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台阶》—王石
楔子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2008年9月9日，搭乘南航班机飞往拉萨，开始希夏邦马之行。
飞机进入高原，舷窗外，透过云层不时可见峰峦如聚，白雪皑皑。
登雪山有近十年时间，本应见惯高原风物，但映入眼帘的壮美景色，依然激起心中不易察觉的感动。
随手翻开机上读物，在一篇介绍世界各地机场的文章中，读到一个名字：简·斯马茨。
简·斯马茨，英国陆军元帅？为什么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国际机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呢？看文字介绍：斯马茨担任过南非总理，并参与创建“国际联盟”，作为哲学家，他为人所知的是提出了“整体论”。斯马茨在南非的崇山峻岭中长大，对登山运动有发自肺腑的热爱。他说：
“对人类来说，高山不仅仅有永恒的雄伟，它还是耸立的灵魂台阶，是宗教的源头。”
天籁童心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飞机降落。装上两个登山驮包，驱车前往拉萨城。
进城后，直奔西藏盲童学校。
越野车停在胡同口，步行走进盲童学校院子。校长赛布芮娅和保罗都在学校里。今天要举办一个小小的仪式，我代表万科员工向西藏盲童学校捐赠善款，同学校的孩子们联欢。一块儿来的有西藏残联的望青格勒、西藏摄影协会的车刚和文联的友人，还有和我同一个航班过来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
校长赛布芮娅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士。1970年，她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那年彻底失明。起初，赛布芮娅在盲人学校接受教育，随后进入波恩大学学习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并热爱上了中亚学，依靠电脑听音分析器学习藏文。1997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德国女孩一个人来到拉萨旅游，发现这里的盲人不仅没有受教育机会，还遭受各种歧视，缺少尊严——当地风俗认为，盲人是前世造了孽，今世遭受神的惩罚。
赛布芮娅被盲童的遭遇深深刺痛，决定要帮助他们。“我无法让他们看到常人的世界，但要让他们体验到心灵的光明！”
在西藏旅途中，她认识了荷兰人保罗。当时作为生活优裕的西欧白领，拥有四个学位，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曾在非洲当过救助儿童的志愿者。保罗十分支持赛布芮娅的想法。
1999年6月，赛布芮娅的计划得到德国政府赞助。她和保罗先后回到拉萨，建立盲童学校。后来，二人结为夫妻。
第一个进入学校的盲童叫索朗本措，是一个女孩，因为遭受歧视和欺负，她的性格变得十分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来到盲童学校，小女孩找到了安全和欢乐，学习英语、藏语、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课程。到了节假日，索朗本措和同学一起搭乘长途汽车，往返拉萨和位于墨竹贡卡县乡下的家——如今的她已经变得自立、自信。
学校有60多名学生，从4岁到18岁不等，按学龄分班。赛布芮娅在布莱叶盲文基础上创造藏盲文，自己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逐渐培训孩子们的指感，教会他们盲文阅读和打字。
现在，这里的盲童大都可以读、写、使用盲文打字机和盲人电脑，用汉、藏、英三种语言进行日常交流。除了初级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盲童还要进一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包括按摩、手工编织、医疗看护等。赛布芮娅鼓励孩子们坚强、乐观、平和地面对生活，通过给予鼓励和快乐，让他们越来越自信。
2000年，赛布芮娅获得国际女性俱乐部颁发的“诺格奖章”，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邦比文化奖章”。2001年，荷兰驻华大使代表荷兰女王到拉萨授予保罗和赛布芮娅夫妇二人爵士勋章。
2003年老王前往攀登珠峰，途径拉萨时，被摄影家车刚带到盲童学校。“是去做一次慈善捐赠吧！”心里很乐意，但带着一种给予者的优越感。
那一天刚好天气温暖，阳光洒满盲童学校的藏式小院。孩子们歌唱着欢迎来客，歌词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纯净无瑕的歌声更令人感受到心灵之美。面对苦难，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是乐观、积极、自信，不禁问自己：残障儿童尚且如此，身体健全的人又该如何呢？在盲童面前，原有的优越感被瓦解得荡然无存，赛布芮娅的爱心和不屈精神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领唱的男孩叫久美，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或许是因为眼睛失明，盲童的其他器官就特别敏感，听觉、嗓音比五官健全的人更好、更强？久美的歌声不仅表现出天赋，还释放出他的自信。
久美喜欢与人交谈，抓住老王的手不放。这个孩子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当赛布芮娅告诉他，这个梦想恐怕永远不可能实现时，孩子想了想说道：“既然开不了车，那我就当出租车公司的老板！”
纯洁的歌声，天真的梦想，让老王感到：真正给予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面前这些可爱的孩子。
这次经历，让我对盲童学校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每次到拉萨都会来看看。不仅自己关心和帮助他们，也发动身边的同行、朋友。董事长常常在公司内部说起，又通过《万科》周刊传播，万科员工也被西藏盲童的故事感动，每年进行定向募捐。2006年，万科员工与深圳青年作曲家文莉、企业家万捷、摄影家左力等友人一起，帮助盲童出版了一张音乐专辑《天籁童心》，试图为有音乐天赋的盲童摸索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从盲童学校出来，来到幽静的西藏大学校园，看望在这里学习钢琴和声乐的久美、格桑。久美和老师一起展示了一曲弹唱，经过半年训练，进步很大啊，老王心里由衷高兴。格桑年龄比久美大，弹奏钢琴的水平也更高些。“两人配合来一首吧！”格桑弹，久美唱。
久美唱歌时，手指头在裤子上轻轻跟着弹奏……神情中总有一种对生命的由衷喜悦，令人深深感动。
次珍老师介绍：“开始的时候，如何让他们找到音就是个大问题。我用胶布在键盘上标出‘哆’，‘哆’找到后，其他音就可以顺序找到了。可节奏没法像这样标识啊，只能让他们整个记下来。我先弹一遍，录音，让他们反复听，慢慢记。然后还要教他们指法，把他们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让他们感觉这个音是一指，这个音是二指，这个是三指……就这样，挺困难的！”
教声乐的丹增老师说：“和普通学生不一样的是，他们缺少可视性的教学模仿过程。比如说像腔体状态、气息，健康孩子可能只要看见我唱，就能模仿出来。但盲童只能靠摸，比如说哪里是横隔膜呀，腔体打开的状态呀，歌唱的表情呀，都是让他们通过手摸来学习。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用手点他们身上的某个部位，他们才能知道该做什么……”
史上年纪最大的登山队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告别久美、格桑和两位老师，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西藏登山学校。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希夏邦马峰攀登队集结了。
攀登队11名队员中，我同汪建是最后抵达的。
这一次攀登全程由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负责计划安排、提供技术和后勤保障。高山向导、高山支援，再加后勤保障人员有28人，队员和保障人员配比1：2。5。这支团队的人员合计登顶海拔8 000米以上山峰有四五十次之多，实力可谓强大。西藏登山学校副校长阿旺罗布担任登山队长，这是一位曾7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年轻登山家。
除了11名登山队员和工作人员，随队的还有来自深圳的青年纪录片制作人洪海、陕西电视台记者王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杨浪涛（后抵达）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陈芳、梁羽，两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将在登山期间及前后开展一个科研项目，抽取六位志愿者的血样，提取RNA，进行基因图谱分析比较，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研究低海拔生活的人们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
队友基本都是熟人。北京探路者的王静、中建三局的华仔（大名黄宗华）2007年曾同老王一起攀登卓奥友峰，此外还有现任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主席的居士（朱廷峰，现任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的汪建、从事管理咨询的田同生老师、来自福建的山友花雕(大名张鹰)、昆明城建股份董事长李捷、云南的金飞彪和金飞豹兄弟、深圳农行的张梁。11名队员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最年轻的也是70后，嘿嘿，可能是中国登山史上年纪最大的一支队伍了吧！
可以感受到中国业余登山运动在近年蓬勃发展。
何谓业余？
早期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创办者顾拜旦的主张下，遵从古希腊以体育塑造人格的理想，坚持业余精神，重在参与，重在提高人民体魄和灵魂的健全。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演变，职业和业余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界定。1980年，国际奥委会将业余原则从宪章中删除，宣布奥运会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的运动员开放，也彻底打开了商业化的大门。
美国有一项业余体育联合会（AAU）苏利文奖，自1930年以来每年颁发一次，授予美国的优秀业余运动员，被誉为体育界的奥斯卡奖。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游泳名将菲尔普斯都曾获此殊荣。当然也有人质疑，菲尔普斯从小开始，每天早上7点训练，一天2～5个小时，一周要练6～7天，算不算业余呢？
事物的发展演变，往往会消解它朴素的本质。职业体育有明显功利性，但我们不妨接受它——最高竞技台上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成绩有天壤之别，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职业和业余有何不同呢？
西藏登山学校招待所，简朴，整洁。刚入住下来，陈芳同梁羽就带着针管来抽血。因为提前打了招呼，老王有心理准备，挽袖子伸胳膊。陈芳扎橡皮筋，棉球涂抹酒精，针头对准一针戳进去，没有见红，两针、三针……也许是房间灯光比较暗，也许是紧张，也许是不够老练，扎了五次也没有扎进静脉血管。万科集团掌门人紧闭双眼，故作镇静状。捂着白口罩的在读博士生陈芳连声抱歉：“不是专业护士，手生得很，对不起！要不这样吧，到人民医院去抽血，路程也不太远……”
半个小时后，在西藏人民医院顺利完成抽血。此次志愿做“小白鼠”的还有汪建等共六名队员。利用基因检测分析人体在高海拔低氧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课题，课题导师就是汪建。对实验的意义，汪建如此描述：首先，了解人体对低氧环境的反应，对登山活动有实际帮助；其次，缺氧是人们进入青藏高原的最大障碍，也是许多危重病共同的病理表现。研究急进高原人群对低氧的反应，对了解危重病的缺氧和调节机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华大基因的这个研究课题始于2006年，汪建带着助手陈芳，借助由西藏登山学校组织的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 200米）的一支队伍，携带了一笼小白鼠（这一次前往希夏邦马，实验动物由小白鼠彻底升级为人），作不同海拔高度的适应实验。实验过程中，有高血压、气管炎病史的汪建高山反应强烈，头晕，呕吐。实验完成，顽强的汪院长不听登山组织者的劝阻，成功登顶。
指点江山，挥斥方遒？（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汪建，江湖人称“汪老师”，湖南沅陵人。沅陵号称“湘西门户”，山险滩急，沟壑纵横，是湘西土匪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昔日几乎是乡乡有匪，村村有枪。所以汪建常常自诩湘西土匪，性格直率火暴。
汪建生于1954年，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知识分子。1967年，家庭遭受政治冲击，14岁的汪建被迫下乡。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少爷，数年之内练得农活纯熟，表现出色，当上生产队长，也锻炼出牛一样健壮的身板，天性好强，时不常要跟人比画比画。1975年，他参加湖南省农运会怀化地区选拔赛，获得十项全能冠军。据他自己吹嘘，30岁时跑百米还能跑进12秒，1 500米能跑进4分以内。
1976年，汪建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湘雅医学院就读。当时，个人没有任何决定和选择的空间，学校、专业，就连填表格，都是由上面一手包办。不过在汪建看来，有个机会读书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刚从农田里、车间里摸爬滚打出来，浑身骨头痒痒，只愁有劲没处使。
湘雅1914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是中国按照现代医学教育规范开始进行本科教育的第一所医学院，一度有“北协和，南湘雅”的美誉。湘雅人才辈出，有中国免疫学、微生物学开拓者汤飞凡、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国际首次成功用鸡胚培养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的谢少文、病毒疫苗培养法创始人李振翩、中国神经病学奠基人黄友岐、中国心电图学创始人王肇勋、中国最早从事放射学与肿瘤学的工作者谢志光……。
青年汪建和他的同学们意气风发，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世界委屈了自己。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新录取的大学生和工农兵学员发生冲突，汪建狂言：“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湘雅录取线只要55分，如果我们有机会高考，才不考湘雅！”
汪建的同学颜光美——和他一样是当年的“三好标兵”，坐在篮球架上用15分钟答完了高考的数学卷子，扭头对汪建说：“我们要参加高考，起码在80、90分以上，来湘雅算委屈我们了，退学吧！”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给小平同志和校方各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学校找他们谈话：不管工农兵学员，还是高考录取的大学生，都是党的孩子，不要这么对立！
毕业后，颜光美主动放弃分配长沙的机会，自愿到湘西工作。“在艰难的环境里，人才能够奋发向上！”后来他进入中山医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又获国际福格地奖学金，出国留学。1996年，颜光美放弃美国的优裕生活，发起12名博士一同回国，马上被聘为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后来又任中大副校长，以锐意改革名噪一时。
而汪建毕业后选择了留校实习。湘雅医院妇产科相中他，要拉他过去。汪建觉得一个大男人当妇产科医生，放不下面子，几次三番推脱，最终还是去了。工作三个多月，亲手接生40多个小娃娃，再不乐意干了，调到电镜室工作了三年。这三年中，他对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感兴趣，觉得这是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前，因为参与校庆资料的整理工作，汪建曾经采访过湘雅第一届的老学长张孝骞。张老先生从解放后开始关注中西医结合，采访中大谈其心得。要知道，老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协和的副校长、卫生部部长的老师、中国的西医泰斗，在内科界是一统江湖，绝对权威。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医学上也有类似的“内科无第一，外科无第二”，但张老先生在内科界硬是达到了神医的地位，无人不服。他的一番话对汪建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三年期满，汪建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中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他后来吹牛：“我是学贯中西医。”
指点江山，挥斥方遒？（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这边的导师当时正参与一个项目，科研机会比较多。做组织切片的时候，小小的钻石刀攥在手里，一把7 000～8 000美元——这样的钻石刀实验室里有两把，在80年代初可谓价值连城。再有，一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十几万美元——这些条件都能极大满足汪建的虚荣心和求知欲，这也是吸引他考到这位导师门下的原因之一。
导师参与的是什么项目呢？“国务院第九办公室一号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保存领导人的遗体。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遗体移入纪念堂，采用气液相结合的保存方法：遗体的衣服里包着福尔马林液体，面部和双手处于惰性气体环境中，保存效果很好。汪建所在的项目组要研究的是脂肪的保存：从中药的香精香料里提取出抗氧化的物质，在和毛主席差不多年龄、身高、体重的人体上作模拟实验，效果不错。
按各国习俗，人死后可土葬、火葬、水葬、天葬。而保存遗体的做法，仅见于古代埃及的木乃伊，以及中国楼兰女尸、马王堆汉墓女尸和一些大德高僧“真身不化”等个案，东正教也有圣徒死后制成干尸的例子。直到现代，才有了政治领袖逝世后，将其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放入水晶棺供人瞻仰的做法。现代医学用福尔马林液、零下270摄氏度的液态氮等手段，可做到尸体长期不腐烂，但这并不适用于供人瞻仰的情况。所以，各国政治领袖遗体保存难度甚高，其技术至今都是机密。
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认为，把列宁遗体像东正教圣徒死后一样制成干尸，是对其本人的侮辱。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声明：“我对你们有一个恳求，不要把对他的哀悼变成对他个人形式上的尊敬，不要修建他的纪念碑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但在斯大林坚持下，政治局最后决定保存列宁遗体，这开了世界上长期保存人的遗体供瞻仰的先河。
1956年，毛泽东带头在政治局关于遗体火化的决议上签字。他曾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死了身体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和水晶棺，应该非其本意。
据资料，有11位政治领袖的遗体曾进行防腐处理，并放入或计划放入水晶棺中。其中列宁、胡志明、毛泽东、金日成和乔巴山至今仍在水晶棺中，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已移出安葬，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于技术处理滞后，未能实现供人瞻仰的计划。
在西欧各王国首都旅游，常常看到皇家教堂里的一个个角落，就是君主或皇族的长眠之地。比较奢侈的，在石棺四周雕有其逝世时的造像；比较俭朴的，坟墓化入教堂建筑中，仅留墓碑镶嵌于地面，任凭市民和游客走过。君主如此，共和政体下的政要则连皇家教堂的特权都没有了。美国国父华盛顿死后，葬于弗吉尼亚的故居弗农山庄，在波托马克河畔的森林草地间，与他的妻子相对长眠。
对于一位政治领袖、国家元首来说，如此身后事，显然更符合“长眠”的真意。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却设计出种种繁复的哀悼和厚葬，甚至动用大量社会资源保存遗体供人瞻仰，又是出于什么信念驱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不久，邓小平等领导人都要求自己百年之后遗体火化。这是由于对死亡的态度更加平和达观呢，还是由于对生命的认识更加深刻从容？无论如何，汪建参与的“一号任务”到此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因为在研究脂肪保存时，涉及脂肪酸、脂肪在血管内作用等内容，汪建就转向研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理和治疗。1986年，他主持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脂质过氧化，血小板和血管壁细胞生物学行为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消退”获卫生部二等奖。
年轻的汪建，雄心勃勃，要在医学科学领域干出一番事业。
我们打败了这狗娘养的！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0日，天气晴朗。一整个上午都泡在西藏登山学校，参观珠穆朗玛峰登山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应该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博物馆，资料很齐全，讲述了人类攀登珠峰的整个历史：从1921年开始尝试到1953年人类第一次登顶，又许多年过去，一批批人尝试攀登世界之巅，或荣归故里，或以失败告终，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人类并没有停下脚步……
1921年，英国人第一次正式攀登珠峰，到达海拔6 985米高度，此后先后八次在北坡的尝试均未能成功，还失去十多人的生命。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到达海拔8 570米以上，这是他们二人第二次攀登珠峰，可惜一去不返。
乔治·马洛里毕业于剑桥大学，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同学和挚友。他和欧文死前是否登顶，成为珠峰攀登史上的最大悬案。1999年，人们在珠峰北坡海拔8 170米处发现了马洛里尸体，但没能找到他的柯达相机，而欧文依然没有下落，谜团继续。
从当时的装备、氧气供应、时间情况判断，专家认为他们登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马洛里的家人坚信他登顶了，理由是马洛里曾说过，如果登顶，会把妻子的照片留在珠峰，而他保存完好的遗物中并没有妻子的照片。
1950年西藏解放后，外国登山队改由南坡攀登珠峰。1952年瑞士登山队从南坡到达海拔8 540米高度，开创了南坡路线。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登顶珠峰。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的三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从北坡首次成功登上珠峰。在2002年之前，中国人登顶珠峰50人次，汉族仅有12人次的记录，其中大陆6人，台湾5人，香港1人。2003年，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之际，我加入中国第一支珠峰业余登山队“2003中国搜狐珠峰登山队”并登顶……到2007年底，已经有3 000多人次登顶珠峰，其中中国人182人次。
展品中有一架梯子，令人印象深刻——1975年春，当中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时，队员们奋战了近一天时间，用岩石锥和绳子在“第二台阶”的岩石上固定了一架近6米高的金属梯，为他们最终胜利登顶奠定基础。此后，几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通过这一梯子，成功登上世界之巅。国际登山界把这个梯子亲切地命名为“中国梯”。如今，它完成了33年的使命，进入珠峰博物馆。
世界首位登顶珠峰的新西兰著名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的儿子彼得·希拉里向博物馆捐赠了三件物品，其中一件为他父亲的遗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山时使用过的岩石锥，还有一张印有埃德蒙·希拉里头像的新西兰纸币，面值5元。
2008年1月某个暖冬下午，老王正在万科总部培训教室接受媒体采访，收到短信：埃德蒙·希拉里在奥克兰病逝。读罢思绪万千……
55年前，33岁的希拉里和夏尔巴人诺尔盖从南坡登顶珠峰，写下人类探险史上不朽一页。希拉里把旗帜插上地球之巅，并埋下一个十字架。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评价希拉里：“埃德蒙爵士谦虚地称自己只是一个养蜂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巨人，他是一个英雄人物，不仅因为他‘打败’了珠峰，还因为他的果敢、谦卑和慷慨。”
克拉克所用的“打败”一词源自希拉里从珠峰下来后所说的名言：“我们打败了这狗娘养的。”
这句粗话反映了当时探险界对世界第一高峰又恨又爱的复杂情绪。珠峰攀登活动始于20世纪初，但在希拉里之前，珠峰带给登山者的只有挫折和死亡，它一度被视为“不可征服”。
人们容易记住希拉里这句个性张扬的名言，但他却是个内心非常谦卑的绅士。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后，他越发展现自己个性中谦卑的一面：“我只是一个养蜂人，上小学时很优秀，中学时很普通，大学没上过。”他并且说自己之所以能够登上珠峰，只是因为有“实用的技巧和足够长的绳索”。
有人问希拉里，马洛里和欧文有没有可能曾登顶珠峰？希拉里回答：“如果马洛里曾登顶，我就是白白赚到了40多年的荣誉，这便宜捡大了！”
希拉里从未忘记带给他巨大荣誉的夏尔巴人。1962年，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每年筹款25万美元，帮助贫困的夏尔巴人接受教育。
他曾到达过南北极，甚至在2007年以87岁高龄又一次到达南极点。他还攀登过喜马拉雅山脉另外十余座山峰，与尼泊尔这个国度结下不解之缘。终其一生，希拉里作为一名登山家更是一名慈善家访问尼泊尔不下120次。1975年3月，他的妻子与16岁的女儿搭乘小型飞机前往尼泊尔，途中失事罹难。随着珠峰攀登者越来越多，希拉里转向关注珠峰环境问题，号召各国登山者清除珠峰上下数千吨的氧气瓶、食品罐等遗弃垃圾。
老人已去，精神永存！
博物馆里也有介绍西藏风土人情、生物多样性的内容，还展示了19世纪末发现的雪人足迹。
筹办珠峰登山博物馆不仅是老一辈登山家的愿望，也一直是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的一个心愿。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老一辈登山家逐渐被人们遗忘，作为新一代登山者，我们应该让后来的人知道这座山峰曾经发生的故事和英雄事迹。”
两个50后的80年代（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1日，上午自由活动。下午1点30分，从拉萨出发，一辆中巴车经曲水县，沿雅鲁藏布江，上盘山公路，来到顶处，便是羊卓雍湖。沿高原平湖继续西行。冷峻的山体泛着绿色，天空湛蓝得发黑，云朵低垂似伸手可摸。
车上，金飞豹跟大家神侃穿越格陵兰岛的趣闻，眉飞色舞。张梁则回忆徒步北极的经历，险象环生。2008年5月，飞豹穿越格陵兰冰盖，暴风、大雾、低温，天地一片混沌……此时的张梁正在徒步北极路上，同一只饥饿的北极熊正面冲突。何曾想四个月后，两个人会走到一起攀登希夏邦马峰呢？
四个月前老王在做什么呢？唔，“5·12”汶川大地震，因一篇博客文章对赈灾慈善的表态，引发“捐款门”事件而苦苦应对，不亚于一次攀登8 000米山峰的磨难——岂止？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地震后的“捐款门”，引发了一次心灵的“地震”。
拉开车窗，风呼呼往里灌，周身舒畅。真想大喊几嗓子！
同汪建同排座位，聊万科企业管理心得。华大基因正在急速扩张，华大掌舵人只要同老王在一起，就会抓紧时间推销生物科学的重要性，又贪婪吸收万科掌门人管理企业的种种经验，互相没有戒备，没有功利，也没有竞争，常常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认识汪建是早在2003年10月的事，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组织一次北京远郊云蒙山纵走，我在队伍中认识了几位分子生物学科学家，其中就有汪建。汪建比我小三岁，个头体型相似，都经历过“文革”，说话直爽，有毫不掩饰的一股傲气——有本事的傲气，我欣赏。两个人是气味相投：有话说有屁放的爽快作风，甚至连火暴的臭脾气也类似，很快熟络起来，惺惺相惜，山友加朋友，彼此称呼“老王”、“老汪”。
1983年5月7日，我搭乘广深铁路火车抵达深圳。满目吊塔林立，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往来如同人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分泌猛增。这时候的我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阅历和信心，更有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
这一年，湘雅医院电镜室的汪建大夫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经历了“一号任务”突然中止的挫折，汪建激情不减，认定自己会在中西医结合科研领域走出一条路来。他学西医出身的，到中医院校说话总有点怪声怪气，惹人不高兴，觉得他心意不诚，只想挂一个“学贯中西医”的牌子，去社会上坑蒙拐骗。
但那时候的汪建，对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是真诚的，野心是实实在在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直到今天，汪建对中西医结合依然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多年的求学和科研经历，他得以充分接触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及前沿研究，同时又没有陷入任何一方的成见中，独沽一味，而对其他的医学理论加以排斥。
1984年前后，有几位部委领导和老科学家对气功很“发烧”，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数学所调了一些人，又从山东大学数学、物理、医学各专业抽调一批人，成立卫生部直属的气功研究所。汪建也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调了过去，搞气功研究。
两个50后的80年代（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汪建看到气功师“刀枪不入”，想到石墨和钻石的关系：石墨是纯碳，钻石也是纯碳，但结构一旦改变，黑色而柔软的石墨，就变得晶莹透明、硬度极高，那么气功师刀枪不入的时候，是不是细胞胆固醇变成某种有序的结构而导致？他打算从测量细胞膜的流动性和有序结构入手。
很快他就发现，科研人员和气功师很难配合，沟通也有问题。气功师说硬功是等而下之的气功，他现在正在养功，不愿意在这方面浪费功力。气得汪建把实验室门一关，“我们俩比画比画！”最后是不欢而散。
1987年前后，汪建心灰意冷，离开了研究所。这一年最有名的事件是大兴安岭火灾，轰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说“我要它灭就灭，我要它起就起”。汪建心想：这不是走火入魔了吗？
他遭遇科研探索路上的又一次挫折。
1987年到1988年，汪建离开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回到湖南医科大学当药理助理研究员，从事细胞因子与血管内皮细胞作用的研究；1988年，他出国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专攻谷胱甘肽S转移酶的蛋白生化性质；一年后又到艾奥瓦大学做博士后，从事MHC-II型DR抗原在平滑肌细胞中的表达研究；1990年进入华盛顿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检测等等，这一做就是四年……
这一时期的老王在干什么呢？1988年12月28日，万科股票公开发行。4 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股票约500万出头。怎么分配好？按照市府办公厅下发的文件，只允许10%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我明确表示：放弃应得的个人股份。管理层也随之放弃，并提议将职工股成立基金。今天，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万科公益基金会，用以广播慈善，回馈社会。
为什么选择放弃股份？哲学家罗素说，人的奋斗不单纯是受物质享受的欲望所驱使，人的天性有占有欲、权力欲和创造欲。占有欲渴望的是物质财富。我更倾向于权力欲和创造欲，如果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者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后者。
财富本身没有好坏，我并不觉得财富是一种恶，但是在占有欲、权力欲和创造欲之间，人生有限，我知道自己不可兼得，应该有所取舍。
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和新教伦理道德有直接关系。新教把人们的财富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将它视做上帝的旨意，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在这种伦理道德出现之前，全世界大多数社会观念都是反对营利性工作，排斥财富增值活动的，中国也不例外。
在30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家的财富来源一直遭受质疑，一些企业家还因此落马，其中固然有自身违法行为导致，但也和传统社会认为“为富不仁”、“君子固穷”、“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不无关系。
我没有选择财富，而是选择了事业，在公司所有权清晰、治理规范的同时，也避免了外界对企业家个人财富的质疑。有意无意中，我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
汪大夫的中西医结合理想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中巴在高原上艰难前行，空气骤然变冷，风带着细小水珠刮进车内，是细雨还是雾气？关上车窗，继续话题……
老王：“人在美国，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就停止了吧？”
汪建：“研究转入新的领域，远离最初的理想。”
近年来互联网上关于中医的争论越来越很热闹，闲聊中请教汪老师的看法。
汪建解释：现在我们看到中医闹了不少笑话，其实西医也会闹笑话。过去很多年，西医一直认为导致胃溃疡的罪魁祸首是胃酸过高，一般采用抗酸药物治疗。1982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胃溃疡是幽门螺旋杆菌作的祟，并因此获得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汪建当外科医生的时候，还割过好几根十二指肠，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做这个手术了！
不过，抓到西医的笑话，不等于中医就从目前困境中开脱。中医和西医及现代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体系。西医的检验标准很简单，就是临床试验，而且必须采用双盲方法，而中医很难接受试验，又无法说清楚自己的体系。在现代科学面前，中医理论过于‘神秘’了，无法测量，无法检验，无法证伪，缺少精确数据和方法论支持。
面对现代医学的标准，中医既要迎合融入，又要保持自己的方法系统，所以引起种种质疑。
“不过，”汪建话头一转：“基因科学给西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可能给中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换一个角度看中医，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建立的中医体质学说，就是通过分子生物学而不是中医文献来解释，试图建立中医的科学基础，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少数老中医才懂。他和方舟子也有过不少争论。”
在华大运作机制和基因学科的发展问题上，汪建与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曾有过争论。说起方舟子的中医之辩，他少不了嘟哝几句方舟子“过于偏激，看问题片面”，但在很多观点上，两人是一致的，比如：中医理论不符合现代科学体系；从经验看，中药、针灸等中医疗法有价值，值得挖掘，等等。不久前，汪建接受一位名中医针灸治疗，大夫嘲笑他是“将信将疑地”接受治疗，他哈哈一笑：“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行。”
问题是，说不清楚医学原理，又怎么有把握它能治病呢？
这次出发前，我带上了一本何兆武先生的《经典七日谈》，其中有一段《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读书笔记：中国的儒家以为性与天道不可闻，所以“不语怪力乱神”，持一种“未知生，焉知死”的立场，只限于探讨社会伦理——这和科学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西方一个极端的反例是，浮士德博士为了追求宇宙的奥秘，竟不惜违反社会伦理，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
与儒家不同，道家对探索自然世界、研究人和宇宙的奥秘有浓厚兴趣。和西方科学与方术夹杂一起相类似，中国道家通过与方术结合，获得了许多自然实践知识。中医和中国古代化学、矿物学、生物学等原型科学一样，都是在道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为何中国最终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家“绝圣弃智”的态度，他们不相信理智和逻辑的力量，而这恰恰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李约瑟认为，这可能涉及科学与民主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科学的兴起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在民主体制下，必须靠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形式才能说服别人，获得选票。而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不需要这一类政治程序，需要的只是大众安生乐命，绝对服从，也就无法培育出合乎理智和逻辑的思维和语言环境。
或许正因此，道家的实验方法始终未能规范化，对自然的观察也始终未能系统化。虽然他们对事物变化的普遍性有着深刻的洞见，但最终还是由自然主义转入神秘主义，由原型科学转入了巫术。正如法国诗人里瓦罗尔（Antoine de Rivarol）所说：凡是宗教与野蛮混杂在一起时，总是宗教获胜。凡是野蛮与哲学混杂在一起时，却总是野蛮获胜。
我们平时所指的“西医”应该叫“现代医学”。西方的传统医术，例如我们在电影、小说中常见的放血疗法，还有一些类似巫医的做法，同样被现代医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在西方国家几近绝迹……中医只是由于比较晚受到冲击，加上民族国家羸弱、强敌侵凌的大背景，就与民族自尊心、传统文化挂上了钩，使问题复杂化了啊。
而受到现代科学冲击的，又何止是传统中医、传统西医、传统伊斯兰医学？宗教、信仰、习俗等等，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不断被科学技术与现代观念冲击，引发了社会变革，也促使人的意识发生变革——价值观、世界观……同样，对生命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虔诚信佛的卫藏人（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经江孜城，游览居高临下的老县城旧址，残破的建筑按原样修复，成为旅游点。远眺，蓝天白云，正是丰收季节，富饶的河谷。
蓝天下，经幡随风舞动。眼前的江孜由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山脚村落的民居紧挨着，屋顶上建平台，形成一个小院子，晾晒粮食，儿童嬉戏，充分利用了空间。
来自福建的山友花雕爬上观望楼，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异常兴奋！
江孜地名来自藏语“杰卡尔孜”，意为“胜利顶峰，法王府顶”。江孜建城已有600多年历史，比日喀则还要早。由于地处通往锡金、不丹的要道，水土丰美，遂成为重镇。这里距离日喀则90公里，距离拉萨250公里，地理上更接近后藏，但清朝时期为江孜宗，属前藏噶厦地方政府管辖。“宗”是要塞的意思，可见它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1904年的抗英战争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江孜也因此享有“英雄城”的美名。
传统上把藏人活动的区域分为卫藏、康巴和安多。我们今天称为西藏的、以拉萨为中心的高原大部原来叫“卫藏”，是藏区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念青唐古拉山和横断山以北的藏北、青海、甘南、川西北大草原叫“安多”，因为是草原，出产良马。“康巴”则包括川西的甘孜、阿坝，西藏的昌都和云南的迪庆。各地人也形成不同的习性，卫藏人虔诚信佛，安多人勤奋精进，康巴人强悍勇敢。
卫藏又分为三个区域，从西向东分别是：包括整个藏北高原的阿里，江孜所在的日喀则地区一带称为后藏，拉萨和山南地区称为前藏。阿里地区人烟稀少，前藏和后藏是藏民传统栖居之地，其中又以前藏人口最多。
前藏与后藏以雅鲁藏布江为界，历史上，前藏是达赖喇嘛的大本营，而班禅的影响力更多集中于后藏。1000多年来，藏传佛教在藏区一直拥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远及锡金、不丹、尼泊尔、印度乃至世界各地。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了佛像和佛经，这是佛教最早进入西藏，但属汉传佛教。8世纪晚期，莲花生大师等高僧把许多经、咒译成藏文，创建显密经院及密宗道场，发展在家、出家两种僧团制，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基础。莲花生大师被藏传佛教尊为“古鲁仁波切”，意为“宝上师”，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佛的身口意三密之应化身。
佛的概念，与“上帝”、“安拉”这些全能的、作为造物主的神不同，它是“智者”，也是消除无知无明、获得最高智慧的境界。藏传佛教的核心是中观正见和金刚密法。其中中观思想由大乘佛教思想家龙树提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是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它们本身没有不变的实体或自性——就连佛法真理也是如此。只有排除了各种因缘关系，破除执著名相，才能证悟最高的真理──空。
所以，藏传佛教提出三种价值观境界：
下士道：行善累德，劝善戒恶，远离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进入人、天、修罗的三善趣。
中士道：既否定三恶趣，又否定三善趣，修戒、定、慧，从轮回中解脱，出离生死。
上士道：发慈悲心，修菩萨大行，普渡一切众生同出苦海。
发展到今天，藏传佛教有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大宗，四宗又分为许多小教派。
宁玛派意为“旧译密咒派”。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西藏贵族扶持苯教，藏传佛教遭受镇压，进入一段“黑暗时代”。后来以这一时期把藏传佛教历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宁玛派以传承前弘期译传的旧密咒为主，重视寻找和挖掘经典，历史渊源早于其他教派。宁玛派早期没有固定的寺院、僧人组织和系统性的教义，重视伏藏传承，许多僧侣可以娶妻生子。这一派极少涉足政治，所以流传至今没有最高法王。自五世达赖开始，历届西藏地方政府逢战争、灾荒、瘟疫等，都要请宁玛派僧人作法禳解，宁玛派高僧曾一直作为噶厦政权专门祈祷师，负责占卜问卦。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
虔诚信佛的卫藏人（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萨迦派在公元11世纪中叶由西藏贵族创立，在13世纪鼎盛一时。这一派在显教方面注重经论的翻译及辩经，采用教主家族世代相传的传承方法，延续至今，由彭措颇章和卓玛颇章两房的长子轮流担任法王。萨迦派最有名的人物是八思巴，他曾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发明了八思巴蒙文。教派主寺为萨迦县的萨迦寺，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俗称“花教”。
噶举派是支派最多的一宗。“噶举”意为“口授传承”，传承金刚持佛所授密咒教义，重密宗，重修身，采取口耳相传的传授方法。11世纪由琼布朗觉巴和玛尔巴译师所创，曾一度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影响力最大的是噶玛噶举派，这一派在13世纪首创了活佛转世的继承方式，逐渐为藏传佛教各派所采用。其主寺是位于当雄县境内的楚布寺。这一派僧人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
格鲁派是如今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鲁”在藏语中意为“善道”，主张僧众严持教规，崇尚苦行，禁止娶妻。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大法会，创立格鲁巴派。当时佛教教规松弛，渐失民心，格鲁巴派风气一新，管理严密，很快后来居上。格鲁派继承中观应成派思想，主张缘起性空，强调先显后密，显密兼修。格鲁派自清代以来形成达赖、班禅、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并有六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拉卡楞寺，以严守戒律的黄色僧帽为象征，俗称“黄教”。
1419年，宗喀巴圆寂，大弟子嘉曹杰继承衣钵，成为甘丹寺第二任法台，11年后二弟子克珠杰任第三任法台。宗喀巴、嘉曹杰和克珠杰后来合成“师徒三尊”，200多年后，克珠杰被追认为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宗喀巴圆寂后，八大弟子中的小师弟根敦朱巴先后跟随嘉曹杰、克珠杰学法，然后在1447年入后藏创建扎什伦布寺并任法台。1587年，他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
有意思的是，一世达赖喇嘛在后藏创建的扎什伦布寺，后来却成了班禅的住赐之地。而一世班禅活动的前藏，后来却成为达赖喇嘛的根据地。从历史上看，一世班禅地位比一世达赖地位要高。从教阶上看，达赖和班禅都是领袖，没有高下之分。历朝中央统治者也认为达赖和班禅互无隶属关系，地位平等。而达赖和班禅有“互为师徒”的关系，有六位班禅当过十位达赖的老师，又有四位达赖当过四位班禅的老师。
不过，达赖管理的前藏占西藏人口九成，班禅管理的后藏只占西藏人口一成，对比悬殊。加上明清以来，世俗政权归于达赖，居住于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流传至今，在西藏以外的藏传佛教地区，二者均有崇高威望。但在西藏地方，最高权威是达赖喇嘛。后藏地区的人民信仰班禅，达赖也同样有影响力。
藏传佛教否定现实人生的存在价值，极度轻视世俗世界的意义。在宗教思想影响下，藏人对社会是否进步、生活是否改善、个人是否有利都十分漠然，认为一切都是因果报应，个人无法扭转命运。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藏族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使他们忍让谦卑，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不过，漠视今生的观念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有抵触的，藏人缺乏利益驱动，鄙视商业和竞争，不追求生产和财富的增长，会使社会的发展缺少最根本的动力。同时，社会财富高度向寺庙和宗教活动集中，不能进入生产领域，也让西藏的经济难以发展起来。
藏传佛教的最高价值观念是佛陀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的慈悲利生精神，普渡众生是成佛的目的，也是成就佛果的主要因缘。这种利众道德观，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推动人心向善，削弱等级观念，消解暴力冲突，藏传佛教还形成了许多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固守文化传统的规范和习俗。
眼前的江孜，静静保守着那许多传奇和故事。天高云淡，玛尼堆粗粝石块刻上的经文，显出极富张力的美感，经幡飞舞，似在为虔诚、朴素的藏民们祈福。
不好！这是雪崩的前兆！（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继续赶路，傍晚6点抵达朗卡兹，在宁金抗沙峰脚下扎营。
老王钻进帐篷里吹充气垫，帐篷外，年轻摄像师洪海正在拍摄，神情专注。想起洪海可能比较缺少高海拔经验，问：“洪海，带了几个垫子？”
“带了一个。”
“来到高海拔地带，带两个垫子，隔温、防潮效果才好。睡得踏实，登顶才有保证。”
“噢！还好我不打算登顶，可以对付过去。”
“哎，我建议你不能局限于大本营、前进营地的内容，以后再进一步，和我们一起登山，这样才能拍到别人拍不到的风光，还有高海拔登山的真实镜头！”
没想到，老王一句不经意的鼓励，青年摄像师的好胜心暗暗被激起来了。
海拔5 100米，阴云密布，骤然冷了起来，飘着小雪花，夹杂冰雹粒。在这里将进行为期三天的高海拔适应训练。
感觉有些疲劳，距离晚饭还有一个小时，钻进睡袋休息。
迷糊中被唤醒吃晚饭。
头疼，不思进食：“别管我，我不吃了。”
队长阿旺钻进帐篷询问是否需要吃药。
“不需要。睡一觉就好了。”
躺在睡袋里，脑海回忆……
老王第一次和阿旺合作，是2000年攀登海拔7 543米的章子峰。腼腆的阿旺那时还是西藏登山学校的学员，有点孩子气，不爱说话，但一路走得很轻松，显示出了实力。
凌晨下起了雪，能见度只有大约20米，狂风呼啸。“阿旺，你还在我前面吗？”老王问。
“有个同伴不小心滑倒了，有点扭伤，我得赶过去帮他处理。你在原地不动。”对讲机传来阿旺急促的呼吸。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半空，阿旺身上还背着几十公斤的摄像器材呢！“需要我过来增援吗？”
“不用，别担心，我会很快处理好的。你就在原地接应我们。”
风更大了，老王整理行装，保存体力，作好接应伤员的准备。一个多小时过去，天开始见晴，在一片旗云升起的山坡下，远远看见两个蹒跚的小黑点和小红点，缓缓向我移动。
“嘿，阿旺！”我伸出手臂，激动地招手。不料在高海拔上，嗓子却粘住了一样又哑又疼。
1999年，阿旺罗布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第一批学员，当时只有19岁。2003年底，又被送到广播学院接受摄像培训。如今他不仅是一位优秀高山向导，七次登顶珠峰，成为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还是一位优秀的高山摄像师，担任过2005年5月中国珠峰测量队的高山摄像；七次登顶珠峰中，也有四次是作为高山摄像师。
攀登章子峰后，老王又和阿旺一同在2003年登顶珠穆朗玛峰，2004年登顶启孜峰，2005年徒步穿越南极，2007年登顶瑞士最高峰洛夫尔峰……可以说，阿旺帮助我一步步走过来，而我则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今年阿旺也已经28岁，显得清瘦、精干。1999年开始学习登山到现在，他已成为令人信赖的高山向导，不过这次担任队长，负责全局，会不会还年轻了点呢？
——哦，老王犯糊涂了，2007年登卓奥友峰，阿旺就已经是总指挥啦！记得冲顶的凌晨，从海拔7 600米的营地出发，向海拔8 201米的顶峰冲锋。走了六七个小时，突然狂风大作，雪花飘飘。“队伍暂时撤回来，不要着急，保持联络，我们等雪停了再继续登顶。”阿旺通知大家。
不好！这是雪崩的前兆！（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休息一阵子，雪停了，阳光照亮雪壁，大家连成长长的一条登山纵队向山顶冲锋。老王走在中间，紧跟队伍。就要抵达峰顶时发现，由于天气突变，带队的队员走错路线了！拿出卫星定位仪，仔细观察地形……突然，队友一声惊呼“阿旺，你快来看！”发现前方五米处，有一处高达半米的雪层正在裂开，并开始缓缓向下滑。“不好！这是雪崩的前兆！”十多名队员都在这个正在塌陷的雪层下方，一旦发生雪崩，十几条生命将全部被冰雪掩埋。
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所有人都绷紧神经，屏着呼吸，似乎呼吸的动静再稍大一些，就会加速眼前雪层崩塌。
阿旺冷静下来，拿出一根50米长的备用绳，让队员们一个个依次撤离。
20分钟后，全体队员安全撤离了雪崩区，大家忍不住拥抱在一起欢呼起来……
眼前的阿旺已经是一位成熟、稳重又自信的登山指挥官啊。
七次登上珠峰的阿旺罗布，两次以上登上珠峰的巴桑塔曲、旺堆、阿旺占堆、多吉格桑、扎西平措、丹增、普布次仁，无氧方式登上乔戈里峰（外国登山者称其为K2）的扎西次仁、普布顿珠、边巴顿珠……这些越来越为中国登山界所熟知的名字，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西藏登山综合培训学校。
校长尼玛次仁，原来是一名射箭运动员，1989年调入西藏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担任翻译及联络官，后来任中心副主任，此后相继登过启孜峰、纳吉冈日峰、玉珠峰、宁金抗沙峰、姜桑拉姆峰、唐拉昂曲峰、珠穆朗玛峰……
因为工作关系，尼玛常常为国外登山爱好者提供服务，但主要是牦牛运输、联系车辆、洗碗等外围工作，高山向导、协作、营地服务等核心业务全为外国夏尔巴垄断。尼玛咽不下这口气，想到了办一所登山培训学校。1997年底，他从定日县招来几名小伙子，办起一个培训班，没经费没装备，勉强支撑两个月，散伙了。
1999年，得到瑞士奥索卡公司资助和西藏自治区体委、登山协会支持，西藏登山综合培训中心成立，2001年改为西藏登山综合培训学校。学员主要是喜马拉雅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子女，所有学费、食宿和服装费全免，每月还有100元零花钱，并提供医疗保险。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上文化课，学习藏语、英语、登山知识，下午时间一周前三天体能训练，后三天技术训练。文化教师来自西藏体育学校、西藏大学和西藏藏医学院，技术课由国家登山队和西藏登山队的高手讲授。尼玛还从法国沙木尼学校请教练，每年送两名优秀学员到法国培训。
2002年，西藏登山学校被列为国家117个援藏重点项目之一，国家拨款500万元，国家体育总局拨款200万元，加上奥索卡公司等社会资金的支持，学校面貌一新，目前占地1。5万平方米，有设施齐全的教学楼、宿舍楼、接待楼和攀冰模拟道、抱石攀岩场地等基础设施，还建立起了国内最大的人工攀登岩壁。
比起夏尔巴声口相传的家族教学模式，现代教育模式有其明显优势，短短7年时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山向导，开始与有百年高山协作历史的夏尔巴人竞争。
2001年，尼玛成立了圣山探险公司，为学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也解决毕业学员的就业。近年国内的重大登山、救援活动都少不了西藏登山学校学员的身影。 2003年，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攀登珠峰的活动中，尼玛校长率领25名学员承担了所有高山协作、向导和摄像任务。珠峰高度重测和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活动，西藏登山学校学员都是绝对主力。
眼前这些为希夏邦马登山队提供协作的学员，还是一些稚气未脱、活泼好动的孩子。平时，他们称呼老王为“老师”、“偶像”，我在他们面前也俨然登山界前辈。时光会流逝，阅历会增长，这些孩子也会成长起来，成为真正的男人。他们的登山技巧和经验会超越老王，甚至可能超越阿旺，成为一个个优秀的指挥官，协助更多业余运动员完成登顶雪山的梦想……
海拔8 000米禁区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2日。上午天空晴朗。天气预报下午转阴，有雨夹雪。
10点半，阳光照亮远处的积雪山峰。晴空下，队伍出发作适应性训练。一开始感觉很累，每一步似踩在厚厚的地毯上，脚下发虚。
越走越轻松，高山头疼感消失。
行走三个小时，中途午餐后返程，总共是六个小时的适应性训练。队长阿旺对大家今天的表现很满意。
返回营地。黄色帐篷令人感觉温馨，牦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张梁二话不说，打了一盆热水烫脚。今天他感觉右脚有点疼痛，下山时不敢用力，行走只能靠左脚发力，估计是累坏了。另一边看到华大基因驻拉萨的王磊，无精打采地坐在大帐里，显然高山反应让他正忍受煎熬。
在纬度45度，气温为0℃时，海平面的标准大气压为760mm汞柱，氧分压是159mm汞柱。随着海拔高度提升，空气变得稀薄，气压逐渐降低，人体肺泡内的气体、动脉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分压也相应降低。但人体还是需要那么多氧气，就必须增加红血球含量。当一个人从平原进入高原，一般需要两三个月时间来慢慢适应低氧环境，才能进行正常的脑力和体力活动。如果来不及适应，高度愈高，过渡时间愈短，产生的反应就愈剧烈，这就是高山病，症状有呕吐、耳鸣、头痛、呼吸急迫、食欲不振、发烧等等，严重的会出现反应迟钝、感觉异常、产生幻觉，甚至会导致脑水肿或肺水肿，如不能及时降低高度，就会危及生命。
1997年，老王第一次入藏。从青海西宁出发，一直坐车到西藏。沿途搭拖拉机、大卡车、小车、吉普车……刚过海拔2 000米，高原反应就很严重，不自觉地流泪，头晕，睡不着觉。到了海拔4 000米，已经处于高烧昏迷状态，上吐下泻，苦胆水都吐出来之后——人却清醒过来了。
轻度高山病一般不需要特别治疗，多休息，多喝水，一两天后就会好转。严重的则必须卧床休息，吸氧，进行药物治疗，但最有效的还是立刻转移到低海拔地区。在不能及时转移的情况下，常用的临时措施有给氧和增压。增压装置一般是轻型纤维制成的袋子，密封后用手动泵加压。
一般来说，人们把海拔8 000米以上的地带称为“死亡地带”。1875年，意大利人斯宾内利、赛维尔和蒂桑迪埃乘坐热气球升空。当气球上升到8 000米高度后，斯宾内利、赛维尔因无法适应，很快死亡。蒂桑迪埃最后由于气球破裂自动下降，才逃过一劫。人们于是得出结论：人在8 000米以上高空不使用氧气，必会死亡。
在海拔5 000米的地方，空气中的含氧量是平原的1/2，海拔7 000米以上含氧量是平原的1/3，到了海拔8 000米以上，含氧量不足平原的1/4。事实上，海拔7 000米就已经是一个极限，在这个高度，人体肺泡里氧分压和动脉氧分压基本上差不多，从理论上讲，氧气已经无法从肺泡进入血液。能够忍受这种极端情况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一直沿用把海拔8 000米以上高度称为“死亡地带”的观点。随着梅斯纳尔开始尝试无氧攀登海拔8 000米以上高峰，并于1978年和哈伯勒同时无氧登上珠峰，引起了登山界的震动，一些专业登山家宣称：“氧气瓶已经被登山运动抛弃了！”今天，像梅斯纳尔一样无氧攀登“14座”的登山家已经达到7位。
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没有氧气瓶，海拔8 000米以上仍是绝对的禁区。
汪建对无氧攀登持强烈反对态度：“什么无氧攀登，闹着玩一次可以，平时别干那事！我听阿旺说，无氧登顶之后，要一两个月才能恢复得过来，是不是？这就说明大脑损伤得很厉害，作为登山运动员，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要让自己的运动生涯越长越好，而且老的时候不要有什么后遗症。
“脑损伤，常见的是脑水肿，导致记忆障碍、判断障碍。如果在这时候做核磁共振，会看到大脑有一个一个小点，这就是显示脑组织坏死的地方。这里坏一点，那里坏一点，你可能不在乎，但是长年累月，造成20%～30%的损伤，就很危险了。虽然我手头上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我给登山学校讲课时问过大家，从山上下来有没有不忘事的？没有。那就是损伤了。
“在高海拔上，睡觉的时候要吸氧，流量可以低一点。我建议保持自己不低于65～70的血氧饱和度。登完山出去，马上可以活蹦乱跳。就像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奥运结束了接着就是放假狂欢。如果我们登山回来，一两个月喘不过气，这肯定是不对的。
“在非运动状态下，脑袋消耗的氧占全身消耗的20%，所以人爬到8 000米以上，脑子什么都想不起来。再强的运动员，给他一道数学题目，肯定算不出来。我们作过测试，血氧饱和度低于60的时候，人基本上无法回答复杂的问题。高山向导、高山协作因为要协助客户登山，负重量更大，脑供血容易不足，应该更多吸一些氧气。”
蒙卡达启示（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晚餐后，大帐里汪老师上课：何谓分子生物学？
这是第几次听汪老师讲课了？
“这是我去年和老王徒步穿越罗布泊时拍的一张照片，大家一看红柳，就知道是罗布泊吧？柳树一般给人的感觉是诗意、思乡之情、优美的环境，但对我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经历。这个故事说来就长了。
“很早以前，苏美尔人、埃及人和中国人就知道了柳树皮有药用功能……”
1898年，德国拜耳公司的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合成了乙酰水杨酸，随后制成药剂、药片，取名为阿司匹林。到今天，阿司匹林已是百年老号，医药史上的三大经典药物之一，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解热、镇痛和抗炎药，成为一门庞大的生意。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约翰·范恩研究前列腺素使肌肉收缩的作用，发现阿司匹林能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引起血管舒张。几十年来，阿司匹林一直是医生的万灵丹，人们却不甚了解它的药理。范恩为阿司匹林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此后六年，范恩和他的学生蒙卡达通过一系列试验，发现了凝血腺素和抗凝血腺素的生理作用。1982年，约翰·范恩与两位瑞典学者伯格斯特隆、塞缪尔松，由于研究前列腺素所取得的成就，共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从此，阿司匹林从一种解热镇痛的药物，变成一种心血管类药物，在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五分钟就通过审批，这在医药史上是极罕见的。现在看心血管病，医生都要求用阿司匹林，它能够导致血管舒张，降低血液黏滞度，防止血栓的形成。
汪建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动脉粥样硬化课题，就开始跟踪研究范恩和蒙卡达的项目，并在国内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对这个领域是很熟悉的。
汪建的跟踪研究作到了1987年。这之前几年，穆拉德、弗奇戈特和伊格纳罗等科学家陆续发现，硝酸甘油通过代谢为一氧化氮之后，就能发挥扩张血管的作用。同一种物质有时使血管扩张，有时使血管收缩，一正一反的作用与血管壁上的内皮细胞是否完整有关，当细胞受伤时就容易形成血栓。
这一年，蒙卡达又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项重大发现，他通过实验证明：这个控制血管扩张收缩的信使就是一氧化氮。这些科学原理，最终帮助辉瑞公司发明了“伟哥”。“伟哥”的药理是阻断某种酶，使一氧化氮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动脉血管保持扩张充血。近两年，人们还发现它可以引起肺动脉扩张，成为很好的高山病急救药物。
1998年，穆拉德、弗奇戈特和伊格纳罗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在这一领域贡献卓著的蒙卡达再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华盛顿大学有一个专题讲座，每月请一位诺贝尔奖落选者来讲同一个题目“你该不该入选？”有一回请来了蒙卡达，汪建赶紧坐到最前排听。
蒙卡达是洪都拉斯人，在英国居住二十多年，娶了个英国老婆，但英语还是说得不够好。“一个成果是我做出来的，一个成果是我提出来的，但两次诺贝尔奖都不给我！”
发现阿司匹林能引起血管舒张，是老师范恩让他作的实验，诺贝尔奖没他的份儿，不算冤枉。但1998年的诺贝尔奖，科学界认为他的发现影响力与其他三人同样重要，理应拿奖，于是纷纷替他叫冤。他自己心里也很不平衡，但内心最震动的恐怕不是蒙卡达，而是汪建。
蒙卡达启示（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早在1983年，汪建做硕士研究生期间去上海开会，火车上遇到同校一位老教授。教授问汪建：“谁的参考文献、研究模式，对你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汪建回答：“蒙卡达。”老教授点头说：“我知道这个人。你的研究项目发展方向是什么？”汪建回答：“调节阴阳。”老教授又点头：“很好！”
当时，血管收缩是导致心血管病人死亡的第一因素。同一种物质，可以导致血管收缩，也可以导致血管扩张，似乎与中医药学讲的阴阳调节有异曲同工之处。
跟踪研究过程中，汪建想到：血管扩张或收缩与内皮细胞是否完整有关，什么最容易使内皮细胞损伤呢？第一是抽烟，第二是胆固醇。于是他找来70个人作实验，都是吸烟两年以上、每天10根烟的烟民。用血清培养细胞，加进胎儿脐带血细胞，就可以观察到细胞受伤的情况：本来像瓷砖一样铺着的内皮细胞，变成了鱼网状——恶心得汪建后来再也不抽烟了。
没想到几年后，蒙卡达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证明了一氧化氮的作用，不久“伟哥”诞生，一年卖出3亿粒蓝色药丸。汪建眼睛都直了，作了那么多实验，发表了那么多文章，自己只是戒了烟，人家却发明了“伟哥”，完全不是对手嘛！
从治发烧的阿司匹林到治心血管病的阿司匹林，再到伟哥——一个领域前后探索了100年，导致三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推出了三种重要的药物，成就了三个巨大的商业机会。这种“一头扎到底”的研究精神让汪建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终产品的发明有偶然性，但科学家持续不断去研究一件事情，几十年专注于一个领域，不停追问，最后的发现就有必然性。我们往往只看到西方人发明“伟哥”，却看不到他们之前作了那么多基础研究。本来是要解决血管收缩和舒张的关系，最后却发现一种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灵药，这壶不开那壶开，偶然性中带有必然，体现出一种平心静气的前瞻性。
中国人搞科研则缺少这种专注，往往过于短视、浮躁、投机，总惦记着要做出有用的东西，直奔“伟哥”而去，这怎么可能做出成果？汪建感叹：科学是一种探索性的东西，要勇于探索，而不是勇于抓住你想要的东西。
学者试图从文化背景来剖析科研上比较浮躁的心态：中国儒家社会推崇价值判断，又讲实用主义。儒家早期把研究兴趣集中于社会伦理，后来又明确提出“经世致用”。进入近现代以后，意识形态深度涉入学术研究，科研也要讲政治正确；又因为长期落后挨打，所以要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学为体，西学、科研是“用”，不少大学也把“经世致用”尊为校训。价值判断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环境，不鼓励全情投入的、非功利的科学探索。
中国古代有道家探究自然奥秘的精神，也有名家“白马非马”的思辨哲学，但都在“独尊儒术”之后黯淡了下去。思考自然的奥秘、“白马非马”，可以说毫无实用价值，不过正如何兆武先生书中所说，“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理论的贡献大小又是另一回事。说白马是马，当然是正确的，但大概毫无价值可言。说白马非马，显然有悖于常识，却没有一部思想史可以轻易忽略它在理论思维上的高度。”同样，科研有用与否是一回事，其贡献大小又是另外一回事。
子曰四十不惑，四十岁的汪建面对“蒙卡达障碍”，却对自己一直坚持的科研理想绝望了，何去何从呢？
就你这脾气，不适合登山！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3日，晴。
这是第二天适应训练，除了昆明城建股份的李捷董事长，队员们感到比较轻松。
老王放慢步伐，与队尾的李捷结伴。
李捷身体素质一流，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百忙工作中坚持每天游泳锻炼，长跑。然而6 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对人的身体和意志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缺乏高山运动经验的李捷，身体还不适应这样的高度，缺氧、低压的环境，导致高山反应。
一天行走下来，汪建也头晕恶心，落在队尾。同老王逐渐适应高山缺氧状态相反，老汪高山反应才刚刚开始——猜测同昨晚的讲课比较费精力有关系。
晚饭后，老汪依然召集队员们在大帐集中，继续普及分子生物学的知识。
汪建走上登山之路的原因和我有些相似。我是因为腰椎诊断出了血管瘤，一心想要在失去活动能力之前看一看西藏，不料从此走上登山之路，一登就已近十年。2003年，汪建被诊断出有高血压和冠心病， “血液黏稠度就跟牛奶差不多”，医生建议他住院调养，“避免情绪激动，不能狂笑”。土匪脾气，要他总待在病床上，怎么愿意？从此开始尝试登山。
2004年，和老王一同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刚开始老汪状态不错，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鼓吹华大的辉煌战绩：1%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家猪、家鸡、家蚕基因组……牛气哄哄。
汪建介绍，华大基因接受日本国会邀请访问并演讲，听完演讲不久，日本国会砍掉了计划拨给基因测序研究的预算，活活剪掉了日本的一个行业。“吹牛皮吧？”对日本科研能力一直保持敬意的老王本能反应……
往上走，汪建渐渐有点高反症状。最后一天登顶安排的难度较大，连续攀登近十个小时，垂直高度上升1 900米，他牛气不起来了，开始步履不稳，行走困难，并有轻微的幻觉。
第一组登顶，汪建最后一个抵达，然后就歪到了一边。
下山时候，发现汪建走路摇摇摆摆，最后干脆走不动了，瘫坐在地。比较有经验的老王连拖带扶，把他弄到海拔4500米以下，状态才开始好转。
不仅自己有生命危险，还连累了队友——老王于是给老汪下结论：“就你这身体素质加上你这脾气，不适合登山！”
自信心爆棚的汪建没有被打击。回来之后休整休整，2005年2月就去登乞力马扎罗了。虽然攀登过程中常常被队友“比较不看好”，但他还是一路爬了过来，并且在2006年登上了海拔8 201米的卓奥友峰。
几年登山经历，汪建发现，中国登山理论一直以经验相传，缺乏系统的科学指导，“比如人极度缺氧导致高山病时，生死就是靠登山队的瞬间感觉和经验决定，这是我们和国外的差距”。现在，华大在西藏成立了青藏高原人与自然研究所和高原病研究所，专门作这方面的研究。项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公司里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来到西藏开展科研。
汪建和登山的缘分，越来越深。
登山让我学会了面对死亡（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4日，11点出发，驱车日喀则。
这一天正好是中秋节，高原空气纯净，一轮圆月在缥缈云雾中穿行。
晚餐后，打开热水龙头，热气腾腾的水流飞溅，啊，周身舒畅。是进山前的最后一次热水淋浴了。
为什么远离都市的舒适生活环境，跑到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来登山呢？
不时有人问我：“你这样冒险去登山，不怕死吗？”我回答：“不登山就不死了吗？”
问的是“怕不怕死”，回答的却是“人必有一死”，虽所答非所问，涉及的却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死亡”问题。
还是孩童时，和所有孩子一样，我很羡慕主宰着这个世界的成人，每天盼望一觉醒来自己的一双小手变成父亲那双又大又结实的手，而且不用再去学校上课。
当懵懂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的时候，莫名的恐惧笼罩全身。尤其黑夜降临时，躺在被窝里，被“将要死去”的念头缠绕而无法安眠——好在，那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在自己成人之前是不必面对的。于是我盼望长大，又害怕长大。时间如流水，17岁出校门当兵，复员当工人，上大学，铁路技术员，外贸业务员，结婚育女，深圳创业，过了不惑之年，却仍然困惑于死亡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
1997年到西藏旅游，在珠峰大本营遇到两位职业登山家，其中一位是中国登山协会户外部的高级教练金俊喜，1991年梅里雪山山难的幸存者。这次山难中，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队员在即将冲顶的突击营地遭遇罕见雪崩，在睡梦中全部遇难。专家估计大约30万吨冰雪压住了那片营地。时任联合攀登队中方队长的金俊喜差点是死亡名单上的第18个，只因左肩麻痹提前返回大本营治疗，得以幸免于难。
山难引起国际轰动。
“我能活着全凭偶然。”个子瘦小的金教练淡淡地表示。
“死神擦肩而过啊，为什么还继续登山呢？”潜台词则是：你不怕死吗？
“登山是我的职业，这把年纪不可能改行了，生活还要继续。”语气淡淡的。老登山家面对死神的淡定，对职业危险的平淡态度让我感到意外。
从1957年到2007年，我国共有55人在山难中死去。其中2000年以前33人，基本是专业运动员；2001以后22人，基本是业余登山爱好者。滑坠和雪崩是导致山难的主要原因，也有少数是因患上高山病而遇难。
1999年，攀登青海玉珠峰（海拔6 200米）。海拔5 800米的突击营地上，狂风呼啸，勇峰队长、大刘和我挤在一顶帐篷里，强风挤压得帐篷杆弯曲，压迫在脸上，呼吸困难，感到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惧，一夜不眠。
1999年博格达峰小雪崩区，曾经孤身冒进，结果进退两难，险象环生。2002年攀登麦金利峰遭遇滑坠，好在反应快，及时用冰镐止住……
2000年5月，我正在攀登章子峰，哈尔滨山友阎庚华前来探营，随后只身挑战珠峰遇难。从章子峰下来，我和王勇峰、马欣祥、大刘等山友立即参加了玉珠峰山难的救援。在这次山难中有五人死亡，其中有两位来自深圳的山友。一年后，还是在玉珠峰，我与队友们一同营救突发高山病的深圳山友旗手，最终成功将他带下山获救。2002年，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在希夏邦马峰遭遇雪崩，五位学子遇难……
登山让我学会了面对死亡（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置身不可知的、令人敬畏的雪山，面对死亡随时降临的可能，经历身边山友倒下死去的悲恸，我学会了坦然面对死亡……
到我完成“7+2”时，全世界登顶珠峰的人大约有1 800人，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117人，到过南北二极点的42人，抵达地球三极的14人，完成“7+2”的有5人，年纪最大的46岁，最小的31岁。从专业角度看，攀登七大洲最高峰难度并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说七大洲最高峰没有七大洲次高峰难。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就比珠峰难度大，至今登顶不到200人，而登顶珠峰的人已经过5 000了。梅里雪山，海拔仅6 400米，却因为山体陡峭破碎，雪崩多，天气变幻无常，至今还无人能登顶。从系列登山来说，“7+2”难度也远远不如“14座”。登珠峰一共14条线路，北坡和南坡的传统路线都是最容易的，另外12条路线都要难得多。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协作手段的改进，攀登雪山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对民间登山爱好者来说，登顶珠峰也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但无论如何，攀登高海拔雪山依然是一项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极限运动。以攀登世界14座海拔8 000米以上高峰而言，风险都是极高的。从概率上讲，即使训练有素的职业登山家也不能100%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当然，在登山爱好者看来，恰是这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才是高山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高大，险峻，气候复杂。1921年英国人开始尝试登顶，此后33年间先后15次失败，死亡十多人，才换来第一次成功。北坡更是有着“不可逾越”的神话，到1960年才由中国人实现登顶。虽然攀登珠峰的遇难率不像乔戈里峰、干城章嘉峰甚至安纳布尔纳峰那样高，但也有9。3%的记录。
1995年9月，当时最出色的女登山家爱丽森·哈格里夫斯和希拉里爵士的儿子彼得·希拉里组队攀登乔戈里峰。在到距离顶峰只有不到400米的地方时天气变坏，彼得·希拉里毅然撤退，爱丽森·哈格里夫斯率领其余人强行冲顶，在成功登顶下撤途中一行六人全部遇难。最后唯有小希拉里活着走出乔戈里峰。
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遇难率22%。第四高峰洛子峰遇难率4。5%，至今尚无人从中国境内的东坡攀登成功。第五高峰马卡鲁峰，遇难率11%，在前16次攀登活动中，只有5次获得成功。第六高峰卓奥友峰，遇难率2。5%。
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山势险恶，路线充满了明暗交替的冰裂缝与悬垂的刃脊，有“魔鬼峰”之称。遇难率18%。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山脊有如利剑，异常险峻，遇难率22%。第九高峰南伽·帕尔巴特峰，有十分不稳定的冰川，气候恶劣，遇难率28%。第十高峰安纳布尔纳峰，是第一座被人类登顶的8 000米高峰，但在首登成功之后20年，极其可怕的雪崩阻止了所有人登顶，遇难率高达41%。
加舒布鲁木一峰和二峰，分列世界第十一、第十三高峰，地形险恶，遇难率分别为11%和2。6%，中国一侧的东坡均未有人能登顶。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遇难率7。2%，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是人类登顶的最后一座8 000米山峰，遇难率9。5%……
正如法国金冰镐奖的“金冰镐精神”所倡导的，在攀登所传载的人类价值中，生是最高的价值。攀登使我们更加认清生命中那些本质的要素。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是登山经历带给我的最大财富。
登山无法回避死亡问题，进山之前，就必须考虑到如果出不来，公司会怎样，家庭会怎样，妻子、孩子、朋友……把身后事一一考虑好。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一个人会更好地活在这个世上，可以面对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自己原来回避的问题，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坦然、更平和，包括坦然、平和地行走在攀登路上。
对公司、家人、朋友负责任之外，怎么做才算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就像人们常常说的，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让自己的一生并非虚度，而且做到生死无悔。
我的宗教是生死无悔（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9月15日，晨，鼓声，低沉悠长的喇叭声。
宾馆对面是著名的扎什伦布寺。
顺着声音步入寺院。
扎什伦布寺全名为“扎什伦布白吉德钦曲唐结勒南巴杰瓦林”，意为“吉祥须弥聚福殊胜诸方州”，是后藏最大的寺庙，黄教六大寺院之一。1447年，由后来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的根敦珠巴兴建，历时12年而成。17世纪初，罗桑确吉坚赞在此任法台时，受封四世班禅，从此扎什伦布成为历代班禅喇嘛驻锡之地。如今，十一世班禅长期在北京居住，而“金瓶掣签”选十一世班禅时落选的归桑旺堆，倒是居住于扎什伦布寺，享受“准活佛”的待遇。
眼前是典型的黄教寺院建筑，沿山势而起，宫殿错落密布，金顶红墙，占地15万平方米，周长3 000多米，十分壮观。建筑布局灵活，和汉传佛教寺庙注重对称很不同，多为多层方形平顶的碉楼式建筑。墙用石块砌成，基础深化入岩，坚固挺拔。在藏族风格之外，也融汇了汉族地区的建筑元素：歇山式金顶、飞檐和雕饰。建筑之间有狭窄的甬道相通，两面高墙，中间走人。
寺内收藏有两幅绢本《扎什伦布寺全图》，分别绘于七世班禅和九世班禅时期。图中殿堂楼阁错落重叠，数量众多，许多建筑已经无法在今天找到。
走过扎什伦布寺最早的建筑错钦大殿，转入汉佛堂，存有九尊青铜佛像，相传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来。这里原来有历代班禅的舍利灵塔 8座，“文革”中五至九世班禅灵塔被毁，后来由十世班禅修建了一座合葬灵塔殿，取名“扎什南捷”。1989年，十世班禅在日喀则圆寂，国务院拨款修建“释颂南捷”灵塔。
扎什伦布寺内现有僧人800名左右，戒律甚严，从日常作息到衣着都有严格要求，每天凌晨6点是雷打不动的早会，令一些年轻僧人畏难还俗。
做一名合格的僧人相当不容易：扎什伦布寺每年招收学徒两次，每次招收20～30名，以学徒身份学习一年，背诵指定的经文138页，一年期满，考试合格后才算正式入寺僧人。
入寺后仍需继续学习1～2年，科目增加到七个，即藏文、汉文、语法、正字法、写、读和戒律36条。学完后考试，单科成绩均在60分以上为及格。不及格的分到各德参从事体力劳动，及格的则分到三个扎仓继续学习。显宗从低到高有日真、日钦和噶钦三个等级，取得噶钦后，要继续学习密宗，又有吉仁和卓仁两个等级。
在藏人心目中，僧人仍被认为是最好的职业之一。一些藏族人把一整年辛苦劳作得来的收入一半以上供给寺庙和活佛，自己过着温饱不足的生活。而每年元月和2月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显示出宗教在西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西藏旅行，不时看到藏传佛教信徒沿路一步一磕头，每一拜都是全身匍匐，念六字真言，虔诚可鉴。许多信徒会用几个月时间，从遥远的康巴一路“磕长头”到拉萨三大寺，风餐露宿，朝行夕止。有时则是围绕神山、圣湖、寺庙拜一圈，也要坚持数日乃至数十日。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过分的虔诚。
藏传佛教的特色，不仅表现在生活习俗、服饰、饮食、起居、礼仪、建筑、艺术等方面，更表现在哲学、道德、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
佛教把生和死看成一体，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有一位藏传佛教上师说，在他看来，对死亡的看法有两种误区，一种认为死亡就是毁灭和失掉一切，恐惧死亡；一种认为死没有什么大不了，轻视死亡。他说，如果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死亡的来临就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是生命中最尊贵和最光荣的时刻。
藏传佛教有一本《西藏度亡经》，曾经被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推崇备至。书中认为，生死持续轮回，人应该通过修炼，抓住死亡和转世之间的中间状态的机会，求得解脱。
所以，人应该为死亡未雨绸缪，不能到临死时才思考人生，毫无准备。而应该时刻准备好面对死亡，求得永恒的解脱。“这种反省可以让我们在一息尚存的时刻，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一生；也让我们在死亡的那一刻，不至于悔恨或自责虚过此生。”藏传佛教的密勒日巴尊者说：“我的宗教是生死无悔。”
密勒日巴是11世纪的藏传佛教大师和诗哲，他曾写下许多生动的诗歌来宣扬佛理。与其他大师均被尊为佛或菩萨化身不同，密勒日巴自称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此生此世因刻苦修炼而得成就”。
和他正好相反，17世纪一个被认定是转世活佛的藏族少年，天生就有超人的资质，身负神秘的使命，却选择了“刻苦修恋”。他的诗歌写道：
我的意中人儿，
若是要去学佛，
我少年也不留在这里，
要到山洞中去了。
我往有道的喇嘛面前，
求他指我一条明路。
只因不能回心转意，
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
我默想喇嘛的脸儿，
心中却不能显现；
我不想爱人的脸儿，
心中却清楚地看见。
若以这样的“精诚”，
用在无上的佛法，
即在今生今世，
便可肉身成佛。
我的宗教是生死无悔（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这就是被民间称为“风流活佛”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他留下许多诗歌，描写自己身为活佛和凡人的双重生活，其中大多是描写男女欢爱离怨的情歌。光是看这几句诗，说他“叛经离道”也不算过分。传说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开了一个旁门，到晚上就偷偷溜出宫外与情人私会，天亮前再回到宫中。有一次夜里下雪，人们顺着足迹找到他情人的居所，才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还不算，仓央嘉措又似乎在诗歌中坦然地承认了这个“惊天秘密”：
人家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的轻盈脚步
踏进了女店主家
在教规严谨的黄教上层核心，何以出现仓央嘉措这么一个异类呢？后人解释：“六世达赖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他用最真诚的慈悲让俗人感受到了佛法并不是高不可及。”难不成这个悱恻缠绵、才华横溢的活佛的一生，也暗示了藏传佛教的某种深邃佛理？
1682年2月，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西藏政局复杂，担任第巴摄政王的是五世达赖的亲信弟子桑结嘉措，处在西藏贵族、蒙古贵族、清朝中央等几种势力博弈的旋涡中，桑结嘉措作了一个决定：隐瞒五世达赖的死讯，密不发丧15年。直到1696年，康熙皇帝征讨叛乱的准噶尔部，偶然得知五世达赖已死多年，雷霆震怒。桑结嘉措一边认错，另一边推出14岁的少年仓央嘉措，声称他就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桑结嘉措解释，他早在14年前就选好了转世灵童，并进行多年的秘密教育和培训。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在正式进入布达拉宫之前，仓央嘉措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自由烂漫的民间环境中度过的，民间的种种浪漫传说，甚至男欢女爱的场景，都可能影响他的性格形成。而且，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农奴，信奉红教，红教教规并不严谨，允许僧徒娶妻生子，与他后来一步登天升入核心的黄教严禁僧侣接近妇女的清规戒律截然不同。
隔绝于深宫中，学经生涯又繁重枯燥，可能使年轻的活佛产生逆反心理，让自己懒散放任，与其他宗教领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只是名义上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实权却掌握在桑结嘉措手上，当时处于多种势力冲突下的藏区，政治局面波谲云诡，危机四伏，怎么能想像，一个生性浪漫多情的年轻人会对这样的活佛生活有兴趣？
1705年，桑结嘉措第巴在与蒙古贵族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六世达赖喇嘛随之被废黜，押往北京，行至青海湖一带时去世，时年24岁。不过，也有民间传说他隐名埋姓，周游蒙古、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后来在阿拉善去世，终年64岁。这样的传说，可能更多是出于爱惜仓央嘉措的才华，不忍面对其悲剧的一生吧？
密勒日巴尊者的宗教是生死无悔，仓央嘉措活佛的宗教又该是什么呢？他在诗中写道：
若不常想到无常和死
虽有绝顶的聪明
照理说也和呆子一样
唔，年轻的活佛一样努力要参透生死啊。他如何来参生死呢？看看这诗句：
因为心中热烈的爱慕
问伊是否愿做我的亲密的伴侣？
伊说：若非死别
决不生离
“若非死别，决不生离”。炽热的爱情，是不是也参到了生死无悔的境界呢？
无论如何，虽然政治上完全失败，宗教上也没有“圣人”、“尊者”的地位，仓央嘉措却以他优美而热烈的诗句，成为历任达赖喇嘛中，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位。美的不朽、诗的力量，是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藏区雄浑苍凉的自然风光，与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另外，虽然藏族社会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中，但比起汉族社会的信仰真空，藏区保留了严密的宗教体系、虔诚的信仰。这种文化特征令作为旁观者的汉族同胞心仪不已，仿佛发现失去已久的“香格里拉”，兴起了近十多年的西藏旅游热。
新兴的富裕阶层、都市白领们来到雪域高原，顶礼膜拜仙湖，骑马或徒步转山，聆听莲花生大师的传说，在三大寺前许愿，甚至长久住下“接受身心的涤荡”……深深吸引他们的，究竟是虔诚的信仰呢，还是这种信仰所衍生的独特美学？打动我们的究竟是密勒日巴尊者的刻苦修行，还是仓央嘉措的深情诗句？我们心目中的西藏是终极的精神归属，是内心的精神净土，还是一时的精神休闲会所呢？
每座山就是一个神灵（1）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10点，天气宜人，队伍出发前往老定日。
沿途景色壮美。车过关口，蓝天之下经幡飘动。阿旺嘴里念念有词，在尼玛堆上挂上一条经幡，登山学校的学员把经文纸片扔向空中。
洪海好奇地跟队医打听：“兄弟，这念的是什么？”
队医：“过山口的时候，要说一些吉祥的话。这主要跟咱们西藏的一种原始宗教——苯教有关系。苯教崇拜的是自然，山、河、湖、水，甚至是树等等，尤其是大山，每座山就是一个神灵。所以到山顶以后，要表示对它的敬仰，喊一些话，挂上经幡，这些都是表达自己的祝福，然后祈祷。”
洪海：“怎么喊的来着？”
队医：“唆唆唆唆唆……就行了。”
洪海：“汉语是什么意思呢？”
队医：“直译出来没有太多意思，大概就相当于‘啊，太神奇了！’”
……
老定日，又名冈嘎镇，是曾经的定日县城。现在这里成了去希夏邦马峰和卓奥友峰路上的中转站。所谓的镇就是一条街，低矮的建筑，小旅舍、餐厅、杂货店、农具店、汽车维修站、农贸市场在路两侧排开。懒散的狗临街边而眠，人的尿迹、犬的粪便随处可见；镇北侧的草甸子上抛撒垃圾，废弃的塑料薄膜在翩翩起舞。
边陲小镇正在变化之中，旧日的宁静和纯净已经远去。随着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入侵，人们放弃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翩翩起舞的塑料薄膜，这个工业化的痕迹，是最伟大的发明，或许也是最糟糕的发明？
西藏，被誉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自然环境与物质文明，和谐与发展，能否兼顾？围绕青藏铁路的通车，网络上的争论达到顶峰……
在老定日遇到从卓奥友下撤的山友小吕。小吕大名吕钟霖，杭州人，留学回国后自己创立一家投资公司。2000年8月跟随现任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秘书长的曹峻登上海拔6 590 米的桑丹康桑峰，又先后登上念青唐古拉峰、慕士塔格、博格达峰、乞力马扎罗峰。2003年，与我一同登文森峰和阿空加瓜峰。2006年，我们又一起登上了查亚峰。
据说刚开始登山时，小吕痴迷不已。有一次进山，家里人联系不上，几乎要托人追进山里抓他回来。如今家里人渐渐开明，小吕也成熟了许多，给自己立下规矩：平时是想方设法去登山，一旦到了和家里人约定的时间，不管有没有登顶，不找任何借口，立刻下撤回家。
队友们看到小吕，都过来打招呼。
金飞豹：“嘿嘿，我看你得参加我们这个队了！”
小吕：“有这个可能。”
金飞豹：“你这个叛徒，从我们这边叛逃到他们那边，又返逃回这边。”
小吕：“豹哥，你对叛徒的定义太浅薄了。”
金飞豹：“好，就算你大义凛然，迷途知返。”
小吕：“去哪儿都是革命战士！”
好家伙，这哥俩，跟唱戏似的，配合得天衣无缝啊……
几天前在拉萨遇到小吕，得知他参加卓奥友峰的攀登队伍，怎么就下撤回老定日了呢？
小吕介绍经过：“我上得太快了，在大本营拉练了一下，过了两条河，冰冻刺骨的，从海拔4 000多米直接上到5 600。在大本营测血氧饱和度是60多，到前进营地一测，40多，过十二小时再测，40多，又过了12个小时，还是40多！医生表示长时间低于60，会造成大脑非逆转性的损伤，要求我提前下撤。”
汪建：“一定要下撤，在那儿坚持超过12小时都不应该，要不就多吸氧。”
小吕：“我吸氧了，吸氧之后就达到98。”
每座山就是一个神灵（2）
灵魂的台阶 来自珠峰顶端的灵魂思考
汪建：“我一直想做一套完整的数据出来，错过你这情况太可惜了！哎呀小吕，没能抽你的血作实验，很遗憾！”
小吕：“唉，我是操之过急了，8号到的拉萨，12号就上到海拔5 000米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