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920年——庄严的公民投票(1)
随着总统选举年的即将来临，罗斯福的朋友们像往常一样，极力敦促他竞选州长或参议员。他也像往常一样，态度模棱两可。他在１９２０年开头几个月对他的支持者说，许多条件要取决于７月间民主党全国大会提名什么类型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人处境困难。他们党的领袖是白宫里的一位病人。共和党人已经克服了由于进步主义分子退党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正在利用国会的讲坛大造反政府的舆论，并且正在从战后内政与外交问题带来的后果中捞取好处。对国联持反对态度者的人数不仅在保守派中而且在进步分子中都有所增加。而这些进步分子已经成为威尔逊的民主主义所依靠的支持者。
民主党内许多领导人都希望不要把国联问题作为竞选中的一个主要争端。北部城市的党魁们，由于同总统在任免权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准备抛弃威尔逊，不再把他当作民主党的领袖和象征。但是，这一点根本不能实现。威尔逊已经把他的党和国联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了。他深信人们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公开告诉全党，大选应当是一次“伟大而庄严的公民投票”，决定怎样解决战争与建立和平的问题。成千上万的民主党人由于对国际问题在参议院中通过的前景忧心忡忡，把大选看作是打破僵局的一种手段。
罗斯福就是这些民主党人中的一员。和他在１９１２年的地位不同，他在民主党１９２０年于旧金山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既是政府的一位要员，也是由他的选区的民主党人选出的一名正式代表。而且他的一票举足轻重。他企图劝说纽约州的民主党代表放弃单位投票的，但未获成功。根据这种方法，（墨菲手下的）纽约州大多数代表，正像他们在１９１２年那样，可以控制整个代表团的投票。然而，大会规章委员会帮了罗斯福的忙，他们不顾坦慕尼的反对，认定单位投票法不适用于预选中选出的代表团。
在大会开幕那天，罗斯福抓住一个机会把他对威尔逊的支持搞得十分惹人注目。给患病的总统的一幅巨大的油画举行揭幕式，在会场内引起了一次喧闹的示威行动。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涌到会场的通道里，挥动他们手中的标语牌。可是，纽约州代表团却没有动静，他们惹人注目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游行的人们大声喊道：“纽约州，站起来！”但毫无反应。罗斯福感到忍无可忍，跑到紧握纽约州旗帜的一名身材魁伟的坦慕尼领导人面前，用力抢夺旗帜，把那个愤怒的坦慕尼分子拉起身来，和他搏斗了片刻，然后举着旗子得意洋洋地顺着通道走了过去。
大会一连几天进行了四十轮投票，由于在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Ｍ·考克斯、司法部长Ａ·米切尔·帕默和前财政部长而现在是总统女婿的威廉·麦卡杜之间的争夺难分胜负，结果陷入僵局，罗斯福赞同提名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Ｅ·史密斯为候选人。但在史密斯和其他几名纽约州拥护的候选人中途退出竞选后，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州北部的代表数次投票支持麦卡杜。然而，麦卡杜不是公认的候选人，而且被那些害怕威尔逊对大会施加影响的人奚落为“王储”。威尔逊本人保持沉默。
考克斯在第四十四轮投票中获胜。民主党人提名考克斯，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情况与早些时候共和党人在其领导人开会后决定选择俄亥俄州另一位编辑出身的政客沃伦·Ｇ·哈定一样。考克斯是一名折衷的候选人。他是亲威尔逊的，但只达到不和政府疏远的程度，因此还没有被认为是“威尔逊派”从而受到这个不利条件的影响。他在任州长期间的经历说明他的进步倾向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担任上述职务，他可以回避一些棘手的全国性的争论。在禁酒问题上，他持反对态度，但并不过激。
像往常一样，选举副总统候选人是全国大会事后考虑的问题。根据多年的惯例，他必须在总统候选人名单上起平衡作用。从地理上来说，他的籍贯不能和总统候选人相同。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必须代表党的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考克斯相比，罗斯福的立场却和威尔逊政府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温和的禁酒论者，而且被认为是党内的独立派。此外，他在政府中的工作成绩卓著，同时他的名字可能会从共和党的营垒中争取过来一些进步分子，因为西奥多·罗斯福在前一年已经去世。
提名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考克斯从提给他的可供考虑的候选人名单中，表示愿意选定罗斯福。但是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希望征得曾在全国大会上全力支持他的坦慕尼协会的同意。当考克斯的代理人埃德蒙·Ｈ·穆尔打电话把墨菲从床上叫起来时，这位坦慕尼头子的态度是直率的。
他说：“我不喜欢罗斯福。他在全国并不出名。不过，埃德，民主党，民主党提名的一位总统候选人能够待我以礼，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因此，如果考克斯希望我投票赞成魔鬼，我也会遵命。告诉他等我们集合起来，我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会提名罗斯福。”
墨菲一如既往，恪守诺言。还有几名其他候选人也在提名之列。但传说考克斯和墨菲赞成罗斯福的消息在会议厅中不胫而走。当艾尔·史密斯对海军助理部长的提名表示附议时，坦慕尼的立场已经一清二楚。人们撤回了其他的提名，罗斯福在一片掌声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自己这次被选为候选人，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回顾这次选举，罗斯福的被提名如果说不是必然的，似乎也是完全自然的。但事实并不如此。其他的候选人也符合被推选的条件。虽然罗斯福的一些朋友为他开始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支持活动，但他缺少有组织的机构替他展开竞选活动。他曾经支持麦卡杜，而且考克斯从未和他见过面。罗斯福本人对选举结果也感到有些惊讶。如果说他被提名是由于他的姓名和他的住址等幸运情况，则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和坦慕尼的关系已经改善（这一政治名声已传到纽约州外），以及他在海军中的良好政绩。
罗斯福和考克斯一开始就面临关键性的策略问题。他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把国际联盟问题当作他们竞选运动的基础？他们显然不可能抛开这个问题，但可以降低调子，同时大肆渲染一些国内问题——诸如税率或“共和党的反动”等经过考验的问题。而这正是许多民主党领袖极力要求他们做的事。人们指出——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分析相当准确——共和党人由于未对国联盟约承担任何义务，可以使国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支持哈定，而民主党内的一些大集团，特别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民主党人将不予以支持。
然而，考克斯和罗斯福决定把国联问题作为他们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他们一同拜访总统，以这个行动来象征他们的意图。威尔逊坐在白宫的门廊里，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一条披巾盖在他那瘫痪的左臂上。根据罗斯福后来的回忆，考克斯当时说：“总统先生，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你以及你的政府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在国际联盟问题上和你完全一致。”总统又显得生气勃勃了。“我非常感激”，这是他所能说出的惟一的一句话。
有人劝告这两位民主党候选人，由于他们是执政党的代表，他们在竞选中对共和党人应后发制人。但他们不听劝告，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计划。另一方面，哈定决定采用当年麦金莱的方式展开前廊竞选运动。罗斯福则渴望启程。从８月中旬到选举日，他几乎毫不停歇地旅行，通常乘坐挂在普通火车后面的专车，有时乘汽车，有一次乘飞机。８月，他的活动范围遍及西北部，然后在９月间到了新英格兰和纽约州，接着重又折向西北部，采取更南面的一条路线，一直到达科罗拉多州。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天，又在他家乡所在的州紧张地进行竞选活动。１０月初，他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作最后一次讲演。他大概发表了一千多次演说。
第四章1920年——庄严的公民投票(2)
作为先遣人员替他奔走的是民主党的一位宣传人员，名叫斯蒂芬·厄尔利；随他一同旅行的是一位名叫马文·麦金太尔的总助手。豪则先在华盛顿和纽约，后来在竞选火车上给予协助。厄尔利断断续续的报告给这位候选人提供全国的政治形势。他从斯波坎发给麦金太尔的电报说：“华盛顿州禁酒。兴趣集中在开垦土地和击败超党派同盟等问题上面。老板将被要求发表他对超党派同盟以及他们的激进派的看法。这个地区非常感兴趣。……我坚决建议你不要直接打击超党派同盟。伐木业是重要的行业。小麦为主要农作物。发展农业是全部目标……”
厄尔利最后断定人们对于国际联盟不感兴趣。威尔逊在全国旅行时未能激起人们对它的兴趣。随着罗斯福旅行的延续，关于人们反对国联的情绪的报告更加令人沮丧。看来几乎在所有地方，形势都介于冷漠与断然反对这两种态度之间。厄尔利报告说：“新罕布尔州毫无希望。爱尔兰人猖狂已极。”麦金太尔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现人们对国联缺乏兴趣，他们想的是他们的“肚子是否填饱了，而不是他们的战时盟友”。
但是，罗斯福抓住国际联盟问题不放。他极力试图用直接向共和党候选人发问的方式迫使对方采取守势：“如果美国能参加目前的国际联盟，条件是国联不能违反我们的意志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如果事实能够表明我们在宪法上和议会方面有关战争的权力充分地得到维护，那么，请问哈定参议员，你会赞成我们参加吗？”罗斯福知道他不会得到回答，同时也知道哈定所以保持缄默是因为害怕疏远以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为首的反对参加国联的共和党人和以前总统塔夫脱为首的赞成参加国联的共和党人。哈定以他那令人恼火的方式，继续在他的前廊上发表充满陈词滥调的言论。
然而，罗斯福并没有把他的全部子弹都用来攻击国联问题。他触及各种各样的主题：税率、传说哈定将采取对农民生产的小麦给予美元补贴的办法、共和党人的竞选经费开支过大、人数不多的一个小集团对哈定的控制等。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比以后的计划在时间上提前了，其内容是：给农民提供较好的销售便利和居住条件、一项投资十亿美元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发展计划、较高的劳工标准、同拉丁美洲改善关系、和各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他赞同威尔逊执政时期通过的法律。
罗斯福在大半时间里开展了机智巧妙而又积极进取的竞选活动。这些活动引人注目，却没有过分突出罗斯福自己而使主角考克斯州长黯然失色。但他也犯过错误，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比尤特。当时共和党人指责说，英国将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制六票，这句话刺痛了罗斯福，于是他便说美国将控制十二票——即美国南面的那些小弟弟的票。事实上，他还接着说，他和丹尼尔斯确实控制了其中两票，因为他们“和两个小共和国的统治有些关系”。他又微笑地补充说，他在海军工作期间，曾亲自起草了海地的宪法。
这是一个可怕的、愚蠢的错误。共和党人大惊小怪地指出这个错误，拉丁美洲人感到受了侮辱，国务院弄得狼狈不堪。而罗斯福则使用了政治家惯用的手法使自己下台——宣称他的话被人错误引用了，应加以“澄清”。
罗斯福这个姓继续发挥它的魅力。人们挤到这位候选人跟前说：“我曾投过你父亲的票。”或者说：“你和你父亲一模一样。”共和党人为了抵消这个恼人的误会所造成的影响，派年轻的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尾随他的堂叔。这位上校在谈到他的远亲时说：“他是一个和我们看法不同的人，他身上没有罗斯福家族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哈定终于离开他的前廊， 发表了一些树桩演说。
虽然罗斯福知道一个候选人往往会被向他欢呼的听众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弄昏了头脑，但他在选举的前一天仍抱有极大的希望。他的希望很快就成为泡影。共和党以超过三百万票的比数取胜，双方的票数为１６、１５２、２２０对９、１４７、５５３。这是总统选举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共和党人将以三百席位对一百三十二席位的比数控制众议院，以五十九席位对三十七席位的比数控制参议院。在罗斯福的家乡纽约州，哈定所获的票数超过考克斯一倍多。
威尔逊感到非常痛苦。他说：“我们本来有机会可以在世界上取得领导地位。可是我们把它失去了，我们很快就会目睹这一切造成的悲剧。”考克斯以一个竞选老手的风度接受了失败。罗斯福也是这样，但他是向前看的。他对一位朋友说，失败的时刻是为民主党将来取胜制定计划的最好时机。
第四章青云直上的政治家
１９１７年末一个星期日的夜晚，萨拉·德拉诺·罗斯福手里拿着书，坐在起居室里，这是她在海德公园家宅新盖的南面一排房屋增添的一间房。她很喜欢这个布置雅致而又舒适的房间，墙上悬挂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的詹姆斯的曾祖父画像，它有宽大的窗户、大理石壁炉和高高的书架。但今天晚上，她的心情沉重。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刚在这里度过了周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长谈的结局变成了海德公园罕见的情况——一场家庭争论。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见分歧，其核心问题是一位慈祥的母亲企图不让儿子离家，而要他留在这个家庭庄园的安全怀抱之中。但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更重要的是争论的根源在于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人竟然希望和民众打成一片，竟然要同政治生活中那种粗鲁的言行以及种种妥协结下不解之缘。这对年轻夫妇刚刚离去，萨拉想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快回到纽约的家里了。最后，她合上书，走到隔壁舒适的私人房间，坐在写字桌前向她的儿子和媳妇倾诉衷肠。
她写道：“……亲爱的富兰克林，也许你经过进一步考虑或更进一步考虑以后，会认识到我至今也没有错。……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实行民主化。但如果我们爱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居，我们就负有树立伟大的榜样的义务。”她说，她对人们不拘形式、作风随便的发展趋势、放弃家庭生活、传统和尊严等旧式美德的做法以及有些人有意成为“符合大众需要的多面手”的倾向感到可叹。“我不能相信我亲爱的富兰克林本人说出的话真正代表他的思想感情。”萨拉·德拉诺·罗斯福认为，贵族的责任就是要使自己胜过别人，为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们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对于她——以及和她相似的许多其他人——来说，幸福康乐是涉及个人而不是公众的事，而且过去比将来更为珍贵。然而，她的儿子虽然对她体谅而且充满深情，却已经走出了海德公园的圈子。
这封信是一个母亲企图对她的儿子继续保持控制的一种绝望的努力。从更深的意义来说，它甚至是旧日的海德公园向必须成为“符合大众需要的多面手”的这位青云直上的政治家发出的一声无望的呼唤。差不多十二年的时期过去了，罗斯福已经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的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走了出去，担任了各种责任重大的职务：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吏和战时领袖。这个出身于乡绅家庭、赫得逊河流域的贵族后代以平等的态度同衣着随便的劳工及戴圆顶帽的坦慕尼分子打交道。难怪这位母亲不懂得她的儿子为什么要从海德公园出发，去作这么遥远的旅行。然而这种旅行在许多年前却已经开始了。
这个家庭一直被恰当地称作具体而微的政治王国，在这个王国内，一些与后来的政治生涯有关的习性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在他的童年时代，年轻的富兰克林的个性中显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家庭的灵敏的接受能力，以及经过一段感到羞怯的时间后对仆人们的灵敏的接受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他愿意和他周围居于统治地位的势力进行妥协。这不仅是由于他有适应能力，也是由于他有能力找到办法和形形色色的不和谐的集团和个人搞好关系，同时不打乱使他成为今天这样的人物的微妙的平衡。在格罗顿学校，他和教师们相安无事，因此他不得不有意从“老顽固”那里招来一次处罚，借此调整平衡，以便和他的同学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哈佛大学，他设法一方面参加一些限制严格的俱乐部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不脱离班级里的政治活动。在奥尔巴尼时，甚至在他和劳工以及对他的政治前途具有重要作用的其他集团建立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他也赢得了农业集团的支持并且保持下去。在海军中，他和海军将领、劳工领袖、“主张建立强大海军”的人士、地方政客、威尔逊政府中的领导人物，以及对丹尼尔斯和总统抱敌视态度的人们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
罗斯福交游甚广，而且善于应付。这一点从阶级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他出身贵族，从未放弃他的阶级联系和活动。即便在战时最繁忙的日子里，他也不惜时间和精力推荐朋友参加纽约那些限制极严的俱乐部，同达切斯县的一些望族保持来往并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他的友谊逾越了党派界限。即便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奥古斯塔斯·Ｐ·加德纳等共和党人起劲地攻击威尔逊和丹尼尔斯时，罗斯福仍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他的阶级关系对他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能够接近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诚然，他的阶级关系超越了政党界限，并具有类似城市机构的权力和影响。所不同的是：这种阶级关系是靠个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靠恩宠和提供饭碗的办法。
那个星期天夜晚，萨拉·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产生的烦恼也许不大必要。因为，从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罗斯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庭。不知由于何种原因，他竟然跨过了美国生活中的几乎一个横剖面，不停地参加新的团体和从事新的活动，却没有切断深深埋在海德公园的根。他从父母和皮博迪那里学到的教诲和道德标准始终是他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斯福的母亲所以看不到在他身上具有海德公园根深蒂固的影响，就是因为他能够以表面上那种十足的自信走出家庭，进入其他社会圈子。
他有表面上的自信——但也有强烈的内在的自信。这种内在的自信是他在性格形成时期的另一产物。他一出生就享有安全感、身份和地位。他具有强烈的亲属感，他“知道他是谁”。当他投身于新的环境时，他没有理由感到自己失去了身份，或同原来的出身切断了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担任不同角色，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与归宿从未产生怀疑。在角色变化的过程中，连续性始终存在。因此，罗斯福也不需要精心制作一种社会哲学。他和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创立一种思想，然后为了这种思想所提供的安全感而投身其中；而他却有自己的家庭。他对这个家庭规定的朴素的道德规范、应尽的义务以及仁慈感到满足。
罗斯福后期的政治生涯令人眼花缭乱，往往容易使他早期政治上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实际上，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以前，他地位的提高就非常引人注目。他在奥尔巴尼和华盛顿时期政绩卓著，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他在三十八岁时就赢得了一个主要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甚至西奥多·罗斯福在共和党于１９００年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时，年龄还比富兰克林大四岁。
要对这一切进行圆满的解释，并不是难事。人们可以争辩说，他早期在事业上的成就只不过是由于一连串幸运情况造成的。如果达切斯县的民主党人在１９１０年不需要一名候选人，如果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２年对于纽约州北部的民主党人来说不是好年头，如果希恩事件没有发生，那么，罗斯福仍将是纽约州一家公司的一位有相当身份的法律顾问。这种“假设”方法的不妥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它完全颠倒过来。如果罗斯福在关于希恩的斗争中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譬如说，如果他在坦慕尼协会和造反派之间充当调解人而不是担任后者的领袖的话，那么他在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４年或１９１６年很可能成为一位折衷的州长候选人。如果他赢得了州长职位，他就很可能入阁或在战争时期取得军职，这两种身份都会使他在１９２０年成为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这种“假设”方法毫无益处。恰恰相反，罗斯福早期的事业只能理解为一位崭露头角的政治人物同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之间的强大的相互作用。尽管罗斯福在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２０年十年间显得不愿表态，但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密切注视着重要的机缘。如果说有时候——例如在１９１４年——形势对于实现他的抱负是不利的话，那么大部分时间却是有利的。政治环境不仅仅是对他的抱负具有消极的接受能力；它也不仅仅是静止的背景，它有自己的生命和力量。例如，在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２０年，民主党求助于罗斯福，就像他在１９１４年求助于民主党一样。时间和地点、占优势的思潮和政治形势全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罗斯福成熟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州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他利用了人们当时对党魁统治和贪污腐化的敌视，他依附于一个经过半个世纪的连续失败后十年来一直获胜的党，这样，他从一开始就居于有利的地位。
然而，罗斯福的成功并不纯粹是靠运气。他当然是走运的——他的姓名、他的家族和阶级关系，他的相当优厚的收入，以及上述这一切赋予他的自信都带给他好运。但使他走运的这些因素如果不加上他本人的其他两个特性的话也嫌不足，这两个特性是：雄心壮志和学习能力。
他的特德叔叔作为拳击家、牛仔、军人、政治家和捕捉大猎物的猎人，具有一股拼命要出人头地的精神，对比之下，年轻的罗斯福的抱负看起来确是微不足道的。但他确有抱负。而且他愈卷入竞争性的关系，他的抱负看来也变得愈大。罗斯福在踏入政界仅仅四年之后，年龄不过三十二岁时就能够试图从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竞选美国参议员，这一事实很能说明他的抱负有多么大。
罗斯福的干劲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对自己能力的不足感。他能够迅速地适应新的情况，他可以满怀自信地采取行动，但他不能够始终出类拔萃。在格罗顿学校，他既不是一个受人羡慕的运动员，也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学生。在哈佛大学，他未能被“瓷器俱乐部”接受为会员。在纽约市，他当律师也没有作出出色的成绩。当他在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中追求过高的目标时，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海军中，他没有成为主要人物，尤其是当他的国家和他的阶级希望它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参军时，他却没有穿上军装。
罗斯福在战后请求格罗顿学校把他的名字列入学校树立的世界大战纪念碑上第一部分的名单中，这个要求是荒谬可笑的，但也很能说明问题。罗斯福显然希望得到特德叔叔在创造了“义勇骑兵团”的业绩后曾经充分享受的那种公众的赏识。战争结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申请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所述的有关他的战斗经历和在海外所谓的风险的事迹愈来愈夸张，最后发展到他声称他的战争经历可能比任何人都多。
但是指引着罗斯福的抱负的是他从经验中迅速吸取教训的能力。在他早期政治生涯中有两个主要事例说明，他没有迅速向环境屈服，他从两次失败中接受了更多的政治教训。第一次是他对坦慕尼的攻击：这次攻击的直接成果是引起公众对他的注意和喝彩。但代价却是他入主州政府的希望遭受了危害。他的反应是与坦慕尼和解，但他的行动谨慎小心，以免使许多支持他关于政治清明的主张的人们产生反感。１９２０年，围绕国际联盟问题而进行争论的竞选运动是毫无效果地抵制政治现实的另一个例子。考克斯和罗斯福知道国际联盟问题是个危险性的争端，但由于各种情况混合在一起，他们主要以这一政策为基点展开竞选运动。这是一个勇敢的姿态，但却失败了。事实上，其结果比失败还糟：竞选的失败除了由于国际联盟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共和党人可以把选举结果解释为对孤立主义的支持。
罗斯福始终没有忘记这些教训。他在后期的全部政治生涯中，将表明自己特别赞赏这一原则：政治是实现可能实现的事之艺术。特德叔叔在格罗顿学校时曾告诫过他：一个人仅仅做到善良是不够的——他必须精明而且勇敢。他根据切身经验从马基雅维里对君主们的忠告中学到了智慧。这个忠告是：他们有时应当英勇地采取行动，有时则应谨慎从事——他们应当有几分像狮子，又有几分像狐狸。
民主是一种不断追求美好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进军。
——富兰克林·Ｄ·罗斯福
后记译后记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１９３３—１９４５）。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竞选总统，以压倒多数获胜。１９３３年初就职后实施“新政”，使美国渡过了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危机，深得人心。嗣后又连续三次当选，打破了美国有史以来总统不得连任三次的传统。１９４５年第四届任期开始后不久因病猝然逝世，执政共十二余年。
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虽然还有争议，但他在执政期间对内政作出了巨大建树，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又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他不仅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位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人物。
罗斯福入主白宫之初，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最严重时刻。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惧与绝望情绪。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濒于崩溃。全国大多数银行歇业；工业生产下降到１９２９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农产品价格惨跌，农村一片萧条。财政收入从八百七十四亿美元急剧下降到四百十七亿美元。失业人口到１９３２年已超过一千二百万，占整个劳工队伍的四分之一。据估计，当时美国约有二千七百五十万人没有固定收入，一百万失业者在全国流浪。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罗斯福上台后，允诺将采取迅速的和决定性的行动来扭转局面，并将他的坚定信念带给全国人民。他极力鼓舞人心，强调“我们惟一该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并且断言“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像它曾经忍受过的那样忍受下去，它将得到复兴，它将得到繁荣”。罗斯福保证使国家获得复兴和繁荣的决定性行动是实施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罗斯福从１９３３年就职到１９３９年间提议或签署的一系列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的法案及其措施。新政立法可分为三大类：救济、复兴与改革，不过互相有所重叠。有些立法的目的在于解救大萧条造成的困难与危机。另一些立法主要是要复兴国民经济，还有一些则旨在改革有害于公共利益的措施或旨在促进全民福利。实行新政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３３年起到１９３５年初，主要目的在于复兴。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维持银行信用，实现美元贬值，刺激对外贸易，维持农产品价格，制止农场主破产，规定协定价格以减少企业间的竞争，制止企业倒闭等；第二阶段是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９年，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其主要措施是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以扩大就业来提高社会购买力；改革税制，使受益者范围比较广泛，因而颇得人心。结果罗斯福１９３６年又以压倒多数重新当选总统。
但从１９３７年下半年起，经济又出现衰退。新政日益遭到国会内外的保守派和温和派的反对，因而受到一些严重挫折。１９３８年欧洲局势急转直下，慕尼黑事件后，西方国家与轴心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恶化。罗斯福为了争取民主党党内团结，不得不放弃有关的改革，提出“新政必须为打赢战争铺平道路”。新政至此也就名存实亡了。总起来看，新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解决了美国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恢复了美国人民的信心，也巩固了资产阶级在美国的统治。而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则成为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位总统。
如上所述，罗斯福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性格和成就，在有些崇拜者与批评者之间至今犹有激烈的争论。然而，谁也不否认罗斯福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坚定的自信，处事机警练达，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在历史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他对美国总统地位和国家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以简练生动的笔触勾勒出罗斯福通权达变、折冲樽俎的一生。从他的先世、早年教育、战胜病魔的搏斗、在纽约州任议员和州长时期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当选总统后实行新政时期的勇敢作为以及他的成功与挫败，一直写到欧战结束前夕溘然病逝。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和轴心国的坚决斗争以及他在国际会议上的重要活动，本书仅略叙一笔，作者的另一本书《罗斯福：自由的战士》（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Ｔｈｅ Ｓｏｌｄｉｅｒ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将详细地加以描述。
本书作者声称，如果我们“在他的人民和他的时代背景的衬托下来观察罗斯福的整体，就会看见那个伟大的轮廓——他勇敢、欢乐、敏感、朝气蓬勃、充满信心并且最主要的是关心他的同胞们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指出罗斯福的伟大才能中交织着各种弱点和缺陷，描绘了“罗斯福的另一面——他的变幻无常、他的善于折衷、他的翻云覆雨的手段，时常表现得像只狐狸”。
作者还描述了罗斯福喜欢权力和要求获得权力的特点。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地位，罗斯福不惜使用马基雅维里式手段，也就是说，他要“用狐狸的狡猾手段去达到狮子的目的”。
作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Ｊａｍｅｓ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Ｂｕｒｎｓ，１９１８—）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后到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母校威廉斯学院任教。战争时期在“全国战争劳动委员会”工作。战后以民主党马萨诸塞州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过几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５８年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国会选举失败。所著《罗斯福： 狮子与狐狸》一书出版于１９５６年，曾畅销一时，被公认是关于罗斯福的大量传记中最重要和最权威的单卷本著作。另一本书《罗斯福：自由的战士》于１９７０年出版。１９７１年获美国普利策历史奖、历史和传记书籍全国奖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
本书第１—８章为孙天义译，第９—１８章为马继森、冉隆勃译，第１９章至尾声的第１节为张增秩译，尾声的第２节以后为马继森译。
张自谋
1984年８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