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们要先把眼光放远一点，先从北宋时代宋朝的兵制谈起，并且纠正一个多数人以讹传讹的误解。
宋朝的兵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异类，他采用的是现代通行的军政军令两分法，由于这套制度起初是德国最先采用的，也称为德式军制。
在这套制度的规定下，平时士兵分散各地，只由相当于连营长的低级军官统率，这些低级军官与普通士兵是绑定的，他们随部队调动而调动，如果没有其他的升迁病退，则一辈子跟着这群兵。平时军政的操作，都是由中央下发各军区一直到这些基本单位，操作着他们的人员变迁、军队调动、扩编解散等等。他们的统帅机关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只负责和平时的军队日常运作以及战争时代负责后方的征兵、动员、补充等等运作。而一旦到了战时，则由中央组建方面军级的指挥部，包括任命统帅，下达征集兵力的规模和征集地区，由该指挥部按照划给他的兵额，规定地方集结兵力，比如说去打西夏，征召西北若干路的兵力，则西北各路的各个基层部队单位前往集结地点会聚，而后再由统帅划分兵力组建师军以至集团军各级的编制，并任命其军事首长。
有人说这是兵不常将，将不常兵，其实现代社会里，又有什么可能师长是永远带着这个师，或者没有其他调动，跟这个师的士兵群都混得很熟呢？区别只是我们现代的划分仍然保留上面几级的编制，而宋朝是细分到各个连去。而且现代社会允许我们让不同单位的军官平时在一起演习、深造、会议等加强彼此间的联系，而宋朝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出现这种几个连长是老同学或者士兵受培养提拔。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熟悉度不够，配合自然也就不够了。
宋朝的募兵制度，平时的拉练制度，还有选退制度，都是相当先进的。
宋太祖就指出，灾年的时候容易民变，因为百姓得不到什么粮食，不象军队有国家养，而丰收的时候就容易兵变，因为百姓收入都高，相比之下士兵就收入低，收入低就容易不满，就容易被收买。同样的，灾年的时候募兵就容易，而丰收年代，即使提高军队的待遇，肯参军的人仍然不会多。所以宋朝就是把士兵当商品，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在灾年的时候大量募兵，特别是流民中的强壮者，而在丰收年代则淘汰老弱，把军费资源集中以提高待遇，而把老弱的士兵放出去社会上消化。但是一个不幸的现实是，宋朝太好运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四海的升平，使得宋朝太多的时间是丰年而不是灾年。因此这套先进的制度就反而难以实现原先的设定。
比如说募兵，最初有严格的体检，包括身高标准，身高5尺8寸以上才能入选上等禁军，5尺8寸是宋尺，换成今天的标准大约是1米8少一点。而下限，到宋真宗时代就规定为5尺5寸，到了宋仁宗时代，再下降为5尺2寸，也就是今天的1米6多一点点。然而同样是仁宗时代，范仲淹还得上奏章给仁宗说，即使身高比标准矮两三指宽的高度，只要体格强健，也不能排除要选上。可见升平年代兵员素质的下降。
上面我们讲了身高，除了身高之外，宋朝募兵还有许多其他体检项目，比如测视力，与考官距离20步，遮住一只眼睛，然后要能看清考官举起来的手上伸出多少根手指，左右眼都通过才能通过视力体检。这样的制度我想是绝对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意料的。比起现代的体检，除了内科之类的无法直接检查，其他的无不都是极其严格和遥遥领先于当时的。
但是正如我们说到的升平年代少人当兵，导致士兵的素质下降一样，到了北宋中后期，甚至出现了拉练死兵，而且经常发生的事。拉练是宋朝的一种训练制度，比如说a地的兵和b地的兵互调，于是a地的兵就得徒步行军去b地报到，而b地的兵也得行军去a地报到，也即，把部队的调动当作训练，士兵披甲负重长时间行军，不但适应战时征召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作为平时身体训练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现代的军队拉练，但是到了后期，由于士兵素质的下降，已经出现弱兵累死在路上的事情了。
南宋的军事制度，最高机构与北宋一样是枢密院，南宋后期，宰相兼任枢密使成为定制，而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副官，也多数是由副宰相，也即平章知事所兼任，完全的文人领兵制度。这些文人并不足以承担起军事责任对他们的要求，导致南宋在战略上的多次失败。
在中央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兵力是三衙所统辖的兵力。三衙就是北宋的禁军三衙门，分别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宋孝宗时规定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编额是七万三千人，马军都指挥使司是三万人，步军都指挥使司是两万三千人，此后一直到南宋末年，都基本保持了这个数额。
在地方的军队指挥机构是各地的制置使司，早期南宋退到南边以后，收集原来北宋流散、败退、逃亡而来的正规军20多万，把他们编成五支部队，由五大将统帅，并分称前后左右中五大行营护军大军抗金，其中大家熟悉的岳飞就是后护军。后来岳飞和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一起被解除兵权，五大军就被南宋分解拆分，分散到各地称为某某地驻扎御前诸军，与前面提到的中央三司合称十三大驻扎大军。但是到了南宋后期战斗力下降，各地多自己招募新军，就如清朝末年八旗退化，绿营更是腐化，虽然还保持个名头，主力却变成湘淮军这样的新军一样，南宋末年也是如此。而制置使就是统一指挥节制辖区内所有新军旧军的官，类似于清朝的总督。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以设置制置大使等权力更大的军区首长。在与蒙古的战争中，最主要的也就是淮河一带的淮东制置使、淮西制置使，荆襄一带的京湖制置使以及四川一带的四川制置使。
南宋军令的传达，跟北宋一样采用递铺接力，这套制度也为当时的辽、金、元所采用。递铺是当时的说法，也就是我们所更经常听到的驿站。前一个的信使到达驿站时，由这个驿站提供马匹换过后继续前进。在特急的情况下是换马不换人。南宋的军令分三个等级，最高级就是金字牌，其实也就一木牌，上面写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个大金字，规定一天之内必须送出五百里。岳飞就是借了十二道这样的金牌命令而退兵的。其实也不出奇，宋高宗要是活在今天，可能就是网上那些特喜欢每句都用感叹号，一用就一排叠用那种人，单单绍兴四年时的六个月之内，有记载的他就用了一千多金字牌，平均每天接近六块，平时小事都用金字牌，早就使得前线的将领对金牌看习惯了，不叠用两块三块以至七八块，都没人真当急事了。所以对于岳飞的12道金牌，就看作一篇很多感叹号的文章里的12个连用感叹号就行，不必真以为是什么大急事。
金牌之下是青牌、红牌，到了红牌，就只规定每天必须送出三百里，送令的人还可以吃个饭洗个澡再说，一般枢密院的军事命令就多是红牌传达。
南宋军队的编制，最大的基本单位是军，军的人数都是从几千人到一万多人不等，而作战时征集的大军，就是由若干个这样的军所组成的方面军，比如岳飞的后护军就是由十二个军组成，刘光世的左护军由十个军组成，而刘琦的侍卫亲军马军由六个军组成。
军之下是将，每将大约千人。这个将，不是军事长官的将，而是一个名称，也就是说如同连与连长是不同的一样。在这里的将不是指人，而是指部队成分，所以一般称为第几将，比如前军第一将、左军第二将等。
将之下是部，不过在南宋时代，部有时有而有时没有，有的部队有而有的部队没有，要视情况而定，一般每将最多分为五个部，分别称前后左右中部，每部也就大约在几百人左右。
部之下就是队，每队五十人，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同进同退。
由于南宋的军官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军衔制度，是有军衔去兼军职，所以军的首长叫什么官并不固定，一个军的正指挥，可以是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三级，而军的副指挥叫统领、同统领、副统领。这些具体官职要视他们的官级而定。也就是说一个军的正司令，也许是副统制，而副司令却是统领，官级有可能比正司令还大，假如打了胜仗，那正司令就可以从副统制升到同统制，而副司令就没得升，除非另立一支新军给他指挥，而如果另立新军的话，这个副司令可以直接出任统制，而无须从统领去升什么副统制。
至于将的指挥官，也分正将、副将、准备将。部以及队的指挥官相对固定，部的指挥官是正部将和副部将，队的指挥官是队将，同时队设置有拥队、押队、旗头等低级军官。
此外，还有分散在军中，不算部队编制的低级军官，比如训练官、教头等等。
南宋的士兵也有分军衔，分成使臣、效用、军兵三种。可以往上晋升，每级的工资都不同，本意是让士兵更加奋勇杀敌，后来由于军队的腐败，反正这些下级士兵的任命都是由下级军官自己决定就行了，所以跟队官部将有关系的，自然就是高等级拿高工资，还随时可以候补晋升为军官。有时出现部将把自己兄弟姐妹全招进来当使臣当效用拿国家军费，那也不奇怪了。
南宋最弱的就是骑兵，没马。南宋曾经试过在南方养马，结果因为水土的关系，许多马并不生小马，生下来的也容易早夭，比如南宋初年设置马监，养了一千匹母马，过了十年，才生下二十匹小马，还全部养不大。越养越少，只好不养马靠进口马了。每年从川陕一带进口马大约一万多匹，但是由于早期规定马要送到中央枢密院，再由枢密院分配，在运输的过程中死亡非常多，实际能够分配到军中的非常少，后来只能改成实地分配，于是西边军队马比较多，东边军队马比较少也就不出奇了。每年宋朝为了买马，大约得支出十万匹绢、金数百镒、盐两百万斤。贵，制约了宋朝骑兵的发展，与蒙古一人数马相反，南宋的部队，即使是骑兵部队里，仍然有许多士兵得轮流骑马，否则就没马骑。
南宋发展最快的就是水军，南宋刚建立的时候，水军很少，所以金兵几次南侵，都可以纵横于江淮之上。出于自保的需求，南宋对水军的建设非常重视，到了南宋后期，淮河、长江以及沿海有二十几支水军，人数超过十万，后期的金兵和蒙古军队，就不能再任意渡过南方的江河了。
当然，南宋最发达的部队还是步军，同时，炮兵也开始从步军中得到加强，并独立出来，炮兵不但可以在陆地上作战，也经常搭乘水军船只进行作战，在攻防战中更加得到重用。甚至，宋朝时候已经具备了月造数千铁火炮，仓库里常年存放十多万个铁火炮的程度。
不过，由于失去北方雄厚的工业基地，南宋无法再如北宋般建立完善的后勤补给制度，在武器的装备方面，质量等就有些差了。
南宋部队的格斗武器，多数是长枪长刀，有许多平时训练的规定，然而南宋部队用得最多的，还是***，宋史记载，宋军平时的训练，弓占了两成，***占了六成，而盾牌和长枪加起来才占剩下的两成时间。所以南宋部队中***的种类非常多，兀术就说过，金兵最怕的就是神臂弓，其次是重武器，其他的都无所谓。神臂弓本来是北宋射程最远的弓，可射三百多米，后来韩世忠将其改进，增加射程到五百多米，改名叫克敌弓。
上面说到的铁火炮，是南宋的一种火器，有点象今天的手榴弹，用铁做外壳，里面装火药，使用时用抛石车抛出去，爆炸时产生碎片伤人，比北宋到南宋初年的霹雳炮又先进了一步。根据大小分为几个类型，从三斤五斤一直到七斤十斤都是常用的武器，到了南宋末年，还尝试出了超大型铁火炮。比如1277年蒙军进攻广西静江府，宋将娄钤辖与手下250兵不愿投降，最终就围在一起点燃一个特制巨大铁火炮，结果全部阵亡，整座城池也几乎全被震塌，周围蒙军也死了不少。其威力难以想象。
与水军的迅速发展相对应的，就是船只的迅速发展。南宋时候的船只分水面船只和海面船只，分别航行于江湖上与海洋上，江湖上的船要求底不能入水太深，一般都是平底船，而海洋上的船要求能经受风浪，一般是尖底船配坚固的龙骨。
水面船只的主力是车船，车船开始被应用是在北宋时代，他与以前采用风力或划浆的船只不同，而是以螺旋桨推动前进，当然那时候的螺旋桨是如同水车一样的轮式而不是现在的样子。而且，那个时候没有蒸汽机，推动螺旋桨的还是靠人力，不过是踩，如同踩自行车一样，把动力传到船后的螺旋桨那里。它比原先的船都更快更灵活也更进退自如。在北宋的时候，用的是船左船右各一个轮的样式，因此两轮就被称为一车。而到了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起义军，便已经拥有了多大24车也即48个轮的船只，轮的增加使船只的增大成为可能，这样的车船已经跟原先的楼船一样，上面甲板分了很多层，而且船身长达110米也即一个足球场那样长。
与此同时，新型船只也不断出现，比如南宋马定远发明的马船，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拼接起来成为大运输船，甚至还可以跟现代的工兵舟船设备一样，搭成横跨江面的浮舟、浮桥。还有南宋冯堪设计的战船，前部用海船标准，后部用平底船标准，而成为多功能的战船，江里海里都可以去。
下面的谈一些南宋的军事思想。
南宋是我国历史上军事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由于国家内困外忧，许多人都纷纷探求军事上的研究，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因此在南宋时代，不但军事官员和政治官员经常上书皇帝谈富国强兵之策，连民间儒生、文学家都或多或少有关于军事的著作出现。比如理学家朱熹、心学家陆象生，都写过关于军事的文章。
但是同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南宋军事上的相对于蒙金弱的现象最终归结到宋朝的兵制上，他们中有人甚至提倡要复古要恢复唐朝的府兵制。宋朝士兵是专业程度还不如女真蒙古，而不是数量不够，如果恢复唐朝的府兵制，战时征召农民当府兵，只能更加降低军人的素质，更加抵挡不住金、元军队。总之，他们多数人对南宋兵制的非议，一直影响到现在，现代的我们许多人讨论南宋兵制时，一出口就是兵不常将将不常兵，就是受他们影响而缺乏自己思考的一个例子。
不过也由于对兵制的关注，这个时期诞生了比中国其他时期加起来还要多的关于兵制的军事著作，其中不少真正的著作还是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经验。比如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八卷里面就保留了大量当时的资料，不过可惜作者纠枉过正，过分指责南宋兵制。钱文子的《补汉兵制》是对《汉书》中所涉及的所有与兵制有关的资料的考订和整理，借谈论汉朝来影射宋朝。等等。
军事讨论气氛的高涨，除了兵制之外，也留下了许多其他各方面的军事著作，比如《采石战胜录》《淮南从军记》《江东十鉴》《御侮录》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兵书《百战奇法》，百战奇法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的安不忘危的观点影响了后代许多人，而对于训练士兵的提倡，也是当时的一大新观点，它不但提出要在平时对士兵进行战争训练，而且要进行思想鼓动工作，要让士兵仇恨敌人，在战场上能爆发怒气。在实际应用的技巧方面，无论是速战还是持久战，它都比孙子兵法有极大的进步。总之，百战奇法是非常的出名，以致明朝之后印刷发行时，被托名为刘伯温所著，而刘伯温的名声也因此更被民间推向高峰。
此外，还有陈亮的《酌古论》也非常有名，它与以往的兵书不同的地方是不再是指导战争如孙子兵法式的著作，而是分析19位历史上的军事将领的作战模式、习惯、用兵思想、经验教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接近于现代的军事思想研究。
另外，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也都是出色的军事著作。
南宋另外一个军事的重大发展就是城市的攻防战。到了宋朝的时候，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大量出现，不再只是政治中心才能发展成城市，而是到处都出现城市，因此，宋朝的作战很少是纯粹的野战，而多数是围绕着城市进行的攻防作战，所以南宋时代不但城市的建造、布局比以前有了极大的不同更加先进之外，专门的著作如陈规的《守城录》四卷等也大量涌现，这里我就不再累赘了。
具体起来说，南宋的军事有以下的特色。
岳飞提倡的灵活用兵思想。岳飞非常反对北宋的将从中御思想，北宋初年，由于宋太祖宋太宗兄弟本身都是将领出身，因此经常在出征之前把整套的军事计划写下来发给出征的大将，其变态的程度甚至达到了皇帝在出征前给前方的指示包含某月某日某时到达某地，然后往某方向以多少兵力出击。很明显的，这样的指挥经常不符合前线的实际，配合不上、捕捉不到敌军主力、孤军深入等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宋太宗还设计了一套平戎万策阵，号称无论山地平原无论对付步兵骑兵都可以用，结果就是军事指挥僵化和脱离实际，屡战屡败。而岳飞出身行伍，深知随机应变的重要，比如流传下来的岳飞的名言就说“兵家之要，在于出奇”“猝与敌遇，何暇整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他的这种军事思想，很大地影响了整个南宋军方的作战思想，因此，南宋没有了北宋那套僵化的模式，虽然兵力最多时期也不过七八十万，战斗力却比北宋的一百五十万大军还要强很多。在许多战线上都能由于前线指挥官的出色指挥而获胜，这也是北宋没有多少名将，而南宋却有不少著名武将纵横疆场的原因。
另一个对南宋影响重大的是韩世忠的以少胜多理论。韩世忠追求以少胜多，他本人就多次率少数兵力利用天时地利击败敌人。韩世忠的战绩，激发了南宋许多武将追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以少胜多毕竟不是正常态，需要天时地利很多方面具有足以弥补兵力差距的优势，而且武将的个人资质不同，自然也是无法人人都能以少胜多的。韩世忠的战绩，虽然刺激了南宋的诸多将领，但也给南宋带来许多失利，这也是韩世忠的军事思想南宋之后没有流传下来的一个原因。
比岳飞、韩世忠稍后的刘锜，提倡的是战前的军事动员，刘锜本人曾经于顺昌城孤军对抗十多万金兵，就是靠对士兵进行思想动员，树立同仇敌忾的军心，多次击退金兵的进攻并最终获得胜利。所以南宋的许多将领，包括南宋朝廷，也经常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进行思想鼓动，不过这个的影响就更少于岳飞、韩世忠的影响，只有少数的将领能够自觉地实行，在那个时代，这点几乎就成为判断一个将领是否是名将的关键了。
此外，吴璘的番汉兼收并用思想也曾在南宋初年有一定的影响，他提倡采用敌我双方的优点，步兵保留宋军的作战形式，而骑兵采用金兵的作战形式来结合，但是随着南宋马匹的稀少，特别是陕南川北的失守，连进口马匹都成了问题，这个思想到南宋末年就不能实行了。
到了南宋末年，孟珙提出藩篱三层的战略防御纵深理论，摆脱了过去一线防御模式。在宋朝之前，防御一直是单线的，北宋时代金兵一突破黄河防线，整个中原就成为金兵骑兵纵横的地盘，孟珙历任京湖制置使和四川制置使，把长江上中游的防务结合起来，布成三大防线层层掩护的格局，即使一点被破，也不致让敌人长驱直入，而这套防御的两个尖角就是荆襄和四川。一直到孟珙病死三十年后，这套防御才在多次残破之下被蒙军突破，可见这套战略防御纵深理论的成效。
最后，还有再提到两个南宋将领以及他们的军事思想。
一个就是余玠的山城防御思想。余玠比孟珙慢了几年才被派去主持四川军事，但刚好补上了孟珙还来不及完善的四川防御。他在四川采用山城防御体系，也是层层互相掩护，以点制面。南宋的山城与其他时代的山寨不同，它不但是个驻兵的场所，而且是民众定居的场所，官府衙门也都设置到了山城里。大的山城里面有几十平方里，不但可以在城里种田，而且山林樵柴也都生长在城里，可以经受蒙军长时间的连续围攻。其中最有名的山城，就该数钓鱼城了。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就是这些山城只具有战术价值，而没有战略价值，以防御为主，没有进攻准备，因此蒙军也可以先放着四川不管，从荆襄突破直捣临安。
最后一个就是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人民战争理论，广泛地动员百姓参与斗争，虽然当地百姓因此是受创不轻，但是两淮本来就是人口密集地，使得蒙军一直无法越过两淮直逼临安。
好了，现在让我们在时间回调到公元1234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九，蒙军凿通蔡州西面的城墙，大军进入蔡州城，而同时，宋军也登上蔡州南面的城墙，蔡州城破，巷战至深夜，金哀宗自杀，金亡。随后，蒙军、宋军分别班师，双方按约定分了金国最后一点地盘，南宋疆界往北推进到信阳、邓州、唐州等地，宋军将俘获的金国大臣送往临安献俘，南宋朝廷举行盛大的仪式，慰告先祖，临安一片欢腾，然而这仅仅是五个月的和平。
对金朝的胜利冲昏了南宋朝廷大臣们的脑袋，狂热主义立即产生，南宋不但不满足于得到这些收复的失地，还要收复北宋的疆界。而蒙古在灭金之后，主力退出中原地区，回到黄河以北，又使得南宋的冒进机会主义者以为这是一个难逢的时机，在没有展开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南宋便决定趁蒙军主力不在中原，突袭开封洛阳，并进而占据潼关，然后西据雄关，北凭黄河，如同金朝后期那样与蒙古抵抗。这条防线，当年北宋依靠来抵抗金兵几个月，金朝依靠来抵抗蒙军几个月，而此时的南宋，却仿佛认为能够用来永久抵抗蒙古。
在狂热主义的支持下，纸面计划马上就变成了军事命令，军队和物资开始在淮河前线集结。宋军的意图是，由庐州的全子才为前锋，率淮西兵一万人从庐州出发，由寿州渡淮河到毫州，再向北直扑汴京（开封），由淮东制置使赵葵为主将，率淮东兵五万，准备先攻占泗州、宿州等淮河流域地区，而后也折向汴京与全子才会合。同时加封赵葵为南京（今河南归德）留守、京河制置使、权兵部尚书，作为前线的总指挥。另外派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作为全局的总指挥和总后援。
这年的六月，宋理宗下诏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正式出兵离开庐州，离宋蒙联军攻破蔡州灭金仅仅五个月零三天，南宋便背盟往昔日盟友开刀了。
说到这个宋理宗，他跟电视剧<<汉武大帝>>倒有些相近.
在1233年，掌权的史弥远终于死去，宋理宗亲政，刚亲政的他迫不及待地想更化，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时刻不忘恢复大计，把史弥远一党全部罢免，提拔理学人士。南宋的理学擅长的就是腐儒不切实际，原先称为道学，在被史弥远的打击之下，道学成了社会取笑的对象，到我们今天还有个名词叫假道学，讽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似乎仁义道德就可以杀敌制胜一样的人。以至宋理宗虽然重新提拔道学，道学却也不得不悄悄地把自己改名为理学，并以南宋理学的名头，影响后来中国走向思想僵化之路，不过那是明朝之后的事，这里忽略。
汉武帝有他的有利条件，而南宋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没有马，致使南宋的战略必然是以防守为主而非进攻性战略，急于开战对南宋并没有好处，而对于蒙古却有好处，因为蒙古的实力本来就足以是攻势战略。
作为前线指挥的赵范赵葵兄弟，本人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大成就，但是运气非常好，他们俩在1231年扬州守城时示敌以弱，赵葵还身先士卒亲身搏斗，后来混乱中南宋军队乱枪刺杀了李全，以此官至封疆大臣手握重兵。
李全这个人非常不简单，宋史里岳飞的传记也只有一卷，奸臣秦桧也只占半卷，而李全一个人就占了两卷的篇幅，可惜分类是奸臣，知名度就低了许多。他半独立于宋蒙金之外，早年是山东反金起义的主力，与另一主力的首领杨妙真结为夫妻，据民间传说是比武比出来的夫妻。杨妙真可惜跟了李全，后来不得不在李全死后归降蒙古，要不然知名度也不会如此之低。大家听过杨家枪没有？杨家枪不是杨老令公搞出来的，而是杨妙真的，她自己命名为梨花枪，她后来曾经说，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嘿，您可别不信，那是正史记载的，后来明朝的戚继光在介绍了这套枪法之后，还说天下无敌手，信其然也。而李全本人号称李铁枪，跟杨妙真英雄相惜结为夫妻，想来也是当然的。
李全割据山东十多年，不但攻杀过南宋的制置使级大臣，连蒙古的也杀过不少人，而本身就是反金的，谁的帐都不买，也难怪在宋史里占到两卷，不过在1231年进攻南宋时，也是合该天要亡他，骑马跑进沼泽里动弹不得，被宋军乱枪分尸而死，南宋解决了心腹一大患。而指挥这场战斗的赵范赵葵，就凭借这一战功一直升到封疆大帅。此次更是负责前线宋军的整个作战行动。赵范制定了整个作战计划，而赵葵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具体实施这套计划。
当时南宋朝中大臣多数是支持北伐，而外地的制置使们却多数是反对的，比如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沿江制置使曾从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全部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史嵩之，还给宋理宗上了奏章，举了六条不利发兵进攻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
但是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碰上这种不是面子工程的事，哪还理你有反对意见啊。京湖运不出多余的粮食，那干脆就不要京湖战区参与了，他只派两淮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才能拒蒙古人于黄河之北。本来十五万都是很不现实的数字了，金朝用了四个十五万都最终守不住黄河，南宋的百战精锐能够一个当金兵五个吗？何况宋理宗还一下子大步跃进到再削减掉60%的兵力，还要既要抢占要地攻城夺地，又要建设防线巩固河防，还是在刚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地区。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宋理宗的智商水平。
而朝中大臣们，包括奉命出征的高级将领如赵范赵葵们，也欣然受命，一片狂热的主战气氛，不知当时的老天，是否有因此下场雨为之垂泪？
当时宋朝有个大臣，名字我忘了，曾经反对过出兵，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他的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是去打金国那样立国已久的国家，那么由于国与国之间长期战争的存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非常正常，双方就容易于边境战争之后重开谈判，那么胜利一方就可以从这样的边境冲突事件中获得土地，然后是否能够守住这块土地，是否能够消化这块土地，就要看占领一方的政策了，只要处理得好，一点点蚕食对方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蒙古是刚立国的国家，气势正盛，尚没有利益观念，而是耻辱观念，跟立国已久的金国大不一样，即使是边境的小冲突轻轻地打他们一下，他们也不会当作是边境领土争端的战争，而是会当作是民族的耻辱，那么一旦开战，即使对我们不利，想要再停战也是不可能被他们接受的，只能打到一方倒下，所以除非宋朝一开始便准备好直捣大漠消灭蒙古，否则试图据黄河之险以自保，慢慢消化中原是不现实的。当然，没人听他的。
总之，1234年的六月十二日，全子才率淮西兵从庐州出发，六天后从寿州渡过淮河，正式进入蒙古势力。并且，也就真正见识到中原千里无鸡鸣的残状。
南宋人口最多的时候尚且有五千多万，而这不过是半个中国，中原繁华之地人口本来比南方要多许多，虽然金国遭受的战乱也不少，但保守估计，当成吉思汗开始进攻金朝的时候，中国北方的人口至少也该有四千万，甚至不止。比如繁华的汴京开封，本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在三峰山之战后被蒙古兵第一次包围，城中饥荒并且闹瘟疫，当蒙古军攻城不下撤围后，汴京军民才敢开城门出来活动，结果几天之内，运出汴京城的饿死病死的尸体就达到一百多万具。等到端平入洛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35年，为了征兵打南宋，蒙古对中国北方进行人口统计，结果原来的金朝疆域内，也就是中原、华北、东北三地的所有民族加起来，只有九百万人口，人口的锐减如此之多，固然有战乱和金人全民皆兵的抗蒙的因素，蒙古的野蛮屠杀更是最重大的原因，中原残破到如此程度，想来就让人心痛。
渡过淮河之后，全子才军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蒙城，城中居民只有数十人，二十二日到城父，城父本是大城，在北宋时号称小东京（宋朝的东京就是汴京，就是开封），此时全城不是废墟还立着的，只有十余处民居。二十四日，全子才军到达毫州，毫州残破到只有七名士兵守城，一见宋军便投降了，这是宋军端平入洛的第一个战果。
当时蒙古的大军已经退回黄河以北避暑，在黄河南边的只有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速不台与塔察儿听知宋军北进后，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故意示宋军以弱，以引诱宋军深入。临撤过黄河之前，把黄河南岸的河堤掘开，放黄河水淹没黄河到淮河一带。
当时黄河南岸的河堤叫寸金堤，单从这个名字，就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寸金堤的被毁坏，使黄河水奔腾直下直到淮河，大片的土地变成水泽沼泽，严重地干扰了宋军的行军，全子才军后面的行程是在水中前进的，许多地方水深到腰部，一些地方甚至涨到宋军士兵的脖子高。全子才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于七月初二到达汴京城东扎营。
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机发动兵变，击杀汴京守将崔立。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蒙古仍然用他来守汴京。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这时候由于战乱屠杀和蒙古人强迫百姓迁往可控制地区，这个原先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北宋和金国的首都，能够出来投降宋军的，只有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 公元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大宋的旗帜在倒下一百零七年五个月整之后，再次在汴京城上飘扬，只是汴京已经不是当年的汴京了。
十五天之后，第二梯队的赵葵率淮东兵五万也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收复汴京的消息传回南宋，整个南宋的朝廷几乎都沸腾了，到处是一片贺喜之声，宋理宗迫不及待地给官员们升官，统帅赵范进封东京留守，前线总指挥赵葵进封南京留守，全子才进封西京留守。宋理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坐镇后方的赵范快点去汴京，要赵葵和全子才快点把南京归德和西京洛阳都收复了。
但是，寸金堤的被毁，使的两淮到中原的路都成了水乡泽国，南宋的后勤粮食补给本来就很有问题，给这么一打击，几乎完全中断，必须靠人拉肩扛，穿过千里河水泛滥区，迂回绕大圈，才能送到汴京城一点点，而前方占领的汴京等城市又是如此残破，当地居民连自足都有问题，更不用说余粮来提供给南宋军队，就算有余粮，以汴京城剩下的千余家居民，能提供六万宋军的粮食吗？
所以全子才虽然于七月初五就占领了汴京，却一直无法展开军事行动，一直等到十五天后赵葵军到达。
赵葵到了汴京，便指责全子才没有继续西进攻取洛阳，求功心切的赵葵全然不顾全子才的理由----宋军缺粮，并且也忽视这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抢占潼关，他命令在汴京的六万宋军每人只带5天干粮，然后直趋洛阳。然而这时候的汴京，粮食连分给每个宋军每人5天干粮都不够。
最后，赵葵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一面派人去催军粮，一面把汴京的军粮先集中给部分兵力，让这部分兵力分到5天的粮食分量，而后让这部分兵力先直扑洛阳。而其他留在汴京的部队，等军粮运到汴京后，也照这样实行----先满足部分部队的粮食分配，然后这部分已经满足的军队便马上出发前往洛阳。于是，宋军前往洛阳的军队，便变成了分批投入，给了蒙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并且，由于赵葵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他解除了全子才的指挥权，改而任命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实际掌握前锋部队的指挥权，全子才被留在汴京，而前锋部队共1万3千人，是由四支部队拼凑起来，每支都只有数千人，而且彼此之间互不管辖，不设前锋大将，以方便让徐敏子全权指挥。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2队在得到军粮后前进去洛阳。
宋军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赵葵却仍然强行命令各军出发。
不得以之下，徐敏子命令前锋所部的1万3千宋军，把5日军粮留作7日来食用，于七月二十一日，也即赵葵到达汴京的第二天起程前往洛阳。
回过头来看蒙军。在听知南宋北伐之后，速不台与塔察儿便率军放弃洛阳渡过黄河到达黄河以北，但是在洛阳、孟津、潼关等大片地方却留下不少的蒙古骑兵哨骑侦察宋军动向，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后，塔察儿命令部将刘亨安率蒙古骑兵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并准备在故意放过宋军第一梯队进入洛阳城后，才突袭宋军第二梯队，把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然后再各个击破。
七月二十六日晚，宋军前锋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200宋军抵达洛阳，洛阳居民上千人登上城墙欢迎宋军收复西京洛阳。
七月二十七日，宋军进入洛阳。
七月二十八日，宋军前锋1万3千人全部进入洛阳城。同日，把5日军粮分成8天吃的宋军粮尽，而洛阳残破无法补给。
七月二十九日，洛阳城中的宋兵采食野菜，同日，第2梯队杨义的1万5千兵到达洛阳东边的龙门，进入蒙古军的包围圈，迎接他们的是蒙古的骑兵。
杨义统帅的宋兵，以***兵为主，尚不知道进入埋伏，刚好在龙门休息煮饭，于是蒙古伏兵尽起，宋军大乱，淹死在洛河中的不计其数，剩下的也被蒙军在后面追杀，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前锋因为在那时往前探路躲过埋伏，逃到洛阳城中。
龙门宋军的失败，使得洛阳宋军的士气大跌。蒙军趁机逼近洛阳，前锋到洛阳城下扎寨。洛阳的宋军既无园也无粮，于是宋军就试图回师汴京，趁着蒙军主力未到，洛阳的宋军一面袭击蒙军前锋掩护宋军主力的行动，一面于八月初一渡过洛河，背水列阵。
在八月初一里，蒙军多次冲击宋军阵势，都被宋军击退。八月初二，蒙军以步兵执盾牌前进，把宋军的阵势切断成三部分，宋军奋勇还击，再次击退蒙军的攻势，但这个时候的宋军已经断粮四天了。
在东进无望之下，徐敏子认为东面蒙军是主力，不如转而向南突围，于是率宋军向南方突围。蒙军知道宋军突围后，以骑兵在后面追杀，结果宋军的大多数，都死在逃跑的路上，一批战将几乎全部战死，最后只有徐敏子带同300步兵，吃了9天树叶树皮之类的东西，最终幸运从小路逃生。
在知道洛阳兵败之后，赵葵和全子才等率汴京的宋军仓惶撤退，蒙军重新占领汴京，端平入洛到此完全失败。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得宋朝积累起来的一点实力也完全丧失，特别是两淮，征用了许多民夫千辛万苦往前线运物资，刚运到就不得不仓皇撤退，不但丢了大量物资，军民加起来也死伤了十余万，基本上暂时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为了追究战败责任，史嵩之辞官，赵葵、全子才都被外放去当小官，徐敏子等都被放罢，赵范因为在出兵后反过来反对自己的计划，停留在后方不肯进兵而没有被牵连到。宋理宗自己也下了罪己诏，大骂自己寡德，皇室的威望荡然无存。
同时，为了弥补端平入洛造成的物资损失，南宋在江南地区加收税收，增加了原本的丁税，在田税之外加收"加耗"，甚至裁减官员俸禄，把原本封建时代不用纳税的读书人和僧尼等，都强迫征税，弄得两浙福建两广一带社会动荡。
端平之役之后，蒙古派了使臣来责问南宋，同时要求南宋把原先给金朝的岁贡转给蒙古，南宋因自己也是宋蒙联军灭金的成员，拒绝了蒙古之一要求，于是宋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宋朝也下令前线备战，这也是南宋在江南增收赋税，却没有怎么增加两淮一带到四川这线前线的原因之一。
端平入洛失败之后，双方都积极备战，南宋以孟珙出任襄阳兼镇北都统制，招募蒙金战乱前后逃难来到南宋的中原勇士组成镇北军加强荆襄地区的防御，在两淮开挖渠道和河网沟渠，以利用江淮水网地利抵抗蒙古骑兵，同时增兵四川。
而蒙古也统计原金国人口，抽调十分之一当兵，与原先投降依附蒙古的各路汉军合编。同时抽调蒙古十分之二的人当兵，其中一半后来参加拔都与速不台等指挥的蒙古二次西征，一半准备南下攻宋。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宋蒙战争无论从哪方都可以明显划分为三大战区，在南宋这边，分别是长江下游与淮河之间的淮西制置使、淮东制置使辖区的两淮战区，长江中游汉水流域襄樊一带的京湖制置使辖区的荆襄战区，长江上游的四川制置使辖区的四川战区。而在蒙古这边，通常是对应着东路军、中路军、西路军。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春，窝阔台分兵三路南下攻宋，开始了窝阔台攻宋时期。这三路分别是，东路由大将阿术鲁指挥，以汉军大军阀张荣为先锋，重点进攻淮河徐州。中路由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指挥，重点进攻襄樊。西路由窝阔台的第二子阔端指挥，进攻汉中巴蜀。
我们先来看看四川战场，在窝阔台侵宋阶段，四川战场的重要性最大。这是由于中原一带的残破，对蒙古的进攻也造成困难，致使蒙古东路无法直接进攻两淮，而荆襄的江河也制约了蒙古的行动，因此最有利于蒙古进攻的就是四川战场，只要进入四川盆地，那蒙古骑兵就有了发挥的地方。而金朝灭亡之后，部分残余兵力龟缩到汉中以北的秦岭山区，蒙古也认为需要先消除这些残余兵力。而且，自从南宋立国之后，四川就成了南宋的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四川当时作为天府之国，对南宋军事经济的支柱作用非常明显，蒙古意图先残破四川断了南宋的一个大基地。残破，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四川在长江上游，一直以来，北方对南方的征服，多数是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所以很多次北方王朝平定南方，都是先平定四川，四川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要征服南方，同样也要先征服四川。
原本的金朝就曾经多次越过秦岭南犯，所以南宋在秦岭一带也有重点防御，在宋金一百多年的边界战争中，宋朝建设了以三大关为主的防御阵地，分别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其中仙人关最重要，是整个防御的中枢。为了加强三关的防御，南宋在三关之外，又设置了五个州级行政机构和驻军作为外围屏蔽和必要时舍车保帅保护三关的肉盾。分别是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并把十大御前诸军的四支部署在这里，其指挥调度大权由衙门在成都的四川安抚制置使控制。当时的制置使是赵彦呐。
在端平入洛的28年前，四川宋将吴曦叛，吴曦本来是抗金名将吴玠吴璘的后代，袭职镇守四川，但是因为南宋朝廷缺乏对统兵大将的如同北宋时期那样的控制，抗金名将的军队包括岳飞等都有逐步私人化的趋势。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处于长江下游，朝廷还好控制，最终兵权被收回。长江中游的岳飞不但兵权被收回，而且和手下的岳云张宪等还被处决掉。而长江上游的吴氏兄弟势力，由于朝廷的鞭长莫及以及出于安抚的需要，就还保留有私人军队的一些性质，到了吴曦这代意图在四川独立建立割据王国，在被南宋朝廷发现并开始调兵准备镇压时，叛宋联金，勾结金兵大举入川，这是发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那一年的事。虽然后来吴曦之乱被平定，但是边关的防御情况大不如前，将以残破的姿态来迎接蒙古军的进攻。
端平入洛之后，蒙古军就开始在凤翔一带屯田，把秦岭北一带建设成南下四川的大基地。
1235年八月，塔海率蒙军进攻四川，三关之外的阶州、成州、凤州都被攻破，蒙古军逼近沔州。沔州是十大御前诸军之一沔戎司的驻地，是进入四川的一个险要，但是在蒙军攻势面前，许多人都纷纷逃跑，只有知沔州的高稼坚持不能放弃沔州，否则四川的战事就对南宋不利。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起初支持高稼，并表示要与高稼一起死守沔州，并在沔州依山为阻布置疑兵，意图阻止蒙军。但是随着蒙军的逼近，赵彦呐临阵撤走，宋军也一溃而散，沔州于是被蒙军占领，高稼被俘不屈而死。
赵彦呐撤走之后，又想率兵侧击蒙军，于是率宋军往前移动，结果被蒙军包围，与后方失去联系。一时间四川的军心不稳。
十大御前诸军之一的利戎司在蒙军攻略关外阶州、成州时已经被击败，统制（月皮）庆战死。这时，另一御前诸军的沔戎司都统和彦威又领兵2万向后方溃逃。幸亏另一御前诸军利戎司都统曹友闻率军奋战，才把赵彦呐救出来，退保阳平关。赵彦呐也指挥其他宋兵堵住入川的各个隘口。于是蒙军以步骑万余人猛攻阳平关，曹友闻率军死战，喋血十余里，击退了蒙军的进攻。并趁势转入进攻，收复仙人关。
十月，阔端亲率大军进攻川陕边的金国残部，金将汪世显率民十余万，兵数万向阔端投降，并被任命为南下先锋。汪世显与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有不错的关系，对于四川边防的情况非常熟，联结了回回、西夏等川边十八族作为内应，他的投降对蒙军攻四川的实力有极大的提高。
第二年，公元1236年八月，阔端亲率大军从陕西南部入大散关，以汪世显为先锋，塔海为元帅，联结西夏、女真、吐蕃、回回等族，号称五十万大军大举攻蜀。驻四川的四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一支，驻兴元（今汉中）的兴元戎司战败溃散，都统李显忠（与抗金的李显忠同名不同人）等战死。蒙军意图沿古栈道从兴元南下。此时南宋在四川的最后一支野战部队，利戎司曹友闻部还在仙人关一线防御甘南川西的方向。
赵彦呐急调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的曹友闻前往大安（今陕西宁强）防御，曹友闻认为大安地区利于骑兵冲杀，不利宋军，不如仍守仙人关，威胁蒙军侧后，使蒙军不敢深入。但赵彦呐仍然一日七道命令要求曹友闻守大安，于是曹友闻只好率兵转移。
曹友闻知道大安无险可守，于是派他的弟弟曹万等率宋军万人先入鸡冠隘，因为鸡冠隘无水无粮，于是约定让曹万坚守五天，诈败引蒙军来攻，而后以两声鼓为信号，曹友闻军从蒙军背后杀来，两面夹击蒙军。
九月二十一日，曹友闻率精兵七千余人潜入敌后设伏。二十二日蒙军攻抵鸡冠隘，曹万率军于鸡冠隘击败蒙军，但当天晚上被蒙军包围于鸡冠隘内。二十七日，曹友闻率军从后扑向蒙军，不幸路上遭遇暴雨，人马困乏。当天夜里，曹友闻军到达蒙军背后杀入蒙军营地，曹万军出关接应，杀到二十八日天亮破蒙军数十营。蒙军统帅阔端差点弃营而走，但刚好汪世显在大安击败远道从今天贵州地区赶来增援的思州、播州宋军，率军赶到，于是蒙古军分成多队轮流作战。而宋军激战已久，又是寡不敌众，体力严重下降，曹友闻中箭战死于关隘之下，曹万率宋军残部500人退入鸡冠隘。由于城中无粮，外无援兵，曹万等不得不在二十九日突围，转战到龙门洞附近全军战死。
曹友闻战死后，四川已经再没有一支能作战的正规主力野战部队了。
曹友闻战死后，赵彦呐退保剑门，四川边防的残军跟着也纷纷溃逃，于是赵彦呐又退江油。在这股撤退风气的影响下，四川内地的许多官员兵将也跟着溃逃，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政*府官员了。
赵彦呐又派刘太尉（太尉是他的名）守利州，派王连守剑门关，防备蒙军从汉中南下。于是阔端决定趁虚南下，针对宋军的防御，派宗王末哥率兵从阴平绕过剑阁直趋成都。这完全就是当年三国时姜维守剑阁敌钟会大军，而邓艾率军从阴平小路直趋成都的再版。
末哥早在几个月前，已经率兵进入吐蕃境内，逼降了吐蕃接近宋境的十八个羌族。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从黄帝时期起就是羌人的势力，有人说周族也是羌人的一个部落，这个难说，但姜子牙的姜姓部落，明显与羌族有关，因为姜从羊旁，而羌也从羊旁，羌人正是养羊的高手。后来西汉东汉，羌人时叛时降，前后有几十万汉军死在与羌人的作战上，到了三国时期，韩遂马腾等都跟羌人有极大的联系，马超就是因为得到羌人的支持才能有那么大的声势。后来羌人开始统一，上百个部落的联合就是唐宋时的吐蕃，而吐蕃也促进了羌人的联合，羌人要不就融入藏族，要不就融入汉族，当然也有南迁成为川边其他民族的。但是在唐宋时期，边境地区的羌人，仍然是以许多部族的形式存在，统称吐蕃诸部。在汉族的周围民族中，与汉族血缘关系最近的也就是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人。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人种上同属东亚支。但是发展历程的不同，造成今天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于是末哥率军往西绕过剑阁，进攻文州，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蒙古军没能攻下，当年邓艾越过的摩天岭阴平古道就在文州之南，文州的坚守，使蒙军无法安然从阴平古道南下，为了早日到达成都，末哥弃文州，率军更向西行，越出岷山之外，深入藏区草地，再杀回川中，到达绵竹、汉州（今四川广汉）。
与此同时，十月一日，阔端亲率大军攻剑阁，土波思族将赵阿哥潘率先登城，破朝天关，于嘉陵江上夺宋船数百。接着，十月七日蒙军攻破利州，生擒刘太尉。当天，蒙军千户郝和尚拔都率十二精兵夜袭剑门关，破王连部宋军，攻占了剑门关。如此，剑阁天险在七天之内全部失陷。阔端分兵推进，亲率主力向成都逼近。十月十八日，蒙古前锋三百骑自成都北门驷马桥突入成都。
成都升平太久，而之前驻军有被赵彦呐调走，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原先跟赵彦呐有矛盾，这时赵彦呐一直撤退到夔门（今重庆奉节），已经进入三峡地区了，而弃成都于不顾。丁黼手里只有400牌手和300衙役，到十月十七日也就是蒙古军进入成都的前一天才知道蒙军攻破剑阁。而成都的居民还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大败失守，于是当蒙军前锋进城时还在道路两边围观。等到发现是蒙古军时，成都居民奋起抵抗，以桌椅等物构筑街垒阻挡蒙军骑兵，以木棍菜刀当武器，与蒙军巷战，城中一片混乱。丁黼拒绝幕僚的逃跑建议，先后三次出城与蒙军交战，但是兵力过少而全部失败。十九日，阔端大军到达成都城外，丁黼试图做最后一击，带了仅剩的宋兵出城袭寨，但蒙军势大，在与蒙军的巷战中，最终被蒙军射死在成都城西南。
丁黼是宋蒙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高级官员，他死后，部下王翊继续组织居民抗蒙，直到十月二十六日，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城陷落。
成都被攻陷之后，一来原先南宋对四川的防御就重边关不重内地，二来前线军队要不就战败，要不就溃逃如赵彦呐之流，于是整个四川盆地就裸露在蒙古的铁蹄之下。阔端分兵四处残破四川，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不能避免，只有三峡地区的夔州，以及其他部分地区如泸州、合州等免于兵祸。四川六十州，有五十四州被残破，全四川的军民死了十分之七八。川东一直到重庆、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等都被屠戮。单单成都一城，后来宋军收复成都，在城中就收埋尸骨一百四十万具。大片的良田成了野草丛生之地。四川本来是南宋的一个重要财源和粮仓基地，但在兵火破坏之下，加上四川制置司、制总司、漕运司等各衙门各地方的仓库库存被毁，从此之后反而变成要靠南宋从下游运粮食军饷过来，否则就财竭兵饥。单靠江南的收入，要维持可以，要累积物资去进攻就很难了，随着四川的被残破，从此，宋朝也就丧失了战略上进攻的一切可能。
此时，传来消息，中路蒙军主帅，阔端的弟弟阔出病死。所以阔端认为反正目的已经达到，没有中路军的配合，蒙军也不可能攻破夔州，便引兵退回北方。撤退之时，又再次围攻文州，曾阻挡末哥军从摩天岭南下的文州，这次粮尽援绝，最终城破被屠。
阔端留下两支部队，一支驻扎在兴元（今汉中），准备把兴元发展成南下的基地。一支驻扎在沔州，扼住交通，并且随时准备南侵。阔端认为，蒙古的实力还不够占领四川，只能跟攻金的前期一样，时不时地进攻四川，不给四川以喘息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停地残破四川，不停地在四川消耗南宋的援兵，最终让南宋虚弱下去。
现在再来看看这两年的荆襄战场。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初年岳飞北伐收复荆襄，由于襄阳等地历年兵祸，难以补给，岳飞军主力还是驻扎在鄂州，以鄂州为基地。当时南宋在长江中游的三支御前诸军共有八万四千人，其中驻扎在鄂州的就有五万两千，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和襄阳府两地加起来也没有鄂州多。
当然，岳飞也知道襄阳的重要，所以他对襄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工程，要把襄阳建设成北伐的基地。在岳飞的经营下，襄阳开始具备了后来的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军事重镇。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就把制置司衙门前移到了襄阳。而后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而唐州与邓州就是襄阳的外围阵地。
宋蒙战争开始的时候，南宋朝廷想利用赵方在镇守襄阳时留下的威望，于是让赵方的儿子，本该对端平入洛失败承担责任的赵范来当荆湖制置大使。
当时的襄阳地区，有神劲军、促捷军、忠义军、虎翼军、突骑军等新军。宋将孟忠政招募强壮组成忠顺军，后来他儿子孟珙也招募精壮组成忠卫军，也称镇北军。这些什么xx军跟南宋的编制一样，只是他们不属于御前诸军，但是如同御前诸军比如在四川战场的利戎司利州军、沔戎司沔州军一样，是军队的名号，他们的统兵官也同样叫xx军都统。当然性质比御前诸军要私人化。
1235年七月，蒙古军进逼唐州。唐州是襄阳的前线，也是南宋的前线，在宋金交战时代，经常要负担出击宋军的补给地，因此在唐州有南宋的器械基地，屯积有许多攻城器械和其他物资。但是当蒙古军进逼唐州的时候，戍守唐州的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他虽被贬，但马上又被赵范起用，并且实际上比端平入洛之前升了官了）趁夜里弃军而逃，导致宋军不战而溃，作战物资全部落入蒙军手里。
九月，蒙军攻邓州。邓州守将赵祥原本是金国人，在金国末年率数千人来归附宋朝，赵范来襄阳后，对这些北方来的人非常怀疑，克扣他们的军饷，并且想将他们全部坑杀，后来被大将江海劝阻才作罢。但是疑心并没有消除，所以仍然把赵祥部队调离襄阳，却派到邓州前线去，然后自己又不放心，于是又派人去监军，由于怕监军之人也跟赵祥串通，所以派去的是跟赵祥一直有矛盾的呼延实。呼延实便利用监军之职压迫赵祥的部队，几次搞得部队差点哗变。现在蒙军一来，新仇旧恨一起爆发，赵祥便在士兵们的支持下，擒了呼延实献城投降。于是荆襄地区的门户大开，蒙军长驱直入。
接着，蒙古以主力进攻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至十月底，终因没有外援，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
于是蒙古就移兵进攻襄阳。
襄阳城高池深，蒙军一时无法进攻，于是在设计颠覆宋军船只之后，除留下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外，便移师进攻随州、郢州。
随州被围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幸亏宋将高世英带兵支援，突破蒙军包围进入城中增强守城兵力。高世英在突破时身中数箭，进城后重伤而死，但随州终于守住。
郢州城坚兵多，而且是南宋的一个水军基地，但是水军过于自恃，蒙将塔思以五百死士乘木筏吸引宋军接近，而后以蒙军夹江射箭，南宋水军大败。不过郢州城非常坚固，蒙古无法攻城也只好退去。
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从汉江流域到长江以北许多地方都被蒙军破坏。
1236年二月，蒙军开始进攻江陵城，宋将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蒙军之所以不敢放手围攻江陵等地，是怕襄阳守军出城袭击蒙军后路。而襄阳假如失守，江陵等地就危险了。所以当时襄阳是双方的关键，南宋朝廷命魏了翁沿江督视兵马救援襄阳，魏了翁会同数路宋兵星夜沿江西上。而蒙军主力也不得不从江陵回师准备强攻襄阳。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里，赵范却还在朝夕酣狎，寻欢作乐。他以王旻、李伯渊等人为心腹。王旻经他同意，招收原驻黄州的克敌军残部四千余人重组克敌军。赵范又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抓拿奸细，弄得襄阳人心惶惶。等到蒙军真的到了襄阳城下，由于襄阳关城门已久，又不是事先通知城里居民的，城里没有什么柴草粮食积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仍旧饮酒作乐。
1236年春，原驻镇江的李虎的无敌军奉命带兵到达襄阳增援，进城之后却与王旻的克敌军闹起了矛盾。赵范偏袒王旻，却又不想法平息军中不满，结果二月二十三日，无敌军兵变杀死王旻，而赵范不思平息，却反而转而偏袒无敌军，下令全城见克敌军就斩，一时间城里混乱，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克敌军成了围剿对象，便也就四处劫掠百姓，干脆为匪。而城中的混乱也就演变成南军与北军的冲突，南军指的是原南宋的军队，北军指的是原来南宋以北，在金末战乱时逃难或归附或投降而来的军民。此时北军几乎要兵变，赵范无法控制，便同李虎等4人偷偷离开襄阳逃往后方。于是李伯渊等率北军献襄阳城投降蒙军。襄阳自岳飞收复以来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城里的大量积存包括24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等仓库的金银盐等，比成都更彻底的全部落入蒙军手里。蒙军拆毁襄阳城防，焚毁襄阳城，把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地盘的洛阳地区。从此，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后移到江陵。南宋又丧失了以襄阳为基地北伐的可能。
襄阳的失陷，给宋军造成极大的打击。襄阳一失守，就必然意味着蒙军可以长驱直达长江，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坚守，于是前面坚守的随州、郢州、荆门等地的宋军，都往后撤退，只有复州守将施子仁战死复州。蒙军的兵锋再次指向江陵。
南宋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命他派人救援江陵。于是史嵩之命孟珙为主将救援江陵。孟珙本在襄阳，但是在蒙古南侵前被调离襄阳到朝廷当文官，他一手招募的忠卫军也被赵范分给李伯渊掌管，并在襄阳之乱中随李伯渊投降了蒙军。因此此时的孟珙，手下只有一批亲信将领如张顺等，而几乎没有什么兵力。
但孟珙侦知蒙军在枝江准备造船渡江，于是带兵在江面上变易旗号，往返循环，夜里就点明火炬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率军队多次出击蒙军，前后破蒙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加上当年十月，蒙军中路主帅阔出病死军中，最终终于迫使蒙军不得不退兵。扭转了长江中游的不利局面。
当中路蒙军在攻略荆襄的时候，东路蒙军也经由荆襄侧击两淮。当时由于淮河以北残破，蒙军东路进攻也不能直接进攻两淮，而要随同中路军一起南下，然后才从荆襄地区攻击两淮，并且两路互相掩护侧翼。于是当中路蒙军占领唐州邓州之后，东路军便从唐州邓州出发，进攻淮西地区。
两淮的防务，一直以来，对于偏安南方的王朝来说，长江是最后的防线，而淮河是长江的防线，因此守江必守淮，失淮则失江。所以南宋朝廷对两淮是非常重视的。虽然端平入洛之败，使两淮兵力大受损失，但到蒙古进攻时，根据魏了蓊的奏章，两淮地区仍有官军、民兵共二十五万。不过其中只有近十万的正规军，分别驻扎在两淮前线的淮东的扬州、真州（今江苏征仪）、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等地和淮西的和州、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
而在两淮兵力的后面，沿江布置的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三支，建康都统司五万兵、池州都统司一万两千兵、镇江都统司四万七千兵作为战略后备部队，哪里危急派往哪里。
1235年，蒙军从荆襄来攻淮西，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将德尚投降，并为蒙军前导，导引蒙军攻略淮西。第二年，蒙军继续进攻两淮，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潜山）、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都弃城逃走。淮西将吕文信、杜林等率溃兵数万叛宋。在叛军的导引下，蒙古军进占六安、霍丘等地。口温不花遣部将察罕率军攻真州，宋真州知州丘岳力挫攻城蒙军，并乘胜出击，考虑到蒙军人多，丘岳在城外设3道伏兵，并于西城置炮。等到蒙军再次进攻时，宋伏兵突起，炮石俱发，将蒙军击退。随后，丘岳又招募勇士袭击蒙军营垒，加上中路蒙军已经开始撤兵，东路蒙军也不得不退出两淮地区。
此次蒙军进攻，由于种种原因，蒙军呈现西强东弱的景象，蒙军对两淮的进攻虽然不猛烈，但是却借由此次进攻，撕开两淮防线。从此，蒙军对两淮的攻击，可以直接进行，而不怕受到荆襄宋军从侧翼的威胁。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战局里，就变成两淮战区蒙古主攻南宋主守、荆襄战区南宋主攻蒙古主守、四川战区互有攻守了。
我们仍然采用分年段再分地区来讲，因此接着上面的1235-1236战局之后，接下来的是1237-1241年战局。仍然先从四川战场看起。
这段时间的四川战场，主要是蒙军袭扰四川，执行继续残破四川的战略，而宋军主要是恢复和巩固防线。在这阶段的宋蒙战争中并不突出。其中主要的战斗有以下这些。
1237年春，汪世显率蒙古骑兵，趁元宵灯节，突袭武信（今遂宁）。将四川总领财赋存在城里的府库钱粮劫掠一空，附近的资州、普州、嘉定府（今乐山）也遭到蹂躏。
1237年六月，蒙将郝和尚拔都从大巴山小道攻袭夔州，夔州安抚使卢普逃遁，统制杨福兴战死。郝和尚拔都以勇士七人乘舟驰于长江之上，因水军兵力不足，未敢过江，但前锋曾沿江远至巫山。
1238年冬，蒙军进入川西寻求宋军决战，与四川制置使王履正部激战，宋军都统张珍战死。蒙军深入川边，直到渡过大渡河宋朝国境之外。
1239年秋，蒙军再次大规模入侵四川，主力攻掠川东，号称八十万大军，其中汪世显攻万州，宋军退到江南防御，汪世显假装要渡江强攻，使得宋军把注意力放到万州，汪世显却趁夜率军于上游渡江，从长江南岸袭击宋军，宋军大败。汪世显又马不停蹄地率军顺江而下，袭击攻取了号称西南咽喉的夔州，并于瞿塘峡击败宋朝水军，俘虏宋军战船千余艘，顺流出巫峡，一时间南宋震动。
南宋朝廷急命孟珙率荆襄军援川，孟珙命令弟弟孟瑛守松滋（今湖南松滋），弟弟孟璋守澧州（今湖南澧县），自率大军逆江推进，裨将刘义于巴东清平村组织拦击，大败蒙军。与此同时，孟珙的哥哥，湖北安抚副使孟璟也率宋军在大垭寨击退蒙军汪世显部。孟珙乘胜进军收复夔州。蒙军见宋军防御严密，只能再次退出四川。
但由这一战，可以看出蒙军已经开始发展蒙古水军。南宋的江防面临挑战。
1241年，新任的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招集流散百姓重建成都城，自称百万之众，向蒙古军下战书求战。十月，蒙军都元帅塔海率蒙军攻四川，陈隆之禁闭城门，试图以城墙来抵御蒙军。但是，十二日晚，守将田世显开北门投降蒙军，蒙军杀入成都城内，俘虏陈隆之。陈隆之被押赴汉州，蒙军命他招渝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在城下呼吁王夔坚守，终被杀害。王夔驱赶火牛为前锋突围。此次蒙军进攻，再破成都、汉州等城，蒙军对南宋军民进行搜杀，好不容易聚集起来重建家园的南宋军民伤亡惨重，史称西州之祸。
孟珙之所以能在前面我们说到的四川战场里从荆襄赶去四川救援，是因为当时的荆襄战场得到明显的改善。
1236年襄阳兵变以后，李伯渊率众投降，襄阳城被焚劫成为废墟，居民也全部被蒙古强迫迁徙到洛阳地区。因此，蒙古也没有在襄阳留下多少军队，只是派游显在襄阳一带准备一些大军南下的准备工作。在此情况下，孟珙便积极谋求收复襄阳。
1238年，蒙军集中主力进攻两淮战场，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便积极谋求进兵。他深知要收复襄阳，一定要先收复郢州，于是便上书朝廷报告了他的作战计划。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
这一年里，在宋军发动的反攻当中，宋将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1239年初曹文镛收复信阳。
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均放弃襄阳的空虚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刘廷美的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宋将刘全收复樊城。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
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于是，当1239年蒙军进攻川东，兵出三峡的时候，荆襄地区的宋军才能马上给予迎击，并收复三峡险要。
在宋军收复荆襄的同时，蒙军对两淮地区的进攻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为了给进攻两淮地区的蒙军提供补给物资，汉军四大军阀之一的蒙军大将张柔在河南地区经营蒙军的攻宋基地。招集军民屯田，同时积聚粮草物资，建造战舰。
1240年初，盂珙通过收集情报，探知蒙古军队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县）积聚造船木材。于是便决定出兵骚扰，抢先对蒙军发动攻击，破坏蒙古的攻势准备。
盂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军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将蒙军的粮仓和军用物资仓库全部烧毁。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
说起来，孟珙不但父子兄弟都是良将，而且善于发现与提拔良将，上面说到的王坚、刘整，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将领，再往后，孟珙还提拔了一个叫李庭芝的青年，李庭芝后来是两淮地区的宋军主帅，并且孤军坚守两淮，直到宋朝被灭亡之后。而孟珙的对手张柔，以及张柔的儿子们如崖山灭宋的张弘范，也是当时的名将，单单这孟系与张系两系战将之间的较量，就足够写出许多的故事来。
这几年里的两淮战场，双方恶斗不断。如前所说，两淮是南宋朝廷最重视的战区，失淮就失江，两淮地区的兵力也是三个战区里最多的。
早在1237年，张柔便引军入宋境，为蒙古军队南侵开路。张柔只带了20骑，突袭夺下九里关（今在湖北孝感），面对宋军大军的围困，又身先士卒突围而出，率军抵达曹武（今湖北京山），以曹武为基地，既可拦阻宋军的通道，又能为蒙军开拓通道。张柔接着就以曹武为基地，四出袭扰宋军，破宋军屯所二十余个，并出兵攻占了以大洪山寨为首的一批宋军寨堡。当张柔引兵外出时，宋军趁机来攻击曹武，张柔闻讯后迅速赶回，再次击败宋军，并趁势再攻破宋军屯所三十余个，俘获战船千余艘。
张柔的攻掠，替蒙军入侵淮西扫清了道路，1237年十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率蒙军大军南下，抵达光州（今河南潢州）。南宋朝廷急令安丰、寿春两地抽调精兵五千增援光州，同时命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率兵从荆襄战场的鄂州增援光州，命沿江制置使陈（韦华）从建康率兵前移到和州（今安徽马鞍山）准备增援，命淮东制置使赵葵从扬州调兵准备夹击蒙军于光州城下。
光州被小黄河分成南北两部分，城防也相应地分成北城与南城。本来该是防御的好地方。可惜，在蒙军的围攻下，十一月，南城的守将段用、董师俊率先投降，南城失陷。随后，蒙军集中主力攻北城，汉军四大军阀的史天泽、张柔都亲率兵赶到光州城下参与攻城，并率先攻破北城外城，之后由不间断地发起猛攻，把内城也攻破。在内城被攻破同时，守光州的宋将董尧臣、黄舜卿也向蒙军投降。光州失陷。
光州的失陷，使淮西门户大开，南宋朝廷以失职误事罪罢免了沿江制置使陈（韦华）及其他一批将领。
但无论如何处置，淮西门户已开，蒙军以光州为基地，兵分四路深入淮西。口温不花亲率主力向南挺进，意图攻取黄州，直逼长江。塔思率部向东南推进策应口温不花。史天泽率部向西南推进攻打复州。另以一路进逼合肥地区的淮西腹心地带。
史天泽对复州（今湖北天门）的攻击，一开始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宋军以船只三千艘围成栅栏，但是史天泽亲率四十精兵突破了宋军的栅栏，于是复州向蒙军投降。
口温不花率兵向南推进，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守臣相继逃跑，于是蒙军得以将俘获的光、蕲、舒三州的攻城器具用于围攻黄州。
黄州的旁边有个大湖，宋军集中水军在这里布置防线。口温不花派张柔发动进攻，大败宋军，俘获宋军大小船只一万艘。张柔从中选取十分之一为蒙军使用，顺水而下包围黄州。
黄州守军出城迎战蒙军失败，只好退入城中坚守。南宋朝廷再次急令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组织救援，史嵩之派当时还只是荆鄂都统的孟珙前去支援黄州。孟珙部队于是乘船进入黄州支援。由于当时孟珙在对蒙战场上已经小有名气，黄州的居民听知孟珙来援时，都欢呼说，我们的父亲来了，我们可以获胜了。
蒙军首先想利用俘获的宋军船只，绕过黄州抢渡长江，于是战争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同鼎、葛怀率领南宋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南宋水军奋勇作战，突破蒙军水军的阵势，打乱了蒙军水军的部署，迫使蒙军水军退缩在长江北岸。同鼎又率领水军乘风直逼北岸，再次击败蒙古水军，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使蒙古水军渡江计划完全破产。
于是蒙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织敢死队，经过奋战又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
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参与攻打黄州城，连续不停地组织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军的攻城之势，经过暗中准备之后，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利用蒙军攻城多日的疲惫和大意突袭蒙军。
突袭出于蒙军的意料之外，其中的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军营盘大乱，军心动摇，在重整之前无法继续攻城，然而偷袭张柔部队的那一路宋军，却遭到惨败。这是因为张柔平时严于防备，并且事先估计到宋军将发动偷袭，于是将部队分成三支埋伏起来，当宋军抵达张柔营寨前时，三路伏兵尽起，一路伏击宋军前军，一路从后进攻，一路拦腰切断宋军。使宋军的偷袭行动未能取得全胜。
蒙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向黄州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
蒙军又不惜损失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
就这样，蒙军一直进攻到1238年春天，参与攻城的部队中战死、冻死和逃兵已经达到十分之七八，士气低落，而宋军由于得到宋理宗的诏书犒赏而士气大涨，最终蒙军不得不撤围而去。战后，孟珙因功升任湖北路制置使，回到荆襄战场的孟珙便积极计划我们前面介绍荆襄战场时说过的收复荆襄了。
黄州之战被称为宋蒙战争以来的空前大捷，严重打击了蒙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攻势心理。当然蒙军并不甘心，于是口温不花便移师安丰（今安徽寿县）。
早在蒙军围攻黄州时，史天泽带领的蒙军便兵锋直指安丰，等到黄州攻不下，口温不花便也率兵前来合攻安丰。安丰守将杜杲是有名的守城名将，在早年对付金兵时便多次展露实力。
蒙军先利用火炮攻城，把安丰城的城楼全部摧毁。杜杲一开始也是一坏即马上补上，后来杜杲发明了一种用木材搭构起来的移动木楼，因为很高，可以放到护城壕沟的旁边，上面开有箭窗可以射击，楼与楼之间用横木连接，可以如同城墙上一样的调动兵力，这种楼的坚固度是普通城楼的三倍，而且制作方便，杜杲一下子就做了几百个，布置成防线，哪个楼被蒙军击毁了就同位置换一个新楼上去，就如同一道移动城墙。
因为安丰城有宽广的护城壕沟，蒙军便发明了当时的新式战术，用木石去填平壕沟，杜杲有设计了一种专用的平底船，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军的填壕沟士兵。除此之外，根据史料的记载，杜杲还发明了鹅梨炮、三***炮等武器帮助守城，杜杲的儿子杜庶也发明了一种排杈木帮助守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清楚这些武器到底起什么特别的用途。当时，有一种新发明的用木头撑开网罩在城墙上，以网的弹性和韧性以及网与墙间的空隙来消弭抛石器投来的扔砸城墙的大石头，以保护城墙的做法，应该也已被使用在安丰城墙上。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蒙军终于用石头在安丰的护城壕沟河上填出二十七道坝桥，可以直接攻击安丰城，但杜杲马上派宋兵攻夺并扼守住护城壕沟内侧的二十七个桥头。蒙军又组织了一批敢死勇士，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部都罩住，向宋军发动冲击。杜杲又利用再严密的铠甲也不能完全遮住眼睛的特点，挑选了一批宋军中的神射手，使用一种特制的小箭，专门射击蒙军的眼睛，杀伤了许多蒙军中的敢死勇士。
随着蒙军攻城时间的拖长，各路宋军援军也接近安丰，池州都统制吕文德便是第一个率援军到达安丰城外的宋将。但是蒙军严密包围了安丰城，吕文德深知无法强行杀入城内，于是吕文德便先派出少数兵力，在相反方向扎了一座营盘，而自己率军悄悄潜到另一边。蒙军以为假寨是宋军来援的主力，于是就组织兵力去攻击宋寨，结果却是打了个空寨，这时，吕文德便趁蒙军主力转移的时机，一举突破蒙军包围圈，杀入安丰城中与杜杲会合。宋军士气大振，并且获知了外围宋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
于是，在又一次蒙军借助风势进行火攻失败之后，杜杲招募敢死勇士向蒙军反攻，夺得一些蒙军填住护城壕沟河的坝桥，并在随后约定的时间里，安丰城里的杜杲军、吕文德军，与安丰城外的余玠军、赵东军、夏皋军等内外夹击蒙军，击退蒙军，并把蒙军的火炮、攻城器械等来不及撤走的器具全部摧毁，蒙军遭受严重打击，遗尸一万七千多具后仓皇撤退。安丰三个月的坚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战后，杜杲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并在半年后的庐州保卫战中再次立功，升任淮西制置使。
上文说到的吕文德，便是后来守襄阳的吕文德，虽然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遭到丑化，可历史上却是个有勇有谋的名将。早年的吕文德出身贫穷，靠打猎卖柴为生，有一次赵葵偶然见到他留下来的一只鞋，有一尺多长，推知他必然是个身材魁梧的勇士，于是便亲自去拜访他，刚好吕文德出去打猎了，于是赵葵就在吕文德家里等他回来。等到吕文德打猎回来，背上竟然背了一只老虎一只鹿，恋不红气不喘地回来，吓到众人了，赵葵立即就把他招到军中，后来累功升迁到宋军的高级将领，这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闲话休提，说回宋蒙大战场。1238年秋，也就是蒙军在安丰失败半年多之后，蒙古大帅察罕率蒙军再次大举进攻两淮，蒙军号称80万大军，包围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意图攻破庐州，然后以巢湖为基地训练水军以渡过长江。
这一次蒙军作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攻城的器械是数倍于当初进攻安丰时候的器械。然而，注定蒙古得不到好处的就是，杜杲因守安丰有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制置副司的衙门，就设在庐州。
如同半年多前安丰之战，蒙军与宋军都兵来将往地斗着攻守器械，蒙军为了阻止宋军增援，筑了一道六十里长的土墙将庐州围起来，但最终也给杜杲毁去，蒙军继续用炮攻击庐州，但是杜杲这次利用庐州城内充足的物资，再上次设计的木楼的基础上加设炮楼，与蒙军展开炮战。如此这般的攻守战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蒙军知道无法攻下杜杲防守的庐州，只好撤围转而向东进兵。
然而这时的杜杲手中的兵力，已经不是安丰时候的那点兵力了。杜杲等蒙军撤走大半后，乘胜开城门袭击蒙军后军。宋将陆旺、李威率两百敢死将士直插蒙军后军，打败了蒙军。杜杲指挥其他宋军追杀了数十里才回军。又派吕文德、聂斌等率水军扼守淮水，使蒙军无法继续南下。此战之后，杜杲因功升淮西制置使。
察罕率蒙军转而进攻天长（今安徽天长），但此时的宋军阵型严整，大军云集，营屯相望，侦察斥候到处都有，蒙军无隙可寻。察罕又派张柔为先锋强行进攻滁州，张柔一边作战一边推进，与宋军接战了二十余次，才攻抵滁州城下，在滁州城外宋蒙两军展开混战，张柔被宋军的飞石击中鼻子，不得不撤退。
察罕又率蒙军转攻泗州，计划于夜里四更突袭到泗州城下。但宋军早有准备，在城外挖了大壕沟拒敌，蒙军杀到城下被阻，城上宋军趁机箭如雨下，双方对射的结果当然是城下的蒙军不利，于是最后察罕没有办法，只能引了蒙军退出两淮地区。
两淮地区宋军整体占优的情况下，宋军便决定从两淮对京洛再次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不是去占领，而是去袭击蒙军后方基地。因为当时的蒙军以河南北部黄河流域为基地屯田作为进攻南宋的军粮基地，同时在黄河沿线的汴京等地积聚造船木材训练水军。既然宋军现在能在两淮腾出手来，便不能坐视蒙军进行他们的战争准备。
1239年，南宋派余玠率精锐水军从泗州出发，逆淮河而上，再转入黄河水系，直达汴京洛阳，在河阴（今河南荥阳）一带与蒙军激战，并最终成功破坏了蒙军在河南的基地，而宋军因为突袭战术与临阵指挥的出色，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余玠全军安全归宋，因功连升三级，这也是几年后余玠得以出任四川制置使的功绩基础。
就这样，到1241年底，蒙宋战争的三个战场上，两淮战场宋军取得许多大胜，然而因为缺乏统一的全盘战略规划，基本还处于蒙攻宋守的胶着状态。荆襄战场上，由于孟珙的全盘战略规划，宋军不但使鄂州一带的长江防线转危为安，而且出兵收复了直到汉水流域的各个失地，使襄阳重新成为荆襄战场的前线重镇。在四川战场，由于蒙军多次入侵进行破坏式进攻，而四川战场暂无良将进行全盘战略规划，因此当地宋军不但无法反攻，反而连有组织的抵抗也逐渐消失。对于宋蒙战争后来的发展来说，这段时间对南宋最大的打击便是四川的被摧毁，它直接影响了南宋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加上荆襄、两淮部分因战争而造成的流民需要南宋朝廷的赈济，加重了南宋朝廷的负担，南宋朝廷开始入不敖出，只能加重对江南地区的赋税，造成地区的不安定。可以说，在大国家战略上，蒙古根基无损，而南宋的根基已经去了一半，假如不是端平元年轻率入洛主动攻击蒙古，以及四川战场的迅速沦陷，赵彦呐、赵范等将领的错误，宋蒙战争的结局，未必一定是蒙古还能胜利。
1241年十一月，宋蒙战争开始七年之后，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庙号太宗，谥英文皇帝。由于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在西征大军中尚未回来，而诸王长子也多数在欧洲战场，因此暂时由窝阔台汗的六皇后乃马真氏（贵由之母）摄政，窝阔台本遗命传位给孙子失烈门，但蒙古的传统需要经过库里台大会“公投”，乃马真氏决意要拥立贵由，而贵由与西征途中与拔都不和。这样直到乃马真后称制第五年七月，即公元1246年才议决由贵由继任大汗，贵由喜欢汹酒，即位才两年多，即于公元1248年三月病死，庙号定宗，由贵由的皇后海迷失摄政，这次直到1251年六月，才议决由拖雷长子蒙哥继任大汗，并追尊拖雷为睿宗。这样，从1242年到1252年的11年间，蒙古处于相对的混乱期中，除了延续一些前期的战略决策的进攻之外，也就没能对南宋发动大国家战略级别的入侵。
在这段时间里，南宋朝廷也采取了加强防御，局部反攻的战略，除了少数几次大战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巩固防线。南宋主要的损失是1246年，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汉东郡开国公孟珙病死，年52岁，虽然南宋朝廷追赠他为太师、吉国公，但是孟珙的死对于南宋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从1240年起，蒙古改变原先的战术，集中主力沿淮河逐一攻拔宋军城池。首当其冲的就是淮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寿春。寿春与安丰刚好基本隔淮河对望，其关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襄阳与樊城。
1240年，蒙古派张柔等进攻南宋，南宋寿春守将李敏献城投降，由于蒙古并没有守城目的，于是迁移居民、拆除寿春城而没有在寿春驻军。
1241年，张柔渡淮进攻安丰，安丰告急，后来靠了余玠的紧急救援，才使蒙军解围而去。
1242年，张柔再次率蒙军渡淮而下攻扬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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