至第九品仍可占5 户。佃客耕种地主的田，把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典计是政府赐给官僚地主主持家计的人，大概是地主的管家农奴。西晋没有赐典计的记载，是东晋给予官僚的新特权。官一、二品给3 人，三、四品2 人，五品以下议郎以上1 人。这些典计都计算给官僚地主应占的佃客总数之中，说明它的身分地位与佃客相当。佃客、典计、衣食客以及作为官僚地主的听差和侍卫的"左右"，都没有独立户籍，而是注于官僚地主家的户籍中，称为"皆注家籍"。这在当时被称为"给客制度"，大概始自东晋，历宋、齐、梁、陈而未改。推行给客制的目的也是两个：一是优待士族，换取他们的支持；二是限制他们对劳动力的
①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南徐州条。
② 《宋书》卷十一《志序》。
无限占有。但在实际生活中，优待是实，限制是虚，他们在法外占有大量劳动人口，官府往往视而不见。当时地方官为国家争夺户口，一般实行招抚的办法。如东晋王彪之作会稽内史8 年，"亡户归者三万余口"①。也有依法检出豪强占有的隐户的，称为"括户"。东晋初，山遐作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令时，依法惩处隐藏户口的不法豪强，不到80 天，便检出隐户万口。这引起"诸豪强"的"切齿"痛恨，余姚大姓虞喜因为藏匿户口当斩，山遐便将他逮捕。这些不法豪强便拿虞喜大作文章，上告到中央。说虞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说山遐到县后便"造县舍"，请治遐罪。当时，他的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为他说情，山遐自己也申请再留一百天，等把大姓隐藏的逃户清理完，愿受罚无怨。结果都被拒绝，最后竟被免官。私自隐藏户口的无罪，清查隐户的官吏反被免官，反映了豪强大姓在朝野中势力之强大。这样情况，直到东晋末刘裕执政时才颠倒过来。同样是余姚大姓虞氏，虞亮隐匿户口千余人，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庇护不报，裕乃诛虞亮，免司马休之官，私人不得隐匿逃户的法令才得以贯彻执行。
3。"土断"
如前所述，东晋政府为了安抚、控制北方流民，陆续设了许多侨州郡县；侨民著侨籍后，仍然享受减免国家赋役的优待。这样，虽然北方南下的人在不断增加，但于国家兵源、财源无补。随着内乱的接连发生和北伐战争不断进行，越来越感到对北方流民这一兵、财之源充分利用之重要。因此，除了局部的、零星的括户外，又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土断"。所谓"土断"，就是让流民以所居之"土"为断，人在哪里便在哪里著籍，便算作那里的编户民，同原住民一样纳课服役。但是，"土断"并非一纸命令即可完成，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加上北方流民不断南下，南方本身也在不断产生流民，所以"土断"反复多次进行，土断的对象也由最初的北方侨人演变到包括所有的脱籍之人。
据记载，东晋南朝共进行十次土断。最早的一次是在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 年）苏峻进京"版籍焚烧"之后。这次土断，《晋书》没有记载，是从陈霸先的祖先由颍川迁到江南后，于晋成帝咸和（326-334 年）中被土断为长城（江苏长兴县）人知道的①。第二次是晋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 年）四月："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②对这一段文字，学术界中句读、理解历来不一，我这样点，是我的理解。"实"者，核实也；"实编户"，就是核实州郡户口。"王公以下"，说的是核查范围。"皆正土断"，即以当时所居之土为正，说的是核查的原则和方法。"白籍"，是要求将核查的结果登记在白纸造的户籍簿上。中国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后，以纸代替简、帛，既方便又省费；但纸有它的缺陷，即怕虫蛀。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很快找到了防蛀的办法：即将造好的白纸放在黄蘗（俗称黄柏）泡制的药水中漂染，虫就不蛀了。因为这种能杀虫防蛀的药水是黄色的，故经它染过的纸便成了黄纸。此后，凡是重要的，需要长期保存的图书、诏敕、户籍、士籍等，
① 《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
① 《陈书》卷一《高祖本纪上》。
② 《晋书》卷七《成帝纪》。
便都用这种黄纸书写，称作黄卷、黄敕、黄籍、黄纸等；而属短期性的，或不甚重要的，则用白纸书写。关于晋籍、齐梁时的沈约说："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南史·王僧孺传》作"二年"）以至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对这部晋籍，沈约称赞备至，说"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①那么，在苏峻焚烧旧晋籍之后，一部如此完备的新晋籍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知道，苏峻是在咸和三年（公元328 年）入建康的，所以不会有一个在咸和二年整顿户籍的事发生，也不会像沈约所说的在旧晋籍被焚烧得"文籍无遗"的咸和三年起便立即有一个"详实"的新"晋籍"。如前所述，在咸和中（约公元330 年）进行过一次土断。但是，仅仅土断侨户是无补于晋籍的重新编制的。此后的十许年中，东晋政府可能一直在致力于晋籍的重订，也可能取得一定成效，但就全面、完备来说，也可能不太理想。因此，才有咸康七年这一次全国性的人口大普查。因为这一次是人口普查，不是单针对侨户；普查的结果也不是一开始就正式上籍，所以就临时登记在白纸造的户籍簿上，称作"白籍"，以与国家的正式户籍--黄籍相区别。所以，白籍、黄籍的最初区分还不是侨、旧户籍的区别，而是临时户籍与国家正式户籍的区别。这次普查相当彻底，应该是被沈约赞为"精详"的晋籍的底本。但是，在将这种"白籍"转抄为"黄籍"时，由于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从以后的范宁的议论可知），"挟注本郡"的侨户白籍并没有转成黄籍。这样，白籍与黄籍的区分又有了新的含义，即侨、旧户籍之分。这次户口清查虽然没有把侨户纳入黄籍，但为以后进一步土断和取消白籍打下了基础。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 年）三月庚戌，桓温进行了东晋的第三次土断，历史上称为"庚戌土断"或"庚戌制"。史书上对这次土断的记载也极简略：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②所谓"大阅户人"，也是检查户口，包括检查隐户。据记载，晋彭成王司马玄在庚戌土断时被查出隐匿人口五户，违反了"不得藏户"的命令，被送廷尉治罪，体现了"严法禁"的精神①。但从刘裕于义熙九年（公元413 年）的《上土断表》来看，"庚戌制"不只是检查户口，而且对土断侨户征收租调，收到了"财阜国丰"的效果。施行"庚戌制"后25年，即太元十四年（公元389 年），范宁上书陈时政，奏请废除白籍，实行土断，建立赋役、里伍制度，以增加政府收入和巩固东晋统治。从他的议论看，白籍、侨州郡县，以及相关的侨户输租调等问题，似乎还未完全解决。其原因可能是：原土断不彻底，或庚戌制在松弛、破坏，或又有新的流民到来。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 年）握有强权的刘裕下令禁止"权门兼并"和私藏户口，结果有余姚大姓虞亮被诛和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被罢官之事发生。九年（公元413 年）刘裕进行了东晋的第四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土断--"义熙土断"。他借桓温庚戌土断大造舆论说："百姓没有固定的乡籍，严重影响着国家的治理。庚戌土断以后，侨旧百姓一样纳租服役，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实由于此。自那以后，时隔多年，制度又渐渐崩弛了。现在侨人杂居各地，里伍制也不健全，这是国弊民贫之所在。如今流人到南方已经几代，对新地早该有了故乡的感情。因此，我请求按庚戌制的办法进
① 《通典》卷三《食货三》。
② 《晋书》卷八《哀帝纪》。
① 《晋书》卷三十七《彭城穆王叔传》附。
行土断，让经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起来；生聚教训，然后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想回故乡的愿望，或者可以提前实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除了徐、兖、青三州人流寓在晋陵郡者外，其余一律"依律土断"。结果是"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②义熙土断是一次比较彻底地的土断。此后，白籍不见了；侨州郡县除了晋陵和北边诸州外部被并省了。南朝的土断的对象，已不只限于北方流人，而是包括"侨归"、"杂民"，甚至饥荒求食之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土断了。
4。东晋经济的艰难起步自公元317 年司马睿立国，到公元420 年刘裕代晋，东晋的统治延续了一个世纪有余。在这一百多年中，士族高门轮流执政，政出多门。国君与士族、士族与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之间，能保持平衡时，便天下太平；一旦平衡打破，内乱便起。王敦、苏峻和祖约问阙于前，王恭、殷仲堪称兵于后；桓玄立楚失败，刘裕终于代晋。胡羯虎视于北，石勒数窥淮南，苏峻与石勒相结，几危晋室。南渡有志之士，力图复国，祖逖北伐，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其后，禇裒、殷浩北伐无成，桓温三次北伐又得而复失。王羲之说：这些北伐都不是"深谋远虑"的结果；相反，不顾国力，各从已志，结果是"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以致国贫民疲①。国家之动荡不安，赋役繁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北方流人南下，虽然对南方经济的发展是个有利条件，但把他们纳入生产的正常轨道需要一个过程，加上优待士族，使军政的赋役负担都落在国家直接控制的州郡编户身上；这些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尽管南方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好，有各族人民开恳的成果，东晋政府也较重视农业，但整个经济的发展依然步履艰难。
公元307 年，司马睿移镇建康之初，"公私窘磬"；军国所用，完全按西晋旧制收取。除向编户百姓征收租调外，还向少数民族收取馈布、米，数量多少不定。五年后，国库依然空虚，作为货币使用的布帛仅有三四千匹①。军粮也常供给不止。他即帝位后，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下诏：郡守县令都按收入谷物多少衡量政绩优劣；凡不是警卫的特别需要，所有军人一律参加农业生产，其收成便作为军人的薪俦和粮饷。这是两项比较切实有力的措施。王敦之乱后，应詹建议：中央各机构，内外诸军，所有裁减下来的人员，都应参加农业生产；简选流民，实行民屯。这个建议，可能只得到部分实行。总之，实行这些措施，还是收到一定的效果。苏峻举兵入建康，发现官库"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②结果被苏峻耗费净尽。苏峻之乱后，东晋刚刚复苏的经济又陷入危机。咸和八年（公元333 年），会稽孔愉拒绝受赏，上书说："方今。。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③这是苏峻之乱后的情况。又有记载说："时②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③ 《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
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綀数千端。"④綀是用粗丝织成的布；一端六丈（杜预说一端二丈，两端一匹），"数千端"，大体上又回到东晋初三四千匹的水平，财政危机又出现了。当时，因为国库空虚，在朝的官员发不起俸禄，海道又被海贼所断，等江州为刺史刘胤运米；而刘胤却不顾京官的死活，"以私废公"，用官船大作倒运买卖⑤。后来，大概已实在无法，便征王公以下京官的家丁共千余人。规定每人运六斛米到京师，才算暂时解决了饥荒⑥。晋成帝时，江逌上疏说：国库空虚，百姓力竭，"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比之前代，算是最困难之时了⑦。针对这种情况，东晋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苏峻之乱次年，开始实行度田收租之制，每亩税三升（贺昌群考证："升"作"斗"。疑是），可是到第三年作统计时，发现有五十多万石没有收上来。直到桓温实行"庚戌制"之后，财政状况才有好转。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 年）下诏说：京师已有足够消费一年的储备，暂停一年向京师运米、布。第二年三月又下诏，说：今京师储备日渐丰富，可适当增加官俸①。各地官仓大概都堆满了米谷，仓督监们乘机盗窃或因不负责而损耗官米往往以万斛计，仅余姚一县耗盗官米便有十万斛。难怪王羲之感概地说：这真是"重敛（百姓）以资奸吏"啊②！官仓的盈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是由于对百姓重敛的结果。这从当时人王羲之、刘波、范宁诸人的议论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王羲之的言论已引过许多。刘波在淝水之战后五年上疏说："今政烦（苛）役殷（众），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③刘波上疏是在淝水之战后五年，即太元十三年（公元388 年），上距咸安元年（公元371 年），共十七、八年，因赋役过重，人口就逃亡了3／10，要说经济形势好是很难的。三吴地区本是东晋政府的财政基地，若一旦遇到天灾，贫苦农民便走投无路。就在京师储备渐丰，准备给百官增俸那一年，"三吴大旱，人多饿死。"不仅三吴，其他地区也莫不如是。太元四年（公元379 年），"年谷不登，百姓多匮"。由此可见，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多么脆弱。到了孝武帝末年，东晋经济又有一个短期的发展。史书说："至于（孝武）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①孝武帝末年已是公元四世纪末，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是公元396 年。从三年后即公元399 年发生孙恩起义，"旬日之间，众数十万"人响应来看，我们对史书上的溢美之辞，在认识上就不能不打折扣了。
总之，在东晋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由于南方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各族人民长期开发的基础，有北方人民大量南下所增加的劳动力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东晋政府的重视农业和重新编组北方流民的措施，有农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创造劳动，由于有了这一切，所以东晋的经济还是在缓慢地时④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⑤ 《晋书》卷八十一《刘胤传》。
⑥ 《晋书》卷七《成帝纪》。
⑦ 《晋书》卷八十一《江逌传》。
①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③ 《晋书》卷六十九《刘波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起时伏地向前发展。造成缓慢、起伏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东晋政府过度剥削和奴役劳动群众。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战争和无深谋远虑、无充分准备的北伐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影响了东晋经济的发展。
（二）南朝的农业和南方的开发1。发展的趋势和概况与东晋比较，南朝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又多一些。首先，经过东晋的几次土断，北方来的流民已被纳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此后，虽然仍然有流民南下，但已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其次，南朝时期，南北通使，对立有所缓和，战争有所减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东晋时影响经济发展的那些因素，在南朝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因素包括：第一，士族官僚依品占田、占山泽和荫客的特权依然存在；第二，同北方的对立和战争，南方政权更迭和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依然存在；第三，政府控制的编户较少，人民赋役负担沉重的状况依然如故；第四，朝代更替后的新贵，贪婪残暴胜于旧人。
上述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决定了南朝经济发展的趋势与东晋大体相同，即缓慢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国内外安定，经济发展的步子就大一些；否则便缓慢、停滞，甚至倒退。梁沈约说：自义熙十一年（公元415 年）司马休之逃奔后秦，到元嘉末（公元453 年），共三十九年。其间没有战争，国家也不劳扰百姓；百姓得以勤于农亩，安居乐业，多余的粮食都放在田里，晚上睡觉也不关门闭户，这是两晋以来少见的盛世啊①！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南朝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元嘉十二年（公元435 年），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四郡和京师建康大水，建康城里乘船往来。水灾发生后，官府立即从无灾区调来数百万斛救灾②。沈约说：这次水灾之所以"病而未凶"，是因为平时有储备，政府能及时救济的结果。此后，元嘉二十三年又大丰收，粮食储备更多了。国力强了，宋文帝就想有所作为。他想北伐，说是要拯救北方百姓，一同文轨，并赋诗言志，让群臣讨论。正在这时，魏军大举南下，进攻汝南悬瓠。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宋魏大战爆发。结果宋军大败，拓跋焘率军长驱南下，饮马长江，给刘宋造成很大威胁。魏军退却时，烧杀抢掠，"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淮河南北原有数十万口，如今除了不足1／10 的人逃亡山泽之外，其余的人都被魏军杀死或掠走。村井一片空荒，鸡犬之声无闻。因为房屋都已被毁，春天燕子归来，连个筑巢的地方都没有①。经过这次战争，不仅积蓄耗光，而且淮河南北破坏无遗。此后，宋魏绝和，宋文帝死后国内政局动荡，经济日益不振。齐初，刘思勰说：宋大明（公元457-464 年）以来，经济日益凋弊。赋税比以往增加了，但国库却比以前空虚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还未消除，又征发人们从事新的战争，百姓实在没有活的乐趣了②。大明末年发生旱灾，灾害还没有严重到以往一半的程度，死亡的人却超过了一倍。原因是没有储备，国君也不像以前的国君那样关怀百姓。宋明帝时，"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竭"，经济状况更不如以往了。齐代宋以后，国内安定，又同北魏通好，内外安定，经济情况又渐好转。史书说："永明之世（公元483-493 年），十许年中，
① 《宋书》卷五十四传论。
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史臣曰。
② 《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
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盛服。袨，xuàn，音旋）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③这里，当然有文学上的夸张，但齐武帝永明的十年间有个短期的升平当是事实。此后，政局又开始新的动荡。梁代齐后，国内是安定了；但内则吏治腐败，梁武帝对宦吏贪污听之任之；对外长期失和，大战不断，又连续失利，因此经济并无大的起色。梁普通四年（公元523 年），北魏六镇起义爆发，从此北方战乱不止，直到北魏分裂，东西大战。梁武帝以为收复北方失地的机会到来，不断向北用兵，结果并无大的成就。梁中大同二年（公元547 年），东魏大将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请求投降梁。梁武帝多年用兵求之不得的事，如今突然到来，自然欣然答应。其后，因为梁朝的处置失当，逼得侯景起兵反梁。历时五年的侯景之乱，南朝的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摧残："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①。在侯景之乱时，东、西魏乘机攻占了长江以北和今川、云、贵广大地区，陈朝建国时，便只有江陵以下，长江以南的地区了。陈朝文、宣二帝时，经济虽有恢复，但那已是回光返照、落日残红了。总之，继东晋之后，南朝的经济又有新的发展。但是，真正称得上大跨一步的，只有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三十几年，其次是齐永明年间。宋元嘉以后，南方经济虽然仍在前进，但步子越来越小，后劲越来越不足，这大概是南方终于被北方所灭的经济原因。当然，我们指出南朝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否定它在南方整体开发上的贡献。从历史的长河看，南朝时期是整个南方开发史的重要一环。
2。土地经营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先看一看当时的土地占有、经营方式和各类经营方式中的农业生产者。（1）国有土地的分配、经营和生产参与者按当时人的观念，山林川泽与无主荒地都属于国有土地。就这种意义上说，东晋南朝时期国有土地还不少。当时国有土地的分配、经营方式是：山林川泽，由国家垄断，逐渐允许私人占有，登记上资薄，向国家纳资调。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述。可耕地，一部分用作对贵族、有功的文武官员、孝弟忠义之人等的赏赐，其中包括各类赏田、厨田、园田、脂泽田、茔地等。这一部分占国有土地的一小部分。以上两部分，一旦允许私人占有并登记为私人财产，或者经赏赐，它们就带有私有性了。可耕地的另一部分是用作官吏的菜田和职田。晋朝规定：第一品：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第二品：菜田八顷，田驺八人；第三品：菜田六顷，田驺六人①。
菜田，大概主要是给住在京师高品官的；如果他们到地方作都督、刺史以下的地方官，则按地方官的级别给予职田（详下）。在给菜田的同时给予田驺，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菜田的生产者便是田驺。驺本为官府养马的士③ 《南齐书》卷五十三《良吏传序》。
① 《南史》卷八十《侯景传》。
①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卒，身分略高于奴隶。如今转让给官吏耕田，养马，身分相当于农奴。关于职田，东晋时应詹建议："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卅十顷，郡五顷，县三顷。"②东晋末，陶潜为彭泽令，想在三顷职田上全部种秫（shú音孰，高粱，可酿酒），妻则要求种梗，最后决定"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③陶潜的事例说明官吏给职田是实行了的。从以后的记载看，南朝一直保有职田制度。宋初，曾下诏增中二千石者公田一顷。其后，常有地方公田的废、复，以及太守以"田米"赈灾等记载。为了处理好新旧官吏交接时田米的归属问题，东晋规定："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离任的，田米全归新人；此后离任的，则归旧人。宋文帝元嘉时，才改"计月受禄"④。地方官职田上的耕作者，应詹建议是："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扰乱百姓。"医、卜是官府中的医生和卜筮之人，人数不多，因此主要是文武吏。彭泽县的三顷公田，陶潜想"悉令吏种秫稻"，使用的也是吏。吏在汉代有长吏、少吏即小吏之分，长吏地位较高，小吏地位低下，被视为"厮贱"。魏晋以后，长吏、少吏之分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强化，吏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魏晋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军政机构都有很多的吏。刘宋初，刘裕下诏限制荆州将、吏人数：军府"置将不得超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①这是限额后的数字，限制前该多少，更是可想而知了。当时，官府里的吏又称"力"、"事力"、"吏僮"、"干吏"等。宋文帝时，刘义康代王弘为司徒，王弘将司徒府的"事力"二千余人转交义康。吏主要来源于吏户。吏户从州郡编户中分立出来独立户籍，称为"吏家"，地位低于将门，而高于兵户，与州郡编户相等。吏户是当时负担最重的阶层之一，兵役、杂役之外，还要从事生产。东晋应詹建议，地方官的职田，"皆取文武吏"耕作；宋孝武帝曾下诏："内外官有田在近道，听遣所给吏僮附业"②；都说吏用于农业生产。宋元嘉初，始兴太守徐豁在郡上书说："郡大田，武吏军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③。说明吏家除了服役外，还要耕种官田，纳高额地租，有似魏晋军屯户。因为课役过重，到要纳租年龄时便开始逃亡，或断绝肢体，或产子不养，以求活命或免役。国有土地又一经营方式，便是屯田。东晋南朝的屯田，不像魏晋、孙吴那样当作农业生产制度去普遍推行，但随时屯垦的事，却时时见诸记载。东晋庾翼为荆州刺史，请求在乐乡（今湖北松滋县）"广家稸谷"；其后，又在襄阳"大佃积谷"，准备北伐①。殷浩执政时，想乘石虎死，北方大乱之际北伐，派谢尚、荀羡等"开江西疁田（即江北的大耕田）千余顷"②。荀羡"镇淮阴、屯田于东阳之石鳖"（今江苏洪泽县南）。刘宋时，张邵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② 《晋书》卷七十《应詹传》。
③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④ 《宋书》卷九十二《阮长之传》。
① 《宋书》卷三《高祖武帝纪下》。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③ 《宋书》卷九十二《徐豁传》。
① 《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
② 《晋书》卷七十《殷浩传》。
雍州刺史，在襄阳附近立堰蓄水。"开田数千顷"③。梁朝的裴邃为竟陵太守"开置屯田"；升为北梁、秦二州刺史时，"复开创屯田数千顷。"④这说明当时国家控制可垦之田还比较多。屯田的生产者是武吏和兵士。吏，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在汉代，兵的地位与编户民相等。魏晋以后，人丁减少，各个割据势力为了保证基本兵员，便用强制手段控制士兵，"士家制"、"世兵制"、"世袭领兵制"便产生了。这样，士兵的地位渐同于私家部曲。他们单立户籍，称"士籍"或"兵籍"。有"士籍"或"兵籍"的人家，便被称为"士家"、"兵户"、"营户"或"府户"。兵户世代为兵，父子兄弟互相袭代。兵和武吏一样，战时作战，平时生产，是屯田的主力。梁夏侯夔在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就是由军人完成的。陈庆之为司州刺史，罢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后，立即停止各地向前线运粮，率领军人开田六千顷，两年之后，仓廪充实。那时，兵是赋役负担最重，生活最苦的一个阶层。逃亡、自残、生子不养者甚众。兵户日渐衰微，官府便用招募流亡，"发奴为兵"或以罪犯及其家属补兵等办法补充军队，结果使兵户与奴婢、罪犯为伍。因为兵家役苦，加之身分低下，将领虐待士兵，兵士便以逃亡或怠战方式反抗。掌军者，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便采取焚"兵籍"的办法收买士兵为自己效力。这样，兵家才逐渐获得解放。
（2）地主的大土地经营西晋占田令规定，各级官吏可以按官品的高低占田，似乎对他们占田数量有所限制；但从西晋占田令颁布后，李重曾说："人之田宅既无定限"①，以及强弩将军庞宗、尚书令王戎等人占田都超过法定数量来看，当时官僚地主占有土地似乎并无限量。东晋，作为西晋的后继王朝，大致也应如此。东晋南朝实行给客制度，对荫客数有规定，而对占田却无规定，就是因为劳动力的缺乏已代替土地兼并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渤海（今河北省南皮）刁氏，西晋末渡江，住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到东晋末，已发展成为"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的大地主。后来，他被刘裕灭族，不是因为他占了大片土地，而是因为他依附于桓玄等反对刘裕。
东晋南朝时期，地主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山林川泽的占有。山林川泽本属封建国家所有，其收入归少府，供皇帝私人消费和赏赐之用。汉末以来，一则因躲避战乱，往往寻找那些有险可守、有田可耕、有水可饮之地结坞自保；二则自老、庄流行，佛、道盛行，爱恋山水成风，这些都增加了人们对山林川泽的兴趣。北方的士大夫们渡江以后，因为肥田沃土多为吴姓地主所占，加上看到江南有那么多的好山好水，因此，在"行田视地利"的同时，开始抢占山林。在东晋建立20 年后，这股风已发展到需要皇帝颁诏严加禁止的程度。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 年）壬辰诏书规定："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尺以上皆弃市"②。诏书是这样严历，但从以后的事实看，似乎是禁者自禁，占者自占，所以此后才有多次禁占山泽的诏令颁布。宋孝武帝大明（公元457 年）初年，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看到当时世家权豪不遵守禁令，"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打柴割草都无地方）"，③ 《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
④ 《梁书》卷二十八《裴邃传》。
① 《晋书》卷四十六《李重传》。
② 《宋书》卷五十四《羊希传》。
建议重申壬辰旧制。而尚书左丞羊希则认为壬辰诏书禁令过严，势难遵行。因此建议：第一、先已封占，并且继续经营有成效者，可不追夺。
第二、规定按官品高低封占山泽限额：一二品三顷，以下每降两品减少五十亩，至九品及百姓，一顷。并将所占山泽登上赀簿。
第三、已占足者，不得再占；先占不足者，得依法占足。
第四、凡非第一条所列，皆不得封锢山泽。
第五、以上各条，有犯者，侵水土一尺以上皆计赃，依强盗律治罪。
此制若行，请废晋咸康二年壬辰诏书的规定。
宋孝武帝采纳了羊希的建议，并下令贯彻执行。这个"占山格"，承认了原属于国家所有，收入作为皇帝"私奉养"的山林川泽可以由私人封占，标志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新发展。占田、荫客，再加个可以封占山泽，使官僚地主发展自己的经济势力有了法律依据。虽说其中也含有限制之意，但高门大族往往同时有多人作官，而且官品日迁月易，有权有势，谁又敢过问他们占有的田地、山泽、佃客之多少呢！所以，实际上是任其所占，年月一久，一点一点地突破，限额也就不存在了。
琅玡王氏是东晋南朝侨姓第一大族。渡江后，王导有赐田80 顷，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钟山侧。这份田产，自东晋初到梁武帝于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从王导裔孙王骞手中强购施与大爱敬寺为止的两百年间，一直保持在琅玡王氏手中。王导的两个孙子王濬和王珉在吴县的虎丘山有"别业"（墅），后来施舍给和尚，成为虎丘山的东、西二寺。王导侄王羲之，一到浙东，便爱上了那里的"佳山水"，与谢安等一大批名士，"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①他有许多土地，散布在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各地。刘宋时，王鉴"广营田业"，兼并的土地也一定不少。南齐时，王秀之听说任命他作吴兴太守，非常高兴，因为那里有他的"隐业"。这个"隐业"是他祖父王敬弘的遗产，地点在吴兴余杭（今浙江杭州西）东山，或曰"舍亭山"。舍亭山是王敬弘的"旧居"，"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王东山。另外，王敬弘在会稽的始宁也有田宅，谢灵运在《山居赋》自注中说：始宁有■山，白烁尖最高，其下有良田，是王敬弘精舍（读经书之地）。刘宋时的王素，曾到东阳（今浙江金华市）隐居，"颇营田园之资"，一定也占有不少土地。
与琅玡王氏并驾齐驱的侨姓高门是陈郡（今河南淮阳县）谢氏。谢安的家业，可以从他的嫡孙谢混的财产状况看到一斑。史载：谢混继承父、祖遗产，"田业十余处，僮役千人"。后来，因为他党附刘毅，被刘裕所杀，并命令他的妻子晋陵公主与谢家断绝关系。当公主离开时，便把家业托付给谢混的侄子谢弘微代管。九年后，刘宋政府又允许公主回到谢家；她回来后看到"室宇修整，仓凛充盈，门徒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真是感慨万千。到公主死时，还有"遗财千万，园宅十余所"；此外在会稽、吴兴、南琅玡（今南京市北）等地还有谢安、谢琰留下的产业和奴婢数百人②。继承父、祖留在始宁县的故宅及墅，又在会稽修营别业，家产丰厚。他"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他还先后向会稽太守孟顗请求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② 《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
将会稽城东的回踵湖和始宁的岯崲湖的水放掉，改作自己的农田，结果遭到孟顗的拒绝。但由此可见他对土地的渴求是多么的强烈。陈郡谢氏的经济势力，就整体而论，超过琅玡三氏。对山泽的占领，则以兰陵萧氏为其突出代表。齐竟陵王肖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今安徽南陵、青阳交界处）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①。梁萧正德，在自征虏亭（今南京城西）至于方山（南京东南）秦淮河西方圆40 余里的地区立墅②。规模较小的，则有梁朝的徐勉。史书上说他"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常居贫素"；但实际上他是个小康人家。他在京师清明门有宅，后来一部分施与宣武寺。又去"东田"经营了一座小园，卖与韦黯，获得"百金"。他用这笔钱为儿孙结婚盖了两所住宅，俸禄散赐亲族，还去姑孰买了田③。比徐勉更穷的，当然也有，那是属于清正廉洁一类的官吏了。
高门士族而外，庶族豪强也多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梁、陈之际的沈泰，有田四百顷，食客不止三千。长沙临湘（今湖南长沙市）土豪欧阳頠"家产累积"，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会稽余姚县大姓虞氏千余家，县南又有豪强数百家，其中多是庶族地主。
官僚地主们占有了大量土地和山泽之后，便开始经营具有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园、墅，又称"别业"。如前所述，王导"有旧墅在钟山"，又有"西园"。谢安、谢玄于淝水战前下棋赌"墅"，说明他们都有"墅"。谢灵运的父、祖在始宁有"旧宅及墅"。会稽的孔灵符在永兴立墅，周回33里。萧正德在秦淮河西立墅，绵亘数十里。梁朝的裴之横率僮仆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巨富。他们的墅都比较大而且大都建于山水之间。园的情况则不同，一种是重观赏价值的，一般面积都较小，人工修饰彩色较浓。如东晋顾辟疆的名园，梁朝徐勉的小园，穿池种树，聚石移果，"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华楼迴榭，颇具临眺之美。另一种是重经济价值的，如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的田园，面积较大。大的墅和园，往往占有大片的水陆地供种植和养殖。孔灵符的永兴墅是水陆地265 顷，沈庆之的田园一定也有大片肥田沃土。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说：田间的田埂和小路纵横交错，灌溉的渠流像经脉那样时散时合，茂盛饱满的■谷，香气浓烈的香稻，夏末以前出穗，入秋以后就可收成。若兼有高岗和陆地，就种麻、麦、粟、菽，掌握好季节，边经营也就边成熟了。如果以谢灵运《山居赋》所载，再综合其他文献，可以了解当时园、墅中的多种经营的情况：谷物：秫，高粱；秔，即稉，香谷；大麻，籽可食，皮沤后可织布；麦、粟、菽（豆类）等。
菜蔬：蓼（liǎo，音了），味辛香，可调味；蕺（jí，音吉），鱼腥草，可食，入药；荠（jì，音记），菜名，味甘；葑，又名蔓菁或芜青，即大头菜或芥菜头；菲，又称"诸葛菜，即萝卜；薑、白薤（俗名藠头）、寒葱等，都可作调味品。
竹木：竹有箭竹二种，苦竹四种，另有水竹、石竹等。木有松、柏、檀、栎、桐、榆、楸、梓等。
果品："百果备列"：杏、■、桔、栗、桃、李、梨、枣、枇杷、林檎
① 《梁书》卷五十二《顾宪之传》。
② 《南史》卷五十二《萧正德传》。
③ 《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
（苹果）、柿等。
药物：菊花，天门冬，麦门冬、附子、天雄、乌头、卷柏、茯苓等。
此外，还有各类手工艺品、副食品生产。除食盐、铁器外，几乎应有尽有，自给自足性比较强。以上无论是耕植所得，或取之自然，多数是自己消费，有余也不绝对排除交换。
园、墅中的生产者，有奴婢、佃客、部曲、门生义故等。
奴婢用于生产还占有很大的比例。东晋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役千人"。谢灵运"生业甚厚，奴僮既众"。沈庆之"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这些拥有大量田业的人，总是同时拥有大量奴婢，说明奴婢用于生产。南朝谚语所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乃是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奴婢的来源，主要来自自卖或被掠卖的破产农民；其次是俘虏和罪犯及其家属。奴婢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剥削最甚。奴隶们不堪忍受其苦，杀主、逃亡、暴动的事时有发生。由于奴隶们的斗争，通过"发奴为兵"、"免奴为客"、释放奴婢等途径，才暂时得以摆脱奴婢地位。
佃客：官僚地主占有的"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官品合法占有的，包括佃客、典计、衣食客。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而是登记在主人的户籍上，叫作"客皆注家籍"。佃客佃种地主的土地，"其佃谷皆与大家（地主）量分（两分），对官府则"皆无课役"。这些，在前面已经谈过，不再赘述。佃客中的另一部分，是官僚地主挟藏的"隐户"，同样不上籍，不向国家输课役。
部曲，原于汉代军队编制之名。后又借指私家武装。私家部曲，主要从事作战和防卫；后来，部曲的人数多了，战争少了。主人不愿部曲坐吃山空，于是便也开始用于生产。梁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庐山）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①夏侯夔、譒父子"有部曲万人"，除了偶尔"为州助防"外，平时"常停于乡里"，吴郡张瑰"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像这些部曲，恐怕主人也不会让他们长期坐耗粮谷。
门生义故：门生和义故，有时合称，有时分开单称，有时又称"门徒"、"门附"、"门义"或"义附"等。他们多是庶族子弟，有的家还很富庶，投靠世族豪门的目的，是求得世家的推荐作官。刘宋时，贵戚徐湛之"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①刘宋时的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宋）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②。主人推荐门生义故作官，一般地说，并无定限，因时因人而异。东晋谢安作桓温的司马，请用门生数十人。桓温认为过多，说用一半；但桓温部下赵悦子却全用了，原因是谢安威望高，不好拒绝。宋孝武帝时，王琨作吏部郎，因为公卿权贵都来请托，王琨感到为难，于是规定：自公卿至一般士大夫，一律只用两个门生。因为门生义故有求于主人，所以他们对主人都尽一定的义务，作些杂役，如抬轿、采药、垦田等；像谢灵运那样，还让数百名义故门生"凿山浚湖"，作很重的劳动，记载上还不多见。（3）小农的个体生产
① 《梁书》卷五十一《张孝秀传》。
① 《宋书》卷七十一《徐湛之传》。
② 《南齐书》卷二十七《刘怀珍传》。
刘宋时，"山阴民户三万"③；而南齐的顾宪之则说："山阴课户二万"④。山阴县宋齐之间"民户"与"课户"间所差一万户，多认为是"不课户"。"不课户"的意思，大概是租调力役全免户。顾宪之所说的二万课户中，包括了"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的纳租调而不服力役户。除了这两部分外，"悉皆露户役民"，也就是独立的个体生产者，约占全县户口三分之一左右。会稽山阴县是南北权豪集居之地，合法的荫户与非法的隐户都比较多，独立的个体小农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全国其他郡县为小。就一般情况说，个体小农应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实际上并非全能如此。宋会稽永兴（今浙江省山县）人郭世道，因孝顺父母，官府免除了他的"税调"。他们夫妻死后，其子原平不愿看到别人在父母坟前的田里赤身露体地劳动，于是变卖家产，花高价买了坟前的数十亩田，从此成为自耕农。但是，这个小农家庭所走过的路却非常曲折。郭世道本来"家贫无产业"，佣工以养继母。继母死，接受亲戚资助；事毕，便佣工加倍偿还。其子郭原平是个熟练的木工，靠作木工养双亲。父亡，原平自卖为十夫客，作为丧葬之费。十夫客是部分卖身的劳动者，与佣工者不同。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吴逵，因传染病家中亡十三人无钱办丧事，而"逆取邻人夫直"，即向邻人预支佣工钱；丧事毕，他"皆佣工报答焉。"他只要佣工足以偿还预支的工值就可以了。而郭原平则不同。他每月卖身十个工日（"十夫"），一次获得部分卖身值；父亲丧事毕，便到买主家去履约，同买主的奴隶们一起劳动。直到"聚以自赎"为止。如果他不积攒足够的钱以"自赎"，就是到买主家作多少工，也是不能改变他的"十夫客"身份的。因此，他把他的劳动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每月拿出十天到买主家履约服役；另外二十天是他的"私夫"，即自己可以去支配的时间，到处为人作墓、作木工。所得，一部分用以养母，一部分"聚以自赎"。自卖为十夫客，多是家中突发事故后无力应付时采取的应急措施，数量也不多。从已知材料看，除了宋郭原平外，还有南齐时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吴达之。他因嫂亡无力办丧事，乃"自卖为十夫客"。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他有少量土地，远房弟、弟媳被人掠卖，他卖掉自己的十亩田，把他们赎回来。又把"世业旧田"（大概是族中的共同遗产）让给族弟。他当时之所以"自卖为十夫客"而不卖土地，是因为土地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一旦卖掉便无以为生；而"自卖为十夫"后，还有"余夫"经营自己的土地，一家生计还可以维持，所以他采取了前者。当时，小农多处于濒临破产的困境，像郭原平那样"自卖后又能自赎"，而后又买了数十亩土地，生活渐渐有起色，是因为他具备特殊的条件。第一，因其以孝得免"税调"，减轻了一大负担；第二，他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又会造墓，故"求者盈门"、生意甚好；第三，有了土地以后，经营商品生产，自己又有船，运瓜到市场出卖。如果单纯从事粮食生产，又无免"税调"的优待，就困难得多。沉重的赋役负担，人们已难承受，若再遇天灾疾疫，就只有卖田宅，鬻子孙，甚至自卖为奴或破产逃亡了。个体小农是国家征调课役的基础，所以政府总是想尽力维持个体小农的存在。但由于这一点始终要服从保障地主阶级利益，服从于国家财政需要，所以始终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总之，东晋南朝时期的土地占有、经营形式，主要有三种：国有的公田，③ 《宋书》卷八十一《顾覬之传》、卷九十二《江秉之传》。
④ 《南齐书》卷四十六《陆慧晓传》及附传。
地主的园墅和独立的个体小农。由于劳动人手不足，各种可能使用的劳动力都被纳入不同的土地占有、经营形式之中。从户口数量说，独立的个体小农居于多数；从在整个农业经济的地位来说，地主的园墅经济似乎又占首位；而国有公田的经营则只是前两者的补充。有一种意见认为：地主的园墅经济是一种理想的经营形式，由于生产者受到庇护，对官府"皆无课役"，不像自耕农那样脆弱，容易破产；同时又能依靠协作的力量开发山林川泽，这都是个体小农所没有的或不能办到的。这种意见，无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当时经济的整体上来看地主的园墅经济，认识上就会有所不同。正是由于园墅主人占有大量的荫户和隐户，对官府"皆无课役"，国家便把全部赋役负担转嫁到个体小农身上，使它们破产，无以自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阻碍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因此，不可以把地主园墅经济的积极作用估计过高。
3。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高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
东晋的重农措施前面已经提到，不再赘说。刘宋元嘉八年下诏：要求地方官对农民善加劝导，使各自努力，作到地无遗利，耕田养蚕，各尽其力。对有突出成就者，列名上报，给予奖励。元嘉二十年，再次下诏：近年各地百姓依然穷困，没有积蓄，赋役稍重，人民就心怀愁怨。一年不收，家家饥寒，这都是地方官引导无方的结果。主管机关应重申旧令，严加监督执行。类似的诏令，几乎各朝都有。除了一般的号召、要求和督劝以外，对小农的破产流亡还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如徙贫民垦起湖田；开放苑囿，租与贫民；把没收罪犯人家的土地分赐贫民；令地方官好好安置流民；农民垦荒，给予免若干年租调的优待；减免农民拖欠的租调，贷与种粮，赈灾救济等，屡见不鲜。史书上的这些记载，一方面是宣扬封建帝王的德政，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关心赋役来源。虽然如此，这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也会有些积极影响。
这时，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江南主要是用"火耕水耨"的方法进行耕作。东晋以后，铁犁、牛耕渐渐推广。梁武帝为了放水淹驻在寿阳的魏军，派康绚在淮水上作浮山堰，将京城东、西二冶所存数千万斤铁器，全都倾倒河中。这些铁器，"大则釜■（xín，音寻思之寻，大釜），小则鋘（húa，即铧）锄。"①库存这样多的铁鋘和铁锄，说明铁农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不过，因为铁器难得，当时人仍较珍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宋将申元吉破魏重要军事据点碻磝城，获得大量战利品，其中便包括"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①牛耕也在逐步推广。宋孝武帝和明帝时期，在农耕即将开始的春天，都曾下诏禁止太官宰牛。太官是少府卿的的属官，负责皇帝的膳食。皇帝於春耕前下诏禁杀牛，象征重农之意。也反映牛在农耕中的重要地位。宋王玄谟为徐州（今江苏徐州）刺吏，以百姓饥馑，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赈饥。这些牛，平时必有一部分用于农耕。齐戴僧静为北徐州（今安徽凤阳东）刺史，"买牛给贫民令耕种。"②这里，牛用于耕田非常明确。齐明帝时，徐孝嗣以"军国虚乏"，建议于淮南及江汉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南齐书》卷三十《戴僧静传》。
地区大力开展屯田，"田器耕牛"由中央政府按实际需要供给③。尽管此事没有施行，但它依然明确地告诉我们，农业已广泛用牛耕田。不过，应该注意一点，这里所举三例都说的是长江以北地区。江南如何呢？齐末南郡（今湖北江陵）太守萧颖胄响应萧衍起兵，曾"发百姓车牛"，说明当时民间有牛，用它驾车，自然也可以用它耕田。萧颖胄给萧衍献很多粮、钱、盐，但牛只有两头。萧景先临终遗嘱：有"牛数头"，二头交国家，一头送太子。齐明帝将自己常骑的白■牛赏给萧颖胄。这些事例说明：江南牛少，多用于驾车、骑乘，甚至达官贵人也常用牛代步。其用于耕田者当不及江北那样普遍。南方，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水资源丰富；但水旱不时，经常闹灾。为了保收、增收，地方官在屯垦的同时，多能注意修筑配套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增产起了保证作用。（将在下面各地经济开发中作具体说明）
与汉魏比较，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作物种类的增多。在两汉，江南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而此时则有稻、麦、黍（黏谷）、粟（谷子）、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它们在播植时间上和耕地的利用上，可以与水稻交错进行。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和粮食的产量，在总体上就会大大提高一步，使南方的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宋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 年）七月下诏说："近来农稼受损，除了水旱灾害外，也由于未能因时因地种植。自今，南徐、兖、豫三州及扬州之浙江（今浙江富春江及其上游）以北各郡，皆督令种麦，以救粮谷之缺乏。尽快运鼓城、下邳等地现存麦种，交刺史贷与贫民。徐、豫二州的许多地方宜于种稻，而百姓却习惯种植陆地作物；可通知二州考察各地旧有水利工程，已崩坏者应及时修补，并督课百姓耕垦，为来年丰收作准备。"①孝武帝大明七年（公元463 年）九月又下诏："浙东干旱，稻稼多伤；种植二麦尚不为晚，加之最近连续下雨，可通知浙东各郡抓紧种麦，贫无麦种者，官府宜酌情贷给。"②宋周朗建议，凡不是火耕水耨之田，皆种豆、麦。由此可见北方作物在南方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北方陆地作物的大量移植到南方，有利于土地的充分利用，粮食产量的增加，对缓解春荒也有好处。
北方传到南方的另一种生产技术，便是区种法。区种法本西汉成帝时汜胜之总结出的一种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通过深耕细作、肥水充足适当，使产量成倍增长。西晋末河内积县（今河南济源县）名士郭文避乱南渡，住在今杭州西数十里的无人山谷中"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①竹叶可入药，木实野果可食，拿到市场售出后买盐，加上自己种的麦、豆就可以活命了。他不仅供自己食用，还有"余谷"救济附近的穷人。嵇康说区田亩产"可百余斛"②，这虽不一定可信，但这种方法能高产应该无疑。它在南方的传播情况如何，因无记载，就不好妄言了。
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的兴修，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东汉时，仲长统说肥瘠土地平均亩产3 斛，良田高些，瘠土则少于3 斛。汉末，钟离③ 《南齐书》卷四十四《徐孝嗣传》。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
① 《晋书》卷九十四《郭文传》。
② 嵇康《养生论》。《嵇康集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47 页。牧在永兴（今浙江肖山县）种稻20 余亩，舂米60 余斛，平均每亩得米三斛。按谷二米一计，则亩产谷6 斛。
梁夏侯夔在寿舂立苍陵堰，溉田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平均亩产十斛，大概是属于"良田"了。宋雷次宗说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市）江西岸有盘石，其"下有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③那时的1 斛相当于今日2 斗多；20 斛则相当今之4 石，产量是相当可观了。当然，这是膏腴上田的产量，至于一般土地，亩产五、六斛也就不错了。
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士庶地主都储存大量粮食。宋周朗说："今长江以南，到处都是丰收。。现在可令民得爵：凡能向国家缴纳供五十人吃一年的粮食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便可得养近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然后让接受口粮的人到淮南去屯田。"④周朗说"不过千家"即可得近十万人吃一年的口粮，意思是说：平均一个地主一年所能输纳的粮食不止五十人的年食量，而可能是加倍。按当时每人每日五升食量计算，每人月食米一斛五斗，按每斛谷出五斗米计算，折谷三斛，年食量则为36 斛，百人则为3600 斛谷。当然，这是平均数，有的大地主剩余粮食可能更多。宋明帝时，因为战争屡起，财政困难，又许民上米、钱、杂谷得官，标准如下：米钱杂谷得官200 斛5 万500 斛边远县令。
300 斛8 万1000 斛五品正令史，或四品在家。
400 斛12 万1300 斛四品正令史，或三品在家。
500 斛15 万1500 斛三品正令史，或署内监在家。
700 斛20 万2000 斛边远郡守或署诸王国三令在家①。
这次赐入米、钱、杂谷者为官，主要是针对庶族地主的，说明当时庶族地主中许多人都有大量的粮食。这是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4。南方开发的概貌自公元317 年司马睿于江东立国，到公元589 年隋灭陈，东晋南朝共经历了270 多年。如果再加上孙吴（公元222-280 年）的59 年，则六朝共经历了330 多年。在这三个多世纪中，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南方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以下，让我们按西晋的行政区划扬、荆、梁益、交广几个大区作个考察。
扬州：西晋时的扬州包括今江苏大部，浙、闽、赣的全部和鄂、皖的各一部。苏皖的淮南地区，处江、淮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两汉时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末、三国间，淮南成了魏吴争夺的焦点，曹魏在淮南大兴屯田，兴修水利，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西晋末，北人南下，许多人停留在这里，利用旧有的灌溉工程，开发淮南。东晋的伏滔说：寿春有"龙泉之陂，良畴万顷"。因为土地已经开发，地主阶级逐渐壮大，"豪右并兼之家，十室而七。"①刘宋元嘉初，刘义欣镇寿春，派人修理年久失修的堤坝，引淠水入陂，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豫记》。
④ 《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
①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① 《晋书》卷九十二《伏滔传》。
"良田万余顷"得以灌溉②。直到元嘉末，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宋魏战争，淮南遭到严重破坏。齐、梁时期，依然惨淡经营淮南，寿春附近，有"陂田之饶"；阳平不鳖（今江苏洪泽县南）"田稻丰饶"③，在一些地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齐在齐郡（今江苏六合南）垦废田二百余顷，决沈湖灌溉④。梁在豫州修苍陵堰（芍陂附近），溉田千余顷，每年收谷百万石⑤。不仅官府，私人也在这里垦辟。河东（今山西夏县）人裴之横，自曾祖父起流亡南下，寓居于寿春。之横少好交游，不事产业，兄之高特为他作窄被、蔬食来激他。之横遂发奋图强，"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⑥像他这样寓居淮南的侨人，开发致富者，必不止裴之横一人。
建康是六朝的都城。历朝对以建康为中心的京畿地区都苦心经营，东晋在曲阿（今江苏丹阳）立新丰塘，溉田八百多顷。宋在湖熟（今江苏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又向京口（今江苏镇江），姑熟（今安徽当涂）移民开垦。齐在句容（今江苏句容）修赤山塘。陈时，京东的丹徒、兰陵二县因涨水形成沙田千顷，当即有人建议耕垦。梁末，姑熟地区已是"良田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了①。
吴郡、吴兴、会稽三郡，号称"三吴"，当时人比之两汉之三辅、三河，是东晋南朝的财政基地，经济发展尤为突出。东晋在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宋又在乌程筑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宋孝武帝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把山阴（浙江绍兴）的贫民迁到浙东沿海的余姚、鄞、鄮三县开垦湖田，"并成良业"②。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顷，膏腴上地，亩直（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鄠音户，今已改为户。户、杜是西汉京城长安附近两个土地最肥沃的县，而会稽的数十万顷，有的又超过它们，可见会稽土地之肥沃了。梁沈约说：江南立国，土地辽阔，但"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而扬又以丹阳、吴郡、会稽最发达，"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③由此可见这些地区开发之广度与深度了。
丹阳、吴、会的发展，带动了今浙江西部和南部的进步。临海、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地也逐渐开发。梁在临海乐安县（今浙江仙居）"堰谷为六陂以溉田"④。经济开发的结果，出现了像刘瑱那样有"资财巨万"的大地主⑤。东阳《隋书地理志》把它列入吴、会一类，"川泽沃衍，有水陆之饶"的富庶地区。土豪留异，世为东阳著姓，梁陈之际，曾运大批粮食支援陈文帝。新安（今浙江淳安）地处山区，梁张率为新安太守，② 《宋书》卷五十一《刘义欣传》。
③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
④ 《南齐书》卷五十三《刘怀慰传》。
⑤ 《梁书》卷二十八《夏侯夔传》。
⑥ 《梁书》卷二十八《裴之横传》。
① 《陈书》卷五《宣帝记》。
② 《宋书》卷五十四《孔灵符传》。
③ 《宋书》卷五十四《孔灵符传》。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七。
⑤ 《陈书》卷三十三《王元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