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那的确太快了，应该慢慢调整，慢慢适应。”
小吕：“我时间也不够，21号就得返程。”
老王：“那还不如跟着我们去希峰吧，这一趟把两个大本营都感受一下。”
小吕：“如果明天或者后天状态好转，我就过去跟着你们，到了和家人约定的时间就下撤。”
汪建：“哎，赶紧的，现在让陈芳测测你血氧……”
老定日小镇依偎在一座山丘的北侧，山丘顶修建了一座观赏珠峰的平台，有专门的水泥路通上去。趁晚饭前的余暇，我同小吕、洪海步行到观景台。山丘南侧脚下是座藏族村庄，炊烟袅袅。夕阳下，开阔的谷地，田畴、草甸子镀上一层橘黄色；蜿蜒的土路上一溜烟尘在流动，那是一辆急着返家的汽车。嘿，伙计，悠着点，家人等你安全返回呐。
眺望，远处雪山环抱，从东侧的山峦数起，珠穆朗玛峰、洛子峰、马卡鲁峰……西北侧的卓奥友、希夏邦马，绵长云朵，极为壮丽！
“雪域”这个词，常常被人们用来称呼高原、雪山，尤其是青藏高原的雪山，实际上喜马拉雅在梵语中就是“雪域”的意思。巍峨的山脉时而暴风迷雾，时而旗云飘扬，陡峭山峰，深陷山谷，巨大冰川，急湍河谷，雪域辽远，天空纯净，空气稀薄，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张力，形成一种与平原、山地截然不同的风景，是其标志性的地理美学。高耸的山脉，也成为一道气候屏障，南面雨量充沛，北面的青藏高原则十分干燥。
20亿年前，现在的喜马拉雅山区是一片汪洋大海，名为古地中海。到了距今3 000万年前的新生代早第三纪末期，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造就了这条山脉。这场造山运动至今仍在持续，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脉今天仍在缓慢上升中。
喜马拉雅无疑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山脉——没有“之一”。它平均海拔高达6 000米，东西绵延2 400多公里，南北宽约200～300公里，呈弧形包围在青藏高原南端。其中海拔7 000米以上的高峰有40座，8 000米以上的高峰有9座，从西到东依次是道拉吉里峰（海拔8 167米，世界第七高峰）、安纳布尔纳峰（海拔8 091米，世界第十高峰）、马纳斯鲁峰（海拔8 163米，世界第八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 201米，世界第六高峰）、希夏邦马峰（海拔8 012米，世界第十四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 844米，世界第一高峰）、洛子峰（海拔8 516米，世界第四高峰)、马卡鲁峰（海拔8 463米，世界第五高峰）和干城章嘉峰（8 586米，世界第三高峰）。
在山脉东端耸立着南迦巴瓦峰，海拔7 782米，是海拔8 000米以下山峰中较高的一座。几年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制作“选美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评选活动，老王受邀作为评委之一。活动最终选出南迦巴瓦峰为最美的十大名山之首。
这座山峰体型优美，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云雾缭绕，极少露出真面目。传说众神常在这里聚会和煨桑，山顶的旗云就是燃起的桑烟。由于地质运动活跃而且强烈，地震、雪崩不断，攀登难度极大，直到1992年才由中日联合登山队成功登顶。
哲学家康德说美有两种，一种是崇高感，一种是优美感。崇高感动人，而优美迷醉人。崇高必定是伟大的，优美则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优美则可以是经过装扮和修饰的。这么说来，南迦巴瓦峰应该是一种崇高之美吧！
雅鲁藏布江围绕南迦巴瓦峰，形成举世闻名的大拐弯峡谷。高山峡谷平均落差在5 000米以上，其中一段水平距离不足200公里的河谷，海拔高差达7 000余米，是地球上地形变化最剧烈的地方之一。山峰也因此构成从热带到寒带的垂直自然带，是有名的“自然博物馆”、“山地生物资源基因库”。
入选最美十大名山的除了黄山、泰山和峨眉山，其余均为高海拔山峰：南迦巴瓦峰、贡嘎山、珠穆朗玛峰、梅里雪山、稻城三神山、乔戈里峰、冈仁波齐峰。理由：首先，现代的审美情趣以高大为美。其次，因为高，容易形成生物多样性的垂直分布，具有科考价值。第三，高大、险峻，游客不容易抵达，就比较少遭人为破坏，而许多传统名山的落选，和环境保护不好不无关系啊！
地球在变暖吗？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6日清晨，天边还留着一轮淡淡的月，若隐若现挂在山头。
老定日小河边，孩童嬉戏。一位老师带领学生在桥上一排坐开，背诵课文。孩子们声音嘹亮。
朴素场景，是都市生活久违的，吸引登山队员纷纷举起手中相机。快门声连续响起，此刻大家心中想的，是眼前的孩童，还是回忆中的童年？
9点出发，中巴经过县城路边卖羊肉的摊子，沿着土路西南行，前往大本营（BC）。
无际草甸、点点羊群、静谧湖水、沉默戈壁；雪线下低矮、呈土黄色的山峦够不着云彩，却随着透过云层的阳光强弱变化而姿彩纷呈，神秘而迷人；地平线上的群山则躲在厚厚云层里不肯露面……
不一会儿，云层消散，天空湛蓝，雪山晶莹。
中巴在土路上颠簸疾驶。
高原冷风从敞开的车窗呼呼往里灌，队员们从缺氧的懒散中抖擞起精神来。
唔，中巴已经脱离了土路，在碎石和草甸上爬行。
远处雪山下出现淡蓝色的湖水，宽阔望不到尽头。谷地越来越开阔，云朵低垂，高度表显示接近海拔5 000米，快抵达大本营了。
下午3点半，抵达希夏邦马峰大本营，登山旅程正式开始。
阿旺低头看高度表：“海拔4 950米。”
王石：“这个海拔高度挺好的，感觉很舒服。”
阿旺：“是舒服啊，跟卓奥友大本营差不多。”
提前抵达的先遣组已搭好帐篷。黄色帐篷在一座山包脚下一溜排开，面向东北方一条流淌的河水，举目瞭望，旷阔草甸、湛蓝湖水、延绵雪峰……一切让人心情舒展。景色壮美之极，但草场退化严重，稀疏的草地上羊群点点，草场明显过载了。
是气候变暖？是过度放牧？还是现代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破坏呢？草甸美景还能存在多久？放牧的藏民能不能继续留守家园？希夏邦马峰脚下的景象，令人不得不担忧。
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曾在希夏邦马峰取冰芯，用以分析地球气候变化。其中达索普冰芯在海拔7 000米以上取得，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芯。
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的温室效应十分明显，气温升高幅度大于全球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冬季升温明显，而夏季的天数增长。
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加速消融，雪线上升，水量增加，使湖泊水位上涨，一方面会使河流、湖泊附近的植被恢复，牧草茂盛；但是从长远看，这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导致极端性天气增多，引发冰冻、飓风、暴雨等等。最直接的影响是地下水位抬升，加重盐渍化，从而导致荒漠化。
更长远来看，冰川如果持续消融直至枯竭，西部地区的沙漠化更不堪设想。
地球是否在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许多科学家还在争论，目前看来很难争论出结果，几乎就像讨论“是否存在上帝”一样，理智已经不能得出结论。人类认知终究有局限，一种无限的混沌隔离开了争论双方。但人们却必须面对一场赌博，在那无限距离的极端，正负是要见分晓的。
上帝是否存在？1670年，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设想一个赌局：压注有上帝，那么在“无限距离的极端”，如果确实有上帝，则赢得一切；如果没有上帝，却一无所失。压注没有上帝，在“无限距离的极端”，如果确实有上帝，则全输，如果没有上帝，也一无所失，一无所得。结论是：无论如何，压注有上帝只赚不赔，为什么不赌呢？
有人拿这个道理来看环境问题：如果关注全球变暖，在未来，有可能扭转地球环境危机，也可能只是虚惊一场，只赚不赔；如果不关注全球变暖，在未来，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也可能让地球沦入灾难的深渊，只赔不赚。为什么不赌一把，行动起来，扭转全球变暖的局面呢（无论导致它的原因为何）？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帕斯卡尔的博弈分析：没有一无所失的赌，也没有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获得。如果压注有上帝而最终发现没有上帝，我们失去的将是此世为人面对自己的真实。如果关注全球变暖而最终只是虚惊一场，我们失去的是付出的时间、机会成本和自我的意义——打这个赌，输掉的可能是自己。
自己犯错误并发现基督教是真理，或者自己相信基督教是真理而犯错误，哪一种情况更糟糕？任由地球变暖而最终面临灭顶之灾，或者担忧地球变暖而最终白忙活一场，哪一种情况更糟糕？人们只能作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地球在变暖吗？
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他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头写道：“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 710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2002年2月8日，我登上乞力马扎罗峰顶时，一路都没有看到雪，它已经不再是常年积雪的山峰了。
我不是气候专家，没有图表和数据，但是作为一名登山爱好者，我的回答是：是的，地球在变暖，非常明显。
我曾在广西崇左北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墙上，看到一幅题为“诺亚方舟”的壁画：举着保护生物多样化旗帜的人群，带着各种生物，走向新一艘方舟，逃避生态灭绝的惨境。并不信神的潘文石教授，相信拯救人类的只能是人类自己。
2007年，我登上海拔5 165米的土耳其最高峰阿拉拉特山，这是传说中诺亚方舟搁浅的地方。阿拉拉特山脚下有一座关于方舟的私人博物馆，是当地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村民所建——《古兰经》中也有诺亚方舟的故事。考古发现，6 000～10 000年前，近东地区确实可能有过大洪水。而世界各古老民族也都有类似的记载，例如中国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背景都有一个大洪水的故事。
洪水的故事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其震撼人心之处，不在于灾难的真实，而在于关于故事的道德解释。中国的是治水型神话，《旧约》中则是逃生型神话；中国神话中是少数人的罪恶造成洪水滔天，而《旧约》中引起大洪水的是整个人类的罪恶。
进入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大洪水”话题则是与人类的环境道德相关：许多小说、电影描绘了由于人类漠视环境变化，放任自己的贪婪，最终使得全球变暖，招致毁灭性的洪水。当大洪水再次来临，哪里是最适合建造诺亚方舟的地方呢？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而眼下在这个“方舟基地”，草场是在退化了。
平坦的营地孤零零的，只有一支队伍。打前站的藏族向导介绍，每年这个时候，会有10～20个外国登山队伍聚集，今年只来了一支意大利队伍，一个星期前已经深入到一号营地（C1）。
什么叫生命？（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下午5点钟，太阳高悬，希夏邦马峰大本营暖洋洋的。
河边散步。
河床很宽，冰冷的河水显得浑浊，分散成多股水流，冲刷鹅卵石滩，哗啦啦向东流淌，寻找归宿。
河的对面是逐渐升高的碎石坡地。老王同队友们蹦跳着过了河，不经意发现田老师一个人在河滩上低头寻觅着什么。
返回河滩，田老师向我展示一块鹅卵石：“你看，这块石头的表面，像不像一幅世界地图？哎哟，这里石头上的图案太丰富了！王总，喜欢这个？……”老王端详鹅卵石上形成的图案，“嘿嘿，给我吧。”我没有收集奇石的爱好，但登山、徒步、旅行途中，会拾一块石子作纪念。
晚上，汪老师上第二课：基因与健康。
汪建：“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基因的传承。”
“有的人是单眼皮，有的人是双眼皮，有的人大拇指可以深深地向后弓弯，有的人舌头左右可以卷起成书卷状，这些都是由基因遗传决定的。一对父母，生下异卵双生的双胞胎，皮肤可以是一白一黑，基因上却只有千分之一的差别。猴子跟人的基因差别是1。5%，熊猫跟人呢？华大研究院最近刚刚把大熊猫基因的测序做完，大约也有30亿对碱基，与人有60%～70%的相似性。
“这两张图，一张是SARS病毒的基因，一张是人的基因。SARS病毒有3。2万个符号，人有30亿对也就是60亿个符号。但组成3。2万个符号和60亿个符号的元素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不同，都是碱基。人的基因跟SARS病毒、牦牛、羊的基因就像不同的曲子，旋律和节奏不一样，但组成曲谱的音符是一样的。
“碱基‘音符’有四种：ATGC，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它们排列而成的乐谱密码，可以一分为二，复制遗传，基因决定论的原理说简单就这么简单。
“基因携带有生命的秘密。安第斯山脉上的秘鲁人、阿根廷人携氧能力比我们强，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回答不了，但正努力在基因中寻找答案。在高原医学领域，西藏、青海地方和部队都在作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有常住人群的海拔4 700米以下区域，华大则定位于海拔5 500米以上的极高海拔相关研究。
“高原病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缺氧，这大家都知道，二是寒冷，三是干燥，四是辐射，五是人的心理变化。海拔高度和人体血氧饱和度是线性关系，随着海拔升高，血氧含量降低。昨天小吕说，他连续两天血氧饱和度低于50，这种情况下肌体的损伤是难以恢复的。
“前年青藏铁路通车，我们坐火车到拉萨，沿路测量：空气中氧的正常含量是21%，青藏铁路的火车车厢里是22%，比平原上还高了一个百分点。但是随着海拔增加，人的血氧饱和度还是降低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气压低造成的。
“有的人在高海拔地区吸再多氧也不管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对气压变化特别敏感，氧气进了鼻子却进不到肺里面，无法和血液交换氧分，或者交换率比较低。还有一种情况是肺水肿：2005年在珠峰大本营，两位山友得高山病，通宵给氧，血氧饱和度保持在25一动不动，就是因为得了肺水肿，只能下撤，或者使用增压仓。当时我带了一个美国陆军用的加压面罩，高科技玩意儿，没完全弄明白用法，被王勇峰讽刺了一顿。后来再拿到人民医院，抢救病人时用上了，没一会儿工夫血氧饱和度就上到98。
“根据我们攀登卓奥友过程中的取样看，当血氧饱和度低的时候，心脏的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情况最好的是尼玛校长，心脏搏动一次输出108毫升，像我们这样的菜鸟就是60、70毫升。而尼玛校长的心脏输出阻力也不一样，比我们要低20个百分点。阻力低，能耗就低，登山时感觉就相对轻松。
“心脏输出量本来是这么大，血管收缩，管道变小了，能耗就特别大。刚开始人还可以靠意志坚强死扛着，走着走着不行了，会出现渗透现象——血浆渗到肺泡里面。本来是交换氧气的地方，有了水，就变成煮稀饭的锅一样，给它氧气，它也交换不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肺水肿，费用低于两百块钱，保证三天出院，基本上不会导致死亡。一旦肺里面有了水，抵抗力又弱，很容易变成一个细菌培养机，演变成肺炎，麻烦就大了。
“为了经常上高原作研究，我们买了一套适应装备，连着一个面罩，打进氮气，模拟不同海拔高度的空气环境。比如要来拉萨作实验，出发前作三次适应训练，把海拔提到5 000米，然后踩十分钟自行车。到了西藏，可以直接上唐古拉山做实验，人好好的。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牛了，就不再用这个仪器，这次来到海拔5 000米，还是有高山反应！
“人的健康可以分五种状态：健康、亚健康、早期病症、疾病和病愈。现代医学是在人得疾病之后才介入，未来通过基因科学，我们有希望把医疗环节前移，让更多的人从亚健康状态回到健康状态，以预测预防为主，这是目前华大正在做的课题之一。
“登山运动、足球运动、潜水运动都有猝死现象，为什么？比较常见的原因是长QT综合征：临床体表心电图QT间期明显延长。一般情况下，来一个脉冲，心脏就跳一下，脉冲来的时间稍一延长，心脏就停止跳动，这是基因上出了问题。作常规检查是查不出来的，一旦发作，却能致命。”
华仔：“这岂不是说，人刚刚生下来，就能知道他以后是怎么死的？”
汪建：“有一个大概的概率。要是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当然就不会因此猝死。我们发现，有7个基因的变化跟心脏源猝死有99%的相关性，目前这是非常可靠的结论。”
华仔：“提前体检可以查出这个吗？”
老王插嘴：“我们的常规体检没这个项目。”
华仔：“如果有预防，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是不是就不会死？”
汪建：“人群中有1%的人会心率失常，其中这么跳一下缓不过来的是4%。1%的人中有4%的可能猝死，那就是万分之四的概率。算到一个人头上，万分之四就是个小概率事件。怎么看待小概率事件，是你自己的哲学问题。”
汪建继续讲课：“从1976年开始，美国人民的心脑血管死亡率每年降一个百分点，连续32年。中国从改革开放经济好转的1985年开始，心脑血管死亡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欧美国家的死亡率逐步下降，中国的死亡率逐步上升。”
花雕：“这数据太吓人了！是为什么呢？”
什么叫生命？（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汪建：“吃饱了不动弹！胆固醇高。
“再看这个，人们花了36年时间寻找跟白内障相关的基因，华大跟中山大学眼科医院在200个健康人、36个病人身上测试，找到了那个基因突变点。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上，200个健康人都没有变化，36个白内障病人都有变化。当然，试验的量还不够多，我们在积累样本。如果能找到导致白内障的基因，发现携带这种基因的孩子，就赶紧给他戴上抗紫外线的眼镜，及早预防。到七十八十岁，他还可以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中找到白内障的治疗方案。
“去年在那曲、拉萨等地作藏族人的体格检查，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藏族同胞没有骨质疏松的，年纪很大了，还是挺着腰板。蒙古族同胞也没有骨质疏松的，但汉族人就比较常见。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日照。刚才华仔在那儿喊，‘晒太阳接受紫外线，增强骨质！’拉萨一年日照是3 000多小时，云南接近2 800多小时，我们在云南的汉族人群也作过检查，55岁以后骨质疏松就非常厉害，我们到现在都没找出原因——但我要告诉华仔，至少这组数据显示：和光照没关系。
“大家看这张图表，在中国各民族中，汉族人的生活习惯是最不好的，所有指标都最差，藏族和蒙古族是最好的。
花雕：“这几个指标分别代表什么？”
汪建：“胆固醇高，肝油三脂高，血糖高，血压高，骨质疏松，你看比例，汉族人都在百分之十几、二十以上，藏族和蒙古族不到百分之十。当然，对比现在和20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在拉萨、日喀则作的高血压调查数据，发病率翻了一番。说明藏族也有同样的趋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身体指标下降——现代病嘛！
“基因和生活方式也密切相关。现在全世界公认吸烟成瘾的基因点有16个，一般认为有超过6个点，戒烟就非常困难。超过9个点，戒烟就没希望了。我们黄种人到底有多少个点？杨焕明院士正做这个课题。目前来看，人的酒量大小、能不能消化牛奶，都是基因决定的。”
“当然，决定人格的因素，基因是一半，环境是一半。我们来看自杀死亡率，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数据，最高的是中国，第二是俄罗斯，接下来是印度、巴西，都是经济急速发展的国家。有的非洲人民靠吃香蕉维生，还没解决温饱，却很少有自杀问题。所以光强调基因不行，光强调环境也不行，还是要讲人与自然的和谐。
“1993年，美国政府批准一批基因诊断项目在临床运用，到2007年这个数字持续增长，累积有2 000多项，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的情况呢？2007年6月份，国家卫生部公布了24项，是美国佬的1%，也就是说，我们治疗99%的病都是靠猜。”
花雕：“登完山，我得赶紧请汪老师抽血查一查，哪个基因有问题，哪个基因没问题。”
王石：“能不能把不好的基因改了、掐了？”
汪建：“一旦精子和卵子结合，基因就定下来了，开始长皮肤，长头发。要改只能改下一代，拿一个好的基因，打进去进行干扰。”
花雕：“要是知道我的基因有问题，可以改我儿子的吗？”
汪建：“有没有问题只能在试管里诊断。至于改变基因，现在还存在伦理问题。比如，搞克隆是不能用人类作实验的。2000年前后，美英日德法中俄签了一份公约，禁止克隆人类的实验。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但是老挝还没签，到那儿去干还可以。为什么要禁止？理由是这牵涉到人类的伦理问题，人类是有性繁殖的，你非得来个无性繁殖，还要改良基因，弄出十个姚明来，这篮球没法打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把体细胞存起来，低温冷冻。现在不让克隆，或许20年、50年后法律会放开呢？那时候再拿出来用嘛。有一种应用是现在没争议的：小孩子存脐带血，以备万一治病用。大人其实也可以存点骨髓细胞，等到自己六七十岁，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找别人的骨髓可能配型配不着，就拿出自己的来复制。”
王石：“这个倒可以考虑，治病救人嘛。”
花雕：“我在超市看到有的食品——比如说大豆，写的‘非转基因大豆’，这是什么意思？”
王石：“唔，我插播一个小故事吧！三个月前，我邀请几位科学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去广西崇左走访潘文石教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还有咱们汪老师，正吃饭，高高兴兴的，结果发现座位上有位绿色和平组织的小女孩。说起绿色和平组织，陈主席和汪老师那个气不打一处来，一顿狠斗猛批，狂风暴雨，最后小女孩都吓哭了。
“怎么回事呢？绿色和平组织不提倡搞转基因，向中国政府呼吁，政府就禁止搞了。转基因食品会出什么问题呢？现在不知道，所以不允许转基因。结果呢？我们种的大豆不是转基因的，但我们大量进口转基因的大豆。我们现在吃的木瓜，很好吃吧？全是转基因的。因为中国的木瓜有一种病，产量上不去，而且没法根治，现在绝大多数是进口的转基因木瓜。中国人口多，要解决吃饭问题，发展转基因食品恐怕还是很难避免的趋势。”
大家热烈讨论，争论，直到晚上11点才进帐休息。
高原夜晚气候凉爽，非常适宜睡眠。但头脑兴奋，钻进睡袋久久不能入睡。
生命就是基因的传承？
人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好奇和期盼。在过去，人们求助于星相、面相、求卦、算八字、看水晶球，甚至观察乌龟壳的裂纹和咖啡泡沫随机形成的图案——相信科学的人对宿命论嗤之以鼻，但基因科学却告诉我们，基因和遗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这会不会又是一种宿命论呢？
我想起一本科普读物上写的，当人们发现原子这种物质后，惊讶地想到：既然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如果我们能测出所有原子目前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就可以计算出未来世界的样子。也就是说，理论上，未来是可以准确地预测的！当然，后来科学家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些微粒的方位和运动状态是“测不准”的。
人对知晓未来的渴望，根源于对生的热爱，以及对死的恐惧。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从生物学上来讲，完成传宗接代，躯体本身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犹如顽强的鲑鱼群，在溯溪而上生产鱼卵后，最后选择集体死亡。人们往往认为DNA是人用来完成遗传的一种工具，但换一个视角看：人生只有短短百年，但DNA却可以存在上万年。从逻辑上讲，究竟DNA是人用来完成遗传的工具呢，还是人体是DNA用来完成自身复制的工具呢？——就像鲜艳的花朵只是花粉用来吸引昆虫的媒介，甜蜜的果实只是果核用来吸引鸟兽的媒介，一切仅仅为了复制和繁殖？
如果人并非工具，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相比于其他动物，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不仅具有意识，还具有自我意识。人一直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而且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不管是看天吃饭的农夫，还是锦衣玉食的贵族，都会追问自己的人生。物质生活越丰富，工作形态越超脱，事业成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就越强烈。
挑战极限的女性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7日，醒来，耳边是河水流淌声，鸟鸣声。身置何处？
钻出帐篷。阳光明媚，营地镀上一层迷人的金色。队友们还没起床。“喂！起床啦！华仔！老汪！小吕！洪海！田老师！……”
同伴陆陆续续钻出帐篷，最后一个是王静，唯一的女性队员，从赭红色帐篷探出头，眯着眼：“早就醒了，睡在自己参与设计制作的帐篷里，感觉特别亲切啊。本来也知道该起床，赖着赖着又困了……”
王静来自北京。她和丈夫盛发强创立的“探路者”是中国户外运动服装的领先品牌。在登山圈，大家都习惯称呼她的网名“飞雪”。
说到女性登山运动员，广为中国人所知的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田部井淳子、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潘多，两次登顶珠峰的桂桑等等。近年我国还有梁群、王秋杨、罗丽莉等女性业余登山运动员先后登上珠峰。
不过说到国际登山界中真正的女子高手，要数波兰人旺达 o卢切薇兹。她是第三位登上珠峰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登顶乔戈里峰的女性，并且完成了8座8 000米山峰的攀登，其中卓奥友峰和安纳布尔纳I峰都是单人完成，一般公认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子登山家。1992年，她失踪于干城章嘉峰8 200米处——这使女性完成“14座”的时间整整延后了十多年。
1988年，新西兰人莱 o布拉迪成为首位无氧登顶珠峰的女子运动员。此后，新一代顶尖女登山家多热衷采用无氧方式攀登，其中佼佼者有第六位登顶并且是无氧登顶乔戈里峰的西班牙女性Edurne Pasabán，实现人类第一次翻越希夏邦马峰（无氧阿尔卑斯方式）的奥地利人Gerlinde Kaltenbrunner和20天内连续登顶加舒布鲁木I、加舒尔布鲁木Ⅱ、布洛阿特三座8 000米山峰的意大利人Nives Meroi。
到撰写本书时，全世界共有25位登山家完成了“14座”（包括三位中国登山家边巴扎西、次仁多吉和洛则），这其中也已经有两位女性：韩国的吴银善（有争议）和西班牙的Edurne Pasabán。
活泼的女队员，无疑是雪山里的一道风景，但老王对女队友一直比较排斥，原因无外乎女队员相对娇气、任性，说小了是麻烦多，说大了是会增加整个队伍登山的风险。
是经验之谈，还是偏见？
《旧约》中说，神看到亚当孤独，就抽取他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
犹太释经著作《大创世记》中，推测神为什么是选用了肋骨——不能是头，那样女人会太骄傲；不能是眼，那样她会过于好奇；不能是耳或嘴，那样她会多嘴多舌；不能是心，那样她会多疑善妒；不能是手，那样她会索取无度；也不能是脚，那样她会游荡成性难于管束。思来想去，肋骨最好，隐藏不露，符合女子的美德。
2000年10月，我在西藏青浦山飞伞，试图降落在桑耶寺上首一个尼姑庙旁，忽略了高原空气稀薄的因素，导致滑翔伞失速，人离地面七八米左右像个秤砣摔下来，当场晕菜。结果摔断了两根肋骨，右肩胛骨折加牵拉性肌肉损伤。2009年5月，北京乔波滑雪场跳包，又两根肋骨骨折。第二天参加一个项目开幕式，更担心的是破相的尴尬，戴上了墨镜。
从解剖上看，人体左右肋骨各十二条，合而构成胸廓，去掉一两根肋骨并无大碍。但女人为男人肋骨所造的说法，却成为女性品质恶劣于男性的最根本依据。
《大创世记》最后又说，神的考量通通落空了，他不愿女人有的品质，她无一不有——嘿嘿，这是调侃女人并非完美呢，还是曲折地调侃神并非全能？
《旧约》中，夏娃“尤其恶劣”的是摘下伊甸园里的果子来吃，又让亚当也吃了，而上帝曾警告“如果吃了树上的果子，眼睛就会变得明亮，便能分辨善恶”，于是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夏娃又成了罪魁。
如果再给人类一次机会，应该选择吃果子，还是选择眼睛不明亮、不能分辨善恶、没有智慧、无忧无虑地在伊甸园里生活？伊甸园里无知无识的快乐，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快乐？自己不知道的幸福，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幸福呢？
在这个《旧约》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勇敢、明智的，考虑不周的反而是神吧？
上午适应性训练，徒步行走。
蓝天白云之下，沿着雪水汇成的小河徒步前行。河床铺满了大块鹅卵石，华大基因的陈芳找到一块石头，表面纹路看起来像是汉字的“佛”字，如获至宝。
队伍越过河水，我和华仔、王静一组，走上渐次抬高的缓坡。
雪山晶莹，蓝天白云，阳光温和，远处的蓝色湖水似光滑柔软的绸面。
心情舒畅，华仔乘兴跳起霹雳舞，走起太空步。应大伙儿要求，王静唱了一段自己作词的歌曲《希望还在》。一路欢笑，队友们心情和身体状态非常好。
回营的路上，因为路线选择错误，队员们被迫脱鞋蹚过冰冷的河水。
突然乌云密布，骤降冰雹，转瞬又恢复阳光灿烂。
路上依然欢歌，打趣，嬉闹。
山友居士从背包里拿出一面旗帜展开，噢，原来是深登协的旗帜。居士是现任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主席，热情，细致，正直，在深圳山友圈中很有威信。
“王总，看看这是什么？”居士又拿出一面旗帜，冲我展开，嘿！他还替我带来了万科的旗帜，真是有心人。感谢！
返回营地，见到帐篷区一侧或站或卧着一群牦牛，很是壮观。这是驮运登山队物资装备的牦牛队抵达了营地。
夜深人静，在叮当叮当的牛铃声中入睡……
想活着登上海拔8 000米的高峰？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8日，阴，小雪。
叮当牛铃声，河水流淌声，演奏高原晨曲。
脑袋瓜钻出帐篷，嗯，凉爽！
队友们还没起床。哎？河边站着个人，红色鸭绒衣，一台摄像机支在三脚架上，对着东方。来自深圳时代影像公司的洪海在等待日出。西边一侧，希夏邦马峰蒙在云雾中。
希夏邦马海拔8 012米，是世界14座8 000米级高峰中排最后的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 000米级山峰。它处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由三座高度相近的姐妹峰组成，在主峰西北不远处，还有8 008米、7 966米的两个峰尖。在其东面又有海拔7 703米的卫峰摩拉门青峰，西北面则是7 292米的卫峰岗彭庆峰。
虽然希夏邦马是8 000米级山峰中最低的一座，但却是人类登顶最晚的一座。从地理位置和距离看，它的可进入性比较差，而且这里的局部小气候复杂多样，攀登难度也较高。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的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程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登共10名运动员从北坡首登成功。一次10人登顶8 000米以上高峰，这也是当时的世界纪录。他们开创的路线也就成了攀登希夏邦马峰的传统路线，又称“中国路线”。
1980年，希夏邦马峰正式对外开放。第二年，20世纪最伟大的登山家意大利人梅斯纳尔登顶。他从1970年登顶南伽 o帕尔巴特峰到1986年登顶洛子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14座8 000米以上山峰”登顶的人，且均为无氧攀登，用时16年3个月19天。同年，日本女子登山家田部井淳子登顶，她既是第一登上珠峰的女性，也是第一个登上希夏邦马峰的女性。1987年9月18日，波兰人库库齐卡登顶，成为世界上第二位完成“14座”的登山家，用时7年。1995年，一支西班牙登山队从南坡登顶成功，这一路线被命名为“菲哥瑞斯路线”……
1994年，西藏登山队成功登顶希夏邦马，朝他们团队完成“14座”的目标又进一步。此后，就再没有中国登山队上到过这座山的顶峰。
希夏邦马峰的传统路线被认为是所有8 000米级山峰中较为安全的一条线路，尼泊尔的许多商业登山公司有这样一句广告词：“假如想活着登上海拔8 000米的高峰，而不是体验一种艰苦的自杀方法，您的选择是希夏邦马峰，北坡的传统路线可以保证您安全登顶。”
可千万别把广告当真，到2003年，登顶希夏邦马峰的人已经超过200人次，但也有9。45%的遇难率，高过同时期攀登珠峰的死亡率。1964年，中国登山队在海拔7 800米的冰瀑处进行左上方斜切上升，王富洲遭遇险情，滑坠了十多米。2001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时，遭遇雪崩遇难。
早餐后收拾行装，向海拔5 630米的前进营地（ABC）进发。牦牛队早早出发了，10点半，登山队搭乘大卡车强行冲过河滩，在没有路的碎石坡上颠簸。乘车约10公里，就是机动车能抵达的极限了，队员背上行囊徒步前行。沿着宽阔的河床向上走，巨大的冰川漂石，第四纪冰川遗迹；碎石坡地植被稀疏，野生小动物却异常活跃，这里是野兔、兔鼠、野鸽子、乌鸦、雪鸡的天堂。
阴云低垂，天空飘着小雪花。
我和洪海、华仔一路走到前面，下午2点25分，第一批抵达ABC。
眼前有两个营地，都扎好了帐篷。哪个是我们的？
向导：“近处这个是咱们的，那边是一支意大利的登山队。”
老王：“哎，走起来就不想停了，还想往前继续走。华仔感觉如何？”
华仔：“正常的行军嘛，要是日头再大一点就好了。我在巴基斯坦，每天烈日当空训练了那么多天，现在心里不平衡。”
老王：“我看你今天走得轻松无比啊。”
华仔：“是啊，本来只是在后面跟着你的节奏走，走着走着，状态来了，感觉很轻松。”
大约4点，全部队员抵达野博康嘉勒冰川末端的前进营地。
一个星期前抵达ABC的意大利登山队有队员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见到刚刚进驻的中国队，一名老外前来求助。听说意大利队的情况后，我们的队医携带药箱前往探视。
晚上7点，由80多头牦牛组成的驮运队伍抵达ABC。
按计划，队伍第二天在ABC休息一天。
从一些资料中得知，1964年，中国登山队员在顶峰上留下了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像。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恐怕没机会看到这尊像了吧？是不是已经深埋于冰雪之下？或者早已被冰雪裹成冰雕了呢？
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到了海拔5630米的前进营地，大家都很兴奋。
“后进生”王静：“洪海，你走了多久？”
洪海：“三个半小时。”
王静：“哟，看不出来，你有实力啊！”
华仔：“王静也挺有实力，状态比去年好多了。”
王石：“我看王静已经完全适应高海拔登山了。今天的王静已经不是昨天的你了。”
王静被夸得不好意思：“哎哟，谢了谢了。”
华仔：“本来我的步伐频率比老王要快一些，但今天一直踩着他的步子走，一二三四……”
老王：“我的节奏是不变的，只是上坡下坡节奏有不同。”
金飞豹：“王总是自动波，我是手动波。”
老王：“这就是一种自我控制的状态。当然，不仅仅要控制登山的节奏，也注意调整生活的节奏。这次我进山的愿望特别强烈，为什么？体重将近75公斤了！原来的体重极限也就是74公斤。为什么胖了？缺少运动嘛，一直以来保持的生活节奏打乱了。”
居士：“王总登珠峰的时候，体重减了多少？”
王石：“13公斤，下来的时候是61公斤，皮带不起作用了，勒到最后一个眼儿上，还要往下掉。”
居士：“虚了？”
王石：“不是虚，完全就是皮包骨头，人还是很精神。这次如果耗到9月底，估计能减3公斤。”
王静：“我看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王石：“呃……根据卓奥友的经验看来，可能性是不大，卓奥友就只减了1公斤不到。”
居士：“那吃一顿饭就上去了。”
小吕：“我给大家推荐一种红豆制成的减肥产品，会让人胀肚子，不吃饭也不感觉饿，一个月时间内，就能养成不吃碳水化合物的习惯。”
田老师：“那比较难啊，我不吃米饭总感觉没吃饱似的。”
小吕：“现在我不吃米饭就觉得很正常，营养书上介绍，它里面有黄豆粉、蛋奶粉……”
张梁：“嘿嘿，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马车拉那个黄豆啊，真是香——倒更想吃饭了！”
王石：“关于如何减肥，我们这儿有个专家，洪海，你先说现在体重多少？”
洪海：“现在是60公斤，原来一度80公斤……”
大伙儿哗然！
洪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当时我师从郭宝昌先生当副导演，还在剧里跑龙套，演一个叫‘石成’的角色。体重80公斤，剧组里的人形容我是‘会跑的企鹅’。后来坚持锻炼，半年瘦了20公斤，老被人询问减肥经验，一时比钟丽缇还红……”
居士：“不得了啊，能有这效果？”
洪海：“关键在于咬牙坚持嘛。”
小伙子洪海，先后就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系硕士，在广电行业里打拼16年，一直不改对拍摄纪录片的热爱和专注。初出茅庐时拍的《科技园》、《民俗村里的年轻人》、《玛丽在深圳》、《俏老周雪影》等，先后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奖项和中国电视金鹰奖金奖。
2005年，两部探讨滨海城市发展轨迹和风土人情的纪录片《滨海深圳》和《移民与海》播出，在当时关于深圳未来发展的讨论中受到关注，也赢得市场认可。拍摄过程中，热爱海洋文化的老王受邀与洪海摄制组一起走访巴塞罗那兰布拉大街、尼斯“英国人大道”、拿破仑出生地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那不勒斯的阿玛尔菲海岸、卡布利岛，以及欧洲文明的发轫城市雅典。已渐成熟的纪录片制片人洪海严谨认真、咬牙苦干的工作方式，令我印象深刻，此后合作逐渐增多……
2008年，洪海已经成为圈内小有名气的青年制片人、主持人，为了自己的纪录片理想，他组建公司，专门做纪录影像。此后，和老王一同探访广西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深入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如今又来到希夏邦马峰，跟随攀登队伍，海拔越来越高。
老王建议洪海：拍摄登山，不一直跟队伍上顶峰，就拍不到最精彩的镜头，何不开始练习登山？
想不到的是，一句话激发了洪海登山的意愿和斗志，他就这样扛着摄像机，爬上台湾玉山，海拔3 952米；青海玉珠峰，海拔6 200米；尼泊尔马纳斯鲁峰，海拔8 163米，成为第一个在海拔8 000米以上工作的专业摄影师；拍着拍着，还登顶了珠峰——这就是后话了。
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中国特色的科研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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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晴，下午转阴，风夹裹小雪。
清晨醒来，听到帐篷外有“咕咕咕”的叫声，嗯？雪鸡妈妈领着小雪鸡到营地来觅食呢！
ABC一侧是冰川融化而成的冰湖。
汪建：“近年科学家开始关注一个新问题：十万年前或者几十万年前，可能有一些恶性传染病流行。当冰河期到来，病毒就被冰封保存。全球变暖之后，它们很可能会被释放出来，而今天的人类对这些疾病一点准备和防疫能力都没有，很可能面临一场大灾难。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关注这种灾难的可能性，试图通过对地下深层冰或土壤样本的分析，寻找预防和应对方案……”
汪建把老王等人拉出营地，兴致勃勃地，又要普及什么新奇的研究呢？哦，一处薄冰覆盖的水洼里，发现了一种水藻。旁边冰冷的岩石上，也有生命繁衍——似乎是一种苔藓。耐寒、耐缺氧、耐低气压的生物！
岩石上生长着的苔藓，靠什么做营养呢？不能仅仅是空气吧？叫不上名字的红色苔藓，猜测是生存在富含硫的环境中，黑色的一种呢？
高原的简单生命，顽强生存。
汪建跟身边的金飞豹解释：“你们腾冲地热温泉里有一种嗜热菌，八年前，我跑那儿去，在86摄氏度的水里捞出来一把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
老王：“你们就弄了两勺，然后什么都不管了？”
汪建：“是啊！完了再一看，美国人也作了同样的研究，申请了专利。高温环境中找到的嗜热菌，用于工业化生产。在波士顿，靠这种细菌办了个公司，不得了……。看到这个，我们肠子都悔青了。嘿嘿。所以我昨天特意拉上洪海过来找找，会不会有特别适合低温环境生存的生物呢？我记得昨天看到一块颜色特别绿的东西。洪海，是在那边吗？”
洪海手指眼前：“对，就在那儿。”
绿色苔藓被包裹在冰里，汪建把苔藓连冰块敲出来：“你们看这种苔藓的生存环境，从晚上到中午，至少有16～18个小时是在零度以下。现在是12点，地上还有冰，等冰化开，大约是一两点，到傍晚七八点又冻上了，但它还是活得这么顽强。这其中一定有代谢上的特殊性——我猜可能是某种酶的作用。如果能找出这种基因，运用到化工上，就可能造出耐寒性强的材料来。”
小心地将冰块敲开，取出里面的绿色苔藓……
策划师金飞豹搓搓手：“照这道理，我看是用来制成抗冻伤药品的材料！”
汪建：“那不好说。反正就像它这样的，基因图谱也就是200～300万个碱基，以华大现在的能力，要测序出来并不是很难。”
“测序”是汪建三句话不离的本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大楼，测序中心密密麻麻的电脑排成庞大矩阵，每天开动，上千位科研人员忙忙碌碌——眼前一幕既像一家科研机构，又多多少少有点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味道。1%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家猪、家鸡、家蚕基因组……在基因测序方面，华大取得的成绩斐然。
2002年，华大独立完成了超级杂交水稻父本籼稻“9311”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这是继人类基因组之后完成测定的最大基因组，也是迄今测定的最大植物基因组。《科学》杂志曾用14页篇幅介绍这项成果。
籼稻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广的水稻品种。袁隆平院士研究试验得到的超级杂交品种“中国杂交水稻”，单产量比其他水稻品种高20%～30%，所使用的母本是籼稻、粳稻、爪哇稻杂交而得的“野生杂交稻”，其父本即“籼稻9311”。在这次测序中，华大改进工艺，所采用的“霰弹枪法”成本只相当于国外同行的1%，并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有全面测定和分析大型全基因组能力的国家——这以后汪建有胆气拍胸脯，宣称华大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
中国特色的科研之路（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埋头实验室里搞研究的汪建，如何变成了率领华大这艘科研方舟的掌舵人？
话要说回十多年前。
1994年3月30日，上市股票编号为0002的万科遭到君安证劵公司凶悍的市场狙击，君安发起致股东的万言书，欲借股市力量改组万科董事会。万科管理层奋起反击，成功击败君安的狙击，度过了一次危机。媒体称这一事件为“君万之争”，万科内部习惯又称“3 o30事件”。
此时，汪建已经在美国待了六年，于华盛顿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他也正面临事业的十字路口。跟蒙卡达的一番谈话，让他突然醒悟到自己与欧美前沿科学家的视野和心态差距太大。搞科研搞了十多年，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思来想去，不如退出！
1994年春节，他和几位朋友在一块儿喝酒，不会行别的酒令，就会背《毛主席语录》。第一个说“寄上三百元”，下面一个接上“聊补无米之炊”，再后面一个接“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一段语录的背景是：1972年，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毛泽东亲自回信，并拿自己工资“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中央调整知青政策的一个契机。
汪建说，他能背下整本语录，不管喜不喜欢，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东西，想甩也甩不掉。酒令行到这里，他忍不住流泪，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红到骨子里了，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干脆就接着红下去，回国吧！”
1994年，他回国创办北京GB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做乙肝试剂生意，却发现自己是块赚钱的料。第一桶金赚得轻轻松松，很快心生“赚钱太容易，没意思”的想法。
赚钱容易吗？照我看，赚小钱容易，赚大钱也不难，但持续赚钱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想持续赚钱又事业有成，史上留名，那就难上加难。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汪建经常跑珠三角、长三角，目睹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中显示出威力，心里琢磨：“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这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如果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没准儿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来呢。”
他又想，因为浮躁，所以自己搞科研不是西方人的对手。但整个国家都浮躁，不如就浮躁到最前列去吧——他越琢磨，越感觉这个逻辑是靠谱的。1997年的一个晚上，在广州东方宾馆一个小院子里，汪建和几位朋友边吃夜宵边争论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他确定了自己的下一步方向：“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几千人做一个项目，人海战术，不信这样搞不过老外。没准儿，能堆出一个诺贝尔奖来。”
后来就有了今天的华大。汪建总结华大模式：浮躁心理，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再加上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的精神，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科研之路。现在，华大平均一个月有一篇论文上《自然》杂志或《科学》杂志，数量是超过了蒙卡达一个人。汪建再想起蒙卡达，心里就平衡多了。
不过，蒙卡达在和汪建那一次谈话回去后不久，就与英国妻子离婚，娶了一位比利时公主，受封爵士——这一点无论如何还是让汪建很眼红的。
也随着这个转型选择，汪建再也找不到“赚钱太容易”的感觉了。时至今日华大都没有成为一家能赚大钱的组织，而是一家不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组织，汪建说自己不能算是企业家。
同时，他又远离了实验室，不再承担科研项目，加上美国的两个博士后都没有读完，所以汪建说自己也不能算是科学家。
那他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