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借归家之路拜伏波庙，以遂多年之愿，这使王守仁感到欣慰。但他心境却已全不同少年时的踌躇满志。回顾自己一年多来既加征讨，又是行抚，付出了多少辛苦劳顿，虽暂时解决了思、田地区及两广边界的少数民族矛盾，结果又怎么样呢？他只有企求后人还能记起自己，却感到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明朝江山是无能为力了。
王守仁拜别了伏波庙，又绕道来到广东增城，祭祀先祖王纲庙。王纲是他五世祖，广东布政使司参议，据《王守仁年谱》记载，因苗难死于增城，被其子王彦达缀羊革裹尸回。离开增城，王守仁已感到病不能支，他在给弟子钱德洪的信中写道：“区区病势日狼狈，自至广城，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至今遂两足不能坐立。”信是伏在枕席上写的。
11月25日，王守仁一行越过梅岭，来到江西南安，改乘水道。梅岭，则广东与江西的地界，也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一到岭北，气候骤然变冷，王守仁更加咳喘不已。28日，船泊青龙铺，他病已极危，29日便卒于舟中。据说，临终前他的弟子周积在场，王守仁睁开眼睛，徐徐地说：“吾去矣！”周积忙问：“有何遗言？”王守仁微微一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完，便瞑目而逝。
王守仁去世后，由门人张思聪及在江西各郡县为官的学生设祭入棺，转运归越。在南安舆梓登舟时，“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王守仁年谱》。至赣，至南昌，都有士民“沿途拥哭”，祭奠。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王畿，本已西渡钱塘江，准备赴京殿试。听到噩耗，即刻转道南下迎丧，放弃了科考的机会。其它弟子也相继闻讣赴丧。至越后，每日吊唁者百余人；会葬日，参加的门人数以千计。由此可见当时他思想影响的广泛。
与此相反，他虽然为平定广西用尽心力，以至病死异地，在朝廷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王守仁死后，吏部尚书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并攻击他处置思田、八寨“恩威倒置”。他的弟子黄绾抗疏辩功论学，不报。给事中周延抗疏论列，也遭贬谪。朝廷下决议说：“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沿诋，悖谬弥甚。但捕讨萱贼，禽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明通鉴》嘉靖八年）由此停止他的恤典和世袭，并申明学禁。
尽管王守仁和他的学说不合当时统治者的心愿，被横加诋毁，他的思想始终也没有像程朱理学那样，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但是，在明代中期以王守仁及其思想为核心，却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学流派，号称阳明学派。阳明弟子遍布天下，他们着力传播和发展阳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当时及以后都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嘉靖十四年，由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王畿等搜猎遗稿，编辑续刻了《阳明文录》。嘉靖四十五年，续刻了《文录续编》。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诏赠王守仁为新建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M年）从祀孔庙。他的著作也由门人编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刊行于世。其中包括他的最重要著作《传习录》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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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七、良知说的评价与反思――王守仁心学的影响
七、良知说的评价与反思――王守仁心学的影响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把王守仁的故事讲完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还留下一个重要的题目，这就是：应该怎样评价、认识他和他的思想？
王守仁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继陆九渊之后完成的陆王心学，曾与封建社会后期长期统治思想界的程朱理学形成对立之势，影响了明代中期以后的思想达100多年之久。他作为继孔孟之学的儒者，曾热情地追求“圣人”的理想，不仅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创立“良知”说，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良知”，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同时王守仁作为明朝时被封建朝廷任用的官吏，又曾不遗余力地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曾亲手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和广西少数民族的造反；他所倡导的良知说其用意也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求得封建社会命运的长久不衰。
对于王守仁这样一个生在复杂时代的复杂多面的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人们历来认识不同，众说纷纭。历史上，推崇他为“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传习录上》徐爱语），或曰兼“立功、立言、立德”三者于一身的“圣人”者有之；把他看做明朝亡国的祸首，谓“阳明一出而尽坏天下之学术，坏天下之人心”（张烈《读史质疑》卷四），说他是圣人的万世罪人者也不乏人在。到了现代，人们在研究他的思想时，有的赞美他的学说具有平等精神、个性解放的要求，引发了对理学的思想革新运动，有的则指斥其学说鼓吹蒙昧主义，欲“破心中贼”，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是功是过？这里无须多作评说，我们只要继续沿着他思想的轨迹，看看在他身后其学说的演变和思想的影响，就自然可以经过思考而得出每个人自己的结论。
1.天泉证道与王门四句教
王守仁晚年有两位大弟子，一个叫钱德洪，一个叫王畿（汝中），他们经常协助老师教诲新来的弟子，也常在王守仁身边耳濡目染，听他讲一些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透辟的话。嘉靖六年九月，王守仁受命到广西出征前，钱、王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争辩，内容是如何理解“致良知”说实质，以及王守仁常用来教导学生的四句教言：
王畿举王守仁的教言，说：先生常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即问：这又怎么样呢？王畿接着说：我以为这四句话中有矛盾的地方，恐怕不是一种最终的定说。如果人心本来是无善无恶的，那么由心所生出的“意念”自然也是无善无恶的，“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故老师的这四句话，很可能是随机指点的说法，我们不能把它看做不变的定理，应该靠自己去领悟。钱德洪一向是个守规矩的学生，听了王畿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以为，老师的说法怎么能随意更改呢？于是说：我认为这四句话就是老师教人的“定本”，一句话也不能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即：人心本来都是无善无恶的，这是天生的“良知”，但人生以后有闻有见，所以“心”被后天习染，自然有了善恶。老师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不就是要我们做“为善去恶”的功夫，来恢复“心”的本来面目吗？如果只强调心是“无善无恶”的，那还用得着什么道德修养的实践功夫呢？
钱、王二人争持不下，于是当晚一同去请问王守仁。这时天已夜半时分，王守仁送走了最后一批送行的客人，便移席天泉桥上，在3年前中秋节夜晚师生们曾欢宴歌唱的地方，为二子解难。他先让两个弟子各述己见，细细地听过之后，才说：
我今天将行，正要你们有这一问，我好讲破此意。你们两人的见解，应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才可以成为完整的意见，千万不可各执一边。
他说，我历来教育学生，都有两种方法。因为学生的资质不同，或教他们修养，或教他们直悟，全是因人而定：“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习心在……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传习录下》）
他嘱咐两个学生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千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依这四句话指点人。但是，他又告诫说，世上所谓“利根”的，绝顶聪明、资质高的人，其实很难遇到。即使是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渊，或大理学家程明道（颢）也不敢这样自封，而都要用切实的修养功夫。所以，一定要在良知上克己去私，做“为善去恶”的实践功夫，切不可悬空想象，“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同上）
王守仁与钱、王二弟子的这一段故事就是“天泉证道”的故事。天泉证道中所举的那四句话，就是人们讲的“王门四句教”。它点出了“致良知”学说的核心问题，由此，便引起了王门后学无休无止的争论，并成为后人评价王学的焦点。
“天泉证道”时，王守仁将行广西，似乎知道与弟子们讲学的日子不会太多，所以他是带着对自己学说的发展，与对阳明学派前途的担心和不安来讲这番话的。一方面，他恐怕弟子不明白这些年来自己讲学的宗旨、自己思想的奥秘，而不得不点出良知的“无善无恶”本质；但同时，又唯恐一下子点透会导致一些图轻便不用功之人放弃“致良知”的实践功夫。所以他一再强调“上根”（上智）之人绝无仅有，人人都应该用在“事上磨练”的修养工夫。
王守仁的良苦用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他身后，他的弟子果然根据各自的理解去发挥阳明学说。王守仁的弟子，依照《明儒学案》的说法，按地域分成七派，它们是；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闽粤王门和泰州学派。其中浙中是王守仁的家乡，江右（江西）是他长期做官讲学的地方，还有泰州学派，这三派都是势力和影响较大的派别。但浙中王门的重要代表王畿，坚持按照心、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四无”观点解释“良知”说，把“良知”看做“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不学不虑的本来天性；以为“致良知”不用修养、当下现成，这就好像在悬崖上放一件物，只要撒手，它自会滚落下来，又像是珠走玉盘一样，毫不费气力。这样的“良知现成”说，完全忽略了王守仁“事上磨练”的修养功夫，背离了“良知说”封建道德的宗旨，而流入佛教的“空无”观点，被称做“狂禅”。泰州学派王艮虽然没有脱离儒家的立场，但他的后人背离封建道德更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山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在这中间，江右王门虽然坚持王守仁的道德实践修养说，被认为是王守仁的“正传”，但他们想纠正王畿等人的偏向，自己在理论上又没有什么大的发明，这就使得他们的影响反不及前两派那样大。
看了王门弟子的情况，我们不禁问：王守仁的思想为什么会导致“狂禅”和对封建道德的冲击，甚至否定呢？这还要从“王门四句教”所包含的意蕴说起。
“四句教”的首句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尽管有些维护王守仁学说的封建道德色彩的人总是否定这句话为王守仁的原话，但以“无善无恶”来规定良知的最终本质，确实是王守仁本人的思想。他这里讲的，是他为学所追求的最终修养目标。如果我们结合王守仁少年时豪迈不羁的性格及他后来讲学的狂放精神看，“无善无恶”所提倡的其实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儒家思想虽然讲封建道德修养，但它作为哲学也要求人达到一种精神境界。理学中常讲“孔颜乐处”，就是要人以孔子和颜回为榜样追求这种境界。又讲“鸢飞鱼跃”，鸢，指在长空中飞翔的鹰。“鸢飞鱼跃”与我们平常说的“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话有相近处，就是指人在精神上、心理状态上能够自由自在、潇洒自如，没有负担。
关于这个题目王守仁讲得最多，他还举很多例子，用了不少比喻。例如他的学生薛侃在给花锄草时，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天地间为什么“善”这样难培，“恶”这样难去？薛侃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其实是将伦理的善恶问题转移到与此不相关的花草身上。王守仁回答：这样的善恶，都是由你心中的好恶所生。天地生花草，与生其它万物一样，都没有善恶之分，你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你欲锄草，就以草为恶了。他由此说明，“无善无恶”本是自然之“理”，“有善有恶”都是人的情绪在作用，只有做事的时候一切顺其自然，保持平静的情绪，这才能达到“无善无恶”的境界。他这样讲“无善无恶”，是要人解除精神上的各种负担。所以他又曾这样举例说，心体上容不得一点意念滞留，才能让“良知”更好地发挥作用。例如你的眼睛是明亮的，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尘。如果眼里有一粒沙子，就会满眼混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见了。退一步讲，即使眼里迷入的不是沙子，而是金粉，会不会就两样呢，他说：不，它们揉到眼里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王守仁这样告诫人们，不仅坏的念头不要执著，好的念头也不要太执著。例如养花时，因为草有防碍就去锄草，偶尔锄不净，也不要成为心理负担。他用这样的道理讲“致良知”，要人凡事顺着自己的本心、真心去做，不要强求，即使是道德修养也是顺其自然的事。这就是不违背良知的“本体”。
王守仁的思想讲到这里，尽管他没直接说，却已经包含了冲破一切外在精神束缚的意思。如果我们问：对圣人的过分迷信是不是违反了人的本心呢？对于儒家经书一味地固守是不是束缚了人的思想呢？对于通常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循守而失去了灵活性、变通性是不是也要适得其反呢？他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王守仁追求内心的自由解脱，把佛教的“无念、无相”，和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修养方法也融到“致良知”的思想中来，以便为封建道德修养服务。但是他把这种思想强调得过分了，就必然要冲击封建伦理本身，使人感到一切道德的规定都是多余的，人只要遵照自己的本心，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可以了。他的弟子王畿就是这样把王守仁思想引向了佛教，偏离了封建道德修养的大方向。另有一派弟子，与王畿思想相通而又不同，他们中有的人更“危险”，彻底走向对封建道德的否定。
2.一个平民的儒者
王守仁倡导人人都要做“圣人”，以为，即使是“愚夫”、“愚妇”，一字不识的平民百姓，在他们面前也同样摆着一条成圣之路。后来在他的弟子中，果然出现了一个平民儒者，叫王艮。他不仅自己大胆闯入儒家圣人的殿堂，而且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泰州学派，想培养一批像他自己一样的平民儒者。
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煮盐的灶丁家庭。父亲一辈子守在灶炉前，“拮手裸体，劳筋苦骨”，受着煎熬。王艮7岁入乡塾读书，11岁的时候，因家贫不能继续学习，只好和父兄一起参加劳动，养家糊口。19岁以后，他遵从父命，商游四方，常常往来于齐鲁之间，又研究医道，给人看病。由于他聪明能干，善于“经理财用”，家境渐渐富裕起来。
王艮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并不甘心终身做陶朱公，而要当新孔圣。他25岁时经商路过山东，特地去瞻拜了孔庙，及颜子、曾参诸庙，当时感叹地说：夫子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呢？从此，“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到安丰，便每天诵读《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著作，还把书放在袖管里，逢人便质义。可贵的是，他虽然粗读经书，文化水平又不高，却敢于“信口谈解”、“不泥传注”，讲出的道理时或对别人有启发，就是乡塾的老师也不能难倒他。
关于王艮，还有一个“天坠之梦”的传说，这就是本书在开篇时提到的：王艮29岁时，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天掉下来，万人奔走呼号，是他以手支天而起，百姓欢舞拜谢。这个故事也许是弟子对他的神化，但或许是王艮想做救世的圣人想入了神，果真做过这样的梦，只是据说他梦醒之后，便觉大汗淋漓，身与万物已合为一体，“心体洞彻”，恻然有救物之心。这个故事表达的是他心中的一种神秘的使命感。
王艮37岁时开始传道，他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叫做“五常冠”，取仁、义、礼、智、信之义，穿着”深衣”，也是按照古代《礼记》等书的记载做的衣服，手捧着笏（hù，音户，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板，一切按古礼行事，还在大门上写道：“此道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王守仁年谱》）38岁时，他拜王守仁为师，从此加入了王门弟子的行列。
但是，王艮在拜师之前自己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他所敬佩王守仁的，是心学那种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和“狂者”的思想风格。这就决定了他不能成为一个驯顺的弟子，而时时不满师说，甚至与老师发生冲突。
王艮4O岁这一年，为了广泛传播王守仁心学思想，也为了自己传道的需要，决定学孔子当年的样子，“周游天下”。他自己设计并制造了一辆蒲轮车，又名招摇车，上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知我者其惟此行乎”，沿途聚讲，直向北京行去。一路上，吸引了众多的行人百姓，进京后，人们视他为传奇式的人物，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因为他的穿戴和车子都太奇特，所讲的又与正统的朱熹思想不相合辙，引起了京城官僚和一些士大夫的非议。为此，王守仁在京的弟子劝他，王守仁也写信给王艮父亲催他回去。回绍兴后，为了教训他今后做事不要太招摇，王守仁竟然三日闭门不见他，使他不得不长跪谢过。
从38岁拜王守仁为师直至王守仁去世，王艮在老师身边受学有8年时间，他与王门其他弟子一起听王守仁讲良知学，相互讨论，也帮助王守仁向新来的弟子传授。这使他的学问大为长进。他先后写作了一些名篇，如《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吸取了王守仁心学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心学思想。
王艮的心学带有突出的向平民传道的思想特色。例如他有著名的《鳅鳝说》，其中表达了“万物一体”思想，篇中说：
道人漫步于市，偶然看见店铺缸中养着的鳝。
它们重重叠叠，互相挤压，纠缠在一起，奄奄一息。忽然，见一条鳅从中钻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周流不息，变动不居，有如神龙一般。鳝由于有鳅而转身通气，渐渐恢复了生气。像这样转鳝之身、通鳝之气、存鳝之身，都不外乎鳅的功劳。然而鳅亦以此为乐，它决不是因为怜悯这些鳝而这样做的。道人看到此，喟然叹息说：“我与同类并生于天地之间，不正像鳅和鳝同育于一缸中吗？我听说士大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正如此吗？”忽然，他看见雷电大作，鳅乘势跃入天河，投入大海，又奋身化作龙，呼风唤雨，倾满鳝之缸，于是鳝皆欣欣然得以生，与鳅一同游入长江大海。
王艮把自己比做一泥鳅，与鳝同处于一缸中，虽然它有呼风唤雨的神通，又能化做龙蛇，但它在解救了“奄奄然若死”的鳝之后，仍与鳝一同归入大海。这表明他与遭受苦难（被比做鳝）的百姓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
王艮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说。他常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语录》。他所说的“百姓”，虽从广义上指士、农、工、商，更主要的，却指“愚夫愚妇”，广大下层群众。他所说的“道”，就是过去儒家学者常讲的“君子之道”，理学家常讲的“圣人之道”。现在，他把平民百姓的穿衣吃饭、日用常行，都与“道”联系在一起，无疑降低了圣人之道的神圣性。而且，他以为“圣人之道”也应以“百姓日用”为核心。如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的条理处，就是圣人的条理处。就是要“圣人之道”能够合乎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王艮常举他眼前的“童仆”往来、视听的活动，和端茶倒水的行动为例，向别人讲“百姓日用即道”的道理。这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他以为“良知天性”就在人伦日用举措之间，要人即此为学，顺其自然地修养身心；同时，他也说明，百姓的日常生活，各项生理要求，都有天然的正当性、合理性，要统治者不应忽视。例如他曾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语录》）他以为，人若处于贫困交加之中，甚至冻饿而死，失去了做人的根本，还谈什么“学”呢？这样的思想显然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说话的。
王艮在王守仁去世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安丰场，“自立门户”，授徒讲学。此时，他不仅经常与王门同学聚讲，也与官府士绅往来交游。他的学派在初步形成，他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成为享有一定社会声望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但是他始终注重对平民的教育。
王艮的学生，虽也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匠。此外，还有田夫、商人等。王艮给他们讲学，全不像那些正襟危坐的儒者。每天傍晚，乡中的人或农或商做完了活计，成群结伙地来到王艮这里论学，大家坐在一起，偶尔有人因谦逊而不敢入座，王艮总是说：“坐吧，坐吧，不要因谦逊而误了讲学的时间。”王艮弟子朱恕是泰州草堰场人，靠砍柴养活老母。一次他背着柴禾过王艮讲堂，一路唱着：“离山十里，柴在家里，离山一里，柴在山里。”王艮听了，就对弟子说：“你们听见了么，得道不得道，不在难易，全在肯不肯用心去求。求则不难，不求无易。”朱恕听王艮讲的是自己的事，很有道理，听起来津津有味。于是以后每次砍柴都靠到阶下听讲，听过之后，浩歌负薪（柴）而去。就这样成了王艮的学生。朱恕和韩贞后来也都从事乡间教育，很有名气。
王艮的很多学生“以布衣倡道”，但他们的异端倾向不被封建社会所容。泰州学派在封建社会被当做异端来排斥，其中原因也在于他们的平民特色。这种特色与王艮本人的出身经历有关，但他们的理论来源是王守仁心学。
3.王门的叛逆弟子――李贽
王守仁心学传到弟子王畿、王艮，已经偏离了封建道德，再向下传，更出现了一些具有叛逆精神的学者。他们敢于“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对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的思想意识形态都造成很大的威胁。李贽就是这些学者中最突出的一个。
李贽（1527―1602） ，又号李卓吾，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的一个读书人家，是回族人的后代。他曾经以王昆的儿子、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为老师，应该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再传弟子了。
李贽曾经这样自我介绍：
我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也不信仙释。所以见道人厌恶，见僧人厌恶，见道学先生就更加厌恶。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龙厍（王畿）先生的话，以阳明先生的书给我看，我才知这两位先生像得道真人一样不死，就像真佛、真仙一样。我就是倔强，也不得不信服他们。
李贽就这样不信仙，不信佛，更不信正统的程朱理学。却只相信王守仁心学与其弟子的思想。可见他的叛逆思想也是从王守仁心学的理论中滋生出来的。
李贽7岁随父亲读书，26岁在乡试中中了举人。但他却不愿意继续参加科举的进士考试，因而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辗转做了20多年的小官，直到51岁才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因他性格耿直，敢于坚持正义，在官场中处处感到受管束，处处与上司抵触，所以后来干脆辞官不做，到湖北黄安依耿定理生活。他与耿定理、耿定向兄弟本是讲友，这时，耿定向在京城做了大官，暴露出假道学的虚伪面目，李贽就在来往书信中无情地揭露他，由此他被耿定向逼着离开黄安。以后，他移居麻城，在离城三十里的龙潭芝佛院居住、读书、著作，写出了《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他与僧人为侣，又剃发留须，不受社会习俗的拘束，也不管舆论的非议。他写的书也尽触犯封建道德与封建传统观念。加上耿定向为了报复，唆使门徒、流氓，散布谣言毁谤他，他又被逼离开龙潭芝佛院，到通县友人马经纶家居住。但反动势力仍不放过他。万历三十年（1602年），他被明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李贽在通县居住时本已多病，入狱不久，便用剃刀自刎，结束了他坎坷、受磨难、遭迫害的一生。
李贽的基本思想是“童心”说。他从王守仁的“良知”说出发，认为人生来就有的，是一种纯真无假的“童心”。童心，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人所具有的最可贵的，没有受外界影响的“真心”。人，只有不失童心，才能保持天然具有的道德真性，做一个有道德的“真人”。而世上更多的人，由于多读书、识义理，增加了“耳目闻见”（指传统习俗），学会了“心思测度”（指机诈权变），懂得了“前言往行”（圣人之言行），反而失去了“童心”。他们知道了分辨美恶，于是对自己以美名而扬之，因丑行而掩之，变成了假人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
李蛰以“童心”为真，“闻见义理”为假，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人多读书，积累经验，增加见识，而是特有所指。他所指的，就是从宋代至明代，被理学家（又称道学家）所讲得烂熟了的封建伦理教条。李贽看到，明代末期，在程朱理学正统思想的桎梏下，封建道德一方面残酷地压抑着人性，一方面又成了一些虚伪的道学家公开掩饰自己不道德行为的盾牌。出于愤怒，他才把矛头指向寓于闻见习俗中的道德义理，要求恢复人初生的本有“童心”。
李贽的“童心”，又包括为满足人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生理需求，以及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的私心。如他说：
人必有私，然后其心才有所表现。私者，人之心也。如种田的，求秋后有所收获；治家者，求仓府有所积蓄；为学者，求学问有所长进，因此，他们才各自尽心尽力。
人人有私心，这是自然之理，并不是随意乱说的。而那些为“无私之说”者，才是画饼充饥，或为人云亦云的“观场之见”，只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明，不足取啊。
他以为，趋利避害，人人所同；私心是“天成”的人人同具之心，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也是人，既然他们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就自然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因此，圣人也不能无势利之心。
李贽以“童心’说和“私心”说为武器，揭露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同时，他也把“圣人”放到了与平民百姓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反对对“圣教”的盲从和对圣人的迷信。
在龙潭芝佛院的时候，李贽曾经在佛堂上供一孔子像。佛堂上尊孔圣，这事本来就有些可笑，而他为此所写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就更带着极大的讽刺意味，他说：
人都以孔子为“大圣”，我也以为“大圣”。都以老、佛为“异端”，我也以为“异端”。人人并非真知大圣与异端，是闻于父师之教而熟习此；父师也并非真知大圣与异端，是闻于儒先之教；而儒者先辈呢，也并非真知，不过因为孔子有此言罢了。
儒先靠亿度而言，父师沿袭而诵读，小子朦胧而听之。于是这种道理便成了万口一词，不能破，千年一律，不自知的真理。
我是什么人，敢有自己的主见呢？也只有从众这样做了。
李贽敢这样对孔子“大不敬”，其实针对的也并不是孔子本人，他所揭露的，是“万口一词”、“千年一律”的是非观；他所不满的，是千百年来因循的封建社会礼俗。所以他又公开提出，以个人之心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应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
李蛰对伪道学家的揭露更是人木三分。他指出，有的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他们正唯无才无学，才以讲道学之名骗取高官厚禄，以讲道学为“取富贵之资”。他又说，有的道学家会写几句诗，就自称山人，但他们“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箭（yú，指爬墙之贼）”（《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李贽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的批判有时往往又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如他曾批驳“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流俗论调，为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鸣不平。他也反对片面要求妇女守节，不许寡妇再嫁的封建礼法。西汉时有个卓文君，是大商人卓王孙的女儿，因丧夫家居。后来她与文学家司马相如相慕，便弃家出走。与司马相如逃往成都。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按照封建道德的观点，卓文君是应该受谴责的。但是，李赞却赞扬卓文君不通过父母，自行择配，是有远见的。嘲笑拘泥于习俗的人是“斗筲小人”，“徒失佳偶，空负良缘”。
李贽的这些批判具有大胆、尖锐、泼辣的风格，表现了他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勇气。但是这也就使他成为封建传统卫道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细究起来，李贽也应算是王守仁的第三代弟子。但是，从王守仁到王良、王襞，再到李贽，心学向异端发展的趋向，是王守仁生前所预想不到的。
4.结 语
王守仁身后，其弟子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阳明学派……但是，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学派，超出了宋元明清的封建时期，也超出了中国的国界。
在明末，有大思想家刘宗周继承阳明思想；在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不仅三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黄宗羲学习王守仁心学，推崇阳明思想，即使是另一个启蒙思想家王夫之（船山）也明显地受到王学的影响。
在近代，不仅康有为“独好陆王”，而且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几位著名代表人物都信仰或提倡王学，把心学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武器。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不仅李大钊、郭沫若等革命者推崇阳明学，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受过王学的影响。
在日本，阳明学被一大批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所接受，他们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在朝鲜，虽然始终都是朱子学占思想统治地位，而阳明学也通过私淑的渠道，暗中流传，并影响了不少思想家。
王守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吸引力，能够得到众多进步学人，以至革命者的推崇或信仰？阳明学说为什么能够流传久远，甚至播扬海外呢？
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致良知”说的分析和反思才能得到解答。
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包含着封建道德思想，但它最终是一种哲学，是用来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思维理论。王守仁创立“致良知”学说，想用它来改造社会、唤醒世人，挽救封建社会于衰退和腐败之中，但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所面对的明代社会已步人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复杂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道德关系的沦丧，都是必然的，是封建经济逐步走向衰亡的各种表现。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育，连王守仁自己也不只一次地叹息“疮痍到处曾无补”“惭无国手医民病”，又怎么能希冀用一付“良知”的神药来使其起死回生呢？所以王守仁想用倡导道德、改造人心的方法来缓解和消除各种矛盾，使统治阶级成员清明为公，平民百姓各安其所，以造成一个“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社会，终只能成为空想。
而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又是他自己的身心实践学说。是他用来律己的。他用毕生的生活体验，个人的性格、意志、思想所凝聚的“致良知”三个字，是他个人的信仰，也是他讨诸实践的人生指南。
在这方面王守仁是成功的。王守仁的人生目标，是按他个人的想法，成为一个圣贤人物。他向往的“圣贤”，既包括个人能力、人格的发展，精神境界的洒落自由，也包括社会功利的目标，就是为封建社会建功立业。在这两方面他都得到了实现。在人生的路上，王守仁历尽坎坷，青年时应考数次被黜，老年时很晚获嗣；讲学则被指为异端，明令禁止；用兵时咳嗽炎毒，病魔缠身。他的升迁道路也是荆棘丛生：刚踏仕途，还未立功，先因犯颜直谏被贬滴；后虽居高位，但除身先士卒，迎矢石，在战场上冒生死之外，还要对付来自上层统治集团的嫉妒和陷害。而在王守仁面前，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在人生实践、道德实践中培养起来的“良知”信念，越过了种种险夷，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事功。同时，他也开创了一个足以对抗程朱理学的阳明学派，受到万千弟子的拥护。
这就是王守仁的一生，这就是“致良知”学说在他身上的体现。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的体现，他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他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王阳明》，见《历史人物》）。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用哲学的语言来概括，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就是：（一）自信自强的主观战斗精神；（二）真诚笃实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致良知”说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感染人的精神实质所在。是我们今天仍可以借鉴的积极方面。
但是，王守仁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他所追求的只能是做一个封建时代圣人的理想，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不违反封建道德，不触及封建政权根本利益的精神自由境界。而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这样的理想也得不到大多数统治阶级集团成员的理解，这样的精神自由也得不到封建政权的认可。所以王守仁的事功所伴随的，往往是同僚的嫉妒，朝廷的排挤和打击。但王守仁追求道德人格的完满，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在这挫折中游刃有余，并从中体味到精神的快乐。这又使他的“致良知”思想既启发人自信，又教人随遇而安，表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