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学者，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自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幼年时，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读书，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年。晚年到北大任教，后又赴日本讲学。1928年，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翻译作品《论语》《大学》《中庸》等。
关键词：传奇、天赋、辩智、妙语、教学、流变、情结、尊王、偏执、立场、悲感、风采、狂傲、气节、趣闻、癖怪、妻妾、终老、评誉、声望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传奇
辜鸿铭曾概括自己的一生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语等九种语言，获得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将《中庸》等中国儒学经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传播到西方的中国学者。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西北槟榔屿的一个华侨望族，祖父在吉打政府担任要职，父亲辜紫云为英国商人布朗经营橡胶园，通闽南话、英语、马来语，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一说为葡萄牙人），会英语和葡萄牙语。辜家一直以英语和闽南话为家庭语言，这为辜鸿铭日后掌握多种语言打下了基础。
橡胶园主布朗膝下无子，便将辜鸿铭收为义子，后将他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爱丁堡大学，得到该校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成为其入室弟子。
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布朗又将他送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一年后，辜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
兆文钧记载，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到巴黎大学进修法文。布朗为他租下一位妓女公寓中的三间房屋，让他与名妓比邻而居，一来让他学习法语，二来能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就此领略了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还在此认识了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当时，瓦德西是一个卖糖果的小贩，想学习德文后回德国从军，辜鸿铭曾教他三年德文。庚子之乱后，辜鸿铭曾与瓦德西等人斡旋，参与和谈。
学者朱维铮认为，兆文钧的记载“堪称满纸荒唐言”。但辜鸿铭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和谈中确实起到了作用，《清史稿·辜汤生传》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当时北京亦有传言：“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辜鸿铭的尊王篇
在辜鸿铭之前，到西方留学的只有容闳一人，辜则是到欧洲留学的第一人。晚年，他在日本讲学时，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中国学》一文，从此他便走上了宣扬中华文化、嘲讽西学的道路。
辜鸿铭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二十年，在帮助张统筹洋务的同时，研习国学。张去世后，辜撰《中国人的牛津运动》纪念张，将张与红衣主教纽曼进行比较，扼腕叹息之余，更恐惧邪恶势力将在中国及欧洲取得胜利。1911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将此书译成德文，更名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被哥廷根大学列为哲学系师生必读书籍。
20世纪初，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中国札记》，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15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文明，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该书的德文版刊行后，在时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辜鸿铭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时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辜却坚持要售票，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票价为一元两角，听辜讲演要两元，但外国人还是趋之若鹜，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时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泰戈尔获奖。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天赋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袁世凯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的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
辜鸿铭极有语言天赋，孙中山、林语堂等皆推其英文造诣为“中国第一”。
到英国后，布朗亲自教导十岁的辜鸿铭读书。因辜已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布朗决定教他德文。他先要求辜背诵《浮士德》，他念一句，辜背一句，但并不讲解。辜很想知道书里讲什么，布朗却说：“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这本书背得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后，当辜鸿铭如小和尚念经般将《浮士德》背熟后，布朗才给他讲解。一次，布朗问辜学习《浮士德》的感想，辜回答：“我看浮士德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
讲解完《浮士德》，布朗开始教辜鸿铭学习莎士比亚戏剧，因为辜的英文已经有一定水平，所以这次是边讲边学。不到一年时间，辜便对莎氏的37部戏剧烂熟于胸了。
接下来，布朗安排辜鸿铭学习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这次由辜自学，遇有不懂再去请教他人。只读了三天，辜便哭了起来，布朗问为何。他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问辜的进度，知道他每天读三页后，便告诉他，散文每天背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辜鸿铭便陷入矛盾之中，看得多了，背不下来；看得少了，又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知道后面说什么。等到一部《法国革命史》看完，布朗才允许辜鸿铭随意取阅家中的其他书籍。
多年后，有学生请教辜鸿铭学习西文的方法时，辜回答：“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抄录了数十种书。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亦在爱丁堡大学就读，他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
辜鸿铭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他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有一名外国人请教他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一次，辜鸿铭与梁崧生打赌，说他能背出弥尔顿的《失乐园》全文。梁不信，于是辜拿出书来，交到其手中，滔滔不绝地将《失乐园》全文背诵出来，而且一字不错。凌叔华也曾亲耳聆听年过花甲的辜鸿铭背诵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凌在回忆文章中说，辜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一天，张之洞的另一位重要幕僚梁鼎芬求见张。等了许久，未见张出来，便径自向张的书房走去。走近书房，他见窗扇大开，房内有人高声说话，便透过窗户向内望去。但见张之洞正襟危坐，凝神谛听，辜鸿铭则翻检着桌上的报纸杂志，为张分析时局，纵谈天下事。张听得津津有味，居然一动不动听了三个小时；而窗外的梁亦忘记来意，驻足聆听了三个小时。
1891年，时为俄罗斯皇储的尼古拉二世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俄国舰船到汉口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登舰拜谒，辜鸿铭随同前往，充任翻译，辜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
数日后，张设宴款待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主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辜听罢，马上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的世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听到后，与张耳语一番，接过张的鼻烟递给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临行前，俄罗斯皇储将自己戴的镂有皇冠的金表赠给辜鸿铭，并握着辜的手诚挚邀请其到俄罗斯去做客。到达上海后，皇储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辜鸿铭在台湾时，一次应台湾当局之请进行讲演。他穿蓝布长衫，头戴红色瓜皮小帽，拖一条长辫。当他跨上讲台时，欢声如雷。因他用英文讲演，当局特地安排一位师范学校的外国教员作翻译，但辜讲的是四书五经，口若悬河，弄得这位教员目瞪口呆，翻译不出一句来。台下的日本人对辜佩服得五体投地。
德国作家帕凯则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的一片掌声。
辜鸿铭学贯中西，常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还不时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
许多人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得益于他的天赋，他却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还是坚持‘困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辩智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的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总要在房间朝东的位置摆上一个祭台，敬上酒馔，遥祭祖先。房东老太太见后揶揄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对方登时瞠目结舌。
学部侍郎乔某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答道：“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1893年，辜鸿铭协助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某日，铸币厂的专家请辜鸿铭吃饭，大家推举他坐首席。席间，一位外国专家问辜道：“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回答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都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曾与张之洞有过接触。时任张幕僚的辜鸿铭将其翻译的英文版《论语》送给伊藤，伊藤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罢，一时词穷。
辜鸿铭跟随张之洞多年，但张有时不听辜的进言。一次，有汪某对辜说：“你都是从是非上去分析，所以他听不进去。张为人，只知利害而不知是非，如果你想劝动他，应从利害上去讲。”此话传入张的耳朵后，张大怒，叫来辜鸿铭，问道：“是谁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如果我只知利害，那我现在有家财万贯吗？他说的利在哪？我所讲究的是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辜回答：“当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亦讲私利。”张之洞又百般辩解，坚持公利断不可不讲。最后，辜说道：“《大学》有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不是也讲公利吗？”张听罢，默然让茶。
有欧洲人问辜鸿铭：“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辜反问道：“为什么欧洲的言语那么多？”
一次，李季在课堂上问辜鸿铭道：“先生在外国留学时，当然是短发洋装，后来回国才蓄辫子，初时不感觉不方便吗？”辜马上用手指着一扇门反问道：“那张门上为什么要起凸线呢？”李一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这是文啦！你觉得门上有凸线不方便么？”辜追问道，然后拿着自己的辫子，摆了一摆，说道：“这也是文啦！”
某日，辜鸿铭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妙语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辜鸿铭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辜鸿铭认为，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还将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也没有英国人的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了讽刺银行家的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讽刺道：“二十世纪数学已经改良了，以前三三得九，现在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得九变作三三得七；等我还洋款时，三三得九则变作三三得十一。”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一针见血地讽刺道：“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就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辜鸿铭曾这样评价张之洞、端方这两任湖广总督：“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鄙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的读书人。他说：“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他更厌恶读书人的“傲”与“浮”：“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小人！”
20世纪初，辜鸿铭曾与外国友人逛上海的十里洋场。友人见沿街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妓女竟如此之多。辜解释道：“Prostitude者，Destitude也（卖淫者，穷也）。”
辜鸿铭主张纳妾，日籍夫人吉田蓉子去世后，辜又纳了年轻美貌的小脚女人碧云霞（辜为其从妓院中赎身）。他为纳妾辩护道：“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
萨摩雄次看书报甚久，辜鸿铭对他说：“你读得太多了，应该减少读书的时间，而增加一些冥想和思考。”
日本人安冈正笃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辜鸿铭，辜问了他的年龄后说道：“四十岁之前不可著书。”萨摩雄次问何故，辜回答：“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么伟大渊博的知识，在四十岁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传后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著述中有许多地方令其懊悔不已。”并举了许多例证。多年后，萨摩得知安冈因其年轻时问世的著作而受到批驳和攻击时，更感到辜所言极是。
辜鸿铭到北大任教。当梳着小辫的辜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出一片哄堂大笑。辜却平静地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学生们一片静默。
1915年9月初，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但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文章中将民主的英文单词“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Demon”意为“魔鬼”，而“crazy”则是疯狂。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教学
李季回忆，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教授他们英文的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认真备课、上课，引起全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因而强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罢课数周，最后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指辜鸿铭）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
震瀛回忆，辜鸿铭常教他们读英文版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天地玄黄）……”音调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学生们看着辜鸿铭的样子，觉得越发诙谐滑稽，故乐而忘倦。辜还常对他们说，《三字经》中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这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与卢梭的论调相同；“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白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学；“三纲五常”是伦理学；“天地人，日月星”是宇宙论、天文学……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
辜鸿铭讲课，每次总要讲“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
辜鸿铭捍卫东方文化，曾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授课，第一堂课时，他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上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
辜鸿铭曾为学生定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上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翻译。辜一次让学生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成英文，学生们听罢，个个抓耳搔腮。他还曾要求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学生们更是痛苦不堪。
辜鸿铭讲课诙谐幽默，讲到得意处，会忽然唱段小曲，或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每次去上课，辜鸿铭总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他却一点也不管，慢慢吞吞。
辜鸿铭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迭出。他将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今天教“大雅”，明天讲“小雅”，后天则是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对照原文，竟一字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都不得不为之折服。
辜鸿铭上课时经常跑题，信马由缰，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一次，辜鸿铭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北大学生总结出一条规律，绝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就报废了。
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请辜鸿铭提供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火冒三丈道：“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
李季等北大学生毕业时，纷纷穿上毕业服装。辜鸿铭见后说道：“娼妓最喜欢招摇过市，炫示自己的美丽，无论什么足以自炫的东西，她们总要表示出来给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们现在穿戴这样的衣帽，不独是堂堂乎张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辜鸿铭25岁之后才开始研习中国文化，故授课时写别字，或字缺笔少划的事常有发生。一次，他讲《晏子春秋》时，将“晏”写成“宴”。学生指出错误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好事的学生马上接口道：“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辜鸿铭听罢，一笑了之。
著名报人张友鸾记载，罗家伦是北大的“名学生”，辜鸿铭却反感他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有八回让罗家伦回答问题。罗的英文底子很差，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干脆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听了罗的回答很不满意，当堂加以训斥，话说得很重。罗颇为难堪，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辜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不再言语，但他却不知道“WPT”究竟作何解。一天，罗趁辜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忘、八、蛋！”此言一出，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计可施。此后，“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信给当时的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主任胡适，历数辜上课的种种恶行，如“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骂新诗，说不出英文诗的精神等。
一次，辜鸿铭问某学生问题，要求该生站起来回答，学生就是不起立，辜气得将他驱逐出教室。某生离开后，其余学生皆随之而去。辜怒道：“礼教果坠地无余矣！”遂辞去北大教职。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流变
在法国进修期间，辜鸿铭认识了一位对《易经》十分推崇的老教授。老教授认为《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他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根据《易经》写出来的，黑氏却将之据为己有，说是自己首创，并批评《易经》的理论一文不值。老教授以不懂中文、不能通读《易经》为生平憾事，让辜回国后一定好好研习《易经》。辜鸿铭从此对《易经》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晚年自称“汉滨读易者”和“读易老人”。
1880年，辜鸿铭学成回到马来亚，被派到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当时他西服革履，短发油光可鉴，俨然一洋派博士。两年后，他遇到维新派人物马建忠。辜自述，与马“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他马上辞职回到槟榔屿，对辜家的家长、堂兄表示，愿意留发结辫，脱下洋服，着中国传统服饰。
在遇到马建忠之前，辜鸿铭读过的唯一中国文学作品，仅为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告诉他《聊斋》只是当朝一个落第秀才的笔记小说，算不上中国杰出的文学，劝他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与马一席长谈，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限神往，开始“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
通过研读传统文化，辜鸿铭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欧美主强权，骛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
1885年，辜鸿铭在厦门开往香港的船上遇到了广州候补知府杨汝树。杨被辜的识见辩才所折服，将其举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
辜鸿铭第一次见到张之洞时，仍是着西装，辫子长得也不太像样，以至于张劈头问道：“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让他“赶紧脱掉西装，留辫子，学官话，做个像样的中国人”。
有某英国人知道辜鸿铭自小留学海外，对中国国学知之甚少，选了某经书中难懂的词句，前去考问他。辜被问得满脸通红，瞠目结舌，久久不能措一词。一时忌恨辜之人，均洋洋得意道：“我们现在已难倒辜汤生了！”受此刺激，辜鸿铭更加努力，倾力研读中国典籍。
辜鸿铭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一有机会便虚心向张府中其他同僚请教，不料却四处碰壁。这些人拒绝的理由大同小异：“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辜鸿铭无奈，只能买了本日本人翻译的英文版中国官话指南，摸索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最让他苦恼的是，他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便一筹莫展。张之洞知道后，告诉辜，并不是这些老夫子们不愿教他，而是他缺乏拜师应有的礼貌。从此，张便亲自教辜查字典，读《论语》，为他延请名师指点。
某日，张之洞大宴宾客，著名学者沈曾植也前来赴宴，张之洞为辜鸿铭介绍沈后，辜便与沈攀谈起来，他大谈西学西法，沈却一言不发。辜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何不答一言？”沈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二十年之后，又逢张之洞寿辰，沈曾植亦前来祝寿。听说沈来了，辜令人将张之洞的藏书全部搬到前厅，沈十分疑惑，问为何搬书。辜拱手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沈听罢，恳切说道：“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辜鸿铭日后曾对人说：“有人说我聪明，殊不知，我的聪明何能与沈公相比啊！在我观来，中国人中，只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
辜鸿铭曾从头到尾背诵《康熙字典》。他对《康熙字典》极为推崇，称之为“宏伟的著作”，并因此而爱屋及乌，对康熙皇帝极为推崇。
维新变法之时，许多人呼吁变法，唯辜鸿铭“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
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20年代，辜鸿铭到台湾讲学，住在辜显荣（辜振甫之父）家中。当时辜显荣为日本殖民当局做事，辜鸿铭告诫他道：“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情结（1）
辜家祖辈虽侨居海外多年，却一直谨守中国的传统，谨记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父亲每逢过年必祭祀祖先，自己拜祭祖先牌位后，让两个儿子跪下叩拜，并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1867年，年仅10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夫妇去英国时，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道：“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父亲又摸着他脑后的辫子叮嘱道：“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
在英国，辜鸿铭每天出门，街上的小孩们总在他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但辜牢记父亲的叮咛，不敢剪辫发。一次，他在饭店上厕所，被女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减掉小辫子。
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样子可笑，出言侮辱。辜并不理会，只是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见后愈发嘲笑道：“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辜听罢，用纯正娴熟的英语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布朗曾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义父的话，辜从此铭刻于心。
辜鸿铭私下对慈禧太后颇有微词，却竭尽全力在外国人面前维护慈禧的形象。慈禧被认为是庚子之变的罪魁祸首，辜却竭力为之辩护，将慈禧尊为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称她为“满洲文明之花”、“中华文明之花”，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贵的灵魂，又不失单纯童心的伟大女性的话，那就非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
一次，有个英国人当着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并且有奇妙的记忆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辜回敬道：“这只能表明你这个可怜的英国佬，不幸忽视了自己的教养。”
辜鸿铭极力对外国人宣传中国的优点。一次，他携眷回厦门小住，同船的外国老太太问他道：“辜先生，请你给我一点意见，我这次是到厦门去养病的，你说，这地方是不是适宜的？”辜马上回答：“适宜之至。当初我到厦门时，也是养病，那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一步路也不能走，随地尿痕屎迹，苍蝇飞舞，我就不得不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直到病好了才离开厦门。”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地问道：“辜先生，你在厦门住了多久？”辜竟答道：“我是在厦门出生的。”
辜鸿铭认为，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欧洲的宗教战争，中国的儒释道，各有各的自由，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中国也没有阶级争端，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中国没有永久的强制征兵，也没有警察；中国人行动自由，不像国外居留要有证件，来往要有护照；中国只有土地税而没有人头税，所以无产者容易存活，不会经常爆发革命。
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起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进行驳斥。美国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情结（2）
辜鸿铭任张之洞幕僚时，某外国顾问起草文件，问辜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到书架上搬下一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自己查去！”
张之洞进京时，端方代理总督一职。时恰逢慈禧寿辰，举国同庆，端方以纺纱厂作为庆祝地点，并在厂里准备一间房屋作为总督休息之所。端方至时，休息室内有两名外国人，端方媚外，对辜鸿铭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你来翻译。”辜应了，进去却对两名外国人说：“这是我们总督预备的房间，请你们赶紧出去。”两人慌忙走出。端方见二人狼狈而出，莫名其妙。辜此举之意，是为中国存国体。他认为，这来历不明的两个外国人最多也就是寻常商人，我大清国堂堂总督，不应轻易与之交谈。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抽烟时发现火柴已经用完。他认出前面坐的的是位苏格兰人，就用一尺多长的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平静地说：“点着它！”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知辜是何人，赶紧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的烟锅。
辜鸿铭曾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位美国女人坐在辜鸿铭旁边，她看着这个奇怪的中国老头，一时找不到话题。上汤时，她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辜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有礼貌地点头微笑。美国女人以为辜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理他。酒过三巡，辜起身，用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致辞，举座赞叹不已。辜讲完坐下，学着那位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北大的洋教授历来极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来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一位拖着一根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便问坐在旁边的另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另一位洋教授悄声回答：“辜教授。”英国教授从未听说过，于是好奇地打量着辜，忍俊不禁。辜也不介意，慢吞吞地用英语请教英国教授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文教授答道：“是教文学的。”辜听罢，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英国教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洋相尽出。辜低下头，眼光从墨晶眼镜上边看着他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大窘。
王昆仑回忆，一天有两个外国女教师走在辜鸿铭后面，她们看见辜穿长袍，留长辫，戴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楼口的台阶时，辜回头用英语对两位女教师说：“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说了一大串拉丁语，两位女教师很是窘迫。
辜鸿铭在西方名气极大，几乎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想拜访辜鸿铭，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代为说情，但几天未见回音。毛姆忙去问所托之人，那人回答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的影子。毛姆一听，心知此人坏事，忙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送去，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这才答应与他见面。见面后，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甚为尴尬，无言以对。
此次会面，毛姆被辜极尽讽刺嘲弄了一通。临走时，辜送给他两首诗，后来毛姆请人翻译，才知道是两首赠给妓女的诗。毛姆哭笑不得。
辜鸿铭虽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晤谈，一般不杂以英语或其他外语，以示不数典忘祖。
王森然曾在真光剧院与辜鸿铭同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辜向来对中国戏剧没有兴趣，对各名伶亦不屑一顾，唯独对梅推崇备至，频频对同座诸人说梅身段之佳妙，声韵之婉转，欧美各国戏剧，万万不能达到如此地步。
辜鸿铭家中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周君亮说：“与其说他（辜鸿铭）具有‘民族的自尊感’，毋宁说他具有‘民族的骄傲’，或假借佛经的名词称之为‘民族的我慢’，似更为恰当。”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尊王
辜鸿铭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不排满”。因当时曾兵权在握，门下人才济济，如果有反满之心，天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而天下决裂，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会重蹈五胡乱华之祸。他借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言道：“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1917年，辜鸿铭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复辟失败后，辜回到北大继续教授英文，激进的北大师生送给他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此，校长蔡元培特地为之辩护道：“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在北大的一次教员会议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
辜鸿铭对蔡元培很是敬重。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积极挽留。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回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民国成立后，已到晚年的辜鸿铭受到溥仪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平日孤傲的辜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偏执
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温源宁说辜鸿铭：“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尊敬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周君亮在《追忆怪才辜鸿铭》中写道：“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
辜鸿铭有一个同样留着辫子的车夫，拉着他走街串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辜鸿铭家的仆人叫刘二，跟随辜几十年。高拜石记载：“一走进椿树胡同，在他大门‘啄’‘啄’两声，便会有一个老头从侧门蹩了出来，红丝结顶的小帽，花白胡子，蓝布大褂，双梁鞋，脑后垂着索子的短辫。没有见过辜氏本人的，每以为他便是学贯中西的辜汤生，不等你打招呼，他会很礼貌地‘哦’一声，‘您是找家大人的？’辜氏也知道会叫人误会的，所以常对友人说：‘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穿着打扮差不多，所不同者我有齐人之好，刘二则是皮硝李的把子。’皮硝李即李莲英，这是说刘二打一辈子光棍，而他除太太淑姑之外，还有日本籍的如夫人蓉子也。”
一次，辜鸿铭谈到自己为什么要保留辫子时说：“我认为，中国的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剪与不剪，原本没有多大关系。你们以为剪了辫子换了衣服就能救中国了吗？”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曾三次向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投稿，大肆鼓吹纳妾。美国主编劝他别再写了，他大骂道：“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又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辜鸿铭曾解释主张纳妾的理由：一、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而女子四五十岁便不再有生育功能；二、各种冒险的事情都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亡率高，这样必然女多男少；三、从全世界的统计来看，生一百个男孩子，就会生一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世界上一定会有怨女。而且，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孙中山，都主张增加人口，所以要多纳妾。另外，辜鸿铭还从生理上分析一妻多夫的不合理性。他认为，如果是一妻多夫，便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1920年，北大开始招收女生。辜鸿铭上课时，看见教室有女生，甚为诧异。有人告诉他是新招的女生，姓王，他问道：“我讲英文，王女士能懂？”女生站起来说能听懂，他便让女生读课文给他听。女生刚读了一句，他即挥手制止说：“不行，音全不对！”将该女生赶出教室。下课，辜立即致书蔡元培：“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谈。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立场（1）
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公开称这些歧视侮辱中国人的洋人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到张之洞总督府任文案后，辜鸿铭看到洋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极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野蛮不化之意，立即划去，改为“Chinese”。当时有人怕西洋客户难以接受，劝他别改，辜即骂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长江教案”发生后，传教士和侵略者大造舆论，歪曲事实，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说：“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伦敦《泰晤士报》转载此文，但该报在评论中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辜鸿铭曾讽刺洋务运动：“中国自咸丰同治以来，迭经扰乱，对内无能，对外虚张声势，好像一个百病丛生的躯体，究竟如何治疗几难着手。当时碰到了一位湘乡姓曾的时髦朗中（指曾国藩），开了一贴名叫‘洋务精火汤’的良方，服了几剂，觉得没有什么功效。到了甲午年，病症忽然大变。另有一个南皮人姓张的医生（指张之洞）来了，诊断之后，开了一个方，名叫‘新政补元汤’。这剂药药性燥烈，服了恐会生变，于是就将原方略加删减，名叫‘宪政和平调味汤’。岂知服了这剂药之后，不仅没有转机，而且病势益发严重。到了今天，看来病情已入膏肓，究竟谁能另开一个起死回生的良方以起疴治病呢？”
1903年，张之洞到北京，袁世凯为了讨好张，特地派北洋军在张的寓所周围保护张。后来，辜鸿铭在天津见到袁，袁极为谦恭地请教辜道：“汤生兄，西洋人练兵的要旨是什么？”辜答：“练兵的秘诀，最重要的是尊王。”袁不解，辜继续说道：“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军队守卫的，都是出于朝廷特别的恩赏。现在香帅（张之洞）入都，你竟派军队替他看门，是以国家的军队巴结同僚。士兵们见此情形，必只知有你而不知有国家，一上战场，将士各为自己的领兵统帅而战，临阵时一定彼此不相救顾。如此一来，即使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也不可能打胜仗。因此说：练兵的秘诀，第一是尊王。”袁一时下不了台。
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的一位幕僚将此语作为袁的得意之举告知辜，辜听后不假思索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民国范儿 辜鸿铭 第一部分 立场（2）
1911年冬，张謇、唐绍仪引孟子之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大骂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仍尊重辜。辜去世后，他曾向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葬。
当时流传有一种说法：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以此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辜鸿铭与弗兰西斯?波里谈及袁世凯时轻蔑地说：“他甚至还不及段祺瑞这个当兵的，段还稍微有点学问，而他却只是个大老粗。”波里略说了几句反对的意见，辜即激昂地重复：“我跟你说，他是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言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记载一事，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的利嘴，曾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六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的关系。辜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
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地请来一个戏班，在家中连开三天堂会。附近巡逻的警察闻讯赶来驱散人群，却被辜大骂一通。因辜家的座上客中有不少洋人，警察不敢得罪，只能报告上司。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发现是辜鸿铭，便对下属说：“不要惹他，且随他去好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辜鸿铭讥讽道：“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曾大骂当时的各种新报刊、杂志：“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之烂报纸的主笔，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五四运动后，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国会准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闻讯后进行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曾想拉拢辜鸿铭，“狗肉将军”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但辜都没有答应。
1927年，日本人推荐辜鸿铭做张作霖的顾问，张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劈头问道：“你能做什么事？”辜拂袖而去。
辜鸿铭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对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说：“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因为日籍夫人，辜鸿铭对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很是欣赏。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