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 反坦克火箭筒 RPG-7 4/10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目视导引 0.3 便携式
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是用作地对地反击坦克的导弹。这种导弹首创于法国。它是在原来基础上，经过改进后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其自重约54磅(24.516公斤)，可以从吉普车上或在三脚架上发射。若装填充足的火箭燃料，在两英里(3.213公里)范围内能准确命中目标。当该导弹发射后，其后面拖带两条细导线，用以传输脉冲信号进行有线制导。其制导的基本过程是：当发射后，射手操持发射瞄准装置，始终保持瞄准装置中的十字瞄准线对准目标；同时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及时把信息转换成制导指令，启动弹上的火箭舵，并适时校正其飞行轨迹。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用直升飞机作“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用直升飞机作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在发射中要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这样却又易遭受地面火力的毁伤。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除埃及人使用的类似有线制导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外，还有改进后的火箭筒型式的反坦克武器——RPG-7反坦克火箭筒。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使用过两种空对地自动寻的制导炸弹。其中一种是“灵巧炸弹”，这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其光电系统和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跟踪目标和自动投弹，当炸弹下落时，借助其重力使其信息存储器启动和控制弹的尾翼，保持弹体始终对准目标。另一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激光束从载机上射向目标，炸弹自动跟踪激光束朝向目标下落 [ 注 ] 。这两种制导系统的炸弹，可以由高速飞行的飞机投掷。对于轰炸小的点目标，比用不带制导的散落性炸弹轰炸，命中精度高，投弹量少，因而每枚弹重也较大。
70年代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老式B-52轰炸机可携带20枚空地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实际上是按预定飞行程序，朝其预定目标，在大气层飞行的无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其制导系统是利用地形匹配，并装有含电子计算机的雷达系统。导弹发射后，制导系统开始工作，导引其按预定航迹飞行，它飞行于离地面约100英尺(30.48米)的高度，弹上雷达不断将实测的地形参数，与预先贮存在弹上微型计算机中的三维地图的目标参数，适时进行比较，以不断修正其飞行轨迹。
美国海军装备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是在实战中攻击敌方飞机的第一种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装有红外自动寻的制导装置，用于从海面到50,000英尺(15,240米)以上高空中，搜索和击毁敌方高性能飞机。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曾使用“响尾蛇”空空导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米格”飞机。这种“响尾蛇”空空导弹装常规弹头，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其飞行速度为2.5马赫数。
美国海军所装备的许多火炮，已经显得陈旧，多已换装成具有巨大威力，以传感器或其它装置进行制导的导弹。美国已有了“鞑靼人”舰舰导弹，“小猎犬”和“黄铜骑士”舰空导弹，以及“阿斯罗克”反潜火箭(即火箭助推反潜鱼雷)、潜射火箭等反潜武器。苏联也有类似的武器。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苏联和美国已研制出远射程、高精度多种型号的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宇宙神”和“大力神”这类型号，是早期研制的，采用液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洲际弹道导弹；后来又研制了“丘辟特”和“雷神”这类型号，这是中程地地弹道导弹；再后又新研制了采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现代化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并以它逐渐取代“宇宙神”和“大力神”等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美国还最先采用带多弹头的导弹。1970年末，美国和苏联在其武器装备中，都有了这类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集束式多弹头。它是当导弹抵近目标区域时，弹头散开。采用集束式多弹头，借助弹头瞬时散开爆炸，比以一个同等当量或更大当量的单弹头，将可产生更大爆压，提高杀伤威力。有的集束式多弹头还带有假弹头，当其在空间散开后，可使敌方雷达不易分辨真假弹头，以提高其突防能力。第二种类型是分导式多弹头。它是当助推火箭脱落后，弹头各自沿不同弹道，自行校正导向不同目标。为了使弹头达到按预定程序理想分离，可以附加再入飞行器。
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已有“北极星”和“海神”等型号，它成了美国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装备这类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潜航几个月，航行于世界各海域。该艇设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用于在作战中适时从水下发射导弹。
导弹的发展是十分惊人的。现在导弹的攻击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而且还可携带核弹头，命中精度也非常高。不久前，美国和苏联两国为了防御对方导弹的攻击，不得不致力于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反击来袭导弹，欲得到命中的机会是极小的，因为只要有一枚来袭导弹穿过拦截，就将会摧毁整个区域。所以，对于拦截来袭导弹颇感失望。随着相控阵雷达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在远距离侦获目标(即来袭导弹)的能力。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装置，能分辨真假弹头和火箭助推器，以及飘浮在空间的干扰物，并能适时跟踪和导引拦截导弹，有效地击毁来袭导弹，但其所需费用十分昂贵。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反弹道导弹导弹的研究，建立了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该防御系统究竟是用以防卫人口稠密的重要城市和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呢？还是用于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而这种防卫力量对于敌方企图发动战争，将是一种最有效的威慑。1972年，美国和苏联首次举行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达成了部分协议，双方同意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协议规定：苏联仅保留已经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用来保卫首都莫斯科；美国在两个重要城市所保存的反弹道导弹导弹，限制不超过200枚。
海上核战争
在海上，由于核动力技术和火箭技术的紧密结合，推动了舰船动力装置及其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迫使舰船结构也同样急速发展变化。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如果能定期从流动的补给站，及时补充军需物资和军火，则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时间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仍然是海上武力的王牌。虽然某些观察家对其在海上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装备有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却空前增强了其对陆地目标攻击的能力。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舰船的典型。
通常认为：一旦大战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所挫败。对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小规模两栖作战，利用直升飞机似乎是一种作战手段，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有易遭击毁的弱点。所以，在当代战争中，掌握制空权，成了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迫切的问题。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如何正确选择空中力量，有人主张：似乎应取决于自由世界造成空中威慑的效果如何。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存在分歧。
当前，由于空中力量在技术上的迅速发展，促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和距离。飞机的航程和爬高率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日益增加，武器系统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但要求空中和地面部队，象战术分队那样，必须相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情况并未改变。
但是，要达到地面和空中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客观事实是：在固定翼飞机用于近距火力支援时，存在如下更为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增大，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越目标。这样将会限制其火力效能，也将会大大降低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并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察的价值。另外，由于地面防空武器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普遍有了提高和改进，这样又使空军用于支援地面战斗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了。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封锁战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样，也必然进一步增加作战中的复杂性。因为指挥通信是在对抗条件下进行的，它们所采用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己方所采用的电子通信设备同样精良。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对其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也带来重大影响。
在19世纪，曾有过许多设想，企图在一些国家中，制定某些约章，以便控制和限制使用武装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认真而巧妙地进行了军备控制，这一点，和19世纪所处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将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将破坏人类文明，因此，深切感到迫切需要控制这类武器的使用和发展。
28．在核保护伞下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公元1950-1973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背景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中东战争
其它战争
评价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来一些被混淆、纠缠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地、系统地进行历史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还难以从中观察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但是，在这期间，人们还是很快地觉察到武器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武器和战争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内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战后的二、三十年是一个战争和具有战争威慑的时期，军方人员在试验和挫折的迷雾中，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新型核武器的途径；此外也在探索不使用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条件下，如何改善利用常规武器进行作战的样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殖民帝国纷纷崩溃，建立了许多新国家。这些新国家对怎样领导好本国的建设，往往未能作充分准备，而且这些新国家的领导者，又往往是在势力真空的形势下，被迫推上领导岗位的。当然那里的局势会动荡不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在20世纪中叶，由于在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库中，出现了核武器，又由于两国政治观点对立，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发展情况，以及使用和控制这类新型武器的方式方法有了变化等原因，对战争的性质有着强烈影响。两个超级大国所确立的核战略思想是：依靠核武器相互进行威慑，而防止直接的军事冲突。虽然美、苏两国在战场上没有直接对抗；但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战争和武力冲突中，两个超级大国却采取了某种方式部署这类核武器，互相对抗。
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逐步升级到核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迫使政界的首脑们不得不对当时战场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周密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可利用其先进的电子通信设备，观察每天战场的动态。譬如，总统可以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并可直接与参战部队进行通信联络。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文职当局对军方过多的干预，而文职当局对于军队的行政和战术方面的详情并不熟悉，甚至还难以充分理解，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的头六个月里，战绩象摆锤似地大幅度摆动着。
美军从后来作战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在战争的第一年末，中、朝部队全面展开，供应补给线延长，交通运输处于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缓慢向北推进。后来，正当美军加速向朝鲜北部推进之时，联合国的苏联代表，于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停火建议。美军司令受命停战，尽管他当时曾提出乘敌处于崩溃边缘进行“穷追”的主张。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支持朝鲜是记忆犹新的，因而对于苏联和其它国家接连发出的警告很敏感。所以，决定不做任何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从回顾中，很容易证实当时富有洞察力的战略家的看法，即已看出当时苏联是无意于冒险介入战争的。
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前线附近相会，起先在朝鲜的开城，后来在朝鲜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而双方的局部冲突，始终不断在前线发生。中、朝部队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充实、扩大自己的兵力。到年末，中、朝地面部队，估计已发展达800,000人，其中中国军队约占四分之三。这时，大量的苏联火炮，包括配有高性能雷达控制的高射炮，也陆续被运到了北朝鲜。但美军的制空权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也未预示将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共产党部队仍继续在白天隐蔽，不断积极开山挖洞和构筑其它地下工事。
停战谈判几经中断之后，双方又重新发生冲突，然后又恢复停战谈判。最后，在1953年7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当时所确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是实际的交战线。该线大约在38纬度线上，这也是交战前已经划定的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关于这次战争的意义，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这是核时代第一次发生的重大冲突。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没有使用核武器，但原子弹却严重威胁着参战各方，尤其影响美国部队。因为原子弹的威胁，抑制了美国部队扩大战果。
朝鲜战争，还证实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现代战争成功作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这也从实战中提醒我们，空军既不能单独完成对地面的侦察任务，也不能最后解决地面战斗。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国部队掌握了空中优势，促使共产党部队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这种飞机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气式战斗机，它远比美国的F-84战斗机性能好，在某些性能方面还超过了美国的F-86战斗机。“米格”战斗机是1950年末在朝鲜首次见到，在1951年期间，数量上有所增加。当时，绝大部分美国飞行员训练有素技能高超，弥补了其飞机性能较差的弱点。虽然，当时绝不允许美国部队的飞机越过鸭绿江上空追击“米格”飞机，但却阻止了中国部队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军事基地计划的实施。
此外，朝鲜战争也完全证实了直升飞机具有很大的作战潜力，它可作为机动运输、侦察、撤离和战场救援的一种新型作战工具。
在朝鲜战争中，比空军，尤其是美国空军起更大作用的是海军。美国海军不仅担负着横越太平洋，进行军需物资的运输供给任务；而且担负着参与两栖作战任务。在两栖作战中，美国海军常利用舰炮攻击射程内的目标，并使用了海军陆战队对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还利用海军飞机进行近距支援和遮断轰炸，以攻击地面目标。美国海军还担负着海上封锁任务，千方百计切断中、朝部队的海上后勤供应线。
越南战争
与此同时，在越南亦进行着一场持久战。这场冲突是1945年，作为殖民地人民起义，反对法国统治而开始的。1954年演变为越南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从1965年到1973年间，由于美国积极介入，而发展成为一场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美军支援南越反对北越和越共；而北越和越共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援(这种支援是两国各自进行的，并未协同配合)。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也是一场没有固定战线，四处出现敌人的战争。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是1945年至1954年反法战争的胜利者。他已经把游击战这一作战科学加以掌握和运用。而美军只能在千百次野蛮战斗中，固守已占的地盘。这种作战都不是一种现代常规战的主要作战模式。战争是残酷的战斗，也是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发的产物，经历着无数挫折和变幻不定的场景。华盛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次军事行动施加了严重影响。
美军作战，往往是以所构筑或设防的基地为出发点，进行搜索和突破，以求歼灭共产党有生力量，扫荡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除包围战外，一般作战只动用排到营的兵力，有时即使是较大规模的作战，也只动用不大的兵力。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通常运用直升飞机，作为枪炮和人员等的运载工具，以及伤员营救、撤离的救援工具。这样，大大地提高了美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机动性。
1966年，美军发动了一次长期攻势。他们不是采用近距交战，突然袭击的策略，而是采用长时间，不断扫荡的策略。越共部队被迫无奈，凭借其熟悉地形，一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迅速潜入森林，就近转移，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隐蔽休整，待机出击。当美军和南越军扫荡缓和时，越共部队又秘密返回其原来所占据的地域。
1968年初，美军前线指挥官送出了一份公开而又悲观的战场报告，越共部队公然违犯停火协定，突然发动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新年攻势。这次新年攻势的规模、范围和剧烈性，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美军撤出越南。
虽然，在这次新年攻势中，越共部队被完全击退，且遭受到了严重伤亡。共产党方面既未收复失地，巩固立足点；又未能对南越共产党加强支援。但是，这次新年攻势，对北越和越共来说，是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或许也是迫使美军在1973年最后撤出东南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东战争
1917年，英国外交部长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勋爵发表一项宣言，刺激了各种力量，不断引起冲突。于是，当时这个归属英国的古老国家——巴勒斯坦，开始经历了动乱的三十年，接着又经历了战争的三十年。这种动乱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波及整个中东，并影响着全世界。而对于这些事态，既不能谴责鲍尔弗勋爵，又不可责怪英国政府。由于酿成上述事件的各派势力早已出现，并积极活动。所以，就是没有鲍尔弗宣言，也会被别的事件激发起冲突。
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在以色列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1948年到1973年期间在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其中1973年10月最后发生的这次战争最关重要。这次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提供。这次战争为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效果如何，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
当阿拉伯军队已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首战告捷，到10月25日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之前，以色列军队恢复了主动，在上述两个战区，已获得实质性的局部胜利，切断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第三军。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进攻将结束的时候，企图攻夺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这两个城市的以色列军队却被击退；而在戈兰高地前线，叙利亚人在伊拉克和约旦支援下，又在计划进行反攻。虽然，毫无疑问，以色列军队在战斗中仍占据优势，但却已不象1948年、1956年和1967年前三次战争中那样，它每战都是占据压倒优势了。
在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阿拉伯人发起攻击后大约四十分钟，以色列飞机起飞，出现在战场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突然遭到强大威力和为数众多的苏制阿拉伯导弹的轰击。天黑前，以色列飞机被击毁三十多架。以后几天，埃及的机动SA-6地空导弹和ZSU-23-4四管自行机关炮，又击落了许多以色列飞机。此外，埃及还使用了手提式固定发射的轻型苏制SA-7“箭”地空导弹，但其威力较小。用它虽击中了许多以色列飞机，但多数只能造成损伤，未能予以击毁。所以，激战的头几天，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不久，以色列很快运用其所发明的战术，在战场上空，用飞机施撒金属箔片干扰物和采用其他电子对抗手段。这样，以色列的飞机对地面战斗支援，特别是对在北部前线的地面战斗支援，才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更大贡献。
苏制地空导弹，特别是SA-6地空导弹和“箭”SA-7地空导弹，使用于对空作战后，实战表明，其情况不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那样，只要空中力量强大，就自然可获得空中优势。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拚命努力采取措施，特别是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来对付阿方苏制导弹的威胁。这样，在战场上空，以方才在小范围内恢复了空中优势。但是，地面作战的行动，对于空中作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首先，有些战果，是通过远程火炮的火力攻击取得的，这些火炮，可用以压制对方地面导弹发射阵地。后来，在以色列军队推进到苏伊士运河以西时，曾以这些远程火炮进行火力压制，迫使埃及许多导弹发射阵地转移。这样，才使以色列空军有可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更为有力的支援。
在海上，以色列装备了本国制造的“加布利埃尔”反舰导弹的“萨尔”级导弹快艇，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水域，使以色列海岸免遭来自海上的炮火和导弹的袭击。另一方面埃及也在曼德海峡(向南流入红海)的港口，进行严密封锁，切断了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埃及还公然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大大减少了海上船只的来往。
埃及和叙利亚在和以色列作战中，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支援，来补充、修理武器装备及其配件。开战后两天，以色列也开始从美国空运供应品。第一周末，美国人开始使用自己的飞机，支援以色列航空公司空运货物。接近停火时，苏联空运物资约15,000吨，美国空运物资约20,000吨以上。
1973年10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和苏联同意之下，决定在6个月内，派遣一支7,0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到苏伊士运河沿线和戈兰高地，强迫双方停火。
其它战争
在这一时期，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其它类型的战争，其中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中国内战结束阶段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内战争，在军事上最重要的经验是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成功地运用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使游击战演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
7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以亲苏的古巴为一方，和亲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次战争。战争结束，亲苏的一方打败了亲美的一方。70年代中期，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大批古巴军队，开始控制了安哥拉这个国家。在1978年，同样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长期争夺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也由于有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军队的介入，加上苏联的野战指挥，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胜利。
评价
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变化的共同特征，是研究武器和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领域。虽然，在这些战争中未曾使用过任何一种核武器，也没有显露出要进行核战争的迹象。但是，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新型武器的运用，必然会给参战的一方和敌对双方的战斗行动，带来重大影响，在中东、越南和朝鲜战争中，这一共同特征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就这些战争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新变化，基本还是采用以往四百年来典型的作战样式。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近代战争中使用了先进的通信工具，但这不过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发展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研究这些战争特征中，已经看到：在绝大部分战争的背景中，都有对立的超级大国的影子出现。当然在战争中，这两个主要对手并不直接对抗，所以如此，是因为采用了相互威慑的战略。事实上，人们已将上述情况贴切地归纳成为一个共同特点了。未经直接较量的对抗或威慑战略，这就包含着将使用大规模破坏性核武器的潜在可能。仆从国家代理人之间，甚至主要国家代理人之间，常常发生局部战争，但对抗双方的主要对手，还是玩弄相互威慑战略，尽量避免直接交战，害怕发生严重后果，这已不是罕见的新奇现象。
在如下冲突、敌对行动中，也表现出上述这一共同特征。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古罗马和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古罗马和帕提亚、波斯(现称伊朗)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冲突；不列颠(今苏格兰、威尔斯、英格兰的总称)和俄罗斯之间19世纪在中亚发生的冲突；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冲突；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美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和东南亚殖民地而发生的冲突等等。其中某些冲突最后导致摊牌性的对抗；某些冲突则没有发展到这种摊牌性对抗的程度。所以，在冲突中，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代理人或半代理人之间战争的进程。这些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
譬如，朝鲜战争，就可以和意大利、迦太基对抗期间，在罗马的马其顿战争相比拟，或者和不列颠、俄罗斯对抗期间，在英属阿富汗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当然，这种类比是不完全确切的。因历史本身决不会重演，但其格局却十分类似，这是十分明显的。
大国卷入局部的战争或骚乱，而其主要对手只在旁边观战，这种冲突的格局是很多的。如1978年到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旁观者。再如公元前2世纪，在以色列发生了骚乱，犹太人战胜了叙利亚人。当时，首先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后来是帕提亚的波斯，只在旁边观战。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如3世纪后，罗马帝国在以色列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而帕提亚仍然只在附近观望，情节相类似，只是结局有所不同罢了。在现代，与上述战争相类似的是，19世纪末，英国反对苏丹伊斯兰教托钵僧这一长期而痛苦的战争。在这期间，法国利用此机会吞并了附近的非洲地区。在这些战争中，以及有大国插手所发生的外部暴乱的战斗中，正规军总是面临着与难以捉摸的敌手较量，并总是遭受失败。因为对方在作战中，得到了当地群众秘密的、实际的有力支持。
历史上类似1956年以来，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是很多的。在近代，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可提供有趣的对照。当然，把古希腊的战争作为对照，也同样恰当。那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企图避免冲突，但最后相互被毁灭了。而在罗马-马其顿对抗中，却以迦太基人失败而告终。
因此，历代战例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武器和技术怎样变化，无论怎样使用或玩弄这些技术和武器，战争中的共性规律，都与古代和历史上出现的人类冲突相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敏感的作家，采用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来阐述为何每一代人都需研究历史，以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但在阐述关于新与旧的关系中，譬如，阐述武器和战争的相互关系，没有谁比阿方斯·卡尔把它比喻得更恰当：“万变不离其宗” [ 注 ] 。
29．各个时代兵器的杀伤力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冷兵器时代
黑火药时代
技术变革时代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冷兵器时代
黑火药时代
技术变革时代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发明者的身份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所有的兵器，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杀伤力，即使人致伤，如可能则使人毙命的能力。战争的历史，就是一些集团的人们，通过比敌方更为有效地使用兵器，或换言之，充分发挥或者接近发挥兵器的最大杀伤力，力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些集团的人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回顾。
当然，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一把剑，有人操之能置对手于死地，那末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把剑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了。然而，剑的杀伤力却要受时间、距离、乃至持剑人的身体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假如我们给这些或者其它因素赋以一定的数值概念，便可将剑的杀伤力跟氢弹、坦克或其它任何兵器加以比较。显然，能在较短时间里歼敌越多的兵器其杀伤力也就越大。表1(见第12节)和图2表示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有代表性的兵器的杀伤力。这些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是用标准公式计算所得之结果(见表1)，并用半对数方法加以图示的(见图2)。
图2 各历史时期兵器杀伤力和士兵分散率的变化
读者从图表上不难看出，在我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表示杀伤力的曲线相当平直，但从启用黑火药兵器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开始，曲线便急剧上升。
为了提高兵器杀伤力，促使人们采取两项重大的做法。第一，人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型兵器的效能；第二，人们同时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手段来限制敌方使用新型兵器的效能。
这两者相互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兵器的效能以打击敌人，同时又限制敌人兵器效能的发挥，导致了我们所说的战术的发展，即作战中用兵技巧的发展。这些战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火力，或称杀伤力；(2)运动，旨在使部队及其兵器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阵地，或者说运动到敌方对我方具有最小杀伤力的阵地，或者实现这两种要求的某一结合；(3)军队的部署，即要达到下述之双重目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方使用兵器的效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兵器的效能。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从本书前面所述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战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在技术方面的变化使兵器发生了变革，并进一步导致战争中战术的变化。但是，尽管有着这样一些变化和变革，战争仍然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特性，而且，这些不变特性跟那些变化和变革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战争的不变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的目的不变，即使用致命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第二是进行战争的方法不变，这些方法可归纳为一套原则，通常称为战争之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的本性不变。
如表1和图2所示，在以往的整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只有过很少的几次重大提高，并且主要是在大约1850年之后。每次杀伤力的大提高均可看成是足以改变战争特性的新飞跃。这种飞跃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随之能引起一系列的革新。革命和革新是不容混为一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用后坐力来带动的带式送弹马克沁机枪是一种兵器上的革命，而后来出现的一些机枪虽然性能更佳，但却只能算作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革新而已。一种新型兵器的出现，只有当它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因而引起战术及作战时的军事编制的变化，或者在使用原有兵器来对付它或用它进行作战而引起战争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方能充分估价其真正的影响和意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组建了装甲师并投入实战，便表明坦克这种新型兵器已被成功地吸收作为德军的制式装备，并由此带来了兵器技术及战术的许多重大的进步。
相对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兵器技术和战术的突出进步是为数不多的。现用下面几页篇幅先介绍一下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设法提高长矛的杀伤力，并通过建立方阵(约公元前355年) [ 注 ] 使长矛的作战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以来，直至发明原子弹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兵器及其杀伤力的十八项重大进步。
冷兵器时代
马其顿长矛：公元前359年后不久，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下令增加矛的长度，因此这种长矛要比同时代的矛明显地长一些。它曾用于由4096名训练有素的专职长矛兵组成的方阵作战，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极其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方阵队形，它近似于现代的一个师。
短剑：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种古罗马短剑，长度为两英尺，系一种沉重兵器，主要用来刺人体的要害部位，造成当场死亡或致命的感染。它的重量和宽度还使之适合于作为手斧来使用。古罗马短剑兵通常编成120人左右的小队，作战时可按预先规定的简短指令灵活编队，这样就可以在作战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进行运动或战斗。每个短剑兵都经过专门的训练，他既能单兵作战，同时又是协调良好的整个战斗机器中的一员。这种小型编队，再加上轻步兵和轻骑兵，便组成4500人左右兵力的作战部队，即所谓的古罗马军团，它差不多也类似现代的一个师。
英国长弓：公元1200年前 [ 注 ] ，威尔士山民发明一种可以快速放箭的长弓。它用紫杉木制成，据说它的箭头能射入栎木四英寸的深度。弓箭兵必须从小开始训练才能熟练地使用这种兵器。虽然长弓的杀伤力要比欧洲所有其它种类的弓箭强得多，但实际上却并不比制作较为粗陋，使用不大灵便的石弓好。石弓在欧洲出现比英国长弓大约要早一个世纪。直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时期，长弓才在作战中真正得到有效的使用。他们选用大量长弓兵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火力基地，并由弓箭兵、轻重步兵及小股带盔甲的精锐骑兵紧密有序地配合作战，从而实施一种能攻能防的战术。
蒙古弓：一种反射式弓，用动物的角和木头制成，样子与普通弓差异颇大，长度则与英国长弓相近。射箭是骑在马背上进行的，因此弓箭兵从小就要苦练骑马和射箭的本领。蒙古弓箭兵按照成吉思汗建立的完善的作战指挥系统进行编队，在权威首领的指挥下，手持性能大大优于所有对手的兵器，与全身披盔带甲的长矛骑手协同作战。在十三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蒙古军曾所向披靡，称雄一时。
黑火药时代
黑火药本身只是一种危险性属于中等的炸药。欧洲人直到1250年才懂得使用它，在中国则可能要早一些。当时，人们花了50至75年的时间才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内并进行点燃，便具有杀伤力。但黑火药兵器被正式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则化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到了15世纪中叶，黑火药兵器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才清楚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最早的火炮：公元1326年，黑火药被用来在城堡门楼上发射小型弹体。这种发射装置尽管十分原始，但已经属于一种火炮了。它使黑火药成了能够使人致命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是使黑火药具备杀伤力的一次带根本意义的飞跃。
火绳枪：在出现火炮后约120年，发明了最早的安全可靠的枪。到了15世纪中叶，又在此基础上制成了火绳枪。由于这种枪的射击速率很慢，在射击完毕装填子弹时，射手既不能射击又不能防卫，因此使用起来很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由长矛兵来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火绳枪兵，二是将火绳枪兵编成十列横队，当第一列打完一发子弹后，便退回最后一列去装子弹，接着后面各列依次轮流射击。16世纪初的西班牙方队便是采取这种战术的最好例证。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兵器的改进：这位国王改进了当时的兵器，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些兵器成了他全面改革后的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战术以及军事编制方面的改革则成了后来三个世纪中欧洲军事实践的基础。他通过改进子(炮)弹(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思路)，大大提高了滑膛枪和火炮的射击速率。为了发挥步兵的火力，他发明了“线式战术”，将士兵编成行数较少的队列，而不是象西班牙方队那样密集的队形。为了发挥炮兵的火力，他设法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改进炮队的编组，使之比当时其它军队的炮兵具有大得多的战术机动性和效能。
燧发枪和刺刀：这两种兵器组成了一种更简单更可靠的枪械。枪上带有可进行肉搏战的装置，这样，当枪在射击之后仍然具有杀伤的能力。由于使用了环套固定的刺刀，因而结束了黑火药兵器很长的一段过渡时期，从此，不再要由长矛兵来保护手持空枪的士兵了。在欧洲，约从1700年起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组合式兵器，直到下一世纪仍是部队的制式装备，前后经历了约125年时间。燧发枪和刺刀在杀伤力方面完全可与线式战术和滑膛枪相匹配。
技术变革时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兵器的杀伤力比之黑火药时期的早期兵器有了一个量的飞跃。由于这些兵器近代才使用，又有较好的资料记录，兵器在哪种情况下发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取得了哪些进步等情况都比较清楚，因此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圆锥形步枪子弹(1849-1860年)：即通常所说的米尼枪弹。这种子弹用于前装枪，由能防风雨的火帽引发，其初速快，有效射程相当于当时的滑膛枪，而精确度则大大优于老式燧发枪。采用这种子弹的步枪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主要步兵武器，当时战斗中的大部分伤亡是这种兵器造成的，同时它还导致了步兵战术的重大变革，不过这种变革进程比较缓慢。由于采用圆锥形子弹的步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此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兵器革命，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是如此。
后装枪(1848-1864年)：这种枪的特点是射手可以俯伏射击和俯伏装弹，因此它使前装枪过时了。后装枪的技术思路并不新，它的雏型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在实战中使用了。1848年普鲁士军队率先将这种枪大量用于步兵作战，但直到1864年丹麦战争时才公开撞针枪的秘密。
后装线膛炮(1845-1870年)：虽然1845年左右就已制成可供实战用的后膛炮雏型，但此后的25年内却一直没有得到广泛采用。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在普-法战争(德国操纵)中显示出它比老式的法国前装炮要明显优越。由于它的射程更远，发射速率更高，因而杀伤力就更大。
马克沁机枪(1883年)：这种用后坐力来推动的带式送弹机枪是现代自动化兵器的雏型。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机枪是黑火药出现以来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效果最好的一种兵器。
榴弹(1886年)：装有烈性炸药的轻型火炮炮弹能够在爆炸点周围20英尺的范围内产生1000多块具有杀伤力的弹片。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用的老式黑火药炮弹只有2-5块弹片，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所用的炮弹也只能产生30块弹片。因此，仅从爆炸所产生的弹片来推算，理论上榴弹的杀伤力是普通黑火药炮弹的35至200倍。
机柄弹仓式步枪(约1895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军队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弹仓式步枪，但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过大量改进的毛瑟枪成了各国军队标准的步兵步枪的原型。这种枪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主要原因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美国的M1903型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是这类枪中的佼佼者。但是，主要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枪才逐步被半自动步枪(系机关枪原理的改进)所取代。
坦克(1916年)：这是一种内燃机驱动的环状履带车，它使机枪和轻型火炮具备了越野机动能力并得到了装甲的保护。这就使之比没有装甲保护的人背马驮式兵器具备了大得多的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当时一些兵器杀伤力的提高，曾经形成了战术上的一种僵持局面，坦克的出现从机械化的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
战斗轰炸机(1917年)：这种飞机在作战灵活性，航程以及将相对来说把较大的炮弹(或机枪子弹)射向点状目标所用的反应时间等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请注意，在特定条件下也可在作战中使用中型和重型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使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可以说是短暂却又成功的反常现象，并不能说明飞机的杀伤力得到多少提高，因为作战环境有可能变得对这种飞机的活动十分不利。)
弹道导弹(1944年)：这是一项德国人的发明 [ 注 ] 。(此情于1944年披露)由于这种导弹射程远，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并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弹头的杀伤力。这种导弹是导弹家族的雏型，这导弹家族正在引起战术和军队编制的变化，即使射程大幅度地增加，也就大大提高了杀伤力。
原子弹(1945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全世界都知道原子弹首次用于战略轰炸，同时也因为人们承认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杀伤力，因此，尽管原子弹尚未用于战术目的，但它在促使战术和军事编制的改变方面已经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何对核武器作出恰当的应变，也许是当今或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军事课题。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要了解战争的演变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杀伤力的提高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作用。当然，给敌人造成伤亡的是兵器，因此兵器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工具。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兵器的实际杀伤能力一直是受辅助性技术进展的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相应提高的。
正因为历史上兵器本身的杀伤力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真正重大的提高，因此，对兵器杀伤力起着直接影响的辅助性技术的进展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尽管这些进展数量不多，却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
下面列举辅助性技术的19项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看来确已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正如武器本身一样，这些进展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技术革命时代出现的。
冷兵器时代
盔甲：史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袭击，开始使用原始的兽皮制成的盾，后又改为木制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士兵曾用过最原始的盔甲，后来希腊人制成了金属头盔，护胸铁甲和金属盾，使盔甲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到了基督纪元初期，锁子甲的使用使盔甲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在12和13世纪期间，锁子甲一直是士兵用来保护身体和四肢的主要防护具，直到14世纪，金属片盔甲开始取代它为止。当然，盔甲的作用在于抵御敌人兵器的伤害，而它的保护作用又能使士兵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以便更勇猛地，并以更大的威力使用手中的兵器。
马镫：在亚洲一些地区也许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开始使用，但在欧洲则到6或7世纪才得到推广。当使用长矛兵器时，马镫能把马和骑手的全部重量变作挥刺长矛的合力，大大提高了长矛的威力；而在使用弓和剑的时候，马镫使骑手能够安全稳当地骑在马上使用手中的兵器，因此也提高了弓和剑的杀伤能力。
由于以上的技术进展，在当时形成了一支披盔带甲的骑兵部队。在后来的800年内，直至长弓和瑞士长矛相继发挥威力之前，它们一直是称雄称霸于欧洲的军队。
黑火药时代
稳定性黑火药(即粒状火药)：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黑火药，它能长期保持爆炸特性，不会分解成原来的配料成份，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可靠，效能很高。
火绳枪点火装置：15世纪西班牙人研制成一种火绳枪的点火装置，它使射击更加安全，射手也可用枪进行瞄准，因此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当然也就提高了枪的杀伤力。
燧发枪点火装置：这是用于滑膛枪的一种更安全，更准确，速度更快的点火装置。这种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上原有的点火装置。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是：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件相撞击产生火花，使火药池内的火药点火。这种装置提高了滑膛枪的效率，在夜战中不致暴露枪的点火动作，避免了射手的危险；另外，它使枪在雨天也可进行射击。士兵在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更快地出手还击。
铁制推弹杆：据有些历史学家称，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采用了一种铁制的推弹杆，以代替原先容易折断的木制推弹杆。普鲁士步兵经过训练后使用这种新工具(枪的本身未加改动)，每分钟平均射击速率至少提高了一至二倍。 [ 注 ]
技术变革时代 [ 注 ]
蒸汽机(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随之又出现了铁路和机车，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兵员的运输，并能按数量要求将弹药及时送上前线，使士兵能以更高的射击速率来使用兵器。蒸汽动力也引起了海军作战的革命性变化，它实现了兵器的大批量生产，用以武装大规模的部队并使舰队具有了空前大的动力。
火帽(约1851年)：19世纪初，美国人本杰明·肖发明了火帽以代替燧发机。它除了应用于滑膛枪外，还为1835年发明柯尔特式自动左轮手枪准备了条件。
电子通信：19世纪中叶，用电首次达成了远距离瞬间通信，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
(1)电报(约1840年)是电信发展中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曾广泛应用于大部队的战略战术指挥。
(2)更近一点，用野战电话首先实现了瞬间话音传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得到大量应用，主要作炮兵通信，用来将炮兵观测员的射击数据和修正数据传达给炮位。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早期的无线电话。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便成了战略战术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它既可以作为有线电话的补充，而且在远距离高度机动部队的作战指挥中完全取代了有线电话通信。
带刺铁丝网：它原先是农民用的一种对人无害的器材，在军事上用来将射击目标限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并把目标与支援的武器及人员隔离开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动武器的杀伤力。这种器材最早于1874年被用于此类军事目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它的作用。
无烟火药(1887年)：使用这种火药后，射手一面能以稳定的速率进行射击，一面还可以连续地观察射击的目标，因此，无烟火药的启用标志着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而且由于射击时不产生烟云，不致于暴露自己，所以不易受到对方反击的伤害。
内燃机(1887年)：在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问世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用它制造坦克和飞机，并因此而产生了全新的战争概念。当它被用来驱动卡车和履带车后，步兵、炮兵和补给机车等便具备了在道路上和越野的机动能力。
带后坐装置的高速射击火炮(1890-1910年)：要充分发挥后膛炮的效能，必须找到炮架承受后坐力的办法。有了这种炮架，就不必在每次发射炮弹后再用人力将炮送回原来的位置并重新确定射击方向和距离。在发明了先进的后坐装置后，这个问题便随之解决了。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火炮，其特点是射程远，射击的精度更高，特别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些象套筒炮管这样的重炮结构方法也在提高火炮杀伤力上发挥了作用。到1914年，由于火炮杀伤力的大提高，终于使“线式战术”过时了。
侦察机：于1907年研制成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得到充分的利用。侦察机能发现过去来说隐蔽而无法发现的目标(主要供炮击用)。
空中摄影：照相机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又一项技术进展，它与侦察机相结合(主要是空中摄影，但不全是)，成为发现敌人目标的基本手段。
雷达：它实质上是发出脉冲信号，在遇到目标时将脉冲反射回来的一种电子设备。其用途有：
(1)用于防卫(1938年)：雷达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发现和识别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的全新手段；在确定目标之后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手中兵器的杀伤力。英国最先懂得了它的作用，并用之于防空系统，这便是他们取得1940年不列颠战役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原因。
(2)用于进攻(1944年)：无线电变时引信或称近发引信，它运用雷达原理，能在接近目标时引发高爆弹。以往只采用带定时装置的引信对炮弹进行空中引爆。这种引爆方法比较费钱，并需进行复杂的有时还不太可靠的计算，因此定时引信在作战时只能说是勉强有效。如果给引信装上一个微小的雷达装置，那末，当炮弹飞过地面上规定的一段距离，或者碰到地面上突起的目标，或者遇到明确指定的空中目标，比如一架飞机，就会引爆。因此，只要炮弹对准任何一个目标并在越过目标时靠到足够近的距离，就能使高爆弹发挥最大的潜在杀伤力。
惯性制导和无线电制导：这是两种制导或导航方法，可以为远程弹道导弹、飞机、海军舰艇以及地面车辆提供精确的方位和距离。
电子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1940年)：最早供军用的近代电子计算机雏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破译德军密码电报而研制成功的。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仍然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这种可以用来进行计算和存取信息的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轻的电子设备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人造地球卫星：把这项技术进展放在这里叙述很没有把握，因为从战争角度来说，这项技术并无历史基础，况且人造卫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弹道导弹技术引伸发展的结果。不过卫星与导弹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人造卫星在侦察、通信乃至作为武器的空间发射台等方面的潜在能力将会给未来战争带来明显巨大的影响。因此，似有在此略加提及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19世纪前，提高兵器的杀伤力并利用这种成果的工作是一些发明家独自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偶然性。到了19世纪时，即从19世纪30年代燧发枪被逐步淘汰起，欧洲和北美列强便开始设立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研和管理机构，从事开发“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创造发明。” [ 注 ]
那时对科研工作的新兴趣，加之从事科研工作的各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互通信息，使得军事思想家们能够比以往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成果。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科技变革便开始初见成效了：兵器的杀伤力有了提高，战术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了与兵器杀伤力及战术发展相适应的军队组织体制。不过这些成效在起初的阶段来得较慢，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处于落后状态的。
奇怪的是，技术革命时代的重大技术进展的时间都是紧挨着连在一起的。圆锥形步枪子弹、高效后装枪和线膛野战后膛炮相继出现于1841至1849年之间；近代机关枪、高爆弹、机柄弹仓式毛瑟枪、无烟火药以及近代速射火炮等先后于1883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问世；坦克和战斗轰炸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个年头的时间里(1916-1917年)出现的，而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着的二年之内相继发明的。
19世纪新兵器的技术进步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的雏型是在上几次重大战事结束后大约十五年的和平时期里出现的。为何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间隔呢？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时财政预算上的困难；二是由于战时化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因而使人们对发展技术产生了某种冷淡态度；三是需要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进行考虑和试验。
20世纪兵器杀伤力的提高(如坦克和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都是战争时期的科研成果。每种兵器装备的发展，其基本思路产生于和平时期，但是往往缺乏推动力。总要等到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因而出现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方才着手进行研制。1911年奥匈联军曾经拒绝制造一种可供实战的坦克；而美国国会在两次大战中间的年头里也肯定会否决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几十亿美元经费的提案。
发明者的身份
近代，究竟是谁从事着提高兵器杀伤力的研究工作呢？是个人还是集体？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科研部门呢？大体上说，从事轻兵器，火炮和弹药研制工作的是文职科研人员，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当然也有不少军事人员在从事这种工作。由于火炮及其弹药的研制需要铸工厂、化工厂以及金属加工机床，因此，在英国由私人厂家，在法国和德国则由政府兵工厂负责牵头从事这种工作。
直到1900年，黑火药兵器尚有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兵器太重，冒烟，后坐力，射击的速率、射程，引信，弹片的数量以及精确度等。(当时由于已经发明了整装式金属弹壳制的炮弹，因此后膛装填兵器的封闭或密封问题就早一步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已是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当时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动提出想要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有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机会，于是搞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并把它们奉献给政府。在解决上述技术课题的过程中，政府兵工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充其量不过是少量火炮的研制工作。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发明家将他的新发明卖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发明家研制新的和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兵器倒是鲜见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器的发明过程开始有所变化。不论是飞机还是坦克，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原子弹，都是由最初的设想先变为科研人员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军队和地方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个或几个政府科研机构的努力，最终研制成可供实用的新型兵器。这就是从小型私有工业向大规模政府科研机构的一种转变。
就国家来说，1914年前的大多数发明项目差不多都是法、德、英三大工业强国分别着搞出来的。近代机关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原是美国人，但在当时美国的一种潮流影响下，他移居到了英国，与著名的维克斯兵工厂合作从事科研工作。三大工业强国非常清楚它们需要高效能的兵器装备，又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有足够的预算经费，因而为发明家和生产厂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前景。1917年后，美国开始跻身于三国集团，从此便在兵器的科研生产上始终占据着领先地位。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例如，在坦克和飞机出现之前约450年的时候，伦纳德·达·芬奇就已经提出了这两种装备的设想，在这同一时期，还有人进行了后膛炮和高爆弹的试验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当然有的发明家可能并不知道某些思路设想早就有了)，然后再对它们作一些大的改进。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从研制出最初的后膛炮到生产可供实战使用的安全火炮至少花了400年。而后来改进成法国75毫米火炮则仅花了51年。从1795年第一架小型的飞机样机上天到1903年制成莱特兄弟驾驶的载人飞机，中间共经过了108年，而到1917年制造出战斗轰炸机则仅仅花了14年时间。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我们看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了，但是，兵器被军事系统所吸收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快。
以往发明一种可供实战使用的新型兵器后，并不能保证立即有军队来购买，即使买，也不能保证买走足够的数量作为军队的制式装备。1776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发明了一种后装枪，(法国和奥地利早在50年前就已试验了后装毛瑟卡宾枪。)但是过了60-70年后，也就是弗格森死后约80年，那些大国才迟疑不决地开始采用这种兵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购买了只够装备一小部分军队的后装式连发枪，而大部分军队却仍然使用单发前装枪。直到1866年的七星期战役时，前装枪才真正从它的实用军事装备清单上被后装枪取代。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还须记住，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经费预算问题以及大批过时的装备物资告诉人们，在1914年前出现的两次兵器杀伤力的大提高中，为什么第一次的提高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5至20年的时间里，而第二次的提高则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曾有一位大物理家这样说过：“试图说服反对者而使新的科学真理取胜那是办不到的……但只是因为反对者终将寿终正寝，而了解科学真理的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实现其使命。” [ 注 ]
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处处适用的，但在采用新兵器时各国却并无明显的固定的做法。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因为某些做法，使得某个大国未能及时采用某种新型兵器。不过这仅仅是个情况而并非典型事例。俄国曾经十分重视用刺刀而在使用机枪方面落后了；德国则强调用机枪而没有及时采用英国发明用来对付德国机枪的坦克。想从这些例子中就各国采用新兵器的做法得出点什么结论，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危险的。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一种兵器，要成为军火库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长和潜在效能，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那种新型兵器装备，按照常规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看一看怎样才能使它达到最佳的战斗状态。况且和平时期进行的试验，不管搞得如何逼真，都无法代替严格的实战环境。这个间隔时间的长短还要受当时军事思想模式的影响。该模式总是力图使新型兵器去顺应已有的战术。而战术的变化则往往又要等到新型兵器允许或者要求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而姗姗来迟。
从火绳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这样的典型情况。火绳枪是经过充分的研制后最早被大量使用的枪械。它于16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采用。最初是以当时密集的步兵常用的齐射方式来使用的。在射击过程中，士兵无法防卫，在装填子弹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对战斗无所作为，反而要大批长矛兵来保护他们。后来大约过了50年，才想出后退装弹的办法，即排在第一列的士兵射击，射击完毕便走到最后一排去装子弹，其余九列士兵依次照办。
这是最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解决单兵使用黑火药兵器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从此以后，只要发明了新型枪械，就可以很快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使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使用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找到兵器的最佳战术使用方法需要20至30年的试验过程。同样，19世纪末炮兵武器最初给作战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是如此。坦克和战斗机是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或用于作战的同时人们就要求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挥其应有的杀伤力。弹道导弹从一开始实际上被当作远程火炮使用的，它被吸收到作战理论中去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有关战术的根本概念性质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影响使用高效黑火药轻武器的那些问题是相类似的。就目前来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会变得更容易和更快些。
很明显，在核时代的初期，核武器在发明和公开之后，直到制定出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令，这中间要相隔一段时间。1945年，最早的两颗原子弹是作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恐怖武器来使用的。1948年实施柏林封锁的时候，使用战术核武器成了现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是，当时的美国既没有确定地面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策略和战术，也没有制定出有关的条令。事实上，直到下一个年头，即1949年，美国才开始考虑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战术、条令及军事编制如何进行重大的修改。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根据观察和记录，如果一种兵器的威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还没有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就极容易肯定这种兵器没有被吸收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当然，要确定一种兵器事实上已经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并且成了军事建制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那也是不难的。但是，若要断定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过程完成于何时那就并非易事了。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人们含含糊糊而又犹豫不决地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为此，我们就新型兵器是否已被采用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规定下列几项标准：
(1)能够按照条令，保证新旧两种兵器配合使用，采取与两种兵器特性都适合的方法，熟练地使用新兵器。
(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以便充分利用优势的作战指挥和/或武器装备等有利条件。
(3)能够有效地对付预料中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对方反击。
(4)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使用新兵器士兵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大得多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或新的军事思想被采用需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要有熟悉军事业务的聪明而又博学多才的领导，对现行军事体制的性质及背景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处理军务的卓越能力。
2．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
3．能对新型兵器进行战场试验，以作为评价和分析其性能优劣的基础。
当这些条件齐备后，新型兵器从试用到成为部队的制式装备之间大约还需20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兵器或兵器的改进型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面所说的那个间隔时间却并无多大改变。倘若三项先决条件不具备(1830年前常有这种情况)，那末新兵器被采用为制式装备的过程还会更慢。
新兵器或者兵器的改进通常要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士兵确感条件成熟时才能着手进行研制。一种新兵器专门用来解决某个战术课题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假如不经过严格的实战检验，就大量启用从未试用过的新型兵器，并很快改变战术和编制，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某些非结论性的事例表明，在这方面采取鲁莽冒失的行动是要付出可观代价的(就象普鲁士采用撞针枪的例子那样)。尽管人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把新兵器当作制式装备来使用是不妥当的，但是，新兵器越来越快地发明出来迫使军事部门不得不迅速地改变作战战术和军队编制。
大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于1840-1942年之间)，起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国，始终在军事上(指陆地作战)处于稳固的领先地位。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在智力、科学或者作战等方面处于优势，而是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工业革命使兵器以及使用兵器的方法变得愈来愈复杂，因而对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普鲁士人则比别的国家更早地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而不是靠偶然的机遇来获取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需要的第一、二两项先决条件。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充分而又及时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有关新型兵器战场试验的成果。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 [ 注 ]
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提高”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 [ 注 ]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典型情况。 [ 注 ] 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
脑子里带着这些数量可能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让我们看一看在杀伤力、伤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数量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公式(已在别处作过说明 [ 注 ] )来计算兵器的各项性能，其结果如表1所示(见第12节)。这些数字——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S——考虑到了兵器的下列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袭击目标的数量，相对失效率，有效射程(或称射击初速)，精确度，可靠性，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活动半径以及易损性等等。
为了得到杀伤力的精确数字，还必须将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单位数量的兵器对付的目标密度联系起来进行计算。表6表示的是从古代到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地面部队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看到，如果说古代战斗序列中每10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系根据我们所知的古代军事编队作出的合理估算)，那末到十月战争时就是每4万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也就是说士兵分散率提高到原来的4千倍。如果将表1(见第12节)中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用表6中对应的士兵分布系数来除，得出的数值就叫做杀伤力的作战指数，它表示不同历史时期兵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的相对数值。表7列出了计算的结果。杀伤力的作战指数(简称OLIS)也叫“试验场”数值。这是因为，当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当时的士兵分散率相除后，即使把气候、地形、防御态势、部队的机动性和易损性等战场上的可变因素给兵器造成的性能下降也考虑在内，杀伤力的作战指数仍然是最理想的和最佳的数值。图2中，表示兵器杀伤力曲线的上方所附加的一条曲线，是用来表示战场上士兵分散率与兵器杀伤力同步变化的情形的(见第29节)。
表6 历次战争中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举例 (兵力为100,000人的集团军或军)
古代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3年十月战争
部署100,000人的部队所占据的面积(平方公里) 1.00 20.12 25.75 248 2,750 4,000
前沿阵地(公里) 6.67 8.05 8.58 14 48 57
阵地纵深(公里) 0.15 2.5 3 17 57 70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 100,000 4,970 3,883 403 36 25
每人占据的平方米 10 200 257.5 2,480 27,500 40,000
表7 相对的作战杀伤力指数
历史时期 古代或中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5年
士兵分散系数 1 5 10 20 25 250 3,000 4,000
兵器名称 TLI值 OLI值
肉搏战兵器 23 23 4.6 2.3 1.1 0.9 0.09 0.007 0.006
标枪 19 19
普通弓 21 21
长弓 36 36 7.2 3.6
石弓 33 33 6.6
火绳枪 10 -- 2.0
十七世纪滑膛枪 19 -- 3.8
十八世纪燧发枪 43 -- 8.6 4.3 2.2 1.7
十九世纪初期步枪 36 -- -- 3.6 1.8 1.4
十九世纪中期步枪 102 -- -- -- -- 4.1
十九世纪末期步枪 153 -- -- -- -- 6.1 0.61 0.05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步枪 495 -- -- -- -- -- 1.98 0.17 0.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3,463 -- -- -- -- -- 14 1.15 0.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4,973 -- -- -- -- -- -- 1.66 1.24
十六世纪12磅炮弹火炮 43 43 8.6
十七世纪12磅炮弹火炮 224 -- 45.0 22.0
格里比弗尔12磅炮弹火炮 940 -- -- 94.0 47.0 38.0
法国75毫米火炮 386,530 -- -- -- -- -- 1,546 129 97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 － -- -- -- 3,650 304 228
105毫米榴弹炮 637,215 -- -- -- -- -- -- 219 164
155毫米军舰中央主炮 1,180,681 -- -- -- -- -- -- 394 2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34,636 -- -- -- -- -- 139 1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 935,458 -- -- -- -- -- -- 312 2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31,909 -- -- -- -- -- 128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1,245,789 -- -- -- -- -- -- 415 311
V-2弹道导弹 3,338,370 -- -- -- -- -- -- 1,113 835
两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49,086,000 -- -- -- -- -- -- 16,362 12,272
一百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695,385,000 -- -- -- -- -- -- 231,795 173,846
实际上，战场上的士兵分散率要比兵器的杀伤力提高得更快。就一支10万人的合成兵种部队来说，从古代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兵器杀伤的人数平均增加到了2000人。(当然许多兵器的杀伤力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在典型的现代军队中，1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卡车驾驶员、文书、炊事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在古代军队中则纯粹是作战的士兵。)这就是说，兵器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而士兵分散率则提高到4000倍。
鉴于这一情况，则图3所示16世纪以来作战伤亡的变化趋势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伤亡率的下降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士兵分散率的提高超过了兵器的杀伤力。图中还反映了其它的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士兵分散率跟杀伤力的比例关系。
图3 1600-1973年间三万至七万兵力的战役平均伤亡率
表8所示实际战例的年和日伤亡率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反映了上面这样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包含着相当多的意义。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方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日伤亡率平均每天下降百分之二左右。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伤亡率要比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再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伤亡率要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低得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旷日持久而又你死我活的战斗却造成了很高的年度伤亡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伤亡率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年度伤亡率(虽然战斗是同样的旷日持久和你死我活)则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数字的比较，显示了战争中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加以论述。
表8 战斗伤亡人数统计举例(估算数据)
战争名称 每年投入战场兵力的百分比 带代表性的交战中每日伤亡百分比
美军 墨西哥战争 14.5 安提塔姆战役 公开数字17.7
内部数字28.9
南北战争 23.3 葛底斯堡战役 公开数字9.8
内部数字12.5
西班牙-美国战争 1.0
菲律宾暴动 1.2
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月) 51.0 每师平均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 21.3 每师平均 0.9
朝鲜战争 17.3 每师平均 0.8
越南战争 20.6
苏军 1944年(12个月) 82.0 库尔斯克战役 3.0
中东战争 每次冲突的百分比
1967年 以色列(6天) 2.2 平均 2.8
埃及(3天) 6.2 平均 6.0
约旦(3天) 5.7 平均 5.6
叙利亚(2天) 3.0 平均 4.0
1973年 以色列(19天) 3.9 平均 1.8
埃及(19天) 8.0 平均 2.6
叙利亚(17天) 6.8 平均 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 [ 注 ] 。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 [ 注 ] 。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 [ 注 ] 。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 [ 注 ] 。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31．人和思想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场。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一种是英美对德国以空降兵先行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改革，另一种是英美对两栖进攻技术作了完善。说到底，尽管当时双方进行了大量独自的和平行的研究发展，但这些合成军特遣部队的作战方式都不过是德国战斗队基本战术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
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