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石。《太平御览》引《蜀中记》载，隗叔通，性至孝。其母的饭，必须用江水做。隗叔通每天都要到长江边汲水。他每至江边，都有石浮出，为其落脚之用。人们云为孝子石。
魏晋南北朝的水神崇拜对象也很多，兹列举如下：江神。古时江专指长江。《晋书·地理志》载，徐州广陵郡海陵县有江海会祠。江都有江水祠。
河神。古时河专指黄河。黄河历来被视为能兆人间吉凶之河，远古时就有黄龙负图出河洛的传说。十六国时王嘉《拾遗记》中也有"黄河千年一清，圣王之大瑞也。"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为河清，就取此意。南朝刘宋鲍照《河清颂》中说："鸣鸟跃鱼，滌秽河渠，至祥也。大宝鸿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赞，神祗与能，厥应如彼。唯天唯大，尧实则之。抑又闻之：势之所覃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流者远。圣命难谌，皇历攸归，谋从筮协，神与民推。"可见人们对黄河清浊之重视。
渭水神。《水经注》载，长安县北的渭水段，旧有忖留神像。此神曾与鲁班对话，但不露头。鲁班让他出来，忖留说："我貌狞丑，你又善长描绘人的容貌，所以我不能出。"鲁班于是拱手说："我手中无物，你露出头来见我。"忖留才露出头来。鲁班见他出来，手虽未动，但脚下开始画起来。忖留发现后，立即还入水中。所以忖留的像只有半截立于水中。传说此像曾把曹操的乘马吓惊，所以曹操命人将像取掉。
蒋公湖。扬州永嘉郡怀化县有蒋公湖，传说湖中有神，有祭祀祈请者，神皆以大鱼与之。
宫亭湖。位于江州豫章郡内，传说此湖有神，甚有"灵验"，民间为之立庙。过路行旅，无不祈祷。《搜神记》载："南州人有遣使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河伯。河伯的传说有很多。东晋时葛洪作《抱朴子》，说弘农人冯夷，八月上庚日渡河，被淹死，被天帝封为河伯。《搜神记》载，泰山入胡母班被泰山神召去，让他给自己的女婿河伯带一封信。胡母班问："不知怎样才能见到河伯？"泰山神说："你至河中流，便拍船呼青衣，便会有人来取信。"胡母班依言而行，果然见到河伯。同书又载，吴郡余杭县有上湖，湖中央有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因喝醉酒，睡在湖边。醒来时马已不见，只见一少妇，后又来一少年，说主人欲见他。那人随少年乘车入一城，进一所宅，见厅上信幡上写着"河伯信"。从这两个传说看来，魏晋南北朝时的河伯，似乎是主管众水之神。
雨濑。濑即小溪之意。传说此濑在荆州来阳县，若遇天旱，百姓壅塞之，天就会下雨。一县共壅则一县降雨，一乡独壅则一乡独降。
石井。传说罗霄山有石井，民天旱时祠井神，以木投井中，天即下雨，至井溢木出，雨则止。
3。植物、动物崇拜魏晋南北朝时期，树有神灵的观念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体现。《搜神记》载：扬州庐江郡龙舒县陆亭有大树，高数十丈。时天大旱，百姓见此树常有黄气，以为有"神灵"，遂以酒脯祭之求雨。后村中有一人，夜见一妇人，自称树神黄祖，能兴云作雨，答应明日日中降雨。至期果有大雨，百姓遂为立祠祭之。在北方，树有神灵的观念则体现为另一种形式。《艺文类聚》引《曹瞒传》载，曹操自汉中至洛阳，筑建始殿。基址有梨树，曹操让苏越将树移走。挖树时掘根，树根出血。苏越报告此情，曹操亲自视之，以为不祥，回去便病倒。又《洛阳伽蓝记》载：洛阳城内有愿会寺，"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旁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中黄门侍郎元纪伐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树还能预兆世间吉凶。嘉禾生，木连理，被人们认为是吉祥之兆，史籍曾将此现象大书特书。树上结冰挂，则认为是不祥之兆。被称为"木不曲直"。如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 年）二月，下雨，树结冰。人们便把此现象同两年以后的周f 、戴渊、刁协、刘隗等人的被杀联系起来。又如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 年）正月，下雨，树结冰。人们也把第二年的殷浩北伐失败与此相联系。还有一种被称为"草妖"的现象，也被视为不祥之兆。如蜀汉刘禅景耀五年（公元262 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认为这是蜀亡的预兆。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 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树久枯，忽而复荣，也被视为晋怀帝不终其祚，元帝由支族而兴的先兆。
除了预示吉凶之外，还有一些树木被视为避邪驱鬼之物。在节令习俗一章中，我们曾谈到元日人们将桃板、桃符挂在门上用以避邪。栌木也被视为驱鬼之物。晋崔豹《古今注》说："程雅问拾栌木一名无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宝毦，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为棒，杀之。世人相传以此木为众鬼所畏，竞取为器用，以却厌邪鬼，故号曰无患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动物被视为吉祥之物，主要有以下种类：凤凰。东吴孙权太元元年（公元251 年），有鸟集苑中，似雁，高足长尾，毛羽五色，咸以为凤凰。改元为神凰元年（公元252 年）。吴人薛综《凤颂》说："猗欤石磬，金声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兽翔感，仪凤舞麟，在昔尧舜，斯磬乃臻。宗庙致敬，乃胥来顾，赞扬圣德，上下受祚。"鸾。《说文解字》释鸾曰："神灵之精也。五彩，鸡形，鸣中五音。"
晋葛洪《抱朴子》说："《昆仑图》曰：鸾鸟似凤而白缨，闻乐则蹈节而舞，至则国安宁。"郭璞曾作《鸾鸟赞》："鸾翔女床，凤出丹穴，拊翼相和，以应圣哲。击石靡詠，韶音其绝。"
乌。乌有数种。有白乌、赤乌、苍乌、黑乌、三足乌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嘉禾七年（公元238 年）八月，武昌言有麒麟出现。群下以为此乃太平之兆，宜改年号。孙权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于是改嘉禾为赤乌。
龙。《宋书·王昙首传》载，刘裕镇守江陵时，王昙首力劝刘裕入建康代晋。刘裕沿江而下，途中有黄龙出，左右皆失色。刘裕却对王昙首说："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又如三国孙吴时，樊口、武昌都报有黄龙出现。孙权便改年号为黄龙。曹植《贺瑞表》说："臣闻凤凰复见邺南，黄龙双出于清泉，圣德至理，以致嘉瑞。"
麒麟。《晋书》记载，吕光时，张掖金泽有麒麟出现，群兽皆从，于是吕光改年为麟嘉。吴人薛综作《麟颂》说："懿哉麒麟，惟兽之伯，世平睹景，否则戢足。"可见人们眼里，麒麟的出现是太平盛世之兆。
以上数种禽兽，多为人们观念中的动物。可能是根据现实中的某种动物加以想象衍发的产物。此外，还有一些现实中的动物也被看作是祥瑞之兆。雀。雀被人们视为祥瑞之物，尤其是白雀、赤雀，更被人们珍视。《艺文类聚》引《零陵先贤传》说，曹操时有白雀之瑞，群儒作颂。东吴孙晧时，华覈《谏盛夏兴工疏》中说："征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睹，白雀继见。"雉。白雉为雉中尤吉之禽。《魏略》载："文帝欲受禅，郡国奏白雉十九见。"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 年）、三年、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 年）、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 年）、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428 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六年、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 年）、大明五年、大明八年、前废帝永光元年（公元465 年）等都有白雉出现。这些都被作为吉兆而被载入《宋书·符瑞志》。
白虎。《艺文类聚》引《中兴征祥说》："王者仁而不害，则白虎见。
白虎状如虎而白色，啸则风兴，暠身如云而无杂色是也。"
白狼。《宋书·王懿传》载，王懿被慕容垂打败，身受重伤，且与亲人走散，在大泽中迷路。这时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毕乃衔王懿衣，带其渡河，使之得救。后王懿在刘宋朝为官，在任所立白狼寺。
九尾狐。三国魏曹植有《上九尾狐表》："黄初元年（公元220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大狐在中央，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竖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后知九尾狐。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
除上述诸禽兽外，白鹅、白鸽、白兔等也被视为祥瑞之物。
动物不但兆祥，还能预祸。《宋书·五行志》记载了种种动物预示灾祸之事，节录如下：龟孽。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戈兵。"明年，瓘诛。
鸡祸。晋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鸡生雄鸡无翅，既大，坠坑而死。王隐曰："雄，胤嗣象，坑地事为母象，贾后诬杀愍怀，殆其应也。"晋惠帝太安中，周f 家有雌鸡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奋翼鸣将，独毛羽不变。其后有陈敏之事。敏虽控制江表，终无纲纪文章，殆其象也。卒为玘所灭。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有雌鸡化为雄。天戒若曰："雌化为雄，臣陵其上。"其后王敦再攻京师。
毛虫之孽。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送两足虎，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形有亏，金虎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言非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曰："虎者阴精，而居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言水数既极，火慝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河间王愷获以献。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为四方之象。后河间王数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殆其应也。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麘，刺史武陵王表为祥瑞。此毛虫之孽。犬祸。公孙渊家有犬冠帻绛衣上屋，此犬祸也。屋上亢阳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渊亢阳无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为燕王，果为魏所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门。"桓玄将拜楚王，已设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来便其席，万众暀候，莫不惊怪。玄性猜暴，竟无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羽虫之孽。景初元年，又有燕生钜。。于卫国涓桃里李家。形若鹰，吻似燕。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晋宣王起，遂有魏室。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余。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权使领丞相朱據燎鹊以祭。案刘歆说，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朱據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东馆，典教之府，鹊堕东馆，又天意乎。
羊祸。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廐，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入京都，导与成帝俱幽石头，仅乃免身，是其应也。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献三角羊，羊祸也。
豕祸。吴孙晧宝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马丁奉营。此豕祸也。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反。晧怒，斩其导军。及举大众北出，奉及万彧等相谓曰："若至华里，不得不各自还也。"此谋泄，奉时虽已死，晧追讨谷阳事，杀其子温，家属皆远徙。豕祸之应也。
牛祸。元帝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三年后死。又有牛生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马彪说，两头者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其后皆有此应。
马祸。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按刘向说，此兵象也。及帝晏驾之后，王室毒于兵祸，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又有"天子亲伐，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马有生角。"
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些现象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如木连理，树挂冰，一种动物的出现，动物中的怪胎等等，用今天有关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但在科学不甚发达的古代，人们对这些现象却疑惑不解。特别是当这些自然现象与一些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更使它们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引向诚惶诚恐地信仰崇拜这一端上。
（三）人神、人鬼崇拜魏晋南北朝对人神崇拜可分为三类，一是被神化了的先人，二是被神化了的当时的官吏，三是被神化了的民间普通之人。对人鬼的崇拜主要表现为鬼魂索命报应观念。
1。被神化了的先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传说中的人物已被神化，因而作为神受到人们的祭祀。这些人主要有：黄帝。据《晋书·地理志》记载，雍州扶风郡雍县有五臓、太昊、黄帝以下祠303 所。《魏书·地形志》载，豳州襄乐郡肤施县有黄帝祠。北魏初，拓跋嗣、拓跋焘多次到涿鹿桥山、广宁历山等处祠黄帝庙。扶风郡治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襄乐郡治位于今甘肃宁县北，涿鹿城位于今河北怀来西南，广宁郡治即今河北涿鹿。可见黄帝祠遍于陕甘河北地区。
蚩尤。《晋书·地理志》载：兖州东平国寿张县（今山东东平县南）、青州乐安国临济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等地有蚩尤祠。
伏羲。《魏书·地形志》载，司州汲郡朝歌县（今河南省淇县）、兗州高平郡高平县（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北）等地都有伏羲祠。
女娲。《魏书·地形志》载，定州博陵郡深泽县（今河北省深泽县东》有女娲祠。
赤松子。赤松子相传为神农时的雨师。《晋书·地理志》载，扬州东阳郡长山县（今浙江金华）有赤松子庙。
尧。《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东燕县（今河南长垣县西北）、定州钜鹿郡曲阳县（今河北晋县西）、定州北平郡望都县（今河北卢龙县）、并州上党郡乐阳县（今山西潞城附近）、并州乡郡乡县（今山西武乡县东）、并州乡郡铜鞮县（今山西沁县西南）、晋州平阳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营州昌黎郡龙城县（今辽宁朝阳市）、青州齐郡临淄县（今山东淄博东北）、北豫州广武郡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县）、海州东海郡下密县（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等地都有尧祠。
舜。《魏书·地形志》载，齐州济南郡历城县（今山东济南）有舜山祠。禹。《魏书·地形志》载，郑州阳翟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县）有禹山祠。奚仲。奚仲为夏禹之臣。传说黄帝造车，少吴用牛拉车，奚仲改为用马，所以被禹任为车正。《魏书·地形志》载，徐州彭城郡薛县（今江苏徐州）有奚仲庙。
周文王。《魏书·地形志》载，雍州咸阳郡石安县（今陕西咸阳附近）
有周文王祠。
姜太公。《魏书·地形志》载，司州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有姜太公庙。
赵武灵王。《魏书·地形志》载，肆州永安郡定襄县（今山西定襄县）
有赵武灵王祠。
卫灵公。《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有卫灵公祠。
晋王。《魏书·地形志》载，并州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市附近）
有晋王祠。
孙叔敖。孙叔敖为春秋楚人，虞丘将其举荐给楚庄王，其任相3 个月，施教导民，国内无奸邪之吏，无强梁之盗。他3 次任相，3 次被黜，但均得而不喜，去而不悔。《魏书·地形志》载，东豫州长陵郡安宁县（今河南新蔡县南）有孙叔敖庙。
介子推。春秋时晋人，曾与晋文公一起流亡国外，助其归国即位，立有功绩。但不以功邀赏，而去介山隐居。《魏书·地形志》载，并州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市南）有介子推祠。
伯夷、叔齐。二人为孤竹君之子，因互让王位，皆去位逃走，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而谏。周朝建，二人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晋戴延之《西征记》说："洛东北去首阳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齐祠。或云饿死此山，今河东蒲坂南。又谓首阳亦有夷齐祠，未详饿死所在。"
伍子胥。《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东燕县（今河南长垣西北）、兗州泰山郡（山东泰安东南）等地有伍子胥庙。
屈原。刘敬叔《异苑》载："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净，异于常处。民为立庙，在汩潭之西，岸侧盘石马迹尚存。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
老子。《晋书·地理志》载，豫州梁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有老子祠。《魏书·地形志》也载，南兗州陈留郡（今安徽亳县）有老子庙。
叔梁纥。叔梁纥为孔子之父，春秋时鲁国人。他先娶施女，生九女。后从父命与颜氏女徵在结婚，祷于尼丘得孔子。《魏书·地形志》载，兗州鲁郡鲁山县（今山东曲阜）有叔梁纥庙。
颜母。即颜徵在，孔子母。《魏书·地形志》载，与叔梁纥同地还有颜母庙。
孔子。孔子庙也在山东曲阜。除此之外，江南地区也有孔子庙。《南齐书·江祏传》记载，江祀为南徐州南东海郡太守时，曾修复破败的宣尼庙，构立祭之。孔子在西汉平帝时被追谥褒成宣尼公，宣尼庙即孔子庙。
子路。孔子的弟子。《魏书·地形志》载，司州东郡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有子路祠。
子产。春秋时郑国法家人物。《魏书·地形志》载，北豫州广武郡苑陵县（今河南新郑县东北）、洛州阳城郡康城县（今河南禹县西北）等地有子产祠。
秦始皇。《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朗家传》载："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可见会稽一带祭祀秦始皇之俗。
项羽。《魏书·地形志》载，睢州谷阳郡高昌县（今河南鹿邑县）有项羽庙。《梁书·萧琛传》载，萧琛任吴兴太守时，"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厅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可见江南江北均有祭祀项羽之俗。
刘邦。《魏书·地形志》载，徐州沛郡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徐州沛郡沛县（今江苏沛县）、徐州北济阴郡丰县（今江苏丰县）、徐州北济阴郡离狐县（今山东单县）、洛州上洛郡上洛县（今陕西商县）等地都有汉高祖庙。
戚夫人。汉高祖宠姬。《魏书·地形志》载，徐州彭城郡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有戚夫人祠。
楚怀王。秦末，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后将其害死。至六朝时，江州桂阳郡郴县南（今湖南郴州附近）仍有义帝庙，百姓祭之。
张良。《魏书·地形志》载，徐州彭城郡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有张良祠。
西门豹。《魏书·地形志》载，司州魏郡邺县（今河北邯郸南）有西门豹祠。
四皓。四皓即西汉初的四个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又称"商山四皓"。《魏书·地形志》载，雍州咸阳郡石安县（今陕西咸阳附近）、洛州上洛郡上洛县（今陕西商县）均有四皓祠。
赵尧。西汉刘邦时任御吏大夫，后被吕后所杀。《魏书·地形志》载，定州中山郡安喜县（今河北安国县西）有赵尧祠。
汉武帝。《魏书·地形志》载，雍州北地郡富平县（今陕西耀县东南）
有汉武帝祠。
光武帝。《魏书·地形志》载，北扬州南顿郡南桓县（河南项城附近）
有光武帝祠。
卓茂。东汉光武帝时任太傅。《魏书·地形志》载，北豫州荥阳郡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有卓茂祠。
麻姑。传说中的女仙，东汉时曾出现于蔡经家。《魏书·地形志》载，沧州浮阳郡章武县（今河北沧州东）有麻姑祠。
2。被神化了的当时官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当时的官吏也逐渐被神化，为人们所祭祠。这些人上至皇帝，下至县令，所包甚广。
曹操。《魏书·地形志》载，谯州南谯郡涡阳县（今安徽蒙城附近）有曹操祠。
邓艾。《魏书·地形志》载，南兗州陈留郡小黄县（今安徽毫县附近）
有邓艾词。
贾逵。魏文帝时，贾逵任豫州刺史，其到任后，"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在任期间，又外修军旅，内治民事，拦截鄢水、汝水，筑造新陂，并开通运渠，人称"贾侯渠"。贾逵死后，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其刻石立祠。曹魏末，王凌起兵反对司马懿，兵败被擒。其经过贾逵祠时，大呼贾逵之字说："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后司马懿有疾，梦王凌、贾逵为厉鬼，甚恶之，遂死。
诸葛亮。《魏书·地形志》载，梁州华阳郡沔阳县（今陕西汉中市西）
有诸葛亮祠。
邓芝。三国蜀汉车骑大将军。《魏书·地形志》载，陕州恒农郡北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有邓芝祠。
孙坚。《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注引《世语》载："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墓，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
周瑜。《初学记》引《水经注》载，"江水对雷州之北侧有周瑜庙"。
蒋子文。《搜神记》载："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窃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祐孙氏，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小虫如尘麖，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苏峻。此人为东晋人，先为兰陵相，讨伐王敦的战争中曾有功于朝廷，后来举兵叛晋，还一度攻下东晋首都建康。《南齐书·崔祖思传》载："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初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祠神，庙有苏侯像。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
袁双。东晋时人，袁真第四子。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 年），袁真随桓温北伐。桓温北伐失利，归罪袁真，将其贬为庶人。袁真不满，据寿阳，潜通苻坚、慕容皝。《异苑》载："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所诛，便失所在。灵怪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
孔愉。孔愉是会稽山阴人。孙吴亡后，迁入洛阳，西晋末，归乡里。中途遇石冰、封云之乱，并被封云迫为参军。孔愉不从，几乎被杀，后因封云的司马张统的营救才获免。孔愉回家乡后，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穑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众人而去。乡里皆说他是神人，为其立祠。萧承之。南齐高帝萧道成之父，死于刘宋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77 年）。梁土民于峨公山立庙祭之。
邓县令。《南齐书·周山图传》载："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现灵。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
3。被神化了的民间普通人魏晋南北朝时，除了上述两种人外，还有一些民间普通人，他们没有权势，或被枉杀，或由于不堪受迫害而自杀。这些含冤而死者，往往被神化。这些人主要有：紫姑。《异苑》载："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
丁姑。《搜神记》载："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答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不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于吉。《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赵昞。赵昞是东汉人，善方术。《搜神记》载："赵昞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帷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民为立祠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上述几人，皆为屈死而成神者。此外还有不是被枉杀而成神的普通人。
小姑。《异苑》载："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谷扶疏，鸟尝产育其上。晋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缴杀数头。即觉体中慄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
张母。戴延之《西征记》载："邙山西匡东垣，亘阜相属，其下有张母祠。即永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于丹阳，即此母也。今祠存焉"。
上述人神崇拜的三类人中，包括了皇帝、圣贤、文臣、武将、县令、平民、妇女、道士，几乎涉及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可见当时人神崇拜习俗的盛行，除了人神信仰以外，还有人鬼信仰。早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灵魂不灭和鬼的观念就已存在。《礼记·祭法》载，天子七祀中有泰厉，诸侯五祀中有公厉，大夫三祀中有族厉。注文引《春秋传》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可见所谓"厉"，即无所归依，无人祭祀之鬼。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古代固有的鬼神观念与佛教的轮回报应之说相结合，鬼魂索命报应观念更加盛行。《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注引《三辅决录注》载，游殷与司隶校尉胡轸有矛盾，后胡轸诬陷游殷，构其罪杀之。"殷死月余，轸得疾患，自说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将鬼来'。于是遂死"。《晋书·姚苌载记》载，姚苌杀苻坚后，不久染疾。梦见苻坚带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人突入营中。姚苌惧而入宫，宫人出来刺鬼，误中姚苌阴处。众鬼说："正中死处。"姚苌惊醒，遂患阴肿，医刺之，出血如梦。此后姚苌时时狂言："臣苌，杀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臣。"《魏书》记载，元寿兴为中庶子时，曾因公事杖责王显30。后王显被世宗所宠，任御史中尉，诬元寿兴在家口出怨言，诽谤朝廷。世宗批准赐元寿兴死。元寿兴临死时，对其子说："我棺中可著百张纸，笔两枚，吾欲讼显于地下。若高祖之灵有知，百日内必取显，如若无知，亦何足恋"。世宗死后，王显果然被杀。《还冤志》载："汉孙策既定会稽，引兵迎汉帝。时道人于吉在策军中，遇天大旱，船路艰涩。策尝自出督切军中人，每见将士多在吉所，因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转至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当受诛。俄顷之间，云雨滂沛，未及移时，州涧涌溢。时并来贺吉免其死，策转怒愤，意竟杀之。因是策颇愍常，每仿佛见吉复出。射猎为刺客所伤，治疗将差，引境自窥，镜中见吉，顾则无之。如是再三，遂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还冤志》系北朝人颜之推所撰。书中所载道士于吉之事，前面所引《江表传》中已讲过。但《还冤志》中所讲于吉之事与《江表传》已经有很大不同了。第一，它增加了孙策命于吉致雨，但最终仍自食其言将其杀害的情节，从而更衬托出于吉之冤。第二，它把孙策之死与于吉之冤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冤魂报应之事。还在颜之推以前，东晋人于宝撰《搜神记》，所记于吉之事已与《江表传》不同，颜之推撰《还冤志》与《搜神记》异书同词，说明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鬼魂报应观念的进一步流行。
（四）物的崇拜物主要指生活中的器具。魏晋南北朝时对生活器具的崇拜主要有灶、门、槎等。
1。灶灶神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据《礼记》等书的记载，天子的"七祀"和诸侯的"五祀"，都有祭灶这一内容。《搜神记》载："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尝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数十。故后子孙尝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这说明，至汉代，灶神能为人降福的观念已形成。至魏晋南北朝时，灶神的职能又有所变化。《抱朴子·内篇》说："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长期以来，民间祭灶神，希望他上天言好话，概源于此。
2。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隋杜公瞻对此注说："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户。其法先以杨枝插于左右门上，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糕糜插箸而祭之。"
3。槎、船槎指竹或木做的筏子。《搜神记》载："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搓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江南多水，舟船槎筏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因此槎船崇拜现象多发生在南方。《搜神记》载："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竿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五）宗教习俗魏晋南北朝是宗教神学勃兴的时代，不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外国传来的佛教，都在这个时期广泛传播。以佛教为例，北齐北周全境共有僧尼300 万人，而当时北方人口约3000 万，僧尼比例占1／10。这个数字表明佛教在人民中传播的广泛程度。正因为如此，某些佛教的仪式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成为人民的一种习俗了。四月八日礼佛即如此。
相传四月八日是佛的生日，每至此日，举国上下都要举行庆典。《荆楚岁时记》载："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浴佛又称灌佛，《高僧传》载："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浴佛灌佛之事，三国时已见记载。《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笮融督广陵、彭城漕运时，"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塗身，衣以绵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至南北朝时，南北方都有灌佛浴佛的记载。《南史·刘敬宣传》载："敬宣八岁丧母，昼夜号泣，中表异之。辅国将军桓序镇芜湖，牢之参序军事。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胜"。同书《沈道虔传》载；沈道虔家"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时洛阳地区四月八日礼佛的隆重仪式和盛大场面。据载，洛阳城南有景明寺，每年四月七日以前，洛阳各地的佛像都要请入此寺，差不多有一千余尊。"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者，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东骑填咽，繁衍相倾"。如此盛大的场面，若只限于僧众显然是形不成的，一定有许多洛阳平民的参加。南北朝时的四月八日礼佛的宗教活动，已经具有民间习俗的性质。
七、娱乐习俗娱乐是人们为满足自己心悦情乐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魏晋南北朝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较长，战乱较多，但此时期人们也没有放弃娱乐活动。同节令习俗一样，此时期人们的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当代的创造。这些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类型：竞技活动、角智活动、自娱活动及其他活动。
（-）竞技活动所谓"竞技"，与今天所说的体育竞技的概念不完全一样。虽然它也有技艺竞赛的意思，但这种竞赛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或发展这种技艺，而主要是为了一种心理和情绪上的满足。也就是说，它们仍是一些娱乐性较强的竞技活动。
1。樗蒲樗蒲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技巧的活动，最迟在西汉时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樗蒲活动的流行达到了其极盛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樗蒲活动活跃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时，游楚好遨游，喜音乐。他曾任过蒲阪县令、汉兴太守等职，每到一处，都进行樗蒲、投壶等活动。孙吴诸葛融领兵驻公安时，常会宾客。每次宴会，都让宾客各以所能进行博弈、樗蒲、投壶、弓弹等活动。诸葛融则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西晋时，晋武帝曾与其贵嫔胡芳樗蒲，二人争矢，以至将晋武帝手指弄伤。东晋桓温伐蜀时，很多人都认为不见得成功，唯刘。。认为桓温必胜无疑。有人问为什么，刘。。说："他在樗蒲博戏时，没有十分把握，决不行事。以此观之，他此次伐蜀，志在必得"。借樗蒲来观察一个人的品格，可见东晋时此戏之盛。在北方，后赵石勒的妹夫张越与诸将蒲博，石勒还亲临观看。前秦时，慕容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樗蒲，慕容宝端坐整容，表情严肃，说："都说樗蒲可体现神的意志，如果神让我将来富贵，就让我连得三卢。"于是连掷三次，皆得卢。南朝刘宋时，王弘曾任过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等职。他年青时曾在公城子野家中进行过樗蒲。王弘当权后，有一个人来找他要求得到县长之职，言词颇为急切。当王弘知道他曾因樗蒲犯过罪时，便说："你能通过樗蒲得钱，还要吃官禄干什么？"那人说："不知道现在公城子野在什么地方。"一句话说得王弘默然无语。南齐时，明帝因平定晋安王反叛得胜，举行宴会，慰劳诸军将领。席间樗蒲官赌，武卫将军李安民五掷全都得卢。萧梁时，昌义之、曹景宗、韦胐曾设12 万钱借樗蒲相赌曹景宗掷得雉，韦胐掷得卢。卢的采数比雉高，眼见曹景宗取胜无望。谁知韦胐不贪财，趁人还未看清，迅速将掷具翻过来一块，使自己所掷的卢被破坏掉。北魏张僧皓，特别喜欢樗蒲，不论什么人，他都与之较量，因此受到世人的讥笑。北齐人祖珽，常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人一起游乐。有一次，他们聚集一起，拿出一百多匹上等绸缎作为赌资，让下人樗蒲相赌，以此为乐。西魏时，宇文泰在同州与群公宴集，拿出数段绫绢，命诸将樗蒲取之。
第二，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进行樗蒲活动。如前叙各种樗蒲之事中，晋武帝是西晋之君，石勒是后赵国主，祖珽是北齐重臣，桓温是东晋权相，韦胐是萧梁名将，游楚在曹魏时为官一方。不但上层社会樗蒲之戏大行，中下层社会也进行此戏。前述刘宋王弘，少年时与之樗蒲的公城子野，以及后来向他求取县官之职的那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是很高。《世说新语》还记载这样一件事：东晋温峤还没作高官时，经常与扬州、淮中一带的商人樗蒲赌博，但不是商人的对手。有一次，温峤与商人樗蒲，输得很惨，简直无法抽身，于是便在船中大唤其好友庾亮说："快拿钱来赎我。"庾亮赶快将钱送过去，温峤才得以回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商人也进行樗蒲活动，且技艺不低。《异苑》也记载说，刘宋元嘉年间，颖川人宋寂役使一个3 尺长的独脚鬼。宋寂一次想与邻居樗蒲，但还缺一种名为五木的器具。独脚鬼便取刀砍院中的杨树枝做成五木。想进行樗蒲却连器具都不全，这与上层社会的豪华排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鬼做五木只是一个神话，但这段记载却反映了下层社会也行樗蒲之事实。
第三，樗蒲之戏甚至被少儿所掌握。《太平御览》引《江蕤别传》说："蕤年十一，始学樗蒲。祖母为说往事，有以博弈破业废身者。于是即弃五木，终身不为戏"。江蕤11 岁就学此戏，这在当时不是偶然现象。江蕤虽以后弃五木，终身不樗蒲，但少年樗蒲仍大有人在。南朝刘宋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樗蒲"①。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①司州刺史刘季之，"少年时，宗慤共蒲戏，曾手侮加慤，慤深衔恨"②。《世说新语·方正》载："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年仅数岁便能看懂樗蒲之戏，且能对胜负加以预见和评论，可见王子敬深通此道。
关于樗蒲的内容，东汉马融《樗蒲赋》中说得比较具体：枰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缘以绘绣，紩以绮文。杯则摇木之干，出自昆山。矢则蓝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润，不细不洪。马则玄犀象牙，是磋是砻。杯为上将，木为君副，齿为号令，马为翼距，筹为策动，矢法卒数。于是芬葩贵戚，公侯之俦，坐华榱之高殿，临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齿，勒良马，取道里。是以战无常胜，时有逼逐，临敌攘围，事在将帅。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
马融此赋描写了樗蒲所用器具、玩法及公侯贵戚樗蒲时的情景。按照马融所写，樗蒲之具应包括枰、杯、木、矢、马5 种，为了解其玩法，将五种器具分述如下。
枰即棋盘。马融赋中只描述了棋盘的质地及外形。根据唐、宋典籍记载，棋盘上有关、坑、堑等标志，为行棋之障碍。
杯为投掷五木的容具，从"杯为上将"、"临敌攘围，事在将帅"等句来看，杯对投掷出高采起着重要作用。
木，又称五木，因其用木制成，有五块，故有此称。
马为棋子，玩者用它在棋盘上过关跨堑，即马融所说的"马为翼距"。
矢也为一种棋子，从"矢法卒数"看，矢代表步兵，用来围杀或阻止马前进。
五种器具中，五木为关键之物，它影响着马与矢的行动。唐李肇《唐国史补》说：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
如果我们把《樗蒲赋》和李肇文对照来看，就可看出，马融赋中的"矢"与李肇文中的"子"相似。李肇文中的"骰"，就是"五木"。"采"与"齿"
①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相关，如全黑为卢，其采十六，则卢为采名，十六为齿数。"筹"为贵采，得之可以连掷打马，所以说"筹为策动"。杂采虽不能打马，但可调动兵卒，即马融所说的"齿为号令"。根据以上比较，我们可大致勾勒出樗蒲的玩法：对峙双方各执马、矢两种棋子，投掷五木，根据所得齿数，或策马过关，或挥卒围截。《晋书·周f 传》载：周f 死时，王敦正与一个参军樗蒲。参军之马将至博头而被杀，参军借此发挥说："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将登而坠，有似下官此马。"可见王敦与其参军正是这种玩法。这种玩法较为复杂，决出胜负的时间较长，为了赌博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种以掷五木定输赢的简便玩法。《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在东府聚众樗蒲，赌金数百万。别人都掷得黑犊，只差刘毅及刘裕未掷。刘毅一掷，得雉，为仅次于卢的贵采。刘毅大喜，得意地对其他人说："我并非不能得卢，只是不想罢了。"刘裕听了很不高兴，他把五木放在手里揉搓许久，最后终于掷出。只见四子俱黑，唯独一子还在转动。刘裕对着它高声厉喝，直至这颗子定在黑面。结果刘裕掷得五木俱黑的卢采，这是樗蒲最高的贵采。
不论哪种玩法，其关键都是掷五木的技巧。由于樗蒲活动的广泛流行，也确实产生了技巧不凡的高手，最典型的就是东晋袁耽。袁耽字彦道，以技艺闻名。据《太平御览》引《郭子》载："桓公年少至贫，尝樗蒲，失数百斛米。齿既恶，意亦沮，自审不复振，乃请救于袁彦道。桓具以情告，袁欣然无忤，便即俱去。出门云：'我不但拔卿，要为卿破之。我必作快齿，卿但快唤'。"既戏，袁形势呼咀慨牡，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震惧丧气。俄顷获数百万。"袁耽樗蒲，掷必卢雉，技巧确实高人一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樗蒲之戏，是一种技巧的比赛。
2。弹棋关于弹棋的起源，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认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这种说法实属谬误。弹棋的起源，最晚也可追溯到西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喜好蹴鞠之戏，群臣不能谏止，东方朔便以弹棋之戏进献武帝。武帝得此戏之后，便舍蹴鞠而好弹棋了。另一种说法是，汉成帝好蹴鞠，刘向认为蹴鞠会使人体力劳竭，不适宜皇帝至尊之体，便献弹棋之戏。无论哪种说法，弹棋之戏的起源早于曹魏则无疑。不过，弹棋之戏又确实与宫廷内妆奁有关。弹棋在汉代为宫禁之中的游戏，至西汉末社会大乱，京城被赤眉军攻占，此戏才由宫内散落人间。东汉章帝时，因统治者好诸技艺，此戏一时大盛。自从东汉冲帝、质帝以后，弹棋之戏又绝。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执政，宫禁甚严，所有博弈之具一概不许进入宫中。宫人们为娱乐消遣，便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其玩法仿效于汉代的弹棋，于是弹棋之戏又兴起来。
弹棋在魏晋南北朝时虽然不及樗蒲兴盛，但在各个时期也有文献记载。
三国魏文帝曹丕弹棋技艺高超，别人弹棋用手，他却能用手巾角。还有比魏文帝技艺更高的，能用头上戴的葛巾角弹棋。十六国后赵时，石闵密谋推翻石遵，派将军苏亥、周成率甲士30 人将石遵逮捕，当时石遵正与妇人弹棋。南朝刘宋孔琳之，"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①。江湛也擅长此道。宋文帝子刘休祐任荆州刺史时，手下有个叫苑景达的人，善于弹棋，太宗想把他召进宫陪自己玩，刘休祐坚决不肯。太宗大怒，诘责说："汝刚戾如此，岂
① 《宋书》卷五十六《孔琳之传》。
为下之义！"为争棋手而君臣闹翻，可见弹棋在刘宋时也很盛行。南齐时，沈文季也"尤善簺及弹棋"②。南朝梁简文帝曾写《弹棋论》。梁元帝未登帝位时，也曾写过《谢东宫赐弹棋局启》。
以上我们叙述了弹棋在魏晋至南朝时的流行概况，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又可以发现，弹棋一般在上层社会流行。《弹棋经后序》说："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枭橛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对这段话，如果理解为因为其雅，故其流行范围有限，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理解力弹棋竞技性不强则是一种误解。弹棋的竞技性很强。曹丕《典论》说："余于他戏弈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功，乃为之赋曰：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可见弹棋是一种对手间的竞技活动。其竞技性我们还可以从它的玩法中看出来。
弹棋怎样玩，由于它失传很久，史无明文记载。不过，魏晋时留下许多关于弹棋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玩法。魏文帝《弹棋赋》说：局则荆山妙璞，发藻扬晖，丰腹高隆，庳根四颓，平如砥砺，滑若柔荑。棋则玄木北干，素树西枝，洪纤若一，修短无差。象筹列植，一据双螭。滑石雾散，云布四垂，然后直叩先纵，二八次举。
魏丁廙《弹棋赋》说：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卑高得适，既安且贞。棋则象齿，选乎南藩。。。列数二六，取象官军，徽章采列，烂焉可观。于是二物既设，主人延宾，粉石雾散，六师列阵。
晋夏侯惇《弹棋赋》说：局则昆山之宝，华阳之石，或烦蜿龙藻，或分带班驳，或发色玄黄，或皦的鳞白，悉鲁匠之精能，倾工心于雕错，形方隆而应矩，焜煜霞以倏。尔乃延良人，洽坐际，隆局施，轻棋列。徐正控其往来，必有中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抚右拨，挥纤指以长邪，因偃掌而发八。陵超踰落，归趣援势，分交物而踖合，乘流密以遥曳。若乃释正弹，循乱扬，滑石周散势纵横，■拨捶撇应无方。侈若天星之列，闪若流电之光。或擗柏散烂，挥霍便娟；或奋振唐唐，颓水参连。棋单局匮，等分纪残，胜者含和，负者丧颜。从上引三个赋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弹棋的几种情形。第一，弹棋的棋盘为石头制成，而且磨得非常平滑。棋盘的形制为方形，中间隆起，四外低平。从"象筹列植，一据双螭"这句看，棋盘的两方各有一个蛟龙盘成的圆洞。第二，棋子由硬木或象牙等物做成，共12 枚，每方6 枚。综合这二点，我们可以对弹棋的玩法做一大概的描绘：下棋双方站在棋盘两边，将自己的棋子摆好。在棋盘上洒滑石粉，以减轻棋子与棋盘的磨擦，加速棋子的运行。弹棋用手，使自己的棋子穿过棋盘中间的隆起部分射入对方的圆洞。凡射入的棋子便不再动了。弹棋时，必须根据对方所摆棋势，采用■、拨、捶、撇等技术，打开对方棋子，为进入对方圆洞扫清道路。最后，先将6 枚棋子全部弹入对方洞中者为胜。弹棋至高潮时，棋子"侈若天星之列，闪若流电之光。或擗柏散烂，挥霍便娟；或奋振唐唐，颓水参连。"至终局时，"棋单局匮，等分纪残，胜者含和，负者丧颜"，正是双方激烈竞技的写照。
3。握槊《魏书·术艺传》中说，握槊"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②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之季传》。
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可见握槊之戏是从西域传来。
握槊之戏在魏晋南北朝时仅流行于北方，最早的记载是在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 年--公元499 年），李幼序、丘何奴以擅长握槊闻名。宣武帝以后，握槊在北方大盛。北齐宠臣和士开，是西域商胡的后代，精通握槊。武成帝高湛及皇后胡氏也喜欢此戏，和士开经常陪他们玩，因此受到宠爱。韩凤、穆提婆也是北齐的两个宠臣。后主高纬时，寿阳被南朝陈将吴明徹攻破，当时韩凤正与穆提婆握槊。消息传来，只说了句"他家物，从他去"，仍然握槊不止。
关于握槊的玩法，由于史料缺乏，已不能具体知道。但隋唐以后，一些文人认为握槊与一种叫双陆的博戏是一回事，如南宋洪遵所写《谱双叙》就这样认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问题的。第一，从前引《魏书·术艺传》来看，握槊传入中国是在北魏时期，而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双陆由三国魏曹植所创。第二，在《资治通鉴》卷一六二胡三省注说："双六，亦博之一名。《续事始》云：陈思王制双六局，置骰子二。"《颜氏家训·杂艺》说："古为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覮，今无晓者。"可见曹植在创双陆棋时，多受古代博戏的影响。不过隋唐以后的双陆的确与北朝时的握槊有关。北宋人曾临摹一幅"唐双陆仕女图"，从画面看，双陆的棋局像个小桌，双层，高度似今日之茶几。在棋局面四周有护栏。棋子呈棒槌状，比今日国际象棋略高。这使我们想起北魏时尔朱世隆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的情景。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初，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忽闻局上歘然有声，一局之子尽皆倒立。"可见握槊的棋子也是一个个立在棋局上的，这种情形与唐代的双陆有其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推断，有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握槊与南方的双陆结合，发展成为隋唐时期的双陆。此时期双陆的情况及玩法，史书上有较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握槊的影子。
4。藏钩藏钩，又称藏。。、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有趣的竞技活动。关于藏钩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种是说它和汉代的钩弋夫人有关。传说汉武帝外出巡狩，见一地有青光弥漫。有人告诉他说此地一定有贵人。汉武帝派人去找，果然在一户人家中发现一女子，其美貌堪称绝代。只是此人双手呈握拳状，无论是谁也不能使其舒展开。然而汉武帝刚一触到，此人的双拳就展开了。后来此人受到殊宠，这就是钩弋夫人。后人见钩弋夫人手拳而国色，便多效法她，藏钩之戏便由此而来。晋人周处则有另一种解释。他所作《风土记》中说："进清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意思是说，腊日这天，人们用清香的美酒祭祀先祖。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恭敬，在献祭品时，妇人们都要把手上的顶针、戒指之物藏起来，于是便有了藏。。之戏。
关于藏钩的玩法，史籍中有一些记载。周处《风土记》说："义阳腊日祭饮之后，叟妪儿童为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效胜负。若人偶即敌对；人奇，即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筹为一都。"藏钩的玩法是将人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藏，其范围不出众人之手，一部分猜，这些通过《风土记》都很清楚了。问题是藏法。当一方藏钩时，另一方是将身子背过去，还是将眼睛蒙起来？观晋人庾阐《藏钩赋》，似乎这两种可能都不是。其赋说：叹近夜之藏钩，复一时之戏望。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思蒙笼而不启，目炯冷而不畅。多取决于公长，乃不咨于大匠。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示微迹于可嫌，露疑似之情状。
猜的一方，"目炯冷而不畅"，显然是在凝视着对方藏钩的动作。钩在藏方众人之手掌中，犹如地下潜流一般运来运去，最后神秘地落入其中一人掌中，而与此同时，其他人则作出一些假像以迷惑对方，这一切都是在猜方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因为藏钩之戏多在晚上进行，且藏钩的技巧十分高超，所以猜的一方经常"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被藏方制造的种种假像所迷惑。
藏钩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有其禁忌。《异苑》记载："晋海西公时，有贵人会，因藏。。。。。有一手，间在众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举座咸惊。寻为桓大司马所诛。旧传藏。。令人生离，斯验深矣"。《荆楚岁时记》也说："俗云此戏（指藏。。--著者）令人生离，有物忌之家废不修也。"尽管如此，藏钩之戏仍很流行，从前引各种典籍来看，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种游戏的记载。这是因为藏钩是一项有趣有益的活动，对于藏方，锻炼了灵巧的手和敏捷的动作；对于猜方，则锻炼了目光和判断力。
5。戏射这里所说的"射"，不是"射覆"，而是射箭，前者是一种源于卜筮后变成娱乐的活动，后者则是一种技艺。射最早也没有戏的意思，它是儒家的六艺之一，是古代的一种礼，同时又是一种战争手段。作为一种礼，它是庄重的；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它又是残酷的。因此，我们提出戏射的概念，以与上述的庄重与残酷相区别。
作为娱乐的戏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朋射，一种是单射。
朋射是一种团体赛。参加者分作两朋，即两部分。每个参加者轮流去射，按所中箭数记筹，最后加在一起，筹数多的部分为胜。这种活动还有专门的记筹者。三国时，魏舒曾在曹魏后将军钟毓手下任长史。他自幼善射，但在钟毓面前从未显露。钟毓喜欢与手下戏射，而每一次都不让魏舒参加，只是让他站在一边记筹。有一次，因人手不够，钟毓便让魏舒充一个数。轮到魏舒射时，只见他容范闲雅，箭无虚发，莫有与之匹敌者。一时满座皆惊，钟毓也因此感慨万千。东晋时，司徒长史庾悦曾到京口。当时刘毅尚处在贫困之时，社会地位也不高。他于庾悦到来之前就已向京口府衙借下东堂，在此与亲故戏射。庾悦到后，也要用东堂。刘毅乞求说："我是一个困窘而低下的人，组织一次戏射特别不易。您职高位重，用哪个堂室都没问题，希望将东堂让给我们。"由于庾悦不肯，参加戏射之人只得散去。在北方，由于一些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当权者也多为少数民族，因此戏射之风更盛。北朝的一些皇帝常组织并参加戏射活动。太武帝拓跋焘时，南平王拓跋浑善射。一次太武帝组织戏射，有一方连连中的，很快将筹分积满。太武帝命拓跋浑出场，拓跋浑连中三箭。孝文帝元宏时，曾组织一次戏射。一方以孝文帝亲自挂帅，一方以其弟彭城王元勰为首。当时左卫将军元遥属于元勰一方，右卫将军杨播在孝文帝麾下。元遥出马时，一箭中靶，得了满分。孝文帝说："左卫将军已将分得满，右卫将军不能不解此危"。杨播答道："仰仗皇恩，希望能与之抗争"。便弯弓而发，正中箭靶，将比分扳平。
单射以个人为单位，没有分朋隶属关系。西晋时，皇亲王恺有一头心爱之牛，名"八百里驳"。王济要求用千万钱与之对射相赌。王恺自恃其能，便让王济先射。王济一射破的，取胜后，当场命人将牛宰杀，取出牛心，只操刀一割便扬长而去。东晋时，安西将军庾翼曾镇武昌，谢尚多次前去谘谋军事。一次二人对射，庾翼说："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话音刚落，谢尚箭发破的，庾翼也立即实现了其诺言。十六国时，前赵军攻破晋都洛阳，虏走晋怀帝。前赵主刘聪对他说："当初你作豫章王时，我和王济曾去拜访你。我们三人曾在皇堂戏射，我得十二筹，你与王济都得九筹。你因此还赠我柘弓、银研，还记得吗"？王济善射，前文已述，刘聪竟高其三筹，亦见北方匈奴人射艺之高。北朝时，朝廷除了分朋竟射外，还进行一些不分朋不计筹的单射。其方法很简单，预备一些奖品，凡射中者皆奖。《魏书·世祖纪》载，拓跋焘在长川筑马射台，"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在此以后，又在祚岭筑坛，"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缯絮各有差"。北齐高演时，曾在西园与群臣宴射，参加的文武臣僚有200 余人。高演命离宴堂140 余步处设置箭靶，规定凡射中者赐予良马及金玉锦綵。有一个人射中靶上的兽头，差1 寸多就射中兽鼻。这时，只有一个叫元景安的人还有一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仪，操弓引满，正中兽鼻。帝嗟赏称善，特贲马两匹，玉帛杂物又加常等"①。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一种具有表演性质的单射。严格地说，这种单射，没有竞赛对手，更谈不上画筹记等，不应归入竞技娱乐活动。但其技艺，足可使人心悦神怡；其理论，亦令人玩味，发人深思，所以将此事附录于后。据《太平御览》引《燕书》记载，十六国前燕时，有个叫贾坚的人，射艺极高。他60 岁时，前燕主在百步外设一头牛，问贾坚能否射中。贾坚说："我年轻时，能令箭射不中，现在我年老了，目力皆衰，只能让箭射中了。"大臣慕容恪听罢此言大笑。贾坚开始射了，第一箭擦着牛的脊背过去，第二箭，擦着牛的肚子过去，两箭都沾着牛的皮肤，但都只射下牛毛而未伤牛身。慕容恪问："能射中牛吗？"贾坚说："射箭以不中者为贵，中有何难！"一发便中牛身。贾坚"不中为贵"的理论，反映出他对射箭之道领悟之深，惟有此深悟，才使他的射艺至此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6。投壶投壶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它最早是以一种礼仪制度的形式见诸于史册。《礼记》记载：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既受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从请"。宾曰："其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
通过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投壶之举，主要是宾主用以反映自己礼仪修养的，其中虽有"乐"的成份，但却寓于礼仪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投壶活动进一步向娱乐化发展。三国曹魏时，蒲阪县令殷楚"性好游遨音乐"，"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①。王弼"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②邯郸淳作《投壶赋》说，投壶"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必中以微观。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
① 《北齐书》卷四十一《元景安传》。
①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倦。"把投壶与游宴欢娱、调心术适容体并提，是投壶活动进一步娱乐化的一个有力说明。
投壶的进一步娱乐化，使此时期这项活动出现两个特点，第一，其流行范围广。三国时投壶的概况已见前述。西晋末，王澄任荆州刺史，面对严重的流民起义的威胁，王澄毫无忧惧之意，只知道日夜纵酒，投壶博戏。南朝也有投壶的记载，后面我们还要述及。北朝时，高澄之子高孝珩、高孝瓘投壶都在壶前加置小屏障，以增加投壶的难度。第二，投壶的技巧也有所发展。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说："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这里所说的"骁"，指的是一种投壶技巧，而这种技巧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比前代有更丰富的内容。先秦时投壶，壶中装有一定数量的小豆，以防止投入壶中的箭跃出。到西汉武帝时，郭舍人改进投壶之戏，将柘木箭改成竹箭，增加箭的弹性，使之跃出还回手中，这就叫"骁"。据说郭舍人能一矢百余返。这件事记载在《西京杂记》中。但仅看这一条材料，会使人发生这样的疑问：竹箭固然比柘棘弹性大，但即使如此，它也不会像现在的乒乓球从墙上反弹回来。况且壶与人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骁"这种技术存在吗？宋朝司马光《投壶新格》对"骁"是这样解释的："亦谓之骁，皆俊猛意也。谓投而不中，箭激反跃，捷而得之，复投而中者也"。这样的解释就清楚了。接往反弹回来的箭，还要投壶者"捷而得之"，即迅速地判断出箭反弹的轨迹，敏捷地抓住它。魏晋南北朝时，这种技巧仍有记载，南齐时柳恽就善此技。有一次，齐竟陵王萧子良举行夜宴，柳恽也在场。天快亮时，柳恽投壶骁不绝，弄得萧子良早朝都晚了。梁陈之时，周f 、贺徽都能一箭40 余骁。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一种叫"莲花骁"的投壶技巧。这种骁，显然不是接住反弹回来的箭。清人何焯说："骁者，似投入而复跃出，挂于壶之口耳而名。"晋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壶变》中，记载一种"剑骄"的技巧。"剑骄"即"剑骁"，可能就是投入的箭从壶中弹出，挂在壶边的耳上，呈一种挂宝剑的形状。正因为此种技巧难度高，所以其得分也最高。以此类推，所谓"莲花骁"，即令投入壶中的箭反弹出挂在壶耳上，组成莲花形。这种技巧，显然比剑骁难度更大。所以被称作"其尤妙者"。由此看来，投壶中的骁技包含两种形式，而魏晋南北朝莲花骁的出现，是一种难度空前的技巧。除此之外，一些其他形式的投壶技巧也出现了。前述虞潭《投壶变》中，把投箭入壶耳使之呈佩剑状称作"带剑"；把投箭入壶使其靠在左右呈狼尾状称作"倚"，把使箭在壶口圆转称作"狼壶"。南北朝时，除上述技巧外，还有"豹尾"、"龙首"等。这两种技巧，史籍无明文记载。宋人司马光《投壶新格》说："龙尾，倚竿而箭尾正向己者。龙首，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这里的"龙首、"龙尾"，很可能由南北朝时的"龙首"、"豹尾"而来。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玩法，如《太平御览》引《晋书》说："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又引《晋阳秋》说："王胡之善于投壶，言手熟闭目"。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受到很大冲击，其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而在此时，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投壶却有很大发展。这种情况，只有当人们主要地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看待时才会发生。
7。击剑击剑在三国时盛行。曹丕《典论·自叙》说："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芉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唯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郤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
（二）角智活动角智与竞技有同有异，二者都要赛出胜负，这是其同。但前者偏重于智力的角逐，后者则偏重于技巧的较量，此又其异。魏晋南北朝时角智的娱乐活动有围棋、象戏、四维、猜谜等。
1。围棋我国的围棋活动历史久远，尧造围棋、丹朱善棋的传说自古流传。在春秋战国时，史籍中已有围棋活动的明确记载。东汉马融《围棋赋》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先据四道，守角依傍，缘边遮列，往往相望，离离马目，连连雁行。马融此赋表明，东汉时人们围棋的布局战略已经相当成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围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它有五个突出特点。
第一，围棋活动遍及大江南北。三国时，曹操喜欢下围棋，当时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人都长于此道，曹操与他们都较量过。在孙吴，孙策曾与臣下一边弈棋一边商议军国大事。蜀汉后主刘禅延熙七年（公元244 年），魏军前来进攻。后主命费祎率众御敌。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别，并要求与费祎下一盘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①魏晋之际的名士，也常常相聚饮酒下棋。据《晋书》载，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西晋的灭吴大计，就是武帝在与臣下围棋时决定的。西晋时裴遐，下棋到了忘我的程度，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围棋，周馥的司马敬酒，裴遐只顾下棋，没有饮酒。司马怒，将裴遐拽倒在地。但裴遐慢慢起来后，回到座位上，颜色不变，复棋如故。东晋时，祖纳亦好弈棋，王隐劝他要珍惜光阴，祖纳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忘忧。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 年），前秦主苻坚率百万大师南伐东晋，京师一片恐慌。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主持御敌大事。其侄谢玄数次问计，谢安寂而不语，只是会集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并赢了棋艺高于自己的谢玄。谢玄破苻坚后，将捷报送至谢府，时谢安正与客围棋，看过捷报，"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谢安此举，一直被历史引为将帅风度的美谈。南朝刘宋时，徐羡之"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①。吴郡人褚胤，棋艺冠绝当时。其父褚荣期犯大逆之罪，褚胤按律也应从死。大臣何尚之为其求情说："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詠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在何尚之求情无效，褚胤被处死后，时人皆感痛惜。何尚之为褚胤乞命，为使奇异棋术不绝；时人痛褚胤之死，惜其术之亡，正表达了当时人对围棋的爱慕之深。南齐高帝萧道成，喜好围棋。其第五子萧晔，也工弈棋。萧惠开因善隶书及弈棋，也深得萧道成器重。南朝梁武帝，史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②。他每从夜达旦，下棋不辍，手下之人常常熬不住，全都困倦而睡③。南朝萧梁时，还有个人叫朱异，他治《五经》，涉文史，通杂艺，善弈棋，
①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①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
③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喜书法。有一次，尚书令沈约与他开玩笑说："卿年少，何乃不廉？"说得朱异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如何不清廉。沈约见状大笑，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①。这虽然是句玩笑之语，但"天下唯有文义棋书"，足可反映出围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在北朝，围棋活动也很盛行。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北魏拓跋焘率军南征，还派人向南朝宋借棋子等物，拓跋焘下棋很入迷，在他下棋时是不听大臣们奏事的。有一次，尚书今古弼有重要事欲上奏，不巧拓跋焘正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古弼只得在外面等，他等了好久，还不见棋终局，便闯进去，揪住刘树的头发，将其拉下座位，一边搧着他的耳光一边说："朝廷不治，实尔之罪"。拓跋焘连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便听古弼将事情上奏。北魏时，中山人甄琛被举为秀才。他进入平城后，整日下棋度日，甚至通宵彻夜地下。他下棋时，让仆人秉烛照明。仆人实在熬不住，不禁打起瞌睡。甄琛便对其大加捶杖。奴仆忍受不了，便说："郎君辞父母，仕宦京师。若为读书执烛，奴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一番话说得甄琛愧惕交集，从此便专心读书研习。北魏魏子建任前军将军，10 年未被迁徙。他在洛阳闲暇，常与李韶、李延寔等人下棋。有人劝他，他就说："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他认为围棋在把握时机，随机应变，观察形势，勇于战斗等方面，对自己有很深的启发。若不是长久下棋，反复琢磨，是不会有此深悟的。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根据棋艺的高低对棋手分级定品。曹魏之时，朝廷在政治上曾实行九品官人法，将流内之官分为九个等级。围棋的品级，也出现在此时，显然是受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围棋的九品，开始是指棋艺达到的境界。曹魏时，邯郸淳作《艺经》说：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这种分法比较抽象，不能作为划分棋手水平高下的硬标准。所以魏晋之际，虽然出现许多围棋高手，但不见将他们归入品级的记载。如三国孙吴时，严子卿围棋水平最高，但史书只记载说"围棋莫与为辈。"葛洪《抱朴子》也只是说"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有棋圣之名也。"东晋时，对棋手的品级评价始见于记载。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方正篇》引东晋人范旺《棋品》中，有第一品、第五品的记载。至南朝刘宋后，棋手的正式品级记载更多。宋武帝刘裕时，黄门侍郎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宋孝武帝以后，又对棋手进行品评，结果琅邪人王抗为第一品，吴郡人褚思庄、会稽人夏赤松为第二品。宋明帝刘。。也好围棋，他曾仿照州邑等行政建制设围棋的品评机构，其中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4 人为小品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众所周知，在九品官人法中，中正是品评士人等第的权威人士，依此而推，围棋的大小中正，也就是品评棋手水平高低的权威人士。在这个机构中，王抗、褚思庄等围棋高手的介入，更增加了品评的权威性。当然这种权威不是绝对的，它在皇权的权威面前往往掺有水份。《南齐书》记载：宋明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
①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可见宋明帝的三品之称为名实不符的。不过这件事也说明围棋的品评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有一定的原则性的，否则，为什么不把宋明帝捧为第一品，而让这位"真龙天子"的棋品居于臣子之下呢？对皇帝尚且如此，对别人之严格亦可想而知。南齐时，品评棋等的活动仍在继续，高帝萧道成弈棋第二品，江■围棋是第五品。萧道成还组织一品棋手王抗和二品棋手褚思庄进行比赛，"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①齐武帝萧赜时，又命王抗品评棋手，并让萧惠基主管这个工作。梁朝柳恽喜好弈棋，梁武帝曾让他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②沈约在《棋品序》中说："圣上听朝之余，因日之暇，回景行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可见《棋品》就是优秀棋手的排名册。由于新人不断出现，棋手的水平发生变化等原因，《棋品》在若干年以后也需要校定。梁武帝大同（公元535 年-公元545 年）末年，又将到溉、朱异等著名棋手聚集一起，根据他们所走的棋谱，让陆云公校定《棋品》。将棋手分品定级，这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说明古代围棋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因为只有围棋普遍开展，高手不断涌现，定品排名才有可能。同时，棋手的排名定品，又会促使他们去钻研棋艺，向新高度攀登，从而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正惟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棋手的九品分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围棋界仍采用棋手九段划分法。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围棋棋具出现重大变化。所谓棋具的变化，主要指棋盘的变化。曹魏时，邯郸淳所作《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晋人蔡洪《围棋赋》说："命班尔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家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筭塗授卒，三百惟群"。邯郸淳是北方人，蔡洪是南方人，观2 人的作品可以知道，魏晋时期，南北方的围棋盘均为横竖各17 条线。十六国以后，北方围棋棋盘开始出现变化。《孙子算经》记载一道以围棋道数为题的算题："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王仲荦先生认为："《孙子算经》，撰人无考，大概是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的著作"①。由此看来，至迟在北魏前期，北方就已出现了横竖各19 条线的围棋盘了，与我们今天所用棋盘毫无二致。19 道围棋盘的出现，也是围棋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首先，它比17 道棋盘多了72 个放子的点，从而使棋路的变化大增，小棋盘的死棋在大棋盘上不一定就死，这就使得双方的剿杀更加激烈和多变。其次，棋盘的变化，会引起战略战术的变化。以布局为例，在17 道棋盘上，人们往往"先据四道，守角依傍"，而在19道棋盘上，这就不一定是好的布局。《魏书·术艺传》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北魏孝文帝时，有个叫范宁儿的人，善围棋。他曾与李彪一起出使南朝。当时南方正是齐武帝萧赜掌权，他听说范宁儿棋艺高，便派出江南一品棋手王抗与之较量。结果是范宁儿胜。王抗在宋齐两朝皆棋居一品，江南无敌，却被北方棋手战胜，这可能与北方率先使用19 道棋盘有关。
① 《南齐书》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② 《南史》卷三十八《柳元景附柳恽传》。
①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二章。
第四，围棋高手层出屡现。三国时，王粲看别人下棋，不料棋盘被别人碰了一下，整盘棋被破坏了。下棋的人不相信王粲所恢复的棋局，便用一块布将全局盖住，让他用另外的棋再摆出来。王粲摆完后，人们把盖着的棋局打开，发现二者没有一子之误。南朝时，围棋高品名手更是屡见不鲜。除前述高品棋手外，梁朝人王瞻，史称他"涉猎书记，于棋射尤善"，梁武帝对其射、棋、酒三术多次进行称赞。庾诜也善纬候书射、棋筭机巧，号称"一时之绝"。北齐河南康舒王高孝瑜，也能将棋盖住，不失一道地将其再摆出来。
第五，童龆弈棋，蔚成风气。魏晋南北朝时，儿童时就开始下棋的事很多。曹操派人抓孔融时，孔融的两个年方8 岁的孩子正在下棋。他们见父被抓，端坐不起。人问何故，他们说"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南朝刘宋时，吴郡人褚胤年7 岁时便入围棋高品。萧梁时，司马申14 岁时围棋便下得很好。他曾随父亲到吏部尚书到溉处。到溉围棋下得也很好，常常陪梁武帝通宵达旦地下棋。在到溉处，司马申还遇到了阳子春、朱异等围棋高手，并和他们下棋，受到他们赏识。梁武帝大同末，曾举行一次重定棋品的比赛，到溉、朱异等人皆至。吴郡人陆琼也来了，当时他年仅8 岁，便能在众人面前重摆覆局，京师称之为神童。
以上五个特点说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围棋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对我国围棋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象戏与四维据《艺文类聚》记载，象戏为北周武帝宇文邕所造。《隋书·经籍志》中确实收录了宇文邕撰写的《象经》一卷，可惜现已亡佚。有的研究者认为，周武帝所造象戏，为今日流行的象棋的祖型。但据有关象戏的文献记载看，它与象棋似乎没有源流关系。北周王褒《象经序》说：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于天，阴数为先本于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正其序，东方之色青，其余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则尽忠，入则尽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礼，不可以贵凌贱，直而为曲，不可以卑畏尊，隐而无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务，武论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礼仪，以制其则，居上不骄，为下尽敬，进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观德，以考其行，定而后求，义而后取，时然后言，乐然后笑是也。王褒此文，概括了象戏形制、玩法及其体现的原则。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将它与后来的象棋联系起来。倒是东晋时的一种叫"四维"的棋与后来的象棋有相似之处。东晋人李秀写的《四维赋》说：四维戏者，卫尉挚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取象元一，分而为二。准阴阳之位，拟刚柔之策，而变动云为，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黄中通理，探赜索隐，开物建始，造四维之妙戏，邈众艺之特奇，尽盈尺之局。乃拟象乎二仪，立太极之正统，班五常之列位。刚柔异而作配，趋舍同而从类。或盘纡诘屈，连延骆驿，或间不容息，舍棋则获。围成未合，骄棋先出，九道并列，专都独毕。
李秀赋中"取象元一，分而为二"、"九道并列"等描写，与象棋的棋盘极似。同时，李秀称四维为"妙戏"，说它"邈众艺之特奇"，这种趣味性很强的娱乐活动，在南北朝时一定会深受人们喜爱。比较"四维"与"象戏"，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四维中有两仪，象戏中有天地，四维中有五常，象戏中有五行，四维中有刚柔，象戏中有阴阳等等。众所周知，北周建立之初，以继承周朝自诩，它恢复《周礼》，按照它建六官制度。北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所创建，即使在娱乐方面，也体现出恢复周礼的特点。他所创制的象戏，包括了天地、五行、四时、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等方面，很可能是对四维戏进行吸收、改造的结果。
探明四维与象戏的关系，对于说明象棋的祖型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北周武帝改制四维固然是个创举，但他却把娱乐活动政治化，使轻松的娱乐变得复杂而沉重。所以，随着隋统一后对北周复古的废止，象戏也渐渐被人冷落。而四维，以其高于众艺的奇特魅力，被人们发展成为象棋。
我们说周武帝所创象戏不是象棋的祖型，还有一个根据。北宋司马光曾创"七国象戏"，并有"仿象戏而损益之"的明确说明。七国象戏的棋盘，南北19 道，东西20 道，与围棋盘极似。它的棋子有120 颗，包括周一颗，齐楚燕韩赵魏秦各17 颗。周子为黄居中，其余七国分别为青赤黑丹紫绿白布在四周。七国的17 颗子中有将1 颗，偏将1 颗，裨将1 颗，行人1 颗，炮1颗，弓1 颗，弩1 颗，刀2 颗，剑4 颗，骑4 颗。若7 个人玩，1 人占一国，若6 个人玩，则秦与一国连衡。若5 个人玩，则楚与一国合纵。若4 个人玩，则齐与一国合纵。若3 个人玩，则秦与两国连衡。走棋则按秦楚韩齐魏赵燕的次序，已行之棋不得复还。自己的将被他方所擒或所剩棋子不满10 颗为负。这种棋的形制及玩法，和与之同时存在的象棋大不一样。我们知道象棋在北宋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其形制、玩法已和现代象棋没有多大区别①。如果说，象棋源于象戏，那么它为什么会与同样源于象戏的七国象戏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以我们认为，四维戏是象棋的发展之源，象戏是七国象戏的祖型。
3。猜谜东汉时谶纬盛行，社会上常常出现一些谶语，所谓谶语，就是用一种听起来莫明其妙的语言来隐含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吉凶。魏晋南北朝时，受东汉谶纬的影响，社会上也常常流行一些谶语式的谣谚。《三国志》记载，董卓被吕布所杀前夕，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谣谚："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这个谣谚，是把"董卓"两字拆成"千里草"和"十日卜"，即董卓将活不成的意思。又有道士在一块布上写个"吕"字献给董卓，但董卓对此却茫然不解。《晋书》记载，十六国时，北燕主慕容熙被高云所杀，在此之前，有童谣说："一束藁，两头燃，秃头小儿来灭燕"。"藁"去两头，就剩"高"字。高云父高拔，小名秃头，高云是其最小的儿子，这预示着高云将要灭燕。这两件事，或许都是事情发生后人们才编成的隐语，这两句隐语，若人们不知其背景，确实令人费解。
上述两个隐语，只是带有谶纬色彩的语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猜谜活动，但它说明由于汉字的特殊结构，为以字作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作为一种角智活动的以字为谜的形式已经出现。据《世说新语》记载，杨修任曹操的主簿。当时正在为曹操的相国府建造大门，在即将竣工时，曹操前来察看，他什么也没说，只叫人在门上写个"活"字，便走了。杨修看到，忙令人将门拆掉，说："门中有'活'，就是个'阔'字，大王
① 参见王宏凯：《历史的启示·娱乐篇》。
是嫌门太大了。"还有一次，有人送曹操一杯酪，曹操吃了一点，就将其盖上，并在盖上写了'合'字，传给手下众人看。众人看罢，皆不知其中含义。传到杨修手中，他毫不犹豫地吃了一口，说："大王教我们每人吃一口，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原来，把"合"字拆开，就是"人一口"。曹操善于以字为谜，足显其智；杨修善解其意，亦见其敏。终于有一件事，将二人的高下分出来。杨修曾和曹操外出，行至曹娥碑下，见碑后文题上有"黄绢幼妇，外孙晧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你懂此文之意吗？"杨修说："我知道。"曹操说："先别说出来，让我再想想。"又行了30 里，曹操说："我也想出来了，让我们分别将答案写出。"只见杨修写道："黄绢，为有色之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儿之子，于字为'好'；辤臼，捣辛味菜蔬之器皿，乃'受辛'之意，于字为'辤'（即辞）。合起来说是'绝妙好辞'。"曹操所写答案与杨修相同，他感慨地说："我才不及你，过30 里以后才想出"。南朝刘宋诗人鲍照曾出过一个字谜："一八五八，飞泉仰流"。谜底是个"井"字。因为井字四边共出八个头，即所谓"一八"；井字拆开有四个"十"字，五八为四十；井水需垂绳而提上来，即所谓"飞泉仰流"。这种将字型的分合、字意的内含综合在一起的谜语的确有一定难度。在北朝，还有以物为谜底的谜语。北魏咸阳王元禧，在世宗元恪朝曾谋反，后因谋洩出逃，当时随其出走的不过僮仆数人。元禧忧迫不知如何是好，便对身边的一个叫尹龙虎的人说："我现在愦愦不堪，你给我出个谜语解闷"。尹龙虎便想起一个谜语说："眠则俱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元禧猜是眼，尹龙虎说是筷子。元禧困窘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猜谜竟能解其郁闷，可见其排忧释闷的娱乐功能。
（三）自娱活动自娱活动既不同于竞技，又不同于角智，它不是靠与对手的竞争来实现心理的满足，而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自己始终担任活动的主角，通过自己的活动达到娱乐的目的。
1。田猎田猎是上层社会贵族们所喜爱的一项活动。魏晋南北朝时，田猎之风很盛，如曹操年少时便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此，他叔叔经常在其父面前告状，曹操也为此常遭父亲斥责。为了使叔叔告状不灵，曹操想了一个办法。有一次他见到叔父时，故意装得口歪眼斜，说自己中了风。其父闻此大惊，忙把曹操叫来，却见他口貌如故。其父说："你叔叔说你中风，怎么好了？"曹操说："哪里中什么风，只不过叔叔不喜欢我，说我的坏话罢了！"从此曹操的父亲不再信其叔的话，曹操照例飞鹰走狗田猎游荡。东汉末年，朝政昏乱，曹操为避祸，讬病归乡，"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①。曹操的从弟曹仁，也从小喜好弓马弋猎。孙吴主孙权在田猎时，常骑马射虎。有一次，一只老虎冲到孙权马前，扑在孙权的马鞍上。大臣张昭劝他不要再冒险田猎，但孙权仍舍不得放弃这种活动。为安全起见，孙权又制作射虎车，四周有方形箭孔，有一个人专门驾车，孙权站在中央射猎。有时猛兽冲到车前，孙权还以手击猛兽为乐。南朝刘宋时，王僧达游猎可称典型。他任宣城太守时，肆意驰骋射猎，有时三五天都不回府，受理郡中词讼之时也在打猎之处。梁朝人曹景宗自幼好田猎，经常与少年数十人在野外追逐麘鹿。他技术高超，每当众人骑马逐鹿，鹿马混在一起时，他才发箭射之。大家都怕他射中马足，而结果总是鹿应弦而麘，马却安然无事。《太平御览》卷九百零七记载，北魏广平王元怀，曾在河北马场打猎，见一头麘鹿入草中，便命人将其围住，准备亲自射之。但搜索许久，不见麘出，唯见一座砖塔。元怀见塔，仁恕之心顿生，便解鹰放犬，不再田猎。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河北马场为王公田猎的专门场所，可见北魏上层社会中田猎之盛。西魏时，宇文泰曾在甘泉宫围猎。由于包围猎物的人不多，野兽纷纷突围而逃。宇文泰大怒，围兽的人更加惶恐。这时围内的唯一的一只鹿也突围逃逸，一个叫贺若敦的将领跃马逐之。那只鹿奔上山坡，贺若敦弃马步行，在半山腰抓住那只鹿，把它拖下来。宇文泰大喜，围猎诸人也因此免于受责。上述诸事，可见魏晋南北朝上层社会中田猎之一斑。
田猎虽为乐事，但有一定危险。当猛虎扑到孙权马鞍事发生后，大臣张昭就劝他说："作为人君，当驾御英雄，驱使群贤，怎能和野兽较量呢？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被天下人所笑？"崔琰劝曹丕不要田猎时，也认为这样做是"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崔琰认为射猎对于太子（当时曹丕还未登位）是不适宜的，它既危及人身，又可使人忘记社稷大事，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在打猎者看来，其危险性远远比不上其乐趣，曹丕说："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耍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①。梁将曹景宗说："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
① 《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
① 《典论·自叙》。
雳声，箭如饿鸱叫，于泽中逐麘，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①。田猎有如此乐趣，难怪田猎者乐此而不疲。
2。游览山水游览山水自古就被认为是一大趣事。孔子北游，有农山之叹。庄子与惠子游，有濠梁之争。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人们对山水之眷恋似乎更深于前人。
春秋两季，是人们游览山水、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大好时光，人们纷纷出游，在愉心悦目的同时，留下许多出游诗。晋郭璞诗云："青阳畅和气，谷风穆以温，英茞晔林荟，昆虫咸启门。高台临迅流，四座列王孙，羽盖停云阴，翠郁映玉樽。"梁沈约《詠春初诗》说："扶道觅阳春，相将共携手。草色犹自腓，林中都未有。无事逐梅花，空交信杨柳，且复归去来，含情寄杯酒。"三国曹魏陈琳一首写秋游的诗说："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詠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上述3首诗，分别写春游及秋游。沈约诗中可看出，初春草尚未荣，树尚未绿，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携手扶道，共觅阳春了。郭璞诗中"高台临迅流"等四句，反映出王孙贵族春日出游的盛况。陈琳的诗，则把诗人欲借秋游娱心，反更加惆怅的心绪描写得细致入微。当然，此时期的游览诗多得不胜枚举，仅举此3 首，以见春秋两季游览之一斑。
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一些名士放荡不羁，不受传统礼法束缚，形成一种魏晋风度，而放情于山水之间又是这种风度的组成部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任性不羁，有时闭户读书，累月不出；又有时登山临水，经日忘归。他游览的方式尤其独特，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一直走到不通车的地方，然后痛哭而返。他曾登广武山，望楚汉相争的古战场，留下"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名言。又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留下《豪杰》名诗。西晋名将羊祜，也喜好山水，他曾多次登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一次他在山上不无感慨地对手下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登此也。"
东晋时，一些高门大族中，放情于山水之风犹盛而不衰。名臣谢安，起初寓居于会稽，与名僧名士一起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詠属文，朝廷多次征召，他都辞疾不出。后扬州刺史庾冰多次让郡县敦逼，谢安才应召，但月余又归。朝廷有关部门认为，谢安被召，多年不至，应禁锢终身。谢安对此毫不介意，而是栖迟东土，高卧东山，与人游山泛海，直至第二次出山。"东山再起"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辞官之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之术，不远千里，采觅药石。他遍游东中诸郡，走遍此地所有名山，又于沧海泛舟，并感叹地说："我卒当以乐死。"对山水眷恋最深的，恐怕就是那些隐逸之士，他们为遁人间俗世，甚至终生与山水为伴。如郭文举，史载他"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
①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之石函。"刘。。之也好游山泽。有一次，他到衡山采药，由于走得太深，以致迷了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自称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把辞官隐居看作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首流传千古的《归去来兮》词，将这种重返自然写得至美至妙。词中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南朝刘宋人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每次游览山水，都往而忘归。他曾"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后来因为得病，不得已而还江陵。他认为自己既老又病，恐难再遍游名山，便将自己所游之处全部画下来，在病榻上"卧以游之"。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游览山水风气之盛。这些人社会地位尽管不同，所抱动机尽管各异，但热爱自然中的山水是共同的。大自然对这种钟爱也给与了回报，它以自己的秀美，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无尽享受。
3。音乐欣赏中国很早就开始注意音乐的作用。《礼记》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论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三种儒家经典，说出音乐的三个功能：治天下，移风俗，悦耳怡情。本节所说音乐欣赏，即第三种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欣赏有两种形式，一是蓄养家妓，二是自操乐器。家妓是私人蓄养的供私人欣赏的女乐工。《左传》中有晋侯将女乐工赐给魏绛的记载，可见私人女乐的出现是很早的。三国时，夏侯惇随从曹操征孙吴，回师后，被留下都督二十六军守居巢。曹操临行前，曾赐妓乐名娼给他。殷楚性好游遨音乐，为了欣赏音乐，便养蓄歌者、弹琵琶、筝和吹箫之人，每到一处，都要带上她们。西晋石崇，有个妓人名叫绿珠，貌美而善吹笛。孙秀听说，便派人向他要妓人。石崇听说，便出示数十女妓，让来者挑选。来者说："我奉命来要绿珠，不知哪个是？"石崇听说，勃然大怒说："绿珠是吾所爱，别人不能得到！"石崇养妓之多可见。东晋时，有个叫宋祎的女妓，是石崇家妓绿珠的弟子，也善吹笛，具有倾国之色。后落在晋明帝手中。晋明帝病危，群臣请求让宋祎出宫。明帝问群臣："谁欲得之？"众人无言，吏部尚书阮遥集说："希望把她给我。"明帝即将宋祎赐给他。东晋时，谢安爱好声律，即使在丧服期间，也不废妓乐，世人一时颇以成俗。北魏时，薛真度养女妓数十人。他常常会集宾客，命女妓奏乐，一时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后来薛真度死，其庶长子将他的10 多名女妓及乐器一齐献给宣武帝。北齐时，卢宗道曾在晋阳置酒宴。席间，中书舍人马士达看着弹箜篌的女妓说："这双手真是又细又白。"卢宗道当即要把此妓送给他，马士达推辞，卢宗道又要将女妓之手砍下送他。马士达不得已而接受女妓。从上数例，可见女妓社会身份之低。她们的主人，可以任意地处置她们，或赏赐，或赠送，甚至能随意屠杀。在主人眼里，她们不过是一些活乐器。她们会弹琴吹萧，能以娴熟的技巧、优美的音乐使主人得到耳目之乐，而她们自己是得不到什么欢乐的。
蓄养家妓对于主人来说是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而女妓自己不能从乐器的演奏中得到欢乐。但如果乐器演奏者不是女妓，换言之，他演奏乐器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意义就不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妓的地位的确不高，但很多人并没因此也把弹琴吹箫看作是不光彩的事。上至皇帝，下至名士，很多人都懂音律，善弹琴。三国魏臣崔琰，在家时常以琴书自娱。"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他性高傲，一次曹操大宴宾客，阮瑀对其不礼貌，曹操怒，将他与伎人放在一起。阮瑀也不介意，反而抚琴高歌。"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善弹琴。传说他尝游于洛西，夜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半夜时分，忽有客人至，自称古人。他与嵇康共谈音律，并且拿过琴来奏一曲，声调绝伦。客人说此曲名为《广陵散》，遂将曲传授给嵇康，并嘱不可传人。后嵇康遭人陷害，临刑之时，顾视日影，索琴弹之，说："当初有人曾向我学《广陵散》，我没有传授。此曲从今以后绝矣。"蔡文姬在其父蔡邕的薰陶下，音乐造诣也很高。她6 岁时，其父夜弹琴，弦断，蔡文姬马上判断出是第二弦断。蔡邕不信，又断一弦，蔡文姬又准确地说出是第四弦。阮籍善弹琴，阮咸善弹琵琶，在当时都很有名。阮咸之子阮瞻，琴弹得也很好，许多人都闻名前去聆听。阮瞻也很豁达，不问贵贱长幼，有求必应。东晋时，江南士族顾荣平素喜好弹琴，其死后，家人在他的灵座上置一把琴。音乐修养较高且又豁达不拘的要属桓伊。桓伊为东晋名将，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战功。他又善音乐，史称其技艺"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两件事足见其豁达。有一次，王徽之被召往京师，所乘之船停泊在青溪，恰巧桓伊从岸上过。王徽之从不认识桓伊，只知道他笛子吹得好，当他知道岸上之人为桓伊时，便派人对他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经显贵，当他听说舟中之人是王徽之，便下车坐在胡床上，连吹三曲。还有一次，桓伊、谢安一起赴晋孝武帝的筵席。席间，孝武帝命桓伊吹笛。桓伊神色从容，当即援笛吹一曲。曲终，桓伊又说："臣弹筝之技虽不及笛，然而可以边弹边唱。请允许我配一个吹笛人。"孝武帝欣赏他的放率，便同意了。桓伊便让自己的奴仆吹笛，自己弹筝唱歌。桓伊此举，意在规劝皇帝勿信谗言。但他肯和奴仆并列吹弹，亦见其放达。南北朝时，自操乐器更是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借以娱乐的一种形式。南朝刘宋西阳太守谢稚，史载他善吹笙。沈演之之子沈勃，善弹琴。何承天能弹筝，武帝刘裕为此还赐其银装筝一面。南齐末年，守卫京城的王珍国、张稷发动兵变，冲入内宫欲杀齐王东昏侯萧宝卷。当兵变发生时，萧宝卷还在含德殿吹笙作乐呢。南齐初年，齐主萧道成曾曲宴群臣，在宴会上，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唱歌，张敬儿起舞，王敬则打拍子。上述诸人，均为南齐名臣名将，他们除为朝廷建立文治武功，还有如此技艺，特别是褚渊，因为琵琶弹得好，还被赏赐一个金镂柄银柱琵琶。河东望族柳世隆，在南齐任尚书令，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他自己也常说自己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南朝萧梁时，柳恽也善弹琴，据说他曾从师于刘宋朝名师嵇元荣、羊盖。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私人酒会上，柳恽一支琴曲，博得萧子良的盛赞。他不但琴弹得好，音乐理论造诣也颇深，曾著《清调论》，对今声古法见地独特。梁简文帝之子萧大连，史称他"雅有巧思，妙达音乐，兼善丹青"。上述这些人，他们通音律，善演奏乐器，或吹箫，或弹筝，或鼓琴，或弹琵琶。他们有时也为别人演奏，但其意义与家妓奏乐异于天壤。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为别人演奏完全是出于自愿，如果他们不愿意，任何人也无法强求他们。如东晋时戴逵善鼓琴，太宰、武陵王司马暠便派人请他。戴逵当着来人的面将琴打破，说："我戴逵不是王门的伶人。"司马暠只能干生气，却奈何不得。戴逵子戴颙，不但琴艺继承其父，就连性格也像其父。南朝刘宋时，中书令王绥闻戴颙兄弟琴名，携带宾客前去拜访。当时戴颙正与其兄喝豆粥，王绥说："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但戴氏兄弟理也不理，王绥只得怅然而去。南朝刘宋时，大史学家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宋武帝刘裕很想听，但怕被拒绝，便多次将此意暗示给他。但范晔每次都装着听不出来，始终不肯为刘裕演奏。有一次，刘裕举行宴会，喝得正高兴时，便对范晔说："我想唱，你给我伴奏。"范晔无奈，只好弹起琵琶，但当刘裕歌唱完后，范晔的弦声也随之而止。在北朝，以音乐自娱之风似乎比南朝更盛。北魏献武王元英，性识聪敏，博闻强记，便弓马，解吹笛，又微晓医术。镇远将军高树生，雅好音律，常以丝竹自娱。骠骑大将军源怀，"好接宾友，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①。河东大族柳远，喜放情于琴酒之间，其侄柳谐也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柳谐内兄裴蔼之也好琴书，曾以柳谐为师。北方大儒徐遵明，在蚕舍中苦读6年，在此期间，从未出门院，除了读儒家经典外，时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北齐后主高纬大集无愁之曲，自己亲自弹着胡琵琶，边弹边唱，让数百名侍者相和，被人们称为"无愁天子"。赵郡望族李搔，北齐时任尚书仪曹郎。他少聪敏，有才艺，音律博弈之事，多所通解。他曾综合多种乐器的特点，制成一种名为"八弦"的乐器。荥阳郑氏，亦为北方望族，郑述祖曾任北齐兖州刺史，他不但能鼓琴，还能作曲。他写的《龙吟十弄》，当时人认为是绝妙之曲。范阳人祖珽，为北齐权臣，他善弹琵琶，能为新曲，喜好招集城中年少歌舞，游集于倡家，以为娱乐。外戚尔朱文略也喜好音乐，他能弹琵琶，吹横笛。有一次，北齐世宗高澄令章永兴在马上弹胡琵琶，奏10 余个曲目，然后让尔朱文略将曲子写出，尔朱文略竟能写出8 个之多。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后曾在云阳宴请北齐旧臣，亲自弹胡琵琶。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蓄养家妓，还是自操丝竹，都是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借以娱乐的一种形式，这说明音乐的娱乐功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突出了。
4。啸《说文解字》解释"啸"说："啸，吹声也，从口，肃声。"郑玄《江有汜》笺说"啸"是"蹙口而出声"。综合二者的解释，"啸"就是收缩口型靠吹而发出的声音，和今天的吹口哨差不多。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啸，不是纯粹用来抒发感情的，或者说不是主要用于抒发感情的。《楚辞》中有啸的记载："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说："夫啸阴，呼阳，阳主魂，阴主魄；故必啸呼以感之。"这里的啸呼显然是一种召魂呼魄之举。西汉刘根，弃世学道，道术颇高。郡中张太守以其为妖，欲诛之，便令其召鬼，并言若召鬼不至便诛戮之。"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砚及奏按，■■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①在这个故事里，啸又与道家呼鬼之术有关。魏晋南北朝以前关于啸的记载中，与情绪有关的多为宣泄忧愤。如《列女传》
①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附源怀传》。
① 《太平广记》卷十引《神仙传》。
记载，鲁漆室邑之女，婚龄已过尚未嫁人，乃倚柱而啸。旁人听见，倍觉凄惨。邻人之妇问她："你为何啸得如此悲伤，是想嫁人吗？我为你找一个。"漆室女说："我怎能因为未嫁而悲呢？我是担忧国君者而太子少啊！"又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将要伐楚，登台向南风而啸。过一会儿叹道："群臣没有知吾意者。"伍子胥深知其忧，乃举荐善为兵法的孙武。
魏晋南北朝关于啸的记载，比以前的各个时期都多，其所表达的情绪，比以往的各个时期都丰富。
表示心境恬淡、安逸之啸。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东晋时，谢安曾与孙绰等人在海上荡舟，突然风起浪涌，诸人大惧，唯独谢安吟啸自若。
表示卓荦不群脱俗超凡之啸。曹魏末，司马昭执掌朝政，朝臣相聚，众人对他毕恭毕敬，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还有一次，阮籍曾登苏门山，遇见隐士孙登。阮籍与之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孙登理也不理。阮籍长啸而退，行至半山腰，忽闻有声响若鸾凤，在山谷中回荡，原来是孙登在山顶长啸。阮籍以傲放不羁著名，孙登更是飘逸"仙君"，阮籍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得不到回音，一声长啸却能招来孙登鸾凤般的啸答，其超凡之态栩然可见。西晋时，羯人石勒年少时曾随乡人去洛阳卖东西，倚在上东门长啸。晋臣王衍见而异之，对手下人说，"刚才那个长啸的胡人少年，我听其声观其态，态度不凡，恐此人将来为天下之患。"急令人前去捕之，而石勒已经走远。一声长啸竟能招来王衍如此不安，亦见石勒卓荦超群。东晋谢鲲，也以放荡不羁闻名。其邻家高氏女长得非常漂亮，谢鲲前去挑逗她。女怒，投梭折其两齿。时人都嘲笑他说："任达不已，幼舆（谢鲲字）折齿"。谢鲲听了，傲然长啸，说："折齿也不影响我啸歌。"在谢鲲看来，那些嘲笑他的人简直是俗人俗见，所以他才摆得出傲然之态，才能啸得出声音。安东将军周浚之子周f ，性狂放，深得王导器重。有一次，王导枕着他的腿，指着他的肚子问："这里面装的什么？"周f 答："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像你这样的几百人。"接着又在座上傲然啸咏。这一答一啸，亦活画出其傲放之态。江州刺史桓石秀，性放旷，好弋猎。一次他随桓冲出猎，随从人马甚多，很多人都前来观看。桓石秀对他们看也不看，只是啸咏而已。
表示忧伤之啸。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在晋阳时曾被北方胡人的骑兵包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琨登上城楼清啸，围兵听见，全都凄然长叹。刘琨又半夜吹胡笳，使围兵有思乡之情。天亮胡人乃弃围而走。刘琨退敌，可能使用"哀兵必胜"之计，但其城楼清啸，确也反映出城内无计退敌的忧伤。十六国汉主刘渊，西晋时作为人质留在洛阳。当时五部匈奴势力渐盛，如何对待匈奴首领刘渊，在西晋内部有两种意见。孔恂、杨珧主张除掉他以绝后患，王浑、李主张利用他控制匈奴。刘渊深知自己处境危险，便宴请好友王弥，对他说："王浑、李多次对朝廷称荐我，但谗害之言也因之屡进，所以对我的称荐实际上是招来危害。我真不愿意如此。恐怕我要死在洛阳了，所以借此与你永别"。说完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在座者皆为之流涕。十六国时，后赵主石勒曾在河南新蔡附近屯兵积粮，修造战船，准备进攻东晋国都建康（今南京）。东晋大军也在寿春一带集结，准备抗御。这时正值霖雨，历时3 个月之久，石勒部众因饥疫而死了大半。石勒会集众将商议。右长史刁膺劝石勒先暂时投降东晋，待其退兵后再说。石勒听了，愀然长啸。这种啸，显然是对刁膺不满，也包含着因手下缺乏远见卓识之人而产生的忧愁。东晋荆州刺史王愷，曾自寻阳还都，一路迅风飞帆，朝发暮至，只见他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王导见状，说王愷此举是"伤时识事"。而庾亮认为这是他在"舒其逸气"。到底谁说得对呢？我们根据史实略作分析。荆州刺史原非王愷，而是陶侃。陶侃功绩卓著，深遭王敦嫉妬。王敦将陶侃左迁为广州刺史，派其亲戚王愷任荆州刺史，王愷赴任，遭陶侃部将郑攀、苏温、马。。等人的抵制。王敦认为是陶侃所为，被甲持矛，欲杀掉陶侃。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陶侃是姻亲，如左右手。人断左手，右手能不动吗？"周访是江南大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东晋偏安江左，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王敦听罢，怒气始解，并设宴招待陶侃。陶侃离开王敦后，见到周访，流着泪说："若不是你为外援，我差点遭杀身之祸。"后来，陶侃虽至广州，王愷也赴任荆州，但东晋朝中的大族王氏与江南大族之间的裂痕已见。王愷对此怎能不感忧虑呢？王导是王愷的从兄，对王愷的了解应比庾亮深，他说王愷之啸是"伤时识事"是有其道理的。可见王愷啸时那飘然逸气后面，隐藏着对时局的深忧。
表示内心愉悦之啸。东晋王徽之喜欢竹，当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王徽之闻听，不请自来，在此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其坐，王徽之亦不顾及，赏竹尽欢而去。他曾寄居一所空宅中，至便令种竹。人问为什么，王徽之只是啸咏，指着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世说新语》载：刘道真年轻时，常在草泽中捕鱼。他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个老太婆，特别喜欢听他歌啸，便杀猪给他吃。可见刘道真之歌啸，不同于前列数种，它显然是一种愉悦情绪的外在流露，且有优美的旋律。正因为其欢愉美妙，才产生使闻者留连，老妪进豚的感染力。
综上所述，啸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确丰富，人们或悲、或喜、或傲众、或逸世，都可通过啸这种方式来表达。魏晋时期的啸者可谓多，有达生任性的名士，有宁静淡泊的隐者，有为朝廷建立文治武功的将相，有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首领，可见吟啸之风的盛行。史学界认为，魏晋时期所以吟啸成风，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荦卓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在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视旁人若无有，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一种姿态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音乐的娱乐功能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前面已经讲过，音乐欣赏在魏晋南北朝已成为广泛流行的自娱形式，而啸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晋成公绥写的《啸赋》将啸与音乐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兹将其抄录如下：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是曜灵俄景，流光濛记，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信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引唱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慨慷，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骛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6 年4 月出版。
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横郁呜而滔涸，咧缭眺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飚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回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兽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飚振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霭之溷浊，变阴阳于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潄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飹，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滌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箫，磞硠震隐，訇礚■嘈。发徵则隆冬熙烝，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嘐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尼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舞而抃足，凤凰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在这个长赋中，成公绥描述了啸的发声方法，啸的音色及音质，啸的娱乐功能，啸与音乐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士人精于音律者颇多，他们不但能演奏乐器，还能作曲。音为心声，心感于物。人们受外物的刺激，不免要用音乐来宣泄内心的喜怒哀乐种种感受。而啸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方便之处，第一，它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第二，它能"声不假器，用不借物"，只需"役心御气"，便能收到与演奏乐器同样的娱乐效果。所以啸这种自娱的形式自然会被许多人所采用。
5。秋千传说秋千之戏始于北方少数民族山戎，齐桓公北伐山戎，将此戏传入中国。秋千之戏在民间流行的情况，南朝梁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有记载。他说，每年立春之日，人们为"施钩"之戏，又为打毬、秋千之戏。隋人杜公瞻对此加注说："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秋千'。"可见其形状及玩法和今日秋千无大区别。
（四）其他活动1。斗草《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斗草，顾名思义，就是双方以各种花草互相对比，看谁采的种类多，谁认识的种类多，谁就赢。所以名为斗草，实际上是关于植物知识的比赛。这种游戏，当与原始的中医药学有关。草药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夏小正》记载，五月五日这天，人们"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可见五月初五郊外采药习俗由来已久，至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于此日仍"竞采杂药"①。在郊外采集草药的过程中，人们互相比赛，看谁采的药种类多，谁认识的植物种类多，斗草之意，自然寓于其中了。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斗草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已有从竞采杂药中游离出来的趋势，南朝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中（节录）：长丝表良节，金缕应嘉辰。
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
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
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
献珰依洛浦，怀珮似江滨。
从王筠的诗中可以看出，一些珰珮叮咚的贵妇人也在良辰嘉节进行斗草，不过她们斗的不仅限于草，还要折花竞鲜彩，"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把贵妇人的胜负之态写得维妙维肖。
斗草在其兴起之初，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活动。它可以使人们增长植物药物方面的知识，在郊外活动的同时，也使身体得到锻炼。不过这种活动，也存在着破坏自然生态的可能。当斗草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普遍盛行时，当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参加这种活动时，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唐代时斗草后，出现的"青枝满地花狼藉"的现象，说明它对大自然破坏得多么严重。
2。斗鸡斗鸡之戏由来已久。据《左传》记载，季平子与郈昭伯比邻而居，两家鸡常斗。季氏将自己的鸡翅上抹上芥子面，郈氏则将自家的鸡爪上镶上金属套。在秦汉典籍中，斗鸡的记载也很多。《列子》中记载了一个关于斗鸡的故事：纪渻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可斗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影响。"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耳。
《列子》一书，魏晋之前已亡佚，现今传本，一般认为是魏晋之人讬名而作。这说明在魏晋时期，人们对于斗鸡的训练已很讲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斗鸡之戏相当普遍。在南朝，萧昭业为买一只斗鸡花数千钱；北朝北齐后主高纬给斗鸡授以开府之职。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此外，这个时期的文人们还写了大量的斗鸡诗、赋。三国曹魏刘桢《斗鸡诗》说：丹鸡被华彩，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戏此中唐。
① 《荆楚岁时记》。
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曹植《斗鸡诗》说：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
长筵坐戏客，斗鸡间观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激流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应瑒《斗鸡诗》说：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
二部分曹伍，群鸡焕以陈，双距解长緤，飞踊超敌伦。
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从朝至日夕，胜负尚未分，专场驱众敌，刚捷逸等群。
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博弈非不乐，此戏世所珍。
南朝梁简文帝《斗鸡诗》（节录）：玉冠初警敌，芥羽忽猜俦，十日骄既满，九胜势恒遒，脱使田饶见，堪能说鲁侯。
陈徐陵《斗鸡诗》说：季子聊为戏，陈王欲骋才。
花冠已冲力，金爪复惊媒。
斗凤羞衣锦，双鸾耻镜台。
陈仓若有信，为觅宝鸡来。
北周庾信《斗鸡诗》说：开轩望平子，骤马看陈王。
狸膏熏斗敌，芥粉壒春场。
解翅莲花动，猜群锦臆张。
王褒《看斗鸡诗》说：躞蹀始横行，意气欲相倾，妬敌金芒起，猜群芥粉生。
入场疑挑战，逐退似追兵，谁知函谷下，人去独开城。
上引的《斗鸡诗》，说明从三国至南北朝，斗鸡之戏延绵不断。精采激烈的斗鸡场面，引起诗人种种感受。有的从斗鸡中得到新的娱乐享受，有的视斗鸡如同博弈一样有趣的活动，有的因此联想起陈仓宝鸡的神话，有的联想起人间的战场。总之，这种种感受，只有亲观斗鸡才能产生，这一篇篇《斗鸡诗》，只有目睹斗鸡才能写得如此形象精彩。
3。斗鸭斗鸭之戏，在西汉时已有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斗鸭之戏盛行于南方，北方关于斗鸭的记载则很少。
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记载，魏文帝派人向孙吴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物。群臣认为，魏所求为珍玩之物，不合礼仪，不应给。孙权认为："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便满足了魏使的要求。可见在江南建业（今南京）一带出产作为玩物的斗鸭已闻名于北方。孙权子建昌侯孙虑喜好斗鸭，曾在堂前置斗鸭栏。南朝刘宋时，太子舍人王僧达因病休假，到杨列桥观斗鸭，被人看到，举报给有关部门。可见至南朝时，建业一带斗鸭之风仍很盛。
对斗鸭之戏，西晋蔡洪《斗凫赋》有较详细的描写：嘉乾黄之散授，何气化之有灵？产羽虫之丽凫，惟斗鸭之最精。禀离午之淑气，体鸾凤之妙形，服文藻之华羽，备艳采之翠英，冠绿葩以曜首，缀素色以点缨。性浮捷以轻躁，声轻响而好鸣。感秋商之肃烈，从金气以出征。招爽敌于戏门，交武势于川庭。尔乃振劲羽，竦六翮，抗严趾，望雄敌，忽雷起而电发，赴洪波以奋击。
从蔡洪之赋中可见，斗鸭之戏一般在水中进行。前述刘宋王僧达观斗鸭的场所杨列桥，和蔡洪赋正好相印证。顺便指出，蔡洪也是南方人，其家吴郡，即今天江浙地区。他在孙吴时入仕，晋时又为州从事，曾任过松滋县令。可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江淮一带。斗鸭之戏竟能激发出他写此赋，亦见此戏在江南地区的盛行。
4。童戏童戏即儿童所进行的游戏活动。魏晋南北朝时，见于记载的童戏有战阵之戏、骑竹马、斗族、跳绳、摊戏等。
战阵之戏即儿童模仿大人指挥战争，布阵点将的游戏。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军事家凭借战争舞台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这对儿童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薰陶。所以从三国到南北朝，关于儿童战阵之戏的记载俯拾即是。曹魏大将夏侯渊的第三子夏侯称，"自孺子而好聚合儿童，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阵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①。曹魏另一个著名将领贾逵，儿童时戏弄常设部伍。其祖父认为他异于众人，说："你长大必为将帅"，乃口授其兵法数万言。十六国时，李矩是北方与前后赵政权抗衡的首领之一。据《晋书》记载，他在儿童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划指授，有成人之量。十六国后凉主吕光，是略阳氐族人。他10 岁时，与诸儿童在邑里游戏，为战阵之法。同伴们全都推他为主帅。由于他用人合理，群童对其深为叹服。又据《周书》记载，北周时李远，幼有器局，志度不凡，他曾与群儿做战阵游戏，指挥处置，皆合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招呼他们再玩一回。群儿见郡守，惧而散走。李远持杖大喝，让他们恢复刚才的阵容。在他的指挥下，阵容很快恢复，其雄壮之势，甚至超过了以前。郡守指着李远称道："此小儿长大后必为将军，不是寻常之人啊。"宇文深年数岁时，便累石为营伍，折草作旌旗。他所布置的行列，皆有军阵之势。其父宇文永见后非常高兴，说："你从小知此，长大必为名将。"
① 《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骑竹马是儿童效法成人骑马而创造出来的游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一根短竹竿放在胯下，一手握竿的前端，使其后梢拖地，另一只手作扬鞭状，向前奔跑模仿奔马驰骋。这种游戏多为男童所做。《后汉书·郭伋传》中就有儿童骑竹马的记载。魏晋时期，骑竹马仍是儿童喜爱的游戏。《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说，陶谦少以不羁闻名全县。他14 岁时，还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全都在其后跟随，又据《晋书》记载，东晋时，殷浩北伐失败。桓温一向忌妬他，便乘机上疏废其为庶人。他还对别人说："小时候，我与殷浩一起骑竹马，我扔掉的，他就捡起来，所以他始终当在我下"。儿童的竹马之戏，可以和战阵之戏结合起来，联系前述儿童中战阵之戏的流行，骑竹马之戏在此时恐怕也很盛行。
斗族之戏，亦称斗凿，观其玩法，即从古代击壤而来。三国时邯郸淳作《艺经》，说："击壤，古戏也。"可见击壤之戏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即已流行。同书记载击壤的玩法说："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壤还可以以砖代木。《艺经》还说："以砖两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立为标。各以砖一枚，方圆一尺，掷之。主人持筹，随多少。甲先掷破则得乙筹，后破则夺先破者"。西晋周处作《风土记》说："击壤者以木做之，前广后锐，长可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腊节，童少以为戏，分部如掷博也"。从周处文中来看，西晋与三国时击壤之戏无大区别。不过，《风土记》此载透露一个信息，即击壤之戏至西晋时已逐渐成为儿童所爱的活动了。《续搜神记》记载，夏侯综能看见鬼，说他们也乘车骑马，与人无异。一次，他外出，忽然指着路边的一个小孩对同行者说："这孩子马上要大病了"。话音刚落，孩子果然大病发作，奄奄一息。孩子的母亲赶快向夏侯综请教，夏侯综说："因为你儿子刚才在道中掷砖，一下砸着鬼脚了。鬼很生气，所以如此。你只要用酒饭祭鬼，孩子的病就会好"。孩子的母亲如言去做，果然奏效。这固然是一个神话，其有与否姑可不论。但它反映出掷砖击壤之戏在儿童中盛行的事实。又据《宋书·五行志》记载："东晋太元（公元376 年-公元396 年）中，"小儿以两铁相打于土中，名曰'斗族'"。可见在东晋时，儿童中的击壤之戏，除了木、砖，还用铁块，并出现了新的名称--"斗族"了。
关于跳绳的游戏，《北齐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北齐皇帝高姓，"高末"谓齐将亡。这本是作为谶言而记载的事，却给我们留下儿童跳绳之戏的生动资料。
《南史·昭明太子传》载：昭明太子看见"后閤小儿摊戏。后属有狱牒摊者法，士人结流徒，庶人结徒。太子曰'私钱自戏，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从文中看，摊戏显然是一种赌博之戏。但其戏法如何，书中未记。唐李匡乂《资暇集》说："钱戏有每以四文为一列者，即史传所云意钱，俗谓之摊钱，亦曰摊铺"。可见摊戏为一种掷铜钱于地，依其正反面的排列组合而决定胜负的游戏。这本是成人间进行赌博的手段，但南朝儿童亦以此为戏乐。
八、结语魏晋南北朝习俗，即指公元2 至6 世纪，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区域内，人们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涉及到当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令、宗教信仰、娱乐等方面，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们说它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即指习俗的历史继承性的特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总是在前人所遗留下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在考察魏晋南北朝时的习俗时，发现其和前代的历史有一种割不断的关系，人们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
作为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的习俗具有其时代的特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某些习俗与前代相比，已经呈现出明显异于前代的特征。如胡床的广泛流行，以及使坐具的专门化和传统坐姿的变化；婚俗中早婚的普遍实行，高门大族婚姻门第的严格；丧葬习俗中薄葬之风的兴起以及其与厚葬风气的消长关系；节令习俗中一些节令日期的具体化，一些节令内容的变化；宗教鬼神崇拜习俗中对当时某些人的神化，冤魂报应观念的盛行；娱乐习俗中一些传统娱乐中所没有的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等等，各章中已有具体说明，此不一一枚举。第二，地域性特点。我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孕育着中华民族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加之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迁移转徙，南北政权的文化传统和实施政策的差异，给这个时期的习俗以极大的影响。习俗最突出的地域性差异，就是南北方在饮食、服饰、居处、宗教和鬼神崇拜、娱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不同特点的习俗互相交流、吸收，形成魏晋南北朝习俗的主体。第三，民族性特点。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激荡时期，民族关系复杂化，民族矛盾尖锐化，民族融合加速化，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民族激荡带来民族融合，而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由于习俗积久而成的特点，其民族特色更加突出。如在服饰方面，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 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但事经4 年之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 年），在北魏首都洛阳，仍有人穿鲜卑冠服。又如同样信佛，石虎的动机显然与汉族不同，他说："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用兼奉，其夷赵百姓所乐事佛者，特听之。"①再如婚姻习俗，唐段成式《西阳杂俎·礼异》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其民族色彩也很突出。在节令习俗方面，正月十五夜打簇相偷，也只有北方才有。
① 《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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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37/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魏晋南北朝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主要介绍魏晋南北朝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它在中国科技史、世界科技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全书正文计分五章，内容依次为农业技术、水利技术、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自然科学和医学。章下又分若干个小节，如"手工业技术"包括采矿、冶金、陶瓷、纺织、机械、造纸技术，"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六大基础科学。概述主要介绍此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成就，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结语主要讨论此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本书既简洁明快、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系统性较强。可供历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一、魏晋南北朝科技概述自夏商到明清，我国社会经历了好几个大统一、大团结、大发展的时期；也经历了好几个大分裂、大动荡、大倒退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大约是其中分裂时间较长、动荡最为剧烈、倒退最为厉害的一次；若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爆发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算起，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统一全国为止，前后共计405 年。即使扣除三国西晋时期的短暂安定，也足足混乱了350 年左右的时间，这在人类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在这40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惨重的毁灭性的战争接踵而来，首先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董卓带兵进入洛阳，他放纵兵士烧杀掠夺，奸淫妇女，又虐刑滥罚，不择手段地消灭异己。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时，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焚烧洛阳及其周围数百里房屋，"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被杀后，其部将又转相攻杀，烧宫室城门，"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①。之后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又进行了激烈的兼并，他们穷凶极恶地烧杀抢劫，残害生灵，造成了整个中原和关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①的悲惨景象。第二阶段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八大王互相厮杀，你攻我夺，许多城市又遭洗劫和焚毁，数十万人丧生。仅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司马冏、司马颖与司马伦混战，死者便近10 万。战争过程中，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此乱长达16 年，使西晋前期造成的复苏化为乌有。第三阶段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几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进行了更为野蛮的屠杀、兼并和混战。无日不战，足足厮杀了130 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一部《晋书》，尤其是其中的《载记》，都载满了血淋淋的史实。广大人民不死则逃，来不及逃亡的都成了屠杀对象，出现了"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白骨横野"，"僵尸蔽地"的惨状。整个社会已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及至北魏统一北方，才出现了一些安定。
与北方的疯狂兼并、残暴屠杀、造成大量人口惨死的同时，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大量人口南徙。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他们是为了生存；也有士族地主，他们率领宗族部曲南渡，在江南另找安身立命之地，且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西晋末年，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王衍便曾向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建议，选派得力人员去控制南方地盘，并推荐其胞弟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并"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②。后来，王敦又转为扬州刺史。王衍的布置代表了北方士族地主急于向南方转移的心情。永嘉元年（公元307 年）七月，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进驻建邺。建武元年（公元317 年）晋愍帝被俘，次年，司马睿正式称帝，江北有名的士族王导便是随司马睿到南方的。不管平民还是士族，迁到南方后都逐渐安定了下来，致使桓温率晋军北伐，收复了洛阳时，上疏要求迁都，建议自永嘉之乱流亡来到江南的士民返回北方，"资其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① 《曹操集·蒿里行》。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旧业，反其土宇"，充实中原①，竟遭到了孙绰的反对。
与北方战乱、人口南迁相伴随的，是关中和中原这两个古老的经济中心开始衰落，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中华民族的文化虽然是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但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它的经济、政治重心，一直是在中原和关中的，或者说一直处于黄河流域。夏、商、周、秦、汉，莫不如此。虽然南方在河姆渡时期、彭头山时期就有了水稻栽培和发达的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的出现，都充分显示了南方的潜在实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未曾受到足够的重视。六朝时期，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统治者为了自身的需要，才使之得到了较好的开发。中原人口南迁，又使这开发范围迅速扩展，他们还带来了中原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晋书·庾亮传》："时东土多赋役，而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国因此知造兵器"。此"东土"当指会稽郡，这大体反映了东晋时期岭南手工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六朝时期，南方虽然也经历了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并要应付与北方的战争，但与中原和关中相较，还是较为安定的，安定，就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鉴于这一社会状况，与先秦、两汉相较，此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总体上是处于一个低峰的时期；尤其是三国、西晋和十六国，大体上都沿用了汉代的技术。在考古发掘中，除了孙吴的铜镜外，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美之器是不多的。但科学技术毕竟是文明社会发展途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经常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文明社会需要存在，就要发展生产，就需要科学和技术。所以，魏晋南北朝在科学技术上，仍然取得了一些进步。如农业技术方面，北方已形成了以耕、耙、耱、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选种、育种、田间管理和轮作制度都有了较大发展。在水利方面，不但修筑了许多陂塘，而且初步形成了联系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航运网，这对灌溉和漕运显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手工业技术中，南方青瓷迅速推广开来，北魏时期，北方亦烧出了青瓷、黑瓷，接着还成功地烧出了白瓷。由于马钧对绫织机的改革，使花织机生产能力大为提高，绫、锦织成的织造和靛蓝染色，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还发明了翻车等排灌机械，水磨、水碾、八转连磨、春车、磨车等粮食加工机械，发明了木牛流马、帆车、水车等交通航运机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发明了一种利用了螺旋桨进行飞行的"飞车"。由于原料的扩展，以及活动帘床抄纸器的发展和各项加工技术的进步，纸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使我国最后完成了由简到纸的转变。在天文学方面，人们对岁差和五星运行的不规则性都有了一定认识，开始注意到了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对回归年长度、交点月长度，五星会合周期，以及朔望月和近点月长度等一系列重要的天文常数的推算，都已相当精确。在数学方面，刘徽创立了割圆术，把极限概念用到了数学实践中，祖冲之把圆周率π符号的有效数字精确到了第七位。在化学方面，由于炼丹术的兴盛，人们对化学变化有了一定认识，并利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备了银珠、黄丹（Pb3O4），以及砷白铜等物，使炼丹术成了世界化学的鼻祖。在地理学方面，裴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基本原则，确立了我国古代地图学的理论基础。潮汐理论有了发展。在医学方面，此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药物学著作，对脉学、针灸学、本草学、方剂学都进
① 《晋书》卷八十九，《桓温传》。
行了很好的总结；我国传统医学体系更为完善，这些科学技术中，相当一部分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
但此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很平衡的，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间上不平衡。这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方最黑暗的是十六国时期。一些稍见重要的科技成就，都是此前和此后出现的。裴秀的"制图六体"，出现于魏晋，《齐民要术》、《水经注》、青瓷、白瓷，大体上都出现于北魏之后。二是地区不平衡，当时最为杰出的天文学家何承天、祖冲之，大炼丹家葛洪，本草学家陶弘景等都是在南方活动的，陶瓷、机械、造纸等技术，亦是南方较为发展；孙吴的海上交通，内河航运机械，都是称著于史的。今在考古发掘中所见铜镜，孙吴镜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是较高的。三是学科不甚平衡，部分学科，如农学、天然气开采、陶瓷、纺织、机械、造纸等技术，数学、天文学、化学、地理学、医学等，都有一定发展，而物理学、冶金技术等，则创造性成就不多。
本书正文计分五部分，依次为农业技术、水利技术、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自然科学、医学，都是依照全书的统一思想编排的。其原意是"技术"在前，"科学"在后；在人类历史上，往往也是"技术"先于"科学"。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约发明于公元前8000 至1 万年，自然科学一般要落后一个时期。"造纸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虽然较晚，但它属于手工业范畴，故依然放在"自然科学"之前。所以这种排列次序是相对的。另外，许多章节内容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因有许多学科都是交叉的，如"砷白铜"既可归于"化学"，亦可归入"冶金"；"酿造"既可放入"农业"、"手工业"、"化学"，亦可放入"生物"部分；其中的差别只是各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在本书中，"砷白铜"是放在"冶金"部分的，"养蚕"放在"生物"部分，"养蜂"置于"农业"，"酿造"归于"化学"。因篇幅所限，在其他章节一般不再重复和尽量减少重复。
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时间概念，学术界通常是采取一种模糊的做法，从汉献帝建安（公元196-220 年）前后算起，到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止。本书大体上也是采用这一做法的。历史本来是连续的，有一些人物和事件，也很难把他的时间界限绝对分清，我国古代学者也经常采用这种模糊的做法。晋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已分别为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列传，而刘宋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也都一一传之。严格地说，这几个人都应当属于东汉，但他们对于三国时代的形成产生过不可磨灭的作用。所以，范晔和陈寿的做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二、农业和水利技术此期北方农业曾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耕地荒废，粗放式农业有所抬头，相当大一部分耕地转为牧场，中原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受到了很大冲击。但由于生活和战争本身的需要，农业技术仍在发展着，并出现了《齐民要术》这样的农业科学技术巨著。它总结了秦汉以来，以耕、耙、耢为中心，以熟土和防旱保墒为目的的耕作技术体系，阐述了轮作、种植绿肥、选育良种、中耕管理等项技术措施，又对林、牧、副、渔业作了很好的总结，说明北方旱地各项农业生产技术已达较高水平。此期的农田水利，以及内河航运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并为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发展由于钢铁冶炼、加工技术的进步和其他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汉魏南北朝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了不少改进，不但原有农具在形制、材质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汉代发明出来的先进生产工具进一步推广，而且创造了一些新的品种，使生产分工更细，使用起来更为方便有效。
从刘熙《释名·释用器》的记载来看，汉代较为重要的农具大约只有10余种，即犁、耙、锄、镈、耨、耩、锸、镰、铚、枷、鉪等；但后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谈到的却有20 种上下，较为重要的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耒楱（一字耙）、耢、■，陆轴、木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锸）、耩、铁齿耙、手拌斫、镰等。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是汉代不曾使用或使用不广的。在考古发掘中，全国南北许多省份今都有过这一时期的铁制农具出土，虽相当大一部分仍系铸造所成，后再经脱碳退火或石墨化退火处理，但锻制铁农具亦开始流行。1957 年，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崖墓出土铁锄2 件，其形制与宋元时代的无大差异①；1965 年，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过扁铲2 件，皆系锻制而成②；这种形制和材质的变化，显然是个进步。
在各种农具中，耕作具的发展是最值得注意的。1974 年，河南渑池汉魏铁器窖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和铸制农具的铁范，其中犁便有3 种，即铁口犁铧（110 件）、铁犁（48 件），双柄犁（1 件），此外还有翻土用的犁壁（99件）③。三种犁的形制和功能各不相同，铁口犁铧原是一种"V"字形铸件，装置在木犁架的前端，一起组成铁木复合工具。其优点是可节省铸器用的铁料，犁体亦较轻便。铁犁铧的身部铸有脊棱，可分土拱土；与其配套的犁壁呈矩形。犁壁出土数量如此之多，说明人们对翻土覆土之重视。双柄犁大约只宜于浅耕，以及中耕、除草一类操作。此外，《齐民要术》还谈到了一种蔚犁，《耕田》篇原注云："今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两脚楼。长辕犁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州蔚犁之柔便也"。此说长辕犁只宜于平地，而山涧之间则不如蔚犁方便。蔚犁的具体形制今已难考，看来应当是此期创制、结构较为合理、重量较轻、使用起来较为方便的短辕犁。由这段记载我们还可看到，由于铁犁不止一种，人们便可依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犁进行耕作。
此期的播种工具也有较大进步。三国时期，一些先进的耕作播种技术就逐渐推广到了边境地区，嘉平（公元249-254 年）中，皇甫隆为敦煌太守，初民不甚晓田耕，"又不晓作耧犁，。。隆到，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①至迟北魏，又在汉代三脚耧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两脚耧和独脚耧。《齐民要术·耕田》篇原注云："两脚耧种垅穊，亦不如一脚耧得中也"。当时还发明过一种叫窍瓠的播种工具，同书《种葱》篇说："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系腰曳之。"这种工具盛上种子后便系于腰间拉着走，将种子播于沟内。
①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 年第2 期。②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 年第3 期。③ 渑池县文化馆等：《河南渑池发现的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
① 《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整个耕作技术都有了一定提高；在北方，旱地耕作中的犁耙耱技术体系此时已基本形成，人们已在较大程度上认识到，合理耕作不但可使表土变细变熟，去除杂草，增加肥力，而且可起到防旱保墒的作用。
我国古代耕、耙、耱技术体系至迟形成于魏晋时期。1972-1973 年，嘉峪关戈壁滩上发掘清理了8 座魏晋墓葬，其中有6 座为壁画墓，部分画面上清晰地图示了耕、耙、耱的劳作形象②，说明此技术当时使用已广。及至北魏，便有了明确记载。《齐民要术·耕田》篇云"耕荒毕，以铁齿4 鋏再遍耙之，漫掷黍、穄，劳亦再遍"。这里指出了耕耙耱技术体系的基本内容，即耕一遍，耙两遍，耱两遍。
在耕、耙、耱体系中，耕自是最为基本的；犁耕良好，方能进行如下两道工序。从《齐民要术》的记载可知当时对耕不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在耕地的具体时间上，该书提出了应以保持土中水分为原则。其《耕田》篇云："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原注，燥耕虽块，一经得雨，地则粉解；湿耕坚垎，数年不佳。谚曰：'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言无益而有损。湿耕者，白背速4 鋏之，亦无伤，否则大恶也）。"所谓"燥湿得所"，即土壤干湿适中，耕作起来不沾犁，阻力小，表土层易于松散。这里既指出了一般原则，又对特殊情况作了具体说明，是一段十分难得的资料。它与《汜胜之书》所云："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的精神是一致的，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作了许多补充。同书《旱稻》篇云："凡种下田，不问秋夏，候尽，地白背时速耕，耙劳频翻令熟（原注：过燥则坚，过雨则泥，所以宜速耕）"。此对耕地的具体时间又作了进一步说明。关于耕地之深浅，该书认为应依季节不同而异。《耕田》篇云："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这是比较科学的。秋耕深，将心土翻上，经一冬之风化，土壤可渐变熟。春耕因迫近播种，夏耕一般为赶种一季作物，皆宜浅耕，否则，将心土翻上，来不及风化，反有碍作物生长。关于耕地的具体方法，该书提出应依季节和耕地阶段之不同而各有差别。对于秋耕，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宜将杂草掩埋于下，《耕田》篇云："秋耕馣青者为上（原注：比至冬月，青草复生者，其美与小豆同也）"。埋下的杂草可作绿肥，其肥效可与小豆媲美。二若来不及秋耕，则应抓紧时间锋地，铲除田间的谷等茬子，破坏表土毛细管作用，使土壤能保持"润泽而不坚硬"的状态（《耕田》篇）。对于一般耕作，则应"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原注：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其理不言自明。
此时人们对耕地也有了较深的认识。《齐民要术·耕田》篇原注云："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说耕耙可以防旱保墒，这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同篇还谈到了耕地的次数和诸多注意事项。说"犁欲廉，劳欲再"，即犁的行距须窄，耙的次数需多，这样才能将表土打碎，使之变熟。同书又说："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秋田湿实，湿劳令地硬"。即是说，在春季，应随耕随耙；在秋季，应耕后待到土壤发白再耙；这样，才可保持土中水分，表土亦不致紧实。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二）选种育种技术此期的选种育种技术有了较大进步。至迟北魏，就形成了从选种、留种到建立种子田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并培育出了一批耐旱、耐水、免虫，以及矮杆、早熟、高产、味美的优良品种。
《齐民要术·收种》篇云："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一作绝）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尝须加锄，先治而别埋（原注略去）还以所治蘘草蔽窖"。"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淘（原注：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这三段引文较长，大体谈了三层意思：一是谷类作物须得年年选种，将纯色好穗选出，勿与大田生产之作物混杂。二是对种子田须精耕细作，种前水选，去除杂物；种后加强管理，保证秧苗茁壮成长。三是良种宜单收单藏，须以自身的稿秸来塞住窖口，免得与别种相混。这与今混合选种法是相类的，反映了一种较高的认识水平。
在先进的选种思想指导下，当时已培养出了许多新的品种。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述的粟已有11 种、稻13 种；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增至86 种，水稻增至24 种（内含糯稻11 种），这些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作物的性状。《齐民要术·种谷》篇云，"凡谷，成熟有早晚，苗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此"质性"应指耐旱、耐涝、免虫等能力言。这些评价和分类标准虽然十分简单，但与现代科学原理是基本相符的。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的是：一、当时已认识到了早熟、矮杆作物之优势。同书同篇原注云："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这是十分卓越的见解。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它却是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一批矮杆的高产品种培育成功后，才被世人理解并接受下来。二、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了物性与地域的关系，某些作物只宜于在某地生长和留种，而不宜于在另一地生长和留种。《齐民要术·种蒜》云："今并州无大蒜，朝歌取种，一岁之后，还成百子蒜矣。。。芜菁根，其大如椀口，虽种他州子，一年亦变。大蒜瓣变小，芜菁根变大，二事相反。。。并州豌豆，度井陉已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这与先秦著作《考工记》所云"橘逾淮北而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其思想应是一脉相承的。
（三）播种、田间管理和防治病虫害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此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认识上亦有了一定提高。
例如播种，当时对播种时间、播种方法、播种量、播种深度，都有了明确记载。其播种时间既须依年景好坏作出总的估价，又要依据节气和物候的迟早、土质肥瘦、墒情等作出具体安排。《齐民要术·种谷》云："播种欲早晚相杂（原注：防岁道有所宜）。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于晚"。这里谈到了三方面的情况。一为预防气候变化，应既种早谷，亦种晚谷，不宜只种一种；二是闰年节季稍晚，应当迟种。三是在正常年分，应以早种为佳，早种量应超过晚种量的一倍。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又有一定分别。《种谷》篇云：谷"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枣花落为下时"。这是说播种时间与节气和物候的关系。《种谷》篇原注云："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矣"。这说的是播种具体时间与土质的关系。同篇又说："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因"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这说的是播种时间与墒情的关系。至于播种方法，则应视作物特性和土壤条件而异。同书《小豆》篇云："熟耕，耧下以为良；泽多者耧耩，漫掷而劳之"。即熟耕地以耧下种为好，若地很湿，则应以耩子耩地，撒在沟里摩平。同书《大小麦》篇说："种大小麦，先■，逐犁掩种者佳"。"其山田及刚强之地，则耩下"。即种大小麦时，先用犁起土，后随犁点播盖土，山地硬土则用耧子下种。在播种量方面，人们一方面继承了汉代《四月民令》所云"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豆和稻则"美田欲稀，薄田欲稠"的思想，同时认识上又有了扩展。《齐民要术·粱秫》篇云："粱秫并欲薄地而稀"，否则，"地良多雉尾，苗穊穗不成"。但《种麻》篇、《黍穄》篇却说麻、黍是应当密植的。播种深度则应视作物种类和播种时期而异。《种谷》篇说："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自生"。这也是比较科学的。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了中耕对松土、除草、保墒的作用，并在旱作中形成了锄、耙、耢、锋、耩五具配套的旱地中耕技术体系。《齐民要术·种谷》篇云："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春锄起地，夏为除草"。这都说到了锄地对松土、除草的作用。同篇原注云："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同书《杂说》篇云："锄耨以时。谚曰：'锄头三寸泽'，此之谓也"。此说中耕不但是为了锄草，而且可以熟土、保墒，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锄得十遍，糠麸变少，可得米八成。人们对水稻和早稻的中耕也相当重视，说水稻要除草二次，第一次用刀割，第二次用手拔。早稻亦要多次中耕，遇雨时亦可拔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发明了一种水稻烤田法。《齐民要术·水稻》篇云：水稻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水稻烤田的最早记载。通过烤田，改善了水稻的土壤条件，可促进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防止倒伏。
此期在农业虫害的防治上取得了多项新的进展。人们一方面培育了一些新的免虫品种，另方面采用了轮作防病栽培法，创造了食物诱杀法，应用了盐水浸种和捕食性天敌除虫，从而为病虫害防治开辟了新的途径。前云，《齐民要术·种谷》篇谈到了86 种谷子，其中的朱谷、高居黄等14 种除具有早熟、耐旱的特点外，还具有免虫能力，这是我国古代免虫作物品种的最早记载。同书《种瓜》篇说："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此说以盐水浸种，应具有防治传染病的作用。同篇又说：瓜田"有蚁者，以牛骨带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蚁附，将弃之，弃二、三，则无蚁"。这是利用害虫的食性，诱集而歼之。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巢如薄絮，囊皆连枝，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我国古代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防治农业害虫的最早记载，亦应是"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之始。轮作防病栽培法的资料将在下面谈到。
（四）作物制度之发展此期作物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作物轮作和间作套种制度从实践到理论都有了提高，多熟种植有了进步，创造了绿肥轮作。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已认识到了只有葵、蔓菁等少数作物是可以重茬的，而稻、谷、麻等多数作物皆不宜重茬，必须轮作。这在《齐民要术》的有关篇章都曾提及。《种葵》篇云：葵，"地不厌良，故墟弥善"。《蔓菁》篇云：蔓菁，"种不求多，唯须良地，故墟，新粪，坏墙乃佳"。此"故墟"即重茬地。这是可以连作重茬之例。《种谷》篇说："谷田必须岁易"，否则"莠多而收薄"。《水稻》篇说，"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否则"草稗俱生，芟亦不死"。《种麻》篇说："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原注：故墟有破［一作点］叶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此"破［点］叶"可能是一种病虫害。这是不能重茬之例。由这些记载可知，农作物的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除杂草，减轻病虫害，而且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此麻不得连作说，是我国古代关于轮作防治病虫害的最早记载。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对黄河流域一些主要作物的轮作顺序作了许多比较研究，认为谷的前茬最好是绿豆和小豆，其次是黍、麻、胡麻，再次是芜菁、大豆；大豆和小豆的前茬最好是谷子和小麦。总之，豆类作物应当是谷类作物的前作，而谷类作物又是豆类作物的良好前作，这就确立了豆、谷轮作的格局。虽古人不曾道出其中奥妙，但它与现代科学原理是完全相符的。因豆类作物根部有根瘤菌，可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经估算栽一亩大豆约可由空气中吸收7 斤左右的氮素，相当于30 多斤硫酸铵。故大豆之后栽麦，一般都要增产的。我国古代的作物轮作制出现较早，但把它当成恢复地力、增加生产的重要技术措施进行研究，却自《齐民要术》始。
我国古代的间、混、套作约始于公元前1 世纪，此时人们对如何充分利用地力和阳光，如何发展其互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齐民要术》一书记述了多种间、混作方式。如《种桑柘》篇说桑苗"下常斸掘，种绿豆、小豆"。《种葱》篇云："葱中亦种胡荽，寻手供食，乃至孟冬为菹亦无妨"。这是桑间间作绿豆、小豆，和蔬菜间作之例。《养羊》篇说："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这是说用混播法生产饲养。当时人们对如何选择好间、套、混作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种桑柘》篇说：绿豆，小豆，"二豆良美，润泽益桑"。《种瓜》篇说："豆反扇瓜，不得滋茂"。《种麻子》篇说："慎勿于大豆地中，杂种麻子（原注：扇地两损而收并薄）"。说明人们对作物间的关系、作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了较深认识。
此时多熟种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了发展。黄河中下游主要发展了两年三熟制，长江流域则推广了双季稻，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西晋左思《吴都赋》中曾有过"国税再熟之稻"的文字，意即吴国已把再熟稻当成了国家财政税收之一，可知其法使用已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条也说到了两熟稻："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同书《耒水》条还谈到了湘江支流耒水流经的便县（今湖南永兴县）界内有温泉水，在郴县西北，"左右有田数十亩，资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度此冷水，不能生苗，温水所溉，年可三登"①。可知当时已利用地热来发展多熟种植了。此时人们已有意地种植了绿肥，并发展了绿肥轮作。西晋《广志》云："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此"美田"应是改良土壤，增进肥力之意。这是苕草和稻轮作，并以苕草为绿肥，是我国古代绿肥轮作的最早记载。《齐民要术》一书还谈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轮作的制度，并提出了多种轮作方案。如《耕田篇》云："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指五六月中穓种，七月八月犁馣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可见绿肥对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和作物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绿肥轮作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直到公元6 世纪，欧洲农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他们所用为三田制，以休耕方式来恢复地力。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
（五）果树和蔬菜栽培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果树和蔬菜的种类明显增加，种植面积扩大，栽培技术亦有了一定的发展。
果树种类增加的情况在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左思《吴都赋》提到的果树有丹桔、余柑、荔枝、槟榔、龙眼、橄榄等十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南方果树却达数十种之多，不管南方北方，许多果树都培养出了自己的优良品种，如枣有紫枣（长二寸）、梁国夫人枣、大白枣（小核多肥）、青州乐氏枣（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等。如梨，有"距鹿豪梨，重六斤，数人分食之"。因南方社会稍较安定，果树种植面积有了不少发展。《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云：李衡"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今湖南汉寿县）汍洲上作宅。种甘桔千株。。。吴末，衡甘桔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越地也有大面积果木，且成了官府赋税收入之一。《述异记》云："越多桔柚园，越人多桔税，谓之橙户，亦曰桔籍。"此时在果树繁殖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依照果树的特点，分别使用了有性繁殖和多种无性繁殖。前者即是种子繁殖，主要用于桃、栗、李等，有的须经移栽，有的无须移栽。《齐民要术·种桃》篇云："桃、柰桃，欲种"。原注云："桃性旱实，三岁便结子，故不求栽也"。这两段文字说明，桃须以种子直接播种，无须移栽。同书《种李》篇云："李欲栽。李性坚，实晚，五岁者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说李直接播种结子晚，一经移栽便可提早开花结果。梨也有类似现象，《种梨》篇说，梨"插者弥疾"，原注亦说："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在移栽时，还需注意各种果木的习性，原生阳地者，勿移至阴地；原生阴地者，勿移至阳地。否则便很难成活。《种桃》篇云："阳中者，还种阳地；阴中者，还种阴地（原注：若阴阳易也，则难生，生亦不实）"。无性繁殖有扦插、压条、嫁接等。安石榴可用扦插法，葡萄可用压条法，梨、柿等则可用嫁接法。
我国古代的嫁接技术在汉代就达到了较高水平，魏晋南北朝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并由同属果木（梨和棠、杜）相接发展到了不同科的果木（梨和桑、枣、石榴）相接。嫁接的目的已由单纯提高产量发展到了提早结实和改善产品质量上。人们对接穗和砧木的选择都更为注意，并认识到了所用接穗的部位对结实之早晚等都有一定影响（《齐民要术·种梨》）。
果树种植虽"比之谷田劳逸万倍"，但人们在管理上还是十分注意的，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点。
一是嫁枣法，这是减少枣树落花落果，提高坐果率的重要技术措施。《齐民要术·种枣》篇云："正月一日，日出时，反斧斑驳椎之，名曰嫁枣（原注：不斧则花无实）"。"候大蚕入蔟，以杖击其枝间，振去狂花（原注：不打，花繁，不实不成），全赤即收"。经这斧砍杖击后，输往根部的养分通道被打断，阻止了养分之下行，并积留在树冠的果枝上。这应是现代疏果和环状剥皮技术的前身。
二是烟熏防霜法。《齐民要术·栽树》篇云："凡五果，花盛时遭霜，则无子，常预于园中，往往贮恶草生粪，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煴，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此"五果"应即桃、李、梅、杏、枣。此烟熏防霜法至今仍在沿用，但已不限于五果，而是用到了许多农作物上。
三是越冬防寒诸法。如板栗，须裹草防冻，《齐民要术·种栗》篇云，"三年内，每到十月，常须草裹。至二月乃解（原注：不裹则冻死）"。又如葡萄，则须埋蔓防冻。同书《种桃》篇原注云：葡萄"性不耐寒，不埋即死"。
魏晋南北朝的蔬菜栽培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土地利用率提高，对因土种植，园田化耕作，以及诸田园管理技术都有了进一步认识，我国古代的蔬菜栽培虽是起源很早，但把它当成一门科学，从播种到收获，对每种蔬菜皆逐一地进行研究，却是始见于《齐民要术》的。
从《汜胜之书》、《四月民令》以及有关考古发掘看，汉代的蔬菜大约只有20 余种；但此期却达30 种以上，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叶菜类的葵（又叫冬寒菜），菘（白菜），蜀芥，芸苔（油菜），苜蓿；瓜类的冬瓜，胡瓜；块根块茎类的芋，芜菁，芦菔（萝卜）；调味的葱、韭、兰香、姜；此外还有茄子、藕等。因一部分蔬菜生长期较短，一年之内种、收次数往往较多，如葵，"一岁之中，凡得三辈"（《种葵》篇）。韭菜，"一岁之中，不过五翦"（《种韭》篇）。可见其复种程度是较高的，前面谈到人们已在不同的蔬菜间互相套种，此外，很可能还在大田作物中进行了套种。同书卷首《杂说》篇谈到了城郊五亩地的一个经营实例。其中种植了葱、瓜、萝卜，葵、莴苣，蔓菁、芹、白豆、小豆、茄子等10 种作物，二、四、六、七、八月都有种植，可知经营之复杂，间种和套种都应当是使用了的。
古人早已注意因地制宜的原则，并深知不同的蔬菜应栽于各自相适的土壤，才能获得优质高产。《齐民要术·种蒜》篇说："蒜宜良软地"。原注又云："白软地、蒜甜美而科大，黑软次之。刚强之地，辛辣而瘦小也"。《种姜》篇说："姜宜白沙地"。《种胡荽》篇说："胡荽，宜黑软青沙地"。同书对许多蔬菜都强调了择"良地"、"良软地"的原则。
在菜地耕作方面，《齐民要术》反复强调了多耕、熟耕、耕耙耢相结合、令地精熟的思想，并须在精细整地的基础上实行小畦种植，以便均匀漫灌。该书《种葵》篇说：冬种葵法，"九月收菜后即耕，至十月半令得三遍，每耕即耢，以铁齿耙耧去陈根，使地极熟"。可知耕作之细。同篇又云：葵"春必畦种水浇（原注：春多风旱，非畦不得。且畦者，省地而菜多）"。"畦长两步，广一步（原注：大则水难均）"，这是说小畦种植的优点。
此期在蔬菜播种技术上曾获得过一项进步，即使用炒过的谷子与葱子拌和播种，这对因种籽粒度太小，播种时稀稠不易控制的蔬菜无疑是十分有效的。《齐民要术·种葱》篇说：葱须"炒谷拌和之"，原注："葱子性涩，不以谷和，下不均调。不炒谷，则草秽生"。此法至今仍在使用。在水、肥使用上，该书十分注意基肥足，追肥勤，水肥齐攻的方法，并认为粪肥应熟，"凡生粪粪地无势，多于熟粪，令地小荒矣"。对于浇灌，则要求"浇用晨夕，日中便止"。时至今日，这经验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六）造林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木虽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民间植树造林的经验，如林地选择，苗木培育以及栽培管理技术，都更加丰富起来。
与谷物栽培同样，此时人们在选择林地时，也充分注意到了趋利避害，因地制宜的原则。《齐民要术·槐柳楸梓梧柞》篇说："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可以种柳"，"山涧河旁及下田不得五谷之处"宜种箕柳。同书《种榆白杨》篇说："其白土薄地，不宜五谷者，唯宜榆及白杨"。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利用不得五谷的下田阴湿地种柳，利用荒废了的盐碱地种榆造林了。同篇还说"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种者宜于园地此畔"。又说，榆"于地畔种者，致雀损谷，既非丛林，率多曲戾，不如割地一方种之"。此说榆树遮阴，又招雀损谷，树曲碍材，应集中一地种植。同书《种竹》篇说：竹"宜高平之地（原注：近山阜尤是所宜，下田得水则死），黄白软土为良"。又注云："竹性爱向西南引，故园东北角种之"。这种诱鞭繁殖法，利用了竹鞭在地下横走，并向西南延伸的特点，有利于竹园的扩展和更新，此法迄今仍在使用。这其中许多经验，虽前代已有，但《齐民要术》作了进一步阐述，说明人们对不同竹、木的生长习性，各生物间的相互影响，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依树木种类和造林性质之不同，《齐民要术》所记树木繁殖措施有播种、插条、压条、分根（株）等法；桑、柘、柞、榆、槐、梓、青桐等常用播种法；安石榴、柳等常用插条法；桑、木瓜、白杨等常用压条法；柰、桑、竹等常用分根法；梨、柿等则经常嫁接。自然的，在具体操作和后期管理上，又因各树木习性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来。如楮和槐，皆为播种，且与麻子混播，但麻与楮混播时，麻仅仅是秋冬"勿刈，为楮作暖（原注：若不和麻子种，率多冻死）"。而麻子与槐混播时，麻却"胁槐令长"。可知楮、槐与麻混播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另外，麻与槐混播后，第一年需"麻熟刈去，独留槐"；第二年又在槐下种麻，旨在使槐竖直向上迅速生长，第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条直，千百若一（原注：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随意栽种，"匪直长迟，树亦曲恶。"可见这播后管理也不相同，此以麻胁槐，是古人对植物趋光性和生存竞争法则的实际应用。
《齐民要术》对造林地的耕作和整理也十分注意，如种白杨"秋耕令熟，至正月二月中，以犁作垄，一垄之中，以犁顺逆各一到，场中宽狭，正似作葱垄。作讫，又以锹掘底一坑，作小堑"。之后再压条栽种。又如种柳，须"八九月水尽，燥湿得所时，急耕，则4 楱之。至明年四月，又耕熟，勿令有块，即作场垄"。之后再视时而折技插栽。其他一些树木，皆要求："熟耕数遍"，"勿令有块"，通过精耕整理，使土壤熟化，以增强土壤的透水性和防旱保墒能力。
魏晋南北朝的移栽技术亦有了发展。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移栽的基本原则有二：一与前述桃树一样，要注意树木生长习性，原生阳地者，勿移阴地，原生阴地者，勿移阳地。同时，亦不要弄错了阴阳面。同书《栽树》篇云：须"记其阴阳，不令转易（原注：阴阳易位则难生，小小栽者，不烦记也）"。二是凡栽大树时皆须剪去部分枝叶。《栽树》篇云："大树髠之，小则不髠"。原注解释说："不髠，风摇则死"。此法一直沿用至今。按：除"风摇"外，自然还有减少水分挥发的作用。至于移栽时间，同书同篇认为"正月为上时，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原注又说，"大率宁早为佳，不可晚也"。具体栽法是，先挖深坑，放树苗入内，"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东西南北摇之良久，然后下土坚筑（原注：近上二寸不筑，取其柔润也），时时灌溉，常令润泽。埋之欲深，勿令挠动。凡栽树讫，皆不用手提"。同书《种竹》篇在谈到栽竹的具体操作时，还提到了要施基肥。说明人们对竹鞭的特性已有了各方面的认识。
此期对苗木管理也比较注意，在除草、施肥、灌水、中耕、剪枝、打心、防寒、防伤和促进幼苗生长等方面，不但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的优良传统，而且有所创新。如桑，《齐民要术·种桑柘》云："凡耕桑田，不用近树（原注：伤桑破犁，所谓两失），其犁不着处，劚断令起，斫去浮根，以蚕矢粪之（原注：去浮根，不妨耧犁，令树肥茂也）"。柳的修整较为复杂，同书云：柳"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原注：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此掐去正心，使柳林四散婀娜，与槐植麻地，麻迫槐挺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又如柘，欲令其主干条直并高耸，树干又自然疏散，便可将柘种于1 米以上的深坑中，令其"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树条直，异于常材。十年之后，无所不任"。这是介于槐与柳之间的又一种整形法，也是前此农书不曾记述过的。对于槐、柳之类，株苗细弱，须在株旁另立木桩，用绳缚牢维护，其缚处用草裹垫，以防风雨摇晃并伤及树皮。青桐苗则"至冬，竖草于树间令满，外复以草围之"，以防冻坏。
（七）畜牧兽医魏晋南北朝的畜牧兽医技术，也有了一定发展，在畜禽选种育种，饲养管理，以及相畜术、兽医术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出现了酥、酪等乳制品加工和羊毛制毡技术。
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了不同的生物体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规律，只有顺应这些基本习性，掌握了它的基本规律，才能六畜兴旺。南北朝时，人们的这种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此前两句是说，役使牛马，应量其力而行；第三、四句说，牲畜的饲养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它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这一思想对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同篇又引民谚曰："羸牛劣马，寒食下（原注：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羸，即瘦、弱。这说的是一条饲养牛马的重要经验，要避免瘦牛弱马在春天死去，"务在充饱调食而已"，即必须贮足冬季饲料，做到合理饲养管理。
在禽畜选种育种方面，此期更注意到了生物体遗传变异和杂交优势之利用，有关情况将在本书《生物学》部分介绍。
此期畜禽饲养技术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在总结已往和当世饲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促进畜禽生长发育和育肥的有效措施，二是去势技术有了提高。
如马，《齐民要术》十分强调"饮食之节"，即"食有三刍，饮有三时"。此"三刍"指饲料粗精的三个等级，即恶刍，中刍，善刍。应"饥时与恶刍，饱时与善刍"。"三时"即朝，昼，暮。应"朝饮，少之"；"昼饮，则胸厌水"；"暮，极饮之"。但"夏汗冬寒，皆当节饮"。所以对马的喂养，应视其饥饿情况，喂以粗、中、精不同的饲料，依时间之早晚，供给数量不同的水，不论冬夏，皆不宜暴饮。对猪，则应依其发育阶段和季节，采用不同的饲养方法。《齐民要术》云，初生仔猪"宜煮谷饲之"。对于冬生仔猪，应采取"索笼蒸豚法"，以防冻死，因这时仔猪神经中枢尚缺乏调节体温的机能。这与现今北方农村所用坑育和箱育法是相类的。当时黄河中下游一般采用放牧和圈养相结合的养猪法。"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即春夏放牧后仍须补充一定量的糟糠一类精料；"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穷冬春初"，对育肥猪，则采用减少运动之法来催肥，故"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书中还对羊、鸡、鸭、鹅的饲养方法一一作了总结和归纳。
我国古代家畜去势技术约发明于先秦时期，有关记载在魏晋南北朝便更加明白起来。《齐民要术》的《养猪》和《养羊》两篇都谈到了牲畜去势之事。《养猪》篇云：猪子产下"三日后掐尾，六十日后犍。"原注云："三日掐尾，则不畏风。凡犍猪死者，皆风所致耳"。此"犍"即阉割去势。此"掐尾"即是掐去尾尖，目的是减少尾子与伤口的摩擦，以减少破伤风致命的机会，可知当时去势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犍牛技术亦有发展，并且已"无风死之患"（《养猪》篇）。羊的去势法十分简单，《养羊》篇原注云：羊"生十余日，用布裹齿脉碎之"。此"齿脉"即精索，即用布包裹精脉，以锤碎之。使性机能消失而加速育肥。此法在华北农村沿用至今。去势对于改良牲畜品种，加速育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书在谈到猪去势的优点时说："犍者，骨细肉多；不犍者骨粗肉少"。便说到了其中一层意思。
我国古代的相畜技术是发明较早的，魏晋南北朝更发展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尤其是相马和相牛，人们已初步了解到各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认为外部形态是内部器官及其功能的一种反映，从而对牲畜的外部形态提出了一整套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它不但与现代外形学不谋而合，而且有许多独到之处。
《齐民要术》所云相马法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要剔除那些外形严重不良的"三羸五驽"，之后再依据一些基本要求进行个别鉴定。所谓三羸，即大头小颈，弱脊大腹，小胫大蹄；所谓"五驽"，即大头缓耳，长颈不折，短上长下，大髂短肋，浅髋薄髀。个别鉴定时，既要看到一匹马的整体，又要注意那些重点部位。书中认为，"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马也"，即看起来大，摸起来小的叫筋马；约与现代外形学的干燥或紧凑型相当，宜于骑乘。看起来小，摸起来大的叫肉马，约与现代外形学的湿润或疏松型相当，宜于役用。马身上的一些重点部位是：头、目、脊背、胸腹、四肢。《齐民要术》说："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肋为城郭，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此处谈到了头、目、脊、胸腹、四肢五个部分的重要性和基本外形条件。随即，该书还对千里马，各种良马从静态到动态都作了全面的描述。说马"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如剥兔头"；"马耳欲得相近而前竖，小而厚"，"欲得小而促，状如斩竹筒"；"鼻孔欲得大，鼻头文如王火，字欲得明"等等。书中又云马"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利不惊，四目满则朝暮健"。这些虽皆经验之总结，但都是与科学原理相符的，且皆叙述得十分生动精辟。
此期的兽医医学也有了一定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文献记载的急救法和方药数有了增加。虽此期的兽医专著均已失传，但一些医书、农书都保存了不少兽医资料，其中主要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后称《肘后备急方》）内的《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以及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养牛马驴骡》、《养羊》、《养猪》诸篇；其中前书谈到了13 种畜病及其治疗方法，后书选录了48 种方药和疗法。这些方药虽为"备急"，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兽医的发展水平。二是对疥癞类传染病的防治技术有了发展，首先是采取隔离措施。《齐民要术·养羊》篇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或能合群致死"。接着是进行药物治疗。《齐民要术》提出了7 种，《肘后备急方》提出了三种外治药方，用以分别治疗家畜的疥癞病。三是对其他疾病的治疗技术有了发展，如马患喉痺欲死时，《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提出"緾刀于露锋刃一寸，刺咽喉令溃破即愈，不治必死也"。这是唐宋之后摘除颔下淋巴结、咽喉淋巴结治疗马腺疫"治槽结法"的先导。又如驴马胞转欲死症，采用直肠内摩法，腹下以木棍刮擦法治疗，是有一定疗效的。《肘后备急方》卷8《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云："骑马走上坂，用木腹下来去擦，以手内（伸入）大孔（肛门），探却（掏出）粪，大效。探法：剪却指甲，以油涂手，恐损破马肠"。可知当时对掏结粪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直肠掏结和直肠按摩逐渐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兽医学财富。
（八）养蚕养蜂技术此期蚕桑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是巴蜀，因吴大帝孙权"广开农桑之业"①，及南朝时，江南"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②；由于天灾人祸，北魏之后中原的蚕桑业才有了一定发展。
此期蚕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献记载的桑树品种明显增加。魏晋之前，见于记载的桑树别名大约只有"女桑（荑桑）"③一个，《齐民要术》又谈到了"地桑"、"荆桑"、"鲁桑"等名。鲁桑又有黑、黄等品种，二是推广了压条法繁殖。一般树木的压枝法繁殖始见于西汉《四月民令》，但桑之压枝则始见于《齐民要术·种桑柘》篇，其云："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
此期养蚕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有关记载亦明显增多，晋杨泉《蚕赋》用四言排句的形式简述了养蚕过程的各主要环节；张华《博物志》记述了蚕的孤雌生殖现象，葛洪《抱朴子》提到了"叶粉"添食。嵇康（公元223-262 年）在《宅无吉凶摄生论》中，准确地指出了养蚕的关键是掌握好"桑火寒暑燥湿"④。南朝宋郑缉之《永嘉记》谈到了一年养八批蚕的情况，及用低温藏卵以延期孵化，来调节劳动力和合理利用桑叶。梁陶弘景《药总诀》首次记述了盐渍杀蛹储蚕法。后魏《齐民要术》谈到了蚕室之合理布置、隔湿防尘装置法、蚁蚕不得用芦苇扫刷、蚕茧的选种法，以及柘叶代桑等问题。其中有的内容将在本书的"纺织技术"和"生物学"部分谈及，这里不予讨论。
我国古代的养蜂技术发明较早，先秦时期便已食用蜂蜜；至迟东汉，就有人以养蜂为业①；但关于养蜂方法的具体记载，却是西晋之后才看到的。张华《博物志·杂说下》云："诸远方山郡幽僻处出蜜蜡，人往往以桷聚蜂，每年一取"。又，"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持器归。"《永嘉记》也有关于捕捉野地蜂群的记载，这都说明了当时养蜂业之盛。
①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② 《宋书》卷五十四，《沈昙庆传》。
③ 《诗·豳风·七月》，《尔雅·释木》。
④ 《嵇康集·宅无吉凶摄生论》。
① 《艺文类聚》卷四。
（九）水利技术的发展此期的水利事业虽不像汉代那样成就辉煌，但还是值得一提的。在农田水利方面，北方有兴有废，兴少于废；江南则创建颇多，尤其是一些小型塘堰和沿海水利工程。此期有文献记载的大型洪灾较少，但涝渍灾害还是相当频繁的。此期的内河航运工程在江南和江北都有一定发展，并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运河网，对军事、漕运、灌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魏蜀吴三国中，农田水利成就较为突出的是曹魏，它在淮河流域和江淮之间屯田、大兴水利，兴建了不少陂堰。《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说，建安五年（公元200 年）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经营屯田，"兴治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之安丰塘）及茹陂（今河南固始东南四十里）、七门（今舒城西南七门山下）、吴塘（今潜山县西二十里）诸堨，以溉稻田"①。这些水利工程因历代常有维修，故沿用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芍陂和茹陂传为孙叔敖所筑②。《水经注》称芍陂"周一百二十里许"，《隋书·赵轨传》说其"灌田五千余顷"，沿用至今。 1976 年治淮委员会资料称其灌溉面积为63 万亩。茹陂至明代仍存废址。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刘馥卒。正始四年（公元243 年），邓艾在淮北屯军二万人，淮南三万人，使淮颍水利工程达到高潮。其时屯田治水，"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③。当时屯田治水旨在伐吴，治水详情今已不明，规模应是相当大的。曹魏在河北等地也修过一些水利，如在西门豹渠的基础上修建了"天井堰"④；嘉平二年（公元250 年），刘馥之子刘靖镇蓟城（今北京）又修建了戾陵堰、车箱渠，引水灌溉蓟城北、东面的万余顷土地⑤。
西晋新建的农田水利工程较少，多系维修事项。比较值得注意的有：江淮间芍陂、练塘（今丹阳县北）、曲阿新丰塘（今镇江东南三十五里）、乌程的获塘等。芍陂在晋太康后期已转为民间岁修。《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载，淮南相刘颂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可见刘颂的主要措施是按受益大小分担责任。《宋书》卷四十八载，东晋末年，刘裕欲伐后秦，先遣毛脩"复芍陂，起田数千顷"。又西晋末年，陈敏割据江东，使弟谐作堰拦马林溪水成练塘，周回四十里，溉田数百顷①。大兴四年（公元321 年），晋
① 《全三国文》卷二十五。
② 《后汉书·王景传》："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茹陂可能是孙叔敖所筑之期思陂。东汉崔实《月令》："孙叔敖作期思陂"。
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水经注·浊漳水》。
⑤ 《水经注·鲍丘水》。
① 《初学记》卷四。
内史张闿创修曲阿新丰塘，共用211420 功，"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②。东晋时，太守殷康主持在吴兴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开获塘，"溉田数千顷"③。获塘沿太湖南缘，西起吴兴城，东至平望镇作堤，两岸堤路夹河，外御洪满，内可排灌航运。
南朝多较重视农田水利之兴修，宋齐梁陈各代都维修过芍陂，溉田万顷。又，《宋书》卷四十六载，元嘉五年（公元428 年），张邵"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梁书》卷二十八载，夏侯夔为豫州刺史"，"乃帅军人于苍陵（今寿县西）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江南湖沼较多，故亦有排水造田者，扩大了耕地面积。《宋书》卷六十七载，谢灵运求会稽的回踵湖和始宁（今上虞县西）的休崲湖作湖田。同书卷五十四载，孔灵符奏请山阴县无赀之家"于余姚、鄞（今奉化县东）、郧（今宁波市东）三县界垦起湖田"。一些旧有的水利工程，有关设施也有了发展。如东汉创建的鉴湖，"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④；有这样许多水门，便可依据需要而随时调剂用水量。北朝农田水利事业不及南朝发达，但拓跋氏入主中原后，由畜牧经济过渡到了农耕经济，也兴办了一些水利。《魏书》卷二载，魏道武登国九年（公元395 年），拓跋仪屯田于黄河北岸"五原（今包头市西）至棝阳塞外"。《魏书》卷三十八载，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 年），刁雍为薄骨律镇（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将，主持兴建了引黄灌溉工程艾山渠。后虽此渠因坝体不易维护而应用时间不长，但其在工程选址和灌水管理方面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其灌水为"一旬之间，则水一遍；凡水四灌，谷得成实"。此视作物需要而供水，是管理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又，神龟二年（公元519 年）①，幽州刺史依据卢文伟的建议，并使其主持了修复蓟城（今北京）的戾陵堰和督亢陂（在今河北涿县东南）。其中"督亢陂，溉田万余顷，民赖其利"。东魏、北齐皆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皆在邺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东魏天平（公元534-537 年）时，曾改建引漳灌渠。此渠前身为战国漳水十二渠，前云曹魏时修建的天井堰，东魏名新渠为万金渠，北齐称天平渠②，此外，前秦、西魏在关中，北周在关中和今山西，都曾兴修过水利，亦收到了一定效益。
魏晋南北朝时，江、汉、河、济等大江大河都曾泛滥过，所以，有关排除涝渍的记载也是较多的。据《晋书·五行志》载，仅西晋52 年中，便至少发生过25 次较大的水灾。不过，从文献记载看，此水灾多属涝渍型，洪灾则较少。此期黄河堤防已残破不堪，下游分支较多，故河道较多，湖泊沼泽较多，治河之事却未受重视；虽有人提出过较好的建议，皆未能很好地实行；海河亦然。此期防涝工程中，唯南方稍有进展。这在汉江流域、太湖流域都可看到。
此期江汉流域有不少关于长堤的记载。如汉水襄阳大堤其始建于汉，魏景元四年（公元263 年）时，曾因堤决而重修。又《水经注·沔水》记山都② 《通典》卷四十四。
③ 《晋书》卷九十四《范乔传》。
④ 《水经注·渐江水》。
① 《艺文类聚》卷五。
② 《魏书·地形志上》。
县（汉水南岸，今襄樊市西北八十里）有大石激，叫五女激，是一种挑水护岸工程。再《水经注·江水》云，东晋桓温在江陵让陈遵筑江堤，陈具有丰富的勘测经验，听鼓声即能辨地势之高下。这是长江堤防的最早资料。又梁时，郢州（今武昌）①和荆州都有堤防，梁天监六年（公元508 年）荆州因江水泛溢而将其冲决②。再武陵（今常德市）城南沅江有古堤，南齐曾经修治。太湖流域的排水工程曾一度受到官民的重视。刘宋时，吴兴人娇峤于元嘉十一年（公元434 年）提出了一整套吴兴郡排水方案，似意欲将通到太湖的苕溪流域之水，经纻溪向东南排泄，再开大渠直通杭州湾，但官方复勘后未能核准。元嘉二十二年，他又与官吏共同勘察，并绘制了详图，作了计算，又开小渠作了试点，惜工程未获成功。此后八十多年，又有人提出了开渠将吴郡水排入钱塘江的动议，并于梁中大通二年（公元530 年）动员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工，"开漕沟渠"，"导泄震泽（太湖），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③。
北方防汛也有一些记载。如《北史》卷五十四《高隆之传》云：隆之"以漳水近帝城，起长堤以防汛溢"。
此期航运事业在江南、江北都有一定发展，在黄河以北更是开创了兴建运河的新阶段，尤其三国时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曹操北攻袁尚（袁绍之子），"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卫河的一段），以通粮道"。当时淇水流入黄河，为了通航，在淇水口作堰横拦淇水，逼淇水北流入白沟。因白沟通洹水，洹水有分支通邺，使曹操获得了攻袁的胜利。建安十一年（公元206 年），曹操为消灭袁尚残部，北攻乌桓，命董昭"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 年），曹操经营邺都，"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此渠名利漕渠。这样，由邺便可经利漕渠、白沟，通黄河，再转江淮，经由白沟又可北通平虏诸渠，北方几大水系便基本沟通。这前后，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又对春秋时开凿的邗沟进行了改建和取直，修了广漕渠，疏凿了汴渠水道，由南而北便可有两条水路。东路为邗沟，北接淮水，溯淮干流可西接汝、颍，由淮入泗至彭城可西上，由汴渠入黄河；亦可溯泗北上，入济入河。西路由濡须水通巢湖、肥水（可能有一段陆路）北入淮水，入颍水或涡水，由广漕渠等入河。三国时兵家漕运多走西路①。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运河网，这也是隋代南北大运河的雏形。
① 《梁书·曹景宗传》。
② 《梁书·始兴王憺传》。
③ 《梁书·昭明太子传》。
① 武汉水利电力科学院等：《中国水利史稿》上，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第277 页。（十）关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三大农书之一②，在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记述的许多生产经验和科技原理至今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该书作者贾思勰，生平事迹已难详考，从题署中仅知为后魏时人，曾任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相当于今山东临淄一带，二相当于今河北保定境，一般推测贾思勰为益都人（今山东寿光县一带），曾在山东的高阳任职①。从书中内容可以推知：除了山东外，他可能还到过今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并从事过农业、畜牧业生产实践，据考证该书约成于公元5 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之间。
贾思勰著作此书的目的，是阐述"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和"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政治主张。他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大量历史资料，其旨在说明农业之重要，并希望吏民明白这一道理。"齐民"即平民。《管子·君臣》下："齐民食于力，则作本"。"要术"即重要的谋生方法。故整个书名的意思是："平民谋生要术"或"平民致富要术"。
全书计分10 卷92 篇，计约11 万字。"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各卷内容的基本顺序是：粮食作物、蔬菜、果木、木竹和染料作物的种植，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酿造和发酵、食品加工和储藏，以及煮胶和制笔墨，最后还谈到了"非中国所植者"；可知其内容涉及较广，包括了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是先秦两汉农业所不及的。《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属作物栽培总论性质），西汉《汜胜之书》，都只限于种植范围；东汉《四月民令》虽涉及面较广，但对生产技术记述得十分简单，也缺少理论上的说明。《齐民要术》则既重点突出，又内容丰富；虽以生产技术为主，亦不乏理论性的概括，其生产技术虽以种植为主，亦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储藏等各个方面，其种植虽以粮食作物为主，亦涉及到了桑麻和油料、染料、饲养和园艺作物；其生产技术虽主要反映黄河中下游的情况，同时也涉及到了南方及外域的植物品种。故其堪称中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农书。其最后一篇引述了100 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成为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南方植物志之一；其又引述了60多种野生可食植物，其中不少北方也可看到，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救荒思想，也使书的内容更为充实。
《齐民要术》是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域农业科学技术的系统总结，它既保存许多汉代农业技术的精华，又总结了许多北魏时期的新经验、新成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个方面。①明确指出了精耕细作对于熟化表土，防旱保墒的作用，并提出了一整套精耕细作和中耕的技术措施。
②强调了选种育种之重要，并介绍了多项较好的选种、育种方法。
③总结了一套轮作制度，充分肯定了绿肥的肥效。
④反映了生物学方面的多项重要成就，如前云："嫁枣"和"振去狂花"，说明人们对植物内的养分运动已有一定认识；说"榆性扇地"，说明人们对② 我国古代三大农书指：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
①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载《华南农业科学》，又，《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载《农史研究》第2 辑，农业出版社，1982 年。
植物与阳光的作用已有一定认识；此书还揭示了大麻生殖机理之谜--授粉作用，并指出只有通过"放勃"才能结实；此书又通过对动植物选种育种的研究，肯定了遗传和变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
《齐民要术》的出现，标志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已基本成熟，之后的一千多年，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上未超出此书指出的方向和范围。所以《齐民要术》在我国古代农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世界农业科技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是我国、也是全世界著名的古农学家，他博学多才，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所以《齐民要术》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归结起来，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四个方面：①既注意历史的间接知识和经验，又注意实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谈到本书的写作和研究方法时说："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即是说，作者研究并汇集了历史文献中的农业科学技术，收集并整理了民间口头流传的生产经验，向有实践经验的老农和知识分子请教，最后再用自己的实践来一一进行验证。这种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据统计，《齐民要术》引用的前人著作达150 多种。
②强调应尊重客观规律，反对主观盲动，这一思想几乎在全书各篇都可看到。其《种谷》篇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此第四句意即任凭主观意志而违反客观规律。
③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十分强调"力能胜贫"、"勤则不匮"和"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等靠人不靠天的思想。
④比较注意量的变化和数字规范化管理，这也是在全书大多数篇章都可看到的，如《大豆》篇云："种大豆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一亩得千六百八十坎"。"一亩用种一升，用粪十六石八斗"。这许多数字虽未必是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但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显然是具有指导作用或参考价值的，亦说明当时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齐民要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被后人视为古农书之经典，后世的大型农书，如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的《授时通考》等，都曾节引或转载过《齐民要术》的内容，就连写作体例，也曾以之作为蓝本；人们一再翻印，在黄河流域、在江南，都普遍流传。
三、手工业技术（一）矿物燃料开采技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金属矿开采技术并无明显提高，大体上都是沿用了汉代的工艺，但在非金属矿，尤其是三大燃料矿物，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开采和利用上，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此时煤炭开采量已经不小，而且用到了冶铁业中，很可能还发明了双眼井开采；石油已被人们用作润滑剂和燃料，分别用到了生产和军事上；天然气已被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煮盐手工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凿天然气井、并最早把它用到煮盐中的国家。1。煤炭开采量之增大和使用范围之扩展我国古代最早接触和使用的煤类矿物是煤精，其年代约属新石器时代晚期①。因煤精质地优良，故又有"煤玉"之称，它主要用作装饰品、工艺品之类。迟至战国，我国文献中就有了关于煤的记载，当时谓之"石涅"①。因古时木柴易于获得，故先秦时期，用煤作燃料之事是十分稀少的。我国大量开采和用煤的起始年代是汉，目前在河南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等汉代冶铸遗址都发现了生活用煤或烘烧铸范用煤的实物资料②。汉代还有了采煤的记载③，魏晋南北朝时，采煤量已经较大，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开采技术亦有了提高。
此期采煤量增大最明显的例子是曹操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筑三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时，贮藏了数十万斤煤炭。《陆士龙文集》卷八载西晋文学家陆云《与兄平原君书》云："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片，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燃）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此"石墨"即煤，东晋时，人们又谓之"石炭"。"消复可用"即正在燃烧的煤块经扑灭后，可再次使用。"烟中人不知"是说煤气中毒，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煤气中毒的最早记载。曹操贮煤量如此之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采煤业之发展。
关于三台贮藏的目的和方法，东晋陆翙《邺中记》作了进一步说明，云"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之难尽，又谓之石炭。又有窖粟及盐，以备不虞"。可知三台贮煤，实际上主要是冰井台贮煤，具体做法是把它藏于冰窖中，与冰窖贮粟、贮盐同样，都是为了"以备不虞"，作长期备战用的。冰井贮煤的优点是可减缓煤的风化。
魏晋南北朝前，一般采煤用煤资料大体上都是属于北方的，此时却扩展到了南方。南朝雷次宗（？-448 年）《豫章记》说："县（建城，今江西高安）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①。此"爨"即炊。这是我国古代南方采煤用煤的最早记载。
①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4 期。
① 参阅章鸿剑《石雅》卷中。
② 赵青云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 年第2 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2 期。
③ 赵承泽：《关于西汉用煤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 年2 月4 日。
① 《后汉书》卷三十二"郡国四·豫章郡·建城"条引。
煤炭使用范围之扩展主要表现在部分地区已大量地把它用到了坩埚冶铁中，关于这一点，晋人释道安《西域记》曾明确提到。有关情况将在本书"冶金技术"部分详作介绍。
其次是煤雕技术进一步发展。从考古资料看，先秦煤雕技术的分布地是较窄的，品种亦较少；汉魏南北朝后，此技术就进入了普遍发展的阶段，不但产地更宽，品种增多，而且技术上亦有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四川②、甘肃③、新疆④等地，都有煤雕品出土；其品种有猪、羊、狮子等饰件和印章。甘肃嘉峪关新城出土过一件炭精羊饰，长、宽、高各1.0 厘米，系由炭精石磨制而成，羊作卧状，四腿盘卧，极其精巧。煤雕艺术的发展，也说明了整个煤炭开发利用技术之发展。
此期还发明了煤香饼。南朝徐陵《徐孝穆集·春情》诗说："风光今旦动，雪色故年残；薄夜迎新节，当炉却晚寒；故（奇）香分细雾，石炭■轻纨；。。年芳袖里出，春色黛中安"。此第五、六两句所云便是煤香饼的功效和工艺，据明人杨慎《升庵外集》卷十九所云，其具体制法是："捣石炭为末，而以轻纨筛之，欲其细也。。。以梨枣汁合之为饼，置于炉中以为香籍，即此物也"。这种煤香饼费工费时，成本又高，自然是难入寻常百姓家的，但却是我国古代煤炭加工和使用技术上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
此时煤炭开采技术也获得了较大的进步。《水经注》卷十三《漯水》说："井（火井）北百余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岸（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袭裘；寒吹凌人，不可暂停"。从文献描叙的情况看，此"风穴"很可能是为煤窑通风而人工开凿的风洞；因据调查，该地露出的地层都是侏罗纪的砂岩和石质页岩，故不可能是石灰岩溶洞；而洞穴又"其深不测"，故亦不可能是风蚀砂岩洞或居民挖的生活用洞。这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我国已由单眼井采煤发展到了双眼井采煤，已掌握了利用进风口与出风口之间的高度差来构成一个良好的自然通风系统，这是我国古代采煤技术上的一项重大进步①。这对于改善井巷通风，保证正常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对石油的早期认识和利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了石油的国家之一，有关记载汉代便已出现，《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上郡》条班固（公元32-92 年）自注说：高奴"有洧水，可蓶（燃）"。此"水"可燃，为石油无疑。高奴县在今陕西延长县一带，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魏晋之后，有关记载有了增加，除高奴县外，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玉门市）、西域龟兹都发现了石油露头。《博物记》云：延寿"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入（大）如筥篪（音举举，竹篓）；注地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洎（汁），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①。这描写的显然是石油，可见玉门石油早为古人所知。此《博物记》一般认为它即是西晋张华（公元232②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 年第2 期。③ 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 年第6 期。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 年第8 期。
④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年版。
① 《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年版，第45 页。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酒泉郡·延寿》条梁刘昭注引。
-300 年）《博物志》之异名；个别学者说它原是单独一书，作者是东汉末年唐蒙，恐非。
《水经注》卷三引《博物志》也有过类似说法："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燃）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釭）甚佳"。说当时已把石漆当作了润滑剂涂在车和水碓的轴承上，这是我国古代利用石油的最早记载。《水经注》卷三在谈到了高奴县和延寿县皆有"水肥可燃"的现象后说，"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说明北魏时期，石油已是众所周知之物。
《魏书》卷一○二《西域传·龟兹》条说："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餬（浆糊），甚臭"。"西北大山"当指今哈尔克山。可见我国新疆石油亦早已露头。《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龟兹》条所载完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