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72万名日本人最终接受了审查，20万人被从政治、经济、军事与民事岗位上撤了下来。首次清理行动涉及面最广，一开始就将国会的400人撤换，内阁里也有半数左右的人员变动。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对惠特尼和凯迪斯来说，这还不够。他们对麦克阿瑟说，这第一步行动还不够彻底。于是，1946年底麦克阿瑟开始实施第二步，这次主要是针对新闻界、工业界和地方政府中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日本人就在上一次的吞咽苦果的感觉还余味未尽时又要再吞下一枚同样的苦果。尽管如此，麦克阿瑟所做的还是没有做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做到的程度。在德国，美占区内被罢免公职或从有影响的位置上拉下来的德国人占其总人口的25％；但在日本这一数字还不到日本人口的05％。在德国，几千人被投入监狱，数万人受到重罚或被没收财产。然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入狱，遭受罚款或被没收财产。
尽管如此，在美国仍然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说麦克阿瑟正在践踏民权。为了反击这种说法，凯迪斯打算清一些美国专家到日本考察。凯迪斯让惠特尼出面，通过陆军部邀请美国民权联合会的3位名人：罗杰·鲍德温、莫里斯·厄恩斯特和阿瑟·加菲尔德·海斯。麦克阿瑟得知此事后，给华盛顿拍了一封电报，取消了邀请。凯迪斯不知道，厄恩斯特是德鲁·皮尔逊的律师，1934年他曾恐吓麦克阿瑟要公开麦克阿瑟写给伊莎贝尔·库珀的情书，并让她出庭作证，在麦克阿瑟的眼里，厄恩斯特不过是一个·敲诈了他1．5万美金的勒索犯。海斯和厄恩斯特取消了一切去日本的计划，只有鲍德温表示，既然他已邀请，那么他就不愿放弃，到日本的计划。他说，如果有必要他将自付旅费。现在麦克阿瑟惟一的选择就是运用自己的魅力让他折服了。
这次考察有意义吗？有意义！鲍德温在日本花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总司令部负责配合他的工作，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什么都行，他提的问题都得到了坦率而圆满的回答。正如麦克阿瑟是保守主义的典范一样，鲍德温是自由主义的英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支持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势力增长的运动。早在20年代初，他在红色恐怖的基础上创立了美国民权联盟组织。鲍德温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从事着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的事业。
鲍德温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到日本的。多年后他回忆说：“我见过很多所谓的大人物，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观察麦克阿瑟将军的性格，我觉得即使他全然默默无闻，他那非凡的气质和迷人的性格也能让人为他的说服力和雄辩的口才所倾倒……虽然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有点趾高气扬，但私下接触时，他则显得放松、机智、富魅力，而且是位十分专心的听众。与他周围人所描述的那种耀武扬威、装腔作势相去甚远。他伟大的人格中同时蕴含着腼腆和敏锐的自我意识这两个既矛盾又互补的方面。”
鲍德温对自己在总司令部见到的新闻审查机构表示不安。麦克阿瑟曾效法英国的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记者和编辑只选一些总司令部想看的东西，当局不希望的事情就不做报道。报业知道要依靠政府才能生存。鲍德温告诉麦克阿瑟，无论多么巧妙的掩饰，这种预先审查总是削弱了新闻的自由度。麦克阿瑟回答他：“我们在代理时期制定的某些政策，不能让他们随意批评，否则我们将很难实施。”所以取消新闻审查还需一段时间。
又有一次，鲍德温在会见麦克阿瑟时向他抱怨说他的信件被人拆开了。麦克阿瑟温和地向他担保说，检查信件的活动已经被终止了。鲍德温肯定地说他在坂邮局亲眼见到信件检查员在工作。后来他再次见到麦克阿瑟的时候，这位将军说：“鲍德温先生，你是对的。我自己的信件也被拆看了。我发现一封拆开后又封好的信。我已经下令全面终止这种做法了。”离开东京前，鲍德温创立了日本民权联合会，还说服麦克阿瑟放宽了美国士兵与日本女子结婚的条件，帮助结束了信件检查，还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会见了日本天皇。
在他对麦克阿瑟的印象渐渐改变时，麦克阿瑟也慢慢开始欣赏他了。1949年，正值罗杰·鲍德温退休之际，麦克阿瑟给他寄了一封信，这封信被收录在鲍德温的《纪念文集》中。麦克阿瑟在信中将他誉为‘创建美国生活方式的建筑师之一”。鲍德温以潦草的字迹在这封信的底部歪歪扭扭地写道：“尽管将军写得十分夸张，但它没有伤害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足矣！”
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麦克阿瑟进行的政治改革，削弱了神道教的影响。神道教是日本的国教，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及侵略行为的产生有很大关系。麦克阿瑟知道，如果我不到可替代的信仰，这种削弱无疑是徒劳的。他从儿时起，就是一名虔诚的圣公会成员，现在他依然坚持每天都读《圣经》。除了一些必须出席的葬礼，他从不去教堂。琼定期去教堂，把两个人的这种义务都背在自己的肩上。麦克阿瑟礼拜天也照常工作，就像平常一样，而在日本，这一天也的确跟其它日子没什么不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当他离开时，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麦克阿瑟下令让政府停止向神道寺庙发放资助金。他让天皇公开放弃神道教主的地位；疏远神道教。同时他还积极努力普及基督教：这一原来只有几万人信奉的教派现已经成为日本的主要教派了。麦克阿瑟鼓励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并迫使日本政府给他们经济支持。待他确信日本已达到转变信仰的最佳时期，便通知美国圣公会，“这里已无法满足人们对《圣经》、圣约书和福音书的需求……数百万日本人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了兴趣。”＠在占领日本期间，1000多万本日文版《圣经》运进日本。
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在起作用了。他对记者说，“日本人已经了解《山上宝训》（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系基督教基本教义——译者注）的精神了，在他们心里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些教义了。”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想在民众中普及基督教的愿望还是失败了。他们可能以为，如果传教士们的努力能让天皇皈依基督教，那就会使罗马帝国的故事重演：在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皈依基督教以前，基督教曾遭到强烈的反对。
1946年初，有遗言说裕仁天皇想成为一名基督徒。罗马教皇的使节便直接找到索普，要求觐见天皇，因为当时索普正是盟军负责监管天皇的人。索普有种强烈的感觉，即天皇偶有皈依基督教的想法，假如能让他确信这可以给他的人民带来好处，他就会这么做。教皇的使者似乎也得出了完全一样的结论，于是他打算极力诱使裕仁天皇投入梵地冈教廷的怀抱。然而京普却不让这位使者接近天皇。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教皇的代表离去了，接着又来了3位新教要人。他们也要求觐见天皇，索普给了他们同样含糊的回答。然后，索普把这一切告诉了麦克阿瑟。“长官，”他断言，“一旦天皇真的变成基督徒，我们就麻烦了。”因为，如果天皇皈依天主教，美国数千万新教徒就会勃然大怒；如果天皇皈依新教，同样会惹恼数千万美国天主教徒。“我觉得我们承担不起让他改变宗教信仰的后果。”
麦克阿瑟眼看着一个梦想的幻灭，叹息道：“你是对的。我们不能让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就这样，本世纪一桩改变宗教信仰的大事从麦克阿瑟颤抖的手指间溜掉了。
1945年到1946年间，日本的经济窘境是难以名状的。水稻的收成只有往年的2／3。城市中的粮食消费水平已从原来每人每天（成人）1800大卡，降到1000大卡。吉田与麦克阿瑟首次会晤就要求美国提供400万吨粮食，以防止在日本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赫伯特·胡佛也对此事深表忧虑，胡佛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陷入饥荒的比利时人民提供了粮食，又在20年代初，向苏俄饥民提供粮食从而挽救了苏联布尔什维克，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此时，胡佛写信给麦克阿瑟，建议他借用若干艘能运100万吨粮食的“自由”船只，将剩余的印度支那大米和北美小麦运往日本，将这场危机消除在其萌芽状态。
麦克阿瑟既不打算从海外大量运粮食来，也不想花费很多资金去购买粮食。他只利用他所能支配的有限的船只，从西太平洋驻军饷中调拨了35万吨粮食。日本政府清空了用以储备应急粮的粮仓。
麦克阿瑟因为向可恶的敌人提供粮食而遭到了国会的批评。他后来说，之所以采取那样的行动，是希望陆军部能明白，除非向日本人提供粮食，不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骚动、混乱和暴力”。“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事实上，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警告说：饥饿“只会引起多灾多难的动乱……要么是粮食，要么是军队，必须运到日本。”
粮食危机迫使盟军最高司令加速实施土地改革计划。日本的可耕地有限，只有领土面积的一半。佃农们为了勉强糊口而租种美国草坪大小的小块土地，而将大部分收成交给地主。麦克阿瑟的解决方法是满足劳动人民祖祖辈辈的愿望：自己不在当地的地主必须把土地以佃农能支付得起的价格，全部卖给佃农。这样，耕者有其田。到占领期结束时，至少有90％的土地已归佃农所有。对那些仍然租赁土地的人，命令禁止实物地租。农民种的粮食是自己的，或是出售或是自己食用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1946年10月中旬，日本国会通过了两项土地税改革法案。凯迪斯带来这个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办公室里。40多年前，麦克阿瑟的父亲试图劝说塔夫脱，对菲律宾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那时菲律宾佃农所承受的压迫丝毫不亚于如今的日本佃农。麦克阿瑟的桌上摆着父亲的照片，他注视着镜框里的父亲说：“爸爸也曾希望这么做。”
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就是创造了不受政府控制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日本的工会已产生了半个世纪，但多年来他们早以丧失了独立性。麦克阿瑟受命落实他们的权利。久离祖国，又曾经读过右翼报纸的报道，这些无疑影响了麦克阿瑟对美国劳工史的看法。例如，他认为依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每个工人都必须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或者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
麦克阿瑟说服日本政府实施3项主要的劳工法。虽然不要求每个日本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但如果谁愿意加入，则允许其加入。要成立工会同样也很容易。麦克阿瑟还鼓励美国劳工领袖来日本，帮助他们的日本伙伴抓住这个新法实施的机会，完善劳工组织。
有组织的劳工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战前日本的工会还不到12个，成员约10万；1945一1948年，工会由5个增加到3．4万多个，成员多达660万人。
如此巨大的增长速度要归功于无数次罢工运动。城市生活条件的恶劣使广大市民十分不满。大多数新工会的宗旨就是为其成员争得更高的收入。除此之外，共产主义者也想借机控制一些新工会，以此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47年1月，许多工会联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罢工，整个国家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麦克阿瑟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设法阻止这场罢工，但工资上涨40％的提议也未能奏效。最后，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他暗自祈祷，谨慎地下令禁止罢工。他知道如果共产主义者向禁令挑战，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使他宽慰的是没有出现什么麻烦，工人们收回了工资上涨40％的条件，被组织起来的劳工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握手言和的迹象，令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在公众面前丢了脸。
威洛比等人那样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麦克阿瑟并不这样。当乔治·凯南1948年来东京访问时，听到传言说有共产党员在盟军最高司令总司令部工作。麦克阿瑟答道：“或许有吧，陆军部里也有，国务院里也有，这没什么。说是这么说，他对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在代表政府工作者的工会——如教师会——中担任领导职位还是颇感恼火。麦克阿瑟离开日本之前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将劳工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连根拔除。这一行动再次招致有些人的不满，他们高呼麦克阿瑟践踏公民的自由。
麦克阿瑟的任务还包括解散那些人称“财阀”的大型控股公司，它们控制了日本工业。三菱、三井和住友等15家最大财阀就是由少数家族拥有的，而这些家族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行为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控制着整个工业，如钢铁、化工和机械生产。他们还掌握着最大的银行和金融公司。这些财阀家族从军队统治中获取利益，并从财力上协助军队控制日本政治生活，为日本的侵略行径铺平道路。至少华盛顿是这么认为的。当麦克阿瑟来到日本，并亲眼见到了这些印象中穷凶极恶、残酷无情的商业精英时，麦克阿瑟觉得他们也不过尔尔。他轻蔑地说，他们让他想起了“纽约最无能的俱乐部会员”。
清理运动的一大目标就是打破财阀体制。日本要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首要问题似乎就是要清除日本的这一封建因素。“清洗”工作使这些财阀经营的企业中有1000多名主管和经理被撤职，而其他那些拥有这类企业的家族成员也都调离了原职。尽管天皇和许多保守派政治人物的反对呼声很高，但大部分财阀还是被解散了。
一些盟国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向日本索要大量战争赔款，麦克阿瑟则反对为偿还战争赔款而削弱日本工业基础的任何企图。但他最终不得不作出让步，于是日本工业中的很多生产工具都被拿走，分给了俄罗斯、英国、荷兰、菲律宾以及众多的东南亚国家。究竟这些生产工具为盟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多大作用尚无定论，但这件事对已经在战争中伤痕累累的日本工业来说，其影响是明显的。
美国没有索取任何赔偿。相反，它还提供了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大多用于缓解数百万日本人民面临的贫困问题。然而，麦克阿瑟又努力说服日本政府，迫使其履行支付占领费用的法律责任。后来日本给了美国将近50亿美元的占领费，比救济款多一倍还多。
尽管美国的做法十分奇怪，但美国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不是要他恢复日本经济，而是要他使经济民主化，其办法是扩大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范围，增加工人、农民等从前没有任何权利的群体的参政渠道。在现代哲学中有，这是“必要的但不充分的条件”之说。使日本经济民主化正是恢复日本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又是不充分的条件。1946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到战时最高值的1／3。但通货膨胀率却以每月50％的速度增长。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日本的外贸实际上是零。投资不景气。失业率约20％。土地改革、政治改革、解散财阀、发展劳工组织、紧急救援等诸如此类的一切办法似乎都不足以帮助日本走出困境。
由于未能实现日本经济复苏，麦克阿瑟遭到了《财富》杂志和《新闻周刊》的严厉批评户这些攻击性言论激怒了他，他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不过，他和别人一样知道这种经济状况已经岌岌可危了。1947年10月，麦克阿瑟对赫伯特·胡佛说：“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有问题。”1948年元旦，麦克阿瑟在致日本人民的电文中坦诚相告：“生活的艰辛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的经济……现在已经枯竭”，并说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显著的改善。
麦克阿瑟相信，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的就是签署和平条约。只要日本在支付战争赔款的巨大压力下，还未解除战争状态，就不会吸引任何投资。一方面，日本还要继续交纳占领费，而且支付赔偿金的压力一直都很大。另一方面，日本只有重新加入国际社会，自身的经济前景才会有所改观。没有和平条约，日本的经济复苏就不会迅速持续地进行，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针对日本的马歇尔计划。
1947年3月，麦克阿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东京新闻俱乐部。记者们对他的“从天而降”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掏出纸笔，飞快地记录。看到麦克阿瑟如此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会议是否允许录音或公开？麦克阿瑟说，可以。那么他们可以引用他的讲话吗？当然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不想谈？没有。他们惊愕地眨眨眼睛。麦克阿瑟不只是来看望他们的，实际上，他就是要召开一次要记录在案的记者招待会，这是记者们谁也没想到会发生的事。令他们诧异的是，这类事情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第二次。显然他是为了什么事而来的，会是什么事呢？
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基调。几天前，他就告诉过几位记者，联合国要接管日本。当有记者问道，日本真的会被置于联合国的管制之下吗？麦克阿瑟说：“现在到了应该同日本讨论和平的时候了，我认为占领的军事目的已经达到。在占领期内，政治问题已经完满地解决了……第三个问题是经济……但这也不是占领能够解决的。我们只能缓解经济停滞。”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签署和平条约。
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事务负责人乔治·凯南在华盛顿表示不同意见。早在1945年，国务院和陆军部争论日本问题时输给了陆军部。华盛顿主要考虑的是权力、金钱和威望，至于理想，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由于部里和麦克阿瑟如出一辙的理想主义者比比皆是，而他们很少汇报占领工作的进行情况，因此，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就只能认为，麦克阿瑟是这艘名为“美国”的大船的甲板上一门失控的加农炮，它可能会向任何方向或向各个方向开火。他们还把麦克阿瑟呼吁签署和平条约的行为当作证实这一看法的佐证。
凯南是提出旨在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遏制论学说的鼻祖，他拥有华盛顿最敏锐的头脑。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为杜鲁门策划出台了一项政策，该政策旨在遏制苏联的威胁与侵蚀，直到共产主义自我崩溃为止，这两种前景无论哪一种先出现都行。凯南惟恐共产主义借口本衰弱时期侵入，他对新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说，如果现在签订了和平条约，就意味着麦克阿瑟对社会主义的放纵已经要达到无政府状态了。这样一来政府将有名无实，而经济将随之崩溃——“这正是共产主义者希望看到的”。
凯南亲自来到日本考察。他曾与威洛比共进晚餐，威洛比对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共产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深感忧虑。凯南觉得麦克阿瑟已经“把日本人民的生活引入了骚动、混乱和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他认为，清理运动不仅远远没有实现日本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而似乎更像是有意让“日本社会在共产主义的重压下不堪一击，为共产主义最终取而代之铺平道路”。一凯南和麦克阿瑟谈了很长时间，但他一直没有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他们的会面气氛融洽，但也毫无意义。
凯南和麦克阿瑟的会晤远不是互相交心的，他们在和平条约的问题上各执一端。麦克阿瑟认为不签订和平条约，日本的经济就不能恢复；凯南却认为没有经济的恢复，就不能签署和平条约。他们都是对的，这是个似是而非的悖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明摆着的，就像一美元钞票上的华盛顿头像一样。日本要建设新工厂和购买新设备，就需要大量资金注入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需要劳动力。欧洲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根据马歇尔计划，到1949年为止，美国每年都要为近12个欧洲国家拿出10亿美元，来帮助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
马歇尔计划是增进自身利益的绝好范例，但杜鲁门政府却不愿在日本推行这一做法。因为美国公众仍然十分仇恨日本人。珍珠港事件让他们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此外这里可能还掺杂了种族敌对情绪。如果日本人要站起来，那他们必须自己设法做到这一点。而现在，日本的经济只能继续滑坡，不会有资金的注入，生产工具也被掠走，无法实现现代化。
凯南的来访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做为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从1948年年中起，他的权力就一再受到节节限制，他的行动也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改变了国际安全政策机构。这场游戏有了更多的参与者，而他们又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
凯南的来访使占领政策产生了种种变化。例如，他说服麦克阿瑟让总司令部的官员在控制黑市的问题上对现行的“铁腕”手段做一些缓和，这类事情虽小，却是早该这么做的。凯南为密切美军和日本人的关系，建议采用更加宽松的做法。而最重要的改变，也是获得了华盛顿方面首肯的，就是让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堡垒，以对抗苏联的扩张。刁滑而无能的蒋介石政府没能阻止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步伐。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成为大势所趋了。
1948年10月，在凯南的建议下，政府起草了NSC13－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指令。麦克阿瑟对此反应强烈：“NSC13－2不是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盟军最高司令。因此盟军最高司令根本没有任何责任执行它。”麦克阿瑟的反对派利用他的这席话来证明他犯上。但麦克阿瑟的话是确有根据的。因为只有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类文件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并由参联会把它变成军事命令时，麦克阿瑟才必须坚决执行。这个下达命令的程序是很明确的，但它却被忽视了。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抵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3－2指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飞扬跋扈作风。他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之后，便逐步开始把NSC13－2号指示当作命令来执行，最终盟军最高司令部几乎贯彻执行了这一指令的所有条款。麦克阿瑟精简了盟军最高司令的组织机构，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付给了日本人民，井镇压共产主义者。1949年，占领时期民主化和改革阶段都结束了。从此日本渐渐被当做友国，越来越不像战败国和被占领国了。
1946年5月，麦克阿瑟在日本高兴地迎来了赫伯特·胡佛。这位前任总统曾任命麦克阿瑟担任参谋长，他这次来是为了考察粮食问题的。当然两人还讨论了包括政策在内的很多其它事情。胡佛告诉麦克阿瑟说，广大公众仍然十分拥护他，并敦促他争取1948年入主白宫。如果美国有一位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人参加竞选的话，至少可以唤醒美国，让国民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的危险，并提高政治辩论的水平。胡佛说他肯定麦克阿瑟能够当选。麦克阿瑟回答：“我什么也不想要。”胡佛很失望，末了，胡佛说，他的话都是认真的。
即便如此，等了半年后，胡佛又做了一次努力，他告诉麦克阿瑟，“整个国家都将服从你，而不是别人。”如果胡佛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他遭到了一次更坚决的拒绝。麦克阿瑟说，首先，他要当候选人就不得不从陆军退休；其次，他不想在和平条约签定之前离开日本。“第三，我还有一种十分清晰的感觉，那就是没有人会真正服从我……在军事方面或占领事务上，或许是这么回事，但在其他方面我可不敢肯定。”
就在胡佛等人试图让麦克阿瑟相信他仍然拥有广大的支持者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深受国民拥戴，相反，国民对他还有很多疑虑。麦克阿瑟总是亲自拆开写给他的每封信，他喜欢自己拆信。这些信中有不少都是一些言之无物的溢美之辞或是来向他索要照片的，但也有一些信写得真挚感人，或能向他提供信息。为加快拆信的速度，一位助手把信剪开口后放在麦克阿瑟的桌上，再由他亲自打开。他把这些信称为“我的崇拜者的来信”，但这种信每天只有五六封。
正像麦克阿瑟自己也很清楚的那样，如果根据报纸上的东西判断他受欢迎的程度的话，那么支持他的人数和反对他的人数不相上下。麦克阿瑟可以指望的就是美国中西部的共和党右翼报纸，例如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这份庸俗不堪的破报纸是自命不凡、一叶障目的罗伯特·麦克密克的喉舌，他是麦克阿瑟的铁杆崇拜者之一。但东海岸地区的中右翼报纸却一心跟麦克阿瑟作对，如享有很高声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战争期间曾热烈地推崇麦克阿瑟的一些期刊，如《星期六晚间邮报》此时也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连卢克斯似乎也对他冷淡了，也象《幸福》杂志一样攻击过他。麦克阿瑟曾热切地盼望着自己在占领日本过程中的业绩能被认可，并作为1946年当选的《时代》周刊头号新闻人物将自己的头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令希望破灭的是这份杂志选择的封面人物是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
在日本，麦克阿瑟操纵着新闻审查机构为自己说话，当然他确信这么做只是为了在敌人面前捍卫占领工作罢了。他与记者交往时，通常会施展他谄媚和引诱手段，让几乎所有能见到他的记者最终都会在文章中或多或少地说他的好话。日本有上百名英美特派记者，其中绝大部分从未能采访过麦克阿瑟。不管怎样，麦克阿瑟更喜欢跟出版商谈话，而不是记者；更喜欢跟将军交往而不是尉官。他魅力能让他们的戒备心烟消云散。有一位著名的《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赛勒斯·L·苏兹贝格来东京前曾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像别的记者那样被这位有神能力的将军所引诱。但他失败了。一个月后有人问他：“麦克阿瑟用了多长时间引你上钩的？”苏兹贝格苦笑着说：“30秒。”
对出版商施展魅力的同时，麦克阿瑟对那些持反对意见或者好像持有反对意见的记者十分无礼。他曾试图以左翼思想严重为由，阻拦10多位资深记者踏上日本的土地，但每次五角大楼都命令他让他们进入日本。
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是有幸被获准采访麦克阿瑟的少数记者之一，他是个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和强硬的反共产主义者。麦克阿瑟用他那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自由是一杯美酒”，“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山上宝训》精神”）把马格里奇着实“招待”了将近1个小时，但马格里奇一句话也插不上，更谈不上陈述见解了。麦克阿瑟拿腔拿调地说，民主和基督教给日本带来了一场革命。马格里奇感到很无聊，还有点难堪。他在日记中写到，“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英国地铁站或小旅店里随处可见的蹩脚演员。”第二天，马格里奇和国务院官员吃饭时，以嘲笑的口吻描述了他同麦克阿瑟的会晤。他们的谈话被坐在附近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军官偶尔听到了，这些话传入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耳朵。由于马格里奇很快就要动身去香港，驱逐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但为了对他的大逆不道进行报复，麦克阿瑟亲自下令把他的名字从自己的宴请名单中取
由于有这类先例，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公关官员对待记者的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威胁记者们对实施占领的方式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所作所为只能写好，不能写坏。在头三四年中，记者们的房子、旅行费用和口粮都要仰仗盟军最高司令提供。麦克阿瑟的手下想用这种小恩小惠加铁腕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结果事与愿违，假如他们仅仅把这些耍笔杆子的当作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中的小伙伴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对企图制造麻烦的左翼渣滓，那在公众中的影响可能还没这么坏呢。
一次麦克阿瑟对他战时的助手拉里·莱尔巴斯上校说；“不要和报界发生争论……如果你为自己辩解，他们就会不停地争辩下去，而且他们总是要把你搞得哑口无言。如果你对他们的言论置之不理，他们反而会束手无策，只好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说你不合作罢了。”因后来莱尔巴斯卸甲归田，弗雷恩·贝克准将接替了这一职位。贝克这个人崇尚正面攻击这种最冒险的战术思想。有一次，一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科斯特洛为《新共和》写了一篇报道说，占领未能实现其几大目标，贝克看到后，给爱德华·R·默罗写了一封密密麻麻的信，逐字驳斥了科斯特洛的文章。默罗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著名负责人，他回信说，“你的来信大大增强了我们对科斯特洛先生工作的信心。”
麦克阿瑟通常会遵循他曾给莱尔巴斯提出的建议，但他好斗的个性偶尔也会成为拦路虎。正像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所说的那样，“他对报界的攻击性言论的反应让人看了痛心。”由麦克阿瑟亲自动笔写文章给各种杂志，针对那些批评文章进行义愤填膺的反驳，他谴责其中某些批评文章是“共产主义者鼓动起来的诽谤性运动”。他几次设法让五角大楼禁止发表那些抨击他实施占领的方式的文章，但从未成功户每个认真参加竞选的人要想赢得该党派的总统提名首先就应该争取媒体的支持。但麦克阿瑟非但不这样，在1945一1950年，他与记者、编辑和出版界之间的不和反而有增无减。
虽然1946年他让胡佛很失望，但1947年秋，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人主白宫的问题了。原因之一就是杜鲁门非常地不受欢迎，几乎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杜鲁门在面对共和党强有力的挑战时显得多么脆弱。另外，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证明了他也能治理国家。现在的麦克阿瑟已不仅仅是一位将军了。1947年10月，他给西点军校同学，他的老友罗伯特·伍德写信说：“我当然没有痴心妄想，也不觊觎别人的位置，但如果这么做能更好地体现良好的愿望、报答忠诚的友人又顺应民意的话，那我也别无选择，只能把它当成一道命令，如果我还有良知就不会等闲视之。”国换句话说，就是我并不是非要参加竞选，但若要让我当总统，我也不介意。
当时也有人极力让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但他的回答却完全不同。1948年，当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艾克给《新汉普什尔报》写信表示他要退出角逐。他宣称：“我没准备也不想接受高层政治领导的提名。”但他没有就此搁笔，接下来又写道：“我相信必要而英明的军事机构是对民事政权的最大支持……我当了一辈子职业军人，除非有某种显而易见并压倒一切的理由，我是木会去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的。”这番话活脱脱地就像一枚24英寸的鱼雷，旨在击碎麦克阿瑟的希望。
麦克阿瑟被激怒了。如果艾克只想自己撤出，那是一回事，可他占着茅坑木拉屎，这简直是挑衅，决不能就这样算了。麦克阿瑟对美国大使说，艾克的话，既“辱蔑了美国陆军”，也“使我觉得应该参加竞选”。这些话他过去只对伍德等少数人私下说起过，但现在他把它公开了。他在报上发表声明，说尽管他不是要迫不及待的当选，但是，“如果我在美国人民要我接受任何公职时畏缩不前的话，那我就违背了自己对好公民这一概念的全部理解”。
共和党的第一轮候选人选拔会定于4月在威斯康星州举行，有消息说那个州10多万人联名请愿，要求麦克阿瑟当总统，这让他希望倍增。杜威暗下决心把威斯康星州拱手让给麦克阿瑟，自己几乎不在这里投入时间和金钱。有人问露易丝对麦克阿瑟“成为竞选中的一匹黑马”的看法如何，此时的露易丝丝未减她20多年前与麦克阿瑟离婚以来的尖刻，她说：“如果他是黑马，那就只能在最后一轮结束后出现。”
选举当天，在共和党集会会场，与威斯康星州相邻的明尼苏达州的哈罗德·史塔生赢得了威斯康星27张选票中的19票，麦克阿瑟赢得了另外8票，而杜威一票也没有。这个与第一名相差悬殊的第二名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任何慰藉。选举结果公布的那天早上，西博尔德到第一大厦来开例会，参谋长保罗·J·米勒少将像交通警察那样伸出手臂。不得入内。米勒说，“麦克阿瑟将军情绪十分低落，非常失望。”
一周后内布拉斯加州选举开始了，麦克阿瑟的情况看上去似乎比在威斯康星州时更加不妙。他让他的支持者们把他的名字从初选名单中划掉。罗伯特·伍德等老朋友设法劝说他回国，挽救将要流产的候选资格，但他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坚持自己3月9日说过的话，并且一定要那么做。
6月末，杜威在共和党集会中获得正式提名。麦克阿瑟仅获得了近1100名代表中的11张选票。杜威获得提名后，有人试探过麦克阿瑟，说如果杜威赢得大选，让他出任国防部长意下如何，但麦克阿瑟连杜鲁门的命令都不想服从，更不要说杜威了。
有报道说麦克阿瑟到达日本时说过，“如果军事占领期持续两年，那就会非常成功的；如果是持续3年，仍然有成功的机会，但如果超过3年，能否成功就值得怀疑了。”根据他自己的这种说法，他在日本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他做得仁至义尽了。
1948年11月大选开始前不久，杜鲁门也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他希望获胜，不管民意测验的结果如何，一旦他总统大权在握，他就能最终迫使那位高级将领先生，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按照他——美国总统——的意愿去做。他会让麦克阿瑟告老还乡。
印刷和发放选票的时候，五角大楼让西德军事总督卢修斯·D·克莱将军到东京，接替麦克阿瑟的工作。当年麦克阿瑟任西点校长时，克莱是西点军校的学员，但比麦克阿瑟晚几届，30年代末期在菲律宾，又在麦克阿瑟麾下干过。他是陆军中最年青有为的军官之一，在德国获得的成功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成功不相上下。
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相当不易的。克莱承受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决心把西方盟国军队赶出柏林，斯大林企图用寒冷和饥饿迫使西德军队屈服，克莱组织实施了对柏林的空中补给。克莱51岁时达到了一生的鼎盛时期，离陆军规定的退休年龄还差10多岁，但工作的压力已经让他精疲力尽。现在克莱惟一想做的就是离开军队。所以他拒绝了让他接替麦克阿瑟的任命，并呈上退休申请书。这样一来，杜鲁门要除掉麦克阿瑟的希望破灭了。正像他们俩都能看出的那样，从此后两人就上了劲儿。
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第三十章 力挽狂澜
第三十章 力挽狂澜
麦克阿瑟曾主张让苏联参战，但现在可不打算让苏军进入日本。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结果是将数百万德国人置于共产党的恐怖和高压之下，这丝毫无益于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德国。然而，苏联红军深入西欧腹地，使这一切不可避免。当斯大林要求将日本也划为几个占领区，并企图割占日本北部主要岛屿北海道的大片土地时，杜鲁门愿意在苏联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暂时性的条件下迁就苏联的要求。麦克阿瑟认为一旦允许苏联进入日本，那他们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离开，因此他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但他无权否决这一主张。
不过，作为盟军最高司令，他负责决定盟军作战部队的部署。他假意欢迎斯大林提供的“援助”，并说他刚好有一块地方可供他的部队驻扎，位置是在在主要岛屿本州岛中部的一个荒凉地区，其四周刚好环绕着美国军事基地产斯大林暗示说他可能还是要派部队进入北海道，而且为了维护苏联的权利不惜动用武力。麦克阿瑟的回答没有记载，但据他的反间谍部长埃利奥特·索普准将说，他当时给斯大林的答复是，“如果你让一个苏联士兵在此驻扎，我就会派美军的一个师把他们撵到大海里去。”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却有所木同。他说他在日本告诉斯大林的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少将说“如果有一个苏联士兵本经我授权擅自进入日本，我将立即把整个苏联外交使团，包括你本人送进监狱。”
面对麦克阿瑟强硬的言辞，斯大林不再暗示他在必要时将动用武力，但是他仍然坚持苏联有权派部队进入北海道。麦克阿瑟说，如果这样，那苏军必须处于第8集团军的控制之下。为了防止让美国指挥苏联部队，斯大林突然放弃了对日本领土的要求。
与此同时，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各自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要求与美国享有同等地位。令他们恼火的是，麦克阿瑟把广岛划分给他们，这是整个日本最令人沮丧的地区之一。实际上，英、澳两国在占领政策方面也没有真正的发言权。英联邦占领军司令还得咬着牙听从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调遣。他甚至不能直接见到麦克阿瑟④
苏联对麦克阿瑟在他们机会到来时迫使他们出局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他们对机会总是用双手紧紧抓住。当迪安·艾奇逊公开指责麦克阿瑟所谓的“只需不超过20万的军队就能占领日本”的说法时，斯大林抓住这一机会，提出要设立一个像在德国一样的同盟国控制委员会。由于这番话使麦克阿瑟成为众矢之的，杜鲁门政府立刻被苏联外交家逼向一隅，他们口口声声地说如果谁敢如此公然出言不逊就该对他进行控制。美国被迫让步。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在苏联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中产生了两个实体，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由4个成员国组成，分别是美国、苏联、中国和英联邦。它的作用限定在就占领政策向盟军最高司令提出建议。
而另一方面，远东委员会的作用则是确保日本执行投降条款。远东委员会有权向盟军最高司令发出指令，但这些指令必须事先经过美国政府，然后由美国政府“通过有关当局将这些指令传达给盟军最高司令……”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不会把与美国政策相抵触的指令传达给麦克阿瑟，而这一政策很简单，正像杜鲁门1945年12月告诉国务卿詹姆土·贝尔纳斯的那样，那就是“我们应该保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杜鲁门也不打算向斯大林作出丝毫让步。“我可不想再哄着苏联人玩了。”他怒气冲冲地说。
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只拥有有限的建议权，因此麦克阿瑟可以随时忽视它的存在。事实上，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中他的确是这么做的。盟军最高司令很少把什么事列入委员会的讨论议程，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都十分简短。约翰·巩特尔参加过一次例会，“官方报告郑重地记录说该会于上午10点零3分召开并于上午10点零4分闭幕”。
麦克阿瑟最终发现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的一个作用——就是作为提出问题的论坛：苏联对那些在中国东北向苏联红军投降的近200万日军做了什么？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一直作为战俘，直到1949年才获释，在他们返回日本以前，苏联曾下大力气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甚至在他们被遣返回国后还有3万余人下落不明。只能设想他们是苏联用以实施报复的牺牲品，或因反对他们的学说而遭到谋杀。这是最触及日本痛处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每当麦克阿瑟提起这件事，苏联方面就会勃然大怒。当他向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提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拂袖而去，而且是半年之后才重新出现在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里。
虽然麦克阿瑟发现他可以轻易忽视同盟国日本问题委员会的存在，但他必须对远东委员会予以更多的注意，因为它有权就如何实施占领的问题发布指令。该委员会于1946年初成立，并在政府处起草日本新宪法时表现得非常活跃。远东委员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一旦它提出的一些小小异议超出了被允许的范围，盟军最高司令部就会以最深刻的怀疑态度对待它。但是连生性多疑的查尔斯·威洛比都没发现苏联派到远东委员会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官唐纳德·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个苏联在日利益的秘密卫士。
麦克阿瑟坚决抵制苏联想在军事占领事务中赢得主导地位的任何企图。反共是他意识中的核心的核心。羞辱苏联的杰列维扬科当然是他高兴的事。1947年初，当麦克阿瑟禁止共产党组织大罢工时，杰列维扬科跑到第一大厦，质问麦克阿瑟到底有何权力如此专横跋扈。罢工有什么？在解放后的苏联这个天堂里，工人的权力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民想什么时候罢工就什么时候罢工。像这样的禁令在苏联是行不通的。麦克阿瑟从他的写字台后站起身，盯着杰列维扬科的眼睛，头也不转地对俄文翻译说：“俄语的‘笨蛋’一词怎么说？”杰列维扬科的英语水平足以使他听得懂麦克阿瑟的话，于是他告辞离去。
当杰列维扬科被召回莫斯科时，麦克阿瑟托他给斯大林带个口信。这个口信要花一小时传达，麦克阿瑟在他的写字台后，一边踱步一边讽刺挖苦苏联对外政策的种种缺陷、弱点和挑衅行为。麦克阿瑟最后停下来总结道：“好，你就把这些告诉斯大林元帅。”这个苏联人离开后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回日本。有一次，当他再次来第一大厦拜会时，麦克阿瑟象对待老朋友一样欢迎他。“啊，杰列维扬科将军！真高兴看到你回来。前一阵你没能回来，我还真担心他们把你枪毙了呢！”
在华盛顿，麦克阿瑟的反对派——如乔治·凯南——对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不以为然。麦克阿瑟之所以放弃以宪法形式结束战争的权力，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无权要求获得这一权力，并且也从未事先与华盛顿协商此事。美国外交官们相信永远解除日本的武装将破坏所有让美国在东亚地区确保军事存在的机会。但麦克阿瑟却没有这种疑虑。他认为，不光解除日本的武装是正确的，而且美国甚至也没有必要在签署和平条约后，还在日本本土保留自己的军事基地，只要能控制向南400英里以外的冲绳就可以了。
冲绳是日本的领土，但那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地道的日本人。冲绳不属于日本本上岛屿，美国要把整个岛屿变成实际上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没有很大的障碍。但是苏联必然会对此作出反应，苏联向盟军最高司令提出严正的书面抗议，指责麦克阿瑟再次越权。麦克阿瑟对此作出了轻蔑的答复。他通知苏联驻东京使团说：“我不能完全接受贵方来函所述内容，这封信只能被认为是无礼挑衅。
对于负责日本事务的保守政治家来说，不让苏联在日本驻军是麦克阿瑟最大政绩之一，也是占领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分裂的日本将是一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日本，是更加贫困、更加不稳定的日本。麦克阿瑟巧妙地对失踪的日本战俘的命运进行宣传，这些宣传有助于培养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反苏情绪。凯南说得对：这种遏制战略的关键就在于，让日本成为西方民主对抗苏联扩张的一支强大而活跃的力量。在实现这一地缘战略的目标方面没有几个人能超过麦克阿瑟。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乔治·凯南想结束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一人独占日本的局面，并设立一个更像西德那样运作的政体，约翰·J·麦克洛伊被任命为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政策则由华盛顿负责。该部门打算安插一名美国大使，负责管理占领事务，让盟军最高司令的职责不超出日本的军事安全事务。如果将这一计划付诸全面实施，麦克阿瑟就得告老还乡，让马克斯威尔·D·泰勒少将取代他的位置户国务院的计划得到了国防部很多上校和将军们的支持。继艾森豪威尔之后担任参联会主席的密苏里州人奥马尔·布雷德利一向憎恶麦克阿瑟，他也支持这一计划。1949年6月，布雷德利通知麦克阿瑟：“我们应设法让国务院接管驻日本的军事政府。
麦克阿瑟愤怒了，布雷德利何以如此无知？在日本，从来就不存在美国军事政府。他带着难以平静的心情给布雷德利写了一封密密麻麻长达4页的信，告诉他占领的实施情况。他的信字面上彬彬有礼，但字里行间表露出的却是强烈的愤慨。布雷德利大为吃惊或是被他震慑住了，为了讨好麦克阿瑟，他写了一封措辞礼貌的信，只是在最后才提到麦克阿瑟的信时说“我很少读到过这么伤人的恶骂”。他声称自己对麦克阿瑟和艾奇逊之间互相仇视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肯定就是五角大楼唯一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麦克阿瑟看出了国务院这份建议中昭然若揭的手腕，便给艾奇逊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以示抗议。为了答复他的来信，这位国务卿苦苦斟酌了3个月，然后他令人难以置信地选择了矢口否认。他轻描淡写地答复说麦克阿瑟所反对的那些议案“并不能反映官方意见的主流，因此当然不是国务院的意见。”这正是那个关于外交官的古老定义——一个为他的国家而说谎并因此拿薪资的人的最好的例证。艾奇逊是一位尽心尽职、能力很强的公务员，在有些方面和麦克阿瑟是非常相似的：刚愎自用、对所蔑视的人从来不吝其坦率。
布雷德利对这一事件的拙劣处理破坏了将麦克阿瑟踢出局的努力，而麦克阿瑟还是认识到国务院比五角大楼更好地把握了日本形势。国务院转变了思想，转而拥护和平条约，而不像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参联会仍然担心占领结束后共产党会接管日本。
国务院在远东事务上的作用不断加强，不单在日本，还包括朝鲜半岛。当战争结束时，两位名叫迪安·腊斯克和查尔斯·博恩斯蒂尔的陆军上校奉命处理日本在朝鲜的投降事务。朝鲜被日本占领，饱受其洗劫和踩踏长达50年之久。为方便起见，他们决定三八线以北的所有日军向苏军投降，而三八线以南的所有日军向美军投降。
曾有人乐观地设想几年之后，南北朝鲜将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日本的统治下朝鲜人根本没有自由。到了1948年，朝鲜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已经是人过中年的基督教徒李承晚，他在美国的保护下掌管着一个右翼警察国家；另一个是金日成，他是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和共产党的头目。
三八线以南的投降军队由约翰·R·霍奇中将的第24军接管，但战后大批军人复员使24军的实际兵力很快下降到不足一个师，而且它还在不断缩减。麦克阿瑟建议，如果美国不打算在南朝鲜保持足以对该国进行防卫的兵力的话，就应该把所有部队都撤出去。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如果出现严重威胁朝鲜安全的局面，出于战略和军事考虑，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所有有名无实的军事支持……我们必须决定要么增强第24军的兵力，要么让国务院来处理美国在朝鲜的占领利益问题。”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949年6月前，美军作战部队全部撤出朝鲜，只留下一批军事顾问，共500人，他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帮助训练南朝鲜军队。
1950年l月12日，迪安·艾奇逊前往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午餐时，为了便于新闻记者们理解，他用很多铅笔和咖啡杯组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防务线。他说，这条界线从阿留申群岛延伸到日本，再到冲绳，然后继续向南一直到菲律宾。美国不打算保护南朝鲜。这位国务卿所讲的无可非议，但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则全然是个迷。发表这番讲话可不是艾奇逊最聪明的做法。
5月18日，麦克阿瑟邀请赛勒斯·L·苏兹贝格到使馆共进午餐。他向苏兹贝格表明了自己对下述问题的看法：为什么俄罗斯人更像东方人而不像西方人；联合国为什么应该设法防止战争旧本人保守的性格造成了99％的人实际上不会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当苏兹贝格问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时，麦克阿瑟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很小。中国共产党算不上军事威胁，只有苏联有能力进攻日本，但苏联目前部署在远东的75万军队都处于守势。
这就是他对苏兹贝格所说的话，而且他可能相信它。然而，这时国防部却命令他要“避免谈论或推测与俄罗斯交战的可能性……要在公众面前持不侵犯它国的态度。”华盛顿方面还命令他“要相信联合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工具。”
麦克阿瑟信心十足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尚未受到考验的联合国，而在于派到远东司令部的4个步兵师和第5航空队的B－29轰炸机。但是他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的是远东司令部是非常脆弱和靠不住的。
1950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不同的是，实际上他们访问了美军的4个师，观看他们的野战训练并与军官们交谈。尽管麦克阿瑟是远东司令部的总司令并负责纠正其作战能力方面的重大缺陷，但他本人对这些军队的状况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而是作为最高司令代表同盟国的13个成员国在对日本的占领问题上忙得不亦乐乎，这项任务对他来说要有趣得多。让他站在泥地里冒着大雨看部队训练？想一想为什么不可能搞一次营以上规模的军事演习？他现在升华到的境界，已远远超出了关注这些庸俗事情的高度。
第5航空队处于很高的备战状态，但是这只能让地面作战部队那种不好不坏的状态显得更加突出。保持这种反差是空军领导层主要的过人之处。而麦克阿瑟未能确保他的地面部队保持与空军同样高的标准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疏忽。但是似乎没有人关心麦克阿瑟的军队作战能力下降到何种程度——连总统、国防部长、陆军部部长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不关心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要对此作出很好的解释呢，他有这个必要吗？
第8集团军的军官们不仅知道他们的战术部队充其量只有40％处于备战状态，而且他们还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如实汇报。执行军事占领的部队的人员多是志愿来远东的，他们“于一会儿就能获得50美分，干一整夜可获得1美元。”他们喝着每瓶见美分的啤酒，让点头哈腰的日本人给他们擦靴子、擦枪，自己却逛逛花花世界，过几年舒服口子。他们的指挥它对他们的作战能力根本不抱幻想。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却声称这些部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说这是一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士气旺盛、出类拔萃的部队。作为经验丰富的陆军指挥官，他们知道如何检验一个部队并和他们的军官交谈。但是他们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任何试图提高麦克阿瑟部队的战备状态的努力都会导致增加开支……和一番明争暗斗。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是个狂热的想当总统的人。1940年，罗斯福总统曾罢黜了他的助理陆军部长的职位。史汀生认为他是进入政界高层的人中最不忠实的一个，而且杜鲁门也最终在1950年9月认清了这一问题，并得出同样的结论。然而此时杜鲁门却将约翰逊从一堆死气沉沉的官僚中扒拉出来，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因为德鲁·皮尔逊迫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身亡了。由于战后公众普遍希望减少国防开支，约翰逊企图骑上这匹裁减预算的快马直捣白宫，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慑于这个满口秽语、盛气凌人的小丑，以致于不敢向他提出任何可能导致他在他们面前发疯的建议。在他们的远东之行中，他们在跟麦克阿瑟讨论时没有就远东司令部地面部队的战备状态提出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L·罗伯特准将正在国务院的指导下训练刚组建起来的南朝鲜陆军。1950年春，罗伯特报告说东部前线一切正常。他告诉《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除美国以外就数南朝鲜的军队最好了。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清晨5时正，麦克阿瑟卧室里传来尖利的电话铃声。盟军最高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告说，据悉，北朝鲜的军队在几小时以前以“大量的兵力”越过了三八线。麦克阿瑟穿好衣服，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紧张，根本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在过去的一年中，南北朝鲜曾在三八线交火，他们各自派出突袭队进入对方领土从事破坏经济、散布恐慌的活动。这不过是又一次挑衅罢了，可能规模要大一点，但整个事件会很快烟消云散的。
1949年让美军地面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决策是冷战时期最草率、最令人费解的举动。日本是由许多岛屿组成的。这些岛屿的安全几乎完全依赖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美国撤军实际上破坏了朝鲜海峡的作用——朝鲜海峡是将朝鲜和日本分开的狭长海域，如果海峡两岸没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日本的安全就可能因为北朝鲜为占领南朝鲜而发动的战争、政变或革命而危如累卵。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最近结束的希腊内战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在政治军事上不断发展都说明了一点：这种危险并非凭空臆造、并非遥遥无期，并非反应机械的反共分子们目光短浅的视野中微不足道的事。这是有头脑的人每天都能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大事。在1949年，认识到欧洲和亚洲的共产党领袖正在试探西方决心的极限、寻找其弱点加以利用的，并非只有乔治·凯南一人。
南朝鲜的命运只对朝鲜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别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日本的命运则不然。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军界一直把朝鲜半岛看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尖刀”。控制朝鲜海峡对于日本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就像是控制英吉利海峡对于英伦三岛的安全一样。美国的作战部队从南朝鲜全部撤出，便失去了对付宽度只有40英里的海峡那一边的战争冒险、政变或革命的屏障。麦克阿瑟这个谈论起全球战略来滔滔不绝、不说上几个星期至少也能说上几个小时的人，在这件事上却显得有眼无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让机会从他们的指缝中溜走，然后又反过来给迪安·艾奇逊当头一棒。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铸成这一大错时他们在想什么呢？
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在一种温怒和沉闷的气氛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当时的场面与其说是高层军事指挥官在考虑国家安全事务，倒不如说是更像是幼儿园。陆军和海军在任务、作用和资金问题上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当堂对质的局面，还常常夹带着个人攻击。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雷德利和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登菲尔德几乎不能待在同一间屋子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飞行员，还精通军事和政治，但由于他过于聪慧，以致于在布雷德利和登菲尔德之间无法进行斡旋。参谋长联席会喋喋不休的互相争吵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没有时间来谋划长远战略。有些防军和海军将领都认识到让地面部队从朝鲜撤出是战略上一大失误，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争论不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视。
罗伯特将军估计到南朝鲜军的作战能力是不足挂齿的。兵员只有数万人，没有坦克，没有重型大炮，现代化战地无线电器材很少，没有近距离空中支援。后勤保障松懈。既无作战经验，也见没有进行取得经验的试验。这支军队甚至还不如维护李承晚那不得人心的政权的准军事部队。
北朝鲜军（或称人民军）则完全不同。其人数近15万，训练有素，拥有苏式装备。它号称拥有大量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一百多架作战飞机。人民军的军官中很多是中国东北抗联的老红军。这是一支顽强而自信的军队，它完全有实力把南朝鲜军队捧到朝鲜海峡，再把那些残兵败将扔进大海。
麦克阿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年多来，朝鲜一直处于他的职责范围以外。他获悉北朝鲜突袭的消息后在办公室召开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议，会上他自信地宣布南朝鲜面临的只是一次“威力大侦察”。美国没有义务保卫南朝鲜，他认为杜鲁门也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只要华盛顿方面不阻挠我，我处理这件事易如反掌。
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在华盛顿授权麦克阿瑟用船只为南朝鲜军队运送迫击炮、火炮以及补充的弹药，南朝鲜军队准备对已接近汉城的北朝鲜坦克部队发起反攻。麦克阿瑟还被告知要派一个检查小组去监督事态的发展。命令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一旦斯大林决定参战，就“摧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所有空军基地。”
6月26日一整天，麦克阿瑟一直坚信南朝鲜的反击一定会成功，而实际上人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横扫了南朝鲜。夜幕降临以前，北朝鲜的坦克已经进入了汉城的市郊。6月27日清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西奥向麦克阿瑟通报了形势危急的消息。汉城几乎沦陷，南朝鲜军队向南全面撤退。麦克阿瑟大惊失色。他不相信事情会发展到这步田地。穆西奥肯定地说事实的确如此。“整个朝鲜全部失陷了，”麦克阿瑟沮丧地说，“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让我们的人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这会儿一点看不到他平时那种自信和乐观的影子了。这是个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麦克阿瑟，一个失意和绝望的麦克阿瑟。
他黯然地向五角大楼通报南朝鲜的形势：“完全溃败的局面已经迫在眉睫。”杜鲁门立刻召集他的军事顾问和外交政策顾问们开会。并通知麦克阿瑟留意有关该电话会议的消息会很快传送到东京。此项工作通过在两地之间联通电传机和显示屏进行。各端与会者将他们的信息编成密码通过电传打印机传送给对方，由对方解密后，文本就会在显示屏上显现出来。
当华盛顿的电文传来时，麦克阿瑟正在电传机室。当他读到屏幕出现的文字时，他在那一天第二次感到巨大的震惊。麦克阿瑟的脑子乱了，他不能相信这段文字。哈里·杜鲁门，这个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蔑视的讲话模棱两可的政客，这个由于一个比他伟大得多的人物去世才侥幸入主白宫的密苏里草包，这个轻而易举就可以被人吓倒的胆小如鼠的无名小卒，竟然事先没有什么表示就暗示麦克阿瑟，他想让他回国E罗斯福的处事方式就不同，他会事先告诉他，要他回国，并直接下达命令。杜鲁门这个身边围着一班油嘴滑舌的自由主义者的人，竟然有胆量打仗吗？
总统作决策的时候，关键的两天时间失去了，但是他的决策无声无息地从电话会议的屏幕上滚下：美国将派空军和海军保卫南朝鲜。麦克阿瑟惊呼，“我不信！”杜鲁门真的要参战吗？他转向身边那几位正盯着屏幕的军官，也许他们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懂！”麦克阿瑟说。他茫然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远东空军的指挥官开始打击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军队。夜幕降临以前，美国飞机粉碎了北朝鲜的空中掩护力量，将北朝鲜空军逐出了作战空域。
第二天汉城被人民军攻陷，李承晚逃往汉城东南200英里处的釜山，这是朝鲜海峡西岸最大的港口。尽管麦克阿瑟在南朝鲜有一个由15人组成的军事观察员小组，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查看迅速恶化的形势。6月29日，他乘坐“巴丹”号飞往汉城市20英里处的水原机场，当他的飞机准备在水原着陆时，在跑道的一端还有5分钟以前被北朝鲜的飞机炸出的若干弹坑，一些残余物正在燃烧。
要想看出些名堂这里还不够近，所以麦克阿瑟在3辆被炸得遍体鳞伤的汽车的护送下朝着汉江继续向北前进。就在护卫车队颠簸而行的途中，遇到几千南朝鲜士兵正朝着相反的方向逃去。当麦克阿瑟到达离江岸一英里处时，他下车步行到一座小山的山顶。尽管身边是枪炮声不断，硝烟弥漫，但他并不在意，据他的观察，显然北朝鲜已经渡过汉江，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朝鲜打算努力阻止他们。
回到车里后，他又乘车返回水原。在到前线的整个两小时的行程中，他只讲了一次话，他告诉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有步枪和弹药，他们都知道如何敬礼，他们或多或少似乎都显得挺高兴，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受伤。没有一个人在打仗。”
麦克阿瑟当晚返回东京，他打电话告诉劳顿·科林斯，如果要拯救南朝鲜，他将不得不动用远东司令部的部队。科林斯告诉他，他将立刻派遣一个团级战斗群（大约5000人）到釜山。麦克阿瑟回答说：“这不够。”科林斯的电文在电话会议的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你想要多少？”
麦克阿瑟的回答是要一个团级战斗群保卫釜山，随后还要两个师用于反攻。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战斗将在10天内结束。请把我的话转告总统。时间紧迫，请速做明确决策。”科林斯说现在华盛顿的时间是凌晨3点，总统正在睡觉。麦克阿瑟不由分说：“那就把他叫醒。”然后结束了这次电话会议。陆军部长一直等到上午5时才打电话给杜鲁门。在12小时之内，麦克阿瑟奉命将他的4个师中的两个师调入朝鲜。
杜鲁门决定派大批地面作战部队参加战役不意味着在这次危机中他对麦克阿瑟的信任有所增长。事实远非如此。总统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下达“总统的命令……告诉他总统要他每天作出全面汇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鲁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抱怨说：“实际上我还要打电话给麦克阿瑟，才能从他那里获得信息。”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杜鲁门心怀疑虑，而麦克阿瑟则对此感到厌恶。电话会议系统原本是为了改进通信，加速决策制订过程。但使用电话太不安全了，用电传机就可以安全地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不过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不信任意味着什么事都不会被迅速地作出决定。一切都要由总统裁决。麦克阿瑟无论什么时候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等几个小时，我们会让你知道。”然后有人将这个问题汇报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再到白宫请示杜鲁门。在几次被告知要等几个小时才能有答案以后，麦克阿瑟厉声喝道：“这太令人气愤了。我当总参谋长的时候，可以随时与赫伯特·胡佛对话，但是现在，不仅要通过陆军参谋长，还要通过陆军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么多头头脑脑都在耽误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
在人民军从汉城朝釜山外围进军的时候，参联会的成员们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协商。他告诉他们他有信心保住釜山。他敦促参联会要“强行征用太平洋上的每一艘船”，并巩固美国在朝鲜的实力。“让往常的商业活动见鬼去。”没有人就到底是欧洲重要还是远东重要进行争论。“我们或是在此地胜利，或是在所有的地方失利。但是如果我们在此地胜利，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在所有的地方胜利。”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打算部署反攻。他还不能说出他将在何时、何地发动反攻。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搞错：他要消灭人民军，而不仅仅是将其逐回三八线以北。一旦成功，联合国就可以“平息朝鲜局势并统一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第一大厦楼顶举行了一次小型仪式，以此结束了这次访问。科林斯向麦克阿瑟赠送了一面联合国旗，象征着他被任命为朝鲜的联合国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庄严地从科林斯手中接过这面蓝白相间的旗帜，说道“我怀着最深厚的情感接受这面旗帜。”过去两个星期的过度劳累在麦克阿瑟那张灰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看上去和其他年届7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
北朝鲜军队继续从汉城兵分几路向釜山挺进。少数部署在朝鲜以阻止北朝鲜军队的美军部队被撇在一边。然而，人民军的行进速度缓慢，每天只能徒步前进6英里。这支部队没有显示出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而且害怕自己的坦克遭到美军的空袭。他们的谨小慎微使麦克阿瑟有时间将3个师调入南朝鲜，他在釜山以北50英里处——这里刚好在该城市火炮的射程以外——将这3个师部署成一个长达30英里的弧形阵势。人民军到达这条防线并开始试图突破它的时候已经是7月下旬了。
创建了第8集团军，并把第8集团军当作自己引以为荣的作品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于1948年返回美国，他经历坎坷，虽然他最终获得四星上将的荣誉，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因为这个荣誉是在他和麦克阿瑟都去世以后才追认的。艾克尔伯格将第8集团军交给沃尔顿·H·沃克中将，一个又矮又胖，十分好斗的得克萨斯人。沃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担任乔治·巴顿麾下一支装甲部队的指挥官而出名的，但他是否能在一场情况复杂、形势危急的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一支没有经验、训练不足、装备不精的军队还值得怀疑。麦克阿瑟认为他不够聪明，或者说，因为他61岁了，他的精力不足以担任紧张的作战指挥，布雷德利也这样认为。
当沃克的前沿阵地受到北朝鲜军的压力时，他的工程兵司令加里森·戴维森准将跳上L—5侦察机，在周围作低空飞行，寻找一条新的，更接近釜山的防线。这条防线要短得多，并使釜山市处在敌人火炮的射程之内。但是戴维森相信，在沃克的指挥下，训练无素的美军和南朝鲜部队能够守住这条防线严7月26日，沃克通知东京，他打算撤退。他将把指挥所转移到釜山。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飞往朝鲜，想赶在这位第8集团军司令撤退之前见到他。麦克阿瑟严厉地说：“沃克，你可以作所有你想做的侦察。如果你要准备应急战壕，也可以让你的工兵开始工作。从这道防线上撤退的命令要由我来下达。在这里不允许有敦刻尔克式的仓促撤退。不许向釜山撤退。”
沃克壮起胆子向他的部队发出了“死守”的命令：“这里不是敦刻尔克，不是巴丹，谁要是向釜山撤退，就会出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与其被这些人俘虏还不如战死疆场。我们要同心作战，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牺牲，我们就一起战斗而死。”麦克阿瑟能说的也就这些了。
整个8月，北朝鲜不屈不挠地对釜山外围进行进攻和侦察。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危急情况，但是阵地还是被守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克阿瑟曾经打过类似的战斗——在巴丹岛。在1942年2月那些危急时日里，他曾给马歇尔带信说日本已经把一切都推向南方，利于深入敌后实施打击。当时他一筹莫展。也许这一次，尽管他可能有出奇制胜的高招，但他所能记起的只是科雷吉尔多岛深处那隧道里的恶臭。对来改进行双重包围，并将它全部歼灭这是他以前从未进行过的一次大行动，是类似汉尼拔和拿破仑这样的伟大军事指挥家们的实践。
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后不久，麦克阿瑟即开始考虑从后方打击他们，他要求调用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但是在杜鲁门同意他的请求之前，要保卫釜山显然也需要海军陆战队。7月10日，海军陆战队司令缪尔·C·舍菲尔德中将拜访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解释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门口旁边有一幅远东地图。“我希望我能再次指挥海军陆战队第1师，”麦克阿瑟说，“我有事让他们做。”他停止踱步，用他的海洲石烟斗戳着地图，“我让他们在这里登陆……在仁川”。他指着釜山西北150英里处的一个港口，它东距汉城只有30英里。舍菲尔德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建议他要海军陆战队一个整师的兵力，而不是要一些小单位并让他们逐步参战，舍菲尔德回答说；“将军，您为什么不提出这种要求呢？”
麦克阿瑟的确提出了要求，但是对得到海军陆战队一个整师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的登陆建议并不感兴趣，据记载，布雷德利说两栖突袭的事不会再次重演。杜鲁门一向不喜欢海军陆战队，他也有他的顾虑。在这一时刻，他直言不讳地通知一位赞成动用海军陆战队的国会议员；“如你所知，海军陆战队是海军的警察部队，只要我还担任总统，海军陆战队就必须继续担任这个角色。”
他对麦克阿瑟仍然疑心重重，他派埃夫里尔·哈里曼担任特使，前去调查第一大厦的实情。这次麦克阿瑟到东京羽田机场迎接来访者，麦克阿瑟是绝少这么做的。麦克阿瑟30年前就认识哈里曼了。麦克阿瑟担任西点军校校长时，他就和哈里曼的“橙子县”队比赛过马球，还在纽约特克西多附近哈里曼的住所处和他一起猎鸭广他们一向关系不错，而且现在也是如此。
麦克阿瑟断言，关键是要迅速取得军事胜利。战争时间拖得越长，中国或苏联参战的危险就越大。此次战役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下一个冬季来临之前”消灭人民军。在朝鲜山区进行冬季作战不仅会有大量伤亡，而且会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他能得到他想要的增援部队，包括整个海军陆战队第1师，他就能消灭北朝鲜军队。最后他用富有感召力的缓慢语调作出总结：“我不相信一个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不能按我的要求提供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点增援。告诉总统，如果他给我这些增援部队，我将乘风破浪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我将用此次登陆为锤，以第8集团军为砧，把北朝鲜军队砸烂、消灾。”一番话讲得令人扼腕击节，哈里曼被深深地打动了。
哈里曼把这一情况向总统汇报，“在两个半小时慷慨陈词中，麦克阿瑟将军以最真切的热忱，以取自其丰富经验的、逻辑缜密的军事论点，以他所有的巨大的雄辩天赋，阐明了他对地面作战部队增援的强烈需要。”
说服哈里曼还不够。麦克阿瑟还需要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越看仁川就越不喜欢这个建议。一位研究过该建议的海军军官说：“我们大致列出了所有的自然障碍和地理障碍——这些问题在仁川都存在。”科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P·舍曼飞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商讨细节。科林斯比以前更坚信此次战斗会失败。
8月23日，一次紧张的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在麦克阿瑟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厅举行。科林斯、舍曼、阿尔蒙德、舍菲尔德以及各类海军专家济济一堂。他们几乎要坐在彼此的膝盖上了。科林斯想到麦克阿瑟的部队将分散在150英里的战线两端，就感到忧心忡忡。但是麦克阿瑟把科林斯努力想使登陆地点更接近釜山外围的建议搁在了一边。他轻蔑地说：“在釜山外围登陆，是作用木大和非决定性的一招，这个行动是试图包围敌人但实际上却做不到。两栖登陆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工具。要想适当部署两栖登陆行动，我们就必须实施猛烈的纵深打击！”当他讲话时，他的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他父亲的声音，再次告诉他很久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的一句话：“道格，战争会议只滋生怯懦和失败主义。”指挥官作出决策，必须运用自己的个性力量和实力对那些蠢笨的委员们施加影响。
他强调了汉城的战略重要性，汉城是整个南朝鲜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他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就相当于巴黎在法国的地位。如果他占领仁川，汉城和它的机场将很快会拿下来。能代替在朝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惟一方案就是从釜山防线上突出去，但这样就需要对人民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实施正面强攻，这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他承认在仁川登陆存在很多困难，当地的潮差达32英尺。更糟糕的是，突袭必须分两个阶段完成，中间间隔8个小时，因为首先必须在航道上占领一个岛屿。只有在确保做到这一点后，才能在下一次涨潮时发动进攻。但是麦克阿瑟强调说，美国海军从来没有让他失败过，他知道这一次他们也木会让他失败。他没有探讨水文方面的细节、潮汐或天气带来的危险，而是对他们进行情感上的诱惑和激发海军的自豪感。
当麦克阿瑟陈述理由时，他也考虑到怎样才能最好地克服来自科林斯和舍曼的阻力，特别是科林斯。他们对失败的恐惧远远胜于对成功的渴望。所以他缓和了口气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估计不准确，遇到了我无法克服的顽强防御，我将亲自督阵，并在部队遭遇血战之前将我们的部队撤回。推一会受到损失的就是我的名誉。“但是仁川之战必不会失败。仁川之战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仁川一战能挽救10万条生命。”
“我知道这是个5000比1的赌博，但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麦克阿瑟的声音小得如同耳语。会议厅里的人们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我们将在仁川登陆·…我们要消灭他们！”小会议厅里出现一片令人畏惧的沉默。6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在仁川南海岸的适当位置登陆。”科林斯仍然满心疑虑。
9月13日，麦克阿瑟和舍菲尔德飞往日本的佐世保，登上“麦金莱”号旗舰。在从机场到佐世保码头的飞行途中，太阳渐渐落下，天下起了小雨。麦克阿瑟仰望天空，一道美丽的彩虹在逐渐变暗的天空熠熠生辉。“那是我的彩虹！”他转向舍菲尔德兴奋地说，“我在第一场战争中指挥过彩虹师，这是我的吉兆，这次登陆会成功的。”
9月15日上午，一支海军陆战队趁满潮时占领了通往仁川的狭长水道中的月尾岛，并占领了炮阵地。下午满潮时，第二支海军陆战队在仁川前的港口登陆。他们只遭到了对方组织混乱的零星抵抗。麦克阿瑟身着他的A－2式飞行服，头戴陆军元帅帽，从“麦金莱”号上观察着海军陆战队实施的这次完美无瑕、锐不可当的突袭行动，那真是一种不可言喻、令人激动不已的美妙感觉。
但是，这还不够。麦克阿瑟还要到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看。他坚持要到月尾离去。他的船冒着枪林弹雨带他来到月尾岛，但他还要求靠海岸更近一些，那里追击炮和机枪火力显示出双方正在交火。舍菲尔德惊恐万分，极力让指挥登陆部队的舰队司令命令“麦金莱”号返回，但这位将军拒绝了。对舍菲尔德来说，没有什么比战区司令死于敌人炮火之下更可怕的事情了。多年以后他仍然问人们“难道我这么做不对吗？”人们无一例外地回答说他是对的，但正确的答案却应该是不对。
1950年9月15日，这是麦克阿瑟的一生中真正体现出他的军事天才的一天。在每一位伟大指挥官的一生中都会有一场战斗超过了所有其它的战斗，这是对他的将军素质的最重大的考验，使他成为不朽的军事人物。对麦克阿瑟来说这样的战斗就是仁川之战。这次登陆的战果实现了他所有的诺言。到9月底以前，汉城已经被夺回，第8集团军从釜山外围突破，沉重打击了人民军。幸存的残兵败将们在联合国部队的追击下逃回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一生最合适的结尾本该是在仁川的海战中像一个战士那样牺牲，牺牲在他处于光荣之巅的时候，牺牲在他的神话还没有遭到一点点破坏，反而因为他光辉的形象而被放大的时候。从这里开始，无论怎么走都是下坡路了。
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第三十一章 解甲归田
第三十一章 解甲归田
1949年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北京，成为中国大陆实际的执政者。蒋介石率部逃往台湾。美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国民党提供过武器．帮助其抗日，但是杜鲁门无意卷入国共之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奉命驻扎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以阻止双方动武。美国的政策是让台湾保持“中立。”
麦克阿瑟认为总统试图让自己与蒋介石疏远的做法是愚蠢的。他认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舰”，美国的强权可以从这里向中国大陆伸展。麦克阿瑟不支持总统的“实现台湾中立“的政策，相反，他认为这一政策终将失败，他开始计划将美国战斗机向台湾基地转移，让战斗机飞行员在那里作“熟悉飞行”。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估计有几十万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的大陆港口集结，并集合了4000艘主要由木船组成的进攻船队。1950年8月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湾安抚倒霉而无用的蒋介石，他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只能让可怜的台湾人民活受罪，许多台湾人公然表示痛恨这些国民党冒险家。麦克阿瑟在他短暂的访问期间试图鼓励蒋介石让那些掌管国民党政府的庸才和骗子听从他的意愿，但是无论是他还是蒋介石都并不真的希望有任何变革。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个人私利继续侵吞美国的军事援助物资，从而削弱台湾的防务，而麦克阿瑟深知这一点。
返回东京前，麦克阿瑟吻了蒋夫人的纤纤玉手，这一场面被拍摄下来。麦克阿瑟的举动似乎是迫不及待，几乎要把这位夫人吞下去似的。几乎是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仍然对这位女性的美丽念念不忘，他回忆这件事时与其说是带着老年人复杂的感伤，还不如说是年青人的全部热忱。他吻蒋夫人的手的照片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引起了一阵轰动。对于所有人——一小撮认为蒋是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右翼共和党人除外——来说，麦克阿瑟台湾之行这种举动是令人作呕的，无异于吻一条母龙的爪子。
然而麦克阿瑟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寻求一种精明、实用的政策，他不过是遵循了一句古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麦克阿瑟对国务院的官员们说：“即使蒋介石头上长角，身后有尾，只要他反共，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国务院非但不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棘手，反而应该帮助他与共产党斗下去——我们以后可以改造他！”
麦克阿瑟的台湾之行令杜鲁门和艾奇逊大为恼火。美国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但是麦克阿瑟这次被大肆宣传的出访在公众看来似乎是表明在美国实际上有两套对台政策：麦克阿瑟的和杜鲁门的。8月初杜鲁门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就是为了纠正麦克阿瑟在台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尽管哈里曼的这项任务很受重视，但他失败了。他一再设法让麦克阿瑟了解美国无意为了台湾的命运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的政策是在联合国努力寻求一种权宜之计，以便在解决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和台北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问题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
对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不够的。他没有看到台湾国民党在政治上腐败和军事上无能的现实而是继续努力把台湾国民党说成是富有价值的财产而必须加以保护。多年以来，麦克阿瑟一直相信让亚洲人打亚洲人比让东方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战争要好得多。而现在，蒋同意派3个师到朝鲜打仗。奇怪的是麦克阿瑟似乎急于接受这一好意。如果台湾形势迫在眉睫，以至需要美国空军来保卫它，那么从它最精锐的部队中调出几万人去别的地方打仗是根本没边没影的事。然而在哈里曼看来，显然，麦克阿瑟根本没有打算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在那儿兜圈子。
随同哈里曼一行会日本的还有埃德温·洛上校。这位出身于缅因州农民的上校为人谦和，是杜鲁门的老朋友，近年来他曾为总统执行过各种秘密任务。洛这次的任务是在第一大厦担当杜鲁门的“耳目”。杜鲁门不相信他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了足够信息或者获得了关于麦克阿瑟的足够的信息。总统还让洛给这位将军带了一个口信，这个口信明显是假的，而令人惊讶的是，洛传达这个口信时竟是一本正经的样子。杜鲁门通过洛说；“我对将军处理远东事务的能力从来深信不疑。”
这位上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麦克阿瑟相信担当总统的耳目并不是要当他身边的间谍。为了再次让他在这一点上消除顾虑，洛向麦克阿瑟提供了他送交华盛顿的每一份报告的副本。尽管治做出的这种姿态大方得体、显得颇有良心，然而还是很难想象麦克阿瑟会真的看重这些证明。洛总可以通过东京的特殊渠道向华盛顿的将军们作口头汇报嘛。此外，麦克阿瑟知道如何与这些将军中最优秀的人玩一场表面上通力合作的游戏。他给了洛一间办公室，与他自己的办公室仅隔几个门，并授权他可以进入第一大厦中的任何地方。而他惟一没有让他进入的领域却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思想。
洛到达日本的几个星期以后，麦克阿瑟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出国作战的老兵们》的声明。他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麦克阿瑟忍不住自以为是地谈论起他潜心研究了多年的“东方思想”。的确，麦克阿瑟的崇拜者们相信，凭借他超人的洞察力，他了解远东国家人民的思想脉络。而实际上他对“东方思想”的了解只是寥胜于无。了解一种文化的关键就是语言，而麦克阿瑟不会用任何一种亚洲语言讲话或阅读。1905年，他对亚洲大陆进行过短暂的访问，此后他就再没有涉足亚洲大陆。他真正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亚洲人只是几个保守的日本政客。他对中国、缅甸、朝鲜和其它亚洲国家的了解并不比那些看过几篇学术文意的人多多少，而这些学术文章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肤浅。他宣称东方人只崇尚实力（佛教徒和儒家们一定认为这简直匪夷所思），他还目空一切地下结论说：“有些人宣扬太平洋地区和平，说什么如果我们保卫台湾就会使亚洲大陆跟我们疏远，我看没有什么比这种老掉牙的观点更荒谬的了。”
杜鲁门读到这句话时怒不可遏。这几乎是在不加掩饰地指责他拒绝让美国保卫台湾的事。麦克阿瑟在一些敌视杜鲁门政府的出版物（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上发表了该声明，这一举动使事情更糟了。杜鲁门听说这件事以前，印刷机已经开始转动，而电台正在把麦克阿瑟的声明向全世界播发。
杜鲁门考虑免除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一职，让他继续担任盟军最高司令，把朝鲜和台湾事交给布雷德利负责。不过，杜鲁门再次避免了与麦克阿瑟发生正面冲突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麦克阿瑟这个人要是受到这样的公开侮辱的话，几乎肯定会提出辞职的——杜鲁门给他发去了一封既荒唐可笑，又义愤填膺的电文：“美国总统命令你撤回《致出国作战的老兵们》的声明，因为该声明中有关台湾的各种描述与美国的政策相悖，而且对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利。”麦克阿瑟极力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解，但显然他不可能“撤回”他的声明了，除非这是在昨天。他所能做的就是再发表一篇声明否认《致出国作战的老兵们》的声明，而他就是这么做的。
1950年秋，哈里·杜鲁门和民主党忐忑不安地考虑着中期选举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期选举就像一场灾难。杜鲁门死后的知名度远远胜过他生前的任何时期。在他的总统生涯中唯—的一次享受到民心所向的快乐就是1948年击败杜威的时刻了。
仁川战役之后，杜鲁门决定通过与麦克阿瑟这个当时最受瞩目的人进行单独协商以抬高他自己的声誉。杜鲁门最成功的传记作家戴维·麦卡洛坚决否认杜鲁门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引用奥马尔·，布雷德利的话反讥这种指责为“一派胡言”。而事实却是布雷德利很难被认为是个客观的见证人。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没有断然否认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帮派政治的热心参与者。杜鲁门的另一位传记作家卡贝尔·菲利浦和杜鲁门的所有参谋都有过个人的接触，他坦率地承认，这次会面的主要议题确实是政治性的，正像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当总统和麦克阿瑟最终会面时，他们没有认真讨论过任何战略问题。
杜鲁门一行的组成就能说明总统的真正意图了。奥马尔·布雷德利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杜鲁门一起飞往威克岛，但是新任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却没有同行。在威克岛之行的一个月以前，杜鲁门对过于野心勃勃、粗暴好斗的路易斯·约翰逊终于忍无可忍，炒了他的鱿鱼。马歇尔返回五角大楼，显然他很不情愿，但是还不能抵制责任的再次召唤。尽管这种责任感是有局限性的，而加入杜鲁门到威克岛拉选票的旅行队伍则超出这种责任感范围。迪安·艾奇逊也决定不参与这种明显的政治性活动，他也没有去威克岛。
马歇尔和艾奇逊的缺席本身就足以说明要讨论的并不是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们打算讨论的是一些并不重要的基本战略问题。杜鲁门对此并不介意，他的主要用意在于使这次会议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大批记者涌入威克岛，记录这次历史性的会晤。
杜鲁门要求麦克阿瑟在位于华盛顿和东京中间的火奴鲁鲁和他会面。他通知麦克阿瑟，他们还可以把威克岛作为备选地，在那里会面，威克岛是一个珊瑚礁岛屿，在日本以南不到2000英里。所以麦克阿瑟自然选择了威克岛。这次会晤是杜鲁门的主意，而麦克阿瑟当然知道这是一次政治行动。如果杜鲁门坚持在战争中期拉选票的话，那么麦克阿瑟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让这件事如愿以偿的人了。这就是杜鲁门为什么会不辞劳苦地绕半个地球，去近1．5万英里以外的地方会晤。
10月15日他们短暂的会晤是他们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晤。这一事件在1950年后的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传记中都有重笔描绘，至少被改编成一部故事片和一部电视记录片，还被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美国凯撒》等褒扬麦克阿瑟的记载从麦克阿瑟那本靠不住的《回忆录》和惠特尼为这位将军撰写的诌媚传记中汲取了大量素材。因此这类书并非十分可信。另一方面，杜鲁门早期记录则多半依据杜鲁门的大事记，这里充斥着半真半假的记录、胡说八道和轻蔑言辞。
根据记录，杜鲁门离开白宫后接见过几位记者，他的飞机“独立”号和麦克阿瑟的洛克希德公司出产的“盟军最高司令”号飞机同时飞抵威克岛上空，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叫他的飞行员等杜鲁门的飞机落地后再着陆。而杜鲁门却命令麦克阿瑟的飞行员立刻着陆。当两架飞机最终降落在坚实的地面上后，麦克阿瑟在机场管理大楼躲了45分钟，拒绝走近“独立”号，傲慢地试图让总统下飞机后来见他。但是杜鲁门端着可笑的墨西哥人的架子就是一步也不肯动。而且他一下飞机就对麦克阿瑟大肆指责了一番，让这位将军的脸“红得像甜菜根”并保证将来要守规矩。这故事讲得是真够热闹，但没一句话是真的。
实际情况是：麦克阿瑟态度无礼令人气愤，但杜鲁门这样的政治家实际上没有计较这些。只要这次会晤能到达预期目的，这位总统是准备原谅麦克阿瑟的所有无礼言行的。但是后来，当他想做的政治宣传未能实现时，杜鲁门回想起这位将军的种种怠慢和不恭，不禁怒火中烧，并愤愤不平地对这些事件添油加醋，直至与当时发生的一切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麦克阿瑟的“盟军最高司令号”比总统预期到达的时间提前12小时在威克岛着陆。飞行途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过道上来回踱步，一想到杜鲁门为了在11月为民主党多拉选票竟采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将自己从战争中拖出来就非常恼火。将军的参谋们为了确保麦克阿瑟能在开会前有机会睡一会儿，便安排他比杜鲁门提前12小时到达威克岛，还安排好让他能按时迎接总统。然而当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到达威克岛时，他愤怒得无法入睡，只是极不舒服地打了盹。
美国军界有一个公认的惯例和做法，当总司令从飞机、汽车、轮船、马或其它交通工具上下来时，在场的高级军官必须在那里迎候。但是当“独立”号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着陆时，麦克阿瑟并没有率领欢迎队伍在机场迎候总统的到来。相反麦克阿瑟坐在25码以外的一辆吉普车上。旋梯被推到飞机跟前，机舱门开了，杜鲁门出现在门口。正当他开始走下旋梯时，麦克阿瑟下车穿过这25码，大步流星地赶上去，和杜鲁门同时到达旋梯底部。
麦克阿瑟这些做法可能是为了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处理他们初次会面的这一瞬间，但是从象征意义上讲，这么做就等于是将他自己和总统放在同一层次上了。就像是为了确认这一点似的，他甚至做得向他的总司令敬礼而只是握了握手。麦克阿瑟一向讨厌敬礼。他认为这种古老的仪式和交出佩剑并亲吻团旗一样都是迂腐的军旅遗风。现代人更愿意握手。而且罗斯福也不拘礼，这一点很确实。但麦克阿瑟并不知道也不在乎杜鲁门是否希望他向他敬礼。他只是跟他握了握手。
在他们握手时，杜鲁门说：“你好吗，将军？我很高兴你能来，我盼着见到你盼了很久呢。”麦克阿瑟对此回答道：“我希望下次不会这么久。
两人一起走向这座岛上唯一的一部轿车——一辆老式的小型“雪弗兰”轿车——就是这辆车把他们带到100码以外的一座小楼，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私人会谈。总统一行24人以及陪同麦克阿瑟的几个人上了一辆面包车到另外一座楼，会议在那座楼里召开。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均宣称他们单独在一起的40分钟相处愉快。杜鲁门说他发现麦克阿瑟是“最令人鼓舞、最风趣的人”。麦克阿瑟称赞杜鲁门“有魅力”，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说：“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两人谁都不信这些表白，但他们的朋友和顾问可能曾敦促他们把这些话写进他们的回忆录。正像两人在私人谈话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对彼此的轻蔑依然如故。
最后他们已无话可说。两人都觉得不能坦诚相见。他们之间最近乎坦诚的对话莫过于麦克阿瑟为1948年卷入政治表示遗憾了。“他们让我失去了理智。”“他们”指的是那些鼓励他争取总统提名的共和党人。杜鲁门告诉他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必顾虑。
此外，他们还谈起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如菲律宾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等等。即使说他们转而谈论起飞往威克岛的过程和天气真好等内容也不足为奇。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人都不敢接近他们之间存在的那道鸿沟。这太危险了。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个边缘都有可能把另一个也拖下去。
他们假装私下协商后，便乘车到会议室，在这里他们可以在见证人面前装作在做同样的事。各个与会者一落座，麦克阿瑟就掏出烟斗，装上烟丝，从裤兜里摸出火柴，刚要点火，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并不是这里的头儿，这里不是第一大厦。他转向杜鲁门询问总统是否反对。杜鲁门机智地回答道：“不，我吸进去的烟量恐怕美国还无人能比呢。
一句妙语使两人都从无礼带来的尴尬中解脱出来，当麦克阿瑟已经做出了要抽烟的动作，杜鲁门几乎不可能再说个“不”字了。烟草的味道充溢在这个狭小炎热拥挤的会议室里。麦克阿瑟就像绝大多数瘾君子一样，当自己沉溺于尼古丁对，对别人的意愿总是无动于衷。
在90分钟的会谈中，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向麦克阿瑟询问了许多问题。他们所问的34个问题有一个最共同的特点就是陈腐乏味和盲目自满。在威克岛会议召开时，联合国部队已深入北朝鲜，逼近平壤。与会人员中从杜鲁门开始无不认为朝鲜战争会很快结束。布雷德利表示，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部队，美国已将战略预备队压缩到最低限额，同时还让欧洲发发可危地处于苏联的威胁和压力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十分关注。麦克阿瑟回答道：“我可以在1月份拿出一个师，”并建议布雷德利动用在朝鲜的精锐师之一第2步兵师。
会谈期间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停战后光复南朝鲜的问题。杜鲁门还提出了与日本签署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麦克阿瑟强调日本已经准备好签署一份条约了。麦克阿瑟说：“所有的军事占领都是失败的。”对日本的占领需早日结束。
在此会议召开一个星期以前，中国政府曾通过一位印度外交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沿线的中国边界，中国将参加朝鲜战争。中国介入的问题只被提出过一次，是杜鲁门提出来的。他曾问道：“中国或苏联有没有可能介入？”
“几乎没有，”麦克阿瑟回答道，“如果他们在头一二个月介入，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现在已不担心他们介入了…·。·只有五六万人能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企图进入平壤，那就会出现规模最大的大屠杀了。”他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同样表示轻蔑。
杜鲁门提出的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必须引起与会者极大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称中国威胁是他威克岛之行的两个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有机会更好地了解麦克阿瑟）。然而并没有什么事能说明他对麦克阿瑟的话有任何兴趣。他对他的观点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既没有怀疑，也没有赞同。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警觉地注意到他向麦克阿瑟提出的问题都很肤浅，并估计着总统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解雇他们。总统对将军的回答并不太注意，以至他的漠然态度在那些阅读会议文件的与会者们面前都是那么明显。会议结束时还要向坐了满满一飞机的新闻记者提供公报，但是他们能知道的不会比总统和有关人员告诉他们的更多。会议没有记者出席。而会议记录是另外一回事。它将在政府的最高部门周游一圈，最后在档案馆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杜鲁门接二连三地提问，甚至不再佯装出要对答复加以消化的样子。腊斯克害怕这样一来整个会议会进行得太仓促，显得无的放矢，不像是真在讨论战略问题了。他匆匆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杜鲁门，恳请他放慢速度，“你对这个会议应该表现得严肃一点。”杜鲁门在纸条上飞快地写了几笔，然后推回到腊斯克面前：“妈的，不！我想在遇到麻烦之前离开这里！”
杜鲁门、佩斯或布雷德利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让麦克阿瑟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最新想法，即认为中国或苏联介入战争将使美国面临风险。战略情报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来自华盛顿，然后将结果向战场指挥官传达。杜鲁门，佩斯和布雷德利像这位将军——麦克阿瑟一样刚愎自用，没有把中国最近提出的警告放在眼里。然而麦克阿瑟是当时在座的人唯—一位在过分乐观方面能创纪录的人。他不惜承担本世纪中最大的风险之一，一次充斥着种种灾难性猜测的巨大风险。这一天，他的判断严重失误，而他的参谋又如此无能，以至于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对自己到底子了什么还浑然不觉。他说此次“会议”是政治性的。此点固然正确，而一个更聪明的人应该审时度势，像个政治家那样，无愧于他所说的一切。尽管麦克阿瑟智慧过人，但他也可能会天真得令人吃惊。
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围桌而坐的各种人都在做记录。这些记录是残缺不全的。但是有一份逐字逐句的记录，作这份记录的人甚至不在会议室里，她就是弗尼丝·安德森。她是陪同总统前往威克岛的无任所大使菲利浦·杰塞普的秘书。安德森小组带着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乘坐“独立”号飞机绕地球半圈。她的任务就是把要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打印出来。当与会者拥挤地围坐在5张折餐桌旁时，安德森小姐坐在半掩的门背后，没有人看见她。
后来，杜鲁门试图表明他原本有意让她在那儿，好让麦克阿瑟别那么气盛。麦克阿瑟径直走进老谋深算的哈里·杜鲁门为他设下的陷阱，正是由于他的自高自大。惠待尼和威廉·曼彻斯特在他们的传记中强烈抗议说，安德森小姐是藏在门背后的一颗定时炸弹，目的就是为了把将军的名誉毁齑粉。曼彻特把她当时在威克岛上躲藏在幕后的事描绘成了政治家对付军人的卑鄙伎俩。实际上杜鲁门甚至不知道她在那儿。
而惠待尼不仅仅知道弗尼丝·安德森在威克岛，还知道她一定在那座楼里，因为开会之前不久他曾被引见给她。她还被引见给麦克阿瑟的飞行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当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到达会议室时，除了安德森小姐以外，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据她后来的回忆，她是个不爱出风头的秘书，所以“就退到后面去了，她只可能去一间小接待室，那儿是放小点。心的地方，而且有人已经把我的打字机拿过去了。”当会议开始以后，她想去海边散散步，她打开接待室向外开的门，迎面看到的却是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宪兵，一些面无表情的谍报人员正盯着她。她关上门。然后“我坐下来，因为我有笔、记录本和打字机在那里，我就非常自然地记录下了我所听到的一切。”
当会议结束后，总统的这个“秘密武器”又在做什么呢？安德森小姐走到了另一个房间和各种人闲聊，她希望有人能好心地介绍她认识她心目中的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她的愿望实现了，麦克阿瑟降临到她的面前，就像平常一样殷勤地问道：“这位可爱的女士是从哪儿来的？”
杜鲁门邀请麦克阿瑟与他共进午餐，但麦克阿瑟一再对杜鲁门表示歉意，他说他必须立刻回东京——好像是说他作为盟军最高司令的职责比杜鲁门作为总统的职责更重要似的。通常，当总司令邀请任何一位军官吃午饭时，唯一适当的回答就是“谢谢您，我不胜荣幸。”麦克阿瑟当然知道这一点。杜鲁门也知道。
杜鲁门总统向这位将军授予了他的第4枚服役优异勋章。麦克阿瑟向总统辞行并祝他“旅途愉快。”他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飞机迫不及待地逃离威克岛，逃离杜鲁门，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他就要大祸临头了。麦克阿瑟将军是20世纪典型的悲剧式英雄的化身，他会在后世的伟大戏剧中不朽。麦克阿瑟的复杂性格和戏剧性的一生让他和科里奥拉努斯、哈姆雷特或麦克佩斯一样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就像戏剧中的悲剧英雄一样，他最终的失败不是由于敌人而是由于自身的性格造成的无法逆转的错误。当麦克阿瑟将军乘飞机离开这座偏远的珊瑚岛时，他已踏上了一条所有悲剧英雄都会走上的路：举世震惊的，不可逆转的失败。
仁川战役取得历史性胜利后，一种欣喜若狂的情绪席卷了华盛顿和东京。朝鲜战争就像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似的。北朝鲜军队全面撤退，汉城被立刻夺回。麦克阿瑟就像他在1945年光复菲律宾政府一样，让李承晚重新就任南朝鲜总统，当时禁不潸然泪下。
联合国一直想让朝鲜统一在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下，但是斯大林却阻止了和平统一朝鲜半岛的每一项举措。现在有个令人眼花涂乱的机会可以实现联合国的政策了，如果让麦克阿瑟领导联合国部队，就肯定能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彻底消灭北朝鲜军队。
1950年9月末，当联合国为实现朝鲜的统一和民主争论不休时，麦克阿瑟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一项命令，参联会授权他越过三八线。该命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军事目标是消灭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你被授权指挥朝鲜三八线以北的军事作战，条件是作战时没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部队主力进入，他们没有宣布准备介入，或没有威胁我方在北朝鲜的军事作战。”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华盛顿不打算给他派任何部队，而是让他带着南朝鲜的军队进入毗邻中苏边界的省份。
麦克阿瑟征服北朝鲜的计划是立刻将地面部队兵分两路。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约20万人，沿仁川一汉城地区西海岸挺进、第10军，约10万人，由麦克阿瑟的前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指挥，从东海岸前进，参联会怀疑将部队这样分开是否明智，但是仁川胜利以后，谁还敢和一个军事天才争论呢？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
麦克阿瑟兵分两路的原因之一是不让沃尔顿·沃克独揽一切，他压根儿不信任他。他让沃克非常困惑不解，当第8集团军接近三八线时，沃克告诉记者他希望能沿着三八线将部队停下来调整部署，等待联合国批准他们进入北朝鲜。而杜鲁门说在这一问题上不需要直接请求联合国同意美国进入北朝鲜。因为联合国要么会犹豫不决，要么就会说“不”。无论是哪一种结果，联合国部队北进的势头都会很快消失。由于马歇尔相信沃克的话可能说明了东京存在一些不定因素，因此致函麦克阿瑟，信中写道：“我们希望你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毫不犹豫地向三八线以北挺进。”麦克阿瑟的答复态度坚决：“我认为整个朝鲜对我们的军事作战都是敞开的。”10月，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通过电台发出通告，劝说北朝鲜政府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