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项诗》第一卷第35首
——英译者康宁顿
自我保存——改变中的比例——威斯特敏斯特的爱尔兰人——大战爆发时的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新芬党人——他们的仁慈的抵制——爱尔兰动乱开始——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法案的头等重要性——黑色和棕色——军方的观点——得到授权的报复——首相的态度——内阁的分歧——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见——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的报告——英王在北爱尔兰的演说——反应——一项重大决定——停战——拖延谈判——在爱尔兰自由邦的众议院内——爱尔兰人的会议——统一党内的紧张关系——政治上的紧张——未准的辞职——深刻的敌意——最后通牒——签订的协议——劳合·乔治和爱尔兰。
01.
完整的社会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受自我保存本能的支配。这一法则经过道德、逻辑或情感争议取得了权威的教义地位，体现在每一代人的身上。父母们把诸如此类的教义灌输给自己的孩子，认为这些曾经使自己获益匪浅的教义到了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代或许依旧用得着。因此，当信仰的需要已经过时时，信仰本身也会继续存在。虽然在当时并不总是很明显，但实际上在每个阶段，人们都在依赖武器和吸取过去战争的教训。潜在的需要总是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均衡的周期而不断改变的，间或还有某种巨大的外来冲击强制人们修正内容和调整比例。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关系，是在怀有敌意的爱尔兰的独立对不列颠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几个世纪里确立下来的。较强大的英格兰岛所实施的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措施、每一项压制都源自于这一基本事实。然而在20世纪*中，情况已不再是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的不列颠，被夹在一面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法国——她是一千年来英国的宿敌和潜在的入侵者——和另一面是拥有700万人口并怀有敌意的爱尔兰之间，此时，这1200万人心怀焦虑是情有可原的，而他们最终采取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法国在人数上被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法国几个世纪的宿敌——远远超过时；当爱尔兰人口已减少至425万，如不算北爱尔兰，则只有300万时；当不列颠人口——不包括其帝国人口——已增加到4300万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然而与此同时，具有严密结构、利益、偏见和强烈情感的各方，都依然如同其父辈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坚持老的准则并据此做出判断并相互争斗。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冲击，迫使人们对发生变化的统计数字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两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物质因素也在起着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财政因素。在战前的许多年，从爱尔兰征收的税金，大大少于联合王国财政部在爱尔兰的公共支出。爱尔兰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从联合王国财政部获得资金的财政受益者。但是战争的巨额耗费超乎了梦想，债务积累超出了原先的想象，在此情况下，用于大英帝国目的的税款虽然在增加，但不再与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支出具有任何关系了，联合王国财政部公共支出的货币量不再朝西流向这些规模小得多也贫穷得多的岛屿了。
第二个新因素的实际意义并不亚于第一个因素。根据《统一法》(Act of Union)，爱尔兰有权向大英帝国议会选送103名议员。在19世纪，相对人口的惊人变化并未影响此配额。爱尔兰人对这一数字经立法予以固定感到满意，而英国人则在默认此项要求的同时，不断发出牢骚。因此，在大英帝国政府的中心，始终至少有80名不断发牢骚的议会成员，他们直率地说，爱尔兰对不列颠及其制度毫无兴趣，英国的困难成了爱尔兰的机遇；爱尔兰人将通过议会的压力得到他们能够勒索的一切而不给予任何回报，他们将把自己机械地控制的力量投向国内的每一种颠覆运动和国外的每一种敌对势力。诸如此类的声称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Irish Nationalist Party)——至少从帕内尔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尔兰事实上保持了对反叛和暗杀的武装力量的支配地位。
然而，实际上正是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润滑作用使得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反英教义明显改变了。如果说，他们通过阻挠和扰乱议事，破坏了下院古老和自由的议事程序，但他们毕竟使下院的辩论变得生动活泼而且增色不少。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不列颠制度的死敌，他们却在许多改革的适时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对不列颠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且通过改革，不列颠制度本身保持了其长久不衰的活力)扮演了明显的促进角色。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在指责南非战争侵略性质的同时，也在为爱尔兰团队的英勇表现激动不已。爱尔兰男子是自由应征入伍的，而爱尔兰的领袖们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这毕竟只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士兵们可以尽情地玩水而不致危及整个事业的安全。
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扫除了所有这些次要性质的辩护以及小规模的进行方式。1914年8月4日，一种崇高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虽然爱尔兰的心脏并未与不列颠的心脏以同一节奏跳动，然而道德和理智上的决策，在两个岛屿中却是相同的。不列颠国民应该永志不忘，并且历史也将深刻地记上一笔，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和英国宣战的消息在广大爱尔兰民众中激起了与不列颠帝国以及协约国相同的同仇敌忾的高涨情绪。约翰·雷德蒙先生争得民族主义党全党的赞同，以该党的名义用高雅雄辩的言辞保证了爱尔兰对战争的支持。爱尔兰的议员们对战争及其需要的征税投了信任票。在一致对外的大前提下，北部和南部的争吵停止了，在整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纷纷赶往征兵处报名入伍。
现在是趁热打铁的时候。现在是赋予爱尔兰以她渴望已久的遵照宪法自治的时候。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独立的但同时也是隶属的议会，这时已有可能仅仅作为得到广泛保证的庄严忠诚中附带的一件小事，在帝国全体人民中获得赞同，因为他们首次结成了一条共同战线。这样的努力没有得到政府的容许，我们的确也不能宣称它是切实可行的。很少有人预见到，在我们大家前面还存在着危险弥漫的长久岁月。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战场。自由党政府坚持将《爱尔兰自治法案》置于《法令条例全书》之上，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一条悬而未决的条款仍在拖延它的实施。虽然此后在政治家中，有些人对这一法案深表不满，但《爱尔兰协议》在极不友善的情况下，还是在1921年签订了。
在爱尔兰军队的建立过程中，另外的一些重要机遇被错失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尽可能寻求在迅速建制的营和旅中突出颇有特色的爱尔兰特征——这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在爱尔兰南部的各处，具有民族意义的旗帜、徽章、制服和口号，都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而对这种愿望本应予以较大胆的宽容，这种愿望原本有助于征募新兵，而且还能强化友善的情绪。然而基奇纳勋爵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而且竟然无人能反驳其错误的根据。1798年的历史就在他的眼前，而且他本人就出生在爱尔兰，但是他却认为，为一个目的而建立的爱尔兰军队，不被用于其他目的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在他影响下，陆军部依旧按呆板僵化的常规办事，许多当地人的满腔热情受到了伤害，他们甚至感到寒心。战争在极为艰难地进行，激情在逐渐消失，旧有的误解和残缺的同情又恢复了其支配性的影响。在爱尔兰，仇恨的武装力量开始重新获得对民族思想的控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青年人敢作敢为和承受苦难的渴望——但那是为了某种目的。接踵而来的是1916年复活节周的悲剧：试图获得德国援助、疯狂暴动、迅速镇压、严酷死刑，虽然为数极少，但却具有侵蚀作用。常言说得好，“青草很快就会在战场上长出来，但永远不会在绞刑台上长出。”爱尔兰议会党的地位受到了致命损害。解决爱尔兰问题的钥匙已经传到这样一些人的手里：在他们心目中仇恨英国占支配地位，并且是唯一的关注。
直到陷入了这样的可悲处境，爱尔兰的民族主义领袖们、爱德华·卡森爵士、不列颠政府以及随后的联合政府，才认真做出努力，以求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以及在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会议的失败或许不应过分归咎于上述形势。整个时期内，不论战争将爱尔兰师团派往何处，他们都以固有的传统英勇作战。志愿募兵制不能补充他们蒙受的损失。战争日益激烈残酷。随着交战各国每年都增加赌注，在整个大不列颠，志愿服兵役乃让位于强制服兵役。加拿大和新西兰通过了《强制征兵法》。后期参战的美国则试图严格立法，将人口中符合服役条件的所有人员都征召入伍。到了最后，在大不列颠，18岁男孩、45乃至50岁男子、有家室的父亲和寡妇的独生子均被征召服役。人们不禁严厉地质问：“不乏当兵的适龄男子的爱尔兰为什么应该受到优待？”
1918年，我们采取如下方式来处理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致使我们在两方面都遇到了最坏的结局：一方面引发了反对强制的民怨，另一方面，最终又形成了既无法律又无兵员的局面。英国在爱尔兰推行强制兵役制的需要激起了全体爱尔兰人民的强烈不满。6万爱尔兰士兵在前线服役，但同时又有6万英国士兵驻守爱尔兰，收支相抵，我们的兵源并未增加。
胜利并未给南爱尔兰带来喜悦。爱尔兰人民现在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之上。在1918年的选举中，支持协约国目标的人全部落选。19世纪60年代末代表爱尔兰民主事业的民族主义党，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选出的80名新芬党议员，他们对整个民族同化过程完全视而不见，且拒绝接受其影响；而这些过程在用言辞和投票支持对抗的和平时期，实际上造就了大量潜在的同情者和理解者。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回复到早先时代的古老仇恨，它处于原始状态，还没有得到过发泄的机会。这是只顾及本地目的的一群人，他们不会从理智上考虑如此做将给他们自身或争取更大利益的努力带来什么后果。在下院的这80名议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复活节叛乱的精神。战前在欧洲某些国家的议会就曾现出过诸如此类的可怕的少数派冲突，这种情况今天在某些国家的议会恐怕依然存在。
在1919年1月召开的那届议会，我们知道，保守党党员占了压倒多数。80名死敌的压力可能会破坏议会的辩论，甚至有可能导致在会议厅发生暴力行为，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或改变事情的进程。然而其他历届议会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任何有远见的深思熟虑者，必然会想到以往的英国各届议会：有时，各党派会处于平衡状态，但有时也会出现平衡被某一拒绝和解的少数派打破的情况，因而导致不利于国家的安宁与幸福。选举权几乎已被扩大到了最广泛的极限。当初无理性的、被选举人煽动到过火程度的反德激情迅速消退。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旨在颠覆国家和毁灭文明的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实际上，4年一届的议会即将换届，届时80名新芬党议员几乎将使一个不成熟的、组织不严密的、并且缺乏教养的社会党获得绝对多数。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和政党竞选活动中，帝国最为要害的部分总要经历折磨，由一群无教养的野性仇恨者把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都不知道的一种恶毒感情带进英国的公共生活。
谢天谢地，新芬党党员们总算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免受这些卑鄙而又悲惨的经历。他们对于什么才是爱尔兰意识的看法，导致他们藐视那些令不列颠王国感到困扰的令人生厌的功能。新芬党党员们毫不犹豫地仿效一个马扎尔人的做法，声明放弃在下院中的一切代表权。他们从来不权衡或评估他们对不列颠帝国的重大事务所能施加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姑且不论是好是坏。“新芬党”和“只有我们”，成为了当时他们的呼声，他们采取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即便这种做法的动机出自仇恨，它也是引人注目的)，永远中断了他们在下院中的继承权，这一行动虽然招致不满，但从世界意义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爱尔兰曾为不列颠做出过两项最大的贡献，其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式加入了协约国的事业，其二就是在大战结束时从下院退出。
读者在有了这些概括性的——但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了解之后，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当前的事件了。
1919年1月15日，新芬党在都柏林召开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22日，共和主义者*在都柏林大厦举行议会会议，推选出了一个内阁。2月4日，新下院在威斯特敏斯特开会，除了来自北爱尔兰的代表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尔兰代表出席。当时全世界正是多事之秋，我们自己的事务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致使一些示威行动的重要性几乎未引起注意。军队要开拔回国，和平时期工业要重建，要召开和平会议，最终的《停战协议》要签订，欧洲面临着巨大的混乱，这一切占据了新一届政府的思考和精力。只有当世界历史演变的规模大大缩小，速度大大放慢而成为渐变性质时，英国人的脑海里才会重新想起爱尔兰问题依然存在的事实。直到整个世界的混乱在阵阵反复中逐渐平静下来时，人们才听到南爱尔兰在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大声疾呼——按现在的理解，这话的含义就是：“要么独立，要么谋杀。”
在1919年夏秋两季，不列颠王国政府派驻爱尔兰的低级别政府代表，开始遭到偶尔但却是由国家策划的谋杀，到了该年年底，在遍及南爱尔兰的3个省*中，一场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针对三三两两出现的警察和士兵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新芬党议会并不反对这种滥杀无辜的政策，但实际工作是由一些叫做“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秘密团体完成的。这种交战形式令人憎恶。一名在城市或乡村街道上巡逻的警察可能被人问到“现在几点钟”之类的随便的问题，当他掏出怀表准备回答之际，便被枪击身亡。谋杀凶手虽被正好路过的几十名行人所看见，但没有一人愿意作证指出谁是凶手。还有，当英国士兵做完弥撒返回军营时，会突然遭到来自树丛后的一阵枪击，当场有三四人中弹身亡。这一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谋杀事件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增无减。12月19日以一桩坚决图谋杀害弗伦奇勋爵的事件而达到顶点。这位总督的汽车被一群枪手阻截，遭到了几轮手枪子弹的狂射。弗伦奇勋爵本人没有受伤，1名刺客被击毙，一名保镖受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只算得上是小打小闹。在1919年5月至12月间，总共发生了约1500起政治性违法事件，其中包括18起谋杀和77起武装袭击。
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都柏林总督府于8月宣布取缔新芬党，并于9月查禁新芬党议会。12月，新芬党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自由民杂志》(Freeman's Journal)也被查封。伴随着这些温和的反措施而来的只是不断增加的动乱。很长一段时期，军队和警察以一种堪称楷模的耐心承受着由暗杀行为造成的极度紧张，当然，几乎没有任何人由于这些暗杀行为而被送交法律制裁。然而到了最后，他们的不幸和愤慨促使他们将法律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一些士兵目睹自己的同志惨遭谋杀，于是捣毁了犯罪活动邻近地区的店铺和住宅，警察也开始在各处对可疑分子进行未经批准的报复。在英国，许多人——他们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危险——被如此缺乏纪律的行为所深深震动。然而要说服一群有武装的男子长期以冷酷的幽默感忍受袭击并一个接一个地遭受杀害，总是非常困难的。增援的士兵被派往了爱尔兰，并且武装警察也大大增加了。未经批谁的报复随着日益增加的挑衅而在增加。
与此同时，英国内阁于1919年9月决定提出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一法案意在取代著名的《爱尔兰自治法》；后者已获英王御准但却被无限期地搁置一边。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步骤。它授予爱尔兰自治政府真实的重要权力。它赋予建立于保守党人和统一党人占压倒多数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和议会以权威地位。该法案是由像沃特尔·朗(他此时已身为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这样的毕生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提出的。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该法案建议南、北爱尔兰各自单独设立立法机构，因为留给爱尔兰议会处理的问题都不具有争议的性质。如此一来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制的意义就会大大减少。
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这一法案于1920年12月获英王御准。它是在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的激烈抗议下被接受的。新教徒们服从了帝国议会的决定。他们利用这一选择机会退出了都柏林议会的合约，并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建立了自己的立法机构。倘若这一法案所赋予的权力能为南爱尔兰统治阶层以理性和友善的精神所接受和行使的话，则毫无疑问，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不满将基本上得到化解，而且爱尔兰肯定将躲过一场长期的痛苦煎熬，今天也一定会更繁荣、更具影响力和更为和睦。自从1886年以来，这样一种议案——如果保守党政府能提出的话——无疑具有能被善意地加以接受的许多机会。然而在1920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芬党组织对它简直不屑一顾。他们拒绝在南爱尔兰实施该法案，因而混乱和有组织的谋杀运动愈演愈烈。
然而1920年的法案是这两个岛屿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看，在经历了120年的摩擦之后该法案废止了《统一法》，废止该法对统一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统一党的名称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此外它还具有一层更为实际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允许改变的。北爱尔兰——或者更确切的说，爱尔兰的6个新教徒占优势的郡——成了一个披着宪法外衣的独立实体，它拥有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一切机构，其中包括服务于内部秩序目的的警察与自卫力量。从这一时刻起，北爱尔兰的地位成为无容质疑的了。人们永远不能再说，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在抵制其南部同胞的强烈愿望了。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在因为默认了他们自己的基本原则而出现巨大混乱之后，由于接受了帝国议会的决定，而使自己遭到了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尖锐谴责的。从此以后，民族自决的每一项论据都对北爱尔兰人一方有利。任何一个英国政党都永远不能再想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已经勉强接受了的宪法。他们是自己的议会的主人，虽然它可能很小，但从道德和逻辑上说，它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石之上的。1920年的法案宣告爱尔兰问题的这一阶段永远结束了。
在1920年整个一年中，谋杀运动在爱尔兰呈现增长和蔓延之势。暴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一次伏击中，17名后备警察中有15名被击毙。11月的一个早上，14名官员在自己的住处遭到枪击，叛乱分子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从事情报工作，实际上他们都是非武装人员，有几人还带着他们的妻子。这类事件真是罄竹难书，我不想让它们进一步玷污本书的篇幅。
在同一时期中，不列颠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大量增援部队被派往爱尔兰。装甲车和有装甲的汽车、警察和军事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一支完全由前警官和参战军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部队。这支特殊警察部队最终达到了7000人，他们头戴黑色军帽、身穿棕色卡其布制服，因而有了“黑色和棕色”的浑名。爱尔兰人常常对“黑色和棕色”滥施辱骂，认为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打手，但恐怖分子也因此而突然减少了在爱尔兰美丽牧场上的攻击行动。然而这支“黑色和棕色”的部队实际上是从一大群申请者中根据其智力、品德以及在战争中的表现挑选出来的。最初，他们被计划用于增援受到巨大压力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但是在与谋杀犯的搏斗中，他们自身练就出了一套反恐怖主义的强大本领。他们在行动中享有与芝加哥或纽约警察在与武装团伙斗争时所享有的完全相等的自由。当任何一名同伴或军警遭到谋杀时，他们就“扫荡”著名不满分子或那些他们认为是不满分子的人的巢穴，并且在武力威逼下严厉盘查可疑的人。对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无法进行辩护的，除非这样的行为是对某种袭击的反应。
当始终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自由党人强调，不实行自治运动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得到了另一种思潮的支持，后者其实更欠公正或更缺乏逻辑。有相当数量的高层托利党人在顽固地反对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做出任何实际让步的同时，却又更猛烈地谴责“黑色和棕色”。他们要求政府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严格和坚定不移地维持秩序，他们还要求政府严厉地惩罚行为略微偏离了一个文明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标准程序的执法官，而不管他遇到了多么严重的挑衅。他们大声疾呼，“维护统一，绝不滥用暴力，坚持慎重对待国家法律。查出并逮捕罪犯，将其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这一切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在爱尔兰没有一个证人愿意提供证据，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在爱尔兰也没有一个陪审团愿意宣判某人有罪，这里根本不存在正常的法律程序。
军事当局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无济于事的忠告。以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为首的军方，要求在南爱尔兰持续不断地普遍实施军事管制。他们从未说明此项措施将如何解决问题。这些军方人士坚决拒绝任何反恐怖主义的建议。他们满足于含糊其辞地坚持，将反叛的爱尔兰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将表明政府是坚定的”。我在陆军部任职期间，从未从这些部门收到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实际或有用的意见。我的军事顾问们很自然地也对部队所承受的重负不断发出抱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战后征募的新兵，却不得不月复一月地生活在经常可能会遭到某个外表上毫无恶意的普通老百姓谋杀的惊恐之中。无论是在我的任期内，还是在我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的任期内，军事顾问们都坚持要增援驻爱尔兰陆军并同时解散大部分现有卫戍部队。托利党墨守成规者的意见与军方坚持军事管制法者的意见(军事管制法不属于法律)，这二者神秘的自然融合促使议会发布一项决定，即“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这种情况在交战地带经常出现)，并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报复才是可以进行的。对警察或特殊警察来说，一切未经授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格约束。
这一决定使爱尔兰的秘密社团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句公道话，他们几乎是整个世界上唯一不对“黑色和棕色”的行为感到震惊的人。他们认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倒也算得上公正。到1920年底时，他们已深切感受到“黑色和棕色”的行动所施加的沉重压力，后者正在通过日渐丰富的情报和越来越冷酷的手段来打击那些暗中施放冷箭者的罪恶。11月9日，劳合·乔治先生在伦敦市政厅宴会上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扼住了谋杀者的咽喉。”
“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政策于1921年元旦开始生效。它很快就被证实远为没有特殊警察粗暴而随意的措施有效。在一次暴行的次日，部队急忙赶去烧掉一所乡间小屋，当晚，新芬党人就悄然而至，烧掉了一个乡间别墅。
与此同时，英国部队的实际力量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并干下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而从未遭到太大的反对。骑兵和汽车在长达30或40英里宽的正面展开扫荡，对每一个进入罗网的男子进行仔细盘问，但却经常查不到任何嫌疑犯。也许在你白天仔细搜查过的地点，当晚就会发生一起胆大妄为的谋杀案。很明显，到1921年初夏时，不列颠正处在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刻。只需采用残酷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这场令人憎恶的、可耻的战争，而我们正在遭受它的攻击并且越来越深陷其中。逮捕大批被警察认为是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每当一名政府职员被谋杀就立即处死4或5名人质(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是无辜的)，这可能是一种既灵验又令人沮丧的手段。如果让不列颠人民发表其意见，他们是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的。即便是对我们的执法官拟定的不完全措施，舆论也会做出愤怒的反应。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选择已很清楚：“要么用坚强的和不受限制的武力制服他们，要么尝试着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予他们。”这是仅有的两种选择，虽然每一种选择都有热烈的拥护者，但大部分人却是对两者都不准备接受。
这的确就是爱尔兰的幽灵——令人惊恐，但又是无法消除的幽灵！
02.
在现代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哪届英国政府的政策的剧变，比下面所描述的更为彻底和突然的了。5月份，国家的整个力量和联合政府的全部影响都被用来“追捕谋杀团伙”；6月份，目标是“与爱尔兰人民永久和解。”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生动对比，完全可以视为一则肤浅判断的笑话。然而实际上，只存在两种做法：带有极端暴力的战争或带有极端容忍的和平。两种做法都各有充分的依据，然而理性或仁慈却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哪怕是十分脆弱的折中妥协。在通常的国内政治事务中，这种截然的两分法常常是行不通的；然而当剑已出鞘、枪已瞄准目标、鲜血已在流淌、家园已任其荒芜，此时，就应该在两种做法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了。
有一种传说已经获得了某些可信度，即政策中这种截然相反的改变，是由于首相的魄力日益衰退所造成的。例如，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在其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发现劳合·乔治先生十分担忧其个人的安全。这种含蓄的批评与事实并不相符。直到1921年的夏季为止，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先生更坚决或准备更无情地镇压爱尔兰的叛乱了。他必须不断权衡不列颠的政治形势。作为任何形式的爱尔兰自治的序幕，首先是要求北爱尔兰的安全得到保证，第二是必须能彻底制服武装歹徒。1920年法案使第一个条件基本得到了满足；而第二个条件则显然尚未实现。那末又有什么原因和事由诱使劳合·乔治先生在其镇压政策见效之前就将其放弃了呢？以我的观点分析那个时候的形势，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原因和事由。
到1921年4月，爱尔兰问题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首相表示自己明显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战斗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要依靠“保守党长期以来的忠诚”。内阁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致的。然而在方法上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所有大臣都非常清楚，必须在该年剩下的日子里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恢复爱尔兰的秩序。必须增加10万新的特殊部队和警察，必须为数以千计的汽车配备装甲和武器；爱尔兰南部的3个省必须用碉堡和铁刺网构成封锁线紧密连结起来；必须有计划地对每个人实施搜查和盘问。为了制止为数只有数千名的少数叛乱分子活动，在必要时必须要求全体居民把自己每一个小时的行踪讲清楚。完成所有这一切并不存在任何自然障碍。这是一个人力和财力的问题，它要求按宪法规定尚有3年任期的议会提供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这就是上述诸项方案的本质，目前已直截了当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有些大臣们——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准备承担与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相关的责任并准备就此共同付出努力，但是他们认为，在采取严厉措施的同时，应该向南爱尔兰提出尽可能广泛的自治方案。他们说：“让我们消除每一个障碍；让我们使每个人都清楚了解，爱尔兰人民正在新芬党的逼迫下，不是为自治，而是为分离而斗争；不是为争取在王国政府下建立一个爱尔兰议会，而是为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而斗争。”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争辩。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看到爱尔兰人一方面面临着实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以及格拉德斯通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铁腕力量毫无约束的镇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是站在主张把猛烈的攻击与最公平的给予结合为一体的人的一边的。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两种意见支持者的人数几乎是相等的，但如撇开人数而就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则赞成双重政策的一方占有优势。首相发现有如此众多的保守党党员坚持这一较复杂的行动方针时感到惊讶，简直是吃惊。我能看出，政策的论证以及作为其后盾的权威人物，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有人问：“那末你将容许都柏林议会如同任何别的主权体一样，对不列颠的货物征收关税了？”首相言辞激烈地回答：“怎么能用这种琐碎小事来反对我们正在准备着的极其重要的行动呢？”和往常一样，在一个能够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内阁中，当出现了深刻而坦率的分歧时，并不要求成员当场做出决定，每个人可以回到家里再进行反复思考。我必须记录下我当时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便在保守党党员中，对爱尔兰实施绝对镇压的政策也不能得到毫无保留的支持。
首相在若干场合中曾以内阁的名义建议，假如爱尔兰反叛分子准备承认王国政府以及帝国的地位，我们准备为达成一项协议而与其谈判。我们现在又在重新开始努力与爱尔兰建立联系。1921年5月，作为英国天主教领袖之一的菲茨艾伦勋爵接替弗伦奇勋爵担任总督。完全是凭借对公务的献身精神，他接受鼓励承担了这项如此令人沮丧的任务。3天后，应劳合·乔治先生的要求，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在德·瓦勒拉先生的藏身处会见了他。曾作为前一次谈判重要议题的此次会晤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位北爱尔兰领导人——他是全体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者的代表——在新芬党枪手的引导下，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秘密路线，抵达爱尔兰叛乱领袖的总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坚定信念和他对帝国繁荣安宁的真诚责任感，促使他把个人生命或政治的风险置之度外，接受了这一使命。他与新芬党领导人的会谈失败了。到4个小时终了时，德·瓦勒拉先生才把喋喋不休倾诉爱尔兰苦情的话题转向谈论亨利七世时代《波宁斯法》(Poynigs'Act)的罪孽。这时，已有足够的合理借口来结束这场并非讨论、而是一场冗长训话的会谈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由两名向导带领，乘坐汽车，迂回曲折并无固定路线地返回了都柏林。3个人共乘一辆小汽车，在保养很差的道路上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两名新芬党人后来很可能与橙色团北爱尔兰总理一样命丧黄泉了。突然间，他们后面开上来一辆满载“黑色和棕色”人的装甲车。虽然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两名向导并不特别担心接受仔细检查，但他们觉得为谨慎起见，还是让装甲车超车过去为好。那辆装甲车在距离小汽车不到一英尺处的近旁驶过。小汽车在好奇地等候了一阵子后，最终重又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3名处境很不相同的爱尔兰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完全理解的目光。
虽然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谈事实上并未产生效果，但是一根联系纽带却被抛过了双方之间的裂缝。从那时开始，不列颠政府派往爱尔兰的总督有时会通过各种渠道与新芬党总部发生接触。
5月末，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提出了一份关于爱尔兰形势的悲观报告。他写道：“虽然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指望现时驻扎于爱尔兰的部队继续尽力履行职责到今夏，但是我深信，除非能够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否则到10月时，要求部队以去冬的条件再驻扎一个冬天，那将是不稳妥的。不仅是因为出于士气和训练的原因，应该让士兵们脱离‘爱尔兰气氛’，在我看来还因为，如果不让军官们较长时间休假，届时将有许多军官完全不适于在爱尔兰继续服役——尽管他们可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服役于该地的部队而言，爱尔兰事务目前的状态必须在10月前了结，除非我的判断完全错误，否则就必须采取步骤让整个部队以及大部分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换班回国休整。”这一报告得到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赞同。把报告的内容付诸实施当然不成问题。这些感到绝望的忠告，不可能用事实证明其为正确；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部队换班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步骤不是调换部队，而是大规模提供增援——给原来的驻军增添新的力量；这一步骤虽然耗费财力、十分棘手，但却切实可行。虽然内阁并未接受报告的建议，但他们仍有义务认真考虑爱尔兰总司令的这些危言耸听的关键性意见，因为它们已得到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赞同。
虽然这些压力和动向可能尚处于潜意识之下，但只需某个事件的星星之火，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势。6月22日，英王将亲自为北爱尔兰第一届议会主持开幕式。有些大臣常常不合时宜把君权至上的话挂在嘴边，因为这些话只对北爱尔兰的人民有感染力。众所周知，英王——其行动不仅符合宪法的字面意义，还符合宪法的精神——迫切地表达了下述愿望，即所使用的语言应该能对全体爱尔兰臣民，不分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不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具有感染力。君权至上的观点——它应被提高到党派倾轧之上、种族和宗教冲突之上、观点的局部分歧之上——必然地并且也自然地包含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的普遍利益，而不是某种狭隘的主体的利益。因此，首相和政府主要大臣们负起了他们(而且仅仅属于他们的)责无旁贷的重任，在英王的演说稿中添加一种真正的诚挚呼吁，吁请大家做出共同努力，结束这场可憎的灾难性的冲突。
英王满怀激情地说道：“今天，整个帝国的目光都集中于爱尔兰，在这个帝国中，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和种族抛弃了他们古老的世仇，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帝国中，出席今天会议的最年轻者，在其有生之年，将能看到一些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我的目光超越了最近模糊了我对爱尔兰事务的看法的情况，因而消除了由此产生的怨哀和不安。我祈祷，我今天来到爱尔兰将被证明是朝向结束其人民——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信条是什么——之间的冲突的第一步，我是满怀着爱心说这番话的。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吁请所有爱尔兰人中止冲突，伸出宽容与和解之手，饶恕并忘记过去，并且共同为你们所热爱的国家创建一个和平、满足和友善的新时代。我最迫切地希望，在南爱尔兰不久也能发生现在正在这一会议厅内进行的事情；类似的盛会将会出现，类似的仪式将会举行。
“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王国的议会已经在最完美的程度上提供了诸项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北爱尔兰的议会正在指出途径。未来把握在我的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愿今天这一历史盛会是这样的一天的序幕，到那一天，爱尔兰人民将不分南北，在一个或两个议会——这将由议会自己来决定——引导下，在对爱尔兰的共同热爱中、在互相公正对待和互相尊重的坚实基础上一起工作。”
在负责起草英王演讲稿的人中，没有一人曾周密考虑过可能马上引起的结果。但是在这类宣告中，每一件事都取决于宣传媒介。英王——这位共同传统的化身——冒着生命危险履行其宪法职责这一事实，已经敲响了宏亮的并引起回声的警钟，所有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两个岛屿的舆论都对英王的吁请及时做出了深刻而广泛的反应，并且从这一时刻起，事态以不间断的进程朝着建立爱尔兰自由邦的方向前进。6月24日，劳合·乔治先生邀请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和德·瓦勒拉先生来伦敦举行会谈。7月11日，双方均接受了邀请，并达成一项休战协议(具体条款在9日即被确定)。
就我曾涉及的不列颠国家政策的法案而言，没有一项法案比爱尔兰停战协议更能激起强烈的抵触情绪了。对于像不列颠帝国这样一个以如此广泛和如此多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人道政府体制来说，与一种形式特殊的公开叛乱组织(它是在爱尔兰发展起来的)签订协议，必然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政府的权威，而各种族和社区的数亿人民的和平与秩序却正是建立在这一权威之上的。王国政府的公务员在忠诚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被残忍地谋杀，这正是这种经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战争方法的一个特征。对于那些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最多只能说他们不是出于自私或贪婪的动机、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大体上得到了其同胞的情感支持。在会议桌上接待这种人的领袖并试图通过他们作中介组成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必须被视为一个处于权势巅峰期的伟大帝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最成问题和最冒险的试验之一。
在另一方面，爱尔兰历史则是这样一部历史：在姐妹国家和近邻之间一代人又一代人永无终止地争吵和互相伤害。大不列颠迫切希望结束这一令人憎恶的世仇。在19世纪，英国和爱尔兰都以远比过去黑暗时代优越得多的方式重申她们的问题。英国已在爱尔兰慷慨实施了许多补救办法和安抚性措施，而爱尔兰则大体上通过宪法规定的行动来支持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们在1886年原本有可能在一定的基础上协议一项解决方案，该基础无论是对爱尔兰还是对大不列颠来说，其危险性与我们目前最终要据为协议基础的危险性相比，简直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在有关《爱尔兰自治法案》的重大分歧前面，格拉德斯通在下院这样说道：“爱尔兰正站在下院的围栏外满怀企望，充满希望，几乎是在恳求。爱尔兰的话是真实的和符合实际的。她祈求愉快地忘却往昔，对于忘却往昔，我们甚至有着比她更浓厚的兴趣。……思考一下罢，我恳求你们——在你们否决这一法案之前，应该仔细、明智地作一番思考，不是就当前问题思考，而是要为未来的年代思考。”
我们毕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我们并不要求在那些最重要的结局中得到超出我们合理份额的东西，但是就爱尔兰物质意义来说相对无关紧要，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例如，当世界上一切敌对的势力(包括几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均已不复存在，当德国舰队已经沉没于斯卡帕湾海底，并且当每一个武装对手都已被征服时，就没有人能说，大英帝国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人能说我们是一个怯懦的或衰落的民族。这些想法可能不存在什么逻辑相关性，但它们却为国家的决策提供了一个重要因素。而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情况又是什么呢？大英帝国的一个小角落被投入严酷镇压之中——倘若没有谋杀和反谋杀、恐怖和反恐怖的搅局，这种镇压就不可能出现。只有危及民族生存才能成为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的借口，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声称，现在已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
然而，现在木已成舟。一项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枪手们已从藏身之处出来，就像是一个与我国同样古老和同样值得骄傲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阔步走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昨天还被激励着去消灭谋杀犯团伙的部队、警察以及“黑色和棕色”，现在却悠闲自得、令人啼笑皆非地站在那儿，尽管有关平等条件的谈判还在全力进行中。今后绝不能再重蹈这种战争的覆辙！绝不能再为不断的争吵、仇恨和蔑视情绪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方案可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港口和城市是能够保住的；都柏林是能够保住的；北爱尔兰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新芬党爱尔兰通往外部世界的一切交通联系是能被切断的，两个岛屿之间的一切贸易——也就是说，除北爱尔兰之外的整个爱尔兰的贸易——是能够被中止的，然而这一切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从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刻起，依靠大英帝国议会的权威来统治南爱尔兰的尝试宣告结束了。
除可扼要介绍外，本书不打算用太多篇幅描述谈判的进程或列举与谈判内容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不过，谈判正式开始时的场面倒是值得一提。7月14日，德·瓦勒拉先生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若干次会谈的首次会谈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举行。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共和国驻伦敦代表”(阿尔特·奥布赖恩先生)陪同下在参加仪式上作了自我介绍。首相把这位爱尔兰族长当作一名凯尔特兄弟**予以热情友好的接待——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在这次重大会见的第一刻表现得比首相更出色了。德·瓦勒拉先生十分谨慎和拘谨。他呈交了一份篇幅很长的爱尔兰语文件，然后为方便计又提交了一份英语译本。文件的标题——“Saorstat Eireann”——激起了首相的文字好奇心。他说，“Saorstat”一词听起来不像是爱尔兰语，它按字面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停顿了片刻后，德·瓦勒拉先生回答说，按字面翻译它的意思是“自由邦”。“我明白了，”首相说，“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那末在你们的爱尔兰中表达Republic(共和)意思的词汇是什么呢？”当两个爱尔兰人用英语商量该如何回答这一无恶意的问题时，首相转向内阁秘书托马斯·琼斯教授，两人用威尔士语交谈，从而使两位讲英语的新芬党来访者十分尴尬。最后，当德·瓦勒拉先生只是重复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而未做出进一步解释时，首相乃问道：“我们是不是绝对不能承认凯尔特人从来都不拥护共和政体，并且没有表达这一思想的土著词汇？”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这就是后来持续了许多小时的对话的最初情况，一直到对爱尔兰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进行了全面探讨之后，事态才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只有不列颠政府把它自己的建议摊到桌面上，谈判才能获得进展。
这些建议是于7月20日送给德·瓦勒拉先生的。它们构成了完整的英联邦自治领爱尔兰自治方案，其中当然包括独立自主的财政和税收管理权以及警察和军队管理权。方案附有六项条件。其中四项涉及海军和军事方面；一项涉及两个岛屿之间的保护性关税；最后一项则涉及爱尔兰应承担的由双方共同立约发行的国债中按公平原则确定的一定份额。这些建议遭到了德·瓦勒拉先生的拒绝，他宣布了完全独立的原则，并声明与王国政府脱离关系。首相在答复中清楚表明，不列颠政府不能讨论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即，“爱尔兰一方拒绝接受我们关于在一个君主之下的英联邦内建立自由、平等和忠实的伙伴关系的要求。”通信联系拖得很长而分歧并未缩小。当时正在各地休假的内阁大臣们于9月7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了会议。看来可以有两种做法：邀请德·瓦勒拉先生前来参加会谈，前提条件是拥戴王国政府；要么在有其他爱尔兰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恢复与他的无条件谈判。最后确定的复函是：询问德·瓦勒拉先生是否准备参加一次会议，以深入讨论“如何使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以求能最好地与爱尔兰的强烈民族愿望相协调”。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则建议于20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一次会议。
9月12日，德·瓦勒拉先生回信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是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民族已正式宣告独立并自认为已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只有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和作为被选出来的监护人，我们才具有代表我们的人民进行活动的任何权威或权力。”
在这一问题上，首相拒绝了到首相休假地盖尔洛契来传送信息的两名爱尔兰使者，同时取消了为这次会议所作的安排。
然而存在着一种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感觉，即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看到整个谈判破裂，信件和电报还在持续不断地来来往往。德·瓦勒拉先生无疑在无休止地苦思冥想各种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毫不考虑最终会给其同胞带来的悲惨境遇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然而与此同时，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关得紧紧的大门后面，在都柏林的几乎持续不断的会议中，在新芬党极端分子的最重要的秘密集会上，一种明确而坚决的反德·瓦勒拉倾向正在形成。彻头彻尾并且不断恶化的无政府状态随时都可能将魔爪伸向南爱尔兰。但是爱尔兰民族的天赋中有冷静而讲究实际的一面，一些有武力作后盾的人从混乱中站了出来，这些人的信义虽然值得怀疑，但他们所追求的毕竟是明智的目标，这使得他们讲的话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人决心不让到手的东西得而复失。关于新芬党内的这些分歧，对外仍是严格保密，滴水不漏的。不过德·瓦勒拉先生对首相取消会议一事的答复却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最后他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不准备要求不列颠政府承诺任何条件来作为举行一次会议的前提。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立场，他们也不期望不列颠政府做出类似的让步。他指出，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永远结束争吵并使这两个国家——她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以自由和友好的合作一起工作。他要求首相阐明，不列颠政府是要求新芬党在立场上做出让步以作为会议的前提，还是同意会议可以在双方均不承诺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召开。鉴于这种局面，在9月21日，内阁委员会在盖尔洛契召开会议，在重申了其基本立场后，起草了一份邀请参加将在10月11日于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新邀请书(于9月19日发出)，内阁委员会希望届时能与新芬党的代表会晤，“以期深入讨论如何把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这一性质模糊的邀请书为对方所接受，并在指定的日期，由首相、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尔辛顿—埃文斯爵士、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和我，在唐宁街首相府与爱尔兰的代表格里菲斯先生、迈克尔·科林斯先生、巴尔顿先生、加万·德菲先生和达根先生举行了会谈。德·瓦勒拉先生留在爱尔兰没有前来，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03.
要想估量这些事件在统一党内部形成的紧张关系并非易事。虽然每个政党的每个成员都会因世界大事的暴风雨冲击而偏离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依然在急流中漂泊不定，人们因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受到挫折、感到迷惑和疲惫不堪，但是，要在这些可耻的情况下放弃毕生的坚定信仰，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忿恨越聚越深，因为感受最深刻的国家栋梁们知道，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北爱尔兰依旧激烈动荡，拒绝与爱尔兰政府结合在一起。南爱尔兰30万反对自治者完全在孤立无援地进行斗争，他们在谈判中发出了哀伤的呼声。
在这一阶段，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臣们的个人行动。对于自由党人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来说，支持以最广泛的形式建立爱尔兰自治并非难事，但是对于已将其整个政治生涯融入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那些人来说，他们需要完成一件令人生厌的担着风险的任务。主要责任落到了统一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先生的肩上。他一直与首相亲密无间地共同进退，是那种做事有始有终、勇于面对任何结局的人。
当一个领袖实施一种基本上偏离其党的整个传统乃至性质的行动方针时，往往会使另一个杰出人物有机会获取巨大的并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没有人能指责后者的动机；他只是按老办法行事，以一种直截了当的、简单的、一贯的方式行事。这样的人物将发现他会得到许许多多正直人士的支持。他的行动虽然有利于实现他的野心，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受责任感和坚定信仰激励所致。因此，伯肯黑德勋爵(当时任大法官)在这一关键时刻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与抵制爱尔兰自治运动明显有着特殊的关系，与爱德华·卡森爵士志同道合；他曾充分利用内战的威胁，在1914年阶段的爱尔兰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人会因反对爱尔兰协议而获得较大的个人利益；也没有人会因支持爱尔兰协议而受到较多的指责。他不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表现得就像对协议态度最积极的保守党的支持者一样。爱尔兰自由邦的支持者们老是觉得他们应向他表示感激——他们的感觉一点儿没错。值此关键时刻，统一党领袖及其最强有力的陆军中尉具有独立而无所畏惧地做出判断的素质，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体制可以通过下述检验而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即：其重要代表能否根据事实真相针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能否不顾其自身利益以及往往是其最好的朋友的利益而做出决策。
在经过多次拖延和耍过许多花招之后，爱尔兰代表按照既定程序抵达唐宁街，那些内阁大臣们——他们或因其职务、或因其个性而被认为应该担任主要角色——隔着会议桌与那些此前不久还被他们斥为“谋杀犯团伙”的人举行了会谈。所有这些爱尔兰代表都是不久前还在狱中服刑或刚刚被终止通缉的人，有的还在不同程度上与暴力犯罪有牵连。双方的交锋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有几周时间，人们看到了最严格的繁文缛节。讨论本身不仅由于其模糊和不确定性而受到阻碍，还由于大量错综复杂的内容和高度爆炸性的细节而受到妨碍。谈判——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持续了两个月。谈判在各个阶段都受到了保守党的内部压力以及重新召集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骚动的影响。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动乱。北爱尔兰政府宣称他们正在被出卖，他们拒绝参加会议，但是他们抱怨说，甚至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政治紧张几乎与战前岁月一样严重，但是对灾难性事件却束手无策。事情只是被拖在那儿，爱尔兰人对任何事情既不说“是”，也不说“不”。爱尔兰的情况日益恶化，在下院占2/3席位的保守党深感忿怒和忧虑。
虽然这段时期在爱尔兰问题上，我只是扮演着一名后排议员的角色，并未充分感受全部的压力，但是作为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有了一种明白无误的印象。我们必须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坚持到或者我们不再执政、或者达成一项协议、或者以一种新形式重新开始与南爱尔兰对抗。我强烈要求大臣们不用辞职的办法来逃避他们的苦恼。到11月上旬，渴望解脱的想法达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以致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仍然身在其位。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许可以用以下这封不带任何特殊推论的信函来进行衡量——它或许能够达到与其他任何检测方法一样好的效果。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11月9日
1、提出辞职的大臣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对此必须加以批评。倘若提出的理由是，“我们的正义感禁止我们强制北爱尔兰，而我们的信仰又禁止我们强制南爱尔兰”，则尤其应该加以批评。有人会说，“这些人是有原则地联合起来的，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国家的利益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议会的压倒多数(包括自己党内的多数)，然而在议会并未撤消委员会的情况下，他们却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所作为。”
不论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有多么崇高，我对这种策略所会引起的后果深感担忧。
2、在他们的辞职获准后，博纳·劳先生将被邀请组成政府。为什么他不该辞职呢？倘若现在政府成员已经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受约束难以有所作为，那末博纳·劳肯定是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接替他们去做。为什么他也不能成功呢？……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保守党将势必团结起来支持某人。很明显，他们将团结起来支持一位保守党领袖，组成一个保守党政府，这个党已经自告奋勇要去填补因联合政府所采取的自杀政策而造成的鸿沟；它还将被赋予权力以贯彻这一原则，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击败工党，并接受前大臣们(他们已经认输)谨慎的讨论意见。无法组成一个可供替代的政府这一错觉是长期存在的。张伯伦先生认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将被“嘘声赶下台”。阿斯奎斯先生则深信，你不能组成一届政府。但是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即将离职的政府都不曾通过宣布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做形势所可能要求的工作，而在每个方面约束自己。
按照这些想法，一场公开的彻底失败可能会很容易接踵而至，一个极端保守的保守党政府将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着手准备与工党进行竞选，而作为英国主体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众将继续处于缺乏领导或不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局面。
3、我希望将我的以下言辞记录在案：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推行我们深信不疑的爱尔兰政策，除非我们在下院中被击败，从而问心无愧地向王国政府解除我们的责任。……
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要，那就是让那些已被接受为爱尔兰领袖的人相信，大英帝国政府是有诚意和善意的。从交易和讨价还价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准备付出一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走得更远了。我们还清楚地表明，倘若我们的建议被接受，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将其付诸实施，而不考虑最终可能落到政府或其主要成员头上的任何政治厄运。漫长而至关紧要的谈判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
在谈判初期的日子里，我们就发现自己不仅面对着爱尔兰极端秘密社团的不切实际而又充满幻想的狂热与浪漫，而且还面对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两国之间涌动着的不信任与仇恨的浪潮。黄色炸药和各种其他烈性炸药中的一项主要成分就是某种强酸***。这些精心配制而成的缓慢而可怕的液体与纯碳化合物混合，会产生一种从受抑制和浓缩中猛烈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摧毁建筑物和人的生命。仇恨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强酸在化学品中的角色。而爱尔兰人心中充满的就是仇恨，用吉卜林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如同吞下秤砣一样铁了心了”，谢天谢地，幸而这种仇恨在大不列颠存在还不到100年。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
格里菲斯先生是一位作家，他对欧洲历史和各国政体作过深入研究，他坚定而正直，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爱尔兰人，总是难得说一句话。但是在我的亲身体会中，只要是他说过的话，他从来不收回。迈克尔·科林斯在受教育方面，未能享有与他的这位较年长的同僚同样优越的条件。但是他具备基本的品德和天资，这使得他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他远比他的领袖更热衷于在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由于这一原因，他在爱尔兰极端社团中的威信和影响力要高出别人许多，而他的内心情感上产生的困难以及与伙伴相处的困难，也要比别人大得多。与这两位领袖相比，其他代表相形见绌。然而达根先生是一位具有冷静头脑和坚强意志的人。身居幕后的厄斯金·蔡尔德斯先生虽然不是代表，但竭力推行各项极端计划。
最后，在经历了两个月毫无效果的会谈和冗长的废话之后，疲惫不堪的大臣们因爱尔兰破坏停战协议的暴行而感到惊恐，已处于真正的绝望之中，面对着这样的爱尔兰代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死神已经降临。在12月5日下午的会谈中，首相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因而已无进一步辩论的必要。他们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们必须在经历了这么多星期而达成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否则就离开；此外，任何一方今后有权恢复他们能够用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战争。这是一份已经发出的最后通牒，它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而是当面递交的，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并理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虽然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在双方负责人之间，现在却存在着互相尊重并深刻理解彼此的难处。
爱尔兰人面无表情地接受了最后通牒。格里菲斯先生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和谦虚的口吻说道：“我愿在今晚9点提出爱尔兰代表团的答复；不过首相先生，我个人是愿意签署这一协议并愿意将其推荐给我的同胞的。”劳合·乔治说，“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格里菲斯先生，即便所有其他人都拒绝，你仍然将同意签署？”“是的，是这个意思，首相先生，”这位具有伟大胸襟和伟大目标的寡言小个子男人回答。迈克尔·科林斯站了起来，看上去就像是要向某人开枪射击，更像是要自杀似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这样强行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和痛苦。
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会议室并反复谈论会议的结束部分，大家还吃了些点心、抽了根烟，并且讨论了行动计划。谁也不指望除了格里菲斯先生以外还会有别人同意我方的建议，而仅靠格里菲斯先生一人的签名又有什么合法性可言？至于说到我们，我们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对我们的忠诚。
不列颠代表团于晚上9时准点到达会议室，但爱尔兰代表团却在子夜过后很久才露面。和前几次一样，他们表面上镇静自若，毫无激动的表现。停顿了一段时间，或者在感觉上似乎是这样，然后格里菲斯先生说话了，“首相先生，本代表团愿意在协议上签字，不过有几处起草的措辞，也许我现在就商议一下，将是有好处的。”于是他用最从容的手势把整个问题带入了次要细节部分，并且每个人也把过度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次要细节上，以致把主要问题反而推到幕后去了。
很快我们就围绕一些技术性细节和文字上的修改热烈地谈论起来，并坚决遵守这一切，以免发生更坏的情况。然而就在这种保护性的喋喋不休的讨论的下面，谈判的精神和气氛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在一项共同的事业——维护爱尔兰协议以及维护两个民族和两个岛屿之间的和平的事业——中变成了同盟者和伙伴。我们分手时已将近凌晨3点。但是全体人员都在该协议上签了字。当爱尔兰人起身离去时，英国的大臣们在一种强烈冲动的驱使下，一一走过去进行了双方的第一次握手。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在推进爱尔兰协议的道路上，是如何困难重重，好事多磨，双方又将经历多少失望和焦虑不安。然而这是一个不会很快就被遗忘的时刻，这是正处于分水岭的时刻，命运之河向下流入了新的溪谷，朝着新的大海奔流而去。
这一事件对首相而言是灾难性的。他在一年之内便失去了首相职务。许多其他原因——其中至少有一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也促成了他的下台；爱尔兰协议及其签订仪式始终不能得到保守党内最固执分子的宽恕。即便在那些坚定支持该协议者之中，也有许多人这样说，“如果出现了那种攻击事件，必然是需要这项协议的，但是导致攻击事件发生的那个人将倒霉。”然而就劳合·乔治先生政治上的不幸与爱尔兰事件的关联而言，他可能会感到满意。因爱尔兰问题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失败者之中，乔治先生可以找到像埃塞克斯、斯特拉福德、皮特和格拉德斯通这样的同病相怜的人；而在英国的700年历史时期，在历届君主和或大或小的政治家中，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使自己感到聊以自慰的人。不过劳合·乔治的下台与上述诸人的下台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即上述诸人，不论他们曾经做出过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问题，而劳合·乔治却找到了——我们难道不能这样期望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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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章及下一章内容可参阅第16章末地图。
*参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给出的欧洲各国的人口数据，这些数字似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数字。——Franc.She
*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而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译者
**爱尔兰全岛在行政区划上共分为32个郡，在地理上这些郡分别归属4个省。今天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传统上被划分为6个郡，1974年全英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被打乱，重新划分为26个区)以及与其接壤的、现属爱尔兰共和国的各郡中的两个在这种划分中被算作一个省。另外三个省则全部归属爱尔兰共和国。亦请参见第16章所附地图。——Franc.She
**爱尔兰民族的兄弟。——译者
***黄色炸药的化学名称是2，4，6—三硝基甲苯；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用浓硝酸进行硝化，同时需要用浓硫酸进行催化。——Franc.She
第15章、爱尔兰协议
德·瓦勒拉的拒绝——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辩论——我成了实施协议的负责人——主要目标——北爱尔兰的防御——爱尔兰的领袖们——一份初步调查报告——克雷格和科林斯——《爱尔兰自由邦法案》——分界线问题——法案的通过——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致科林斯先生的信——罗里·奥康纳占据了4所法院——致科林斯先生的另一封信——另一封信。
01.
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社会公众对爱尔兰协议的签订甚感宽慰。人们普遍有从噩梦中醒来的感觉。整个帝国充满了喜悦，外国也流露了赞许的微笑——或许带有一点讥讽的意味。英王采取了不寻常的、也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一大早就在白金汉宫接见了有关的大臣，并同他们一起合影。没有人比爱尔兰贫穷的普通老百姓更高兴了，他们一直遭受到来自双方的伤害，他们渴望和平与安宁。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得不到和平与安宁。
新芬党的代表返回都柏林后立即向德·瓦勒拉先生和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汇报他们此行获得的谈判成果。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从逻辑上说，德·瓦勒拉对其先前的声明是承担义务的，该声明的确在形式上与此次签订的协议不完全相同，但在原则上和范围上，两者却是相同的。此外，爱尔兰的代表们乃是全权代表，而德·瓦勒拉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作为他的代表去伦敦的。他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随时都在向他通报情况。他们已经在实质上——如果不是理论上的话——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全部东西，其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爱尔兰领袖曾经要求的。因此，人们普遍预料，德·瓦勒拉将支持他的同僚，理解他们的难处，即便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未必满意，他依然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南爱尔兰毕竟已经获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符合宪法的完整地位，也就是说，在王国政府下的独立加上大不列颠的一切良好服务。
但是我们很快就得知，德·瓦勒拉先生仍然在唠叨着《波依宁法》，并且他的关于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以及爱尔兰的不幸的见解，依然停留在16世纪以前的阶段。现在，他做出了重新挑起冲突的愤怒决定，并自视为爱尔兰现存唯一政府的首领，他不承认谈判代表们——他们是他的同僚并曾是他的共谋者——的行动。这些人虽然被他指责为他们的事业的叛徒，背叛了其秘密社团的誓言，但人们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在极端分子中间，他们也有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力。5名在协议上签字的爱尔兰人之中，有两名后来投靠了德·瓦勒拉，但得到达根支持的格里菲斯仍然满怀信心地积极四处活动，而掌握着主要枪手以及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多数核心人物的迈克尔·科林斯，则获得了他的朋友的支持。
尽管其疆域内仍然极度混乱，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还是花数周时间来对协议继续进行辩论。最后，圣诞节临近，议员们只得休会度假。当他们于1月重新开会时，分裂成了两大派。1月8日进行表决，协议以7票优势——64票对57票——获得通过。德·瓦勒拉辞去主席职务并离开了会议厅，所有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也离开了会议厅，阿瑟·格里菲斯先生被选为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主席，会议随后宣告休会。在协议签订后不久，我成了处理英国—爱尔兰事务的负责人。1921年1月，首相将我从陆军部调至殖民地部，目的是要解决我们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务。此项工作现在已近完成。费萨尔国王在巴格达登基，平息了阿拉伯人和劳伦斯上校的怒气，派驻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陆军——它每年要耗费3000万英镑——已经撤退回国，在特伦查德成功的领导下的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维护了完全的稳定。从各项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后，我变得十分空闲。按照宪法的规定，作为英联邦自治领的南爱尔兰的事务应该由殖民地部处理。我从秘书长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手中接管了工作。他经受住了最恐怖时期的冲击，显示了作为男子汉的最大勇气，并且从未丧失过求得一项有政治家风度的解决方案的希望。我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后，担任了内阁爱尔兰事务委员会主席。每当我需要帮助时，同事们就会给予我慷慨的帮助，在其他时间则让我有广泛的行动自由。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负责与爱尔兰领袖们——包括南、北爱尔兰在内——的所有谈判，同时处理下院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议会的困难局面。
有两个目标从普遍的混乱和不确定中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第一个目标是在南爱尔兰建立并培育一个有生命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组织。要达到这一目标，临时政府——我们即将予以承认——必须举行普选以获得权威性。从协议公布之时起，爱尔兰人民便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大声疾呼，表达他们想要在该协议基础上与英国人民建立良好与和平的关系的迫切愿望。因此，我们促使临时政府深切意识到举行一次普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这样的一次普选才能给予他们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并使他们能够用天赋的权威来管理国家事务。格里菲斯和科林斯对此已深信不疑；但困难是巨大的。德·瓦勒拉先生知道自己处于少数，并且正如事态已经证明的，是处于明显的少数，因而开始运用权力所赋予他的一切手段来阻碍、拖延——若有可能的话就制止——这样的一次选举。他还为了这一目的而求助于爱尔兰共和军。这支所谓的军队自建立之日起，目标就是组织武装力量对王国政府进行攻击——从对个别人的谋杀直至伏击，可谓不择手段。爱尔兰共和军从来不按战争规则严肃作战。它网罗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所谓的事业坐牢乃至杀头。与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情况相似，爱尔兰共和军内也分为两种意见，并且持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人数之比，可能也和前者差不多。然而它却是临时政府在维护其权威时所能支配的唯一组织。因而在对共和军的控制方面以及在选举的日期和性质方面，临时政府被迫做出了一系列懦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
临时政府很快又被劝导将选举推迟3个月，以此作为与德·瓦勒拉先生达成和解的一项措施。临时政府所依赖的是德·瓦勒拉的承诺，他说届时选举将能自由举行，同时共和军将在临时政府的命令下统一行动，不会干预选举或用武力反对经由选举产生的任何政府。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刚刚对其同胞做出上述承诺，马上就出尔反尔地加以践踏。他和他的朋友们尽其所能来削弱和诽谤临时政府；在全国各地制造混乱，并挑起了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共和军中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永远是可以利用的；而在这部分人的周围和背后，又聚集了一批掠夺成性的犯罪分子——在每个社会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人——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声称一旦革命爆发，他们便会跳出来要求担任领导。在协议上签了字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正力求克服这些困难，朝着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爱尔兰民族的委任统治权的方向迈进。
对我们同样至关重要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支持北爱尔兰政府享有它的不能废除的权利。两个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的师驻扎在北爱尔兰，它们不顾停战协议、不顾《爱尔兰协议》、不顾英国陆军从南爱尔兰的撤退正在迅速而有序地进行的事实，大肆开展秘密活动。因此，北爱尔兰政府需要与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使北爱兰政府不能维护一个独立政府的工作——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来自分界线另一侧的大规模袭击接连不断，怀有敌意的武装力量正集结起来发出威胁。
对北爱尔兰的这些威胁(包括来自会员内部和外部的威胁)，遭到了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奥林奇会*成员以同等好斗和好争吵的方式的回击。爱尔兰共和军或天主教徒犯下的每一椿暴行都会受到更严厉的血腥报复。报复和反报复双方很快就创造下了惊人的记录；在整个夏季，人数较少的天主教徒遭受的伤亡人数是新教徒的两倍。毫无疑问，当新芬党极端分子看到他们对英国当局的攻击所带来的胜利之后，他们自然会期望继续沿用这种方法，以粉碎规模要小得多并且显然也要脆弱得多的北爱尔兰政府组织。他们会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羞辱并打击了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并且迫使它对我们做出让步，那末，使建立独立的北爱尔兰政府的设想成为空想，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了；他们枪击公职人员，焚烧公共建筑，从而造成一种持续的恐怖，希望这会使北爱尔兰的政府和公民感到厌烦和精疲力竭，最终觉得为了过上安宁的生活，还是向新芬党的统治屈服算了。
我后来曾在下院这样说，“在北爱尔兰，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反对新芬党的。他们热烈地表示出他们对本国、对君主政体、宪法以及对帝国的忠诚和热爱。即使他们将被不列颠遗弃，他们也会正当地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拼死战斗。然而他们不会被不列颠所遗弃；恰恰相反，他们在必要时将在金钱、武器和人员方面得到援助和加强，以帮助他们维护其议会和政治的权利，并保卫其自身。”
以上就是指导着我的行动的两个不同的目标。不过这两个目标受英国各政党的欢迎程度却是迥然不同的。保守党内一切最坚定的分子都支持北爱尔兰，即便在带着厌恶和鄙视新芬党爱尔兰的情感承认并接受《爱尔兰协议》的时刻，这种支持也从未动摇。另一方面，自由党人和工党分子以亲切的关心注视着爱尔兰自由邦的命运，但对于北爱尔兰政府，则除了就报复事件(奥林奇会成员用报复来回答新芬党的每一次谋杀)对其进行指责外，对它的安宁基本上不予关心。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带来了勿庸置疑的成功的话，那末我们用同等的热情追求这两个不同的——在许多方面还是对抗性的——目标的做法，就是适当的。仅仅追求一个目标意味着毁灭。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则将导致安全与和平。
当然，在某些方面帮助双方，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尽量约束双方，这是一件很微妙的并容易造成误解的工作。必须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样说说并非难事；然而当人们事实上正在互相谋杀时，当恐怖活动正在大地上蔓延而无政府状态正在新生政权周围加剧时；当你和双方杰出人物经常有亲密而正直的关系，你也知道了他们的许多秘密时；当你为一方做任何事就会引起另一方的憎恨或怀疑时，制定一条不偏不倚的路线比起将其付诸实施要容易得多。对于爱尔兰来说，幸运的是她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并不缺乏具有崇高和坚强品质的领袖。人们发现，阿瑟·格里菲斯和迈克尔·科林斯以及新近涌现出来的理查德·马尔卡希和凯文·奥希金斯都是第一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敬畏上帝，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信守诺言。在北爱尔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坚如磐石地固守岗位。他沉着冷静，思想敏锐，超脱于仇恨和忿怒，但又不乏热情；他稳重坚定，对人诚恳，工作不屈不挠；他最终把他的人民从无法形容的苦难和困境之中带回到了阳光大道和文明世界。
在对背景和当事人有了大致了解以后，我们最好是利用当代文献来有选择地叙述这段过程，而不是采用概括性陈述的办法。
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履行我的职责，并力图总结当前的实际措施以指导各有关部的工作。
1921年12月21日
“首相要求我来领导一个内阁委员会，目的是安排好在都柏林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细节，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投票赞成此项措施的话，我就提出几个具体步骤供考虑。
“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了此项措施，第一步是邀请一个包括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在内的爱尔兰代表团尽早来这里。然后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他们立即着手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在安排周密的基础上组成的这个政府应该立即承担起南爱尔兰内部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行使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不想再继续承担哪怕是一天的责任。如果他们愿意，我的意见是可以把明年元旦定为双方交换权力之日。在确定基础之后，应由总督在都柏林与他认为合适的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进行磋商，以邀请某些有身份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总督可能会邀请阿瑟·格里菲斯先生，届时我们将能知道这位先生是否将接受授权以及以什么条件接受。格里菲斯先生然后将组成他的政府，他的部长们将在《爱尔兰协议》规定的宣言上签字，并立即履行他们的职责。
“作为一项总的原则，除非绝对必要，我们不应试图改变现有的机构，而应把它们交给新上任的部长们。倘若需要一个法律承认的权威机构来发布各种指令，而临时又找不到这样的权威机构，则现在具有发布此类指令权力的不列颠当局，应接受邀请遵照指示发挥此项功能；除非是有关执行方面的命令，否则不列颠当局不负任何个人责任。
“以下是几个特殊问题：
“(1)警察。皇家爱尔兰警察的每位工作人员(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受帝国政府遣散条例的保证。是否辞职可自由选择。至于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自由邦之间的经费分配，则必须根据将于今年内签订的《总财政协议书》的精神而加以考虑，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结算的问题。没有选择辞职的所有皇家爱尔兰警察的工作人员，将被要求继续留任。
“军中辅助师将使用帝国政府的经费立即遣散，同时还要依照以前在为巴勒斯坦招募警察时所制定的决议。
“(2)陆军。我们应该宣布的原则是，我们驻扎在南爱尔兰的全部军事力量应尽快撤离。作为第一步，要求临时政府派遣其着装正规的军队接管总督府和政府所在地的警卫工作。适用于接待英王代表的敬礼惯例、仪仗队等，须事先与新芬党的领袖们筹划妥当。我认为，驻扎在都柏林以外的正规爱尔兰守备部队应予保留，直至能为他们在别处找到营房住处，自由邦政府应该作好思想准备，不再调用这些部队。然后各处都应着手准备庞大的撤离工作。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会有人出来，坚决要求让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永远留下。除非是在极为有限的时期内，作为对新政府的一时权宜之计，否则我想我们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在爱尔兰境内，凡是和平时期没有驻扎在永久性营房内的补充部队，都应尽早撤离。依然留在爱尔兰的所有部队从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之日起，只能按照与相关负责的部长们达成的解决办法，迁移出营房和目前的驻地。只有得到相关负责的部长们亲笔签署的请求书，部队才能为支持文职政权而采取行动。根据《地区军事力量法》的授权，临时政府在过渡时期的必要情况下应能征募武装力量。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要等待地位完全巩固后才会愿意按照规定的配额募足士兵数量。然而尽早建成一支着装正规、纪律严明、并有能力支持政府权力的爱尔兰武装力量，至关重要。
“(3)司法。对新芬党法院的需要，也许已经消失，因为所有法院都将在最短期限内成为自由邦的法院。然而与此同时，人们认为现有的法院仍将发挥功能，爱尔兰自由邦总理或内政部长正在建议总督行使特权。人们希望总检察长来说明在过渡时期司法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4)财政。当前，无论是国家的税收，还是在普通国内服务性事业上的货币支出，都不会有任何改动。当然，最近实施的截留税款的做法，应立即予以停止，用于爱尔兰国内行政管理的款项总额是完全有保证的。……
“还必须提供专款，用于征募爱尔兰自由邦武装力量，以维持秩序。
“(5)教育、农业以及一般的国内后勤服务性事业。应该尽早让自由邦的一名部长承担起这些方面的完全责任。
“(6)与赔偿和大赦有关的措施。(必须有所准备。)
“上述各项说明系建立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爱尔兰协议》这一假设的前提之上。然而也有可能虽然他们批准了协议，但多数票的优势并不明显，以致不能为协议提供持久的基础。出现这种情况时，新政府仍然应该成立，并且，他们应该向总督提出要求，要求解散议会，或要求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解散议会绝对应该是优先的，因为它可以产生一个更负责任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总督将根据部长们有关这一主题的建议行事；万一部长们建议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则爱尔兰各部必须成立一个必要的机构，在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由财政部提供经费。在向全国发出这一吁请期间，军队和警察的全体人员都应和现在一样坚守各自的岗位，否则的话，程序还将如上所述，不过形式将发生变化。
“第三种可能是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拒绝了《爱尔兰协议》。人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南爱尔兰议会应该随后立即举行新一届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大选。然而在大选决出胜负以前，我们应与当前众议院内支持批准《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们接触并弄清他们的愿望。一般认为，新一届众议院举行会议时，该项协议将会立即重新提交审议。”
02.
1月11日，我又惊又喜地接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来函，他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与英王陛下的政府接触了。他说，每当北爱尔兰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都想到来见我。他又说，“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参加一次你和南爱尔兰代表之间的会议。……其实我希望不久就能有机会与格里菲斯先生或负责临时政府行政事务的任何人会晤，以便彻底弄清南爱尔兰的政策究竟是一项和平的政策，还是准备把当前这种向北爱尔兰施加压力的做法继续实行下去的政策。”
我立即着手安排克雷格和迈克尔·科林斯会晤。1月21日，他们在殖民地部我的办公室内会面了——虽然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灯光仍然显得过亮了。他们两人都庄严地沉着脸，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我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让他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两个爱尔兰人——他们中间隔着如此巨大的宗教、感情和行为的鸿沟——相互交谈了些什么。但会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不想打扰他们，所以像羊排等食品是在1点钟左右巧妙地送进去的。到4点钟时，私人秘书报告说已出现了会谈向全爱尔兰阵线的话题转移的迹象，于是我冒昧进入该办公室看看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向我宣布，有关整个协议的讨论已进入了权衡具体措辞的阶段。他们将在每个方面相互提供帮助，将通过私人讨论来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将在已经达成一致的反对一切破坏和平活动的范围内，采取一致的立场。我们三人于是反复保证要共同行动起来，“力求使协议生效”。
唉！真是谈何容易。才过去一个多星期，克雷格便不得不向北爱尔兰人再度提出保证，而科林斯在回到都柏林的那种气氛中以后，立即就北爱尔兰的分界线发表了狂热的讲话；已于1月24日“撤消”的南爱尔兰对贝尔法斯特的抵制，很快又全面恢复。2月初，北爱尔兰边界发生了新芬党的入侵事件，同一时间内，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几起动乱，仅仅一夜之间，贝尔法斯特街头就留下了30名死者和70名伤员。
情况令人大为失望，这使我不得不在2月16日提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作为对《爱尔兰协议》的补充。所有北爱尔兰议会的成员均利用其在保守党内部的强大影响，公开宣布他们的反对意见。再次观察了这场辩论后，我知道我必须多么周密地行事才行。普遍的心情是，《爱尔兰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它能够被执行吗？我们是否受骗了，或至多我们是在与负不起责任的人进行谈判？我们付出了我们所该付出的一切，而作为回报我们所得到的却仅仅是一个蔑视的怪相吗？另一方面，当前还应该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我必须求助于信念、希望和法律。
“……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退化到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不堪状态，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看到沿北爱尔兰分界线发生日益严重的流血事件，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希望本届下院就像它现在这样，肩负着维护南爱尔兰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却又缺乏履行此项责任的手段，倘若你想把这些相同的灾难性条件也强加给爱尔兰临时政府，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让一些暗中策划仇恨阴谋的、危险而偏激的人物得以破坏和颠覆这样的政府——它忠实地尽力信守它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并且也正在使我们得以信守我们对它许下的诺言——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一周复一周地向全世界宣告，不列颠帝国无法与有法一样，同样能很好地生存发展，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然而，倘若你想给议会已经对它做出了保证的政策以公正的机会，并且给爱尔兰的部长们——只要他们忠实地与你共事，你就有义务给他们以良好的信任——以公平的待遇和公正的机会，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从暴政的混乱中被带回到法治的社会，倘若你想使我们已经对其做出了保证的政策和试验具有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的效果、那末你就不应该阻碍——那怕是无此必要的一周时间——这一法案的通过。”……
“我们应该懊悔已经做出了决定并签了字的协议吗？”……
“我们且来比较一下不同的处境。在我看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现在是爱尔兰——而不是不列颠——正在世界各国面前受到审讯。6个月之前，我们不得不对各种形式的攻击为自己进行辩护。现在，是爱尔兰人民——在遭受了700年压迫之后，如他们所告诉我们的——终于有机会向世人表明，他们能为自己的国家选定政府的性质，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看来，在过去6个月中，情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北爱尔兰的状况。北爱尔兰已拥有巨大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不仅是物质的力量，也包括精神上的力量。众所周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些与我有联系的人认为，北爱尔兰并不是在保卫她自己的地位，而是要关闭通向爱尔兰其余部分的通道以获取她想要的东西。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通过英勇的牺牲和奋斗，北爱尔兰已经明确地脱离了爱尔兰其余部分的发展道路，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她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她坚持它自己的权利，必要时，她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不列颠帝国全部力量和权力的支持；因此，我可以说，北爱尔兰目前正处于拥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状况。
“帝国政府的状况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不列颠帝国的纷繁国务应该日益与爱尔兰长期的内部争斗这一可怕的祸根相分离，庄严的帝国政府应该站在更为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这一点至关重要。”……
北爱尔兰抱怨的焦点，是《爱尔兰协议》中规定南、北爱尔兰之间分界线未来管理的条款。
“诚然，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涉及弗马纳郡和蒂龙郡。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当时正值白金汉宫会议失败之后，在唐宁街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我们聚集在一起，花了很长时间——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来讨论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分界线。两大政党激烈争吵。辩论中不时提到内战。与会者做出一切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使双方意见趋于一致。想把分歧缩小到不仅是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范围，而是进一步缩小到弗马纳和蒂龙两个郡内的行政区和族群居住区的范围，然而即便如此，问题看来仍和原来一样难以解决，双方都不同意达成任何结论。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遭到了破坏。若干庞大的帝国被推翻了。整个欧洲的版图已被改变。一些国家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剧烈变动。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对事务的整个看法、政党的组成，所有这一切都在暴风雨中遭到了猛烈而巨大的冲击，然而一旦风停雨止、洪水退尽，我们又看到弗马纳郡和带龙郡这两处令人沮丧的险滩再一次浮现出来。人们的争吵一如既往，它是在这次横扫世界的大灾难中，极少数未被触动的问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对立双方的爱尔兰人能坚持不懈地继续他们的争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爱尔兰(包括民族主义党和奥林奇会)具有染指不列颠生活和政治生命线的能力，以及具有一年接一年、一代接一代支配与震撼掌握这一强大国家的政治的能力。……”
我对这些争吵得出的结论是：
“北爱尔兰必须得到不列颠的支持和保护。爱尔兰必须具有《爱尔兰协议》，具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宪法。处理棘手的分界线问题的其他更好的机遇将会出现。……若干代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泥沼中挣扎，但最终我们认识到，《爱尔兰协议》已使我们的脚踏上了一条并不太宽的道路，但它已经成为一条大路，是一条坚实的通向远方的路。让我们不要丧失勇气和信心，坚定而谨慎地沿着这条大路前进。倘若不列颠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那末这样的一天终将会到来，它可能是遥远的，但可能不会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遥远，到那时，回首望去，不列颠将发现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和睦的爱尔兰，一个国家并且也是一个朋友。”
就这一问题而言，下面一段发言颇为精辟，值得一提。这是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发言，它很好地表达了普遍的意见：
“拿我来说，我将不会被暴行所激怒，不会因此而改变我应该追随的正确路线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镇静，不要因一时激动而使自己陷入今后将使我们后悔一辈子的路线，而是要向临时政府提供一切权力，这是确保其接受并实行其恰当义务所必需的；并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至少为自己留下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
法案获得通过的多数是压倒性的——302对60。不过投赞成票的多数人都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而所有投反对票的人都陷入了狂怒之中。
通过该法案耗费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残忍和背叛的罪行以及唯一尚可接受的爱尔兰政府的明显软弱无能，激起了议会和公众的不满和忧虑。
2月上旬，发生了更严重的动乱。跨越北爱尔兰边界的袭击造成了北爱尔兰人被劫持。贝尔法斯特派出一支警察部队前往恩尼斯基伦增援，但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新的边界。他们经由位于自由邦内的克隆斯前往，而没有采取通过北爱尔兰领域的较长但较安全的路线。火车刚一抵达克隆斯，这19人就被当作入侵者而予以伏击。未经警告或查问身份，4人即遭到枪杀，8人受伤，剩余7人被俘。
与此同时，科林斯先生就贝尔法斯特夜晚发生的族间仇杀和反仇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抗议。
这种残忍的事件使边界地区变成了野蛮地带。爱尔兰各地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暴行；倘若不是整个南爱尔兰，不单是亲英分子，还有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在恐怖活动下绝望无助地平静下来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暴行。在贝尔法斯特，两种宗教的残余极端分子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残酷的战争。
黑夜是漫长的，但是我们最终显然已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①的信
1922年3月7日
个人机密函件
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的问题，你必须让我知道临时政府真正做了些什么事，告诉我对这些信息是否必须保守秘密。他们是打算镇压利默里克郡的叛乱，还是只准备谈判而对反抗则继续听之任之？据报纸报道，爱尔兰军队已从都柏林调往某个未宣布的目的地。这可靠吗？有多少人？他们可以信任吗？科克郡的局势似乎和以往一样糟，有报道说，一个已被抓获的臭名昭著的罪犯现已逃跑。你认为自由邦政府还有什么斗志吗？还有人愿意为它而死或为它而战斗吗？让我知道你的看法，但不是你的愿望。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3月14日
私人函件
(1)我注意地阅读了你的关于在1920—1921年期间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暴行的来函。我注意到你还将寄给我一份关于在贝尔法斯特更近的时期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随信附上一份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写的报告，该报告是他作为对你上次抱怨的书信的回答而提供给我的。贝尔法斯特事态的发展令人惋惜。那里有一个具有不共戴天之世仇的下层社会，只有双方领导人共同付出最坚定和最认真的努力，辅之以巨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才能产生整个爱尔兰的利益所要求的那种安定。
(2)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返回北爱尔兰之前，我曾与他作了长谈，我肯定他将尽其所能不偏不倚地维护秩序。迄今为止，他坚决不考虑同你的政府举行进一步会谈的想法，其理由是，只要你非法地将他的人扣押在克隆斯作为人质，他就不能与你会晤。所以我们在此暂时陷入了僵局。我必须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非常希望能够排除障碍与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我完全理解你的困难，然而我毫不怀疑地坚信，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你也应该采取正确的做法，或者使这些人获得释放，或者在合法组成的法庭前，按照正规的方式并依照证据确凿的指控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倘若他们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受到合法的处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将会感到万分满意。这的确是临时政府领导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路线。也许你认为要等到《爱尔兰自由邦法案》获得通过并且你正式拥有了合法的权力以后，你才有能力做上述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则在此期间内，我们便无能为力而只有等待，但应使事态尽可能保持平静和保证不发生暴力行为。这种扣押人质的行径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屡见不鲜，但在爱尔兰却不宜使之成风，我们树立法制观点越早越好。
(3)我非常感激你已经加快了向北爱尔兰调动必要人员的步骤；并且我从约翰·安德森爵士②处得知，你的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每周都在提高，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不断加深对事态的理解，正在任命得力人士作为他们的助手，特别是在财政系统——它的健全已从人们的实际体验中得到证实——得力人士正在得到重用。
(4)我非常高兴今天你将与代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米德尔顿勋爵会晤；我希望你将能消除他在土地购买方面的疑虑。倘若自由邦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中有所作为，我们保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由此产生的利益将完全归爱尔兰所有，用以交换那个较大且较不幸的岛屿。
(5)我从一个相当独立的消息来源获悉，临时政府在全国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德·瓦勒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倘若他们在新一届议会中能获得40个席位，他们便将明智地行事。我希望情况是这样。
(6)你似乎已在按照某种方式处理利默里克的局势。毫无疑问，你是最清楚你自己职责的人。感谢上帝，必须勉力完成你自己职责的是你而不是我们。然而，在目前的这一关键时刻，倘若由(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根据惯例做出一项有害的决策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我想你一定非常有把握防止这样的危险。
(7)我怀着巨大的兴趣阅读了由莱弗里夫人寄给我的、你在都柏林发表的演说全文。我希望它已经较全面地刊登于英国报章上。我已把它呈交给钱塞勒勋爵，他称赞此文的语气和权威意见，本周他可能在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的辩护中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
(8)我对你访问科克郡、特别是你看来会受到爱尔兰退役军人——我对他们倍感同情——的欢迎这一事实，极感兴趣。我将尽力促成进一步扩建当地造船厂一事，因为我最为关注的是，科克郡的局势应能令人满意地进行自我调节。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和格里菲斯先生的信
1922年3月21日
边界地区的整个状况无疑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冲突的大爆发将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当前的这种紧张形势持续下去，边界线也极可能变成老一套的状况，变成遍筑防御工事的军事对峙线，这将是你们最不想见到的事。我不能想象出现从北部向南部发动突然袭击的最微小的危险。倘若发生了这样的突然袭击，则肇事人将自负其咎，而不列颠政府则将采取属于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我确信你们毋需为这种情况忧虑。即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也只会给那些负有责任者造成伤害，正像那次从蒙纳根发动的劫持人质的袭击损害了南爱尔兰的利益一样。听说I.R.A.(爱尔兰共和军)正沿边界地区集结，不断增加兵力。这当然是毫无必要的。报章上还报道说，自由邦的军队正被派驻不同地点。请让我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你们必须了解，我同时也向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他阻止他一方的民众的挑衅行为。
4月13日，一位灵魂高尚的狂热者——罗里·奥康纳率领一群追随者和许多同情者占领了都柏林的4所法院。在这座雄伟而庄严的建筑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宣告他们是全爱尔兰的共和国政府。3天后，迈克尔·科林斯在都柏林遭到了谋杀攻击。他幸免于难，但在该月剩下的时间内，谋杀自由邦军队和警察的事件层出不穷，还增添了铁路总罢工事件。
在这些压力下，一个受尽折磨的政府及其雇员多少有点团结起来了；它的军队开始还击，即便是这种小小的抵抗也使他们的敌人感到惊讶。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4月12日
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在爱尔兰公众舆论正日益动员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你在维护你的正义与合法立场的斗争中将得到全国极为强大有力的支持。我在下院的讲话中，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我希望到复活节时，事实将不会证明我的这些预料是错误的。
内阁指示我向你发出一封正式函件，以表达他们对动乱在26个郡中蔓延一事的日益加剧的焦虑。然而我并不完全这样想，这封信我是作为私人信函写给你的。许多爱尔兰居民写信给英国，描述各种恐吓、动乱、偷窃和抢劫事件。毫无疑问，资本正在外流、信贷正在下降、铁路正在怠工、工商业已经受到阻碍。爱尔兰的财富正可悲地不断缩小。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事实肯定将对激励所有阶层奋起保护其自身物质利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德·瓦勒拉先生也将逐步成为一场灾难的化身，而不是一项事业的。我们在此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很明显，从长远来说，不管临时政府多么有耐心，它也必须维护自己，否则它将消亡而被某种别的管理形式所取代。这样的时刻肯定将会来到，到那时，人们将无所顾忌和勇往直前地不是求助于某个派系、某个宗教或某个部分，而是求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爱尔兰国家。他们无疑其有这样的权利，期待你领导他们走出黑暗的处境，此机遇十分重要，丧失这种机遇，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难道你不应该把爱尔兰所有全心全意拥护《爱尔兰协议》的人们以及与协议生死与共的在宣言上签字的人们——不管他们以前的态度曾是怎样——都团结在初创的自由邦的周围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后备力量，远比你现已得到的后备力量要强大得多吗？难道你不应该召唤你的“分布极广的民族”③来助你一有之力吗？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必然存在着数以千百计的极度关注祖国的幸福与自由的爱尔兰人，他们想要看到大选公正地举行并且确保人民能自由投票。
我深深为爱尔兰人民的巨大勇气所感动，他们凭着这种勇气积极参加公共集会以表明他们的意见，而不顾如此众多的威慑力量的存在。我似乎已经感触到了那股支持你的不断增长的民族力量，一俟时机成熟，它便会为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任何别的事业——做出贡献。
我即将处理你要求调查协议签订后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几起暴力行为的问题。我将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交换意见并把结果通报给你。无论是在贝尔法斯特还是在边界地带，事态正在一定程度上平静下来，毫无疑问，北爱尔兰政府正尽力使事态趋于平息。你们释放几名扣押在克隆斯的人，将大大有助于北爱尔兰政府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我高兴地看到你已经安排与德·瓦勒拉举行一次会谈；但是我希望你将了解，我们在任何方面都已不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按照我们与你签订的协议，我们已经冒着一切风险并竭尽全力执行了每项条款。但是就我们而言，这乃是我们的极限，我们每一个人将利用我们所能支配的每一点滴影响力来反对对一个共和国或对《爱尔兰协议》体系的任何侵犯。
在我看来，容许别人逼迫你同意进一步推迟大选，也是极端危险的。只要这种不确定状态持续下去，爱尔兰日趋严重的贫困化必然不会终结。倘若一个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或者面临自己的共和政体即将与不列颠帝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威胁，那末将没有人敢于在爱尔兰进行投资或制定生产计划。我深信在5月底或至迟在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爱尔兰人民将完成其大选投票。我们的确具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要求，要知道我们的建议是被接受了还是被拒绝了，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应该如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4月29日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至今又将3个星期了，我们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对此稍加检讨将有好处。首先，我要对你和格里菲斯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面对那些反对自由言论与公正行事的敌人时所一贯表现的精神和个人勇气。我毫不怀疑，在爱尔兰临时政府领导层内以及在赞成《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中，坚强、勇敢和具有浪漫色彩的个性的发展，将在总体形势中具有实际价值。我也持有这样的印象，即爱尔兰舆论的巨大改变正日益有利于自由邦和《爱尔兰协议》以及那些支持它们的人；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说，许多民众将准备维护他们在选举投票中的政治权利。因此可以认为，拖延选举所带来的后果，若与原来英国担心可能出现的糟糕结果相比，已好出颇多。你们没有失去对公众舆论的控制，事实上反而还有所加强。由于德·瓦勒拉派过火的行动以及由此给爱尔兰带来的麻烦和贫困，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不满集中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临时政府身上。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爱尔兰报章上阅读到了绝妙的说理方法，以及爱尔兰新闻界在捍卫社会自由的本质时所采用的勇气十足和充满活力的方式。
复活节已平安无事地度过。你的军队正在扩充兵员，似乎纪律性已经有所加强，能够服从长官的命令。……
总起来说，我看到了许多给人以希望的符合实际的理由。这也使我更为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你在和詹姆斯·克雷格爵士打交道时，会如此严酷无情？我确信他已做出巨大努力，以按照字面含义和本质精神来履行协议，并且他正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当然，没有人期望每一件事马上就能变好，没有人期望正泛滥于爱尔兰的可怕激情酿成使爱尔兰及其人民蒙受耻辱的暴行，你有许多怨恨克雷格的理由，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同样，克雷格对我也倾诉了满腹牢骚和怨恨，新教徒在最近的动乱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价值以百万英镑计的极为昂贵的贝尔法斯特的财物已被捣毁，贝尔法斯特的应收账款已被别人非法取走和截留，我确信抵制运动实际上已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损害。我总认为，爱尔兰的领袖们(包括北爱尔兰的和南爱尔兰的)应能看到，要取代这种残暴的互相报复，好得多的办法应该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仔细评估当前的状况，记录已经做到了哪些事情，指出在执行最近的协议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并确定改善执行协议的新步骤。
正如我经常指出那样，你们的反对者(包括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新教徒的或天主教徒的)的利益……就在于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挑起最恶劣的感情状态；对于能导致两个政府之间明确内战的每一步骤和每个事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热烈欢迎。你们在北爱尔兰的反对者希望看到在南爱尔兰成立一个共和国，因为除了别的因素以外，它将带来一场内战，他们知道在这场内战中，他们将得到自己背后的不列颠帝国的全力支持。你们在南爱尔兰的反对者则希望把对北爱尔兰的敌意作为一种手段来加以利用，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或者使临时政府的领袖们卷入一系列极为悲惨的事件中，以致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发生精神崩溃。两方面的破坏者都对通向爱尔兰统一的途径怕得要命，他们把联合视为对他们的破坏阴谋的致命的最后一击。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似乎非常简单，我认为，人民根据自己的策略观点，也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判断。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你还要让自己陷入一场争吵之中。我知道克雷格想和你公正而坦率地相处，并且我认为你在整个北爱尔兰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然而我看到你在公开讲话中对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极为激烈、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这的确使我困惑不解。也许通过不妥协地坚持反对北爱尔兰的立场，你可以暂时获得某种政治利益，然而每一丁点儿这种不值钱的暂时利益却都取自爱尔兰的联合这一珍宝柜并被毁掉了。不管情况多么令人恼火，我确信，你的利益以及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利益，要求在涉及与北爱尔兰的关系的一切方面保持耐心与谦和。他们都是你的同胞，他们要求你给予他们关切和得体的待遇，至少像你给予在南爱尔兰向你挑衅的极端分子那样。此外，他们是处于一种十分强大的——事实上是不可战胜的——地位；他们的手中掌握了使爱尔兰联合的手段。
当你被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某种可怕的事件激怒时，也许应让你稍微体会一下，当我们获悉无助的、非武装的皇家爱尔兰警察遭到谋杀，现今又获悉在科克郡及其附近新教徒遭到了无异于大屠杀的暴行时我们大不列颠人的感情。自从《爱尔兰协议》签订以来，已有20名警察死亡，40名警察负伤，还要加上6至7名伤亡的士兵，到现在还有8名新教徒平民被你的政府扣押。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爱尔兰国家的保护之下的，并且在道义上也是受《爱尔兰协议》的绝对保护的。他们的鲜血在大声要求正义，直至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减弱。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残忍行为而遭到扣押，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然而在我们一方，我们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执行该协议，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用一切方式帮助你的政府，而且，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人们，我们没有丧失对他们的良好信念和愿望的信心。然而不要认为，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圣乔治海峡的两岸没有同时激起强烈的感情。我们在世界上完全不是可以被当作无足轻重者对待的民族。人们在阅读英国历史时都能察觉到，某些此类问题可能会轻易演变为极端严重的事件。政治家的职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适当地为这些感情所左右(不论这些感情是多么深厚和自然)，而是要掌稳舵柄，使舰船尽可能地远离危险的急流，稳定地驶向既定的海港。
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认为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举行会谈将对事态有所裨益时，我均将尽力促成此事。当我和他谈起有关上个星期的话题时，我发现他不想就此进行谈论，但是我知道他真诚地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合宜的和表现基督精神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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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奇会为英国基督教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个秘密政治社团，1795年创立于爱尔兰。——译者
①现为阿尔弗雷德·科普爵士，英国第二等的高级巴思勋爵。一位勇敢而值得信赖的政府代表，他曾密切参与了《爱尔兰协议》的整个谈判过程，并自始至终为实现此协议的目标而奋斗。
②一位高级文职官员；1920年作为副总督和财政部驻爱尔兰专员被派往都柏林；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和坚定个性的人，他思想敏锐，在重重危险和混乱之中能保持冷静。
③科林斯先生在几周前的谈话中，说到爱尔兰民族时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也是一个分布极广的民族。”
第16章、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
选举协议——基础濒临崩溃——北爱尔兰的反应——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圣灵降临周的辩论——是容忍还是轻信？——迈克尔·科林斯——佩蒂戈和贝尔利克——爱尔兰宪法：选举——亨利·威尔逊爵士遭谋杀——紧急的议会形势——博纳·劳先生的介入——政府的决心——对四所法院的攻击——一次决定性的努力——致科林斯先生的信——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格里菲斯与科林斯之死——科斯格雷夫和奥希金斯——渡过难关——前景
直到4月底，我们似乎一直在艰难地行进，但肯定已克服了所有困难。自由邦政府似乎在不稳定地但越来越好地行使职能，而在英国，政党和议会的形势已经稳住。我们的全部希望和目的都集中在爱尔兰人民对代表大会的自由选举上。一切迹象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将以压倒多数票赞成《爱尔兰协议》和自由邦政府。
将近5月底时，出现了一种令我极为尴尬的新情况。5月19日，格里菲斯先生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对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说，他们的暴力行动方针连2%的爱尔兰人民也不能代表，“他们正在实行的行动方针使自己成了爱尔兰的叛徒，罪大恶极，他们也就是以自己的行动促使英国军队不可避免地返回的人”。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德·瓦勒拉和迈克尔·科林斯两人之间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日益临近的大选，包含了一项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即反对《爱尔兰协议》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就在昨天，格里菲斯先生曾经宣称，他们连2%的爱尔兰人民也不能代表)在新一届议会中将拥有57个席位，而拥护协议的人将拥有64个席位。后者在临时政府将顶多遭到57票反对。换句话说，在接受或拒绝《爱尔兰协议》问题上现有的均势，在新一届议会中将依旧保持，而且不会被新芬党党内的任何争论所打破。其次，该协议还规定在这种所谓的大选之后，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5名拥护《爱尔兰协议》的部长、4名反对协议的部长，加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和陆军总部部长组成。在这一基础上，两个新芬党(拥护《爱尔兰协议》的和反对对该协议的)将分享代表权并有权向持有每一种其他意见的候选人提出挑战。
在小道消息传开的前几天，我对此已有所知，我立即给迈克尔·科林斯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5月15日
我收到一份情报，它使我相信，你与不合法政党即北爱尔兰共和党正在讨论的主题是这样一项建议，即应该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大选”，也就是说，一个结果将绝无争议的大选，但大选将给予德·瓦勒拉先生40个席位并给予临时政府80个席位。我想我最好立即就让你知道，任何这样的安排均将受到全世界的嘲笑和谴责。倘若由一小撮掌握有致命武器的人通过私下交易来处心积虑地出卖选举人的政治权利的话，那末总而言之这都将不是一场选举，而仅仅是一场闹剧。这样做的结果，将不会给临时政府以任何资格去代表爱尔兰国家。这样做将是对民主原则的一种粗暴践踏，并且将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你的政府很快就将发现它被别人视为一个暴虐的阴谋集团，它在通过暴力执政后，正试图通过拒绝承认宪法赋予的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地位。爱尔兰的敌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爱尔兰人民对代议制政体并不感兴趣，它与他们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重走某种形式的专制或寡头统治的老路。倘若你容许你自己误入上述安排，这种行为马上就会得到赞扬，以证实这种恶意的预言一点没错。至于我们英国的立场，我们绝对不会把这样的安排当作今后我们进行协商的基础。
我最诚挚地希望，你将使我得以否认，这些最不公正的报道是真实的。有关这一事件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在议会提出来。我已经看到《纪事日报》(Daily
Chronicle)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了此事。
我请你将此信转交格里菲斯先生和达根先生一阅，他们都是《爱尔兰协议》的共同签字者，我有义务向他们陈述我的意见。
因此，看来我们终究将不具有任何基础。在整个爱尔兰，人民心中占压倒地位的愿望就是接受《爱尔兰协议》，忠实地执行它，并且在它的指导下恢复爱尔兰生活的尊严和繁荣——这才是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与自由邦拥护者之间、爱尔兰共和军中合法者与不合法者之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地主与佃户之间、统一党与民族主义党之间的共同基础。然而他们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像两三年前的俄罗斯人一样，爱尔兰民众没有权利对自己的命运发表意见。他们像牲口一样只能被一小撮人牵着鼻子向前走，这一小撮人彼此之间进行不道德的交易并瓜分这个国家。这比任何袭击和暴行的破坏作用都很大，使整个局势面临这样的威胁，演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烂摊子。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紧握着民主的大旗。在你还未滑出斜坡一定距离之前，民主大旗还是很起作用的。我们邀请自由邦的领导人前来伦敦，他们立刻就来了。格里菲斯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当前的做法；而科林斯则一半是目空一切，另一半显然是局促不安。他说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何难处。这些话简直令人惊讶和难以形容。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一场竞争性大选实际上已不可能举行。它将意味着全面的内战；将没有人敢去投票；他们没有力量维持哪怕是外表上的安定。不过科林斯声称，总的来说，在坚持《爱尔兰协议》的意向方面，他并没有改变初衷。看来任何符合科学原理的治疗方法，对爱尔兰的创伤似乎都不起作用，而只有听任伤口的结痂脱落于屈辱之中。
这些事件在北爱尔兰立即引起了反响。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确信，南爱尔兰将陷入一片骚乱，他们唯一的想法便是筑起一道防护墙，使自己免受其影响。他们不断提出增派军队和增加装备的要求。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表一份绝不在分界线问题上妥协的声明。
丘吉尔先生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
1922年5月24日
伦敦德里勋爵将通知你，他与陆军部商讨的结果以及我们为了向你提供大量物资所做出的安排。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我并不认为你的做法——即未向不列颠政府作任何呈报便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接受任何边界变动或任何边界线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爱尔兰协议》规定设立的)——与要求大量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是相协调的。正当我在努力争取我的同事们同意你的要求时，你却在发表这样的声明，实际上你的声明中就不乏对你正在寻求其援助的帝国政府的藐视。我的几位同事今天早上和我交谈时，就对你发表的这种声明表示了强烈不满，须知现在你正在请求也正在得到我们的援助，特别是现在爱尔兰事务正处于如此关键的一个时刻。我所能回答的是，德·瓦勒拉和科林斯昨天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发表了同样令人不能满意的声明。你发表这样一种声明的后果是，帝国政府在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时要增加许多困难，帝国政府的大臣们——他们将会晤临时政府的代表们——无法就科林斯先生以轻蔑态度谈论《爱尔兰协议》一事对他进行有效的指责。你的声明已使英国的许多家报纸——如果最坏的事发生，我们是需要它们的支持的——在报道整个爱尔兰的形势时，把双方作为半斤对八两来看待。毫无疑问，将会有人出来竭尽全力鼓吹一种英国完全不再过问爱尔兰事务的政策，让他们“自作自受，通过自相争斗来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已发表的声明使得与这种对你十分不利的论调进行斗争变得更为困难了。
我知道你不会对我的坦率直言见怪，因为我正竭尽全力在法律认可与合法的一切方面支持你。即便你说了科林斯—德·瓦勒拉协议已经使你与南爱尔兰之间的一切合作成为不可能这样的话，我们也用不着抱怨。尽管我对这样的声明感到遗憾，但你完全有权发表它。然而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你都没有权利一方面声明不遵守不列颠政府已经签了字的《爱尔兰协议》，而同时又要求不列颠政府承担你的防务支出的绝大部分费用。我不能理解，在发表如此内容的声明以前，你为什么不能事先与我沟通一下。我原以为你完全有可能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刻，向你的人民发表一项充分令人满意的宣言，而不会持这样的立场，让人觉得倘若科林斯或德·瓦勒拉采取了不如你意的行动方针，你会与他们一样向帝国政府提出挑战。你不应该在发给我们一封请求尽可能最大规模的援助的电报的同一天内，又宣告了向帝国议会挑战的意图。
附笔：我刚刚收到你的电报并十分高兴地获悉，我为你已经争取到几项决议，你可以松口气了。
虽然决没有放弃希望，但我想，为议会准备一个松散的议事日程还是对的。面对圣灵降临周休会的动议，我向下院陈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全过程，我重复了科林斯先生所提供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临时政府也许不能保证正常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倘若这些安全受到北爱尔兰共和党少数派剧烈、激动和暴力的挑战的话。这一北爱尔兰共和党少数派主要由相对而言人数不多的武装分子组成，他们采用暴力的方法，他们狂暴成性，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却是公正和非私利性的。然而在背后支持他们使之力量激增并令其蒙羞的，则是人数较多的粗暴而卑鄙的一群流氓和土匪，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个人复仇而抢劫、谋杀和掠夺，或者纯粹出于喜爱骚乱和混乱而制造骚乱和混乱。这帮强盗——他们实在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在所谓共和国的魅力下竭尽破坏之能事，同时又与一些真正共和政体的幻想家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
“临时政府宣告，他们发现自己一方面无法对付这帮强盗，另一方面却要与顽固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宣告，他们与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达成协议，将孤立这帮强盗并能使之受到打击和压制、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安全将立即得到恢复，而这些条件乃是爱尔兰人民早就翘首以待的、自由表达其政治意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他们还声称，在爱尔兰偏激的少数派控制下，这帮强盗通过谋杀不列颠士兵、退役士兵、退役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人员、南爱尔兰的新教徒或者骚扰北爱尔兰而制造一系列事端，倘若听任这种局势拖延下去的话，那必将摧毁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并使《爱尔兰协议》的实施在双方都成为不可能。”
我敦促下院不要低估这段论证，同时还补充了以下警告。
“爱尔兰的繁荣已受到严重影响。银行业和商业正在萎缩，工业和农业正在失去活力，收入在不断下降；……爱尔兰的生产出现停滞和枯竭，无法逃避的饥荒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难道就不能及时吸取教训，就不能在为时过晚之前实施补救办法吗？爱尔兰难道必须在世界冷酷无情和漠不关心之中——因为这将是必然出现的情况——偏离正道而坠入已经吞没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万丈深渊吗？这就是未来几个月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极力与保持沉默的怀疑倾向作斗争。
“我并不认为临时政府的成员是在搞欺诈活动。正如我曾反复提到的那样，我不认为他们正在与北爱尔兰共和党的反对者们相勾结，意图通过背信弃义的行为出卖不列颠的信任和爱尔兰的良好名声。我确信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他们可能并未采取最明智、最强有力或最具效率的行动方针，然而我真诚地相信，他们以及坚定支持他们并支持《爱尔兰协议》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多数人，是被一种诚挚的愿望所推动，并决意要实现《爱尔兰协议》的。不仅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正是根据对这两位领导人士的良好信任，我们才开始实施这一值得纪念的新行动方针的)，还有临时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长们(如科斯格雷夫先生、凯文·奥希金斯先生等)，他们都已反复宣称他们坚持《爱尔兰协议》，并且当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举行会谈时，他们又用最强有力的方式重申了他们的个人保证。他们已经激情地证明，他们正在实施的行动方针——在英国人看来，这种方针似乎很成问题和令人怀疑，因为它必须经得起几乎任何人的审察——乃是最有把握的途径，并且事实上也是他们为使《爱尔兰协议》永远生效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们的政策和方针是否正确，可能值得怀疑。他们是否能取得成功，也无法肯定。然而他们仍然在竭尽全力，继续在那条我们坚信唯一能够拯救爱尔兰免于可怕的灾难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错了。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正在受欺骗受蒙蔽，正在通过自己受骗来欺骗大家。
“倘若我们错了，倘若我们受骗了，维护帝国地位的基本力量也将丝毫不会受损，而爱尔兰的信誉和名声却将受到致命损害。不论你现在是信任抑或不信任，你都同样有时间可以等着瞧。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并且正在以最大的忠诚在全世界面前继续履行着我们的义务。我们已经解散了我们的警察。我们已经撤回了我们的军队。我们已经释放了我们的囚犯。”(这时议员中有人发出嘘声。)“是的，我要说这些，并且我以能说这些而感到自豪！
我们已经把管理的权力与爱尔兰收入的全部都移交给了对爱尔兰议会负责的爱尔兰内阁。我们是在对《爱尔兰协议》怀有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切的，爱尔兰国家正式委派的全权代表已经庄严地在该协议上签了字，他们就是为此而被委派来的，随后，协议又在爱尔兰议会以多数票获得批准。我相信，爱尔兰人民绝不会听任代表自己信念——为了建成更为强大的国家——的这一伟大法案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即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帝国的力量将不会因对方的失信而受到丝毫损害，但是爱尔兰的名声却不能很快就从这次耻辱中得到恢复。”
阿斯奎斯先生——我的老上司——同样也超脱了党派利益和感情用事，而将其权威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力投向了政府一方。接着下院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散会。
然而就在这同一天，发生了一桩新的暴力事件，我及时向下院作了报告。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个镇被爱尔兰共和军占领了。佩蒂戈位于分界线的两旁，而贝尔利克则完全位于北爱尔兰的领域内。这一军事挑衅使我正准备实施的双重政策的另一面投入了运作。它使我有机会向北爱尔兰再度保证，我们并不只是说声对不起就悄然而去，而是不论发生了什么其他破坏，他们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证。国防大臣以及内阁委员会中我的其他同事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
紧接着上述那场辩论后不久，迈克尔·科林斯——他对此已有所闻——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平心静气地向他陈述，倘若爱尔兰共和军的任何部分(不论是拥护《爱尔兰协议》者还是反对该协议者)侵犯北爱尔兰的土地，我们将把他们驱赶出去。他对此显得十分冷漠，而对上述那场辩论似乎更感兴趣。他说：“我很高兴见到这场辩论以及辩论中所有各方的意见。我不反对你的发言；我们必须履行诺言，否则就会垮台。”我们就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镇被侵犯以及贝尔法斯特的暴行稍为争论了一下。他在离去以前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生命已被没收，但是我将尽力而为。在我走后，别人将会轻松些。你将发现他们能够做比我所能做的更多的事。”我复述了我在《德兰士瓦省宪法法案》时代学到的布兰德主席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起来的”。此后我便没有再见到他。
我想在此谈一点我对此人——迈克尔·科林斯——的印象。他是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正直而无畏。他所受的狭隘的教育以及他的整个早年生活，使他充满了对英国的憎恨。他直接参与了最初的恐怖活动。他曾被我们通缉，曾有五六次险遭逮捕而终于逃脱。然而现在他已不再憎恨英国。对爱尔兰的爱仍然控制着他的灵魂，但是现在又有一种更广泛的理解加进了他的灵魂。在《爱尔兰协议》的谈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他喜欢的人；他和这些人按照双方一致同意的规则游戏；他已经发誓要以新的信念对他们公正行事。就像格里菲斯特别信任奥斯汀·张伯伦先生一样，伯肯黑德爵士的人格给迈克尔·科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何注意研究科林斯发言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同情心在发生逐步转变。如果说他本来只有一个忠诚对象，现在则有了两个。他忠实于两者，也勇于为两者献身。将来，当爱尔兰自由邦不仅成为繁荣幸福的文化和美德之乡，而且成为英联邦内一个富有活力、强大而坚定的成员国时，将会有越来越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对他一生的事迹表示尊敬，为去世表示悼念。
配备了各种作战装备的大批部队现已开始向北爱尔兰边界开拔。约7000名配备有大炮和武装汽艇的士兵开向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镇。势不可挡的军队举行了一次支持不能废除的权利的示威。一个享有一切权利向王国政府请求保护的英国小镇，十多天来一直处于爱尔兰共和军的非法占领之下。当然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场合：100名愤愤不平的武装人员被奉命驱逐一名衣冠不整者。
首相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他担心我们正在双方极端分子的引诱下陷入一场最缺乏理由的战斗。“倘若自由邦的拥护者坚持一部与王国政府和帝国断绝关系的宪法，并且真的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则不论我们采取何种行动，全世界都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但是在北爱尔兰作战的问题，就连在英国国内得到一致拥护都不可能，更不用说世界范围的支持了。”他继续写到：
“我知道我们正在向贝尔利克一座废弃军营进军，该军营由一名友好的铁匠及其为数不多的伙伴驻守。……这位铁匠名叫麦基翁，是一个坚定支持《爱尔兰协议》的人，曾公开谴责德·瓦勒拉以及他与科林斯之间达成的协议。倘若麦基翁在贝尔利克丧命，那将是与爱尔兰民族实现和解事业的一场灾难。……
“坦率地说，倘若我们用这些事实来强力解决问题，我们将会被绝望地击败。尽管短时间内会有一些有地位的顽固分子跳出来大声辩解，但是我们绝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因此不可能将这场耗资巨大得令人无法承受的战争进行到底。让我们保持在《爱尔兰协议》、王国政府、帝国等这样一些高水准的基础之上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懈可击。然而，倘若你们从这些高度下降到厄纳湖群中作战，你们就将被制服。你们费尽这么多心血和耐心进行了这些谈判，我请求你们不要为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不管其前景是多么诱人——所引诱而浪费了你们已经得到的东西。”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接到你来信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些事件，现在我是在火车上给你回信。贝尔利克镇和要塞已于今天被强大的我军攻克。遵照命令，我们先派一辆装甲车前去该镇侦察并且在这次侦察活动遭到火力攻击以前，部队就从北爱尔兰境内的若干据点前进了。发射了大约20发炮弹和400发子弹。一发炮弹在要塞近傍爆炸，40名守军逃了出来但没任何损失。据格里菲斯先生说，你提到的那名铁匠尚未离开都柏林。就我们所知，这次“战争”几乎是不流血的。一名士兵受轻伤，没有发现敌人有伤亡或被俘。我正在发布一项公报，说明军事行动已告结果，我们的军队将不再前进，除非他们受到攻击，将不会发生进一步的战斗。该信息正被传往临时政府，以表明和平条件正在边界的我侧建立，一旦我们确信将不致发生进一步的侵犯之后，英国军队将全部撤入北爱尔兰的边界线以内。
人们往往难于在处理一件微小但却紧迫的地方性事件时不危及重大的普遍性问题，但是我不认为已采取的行动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我的确希望，它可能带来良好的后果，并且我完全确信，我们不能在星期一的下院会议上，说我们不知道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并且不敢到那里查明实情。
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能以如此刚好从悲剧与笑柄之间穿过，乃是一件有益之事。北爱尔兰认为，倘若它遭到真正的入侵，他们将肯定会得到保护。爱尔兰共和军认识到，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发动一次公开的战争；而自由邦政府则清楚，一条画出来的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逾越的。那些我们与之有联系的自由邦领袖们并未显示出丝毫敌意。恰恰相反，他们似乎增强了对付随后很快就出现的严重危机的勇气。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正在都柏林制订爱尔兰宪法的详细内容。相关人士提出了许多建议(公开的和隐蔽的)，认为宪法不应受《爱尔兰协议》约束。爱尔兰的极端分子喜滋滋地把这视为破坏协议的一个机会。在英国，每个人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都倍感愤慨。幸运的是，虽然不无偏颇之词和争执出现，但最后终于产生了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书，从而使暴力鼓吹者再一次失望。6月15日颁布了《爱尔兰自由邦宪法》的文本，南爱尔兰的选民们于次日即前往投票站投票。尽管科林斯与德·瓦勒拉的协议可笑、不合适，比例代表制的荒谬，赞成《爱尔兰协议》的人仍然占多数。具体人数是：拥护该协议的新芬党58人，北爱尔兰共和党36人，工党党员17人，农民党党员7人，独立党党员6人，统一党党员4人。就一个明确的问题和一次自由投票而言，《爱尔兰协议》的反对者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这次选举结果却被协议书掩盖了真相并搞得一团糟，并未能因此而建立稳妥的基础。然而为自由邦领袖们所一致同意的宪法具有这样的形式，它防止了德·瓦勒拉先生及其追随者参与政府，因而避免了在行政当局出现有害的二元性。
几天以后，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亨利·威尔逊爵士在结束了作为帝国总参谋长的任期后，已在北爱尔兰选区被选为议会成员。报章上还有公开报道说，他将担任北爱尔兰武装力量的军事顾问。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北爱尔兰人的任何行政管理事务。两名居住于伦敦的爱尔兰人(其中一人是某政府机关的通信员)认为他是敌方军队的指挥官并且应对贝尔法斯特谋杀事件承担个人责任，乃于6月22日下午3时在伊顿广场亨利·威尔逊爵士住宅的台阶上对他进行伏击，用手枪将他击毙。他刚从一个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回来，还穿着陆军元帅的卡其布制服。他倒在住宅的台阶上，身体被许多子弹洞穿。谋杀犯开枪后准备逃跑，然而在场的每一个人尽管手无寸铁，都自发地追捕两人。谋杀犯逃跑了一段距离，边跑边向人群开枪。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人们从四面八方冲向他们。他们被抓获并迅速送进监狱，等待他们的将是英国法律明确而迅速的判决。在伦敦市中心对一位享誉欧洲的战略家并且还是一位下院成员的人物进行这样的谋杀，其影响是深远的。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是，两名谋杀犯似乎并未接受任何爱尔兰组织的指使。他们是独立进行谋杀活动的；然而大不列颠对此事所迅速做出的愤怒反应，同近40年前在菲尼克斯公园中发生了谋杀事件后所迅速做出的愤怒反应一样。在随后的星期一，人们用最高军事礼节表示敬意，将已故陆军元帅送往墓地。通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群。我必须面对当天下午下院对我的质询。
我极为周密地思考了我将采用的论点；尽管群情激昂，我被允许进行充分的说明。我用极为坦率的方式概述了爱尔兰局势中的有利点和不利点。我赞扬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人格(该部分材料收录在本书第3卷中)。我描述了北爱尔兰政府不断成长的力量，以及我们的下述计划：横跨爱尔兰设置一条由帝国军队构成的完整的警戒线，为了把北爱尔兰与南爱尔兰分隔开。我强调了爱尔兰人民通过选举所表达出来的愿望。然而若没有以下几段发言，所有这些都将是没有意义的：
“倘若我的见解给下院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容忍与克制——的话，那末我就是没有忠诚和透彻地把这一主题论述清楚。不，先生。为了和平的利益，坚定和容忍是同样必需的。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公布的宪法与《爱尔兰协议》是令人满意地相符合的。该宪法现在已被爱尔兰议会批准通过。不存在它因包含帝国宪法的条款和规定受到丝毫降低的情况。但这还不够。仅仅是字面上的肯定，不论它有多么重要，倘若不付出能使其生效的任何有效努力，那将是完全不够的。仅仅是对谋杀进行谴责，不论它是多么诚挚，倘若连一个谋杀犯也不逮捕，那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在爱尔兰自由邦内，共和国政府的整个机构——在双重性的基础上合为一体——都处于一种处心积虑地向二元化演变的过程，这既不符合爱尔兰人民的愿望、不符合《爱尔兰协议》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在两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可供英国政府调用的资源是多种多样和强有力的。其中包括进行军事、经济和金融制裁的手段——这里借用一句我们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经常碰到的老话——，也包括各种现成可用并且也是令人畏惧的制裁手段。我们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十分周密的研究，并且对它们的研究越是周密，我们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随着爱尔兰政府和国家更充分和更牢固地组织起来，这些措施也将成正比地越来越有效。……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与一个弱政府打交道，它之所以弱，是因为它没有与人民建立联系。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因无法对爱尔兰民意的清楚表示，做出和解而感到不安。但是现在这一临时政府的实力已经大为加强。它已具有爱尔兰选民公开宣告的意愿的支持。它将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议会多数的支持。它的责任是使《爱尔兰协议》在字面上和精神上生效，使其充分生效，并且毫不拖延地使其充分生效。今后必须用一种更为严格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比如与自由邦军队混杂在一起的所谓爱尔兰共和军的模糊不清的地位，就是对《爱尔兰协议》的有意冒犯。在都柏林出现的一群自称共和国最高行政当局的人用暴力强占4所法院一事，乃是对《爱尔兰协议》的粗鲁破坏和蔑视。这一混乱和背叛的中心，不仅在向不列颠王国政府、而且还向爱尔兰人民，不仅在南爱尔兰的26个郡内、而且还在北爱尔兰政府的领域内、甚至很可能还跨越了圣乔治海峡而在大不列颠境内扩散，使谋杀的暴行得到促进和鼓励。无论如何，在这一中心继续存在着这样一个组织，它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均设有分部，它公开宣称其目的就是要用人性的堕落所能想象的最邪恶的方法来破坏《爱尔兰协议》。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终于可以认为，我们不是在不公正、草率且缺乏容忍地行事，而用明确的语言向这个已经得到加强的爱尔兰政府和新一届爱尔兰议会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制止这类行动。倘若由于软弱、由于缺乏勇气或由于其它某些甚至更难以令人信服的原因，并未制止上述行动，而且是并未立即制止，那末我有责任在此声明，为了不列颠政府的利益，我们将认为《爱尔兰协议》已受到正式破坏，我们将不再采取实施该协议或使其下一阶段合法化的任何步骤，我们将恢复充分的自由，可以采取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以及在任何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受托照管的利益所必须的任何方面的行动。”
随后的辩论以博纳·劳先生的介入为特征。1921年4月，劳先生从政府及保守党的领导职务退休，他的健康现已得到康复，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劳说：
“我认为，殖民地大臣……在其讲话的结束部分表示，他已经做了你可以要求政府，或今天的任何一个政府，去做的每一件事。……他的注意力已被4所法院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吸引。我想凡是读了从那里发出的信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表示出与殖民地大臣一样的憎恶感；然而还存在着更令我们感到憎恶的别的事情。在亨利·威尔逊爵士之死一事上，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这清楚地意味着，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他们没有错。……只需考虑以下情况就够了。……在都柏林，有个机构强占了4所法院——它们是爱尔兰的司法中心，这就使事件更具讽利意味——，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从这4民法院派出密探，以便在北爱尔兰实行他们认为在南爱尔兰行之有效的完全相同的办法，并正在一切方面唆使谋杀。这能令人予以片刻的容忍吗？请委员会想一想这意味看什么吧。设想我们发现了在巴黎有个位居要害的机构，它公开用金钱收买一些谋杀犯来我国行刺并颠覆我们的政府。随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派代表到巴黎向他们说：‘我们必须查明你们有没有批准这些行为。’我们应该说：‘你们必须住手，否则就会引发一场战争。’对于一个在我看来只是我们的英联郑自治领的地区，难道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呜？……我不认为在本下院还有哪个人没有认识到，倘若我们再一次试图大事化小地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南爱尔兰的秩序，它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形势是清楚的。借用殖民地大臣的一句话语：在这些重大问题经受考验前，时间已剩下不多了。我赞成一种说法，即我认为政府是打算结束这种局面，然而倘若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将反对他们，并且我希望下院也将反对他们。”
就在那天傍晚的晚些时候，首相和我在休息室会见了博纳·劳先生。虽然他一直在竭力克制自己，但还是显露了强烈的感情冲动。就我记忆所及，他是这样说的：“今天你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装。如果你做到了你说的话，并且做得好、做得不错，那倒也罢，但是如果没有，……！！”他明显努力使自己在此停顿下来，然后突然离开我们向外走去。
得到下院支持的内阁做出决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罗里·奥康纳必须离开4所法院。唯一的问题就是何时以及如何使之离开；而这一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其实命令已经下达给了麦克里迪将军。然而这位将军却审慎地——并且最终证明是不幸地——建议推迟行动，不过在爱尔兰的这一最黑暗时期，终于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6月27日，罗里·奥康纳一伙人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一边欢呼一边四处搜索，他们劫持了自由邦陆军总司令奥康内尔将军。处于这一事件压力下的迈克尔·科林斯显然已经得知，倘若他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决定在黎明时攻击该4所法院。都柏林的一切当权者都在颤抖，然而他在爱尔兰共和军中有他自己的追随者。他向麦克里迪借用了两门可发射18磅重炮弹的大炮——根据伦敦的指示，两门大炮准予借用。他手下有一个名叫达尔顿的能干而坚定的军官，曾在法国经历过许多战役。这个人在英国兵营中挑选了两门大炮，带领6名未受过训练的人，自己亲手操作于6月28日凌晨4时打响了第一炮。接着爆发了一种具有自由邦内战性质的悲喜剧的冲突。双方都曾把对方作为手挽手的亲爱的同志而互相爱护和尊重；但若有必要，双方都准备赴死；但是与鲜血相比，双方在军火花费上要显得更为大方。在呼唤回归人类更高良知的规劝和感召下，步枪子弹慷慨地直接射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达尔顿指挥官手下的6名炮手中已有半数受伤，他继续把炮弹投入4所法院内，这种炮轰实际上已成为庆祝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的礼炮。
下午，经申请又增加了两门大炮，到傍晚时，被适度限制的200发炮弹已全部打光。令人惊讶的是，一向表现出良好判断力与理解力的麦克里迪将军，在这次危机中竟然承认自己已无法供应更多的东西。临时政府被告知，他们必须等待从凯里克费尔嘎斯驶出的一艘运载高爆炮弹的驱逐舰的到达。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们的士气几近崩溃。急得发狂的要求和威胁整夜通过电话向我传来，一切资源都被用来加紧供应。然而，总司令似乎不愿意让别人使用他戒备森严的营房里充足军需品中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需两三百发炮弹就足够了。他的16个炮兵连配备了近1万发各种炮弹，其中有一半是高爆炮弹。
到了30号这天，自由邦拥护者极为谨慎地在4所法院获得了一个立足处，罗里·奥康纳放火焚烧法院，在发生一次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之后，带领追随者投降。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法律文件，其中有些还是13世纪的，被付之一炬，法院建筑物的穹顶也成为一片瓦砾。萨克维尔街区的战斗持续了几天，并且愈演愈烈起来，不过到了7月5日，真正用武力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均已投降。
这一星期的战斗乃是爱尔兰自由邦诞生斗争中的决定性事件。刚刚诞生不久的生命体在危亡之中做出了胆怯的，然而却是强烈的反应，每一次努力都使它获取了新的力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界线，不共戴天的仇恨已经更换了对象。有可能受到暗杀威胁的临时政府领袖们在墨利昂广场得到了忠诚的卫队的严密保护。他们一连数周住在一起，没有回过一次家。凯文·奥希金斯先生在若干年后告诉我，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为了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曾到屋顶阳台的一角呆了一个晚上；他曾为点一支香烟而粗心大意地起身超出阳台护墙片刻，就在这时，从附近房屋里射来一发子弹，把他手中的香烟击灭了。然而这些人尽管心中深感不安，但仍然豪气冲天、热血沸腾；尽管他们已被逼入绝境，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们视事业远重于生命，因而他们以追求自由的原始勇气进行反击。7月12日，他们发布一项声明，威胁要对一切谋杀企图进行严厉报复；他们任命了一个由迈克尔·科林斯领导的国防会议，开始着手对整个爱尔兰境内的敌人展开主动和积极的进攻。自由邦的内战由此开始。这是由彼此极为了解的少数人所进行的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他们知道应该到何处寻找对手，清楚在特定情况下对手可能在干什么。科林斯及其追随者开始追捕并击毙他们知道正在策划置他们于死地的阴谋的那些人。在这场游击战中，大部分最有名的枪手都死于非命。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7月7日
私人函件
在这段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我没有打扰你，现在我也只是把本函限制在你的实际要求之内。在我看来，自从你向4所法院开火以来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似乎在孕育着可能在爱尔兰实现和平与最终联合的巨大希望，对于与你共同在《爱尔兰协议》上签字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是十分珍贵的。考虑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对你和你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磨难。然而我认为，你们以如此巨大的决心与沉着大胆所采取的行动，对于拯救爱尔兰、使之免于混乱，维护《爱尔兰协议》、使之免遭破坏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当你们在爱尔兰处于走投无路的同时，我们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已无法在下院内承受再次关于旧路线的辩论，并认为不列颠的现行政策不会遭受毁灭性的后果，无法承受《爱尔兰协议》将随这种辩论一起完结。现在一切都已改变。爱尔兰人将是自己家园的主人，而我们在此也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能有效地保护《爱尔兰协议》所赋予你们的权利以及进一步维护你们的合法利益。
一旦你在爱尔兰自由邦全部26个郡内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因为我毫不怀疑你将在短期内完成此项工作)，并使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们稳居领导爱尔兰国家广大民众的岗位，一个远比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更有希望的新阶段便将开始。这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爱尔兰的联合。我还说不好如何及何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它肯定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还会经历巨大的困难、令人苦恼的事情和挫折，并且毫无疑问，不成熟的希望将会使人感到失望。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们已经到达了山的顶峰，我们将会发现，未来的路将比过去的路更好走一些。我们必须竭力利用新的力量和优势，以便获得广泛的解决办法。不能容许次要的恼人事件——不管它是多么情有可原——阻碍我们前进或导致我们偏离正道。克雷格和伦敦德里勋爵将于13号来到这里。我没有用你在6月28日一函中所提到的各种抱怨——其中某些无疑是正确的——去烦扰他们。总督因得到御准而在北爱尔兰暂时推迟了废除比例代表制法案的出台，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时间来彻底议论此事。除此之外，我想保持一块净土，以期能在正确的时刻全面回到科林斯—克雷格协议的治理精神。你可能记得格里菲斯先生是如何在我的办公室中把这些全都写在墨渍斑斑的记事薄上的。形成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等待恰好的时机，不能用尚欠火候的努力把不断扩大的优势浪费掉。在我再次见到克雷格与伦敦德里后，我会给你写信。我认为，在友好交谈中谈论你的各种抱怨，要比在公函中唠叨不休地进行指责，效果会更好一些。
与此同时，在努力对付叛乱和革命的间歇中，我觉得你应该周密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与北爱尔兰进行合作时，南爱尔兰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当然，根据帝国的观点，最可贵的莫过于见到北爱尔兰与南爱尔兰能在一个全爱尔兰议会中携起手来、互不歧视双方各自的现有权利。这样一种思想目前在许多地方都会遭到强烈指责，然而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中，事情有时会突然出现转机。例如，南非联邦就是在一时的冲动之中达成协议的。奖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其他一切都应服从于去获得这一奖赏。大部分人民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才能接受正在发生的事情，偏见则是顽固不化的。要给老百姓时间，让他们逐渐接受现实、调整思想和适应已发生的一切。甚至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公众的看法才可能发生巨变。
请向格里菲斯先生转达我良好的祝愿，并将本函呈其一阅，倘若你愿意的话。
附笔：我希望你小心照顾自己以及你的同事。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丘吉尔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
1922年7月7日
私人函件
自从我们上次会晤以来，南爱尔兰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我确信你
已经仔细考虑了它们的后果。一部令人满意的爱尔兰自由邦宪法正在制订之中；尽管遭遇这样多的困难，爱尔兰人民在大选中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有关方面已下决心在都柏林武装镇压北爱尔兰共和党，同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多尼戈尔地——展开清除北爱尔兰共和党的运动；政府还向爱尔兰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站出来支持政府；所有这一切奠定了使事态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基石，这种越来越有利的事态是我们在几周前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
我知道你和查利①将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密切关注能使这些有利事件转变为爱尔兰和帝国的普遍而持久的利益的东西。我们需要安定，并且需要时间，为的是让新形势能够深入人们的思想，为的是让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较优越的解决方案，能够自然地为许多人所接受。
我理解你在分界线委员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且如你所知，我们曾两次使科林斯同意在程序方面采取其他选择方案。很可能在他赢得南爱尔兰的战事以后，他将处于一种能够对你做出更多让步的地位，这将使对分界线委员会进行干预变得不再有必要，并且将确保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全部精英与你的政府进行有效合作。与此同时，我确信你将不必再提起分界线委员会的话题，因为那将有可能引起你与帝国政府之间的争论。我们确实需要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越来越满怀信心，我们将会成功。
我丝毫没有催促你仓促行事的意思，我们必须清醒地观察，南爱尔兰的这场战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它可能使临时政府快速发展。一旦其地位得到正确评价，其目标明确、原则坚定的武装力量得到增强，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巨变：他们会与过去的看法一刀两断。我一直怀有这样的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讨论你提出的有关克雷格—科林斯协议的建议，大家团结一致，根据协议解决一切未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现在似乎更有可能了，在北爱尔兰，你对局势的控制似乎越来越强，而科林斯现在也已明确对敌对分子开战。
我不想在我的信函中用次要问题来打扰你，尽管还有几个令我忧虑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留待我们见面时讨论，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眼前的机遇，用比以往更开阔的思路来把握局势。
死神很快就把魔爪伸向了在《爱尔兰协议》上签字的两位重要人物。据证实，阿瑟·格里菲斯于8月13日死于心脏病，而科林斯本人则在每一次突击行动中，都要身先士卒地在全国各地大胆开展活动，最终于8月22日因中了敌方的伏击而身亡。其实他强烈预感死亡将到已经有些日子了，好几次他都是绝路逢生地从谋杀的陷阱中幸免于难。他通过一位友人给我捎来一句令我感激的告别口信：“告诉温斯顿，没有他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罗马天主教会为他举行的葬礼庄严肃穆，社会各界在悲痛中向他默哀。然而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位灾难性遗产的继承人，他在纷争四起的残酷条件下逐渐成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没有他的行为准则和品德，爱尔兰国家地位的基础就不可能重新确立。
格里菲斯与科林斯之死所留下的真空，很快就得到了填补。在幕后站立着一位稳重而有影响力的人物科斯格雷夫，他像格里菲斯一样，面临来自叛乱领袖们的危险，却又没有参与格里菲斯和科林斯的全部活动。在科斯格雷夫身上，爱尔兰人民发现，他是这样一位领袖，他的素质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领袖。除了科林斯的勇气外，他还多了格里菲斯的求实精神以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有关实施行政管理和制订国家政策的知识。在他身边还崛起了年轻的凯文·奥希金斯，一位像是青铜时代古董的人物。
这些人用古老的办法恢复了爱尔兰的秩序，避免了大量流血。民众在经历了骚动、混乱和不幸之后，感受到了由宁静、热切和坚定的意志力带来的甘美。想通过个别谋杀议员而破坏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企图遭到了猛烈的反击。由于两名众议员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差点被枪杀，罗里·奥康纳及其3名主要同伙在12月的一个早晨被叫醒，未经审讯就被枪决。他们自从在4所法院事件中投降以来，一直被关押在蒙特乔伊监狱，但看管并不严厉。命运的结局大出他们的预料，但他们还是以刚毅的精神迎接死亡。仅在一年以前，罗里·奥康纳曾是凯文·奥希金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来宾。显然，人们在未来评价这些事件时，必须理解这一大动乱时期所存在的紧张因素和奇特条件。
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的信
8月23日
以下一段是关于科斯格雷夫、达根和临时政府的：
值此爱尔兰陷入悲剧而爱尔兰临时政府面临巨大困难之际，我愿尽早向你们保证不列颠政府所怀有的信念，即《爱尔兰协议》的地位将得到忠实而坚决的维护。两位重要签名者的去世，另一位签名者的退休以及第4位签名者的舍弃行为，都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与爱尔兰国家全权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及其具有的约束力。恰恰相反，我们确信，临时政府和爱尔兰人民将更加认为，充分实现促成两个岛国之间和解的该协议，乃是他们的神圣职责，追求这一理想也是已故的诸爱尔兰领袖的毕生事业，他们的名字将因和这一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永垂不朽。就我们一方而言，凡是不列颠已经通过的条文就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应该依照该协议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良好的信念回报良好的信念，以良好的愿望回报良好的愿望。作为临时政府的代理主席的你，以及你的文职同事和高级军事将领，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可指望我们的充分合作与支持。
另一位杰出、能干和勇敢的人也成了牺牲品。他就是厄斯金·蔡尔德斯，《沙筛》(The Riddle of the
Sands)一书的作者，他在1915年元旦抵抗德国人在库克斯港的搜捕中表现出勇敢和激情，用一种甚至超过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势不两立的精神来拥护爱尔兰的事业。他也因反叛自由邦而被枪决。凯文·奥希金斯曾在公开场合严肃地说：“倘若英国人来爱尔兰是为了寻求刺激，应该说他们是如愿以偿了。”在若干年后，凯文·奥希金斯本人也饮弹身亡。
图02、爱尔兰。
Antrim，安特里姆；Annagh，阿尔马；Beleek，贝尔利克；Belfast，贝尔法斯特；Carrickfergus，凯里克费尔嘎斯；Cavan，凯文；Clare，克莱尔；Clones，克隆斯；Cork，科克；Donegal，多尼戈尔；Down，当郡；Dublin，都柏林；Fermanagh，弗马纳；Galway，戈尔伟；Heulbowline，豪尔波兰恩；Irish
Free State，爱尔兰自由邦；Kerry，克雷；Kildare，基尔代尔；Kilkenny，基尔肯尼；Kings
Co.，金斯郡；L.Neagh，尼格湖；Leitrim，莱特利姆；Limerick，利默里克；London-Derry，伦教—德里；Longford，朗福德；Louth，劳斯；Mayo，梅奥；Meath，米斯；Monaghan，莫纳亨；Pettigo，佩蒂戈；Queens，昆士郡；R
Blackwater，黑水河；Roscomon，罗斯康芒；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hannon，香农；Sligo，斯莱戈；Tipperary，蒂珀雷里；Tyrone，蒂龙；Ulster，北爱尔兰；Waterford，沃特福德；Westmeath，西迈斯；Wexford，韦克斯福德；Wicklow，威克洛。
还没等这些最后阶段的悲剧结束，我就已不再负责处理英国与爱尔兰的事务了；但是当联合政府于1922年10月底辞职时，爱尔兰自由邦的兵力与权力已经在《爱尔兰协议》的基础上被牢固地树立起来。博纳·劳先生内阁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爱尔兰协议》应该在字面上和精神上得到完善；这一点后来成为历届英国政府的指导方针。谁愿意预测未来呢？不列颠是自由的，而爱尔兰则是荒凉的。爱尔兰是贫困的，而不列颠则依然在努力克服大战所造成的严峻后果。作为英联邦一自治领的爱尔兰，可以与她的邻国互通有无。没有人指望已存在了若干世纪之久的仇恨与偏见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得以消除。然而仇恨与偏见将会在漫长时间的流逝中以及人性恢复的硕果中逐渐消融——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可能实现的愿望。50年的和平交往及新的发展，必然会把共同利益的考虑日益置于突出的地位。格拉顿*说过一句不朽的名言：“海峡阻止联合；海洋阻止分离。”两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和美国的缔造者，他们在世界各地以无数种方式融合在一起，随着旧日引起争吵的原因烟消云散，他们必然会逐渐尝试去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伤害。这很可能是一个颁发给所有人的奖赏：爱尔兰在自己内部达成和解并与大不列颠取得和解，爱尔兰将在某种庄严的场合宣布自己前进的方向，并且向不列颠帝国(也许是整个英语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们对这些问题本来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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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伦敦德里勋爵。
*1746—1820，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议会议员、英国下院议员，领导争取爱尔兰立法独立运动，反对爱尔兰议会与英国议会合并。——译者
第17章、土耳其还活着
“你愿意支持什么就支持什么吧！不过有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在见到自己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以前，将乐意洒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奥利弗·克伦威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协约国的提议——泛突厥主义者——恩维尔——德土计划——征用土耳其的战列舰——战列巡洋舰“格本号”——恩维尔的政变：最后的失败——停战以后——美国人的批评——威尔逊总统的委员会——暴动与瘫痪——致命的一步——希腊人对士麦那的攻击——土耳其还活着——正义转向土方营垒——新的转折点——大标题——费里德帕夏——军队逐渐减少——限制与错觉——君士坦丁堡的会谈——内阁的决定——塞夫尔条约——事实的进展——向伊兹米特半岛的攻击——我在3月24日发出的函件。
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土耳其那样固执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了。1914年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意大利于1909年动用海上力量入侵并强占了的黎波里，1912年当巴尔干半岛各国向它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开战时，在的黎波里省腹地仍然在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已根据伦敦条约割让了一些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而巴尔干半岛战胜者之间的分赃不均，已经成为在它们之间引起流血事件的一个新起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仍然保留有诱人的魅力，足以诱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野心，或者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一直作为最高目标而光彩夺目。然而不管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复仇和野心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的危险是如何迫近，但任何事情也不能取代土耳其人心目中对俄国的恐惧。俄国沿着1000英里边界线——从黑海西部海滨直到里海——与土耳其水陆相邻。英国、法国、意大利(撒丁王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努力，加上1878年时在迪斯累里首相领导下的英国的卓越能力，保护了奥斯曼帝国，使之免于崩溃，并使君士坦丁堡免遭攻占。虽然在巴尔干半岛各同盟国内部发生争吵以前，保加利亚人已经从西边挺进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然而在土耳其人的思想中，对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意识仍然是压倒一切的。
在这一危险意识之上，还得加上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等国阿拉伯民族的敌意。库尔德斯坦人和分布广泛的亚美尼亚人则是与土耳其疏远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各个领地的那些坚持反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或者遭受土耳其人控制已有五六百年之久的民族和种族，把他们充满仇恨与饥饿的目光投向这个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和太久的垂死帝国。惩罚和索还的时刻即将来到；唯一的问题在于，被杂乱编织而成的欧洲的外交网——尤其是英国的外交网——能把这最后的总清算推迟多久。与奥地利帝国的逐步衰落瓦解一样，奥斯曼帝国日益临近的崩溃是由超越了人类控制的各种力量促成的，这些力量已经使东欧和东南欧的整个基础松动了。一种激烈、巨大、不可预料但又是无法抗拒和迫近的变化，笼罩着1.2亿人民的家庭和社会体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刻和这样一种背景下，德国经由比利时向法国发动了攻击，一切别的争吵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的斗争而重新进行自我调整。在这一社会大动荡中，令人反感、濒于崩溃和贫困的土耳其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
土耳其接受了在英国人看来似乎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府提出过的有利的提议。她只需付出保持中立这样的代价，便可使她的一切领土的绝对完整得到保证。在这一承诺上，她不仅得到了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而且还得到了她的敌人俄国政府的保证。法国和英国的保证将保护土耳其免受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尤其是希腊——的攻击；而俄国的保证则将中止无限期从北方逼近的威胁。不列颠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息并且有把握延缓阿拉伯人长期的反抗运动。协约国认为，他们从来不曾向一个居弱并陷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提出过比这更公正的提议。
然而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的结构内部以及在其政治事务的表面下，无论是在军人当中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中，都有一些残忍而居心叵测的力量在进行策划。第一次巴尔干半岛战争的灾难利用适宜的环境点燃了一种隐隐燃烧的缓慢之火，其非同寻常的爆发烈度尚未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几乎所有大使馆所认识，不过有一个大使馆是例外。一位颇有见地的土耳其人于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有关土耳其人民未来的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将受到各种委员会的审查。”①
泛突厥主义委员会把1907年的英—俄条约看作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明确结盟，其中一方曾是土耳其最强大和最公正的支持者与朋友，而另一方则是她长久以来的无情敌人。因而，在一场它深信正在日益逼近的全欧洲战争中，它需要向别处寻求帮助。它的计划(在1913年时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在只讲突厥语的人——安纳托利亚讲突厥语的农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土耳其。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民族理想：把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波斯省以及俄国境内讲突厥语的外里海诸省(突厥族的发源地)的突厥人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并且把土耳其的疆土延伸到里海盆地。该计划的内容包括拒绝承认理论上的政府、彻底改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将“天赋神权”需要向国家的世俗转移以及严格控制神职阶层。计划还包括令人吃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最近已在土耳其取得成果。穆斯塔法·凯马尔事实上是在执行一个制定于15年前的计划，他很可能也是计划制订者之一。所有泛突厥主义计划的中心点都是利用德国的力量把土耳其从俄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多年来担任德国驻君士丁堡大使的马歇尔·冯·比伯斯坦一直在用他那巧妙的双手培育这些隐蔽之火。
倘若不是在关键时刻有一位活动家出现在几乎是土耳其的最高领导位置，泛突厥主义的计划可能还停留在幻想世界。这个血管中翻腾着勇士鲜血的人自称土耳其的拿破仑，他个人的意志、自负与计谋，注定要把奥斯曼帝国投入一场最大胆的冒险。受德国培训但充满土耳其决心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帽子甩出篱笆墙”(他的原话)作为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信号。他和几个青年土耳其党内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向集结起来的所有敌人发出挑战。当意大利人围攻的黎波里时，是恩维尔在那里的沙漠中苦战；当巴尔干半岛同盟国的军队出现在恰塔里亚各条战线时，是恩维尔表现了坚强的决心。191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阿斯奎斯曾这样说：“埃德里安诺波将永远不会归还土耳其。”然而恩维尔在一个月内便进入了埃德里安诺波，并且埃德里安诺波至今仍然在土耳其的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恩维尔及其同伙塔拉特以及经验丰富和廉洁奉公的财政部长查维德对土耳其政局的掌控。他们之上虽然还有作为威严摆设的苏丹王和首相，但是恩维尔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大权在握却是勿庸置疑的，而在他们之中，恩维尔又是最高领袖。②
土耳其的领袖们对俄国准备接受一次普遍性战争磨难的意志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在这方面对沙皇的估计。土耳其领袖们相信德国集团将赢得陆地上的战争，俄国将遭到重创并随之会在国内爆发一场革命。如果德国战胜，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领土和人口方面均会有所得，这种结局将至少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有利于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在德土双方长时间的预先谈判中，德国允诺，如果中路进攻获得胜利，土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将得到满足。这一允诺对土耳其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涉及土耳其生活各个方面的泛突厥主义政策以及土耳其人的领土野心均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一计划的出发点是要求土耳其夺得对黑海的控制权。无论大战在何时爆发(他们确信大战必将爆发)，俄国都将受到德国和奥地利的钳击，泛突厥主义者则趁机入侵并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至特莱比宗德的海上航线，对于从特莱比宗德向艾泽罗姆推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阿纳托利亚，甚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众踊跃募捐，为在英国建造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筹集资金。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此乃是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赖以实施的关键所在。1914年7月，土耳其的领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两艘战舰能按期到达吗？很明显，时间的余地是很小的。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夏迪号”于7月按期建成；第二艘于几周后建成。土耳其特工在俄国境内大肆活动，在奥尔蒂、阿尔代汉和卡尔斯等地区策划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农民(这些农民在当地民众中占了绝大部分)把粮食贮藏起来，以使土耳其军队有可能向前推进，直下科鲁克山谷威胁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议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反俄秘密攻守同盟，德国立即予以接受，并于8月2日正式签订。7月31日，土耳其政府向军队下达了动员令。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场突然袭击事件。英国突然采取了明确抵制德国的态度。不列颠舰队在海上摆出了战斗阵势。7月28日，我为皇家海军征用了两艘土耳其的无畏级战舰。一艘载有500名土耳其水兵的运输舰停泊于泰恩河，准备接收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土耳其舰长要求交出该舰，并威胁将登上该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7月31日)，我自行负责地下达命令，必须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土耳其人夺取该舰的任何企图应予抵制，若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出于增强不列颠海军的目的。将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增加到不列颠舰队，这对国家安全似乎是极其重要的。在英国海军部或者就我所知甚至在整个英国，还没有人对土耳其的图谋或者这两艘战舰在其图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任何了解。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比我们原来所预期的要好。在该年晚些时候，我由于征用土耳其战舰一事而在某些部门遭到了批评，据说，由此而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和失望将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并刺激土耳其进入反对我们的战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失望后果的内情。对这些战舰的征用，不仅远没有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敌人，还差一点使土耳其成为协约国的成员。
然而对土耳其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个希望：战列巡洋舰“格本号”。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正在西地中海游弋，根据和平时期的命令，它将前往亚得里亚海的普拉港市进行整修。它凭借其自身优势便足以制服俄国海军中队。德国人会下令要“格本号”驶返君士坦丁堡吗？它能驶返该地吗？正在这一时刻，英国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及最后通牒若遭拒绝，英国将断然宣战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主义者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它改变了地中海的海军形势。“格本号”能够逃脱英国的许多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以及舰速虽然较慢但火力更强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它们正游弋于“格本号”与大海之间)的堵截吗？当恩维尔于8月3日晚获悉，“格本号”已接到命令沿亚德里亚海往北向普拉港市逃窜时，他的焦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立刻找到俄国武官列昂节夫将军，把以前的一切阴谋(包括一天前他与德国签订的协定)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向这名惊讶的官员建议土俄两国以多方面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的赔偿)结成联盟。不知是因为德国人认识到了除非“格本号”做出努力抵达君士坦丁堡，否则他们便永远不会得到泛突厥主义者的饶恕，还是因为那本是他们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海军上将提尔皮茨这时(8月3日)发出新的命令，要求当时刚要在墨西那补充煤炭的“格本号”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各种事件后，“格本号”于8月10日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经过了某种谈判以后，它被允许驶往马尔马拉海。
恩维尔的信心现在得到了恢复，因为对黑海的控制可能取决于土耳其人。但是考虑到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设防条件，因而与英国形成某种敌对态势乃是严重的问题。此外，意大利已经出人意料地退出了三方同盟。因此，土耳其也许应审慎小心地采取观望态度，看看行将发生在陆地上的几大战役——尤其是在俄国前线的战役——将如何发展。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的动员仍然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进行，因为可以合理地将它说成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因此，接下来是一段延续了3个月之久的土耳其犹豫不决和拖延的时期，它高明地大耍两面派手腕，取得了预期效果。不过就我回忆所及，在制订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不列颠政府所得到的情报都远比土耳其政府完整。根据我们的现有资料，这一时期，在解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电报时，我们总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各协约国一会儿被土耳其首相以及值得尊敬但却无能的内阁部门的友善保证所鼓舞，一会儿又因其拒绝扣押“格本号”并解除其武装而感到愤慨，电报因众多互相矛盾的声音而普遍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人们认为土耳其没有固定的方针，它被争取过来和被敌方拉过去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当恩维尔于11月作为一切泛突厥主义武装力量的代理人采取了行动，“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向俄国黑海沿岸各港口发动了无端攻击时，这一时期便告结束，土耳其从而也冷酷地投入了战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本书其他各卷已经有所描述。
在4年的战争时期中，土耳其受到了德国军事和情报力量的激励、指导和支持。她在高加索与俄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不列颠帝国成了她最强大的敌人。土耳其的陆军主力在加利波利半岛上被不列颠和澳大利亚军队击溃。虽然土耳其也获得过一些重要胜利，但不列颠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实际上不停顿地向北推进到了底格里斯河。劳伦斯唤起并领导了沙漠中阿拉伯人的反叛。艾伦比率领一支由旅印英侨组成的25万人的部队攻克巴勒斯坦，并进入了叙利亚。虽然萨洛尼卡前线归法国人指挥，由一个法国将军指挥了从西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但是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土耳其相信他们是被英国击败的。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土耳其将士中，有3/4是死于不列颠帝国的枪弹和刺刀之下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对这位老朋友和被错误判断的敌人所进行的屠杀，并没有减弱他的反击力量。
当兴登堡防线和德国被击溃时，土耳其人的一切抵抗均被彻底粉碎。土耳其俯伏在地，向上看去，大松一口气地发现，原来她的征服者是英国人。“我们铸成了大错；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我们是被恩维尔和塔拉特逼迫着这么干的，但现在他们都逃之夭夭了。我们为已发生的一切深感悔恨。我们怎么知道美国会向德国开战呢？我们又怎么知道大不列颠会成为一个一流军事强国呢？这些奇迹超出了人类的预见。谁也不应该责备我们接受了错误的领导。当然，我们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让我们的英国老朋友来惩戒我们吧。”这就是10月30日在墨德罗斯停战后两三个月内土耳其人的心情；墨德罗斯停战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斗。
寇松爵士说：
“在举行和谈会议时，协约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即便没有被吓倒，也算得上是俯首贴耳了。我们派驻占领土耳其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足以使我们执行不仅是停战协定中已达成协定的条款，而且还可包括我们发现有必要补充的任何条款。英国人牢牢掌握了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包括摩苏尔。……英国在波斯的地位，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看都是极为强大的。自从战胜以来，我们仍然驻扎在外里海，不过正在考虑立即撤军。里海在我们手中，正在成为反击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海军行动基地。英国若干师团占领了从黑海直到里海的整个高加索，并为各对抗民族——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达吉斯坦人和俄罗斯人——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唯一保证。……在小亚细亚(英国军事占领区以外)还看不到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亚美尼亚命运未卜，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现在都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除了亚美尼亚(可能还有西里西亚)，瓜分小亚细亚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考虑过。在叙利亚，存在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这是因为要调和法国人的强烈愿望与阿拉伯事态的铁的事实非常困难，因为法国人坚持按字面意义解释不幸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与犹太移民的利益，看来能够和谐相处，大不列颠认为，关键在于在双方同意下尽早实行托管。埃及仍然保持缄默。”
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做出广泛、明确并且首先是迅速的决策。在这些结构松散但又是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每一天的拖延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已经拖延了两个月；在这片曾经是古代财富和文明发祥地的广袤的土地上，现在却充斥着多数已武装起来的好斗和狂热的民族，每个人都在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做什么？”然而巴黎的战胜国的政治家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们必须开始互相认真对付并互相理解。他们必须就他们所知来向美国解释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面对曾挥军抵达莱茵河畔的法国的强烈要求，法国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他们必须对德国做出法国认为是公正的惩罚和审判，并使他们的军队保持戒备以便执行可能指定的任务。在他们的四周，混乱的洪水在不断泛滥。
威尔逊总统与美国议和代表团一行对秘密协定的印象十分深刻，认为他们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在中东，他们的确是“唯一的公正大国”。这一事实无疑是有帮助的，因为必须把大部分秘密协定——如前文所述，它们都是在战争的剧痛中签订的——从前进的道路上清扫掉。威尔逊总统与美国的影响力没有受到过损害，同时又最具分量，这正是有可能进行良好和切合实际的审视并达成解决办法所需要的新要素。但威尔逊总统在行动中没有坚持更密切地掌握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他提供了重要的服务，然而就其身份和权力而言，他提供的服务原本应该是价值无量的。
因此，威尔逊总统这样说：
“美利坚合众国的观点是，对大不列颠与法国对各民族提出的要求不感兴趣，除非那些民族需要这些要求。美利坚合众国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同意托管。这一点已深深扎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思想中。因此，……美国希望知道，叙利亚人是否乐于接受法国。同样，美国也希望知道，大不列颠是否会被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乐意地接受。可能这并非英、法两国的事务，不过，倘若在和会以前问题即已形成此一事实，导致该问题已经成为英、法两国事务，那末处理这种情况的唯一途径便是了解这些地区居民的愿望。
“因此，他建议在土耳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他同时还就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③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说明意见的内容以及说明受托代管国将前往工作的该国的情况。若有必要他们将被召回并向和会汇报他们就这一问题所了解的情况。……这将……使全世界相信，和会已在尝试寻找最科学的基础以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该调查委员会应由人数相等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代表组成。他们将被派出并都可以全权汇报他们所发现的各种事实。”
贝克尔先生说：“总统极为热情和迫切地竭力推行这一主张。”
现在，没有任何论点能比这一要求更为貌似有理的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国内政治中，当碰到了复杂问题和怒气不断上升时，通常的万用灵药就是委派一个委员会或一个皇家委员会。而且，这种灵药往往都很有效。虽然问题并不是由委员会来解决的，虽然委员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许要低于承担相关责任的部长们，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症状明显并长期耽误治疗、拥有厚厚病历的病人，很可能会使问题以各种不太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威尔逊总统提出这一策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各怀心事的列强对此不得不予以默认。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没有任何人应该受到指责。
然而各有关国家是不愿意在权力不确定的状况下拖延太久的，并且在一切可能激起他们热情的程序中，刺激性最大的莫过于参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了——来自各大国的成员们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周游于火药库似的中东地区，以把握第一手真实情况。任何人都能看出，威尔逊总统是多么明智和正确，他的建议多么切合实际地适用于在美国或大不列颠发生的政治麻烦。但是很明显，在当前的情况和气氛中，他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引起爆炸的手段。政治家与战争中陆海军的将军一样，在一场危机中常常需要在并不了解大量必不可少的事实的情况下，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决策总比完全不进行决策要好一些。在毫无组织而情绪激愤的各民族民众之中斡旋，询问他们在想什么和他们想要什么，这无疑是一种必将惹起冲突的方法。当一个人向自己并不理解并且毫无兴趣的事务提供帮助时，他的思想很容易被一种庄严和虚幻的公正情绪所支配。“在我们做出自己的决策前，让我们掌握一切已被披露的事实吧。让我们知道我们身处何地吧。让我们搞清楚民众的意愿吧。”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精明正确！然而在调查委员会——它最后只剩下了美国代表——完成其全部调查工作的1/3以前，几乎所有相关民族都开始参与武装叛乱，并且各协约国的军队几乎都已撤回本国。
然而从调查委员会被委派的时刻开始，整个中东地区便被置于一种犹豫不决和调查研究的不明确命令的支配之下。当日复一日每天都有十几个严重的当地问题(它们全都是不同民族民众之间的互相枪击事件)提交给英国相关公共事务部门时，任何官员都只能记下这样一句简短的话：“问题必须等候处理，直到协约国间的委员会完成调查工作。”所以，友善的人只得继续记下肇事时间和提出问题，而不友善的人却给自己的步枪装上子弹并谋划进一步闹事。
然而，只需要采取一种积极和富于进取的行动(尽管按治国理论的每一标准来衡量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平息下来并得到重新控制的。意大利企图染指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和野心，超过了最大胆的想象。并且意大利不失时机地证明她将通过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巴黎和会大吃一惊。向东部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意大利也是其中一方)的决定基本上未被执行，因为意大利借口当地发生骚乱而攻占了阿达里亚，同时又正式谴责希腊人准备袭击士麦那。希腊一方则大声抱怨，称意大利人在阿达里亚的行动仅仅是他们侵犯希腊势力范围的第一步。将近4月底时，有报道说，意大利人已经派出少量部队在巴德伦姆、马克利和阿拉亚登陆。与此同时，美英法三方领导小组在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的威信与人格的影响下，正稳步趋向于提出将士麦那连同艾丁省划归希腊。几千年以来，希腊人一直繁衍生息于士麦那及其沿海岸地区。那里的繁荣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智慧以及工业和农业。早在1915年时，阿斯奎斯先生的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在重新划分土耳其版图时，希腊——如果她参战的话——应该拥有士麦那。巴黎和会希腊领土委员会新近以多数票(包括英国代表、法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做出了有利于希腊人的决定。威尔逊总统明确地接受了这一结论。然而这一意图的传闻却引起了士麦那欧洲侨民的抗议，在士麦那的美国传教士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特派员同时发出了各自的警告，说明走出这一步会酿成什么危险。
这时，威尔逊总统与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完全破裂，这导致了意大利暂时退出和会。在与西格诺·奥兰多发生冲突后激动情绪的影响下，威尔逊支持希腊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发现英国首相是唯一的热心支持者。已被莱茵河和法国的未来搞得心事重重的克列孟梭此刻以友善的态度对待意美双方。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行动加快了。关于意大利人即将强行占有士麦那的报道，加上土耳其人虐待希族人的传闻，导致他们迈出了这致命的一步。5月5日，三方领导小组考虑了一项方案，即应该允许希腊人立即占领士麦那，以便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同胞。劳合·乔治先生建议做出一项决议，授权韦尼泽洛斯派遣军队前往士麦那留船待命，准备在出现必要情况时登陆。威尔逊总统问，为什么不让希军立即登陆，既然部队在船上不能处于良好状态。劳合·乔治先生对此并不表示反对。
5月10日再次讨论了这一主题。然而登陆的原则被认为已经确定，讨论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细节。亨利·威尔逊爵士出席了两次会议，但是他只限于参与技术方面的布置。12日举行了第3次会议。西格诺·奥兰多这时已经返回和会。他得到保证，士麦那的未来命运将不会因希腊的占领而受到歧视。它是一项保护希腊人的紧急措施。根据停战协定，必须向土耳其发出书面通知，士麦那诸要塞的驻军应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投降。经过一番考虑后，西格诺·奥兰多在原则上不反对登陆，但是强烈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不应撤离，应视最终解决的情况再作决定。四国会议的决定是，希腊军队一俟准备就绪即要从卡瓦拉出发，意大利分遣队应该参加协约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韦尼泽洛斯受权前往士麦那时，是代表四大列强作为国际联盟委托的代管国而采取行动的。就像鸭子见了水一样，韦尼泽洛斯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他知道不论四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方领导小组——的责任是什么，四大国毕竟都是流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他自己的军事力量才是实实在在的。只有他才拥有行动的手段。在这样一项任务中，除了派遣象征意义上的分遣队之外，英国、法国或美国出兵一事，永远不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希腊师团却处于能够迅速出动并打击敌方的距离以内，并且它们正急于开始行动。5月15日，不顾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的严重警告与抗议，2万名希腊士兵在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在士麦那登陆，他们杀死了大量土耳其人，占领了该市，并沿着士麦那—艾丁铁路迅速北上，与土耳其正规军、非正规军以及艾丁的土族人武装展开血战，开了他们入侵和征服小亚细亚的先例。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巴黎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听到这一至关重要事件的消息时，我深感迷惑和惊恐。这一事件在不列颠总参谋部造成的惊愕，无疑影响了我的个人观点。即便没有理由允许不列颠军方有亲土耳其倾向，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行——正当我们的资源处于捉襟见肘的时刻，它却捅出了这样多的新危机。在陆军部，我们不久就感觉到了它的后果。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我们的官员正三三两两地在整个小亚细亚监督军队的投降和武器的集中。他们自由地从一个地点转向另一地点，并无需武装保护，只需用手指指点一下事情该如何办即行。土耳其人几乎像机械般地服从。步枪、机关枪、大炮和炮弹正被顺从地在各重要“临时存放处”堆积起来；土耳其正处在战败——并且是罪有应得的战败——的咒语的支配下。“让我们的老朋友英国来惩罚我们罢。”因此，作为接受战败和签署国际公约的结果，武器被整齐地堆起，大炮被整齐地排列，炮弹也被整齐地聚集成堆。
然而土耳其民族——巴黎和会好像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族——发现，他们所必须容忍和暂时服从的，原来不是不列颠、印度和艾伦比，而是希腊，希腊是他们世代憎恨和蔑视的仇人，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叛乱的省，一个不折不扣的手下败将。于是土耳其就变得无法控制了。监督停战条款执行情况的不列颠官员最初没人理睬，接着是受到辱骂，再后来是被追赶着要他们的命或被投入难以忍受的监禁④。已经收集了大量军事装备的“临时存放处”的控制权，一周之内便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而穆斯塔法·凯马尔——在有关1915年4月和8月的加利波利各篇章中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位替天行道的好汉，直至当时他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反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的叛逆者——则被赋予起义领袖的权力，因为他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素质。
然而比夺回武器与军火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事业争取道义上的优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的政策是多么冷酷和恶毒，协约国对她的义愤是有充分根据的。何况亚美尼亚人可怕的遭遇尚需调查公布。然而巴黎和会对待土耳其人的态度是如此严酷，以致使公理现在投向了土方营垒。正义——这个逃离征服者俱乐部的永恒的亡命者——已经倒向了土方阵营。土耳其人认为，失败是必须接受的，并且其后果也是必须承担的；然而就在土耳其被解除武装的这一时刻，希腊军队被放纵而进入了小亚细亚，这预示着土耳其民族的毁灭与死亡，以及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作为一个民族的土耳其所受到的压制与屈辱。为了拯救土耳其，6月9日在靠近阿马希亚的小镇卡拉斯，穆斯塔法·凯马尔公开地鼓吹了他的计划。一切已经半熄灭的泛突厥主义之火开始再次燃烧起来。每一个土耳其人都坚决认为，希腊人征服土耳其人绝不是命运之神的旨意。头脑里装满糊涂的念头、背负着被罪行玷污的名声、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自暴自弃、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因长期的灾难性战争而精疲力尽，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然而土耳其人还仍然活着。在他们的胸膛中跳动着这样一个民族的心脏，这个民族曾对整个世界发出过挑战，多少世纪以来所有来犯者都在他们面前败退而去。如今，他们手中再次有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是吸取了以往所有经验教训的统帅，而在统帅身边有四五位草莽英雄式的杰出人物辅佐他。在巴黎装饰着花毯的金碧辉煌的会议厅里，世界各国的立法专家们正聚集在一起开会。而在君士坦丁堡，在协约国舰队的大炮下，土耳其的一个傀儡政府正在行使职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故乡”的崇山峻岭中，流落着一群可怜的人……他们不希望看到事情这样解决；此刻在篝火旁，一位代表着公正无私的庄严精神的逃亡者正坐在帐篷内。
我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像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韦尼泽洛斯这样一批当时在巴黎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的智慧、深谋远虑和言谈举止使他们即使在最严峻的考验下都能比同时代人高出一头——怎么会被引入歧途并跨出了如此鲁莽和致命的一步。
我把希腊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入侵士麦那这件事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会令许多人感到惊讶。我在本书诸卷中一直试图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表明命运中的一些歇脚点。我试图从繁杂纷乱的暴力和有趣事实及事实组合中找出其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来。如此我们便能在中东人民的历史中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了。
然而当时公众舆论对士麦那意义的认识是模糊的。当时有那么多的值得议论之事，有那么多的激动人心和重要的事情可做，有那么多的混乱和令人不快的事件可资记录，有那么多的崇高理想值得为之奋斗，以致仅仅派遣两三个希腊师团登陆士麦那并向几百名土耳其人开枪射击，似乎乃小事一桩，不足以对几个主要协约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任何印象。500名特别能干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围绕着和会的活动每晚发出8万字报道。在一些发行量最大的重要报纸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大标题。其中当然也不乏诸如“希腊师团在士麦那登陆：土耳其人的抵抗被制服”之类的大标题。但是第二天就换上了别的内容。每天都必须有新的大标题。这不是报纸或社会公众的错。两者都在追求轰动效应，何况社会公众虽然也读报纸，但主要还得忙于自己的家务和生计。他们完全有理由“因紧迫的私人事务而请假缺席”。
现在我们必须像编年史那样地来叙述几件大事。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他们在从1910年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统治着土耳其——曾经四处逃散，有的还遭到流放。恩维尔在突厥斯坦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冒险以后，战死于疆场。塔拉特被一个亚美尼亚人刺杀于柏林，后者的确是在报公仇。查维德于1926年被胜利者穆斯塔法·凯马尔判处绞刑，他“高声吟诵着一位古代土耳其诗人的几段诗”登上绞刑台。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人物现在出现在土耳其的政坛上：费里德帕夏于1919年3月4日执政，他执行一种卑躬屈膝的政策并与苏丹王密切联盟。在君士坦丁堡，他的周围是协约国的战舰和刺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幸存者和普通战士怀着沮丧的心情和半叛逆的态度出没于小亚细亚山岭之中，他们如今是群龙无首了。费里德便在这两股力量之间碰运气地保持他的平衡。他向协约国屈服并接受它们的忠告，同时又与民族主义者保持友好的接触。他在反对占领士麦那的抗议声中辞职；但在同一天内，他又恢复执政。6月7日，他率领一个议和代表团前往巴黎请求对土耳其的宽大处理。但他从和会得到的却是严厉的回答。7月1日，他委任穆斯塔法·凯马尔为北小亚细亚总督察员。在8月和9月，穆斯塔法和希瓦斯在厄尔泽罗姆召开了东部代表的代表大会。9月11日，希瓦斯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土耳其权利的宣言，它后来形成了“国家公约”或新土耳其的庄严盟约。到9月底时，君士坦丁堡的管辖范围已经只能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即便是乘火车离马尔马拉海岸只有1小时距离的布鲁萨，也于10月脱离了安哥拉(今安卡拉)政府。费里德再度辞职，让位给居于受协约国控制的苏丹与穆斯塔法·凯马尔及其在安哥拉的“国家公约”拥护者之间的中途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正在迅速撤回英国。1919年1月，陆军部仍有近300万人奉命驻扎在国外。到3月时，它只有200万人派驻国外了，并且这部分军队正处于迅速复员的过程中。到1919年仲夏，除了莱茵河畔的驻军外，我们在国外已几乎没有任何军队。应征士兵与战时征募入伍者必须遣返回家；新的常备军正在形成中；而从事职业军的志愿人员还仅仅在逐步出现。停战一年以后，我们驻外的只有若干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营，而在以前，可供调用的则有装备齐全、人数达1.5—2万的若干师团。看到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大量裁减，而同时又明显地觉察到，世界各地的危险与敌意在与日俱增，这的确非常令人迷惑不解。1919年1月，我向内阁散发了一份总参谋部的备忘录，说明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减到了什么地步，并指出我们的政策与我们的力量是不相符合的。
第3节。(i)“看来似乎没有必要说明，自从1918年10月31日土耳其停战以来，无论是在陛下政府的军事资源方面，还是在战前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方面，情况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力之外，现在可用于实施和平条款的不列颠军事实力如下：
1个师团加上野战军部队(包括巴统卫戍部队)，共计包括：
1.3万名英国人，1.8万名印度人，合计3.1万名战斗人员。
这支部队的打击力量实际上只能局限于铁路系统。总参谋部在此愿意指出，如果不通过征兵或其他手段增加兵员，不列颠将没有可用于土耳其的增援部队。”
总参谋部进而希望：
“首先，这些条款应得到陛下政府的认真考虑，使之能够与现有的资源或准备用于执行这条款的资源合理相称。
在不考虑细节或各种问题的政治利弊的情况下，总参谋部愿意列出下述诸项措施以及相关理由，但是根据情报，把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可能需要或者调用我们盟国的兵员，或者在不列颠进一步招募兵员以加强黑海的兵力：
(1)建立一个更大的亚美尼亚，把西里西亚与埃里温共和国连结起来。
(2)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
(3)希腊获得本都！！的某一部分(原文如此)。
(4)希腊永久占有艾丁省的某一部分。
(5)意大利永久占有南阿纳托利亚或康尼亚的某一部分，虽然还不能肯定，这种做法是否与前面任何一种做法一样，会引起土耳其人的愤慨。
除了以上诸项需要立即加强军事力量的措施外，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中的任何一项，则需要在一段难以预计其长短的时期里，保持一支常备野战军。这两项措施是：
(6)希腊获得东色雷斯。
(7)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
然而尽管离做出任何决定相距甚远，各协约国却满足于在保留各自分歧的情况下，任凭问题悄然溜过。当美国人的调查委员会不安地在中东各处走来走去时，有人却抱有最荒诞不经的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发生并吞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不过几个大国将被授予“托管地”，这将使她们为获取控制权而找到借口。法国将取得叙利亚和西里西亚；意大利愉快地承担了占领整个高加索以及位于小亚细亚海角的阿达利亚省的任务；英国似乎急于接管已被我们军队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人们强烈地预期，美国将会在亚美尼亚接受一块托管地。1920年1月，经受着长时间的财政、军事和政治不确定性冲击的希腊，开始显示出了承受不住的迹象。
就是在这些迷人的错觉中，1919年悄然逝去。随着不断的争论和详尽无遗的论证，中东的未来终于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艰辛地在巴黎和会上勾划出来，并且有关土耳其的和约草案也已拟出。几个富有刺激性的问题正等待着各国政府做出决定。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不列颠内阁正面临对下述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即苏丹是否像哈里发那样在权力方面受到无数限制，并被允许留在君士坦丁堡；抑或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应该“卷起铺盖卷”从欧洲撤走。另一个次要问题是，圣索菲亚的清真寺是否应由基督教重新圣化为一基督教教堂。在这些争论中，领导外交部的寇松爵士采取的是全力反对埃德温·蒙塔古先生的立场，后者的立论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印度的公众舆论、伊斯兰世界的敏感性、保守党的亲土耳其倾向以及印度事务部的冗长备忘录。
这一斗争的双方旗鼓相当。按照蒙塔占先生的看法，在英国的赞同甚或默许下，把土耳其人和哈里发逐出君士坦丁堡，将会给予居住在印度半岛的两三百人和宗教教派日益下降的忠诚以致命的最后一击。然而按照寇松爵士的看法，他们将对此毫不在乎。有些人还会感到高兴；多数人将是漠不关心；而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唯一关心此事者——则会满怀热情和勇气在不同的战场上毫不犹豫地和上述哈里发的军队进行战斗。关于圣索菲亚重新圣化的问题，蒙塔古先生强调，它是一所具有巨大神圣感情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1469年以前。我们全都深深受到此项提示的影响，直到寇松爵士反驳说，它原本是一所已有915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于是辩论双方似乎达到了非常精密的平衡，使这一问题成为长度超过原条款两倍的一个实质性现代命题！它将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中间，都有可能要就其正反两方进行辩论。
关于君士坦丁堡这一主要问题，劳合·乔治先生毫无保留地支持寇松爵士。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他本人就是一个主要提议人。陆军部以其令人沮丧的意见参与了讨论，陆军元帅威尔逊和我指出，我们己无任何多余的士兵；而没有士兵，你如何将土耳其人逐出君士坦丁堡并保持该状态呢？我们继印度事务部之后，反复呼吁一个真正的、最终的并首先是迅速的土耳其的和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能对一切国家的船只(包括战舰)保持自由通航，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海峡两侧由国际武装力量实行永久占领，而在我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内我们有能力承担分配给我们的责任。这样一种安排在几年之后很可能仅仅会成为一种不具有挑战意义的例行公式。
正如《寇松爵士生平》⑤一书所准确描述的，这些问题在不列颠内阁中通过斗争才得以解决的情况，已经被完全公开，因而没有必要在此再详加论述了。1919年圣诞节，在伦敦外交部办公室举行了一次英法会议，以求解决两国政府在土耳其和阿拉伯问题上面临的棘手的困难。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个有耐性的、脾气好的领导人，他有一个习惯：遇事先与同事讨论，以便能形成赞成他的观点的有效多数。讨论的一个内容是提出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个内容则是讨论对该方案的补充部分！这也许是一种违宪的做法；然而它也可能是在挤满了待议事项的时间中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1月9日当一项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交内阁时，每位大臣均有即兴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利，在下院进行了一场远比往常更生动激烈的辩论以后，大臣们以压倒多数决定，土耳其人应该留在君士坦丁堡。首相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同事们的抉择，并于第二天在一篇充满说服力的讲话中向议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因此，塞夫尔条约规定，君士坦丁堡应保留为土耳其人的首都。其他的规定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监管下，成为对一切船只开放的水道。此外，西色雷斯与东色雷斯之划分，几乎要向北延伸到恰塔利亚分界线，希腊应该拥有加利波利半岛和大部分爱琴海诸岛，并且管理士麦那及其腹地，直到能在该地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土耳其必须重新确认投降条约，并使其军备与财政服从协约国的严厉监控。她应该加强对不同信仰的各少数民族进行的常规保护。法国将拥有当时正处于疯狂感情迸发中的叙利亚；英国将承担耗资巨大和棘手的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托管地；而亚美尼亚则是留给美国的托管地。在签署塞夫尔条约以及有条件地对其正式批准的同时，大不列颠、法国和意大利又签署了一个三方协定，把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以及在圣·让·德·莫列纳会议上已经给予三大国的那些领土作为势力范围而再次明确给予三国。
趁着所有这些法令时尚未宣布之际，我们必须来观察一下事实的进展情况。在石子砌成的道路上，在荆棘丛生和悬岩绝壁的山间隘道，在被太阳烤得炎热的橘黄色沙漠中，疲惫而缓慢的旅行队继续在顽强地蹒跚地前进。让我们回过头来稍微对它们进行一番审视吧。
1920年1月12日，土耳其新议会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协约国忠实于代议制政体的原则，据此，土耳其人进行了投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几乎全部都按照错误的方向投了票。民族主义分子——亦可称凯马尔分子——占了新议会的绝大多数。令人极为尴尬的是，作为一项实际的日常安全措施，协约国于1月21日要求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辞职。28日，新议会批准并签署了“国家公约”。面对着君士坦丁堡有可能发生叛乱乃至大屠杀的惊人局面，协约国被迫采取联合行动。英、法、意三国军队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弗里德再度受劝组建他一直打算组建的最不能服人的政府。4月底，土耳其国家议会在远离协约国舰队和陆军的势力范围的安哥拉召开了。5月13日(一个不吉祥的日子)，韦尼泽洛斯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内容。6月，不列颠横贯伊兹米特半岛的警戒部队线遭到了凯马尔分子武装力量的袭击。袭击并不严重。部队接到命令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还击；海军从马尔拉海用炮火轰击，袭击者乃撤退至炮火射程以外。然而他们仍停留在当地，我们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这一次兵力单薄。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大马士革将埃米尔费萨尔赶下王位后，在西里西亚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同一天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有益条款)，法国人很想向当地的土耳其人提出停战。
韦尼泽洛斯这时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救世仙女。希腊军队愿意前来援救。已驻扎在士麦那的5个师中有2个师可以北上，从马尔马拉海东面通过困难地区(但是他们声称，他们了解这一情况)，攻击正在威胁伊兹米特半岛的土耳其人并将他们赶走。随身带着英国总参谋部意见的福煦元帅声称，这一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有可能失败。然而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希腊人乃于6月2日开始行动，并立即就取得了成功。希腊人的纵队沿着艰难地区的道路鱼贯前进，安全地通过了许多险要的隘道。面对着希腊人的日益逼近，有着强有力的精明领导的土耳其人乃消失于阿纳托利亚的腹地。7月初，另一支希腊人的军队迅速越过东色雷斯，击溃了土耳其人的脆弱抵抗并占领了埃德里安诺波尔。
协约国的领导人为杰出的希腊军事力量和意想不到的表现而欢呼；协约国的军事将领们也对希腊军刮目相看；劳合·乔治先生显得兴高采烈。看来他又一次是正确的，而军方人士则有如他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又一次失误了——参见《大决战的叙述》。
这些事件决定了塞夫尔条约。费里德顺从地建立了一个傀儡内阁，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在应有的庄严气氛中在塞夫尔签署。花了18个月商讨所准备的这一条约，在其正式签署前就变得过时了。它的一切主要条款能否生效，现在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希腊军队。倘若韦尼泽洛斯愿意使局势明朗化，并用法律和秩序来限制穆斯塔法·凯马尔，则一切都会好起来。倘若不是这样，那就必须想出另一套能与现实事态更密切相符的措词。最后，对土耳其的和约终于出台了，但是正式批准它就意味着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然而在协约国列强看来，这场战争应该由代理人来打。因此，当大国这样来进行战争时，对于代理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虽然本章集中讨论土耳其事务，但是这一点必须放在欧洲总形势的背景下去论述。重新刊出我在动身前往法国度过一个短暂的复活节假期时写给劳合·乔治先生的一封信，或许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0年3月24日
我在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刻给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这时在想些什么。自停战以来，我的政策一直是“与德国人民保持玉帛之交，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则不惜以兵戎相见”。不管是出于心甘情愿抑或事态所遇，你所遵循的方针很像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我知道事情困难，也知道你的巨大才干与个人魅力均远远高出于我，我这样判断你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说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做得更好一些。然而我们现在正面对事态发展的各种结果。它们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能正处于欧洲和亚洲出现普遍瓦解和混乱的前夜。俄国已经濒于毁灭。她留下来的东西已落入那些掌了权的该死卑劣小人的手中。不过德国或许还有救。在德国这个问题上，我们仍能和谐地一致思考和行动，这使我倍感欣慰：你倾向于努力拯救德国，使其摆脱可怕的命运，倘若命运压倒了德国，它也会压倒其他国家。如果我们果真作此打算，则时间已经不多，行动必须简练。你应该告诉法国，如果——并且只有——她完全改变其对待德国的方式，并且忠实接受一项帮助并友善对待德国的英国政策，我们将与法国结成反德防御联盟。下一步你应该派遣一位重要人物去柏林，全力帮助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和反鲁道夫同盟成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左集团。为完成此项任务你可以采用两种施压手段：首先是提供食品和信贷，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此项工作必须慷慨地加以完成(否则德国的情况将更糟)；其次是召开一次会议对和约进行提前修订，新德国应该作为重建欧洲行动中的一名平等的伙伴而被邀请参加该会议⑥。利用这些施压手段，就应该有可能把德国国内一切优秀和稳定的因素团结起来，以达到他们自救乃至解救欧洲的目的。我祈祷我们不至于“为时过晚”。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远比国内我们党的联盟(虽然它也是重要的)更值得你用你的政治生命为之冒险的事业。同样毫无疑问，它是一项这样的事业，一旦它被启动，它便将在国内外支配整个世界的形势。我的建议包括：在你领导下的英国采取公开而坚决的行动，并且若有必要的话，那怕是单独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将乐于与你共同面对政治上的厄运。不过我相信将不会有任何厄运，并且在几个月后，不列颠仍将在政治上执欧洲之牛耳。
作为这样一种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苏俄达成和平，以求在保护我们免受其毒害的同时，得以缓解总的形势。当然，我并不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一致。但是考虑到现有的事实，停止战争并推进物质繁荣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好歹必须依靠和平的影响来促使这种极坏的暴政和危险消失。
与德国相比，俄国乃属次要问题；而与俄国相比，土耳其又更是小事一桩。但是我也对你对土耳其的政策而深感忧虑不安。军事资源已被内阁削减至最脆弱和最微薄的程度，而我们正领导着协约国试图加强在土耳其的和平，此项工作需要大量强有力的军队以及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和占领。在这个已经受到冲突折磨的世界上，我担忧地看到了你对希腊军队的放任——不管是从什么利益(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一问题的。然而希腊军队是你的唯一有效的战斗力量。倘若小亚细亚的铁路被切断而供应品不能抵达，你将怎样为君士坦丁堡提供食物呢？谁将为此负责呢？食物将从哪个早已空空如也的市场运来呢？我担心你将使这个巨大城市无助并懒散地躺在你的手中，而四周则是游击队和封锁线。在此我再次提议要谨慎从事，采取安抚的策略。应该努力确保建立一个真正代议制政体的土耳其管理机构并和它达成协定。因为在目前得过且过的状态下，土耳其和约意味着无止境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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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省名；曾经是阿拉伯半岛上最早的王国。——译者
①《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的理想》(Turkish and Pan-Turkish
Ideals)，特金·阿尔普著。1915年于德国首次出版。
②我碰巧与所有这些人都有过一面之交。我曾在1910年德国的几次军事演习中会晤过恩维尔。1909年，当我陪同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查维德曾是我们的东道主。
③斯丹纳德·贝克尔，第1卷第76页。
④陆军上校艾尔弗雷德·罗林森爵士——著名的第4军司令官的弟弟——有过最糟糕的经历。他撰写的在长期监禁中受奴役的回忆录值得一读。那次经历损害了他的健康并险些要了他的命。
**黑海南岸古王国。——译者
⑤罗纳谢勋爵著。
⑥当然，这指的是经济方面和财务方面的条款。——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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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希腊悲剧
回顾——韦尼泽洛斯的崛起——大战中的希腊——康斯坦丁的神圣权力——全面胜利——对色雷斯和士麦那的承诺——年轻的国王——猴子咬人——希腊选举——韦尼泽洛斯下台以及对此的反应——康斯坦丁复位——希腊的孤立——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寇松与蒙塔古——非官方鼓励——我本人的立场，2月22日、6月11日和6月25日——希腊军进攻——埃斯基谢希尔战役——萨卡里亚河战役——又一个机会——亚美尼亚和泛突厥主义者——1915年大屠杀——土耳其的征服——亚美尼亚的朋友——再次消失。
01.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古典时代。机会让命运女神当贴身侍女，这是真正的希腊悲剧。不管希腊人经历了怎样的脱胎换骨，也无法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特性自亚西比德时代以来有过什么改变。像古代一样，他们对宗派斗争的偏爱超过其他任何爱好，而且在危机时总有一位伟大人物率领他们。希腊人对党派政治的喜爱和韦尼泽洛斯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在相互作用下构成了这出剧的剧情；场景与灯光是这次大战；主题是“希腊怎样意外得到她梦中的帝国，而醒来时又丢失了它”。戏剧开场时必须以回顾往事作为它的开场白。
1908年希腊王国处于悲惨的困境。自从国王和王子于1897年指挥了与土耳其的灾难性战争以来，他们的处境一直不佳。他们受到希腊军队军官的猛烈攻击，猛烈的反君主政体运动因此而爆发。人们提议，如果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应不允许国王和王子执掌兵权。许多其他类似的羞辱强加在王室头上。然而，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一个完全按古典模子塑造出来的杰出人物。这个杰出人物得到大国支持，发动了一次起义，从土耳其手里解放了克里特岛。凭借着他的能力和大国的帮助，克里特岛摆脱了土耳其的枷锁，并以此为阶石与希腊重新合并，获得希腊王子治下的自治地位。1909年，韦尼泽洛斯从克里特岛去希腊，1910年成为首相。他整顿和改革了政府的各个部门，重组了由英国人指导的舰队和由法国人指导的陆军，恢复了国王的军队统帅身份。
国王有这样一个伟大总管辅佐，很快重获人民爱戴。在几年时间里，希腊享有着对于一个小国来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最坚强的团结、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和一个全国性领袖；每个人都在适合于自己的领域里工作，以忠诚与尊敬对待他人。韦尼泽洛斯组成巴尔干同盟，准备并煽动对土耳其的战争。1912年，战争爆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上一次战争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击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和萨洛尼卡，差一点儿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些盟国的领土因此而大为扩展。保加利亚人过于贪婪，动辄与人争吵，结果导致遭受盟友和罗马尼亚两面夹击的局面。他们很快被这个新的联合体压倒，不但失去了所有夺得的领土，而且实际上还被夺走了本土的多布罗加省。两年之内，希腊王国的领土和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倍。克里特岛重归祖国怀抱，不但萨洛尼卡而且卡瓦拉也加入了希腊版图。就这样，康斯坦丁眼见他自己和他的王国迈着巨大步伐走向希腊帝国之梦。而就在这个时刻，善恶大决战开始了。
前几卷概略描述了希腊在大战中的态度。我们可以断言韦尼泽洛斯要求对协约国忠诚。康斯坦丁娶德皇的姐妹为妻，对德国的军事威望和效率有深刻的印象，坚信德国会取得胜利。他的信念得到了希腊参谋部的响应。可是韦尼泽洛斯依照另外的标准进行判断。他宣告公理在协约国方面；他预见协约国未来会获得胜利。他在前景黯淡的时候说：“英国在她的所有战争中总是赢得最后一战——最后的一仗！”他根据这些见解行事。迄今为止他总是劝导和再劝导康斯坦丁和他的将军们，直到1914年8月下旬，法军在边境战役失败后和马恩河胜利前，从当时形势看来德军将势不可挡地攻占巴黎。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将希腊的海陆军在英国认为适合参战的时候提供给了协约国。面对保加利亚因巴尔干战争而起的永不宽恕的仇恨，他在土耳其攻击协约国之前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位经验丰富的著名政治家，能够在严重的险象环生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如此有把握的决定，这证明他有无与伦比的先知之明。
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表明，韦尼泽洛斯一直准备参加从陆路和海上对加利波利半岛的经过周密计划的进攻。在某些程度上受俄国的害怕心理的影响，英国外交部曾拒绝希腊在上一个秋季提供协助，除非康斯坦丁坚定不移地承诺参加对德战争，否则似乎不可能使希腊政府成为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达达尼尔海峡战事的可叹过程和在这个过程暴露出来的无能，并没有削弱韦尼泽洛斯对协约国的忠诚。当塞尔维亚受保加利亚入侵的危险于1915年夏季更加逼近时，他援用希腊必须帮助塞尔维亚的条约，说如此就应参加大战。康斯坦丁拒绝这么做，于是韦尼泽洛斯辞职。作为6月大选的结果，他又于8月23日复出掌权。他得到国王授权进行总动员。康斯坦丁到此已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他明确拒绝进入战争。关于国王对他这个国民新近授权的首相的否定，韦尼泽洛斯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当它是一个内政问题时，我必须遵从公众的判断意见；但当它是一个外交问题时，我的意见是，只要我认定一件事是对或错，我就必须坚持它应当或不应当做，因为我感到我在上帝前面负有责任。”这席话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宪法理论，而且上帝是否对内政与外交有过如此的划分也值得怀疑。遭到国王拒绝后韦尼泽洛斯提出辞职，但又在国王的压力下收回辞呈，与此同时他邀请协约国遣派军队通过萨洛尼卡去救塞尔维亚。此后韦尼泽洛斯一直发誓说，康斯坦丁已经同意此事，但康斯坦丁却发誓说他没有同意过。协约国军到达萨洛尼卡，韦尼泽洛斯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被迫抗议协约国军登陆。然而他同时又向议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声称希塞条约硬性规定，希腊有完全义务对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作战。虽然他仍得到议院多数的支持，但却被国王免去了职务。
国王与首相争吵的第三阶段是武装反叛。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9月离开希腊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建立了临时政府。此后他突然访问已经建立起革命政府的萨洛尼卡。在这里他招募了一支希腊军来支持协约国。美国参加协约国事业对希腊舆论产生了强烈影响。就连保王派也开始不那么担心战争结束时会被留在战败的英国一方，面对胜利的和无情的德国和一心想报仇的保加利亚。1917年6月每个人都拼死斗争，希腊的局势逐渐好转，法军在机敏的英国人的准许下占领雅典，迫使康斯坦丁外逃流亡。从这时起，韦尼泽洛斯再次控制了希腊的命运，希腊开始与协约国共命运。希腊的几个师在萨洛尼卡前线作战；希腊的战舰加入了协约国舰队；协约国的军火和贷款在战争时期源源流入希腊。韦尼泽洛斯领导他的国家在停战后的战胜国理事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他个人的品质、威望以及他对协约国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他赢得了几乎与最大战胜国的领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他的功绩，他的国家登上了令人晕眩的高峰，俯视令人眼花的地平线。
与此同时康斯坦丁在流亡中垂头丧气，希腊的政治家们如果按国王的思路行事，那么他们的国家非但与胜利丝毫无缘，甚至还会陷于失败，此时，该是满心阴郁地等待报复时刻的到来了。
02.
在巴黎，英、法、美的政策看起来是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希腊的力量和分量。她们肯定在相互表示要不要利用她。我们已看到希腊师怎样应招伴随法军不光彩地入侵乌克兰；希军怎样被授权和受鼓励侵入并占领色雷斯；尤其是他们怎样被投入决定性的士麦那突袭战。韦尼泽洛斯在执行这些高层命令时表现出超常的敏捷。希腊军队几乎连续10年处于受动员状态，此时他们似乎是愿意去任何地方执行任何任务的唯一军队。因此到1919年夏季时，希腊军队广泛散布在并深深进入了土耳其领土。韦尼泽洛斯于12月返回雅典，受到热情欢迎，可是极度紧张的迹象——社会、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国的结构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
1920年当塞夫勒条约刚提出时，亨利·威尔逊爵士与我表达了英国从军事角度对希腊局势的看法，首相要求我们亲自去看望韦尼泽洛斯，向他说明我们的担忧。我们真诚地照此办理，向他提出如下问题：你一天要为此花费多少？希军士兵离家已有多久？与土耳其真正实现和平的前景如何？如此等等。我们指出，虽然或即使希腊军队能打败目前条件下的土军，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能摆脱自身的危险。信奉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人，在野蛮条件下孤军奋战的衣衫褴褛的战士，能够迫使立足海外作战的、组织严密的军队为维持自身存在而无限期地担负沉重的支出。“这种状况对他们没有损失，但是你能支持多久呢？”韦尼泽洛斯回答说，希腊军队是应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的要求驻扎在那里的。他承认战争条件不平等，但表示他有信心，在三个最伟大的国家支持下，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最后结局。几乎就在这次讨论之后，他占领了色雷斯，歼灭或击溃仍在该省的两个不顶用的土耳其师并进入阿德里安堡。事态如此发展令我们又惊又喜，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对全局的优虑。此后不久，塞夫勒条约签订。
希腊军队在从士麦那省向北的进军中也同样取得了速胜，他们赶走了骚扰横跨伊斯米德半岛的法英军防线的土耳其军队。尽管福煦与威尔逊都曾忠告希军不要这样做，但这次军事行动由两个希腊师轻易而快速地完成了，其结果使英、法、美政治领导人极为满意。无疑这些事件使劳合·乔治先生心中升起了符合他一贯倾向的对希腊军事实力的信任。然而这个结果却使希军散布在广大地区，加重了他们的责任。只要希腊根据三个大国能够和愿意帮助的程度，依照她们的非正式命令行动，那么希腊的背后就有牢固和(如有需要)充分的支持。然而就在此时，那些意想不到的幽灵出现了，否则，这出希腊悲剧原本是不会自行展现的。
塞夫勒条约于1920年8月10日签字。9月份，韦尼泽洛斯抵达雅典，第四次随其而来的是事业中战争和政策的巨大胜利。几星期前他在巴黎火车站遇刺，但侥幸脱险，这更加剧了欢迎人群对他的赞美与称颂。他令他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之中登上了她在现代还不曾登上过的最高顶峰。巨大的输赢尚未确定，套在身上的义务依旧紧紧夹着希腊的军队和财政，但是有了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声誉卓著的领导人的支持，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问题会比韦尼泽洛斯过去已经成功克服的那些问题更可怕。
1917年6月，在法国海军陆战队和协约国海军支持下的法国高级专员M.若纳尔把手指专横地一挥，康斯坦丁国王就被驱逐出国，流亡他乡，自此，他的次子亚历山大继位。这个和蔼可亲的青年，是命运和政策的牺牲品，他执政3年多。在世界风暴把他刮上王位之前，他曾与一位美丽动人的年轻姑娘姆莱·玛诺丝恋爱；后者是一个宫廷小官员的女儿，她的家族史以王室的标准衡量并不特别显赫。亚历山大国王在爱情与王位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自1919年11月他与姆莱·玛诺丝开始这桩贵贱婚姻以来，韦尼泽洛斯不得不因此而面对一系列微妙和恼人的政治问题。可是这位政治家深切地同情年轻的国王夫妇。他辛劳和激动地制订条约，希腊军战线仍呈现低垂但却是较远的乌云，就在此时他还为这对夫妇作了巧妙的努力。韦尼泽洛斯以高明的手段调整宪法的细节，到年轻国王回国时，新希腊帝国的广阔疆域似乎已完全可以接纳有浪漫史的国王。
1920年10月20日亚历山大国王带着他的长毛小狗在花园散步，当他停步观看王宫内饲养的有点杂乱的宠物中的一对猴子时，长毛犬攻击雌猴，公猴在报复中攻击国王，咬伤了国王的小腿。尽管伤处特别痛，但医生诊断并无大碍。可是咬伤处化脓、发炎，变得严重起来，随后出现了更危险的症状。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剧烈痛苦之后，亚历山大国王在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他的王后的新娘怀中死去。
我们已经知道，仅一艘重要敌舰“格本号”逃脱，就在整个东南欧和小亚细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只猴子一口咬死国王，结果连累了25万人的生命。
希腊宪法并没有特别规定国王死亡后应举行大选，但是继承人的问题使人困扰。韦尼泽洛斯似乎不很认真地考虑过由姆莱·玛诺丝的婴儿登上王位，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摄政。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由希腊王子保罗接位。保罗住在瑞士他流亡的父亲家中。无疑有人授意他回答，他只有在希腊人民通过选举明确决定不同意他的父亲和哥哥乔治王子继位后才能接受推举。这就迫使希腊要进行一次大选。
韦尼泽洛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问题。他受到他以为自己深得人心的证据的鼓舞，深信他应该得到希腊人民的信任，他愿意把问题直接交由选民决定：他们是否赞成康斯坦丁复位？自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前国王的所有支持者都从流亡地或退隐处自由返回，活跃地投身大选。世界大事曾证明康斯坦丁迟钝无能，韦尼泽洛斯决策正确，就在此时，公众对“康斯坦丁对韦尼泽洛斯”的选择结果似乎用不着多加怀疑。然而这个傲慢的克里特人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小国曾陷于极度的紧张，协约国通过封锁迫使希腊参战种下了深深忿恨的种子，长期的战争状态引起了诸多不满，他的许多政府部门采用了压迫人民的手段，他的政治对手被允许全面参与党派政治，而他们怀着入阁掌权和进行报复的强烈愿望。在他被迫出国长期待在巴黎和伦敦期间，希腊人民得不到他个人的鼓舞，而只能感受他的下属的粗暴作风。希腊国内外权威人士毫不怀疑韦尼泽洛斯会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然而11月14日晚上出来的选举结果令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韦尼泽洛斯本人落选，他的追随者在议会只赢得114个席位，而反对派却赢得了250席。希腊的政派之争以高调进行。韦尼泽洛斯立刻宣布他将辞职离开本国，尖刻的议论说他面对责骂临阵逃走，听凭他的朋友被屠杀，但这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宣布自己在国内只能成为动荡和混乱的根源。他把他的辞呈亲手交给老朋友海军上将孔祖里奥蒂斯，指定了他的接替人，11月17日乘友人的游艇离开希腊去意大利。就这样，希腊人民在面临最大希望和最大恐惧的时刻轻易地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是他创造了当前局面，也只有他才能把这个局面推向成功。
在收到宣布希腊的选举结果和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定的电报时，我刚好与劳合·乔治先生在内阁会议室。他不但深感吃惊，而且还大惑不解。但是他天性乐观，再加上我们在大战中经历了种种磨练，因此他启齿而笑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①
要想探讨韦尼泽洛斯下台所造成的反应，必须对整个事态始末仔细加以研究。希腊虽然是一个被困难和敌人重重包围的小国，但她总是沉缅于具有双重性质的危险奢华。韦尼泽洛斯的亲协约国的希腊与康斯坦丁的亲德国的希腊同时存在。所有忠实于协约国的人与韦尼泽洛斯的希腊相伴始终。他们把全部憎恨都集中在康斯坦丁的希腊身上。前国王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是仅次于德皇本人的讨厌人物，他在协约国心目中属于所谓的“狡猾的”保加利亚的斐迪南之流的人。如我们所见，他这个君主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原因，把他的国家或试图把他的国家投入敌人一方，也就是最终被打败的一方。要求英国或法国民主政府为这样一个民族做出牺牲和努力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民族的真正精神在他们选择康斯坦丁这样一个人时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康斯坦丁的回归消除了协约国对希腊的忠诚，取消了除法律义务以外的一切关系。在英国，人们的感觉不是憎恨，而是同情乃至兴趣的完全熄灭。在法国，其他实际考虑加剧了本已很强烈的不满。我们曾经见过法国人是怎样卷入叙利亚阿拉伯人和奇里乞亚的土耳其人的种种麻烦中的。为了韦尼泽洛斯的缘故必须忍受许多不便，但是为了康坦斯丁什么都不会干。实际上，最初的吃惊淡化之后，统治圈子里明显出现了如释重负的气氛。现在不再需要采取反土耳其政策了。相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对法国利益最有帮助。黎凡特的形势令人宽慰，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积极的有利条件。如果希腊自由，人人都自由。希腊事实上成为了解放者。正当她的需求处于最大、她的承诺于己于人都最恼人的时刻，她由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抹掉了以往的良好记录。道德上如此乐于助人的人不是天天碰得到的。
寇松勋爵提出了外交部不动感情的冷漠观点，建议有条件地支持希腊甚至承认康斯坦丁；但是12月3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大会否定了这样的计划。三大国通知希腊政府，“虽然他们不愿干涉希腊的内部事务，但是，大战期间曾对协约国不忠并采取敌对行为的这个国王居然复位，这令他们深感困惑不解，他们只能把此事视为希腊正式认可国王的敌意行为”；“这个步骤将使希腊与协约国的关系陷入一种新的不利局面”；“三国政府保留针对由这一事件造成的形势而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第二天，三国政府发出第二个照会说：“如果康斯坦丁恢复王位，希腊将得不到协约国的进一步财政支持。”
由于这一宣告的刺痛，希腊人在获胜的保王党人的恫吓下，以几乎一致的公民投票赞成请回康斯坦丁。12月底，国王康斯坦丁和王后索菲及其子女，在不久前曾同样迎接韦尼泽洛斯的全体民众真情表露的欢悦中，再次进入雅典。同时，新政府忙于从各种形式的公职中排除所有韦尼泽洛斯派的官员——从主教、法官、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乃至国家机关的女清洁工，概莫能外。留在雅典的协约国公使接到指示与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但不理会国王、王室和宫廷。从此以后，希腊内部四分五裂，只能独自面对眼前的危险了。
驱逐韦尼泽洛斯的唯一合理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唯一明智政策，是迅速而坚决地减轻希腊在小亚细亚承担的义务。那位伟大的克里特人使他的小小国家负担太重还是有点道理的；可以肯定，这种情况是在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形成的。如今，失去了英国的支持，要面对意大利的对立，以及立刻就要感受到法国的明显敌意，摆在康斯坦丁及群臣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与土耳其实现和平，迅速放弃在小亚细亚的每一处阵地，将军队调回本国遣散，实行最严格的财政节约政策。这些都是希腊人民被要求做出并且已经做出的决定的符合逻辑和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这些却是新政权最不愿意做出的决定。从天性上说，他们是比韦尼泽洛斯本人更厉害的扩张主义者。聚集在宫廷周围的军界政界人物充满野心。他们现在要让希腊知道，希腊取得的成功与韦尼泽洛斯毫无关系。那种让他们丢掉以前获得的惊人成功的想法，是他们的自豪心理所不能容忍的，这种想法会大大损害他们在人民中的声望。相反，他们建议扩张希腊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甚至超越韦尼泽洛斯认为可能的程度。他们喊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口号，以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因此，当1921年2月21日协约国在巴黎开会及时(虽有些粗糙地)修改塞夫勒条约，特别是修改有关士麦那和色雷斯部分时，希腊新政府反对协约国的建议，并宣布希腊不需任何外界援助就能保住条约给予她的领土。此时希腊在小亚细亚驻扎了20万军队，每星期的费用至少要25万英镑。土耳其人与法国人进行了友好谈判，并受到了与莫斯科签订条约的鼓舞，军队人数和战斗力持续迅速增加。
我们必须对处于这一历史关头的广大希腊人民表示同情。他们承受了超出自身力量的任务，被要求回答他们无力回答的问题，并且不清楚他们做出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必然后果。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动员和战时管制的紧张在时间上超过了卷入战争的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深受党派斗争的困扰和折磨，在这个疲惫不堪的小国居然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敌对的国民；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的军队也能长期保持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现在他们要开始比我们曾描述过的更加野心勃勃和更加孤苦伶仃的冒险行动了。
03.
希腊悲剧的第三幕必须以描述英国政界几个名人的态度开场。我与劳合·乔治先生尽管对土—希事务的意见完全不一致，但一直保持着没有拘束的亲密交往，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请求他讲出他的政策的依据。他则以寻常对同僚谈看法的好心情和耐心，用如下这些或多或少的原话宣布他的根据。“希腊人是东地中海的未来民族。他们富有创造力并充满精力。他们代表了反对土耳其野蛮制度的基督教文明。他们的战斗力被我们的将军们荒唐地低估了。对于不列颠帝国来说，更强大的希腊意味着一种无价的有利条件；从传统倾向和利益的角度看，希腊人应该对我们友好；他们现在是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的国家，50年内，如果他们能够占住分配给他们的领土，他们将会成为拥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是优秀的航海者；他们将发展海上力量；他们将占有地中海东部所有最重要的岛屿。这些岛屿是未来的潜在的潜艇基地，位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去往印度、远东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线的一侧。希腊人是知恩图报的民族，如果我们在希腊国家扩张的时期成为她忠诚的朋友，她将成为英帝国保持主要交通航道的保障之一。老鼠可能会在某一天咬断捆缚狮子的绳索。”对于他的这席话，我实际上是在适当间隙作过回答的：“如果是这样，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你没有军队可供派遣；你一直在说省不出钱来；你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保守党是土耳其的传统朋友，你的党的多数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内阁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将军们倾向于亲土耳其。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力量。任何长期的反土耳其或亲希腊政策都将引起强烈反对。此外，土耳其人十分危险，因为他们生性好斗，不愿与人交往。如果希腊人想征服土耳其，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况且现在康斯坦丁回了国，你绝不会得到允许来有效地帮助希腊人的。”尽管我不能谎称上文已记录了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但在我看来它是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公正表述。
寇松勋爵的方针大致上是应对希腊人采取冷静、慎重但又能对他们有帮助的政策，应该与土耳其保持友好的和平，但是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土耳其人从欧洲和君士坦丁堡赶走。蒙塔古先生得到了代表印度的所有力量的支持，他赞成以几乎任何条件与土耳其和平相处，英国应该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领袖，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君士坦丁堡交还给土耳其人。如本书前文所述，内阁决定反对首相与寇松勋爵对君士坦丁堡的意见，这两位大臣接受了内阁的决定。但是在行动方面，是帮助希腊人还是安抚土耳其人，内阁没能制定出得到一致认可的政策，而只是做出了纯属消极的决定，即不动用英国的军队与金钱，等待事态发展。这种停顿和拖延的态度保持了几近两年，从韦尼泽洛斯下台直到恰纳克危机发生。
然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希腊人的命运。无疑，在复位的康斯坦丁的领导下，希腊人举国上下做出了积极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是他们能够得到大国的贷款、军火和好意的帮助，恐怕谁也不敢说他们不能迫使凯马尔主义土耳其人签订和平条约，而这种条约将确保他们据有色雷斯和在士麦那的立足点。由于得不到援助，他们现在只好进军安哥拉，试图在那里达到媾和的目的。
引起诸多不满与谴责的问题是，英国首相是否曾就这个冒险计划给予希腊人以未经授权的个人鼓励。可以完全肯定，从各种官方外交准则的角度看，他们不会从英国政府得到任何鼓励，但无疑曾得到英国陆军部和参谋部利用每一个机会通过每一个有效渠道传去的警告与劝阻。但是他们当然知道首相的心在他们一边，知道他热切希望看到他们的胜利。劳合·乔治先生是希腊知道的唯一英国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坎宁和格拉德斯通的继承者。他在大战中的成就，他在欧洲的威望，他当时对英国不成问题的控制权，他本人的足智多谋和意志力量，他对党派的著名的效忠性，所有这一切在希腊人心目中建起了模糊但却强有力的信任感。他们想，这个伟人尽管没有明确表态，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会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杰出才能，给予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帮助。
现在的局势已经是再糟糕不过了。本来，希腊人应该要么得到团结一致的英国政府从精神、外交和财政上的鼎力支持，要么就被一桶桶凉水浇得寒冷彻骨。可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例如爱尔兰问题和英国的党派之争，正在同时发生着。世界如此动荡不定，困难这么大量存在，以致一个小国引起意见分歧的事情，只有在发生时才会被临时加以考虑，甚至到此时尚无任何明确的决定。毕竟，康斯坦丁和他的政府是自己采取行动的。无论大国对他们的冒险计划最终有什么举动，他们都有权形成自己的看法；然而，必须做出决定的只有他们自己，而且处于危险境地的首先是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位杰出人物感情上的支持可能是有力的鼓励，但是它代替不了条约、协议或正式外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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