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作者序
本书主要是一部关于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的政治性传记。除了他的社会生活以外，还详尽地论述了他的个人生活，因为工作把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一切都无情地卷入它的漩涡，其中也包括他的家庭，甚至他的爱犬。罗斯福当时是怎样变成那样一位政治人物的？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有效地取得了政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究竟是一位多么强有力的领袖？他在哪些方面遭到了失败，为什么会失败？他的一生对于美国人和美国国策究竟有什么意义？
本书也致力于研究美国民主体制中的政治领导问题。它主要是集中研究罗斯福本人，但也论述他展开活动的政治环境，因为我的方法基于社会科学家的主要研究结果：领导不是一个普遍的性格的问题，而是扎根在一种具体的精神文明之中。我们只能根据罗斯福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具体环境，也就是说，只能按照他塑造社会以及他又被社会所塑造的那种方式来理解这位政治家。
罗斯福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肯定地说是一位最成功的选票获得者。他的政治手腕是从他和美国政治的现实长期接触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现实是，人们的雄心、忧虑和忠诚通过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预选、选举、官职、法规、民意测验机构而产生作用。因此，本书也涉及美国的政治方法。
然而，只谈方法是不够的。使用这些方法的目的何在？对于罗斯福来说，这是一个中心问题。除了其他情况以外，政治还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但是这位民主党领袖应当和那些不可靠的势力进行妥协来实现一个理想的目的吗？他必须在大选中获胜，但如果他为了争取选票而作出的妥协严重地危害他实现自己纲领的机会，那又应当怎么办呢？在目前这个风行马基雅维里权术的时代，这位民主党政治家非像狐狸那样行动不可吗？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出狮子的姿态？
罗斯福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第二届任期内，他却被他无法控制的各派势力缠住，并且遭到他所无法驾驭的人们的阻挠。我认为，这届任期是他一生事业中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阶段。它不仅可以清楚地表明罗斯福的个性、他的权宜之计以及这种应付局面的策略的含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应付这个艰难世纪强加给它的危机。因此，本书最后的目的也就是试图探索个性和政治二者的内在活动，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的政治领导问题。
任何一个传记作者想要在当前这个时刻论述罗斯福的整个一生，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战争年代对于罗斯福和他的国家来说，代表着以往年代许多事情的高潮，因此值得予以重视；但遗憾的是，学者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掌握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所必需的记录、回忆录和其他资料。我试图摆脱这个困境，其办法是用摘要形式来记述战争年代并在后记和其他地方对罗斯福的性格作出估价，这或许能够有助于解释他处理某些战争问题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领导的性质。关于战争年代的详细叙述需要留待以后来作。
我也应当在本书后面向许多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感谢，但其中特别需要提起两人。一位是我在威廉斯学院的同事、政治学家威廉姆·Ｈ·布鲁贝克。他和我一起在海德公园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帮助我形成了书中的许多概念，并对屡次的草稿作了仔细的评论。另一位则是我的妻子珍妮特·汤普森·伯恩斯。她也做了同样工作，并努力承担了抄写和速记等杂务。她还和孩子们一起，在家中创造了一些条件，使我可以持续地进行艰巨的工作。因此，我对我的同事和我的妻子表示深切的谢意。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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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好的环境
在奥尔巴尼到纽约大约一半的路程，赫得逊河流入狭窄的航道，稍向左拐，然后继续慢悠悠地流向大西洋。河湾东面，有一条铁路和一条侧轨。一条土路从侧轨爬上陡坡，穿过茂密的树林，通到一片略有起伏的高原。高原俯瞰着河水浩浩荡荡地向南流去，在它的一个小山丘上，至今还有一座宽敞的宅第，房顶上有一个眺望大海的平台，房子正面配有一个长长的带栏杆的门廊。
在１８８２年，这幢房子仅有正中的部分，还没有现在的两翼——中楼很宽敞，有护墙板、百叶窗和狭长的阳台。这年１月３０日，晨曦初露，天气阴冷，寒风呼啸，即将下雪。房子里弥漫着紧张焦急的气氛。仆人们东奔西跑，非常繁忙，厨房里几把水壶正在冒着蒸气。全家都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躺在楼上小房间里的女主人。当晚，就在这间房里，萨拉·德拉诺·罗斯福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挣扎，在医生使用了大量麻醉剂后，终于分娩了。那天夜间，她的丈夫詹姆斯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８点３刻，我的萨莉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非常可爱，体重十磅，不算衣服。”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从他那雕花的大摇篮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可见从小他就是个快活的孩子。在楼上那间洒满阳光的房子里，他过着恬静的日子，一天天地长大。萨拉自己给孩子喂奶约有一年之久；后来她带着一点满意的口吻回忆说：“我和保姆按我们自己的主意喂他，没有采用什么婴儿食谱。”在婴儿眼中，俯视着他的那个晃动的模糊影子慢慢地变成了他母亲的脸庞——面部的轮廓安详柔和，乌黑的头发梳向脑后绾成一个髻，浓浓的双眉，凹下巴。他的父亲也常在房里，面容清癯，身体消瘦，中等身材，留着络腮胡子，双手粗壮有力，但却轻轻地抚摸着他，对他低声细语。
富兰克林是个独子。他的母亲对他并没有“娇生惯养”——真的，詹姆斯觉得她对孩子唠唠叨叨有些挑剔——可是全家似乎都在围绕着这个幼小的孩子团团转。没有兄弟姐妹和他争宠，同他抢玩具，或是背着父母教他学校里的活动和游戏。仆人都溺爱他。他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家庭不和、粗言恶语和严厉惩罚。萨拉和詹姆斯对于怎样培养他们的儿子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逐渐地但是坚定地把他塑造成一个海德公园气派的绅士。他的一位家庭女教师说：“他是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被抚养成人的。”
父母和婴孩成为这幢宏伟宅第的中心。房屋和庭院里有保姆、女仆、厨师、花匠、车夫、马僮和雇工。这个庄园的面积有好几百英亩，包括农田、森林、花园、暖房、葡萄园、冰窖、谷仓、厩棚等等。富兰克林胆怯地探索着海德公园的天地。他起初见到外人，感到特别羞怯。但是他却喜欢陪伴父亲到庄园各处去视察。他的父亲是位乡绅，穿着带马刺的靴子，头戴圆顶硬礼帽，手拿短柄马鞭。
萨拉勉强地逐渐让富兰克林独自活动了。五岁以前，他穿着童装，留着长长的金色卷发。他脱去裙子，却换上了苏格兰式折叠短裙和方特罗依勋爵装。他快到八岁半时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妈妈今天早上走了，我要自己洗澡了。”但是，他很快就把这座庄园变成了自己的王国。从房子前面的斜坡向下滑着玩；张弓带箭在树林里漫游；看人把大块大块的冰从河里拉上岸来；穿着雪鞋在田野上行走（最难忘的是１８８８年暴风雪以后的那一次）；在河上溜冰和乘坐冰船；在他楼房附近的铁杉树上筑了一个瞭望台；骑上他的小马戴比；喂养他那条特种红毛猎狗马克斯曼；在赫得逊河里游泳，尾随着河上繁忙的船只起伏漂动；打鸟，把它们制成标本来丰富他的收藏。他在房子里玩障碍赛马，部署他的玩具兵，而且开始集邮。
萨拉和詹姆斯常同他一起玩。与一般美国孩子相比，他和爸爸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孩子在信中流露出他对父母的爱。１８８８年５月１８日，他六岁时，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妈妈
昨天下午我同爸爸一起去钓鱼，我们捉到了十几条鲦鱼。我们把它们都丢在岸上了，爸爸对我说如果把它们放到池塘里去那会把鱼吓坏的。我亲爱的外公他好吗？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他身体比以前好一些了。
吻你。
你亲爱的儿子：富兰克林
当然，富兰克林也时常和海德公园其他名门望族的孩子们一同嬉戏。但他同大人相处的日子，要比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时间多得多。实际上，和他交往的人，不论老少，都与德拉诺家族或罗斯福家族有非常密切的亲戚关系，否则就是来自赫得逊河有数的几个家族。
他对家庭具有十分强烈的忠诚感情，而这种感情又和浓厚的家族观念融为一体。爸爸妈妈常带着孩子外出旅行——到马萨诸塞州的费尔黑文、芬迪湾的坎波贝洛、英国或欧洲大陆——然而，旅行仅仅意味着换个新地方，接触的仍然是同一类型的人物。罗斯福一家旅行时乘火车，坐的是私人专用车厢。如果坐船，就像萨拉自己说的，总是“和熟人在一起”。他们所到之处总是一大群叔伯姑表。富兰克林是通过他的家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他们则按自己的看法让他来认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总是以他的父母一统天下的那个海德公园开始，也以海德公园告终。
世界局势是安定的。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内战造成的巨大创伤基本上已经平复。美国真正的首都是坐落在赫得逊河下游七十五英里处的纽约。资本家在这里敢想敢干；他们就像将军们征战沙场那样建设着美国；在码头上招募瑞典、德国、波希米亚移民，把大批的人力投到战略要点去从事各种活动，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创办工厂，兴建一座座完整的城市。人们很恰当地评论说：这些人寡言善行；而华盛顿的政客们则是做得少说得太多。在国会山，议员们为任命权、为关税、为改革、为州的权利争论不休，而重大的决定都是在华尔街做出的。两党轮流执政——１８８９年，坚定而可尊敬的哈利森接替了坚定而可信赖的克利夫兰——但是两党的斗争往往只是虚假的争斗而已。
在大洋的彼岸，巨大的女王宝座上坐着维多利亚，这位身材纤细的人物正以庄严高贵的气派统治着国家，她那仿佛永恒的统治时期已进入第五十个年头了。女王陛下的海军在世界各大海洋上游弋。欧洲也处在和平时期；“欧洲协奏会”发出的调子可能不太和谐，但是列强觉得，它们颇有把握在国内进行一些小规模战争，而在国外建立庞大的帝国。《伦敦新闻画报》每周都带给海德公园一幅这样的欧洲图画——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都安稳地坐在他们的宝座上；阅兵典礼和宫廷新闻；以及国际社会的活动从巴黎到伦敦、到维也纳的消息，其中包括游览温泉名胜，骑马去猎狐和参加化装舞会。
海德公园人士不大了解，就在这些表面事务下面，仇恨和斗争将要爆发出来。他们不知道玛丽·利斯正在劝告农民“少种玉米多闹事”，不知道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的人正在进行小规模的凶狠的格斗，而移民们正拥挤在肮脏的经济公寓里，对这个陌生的新大陆感到迷惘。海德公园人士确实完全不知道某些人会在这些势力的帮助下被推上２０世纪的政治舞台。艾尔弗雷德·Ｅ·史密斯出生在曼哈顿的一幢多家合住的房子里，父亲是联畜运输车驭手，在艾尔十三岁时便去世了。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艾尔当过打扫教堂祭坛的小厮，也当过报童和鱼贩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群山之中，汤姆·刘易斯因为领导一次罢工而被列入黑名单。他被迫流浪，从一个矿井转到另一个矿井，在那可怕的黑名单还没有跟踪到来以前继续做工，挣扎着养家糊口。他的儿子名叫约翰，是个好斗的小伙子，不久就要退学到矿山去做工了。在衣阿华州的西布兰奇，赫伯特·胡佛正在铁路桥边的杨柳树下游泳，用屠夫绳钓翻车鱼，或是给人家捉马铃薯虫，每一百个索费一便士。
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尼河一向以政治动乱著称，在这里，本尼托·墨索里尼在装着玉米叶的麻袋上睡觉。他比富兰克林晚一年出生，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铁匠的儿子。他被送去上学，在三等饭馆里用餐，十一岁就被学校开除了。８０年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在巴伐利亚边境的一个小镇里，有个男人，五十多岁，长着一张活像兴登堡的方脸，但只是一名小公务员。他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对这个儿子的奇异梦想和艺术爱好却不能理解。阿道夫·希特勒十五岁就成了孤儿，无人管束，不久就沦为流浪汉。同样是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格鲁吉亚出了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就是后来的约瑟夫·斯大林。他肤色黝黑，脸上有麻子，比富兰克林年长三岁。他是个农村补鞋匠的儿子，住在一个透风漏雨的棚屋里，在一个充满着民族与种族仇恨的国度里长大。
第一章种子和土壤
罗斯福有朝一日将在某个政治舞台上和上述的所有这些人物进行较量，而且将会以某种方式制服他们，惟独最后一个人例外。这里出现了在他那充满矛盾的一生中第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人们可以找出种种原因，说明为什么像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翰·刘易斯这样的人物具有强烈的领袖欲。他们在早年都曾经为生活而焦虑不安，到处漂泊，朝不保夕。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对权力进行贪得无厌的追求。
罗斯福的情况却又如何？他不是出生于一个破裂的家庭，也不是在一个饱经灾祸的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家庭不和、物质匮乏和白眼相待。萨拉曾经有一次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嘲笑过他”。他热爱他的父母。他是个独子，因此，甚至人们由于家庭的中心位置被弟妹所取代而普遍经历过的那种失宠的滋味，他也从来没有尝过。他周围的环境根本不强调在商业经营或政治角逐方面必须依靠竞争来取得成就。他将被塑造成一个海德公园气派的绅士。
罗斯福是不是生来就有权力欲呢？他的母亲一直非常重视遗传特性。她认为富兰克林身上有“德拉诺家族的强烈影响。”就罗斯福家族这方面来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经过六代默默无闻的人物以后，“这个专出庸才的家族在第七代中却突然大放异彩，因为它产生了美国历史上两位而不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关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这位政治家的情况，我们能从罗斯福家族的祖先中找出什么线索吗？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同祖先是尼古拉斯·罗斯福。尼古拉斯的父亲在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从荷兰乘船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尼古拉斯有两个儿子：长子约翰尼斯（１６８９—？），次子雅各布斯（１６９２—１７７６）。从长子这一世系后来出了西奥多，而富兰克林则是次子这一世系的后裔。
富兰克林的祖辈中只有一位算是有点名气的政治家。此人乃雅各布斯之子艾萨克（１７２６—１７９４）。他是一位生意兴旺发达的糖商，对于歧视他这一行业的英国贸易法毫无好感。他在革命战争爆发后，支持爱国主义分子，协助起草了纽约州第一部宪法，并且当选为第一届州参议院议员。作为州代表会议的一名北部联邦同盟盟员，他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明领导下，投票修改新联邦宪法，与赫得逊河沿岸的大土地所有者相抗衡。
在这以后，罗斯福家族和政治的关系一代代疏远开来。艾萨克之子詹姆斯（１７６０—１８４７）来到普林斯顿，成为制粮商和银行家，并在纽约州议会众议院，以北部联邦同盟盟员的身份当过一届议员。他开办养马场，在赫得逊河畔的波基普西附近购买土地。詹姆斯的儿子小艾萨克（１７９０—１８６３）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攻读医学和植物学，养牛养马，后来成了达切斯县的一名乡绅。同时，随着世世代代的繁衍，荷兰血缘和英国、德国以及其他血缘相溶合。小艾萨克的儿子和祖父同名，也叫詹姆斯（１８２８—１９００），他是富兰克林的父亲。从遗传特征来说，他已经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了。
“我的儿子是德拉诺家族的人，根本不是罗斯福家族的，”这是萨拉常说的话。果真如此的话，关于罗斯福在政治上获得成就的原因还是无法解释。毫无疑问，德拉诺家族喜欢把他们的家世一直追溯到英王威廉一世和一位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时的内阁成员。但是，德拉诺家族的大多数人是不问政治的。他们是船主、商人、投机商、慈善家、企业家或乡绅。他们以作为１６２１年到达普利茅斯的菲利普·德·拉·诺依的后裔而自豪。萨拉的父亲沃伦·德拉诺年轻时在经营对华贸易中发了一笔财，却在１８５７年经济萧条时亏损了大部分财产，遂又回到香港去挽回损失。后来他带着妻子和十一个孩子退居赫得逊河西岸的庄园。沃伦终生是共和党人。他喜欢说，“我不想说民主党人全都是盗马贼，但如果说盗马贼全都是民主党人，似乎也不过分。”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句玩笑话。他注意不让孩子们接触他的商业活动和他那个阶级以外的人士。
人们曾经说：“德拉诺家族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他们那套生活方式，仿佛身上有一个外壳，它是透明的却又无法穿透。”
谜底仍未揭开。人们无论从德拉诺家族或者罗斯福家族的家系中都找不到有关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任何征兆。当然，政治手腕不能代代相传，遗传基因也无法将特殊的性格和气质传给后代。但是生物的遗传却不容忽视。它能提供形成个性的素质，又能确定限制变异发生的范围。基本特性，诸如肌肉运动技能和反应速度等，肯定要受遗传的影响，另一方面，像情绪稳定和感情容易激动这类气质上的特点也可能受到遗传的影响。而对于像罗斯福家族这样一个倾向于近族通婚的家族来说，遗传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罗斯福刚出生时，他的未来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在他的祖先身上，如上所述的那些个性种子已经在航海、发家致富和赢得社会地位方面显示出来。在下一代，这些个性种子将在赢得选票和维护权力的活动中呈现出来。种子已经有了，那么土壤又如何呢？富兰克林所处的第一个环境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创造的，而他们本身又受到罗斯福和德拉诺这两个家族先代所创造的环境的影响。罗斯福的政治个性和力量是否在这种土壤里开始形成的呢？
詹姆斯·罗斯福１８４７年毕业于联邦学院，四年后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完成学业。他稳步地进入法官和商人的行列。只有一次，他的情况显然是个例外：青年时代，他和一位游方牧师徒步在意大利旅行。他们参加了加里波迪的军队，穿上了红色上衣，在军队里呆了一两个月，然后又继续徒步旅行。詹姆斯通过他母亲家的关系从事煤矿和运输业。他最后当上了德拉韦尔和赫得逊运河公司的副董事长，几家较小的运输企业的董事长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德拉韦尔和赫得逊运河公司的大部分收益都是来自对无烟煤的开采所进行的巨额投资。这些活动给詹姆斯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使他能够在海德公园维持他那个开支浩大却又朴素无华的家。
但是，詹姆斯并不满足于当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他三次在金钱和权力上押了很大的赌注，三次都赌输了。他协助兴办了一家巨大的烟煤联合企业，但在１８７３年的经济恐慌中又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詹姆斯·罗斯福和他的伙伴们由于股东们投票反对而失去了控制权。他和其他一些资本家企图建立一个控股公司，以便控制南方的一个庞大的铁路运输网，但这一冒险事业也以失败告终。他帮助组织了一家公司，准备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运河。他努力促使国会和克利夫兰总统批准了合股经营法案，筹集了六百万元，并且已经使这一工程开工。然而，１８９３年的大萧条又把这笔资金吞没了。
据传詹姆斯的这些倒霉的投资活动使得他的儿子永远对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投机商产生反感。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因为，罗斯福在他的大半生中没有对发财的人表示过任何敌意。他似乎把他祖先的不幸当作笑料。而且，詹姆斯不愿让他遭受的挫折打扰他的整个家庭。他有惊人的能力，善于把他的生活截然分成若干互不影响的部分。他可以从海德公园庄园的宁静环境从容地进入乱哄哄的商业世界，然后又回去过平静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儿子每当自己投身于大胆的政治冒险的时候，总以眷恋的目光朝着他的家望去。
虽然詹姆斯和萨拉是第六代的表亲，但他们直到１８８０年才在西奥多·罗斯福家族在纽约市的家里初次会面。那时詹姆斯已经五十二岁。他的第一个妻子已在四年前故去。詹姆斯和前妻的独子詹姆斯·罗斯福·罗斯福时年二十六岁，与萨拉的年龄相同。他和一位名叫阿斯特的女子结了婚，对于他将来准备当运动家、受托管理人、慈善家和低级外交官各种生涯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萨拉身材修长，仪态大方，容貌秀丽，出身于上流社会。她在少女时代曾乘横帆船前往香港，在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出入于纽约、波士顿、伦敦和巴黎等地的社交场所。萨拉不由自主地对这位鳏夫温文尔雅的态度和真挚的愉快性情十分倾倒。她的父亲了解詹姆斯，并且也喜欢这位和他一道经商的老伙伴，但他认为，对他的女儿来说，詹姆斯的年龄未免太大了。萨拉打消了父亲的疑议。１８８０年１０月，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德拉诺终于结婚了。他们在国外旅行很久，然后退居到詹姆斯的海德公园庄园。
人们一直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心理学掮客”——它是塑造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的主要经纪人。既然如此，那么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不论是处心积虑或者出于偶然，是否给他们的儿子创造了一个环境，来培养他对政治的兴趣呢？人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证据。罗斯福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个充满着妒忌、野心和权力欲的世界，而是一个靠仁慈持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由三人组成的那个紧密的小家庭高高在上，社会等级的分界线把他们同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分割开来，然后又把这些人同里面的女仆和厨师，进而再把他们同外面的马僮和雇工分割开来。这个世界充满着海水的奔腾澎湃声；萨拉当初前往中国，在漫长的航行途中学会了水手歌曲，海水声就是从她演奏的这些歌曲中传出来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眼界开阔，巴黎、伦敦和瑙海姆都是熟悉的地方，几乎每年必去。从社交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它以同样厌恶的目光注视着波基普西的那些争吵不休的爱尔兰政客、海德公园的那些吝啬的商人和新兴的游览胜地的那些庸俗的百万富翁。这个世界在美国的过去历史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它除了希望保住赫得逊河畔的庄园，过优裕舒适的生活以外，对将来毫无所求。
第一章格罗顿：教育的目的(1)
萨拉竭尽一切可能要把她的儿子长期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富兰克林在萨拉的密切看管下开始在家里接受正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教育从未超越家庭的范围。詹姆斯对海德公园的公立小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是，萨拉很可能始终没有想到要把富兰克林送到那里去上学。孩子有一年夏天到一所德国民族学校上学，这才算尝到一点小学的滋味。他的母亲认为这“很有趣”，但不大相信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富兰克林似乎很喜欢和他称作“许多小米老鼠们”的同学们一起上学。
萨拉自己对孩子进行了启蒙教育。他六岁时，在附近他父母的朋友家里进了一个由一位德国家庭女教师主持的幼儿班。以后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又不断地被请到家里来。其中有一位珍妮·桑多斯小姐具有社会正义感，很可能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她主要是教富兰克林学习拉丁文、法文、德文、书法和算术，也教一点欧洲史。萨拉对她儿子的教育仍然严加管束，家庭女教师如不按照她的意愿进行教学，就会被辞退。
但是，富兰克林不能永远在家里上学。萨拉很久以前就为他将来离家求学作好了安排。她和詹姆斯在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年，曾到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访友。格罗顿是一个位于波士顿西北四十英里的小城镇。他们的朋友们曾把附近的土地捐赠给一位名叫恩迪科特·皮博迪的牧师，由他为男孩子办一所学校。皮博迪的办学思想引起了萨拉的兴趣。他坚决主张学校规模要小，就像一个大家庭，由他本人来作家长。校长和董事们，包括费利普斯·布鲁克斯、威廉·劳伦斯和皮尔尼特·摩根等人在内，都出身于显赫的名门望族。
萨拉紧紧守住他的儿子直到他十四岁。尽管皮博迪只愿接受准备学习六年的孩子而不收插班生，富兰克林还是从三年级开始入学。他的海德公园邻居埃德蒙·罗杰斯和他一起入学。他的侄子塔迪·罗斯福——詹姆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的孙子——比他高一级。１８９６年９月，詹姆斯·罗斯福夫妇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格罗顿学校后，萨拉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和我们亲爱的孩子分别，真不容易，詹姆斯和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
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在这里所经受的，如果说不是一次危机的话，也是一次真正的考验。他很晚才离开母亲的庇护，走出家门。过去，他在海德公园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宠爱的主要对象；现在他只不过是一百一十名孩子之一。过去，他享有许多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他住在一间小卧室里，过着几乎是僧侣的生活，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在家里，生活节奏由他自己掌握；现在他必须遵照严格规定的日程度过一天，从早晨进教室开始到晚间上自习，必须准时，不得有误。
每一个新来的孩子在格罗顿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富兰克林还有别的问题。他到三年级这一班，必须冲破同学们为“新来的孩子们”设下的森严壁垒。他说话还带一点英国腔调。他有一个年龄比他大的侄子，这也招致了麻烦。大家很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富兰克林叔叔”。更糟的是，塔迪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孩子”，这个坏名声会很快扩散到他的亲戚身上。总之，富兰克林有点不太正统，这在格罗顿可能遭到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们的严厉惩罚。一种惩罚手段叫做“皮靴箱”，就是先叫受罚者弯下身来，然后强行把他推进一个小柜子，让他呆在里面。另一种惩罚叫做“灌水”，也得到了教师的许可，办法是在自习时间，由若干名六年级学生叫出犯规者的名字，随即把这个吓得发抖的孩子拉到附近的盥洗室，强迫他脸朝上屈身躺在水槽上面，然后把一盆盆的水倒到他的脸上和喉咙里，直到他饱尝将要淹死的滋味方才罢休。
但是，富兰克林既没有被关进“皮靴箱”，也没有被灌过水，而且第二年还获得了“严格守时奖”。老师们很少给他记下品行不良的罚点，而事实上，当他确实被评为品行不良时，他感到宽慰，“因为大家以前认为我缺乏格罗顿学校的精神”。如果有人叫他“富兰克林叔叔”，“我倒宁愿当富兰克林叔叔，而不愿当罗西侄儿，可是，他们正是这样称呼塔迪的！”富兰克林很快就和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学生站在一起，而不与少数几个造反派为伍。他有点瞧不起那些刚到校的“新孩子”。他在信中津津有味地写道，“那个叫比德尔（蒙邱尔）的孩子既蠢笨又冒失。同学已经让他尝过一次‘皮靴箱’的滋味了，有好几次还威胁说要给他‘灌水’哩。”
富兰克林从容不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如果说在这种适应能力的后面还隐藏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那么，在他和父母闲话家常的信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他在第一封家信中写道：“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很好。”他的一举一动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传统习惯：他参加校内足球比赛，所在的球队由十一人组成，在校内是第四流的。他忍受着多次擦伤、碰伤和软组织撕裂，可是情绪仍然很高；给学校足球代表队当啦啦队，喊哑了嗓子，参加唱诗班，搞一些小恶作剧，批评伙食不佳，还向家里要好吃的东西。皮博迪向他的父母报告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聪明和诚实的学生，也是个好孩子。”
他能够顺利地完成从家庭到学校的过渡，是什么原因呢？部分在于富兰克林发现自己是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个阶层是他在海德公园就熟知的。他只是换了个地方，而社会圈子却没有变化。在他班里的其他孩子中，九个来自纽约市，七个来自波士顿，两个来自费城。布莱格登、查德威克、格里诺、皮博迪、拉姆斯福德、塞耶——他班里的这些姓氏，包括他自己的，都属于聚居在东海岸或靠近东海岸的几个中心城市的有社会地位的家庭。据一位权威人士说，早些年对格罗顿学校的班级作过随意的抽样调查，它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都出身于列入社会名人录的家庭。
另一个原因在于校长。毋庸置疑，皮博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富兰克林父亲的替身。当时，他的父亲已年逾七旬，而且多病。这位杰出的校长似乎用自己的人格在每一个格罗顿学生身上打下了烙印，在年轻的罗斯福身上打下的烙印并不是最少的。
皮博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朴实单纯。他有一头金发和运动员的骨架。富兰克林来到格罗顿的时候，皮博迪三十九岁。他讲课单调呆板，布道索然无味；他对于智力活动，不论是宗教性的或者非宗教性的，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独断独行的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神态”，可以把最傲慢自负的孩子制服。艾夫里尔·哈里曼有一次曾对他的父亲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准是一个大恶霸。”有一次，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说校长办事不公，他给那个学生记了六个品行不良的罚点并且告诉他，“服从高于一切。”皮博迪相信宗教、品格、体育和学业，而它们的重要性似乎依次排列。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正像同学们一样，他对足球运动员要比对非足球运动员本能地产生更大的信任。”他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也反对享乐，禁止学生在星期日溜冰。在格罗顿学校的毕业生离开他的宗教约束以后很久，他还责备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失检之处。
但是，皮博迪的极大美德超过他的缺点。他的献身精神和充满热情的性格使全校师生受到了感化。他十分明确他的教育目的所在。那就是他训话中所说的培养出“果断的基督教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化身。他身着蓝色西服，上浆的领口打着白领结，步履矫健地巡视各个教室，或劲头十足地参加学生的各种比赛。他支配着校园的一切，在他身上体现了他所笃信的光辉的基督教教义。学生对他既爱戴又畏惧，所以不敢放肆。一位校友在其他方面对校长颇有微词，但却说学生从皮博迪身上学到了决心和无畏。
罗斯福需要这样的榜样。尽管他从容地从海德公园的生活过渡到格罗顿的学生生活，但有时仍有不安全感，对自己在格罗顿的生活缺乏信心。他时常担心考试会不及格。他写了一篇故事投给校刊，在家信中写道：“我的稿件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希望。”
实际上，富兰克林偶尔产生的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自己不能胜任。尽管幼年在家中接受过家庭教师的极好的教导，而且口齿伶俐，但在格罗顿学校的最初几年，各科成绩平均为Ｃ（Ｄ为不及格），以后几年他也只把成绩勉强地提高到Ｂ。他积极参加足球、垒球、曲棍球、高尔夫球、网球等各种球类活动——皮博迪要求全体学生参加集体体育活动，而对个人体育活动，只是勉强地予以容忍——但他除了“踢高球”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毫不出色。他踢高球在学校创造了记录，其所以引人注意只是因为他成功地跃身踢中离地七英尺多的高球，结果身体落地时摔痛了左半身和左臂。这也说明富兰克林为了在某个方面出人头地，是会全力以赴的。
第一章格罗顿：教育的目的(2)
富兰克林在格罗顿的生活遵循着严格不变的程序：上午是祈祷和上课，下午参加体育活动，晚间又是祈祷和自习，最后学生们换上伊顿公学式的硬领蓝色服装、浅口无带皮鞋，列队从皮博迪身边走过，和他握手，互道晚安。秋季有足球赛，大家高兴极了。随后，圣诞节来临，校长的父亲给学生们朗读狄更斯的《圣诞节颂歌》，这使他们终生难忘。冬季，下午的时光短促，他们乘雪橇滑坡、坐雪橇滑行、穿雪屐滑雪。随着春季的到来，他们便去划船、游泳、打高尔夫球、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游行而进行操练。格罗顿学校全神贯注地忙于这些日常活动，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然而，１８９８年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格罗顿。富兰克林因为美西战争而异常激动。他和两名同学确实曾经打算乘卖馅饼的小贩的货车从格罗顿逃走，入伍当兵。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因患猩红热而不光彩地病倒了。
格罗顿有位校友后来回忆说，一到假期，学生们对学校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作出的反应，就像上岸度假的水手那样。但富兰克林并不如此。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表明他有越轨行为，甚至连调皮的事也没有。在短暂的假期里，他兴高采烈地重新投入海德公园的生活。夏季，他通常是在坎波贝洛度假，最大的乐趣就是驾着他父亲赠给他的那艘二十一英尺长的帆船“新月”号出游。他那时对女孩子还没有露出有多大兴趣。他充分遵守社交礼节，可是又花费许多时间去躲避一些被他叫做“讨厌鬼”或“庞然大物”的女孩子。
罗斯福在格罗顿的四年学业结束了，他显得比以前更加成熟和自信。他从妈妈那儿获得了更多的独立，过去她是经常来学校看他的。他的学业也有所进步，而且当上了宿舍长和九人垒球队干事。有些同学认为他自以为是，好与人争吵，有些同学却很喜欢他；有一位同学记得他有“灰色的眼睛，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但是，有证据表明罗斯福并不认为他在格罗顿一帆风顺。他并未取得高年级级长这个人人想干的职位。对于校长出自“偏爱”而选中了别人，他感到气愤。他在高年级仍然庇护“新来的孩子”，但他自己却是个身材瘦长、戴着夹鼻眼镜、牙齿上装着矫形的钢丝套的小伙子。
校长在很多年以后将他的情况概括如下：“他是个文静的、令人满意的学生，智力高于一般同学，在班上有一定地位，但并非出类拔萃。在体育运动方面，由于身体十分瘦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喜欢他。”
格罗顿学校对罗斯福这位未来的政治家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皮博迪十分重视并渴望把他的学生培养成政治领袖。他本人毕业于切尔特南和剑桥大学。他对英国的公学（即私立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成了英国政界领袖的招募站；伊顿公学在１９世纪中叶出过六位首相，而有些内阁会议仿佛是哈罗公学校友的聚会。格罗顿在美国是否能为同一崇高目的服务呢？皮博迪说，“如果格罗顿的某些学生没有进入政界，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那并不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督促。”他对学生是进行了劝勉的。
劝勉——但是在劝勉之外没有做过多少其他的努力。格罗顿确实没有向学生们传授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专门本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不可或缺的政治手腕就是善于同各种类型的人物打交道。一位校友说过，格罗顿的毕业生“在和一位不大熟识的人交谈时抬头凝视前方，眼光比对方头顶高出二英寸”。离开格罗顿十年以后，罗斯福仍然把头仰得高高的，顺着鼻子向下看人。他在格罗顿学到的惟一政治技巧似乎是一种有效的辩论术，但是，这种辩论术对于他以后的政治斗争用处不大。
格罗顿教授的课程也不大可能鼓励学生对他们本国的政治产生兴趣。语言课，特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死的语言，在课程表上占很大的比例。历史则是欧洲史。没有开设任何与美国直接有关的课程。校长和大部分教师都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学生们与其说是接受教育，不如说是接受训练。富兰克林的一位同学说：“我在格罗顿学了六年圣经课。但我从来没有听说雷南和汤姆·佩恩；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说过《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充满着最尖锐的矛盾。”从富兰克林在格罗顿四年期间所写的几百封信中，丝毫看不出他的智力受到了什么激发。所开的课程都是妨碍智力发展的。
据说，罗斯福对下层社会的关心是在格罗顿形成的。这种说法只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皮博迪带有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他为穷困的人们担忧发愁。格罗顿一直为穷苦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富兰克林有时也协助工作。但是，这位校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剑桥大学的老师查尔斯·金斯利的思想有一些相似之处。金斯利到了后来对于改善卫生条件要比对于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更有兴趣。皮博迪校长的人道主义体现于他对公众的清洁卫生和伦理道德的关心，但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富兰克林对穷人的关心主要是给予他们赈济。至于说到一些公众关心的具体问题，罗斯福在辩论中主张扩大海军，反对兼并夏威夷群岛，主张菲律宾实行独立，反对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他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与其说是他自己选定的，也许不如说是别人给他指定的。当时工业主义正在国内兴起，它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至少从某个方面来说，格罗顿对于这位未来的政治家完全没有尽到责任。政治在皮博迪看来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而格罗顿的游侠骑士们参与其间（也许佩着伊顿式的宽硬衣领），迫不及待地冲向政治舞台，与邪恶势力进行猛烈的斗争。皮博迪对富兰克林和他的同学们说，必须使政治“变得清明”。但是，他的劝勉的话却忽视了一个热衷于猎取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各种冷酷的问题。这位校长劝勉他们决不要说谎。但他忽略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在政治活动中，为了实现“善良的”目标，说谎是否有时成为必要的手段。这位校长告诫说，决不要和恶劣行为妥协，但他却未说明一个政治家为了完成民众所委托的重任，是否必须和腐败势力合作。对于一位人道主义的政治家来说，皮博迪的目的都是善良的目标。但是，他的笨拙的说教与美国政治的严峻的教训竟全不相干。林肯·斯特芬斯最后得到的教训是：“单凭诚实是不够的”，想要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必须要有知识、勇气、毅力、幽默感和领导能力。
肯定地说，皮博迪力图解决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因为，至少两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努力想要解决关于发现和培养政治才能的问题。在希腊，根据脑力与体力同时并重的精神，对年轻人进行考查，看谁具备一个领袖人物的必要条件——常识、智力以及为公众利益而献身的精神。若干世纪以来，出版界给欧洲提供了大量的书籍，论说王子应当接受何种教育，统治者应当如何使自己的举止合乎规范，其中以马基雅维里所著《君主论》最负盛誉。英国的公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掌握领导艺术的毕业生。而格罗顿和美国其他的私立学校，正像他们模仿希腊的运动练习和中世纪的修道生活那样，则仿效了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教育方式。但是它们仿效的只是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美国这种独特的民主政体之下是毫无意义的。
罗斯福从格罗顿毕业了四十年以后，在写给皮博迪的信中说，“我认为在我的思想性格正在形成时期，有幸接受你的教诲，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幸事。”这位校长成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基督教各种理想的一位独特人物。格罗顿也给罗斯福留下了各种美好的回忆——徒步进城去买苹果汁和苹果，年轻的声音在温和的五月的夜空中回荡，灿烂的阳光穿过教堂的窗户照射进来，以及校长为了使大家理解他的简单的教诲，使劲地把绷紧的手指像劈刺那样向前戳去的姿势。皮博迪和格罗顿学校帮助罗斯福形成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是，他们对于罗斯福将来成为一位政治家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他在政治斗争中所获的胜利，没有一次可以归功于格罗顿学校操场上的锻炼。
第一章哈佛大学：黄金海岸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１９００年９月写信回家时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和爸爸：我现在在坎布里奇。十二小时以后我将完成全部注册手续而成为１９０４级的成员。”他的卧室看起来好像“被片状闪电击中”，零乱不堪，起居室内没有窗帘和地毯，床铺看起来“不适合睡觉”——但他却很愉快。他就要成为哈佛人了。
从格罗顿学校进入哈佛大学并不困难。许多老同学和他一起进了哈佛。他立即开始同格罗顿校友同桌吃饭，而不去那些大型的公共餐厅。有时，他在晚间去桑伯恩弹子房，可以会见“格罗顿、圣马克斯、圣保罗和庞弗雷特等校的大多数校友”。和他同寝室的莱恩罗普·布朗就是格罗顿校友。他们在威斯特莫利大院合住一套房间，地点在哈佛的“黄金海岸”，即租赁昂贵的宿舍和高级俱乐部集中的地区。
哈佛和格罗顿不同，它不与世隔绝。查尔斯河对岸就是沐浴在午后的金色阳光下的波士顿。这座号称“宇宙的中心”和“美国的雅典”的城市以拥有新英格兰名门世家、布尔芬奇修建的州议会大厦、自己的雅典娜神庙即著名的私人图书馆而自豪；这个城市在对爱喝啤酒和信佛的杰克·加德纳夫人感到习惯以后，也把她当作自己的骄傲，她捐资修建的那个传奇性的艺术宫是在年轻的罗斯福上大学三年级时开放的。哈佛大学对于波士顿这样一座城市来说是一个有教养的智囊团。大学和波士顿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并不是一贯融洽的。哈佛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波士顿是附在大学身上的一条“社会水蛭”；灯塔山的女侍——他称之为“波士顿的性感女郎”——希望招待哈佛的那些“诱人的青年男子”，并阻碍了要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社会民主主义”的学校的一切努力。
罗斯福立刻和波士顿—坎布里奇的社交圈子挂上了钩。他和波士顿的体面人物相处甚欢。他们的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虽然显赫得多，但和他在海德公园熟知的那些家庭非常相似：富有家财，出身高贵，只在这些家族之间联姻。他在哈佛四年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进行一圈社交拜访，一本正经地把名片递给令人生畏的男管家。他写信告诉家里说，“我的大礼服太漂亮了，大家都赞羡不已。”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几乎可以说漂亮的头部——头发中间分开、双眼深陷而且靠得很近、细长的鼻子和下巴、感觉灵敏的双唇——他随时脸带微笑，但不再露出牙齿上的钢丝套，他仪态大方，所有这些优点都成为他的有利条件。
但在运动场上，他的体格却不能使他称心如意。正如在格罗顿一样，他拼命想在一个大的运动项目中出人头地。可是，他的体重仅有一百四十六磅，而且体育技巧并不娴熟。他竭尽全力当上了一年级足球队的后边锋，可是仅仅保持了两个星期。经过第一天的练习以后，他当上了一个非正规球队的队长，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他也致力于划船比赛，但在这方面，他至多也不过在校内比赛队里当一名尾桨手。
罗斯福为了弥补在体育运动方面遭受的挫折，便投身于课外活动。他被选为“一年级快乐俱乐部”的干事，因而感到高兴。最有意义的是《校旗报》。在他写信告诉家里他已经“脱离”一年级足球队的那天，他在信中又说，他正在努力争取参加大学生日报的工作，“如果我好好干上两年，我可能当上编辑。”他的确努力工作——时常一天几小时。到了三年级，他取得了主编这个最高职位。运气或者是亲戚关系起了部分作用。富兰克林在给他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打电话要求去看他时，发现这位副总统即将在哈佛作一次学术性讲演。于是，他抢先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这条重要的内幕消息。但是，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显而易见，罗斯福希望在哈佛取得成功。这种抱负的根源何在呢？毫无疑问，一般地说，这多半是由于他急切地希望赢得同学们的尊重，而从特殊意义上来说，则是由于热衷于赢得社会名流的尊重。罗斯福在大学时期是个喜欢参加各种团体的人。但是有些团体，人们不能要求参加——而是应邀参加。
罗斯福在哈佛遇到那种俱乐部，对入会者的限制在全国也是最严格的。二年级学生首先要由“麦片糊”俱乐部加以筛选，首批当选者享有特殊的社交地位。然后是真正的考验——看是否能被选进一个“最终的”俱乐部。
哈佛的各个分会一度曾附属于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因此，它们没有和俄亥俄州及其以西的各地方团体建立关系，并且乐意放弃它们的许可证。这些分会就成为将哈佛大学与波士顿社会直接连结起来的桥梁。这些团体表面上颇有虚名，但几乎没有开展任何重要的活动；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应当参加它们，而不是要在其中积极开展活动。
富兰克林兴高采烈地进入社交界。他在得知自己已被一个二年级俱乐部选中后写信回家说：“我快要忙死了，但我仍然感到很高兴。”作为罗斯福家族的一员和格罗顿的毕业生，他几乎有把握参加一个最终的俱乐部。但究竟参加哪一个呢？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俱乐部之中，首屈一指的是波斯利恩俱乐部。许多年前这个俱乐部曾吸取过他的堂叔西奥多。富兰克林参加了一个名叫“飞球”的高级俱乐部，但却被波斯利恩俱乐部拒之门外。据埃莉诺·罗斯福说，这个打击使富兰克林多少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他的另一位亲戚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关于这一点，各种说法证明是互相矛盾的，但有一个事实则是肯定无疑的：对于年轻的罗斯福来说，他是否被社交界所承认，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罗斯福也要把时间用于学习方面。他学文科。他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拉丁文、地质学、古生物学、美术和演讲术。但他把精力集中在社会科学上面，选修了十几门历史课和几门与政治学和经济学有关的课程。这些课程有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美国政府、立宪政治、美国立法倾向、国际法、货币法规以及有关运输、金融和企业的经济学课程。与在格罗顿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中等学生，成绩平平，达到“体面的及格”水平。然而，由于他在格罗顿学校时已经预修过几门课程，因此用了三年时间就具备了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第四年，他仍留在哈佛，编辑《校旗报》，同时正式升入研究院。但他并不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因此，未被授予大学硕士学位。
在他大学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他时常和母亲会面。詹姆斯·罗斯福因患心脏病，经过长期的挣扎，在他的儿子刚进大学那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萨拉后来说：“在他离开我以后，我简直不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她勉强在海德公园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她在波士顿距离儿子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套公寓。富兰克林和她的关系亲密而不拘谨。他机智地和充满深情地对待她，并且作出勇敢的努力担负起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的一些责任。夏天，他有许多时间和妈妈在一起，像以往那样过得自由自在。在他念完大学一、二年级以后，都去欧洲旅行一次，到挪威海岸、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游览。除了这些旅行以外，他还剩有时间打高尔夫球和网球，在坎波贝洛荡舟。
罗斯福在哈佛大学参加的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他采纳了波士顿一位售书商的建议开始藏书，起初收藏一般有关美国的书籍，逐渐把内容的范围缩小到“船舶”，最后只限于美国军舰。他作了“飞球”俱乐部的图书室负责人，但任务很轻松。他仍然从事慈善活动，有时在波士顿的一个俱乐部给穷孩子们上课。他甚至在一次足球比赛时指挥啦啦队，不过，他“感到在几千名兴致勃勃的观众面前手舞足蹈，好像是个大傻瓜似的”。但是，他的大部分大学生活可以归纳成他给母亲的信中的这样一句话：“……念一点书，有时骑骑马，有时也参加一些社交聚会。”
在罗斯福毕业于哈佛的半个世纪以前，两位美国总统的后裔亨利·亚当斯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亚当斯后来说，当年的哈佛是一所具有宽容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府，它把青年们培养成高尚体面的公民，然后输送到社会上去。但是，“它从未企图培养出公众领袖。……它传授的知识有限，而且，连这一点知识也没有教好。但它却使学生们思想开阔，毫无偏见，对事实不甚了了，但却温良顺从。”自从亚当斯在哈佛学习的时代以来，特别是在查尔斯·Ｗ·埃利奥特任校长期间，学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亚当斯的话贴切地说明了哈佛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
他学习的课程似乎非常适宜于培养一位未来的政治家，但这些课程缺乏有意义的内容。例如，罗斯福所选的政治学课程强调立宪程序和抽象的法律理论，而不重视政治现实。罗斯福本人抱怨说，他所学的课程“好像是一个没有灯丝的灯泡”。他想要学习的是“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的具体计划——包括预选、政党预备会议、选举和立法的具体计划”。他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是由哈佛大学有史以来讲课最枯燥无味的一位讲师教的。
这不仅仅是学校的过失。罗斯福对于学习多半是漠不关心——即使他所学的课程比这生动有趣得多，他也可能仍然漠不关心。他在家信中除了谈到要努力达到课程要求以及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外，只字未提他对哈佛的智力培养所产生的兴趣。当一位近视眼的讲师使他感到讨厌时，他只好和班里大部分同学一起离开教室，爬出后窗，顺着太平梯溜之大吉，而毫不感到内疚。
哈佛传授给罗斯福的那些学说与这位３０年代的政治家的观点肯定没有多大关系。这位将来要控制议会并企图“操纵”最高法院的总统，在大学里所学的却是政府各部门之间要保持良好而牢固的平衡这一永恒的真理。这个将来做了总统以后要推行“疯狂的”经济实验和金融计划的人在大学里却在古典经济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说：“我在大学学了四年经济学课程，而教给我的东西全都是错误的。”）这个将来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心理学大师”的人却没有学过心理学课程，就连惟一的一门哲学课也只上了三周就退选了。关于美国西部对美国的历史与政治所产生的作用，他本来可以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可是在特纳讲课的头六个星期，他没有去听课。
他的教授有极右派人士也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只同其中之一结为密友。这就是一位名叫艾布拉姆·皮亚特·安德鲁的经济学教师，风度翩翩，有些名气。安德鲁后来进入政界，在塔夫脱任总统期间被任命为财政部助理部长。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本来可以在实际政治方面对他有所教益——洛厄尔曾任波士顿院校委员会委员，后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未再提名，让他连任——但罗斯福看来只是偶尔和洛厄尔接触。洛厄尔和至少其他两位老师后来在罗斯福任总统时仍然健在，他们激烈地反对新政的大部分内容。
罗斯福在大学时代，本人的社会观点是什么呢？如果说他有社会观点的话，那也不过是由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正统观念和反帝国主义组成的混合物，它充满了模糊的利他主义，也充分地反映出广泛的愚昧无知。他在一年级时写道：“诚然，哈佛企图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也可以说，企图把他们从半牲畜状态提高到人的地位。”在西奥多·罗斯福协助平息了１９０２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以后，富兰克林批评堂叔干预这一事件，并指摘他“企图使行政部门的权力超过国会”。虽然他曾听过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宁抨击英雄崇拜的观点和编造历史的作法，他在四年级时写了一篇论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其中充满阿谀奉承之词并歪曲了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他帮助建立了“布尔人救济基金会”，而且在一篇论述革命战争以前的罗斯福家族的文章中，赞扬了他的祖先们在“高度的民主精神”和责任感。
想要评价罗斯福在哈佛时期的政治观点，也许最好是阅读他在《校旗报》上发表的社论。在秋季，由于被足球赛中出现的问题弄得心烦意乱，他在社论中愤怒地批评比赛时啦啦队没有大声喝采，正面看台上有人抽烟，观众缺乏热情，运动员不大卖劲等。冬季来了，他又把笔锋直接转向冬季运动。他间或也写一些社论，评述多年来学生报纸编辑所关注的问题：宿舍的防火设备不够，需要在海滨铺上木板路，以及学校安排的活动过多等等。他还花了一些工夫要人们注意大学里的政治讲演人。他对哈佛以外的事务绝对没有一点兴趣。
罗斯福在校内的政治活动中成就甚微。当他在一年级时，一些“外来人”打破了格罗顿校友们对班长这一职位的垄断。他那时还是个局外人。四年级时，他被提名竞争班长这一众人争求的职务，却被有组织进行竞选的人所击败。然而，他却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当选为班委会的永久主席，这多半是由于他作为《校旗报》的编辑而久负盛名。但是，他在哈佛并未显示出赫伯特·胡佛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所显示的政治才干。那一次，胡佛领导“野蛮人”对社团控制校园里一切活动的状况发动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约就在罗斯福在哈佛学习的时候，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的坦慕尼协会的地区领导人，坐在他那心爱的擦皮鞋摊子上，议论怎样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功。他说，你必须研究人情而不是书本——书本只会碍事。“如果你上过大学，那就糟透了。你必须把学过的东西全部忘掉。”秘诀是什么呢？“到人民中间去，去看他们，也让他们看看你。”罗斯福早年所受的教育与普伦基特的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箴言截然相反。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来自海德公园的这位年轻人将会击败普伦基特这类人物。罗斯福怎样坚持他从幼年开始，先后在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逐步培育起来的理想，怎样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投身于美国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这将成为他未来生活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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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奥尔巴尼：幼狮
有一个事实特别引人注目，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有些影响巨大的公众领袖是从国家的“心脏地带”以外的地区崛起，然后上台执政的。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而不是英格兰；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而不是俄罗斯本土；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北部，而不是英格兰；正如更早时期的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不是法国人一样。从地理上来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外地人，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个外地人。他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转移到纽约市，如同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即从家庭和学校的那种阶级界限森严的上层社会转移到２０世纪初期繁忙喧闹的美国大都市。
这个美国的大都市正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动荡之中。从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初次眺望明轮汽船沿着赫得逊河奋力地逆流而上，直到１９０４年６月那天他头戴学士帽，身着长袍坐在台上，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时刻，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在这一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发现两大家族——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终于成为“构成全国商业与贸易活动的心脏”。在罗斯福在哈佛攻读古典经济学的四年期间，有一百五十多家托拉斯宣告成立。其中十家资本额为一亿美元或数目更大；托拉斯又进一步发展成超级托拉斯。虽然出现过经济萧条，虽然１８９０年又通过了谢尔曼限制托拉斯法案，虽然人民党和社会党也极力加以攻击，但是，资本家们却满不在乎，仍然信心十足地把持着自己的权力。
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１８９６年，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号召西部奋起反对华尔街和金钱的势力。他在草原的阳光下讲演时，面部充满着激动的表情，时而恳求哀告，时而发号施令，时而讽刺挖苦。但是挑战未起任何作用。威廉·麦金利表面上冷静沉着，坐在自己家的前廊上直到竞选运动结束为止。那位“孩子演说家”却丢掉了东部全部的选举人票，在新英格兰所有的县里都落选。四年后，他的境遇甚至更糟，在许多美国东部人看来，布赖恩主义似乎是遥远的西部的一件麻烦事，在东部惟有一些较大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才支持它。在布赖恩的第一次竞选运动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在格罗顿学习，在布赖恩进行第二次竞选时，罗斯福正在哈佛，因此，对他来说，布赖恩主义没有什么意义：在他周围，大学的围墙抑住了布赖恩分子的呐喊声。
但是，在２０世纪初叶，情况却有所不同。突然之间——后来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一股令人陶醉的改革气氛到处弥漫。一大批爱管闲事的、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开始报道２０世纪美国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与双手长满老茧的农民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陈腐的怨言不大相干。这些弊端也伤害着那些体面人士。人们揭露，专卖药品往往是有毒的——而且能够杀人。人寿保险公司用别人的钱——包括中产阶级的钱——进行投机活动。街道拐角的杂货店出售的罐头食品可能不干净，甚至是有毒的。法院的作风不正派，参议院贪污腐败。据专门报道丑闻的人报道，在许多城市中，犯罪行为涉及甚广，从有钱的太太和贪赃的警察到政客和市长，乃至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公共运输大王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
这些被揭露的事实并没有埋没在不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或人民党的周刊之中。销路很大的杂志——《柯里尔杂志》、《麦克卢尔杂志》、《美国杂志》、《世界主义者》月刊——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标题将它们刊登出来。阿尔奇街那位爱讲大道理的酒吧侍者杜利先生说，过去，一本杂志“令人心旷神怡”，“可是现在，当我从地板上拿起我喜欢看的杂志时，我看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变得不对头了。”改良主义不仅搅乱了酒吧侍者的平静心情，而且也使理发师、家庭妇女、牧师、教授和年轻人十分激动。
罗斯福１９０４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揭露贪污事件的浪潮正方兴未艾。以后的六年，是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称的美国人良心上的厌恶达到高潮的时期。这些年的光阴，罗斯福是在纽约度过的，起初是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当学生，后来成为一个年轻的律师。对于他来说，要领略改革的气氛，纽约是再好不过的战略要地了。因为，２０世纪的纽约既体现了时代的不祥之兆，也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它是一座拥有一百万移民的城市，是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城市，是坦慕尼协会及其头子墨菲控制的城市，也是大规模地进行贪赃枉法活动的城市。但是，纽约也是大多数揭发贪污事件的杂志的总部和多次发生的改革运动的活动中心。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曾在这里神气活现地当过警察局长，但在竞选市长时却遭到了失败。
这个环境究竟对罗斯福产生多大的影响？直接的和立即产生的影响并不深刻。和以往一样，罗斯福往往容易受人的感染而不易于受学说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和间接的影响却是重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来，他不可能逃避弥漫在他周围的改革主义的气氛，正如他不能使自己和周围的空气隔绝一样。在使他和新的美国发生联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人。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都出身于他的那个社会阶层，而且同属于他的那个家族。
第二章特德叔叔和埃莉诺堂妹
富兰克林·罗斯福五岁时，有一次把埃莉诺·罗斯福驮在背上，在他的游戏室的地板上跳跃嬉戏。那时埃莉诺才两岁，她是奥伊斯特湾的罗斯福家族的成员。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只偶尔会面。在罗斯福家族中奥伊斯特湾分支中，第一个给富兰克林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家族中他第五代堂叔西奥多。
西奥多比富兰克林年长二十四岁。他在事业上始终遥遥领先于富兰克林，足以使他在年轻的富兰克林心目中构成了英雄形象。在富兰克林的孩提时代，“西奥多堂叔”即“特德叔叔”出征西部擒拿暴徒。富兰克林在格罗顿求学时，西奥多曾在纽约成功地担任警察局长，在华盛顿协助主管海军部，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成了英雄，然后又出任纽约州州长。这位义勇骑兵团的骑士喜欢用他那充沛的热情来感染青年。他告诉那个对他崇拜的堂弟和一群听得发呆的格罗顿学生说，“一个人只做到行为端正是不够的。他必须机智，他必须勇敢。”
西奥多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理想标准：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努力要实现“廉洁的政治”，反对贪污、腐败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恶习与弊端。他在纽约州任州长时，攻击地方上的头头，因此他们乐于帮忙把他从纽约州送走，让他去当副总统。谁又能够预料到一个发狂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子弹呢？另一个头头——共和党的主席——简直被吓呆了。马克·汉纳惊呼道：“我对威廉·麦金利说过，在费城把那个疯子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现在，你们看，那个该死的牛仔当上美国总统了。”他在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要缓慢行事。”
总统的答复是：“我将缓慢行事。”但是，无论从体力或性情方面来说，他似乎都不可能缓慢行事。他就任总统以后七个月，便要求解散北方证券公司，而不顾约·皮·摩根的彬彬有礼的答复：如果公司作错了事，“请派你的人（司法部长）来找我的人，他们会圆满解决的。”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主张制定关于对工人实行补偿和限制童工的法律，制定关于销售纯洁的食品和药物的法律，实行更有力的全国性的铁路规章，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采取扫除保守主义的措施。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和彻底的改革家。正如一位研究改革问题的人说的，“他也许有蛮横的战斗精神，在对待托拉斯问题上也许会采取躲闪态度，在社会立法问题上也许会进行妥协，他也许看不清那些没有把改革和西奥多等同起来的改革家们的优点。”但他却把改革搞得有声有色，而且赋予它以一种可敬的气氛。
富兰克林无法逃避特德叔叔曾称之为“公众心中的激动和愤怒的情绪”。这位作为义勇骑兵团骑士而曾经赢得年少的富兰克林的钦佩的人，如今又作为一位改革家而受到他的崇拜。富兰克林在和总统的侄女结婚前后曾多次在白宫见过总统。他必然考虑过他的事业与他的堂叔早期的事业雷同之处：西奥多曾在哈佛念书，竞选级长失败，后来上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然后进入政界。富兰克林几乎不可能忽略那些潜在的相同之处。１９０７年有一天，他告诉他在法律事务所的几位同事说，他对他的事业已经胸有成竹：先在州议会里赢得一个席位，然后去海军部当助理部长，随后当纽约州州长，最后登上总统宝座。他的朋友们没有嘲笑他，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的计划的。西奥多堂叔的事业不就恰恰是这样的吗？
但是，他们却缺少一个重要的相同点。西奥多始终是一个共和党人，而富兰克林呢？他是什么党？他的父亲深信联邦政府应该诚实、节俭而且机构精简。他是克利夫兰的一个民主党人，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那段岁月对于一个身为克利夫兰民主党人的罗斯福家族成员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在１８９６年，詹姆斯这个东部的资本家确实不可能支持布赖恩；他很可能投票拥护麦金利。１８９８年，詹姆斯为西奥多竞选纽约州州长进行活动。富兰克林从格罗顿学校写信说：“听到特德当选，我们都欣喜若狂。”１９００年，富兰克林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共和党俱乐部。他在一次为支持麦金利与罗斯福被提名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而举行的火炬游行中，曾在波士顿游行了几英里。１９０４年，他把生平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西奥多。这再一次表明，家族关系是最有力量的。
罗斯福早年是一个民主党人吗？从子承父志的观点来看，他是个民主党人。但遇到具体的问题，他却支持共和党。实际上，他的党派倾向，正如他的思想倾向一样，是不定型的。他为什么不以共和党的身份进入政界呢？在那种情况下，他就完全可以直接继承西奥多的政治路线。关于这点，最可信的解释似乎是，富兰克林从法学院毕业时，西奥多在共和党内的权力，如同进步主义派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一样，正在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奥多于１９０４年断然声明，他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１９１０年，富兰克林可能更多地是由于机缘凑巧，而不只是因为他本人的筹划，富兰克林竟有可能被列入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参加竞选。他参加了民主党，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因为民主党需要他，并且找上门来。
埃莉诺·罗斯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埃利奥特和安娜·Ｒ·霍尔的女儿。富兰克林是她的远房堂兄。她是特德叔叔的侄女，具有总统家庭成员的全部魅力。这一点对于富兰克林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也不过是最次要的一点。埃莉诺在成长的过程中，曾是一个腼腆、忧郁的姑娘，她有罗斯福家族天生的那种凸牙，上面带着矫形钢丝套。在富兰克林上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埃莉诺变成了一个身材细长而苗条的姑娘，浓浓的头发下面长着一张漂亮而富有表情的脸庞。富兰克林坠入情网，在１９０３年晚些时候向她求婚。她同意了。那时，富兰克林才二十二岁，而埃莉诺也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后来说：“这好像是十分自然的事，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都很年轻，而且阅历不深。”
但是，萨拉却想到这样的问题。她对儿子突然宣布的婚约感到不知所措。她守寡不过三年，本来期待儿子能陪伴着她，在海德公园定居下来。她对富兰克林说，他们年纪太轻，不宜很早结婚。但她的儿子态度坚决，而且很有策略。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明白……而对于你来说，亲爱的妈妈，你也知道什么也无法改变我们俩之间一向存在、将来也不会改变的关系。惟一的变化是，你现在要爱两个孩子，同时也得到两个孩子的爱……”埃莉诺写来了一封充满着伤感的信，要求大家不要再烦恼了，她说：“……我的确非常希望你能学会对我有一点爱。你要知道，我将永远努力按你的愿望行事，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对你的爱变得更深了。”
萨拉想拖延婚事，便在１９０４年初带着富兰克林到加勒比海地区巡游。到他返回美国时，他还像以前那么坚决，一定要和埃莉诺结婚。萨拉让步了。对于埃莉诺这个人，她并不反对。真的，如果富兰克林这么年轻就要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她对他选中这个姑娘是感到高兴的。这对未婚夫妇，在细心的陪伴下，在坎波贝洛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以便更好地互相了解。
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于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７日结婚。婚礼由恩迪科特·皮博迪主持。刚刚宣誓就任总统的特德叔叔从华盛顿赶来送侄女出嫁。西奥多·罗斯福在婚礼上不可避免地喧宾夺主；客人们聚集在这位和蔼可亲的总统身旁，使新婚夫妇饱受冷落。一位亲戚看到这种情景，尖刻地说：“他去参加婚礼，就想作新娘；参加葬礼就想作尸体。”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按照旧时的奢华传统去欧洲度蜜月。在伦敦下榻布朗饭店，在巴黎参观画廊，在威尼斯的月光下乘狭长形平底船游览，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悠闲地向北旅游，最后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庄园走亲访友。
富兰克林的童年是欢乐愉快和无忧无虑的，而他妻子的童年却是动荡不安和充满忧伤的。她在纽约市那些褐石房屋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可以作为伊迪丝·沃顿的小说的素材。她的母亲是个性情忧郁、冷漠无情的人，因患剧烈的头痛而受尽折磨，在埃莉诺八岁时去世。她的一个兄弟几周以后也死去了。她热爱她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愉快、富于热情的人。他叫她“小内尔”，后来小内尔就成了她梦中的人物。但是，他因酗酒而病倒，长期住在疗养院，在埃莉诺十岁时死去。她回忆说：“我的姑妈告诉了我这个噩耗，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哭了很久，上床睡觉时还在哭，最后我入睡了。第二天一开始，我又像往常那样生活在我的梦幻世界之中。”她母亲的家庭把她抚养成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她建立自信心。埃莉诺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因为自己的女儿总是板起面孔和缺乏风度而感到烦恼，并曾经当面称埃莉诺是个“老婆婆”。她的一位姨妈说，她是一个老处女，永远也没有希望嫁出去。更糟的是，另一位姨妈在爱情上接连地遇到极其不幸的波折，而一个舅舅酗酒。整个霍尔家庭的人过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社交生活，这远远不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所能负担的。
埃莉诺大约十五岁时，在英国学习三年。后来回到纽约，已经变得远比以前自信和沉着了。但是，她的童年生活使她对于遭受同样痛苦的人们产生了同情心，而且永远也不会把他们抛弃不顾。她曾经看见一个外表十分讨厌的男人企图把坐在她身旁的一位妇女的钱包抢走，这个人的面孔萦绕在她心中达几个月之久。她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小报童非常关心。过去她曾帮助她的父亲向他们供应一顿感恩节晚餐。十九岁时，她在一家移民服务所任教，并为消费者联合会调查妇女的工作条件。她的同情心和敏感性必然给富兰克林的社会视野打开新的一面。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对新婚夫妇１９０５年秋天度过蜜月归来以后，关心的是眼前的事情。他们搬进东三十六号大街的一幢房子，这是萨拉租的并且配备了家具。在这里，他们住了两年，直到萨拉在六十五号大街上建造的两幢比邻的房屋完工后才搬家。这两幢房子萨拉自己住一幢，另一幢由儿子和媳妇居住。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娜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出世。在以后的十年中，还将有五个孩子诞生，其中有一个因患流感夭折了。对埃莉诺来说，这些年是艰苦的岁月。她对于繁多的家务缺乏准备。她因为孩子死去而严厉地责备自己，虽然这不是她的过错。她的婆婆设法为她安排家庭生活，而且往往做得很成功。
埃莉诺非常渴望参与她丈夫的活动，于是便努力学习驾驶富兰克林的福特小轿车，学着骑富兰克林的那匹名叫博比的马。但是，她开车时撞了门柱，而且也无法驾驭博比。她独自练习打高尔夫球好多天以后，就鼓起勇气和她的丈夫在草坪上一起打。他观看她猛打高尔夫球几分钟以后说，她还是不打为妙。她听从劝告，也就不打了。
富兰克林的年轻的妻子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在萨拉这位婆婆的控制下觉得局促不安，而且希望更多地参与丈夫的活动。但富兰克林对妻子的这些思想感情似乎麻木不仁。当他发现埃莉诺有一次在他们的——或者说萨拉的——那幢座落在六十五号大街上的房子里，坐在梳妆台前潸然落泪时，他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沮丧感情，而不是一种充满焦急的同情。他追问道：“你到底怎么啦？”虽然他热情地对待妻子和家庭，兴致勃勃而又精力充沛地和家人一起野餐或乘游艇游行，但他也能在纽约市的大学俱乐部里消磨许多个星期六下午打扑克。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似乎能够毫不费力地把他的生活截然划分开来。
罗斯福１９０４年秋进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度蜜月归来后不久升入二年级。在这里，他重复着以前在哈佛的生活方式，只是少了课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拥有一批杰出的法学教授，但富兰克林对法律课程毫无兴趣。他的成绩平均又是Ｃ。他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其中一门是“辩护与实践（一）”，需要补考。他在三年级结束前通过了纽约律师考试后，立即退学，因此没有获得法学士学位。十分清楚，学习法律对年轻的罗斯福没有什么吸引力。
至于开业当律师，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通过亲戚关系，在旧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谋得了一个职位。第一年，工作不给报酬，而且干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但是，他承办了一些诉讼案件——其中许多来自他那好打官司的家族。他对诉讼谈判中那些不休的争执和讨价还价感到有乐趣。他对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感到惊讶和沮丧。他发现法律的“崇高原则”与他的亲戚由于一只皮箱在勒哈弗码头上被损坏而引起的风波以及对一份遗嘱或一个土地转让契约所作的解释等问题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罗斯福对于法律的更广泛的含义不感兴趣。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在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的前途——以及他的整个事业——都会变得截然不同。这个事务所为诸如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等诉讼委托人进行辩护，以抵制政府对托拉斯发动的进攻。面对进步党人的主张，它为维护法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辩护充满着冷静的、负责的精神。事实证明，罗斯福在与当事人、律师、债权人以及法庭周围的那些政客和未来的政客们日常的接触中所受的影响远比法律概念对他的影响要大。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法律感到厌倦了。他身上的某些因素推动他到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对于罗斯福来说，哈佛毕业以后的六年，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表面上看，是平静无事的六年，也是韬光养晦的六年。但在表面之下却有着一股潜流，它是由于时代的特征、他的妻子和同事们以及工作提出的要求而被激发起来的。到了１９１０年，这一时期宣告结束。罗斯福为了迎接摆在他前面的机会已作好了准备。
第二章竞选州参议员(1)
一般的美国政治家为了取得由选举产生的职位，都采取前人惯用的方式。他们在一个可能竞选获胜的社区中深深地扎下根去。他们参加诸如共济会、农民协进会、埃尔克斯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在那些组织中能够与各方面进行有益的接触。他们在做礼拜、办慈善事业和尽公民的义务等方面都很积极。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导致人们分裂的争论，这样就会迅速地使自己在任何得到广泛社会支持的运动中居于首领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善于同各阶层人士打交道的“交际家”。
实际上，这些事罗斯福一件也没有做。他可能梦想过要参加竞选获得公职。但肯定地说，他没有做过什么准备工作。自从他离开海德公园到格罗顿去念书，迄今已经十四年了，但在这一年，他在海德公园也没有住满一年。他曾在母亲家度过许多个周末和夏季，但很少和镇上的人们见面。他担任了赫得逊河水上游艇俱乐部副主席和圣詹姆斯主教派教会的教区委员。这些活动的目的不是要使他和各阶层人士进行接触。诚然，罗斯福也加入了第一鹰发动机公司和第一救援钩和救援梯公司，但这也只是在他当选参议员以后的事了。
罗斯福的第一个良机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送上门来的。
这个良机的初次到来是在１９１０年初，当时在纽约市，达切斯县的区律师和波基普西的一位重要民主党人约翰·Ｅ·麦克因一件法律事务来拜访罗斯福。麦克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刘易斯·斯托伊弗桑特·钱勒可能辞去他目前担任的州议会众议院议员的职位。他问罗斯福有没有兴趣参加竞选。罗斯福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反应。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达切斯县的民主党人在几次盛大的集会上对这个年轻人进行了审查。结果对他有褒有贬。他的举止和谈吐是有教养的，但有点傲慢；他对本地区的情况所知甚少；而且年轻，缺乏经验；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对于他的发展前途无法预测，因而感到忧虑。但另一方面，他有罗斯福这个具有魅力的姓。而且非常有钱——这些钱他自己可以用来竞选，剩下的钱或许是够充实党的经费。
罗斯福没有什么疑虑不安。他想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他渴望回到海德公园居住。最重要的是，他获胜的可能性极大。波基普西由于有爱尔兰人与其他民主党人的努力，在钱勒当选的那个众议员选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他的母亲对于这个想法疑信参半。许多朋友和亲戚也抱同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样做有点像一位英国绅士要去“经商”了。但是，“特德叔叔”却感到高兴，虽然富兰克林是以赞助民主党的态度进入政界的。至于埃莉诺，她正在第四次怀孕期间，只是默然同意。她从来也没有想过她会起什么作用。到初夏时节，罗斯福已下定决心参加竞选了。
这时事情突然遭到了打击。钱勒似乎无意放弃他在州议会众议院的席位。钱勒１９０６年当选为副州长，但１９０８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州长却告失败。不过，他不准备退出政治舞台。罗斯福邀请钱勒共进晚餐，并力劝他竞选州参议员，但未成功。他们所在的州参议员选区包括几个农业发达的县，历来都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自１８５６年以来，民主党仅有一次在本选区中获胜，而那一次则是三方面人士进行较量。钱勒不愿冒这个风险。
罗斯福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要么试图竞选州参议员，要么完全退出角逐。他对于参加一次似乎是毫无希望的角逐，踌躇不决。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热情这时正激励着他，使他欲罢不能。这次竞选即便是失败了，也将成为一次有益的政治经验，一旦钱勒放弃州议会众议员的席位，他便可以垂手而得。再者，这个选区并不绝对地操纵在共和党手中。现任州参议员约翰·Ｆ·施洛瑟在１９０８年仅以１８，３６６票对１６，２９４票获胜。党的领导人对罗斯福进行敦促；他在这次劝导后不久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有义务同意参加竞选。我考虑了二十四个小时，赞同了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苦于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
一旦罗斯福下了决心，党的领袖们就容易安排一切了。他们在党内给他正式的地位，派他作为代表出席州参议员选区的提名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将被提名为候选人。他们使他的提名顺利地获得通过。党的领袖们轻易地控制着大会，这使罗斯福获益匪浅。如果当时和今天一样是在党的预选大会上决定州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某个热情的青年律师为了出风头或招揽诉讼案件，可能与罗斯福展开竞争，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受到损害。但是，当时没有人采取这种做法。
罗斯福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说：“大家知道，我以绝对独立自主的态度接受这一提名。我不效忠于任何个人，不受任何特殊利益的影响，而且将永远如此。”他立誓献身于旨在实现政治清明的事业，并且要求“独立思考的选民们”给予帮助。
然后，他说的一句话仿佛出自西奥多·罗斯福之口。他说：“我们将要度过非常紧张的一个月。”
这的确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更重要的，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月。不论是出于故意或偶然，罗斯福根据全国形势和州的形势精确地制定了正确的策略。
到了１９１０年晚期，共和党内发生深刻的分歧。过去十年中的积怨，由于被揭发贪污案件的新闻记者和煽动者们所激化，已达到了沸点。它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怒，结果使那位随遇而安的白宫主人无法抑制或予以疏导。塔夫脱总统签署了一项高税率法案，批准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大部分内阁成员辞职，任命了更多的保守分子，并且在广泛的范围内和国会里的共和党守旧派站在一起。人们已经看不到塔夫脱进步的一面，而且也看不到他那有节制地打击托拉斯的策略，也看不到他所鼓吹的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划。人民需要一个有些改革派样子的人。总统若有所思地说：“要想使我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成为一个按照罗斯福的作风行事的人，那是办不到的……”西奥多·罗斯福已从非洲归来，年纪不到五十二岁，而且没有职业。国会中共和党的反叛者搞得众议院议长约瑟夫·Ｇ·坎农一筹莫展。他们把白宫那位身材魁梧的人作为攻击对象大肆抨击。
全国的形势在纽约州反映了出来。农民和牛奶场主们被税率搞得心神不宁。这种税率看来抬高了工装裤、方格花布和金属器具的价格，惟独没有提高他们出售的牛奶的价格。这个州的守旧派是由一些地方党魁领导的，他们的名声同坦慕尼协会的名声差不多。而且，西奥多·罗斯福当时在纽约州仍然很有势力。他在对他党内的保守派发动一次公开的猛烈进攻时，选中了亨利·Ｌ·斯汀生做共和党竞选州长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头头专断”，即守旧派领袖对党的控制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立即利用了这个形势。平常，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民主党候选人必须回答人们关于坦慕尼协会对他的党实行控制一节所作的指责。现在，罗斯福能够指摘反对党内的“头头专断”的现象，并引用他那位身为共和党人的堂叔说的话来加以证实。更有利的是，在他自己的选区内就有一个合适的目标。这个人是当地的共和党党魁。共和党著名领导人伊莱休·鲁特称这个党魁为纽约“人民鼻孔里的一股臭气”。
在其他方面，这个选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农场主们——牛奶场主、家禽场主、果园主和菜农——对“头头专断”和贪污腐败等弊端感到不满，但同时他们都又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报刊都坚定地拥护共和党。参议员施洛瑟是参加重新竞选的候选人。他既有财产又有名望。他出生在波基普西，毕业于联邦学院，曾在费什基尔兰丁开设一个法律事务所，踏入政界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在当地的志愿消防队员协会中参加广泛的活动，使他能够同各地区建立有重要意义的联系。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他两度担任参议员期间，总的来看，他是和守旧派站在一起的。
面对这种形势，罗斯福决定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头头专断”与廉洁的政府二者的对比上面。要他做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恰恰具备这种本领。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他听到人们把政治说成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宁要廉洁的政府，而不要进步的政府，这一直是他的父亲和克里夫兰其他的民主党人的战斗口号。采用这个口号作为这次竞选运动的基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罗斯福的确利用了共和党内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分歧。即使这时已经是１９１０年，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也没有把进步主义作为他在竞选运动中争论的问题。
恰恰相反，罗斯福的重要策略是故意模糊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既向民主党人发出呼吁，同样也向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发出呼吁。这种超党派的策略采取下列形式：
他以同样的热烈言词，谴责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党魁们。
他发表笼统的谈话，回避可能使他表明自己党派立场的具体问题。
他实际上不考虑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名单和党的记录。
他渲染他和“特德叔叔”的关系。在一次集会上，他一开始就说：“我不是‘特德叔叔’。有个小伙子前几天对我说，他知道我不是‘特德’。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因为你不发火。’”
他有意回避那些可能使选民们按照自己的党的路线而产生分裂的全国性问题。他后来在写给一位共和党人的信中说：“我本人始终也看不出一名州候选人和一名地区候选人在全国性的政策方面有多大的差别。”
他和“正直善良的”共和党人站在一起。罗斯福谴责了施洛瑟企图阻挠当时的共和党纽约州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改革方案以后，有人问他是否赞同休斯的政策。他立即答道：“当然赞成。”
然而，除非罗斯福能够解决一切参加竞选有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到人民中间去并和他们建立联系，否则，上述策略就是毫无意义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即便在他的家乡海德公园，他也并不出名。要想骑马和乘轻便马车走遍方圆二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用罗斯福家族的典型方式正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这个地区仅有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大型红色的马克斯韦尔轿车，装有闪闪耀眼的黄铜车灯，但没有风挡玻璃和车篷。罗斯福租赁了这辆汽车并用旗帜加以装饰。当时，汽车还给人以一种神秘感，并使农民的马受惊。但这辆马克斯韦尔轿车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跑遍许多地区，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众议院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即后来反对罗斯福新政的菲什之父）曾指责罗斯福甚至不是本区真正的居民。但由于罗斯福采取的这种竞选方式非常成功，结果菲什的指责并未起作用。
第二章竞选州参议员(2)
罗斯福那时还称不上演说家。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他说话慢慢吞吞，有时停顿很长一段时间。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担心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但罗斯福很快就学会了政治家惯用的伎俩。他总不忘记对他所到的城镇说一两句奉承话。他很快地学会了使他的论点能投合听众。他像一个会做生意的推销员那样，只是在和听众的其他问题上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后，才接触到他的竞选问题。他已经使用“我的朋友们”这种称呼。有时，他还显示出一些将来他所采用的演说技巧。对一句话一再重复，例如他说他不知道施洛瑟（罗斯福这时还没有领会根本不提对方姓名的重要性）是代表本地的党魁还是只代表他施洛瑟本人，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不代表我，也不代表你们”。然而，一般地说，他的演说认真诚恳，通俗易懂，却不雄辩动人。
实际上，在地方城镇参加竞选时，应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同人民当面谈话，而不是在讲台上发表演说。罗斯福确实和人们进行了谈话——和路上过往的卡车司机、商店里闲逛的人以及摘苹果和打玉米的农民们攀谈。罗斯福每天都把许多时间消磨在路上。许多年后，他的一位同伴说：“我想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比我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间都更辛苦。”在进行竞选时，他不由自主地迅速露出笑容，赶紧和人握手。他对一个神色惊讶的房屋油漆工人说：“叫我富兰克林，我叫你汤姆。”罗斯福同一些有经验的民主党政治活动家一起旅行，他们知道各个地区选民的名字，这使罗斯福受益匪浅。虽然他保持超党派的立场，但他特别依赖那些和他共同竞选的民主党人。这些人认识成百上千的选民。这决不是一人独自进行的竞选运动。
罗斯福的对手们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低估了这位二十八岁的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一家共和党的报纸不相信施洛瑟会受到“很大的干扰”。等到共和党人察觉事态的发展，时间已经晚了。到了最后一刻，对方的一家报纸大事渲染罗斯福和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关系，说“他们替一些正被塔夫脱总统的政府起诉的大托拉斯进行辩护。……”这一行动非常笨拙，因为这只是加强了罗斯福这位不带布赖恩主义色彩的民主党人在与共和党的斗争中的地位。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在向他的家乡表示敬意以后，他表示希望学习他父亲的榜样，和海德公园的各项事务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再度谴责施洛瑟“同一小撮竭尽全力阻挡实现进步和政治清明的共和党政客为伍”。他的讲演主题和以前一样——州政府必须要有公正诚实与厉行节约的作风。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的选举日，天气寒冷而且下雨。关于选举结果的统计工作进度缓慢，但大局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罗斯福以１５，７０８票对１４，５６８票击败了施洛瑟，赢得１，１４０票的多数。他在海德公园的比数为４０６票对２５８票，在达切斯县所获多数为３，８５０票，在哥伦比亚县所获多数为４６９票，而在帕特南县却以１７９票之差而失败。他的胜利部分地反映了全国总的趋势。民主党人在美国众议院中赢得了几乎五分之三的议席，竞选纽约州州长获胜并在纽约州参众两院中占有多数。伍德罗·威尔逊在新泽西州获胜。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票记录表明了过去十年抗议斗争的结果：这是一股反对塔夫脱的浪潮，一个倒向民主党的趋势。
罗斯福在这股浪潮中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吗？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他的胜利不能只用这一年吉星高照的说法来作解释。在他的选区中，他比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约翰·Ａ·迪克思多获了近７００票。当然，迪克思的对手亨利·Ｌ·斯汀生比施洛瑟更难以击败。但是，罗斯福在他的那个选区中一般也都超过了民主党州议员候选人。他所以获得了多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采取了超党派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显然奏效。在“一般的”选举年，罗斯福似乎也很可能以微弱多数获胜。
但是，这位当选的州参议员也许没有花多少时间进行这种推测。选举获胜，这使他已经满足了。他在奥尔巴尼州议会大厦附近租了一幢宽敞、豪华的房子。１９１０年年底，他和妻子及全家迁到新居。对于一个未满二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他有着一个人口不少的大家庭。在第一个孩子安娜之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詹姆斯生于１９０７年１２月，埃利奥特生于１９１０年９月。和以往一样，家中有保姆和仆人等侍候他们。埃莉诺仍然被家中的一些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詹姆斯心脏有杂音，要人抱着上台阶；她给埃利奥特雇的奶妈随着罗斯福一家迁来奥尔巴尼，她害怕奶妈自己的孩子将要受罪，因此感到非常痛苦。丈夫对她的痛苦表示同情，但他主要致力于即将开始的工作。当他开始投身于政治生涯之际，这位当选的州参议员正满怀希望和激情，期待着在新的事业中一显身手。
第二章年轻的大学生和坦慕尼猛兽
有一个故事或许是真实的。１９１１年１月，“大个子”蒂姆·沙利和另一个坦慕尼头子在奥尔巴尼一家饭店的休息厅里闲坐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健步穿过大厅。罗斯福那时身材瘦长，脸庞清瘦，鼻架金边弓形眼镜，身穿燕尾服。有些人看他像是一位神学院学生。另外一些人注意到他那端正的容貌、灵活的体形和稍带弯曲的头发。一位记者说，这一切足以“使那些崇拜男电影明星的女郎由于微妙和欢乐的激情而怦然心动”。但是，在“大个子”蒂姆的眼中，罗斯福那天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幼稚的大学生”，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这就是罗斯福吗？“大个子”蒂姆咆哮着说：“你知道这些罗斯福家族吧。这个家伙还年轻，不等他长大就把他淹死，不是更妥当吗？”
几周以内，“大个子”蒂姆就必然会想到他早该按他自己对人提出的忠告办事。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在竞选中曾经攻击“头头专断”，而来到参议院后，席不暇暖，就抓住一个绝好的时机领导一场反对坦慕尼协会的激战。
那时，代表纽约州的美国参议院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州议会和州参议会的联席会议选出。民主党在１９１０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对两院的控制。如果他们团结一致，他们是能够提名下一届参议员的。罗斯福初到奥尔巴尼的时候，参议员人选看来尚未确定，一些候选人正在两院争取支持。突然，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坦慕尼头子查尔斯·Ｆ·墨菲传下话来，威廉·Ｆ·希恩将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人们称希恩为：“蓝眼睛比利”，他在坦慕尼协会的头子中，既不是最大的坏蛋，但也不是最大的好人。他原来是布法罗的一名政客，曾和当时正在发迹的格罗弗·克利夫兰进行过残酷的斗争。后来，他在纽约市成为公共运输与公用事业方面的一个大企业家，发了大财，很有势力。现在，他渴望在参议院——“世界上入会限制最严的俱乐部”获得一个席位，使他的一生事业有一个体面的结局。
这件事情的各个方面——希恩早年对克利夫兰的斗争，他以后的所作所为，党魁墨菲轻率地假定民主党人将采取一致的行动，坦慕尼对各方面的影响——凡此种种都驱使这位年轻的参议员采取行动。何况在此以外，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法律顾问和公众领袖、布鲁克林区的爱德华·谢泼德是一位献身于“诚实政治”的最佳候选人。罗斯福１月１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毋庸置疑，谢泼德最能胜任这个职务。但是，坦慕尼的一帮人对他偶尔闹独立性，似乎不能原谅。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希恩似乎是他们选中的人物。但愿事情的结局证明我错了。我肯定地认为民主党正在接受考验。它主要是由于纽约州北部地区的选票而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决不能拱手把这种权力让给纽约市的组织。”
坦慕尼协会在罗斯福出席的民主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显示了它的力量。州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汤姆·格拉德有时闹独立性和酗酒。在预备会议上，墨菲轻而易举地把格拉德罢免了。罗斯福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他在日记中以高兴的心情写道：格拉德的能力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并非如此”。真的，假如坦慕尼不抛弃格拉德，罗斯福可能当时在会上就退出民主党。来自曼哈顿东区北部的一位沉着稳重的年轻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接替了格拉德。另一个年轻的坦慕尼成员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七届任期内表明他是一个机警、敏捷的议员，这次当上了议会的多数派领袖。政党实行控制，方法是十分简单的。民主党人在每个议院里都占多数，而坦慕尼在民主党人中又占多数。因此，如果一切按照党的惯例进行，少数坦慕尼成员即可控制整个议会，包括选举美国参议院议员。
１月初，希恩遭到反对的消息甚嚣尘上，传到了墨菲的耳中。他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如果民主党人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将不拨款资助，也不任命委员会。以布鲁克林区的埃德蒙·Ｒ·塔里为首的一小群议员对这种做法很难接受。他们决定抵制预备会议，以免受会议决定的约束。他们和共和党人联合起来，就可以阻止坦慕尼取得为使希恩当选所需的必要票数。
关于这一发展，罗斯福听到风声后，立即加入了造反派。１月１６日晚，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出席预备会议，参加对希恩的选举，而罗斯福却和塔里在他们的总部会面。他们二人都紧张不安。墨菲正在对造反派施加压力，迪克斯州长则支持这位坦慕尼头子。其余的反叛者（别人这样称呼他们）陆续到来，事态发展已经明朗化了，民主党预备会议不能获得足够的选票使希恩当选。反对派满怀希望，等待坦慕尼提出停战建议，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建议。墨菲只是刚刚展开斗争哩。
墨菲一直在纽约市煤气厂区进行政治活动，从中受到了锻炼。他凭拳头和机智在坦慕尼协会中为自己闯了一条路，逐级上升，一直爬到这个组织的最上层。此人身材高大，性情忧郁，沉默寡言，喜欢在德尔曼尼科饭店接见他的下属。他对反叛行动，已习以为常，而且懂得怎样对付。他对反叛者采取的行动灵活机动，同时也残酷无情。共和党党魁威廉·巴恩斯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民主党队伍中的分裂，墨菲从巴恩斯那里得到一个许诺：共和党人在墨菲没有制服造反派以前，将坚定地支持他们本党的现任参议员昌西·Ｍ·迪普。墨菲联络了反叛者所在各区的州委员会委员，对他们最薄弱的侧翼——下届选举——施加压力。在政府中任职的反叛者遭到解雇，他们的法律事务所受到抵制。此外，还威胁他们要采取其他的报复行动。最后，更有甚者，坦慕尼放出风声说：对希恩的攻击简直就是对天主教徒和爱尔兰人的攻击，这个说法是最令人担忧的。罗斯福略带夸张地对报界说，他们对反叛者施加了“各种可以想像得出的压力”。
罗斯福虽然不是这次造反的发起人，但逐渐成为造反派的领袖。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他被非正式地推选为主席，通常都代表造反派说话。他和坦慕尼派进行了外交谈判。他主要是担任会议召集人，而不是一个操纵一切的首领。他所以担任领导工作，部分因为他的家庭就在议会附近，同时也因为他是参议员，而别人事实上都是众议员。此外，还因为他坚定果断，性情温和，足智多谋。
随着斗争的深入，反叛者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反对“头头专断”的斗争博得了普遍的同情。进步党党员长期以来就谴责美国的参议院是一个“百万富翁俱乐部”，里面塞满了托拉斯的爪牙。人们接连不断地严厉批评美国参议院扣压一项修改宪法的动议，内容是要求直接选举参议员。伍德罗·威尔逊刚在特伦顿就任州长，就在新泽西州议会上，反对一项关于指派一个著名的地方党魁担任美国参议员的动议。西奥多·罗斯福１９１０年曾出来参加直接预选，似乎也赞成由民众直接选举国会参议员。这些变革，加上公民创制权和公民投票权，是进步党党员的改革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全国的报纸都详细报道这位新的罗斯福反对“头头专断”的斗争。这个年轻的参议员甚至更感满意的是，他收到了他的选民们寄来的几百封信。大多数人都鼓励他“站稳立场”，只有少数几封信是带有敌意的。有人威胁说：“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你的特德叔叔的。”但他从本区收到的信多数都对反叛者表示赞同。
斗争开始不久，希恩曾当面警告罗斯福，他将到反叛者的选民中间去，“揭露他们的品行”。这位坦慕尼政客把他的威胁付诸实践，但他对达切斯县的入侵遭到了显著的失败。波基普西区的那些忠实的民主党领袖企图和党内这个有势力的坦慕尼分子保持友好关系。他们设宴招待希恩，并且为一份呼吁书征集了二百六十五个人的签名，要求罗斯福赞同预备会议的决定。这份呼吁书并没有使罗斯福感到担心。忠于领导的民主党人越是激烈地反对他，他也就越发得到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人的支持。
１月３０日，墨菲亲自出马，争取罗斯福。反叛者有可能改弦易辙吗？罗斯福的答复道：“墨菲先生，不可能。”反叛者坚持他们的战略立场。他们决不屈服。
向报界散发声明，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墨菲周旋，在家乡选民的注视下摆出英勇战斗的姿态——这一切对于二十九岁的罗斯福来说，都是使他感到兴奋的事。但斗争还未结束，他就感到厌倦了。
首先，这一斗争变得过分旷日持久。时光一周又一周地消逝，但僵局仍未打破。议员们每年仅有一千五百美元的收入，通常在一年的头三四个月里每周只在奥尔巴尼逗留一两天。这次议会延长开会时间，使他们留下未走，对他们来说，这既花费太大，又诸多不便。他们自然就会责怪反叛者。对这一小群反叛者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罗斯福和塔里想使他们的队伍保持步调一致，却遇到了困难。更有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加复杂化。由于希恩获胜的机会日益渺茫，愈来愈多的候选人——至少有二十人——加入了竞选者的行列。每一个新的候选人都采用不同的施加压力和表示效忠的方式。反叛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展斗争的。
至少对于罗斯福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斗争的道义气氛有所变化。要把斗争提到崇高的道德水平，要站在正义一边反对邪恶，这并不难。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坦慕尼协会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组织。罗斯福不能不尊敬诸如瓦格纳和史密斯等诚实正直人士。他发现，那个核心小集团并不真正是个集团，而是一些抱有互相交叉的忠诚和动机的人所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在坦慕尼势力最强大的一些选区，发生了反抗墨菲的行动。更令人惊讶的是，墨菲本人并不死抱着希恩不放；僵局持续下去，希恩获胜的可能性愈来愈小。这时，墨菲悄悄地开始为他的助手和女婿旦·卡哈兰争取支持。首领巴恩斯和他宠信的那些共和党人耍了一个狡猾的把戏，有一段时间和坦慕尼谈判，但后来又和反叛者谈判。这个斗争已经不再是在阵线分明的两股敌对势力之间进行的斗争，它看起来像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战争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一场混战。
反叛者这一边也采取了一些奇怪的行动。罗斯福由于同巴恩斯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试图通过克利夫兰一些著名的、持保守观点的民主党人——其中最有名的是Ｊ·Ｐ·摩根的律师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同有影响的共和党人建立一种两党关系。罗斯福希望争取共和党人的支持，以便使一个持保守观点和主张诚实政治的民主党人当选参议员。但斯特森集团中有些人显然要求交换条件——他们要求达成一种谅解，即反坦慕尼协会的民主党人将继续作为一个反进步党的集团保证反对诸如当时悬而未决的所得税修正案等法案。当塞缪尔·昂特迈耶看来有可能成为一个折衷的候选人时，斯特森集团，由于对昂特迈耶的反托拉斯和反摩根的活动记忆犹新，帮助破坏了他当选的可能性。墨菲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攻击反叛者，说他们只不过是反动的斯特森集团的出头露面人物。
到了３月下旬，这场斗争已经成为激烈的神经战。罗斯福和塔里对他们的小集团已失去控制。罗斯福后来说：“我们有好几次几乎惨遭失败。”坦慕尼仍然担心在共和党人和反叛者之间可能达成协议，因而忐忑不安。就在这时，墨菲采取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他提议推选法官维克托·道林为折衷的候选人。罗斯福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反叛者力量单薄，无法左右民主党人，就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他第二天就在反叛者即将前往参加他们曾抵制多日的预备会议时，得知道林拒绝接受提名；墨菲换上了坦慕尼协会前总干事、法官詹姆斯·Ａ·奥戈尔曼。
反叛者能轻易接受奥戈尔曼吗？他们有力量拒不同意吗？奥戈尔曼虽然同坦慕尼关系密切，但他也曾对协会的核心人物闹过独立性。再者，他曾任圣帕特里克的互助会主席，深受爱尔兰人的爱戴。反叛者中有些人以前说过，他们将接受奥戈尔曼。其中两人立即前去参加预备会议，投票赞成奥戈尔曼。其余的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那天下午，他们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除了罗斯福和其他少数几个人仍持反对态度以外，大多数人在史密斯和瓦格纳保证不采取报复行动后都决定赞成奥戈尔曼。罗斯福的小集团已经众叛亲离了。
结局很不光彩。当反叛者列队进入议会参加最后投票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嘘声、叫骂声和呵斥声。罗斯福强辩地说，他们尽了自己认为应尽的义务。“我们是民主党人——不是不忠分子而是忠实分子”。舆论界认为反叛者在战略上已被击败。罗斯福则坚持认为反叛者赢得了胜利。但他在写给他的选民们的信中却露出他已处于守势的语调。关于反叛者将来采取的策略，他的态度异常谨慎。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要想把以前所有的反叛者都重新组织起来，将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还有十到十二个人，可以组成一个相当坚强的核心去开展工作。”
罗斯福可以列举这场斗争带来的一些收获。他已经引起全国的瞩目；他加强了自己在本选区的地位；进步党人即便忘却了他最后草草收兵的结局，但很久以后也许仍会记得他对坦慕尼进行的这场长期的斗争。从长远的观点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在如何对付压力和阴谋诡计方面接受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但是，他也遭受了损失。在斗争中途，萨姆纳·杰拉尔德曾力劝他采取克制态度。“如果你毫无必要地做得太过分，那就有危险使你将来的政治战斗力遭受不必要的损害。”罗斯福懂得杰拉尔德所谓的他“将来的政治战斗力”是什么意思。坦慕尼一旦被激怒，则将挫败这位参议员可能怀有的任何涉及全州的野心。但罗斯福决不想妥协。一名选民提醒他，老虎对此事不会忘记。罗斯福说：“不，正确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不管它刺痛了谁。”
他不愿就此罢休。在希恩事件过去了几个月以后，他在布法罗的一次集会上对听众说，必须打垮墨菲“及其一伙”，“吃人的野兽开始走向末日了”。坦慕尼猛烈地进行反击。墨菲的一名副手说：这是“一个政治扒手的愚蠢的自我吹嘘”。党不应容忍这些花花公子、无赖之徒和侥幸的政治暴发户。“他们看起来近似政治领袖，就好像青豌豆看起来近似马戏团的帐篷一样。”这个坦慕尼分子把罗斯福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同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相比较。他说他的领导地位靠的是“人类的同情心、人类的兴趣以及与我一起出生和成长的人们彼此间的友情……”
那些品德高尚而有教养的人和那些粗俗而有人情味的头子之间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但是，关于希恩问题所引起的斗争，罗斯福在多年以后担任总统时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出了也许是最后的结论。他说：“你知道，在我初入政界时，我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家伙。”
第二章农民——劳工代表
反对希恩的斗争结束后，参议院便专心致志于立法工作。参议员罗斯福投身于这些活动。多年以后，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起他在参议院里的情景：“……非常活跃而机警，在议会大厅里到处活动，从各委员会的房间进进出出，很少和议员们谈话（他们多少有些想躲开他），并不特别吸引人（后来他才变得比较吸引人了）。他脸上装得一本正经，很少露出笑容，还有把头抬得很高的那个倒霉的习惯——这已成为自然，连他自己都毫不觉察。”罗斯福在州参议院的两年期间，似乎总是顺着鼻子往下看人。但他一直在学习怎样运用议会政治手腕，而且进步神速。
罗斯福早期在议会的活动并不是只有一种行事方式。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坦慕尼协会进行着接连不断的斗争。有时，他也会对地方党魁们的某项可疑的方案表示赞同。他大声疾呼地宣传和维护关于实现廉洁的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却运用任免权在许多次要的空缺上安插了私人，这些任命都是他谨慎地和他的选区的民主党领导人经过商量并征得同意的。他私下曾说过，“如果党要建立组织”，用这种方法任命人员“就非常必要”。他特别注意他的选民的利益。但有一次，他提出动议，要求从年度拨款法案中删去一个为他的选区修桥的项目。他坚持维护当地农业的利益，但是，１９１２年１０月纽约州劳联说，罗斯福在他们议案上的记录是“极好的”。作为州参议员，罗斯福的记录是由反叛行动、正统观点、考验与错误这些内容组成的。
当出现“道义”问题时，他仍然能够跃上白色战马，精神抖擞地向敌人冲锋陷阵。这使他的选民们感到高兴。虽然他自己偶尔也进行一些输赢不大的赌博，但他却反对将赛马赌博合法化。他批评职业拳击和星期日棒球。他为“七天中应有一个休息日”的法案竭尽全力，因而从他选区的牧师那里收到了许多表扬信。他用纽约州的政治家们多年使用的手法避开“禁酒令”：宣布支持“当地人民有选择权”，即允许当地的选民投票决定他们这个区是否施行禁酒令。他赞成全国实行统一的离婚法，得到了议会一致的支持，也得到了全国基督教促进纯洁联盟的支持。
在最初几个月，参议员罗斯福的进步主义的含义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或社会性的。他提出议案，敦促纽约州的议员为实现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而努力。这个提案得到普遍的支持，因而获得通过，成为决议。他支持市政机构实行地方自治。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踌躇，他宣布支持妇女选举权。关于提名候选人的直接预选是他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一种改革。直接预选议案于１９１０年由两党认可，曾经由前几届议会进行讨论但未获通过。这个问题在“希恩事件”后不久又在议会中被提了出来，因而又引起了一场愤怒的争吵。在希恩问题上，罗斯福毫不妥协，这一次却比较愿意和头子们就此事进行谈判。但在反叛者中有些人持反对态度。１９１１年７月，他竭尽全力地支持通过一项强有力的预选法案；两个月后，他又投票支持一项软弱无力的预选法案，其中有许多规定都是对坦慕尼作出的让步。翌年，在帮助发起选民的积极性后，他和一个由两党的进步主义分子组成的集团一起工作，力图实行一些改革，使党组织在预选中的影响有所削弱。但他遭到忠于党魁的分子的反对，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劳工立法——进步主义阴暗和肮脏的一面——却是另一回事了。罗斯福初到奥尔巴尼时，对劳工问题的观点（如果说他有什么观点的话）是家长式的乐善好施观点。他赞成援助进入纽约市的外国海员；他主张给予家境贫困的孩子们以更纯净的牛奶。他坚决反对制定法律使工会的抵制活动取得合法地位；在关于赔偿工人所受损失和采取措施禁止十六岁和二十一岁的男青年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四小时这两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暧昧。但在以后的两年中，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但支持五十四小时提案，而且在就这一提案进行辩论时，他占住参议院的讲台就鸟的问题大发议论，直到能把“大个子”蒂姆·沙利文从床上拖起来投了他那关键性的一票才结束了讲话。他不顾部分选民的反对，宣布赞成制定法律使工人获得补偿。到了１９１３年２月，他表示愿意在一次关于立法的意见听取会上发言，赞同由工厂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全部三十二项提案。
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这不能归因于罗斯福的基本社会观点有所变化，因为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毋庸置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受了堂叔西奥多的影响。他的这位堂叔在１９１２年年中大张旗鼓地支持以下措施：给予工人以补偿，限制劳资争议的命令，为妇女儿童制定社会福利法规。同时，罗斯福在态度上的变化和当时的气候也有一定关系：在１９１２年的选举中，美国发展的前景是进步的辩论和行动正逐渐达到高潮。这种变化还由于罗斯福认识到，他的那些坦慕尼同事们，尽管有各种弱点，但就社会主义而言，其关心的程度并不亚于他本人。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参议院进行的调查，所作的报告和展开的辩论给了他一次生动的、严厉的教育，使他看到了“另一半人民”的生活状况。
参议院的全部经验对罗斯福来说的确是一次政治教育。他向史密斯和瓦格纳这些奥尔巴尼的政界老手，向报界人士，向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向州政府的官员们学习，而且进步很快。他掌握了耍政治手腕的诀窍：怎样避免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表态以免卷入毁灭性的地方纠纷；怎样和本地的党魁们打交道；怎样处理人员任免权而不树敌过多；怎样引起公众的瞩目；怎样答复对你缠扰不休的信件等。尤其是，他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得的教训：政治斗争不是在两个对立的政党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忠实于头头的党员和不忠实于头头的党员之间进行的单纯的和双边的斗争，而正像希恩事件一样，它是牵涉到许多方面和触及许多人的利益的一场多边斗争。例如，一项简单的农业提案不仅牵涉到个体农民，而且牵涉到县的农业团体、罐头食品厂、大学教授、商人、铁路和政府官员。在这些集团之间，甚至在它们的内部，都可能在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
有时，受教育要付出痛苦和代价。坦慕尼如果想要挫败这个年轻的参议员，他们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罗斯福在１９１１年末期，在改革派的支持下，攻击由坦慕尼赞助的授予纽约市的一项特许状。参议院内的阵线分明。罗斯福有否决这个提案的能力。但是，坦慕尼从后面包围了罗斯福：威胁说它要重新划分议员选区，把达切斯县划入共和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区域。罗斯福在压力之下动摇了。他表示赞同这项提案。后来，由于进步人士的抗议愈来愈强烈，他又对提案持反对立场。罗斯福发生动摇也不仅限于这一次，例如在他试图权衡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反常的和相互矛盾的因素时，在权衡正确行事的各种不同的原则时，在权衡两党的州领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在权衡他的选民的福利时，在权衡区、州乃至全国的各式各样的公众舆论时，也还有过这种情况。
有人认为，沿着政治阶梯爬上总统的宝座，主要是靠运气；在一场不可预测的竞选中获胜的人只不过是掷骰子掷到了好点子。这种理论完全适用于罗斯福：他的财富、名声、家庭关系和仪表都是外界赋予他的；而且他侥幸在两个民主党获胜的年头参加竞选。但他也有倒霉的时候。１９１２年，在重新竞选州参议员的活动达到高潮时，他身患伤寒，无法把竞选进行到底。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他招请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为他竞选。豪是纽约《先驱报》驻奥尔巴尼的记者，也是在州议会周围活动的一个不大重要的政治掮客。其人身材矮小，像只雪貂，不修边幅，看起来像一个刚从卡茨基尔洞穴里钻出来的侏儒。１９１２年他正失业，因此，对于一个他认为在政治上可能有锦绣前程的人，他乐于为之效劳。埃莉诺·罗斯福一开始就讨厌这个小个子，好多年来仍是如此。然而，她的丈夫却认为这个人可以发挥许多作用。罗斯福患病卧床期间，有时对选举结果失去信心。但是，豪却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丰富的想像力和狡诈的手段，将预选运动进行下去。他拥有大量的经费，便以罗斯福的名义向全区的农民发了几千封“亲启”信。他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他鼓吹罗斯福为了他的选民的利益曾提议过的——或将要提议的——一切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把赫得逊河沿岸捕鲱鱼的渔民们的捕鱼牌照税降低，并制定法律使种苹果的农民使用标准化的水果桶。他出面应付那些忠实的民主党人的种种怨言，如责怪罗斯福处理任免权的做法以及对坦慕尼的态度。
《致果农们》
在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以后，我深信把１７１—８英寸的桶作为法定标准桶的现行法律，对果农们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难以忍受的。
我保证，我将提议并努力争取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标准水果桶应为１６１—２英寸。
这种桶应作定标准桶，并应标上“标准水果桶”字样。
这个修正案的公正原则十分明显，因此，我肯定认为它将获得通过。
我愿对哥伦比亚县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胡佛先生表示感谢。他本人也是一位有经验的果农。我感谢他极其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向我提供了有关的事实情况，使我确信这项法律必须加以改变。
胡佛先生掌握了具体了解的情况，而我在议会工作的两年期间，在克服委员会成员们的说客为了阻挠这项提案而在议会中设置的障碍方面，也积累了经验，依靠这两个条件，我肯定认为这个错误会得到纠正。
第二章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州参议员候选人
另：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要为某事而奋斗，那就意味着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一点你们都很清楚。
豪使用的一些手法是他独出心裁的。例如，他谴责罗斯福的对手，一个名叫雅各布·索瑟德的银行家兼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董事长，说索瑟德在竞选运动中没有访问哥伦比亚县；他大手大脚地把五万元一张的支票发放给几十名竞选工作人员；他用狡猾的手段在共和党人中间进行挑拨离间。但是，他的策略主要还是他的首脑两年前使用过的策略：宣传罗斯福的农业进步主义思想、他的两党关系的论点、他的反对“头头专断”的主张以及他对他的选民们的具体需求的关注。
这种策略又一次奏效了。罗斯福获得了１５，５９０票，而索瑟德则获得了１３，８８９票，公麋的候选人乔治·沃斯勒只获得了２，６２８票。他在他的选区所获票数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多８００票。沃斯勒在这个选区比西奥多·罗斯福少得１，４００票。肯定地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的票数比他所有的对手的票数总和只少一千票左右。但如果是一场纯粹的政党之间的争夺的话，沃斯勒的选民至少有一半要改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票。一位细心的观察家估计，每个选区平均有八个民主党人背弃了罗斯福，但有三十个共和党人转而投了他的票。
１９１３年１月，新选出的参议院召开会议，罗斯福在会议上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地参加工作。民主党人在１９１２年竞选时获得大胜。他们在两院中都获得多数，并在州长竞选中也获胜。罗斯福此时已担任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履行他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他曾答应解决纽约市的代销商收购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与这些商人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之间发生的巨大差距问题。罗斯福立即提出一项措施，它通过发给许可证，进行检查和公布情况等办法来控制推销商。豪这时已成为罗斯福的院外说客，为了使这项提案顺利通过，他正在对格兰奇在各州的组织进行游说。与此同时，罗斯福在议会大厦召开意见听取会。他在利益集团政治活动方面接受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出现在奥尔巴尼的推销商有二百五十名，但实际上没有农民。罗斯福对他的提案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但对推销商们也愿作出若干让步。
罗斯福还提出了其他几项由他和格兰奇以及农业问题专家共同起草的法案。这些法案将使州政府对于进行销售或收购的农民合作协会提供支持；将准许农业信贷银行为改善农业生产发放贷款；也将使州对县的农业局提供援助。在自然保护工作方面，这位参议员也持有先进的立场。他支持休斯和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分子为开发本州的水利资源所做的努力。他也为扩大州政府对造林事业的管理权而奋斗，但由于遭到伐木业的强烈反对，他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参议员罗斯福在有关农业和自然保护的提案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在劳工立法问题的立场合在一起来考虑，这些提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罗斯福在开始实行他的“新政”以前的二十年，是否就已经在农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实质性地向新政的立场过渡了呢？在主要的方面，他确实如此。但是，这种过渡并不是适应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而是为了解决他认为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才能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埃莉诺·罗斯福后来说：“那时，他也许还不可能把他的政治哲学发展到完善的地步。”他对“政治科学”的兴趣胜于他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他所说的“政治科学”，其内容就是“如何了解人们，如何影响人们”。
等到这些农业提案交付议会表决时，罗斯福已不在州参议院了。更广泛的活动领域已经向他发出了召唤。
第三章华盛顿：官僚政治家
州参议员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度过的那些岁月中，政治事件纷至沓来。１９１２年初，当西奥多·罗斯福正在稳步向左转的时候，他开始了争取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紧张运动。塔夫脱说：“我并不想展开斗争”但是“困兽犹斗”。虽然西奥多在多数的总统预选中获胜，但是塔夫脱依靠他有权控制在职的代表和党的机构，在１９１２年６月下旬获得共和党的提名。那位义勇骑兵团骑士拒绝给予支持，因此，一位民主党人当选总统的机会便大大增加了。
谁将是这位民主党人呢？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已经作出了选择。他在１９１１年就曾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新泽西州的新任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同该党将他引入政界的核心小集团决裂，排挤他的头子吉姆·史密斯，使之失去当选美国参议员的机会，并且指挥该州的进步势力为确立公用事业的法规、规定对工人的赔偿、通过反行贿受贿法案与预选和选举立法以及实行市政改革等而进行斗争，终于获得了成功。威尔逊和罗斯福是同一类型的民主党人——政绩清白，举止优雅，思想进步却又不激进。１９１１年晚些时候，罗斯福去新泽西拜访这位州长，向他表示支持。
威尔逊身材瘦小，面庞清癯，鼻架眼镜，神态庄严，露出一副学者的风度，几乎使人对他肃然起敬，但他的态度却又不显得书生气十足。经过一番寒暄之后，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正题。在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纽约州代表中，有多少人支持他？罗斯福的回答是：九十名代表中约有三十名支持他，但是墨菲将控制大部分的代表。而且，根据单位投票法（根据这种方法，代表团将按本团的多数意见，投票选举候选人），这九十个人将全都是反对威尔逊的。
尽管形势不利，罗斯福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这位新泽西州的进步主义分子。他返回纽约后，准备和州内其他亲威尔逊的民主党人合作。他希望在纽约能够唤起对威尔逊的感情，以削弱墨菲对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团的控制。罗斯福又一次和强大的坦慕尼势力直接冲突。他邀请了二十几名纽约州北部的民主党人出席为支持威尔逊而举行的晚宴，但只有三人接受了邀请。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墨菲提出的九十名代表名单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通过。罗斯福甚至没有当上候补代表。他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纽约州威尔逊讨论会，组织了一些威尔逊俱乐部，而且雇用了豪进行宣传，但这一切最多不过是一种姿态。墨菲手中掌握着代表大会的九十张选票，稳守不动。
１９１２年６月下旬，民主党人纷纷涌往巴尔的摩，提名“下一届总统”。气氛十分紧张，战线混乱而且多变。罗斯福以充沛的精力来弥补他在职权和影响方面的不足。他和别人一起在代表大会会址附近设立了威尔逊讨论会总部，向代表们连珠炮似地提出各种拥护威尔逊的理由，而且在发表了为威尔逊争取提名的演说后，组织了纽约州北部的威尔逊支持者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此时，墨菲的代表们正毫无表情地坐在他们的席位上。然而，罗斯福却远离权力的中心——在那些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钱普·克拉克的人和威尔逊的人正在为选票进行着殊死的争夺。当墨菲突然把纽约州的票投给克拉克，使罗斯福陷于绝望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转向威尔逊，因而扭转了颓势。永无休止的投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威尔逊慢慢地积蓄了力量；在第四十六次投票中，他获胜了。
罗斯福给他在坎波贝洛的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威尔逊今天午后赢得提名。我的各项计划尚不明确。胜利辉煌。”他的计划不久就明确了。他自己的地位突然发生了变化。他在纽约州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威尔逊的人”，而这个州的代表团始终支持克拉克。他确信，威尔逊在反对派已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将会在纽约州获胜。坦慕尼已处于困境。它的领导人可能不会给威尔逊以热烈的支持。但他们也绝不敢对他施展阴险手段。罗斯福认为，时机看来已经成熟，可以对坦慕尼在纽约州的势力给以狠狠的打击了。他和朋友们迅速地组织了“纽约州民主党”，由亲威尔逊的进步主义分子组成，这个组织实际上形成了民主党内的一个党。
他们的策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至少在纸上是这样。罗斯福７月下旬在一次组织集会上对二百名民主党人说：“这是采取行动、进行打击的年头，而且我们已经有了棍棒。但愿我们不需要用它……”这个棍棒是什么呢？这个棍棒就是威胁要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州候选人名单，以此来打乱墨菲的计划；墨菲打算用一个由平庸的坦慕尼人士组成的候选人名单轻易地击败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的候选人而取得竞选州长的胜利。肯定地说，富兰克林搞的是一种狗占马槽的作法，纽约州民主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也不可能获得通过。但是，根据推测，这一威胁足以迫使墨菲接受一位“好的”民主党人。
时运不佳，处理不当，再加上墨菲诡计多端，这些因素使他们的计划归于失败。反墨菲的运动受到一些敌对的小派别组织的勒索，纽约州民主党的经费在关键时刻告罄，而罗斯福正面临在他的区赢得再度提名和再度当选州参议员的需要。９月，他退出了濒于垮台的纽约州民主党。威尔逊要求墨菲同意召开一次不受地方党魁控制的州代表大会，罗斯福对此感到高兴；但这位坦慕尼的领袖表示完全赞同，这却又使罗斯福感到沮丧。墨菲说，代表大会肯定不会受党魁们的控制。为了进行表白，他当即放弃他提名的候选人、平庸的迪克斯州长，这就为别的提名大开方便之门。反墨菲的各派又惊又喜，因而放松了警惕，墨菲做了一些工作，促使大会选中了一个他认为可以与之共事的人，坦慕尼总部的威廉苏尔泽（“平凡的比尔”）。反叛者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表示赞同。
到了这时，罗斯福正为自己再度当选参议员而奋斗。正当他卧病在床、豪在选区内到处奔忙的时候，全国的竞选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达到了喧闹和骚动的高潮。伍德罗·威尔逊宣称：“我在战斗。我不是为已经取得成功的人战斗，而是为将要取得成功的人——正在努力敲开那扇紧闭的机会之门的人——战斗。”西奥多·罗斯福大声疾呼：“我们主张自由，但我们主张的是给被压迫者以自由。……”一个反对第三届任期的狂热分子在西奥多将要离家外出发表讲演时开枪击中他的胸部。他向全国又显示了旧时的特德·罗斯福的那种英勇精神。他说：“我拼死也要发表这次讲演”，而他确实发表了这次讲演。塔夫脱和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在这两个主要竞选人物左右搜寻选票。１１月５日星期二，选民们做出了裁决：威尔逊６，２９３，０１９票，罗斯福４，１１９，５０７票，塔夫脱３，４８４，９５６票，德布斯９０１，８７３票。
威尔逊政府完全有理由给参议员罗斯福一官半职。１月间，他应约和总统会面讨论任免权问题。在这次会面时，罗斯福可能已向总统表示想去华盛顿的愿望。在威尔逊宣誓就职前不久，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威廉·吉布斯·麦卡杜曾试探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是否有意在他的部门任职。但罗斯福却另有他图。在总统就职日那天早晨，他偶然遇到新任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这位编辑出身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喜欢罗斯福的进步主义色彩、跟坦慕尼作对的名声以及他那奔放的热情；而且，由于罗斯福和丹尼尔斯来自不同的地区，因此可以使海军部取得地理上的平衡。罗斯福祝贺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丹尼尔斯问道：“你到华盛顿来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怎么样？”
罗斯福满脸笑容。“问我是否愿意？我太愿意啦。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丹尼尔斯是一位办理国会手续的老手，他和参议员奥戈尔曼一起解决了任命问题。这位参议员表示同意，但缺乏热情。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丹尼尔斯还征求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伊来休·鲁特的意见。
鲁特脸上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他问道：“你了解罗福斯家族的人，是不是？只要罗斯福家族的人骑马，他总想走在前面。”
第三章供职时期的罗斯福
这位新任海军部助理部长从一开始就企图走在前面。在他就职两天以后，当丹尼尔斯离开华盛顿时，他半开玩笑地对记者们说：“今天有一位罗斯福在职。你们还记得上次有一位罗斯福担任同样的职务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无缘无故地提醒人们美西战争爆发前两个月西奥多·罗斯福给杜威的那几道挑起战争的命令。在以后的七年半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常常和上司意见分歧，而且很少设法掩盖他的反感。奇怪的是，丹尼尔斯心甘情愿地容忍这个鲁莽的年轻人。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很快就领悟了他的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按照传统，助理部长的职务是管理性的工作。即使在１９１３年，这项工作也很繁重，那时，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机构规模很小，而且工作效率低下；不到二十年以前，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人用于农业和林业的经费比美国政府花在这方面的钱还要多。然而，美国海军的任务既繁重庞杂，范围又很广泛。它在几十个造船厂和海军设施里雇用文职人员，并维持一支相当庞大的舰队。罗斯福是海军部的惟一的助理部长。他负责管理文职人员，处理海军军官和文职官员之间的棘手的关系问题，还要协助编造海军的预算。但是，他的兴趣很广泛。他过去一直说：“我插手每一件工作。法律并不禁止我这样做。”
据说，官僚政治并非英雄用武之地。它可以用一大堆规定、惯例和手续，用上级的势力和下属的顺从所形成的无穷尽的层层约束，来使一个人受到压抑而变得毫无生气。它本来可能使罗斯福受到压抑，因为他对管理一个庞大的机构毫无经验。但官僚政治却没有能压抑他。他始终没有从他的工作中获得像他的“特德叔叔”所获得的那种戏剧性的效果。但是，从一开始——只有一个例外——他就显示了他做政治管理工作的才能。这种能力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颇有帮助。
这个例外涉及他的上司。对于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其人，这位来自达切斯县名门望族的年轻人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才有所了解。丹尼尔斯在南北战争时期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在那些同烟草和铁路利益集团进行斗争的农民和政治家中间长大成人。他在大半生中担任一家小城镇报纸的编辑，是一个布赖恩主义分子、和平主义者、禁酒论者和农业改革的激进派。他那细长的黑领结、朴实的面孔和农民式的礼貌举止，使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精通政治艺术和政治家手腕的人。
丹尼尔斯是罗斯福在其政治生涯中遇到的惟一的一位行政上司。这个年轻人对这位长者待人接物的方式感到焦躁；他认为丹尼尔斯是他平生所遇到的“最滑稽可笑的乡下佬”，在社交界的朋友们面前模仿这位部长的言行来取乐，而且给他写了一些极不得体的备忘录。只是由于丹尼尔斯的宽宏大量和他对罗斯福的喜爱——如这位长者所说的“一见钟情”——才把这位助理部长保留了下来。此外，丹尼尔斯承担了任何一个部的首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罗斯福就一大堆次要的问题同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打交道。但是，丹尼尔斯要和国会山那些给海军拨款的权势人物进行谈判，这都是缓慢而艰难的工作。
海军的将领们当然都喜欢罗斯福；但他们却瞧不起部长——那位特别拘谨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感到，威尔逊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任命他来做上司。这位年轻的助理部长喜欢舰船，说的是航海行话，以平等的态度待他们，而他的妻子也对他们的妻子友好相待。年轻的罗斯福对海军鸣礼炮十七响向他致敬表示赞赏，而且自己还特别设计了一面助理部长旗，要求在他在舰上时悬挂。对于这些情形，这些将领们可能暗地里发笑。但他们也钦佩他的领航才能，他能够引导高速驱逐舰通过坎波贝格岛和大陆之间狭窄的海峡。
然而，罗斯福和海军将领们之间的主要联系已超过了个性相近的范围。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主张建设“强大的海军”的人。一位朋友在他就职后不久写信对他说：“我希望，你‘穿上军装’以后，不会像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那样，被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为这件事垮的海军部长可真不少。”但是，罗斯福立即表示他支持建设一支“强大而有作战能力的海军”。丹尼尔斯本人赞成扩大海军，可是，罗斯福的热情却超过了他的上司。
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主张，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压力来自美国海军同盟。这个组织主要是由钢铁界、海运界和金融界的大企业家控制的。罗斯福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就向美国海军同盟的全国大会发表“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演说。他说：“这不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想在海军内部主张仲裁与国际和平的人同其他的行业中一样多。但是，我们正面临一种情况——我们的国家过去曾经决定要建立一支舰队，而且战争仍然可能发生。”这篇演说的内容没有超出威尔逊的思想体系。但是，罗斯福在幕后却对美国海军同盟暗送秋波，这和国务卿布赖恩乃至丹尼尔斯本人所奉行的和平主义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为讨论美国海军同盟全国大会的计划而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是在罗斯福的办公室举行的，而且同盟请他主持会议。
罗斯福必须对付有组织的劳工，这是最大的而且可能是最难对付的一个集团。同各造船厂和补给站的几千名民工打交道经常会引起各种纠纷和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许多工人都被组织到美国劳联的各行业工会中去。劳联这个组织对于威尔逊政府以及罗斯福可能怀有的任何政治野心都至关紧要。同时，选民们要求海军节约开支，海军将领们要求劳工们遵守纪律，部里的工程师要求各造船厂提高工作效率，而国会议员们则又要求海军在雇用他们选区的选民时给以特殊优惠。
罗斯福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绕过了这些可怕的暗礁。最典型的事例是他处理因“科学的管理”而引起的问题。泰勒的“秒表”制，即给工作定时、使工作标准化并为工作排定次序的生产方法，受到了管理部门的欢迎，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然而，工会则认为这是科学的剥削方法，结果会导致减少工资和停工。罗斯福急于创造工效的最高纪录，因此对实行泰勒的“秒表”制的可能性感到很大兴趣。但他很快就注意到工人的反对态度。最后他没有推行“秒表”制。他说，一方面必须树立权威和执行纪律；但另一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查报告说：“不论是泰勒的‘秒表’制，还是任何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应该自上而下地强加给不愿接受这些方法的劳工队伍。”
罗斯福作出的一些行政决定意味着妥协。这些妥协从狭隘的管理观点来看是有缺点的。但是，他在这些年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就是，官僚、工人和水手全都是人，因此他们便有人所共有的问题和弱点。他认识到人们既需要得到承认，也需要提升和增加工资。例如，他设法使劳工代表被派到工资委员会任职。他对一批机械工人说：“我希望你们都知道，你们随时都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同商量问题。”他的劳工政策发挥了作用。在他担任助理部长的岁月结束以后，他能够略带夸张地为自己吹嘘说，在以前的七年半的时间内，海军没有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
在华盛顿，罗斯福进入了一个世界，使他的眼界远比他在海德公园、哈佛和奥尔巴尼时更加开阔。他结识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路易斯·Ｄ·布兰代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重要的外国人士如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法国大使让·朱尔·朱瑟朗；当然，还有威尔逊政府中的领导人物，其中有内政部长富兰克林·Ｋ·来恩、邮电部第一助理部长丹尼尔·Ｃ·罗珀。他和一批较为年轻的外交官也经常会面。当约瑟夫·Ｅ·戴维斯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共同协商俱乐部来提倡“进步的民主主义”的原则时，罗斯福成为它的成员之一。
他通过人——各种不同的人——继续对于政府中那些令人棘手的复杂状况有所认识。陆军部长牛顿·贝克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罗斯福这个年轻人很有希望。但是，我倒认为他这样不加选择地和人们保持广泛的交往会搞得他一事无成。”“可是，据我观察，他正是使用和人们交谈的这种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且使自己受到教育。”罗斯福有时像一块海绵，不加区别地吸收各种知识和意见。但是，某种反应性的有机体在起作用，他不仅仅是一块海绵。例如，１９１３年６月的一天夜晚，在和著名编剧、业余政客乔治·啥维上校共进晚餐后，罗斯福在日记中写道：“哈维上校才华横溢——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会改变战线，否则就发表一个结论性的声明来结束辩论。我希望能和他时常会面，但我预感到我们会发生冲突的。”
罗斯福由于忙于海军事务，因此他只是处在威尔逊政府的主要行动的边缘。这位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道：“谁也不会误解全国人民现在试图使用民主党的目的何在。”他不久就向人们表明了这一目的。在此以后的九个月中，他力促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这项法令为国家的银行和货币制度确立了新的方针；国会还通过了关税法，把税率降低到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作为关税法的附件是联邦所得税分级税率条例，这个条例有可能成为一项最激进的措施。在以后的几年内，国会还通过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法令：如防止不公平的竞争、改善海员待遇、发展职业教育、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等法令。
华盛顿弥漫着威尔逊实行改革的气氛。罗斯福支持总统的建议。诚然，这些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反映了他在奥尔巴尼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过，他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虽然他确实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他在任州参议员期间，有一次曾在纽约州的特罗伊举行的“人民论坛”座谈会上，勇敢地提出他认为政治学的新概念应该是“合作”，这种合作从“竞争停止之时”开始。合作是“为集体的自由，不是为个人的自由而斗争，……我们所指的自由的含义是幸福和繁荣……”从表面上看，他的论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二者的折衷。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论点是信口雌黄。他的论点惟一可取之处在语义学方面：他向听众保证，合作这个词从政治角度看比下列名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如“集体利益”（它的社会主义味道太浓），“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它具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调节”（它又可能吓坏了那些“老顽固”）。显然，他觉得他应该想出一种政治哲学，但他的注意力却并不在此。
然而，管理海军事务毕竟不必要用一套政治哲学。结果表明，罗斯福处理政府事务所采取的实用主义、非教条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华盛顿如他在奥尔巴尼时一样实行了一种“进步的”政策。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海军部处理垄断问题的情况。罗斯福和丹尼尔斯必须同那些为争夺装甲钢板的营造权作出相同投标的钢铁制造商，必须同那些垄断优质煤的矿场主以及索取高额佣金的经纪人及投标集团进行斗争。丹尼尔斯是从仇视托拉斯的农民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而罗斯福的立场则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吏，他企图尽量利用他的经费来购买尽可能多的舰只。两个人的动机不同，但在对待托拉斯的问题上却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对于威尔逊本人，罗斯福只是偶尔和他有所接触，但关系十分融洽。这位助理部长能够密切地观察威尔逊如何巧妙地对付国会。好多年后，他还记得总统有一次曾对他说：“在一个世代中，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将一个民族的思想境界提高到物质生活之上。这就是保守的政府为什么能在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执政的原因。”
第三章坦慕尼再度获胜(1)
罗斯福到达华盛顿后不久，给他以前的一位选民写信说：“请你尽管放心，我和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与公共事务并未一刀两断。”他在海军部的工作使他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极好的政治教育。海军本身仅在纽约州就雇用了几千名劳工。他在波基普西的朋友约翰·麦克后来说，罗斯福在海军部工作的那些年对麦克写信推荐的每名求职者都很“关照”。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中有许多人都是这位助理部长由于政治原因而任用的。在华盛顿，罗斯福也能和邮政部长艾伯特·Ｓ·伯利森、财政部长麦卡杜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首脑们保持联系。这些人在纽约州都还控制着几百个联邦的职位。
此外，罗斯福在海军事务方面担负政治管理工作使他能在国家的关键性场合露面，并和人们进行接触。这些活动对他都非常有用。他多次视察海军的各造船厂，每次都谈到要扩大设备和改善海军人员——包括应征入伍、现正服役和担任文职的人员——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改善住房以及稳定就业等等。他视察时讲究排场：礼炮轰鸣向他致敬，海军陆战队列队欢迎，军乐队奏进行曲。记者们大事渲染他向地方的利益和公民的自尊心所作的呼吁。多年以后，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家们仍然记得他使得新奥尔良的海军造船厂重新开工的事。
路易斯·豪在所有这些政治活动中都坚持不懈地协助罗斯福。豪的正式名义是罗斯福的助手。他在采购、签订合同、基本建设、劳工关系等方面不断地工作，并为这些问题花了大量时间。实际上，他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这种工作对于一个把他上司的成就看成是他本人的生活目标的人来说是非常相宜的。豪日复一日地把政治斗争的攻守策略的微妙之处指点给罗斯福听。关于他的劝告，一个典型的例子涉及一个名叫弗兰克·库珀的求职者写来的一封信，罗斯福批示予以答复。豪劝告不要复信。“克卢特（库珀的竞争者）的任命已由参议院批准。如果你写信给库珀表示遗憾，那么，将来如果库珀有求于克卢特，或者他要求你做的事而你没有做到，他一定会首先把你的信拿给克卢特看。”豪对于妨碍罗斯福的事业的那些政治家本能地怀有敌意。他的这个特性往往经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也为他树立了许多敌人。
豪对罗斯福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情况要求采取观望政策时可以约束他的年轻上司的急躁情绪。不幸的是，当罗斯福决定竞选美国参议员时，豪不在他的身边，无法提出意见。这个决定导致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真正的竞选失败和坦慕尼的一次巨大的胜利。罗斯福在把他的决定告诉豪的时候，几乎带着抱歉的口吻。他说：“我还没有失去理智。”
罗斯福也许已经丧失了政治判断力。他企图争取被民主党提名为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这一过程却表明了他仓促应战，情报失误，而且时运不佳。
１９１３年纽约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州长“平凡的比尔”苏尔泽——墨菲在１９１２年击败罗斯福和纽约州民主党的工具——甚至在就职前已把坦慕尼作为攻击目标。从州政府大厦——“平凡的比尔”把它改称为“人民大厦”——连续不断地发出了对头子们的大量谴责。墨菲狠狠地给予反击。坦慕尼开始对苏尔泽进行弹劾，指责他滥用了选举经费。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苏尔泽受到裁决，被撤了职。副州长马丁·Ｈ·格林原是奥尔巴尼的一名接近墨菲的政客，这时继任了州长。民主党陷于分裂，在１１月的州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
罗斯福感到这是天赐良机，可以给墨菲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了。在选举中，坦慕尼失去了对纽约市的控制和大部分任免权；全国总部对此十分厌恶；如果“老虎”失去了对州政府的控制，它就有可能饿死。罗斯福本人受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旧时的纽约州民主党集团的压力，他们要他在第二年竞选州长。
一切都取决于威尔逊总统。一旦有了政府的后盾并拥有任免权，罗斯福就能够在州的各项事务中占统治地位。如果没有威尔逊的许可，罗斯福作为政府的一员根本不能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好几个月过去了，但威尔逊却没有给他信号。恰恰相反，总统继续把一些任免权分配给坦慕尼分子和独立的民主党人。１９１４年３月，罗斯福要求威尔逊抽出“五分钟”的时间召见他，以便弄清楚他在坦率地评述纽约的政治活动时可以谈到什么深度。威尔逊作了书面答复：“我的意见是，如果政府成员对他们那几个州的政治活动尽可能多地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尽可能少地发表意见，那就再好也不过了。”总统又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纽约的“情况还不明朗”。
罗斯福企图使情况明朗起来。由于不能公开采取行动，他在短时间内对纽约进步党表示好感。显而易见，他希望既被民主党、又被进步党提名为州长候选人。当然，如果进步党提名他的堂叔西奥多的话，则当另作他论。富兰克林说：“我不会和他竞选。你们都知道血是浓于水的。”但是，西奥多堂叔自己既未参加竞选，也没有帮忙把进步党的支持转给富兰克林。因此，富兰克林加倍努力，通过运用任免权来加强反坦慕尼的民主党人的力量。在这个方面，他得到了麦卡杜的协助。麦卡杜在建立独立的民主党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共同设法给反坦慕尼的人搞到几项任命。而且谣传不久还要作出一些任命。
坦慕尼被刺中了痛处，迅速地采取了报复行动。众议院重要的拨款委员会主席警告威尔逊说，他和其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们决不会听任那些自称总统指定的发言人对他们进行诽谤而不采取行动。纽约州的民主党主席说该州北部地区的党由于任免权问题已经变得道德败坏，因此他感到民主党连一个国会议员也未必能够选得出来。
威尔逊看到了危险信号。他针对坦慕尼发表了一项和解的声明。罗斯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屡次正式声明拒绝当候选人，７月２３日却发表一项声明，听起来像煞有介事似的。
威尔逊的策略是很审慎的，而罗斯福的策略则很笨拙。总统喜欢这位年轻的助理部长，但他了解还有比罗斯福企图整治纽约州的努力更加重要的问题处在危险之中。为了使他的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他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党。几个坦慕尼的代表由于资历关系担任了几个关键性的委员会的主席。任免权非常重要；参议员奥戈尔曼只是在威尔逊任命了一个他认为合意的人担任纽约市的海关税务司后，才投票赞成联邦储备银行法。此外，总统必须时刻记住他自己在１９１６年重选的前景。如果民主党变得四分五裂，他在关键的纽约州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化为乌有。
罗斯福遭到了挫败。然而，他在放弃了竞选州长的念头以后三个星期，又突然宣布他是参议员候选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罗斯福虽然忸怩作态，但在１９１３年下半年和１９１４年初仍然急于在全州范围内竞选纽约州的一个重要职位。这一部分是由于“特德叔叔”的榜样，因为“特德叔叔”担任海军助理部长两年后就入主奥尔巴尼政府大厦。同时这也部分由于富兰克林认为，当人们对他在反希恩斗争中的表现记忆犹新，或共和党人与公麋分子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他必须在纽约州的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就。此外也可能是由于他害怕，如果他在政治舞台上长期不能崭露头角，纽约的民主党政治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将占据舞台中心。可以肯定，即使在他放弃竞选州长的念头时，他也在考虑参议员的位置。他在７月１９日写信给他即将分娩的妻子说：“我可能在民主党和进步党的预选中宣布我是参议员候选人。感谢上帝，州长一职我已不再考虑了。……我真想进入参议院，以便每隔三四年我就可以真正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夏天了！”
罗斯福竞选参议员，没有征得威尔逊的同意。他的策略像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是要迅速地进入这场竞赛，因为“这必然会将查尔斯·Ｆ·墨菲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候选人置于反对我的地位。我想把提供证据这种负担推给别的律师”。同时，如果他是第一个参加这场竞赛的，他就可以要求纽约州的那些著名的领袖们给予支持，而不致使他们为难。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以后，他和争取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的反坦慕尼协会的约翰·Ａ·亨尼西进行了合作。
暂时看来，罗斯福可能没有对手。或者说，要是有的话，那将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两种前景使罗斯福感到高兴。他认为他能击败这个臭名昭著的报刊出版商，“尽管他有金钱，又有报纸。”但是，罗斯福并未设法把墨菲的人排挤到这场竞争之外。恰恰相反，正如豪本人所承认的，罗斯福对坦慕尼头子的谴责非常尖锐，这“将迫使他们提出一个人来反对他”。
罗斯福对于墨菲的智谋又一次估计不足。不久，消息传来，说坦慕尼将支持驻德大使詹姆斯·杰拉尔德争取被提名为候选人。杰拉尔德为人诚实正直，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坦慕尼成员。他是威尔逊的党羽，此时正在帮助由于欧战爆发而流落当地的美国人，因此享有盛誉。罗斯福有好几天都不相信杰拉尔德会接受墨菲投出的这个骗他上钩的诱饵。豪获得秘密情报，据称杰拉尔德“毫无可能”参加竞选。罗斯福和豪都不知道杰拉尔德曾打电报给威尔逊和布赖恩请求批准他接受提名而总统又未加反对的事。
杰拉尔德宣布参加竞选——但是却从遥远的地方参加竞选。他说由于职责关系，他不可能回国参加竞选活动。他知道他可以把竞选事宜托给墨菲。罗斯福问杰拉尔德，如果他当选参议员，是否会受墨菲的控制。这位大使没有作出回答。但这位助理部长却说一个离开自己战斗岗位的人不适宜做参议员。不过，他对他自己在战火已在欧洲燃起时离开海军岗位的事却只字未提。
第三章坦慕尼再度获胜(2)
尽管罗斯福遭到了这一打击，而且结局也不乐观，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竞选活动。他在纽约州北部巡回讲演，一再攻击墨菲，并且要求杰拉尔德不要离开现职。他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工会朋友征得劳工方面的赞助，组织人员在工厂门前散发几万份赞同书；不幸的是有一些赞同书上没有工会的标记。在豪的指导下，他向几十位报纸编辑发出热情友好的信，同时准备刊登广告。但是，他很少有机会向大批的听众发表演说。１９１４年９月，在战争头几次的重大战役期间举行的预选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位编辑写道：“他的态度从容而且谦逊。他有学生的举止和姿态。他的面容显得年轻，神气像个学者，说话时轻声细语，看不出他的朋友们所说的有时他会露出的那种固执态度。……他的某些发言是用一位竞选老手的技巧，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但是这位编辑——一位共和党人——留下的印象并不过分深刻。他说，罗斯福在他的演讲中对“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完全没有阐明他自己的立场。他还指出，和即将退休的参议员伊莱休·鲁特相比，罗斯福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显得十分逊色。
豪留在总部正在为任命问题进行战斗。他希望最后一分钟对职位安排的操纵，把朋友们牢牢拴柱，同时从那些愿意参加投票的民主党小派别中争取不顺从分子。罗斯福要求由他任命的约翰·Ｂ·贾德森支持他。贾德森直言不讳而又和颜悦色地回答，他不能给予支持。对此，豪的态度是冷酷无情的。他认为，“像这样的情况，采取突然而迅速的报复行动极端必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必须使贾德森的朋友失去任命，而把职位给予他的“死敌”；可以诱使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人和贾德森决裂，条件是给前者一些任免权；同时反贾德森的报纸也必须加以利用。罗斯福同意必须给叛离者以惩罚。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预选日，杰拉尔德虽未亲自参加，却以２１０，７６５票对７６，８８８票击败了罗斯福，另一位候选人获得了２３，９７７票。墨菲的候选人格林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亨尼西。罗斯福甚感自慰的是，他在纽约州六十一个县中的三分之二的县获胜，其中包括他大获全胜的达切斯县，但是在大部分的县中民主党人数稀少。坦慕尼甚至在纽约州北部也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那里，杰拉尔德所获的票数超过了二与一之比。总而言之，对于罗斯福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罗斯福立即打电报给杰拉尔德，表示祝贺。罗斯福在电报中又说，如果这位大使宣布他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墨菲的领导，他将为大使竞选。杰拉尔德圆滑地答复，如果当选，他当然将代表全党和全体人民，而不代表派别和个人。于是，罗斯福为他作了几次演讲。但在１１月的选举中，杰拉尔德和格林都败于他们的共和党对手。罗斯福说：“我感到遗憾……但并不完全出乎意外。”
罗斯福对于他自己在预选中的失败本来也不可能感到意外。作为州参议员，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曾在辩论中说过，在预选中实行直接提名不会破坏党的组织。他和那些热烈支持预选的人们看法不同。那些人认为预选可以整治民主政治的弊端。但他预言投票的人将寥寥无几，派别组织将动员它们自己的人去投票。然而，他赞成直接提名，因为这种作法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候选人更大的兴趣。他自己在１９１４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他的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他的失败一度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但是，失败却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教育过程。他发现要击败一个强大的州的领导核心，单靠联邦任免权是不够的；他体验了在全州范围参加竞选的问题，知道需要少使用嗓子和节省精力。他还学会了怎样接受失败。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对于坦慕尼拥有的权力又接受了一次严厉的教训。他可以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击败这个组织，但在全州却不可能。如果民主党不团结起来，那么，在１１月的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就极小。尽管这个核心小集团和独立的民主党人互相仇视，但彼此却又需要对方。再说，他们之间的是非之争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模糊不清的。坦慕尼的头子是墨菲，然而，这个协会的成员中也有像杰拉尔德这样的正直人士和像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这样的进步分子。
罗斯福接受了教训。他再也不用骑士般的猛打猛冲的方法来攻击坦慕尼了。
这位助理部长政治上遭受的的挫折很快就被国家舞台上的划时代事件所淹没。当美国人对于一位大公在遥远的波斯尼亚遭到暗杀的事件几乎将要忘记的时候，欧洲的火药桶突然发生了爆炸。１９１４年８月１日，德意志向俄国宣战。罗斯福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途中获悉这个消息。当时他是去主持“缅因号”主力舰将一只锚献给雷丁作为纪念的典礼。他在火车上写信给妻子说：“全面的冲突已无法避免。这将是世界上一次最大的战争。”
罗斯福心理上对这一冲突早已有所准备。其实，他曾组织一两次实战演习。１９１３年在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恐慌期间，他制定了一个关于假想战的计划，而且命令驻在新港的潜艇鱼雷纵队实行了一次紧急动员。当美国军队１９１４年初占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时，罗斯福曾说过：“我不希望爆发战争”，但他认为美国应当“现在……就到那里去，收拾墨西哥混乱的政局”。在他就职以来的几个月中，在海军的战备工作方面，他的作为远远超过了丹尼尔斯。
这时战争已经爆发，他感到忍无可忍。罗斯福到达华盛顿后，径直前往海军部。“在那里，不出我之所料，我发现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似乎对历史上最可怕的戏剧即将开场这一事实毫不在意。”他在几天后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他正在做真正的工作，而丹尼尔斯却“被这一切搞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非常亲切，但非常悲伤”。他说，丹尼尔斯和布赖恩对欧洲大战的含义的认识程度，就像四岁的埃莉奥特“对高等数学的认识程度一样”。
这番话预示了罗斯福在未来的“保持中立”的几个月中所起的作用。他支持海军将领，极力要求加速扩大海军，劝说威尔逊设立国防委员会，公开主张实行全面的军训。他的热情促使他采取了可疑的立场：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亨利·洛奇以及其他一些批评威尔逊政策的人保持联系，甚至向共和党人提供海军秘密情报。共和党便利用这些情报攻击丹尼尔斯，指责海军对战争毫无准备。
如果说罗斯福的热情已经发展到不服从上级的地步，他的这种态度部分地也是由于他对将来的困难有比较现实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他认识到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和他在金融界的一些朋友的看法不同，认为一个决心打仗的国家不会因为财力不足而缩短战争。他十分理解世界大战对于海军战略的含义所在。他和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长期保持通信。这位海军上将告诫他不要把海军舰队分散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他知道一旦战争开始，无论在人力或物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后备力量。为了处理重整军备中那些棘手的、令人厌倦的琐事，他一周又一周地辛勤工作。
１９１６年秋，罗斯福对他的上级说：“我们必须参战。”丹尼尔斯不需要问究竟参加哪一边。罗斯福一开始就倾向于协约国。在获悉德国已经入侵法国时，他写道：“为了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希望英国参战，同法国和俄国一起用武力迫使柏林实现和平！”他对比利时进行的“光荣的抵抗”感到欢欣鼓舞。威尔逊曾经求美国人不但在行动中而且在思想上都要保持中立。然而，在１９１５年初罗斯福伤心地对妻子说：“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些非常不合乎中立的事才能顺利得到通过！”
罗斯福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立场，本来可能使他陷入易受攻击的境地，但事态的发展给他解了围。１９１５年５月“卢西坦尼亚号”被击沉后，国务卿布赖恩辞职。他不赞同威尔逊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他担心抗议可能必需用战争来实现。一年以后，战备活动全面展开。这年通过的海军拨款法案本来可使美国最终会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１９１６年的大选中，政府加强了团结。罗斯福抛开了个人过去的一切怀疑，针对共和党关于威尔逊和丹尼尔斯备战不力的指责，热情地为他们辩护。他在普罗维登斯发展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总统的对手们利用了错误的引语和错误的转述——甚至可以说是谎言，我用‘谎言’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罗斯福式’的好字眼。”
西奥多·罗斯福目睹威尔逊对德国采取“逆来顺受”的政策感到怒不可遏，１９１６年６月抛弃了进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共和党的队伍重又团结起来。随着选举的日益临近，他们觉得有把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第一次的选举结果报告证实了这一预测。和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睡觉时满以为休斯已经获胜。但是，第二天来自西部的选举结果截然不同。罗斯福在给妻子的信中激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天。”最后的选举结果报告表明，威尔逊获得９，１２９，６０６张选民票，休斯获得８，５３８，２３１张选民票，而选举团的票数差额为２７７比２５４。
这位海军部助理部长感到欣喜而且如释重负，几天后开玩笑说：“据传我的一位著名的堂叔现在正忙于修订他那本最著名的历史著作《西部的胜利》。”
第三章战争领袖
１９１７年１月９日，德皇在西里西亚的一座城堡里忐忑不安地主持了一次关系重大的皇家委员会会议。前一年，战事的发展变得对德国及其盟国不利：协约国的战线由于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在凡尔登向后收缩，但是阵地仍然守住；在日德兰半岛海战以后，德国海军不敢再冒一次风险和英国人正面作战；协约国的封锁正在削弱德国的经济力量。军事首脑争辩说，只有一条出路：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两年多以来，外交家们一直成功地抵制了这种极端的政策。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促使美国参战。在这次会议上，军方的主张取胜了。不久，在２月１日，向各潜艇艇长迅速发出指令，要求开始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
１９１７年２月初，电台广播德国的这一通告时，罗斯福正在圣多明各。丹尼尔斯立即召他回国。在嗣后几周焦虑不安的气氛中，这个国家正犹豫不决地走向战争。罗斯福力促采取行动。３月初，他请求威尔逊批准舰队作好应战准备。罗斯福后来回忆，总统当时曾说：“不行……我不希望美国通过战备方式做出任何军事行动。这将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在日后作结论时……说美国对德奥匈三个盟国采取了不友好的行动。”但是不久，有关美国船舶遭到鱼雷袭击的报告接连传来。内阁团结一致，建议总统要求国会宣战。
４月，一个阴雨的夜晚，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倾听了威尔逊发表的他那雄辩而又庄严的宣战演说。埃莉诺回家时，“由于感到即将来临的重大变化而产生的迷茫还没有完全摆脱”。她的丈夫则对报界说：这篇演说“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公民来说，不论他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如何，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都是一种鼓舞”。
大局已定。罗斯福精力充沛、镇定自若地投入有关战争的行政管理工作。他有大量工作要做——大规模地征募新兵和采购物资，加速海军建设工作，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制定海军作战计划，同商船队进行合作，和英法两国就舰艇的调度进行细致的安排，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他需要大规模地处理重要的工作，这使他感到振奋。他喜欢迅速采取行动，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明智的。埃默里·Ｓ·兰德对他关于舰艇设计的建议作出了评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不断进行试验，有时会发生错误，但总会成功，而且确有一些好主意。”这个评语道出了他的一般活动的特点。
战争动员没有使罗斯福此后不再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行政问题。１９１６年末，罗斯福向丹尼尔·古根海姆采购黄铜时企图对价格打折扣。他告诫古根海姆说，削价将会向公众表明商人并不只是为了牟取私利才对战备发生兴趣。在战争时期发生工资纠纷时，他和工会领袖们当面举行谈判。合同很有效率地得到批准，但并不总是严格遵照非政治性的基础。
在威尔逊发出战争动员令以前的那几周气氛十分紧张，使人屏息以待。在此期间，罗斯福企图施展的一次政治花招本可以使一个历史性的插曲不一定发生。罗斯福希望给通过潜艇出没的水域的商船配备海军火炮时却发现不能把火炮售给私人船主。但他决定根据一项旧的法令，他可以将火炮租借出去。他通过丹尼尔斯向威尔逊报告了这个情况，但总统不愿利用这个漏洞。相反地，他要求国会授予必要的权力，结果这个提案由于被威尔逊所称的“一小撮刚愎自用的人”使用冗长的演说阻挠议程而被否决了。后来，威尔逊未经国会授权，便下令给商船装配火炮，罗斯福必然以异常满意的心情注视这一情况。１９４０年在准备采取租借法案的措施时他是不会忘记这个事件的。
为了使他的一些建议得到批准，罗斯福要使用他所能施展的各种政治手腕。其中一条建议是，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布雷设障，以阻绊德国潜艇进入大西洋。但所需的费用令人吃惊而技术困难使人生畏，因此罗斯福遭到英国海军部和当时在伦敦的威廉·Ｓ·西姆斯海军上将的反对。然而，由于发明了一种电动天线点火装置，而美国海军部又派遣了一名高级将领亲自设法使计划能获伦敦的海军部门的通过，再加上罗斯福不断地施加压力，终于打破了僵局。事实最后证明这一计划完全合乎实际需要，不过，因为开始得太晚，所以在反潜艇战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在战争到来以前的几个月里，罗斯福对丹尼尔斯的审慎作风的不耐烦情绪达到了新的高潮。１９１６年１１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做事慢得难以形容。”然而，这位助理部长一点也不支持由海军同盟带头发起的一个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要使罗斯福在威尔逊连任总统期间担任海军部长。他说，他不喜欢一个下属总是想方设法要取代他的上级；但他也知道，丹尼尔斯在私交和政治方面都和威尔逊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战争开始以后，他和丹尼尔斯之间的冲突多半都是围绕着方法问题而不只是目的问题。罗斯福私下仍然尖锐地指摘他的上司。有一段时间，他帮助美国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起草了一系列批评海军管理工作的意见书。这份材料由丘吉尔面交给威尔逊。罗斯福认为要做成一件事情，其办法就是抄起一把剪刀，狠狠地剪断红带子。他并不完全理解许多红带子只是一系列复杂的批准与协商手续。而丹尼尔斯跟一大批决策人物打交道，必须办完这些手续以后才能采取有效行动。
“我正想忘掉还有政治这件事。”这是罗斯福在１９１８年初说的话。可是他却无法忘记。朋友们一直敦促他竞选州长。更重要的是，坦慕尼作出愿意和解的姿态。
这一惊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罗斯福本人对坦慕尼的态度有所变化。他没有忘记１９１４年和那以前几年中的种种教训。他不声不响地采取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１９１５年，他运用任免权给几名坦慕尼派国会议员以好处，他们一年前曾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１９１６年，由于从威尔逊那里得到了暗示，他在州一级和全国性的选举中都奉行了党内协调一致的政策。他对史密斯、瓦格纳以及其他思想进步的坦慕尼成员表示了极大的热忱。１９１７年７月４日，罗斯福应坦慕尼之邀在威格沃姆担任主要讲演人，并和他的宿敌墨菲合影。此时，双方的和解已经告成。到了１９１８年春，他接到报告说，至少有十二名纽约市的领袖人物支持他，甚至还可能有墨菲本人。实际上，坦慕尼并不是突然变得喜欢罗斯福了，但看出他是一个可以赢得纽约州北部地区选票的人。
罗斯福本来很可能会获得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但在１９１８年６月，他果断地表示他不想参加竞选。
他把精神贯注在其他方面。他敏锐地认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中缺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成千上万的人都穿着军装的时候，他却没有。他甚至没有被派到海外去。特德叔叔本人迫切希望能去法国作战。他极力主张罗斯福也参加战争。但丹尼尔斯不让他离开。退而求其次，哪怕以平民身分到靠近战场的地方去一下也好。他终于劝使部长派他去完成一项公差，即视察海军基地并和协约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罗斯福怀着冒险的迫切心情，于１９１８年７月初乘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而又令人满意的旅程。罗斯福乘坐的驱逐舰在大西洋上曲折航行。他们只受了几场虚惊，但就连这些虚惊也给以后的故事提供了基础。在英国，和他会晤并进行交谈的有劳合·乔治（罗斯福后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惊人的活力”）、鲍尔弗勋爵、温斯顿·丘吉尔（当时他们都没有难对方以深刻的印象）、克莱蒙梭、奥兰多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与陆军将领。这将出差也不只是宴会酬酢，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合同、供给和人员等单调的细节问题。他试图就意大利海军的作战行动计划——或者说缺少这些计划——的问题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所造成的难以解决的纠葛寻求一个和解方案，但毫无成果。
他终于目睹了战争，这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有一次发了脾气，那是因为一位海军武官企图使他绕过战区。
罗斯福事后有好几个月都和那位可怜的人物为难。他参观了海军陆战队战斗过的战区，用敏锐的目光详细地介绍了这满目疮痍的战区的情况。他从远处眺望战斗情景。最使他兴奋的是，他遭到了一些零星炮火的袭击。
这一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但他仍然没有穿上军装。他在９月回国，决心要求丹尼尔斯给予他军官资格。但是，由于旅途劳顿，他患了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只好用担架抬上岸来。他费了几周时间才使身体复原，而时光在不断流逝。大约在１０月底前后，经过丹尼尔斯的批准，他去见威尔逊，请求委派军职。但总统对他说，现在为时已晚。他已收到了要求停战的最初信息，而且他希望战争不久将会结束。
罗斯福感到十分失望，但他企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后来给一位正准备在格罗顿学校树立一块世界大战纪念碑的校友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特别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观察了人们服兵役的情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
他却远不如一名年轻的奥地利士兵那么沮丧。那个士兵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在普鲁士的一所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痛哭流涕。他后来说，这是他从他母亲死去后第一次流泪。他并不是因为错过了战争而哭泣（他曾英勇地作战四年，遭受过毒瓦斯的袭击，也受过伤），而是因为德国遭到失败并被征服了。就在这时，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决心从事政治活动了。”
第四章为捍卫国联而战斗
战争年代对罗斯福产生的影响是使他成熟起来。漫长的工作时间、难于达成的决议、无穷无尽的会议、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以及同华盛顿和国外掌握实权的官员们进行的讨价还价，凡此种种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富于经验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吏。他在大部分时间内大刀阔斧地把工作推向前进，极力敦促他的上司和下级行动起来。对他来说，这种做法是轻而易举的——而困难却在于要有耐心先走一条曲折的道路后再采取行动。这类工作大都需要煞费苦心，而且是默默无闻的。
岁月在他身体上留下了痕迹。他的前额显出了隐约可见的皱纹；他在奥尔巴尼时期那副平滑的、几乎可以说是细嫩的面庞，此时比以前略微清瘦，皱纹也更深了。鬓发逐渐稀疏了。一双蓝眼下面开始出现黑圈——这是罗斯福家族的一个特点。但他仍然显得年轻，容貌基本不减当年。他没有发胖，身体仍很柔软。在炎热的夏季打高尔夫球一天能够获得五十四分，而且可以不费力地跳过一排椅子。耶鲁大学著名教练沃尔特·坎普说罗斯福“体形优美，像一个运动员那样肌肉发达”。坎普是罗斯福请到华盛顿来为海军制定健身计划的。
他的家庭负担也有所增加。他这时已有了五个孩子。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１９１４年８月出世，约翰·罗斯福１９１６年３月诞生。全家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华盛顿，夏天总要到坎波贝洛逗留一段时间，其间还常到海德公园去。侍候他们全家的用人不少，有时多达十名。罗斯福的薪金和投资收益加起来每年约有两万七千美元，然而，奢侈的生活开支很大，他的母亲偶尔对他有所接济。
社会活动也迫使他在另一方面作出了牺牲。他很多时间都离开了家人，当孩子们病得比较厉害，或者一个孩子在野餐时被火烧伤了，他都没有在家。由于远离家人，他的忧虑反而加深了。有一次当小儿麻痹症正在流行时，他死缠着丹尼尔斯不放，最后这位部长只好允许他派遣一艘驱逐舰到坎波贝洛，把他的孩子们从海上送回家去。像其他知名人士一样，他的私生活也成了造谣生事者攻击的对象。有个谣言不胫而走，说罗斯福另有新欢，埃莉诺提出解除婚约。造成困难的原因充其量不过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从华盛顿写信给他妻子说：“如果你认为或者主观臆断我不需要你整个夏天都住在这里，那你真是太神经质了，因为你知道我确实希望你这样做的！但是老实说，你应当在坎波贝洛连续呆六个星期。我也应当这样，只是你能够，而我不能罢了……”
罗斯福在战后初期给人们留下的形象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的行政官。这时，他的工作要求他承担众多的紧迫的“实际”任务，而不是冒险性的作战行动。主管这项任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这位助理部长肩上。他现在对于改进联邦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刻理解行政管理机构在政治方面的关联，反复敦促应使总统在编制预算方面享有更大的支配权，国会应把拨款活动交给一个综合委员会来对参众两院进行整顿，人员的晋升应当根据工作效率而不是年资，现有的政府机构应加以改组，重新分工，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应得到更多的权力。
他对于政治采取审慎态度。１９２０年２月他写信给一位支持者说：“坦率地说，如果今年共和党占优势的话，我个人则不愿在秋天过早地去作牺牲品。”但这却正是他将要做的事。
１９１９年的最初几周，罗斯福在欧洲处理海军事务。他协助清理战争的善后问题，而伍德罗·威尔逊则在巴黎试图为和平奠定基础。总统当时正处在他的事业的顶峰，他对欧洲进行访问时仿佛是一位无冕之王。一位观察家说：“从来还没有人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呼。我曾看过福煦、克莱蒙梭驱车而过，也曾见过劳合·乔治、将军们、凯旋归来的部队、旗帜，但威尔逊在车上听到的欢呼却不同，它是非人的或者说是超人的。”
威尔逊在２月中旬风雪交加的一天离开法国返美。他得意洋洋地把拟议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的一份草案带了回来。同船的有助理海军部长，他和妻子一同返回华盛顿。一天，罗斯福夫妇同威尔逊夫妇及其一行共进午餐，谈话内容多半是互相交换情况。席间，总统谈到了国际联盟。他说：“美国必须参加进去，不然就会使全世界的人伤心。因为美国是惟一能够使大家感到它是公平无私、可以完全信赖的国家。”
他们的船在波士顿停泊后，罗斯福夫妇乘车加入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一同护送总统去旅馆。估计有二十五万波士顿市民向总统高声欢呼，表示欢迎。甚至卡尔文·柯立芝州长都受到感染，“确信人民一定支持总统”。埃莉诺看到在前往华盛顿途中的每一站，群众都疯狂似地向总统热烈欢迎，因而确信群众已经“懂得他的理想”。
他们也许懂得了他的理想。但是，盟约是必须获得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一项条约的一部分。而参议院则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和威尔逊一样妄自尊大、顽固倔强，异常珍视参议院在对外关系方面享有的特权，对势力较大的民族利益集团十分过敏，而且清楚地认识到总统选举即将到来。此外，参议院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尽管威尔逊１９１８年吁请人民支持由民主党来控制国会，以利于“统一领导”，但选民们还是以微弱的多数使在野的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
罗斯福沮丧地注视着总统在参议院的政敌屡次在小冲突中击败了政府。１９１９年２月，仍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最后几周中，用冗长的演说阻挠议事，扼杀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拨款方案。因此，威尔逊由于形势所迫，在例行会议以前的几个月，召开即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就在这次短暂的会议刚要结束时，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施展了一种议会策略，向参议院提出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致三十九名共和党参议员和当选参议员的声明宣称，国际联盟盟约“按目前提议的形式”是不能接受的。７月，威尔逊在巴黎同劳合·乔治和克莱蒙梭经过几周艰难的谈判后，将条约提交参议院讨论。８月，总统表示愿意接受参议院在一项单独的决议中对条约所声明的温和的保留意见。然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却继续破坏这个条约。９月，威尔逊前往全国各地，发表了四十次热情洋溢的演说，遇到了挫折，回来时精疲力尽，病了一场。１１月，总统敦促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洛奇对条约提出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被否决，但要求无条件地批准这个条约的议案也以三十八票赞成、五十三票反对的比数而未获通过。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１９１９年初，威尔逊为成立国际联盟所作的努力受到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的热烈赞扬；到了年底，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人们作了种种解释。意大利裔美国人由于拒绝让意大利占有阜姆而感情激动，爱尔兰裔美国人由于英国控制国联大会的“六个席位”而悻悻不平，德国裔美国人则由于协约国对他们故国的处理而情绪波动。其他美国人则对欧洲及其动乱感到十分厌倦。他们被劳工纠纷、物价上涨和赤色恐慌弄得心烦意乱。国际联盟问题卷入了两党激烈斗争的漩涡之中。尤其是威尔逊在那些玩世不恭的人物已经在凡尔赛炮制了一个强权政治的条约以后，仍继续谈论理想政治。他在需要作出让步的条件已告成熟以后很久，还在继续坚持他最初提出的条文。
真相如何，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总统有些不同。这位助理部长赞同成立国际联盟，这一点自不待言。但他的演说缺乏威尔逊的那种高尚的道义热情。威尔逊谈论追求“理想”、“命运”、“远大的眼光”、美国的责任、美国的梦想；罗斯福则更讲求实际，更强调实验。１９１９年３月，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分析文件，而是先批准总的计划。”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参加，国联只能成为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国联可能不会消灭战争，但各国要求进行实验。”
罗斯福比威尔逊显得更加愿意妥协。早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９日，他就赞成一项承认门罗主义的修正案。但他认为即使不可能通过满意的修正案，对国联也应加以试验。他在这年年底告诫人们说对国联盟约提出其他的保留也是必要的。他不大相信国联会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即便美国加入国联以后，国联也不能防止这样的战争。战争结束几个月以后，他仍要求进行强制性的军事训练。
他在７月说：“我把国联盟约草案看了三遍，每看一遍，总会发现一些我不同意之处。别人也有同感。……我个人愿意就目前的文件进行一次试验。”在这段时间内，罗斯福只有一次用威尔逊的词藻、冠冕堂皇地谈论这个盟约。他在国联为促进和平而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提到了盟约，将国际联盟与英国大宪章和美国宪法相提并论。他了解他的听众需要什么。
威尔逊变得日益关注盟约和国联问题而无暇他顾，但罗斯福和他不同，在战后时期似乎关心大大小小的各项问题。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０年初，他就五花八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次演说。他还发表了二十多次讲话，描述和维护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绩。他一再地鼓吹实行和平时期普遍军训，认为这是维持一支军队的最合理的方法。他呼吁对行政和立法机关进行改组。他甚至还有时间对一个次要的但却敏感的问题采取政客的骑墙态度：他在一些保护动物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活体解剖在科学研究中很有必要，但医学界应当停止滥用。
他的有些想法简直愚蠢之至。有一次，他表示希望战后各州和联邦政府事务应和战争期间一样，“不受党派关系的影响”。他的有些演说充满了对美国作沙文主义夸耀的口吻，常常提到“优良的美国特性”、“严谨的生活”、“正直的理想”。但是，贯穿于他的许多演说中的一些思想是：民族主义（“美国特性”）胜于地方观念或地方主义；国际主义胜于民族主义；利用行政管理办法去解决问题，改进政府机构以承担更繁重的任务。
他仍然是威尔逊的拥护者。５月，在共和党保守派于参议院获胜第二天，他在对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说，“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运动从１９１６年以来一直在走向死亡，昨天它已寿终正寝。”共和党仍然是“保守和反动”的政党，是具有“极少美国特色但有沙文主义恫吓”的政党。他预言两党将重新组合，共和党自由派会加入民主党，而他自己的党内的保守派将转到反对党。他严厉指责刚刚召开的新的一届共和党代表大会，批评他们只关心给“他们所宠爱的制造商集团恢复旧时的特惠关税税率”，指责他们一心讨好凯旋的士兵却又不给多少实惠，指责他们修正所得税法以便百万富翁从中获利，同时指责他们诽谤中伤。
当地的一些编辑说，这是一篇令人振奋的演说，一篇极其出色的演说。罗斯福后来议论说，他不过是企图“重新宣传与美国本身历史一样悠久的一些基本原则”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