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国榷》卷九○。
(26)范景文：《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27)据耿如杞《世笃堂集》所收《勤王揭稿》，譁变的军队是张鸿功所统山西镇兵，耿如杞所领抚标营兵和太原营兵，后来也散去七百名。朱由检却不问情由，不据刑律，把耿如杞、张鸿功一并处斩，借以发泄自己因满洲贵族军队深入畿辅的羞怒。
(28)《绥寇纪略》卷一。
(29)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一，《定乱疏》；《崇祯长编》卷三一。关于这次兵变，还可以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事考》，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30)《杨文弱先生集》卷四，《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31)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
(32)《绥寇纪略》卷九云，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又说与献忠同岁。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说，九月十八日为献忠生日。又，《明季北略》卷十六，《张献忠围桐城》条云：“九月初十为献忠生日”。但这条记载，说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在安徽桐城庆寿，实际上那时献忠在四川，所记有误。
(33)《续编绥寇纪略》卷五。
(34)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张献忠》条。
(35)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七，《张献忠记》。
(36)沈颐仙：《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
(37)《绥寇纪略》卷一○，《盐亭珠》。
(38)《平寇志》卷三，也有类似记载：“献忠少从军，隶总兵王威麾下，犯法当刑。陈洪范以别将谒威。献忠等十八人己解衣就刑，见陈，仰而乞命，洪范为之请，威不肯赦。献忠缚最后，年少，貌奇伟。洪范目而异之曰：‘若必不可原，请特贳此儿。’威笑而允之，曰：‘诺。’十七人伏法，献忠鞭一百独免。”佚名《纪事略》中说：“大盗张献忠者，系陕西榆林卫军，先隶抚军洪承畴标兵。承畴奉敕办寇，献忠随师(中)牟县。承畴见其剽悍亡命，遂充旗手。历行间多年，鸠凶徒为翼，恃勇逞强，不守兵律。承畴虽每示以法，而不置之以死者，怜其勇也。时有响马绰号黄虎者，啸聚群盗，围掠中牟四十日，承畴率兵逐之，黄虎过黄河，走山西五台山。献忠率亡命往从之，绰号八大王，改营曰西，示自立也。”同书内还以张献忠自述的口气，叙述了一段他在一六四五年称帝于成都之后，“谕诸文武”的话说：“如朕微时，曾隶洪承畴标下吃粮，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时，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十余颗，论起来也博得个一官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朕愤不过，所以自中牟县领着黄虎时起手，纵横天下，以至今日，抚有兹土，皆赖尔众将士戮力同心所致也。”这类记述虽然绘声绘色，叙述得相当详细。但用有关的背景材料来检验，却很难令人置信。
(39)乾隆八年《宝丰县志》卷五，《杂志?兵燹》。按：崇祯十五年，张献忠起义军没有到过河南宝丰县，这里记的年代有错误，应当是崇祯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0)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41)关于张献忠参加起义的时间，除了某些不大可靠的记载(如《平寇志》卷一)以外，一般都付之阙如。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中说：“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从神一魁，领红旗为先锋，有力多诡，同夥咸尊事之。”把张献忠的开始投身农民革命说成是“从神一魁”，看来不对，因为神一魁兄弟起义是在崇祯三年十一月，而张献忠在这以前就据有米脂县十八寨（诸书都记于崇祯三年，但月份不一致），而且从后来的活动情况看，他同神一魁部也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目前所见到的史籍，最早提到张献忠是在崇祯三年。
(42)同(40)。
(43)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四，《田赋》。
(44)《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都说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鹿樵纪闻》亦作是年八月；《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记于同年五月。冯苏《见闻随笔》卷一，《李自成传》作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已刻”，比上述诸书提前了一年。康照十二年谭吉璁重修《延绥镇志》，记“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八月己巳之酉刻”自成出生。这些说法都没有举出原始材料作根据，仅录以备考。
(45)崇祯十五年正月，明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写的塘报稿中说：“贼（指李自成）祖海、父守忠，系本县双泉都二甲人”。见顾炎武：《明季实录》。康熙《延绥镇志》云，其母吕氏为怀远堡人；《绥寇纪略》卷九、《见闻随笔》卷一，谓其母为金氏。同书又说“自成于高（迎祥）为甥舅”，其母又当为高氏，恐不可信。
(46)有的史籍说，李自成的家庭本来比较富裕。如说他的祖父“世农自饶”（《平寇志》卷一），甚至还说他娶了一个妓女为妻(《绥寇纪略》卷九)，后来因为李自成和侄儿李过荒嬉败家，“尽亡其赀”，以致家道中落。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李自成传》，说他“少孤贫，为驿卒”；费密《荒书》也说其“父为农，贫甚”。明末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在崇祯十五年正月，掘毁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后，给陕西总督汪乔年的报告里描述的情况是：墓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除了下葬时从土中挖出的一个黑碗以外，没有任何殉葬品，足以证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非常贫穷的。
(47)费密《荒书》记载，“自成产时，其父梦一黄衣人入其土窑，故小名黄娃子。”按，《米脂县志》收录当地土语称幼儿为“娃”，费氏所记与当地风俗相合。《绥寇纪略》卷九，记自成小名为黄来儿。《明季实录》所收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塘报稿中说：“闯贼李自成，幼曾为僧，俗名黄来僧”。又冯苏《见闻随笔》云：自成“小字磑生”；《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条，记“李自成，初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
(48)前引边大绶塘报稿中，记自成曾“为姬氏牧羊奴”，最可信。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惠世扬》条云：“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二，记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说，“十余岁即与回回婆家收马。丧父，为酒佣，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学锻，又不成。为人耕田，常枕耒而卧，不事事。”
(49)见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冯苏《见闻随笔》说，自成“年二十余执役银川驿”。按，据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等书，银川驿当写作圁川驿。圁川，又名圁水，即无定河，流经米脂县境。
(50)参考清初当地志书和其他史籍，李自成初起事时，似乎并没有攻下米脂县城，县尉堕马而死也无从证明。郑廉在崇祯十五年，曾经卷入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部起义军，有可能听到一些起义军首领人物的情况，但由于他在起义军中时间短、地位低，所谈细节不一定很准确。
(51)《平寇志》卷九。
(52)《绥寇纪略》卷一。
(53)各种史籍叙述李自成参加起义的时间很不一致。边大绶塘报中，引述与李自成同里的一个名叫李成的人的话说，李自成“自崇祯三年，西川贼卜（不）沾泥作乱，流入贼营，不知下落。”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记“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卷一，《舆地》第一)可以大致确定事在崇祯三年。
(54)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五，《邮传》第五。
(55)《绥寇志略》等书说，李自成曾经和侄儿李过一道赴甘肃投入明政府军。崇祯三年，甘镇军队在巡抚梅之焕统率下奉诏入卫京师，途经甘肃金县时，李自成领导士卒起义，杀金县知县和参将王国，从此走上了农民起义的道路。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请参看拙文《李自成起事考》，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又，许多史籍都说，李自成之被称作“闯将”，乃因为他是闯王高迎祥属下的一员将。根据现存档案文献来判断，可以肯定闯将和闯王都是绰号。李自成同高迎祥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这点，我们在下面叙述到明末农民战争的进程时，还将进一步阐明。有的书(如冯苏《见闻随笔》卷一，《李自成传》)说，高迎祥“于自成为甥舅”，有的书又说“自成于高为甥舅”(如《绥寇纪略》卷九)，未必是事实。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证明自成的母亲姓高;也没有材料能说明自成妻高氏是高迎祥的同族。至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前，称作“八队”、“老八队”，是因为他投入不沾泥手下时，被编为八队。不久，不沾泥受抚，李自成部和其他几队就成了独立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从来不是闯王高迎祥下面第八队的首领。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这里，把李自成参加起义的时间定于四年十一月以后，失之过迟；但指出他是不沾泥部下的队长则是正确的。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中说，自成从驿站被裁后，“亦复无聊”。里中“谬相推为里长，使主征会以自给。值催科甚迫，县令笞之，加以杻。自成脱去，窜入王左挂子、苗美队中，号八队闯将。八队者：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自成也。”尽管谭吉璁误不沾泥为王左挂，所开列的八队首领名单确凿与否，目前还难以考定，但他也没有把李自成列为高迎祥的部将。
(56)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57)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第三章 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第一节 杨鹤主抚政策的失败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⑴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⑵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⑶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⑷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⑸，“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⑹
杨鹤的主张既经朝廷批准，就有恃无恐地在陕西大力推行。当时东路起义军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李自成、蝎子块等部，都已经渡河进入山西。留在陕西的主要是西路各支起义军，其中神一魁所部力量最大。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神一魁统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且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城，活捉知县蒋应昌，一时声威大震。杨鹤当时手头没有多少兵马，只好委派宁州知州周日强等人前往招安。神一魁同意后，在三月初九日派孙继业、茹成名等大小头目六十余人，率众至宁州接受招安，同时送回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县印。杨鹤为了张扬其事，命周日强在城楼上安设龙亭，导引“受抚”头目在龙亭前跪拜，山呼万岁，然后到公署拜谒杨鹤，再一道前往关帝庙起誓。经过这么一番表演，算是达成了招安的协议。十六日，神一魁亲自赴宁州投见总督。杨鹤摆出一副恩威并用的架势，先数落神一魁犯有十项“罪行”，然后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守备官职的箚付，散给降丁以饥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回乡⑦。
这时，御史吴甡携带着朝廷颁发的十万两银子来到陕西，同府县官一道招抚放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起义军的首领也率部受抚。如点灯子受抚于清涧；满天星受抚后，杨鹤从他一万二千人的队伍中，选拔骁勇留在营中，其余解散回乡；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也一度受抚。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从吴甡依据亲身经历写出的记载中，可以窥见这种抚局的一点实际情况：
“道路皆怨抚、道招安贼首，给劄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予行去延郡二十里许，获报前山皆贼。予势不可退，令军弁执赈抚饥民牌单骑驰往，谕之曰：‘朝廷钦命赈院来赈汝矣，各归乡里候赈，聚此无为也。’贼众诺而退。”⑻
吴甡所说“道路皆怨”，当然是指家有余粮的富室。他的记载表明，在抚局羁縻下的起义农民，一方面对政府怀有希望；另一方面为了眼前不致饿死，又不得不四出打粮。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呼之为“官贼”，对招抚政策展开猛烈攻击。
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抚局的失败表现为两点：一是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二是在陕西的起义军出现所谓“旋抚旋叛”的问题。
关于起义农民“旋抚旋叛”的原因，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农民们的起义是由于天灾、人祸，衣食无着，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并没有解决农民们迫在眉睫的生活问题。史料记载，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⑼，无异于杯水车薪。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疏中说得很明白：“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⑽李继贞在这里给朱由检算了一笔账，指出朝廷发放的赈金远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所以，他劝告皇帝要从大处着眼，不要顾惜内帑。这种话对于好货成癖的朱由检，是很难入耳的。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一点，杨鹤本人又何尝不清楚。他在崇祯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⑾他费尽心机，勉强维持着对神一魁部的抚局。可是，从山西返回的点灯子、上天猴、浑天猴等部起义军，却在五月间一举攻破金锁关（在今陕西铜川市境），杀死都司王廉。七月二十九日，又有西路起义军中的李老豺、独行狼部攻占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⑿。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鹤的抚局成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
主剿派的杀降，也是招抚政策破产的原因之一。有的起义农民在受抚以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例如，王左挂在崇祯三年受抚于清涧地区，同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秘密策划，事先布置官军把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又如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二十人。”⒀农民们从一再受骗当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斗争下去才能死里求生。
朱由检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略加赈济，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良民”。受抚者的“旋抚旋叛”，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于是，他不顾自己曾经亲笔写下“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的批示⒁，一变而为主剿。四年五月，他在谈到李应期等诛杀受抚首领王左挂时，公然声称：‘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⒂接着便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身上。这年九月，朱由检下令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著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⒃
杨鹤的被罢官，标志着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抚为主向以剿为主的转变。在明末官僚士绅的著述中，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他们认为，“流寇”初起的时候力量并不大，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以至于不可收拾。因此，在主剿派的心目中，杨鹤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一、杨鹤并不是单纯主抚的，在任职期间他也曾多次组织官军对起义农民进行攻剿。只是由于精锐部队被调去京畿勤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更多地采用招抚的办法。二、在明廷这个反动营垒中，杨鹤是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他看到单纯军事追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张通过招抚安插的办法，使起义农民解散归农，本来是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然而，杨鹤的主张毕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职、下狱、遣戍而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农民的觉悟已经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协的程度，而是由于朱由检之流的鄙吝和短视。
朱由检的为人，颇有点乃祖万历皇帝朱翊钧之风。史家说他“言脧削则喜，请兵食则怒”⒄，“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⒅，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在农民已经被迫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加紧了压榨。崇祯二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⒆。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⒇。四年二月，户部无钱发兵饷，向皇帝乞讨内帑，朱由检也一口拒绝(21)。特别是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
“向缘东事倥傯，履亩增赋，豁寝无日，久轸朕怀。乃迩来边患靡宁，军兴益急，户部谘奏再三，请于每亩除见加九厘外，仍再征银三厘，前后共银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征，今量行每亩加征六厘。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议既协，权宜允从。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无好义之思？……”(22)
同月，户部管理新饷的右侍郎周士朴报告说，加派和杂项两种赋税，经过多次催促，各地仍然没有解运到部。要求严诘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限部文到达三天之内，开列拖欠官员职名具奏。朱由检立即同意由“户部勒限各抚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纠参，以凭惩处；如过限不参，一体重治。”(23)为了防止官官相护，他在次年九月，特别派了一个“有心计”的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设署建牙，以总督体统行事(24)。四年十二月，朱由检见考选官员中，不少人在任职期间没有征足钱粮，大发雷霆，把户部尚书毕自严关进监狱。廷臣上疏营救，他痛加训斥。“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25)
明廷一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企图运用招抚的手法瓦解农民起义；一面又凶残暴戾地加紧向农民追逼赋税。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充分暴露了朱由检等人的伪善嘴脸。当时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灾民的御史吴甡就说过：“是时州县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粮，皆责见在户代纳，流离载道。”(26)
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免死票”回到家乡，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饥饿和官府的追呼敲朴，除了重新组织起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吴甡在奏疏中说：“延长长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一二，啸聚者千百。乡村打粮日无宁刻，士民称为官贼。人人恨招抚矣。”(27)这指的是那些士绅豪族，他们的见解同朱由检倒是一致的：农民们如果不“安分守己”地死于饥寒或官府的枷责，那就动用武力加以剿灭。总之，为了他们的享乐和安宁，农民们不应当有活路。
第二节 起义军在山西的发展
陕西农民起义之后不久，就开始小规模地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初是倏来忽去，后来由于山西地方当局借口“防盗”，下令闭粜，禁止把粮食运进有起义农民活动的灾荒地区。这样，陕西起义农民强行渡河入晋就不断增加。
起义军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是在崇祯三年。从这年二月开始，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攻克了蒲县。然后分兵两路：东路沿赵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线；西路沿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一线活动(28)。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29)。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入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入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以邻为壑”，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廷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万。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济），风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上党（今长治）、汾水亦不啻几过。”(31)崇祯三年底，一位山西乡绅就指出：“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据此，他提出“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32)只知道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明政府，根本不愿救济贫民，山西的农民起义日益扩展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展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明政府虽然派了悍将曹文诏部尾随追击，却因为“贼势甚众，不能取胜。”(33)军事上既然无能为力，官军就转而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是王嘉胤的妻子，就亲自秘密找张立位谈话，布置他诈降充当内应。王嘉胤在裙带关系面前丧失警惕，竟把这个内奸当作亲信，任用为帐前指挥。六月初二日，张立位同他的姐姐和王嘉胤的部将王国忠串通一气，用酒把王嘉胤灌醉刺死(34)。随即放火为号，同曹文诏部官军里应外合，直扑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大乱，遭到严重损失。王嘉胤手下的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即王自用）领着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他部义军，声势复振。
史籍记载紫金梁会合的起义军一共有三十六营，众号二十万。这三十六营的首领人物，各种文献记载详略不等。其间也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为了使读者对在山西活动的起义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举出当时山西一个乡绅的记载供参考：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35)
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一是各种史籍的作者，对当时农民军的内部组织情况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难免发生错误；二是起义军的行动经常在变化，有的队伍时而在山西，时而又返回陕西，更增加了记叙的困难；三是说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其实他当时只是各部起义军一种松散联盟的盟主，各部首领的独立性是非常大的。
明政府在确立以剿为主的方针以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加紧了对农民军的镇压。这时，满洲贵族入侵畿辅地区的军队早已饱掠而还，明廷可以腾出手来了。陕西总兵王承恩、甘肃总兵杨嘉谟等部勤王兵，先后被调回陕参加追剿。官军齐集陕西，农民军就转入山西。洪承畴一面派出官军追剿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一面抽调兵马尾随入晋，配合山西官军夹剿。崇祯四年七月，点灯子赵胜在陕西连续遭到官军的追击，立脚不住，被迫转入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追过黄河。九月十八日，赵胜部在晋西石楼县遭到官军的夜袭。由于变生意外，赵胜在匆忙中“裸身提刀欲战”，被官军砍死。(36)
赵胜部虽然遭到挫折，起义军在山西境内却仍然发展很快。各部分头作战，流动不居，使官军疲于奔命。是时，山西的起义军主要活动于三个地区，一是平阳（今晋南临汾一带），一是泽、潞（今晋东南晋城、长治一带），一是汾、太、沁、辽（今晋中地区）。明廷命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统部将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士卒八千人，负责今晋南、晋东南四十一州县的追剿事宜；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今汾阳），统领张应昌、苟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部士卒七千人，镇压今晋中地区的义军。由于防区过广，起义军又好比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官军的追剿很少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崇祯五年，李自成在山西境内的各支起义军中已经崭露头角，成了重要的首领之一。这年八月，山东道御史刘令誉上言：
“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獍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37)
同年七月，“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紫金梁（王自用）、翻山鹞（高杰）等寇掠蒲县。攻城三昼夜，不克。是夜，贼令精锐三百人袭大宁，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宁袭隰州，守备高逸开北门遁去。知州杨玮拒守，射伤贼甚多．中流矢坠东城下。贼住城中三日”(38)。攻克隰州、大宁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在内，史籍记载有分歧(39)；但李自成当时已经是一位重要首领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年秋冬，起义军向东发展，转战于沁水、阳城、高平、陵川、潞安、长子等地，先后攻克了寿阳、泽州（今晋城）。九月间，李自成等部从晋城南面两省交界处的大口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40)，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河南乡绅张惶失措，联名上疏请救。朝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带领二千多名官军赶赴怀庆。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张宗衡所部官军，尾追紫金梁、邢红狼等部经阳城、泽州、高平、长子，屯留等县境。紫金梁等率部转入山区，官军因连日追剿业已困惫不堪。这时，李自成同八金刚、过天星带领的一路起义军已经由河南修武、怀庆地区北入山西，出现在武乡县境，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五鼓，一举攻克辽州（今左权县）。
李自成等部的攻克辽州，使明宣大总督张宗衡和总兵尤世禄大出意料。尤世禄在塘报中说：“职所尾之贼系紫金梁等，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不知何故放松，令其蹂躏东向。惟恐有破巢覆卵之患，于是不暇顾所尾之贼，急拟走辽州应援，以全疆土。”(41)尤世禄被迫放弃对紫金梁等部的追剿，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赶到辽州城下。经过两天的围攻，起义军据城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尤世禄和他的儿子副将尤人龙都被射伤。后来，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为了避免据守孤城为官军围歼，决定夺门而出，且战且走地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辽州之战是起义军进入山西以后，同官军展开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虽然打乱了明政府的追剿计划，使紫金梁等部得以顺利转移，但是李自成等人的一度据守辽州城是不策略的，光是在突围时，起义军战士就牺牲了一千三百人(42)。
第三节 陕西起义军的坚持斗争
在大部分起义军渡河进入山西以后，陕西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消沉下去，有好几支起义军仍然在当地坚持斗争。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重新起义，占领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明陕西总督洪承畴派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自己带着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往攻安塞。这时，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率起义军三千多人，从鱼河川（在榆林县境）出发，突然进抵安定城下。“城中贫民恨富人”，为之内应，起义军遂克安定(43)。明总兵王承恩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44)，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与此同时，混天猴部义军攻克甘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45)。接着，这支起义军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甘肃庆阳、环县一带重新起义，四出攻击，一时活跃得很。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和刘五、郝临庵、可天飞等部围攻环县，明署县印同知赵应兰惊惶无措，自缢身死。洪承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来救。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死，可天飞和郝临庵率领部众撤往甘肃环县以北，地名东川、西川的高山深涧地带。崇祯五年二月，可天飞、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月十三日，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同起义军作战于西壕，起义军大败，牺牲了一千多人(46)。四月，不沾泥张存孟在西川设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领兵进攻米脂、葭州。明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等统马、步兵三千与洪承畴会合，向起义军发起猛攻。不沾泥战败，和刘民悦一起被官军俘斩于绥德。七月，混天猴也被明军马科部击杀于延水关。
官军依仗优势兵力，屡次击败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金兰等即抓紧时机，部署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今甘肃环县北）进行围剿。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历来是官府统治薄弱的地方。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长期在这里“分地耕牧”(47)，“为持久计”(48)。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49)农民军势不能敌，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其中如白广恩率部投降后，立即充当了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何崇谓）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飞不幸阵亡。叛徒白广恩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换得了自己的加官晋级，后来一直升到总兵，明亡前夕朱由检还授予他荡寇将军的称号。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总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击杀。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起义军败北，撤入凤凰山。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这时，洪承畴以为大势已定，就食言自肥，从投降人员中拉出四百名所谓“狰狞慓悍者”惨加杀害，充分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阴险狡猾(50)。至此，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起义军，基本被明政府血腥镇压下去。据明巡按御史范复粹崇祯六年的奏报，陕西起义军在作战中被杀的有三万六千六百多人。至于一般群众遭到官军杀戮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
陕西的农民起义一时沉寂了下去，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却越战越强。他们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入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把农民革命逐渐推向高潮。
第四节 起义军的诈降和突破黄河天险
陕西的起义农民被淹没在血泊中后，明廷即着手加强山西的围剿力量。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51)。明廷对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检亲自批准给他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52)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统治者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官军，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给事中孟国祚上言说：
“畿南咽喉重地，顺德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师，非有河山为之蔽也。今晋有曹文诏、张应昌；豫有左良玉、邓玘，贼将何之乎？昔之秦驱于晋，晋驱于豫者，今转而驱之顺德矣。”(53)
为了堵御起义军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官军作战中，起义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54)河南的乡绅们向朝廷请求，由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起义军的围剿。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可是，这时朱由检还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他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这件事进一步暴露了朱由检独夫民贼的反动本质。他的统治越是不稳，就越不相信人。在他看来，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派到军中充当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实际上，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以惩治阉党而一度博得好评的朱由检，在失望之余，终于走上了万历、天启两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义军在畿南地区同官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起义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请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轻视贼。”(55)朱由检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牺牲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后由于明官僚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据某些史籍记载，他本人也曾发生过动摇，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图(57)。尽管如此，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河北兵备道曹应秋就说过：“惟紫金梁死，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此贼似能统领诸贼也。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58)这说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义军处境的困难。
崇祯六年冬，明政府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山西、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59)。起义军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于是，起义军首领们竭力谋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十一月，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向京营总兵王朴伪称愿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顿时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义军首领人物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至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属河北省）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等信以为真，马上向朝廷奏报，同时停止了对起义军的进剿。据史籍记载，当时在武安开报的诈降起义军首领名单为：
贺双全 新虎 九条龙
闯王（高迎祥） 领兵山 勇将
满天飞 一条龙 一丈青
哄天星（当作混天星—引者）
三只手 一字王 闯将（李自成）
蝎子块 满天星 七条龙
关锁（当作关索—引者） 八大王
皂莺 张妙手 西营八大王（张献忠）
老张飞 诈手 邢红狼
闯塌天（刘国能） 马鹞子
南营八天王 胡爪 哄世王（当作混世王—引者）
一块云 乱世王 大将军
过天星（惠登相） 二将
哄天王（当作混天王—引者）
猛虎 独虎 老回回（马光玉）
高小溪 扫地王 整齐王
五条龙 五阎王 邢闯王
曹操（罗汝才） 稻黍杆 逼上路
四虎 黄龙 大天王 皮里针
张飞 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引者）
薛仁贵 金翅鹏 八金龙
鞋底光 瓦背儿 刘备
钻天鹞 上天龙
共计六十一名(60)。
起义军以伪降为掩护，麻痹了明朝当事的文武官员，向官军士兵和地方百姓购买裘、靴等衣物，积极准备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气骤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成桥。起义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上再加一层土，分三路驰马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明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猝迎战，被起义军击毙。起义军主力就这样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把明政府调来的重兵甩在后面(61)。从此，农民军在更广阔的地面上往来驰骋，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⑴《怀宗崇祯实录》卷一。
⑵《国榷》卷九○。
⑶《崇祯长编》卷四二。兵部职方司李继贞也有类似主张，他在崇祯三年十月上疏请赈延绥说：“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其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尝（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莫大焉。”见《延绥纪略》卷一。
⑷《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微臣负不白之冤事题本》中说：“伏覩皇上召对计吏，临御平台，圣谕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三页。
⑸《崇祯长编》卷四二载：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镇岁祲民饥，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遣御史吴甡前往赈济。仍令府州县有司设法凑济，以杜乱源。”《崇祯实录》说这十万两银子出自户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说是发帑金，没有指出是部帑，还是属于皇帝的内帑。
⑹《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崇祯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题本中引用这个诏书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轸念饥贫，特行赈赍。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为？即有已被胁从，误投贼党，若肯归正，便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一页。
⑺参看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绥寇纪略》卷一引新任陕西巡按御史吴甡疏说：“督臣杨鹤以本年三月移镇宁州，招抚一魁，安插宁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尽余党如郝临庵、刘六等众不下数万。”《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言亦云：杨鹤“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题宁塞安插……。”看来，神一魁部跟着受抚的只是一部分，也没有都解散回乡。
⑻吴甡：《忆记》卷一。
⑼《绥寇纪略》卷一。
⑽同上。
⑾《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
⑿吴甡：《忆记》中说，他当时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县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难民奔窜而来，言中部昨夜已为红狼等贼所陷”。这里说李老豺、独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据《杨鹤对诏狱供状》。
⒀《绥寇纪略》卷一。
⒁《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三页。⒂《国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⒃《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⒄《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
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八。
⒆《国榷》卷九○。
⒇《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
(21)同上书卷四。
(22)《崇祯长编》卷四一。
(23)同上。
(24)到崇祯六年，张彝宪上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检大怒，责成各省抚、按回奏。给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见《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传》；《明通鉴》卷八二、八三。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笔记》说：“上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县）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即知府）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
(26)吴甡：《忆记》。崇祯四年五月吏科给事中邓英上言：“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如臣乡近来追征之苦．鸡犬皆惊。闻有负瓦、揭木、弃室家而群聚为盗者，有越狱大盗肆行劫夺，捕官不敢问、有司莫以告者。诸如此类，尽足干和。秦、晋流寇可为近鉴。”见《崇祯长编》卷四六。
(2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延长长川”四字在《国榷》卷九一内写作延川。
(28)《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等书说，起义军进入山西后，“贼首自号横天一字王”。这个说法常见于史学论著。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横天王、一字王，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入晋各部起义军的共同首领。
(2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顺治七年《河曲县志》亦载：“乱民王可贵引贼入，城遂陷，时十月二十八日也。”
(30)《崇祯长编》卷四四。
(31)张慎言：《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冠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三○，《艺文》。
(32)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引自康熙九年《绛州志》卷四，《艺文》。
(33)乾隆四十八年《府谷县志》卷四，《人物》。
(34)见上引书；又见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志?近代忠节分编》。按：王嘉胤牺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绥寇纪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阳城南山夜饮，醉虐其下，左右杀之，以其首献”，都没有提到张立位、王国忠同谋作乱事。据崇祯五年冬，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题本，总兵曹文诏下有实授守备王国忠，千把总名单中有张立位。这就证实了《府谷县志》的记载，王国忠、张立位因刺杀王嘉胤有功于明王朝，被赏给低级官职。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载：“崇祯四年，河曲贼王加印由沁水入阳城山中，其党张登喜斩其首以降”，也不够准确。
(35)张道濬：《兵燹琐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所记与此相同，当即本此。《平寇志》卷一仅记首领十四位，下云“分为三十六营”；十四人中有十一人与上列名单相同，其他三人是显道神（高加讨）、乡里人（刘浩然）、活地里（当系活地草贺宗汉）。据后来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奏疏，这三人确实长期留在山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灭。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引曹应秋的说法，当时“自秦渡河而东”的起义军首领“共二十四家，贼众共一万四千”，王嘉胤被害后“有众十六万”。曹应秋开列的二十四位首领同《兵燹琐记》相校也有差异。
(36)《绥寇纪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国榷》卷九一，都说赵胜是被俘后遭杀害。张道濬《从戎始末》却有不同说法：他率领家丁随同山西官军“游击王尚义、汾州营游击刘光祚兵，六月十六日与贼战于临县之三教村。余家丁张三皋先入，斩贼首点灯子，贼遂披靡。众狃胜纷逐，贪不知止。贼反戈乘之，我兵覆。刘光祚仅以身免，余家丁死于阵者亦十一人。贼张而东……。”
(37)《崇祯长编》卷六二。
(38)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历代兵氛》。
(39)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是夏，山西贼混天王等破隰州”，时间和义军首领均与《隰州志》不合。
(40)《国榷》卷九二记，是日“李自成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紫金梁、老回回、蝎子块、八爪龙等，以党二万掠清化（清化镇在怀庆府境）。己酉（即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积薪竟上，屠之，知县刘凤翔逃去……。”
(41)《崇祯存实疏钞》卷七下。又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八五页。
(42)这是根据张宗衡转报的总兵尤世禄塘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说：“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辽州贼闻官兵至，舍去，各将入城屠居民报功。李卑独否，晋人称之。贼又掠榆社、和顺、寿阳、榆次、平定，大原大震。”按照这一记载，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并没有据守辽州，而是听说官军到来就主动向北面转移了；尤世禄所报“斩级一千三百颗，皆是陕级”，是官兵入城后屠杀居民冒功请赏。但尤世禄塘报中说，官军到达辽州城下时，起义军奋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雨，职复传令自副参而下，不用命者立斩，……职乃身先将士，临城射打竟日，被矢中伤职右腹下，入骨断筋，已成废人。……职子副将尤人龙脚面亦被轻伤……”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属虚诳。又监视大监刘允中在重占辽州之前，写的题本内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围敌于城”一语。看来李自成等部占领辽州后曾经遭到官军包围，大概属实。乾隆六年《沁州志》记载：“崇祯五年冬，闯贼李自成侄一只虎李过，破辽州及傍郡县，士民无不望风投顺。”（卷六，《忠烈》，《赵克宽传》）辽州战役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但这条材料强调了李过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过早期活动的罕见记录。
(43)此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记攻取安定县城的，是来自鱼河川的“不沾泥张存孟等三千余人。”
(44)此据《国榷》卷九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作“王承恩等击斩谭雄等五百余级，安塞平。”
(4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党，杨鹤处之鄜州。是夜，与刘民悦等袭甘泉。劫河西道张允登所解饷银十万两。允登战死，把总杨勋堕城逃，杀知县郭永图。”据洪承畴题本，“上年冬月，甘泉杀官劫银逆贼大头白柳溪，已于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总兵于虎儿凹大战斩首讫。”上文又云，参与其事的尚有“逆贼大头目石耀宇”。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4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战，……拨其三屯，斩首千级。”《平寇志》卷一，把作战地点写作“西澳”，又说宁夏总兵贺虎臣也参加了围剿。《国榷》卷九二写作“西隩”。据洪承畴题本，应作西壕。
(47)《绥寇纪略》卷一。
(48)《平寇志》卷一。
(49)兵部尚书张凤翼崇祯五年十二月题本，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50)见《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5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六页。
(52)同上书第五九页。按，所谓“秦晋诸将”，山西将领自不待言，秦将是指在这以前奉调入晋助剿的延绥镇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等人。
(53)《绥寇纪略》卷一。
(54)《国榷》卷九二。
(55)《绥寇纪略》卷一。
(56)关于王自用之死。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十五《人物?王士仪传》云：“崇祯七年，流贼自山右入武安管头川镇放火屠杀，势如鼎沸。知县张国柱飞报兵巡杨道台，委(河北兵巡营守备王)士仪领兵一百五十名，扼贼于县西之小店村。士仪奋勇弯弓射中贼帅紫金梁，贯脑而死。贼众震怒，蜂丛潮涌。士仪力不能支，遂遇害，阵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还。事闻，以礼葬死所，从亡兵丁亦埋左右，张令勒石以记。”这里，时间肯定有误。《绥寇纪略》卷一载，崇祯六年“五月，邓玘击贼于济源之善阳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众散他部以去。”《国榷》卷九二记，六年九月，明总兵张应昌于河北平山县，“获贼魁张有义，即一盏灯也。始知渠帅紫金梁五月死。”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记于崇祯六年四月，“紫金梁死于济源，其党归闯将(即李自成)。后左良玉擒一贼目，言是病死，诸贼厚葬之山中。当时诸将妄言死于箭铳。”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兵部为类报山西捷音事题本中说，崇祯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贺人龙夜袭起义军于翼城县官庄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中一镞”，“重伤而逃”。
(57)见张道濬所著《从戎始末》和《兵燹琐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等书也采用了张道濬的记载。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9)这里是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的记载作出的统计。但该书说“其主客兵二万二千余”，同各部兵相加数不符，疑有误。
(6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61)起义军渡过黄河的日期，《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绥寇纪略》等书，均载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胙土《解鞍小录?畿南御寇摘抄》所记为“癸酉仲冬廿六日，黄河冰冻成桥，顷刻贼渡数万”，较诸书所载时日晚两天。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是年“冬十月，黄河结冰坚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渡河”当是误记。
第四章 起义中期的千里转战
第一节 向中原进军
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飞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大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军事上是四战之地，这里明政府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文武官员们还没有同起义军作战的经验。河南巡抚玄默⑴首当义军的军锋，火急请援。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检下令：“贼既渡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⑵然而，起义军过河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迅速摆脱了官军的追击，实现了千里跃进。仅仅在一个月之内，起义军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安徽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腹心大患。
农民军一到河南，即同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崇祯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⑶崇祯七年以后，农民军力量的陡然增长，同中原地区的农民大量参加起义队伍是有密切关系的。
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后，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⑷接着北上雒南，向陕西首府西安挺进。洪承畴大为震惊，连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这路起义军遂掉头南下，于崇祯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也相继被攻克。洪承畴大军赶到时，这路义军已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义军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进入了卢氏山区。这里“崇山造天，牙距趾错”⑸，形势非常险要。当地原来就有一批由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群众，他们被反动统治者斥之为“矿盗”。起义军到达之后，矿徒们积极参加，充当向导，领着起义军由山间小路直抵内乡，然后经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连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⑹明郧阳抚治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⑺
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把明政府的中原腹心地区打得乱成一团，地方当局简直无法招架。朝廷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朱由检同意了这个意见。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推荐洪承畴，朱由检却认为，陕西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⑻这是明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它反映了起义农民的力量已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起义军的流动不居，转战各省，使明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无法应付了。
崇祯七年的上半年，起义军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入川的义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广郧阳西入陕西兴安（今安康）地区的起义军，他们在遭到明军的阻击以后，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大山区入川。后一部分义军在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府城即今奉节县），从而打开了入川的门户。明四川当局连忙调集驻军和土司兵阻击，防止义军入其腹心地带。起义军当时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川东北地区。这里层峦起伏，多是深山老林，农业生产很不发达，无法解决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所以，这路起义军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⑼，大部分北上陕西。这样，随着明重兵的集结河南、湖广，起义军的主力又象捉迷藏一样，回到了起义的发源地陕西。
第二节 起义军的汉中突围
崇祯七年春，陈奇瑜以五省军务总督的身分，檄调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今陕县），然后移师南下，向湖北均县、竹山一带的起义军进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受到官军的压迫，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由于在河南、湖广地区打了几次胜仗，又见义军纷纷向陕西、四川转移，就神气起来了，以为起义军不是自己的对手。当他得到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转移到陕西的消息以后，就尾随而来，打算一举消灭这股农民武装。起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误入险地。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⑽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他们下令把军中缴获所得金银财物集中起来，派人“入奇瑜营，遍贿左右。”⑾官军本来就贪生怕死，不敢同义军打硬仗；得了贿赂以后更加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也认为义军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决策招抚。他向朝廷报告之后，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这年六月，陈奇瑜代表政府同义军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战士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政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发生冲突。史料记载，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四万多名⑿。于是义军“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⒀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就在一天夜间，“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⒁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闯下了大祸。他先归罪于宝鸡知县李嘉彦，说他阻挠抚局，杀降激变；继之又把责任推给陕西巡抚练国事。朱由检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因这次招抚是自己批准的，出于护短的心理，先后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练国事等人，命李乔接任陕西巡抚。不久，由于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了大事，朱由检才决定将陈奇瑜革职拿问。
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汉中脱险的问题，有两方面需要作一些分析：一是史料方面；二是对农民军的伪降应当怎样看待。
在史实方面，各种史籍的记载相当混乱，羼杂了不少错误的传说。例如，吴伟业是这样叙述的：
“兴安之界曰车箱峡，贼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与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乡为群盗，迎祥在晋中为闯王，自成与之共事。至楚、豫始诱结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以顾盼自雄。李过、高杰等善战，顾君恩善谋。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颠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炬火。飞走之路既绝，春夏大雨两月，山（？）弓矢俱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君恩为之谋曰：‘吾辈万里远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处穷山绝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为请。奇瑜不心，诧大功可立就，特许八月约降。凡籍丑党上军门者三万六千人，取其名为渠首者正法，余劳遣归农以去。侈然自负处分神速，凶徒数万一朝解散，天下自此无患矣……”⒂
吴伟业的说法被许多史籍所采用。其实，此中包含了不少明显的错误。首先，吴伟业说起义军被围困地点在陕西兴安境内的车箱峡，而从当时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的奏疏里，我们可以肯定被困地点在汉中栈道附近。傅永淳的奏疏说：“初，贼闻有五省合剿之举，以中州平原难于藏匿，乃西逾关岭，合秦寇入终南。及奇瑜率兵入关，贼悉度栈道入汉中。汉中西邻巴蜀之险，南止汉水之滨，东塞栈道之阨，所谓釜甑鱼也”。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疏中提到：“往年陈奇瑜之抚，一出汉中，旋踵四溃，遗祸至今，罪谤莫赎。”⒃再看封在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崇祯七年六月的奏疏，“目今东有洋县之贼，督臣陈奇瑜现议招安。”⒄史籍说车箱峡长达四十里，是个不小的地方。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兴安地区还是在汉中地区都还没有查到它的确切位置。所以，沿袭吴伟业《车箱困》的说法，把起义军被困地点确定在兴安县是不妥当的⒅。
其次，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即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毛奇龄说李自成“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兴平在咸阳附近，与义军被围困的地点也不相符。
第三，吴伟业的书中说到李自成的部将也有不少差错，如顾君恩是湖北钟祥县庠生，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部义军打到钟祥时他才参加。说他在崇祯七年就成了李自成部的重要成员并且献计诈降，根本不符合事实。李过是李自成的侄儿，随自成一道参加起义，在崇祯五年攻克山西辽州时已经成了自成的左右手，并不像吴伟业所说“至楚、豫”方为自成所“诱结”。李牟、俞彬本无其人，小说家杜撰的情节中把李牟安排为杞县李岩之弟，吴伟业又把他说成崇祯七年就已经是李自成的亲信部将，纯属无稽之词。白广恩是另一支起义军可天飞何崇谓的部将，崇祯五年八月在陕北铁角城投降了明政府，这以后长期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吴伟业把他说成李自成的部将，还说崇祯七年一道被围困于车箱峡，也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根据原始材料，我们可以确定崇祯七年，张献忠等部义军四万多人一度在汉中被困，后来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但具体的情节，同通常史籍的描写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起义军汉中脱险的问题，还牵涉到对农民起义中伪降的看法。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中，伪降是常见的现象。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麻痹敌人，摆脱困境，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手段。崇祯六年冬在河北武安的伪降，使起义军得以偷渡黄河，实现了千里跃进；崇祯七年的汉中伪降，使一支主要的农民武装避免了覆灭的命运，挫败了陈奇瑜部署的围剿。它们的效果都是显而易见的。那种把起义农民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一概说成是“动摇”、“叛变”、“投降”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是通过严肃的查证，区分作为斗争策略的伪降和真正的投降变节，从而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后面我们还将多次遇到农民军中首领人物的投降变节、妥协动摇以及策略性的伪降，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节 起义军的大举入豫和所谓“荥阳大会”
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汉中脱险以后，分头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和甘肃庆阳、巩昌、平凉一带⒆，一时声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员纷纷上言指责陈奇瑜招抚误事。朱由检恼羞成怒，在崇祯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陈奇瑜撤职，下狱论戍；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这时，西宁驻军发生兵变，将领被杀，守道被赶走，镇守太监也仓皇逃遁。洪承畴被迫亲自带领军队赶往西宁。起义军趁机“分陷关陇。”⒇等到洪承畴平定了兵变腾出手来镇压农民起义时，起义军又“悉众东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间。”(21)这是农民军自从崇祯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地进军河南。史籍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22)
这段记载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农民军浩大的声势。河南巡抚玄默吓得面无人色，请求朝廷火速调兵堵剿。起义军到了河南境内以后，兵分三路：一由陕州(今陕县)渡河，北上山西平阳；一由武关经南阳地区进兵湖广襄阳；一由卢氏县东攻河南郡县(23)。不久，进入山西的义军又从河南怀庆地区渡河，南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入湖广的义军也经郧阳、上津再度进入河南南阳。这样，绝大部分起义军又集中到了河南境内。崇祯八年正月，明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奏疏中说:“大小七十二营之贼，有二三十万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有侵汝宁、郑、宋之意。”(24)这里所说的七十二营齐集于河南西部洛阳到南阳一带，是指崇祯七年年底的情况。到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的主力已经由汝宁府上蔡、新蔡一线攻入安徽颍州等地。
在此需要着重谈一下所谓“荥阳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朝初年的史籍中就有不同记载。解放后在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也就这次大会的真实性进行过讨论。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
最初把“荥阳大会”写入史籍的是清初的吴伟业。他在《绥寇纪略》卷二里有这样一段话:
“洪承畴前加兵部侍郎总督五省军务，移驻秦、豫、楚适中之地，指使诸抚镇办贼，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并官如故。会西宁兵变，杀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镇守太监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畴复赴甘肃定乱，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给事常自裕中州人，以为前所调兵如张应昌、曹文诏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晋抚留之共剪高加讨，虽明旨不许，然未能时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满三千人，不足破贼。东抚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畴未出关先令驰赴中原，调关宁、天津兵一万付之，偕督臣协剿。章下所司，议未定。
“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拒官军。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晋境。张献忠以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革、左南当楚师；横、混西迎秦军；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献、闯专事东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恐西军不敌，益以射塌天、改世王为横、混后继。壬子，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25)
吴伟业的记载后来被采入《明史》，流传得很广。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次规模盛大的“荥阳大会”，理由如次：
首先，从史源学的观点来看，这件“史实”的来历，吴伟业并没有交待清楚。他含糊其辞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人偷偷跑出来报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这样重要的情报，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特别是当时任河南巡抚的玄默，后来著有《剿贼图记》；从崇祯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这段期间的题本编为《两河封事》(26);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把自己任职期间有关军务的题本编为《枢政录》。这三部书都丝毫没有涉及起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的事。那个“亡自贼中”的人究竟向谁报告，吴伟业没有说，看来很靠不住。
其次，说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大会，结束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据此推算这次大会当在崇祯七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然而，可信的史料却表明，义军来到荥阳是八年正月间的事，攻克荥阳县城在正月初六日(27)。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荥阳召开“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样大规模会议的可能性。
第三，吴伟业记载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的背景，是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即兵部），“议未定”，就被义军所“侦知”，方才有各路首领集会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文中转述李自成的话也有“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那么，常自裕是什么时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记载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从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的题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调发关门夷、汉丁五六千、天津招练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后，朱由检立即批给兵部“看议速奏”。正月十三日，张凤翼具题建议从“铁骑营量调三千，于天津调二千。敕下该抚各选能将统领星驰赴豫。”十四日，朱由检批示要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该增的增，该调的调，然后“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正月十九日，张凤翼同户部尚书侯恂会商之后，提出了一个调兵六万四千，筹饷银七十八万两的通盘计划。二十日，朱由检批示中提出“铁骑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会议。同一天，张凤翼建议再调铁骑营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罗网坝兵三千，总兵力增加为七万二千名，饷银再加十五万两，合计九十三万两。二十三日，朱由检批准了这个计划，下令“限六个月扫荡廓清。”(28)以上就是明廷密议调兵筹饷的全部过程，这个时间表确凿无疑地表明吴伟业所说的“章下所司”和商议过程，是崇祯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试问，起义农民怎么可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就“侦知”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的事情呢？可见，《绥寇纪略》所述“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第四、再看这次“大会”的决议。即“分兵定向”。我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制定这种计划的。崇祯七年以后，起义军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仍然弱于官军，作战的时候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谈不上事先确定作战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祯八年正月以后各支起义军的运动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分兵定向”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说会议决定横天王和混十万的任务是‘西迎秦军”。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却记载：“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贼闯塌天、混十万、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贼东下，……往破颍州。”(29)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崇祯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闯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经城下，焚南关，南犯汝宁。”(30)这表明混十万（即马进忠）部起义军，并不是由荥阳西去迎击洪承畴统率的陕西官军，而是南向汝宁，然后东攻安徽颍州。又如说，“革、左南当楚师”，“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可是，康熙《庐州府志》却明文记载，“崇祯乙亥春，流贼薄城，焚掠关厢。……贼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蝎子块、满天星等营。”(31)这又说明革里眼（即贺一龙）部是东向安徽，而不是按照什么“大会”决议去“南当楚师”。老回回马守应部也在同一时间东入安徽庐州等地，接着在二月初西入湖广麻城(32)，这同所谓“往来策应”的说法也不符合。再如说“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任务是留在河南郑州地区拖住河南省的官军。然而康熙《罗田县志》却记载，崇祯“八年二月初四巳时，流贼名曹操、闯塌天、八大王等党统万余破霍山、太湖、英山等处，攻打罗田。城西门内有奸民徐害儿家突然火起，城破……。”(33)可见曹操（罗汝才）部在崇祯八年初也是向东南方面发展，并没有屯驻在荥阳、汜水一带。就史料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崇祯八年正月间，在河南的各支起义军大抵是向东南进军，看不到什么在统一部署下东南西北四路迎敌的迹象。至于所谓“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说法，不仅包含对起义军的诬蔑，而且事实上当时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实行平均分配一切缴获物资的主张。
根据以上论据，可以基本上确定：“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的事件。
第四节 起义军攻克凤阳
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主力向豫东南和皖北方面发展。崇祯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经河南汝宁府东入安徽，十一日攻克颍州，原任兵部尚书张鹤鸣被处死。这时凤阳的贫苦群众听说义军到了安徽，为了摆脱明政府敲骨吸髓的压榨，主动派人来邀请起义军进兵凤阳。
凤阳在明代是“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这儿，称为皇陵；他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也在这里(34)。因此，凤阳被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尽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葱翠雄伟的山陵，养尊处优的守陵太监和地方官员，但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35)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里出了朱皇帝，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随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36)就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皇帝的同情。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发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37)
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蠲减凤阳的赋税不过是太仓一粟。可是，朱由检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因此他不作正面答复，只批上一句“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用空话搪塞了过去。
朝廷既然不肯开恩，贫苦人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起义军身上。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38)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雾弥漫，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突然进抵凤阳(39)。由于明统治者迷信风水，凤阳没有建造城郭。义军战士到了鼓楼，明官僚还蒙在鼓里，把报信的人重加责治。直到义军出现在面前，才吓得鸡飞狗跳。凤阳留守朱国相仓皇领兵迎战，被义军击杀，官军被歼四千多名(40)，剩下一千五百名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头势不好，换上囚服躲进监狱，义军释放犯人时被查出。义军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 (41)。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起义农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大书“古元真龙皇帝”(42)，欢庆胜利。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连皇帝的祖坟也敢于动手挖掘(43)。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罪宗”（宗室囚犯）也被释放。三天以后，听说南京等方面的官军快要到了，起义军才从容离去。
起义军的攻克凤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朱明王朝来说，中都告陷，祖坟被挖，在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一个地方官僚就哀叹道，“万世根本之地，一旦竟为骷髅之场，良可痛也，良可恨也。”(44)消息传到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惊怖欲仆”(45)，崇祯皇帝更是垂头丧气，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诏罪己，足见震动之大。另一方面，它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焚毁皇陵，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意味着公开宣布同朱明王朝彻底决裂，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第五节 崇祯八年起义军在陕西的胜利
凤阳被起义军攻克之后，朱由检气急败坏，严令追查责任。结果凤阳巡抚杨一鹏被处死列，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遣戍，守陵太监杨泽畏罪自杀。对起义农民，朱由检更以百倍的疯狂加紧镇压。他一面“谕中外刷国耻，尽心杀贼”(46)；一面调洪承畴所统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夹剿。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明政府终于拼凑了边、腹官兵七万有奇。发京、省、帑金一百多万两充作军饷，并且立下限期，规定六个月内把农民起义全部荡平。
鉴于陕西官军出潼关进入中原，起义军“遂由潼关、内（乡）、淅（川）诸路尽数归秦。”(47)这时，陕西的情况是“残破已极，灾荒异常”，农民们求生无望。大队起义军入秦后，饥民“从贼者如归市”，参加起义的总人数很快就达到二百万人以上(48)。
四月间，洪承畴所领官军刚到河南汝州，就得到了起义军大举入秦的消息。他只好同部将贺人龙、刘成功又拉起队伍赶回陕西，同时檄调总兵曹文诏由湖广移驻陕西商洛、兴安地区，扼守起义军出入河南、湖广的通道。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起义军主力集中于陕西，洪承畴部官军的力量是比较单薄的。然而，洪承畴迫于“六月灭贼”的严旨，只有硬着头皮命令所部将领狠命追剿。六月，李自成部围攻甘肃宁州（今宁县），明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引兵三千往援，双方交战于宁州襄乐镇。官军支持不住，被迫撤退，行至巴家寨时起义军伏兵四起，把官军包围得严严实实。艾万年、柳国镇均被击毙，部卒被歼灭一千多人。刘成功、王锡命身负重伤，领着残兵败卒突围逃走(49)。
艾万年、柳国镇兵败身死的消息传到曹文诏耳朵里，这个农民军的死敌瞋目大骂，拔刀砍地，向洪承畴请求让他出马同起义军决一死战。“承畴喜曰：非将军不足办此。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以为将军后劲。”(50)曹文诏骄横地带着三千部卒向甘肃进发，在真宁（今正宁）县境的湫头镇同起义军相遇。起义军看准了这个军阀轻敌寡谋的特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数万骑，四起合围，飞矢蝟集。”(51)曹文诏陷入重围，自知无法脱身，拔刀自刎而死。洪承畴得到报告以后，仰天恸哭，追悔不已。在明末官军中，曹文诏历来以“敢斗”著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变蛟亦然。”(52)崇祯七年正月兵部题本中说：“曹变蛟一旅大为民害。数日前臣部差官收得沿途谣帖数纸云：‘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等语。”(53)由于曹文诏疯狂地仇视人民，地主豪绅们才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编造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的口号给他打气。他的被李自成等部所围歼，大灭了反动统治者的威风，“关外豫楚诸官军闻之，皆为夺气。”(54)
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在陕西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给明总督洪承畴所部官军以沉重的打击。可是，当时陕西由于天灾人祸，到处一片萧条。起义军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寻找口粮自然很不容易。所以，从这年秋天起，除了李自成等部为数不多的几支义军仍留陕西外，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一字王、撞天王等部几十万人又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史籍记载：义军“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明总兵左良玉、祖宽两军相隔七十里，“遥望山头，不敢邀击。”(55)
在农民军力量迅速增长的形势下，明廷眼看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连陕西一隅之地也穷于应付，现在起义军又大举出关，更不是洪承畴力所能及。因此朱由检在崇祯八年八月，决定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带领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明确地划分了职权范围：“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56)明廷增设负责中原地区追剿事宜的五省军务总理一职，反映了起义农民力量的增长，使统治者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
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起义军同官军作战的主要情况是：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各支义军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对手是卢象升统率的官军。在陕西和三边地区则是李自成和过天星等数部，转战于汉中，西安、延安一带，同洪承畴所统陕西官军周旋。
卢象升曾经谈到这个期间他同高迎祥等部作战的情形：
“两月来奔驰于汝、宛、河、雒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尚非荡平胜著。必于（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此贼不让安、史，庙堂或未之深知耳。顷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畴）与之大战三次。近入豫地，某与之大战两次。计禽斩死伤逃散可二万计，现今尚有五万，依然劲敌也。又他贼五、六股，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多。今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俱大可虑。某故星驰而南……。”(57)
九年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下安徽，围攻滁州，对明留都南京造成重大威胁，卢象升匆忙领兵来救。起义军转攻凤阳，不克。乃经怀远，蒙城、亳县入河南归德府（今商丘地区）。二月间，高迎祥等部由密县、登封西进至嵩县，大败官军，明总兵汤九州被击毙。以后不久，高迎祥等部又回到陕西。
当高迎祥等部东出河南、安徽的时候，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部继续在陕西坚持斗争。是时，“闯将有三、四万人，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皆有三万人。”(58)八年十一月，李自成和满天星、六队、争功王四支共十三营，合计精骑数万，由西安地区经同官、宜君、宜川，绕到韩城，拟待黄河冰冻后转入山西。由于这年冬季气温较高，河水没有封冻；明山西巡抚吴甡又加强了防河兵力，入晋的计划未能实现。李自成等部在韩城县境驻扎了四十多天，直到九年正月十二日才起营前往郃阳、澄城(59)。二月，洪承畴纠集官军二万拼命追击，李自成和混天星从澄城经韩城、郃阳、宜川、洛川、鄜州（今富县）、延安、环县、庆阳、固原一线而走。过天星、满天星部则由真宁、合水东入陕西高陵、三原地区。洪承畴耽心省城西安有失，被迫分兵追剿。他自带一军返回陕西镇压过天星、满天星二部，让部下将领继续西追李自成和混天星。洪承畴所领官军在中部县（今陕西黄陵）追上过天星和满天星。由于官军势大，过、满二部避而不战，向西开拔同李自成、混天星会合，打算进攻甘肃兰州。洪承畴檄调左光先和甘肃总兵柳绍宗合击起义军于干盐池（今属宁夏海原县）。义军大败，过天星（即张天琳）请求投降。明陕西巡抚甘学阔安插其部数万人于延安，不久又飏去(60)。
正当双方相持之际，二月初十日，宁夏官军士卒由于长期缺饷，发生兵变，巡抚王楫被杀。洪承畴感到一省长吏被杀，事态严重，亲自赶到宁夏固原去处理。李自成、满天星等部“势复振”(61)，趁机进攻陕北榆林、绥德一带。五月，李自成、张天琳等部与官军作战于安定。官军大败，总兵俞冲霄被活捉处死，副总兵李成也被击毙，士卒被歼灭三千人。起义军乘胜进攻米脂，不慎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计，损失很大。又碰上大雨，无定河泛滥，不少起义军战士被洪水淹死，李自成、刘宗敏、张能等只剩下数百骑脱出险境。这时，李自成的部将高一功带了一万多人从固原来，会师之后声势复振。李自成遂联合在陕北的其他各支义军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这次返里对当地群众是个有力的号召，“其亲故从乱如归”(62)。
第六节 明廷的剿抚并用和高迎祥的牺牲
明廷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时，曾指望通过东西夹剿迅速平定农民起义，为此立下了六个月内“完局”的限令。到崇祯九年春，限期快过完了，农民起义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总的形势是双方互有胜负。官军疲于奔命而农民起义仍然方兴未艾。朱由检不禁焦急起来，先后发布了加紧剿杀和招抚“胁从”的诏令，企图双管齐下，一举扑灭农民起义。三月，他“谕兵部：勒总理卢象升及河南、陕西、郧阳各巡抚尅期剿寇军令状”(63)，对任事诸臣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不能按期平“寇”，将难逃朝廷大法。五月，他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发布了所谓“大赦山陕胁从群盗”的诏书，其中说：
“朕仰承天道，俯御万方，念此军民，谁非赤子？止因官贪吏狡，年岁凶荒，以致饥寒所迫，甘作非为。一二无知，渐至胁从遂众。数年来无辜被僇，不知其几矣。朕痛心恻念，寝食靡宁。……为此再颁赦书，遣官驰谕，所在抚按大书榜示，从俗开导。如有悔罪投诚，弃邪归正，即称救回难民，逐一查明籍贯，在本地者编入保甲，在各省者分遣护归，旧业清还，多方抚卹，使安井里之乐，永消反侧之心。……如有执迷不悟，怙终罔悛，彼既自外生成，岂得复容覆载？督、抚饬厉将士，合力夹剿，务尽绝根株，无滋余孽。呜呼，抚顺剿逆，朝廷法实无私；出死入生，若辈不可失算。诏布遐迩，咸使闻知。”(64)
这一诏书虽然说了不少动听的话，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奉命赍诏前往招抚的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包凤起，在奏疏中就提出需要解决安插之地，需要赈贷“牛种诸费”，还要有“专心料理之人”，才可以做到‘可居可耕，新附乐业”(65)。朝廷既然除了一纸诏书之外什么也不给，所谓解散“胁从”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下面我们将看到，朱由检颁布的这道大赦诏书，除了对少数动摇分子有一定的引诱作用以外，并没有能够阻止农民起义的继续发展。
高迎祥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前期，是一位名声卓著的领袖人物。他领导的那支起义军长期转战于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南、安徽等地，许多力量较小的起义军都曾同他联合作战，有力地打乱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由于他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故被朝廷视之若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66)崇祯八年，卢象升在疏中也特别指出：“闯王又第一称强，谁能当者？豫楚必将鼎沸矣。”(67)于是，一场以围歼高迎祥部为主要目标的反革命军事行动开始了。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高迎祥由于在江淮地区作战不利，于九年二月率部西返河南，一度屯聚在登封、鲁山、南召山中。不久，会合闯塌天、蝎子块部转入陕西兴安、汉中地区(68)。七月十五日，高迎祥领着部队从盩厔(今周至)县黑水峪(69)出屯仙游寺。孙传庭和洪承畴所部官军也跟踪而来，分别在十六日和十七日进抵周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义军初战告捷，击败参将李遇春部官军。洪承畴见形势不妙，就施出招降的一手，对义军进行分化。义军中的不稳定分子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等竟私下向官军贺人龙接洽投降。在马召原的战斗中，他们利用雨后大雾，高迎祥下马张弓射敌之机，偷着把高迎祥的坐骑和部卒向南拉走。等到高迎祥发现这一阴谋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脱下甲胄隐蔽在草丛里，不幸被官军俘虏(70)。
高迎祥被擒的消息使明廷大为振奋，朱由检得意之极，令把高迎祥押解来京献俘，要陕西当局“择的当员役，沿途拨兵严防，毋致疏虞。”(71)这位为明末农民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终于在北京被害(72)。
高迎祥的被俘牺牲，对于当时在陕西作战的义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有的首领人物竟因此而对斗争前途悲观失望，走上了乞抚投降的歧路。这年九月初，义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即张文耀）、蝎子块（即拓养坤）由徽州和秦州（今甘肃省徽县和天水市）到凤翔，向明陕西当局乞求招安。陕西巡抚孙传庭“亲诣面谕，两渠搏颡感泣。”(73)张妙手当场就率部投降，蝎子块在次年三月也“遣散夥党，亲率头目十二人至会城乞降”。后来，蝎子块因代他求抚的明总兵张全昌被朝廷逮捕问罪，心怀疑惧，在崇祯十年十月于陕西华阴地方拉起队伍向西进发，被孙传庭布置降丁武大定杀死(74)。
第七节 李自成等部进军四川
李自成等部在崇祯九年占领米脂、绥德一带后，曾打算渡黄河再入山西。由于山西巡抚吴甡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只好变计西行，主要活动在宁夏、甘肃地区。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奏疏里谈到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等部的活动情况时说：崇祯十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75)这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十几支起义军从秦州地区出发，取道徽州、略阳，向汉中进军。其“声势甚猛”，队伍“宽约四十余里”，“两日尚未走尽”(76)。明政府急调总兵曹变蛟赶赴汉中，于夜间进入府城南郑县。九月二十六日，义军不知官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以为汉中府守御单薄，贸然开始攻城。曹变蛟狡猾地不动声色，等到义军冲到城濠附近时，突然“雷鼓喧天，旌旗山立，矢石如雨而下。”(77)起义军措手不及，败下阵来，攻取汉中的计划没有实现。
汉中失利以后，李自成、过天星等义军首领决定率部南下四川。这年十月，先破陕西通往四川的咽喉宁羌（今陕西宁强县），接着攻克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起义军进川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昭化、金堂、剑州、什邡、彭县、郫县、新都、西充、遂宁、梓潼、绵州，新繁、温江、江油、彰明、罗江、德阳、汉州等州县，明地方“官吏望风而逃”(78)。明四川总兵侯良柱中了起义军的埋伏计，被击毙于梓潼县境的百顷坝。短短的一个月内，李自成等部攻克四川州、县达三十八座(79)。十一月初二日，义军三路大军汇合于省城，“扬兵成都郊外”(80)。明四川巡抚王维章、巡按陈廷谟吓得面无人色，拼命求救。朱由检接到报告后，深恨四川文武官员无能，下令把王维章、侯良柱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81)；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以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一万名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一带，准备在起义军出川时加以堵击。明政府四川当局也“调到各处川兵数有六，七万之多”(82)，主要摆在成都到阆中一线，防止义军向川东和川南发展。当时，义军攻占的地区基本上在嘉陵江以西(83)，洪承畴带领从陕入川的官军在嘉陵江以东。李自成、张天琳等见官军云集四川，东面和南面都有重兵扼守，川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易发展，就在崇祯十一年正月中旬，分路突破官军阻拦(84)，出川北上。李自成和中斗星等部经文县拦、西和，礼县（均在甘肃省境）西攻河州、临洮；争世王（六队首领之一）、过天星、混天星等部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折回陕西(85)。洪承畴带着陕西官军在四川扑了空，急忙赶回陕西。此后，洪承畴所统官军，西追李自成等部于甘肃；巡抚孙传庭则在澄城、延安、合水、三水一带，追剿过天星、混天星以及六队的争世王、大天王等部义军。
注释
⑴玄默在一些史籍中写作元默，是由于避康熙皇帝的讳而改。
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九九页。
⑶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五；另见《河南通志》卷七六，《艺文》五；《豫变纪略》所载有删改。原任河南巡抚范景文在《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说“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见《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⑷乾隆十三年《商南县志》卷十一，《纪事》；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一○，《要事》引旧志。
⑸《绥寇纪略》卷二。
⑹同上。
⑺同上。崇祯七年三月，明廷提升原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郧阳抚治，接替了蒋允仪，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一，《到任谢恩疏》。
⑻《平寇志》卷一。
⑼《绥寇纪略》卷二说:“贼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万。”
⑽傅永淳(当时任陕西巡按)：《劾总督陈奇瑜疏》，引自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一○，《艺文》下。
⑾同上。
⑿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在崇祯八年二月的一件题本中说：“去岁陈奇瑜曾抚过男妇四万有奇，一激则铤而是（走）险”，见《枢政录?策寇》卷一○。陈克家补纂《明纪》卷五三和夏燮《明通鉴》卷八四，载当时陕西巡抚练国事的奏疏说：“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抚实数。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臣不觉仰天长叹！夫一月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且官军防护，一大帅止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安能受纪律耶！贼皆借口归籍，然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入，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按，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说受抚的起义军总数为三万四千余名。《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作“上籍军门者一万七千人”。
⒀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⒁文秉：《烈皇小识》卷四。
⒂《绥寇纪略》卷二。
⒃《杨文弱先生集》卷二六。
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
⒅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史籍都讲到义军是经栈道出险的。当时宝鸡生员韩珽上言，驳斥陈奇瑜关于“激变”的说法就指出，义军“一出栈道即破凤县，杀唐三镇乡官辛思齐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里连云栈横尸撑柱，四十村落尽为灰烬，此在宝鸡之南，岂亦激变所致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这里虽多诬蔑夸张之词，但以当地人谈事件发生的位置，大抵是不会错的。所谓八百里连云栈道是指北起宝鸡益门镇，南抵褒城的古道。崇祯十二年八月，杨嗣昌疏中说：“至于通栈之法，臣部时切访求。有新推汉羌中军朱国玺深知其事，谓连云栈从褒城至益门镇，八百里中惟弹丸一凤县耳。”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四，《复瑞王营兵鼓譟疏》。清初陕西总督孟乔芳，在顺治四年的一件题本中也说：“至于栈道为通汉入蜀必由之路，南控褒城，北连宝鸡，计程七百余里，皆深山茂林，杳无人烟，中惟凤县城堡，仅有居民二百余人。”（《孟忠毅公奏议》）。这些材料都说明某些史籍把起义军被困地点搬到兴安是违反事实的。再从起义军出险以后的情况来看，诸书都记载李自成等部立即占领凤县，沿凤翔、麟游，乾州一线进军。也表明起义军被围困的地点在汉中，如果是在距离较远的安康，就不可能立即占领凤县。
⒆《绥寇纪略》卷八，载韩王之言：“九月初五日攻平凉，不下，转攻四境，平凉属城十破其五。”
⒇《平寇志》卷一。
(21)同上。
(22)乾隆三十一年《嵩县志》卷六，《星野?附祥异》所引康熙三十一年卢志逊所修旧志。
(23)《平寇志》卷二。
(24)同上。
(25)和吴伟业同时的彭孙贻、谈迁、郑廉在所撰《平寇志》、《国榷》、《豫变纪略》等书里，都没有提到荥阳大会。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中，还针对《绥寇纪略》的记载批驳道:“流贼如野烧，随处可发，是以难讨。若有期会谋画，非流贼矣。吴纪载七十二营头目会议荥阳者(原书作“会议者荥阳”)讹也。且自成不出关，而谓解回，献之争，不亦诬乎？故不取。“
(26)金光宸：《金双岩中丞集》。
(27)康熙十七年《荥阳县志》卷八，《艺文》内收有本县举人张凤毛在崇祯八年十一月写的《颜公生祠碑记》，文中说:“是岁首月，流寇披猖，阙剪我庐舍，虔刘我百姓……。”同书卷一《地理志?兵燹》记，“祟祯八年正月初六日，流寇破城。”附带说一下，康熙《荥阳县志》里并没有记载起义军在本县召开大会之事，直到乾隆年间重修县志才引用《钦定明史》的记载补入，说明本地人并不知道这次大会。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起义军攻克荥阳的日期为正月初七。河南巡抚玄默在《剿贼图记》里说：“崇祯八年正月元旦，(左)良玉又有滕家店之捷。然贼愈杀愈多，我兵日分日少，不数日而贼复猖狂荥(阳)、汜(水)二县，城池尽失。”(《鲁灵两捷图第二十二》说明文字)。这些材料都证明起义军的来到荥阳在八年正月上旬。
(28)这里所列时日和引文都是根据张凤翼:《枢政录》。
(29)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卷一○。《武备?军功》。
(30)康熙《上蔡县志》卷十二，《编年志》。
(31)康熙《庐州府志》卷九，《祥异》。
(32)参看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二，《寄刘同人》。
(33)康熙五十六年《罗田县志》卷一，《祥异》。
(34)原名于皇寺，元末毁于兵燹，洪武年间另行择地重建，改名大龙兴寺。
(35)《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36)天启元年《凤书》卷七，柯仲炯：《中都五美帖?上太守李公》。
(37)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一，《祭告礼成回奏用因陈目击民瘼疏》。
(3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本计》条引崇祯八年御史邓启隆《民害未除疏》；又见孙承泽：《山书》卷九。
(39)《绥寇纪略》卷九说，“凤阳之陷也，张献忠与自成皆在焉。献忠得陵监所教响手小奄十二人，每饮酒，令之奏乐。自成求之，勿与，固以请，献忠毁乐器，而后以其人归，自成杀之。两人由此相失。”《平寇志》和《国榷》都说攻取凤阳的是扫地王、太平王二部。在没有查证清楚以前，暂按二书的说法。
(40)兵科给事中林正亨《查凤阳失事疏》中报告，“班军杀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见《绥寇纪略》卷三。
(41)《平寇志》卷二。
(42)关于攻克凤阳之后，起义农民的旗帜上出现“古元真龙皇帝”的字样，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拙稿《古元真龙皇帝试释》(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也只是一种推测。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中，记载崇祯八年正月义军进攻太和县时，曾“胁令”一个当地生员“写闯天王兴武元年告示”。又崇祯八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尚书张凤翼就凤阳巡抚杨一鹏塘报事题本中说:“看得流寇僭号称元，罪恶上通于天……。”（《枢政录》卷九）。可以肯定起义军当时确实有改号称元之举，详情还需考证。
(43)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说: “宝顶被穿一穴，不知深浅，地方官多讳言之”。《国榷》卷九四也说，“闻幽宫之骨不能保，诸臣忌讳，无一以闻。以后以獾穴为解，又因而窖之。”
(44)吴世济：《太和县御寇始末》。
(45)张凤翼:《枢政录》策寇卷九。
(46)《绥寇纪略》卷三。
(47)卢象升：《与蒋泽垒先生》，见《卢忠肃公集》卷十一。
(48)同上。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记艾万年被起义军击毙，柳镇国(当作柳国镇)、刘成功，王锡命“俱重伤”。按：诸书均云柳国镇与艾万年同死，故不取戴笠、吴殳之说。
(50)《绥寇纪略》卷三。
(51)《绥寇纪略》卷三。按：曹文诏败死的地点，史籍记载有分歧。《平寇志》卷二和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八《曹文诏贺人龙列传》，记作婆罗寨。乾隆二十八年《正宁县志》卷四，《地理志?古迹》项下载：“曹总兵战场：凤洲续纲载在婆锣寨，距县四十里；吴梅村《绥寇纪略?真宁恨》编载在湫头镇，亦距县四十里。”说明到康熙年间，当地人士也弄不清昔年战场究竟在哪里。
(5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3)《枢政录》卷八。张岱记曹文诏有一次领兵路过甘肃平凉，正碰上起义农民和家属数万人屯驻在附近山谷中，文诏“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闻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见《石匮书后集》卷十八。
(54)《绥寇纪略》卷三。
(55)《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又，卢象升《剿荡愆期听候处分并陈贼势兵情疏》载，闯王高迎祥于八年“十二月内自秦中突汝、雒，自汝、雒奔江淮，其众不下四、五万人，又有曹操、摇天动、满天飞、南营八大王等附之，为数几于十万。”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四。
(56)《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57)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十一，《与少司成吴葵庵书八首》。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59)左懋第，《申贼掠韩城防御文》，见《梦石山房文钞》卷二。
(60)此段主要依据《绥寇纪略》卷四所载洪承畴崇祯九年六月十一日疏。《国榷》卷九五记“甘肃总兵柳绍宗败贼惠登相于西宁。”西宁距义军当时活动的地区比较远，疑有误。《平寇志》卷二，记“柳绍宗破过天星于宁州。”按：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两位起义首领绰号都叫过天星，其真名一为张天琳，一为惠登相。根据孙传庭的奏疏可以判定，崇祯九年前后，经常同李自成联营作战的过天星是张天琳。
(6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62)《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记崇祯九年自成“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据陈傎所作《边大绶传》，大绶于“崇祯十三年以保举除米脂令。”顺治元年七月边大绶《为孤臣为国蒙难感荷再生矢心图报事》启本中说：“臣本任丘书生，荷先朝特典，于崇祯十三年除绶米脂。”（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可证崇祯九年时边大绶尚未任米脂知县，《明史》所记未必实有其事。
(63)《国榷》卷九五。
(64)据《平寇志》卷二与《国榷》卷九五校补。
(65)《国榷》卷九五。
(66)《绥寇纪略》卷五。
(67)《卢忠肃公集》卷四。
(68)《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四。
(69)康熙、乾隆《盩厔县志》都写作黑水谷，又称芒谷。孙传庭《孙忠靖公集》卷上《鉴劳录》，写作黑水峪，其他史料亦同。
(70)关于高迎祥被俘的日期，乾隆和民国《盩厔县志》都说是七月二十一日。孙传庭《鉴劳录》的记载是：“大寇闯王高迎祥由盩厔黑水峪出犯。臣亲提孤标扼峪奋剿，四日三捷，生擒闯王等，余众歼散殆尽。二十日，臣会同总督洪承畴塘报兵部。”据此，高迎祥被俘不应迟于二十日。
(71)《孙忠靖公集》卷六，《鉴劳录》。
(72)史籍中关于高迎祥的牺性，还有另一种说法，如许德士：《荆溪卢司马殉忠实录》；康熙二十九年《信阳州志》卷五《王星璧传》；同治五年《郧县志》卷一○《艺文》所收储欣《明卢忠烈公传》，都说高迎祥是在同卢象升的部将祖宽交锋时被杀，卢象川考虑到洪承畴当时处境困难，劝说祖宽把这件“功劳”让给洪承畴。这种说法不大可靠，因为孙传庭《鉴劳录》内，明载献俘奏疏，文尾还有朱由检的硃批“圣旨”，显然不是在对阵时被杀害的。
(73)《孙忠靖公集》卷六，《鉴劳录》。
(74)同上。
(75)孙传庭：《孙忠靖公文集》卷上，《恭报官民两战获捷疏》。
(76)同上。
(7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起义军进攻汉中府的日期，根据洪承畴的奏疏，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一二页。
(78)李馥荣：《滟滪囊》卷一。
(79)崇祯十一年七月试监察御史宗敦一的题本中说：“昨岁剑、绵蹂躏，直逼会城，所过州邑，有同拉朽。”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五四页。
(80)李馥荣：《滟滪囊》卷一。崇祯十一年二月孙传庭的题本中说：“大贼入川，于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围省城。”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十七页。
(81)《平寇志》卷三。按：这时朱由检还不知道侯良柱已经被农民军击毙。又，该书把侯良柱误写为侯良极。
(82)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奏本，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一二页。
(83)史料中多称为白水江，其实是指的嘉陵江。白水江只是嘉陵江的一支流。
(84)康熙四十一年《文县志》记：“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流寇数十万从川入文，经城过者七日七夜不绝。”
(85)崇祯十一年二月孙传庭题本中说：“……乃入蜀之寇，忽又尽报还秦，老营已扎西、礼，塘马已至秦州矣！查各贼自至蜀中三阅月，皆盘旋于川西一带，在白水江西，故所失城池亦俱系江西地方。川西西阻羌番，东南俱阻大江，川兵亦尽聚于东南，故贼不能东出夔门，南走叙、泸。设使我兵即从川西进发。川兵扼堵于前，秦兵驰击于后，贼逃死无路，势成釜鱼。不谓兵从川北南下，贼遂从川西乘罅而北矣。”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十八页。
第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
第一节 明廷十面张网和增兵增饷
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的被俘，只是当时农民军中最强的一支遭到重大挫折。就明末农民战争的全局来说，仍然在继续高涨。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刘国能、李万庆等大部起义军则驰骋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起义军行如飙风，使明政府地方当局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处处陷于被动状态。朱由检感到需要挑选一个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员担任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他根据素来的观察，选中了原宣大总督杨嗣昌。当时，杨嗣昌因为父亲杨鹤病死，正丁优在家。朱由检用人心急，特旨“夺情”，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到达北京。陛见时，他摆出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侃侃而谈，仿佛他一上任就能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杨嗣昌为人机警圆滑，深得事君之道。他善于揣测朱由检的意图，奏对时多方迎合。朱由检听得十分入耳，每次接见都谈得很久，对杨嗣昌的建议言听计从，连声说道：“恨用卿晚”⑴。
杨嗣昌上任以后，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制定战略；二是议兵议饷；三是推荐人材。
在战略方面，杨嗣昌对明廷面临的军事形势作了一个全盘的分析。在兵员和财力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究竟以对付关外的满洲贵族进犯为主，还是以镇压中原的农民起义为主？杨嗣昌主张集中兵力打垮农民军，即所谓“安内方可攘外”。他在崇祯十年四月初二日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说：
“窃臣犬马弩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讧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乂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⑵
这个奏疏的中心意思，是认定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杨嗣昌反复陈言，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镇压农民起义上面。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他建议集中兵力、财力对农民起义军展开大规模的围剿。为此，他提出了“张十面之网”的反革命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⑶
从表面上看，杨嗣昌“张十面之网”的军事部署似乎非常严密，象某些封建史家评述的那样，大有“滴水不漏”之势。实际上这种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起义军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实力和作战经验都已大大提高，杨嗣昌规划的“十面张网”根本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旦义军在任何方向上破网而出，“滴水不漏”就必然变成决堤洪流。所以，这个部署不过是杨嗣昌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罢了。
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一举荡平的美梦，建议增兵十二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起义军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兵增加了，饷自然也得随着增加。按杨嗣昌计算，十二万官兵中．步兵七万四千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五分，一年共需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马兵三万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一钱，一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两项合计共需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后来经过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这个饷额只够供十一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一万名官兵的饷银十八万两，总计筹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在明末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要筹集这样一笔庞大的军饷，办法只有让皇帝、亲王、勋戚和大官僚地主拿出银子来。然而地主阶级贪婪吝啬的本性决定了此路不通。朱由检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说道：“去岁谕令勋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朱由检在指责勋戚乡绅时，颇有点旁观者清的味道，可是一谈到自己的内帑就暴露了他同样财迷心窍。他说：“贼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钱粮若不出于民间，就该发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虚。因粮与加派无异，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⑷
皇帝带头叫穷，勋戚和乡绅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饷就只有全部压到髓乾血尽的贫苦农民身上了。杨嗣昌的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之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尽管它归根结底还是落到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身上，但一般农民缴纳税粮不可能达到五两以上，也就不在加派之列。卢象升的建议多少考虑到了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他明白，农民们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无以为生，再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银钱，势必驱使更多的人参加起义⑸。杨嗣昌作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坚决反对这种“分别贫富”的“因粮输饷”，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⑹崇祯帝急于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只要能拿到养兵的银子就不计后果，立即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这就是许多史籍上语焉不详的“改因粮为均输”的内容。
崇祯十年闰四月，朱由检正式下诏加征剿饷。诏书说：
“流寇蔓延既久，生民涂炭已极。不集兵会剿，贼不能速除；不多措钱粮，兵不能大举。帑部匮诎，设处无方。廷议改因粮为均输，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筹思再四，万非得已。……今责成所在抚按，大张榜示，备述朝廷为民除残、多方轸恤至意。遍集官吏，严行戒饬，递布乡村，详加劝谕，使远迩尽知，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剿功告成，一体叙录。”⑺
加饷二百八十万两，“改因粮为均输”，无异是朱由检、杨嗣昌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饮鸩止渴。在朝廷讨论增兵加饷的时候，杨嗣昌就说过：“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尚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臣昨从湖广荆州?襄阳二府、河南南阳?开封二府过来，亲见地方数百里无一茎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⑻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实行这种方针的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至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
除了加派以外，杨嗣昌还建议查核“溢地”，说是农民开垦的田地超出了原先的田亩数额，查出之后计亩征税对于解决增饷也不无小补。在当时大面积土地抛荒的情况下，提什么清查“溢地”，简直是痴人说梦。它无非是为了避免大地主增加负担而巧立名目，加紧对贫苦农民搜括的又一法罢了。户部尚书程国祥迎合朱由检和杨嗣昌的意图，别出心裁地引唐代为例，建议税房间架，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朝廷据此发布诏令说：“暂借民间房租一年”。⑼规定不论大、小户，一律按门面征收税银一钱。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规定“每门面之内有房一间即税银一钱。”⑽北京城里的小户人家怨声鼎沸，象明世宗时百姓把皇帝的年号嘉靖呼为“家净”一样，他们也“呼崇祯为重征”⑾，借以发泄对朝廷苛捐杂税的不满。
关于用人，杨嗣昌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在疏中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⑿值得注意的是，杨嗣昌同熊文灿过去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真切的了解。那么，他为什么这样斩钉截铁地断言，负责中原“平寇”事宜的总理一职非熊莫属呢？原来其中另有文章。熊文灿本是个大言无实的人．自诩知兵，在福建巡抚任内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升为两广总督，以后又平定了“海盗”刘香，颇得朝廷赏识。两广物产丰盈，又是对外贸易的门户，各种奇珍异宝、新巧物事都从这里流入中原。熊文灿深悉宦途奥妙，经常收罗财宝献给朝廷里的权贵，希望长期保住两广总督这个肥缺。崇祯帝生性多疑，他对刘香的下落和熊文灿的为人都不大放心，于是派出一名亲信太监借口前往广西采办药材，实际上是来广东密访。熊文灿不了解朱由检的真实意图，单凭这位太监是皇帝的亲信，又施展出他那套笼络手段，送上大批财货，大排宴席“留饮十日”，弄得这位太监乐不可支。一天喝酒的时候，太监谈到“中原寇乱”，不胜感慨地说“无人为朝廷尽力”。熊文灿多喝了几杯酒，一时忘乎所以，拍着桌子骂道：“此行间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贼至是乎！”太监见熊文灿义形于色，当即站了起来推心置腹地说：“某非往广西采办者也，衔上旨观公。公信有当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请覆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办寇速装。”熊文灿大出意料，自悔失言，乃转而摆出客观上有“五难四不可”，说自己虽有能耐也无可奈何。太监笑道：“此数事某见上立请之，若主上通行无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谢矣。”熊文灿没得推托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太监回朝后，果然在朱由检面前把熊文灿的才器和抱负吹嘘一番。朱由检信以为真，准备任命熊文灿为总理。杨嗣昌探得朱由检的意图所在，就上章荐举⒀。
为了保证新加剿饷真正拿到手，杨嗣昌建议在户部内添设总督省直剿饷侍郎一人，推荐傅淑训担任，“得自用吏分部郡县，不及额者以乏军兴论。”⒁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正式上疏请求皇帝下达总围剿令。他神气活现地写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磋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除凤、泗、承天祖陵所在理应防守外，确确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西有闯、过等贼大夥盘桓，未能剿绝，不当驱关东之贼与之合势也。臣之愚计，要使陕抚断商、洛，郧抚断郧、襄，楚抚断德、黄，皖抚断英、六，凤抚断颍、亳，而应抚之兵仍堵潜、太，江抚之兵急堵梅、济，东抚之兵直堵徐、宿，晋抚之兵横截陕、灵，保抚之兵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左（良玉）、陈（永福）等兵，同心并力，合剿中原，为不尽不休之势。倘闯、过大贼透出关东，则秦督提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诸帅之兵与之俱出。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耳。……断断乎可三月而平贼也。”⒂
这个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朱由检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入主中枢以来，明朝廷的反革命部署是迫使农民拿出钱来养兵，凭借日益庞大的军事机器去屠杀起来反抗的农民，竭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地主阶级统治。杨嗣昌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在一个短时间内确实起了强心针的作用，使明王朝这个病入膏肓的患者，在临近灭亡之时出现了一阵回光返照。这既表现在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初，明政府的加紧剿杀取得了某些成效，也表现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见官军来势凶猛，便误以为明廷的力量不可低估，甚至在这种假象面前迷失了方向，滑入了妥协投降的歧途。
第二节 李自成等部连遭挫折
崇祯十一年二月李自成等部出川以后，在力量对比上处于不利地位。当时，大部分起义军在中原地区活动，留在西北地区的只是李自成、过天星等为数不多的几支义军。他们碰上的对手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明官僚中都是比较狡猾也比较卖力的⒃。陕西（包括三边）的官军比较骠悍，号称“敢战”。就时间而言，又正赶上明廷“三月平贼”的最后期限。洪承畴和孙传庭同朝内掌兵权的杨嗣昌有矛盾，唯恐追剿不力，会受到朝廷的处治。因此，他们以百倍的疯狂分头扑向由川返陕的起义军。李自成部在洪承畴所统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将贺人龙等部官军的追击下，出川不久就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附近）地区两次战役（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中连遭失利，人员和马匹损失很大。李自成带着败兵向西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打算补充马匹，洪承畴的官军却尾追不舍。四月，李自成部只好又折而东返，从甘肃巩昌府属的羊撒寨渡过洮河，昼夜兼程向西和、礼县进发。为免被追剿的官军发觉，李自成决定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命刘体纯（绰号二虎）等“分路另走”；自己也“踪迹益加诡秘，且避走山中，掩藏行径。”⒄四月初十日，李自成亲自带领起义军战士和家属三百人，行至甘肃礼县北名叫马坞的地方。明总兵左光先领着部下官兵于次日黎明追至，两军相距不过四、五十里，李自成等人处境相当危险。幸亏官军在马坞歇息一日，起程时又判断错误，李自成才得以摆脱官军的追击，进至陕、川交界地区，同部将李过、刘体纯等带领的队伍汇合。事后，洪承畴懊丧不已，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悲叹道：
“夫闯将为诸贼中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将来尤必费兵力殄灭。光先何所辞责？”⒅
李自成部在陕甘失利后，于五月间会同六队祁总管部共三千多人进入四川境内。洪承畴急忙指派陕西监军道樊一蘅督促副将马科、贺人龙部官军进川追击；自己带总兵曹变蛟、王洪赶到西乡县；檄调总兵左光先率部进驻汉中府；在甘肃阶州、徽州、文县和陕西略阳一带也部署了兵力，挡住起义军北返和西进的道路。七月十三日，马科、贺人龙部同起义军交战于四川广元。四川巡抚傅宗龙唯恐义军又象崇祯十年那样直入成都平原，故调集了四川官军和他从云南带来的部分军队，配合陕西官军夹剿。八月初五日，双方作战于南江县境，义军因众寡不敌，夺路北奔。十六日，到陕西城固县境，打算渡汉水，取道石泉、兴安往湖广、河南。渡河时，遭到左光先部官军的袭击。这时义军只剩下一千四，五百人，不足以对付官军，因而退入附近山区。在艰险的形势下，六队头目祁总管灰心丧气，带着部下六百多人向左光先投降。李自成部力量更形单薄，只得转入深山密林，使官军摸不着踪迹。李自成本人，“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⒆洪承畴以为全胜在望，夸下海口说：“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计必擒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间。”⒇可是，李自成却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带着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卒，巧妙地摆脱了官军的重兵追剿(21)，向东转入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的大山区，尽量避免同大股官军正面交锋。从崇祯十一年八月到崇祯十三年秋天李自成部进入河南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对这支义军的活动情况了解不多，其原因是此时李自成部兵员相当少（大约在一千人上下）(22)，活动地区又是人烟稀少处，明政府把注意力转到了实力较强的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部身上，所以关于李自成的记载不多。甚至有的官员还以为李自成已经死去，部众非死即散。
从崇祯十一年冬到十三年冬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起义军发挥的作用，远不能同张献忠等部相比。这期间李自成部虽然进行了一些战斗，但规模比较小，战果也不大，在记叙上从简是可以的。然而，清初以来的史籍作者，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原因，没有查考出此时这支义军的动向，却不愿意在叙述上留下一大段空白，就依据传闻或自己的推测来填补材料的不足。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虚构的记载，其中不少到今天还为一些史家沿袭，传布得很广。这些虚构的记载包括所谓“潼关南原大战”(23)；“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惨败，率残部“息马深山”(24)；直到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之后，才收拾旧部同张献忠、罗汝才相呼应，并在次年冬天率部突入河南。经过近年来的探讨，对李自成起义军这段期间的经历了解得多了一些，但仍然留下了一部分空白。由于李自成部在这两年时间里的活动对全局影响不大。没有必要把目前掌握的片段材料一一列出(25)。但是，应当指出，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处于低潮，许多实力较强的起义军都卷入了投降受抚的逆流时，李自成部尽管在军事上和生活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却“始终不受抚”(26)，表现了起义农民的耿耿正气。
第三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的“受抚”
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了伤，就把队伍拉到湖北麻城、蕲州一带同闯塌天刘国能部汇合。十二月，明总理熊文灿派遣一度卷入农民军的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尚犹豫未定(27)，带着人马经安陆来到承天（令湖北钟祥）、襄阳地区。十二月二十八日和次年正月初八日，明太监刘元斌两次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抚。正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部进占湖北谷城，把闯塌天部下的士卒赶走，贴出告示说：“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指闯塌天刘国能部，不是闯将李自成）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28)云云。同时，拘集当地乡绅耆老为他具结作保，要求明朝廷同意招安。张献忠知道熊文灿贪财好货，派孙可望拿了两块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径寸珍珠献给熊文灿。文灿大悦，向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监其军。“滇将许名臣捧宪檄招抚，其述贼乞抚之词，不曰‘解散归农’，而曰‘愿带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万众以剿贼自赎’。”(29)熊文灿自以为得计，“檄调其兵四千”，张献忠却以刚刚受抚“安集未定”作借口，拒绝奉调出兵(30)。兵部尚书杨嗣昌耽心张献忠不是真心投降，弄不好会养虎贻患，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闯将李自成和老回回马守应，才许招安，否则趁此机会“厉兵剿杀”。朱由检听了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意见，唯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当面批驳杨嗣昌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31)这样，在朱由检亲自主持下决定了招抚张献忠部。
三月二十五日，明郧阳抚治戴东旻造报了三本招抚张献忠部的花名册，“内归农解散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万一千名。”(32)献忠安营于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数百间，买地种麦，与民间两平贸易”；并在谷城每一城门各派士卒数十名，表面上说是“备他盗出入”(33)，实际上是监视明政府地方当局的行动。
这时，明廷内部在招抚张献忠的问题上议论纷纷。杨嗣昌主张朝廷颁诏“赦罪”以后，调张献忠部赴熊文灿军前“杀贼立功，酌与加衔给箚”。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也上言：“抚贼一事，亦难深信。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散遣才是。”朱由检却说道：“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那里去？”(34)他的着意维持抚局，真是情见于词了。
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明廷的招抚，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能否认，他当时在思想上有动摇的一面。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北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葺了关庙，重塑了关羽的神象，还撰写了一通记文勒石为碑，其中说：“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35)这通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着封建理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是天意所迫，并非他的本心。这种思想状况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动向来看，张献忠的受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起了不良影响。尽管他的受抚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义军当中，毕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逆流。
在张献忠受抚以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政府。刘国能原是庠生出身，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作过一些贡献，成了起义前期的著名首领之一。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却象无形的绳索一样羁绊着他，使他在阶级冲突激化时，终于倒向了统治者一边。据说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时顿首曰：“愚民陷不义，蒙明府湔拭更生，愿悉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36)，表示甘心充当明政府镇压农民的马前卒。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万人，“多散归老回回、革里眼”(37)，跟着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说明他的此举很不得人心。在张献忠受抚以后，顺义王于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阳投降，明政府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宁（今洛宁）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至永宁县西关面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即李万庆）、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这年十月，满洲贵族军队破边墙而入，进犯畿辅地区。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统率陕西官兵入卫京师。在永宁、卢氏地区的罗汝才等九营起义军首领，以为官军东出潼关是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队伍跑到湖北均县，向太和山提督太监李继政求抚。李继政移咨熊文灿，同意接受招抚。于是，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即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得到革命的改造，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高潮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以至于堕落为反革命鹰犬。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作了准备。
第四节 谷城、房县“受抚”的透视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骗局的人很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作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北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箚付(38)，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39)；明湖北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40)，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受抚”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受抚”期间仍然“人不散队，械不去身”(41)，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又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42)“买马制器，日夜整办，惟恐不及。”(43)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受抚”并没有“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44)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45)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箚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46)“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47)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48)。又“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49)，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北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50)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大批财宝。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伎重演，贪求无厌，“责赂黄金蹏褭千，珠琲盈斗，他瓖货累万万。”(51)张献忠对部下笑道：“这是把我当作郑芝龙了。”(52)他已经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则是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无穷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仅是勒索财货，一些对起义军怀着疯狂仇恨心理的人，还一再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张献忠部屯扎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加以歼灭。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竟准备用下毒的办法谋害张献忠(53)。地主阶级把已经“受抚”了的张献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再看罗汝才房县“受抚”的情况，史籍记载，罗汝才“受抚”后，“文灿会诸将大宴汝才等及所部于迎恩宫署，供费不赀。奏授汝才游击，分驻之于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而潜与献贼相应。”(54)“文灿檄令解散诸众，简骁壮从征立功。汝才不听。”(55)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星在奏疏中说：“曹操就抚，分插其众于房、竹诸邑。乃不从解散之令。且曰‘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56)又说，“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57)所以他极力主张乘机剿杀，“以臣愚计之，贼散则难追，合则易殄。今犹槛羊阱兽，围聚于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邬郢之卒，督臣扫关陇之兵，乘其不意，衔枚疾至，打张燕于黑山，烧曹操于赤壁，岂不快哉！”(58)只是由于明廷当时“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59)，才勉强维持着抚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60)明朝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势，来个一网打尽，仅仅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拖住了它的手脚，实在无暇他顾，才只好俟诸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