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1．矛、弓、弩、剑、盾和古代战车(公元前2000-前500年)
2．方阵和长矛(公元前500-前200年)
3．短剑、重标枪和古罗马军团(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4．筑城和攻城技术(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5．马镫和长矛：骑兵的崛起(公元300-500年)
6．残忍的大屠杀(公元500-1000年)
7．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630-1000年)
8．拜占庭的诡计和技巧(公元630-1000年)
9．远征：沟通东西方(公元1100-1300年)
10．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11．步兵的复兴：英国长弓和瑞士长矛(公元1200-1500年)
第二部分 黑火药时代
12．射石炮、火绳枪、爆炸盒和榴弹(公元1400-1600年)
13．新的筑城攻城技术(公元1400-1700年)
14．西班牙方阵和大帆船(公元1500-1600年)
15．战列舰：黑火药兵器支配海洋(公元1550-1880年)
16．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时代：步兵和炮兵结合(公元1600-1700年)
17．腓特烈和黑火药兵器战术的完善(公元1700-1780年)
18．拿破仑和战争中的革命(公元1795-1815年)
第三部分 技术变革时代
19．技术和工业革命(公元1800-1900年)
20．伟大的变革：帆船->蒸汽船；木->钢铁；舷炮->炮塔(公元1800-1865年)
21．来福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公元1800-1875年)
22．战列舰->无畏舰->航空母舰(公元1865-1945年)
23．堑壕、铁丝网、机枪和高爆炸药(公元1870-1918年)
24．从建立新军种到闪击战(公元1919-1945年)
25．空军(公元1935年迄今)
26．从登陆队到联合特混舰队(公元1940年迄今)
27．导弹、核武器及其威慑作用(公元1945年)
28．在核保护伞下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公元1950-1973年)
29．各个时代兵器的杀伤力
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31．人和思想
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33．未来的战争和作战的基本原则
总结
本书内容的小结
1．矛、弓、弩、剑、盾和古代战车(公元前2000-前5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战争和战争史
早期的战争工具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海战的开端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战争和战争史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之前，武装冲突早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了。最初，人类使用石块和棍棒作为寻找食物、配偶和栖身之所的工具，或者将它们用来征服他人，以满足其生来就有的欲望，从而认识了石块和棍棒作为“武器”的价值。后来，人类又发现，边缘锋利的石块或者削尖的棍棒要比圆石或钝棒威力更大。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懂得，在进攻敌人或猎取食物时，如果隐藏在草丛中或者猛然从树上、岩石上跳下，就更容易得计。这样，人类就确立起一种典型方式，即采用跟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特定手段来发明、改进、选择和使用武器。人类在整个战争史上，始终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
早期的战争工具
由于人类最初的几千年历史一直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当时的武器库中的许多原始兵器已经无从查考。金属的启用，剑、弓和矛的发明，曾给战争和战术的发展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可惜都未能留下只字片语。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里，这些基本的作战武器及其使用方法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发展，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战争。
兵器从开始就分为两大类：劈刺式和投掷式。史前人类所用的棍棒是最原始的劈刺式兵器，最早的投掷式兵器是人类投向敌人或猎物的石块。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就会用兽皮制成投石器来投掷小而光滑的石块，这要比单纯用手臂投掷力量更大，距离更远。这种投掷器还使用泥土烧制的弹丸，后来又采用铅制弹丸。在庞培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已发现了橡子形状的弹丸实物。生活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都有一套特别高超的投石技术。他们通常配有三种投石器，分别用于远、中、近距离的投掷。大卫(公元前1040年-前970年，以色列王)就是用投石器杀死歌利亚的 [ 注 ] 。在好几个世纪里，投石兵在作战阵容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有些地区，投掷石块逐渐改为投掷尖利的棍棒，后来就演变为投枪、标枪和曲形硬木飞镖。荷马勇士每人都携带两支标枪。作战时先向敌人投掷标枪，然后再用剑进行白刃战。跟标枪相配合的冲刺式兵器是沉重的长矛或梭镖。在许多古代社会中，梭镖是作战勇猛的标记，也是君权的神圣象征。在古罗马的玛尔斯(战神)神殿和希腊的各种圣堂中，梭镖是人们崇拜的圣物。
希腊梭镖的普通长度为六至九英尺。但由于是手工制作，所以实际上是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的。梭镖和长矛是古希腊甲兵的制式武器。这种甲兵配备有重型兵器和盔甲，是古希腊战斗队形——方阵的基本成员。
在整个石器时代里，棍棒兵器种类繁多。其中北美印第安人用的石斧属于战斧型兵器。如果将棍棒削出锐利的刀口，就成了剑的雏型。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人们冶炼出坚硬而富有韧性的金属，制造出了刀口长而薄的剑。青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由于自然界中存在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最早始于何时。青铜工具的使用，希腊的克里特岛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则始于公元前2800年，特洛伊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和几个世纪后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发展。由于青铜具有坚固、柔韧和耐磨等特性，因此很适宜用来制作非常尖锐和刀口锋利的武器。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金属制造工匠的技术日益提高，发明了许多新的制作和浇铸技术，生产出来的剑不仅外形有了改进，而且更加耐用。青铜剑起初是尖头的，剑头比剑身要大，看来既可用于刺杀(类似决斗用的轻剑)，也可以用于劈砍(类似军刀)，因为青铜质地较软，故青铜剑最初主要是用于刺杀。
铁制工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进行上述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
尽管最初铁的造价十分昂贵，而且产量有限，但是，铁的发现毕竟给古代兵器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公元前1200年时，锋利的剑开始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出现了。由于这种金属坚硬而不易断裂，因此剑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剑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形似马刀用于砍杀的长剑，这种剑没有尖头，后来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用的就是这种剑。另一种剑比较短，很象一柄匕首，是古希腊甲兵佩带的武器。这种剑的剑身长约16至18英寸，宽2至2.5英寸，剑柄长4至5英寸。它就是后来比它稍长稍宽的古罗马短剑的雏型。——古罗马以前的剑虽然仍是一种劈砍兼刺杀的兵器，但主要用于劈砍。
金属武器的使用也导致护身甲具制造业的兴盛发达。原始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护身具是盾。最初它仅仅是一张兽皮，几乎总是用左手拿着或者挡在左臂上，这样，右手就可以腾出来操持武器。后来，人们常常将兽皮包在一个简单的木框架上，制成了盾。但有些古盾完全用木料制成。在亚洲常用的是柳条盾。用来保护头部、躯干和腿的护身具最初也是用兽皮、柳条、衬有垫料的布套或木头等材料制成的。
尽管金属已被用于兵器的制造，但皮革仍然是制盾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材料。当然，有时也用金属来增强盾的牢度。锤制金属铠甲和头盔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费时的劳动，而用熟铁小片制成的鳞甲则较为便宜和实用。古代东方的亚述武土得益于新的金属制造技术，他们手里拿着很长的铁制砍剑，身披外面缝有铁鳞片的皮里盔甲。自从铁出现以后，希腊甲兵的梭镖便装上了铁的尖头，腰上佩带的剑也用铁制成，而他们的盔甲、盾和头盔都是青铜的。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胸甲，是在皮革上缀以重叠的青铜片或铁片制成的。
弓问世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在发明黑火药之前，它一直是士兵手中基本的投射式兵器。在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东、印度和中国早就使用它。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
印度弓的长度为4至5英尺，在22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原样。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也试用过一些包括金属在内的别的材料。箭的长度为2至3英尺，用竹子或藤条制成，通常采用金属箭头。弓箭兵一般不带盾，由前面一排持盾的标枪兵来保护。在印度，不论弓箭兵或是标枪兵都配备有相当长而宽的砍剑。
为了有效地使用弓，士兵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技术训练，同时，还需要适宜于作战的开阔地形。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手中的兵器。如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岛的雇佣弓箭兵(马其顿和古罗马人对他们十分称赞)以及游牧狩猎者都使用这种武器。
早期的弓是一种“单材弓”，它只用一种木料制成。大约到公元前1500年，中东和亚洲出现了“混材弓”，有时也称作“角弓”，所用的混合制作材料取决于工匠能够得到哪些材料。这种角弓后来就成为整个亚洲和有些欧洲人所用的制式兵器。直到现在，地球上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在使用它。
混材弓是用几层不同材料制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年代里，这种弓通常用一条扁平的木质基板做成弓的中心骨架，在对着弓箭手的一面压上一层劈开的角片材料；在弓架的另一面再加上一层野兽的腱。多数混材弓是反射式的，弓弦松弛时弓的弯曲方向跟弓弦拉紧时的弯曲方向恰好相反。混材弓的长度一般不足4英尺，而土耳其弓和蒙古弓则在5英尺以上。
角弓种类繁多，其射击距离和穿透力也各不相同。比如土耳其角弓的射击距离在300码以上，穿透力也相当大。但是，直到公元16世纪左右，经过改良的土耳其弓方能穿透锁子甲。到了骑兵用上角弓时，它的威力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而使军队的机动性和兵器的杀伤力得到了令人生畏的有机结合。
古代战车是一种小型马车，由一匹或多匹披带盔甲的战马牵引。它在很古的时候就发展起来了。早在特洛伊战争时(约公元前1200年)，战车就作为弓箭兵和梭镖兵的机动平台来使用了。在古希腊末期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在印度和中国，战车的形体较大，主要用作国王和贵族的移动指挥所。车上还载有击鼓传令兵、驭手和一名或几名弓箭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车逐渐变成了亚洲多数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部队的士兵。由于在车轴和车轮上装上了长柄大勾刀和别的刀剑兵器，车的四周还挂上了盾等不同的装甲护具，因而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突击威力。圣经上曾经记载说，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特别害怕埃及法老的战车。亚述战争中的战车对当时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战车所用的牵引马匹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而且必须有平坦开阔的地形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
骑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次等的贵族组成。他们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盔甲和好武器，还占有许多马匹。但是，大多数军队中的精锐突击队里仍旧保留着一支战车队，用来运载大贵族或皇室成员奔赴战场。
在印度，由于气候的关系难以培育出品种优良的马匹，而最好的牲口又都用于马拉战车，这就是古代印度很少骑兵的缘故。因此，约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印度开始用大象进行作战。这种巨型动物组成的部队的突然出现常常使敌人惊恐不已。不过，实战表明，它大不了只能起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当大象所引起的惊恐平静下来之后，训练有素的部队便可以找到对付大象的有效手段。这些野兽很容易四散乱窜，反而将自己的队伍搞得乱七八糟。为此，驱赶战象的士兵在大象乱窜时就用一根尖铁刺入它的头部。在印度则用沉重的铁箭和燃烧的火箭射击大象。希腊有些天才的无名将士曾用与现在的反坦克雷场相似的办法，将铁尖桩连环埋在适当的地方，以划破厚皮动物大象柔软的脚。
尽管大象作战有很大的局限性，又容易被击伤，但敌人从来不敢等闲视之，因而大象的使用逐步扩大到了近东和北非地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古罗马人曾迫使迦太基人接受和谈，规定作战中禁止使用大象。可以说，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器限制。
在古代军队的组成、兵器的使用以及战术的运用方面，能否灵活机动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军队通常由大批手持矛和盾的步兵组成，另外还有配备着投掷式兵器的投石兵和弓箭兵，这支步兵构成了整个部队的一个坚强基地。这就使装备更好的战车队、骑兵队和战象队可以在其周围顺利地进行作战活动。
当两军对阵时，大群梭镖手集中在一起，前面是密集的轻装弓箭兵和投石兵，再前面和侧翼是骑在马上或乘坐战车的贵族队伍。两军互相接近时，弓箭兵和投石兵连续不断地向敌阵进行骚扰性投射，一直到战车或骑兵向敌人发起冲锋。接着，轻装部队就穿过重步兵之间的空隙移向阵营的侧翼和后背。除象麦吉多战斗中图特摩斯作战方式那样的少数例外情况外，部队的运动只是相机而行的举动，并非事先有计划的安排。通常，混战中的双方互相咬在一起，踩着地上越来越多的尸体和伤兵，时面向前，时而退后。有时一方的战车和骑兵在发起冲锋时就吓垮了对方，那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追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军事战术、军队的编制和军事学说，不仅受武器不断更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如何用兵、如何使用武器的新的思想和概念的影响。合理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武器的思想，大大地促进着军事的发展。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从亚述人采用的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体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战争机器的具体情况。公元前700年左右，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废弃了当时的民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支常备正规军。当然，国家必须给士兵发放军饷，而这支军队又最容易靠对外扩张来得到维持。因此，这个国家的首要事务变成了从事战争。它依靠战利品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真正的军事体制来保持它的财源和兴旺繁荣。他们不遗余力地设法保持军队的高效能。依靠这支军队，提格拉·帕拉萨扩展了穷兵黩武的亚述先王已经建立的帝国疆界。
有迹象表明，世界上最先充分认识铁的性能比铜优良的是亚述人。他们的军队全部配备了铁制兵器、战车和铠甲。由于他们不断地、系统地改良兵器，并严格训练土兵，使他们熟练地掌握兵器的使用方法，因此，亚述军队长期保持着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亚述军队的主力由大量的梭镖兵组成。他们行动缓慢而且相当笨重，但是，与当时别国的同类步兵相比，技术尚算较好，机动性也比较强。在亚述人的典型作战方案中，高潮阶段便是以不可抗拒之势向敌人发起突击。
亚述军队的弓箭兵比敌人组织得更加严密，弓的威力更大，并能以极高的命中率发射铁头箭。他们的射击常常使敌人队伍乱作一团，从而，为战车和骑兵的密切协同，进行冲锋创造了条件。
亚述军的主要进攻力量是马匹牵引的双轮战车队。它的任务是在敌人的步兵队伍中冲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跟当时别国军队一样，亚述人利用战车强大而凶猛的作战威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与弓箭兵、梭镖兵和骑兵紧密配合进行作战。
骑兵在亚述军队中所占比例最小，但技术训练最严，装备最好。那些贵族将士都是骑马奔赴战场的。到了战场上，一部分人下马徒步作战，也有的坐在战车上进行战斗，但是，许多人是骑在马上跟敌人厮杀的。骑兵比别的兵种纪律更严，技术更熟练，而且更加机动灵活。作战时唯有使用骑兵方能实施机动。
亚述军队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这清楚地说明，它的组织编制是高明的。亚述军队的详细编制情况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它的野战部队有时可能接近五万人的兵力。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要能够在沙漠和山地作战，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军需供给的辎重队，同时也要有一套效能极高的作战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恐怖战术是亚述军队取胜的另一重要手段。当时，多数国家的军队都以狠毒凶残而著称，亚述人采取的正是这种恐怖政策——这可能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实例。他们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往往杷男女老少斩尽杀绝，或者把所有的人都监禁起来，他们以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手段实施着恐怖政策，实践证明，这对亚述军队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海战的开端
大约在亚述人大力发展常备军的同时，腓尼基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最早的专用海军战船了。居住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以航海为生的人早就将船只应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当时只局限于将商船用于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这些带着帆和桨的又短又宽的小船，基本上是用来支援陆地部队的。腓尼基人制造的新式战船是用桨推进的帆船。与典型的商船相比，它的船身更长，更窄，速度更快。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腓尼基帆船的设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使海军具备了当时在陆上或海上战斗最熟练和最完善的技术。雅典人的三层桨帆船是一种船身既长，又浅又窄的战船，由于它的桨在船的两边各排成三组，故而得此船名。为了提高船的速度、动力和机动性，他们不惜降低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货物容量和最大航程。船的两个桅杆上安装了风帆，作为桨的辅助动力，但在作战时只划桨驱动，划浆手的数量从75人加到150余人。
三层桨帆船的主要战斗部位是位于吃水线处突出于船头约十英尺的金属撞角。如果撞角插进敌船的舷侧，必然造成致命的创伤。但是，大多数希腊人宁肯采取陈旧的战术，即划到敌船的旁边，然后强行登上船去袭击敌人，因此，他们的船上往往装载着登船部队。
雅典的海军是依靠高超的航海技术、船的高速度和机动性取胜的。如果雅典战船就近没有机会直接撞击敌船舷侧，那末，它就在敌船旁边突然转弯，并在最后一刻把桨取下放入船内，再去撞击那惊慌失措的敌船，这时无能为力的敌船好比一只只伏窝的鸭子，听凭雅典战船用撞角进行猛烈的撞击。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古代腓尼基人及其在迦太基和叙拉古斯的“继承人”在海军作战方面的影响，因为腓尼基人用了几百年的战船和战术一直是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所效仿的典型。当然，他们没有照抄照搬，作了许多改进。譬如，桨的数量有增有减，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船身变得更浅更长，船上增加了放置战斗武器的炮塔，使用了能够钩住敌船的挠钩和攻占敌船的渡桥。在两千年左右的时期里，长而浅的帆桅战船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作战舰型。冲撞和跳帮也一直是海军作战的基本战术。直到公元十五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的海军冲出地中海，离开近海水域，开始了向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外扩张和征服战，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根据我们对亚述人从事战争的情况的了解，加上麦吉多这种早期战争的零散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将领已经具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和战术之类相当高明的军事思想了。而且古代帝国的国王和法老也必定具备了一些朦胧的军事战略观念。只是我们对此所知不多，因此只能作些推测罢了。
显然，那时肯定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
我曾在别的场合 [ 注 ] 将作战条令一词定义为“由作战原则、策略和思想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用来支配作战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确保连贯协调地使用这些组成部分。条令的产生可以来源于作战经验或者军事理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它代表了用兵的最佳指导思想，并依靠理智来确保它的实施。条令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法，只有军队的一切部门都知道它，弄懂它，并遵守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条令是通过战术来实施的。我把战术定义为将可能得到的分散部队加以调度部署和巧妙的运用，以实现既定之作战目的的技术。
尽管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有关古代战争的详细描述寥寥无几，但依靠我们已知的情况，足可证明古代(远远早于公元前500年)的军事将领已经制定了原始的作战条令、良好的用兵战术和武器的使用方法。他们能够很好地组织和部署兵力，使之处于优势的地位，派遣各种类型的士兵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他们已经深知突然袭击的优越性，懂得采用典型的机动作战方法（直至现代仍在继续使用着），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动包围的方法。此外，他们也能够很好地使用投射式兵器。投射式兵器的作用距离大大超过了白刃格斗兵器，它能造成敌人队伍的严重混乱。倘若跟突击冲锋很好地配合，就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
古代战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给施展兵器留出足够的空间，并在军队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每个士兵平均要占一平方米的位置。一支有五万人的亚述军队，其中步兵有四万五千人，编成纵深为20人的密集队形，骑兵和战车队的纵深约5排，各编队单元之间的间隔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占位置的面积，合计总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宽度约二千五百米，纵深约一百米。
2．方阵和长矛(公元前500-前2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方阵（由步兵梭镖兵组成的密集部队），是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苏梅里亚的一种作战队形。在希腊，也许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就开始采用方阵进行作战了。除了北部的塞萨利和马其顿等较为平坦的地区外，多山的希腊很不适宜骑兵的机动。因此，一般说来，希腊不很重视骑兵这一兵种，而着重依靠经过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
重步兵部队纪律很严，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为8至12排不等。训练有素而且纪律严明的古希腊方阵的每个士兵——甲兵，通过体育运动和频繁的作战，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他们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其长度通常为6至9英尺。他们戴头盔，挂胸铠，裹胫甲(保护膝盖至踝节之间的小腿)，手持圆盾，腰间常常插着或挂着一把短剑。交战时，前面的2至3排甲兵将矛对着敌人，后面各排把矛架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形成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射来的箭。
方阵及其各个组成单元可按战斗队形作有限的运动。方阵在展开时往往要在长而紧密的横队之间留有狭窄间隔，以便轻步兵在战斗需要时穿行。战斗通常要经双方商定，在最平坦的地面进行。因为部队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运动会造成首尾脱节，这对整个队形的衔接十分不利。
古希腊甲兵由各城邦的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装步兵无论在装备和训练上或者在纪律养成上一般都比不上甲兵，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许多轻装步兵，特别是配备有特种兵器并有熟练技术的弓箭兵和投石兵均为雇佣军。他们跟不太强大的骑兵共同负责保卫前进中的方阵侧翼。战斗开始时，他们在方阵前面组成一支散兵屏护部队。
古希腊甲兵除了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强壮的体格外，还具备独立城邦自由民的优缺点。他们机灵聪慧，识文认字，因此，颇有点妄自尊大。尽管他们明显地接受了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战术体制和秩序，但是仍然不太相信严密的组织体制那一套。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希腊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原先尚处于野蛮状态的马其顿完全希腊化了。但马其顿在军事上的发展却独具一格。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初，马其顿国王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步兵。不过它的军事实力主要依赖于王国的贵族骑兵。当菲利普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公元前359年)，他彻底改组了马其顿军队。他一面改革骑兵，一面又特别关注步兵的建设。菲利普王的军队由马其顿本地的专职士兵组成，而不是从别的希腊军队中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募而来，按照籍贯地区编成方队中的连，因此都具有一种团结精神，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菲利普王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效忠于他。
经过改组，马其顿军队成了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精良的部队。这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军队，它将希腊雇佣军高超的作战技能跟希腊公民士兵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结成了一体。通过对人和武器装备的能力及局限性的透彻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初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思想，即通过科学周密的计划，实现合成兵种协调一致的战术行动。精心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把众多士兵结成一部完整的军事机器。假如在菲利普，后来又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统帅下，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即在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
跟以前的希腊军队和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一样，马其顿军队的基本武器是梭镖和长矛。到了菲利普王的时候，他启用了一种更长的矛，即马其顿长矛，其长度约为13至14英尺。长矛加长后，士兵可以在敌人的梭镖还够不着自己的时候，先用长矛向敌人进攻。因此，马其顿方阵比手持梭镖的希腊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这就是古代出于夺取战争优势的动机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良兵器的一个实例，也是早期军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一个例证。在亚历山大之后，也许在他当政期间，长矛的长度曾进一步增加到15至18英尺，需要用两只手方能操持。有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作战用的长矛为21英尺，训练用的长矛达24英尺。不过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菲利普军队的支柱是步兵。马其顿方阵是仿照希腊方阵组建的。不过它的纵深是16人而不是8至12人。它的队形也不象希腊方阵那样肩靠肩的十分密集，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象一把攻城锤猛烈冲击敌人的队伍。在这种紧凑的队形中单兵退却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甲兵分为两种类型：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前者数量较多，携带马其顿长矛，后者配备制式希腊长矛。每个士兵的肩上都背着盾。正规常备兵的盾直径约二英尺，而轻装步兵盾的尺寸则足以遮住跪着的士兵的身体。马其顿长矛通常握在离柄端3至6英尺的位置，方阵头上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握矛的姿势有的倾斜，有的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艾米留斯·保罗斯报告军情时说，在皮德那战役中，他一见到“密密层层向前伸出的长矛阵势，顿时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密集紧凑的方阵队形移动起来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它队形庞大，士兵又携带着很重的兵器，但经过不断的训练，正规常备兵部队比普通的希腊方阵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正如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在多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个连都能以完整的队形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机动。但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正规常备兵则把长矛跟行李放在一起，改用较短的希腊长矛进行战斗。
轻装步兵更能适应各种战斗的要求。他们是步兵的精华，跟正规常备兵的区别仅仅在于矛的长度短一些，盾的直径大一些，盔甲稍轻一些。它的方阵队形和展开样式跟正规常备兵方队相同。他们也经过同样良好的训练，但轻装步兵可能目的性更明确，机动速度更快更敏捷。亚历山大善于使用斜线战斗队形，轻装步兵往往从右翼骑兵的后面梯次展开，这样，在骑兵跟横队中央速度较慢的正规常备兵之间形成了一个机动枢纽。轻装步兵还能作快速夜行军，袭击筑有城墙的据点，或者跟随骑兵扩张战果和进行追击。
菲利普把正规常备兵组成的重步兵方阵当作骑兵实施突击冲锋的机动基地，其实它自身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它能以完整的横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给尚未从骑兵袭击中恢复过来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为了便于运用这种进攻性战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常常选择地形平坦的战场。不过，即使地形坎坷，同样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马其顿重骑兵的武器装备跟正规常备兵基本相同。他们也都手持一根马其顿长矛，可惜在马背上很难施展。在等待交战的间隙里，往往将长矛搁在肩上，矛头稍向下。冲锋时，虽然长矛可以手不过肩地握着，但还是向下方刺出的。刺中第一个敌人后，往往让长矛留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拔出，然后，再用刀剑继续进行战斗。等到战斗胜利结束后，再去找回那些长矛。
马其顿军的精锐部队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由于他们总是伴随国王出征，因此被称为“御林军”。从许多方面看来，他们就是中世纪骑士团中骑士的原型。
为了保护方阵的侧翼和后方，并且与分散在广阔战场上的骑兵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因此增加了二种更轻装的步兵。每四名甲兵配二名轻装盾兵和一名辅助兵。在战斗开始前，轻装长矛兵在方阵的后面排成纵深约8人的横队，而辅助兵(大部分是重步兵的勤务兵和粮秣征收员)则在方阵前面排成散兵横队，他们使用的是弓、标枪、投镖和投石器等古代常用的混合兵器。
马其顿方阵这种军事编制跟现代军队的编制极其相似。通常64名甲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024人组成一个团，4096人组成一个师(即初级方阵)。初级方阵跟现代的一个师相同，是自成体系的多兵种作战部队，它除了重步兵外，还包括(在满编的情况下)2048名轻装盾兵，1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024人的骑兵团，总计8192人。每个联合方阵由四个初级方阵组成，相当于现代一个小型的军或野战军，约32,000人。这就是亚历山大典型的远征部队的编成情况。
从两个战例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其顿军队，特别是方阵的作战情况。
公元前338年，菲利普在喀罗尼亚彻底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军队，在希腊赢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有关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统帅着左路军，菲利普率领着右路军。在初次交战后，菲利普佯装退却，将雅典军拖在自己的后面。这时亚历山大加紧向底比斯军队压过去。当他突破底比斯军队的防线后，菲利普突然停止撤退，冲向并突破了雅典军队的防线。接着，菲利普率部向左侧转弯，亚历山大则转向右侧，两军会合后，猛烈袭击并压垮了位于他们中间的敌人心脏部位。作为方阵这种编队形式，要实施包括退却、前进以及协调一致的两面包围这样复杂的作战机动，必须经过高度严格的训练。不仅要能够熟练使用自身的兵器，而且要和侧翼的骑兵部队作好紧密的协调配合。
公元前331年的亚卑拉之战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一仗。简单说来，位于右侧的亚历山大军队由一支人数不多的轻骑兵和轻步兵先行，迅速地斜向大流士一世（古波斯王）军队的左侧中央挺进。马其顿轻骑兵跟波斯骑兵接火后，便在密集的波斯军队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大流士立即派遣装有长柄大钩刀的战车前往迎战。马其顿轻步兵击毙了战车的驾车兵，使敌人的缺口更加扩大。当亚历山大看到敌军队伍中出现了突破口后，便将军队的前进方向稍向左前方移了一下。然后，在四个轻装步兵初级方阵的紧密配合下，率领左侧亲随骑兵穿过突破口，直接冲向大流士。惊恐万状的波斯王仓惶逃出了战场。
由于亚历山大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过快，因此，在马其顿军队方阵中的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之间也出现了缺口。于是一些印度和波斯骑兵部队便突破了这个缺口。然而，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后面进攻马其顿方阵，相反，波斯骑兵却继续向方阵更后面的行李车队前进，据说，那里囚禁着波斯王室的成员 [ 注 ] 。亚历山大预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就准备好了一支强大的后备队，跟冲进阵来的波斯骑兵进行交战。方阵中的一些部队也回过头来袭击波斯骑兵，最后把他们赶到了方阵的侧翼。
与此同时，马其顿军队的左翼却遭到另一支波斯骑兵的强大进攻。亚历山大在敌军中央取胜后，转身支援其左翼部队。当时左翼部队正逐渐开始占据优势。波斯军虽经顽强挣扎，但最后还是在马其顿两翼部队的夹攻下彻底溃败了。
所有的古代战争，有关参战军队的数量及伤亡人数等情况均无可靠的数据供查考。不过在一些显然是可靠的报道中却有许多关于作战详情的逼真描写。亚卑拉战役的胜利跟许多别的胜利一样，是优良的武器、合理的组织编制以及亚历山大高明的战术相结合而取得的。
3．短剑、重标枪和古罗马军团(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当马其顿运用方阵作战达到了精通熟练的地步时，古罗马也开始崛起为难以对付的军事强国了。在古罗马王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士兵是从公民中动员来的。由于他们必需自备武器，因此，骑兵以及装备最好的重步兵均来自最富裕的阶层。如同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一样，古罗马军队中也有装备稍差的步兵分队，如标枪兵、投石兵和其它一些不带盔甲的辅助兵。各种部队均以一百人为单位进行编队，称为百人队。这些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也是方阵。盔甲较好的重步兵排在正面，轻步兵在方阵主体的前面作战并负责掩护方阵的侧翼。
古罗马军队多年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的军事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进行了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有些是伴随着兵器的改良而进行的，有些则是政治因素或社会性质所促成的。
到了大约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古罗马逐渐形成了由支队组成的军团作战体制。在人类军事史上，单兵作战的士兵第一次从密集队形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了，而且在他的侧面和背后还能得到必要的支援。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短剑和重标枪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而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古罗马军团才有可能形成。
在此之前，骑兵和步兵主要采用长矛和弓进行作战，剑是他们的辅助兵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用于砍杀的剑，改用一种稍短的剑，用于刺杀，称为短剑。据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和罗马历史家李维说，这种剑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它的长度约为两英尺，剑宽约两英寸，很重，剑头十分尖利。剑柄可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
古罗马短剑使用起来比梭镖更加灵便，用处更广。它可以作为劈刺式兵器，砍下敌人方阵中梭镖兵的脑袋。它比单纯用于刺杀的剑更能杀伤敌人。在当时不管什么伤(特别是砍裂刀伤)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剑有这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李维曾在著作中描述过马其顿士兵“当见到西班牙士兵用剑把人体剁成碎块，将胳膊从人体上剁下，肩、四肢或脑袋与身体分离，颈部被刺得血肉模糊，内脏裸露在外”的情景时，都吓得魂不附体。
另一方面，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较近，不象梭镖那样能够拒敌于较远的距离之外，它对士兵的保护功能要差一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把盾作了较大的改进。马其顿人加大了原来较小的希腊圆盾的直径，古罗马军队则把盾改成结实的长圆形凸面体，高约四英尺，宽两英尺，可以将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住。其形状有些象琵琶桶的平面。它用木头制成，上面蒙有兽皮，并用窄条金属加固。用这种护身装具，古罗马士兵比马其顿甲兵行动较为轻便。
古罗马士兵使用短剑时，在其右前方需要大约六英尺的空间。他必须逼近敌人才能刺伤敌人，因此，这样的战斗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短兵相接，需要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古罗马直到共和国时期才具备了成熟的政治和心理条件，使得士兵基本上能够独立自主地使用兵器。共和国的罗马人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再是君主国的臣民。
古罗马兵器的一项重大发展是重标枪。它是标枪的一种，跟短剑一样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据考证，标枪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已问世。在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中，在战斗的开始阶段，辅助部队用标枪来动摇敌人的士气，打开突破口或者骚扰其侧翼。古罗马军队曾经试用过多种不同类型的标枪，到公元前二世纪时似乎基本定了型。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它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长四点五英尺的铁杆插入一根四点五英尺长的木杆，其总长度约为七英尺。为了将标枪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通常是用两个销钉。从古罗马的马略将军时起，这两个销钉中有一个是木制的，因此标枪在插入盾或人体时很容易断裂。后来，到凯撒大帝时期，在软金属杆上加了一个坚硬的铁枪尖，这样，标枪在穿透盾或人体后枪身便随之弯曲而不会断裂，不过要重新拔出则比较困难。
重标枪用单手投出，最大投射距离约六十英尺，但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远。作战时，军团士兵一齐投出，这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心理威慑效果。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也为了增加投射距离，因此，在重标枪的木杆上绕一根绳索，在投射的霎那间用劲一拉，使标枪旋转着向前飞去。倘若正好穿透敌人的盾，盾就失去作用，持盾的士兵只好听凭古罗马士兵冲上来用短剑砍刺。如果重标枪的入射角为45°或45°以上，就能穿透胸铠和头盔。假如把重标枪握在手里则完全可以当作一支威力强大的近刺长矛来使用。起初，重标枪只是剑的辅助兵器，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它的作用就变得跟剑同样重要了。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通常都携带着这一重一轻的两种兵器。
短剑的启用和由分队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军团的发展，使古罗马军团进入了作战效能最高的阶段。这种高度机动的军团取代了早期的方阵队形。古罗马依靠这种军团冲出了意大利，经过一连串几乎很少吃败仗的战争，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古罗马军队的士兵有四种类型，他们都是自由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强烈意识，第一类是少年兵或称轻步兵，他们年龄最小，最灵活敏捷，但又最缺乏训练；第二类是青年兵，他们年龄稍大，经验较多，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一战列；第三类是壮年兵，平均年龄约三十岁，他们成熟，顽强，经验丰富，是整个军队的中坚力量，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二战列；第四类是成年兵，他们年龄最大，老成稳健，正好弥补了少年兵鲁莽的缺点，组成了重步兵的第三战列。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战术组织是小队，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每个小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排。百人队原先为一百人，后来改为60至80人。每个成年兵小队只包含一个百人队。鉴于由一名军官(百人队长)来指挥一百人的队伍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减少了人数，但百人队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营，由450至570人组成，其中有120至160名少年兵，还有相同数量的青年兵和壮年兵，60至80名成年兵，另加一队30人的骑兵。大队里的骑兵很少跟大队一同作战，而是自己合起来组成较大的骑兵队伍。
古罗马军团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一个师，它由10个大队组成，约4500至5000士兵，其中包括300名骑兵。每个古罗马军团配有(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联合军团。它们两者的组织体制相同，不过联合军团的骑兵通常有600人。有些人士认为，联合军团的组织体制跟古罗马军团不一样，它是古罗马采取的一种策略，以大约相等数量的联合部队来支援各古罗马军团。联合部队最大的正式编制是大队。但至少在凯撒时期，联合军团跟古罗马军团的组织体制是同样正规的。
古罗马军团和联合军团合起来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军，约9000至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两个古罗马军团加上两个联合军团组成一个野战军，称为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由两名罗马执政官当中的一名指挥。每个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通常有18000至2万人，其正面战线宽约二千五百米；整个集团军战斗编队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大约三倍于同样规模的古希腊方阵队形。
军团的机动性取决于每个横队中各分队之间的战术关系，也取决于重步兵的各个作战横队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小队就象一个古希腊小方阵，它的每个横列约20人，纵深6人，士兵间隔略大于古希腊方阵的士兵间隔。每个士兵所占位置约1.5平方米，横队的各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相当于小队正面宽度的间隔，约30米。各小队交错排列，第二和第三横队中的小队正好对着前面横队的间隔，形成棋盘状的纵横交错队形。二个重步兵横队之间约有100米的间隔。
这种棋盘方格状的作战队形较之古希腊方阵有许多优点。它比较容易在地形崎岖的乡村实施机动，不用担心部队前后失去紧密的联系，也不必担心横队中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因为队伍本来就有一定的间隔)。必要时，第一横队可以穿过第二横队进行撤退，第二横队也可以穿过第一横队向前推进。成年兵横队实际上是军团的一支有机的后备队。不管怎样说，指挥官是有意识地把它当作后备队来使用的。各部队之间的间隔当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前两个横队的间隔后面会有其他部队来加以填补，因此，这种危险性始终是有限的。作战时，前两个横队可以合成一体，形成一种方阵队形。一旦部队重新需要实施机动时，又可以迅速拉开间隔距离。
青年兵和壮年兵均配备有两支重标枪和一支宽刃的护身短剑。每人还携带着长圆形凸面体的古罗马盾。成年兵不配备重标枪，也不带短剑，只有一根12英尺长的长矛。少年兵配备有普通标枪和投镖。为了使远距离投掷兵器能够取得多种效果，古罗马人有时还使用外国雇佣军，如巴利阿利投石兵和爱琴海地区的弓箭手等，跟古罗马军队的少年兵配合作战。
作战时，青年兵(可能也有壮年兵)推进到接近敌人时便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接着，用剑跟敌人进行近战。当他们拼杀得精疲力尽时，壮年兵便上来替换，青年兵下去休息。进攻在一条很宽的战线上展开，通常要进行好几个批次的替换。士兵都是按进攻战的要求配备武器和进行训练的。只要可能，指挥官总是力图先发制人。
在对付野蛮民族的部队时，古罗马军团用齐投重标枪的办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然后用短剑进行近战。这种战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剑术的较量。由于古罗马军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其军事组织体制又能经得起战斗的考验，因此总是稳操胜券。
在跟马其顿方阵作战时，一名古罗马军团的士兵要对付方阵第一排的两名梭镖手，还要抵挡他们后面四排士兵的梭镖的袭击。他用手中的二支重标枪可以抵销敌人的一、二支兵器的作用。然后，他必须采取边进边退边机动的办法，用短剑架起、拨开或击断敌人的梭镖，最后，在敌人的队伍中打开一个突破口。接着，军团士兵才能用短剑在方阵的密集队伍中进行拼杀。
马其顿方阵和古罗马军团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交战。一次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一次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皮德那战役。两次战役均由古罗马军团获胜。公元前197年在希腊东北部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两支军队(各有约26000人的兵力)在大雾中的山间乡村不期而遇。马其顿军由菲利普五世统帅，罗马军(当时正支持独立的希腊，企图反抗马其顿征服希腊半岛)由卓越的年轻将军泰特斯·奎因克修斯·弗拉米尼纳斯率领。菲利普因初战告捷而忘乎所以，在不适宜方阵作战的地形上与古罗马军全面开战。他的右翼部队将罗马军的左翼顶了回去，但当马其顿的左翼部队正要由行进纵队在平坦地形上摆开阵势时，却遭到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罗马军右翼的袭击而被击溃。一部分前进中的罗马军右翼转过来进攻马其顿军队的右翼，将混乱中的马其顿军赶出了战场，使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充分表现出古罗马军团的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由于马其顿国王柏修斯(菲利普五世之子)重新试图控制希腊而引起的。罗马人再次干预了马其顿的举动。战争在皮德那达到了高潮。柏修斯率领一支32000人的军队跟阿森河对岸由卢修斯·艾米留斯·保罗斯率领的一支规模稍小的罗马军相对峙。公元前168年6月22日，正当阿森河两岸的军队都在饮马时，因发生某一偶然事件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柏修斯抓住主动，首先集合方阵，向河对岸发起攻击。艾米留斯虽然竭力设法集合他的队伍，马其顿方阵则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靠近河岸的平坦地区席卷而去。但马其顿军在继续南进时遇到起伏不平的地形，队伍无法保持前后呼应。这时艾米留斯乘机挥师反击，突破了马其顿军方阵中出现的缺口。缺口一经突破，整个方阵便土崩瓦解。战争结果使罗马人控制了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古罗马军团是由可以单独机动的部队组成的，他们能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利用缺口进攻敌人。而每个军团士兵也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在较小规模上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战斗。他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以这种战术队形、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也是最早以剑而不是梭镖为主要兵器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训练素养，标志着一个团结一致的罗马国的崛起。它的军队能够长年不息地打仗。罗马士兵是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意识到是为自己肩负的重任而战。
古罗马逐步扩展成为一个地中海帝国，从而导致了由步兵大队组成的古罗马军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军团是从步兵分队组成的军团演变而来的。它在公元二世纪时得到发展，在二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盖尤斯·马略将军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体制。由于罗马帝国扩张的需要，加之许多外国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军事上进行了巨大和必要的改革，同时也导致罗马政府由共和国改成了帝国。
由于罗马帝国的疆土步步扩张，使得连年不断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采用每年征募公民来组建民兵的办法已不能满足军队兵力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专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许多士兵是从不太可靠的社会成分中征集而来，他们的纪律、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程度下降了，官兵之间互不信赖。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控制，不得不缩小军团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古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实际上开始向陈旧的古希腊方阵演变了。这就使古罗马军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他们在帝国边缘地区的作战连连失利。
由于事态的发展，迫使罗马执政官马略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对罗马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的讲究实际的高级首脑也多次从事过这样的改革。马略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期间，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纪元初年。该体制消除了民兵内各旧贵族间的界限，又消除了他们的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差别，增进了各部队之间和士兵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兵员的补充和更新。他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训练教范，虽然后来几经修改，但在凯撒时代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法规。由于军队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因而克服了士兵在尚武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方面日益下降的弊病。
马略接受了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向，并把步兵大队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小分队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仅仅作为大队里的一个行政单位。每个军团由十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400-500人。
作战时，大队编为十或八列横队，每列横队约有50人。在排成密集队形时，士兵间距约三英尺，这样很适合部队的机动和密集的标枪投掷，但不宜用于白刃战，因为间距太小，剑无法施展。为此，在进行近战时采用了间距为六英尺的疏开队形。为使密集队形能够迅速扩展为疏开队形，在交战前各大队之间必须留出相当于一个大队宽度的间隔距离。如果一个军团由二或三个横队组成，马略就把横队中的各大队按棋盘方格形状加以排列，从而使军团保持了原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在士兵之间保留了战斗中挥剑所需的间隔距离。同时利用这种队形的灵活性可以适应方阵中士兵往往自然而然地挤到一起去的倾向，使军团在近战时正面阵线始终保持连贯均衡，不致产生缺口。这是一项简单、高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使古罗马军团继续保持了固有的灵活多变的特性。
大队在行进时编成四路或五路纵队。若要变为战斗横队，只须先合并成二路纵队，然后作向右或向左转即可。行进间的队伍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排面和方向的变换时，跟现代军队密集队形的操练方式相似。
军团通常编为三个横队。第一横队包括四个大队，第二和第三横队各为三个大队，后面横队中的各大队对准前一横队的大队间隔，以传统的棋盘方格形式交错排列。如果将军团编成二个横队，那末，显然每个横队就由五个大队组成。军团的队形很少编为一个横队，编成四个横队则更属罕见。每个大队正面宽度约为120至150英尺，各大队的间距相等，这就是说，正规的三横队军团正面宽度约为1000英尺。各横队的间距通常约为150英尺，因此军团的纵深约为350英尺。
一支由每个军团平均兵力为4500人的八个军团组成的军队，排成三横队式的队形，其正面总宽度约为2500英尺，跟过去以分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相似，但纵深要稍浅一些。即使如此，马略将军率领的军团正面每公尺宽的距离后面平均排有13人，而马其顿方阵则为25人，因此，军团队形的密度约为方阵的一半。
军团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等。横队通常由十个大队排成一列，部署在设防阵地或战壕的后面。方队按普通三横队形式组成，其中三个大队朝正面，七个大队分别朝着其余三个方向，三个大队向后，另四个大队两两面朝两个侧面。方队和圆队(即方队的变形)均用来对付骑兵。通常若侧翼受自己骑兵或辅助轻步兵的保护，那末军团喜欢以横队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将重标枪、盾和短剑结合使用，就足以抵挡最强大的骑兵冲锋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军团最杰出的统帅凯撒在战术上虽无重大贡献，但在军团的运用上却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能手。由于改组了后勤供应车队，作战部队只需携带自身的基本必需品，因此他和他的部队能够迅速前进。侦察兵和骑兵部队能够超前部队主力20英里实施敌情侦察。这是极不简单的。因为原先的军队往往都是莽莽撞撞地进入遭遇战斗的。
古罗马的将军们都强调打进攻战，只要可能，就尽量寻找机会袭击或逼近敌人的侧翼。他们跟敌人一样，总是力争占领制高点，这样可以增加兵器投掷的距离，冲锋时不仅有力，而且冲击力量更大，同时剑和梭镖刺出时也更加容易些。凯撒通常把最得力的大队安排为第一横队，这样一开始突击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轻步兵进行小规模袭击和用投掷式兵器进行骚扰之后，双方的主力横队便开始互相接近。罗马军团的横队或者主动前进，或者等候敌军逼近至相隔20码的距离。这时，第一横队的前面两列士兵便将标枪投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军团已经采取半方阵式的疏开队形。但有时疏开队形的动作有迟滞的现象，要待标枪投出之后才完成疏开动作。
军团几乎总是在主力横队开始跟敌人进行白刃战前发起冲锋。这时，第一横队的8或10列士兵就迅猛冲向敌人，但只有前面的两列士兵能够用上剑，后面各列士兵则将手中的标枪从混战中的士兵头顶掷过去。几分钟后，双方的第二批士兵便上前替换正在交战中的士兵。这样周而复始地替换着打下去，直至战斗结束。与此同时，轻步兵要负责给后面各列士兵补充标枪。这些轻步兵除了要掩护军团的背后和侧翼外，还要负责找回所有能够找到并尚能使用的标枪和投镖。
若第一横队的进攻未能取胜，或者被敌人压住，那末第二横队的士兵就穿过第一横队士兵的六英尺间隔向前推进，第一横队中精疲力尽的士兵则退下来休息并重新编队，最后便作为后备队的第三横队使用。因此在整个战斗中，横队中的各列士兵以及二个或三个主力横队之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调动。要进行这样的调动和替换，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正因为古罗马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在高明的军事将领的指挥下，不断战胜规模更大的野蛮人的乌合之众以及别的文明国家的军队。
马略军团并没有启用过什么新型兵器，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采用斗剑术以及士兵的真正专业化，提高了当时兵器的效能。长期服役的士兵编成了常备军，佩戴着银鹰标志。忠于自己的军队是对每个士兵的基本要求。古罗马长盾堪称古代最好的盾，巧妙地使用它，再配以头盔、胸铠、皮制的或金属制的上身盔甲及胫甲(只包右腿)，使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体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当时小型投射式兵器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凯撒大帝时，每个军团均配有30架小型弹弩和投石器，每架投石器由10人操作。这些武器除用于围城战、保卫野战工事和掩护渡河外，有时在重步兵横队实施突击行动前也在开阔的战场上使用。
约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0年，古罗马军事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几个世纪来它的军事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同时也说明古罗马在其国力鼎盛时期曾经不遗余力地使当时的技术适应了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的需要。
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为了把帝国的安全与经济的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曾按照“经济效能”的合理比例关系制定了他的军事方针。在他的领导下，除保留10000名古罗马禁卫军负责维护国内安全外，军队的二十五个军团全部分散部署在边境上。为此建设了一套优质道路网，使军队在遭到外来威胁时能够从一个地区迅速运动到另一地区。
为了支援这二十五个军团，奥古斯都又建立了一支规模与之相当的辅助部队。这支部队包括弓箭兵、投石兵、轻步兵和骑兵。他们大多是从帝国外面的野蛮或半野蛮部落中征募来的。开始时允许辅助部队保留其部落组织和头领。后来发现这样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叛和兵变，因此规定野蛮人辅助部队必须调离故乡去守卫别的边疆地区，并按罗马人的规定改造其部落组织，掺进其他部落的人来冲淡原部落人的成份。
古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公元117-138年在位)登基后，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边境的坚固防御。他在边境建造了许多人工障碍以弥补河流山脉等天然屏障之不足。德国的要塞边界和英国的哈德里安墙都是用土筑成的高墙，并在墙头上设置了木栅栏。这种设防的界墙为古罗马边境巡逻部队提供了保护和隐蔽物，同时也使野蛮部落的入侵者更难偷越边境。
后来又有一些古罗马皇帝继续改革从别的边境向发生战事的边境派送援兵的边防体制。最后认为原先的边防措施容易引起各部队内部的混乱乃至解体，有时甚至数年不能恢复，因而不能适应边防要求。为此，决定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队以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采取了奥古斯都和哈德里安两种边防思想的折衷方案。军队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为边境常备军，另一部分为机动野战部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边境要塞，剩下的三分之一为机动部队，集中部署在几个战区内。
早在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罗马人为其所组织的野蛮人辅助部队进行编组、加以训练和提供装备，所有这些，有时反而被野蛮人用来反对罗马人自己了。一些被遣散的辅助部队士兵和逃兵参加了野蛮人对罗马边境的袭击。野蛮人的军队在跟罗马军队作战中也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最后，终于推翻了罗马帝国。不过，由于罗马人毕竟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社会结构又相当严密，加之许多卓越的罗马将领具有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因此罗马帝国还是苟延残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4．筑城和攻城技术(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古代的军事首领在掌握战争的基本战略之前，就已经普遍懂得并十分强调打经济战了，对阵战打得比较少。敌对双方往往把进攻目标集中在对方的财产资源上，并竭力保护自己的资源。这就导致首批有组织地采取建筑城堡和城墙的安全措施，以保卫城镇居民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最早的永久性城堡防御工事是在需要加以保卫的地区四周用泥土或石头构筑起来的城墙。这种城墙的上面常常设有木制的栅栏。栅栏通常也是永久性的。有的是在遭到敌人进攻时修建的，和平时期就拆除了。这种原始的城防设施可使防御部队免遭敌人投掷式兵器的袭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控制周围地域的制高点。人们自然能够发现，如果直接从城墙前面挖土筑墙，那末留下的一条沟就会形成敌人接近城墙的又一道障碍。简单的沟渠以及从中挖土筑成的壁垒是古代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防御障碍设施。
随着攻城部队不断研制和改进武器、技术和器材，防御部队也在努力加固其城堡防御工事。由于攻防相长的结果，因而出现了更高的砖石结构的城墙。城墙上间隔一定的距离还构筑了许多更高的城楼。在城楼上可以用侧面火力阻止攻城部队突破或攀登城墙。城墙前面的沟保留了下来，里面灌了水，于是成了护城河，其防御作用更大了。当时有人构筑了一种砖石结构的双层隔墙，并在隔墙之间填进了泥土，从而形成了防御效果最好的城墙。
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时候，中东 [ 注 ] 的城防设施建筑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当时有限的攻城手段对于大城市的高大城墙来说几乎无济于事。古代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以有一条沿底格里斯河两英里半的宏伟石墙而闻名于世，该城的内城墙总长度竟达八英里。
长期致力于防御设施建设的最杰出的例子当推中国的长城(它始建于公元前200年，其中大部分区段建于公元14世纪)。城墙的平均高度为22英尺，形成一道1200多英里长的防御屏障。如果加上城墙的分支，则总长达2000英里。 [ 注 ]
到了西历纪元开始的时候，永久性筑城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当时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古罗马在军事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扎营技术或称兵营构筑技术。至少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凡是古罗马军队，无论规模大小，也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只要在野外过夜，都要安扎设防的兵营。无论部队离开罗马多远，都能得到一个安全的营地。究竟是打进攻战还是防御战，部队将领也有选择的余地。兵营的构筑，相当迅速，每个士兵都分配有一项专门的工作。每人携带的行军装备中包括两根栅柱，用于构筑栅栏。围绕兵营的四周挖有壕沟，挖出的泥土堆放在紧靠栅柱的地方，以增加栅栏的厚度和牢固度。约从公元前200年起，古罗马军队就以空前高超的水平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在许多场合下，他们用铁锹和斧头构筑的野战工事与积极的进攻作战计划相结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亚述国改民兵为常备军，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约公元前1000年-前700年)的时候，它已经是精于构筑永久性堡垒防御工事和从事攻城作战技术的国家了。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征服许多邻国，主要原因是他们运用良好的组织、才能和高超技术，努力研究与改进攻克邻国的城堡防御工事的方法和手段，创建了最早的攻城作战体制。跟随攻城部队的是一支攻城辎重队，它携带着各种专用的攻城器材，包括建造大型移动式木塔架(上面覆盖着浸湿的皮革以抵挡敌人的燃烧箭)的材料和重型攻城槌。技艺高超的弓箭兵站在塔架的顶部向城墙上的敌兵进行射击，使敌人不能干扰攻城部队破坏城墙的工作，其余的弓箭兵在持盾梭镖兵的掩护下，以很高的角度向城墙上面射箭(其中一部分为燃烧箭)以骚扰守城部队，恐吓城里的居民。
亚述军队的基本攻城武器是攻城槌和移动式塔架，并且常常在紧挨城墙的地方用土垒起一条进攻的斜坡。此外还采用地道、对抗地道、防护板、抓钩、夹钳、杠杆、云梯、吊索、火箭、液体燃烧剂以及其他各种攻防器材。亚述军队在攻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使他们自己的城防设施也变得更加坚固了。因此，在几个世纪里敌人的攻城技术一直跟不上亚述城防设施的发展步伐。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这一期间，虽然通过突然袭击、计赚智取和收买反叛者等手段取得过一些攻城战的胜利，但一般来说，除了采取饿困迫降的办法之外，筑有城墙的城堡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
印度人在攻城时常常使用大象来猛撞堡垒或城市的大门。他们用的攻城槌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通常是一根装有铁头的完整的树干。这种攻城槌既可装在轮子上，也可放在巨大的木塔架上。塔架可以造得很高来俯瞰城堡的城墙，因此攻城士兵占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城堡的城楼通常设有升降斜梯，需要时可以降下来作为通向防护胸墙的渡桥。攻城塔架往往放在圆木上或装在粗糙的轮子上，有成百上千的士兵用杠杆或硬拚体力将其推滚到进攻的位置上。塔架上最大的攻城槌有的长200英尺，需要1000个士兵才能推进。
火攻术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年代。古代的化学除了服务于冶金技术外，一直很不发达。人们没有研究出火攻武器真正的化学配方，以便在各国军队之间推广应用，或者传给后代。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采用他们认为有效的火攻方法。亚述人用的是燃烧的松脂或原油(在那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储量就已经相当丰富)来保卫遭到围攻的城墙。古罗马人则使用弓箭和弩炮来发射火箭。燃烧材料品种繁多，有硫黄、松脂、石脑油、沥青和生石灰等，古代东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使用过这些材料。
为了保护攻城部队的前卫，有时也为了保护使用攻城机械和推滚攻城塔架的士兵，使之不受守城部队兵器的杀伤，使用了弹盾、巨大的柳条盾和木盾。这些盾有时可以装在轮子上使用。有一种形同小屋的一节节移动的廊房拼接在一起，上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构成一条既能防火又能防备投掷兵器袭击的走廊。攻城部队和工兵可以通过这条走廊进入最前面的攻城工事和战壕。
亚历山大手下有一位名叫戴德斯的工匠，发明了一种吊杆，这是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棍或杠杆，从很高的垂直支架上吊下，可以用来捣毁城墙顶部的胸墙。他还发明了一种升降吊箱。这是一只巨大的箱子或篮子，里面可以装进许多士兵，箱子挂在罗马人称之为“撬棍”的吊杆上。吊杆由很高的桅杆或垂直支架支撑，牵拉索具就可以使吊杆上升或下降。利用这种升降器可将一组步兵吊过城墙的胸墙，越过诸如护城河那样的障碍，把箱子直接放到敌人的城墙上。
阿基米德特别爱用巨大的抓钩或夹钳器械来对付攻城槌，甚至曾用它们抓捕进犯叙拉古海堤的敌舰。
虽然亚述人早就懂得使用各种投掷器械来对付城防工事，但是，几百年后当数学知识和机械工程学应用于这种兵器制造的时候，弹弩和弩炮等攻城兵器才真正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叙拉古斯暴君迪奥尼修斯于公元前399年最先开始研制此类原始炮的。经马其顿人改进，最后罗马人把这种兵器的性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世纪期间，特别是东罗马帝国一直使用着这种攻城兵器。
这类武器应用了张力或扭力的原理，能以低伸的、弯曲的和抛物线等不同的弹道发射各种类型的弹体。在某些情况下，还运用了投掷的原理。当时，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由于使用了这样那样的名称和非技术性的描述，因此造成了兵器术语的严重混乱。
最初的弹射器用来发射一种带柄的大型箭，弹道是低伸的。原始的抛石机可能是以弯曲的或抛物线弹道投射石弹或类似的物体。近代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使用张力(弓或长木板弯曲时产生的力)应称为抛石机，而使用扭曲力(扭绞绳索或纤维产生的力)原理的器械则应叫做弹弩。还有一些人更加客观地把它们统称为弹射型武器。尽管此类器械形体大小相差甚远，战术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性能却是没有区别的。
尤塞托能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抛石机的一种武器(说明多年来它的含义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一种靠张力以低伸弹道发射弹体的武器。它基本上由炮架、弹射装置、弹射槽(相当于近代加农炮的炮管)和底座等部分构成。炮架由两根水平横杆组成，横杆被四根坚硬的垂直木条隔开，炮架被牢固地放置在底座上。这样炮架就形成了三个窗口，弹射槽穿过中间的一个窗口，旁边二个窗口的外侧支撑杆上各系着一束稍微扭绞着的垂直绳索(用人的头发和动物的腱制成)。在扭绞着的绳索中插两根坚硬的木梢，然后同另一根结实的弓弦绑在一起。用很大的拉力将弓弦安放在弹射槽中弹射物(通常为投枪)的后面，然后拨动扳机装置将弹射物弹出。
弹射器和抛石机有各种大小不同的形体。古罗马帝国大量使用的最小的一种弹弩约重85磅，能发射长约26英寸，重达一磅的投镖，弹射距离约275码。它主要用来杀伤人。公元200年后，普遍使用了另一种比上面那种稍大一些的抛石机，它装在带轮子的弹射架上，罗马人称之为炮车。最小的弩炮每组炮手为2至4人，最大的需10至15人。
另一种经过改进的弹弩名叫里索波弩机，它能通过弹射槽发射石弹和铅弹。
希腊有一种类似弹弩的抛石机名叫排林托能。它的原理跟弹弩相同，不过它的两根导杆在一个斜面上，连在两根木臂上的弓弦将滑动弹射槽内的石弹沿此斜面弹射出去。这种弹射器长达10码，高5码，宽4码，体积很大。发射的石弹重达8磅，射距300码甚至更远。它基本上用于攻城，也可用来防守。
典型的靠扭力发射的抛石机由地上的坚固沉重的长方形框架，一根直立的弹射杆，顶上装有横梁的两根结实的柱子构成。弹射杆的下端插在一根扭绞得很紧的水平绳索里，绳索绑在长方形框架的两端，正好位于支撑架下面的位置。平时绳索使弹射杆紧紧顶牢支撑架上的横梁。弹射杆的顶部通常做成勺子的形状，有时在弹射杆的顶端装一皮弹袋。弹射时，先用绞盘将弹射杆拉至接近水平的位置，再在“勺子”或皮弹袋里放进岩石或其他种类的弹体。当用扳机装置松开绞盘绳索时，弹射杆便以很大的力量恢复到垂直位置，并与横梁撞击，产生的惯性力便将弹体以弧形轨道弹向目标。罗马士兵将这种机械称为野驴，表示弹射杆撞击横梁时长方形框架的后端向上提起的样子就象驴子“弹跳”一般。这种抛石机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攻城武器，它最多可以将四十至六十磅的石块弹出450码的距离。
上述武器的威力均受弹射力和机动性的局限。小型弹射器只能用来杀伤人，而且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它的发射速率很低，因而，光靠小型弹射器本身无法抵挡敌人的冲锋。但是，后来古罗马军团将小型弹射器部署在帝国边境沿线的防御阵地里，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较重型的攻城机械在用途上则更显专一。即使是最强大的抛石机，除了弹体自由落下时的重量所产生的作用力外，只有很小的一点弹能，几乎无法攻破古代及中世纪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不过它在攻防作战中对付敌人的步兵和机械时则非常有效。进攻时，抛石机和弹射器能使城墙上的守城部队难以行动，这样攻城槌，攻城塔架和云梯就可以在它们的火力掩护下架设起来；防御时，又可用它们严重干扰敌人的攻城作战行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强大的城堡防御工事之所以较难攻破，抛石机和弹射器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400年前，无论是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国人，都未能对亚述人发展起来的工程技术作过重大的改进。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少数奋发有为的军事领袖和数学大师却已经开始努力改良攻城武器的设计及其在战术上的应用。
马其顿的菲利普王看来是最先让攻城辎重队携带预先装配好的轻型抛石机和弹射器的。虽然他曾试图进一步减轻这些武器的重量，但并未成功。除了攻城作战外，不清楚他是否在别的场合使用过这些武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成功地把弹射器的重量减到了85磅左右，他的野战辎重队曾携带过约150架尤塞托能抛石机和25架排林托能抛石机。他喜欢在穿山渡水这种不需要快速机动的战术条件下使用这些武器。亚历山大堪称是野战炮的真正鼻祖。
菲利普所用的这类武器的设计十分巧妙。它的基本部件可以用一匹骡子或马驮载，而体积庞大的木件则可在作战现场砍伐树干临时制作。当然这可能会延误野外作战对武器的使用，因此亚历山大总是用马车驮运许多组装好了的武器，以便一旦需要就能迅速投入作战使用。
菲利普、亚历山大以及工兵们发明了许多攻城作战的新技术。在攻城战中，他们比亚洲或希腊的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是发明黑火药之前攻城战中最伟大的统帅。在这方面跟别的方面一样，只有成吉思汗才能和他相提并论。马其顿军队中有一支组织严密技艺高超的工兵队伍，负责攻城辎重队和攻城作战的技术工作。
有两次迥然不同的战例说明了亚历山大攻城技术的巨大成功。一次是对提尔的攻占，一次是对加沙的征战。另外还有一次是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位继承人迪米特里厄斯对罗得岛 [ 注 ] 发动的战争，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可以说更为典型。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关键一着便是要攻占腓尼基的提尔城。它是波斯海军在地中海的主要基地。提尔城位于离腓尼基大陆约半英里的一个岛上。为了登上海岛，亚历山大要用山岩和泥土修筑一条从大陆伸向海岛宽200英尺的坚固堤道。对此提尔人进行了激烈的骚扰，他们使用火攻船，几次中断了马其顿军的修堤工作，烧毁了堆砌岩石的木制脚手架，摧毁和破坏了架设在堤道上的木制攻城塔架。亚历山大好不容易集结起一支海军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海战终于击败了提尔人，封锁了海岛，把剩下的提尔战舰封锁在港内。最后，当堤道修筑到岛城的城墙时，堤道侧面海上的马其顿舰载攻城机械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马其顿军队从两个方向攻占了提尔城。
这次胜利后不久，亚历山大又挥师南进，经巴勒斯坦直逼埃及。但是，该部在加沙要塞受阻，于是又进行了一场攻城战。这次作战最显著的特点是亚历山大在接近城墙不远的地方构筑了一座巨大的土台。它高达250英尺，台底周长为四分之一英里，上面放置了几架弹射器和一架抛石机，用来袭击敌人的守城部队并掩护自己的部队继续向城墙方向扩展土台。当土台最终靠上城墙时，他们只用一次不费大力的冲锋便占领了城市。土台技术并不新鲜，但亚历山大是运用这一技术的能手。后来在波斯、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攻城战中他常常使用并不断改进了这一技术。
公元前305年，迪米特里厄斯向罗得岛普托勒密的守备部队发起了进攻。战争一直持续了两年，双方都使尽了当时已有的一切武器装备，如攻城槌，攻城塔架，液火，地道和对抗地道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攻防机械，从各个方向展开进攻和突击。但是普托勒密的海军为守备部队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最后迪米特里厄斯不得不撤兵回到希腊，致使罗得岛仍然掌握在普托勒密的手中。
古罗马军队早期的攻城技术比较落后。他们通常采用的是持久消耗战。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前201年)吸取了跟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局面方有改观。后来，继亚历山大之后，凯撒成了古代指挥攻城作战的杰出将帅。从此以后，每支罗马军队均配备了一支工兵分队，这支分队能够熟练地进行桥梁架设以及攻城作战专用武器的安装和使用。虽然他们主要依靠在战斗现场来寻找木材和杂料，但工兵分队有个专门的辎重队，携带着施工所必须的工具和装备。那时罗马军队普遍使用了小型弩炮机械，每个军团均配备有30架小型弹射器和抛石机，每架由10人操纵。这些武器主要用于攻城作战和野战工事的防卫，有时也用于特定的野外作战，如掩护部队渡河等。
凯撒是位思维逻辑严密，组织才能出众的典型古罗马将领，他创造了一整套系统的攻城作战方法。在不同的攻城作战中，攻城机械的架设和操纵以及作战的具体步骤是各不相同的。这要看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守城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定。
下面从一种典型的古罗马攻城作战体制的概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古代攻城作战的清晰画面。 [ 注 ]
(1) 罗马军队进入作战区域，必先安扎设防的兵营，兵营即攻城作战的基地。
(2) 总指挥官在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协助下，首先对敌城堡防御设施及周围地域实施全面侦察，查清当地的木材、石料、牲畜、食物、饲料等资源的状况，作为全面估计形势的基础。
(3) 一俟作出攻城决策，即令军队之一部分封锁敌城堡防御设施，其余部队着手搜集构筑工事和攻城机械所需之材料。
(4) 制成移动防护板和移动廊房，架好攻城机械的支架。
(5) 沿攻城阵地的周围建立一条防护障碍带，这样原先孤立的攻城碉堡就由一条围城工事连接了起来，从而对守城部队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项工作是与(3)、(4)两项步骤同时进行的。另外，有时还要修筑一条面向城外的壁垒，以对付守城部队的援兵的进攻和袭击。凯撒几乎是无例外地构筑这种双重防御墙的。
(6) 由移动防护板、移动廊房和堡垒等形成了一整套有护盖的野战防御工事，通常在几个不同地点同时向着城墙移动。他们逐步推进到坑道口、地下通道和前方攻城机械的阵地。不久，攻城机械立即开始骚扰守城部队和居民。这时双方开始连续使用轻、重型武器，弹射器、抛石机及其他各种类似的武器袭击对方。
(7) 在移动防护板的掩护下，从离敌城的防御壁垒较远的位置起，开始修筑阶梯式平台(类似亚历山大在加沙所筑的那种平台)，每隔一段升高一级，逐步向城墙延伸。
(8) (通常在土台上)构筑几座能够俯瞰城墙的塔架，再将这些塔架放置在相当大的圆木上，然后逐步推至城墙。塔架的正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以防敌人的燃烧箭将它烧毁。塔架的底部由步兵部队警惕地守卫，他们各自用弹盾保护自己免受守城部队的破坏性袭击。
(9) 倘若城堡或要塞的周围开掘有护城河，那末在构筑攻城平台的前方以及想要打开突破口的那一段河道，通常要用土将它填平。
打开城墙突破口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移动廊房的掩护下使用攻城槌；二是将地下坑道一直挖到城墙下面，然后毁掉坑道，使城墙倒坍。但是拚死守城的部队往往在城墙危险区段的后面筑一道内城墙。这样，打开突破口的战斗有时需要数次反复方能奏效。守城部队也采用对抗地道来破坏对方构筑攻城的地道。
突破口打开后，接着就越过它发起攻城突击。有时攻城部队也在没有突破口的情况下实施攻城突击。他们从移动塔架或云梯，或用升降吊箱，或者同时使用这几种手段千方百计登上城墙的壁垒。有时则通过地道将一支先遣队秘密送至城内，然后打开城门，或者在里面袭击守城部队。在攻城突击阶段，古罗马军队曾有过一项典型的创举，那就是将许多士兵的盾联成一片，举在头顶，形成一个龟甲形的防护物，在它的掩护下可将一个步兵中队推进到城墙脚下。
古罗马人特别善于使用野战防御工事以节省攻城作战所需的兵力，表明他们深知后来克劳塞维茨所总结的一条基本作战原理：“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野战防御工事好比“倍增器”，它用人不多，作用颇大。古罗马人用它扩展自己的前线阵地，又将它作为机动野战部队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节约兵力通常被当作一条作战原则。下面是这种作战思想的一个典型战例。
自凯撒大帝之后，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公元193-211年)也许可称得上是最能干有为的古罗马统帅。他极其精通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并能配合使用战场上的移动式作战机械——弹射器和抛石机。他在位期间，古罗马的常备军于公元三世纪初增加到40个军团。他始终保持34个军械工厂，忙于生产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小型作战机械。
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及其继承者还使用紧急构筑的防御工事，并将其大胆地强行构筑到敌人的脚下。这种工事不光是一种围攻作战技术，而且在威胁到敌人侧翼或交通运输时，必然会引诱敌人发起突击。规模较小的罗马军队一方面配备有足够的轻型作战机械，另一方面野战工事又使其战斗力量倍增，因而往往敢于跟兵力强大得多的敌军交战，并严重消耗敌军的力量。然后，发起反攻，或者由预先安排好的后备队将敌军包围，从而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些战术又使罗马军队重新回到了方阵这种作战队形。防御工事必须是线式的，而线式的部署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作战机械的火力范围。
上述作战思想和战术极大地发挥了当时的兵器和技术的效能，可以说，它们跟老式的梅花阵的效果完全一样。这些作战思想和战术不仅适合公元三世纪，有时也适用于20世纪的今天。
5．马镫和长矛：骑兵的崛起(公元300-5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骑兵就开始协同步兵进行作战了。不过那时他们在军队中所占比重很小，通常只有皇族和贵族方能充当骑兵。他们或者乘坐战车，或者骑着高头大马奔赴战场。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时，在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广阔平原地区，骑兵在作战中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力量了。为此，波斯和中国都不得不使自己适应骑马作战的要求，以对付野蛮民族敌手所主要依赖的骑兵。到了赛勒斯王的时代，波斯的重骑兵和弓箭骑兵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旅。纪元初期，弓箭骑兵在中亚和西南亚已经是所向无敌的了。但是，亚洲骑兵在对付训练有素的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步兵时从未做到屡战屡胜。
在菲利普王和亚历山大时期，骑兵是马其顿军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它跟步兵一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它的精华是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随从骑兵”。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菲利普和后来的亚历山大都习惯于亲率这支骑兵出征。在技术上与它几乎不相上下的是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在战斗队形中，随从骑兵通常占据步兵方阵右侧的荣誉位置，而塞萨利亚骑兵则位于左侧。塞萨利亚重骑兵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约10英尺的长矛。这种长矛轻的可以远投，重的可用其将对手挑下马来，或刺穿敌人步兵的心脏。随从骑兵携带着跟正规重步兵相同的长矛。每个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重骑兵都头戴头盔，胸挂鳞甲，腿裹胫甲，手持盾牌，腰插短剑，而且他们的坐骑也披着鳞状头胄和胸甲。
马其顿军队也包括配备有长矛、标枪或弓等武器的轻骑兵和中型骑兵，他们担负着掩护、侦察和侧翼保护等任务。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则负责突击冲锋。
在古罗马军团战功卓著的时期，他们使用骑兵的方式跟马其顿军队并无二致。但效果却差了许多。他们的玛利安军团加上其配属部队总兵力约达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作战时，罗马骑兵通常象军团中的大队那样，以棋盘方格阵势排列于步兵的侧翼。但是，他们在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时，从来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而这种协调配合恰恰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取胜的重要原因。罗马军主要依靠步兵赢得作战的胜利。
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卡尔海战役，它预示了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向。在这次战役中，帕提亚将领苏伦纳斯率领的弓箭骑兵以强大的优势战胜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斯的步兵军团。尽管亚历山大没有跟帕提亚人发生过较大的摩擦，但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出现一位象他那样的天才统帅，在对付非正规的弓箭骑兵时，能够把训练有素的步兵和骑兵协调配合得象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卡尔海战役之后的几十年里，帕提亚人当然变得害怕和尊重罗马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后者害怕和尊重前者。尽管如此，卡尔海战役还是代表了军事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几个世纪后，弓箭骑兵终于取代军团步兵，成了罗马和拜占庭东部边境的主要防卫力量。
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可以看作是古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作为几个世纪来罗马军队战斗编队核心的重步兵逐步丧失了它的重要性，让位于骑兵，最后，骑兵不仅是古罗马军队而且也是西方其他各国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
骑兵的兴起虽然主要应归之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与政治社会因素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罗马人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他们的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与此同时，投射式兵器(弹射器、弹弩和抛石机)的扩大应用，使步兵的队形逐步趋向于又长又窄，更容易被骑兵冲锋突破，同时，也减少了步兵白刃战的机会。此外，由于古罗马军队的纪律正在缓慢而又明显地削弱，军团士兵更难抵挡敌人骑兵的冲锋突击。最后，由于野蛮民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野蛮人骑兵压境，罗马人需要大力加强其漫长的边界防卫，不得不逐步削减军团重步兵的力量，扩大骑兵和轻步兵的比例。
古罗马发展骑兵，特别是将骑兵运用于突击行动，最主要的刺激因素是来自亚洲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带马镫的马鞍问世了。在发明马镫之前，骑兵是坐在垫毯和鞍毯上，甚至没有马鞍而骑在马的光脊背上，从头顶来挥刺长矛的。马镫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虽已无从查考，但印度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使用马镫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马镫的应用使士兵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这种力量由于马和骑马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敌人。
其次，在波斯和亚洲中部平原培育出了特别适合于突击冲锋的新品种高头大马。到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人已经采用了这种马匹。他们也跟波斯人一样，给士兵和马匹披上了锁子甲，使他们不容易遭到小型投掷式兵器和轻型白刃战兵器的袭击。
公元四世纪初，古罗马军队中的骑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马留和凯撒将军时代则不足百分之十，在东部沙漠地区跟波斯和阿拉伯军作战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重骑兵首次大败古罗马步兵。东罗马帝国皇帝法伦斯集结一支大军要与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决一死战。东、西哥特人在各自洗劫了多瑙河各省之后两军会师，渡过多瑙河侵入巴尔干半岛。西哥特军由菲列德根酋长统帅，东哥特人由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
公元378年8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法伦斯率部抵达阿德里安堡。侦察兵在附近发现以马车作为壁垒的哥特兵营，并得知大部分哥特骑兵已外出搜集粮草。于是，法伦斯当机立断令部队向哥特兵营进击。当罗马军队逼近时，兵营里留下的唯一主将菲列德根才派人前去召回领兵搜集粮草的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并设法寻找机会跟法伦斯谈判以争取时间。
尽管法伦斯的部队在仲夏烈日下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但还是即刻布阵以待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却又诡称同意与菲列德根进行谈判。可是这时罗马军的辅助部队却突然向西哥特一方的谈判组开火，在双方都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拉开了战幕。这时，罗马军团还只是将一部分行军纵队改成了作战队形。不过，位于侧翼的骑兵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因此法伦斯只好命令部队发起全面攻击。
当两军激战犹酣之际，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率领哥特骑兵的主力抵达正在进行战斗的河谷旁的高地。就在罗马骑兵的右翼抵达哥特兵营时，哥特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袭击，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哥特骑兵的冲锋是如此之猛和如此之有力，以致整个罗马军队乱作了一团。接着哥特骑兵又转身进攻罗马军的左翼骑兵。有的穿过了兵营，有的紧跟在罗马军的后面左砍右杀。与此同时，菲列德根命令西哥特军从兵营的马车壁垒后面发起反攻，罗马骑兵即告全面崩溃。哥特军接着又进攻并席卷了罗马军的左翼步兵，把他们压向罗马军队的中央。步兵你推我拥，挤成了一堆，其中一部分还保持着原先的行军纵队，根本无法展开成作战队形。在挤压过程中，军团士兵也无法施展手中的剑和梭镖，又不能逃跑，无奈，只得任凭手持矛和剑的哥特骑兵从侧翼和背后肆意戮杀，这时，哥特步兵也杀出兵营，冲向罗马军的正面。
在这次战斗中，罗马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皇帝法伦斯和所有的主要将领阵亡，士兵死亡多达四万之众。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右翼和中央的数千步兵。没有参战的骑兵总算突围出去免于一死。罗马军实际上被彻底歼灭了。
战斗的胜方哥特人所使用的长矛和剑并非新式武器。但是，这两种兵器跟骑兵的机动性充分结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杀伤力。决定这次战斗结局的四项因素是：机动性(使大批骑兵从远处迅速逼近敌人的侧翼)，突然性，翼侧突袭和长矛兵冲锋的猛烈性。一方面由于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菲列德根及其同僚们的天才智慧，使得这四项因素协调一致地发挥了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和骑兵的勇敢精神。在后来的十个世纪里，这四项因素构成了骑兵战术的基础。
就罗马一方说来，阿德里安堡一战的失败意味着军团步兵作为进攻性作战体制的时代已告结束。从此由弓箭骑兵和长矛骑兵组成的重骑兵取代了军团步兵，成为罗马军的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称雄了约1000年的时间。
从军团步兵到骑兵的转变势必带来兵器上的变革。因此在后来的1000多年时间里，骑兵使用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不过，大多数是由人们早已使用过的兵器改进而成的。
骑兵的主要兵器之一是标枪或矛。希腊、马其顿和古罗马骑兵都曾以不同方式使用过它。到了公元四世纪，标枪的枪身一般长约9至11英尺，直径2至3英寸，从头至尾一样粗细，顶端有一枪尖。查理曼王朝的军队曾用过一种带翼的梭镖，在梭镖尖头的后部有一横档，这样，在刺穿敌人后可以更容易地拔出来。
骑兵的另一重要兵器是剑。各个日尔曼部落都使用它，不过，他们的剑是用未经淬火的铁制成的，质量较差。这种剑两面有刀锋，剑头削尖，剑身长约25至32英寸，既可劈砍又可刺杀。到了西罗马帝国查理曼皇帝的时代，剑有了很大改进。它质地坚硬，剑身约40英寸(包括一个有着交叉形护挡的剑柄)。它既可骑在马上使用，也可以在马下挥刺。使用这种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因此，用来对付那些训练良好，纪律严格的野蛮民族的骑兵是不在话下的。
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发现，使用重型长矛和剑的骑兵并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国和中亚人长时间来有效使用着的轻重弓箭骑兵。这两种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弓箭骑兵先把敌人围住，为长矛兵的冲锋作好准备。长矛兵的进攻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保住密集队形，这样，就更容易受弓箭骑兵的袭击，因此，从古罗马的后期开始，欧洲军事上弓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了。
要能有效地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也需要合适的开阔地形，它成了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雇佣弓箭兵的专用兵器。
公元6世纪时，东西罗马帝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野蛮民族的雇佣军。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当然优先录用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的士兵。因此，来自亚洲血统部落的匈奴人、阿兰人、艾伐尔人和布尔加人等均被编为弓箭轻骑兵，而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平原地区的日尔曼部落，其中主要是哥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盖皮达人和伦巴族人则编入了重骑兵队伍，他们主要用长枪或长矛实施突击冲锋。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跟匈奴弓箭骑兵和波斯军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对罗马骑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起初，罗马军主要使用轻骑兵。它跟野蛮民族的雇佣骑兵相比，只不过组织得较好，纪律性较强而已。后来，罗马骑兵逐步披上了重型盔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这样，到了公元6世纪初的时候，便出现了所谓的重骑兵。它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的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可靠的一支部队。这种重弓箭骑兵将兵器的威力、纪律性、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古罗马军团之后的又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6．残忍的大屠杀(公元500-10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也日益衰败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在组织领导、指挥谋略、技术水平以及纪律养成等方面的全面倒退。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军事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在军队的使用上手段凶残毒辣，缺乏系统理智的理论指导，军事上无所创见，因此，根本谈不上优良的组织体制与足智多谋的作战指挥的有机结合。
狂乱中的罗马人为了寻找对付敌人投掷式兵器和骑兵突击双重威胁的新办法，在骑兵作战的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步兵方面则一无所成。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没有一种步兵组织体制能将老式军团的作战威力跟机动灵活严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果，步兵完全成了骑兵的辅助部队。缺乏机动性的密集步兵(有时配备有投掷式兵器)成了骑兵实现机动作战的基地。轻型步兵(弓箭兵、标枪兵或两者兼有)用来搞乱、迷惑或削弱敌人，为自己的骑兵冲锋创造条件。不过，当时的西方军事将领感到，在固定不动的使用投掷兵器的步兵和灵活机动的骑兵突击之间很难做到很好的密切协同，结果不得不重新拣起陈旧的战术，全面恢复步兵方阵的作战方法。
中世纪初，也有某些不依赖骑兵的例外情况。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北条顿民族，特别是他们中的法兰克人，直到公元5、6世纪的时候几乎仍然全靠徒步作战。他们的密集的步兵在机动性、使用投掷兵器和实施突击行动等方面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公元6世纪前，法兰克军队只有很少的盔甲，有时甚至根本不披盔甲。他们采用的仍是其祖先对付早期古罗马军队的那种战术，象一群乌合之众仓促上阵。当快要接近敌人时，便挥舞一种头很重的单面刀锋的战斧，它能够劈开古罗马人坚固的盾或头盔，或投出标枪，然后在混乱中执剑冲进敌阵。这些不怕死的野蛮民族士兵常常排着密集的队形等待敌人骑兵冲过来，然后在停下来的骑兵周围或马下挥剑将马和士兵砍倒。
这一时期，法兰克人之所以能够在作战中取胜，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非凡的勇敢精神，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敌人在军事技术上的大倒退。经过跟罗马人几个世纪的交战，他们在兵器、纪律或战术等方面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有迹象表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一世曾经给他的凶猛的勇土灌输过一点纪律观念，并且他还是古罗马军事体制的崇拜者。他对自己规模较小的军队曾作过某种程度的组织管理改革和战术控制，因此在跟其他条顿部落的多次战斗中，尽管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向英国进行移民入侵时，采用了跟法兰克人同样的毫无组织的步兵战术。公元600年到800年期间，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战争艺术堕落到象英国那样糟糕的地步。狂暴的野蛮性使得古罗马的优良作战体制荡然无存；人们已经根本不知战略和纪律为何物；所谓战术只是以大致平行的战斗序列将敌对双方的士兵毫无次序地列队成行，接着便是一阵混战，直至其中一方抱头鼠窜为止。防御工事只是些原始的木栅栏或者简陋的战壕；盔甲很少并且质量极差。在英国，步兵之所以一直保持着优势，仅仅是因为敌人没有强大的骑兵，因此他们也就无需对付这方面的挑战。到了将近公元8世纪末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开始出现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岛的沿岸以寻找可供征服的对象。
法兰克人经过跟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族人、艾伐尔人和东罗马人较量之后，逐步懂得必须十分重视骑兵。从公元7世纪起，法兰克军队中骑兵的比例逐步增加，并开始越来越依赖携带长枪的重骑兵的突击冲锋。到了查理曼大帝执政时，骑兵在法兰克军队中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这个时期，西欧各国都没有启用什么新式兵器，只是对原有兵器作了某些改进。作为中世纪兵器的剑终于定了型，在作战中主要用来劈砍。它在靠近剑柄的部位最宽，往剑头方向逐渐变细；剑身两面有刀锋，从剑柄的圆头到剑的尖端长约44英寸。由于使用这种剑的士兵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具备高超的技术，因此，它主要限于贵族使用。无论马上马下，他们都能挥舞自如。
查理曼大帝曾使弓箭重新成为西欧使用的一种兵器。但他死后不久，多数军队又很快将它淘汰了。诺曼底人有时也使用弓箭，不过通常用来狩猎而不是用来打仗。
这期间，护甲日益变得普遍而有效。古代的鸡冠状头盔不见了，代之以带护鼻的圆锥形铁盔。锁子甲戎装是使用最普遍的盔甲，其长度逐渐加大，它的下摆可以遮住骑兵的膝盖。中世纪初，西欧护甲最重要的革新之一便是风筝形状的盾的出现，它也许是将古罗马长盾板与常用的圆盾这两者的优点相结合的产物。对骑兵来说，中世纪的盾是一件更为实用的装备。它没有古罗马长盾那样笨重，与圆盾相比，它面积虽小，但保护功能却更强。另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锁子甲护披，用来保护头盔与甲衣之间的颈部。
由于野蛮民族的侵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城防设施重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也必然促进了围攻技术的相应提高。在进攻要塞与要塞防御的作战中，西欧人曾设法尽量根据他们的理解仿效罗马人常用的战术方法，并进一步加以改进，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骑兵突击的需要。但是，他们的兵器和技术跟一千年前罗马人使用的相比均显得相当原始。
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公元771-814年)，创建了一种军事体制，从而克服了三个多世纪来西欧在军事上普遍存在的混沌状态，开始了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可惜在他死后，这种混沌状态又故态复萌了。查理曼即位以前，法兰克军的主要作战特点是骁勇异常而纪律极差。他们的作战常常胜负难测，他们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的。
查理曼大帝登基后，即着手用严格的纪律和有效的组织体制整顿法兰克军队，使其勇猛的战斗精神得以正常的发挥。与此同时，又努力建立他个人统帅的高度权威。这要归因于以封地采邑为基础的封建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查理曼大帝恢复了因罗马帝国崩溃而消失了的一种社会秩序。
经过两次短暂的交战，查理曼轻易地击败了伦巴族军队，不过，他感到伦巴人的骑兵有它固有的优越性。于是，他就着手改进他自己的骑兵，并取得了成功，同时，又将伦巴人编入法兰克军，作为其军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利用这样的一支军队击退了艾伐尔人的进攻。可是，在伦巴人被查理曼改编和训练之前，他们几乎无法抵抗艾伐尔人对意大利北部的袭击。
法兰克军也缺乏良好的后勤组织。他们只好靠掠夺粮草而生存。这样做，在友邦地区往往使百姓怨声载道，内部骚乱不安，在敌占地区从事掠夺粮草的分散部队常常会落入机警而集中的敌人之手，因而招来不测横祸。由于后勤物资供应不足，法兰克军在战场上只需待上几个星期，必定自行瓦解无疑。为此，查理曼设法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后勤体制。其中包括运送食物和装备的辎重队，它足以维持部队几个星期的需要。物资的补充也有了正规的渠道，或者靠有组织的征集，或者靠护送队给野战部队补运。具备这些条件后，查理曼就能够在离高卢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作战，军队在整个冬天也能够从事野外作战或围城战。
查理曼又重新象古罗马和马其顿那样，在军队中建立起攻城装备辎重队以对付敌人的城防设施。虽然后勤物资和攻城装备这两个辎重队减慢了部队主力的前进速度，但是，确保了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由于进一步依靠了骑兵的力量，又使用了由骡马驮载的辎重队，因而，他仍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查理曼军事体制的关键一环是沿着被征服的地区边境设置一连串的边防哨所和堡垒。并建立了一套道路网，将新边界上的堡垒串连起来，跟老边界上的城堡相连接。这些堡垒用来贮存大批给养物资，于是成了法兰克骑兵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
查理曼建立了经由贵族诸侯这条渠道进行征兵的体制，因此能够长期维持一支野战常备军，但又不会给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也用不着去征募那些不可靠的社会渣滓来充数，并且不致于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而将各省的财政资源花光用尽。他对贵族提供的这支部队的军事素养要求很高。
由于执行了从贵族阶层中进行征兵的政策，因而加快了封建制度的建立。而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则进一步直接刺激了加速西欧实现封建制的进程。国王和贵族慌忙采取种种措施以保护他们的人民、牲畜和商业中心不受敌人的侵犯。
查理曼大帝死后，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朝廷大乱，以致无法集中力量对付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马扎尔人对法兰克的劫掠蹂躏。当时找不到一位称职的领袖能够重建国家集中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机器。防御敌人和保卫家园的战斗成了各地分散和不协调的行动。因此，构筑了更多的要塞堡垒以保护乡村居民以及商业和交通中心，常备军驻地的地方首领各自派人保卫自己的要塞以随时抵御入侵者的袭击。骑兵的力量仍在继续不断地扩大，常备军全部都是骑兵、骑士和重骑兵。偶尔贵族把他们手下所有体格强壮并受过一定训练的士兵召来当步兵。一般来说，他们的武器不够精良，缺乏护身盔甲，组织也不严密，因此，这样的步兵只能用于防御目的。
每年各大封建领主都要奉国王之命率领他的士兵参加一段时间的皇家远征。这种军事体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当各支皇家部队集中起来打仗时，他们的素质往往参差不齐，他们之间没有忠于国王和民族的联系纽带。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体制和集中的训练，因而缺乏严格的纪律，更谈不上有效的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在北欧地区也出现了另一不同的军事体制。斯堪的纳维亚人基本上是些海盗，他们对抢劫和掠夺到的战利品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被征服地区的长期占领。另一方面，他们技术精，不怕死，讲纪律，对上级忠贞不二。他们都是步兵，一般配备有梭镖、剑和战斧等兵器，有时佩带弓箭，并有头盔、圆盾和皮制甲衣等护甲，后来许多士兵还配备了锁子甲戎装。
北欧海盗发现，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战术能够有效地对付他们最初在西欧遭遇的民兵部队。这些民兵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装备、训练和作战指挥都很差。这种战术也可用于对抗西欧新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是西欧专门组建用来对付北欧海盗威胁的。由于西欧人越来越能够有效地抵抗北欧海盗的入侵，原先为100至200人一伙的分散海盗帮开始采取合并的办法，组成规模较大的队伍。根据史料记载，公元885至886年进攻巴黎的北欧海盗人数接近三万，不过实际数字也许要小得多。
欧洲人认为，专业化骑兵跟城防设施相结合是对付北欧海盗的有效办法。假如数量上不处于劣势，那末，重骑兵利用自己的突击能力至少可以跟北欧海盗打个平手，甚至战而胜之。倘若北欧海盗实力太强，那末快速机动的骑兵则可从安全的设防基地出发，紧紧盯住海盗的步兵纵队，不时而有效地袭击它。他们还可以迅速地跟其他分遣队汇合起来围攻北欧海盗部队。
这样，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他们不管在那里上岸，就把附近所有的马匹抢来，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骑上马匹，以实现部队的快速运动。最初他们将马用于运输，后来，由于他们越来越难以对付西欧的骑兵进攻，因此在沿海或河流、半岛以及岛屿上建立起大规模坚固的永久性防卫基地，并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过，直到最后，他们军队的主体仍然是步兵。
马扎尔人的作战方法跟人类创史初期的塞西亚人和其他中亚人的骑兵一样。他们都是轻骑兵，通常不披盔甲，主要兵器是弓箭，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机动性特别强。他们对付不了西欧重骑兵，总是尽量避免打白刃战，利用自己的机动优势，充分发挥弓箭这种投射式兵器的威力。他们设法将比较笨拙的西欧军队包围起来，然后从各个方向进行几个小时的袭扰，最后在敌人出现大量伤亡，又被拖得精疲力尽灰心丧气的时候，设法在敌人阵营中打开突破口。然后再利用这些缺口，从背后发动进攻，将孤立之敌制服并予以歼灭。
在长期的作战中，马扎尔人依靠高速度和迅速改变进攻方向的办法来避开大规模集结的西欧骑兵部队。但是，由于西欧的重骑兵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效能和机动性，加之又建立起许多堡垒要塞，因此马扎尔人进攻的威力也日见下降。
到了9世纪末，陈旧的古罗马军事体制完全销声匿迹。在西方代之而起的是由披盔带甲的骑士组成的小规模骑兵部队。他们是具有专门技术的职业士兵，服务于国王或富有贵族的门下。正是这帮披盔带甲的骑兵最终击退了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挫败了他们对西欧的入侵。正是这些胜利，保证了封建制度下的骑兵在西方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后来一直延续了400年之久。
封建时代是军事上战略和战术完全停止不前的一个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贵族血统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军事训练。不过这种训练的唯一目的是使这些未来的骑士能够驾驭马匹，熟练地挥舞长枪和剑，在冲击敌人时炫耀他的勇猛和果敢精神。
大多数封建军队集合在一起作战时，突出的问题是普遍缺乏纪律养成，不服从命令，并且总有一些下级指挥官不听上级指挥而喜欢我行我素。结果往往在不适当的时候突然引起一场全面的交战，或者在关键时刻打乱了自己的队形。指挥官级别的高低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的专业技能或作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打仗就根本不讲究什么战术，往往也不搞侦察，也不实施包围或翼侧运动，而是一见到敌人就猛冲一气，或者盲目地从正面发起攻击。
7．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630-10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正当西方军队衰败到极点的时候，骤然兴盛起来的伊斯兰国家无视古罗马帝国曾经高度发展的战争艺术，依靠其心狠手辣的军队，采用十分原始的战术，开始了几乎横扫半个文明世界的穆斯林侵略扩张。
伊斯兰国家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为时不长的侵略战争，并非因为他们发明了什么新武器，创立了什么新的战略或战术，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力量(西方人称之为狂热)。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穆罕默德领袖超凡入圣的魅力以及他所教诲的这样一种特殊信条，即：那些在讨伐异教徒的圣战中的亡灵将能升入天国永享极乐。还有一个因素是哈里发在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等方面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能象伊斯兰教那样如此持久如此狂热地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在战斗中表现出那样不怕牺牲不怕危险的勇敢精神。
伊斯兰侵略扩张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技术发挥了作用(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因素)，不如说是精神力量产生的结果，与其说它依赖于优越的军事体制，不如说它靠的是煽动宗教狂热；与其说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征兵体制，不如说是依靠了宗教的宣传鼓动，召来无数士兵为圣战卖命。当然，它的胜利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条件。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加之缺乏坚强的政治或军事机器和领袖，因而任何胆大妄为的侵略者征服西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在亚洲西南部，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因连年混战而两败俱伤，两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动乱，其边远地区纷纷起来造反，因而这些地区也都成了伊斯兰征服的最好目标。假如不是首先比较容易地攻占了这些边远地区，那末穆斯林的侵略扩张要进行得如此迅速和遥远则是难以想象的。
起初，穆斯林军队几乎全部都是不披盔甲的骑兵，使用的兵器是长枪和剑。由于这一时期弓箭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兵器，因此，阿拉伯首领也开始认识到它的效能和用途，并逐步加以采用了。弓箭特别适用于轻骑兵。后来，他们又懂得了护身盔甲的功用，因此让骑兵披上了锁子甲。不过他们从来不让盔甲的重量妨碍士兵和马的机动能力。
穆斯林军队所采取的战术是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换句话说也就是采用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后来他们又模仿过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战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纪律和组织指挥，因而并不十分成功。
伊斯兰教的教祖穆罕默德离世前(公元632年)，甚至在他还没有完全巩固对阿拉伯的统治之前，就开始针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向西北和东北方向的地区煽动新的伊斯兰宗教狂热。由于基督教教派发生内部争端，造成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跟君士坦丁堡分裂了。这次教派分裂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大部分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把穆斯林当作驱除暴政的救星一样来欢迎。他们不支持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某些场合却给侵略者以帮助。这时候，波斯帝国也因作战连吃败仗而瘫痪了，政治上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和埃及把拜占庭人赶回到了安纳托利亚的陶鲁斯山脉。与此同时，萨珊王朝被彻底摧毁，庞大的波斯帝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
由于阿拉伯人发生内部争端，伊斯兰扩张行动曾一度出现短暂的停顿。但不久之后便以离心力般的强大威势，重新向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表现了伊斯兰人惊人的活力。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同时又分兵沿北非海岸向西挺进。向东袭击印度，向北穿过高加索进逼卡扎尔斯，向东北渡过奥克苏斯河进入了中亚地区。
穆斯林的进攻在君士坦丁堡两次被拜占庭军队击退，沿高加索山脉一线又遭到卡扎尔斯人的激烈抵抗。但是他们继续缓慢地向亚洲的南部和中部推进，同时又横穿北非占领了西班牙。
穆斯林迅速征服了西班牙，当地的伊比利亚-罗马居民对于能够摆脱东哥特人的君主统治表现得欣喜若狂。穆斯林人允许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继续保留其宗教信仰。这时，逃亡的东哥特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山区的狭长地带定居了下来。伊斯兰的阿卜杜尔·拉赫曼·伊本·毛威亚王子便在西班牙建立起了阿拉伯人的集权统治。
穆斯林在取得了这些重大胜利后，因多方面的原因，于八世纪初，始中断了它的扩张浪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拜占庭帝国的复活(参见第八章)。其次，也许是慑于法兰克人在查理·马泰尔(查理曼大帝的祖父)领导下在法国图尔(或普瓦蒂埃)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这次战役是说明阿拉伯军事体制的优点和弱点的极好例证，同时也显示了马泰尔富于感召力的领导才能。这在当时缺乏优良战术的情况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阿卜杜尔·拉赫曼从西班牙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进入阿基坦(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封建制省份，其中的贵族大部分为东哥特人，他们效忠于法兰克的梅罗文加[默罗温]王朝的国王)，悄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西侧。穆斯林军队几乎全是骑兵，大多数由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组成，作战指挥带有阿拉伯色彩。他们全部兵力不足二万人。阿卜杜尔·拉赫曼在波尔多港跟一支法兰克军遭遇并击败了法军。查理·马泰尔，作为腐败的梅罗文加王朝中精明强干的大宰相，查理曼大帝以前最有天才的法兰克领袖，在得知穆斯林来犯的消息之后，立即从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抽身，沿多瑙河上游迅速赶回了阿基坦。
穆斯林侵略军在设防城市普瓦蒂埃暂时受阻。阿卜杜尔·拉赫曼留下一部分军队包围该城，率领余部继续向卢瓦尔进发，直逼图尔城。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该部刚刚发起对图尔城的围攻时，便得悉位于卢瓦尔南部的查理已经从东面秘密而迅速地向自己逼近，并威胁着自己的交通线。阿卜杜尔·拉赫曼慌忙将装有掠夺财物的浩荡车队向南调遣。紧接着，部队也缓慢地向普瓦蒂埃撤退。
很明显，在图尔城南部某地，法兰克军跟穆斯林进行了交战。在后来的六天里，阿卜杜尔·拉赫曼以频繁却又无力的散兵袭击方式进行了典型的阻滞战斗，企图掩护装有掠夺物的车队撤退。而查理则始终对穆斯林军施加着强大的军事压力，逐步将他们逼回普瓦蒂埃。最后，阿卜杜尔·拉赫曼不得不决定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或许在靠近维埃纳河边的塞南(Cenon)决一死战。
双方的军事实力人们并不详知。法兰克军也许大于穆斯林军。查理既有步兵也有骑兵，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参半。当时法兰克的骑兵正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查理率部向都兰秘密而迅速的推进，以及决战前的一周该部所进行的小规模袭扰战，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率领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对穆斯林的骑兵实施过有力的进攻。
在比利牛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一带，法兰克军队不时跟穆斯林打仗，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毫无疑问，查理很明白阿卜杜尔·拉赫曼和他自己的军队各有那些优点和弱点。他清楚地知道跟机动灵活的穆斯林轻骑兵相比，法兰克重骑兵既缺乏纪律性，又十分呆笨，在骑兵作战中极难指挥控制。他也知道穆斯林军队仅仅在进攻时显得颇具威力，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敌人阵线上出现的突破口，但是，他们缺乏防御的耐久力，也不会采取突击行动给有充分准备的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打击。从这些考虑出发，当查理发现穆斯林准备跟他打一场遭遇性决战时，他决定让骑兵下马作战。他把军队编成坚固的步兵方阵，并将他们部署在法国中西部起伏不平的乡村中居高临下的优越地形上。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穆斯林骑兵反复猛烈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法兰克方阵奋力击退了。激战一直持续到了黄昏。这时，查尔斯还明显地保持着实施部队机动的能力。从一份战报中可以看出，法兰克军的右翼部队包围了穆斯林军的左翼，迫使他们向后撤退以保护其岌岌可危的兵营。黄昏时分，那些垂头丧气精疲力竭的穆斯林终于撤回兵营。此时他们发现阿卜杜尔·拉赫曼已在混战中阵亡。穆斯林军在惊恐万状之中丢弃了装着战利品的车队，在朦胧的夜色中仓皇向南溃逃。
翌日黎明，查理重新布阵准备抵抗穆斯林军新的进攻。但经过仔细侦察后，发现敌人已经逃跑。于是他正确地决定不予追击。因为如果发起追击，那末他的自由散漫的部队将是十分脆弱的，肯定不会服从作战指挥。他懂得阿拉伯人喜欢采用的战术正是引诱不灵活的法兰克骑兵前来追击，然后当法兰克军摆开阵势时便回过头来进行拚杀。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图尔一战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至此，穆斯林穷凶极恶的扩张势头终于被阻挡住了，从而保证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有几个世纪的兴盛和发展。
当穆斯林轻率冒险的对外扩张还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感到，轻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在对付中国和拜占庭精明强干的弓箭兵和坚固的法兰克方阵作战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即使靠着狂热的宗教热情，也无法承受如此惊人的损失。在跟当时各种重要的军事体制接触之后，穆斯林认为拜占庭的军事体制最为优越，因而致力于效仿拜占庭的许多军事上的做法。可惜他们从来不具备东罗马人那样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他们作战主要依靠从部落中征募来的士兵而不是常备军。然而，穆斯林那种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加上对拜占庭的战略战术方法加以灵活改变，适应了他们自己军事体制的需要，因此，他们的军队仍然是8世纪末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进攻力量。
尽管穆斯林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激励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教民象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信徒那样发挥出很大的宗教热情，但是，过分的侵略扩张却无疑耗尽了穆斯林的各种资源。宗教内部和朝廷里的剧烈争斗也猛烈冲击着早期的哈里发及其继承者的统治。这些宗教和政治力量导致许多大大小小独立的穆斯林侯国以及异教徒团体的兴起。由于这些独立的穆斯林集团内部以及集团跟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遭到拜占庭、卡扎尔斯、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基督教国家的进攻，穆斯林不得不也采用当时西欧那样的区域性防御设施和防卫手段。防御能力的加强促进了伊斯兰帝国封建制度的兴起，也有利于其内部分裂状态的弥合。
8．拜占庭的诡计和技巧(公元630-10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重建了旧拜占庭城，并将它定为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陷落时，东罗马帝国却免遭劫难幸存了下来。尽管它几经兴衰变迁，但却兴旺发达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人们照常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着，很象古罗马时期一样，不过明显带上了希腊的色彩和情调。
在公元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以及整个6世纪的时期里，拜占庭披盔带甲的骑兵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这并非因为这支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也不是因为它采用了什么新式武器。相反，跟许多敌人相比，它在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它的优势是由于它透彻地了解敌人的长处和短处，因而能够运用优越和灵活的战术，同时也由于它将各个不同的兵种巧妙地纳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军事组织体制，并且象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有效地运用这种组织体制。拜占庭战争艺术的水平，在贾斯蒂尼安[查士丁尼]一世(520-565年)在位期间达到了高峰。当时，他手下有两位著名将领，即贝利撒留和诺塞斯[纳尔塞斯]。他们曾再次征服过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地区，挡住了日尔曼人的侵略扩张，一度避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公元7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并且一开始就伤亡惨重的战争，最后，东罗马帝国在赫勒克留皇帝的天才统帅下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就在这一关头，伊斯兰军队从阿拉伯地区向波斯和拜占庭帝国袭来。两败俱伤的波斯和拜占庭根本无力还击穆斯林，波斯帝国迅速灭亡，拜占庭丢失了陶鲁斯山脉以东的全部省份，只剩下帝国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半岛两块地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拜占庭的统治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拚死抵抗阿拉伯人的反复进攻上。尽管穆斯林曾无数次打进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多次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是它还是基本上保住了沿东陶鲁斯山脉的边界线。
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兴盛不衰，主要在于它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继承了罗马帝国军队的所有特点：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武器精良，战术巧妙，并具有无与伦比的团结精神。他们之所以具备并保持了这些优点，完全是因为他们十分强调知己知彼，并对战争的地形地物因素进行透彻分析的结果。
透过《战略学》这部论述战术艺术的名著(出现于6世纪末，系莫里斯皇帝所作)，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骑兵的组织体制、兵器和战术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学》一书描述的后来300年拜占庭的全部军事体制，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并无大的偏差。这在另一部著名军事著作《战术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该书出现于公元900年，系利奥六世皇帝所作)，(《战略学》和《战术学》两书也许是许多位作者共同所著，在上述两位皇帝当政期间汇编而成。其学说所阐明的思想和理论代表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两本著作所阐述的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学说是伊斯兰对外扩张之后数世纪内出现的情况。这种体制并非处处都能奏效。尽管它有时会有失误甚至根本行不通，但是，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说明当时的军事将领是富于卓越思想和杰出才能的。令人惊叹的是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期里，在关键时刻总能及时产生这样的军事将领，以重新确立拜占庭的军事优势，战胜邻国的侵犯。在后来的四个世纪里，这种体制所遗存下来的影响又延长了拜占庭帝国最后崩溃的过程。
《战略学》是涉及战争和军事领导各个方面的一部全面论著，很象现代军队的野战教范。它的内容包括作战训练、战术实施、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并讨论了对付拜占庭帝国各种敌人时所遇到的主要军事课题。
拜占庭军队中不管步兵还是骑兵，其基本行政和战术单位是中队，人数300到400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营。每个中队由一名古罗马护民官或伯爵负责指挥。五至八个中队合成一个联队，或称为师，由一名联队指挥官或公爵指挥。二个或三个联队组成一个纵队或称为军，由纵队指挥官指挥。拜占庭故意避免一成不变的大规模部队编制，这样敌人就难以估计他们军队的确切兵力。
拜占庭的野战部队被纳入了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军区体制。地方政府的职权由负责地区防卫的军事长官行使。每个军区由一名纵队指挥官领导，他所指挥的纵队便驻扎在该军区。在比较重要的边境地区，驻军经常处于特别高度的戒备状态，以对付任何外来的进攻。
在公元7世纪末的时候，拜占庭共划分了十三个军区。其中七个在安纳托利亚，三个在巴尔干半岛，三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中的岛上及沿岸领地。到了公元10世纪时，军区数增至30个，但军队的总规模并没有相应的扩大，因而每个军区的兵力相应减少了。这时常备军中的骑兵和步兵大约各占一半。
靠近边境的军区所驻扎的常备军通常要比内地多。当接到作战命令时，每个纵队指挥官平均可以率领二至四个重骑兵纵队前往参战。他手下大约还有相等数量的步兵。步兵的作用远不如骑兵重要。因此，究竟是留下部分步兵还是全数步兵都用于负责地方的保卫任务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敌人的性质或作战的区域等)。
理论上拜占庭实行的是全民性的兵役制。但实际上每个军区的常备军是从当地最好的老百姓中征选来的。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常常还保留着一支由野蛮民族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但它基本上不再依赖野蛮民族来当兵了。军区这种军事体制含有用民兵进行地方自卫的军事思想。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这些地区这种体制效果较好。因为当地人英勇善战，民兵游击战在抵抗和击溃侵略军的战斗中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正规军。在10和11世纪拜占庭复兴时期，帝国的财力使它能够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雇佣军。
在拜占庭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期里，它并无征服或侵略别国的企图。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财力资源始终为掠夺成性的邻国野蛮民族所垂涎。因此，它基本上奉行了一条防御性的军事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疆土和资源。他们的战略基础是中世纪式的军事威慑和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假如不得不打，则尽量少用人力和财力，对侵略者实行抵抗、惩罚和骚扰。他们的作战方法通常是灵活的攻防战，奋力将侵略者逼向自己坚固设防的山口或河流渡口，然后用二个或更多一些的纵队兵力协调一致地向心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
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可以辅助并常可避免军事武力的使用。在多事的邻国之间很容易激起争端，为此，拜占庭常跟他们结成同盟，以减少来自一些难对付的敌人方面的威胁。给盟国以及有争端的边界上半独立野蛮民族的头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有助于减轻外界对本国军队的压力。为了帝国军事行动的需要，他们利用商人并收买一批间谍，付以极高的报酬，在敌国和友邦宫廷的要害部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拜占庭皇帝还常常使用宗教手段以达到某些暂时性的目的。他们发现传教士能对皈依宗教信仰的统治者的宫廷施以微妙而有益的影响，并且发现人们普遍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必然会形成一个抵御异教和穆斯林影响的屏障。
拜占庭帝国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是纪律严明的重骑兵。就象古罗马军团体现了罗马的强盛一样，拜占庭帝国的重骑兵队也是君士坦丁堡巨大威力的象征。
骑兵头戴古盔或圆锥形头盔，头盔顶上有一簇彩色马鬃；锁子甲戎装从颈项一直覆盖到大腿；他们脚蹬铁履，上部为皮靴或胫甲以保护小腿，手和腕部戴有铁手套。他们手执圆盾，盾通常用皮带缚在左臂上，这样，两只手就都可以空出来操纵马缰或挥舞兵器，而且在白刃战时还可以保护易受伤害的左侧身体。在盔甲外面套有一件较轻的棉制披风或长衣，每一支部队的衣服、头盔上的马鬃以及圆盾都染成统一的颜色以区别于其他的部队。每个骑兵的马鞍上还绑有一件较重的大氅，一方面可以在冷天穿着御寒，一方面也可作为毯子来用。部署在正面前排位置的骑兵马匹的头、颈、胸等部位也都挂着盔甲。马鞍制作得相当结实，而且充填得很好，每付马鞍都带有宽大的铁马镫。(拜占庭军队是在6世纪前就开始采用马镫的)。
重骑兵队的兵器通常包括弓、箭袋、长枪、大刀、短箭等，有时在马鞍上还绑有一把战斧。大多数骑兵看来既有弓箭又有长枪。不过一部分重骑兵只有长枪。据推想，当他用弓射箭时，他的长枪便插在马镫或马鞍套里，就象现代骑兵放置卡宾枪那样。反过来，当他使用长枪、大刀或战斧时，便将弓吊在马鞍上。长枪上挂着一面狭长三角旗，其颜色跟头盔上的马鬃、长衣和圆盾相同。
骑兵和马匹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够在练兵场和战场上进行复杂的队形变换。他们特别强调射箭技术，并不断训练其它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
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有时全部使用骑兵，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骑兵和步兵以差不多相等的比例进行联合作战。步兵中通常是轻重步兵的数量各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