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来主张俄国人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希望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在基本上针对中欧帝国的作战过程中，为了有利于协约各国，我们不得不与俄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有任何使命，在俄国人民中建立或改组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
“陛下政府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他们在俄国的军事政策一直受这种观点的指导。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完全对俄国事务不感兴趣。近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责任要持续到产生这种责任的原因消失。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的协约国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帮助她。在俄国的东南角，在欧洲，在西伯利亚，在外高加索和外部里海，在白海和北冰洋毗邻地区，新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行政机构在协约国军队的庇护下出现。我们有责任使它们存在，必须努力支持它们。支持工作我们能坚持多久，这种政策最后将如何发展我们尚不能断言。这主要取决于与我们共同行动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方针，共同行动的国家在可使用资源上远比我们为多。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别无可供选择的方法，只能最有效地使用我们拥有的这些军队；在我们没有军队的地方，则供应武器和金钱；至于波罗的海各省，尽我们听能，使用我们的舰队保护刚开始形成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政策对于那些还在现场抵抗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入侵的人们而言，似乎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但是它是我们能够完成或者在目前环境中应当尝试的全部。
11月30日我们在阿尔汉格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表得到通知，政府建议遵守如下对俄政策的总路线：
“暂时保持对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占领；继续西伯利亚远征；努力说服捷克军留在西西伯利亚；(与5个英军旅一起)占领巴库—巴统铁路；用军事物资尽可能帮助在新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以军事物资供应波罗的海国家。”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它不但包括现在的承诺，还增加了在高加索和南俄的新项目。关于这点必须作一些叙述。一年以前，在1917年12月23日，英法同意在巴黎召开会议，法方由克列孟梭、皮雄、福煦出席，英方出席者有米尔纳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以及数名英国军事代表。会议制订了英法在俄国南部的未来军事行动计划。这次会议考虑了支持当时在新切尔卡斯克的阿列克谢耶夫，为了便于在任何情况下作战，从地理上划分了两国作战的范围。法国军事行动在黑海以北开展，“对付敌军——德军和敌对的俄国人；英国的军事行动范围在黑海以东，打击土耳其军。”会议协议第三条规定，法军战区包括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英国战区包括哥萨克领土、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库尔德斯坦。战时内阁于1918年11月13日重申，他们会坚守这些限制。
然后英军在巴统登陆，迅速占领了从黑海到里海巴库的高加索铁路。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发现了友好的、从整体上说是欢迎我们的、有点激动不安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沿400英里铁路线驻扎下来，对居民及其各级动摇不定的政府像“大哥哥”那样关心地行事，并整编了一支小舰队，确保对里海的迅速有效控制。里海比不列颠群岛大。到1919年1月底约2万多的英军掌握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战略铁路线。由两支在内陆海上占优势的海军力量保障沿线两侧的安全。英国政府打算利用这条铁路做些什么从未清楚地理出个头绪。在英军这块盾牌后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有发展他们独立的存在的自由，它还防止了布尔什维克入侵土耳其(此时她完全唯命是从)、库尔德斯坦或波斯。从未发生战斗，没有生命损失；但是由于我们的兵力不断减少，我们克服了极大困难，才使这条被保护的线路大约有一年之久保持完整无损。
法军进入他们的指定范围后，遭受了灾难性的命运。停战条件规定德军立刻撤出乌克兰。这在因与同盟国交战而充满怒火的法军看来，是完全合理的，而德军本身除了遵命回家外别无希望。可是事实上，撤走德军等于从南俄撤走了保持2000万或3000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有力、正常、有效的基础。随着一度令人憎恨和害怕的“钢盔”迅速撤出南俄的城市与市镇，赤卫队便跟踪而至，唤起了居民中的那些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所有对德国入侵者表示友好和同情协约国事业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剥夺来庆祝他们夺得政权。
当这些可悲的事件正在进行时，法军于12月20日用约2个师在强大舰队的支援下在敖德萨登陆。应协约国最高会议要求，韦尼泽洛斯另率领两个希腊师参加，法军的力量因而增强。于是发生了战胜国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冲突。这场战争的胜负并非决定于寻常的战争器械。外国占领激怒了当地居民；布尔什维克得益于当地居民对外国军队的不满。他们宣传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影响遍及整个乌克兰。1919年2月6日赤卫队重新占据基辅，周围地区人民奋起反对外国人和财主富豪。法军本身也受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实际上整个舰队均反叛了。战争业已过去，他们现在为何而战？他们为什么干涉俄国事务？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俄国正在开展的运动，既然这些运动试图摧毁国家的一切权力和建立陆军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普遍政权？在过去所有大决战的战斗中，所使用的火药燃烧的武器几乎从不失灵，然而此刻在用它执行新任务时它突然破碎了。法国舰队的哗变被镇压，哗变的头目被判长期监禁；可是震惊在巴黎持续不息，当局迅速终止了整个冒险任务。4月6日法军撤出敖德萨。因发生事故而按兵未动的两个希腊师同时撤回本国。法国一退出，布尔什维克立即进入该市，开始第二次报复。
对这个突出插曲的简短叙述必然是不完备的。凡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兵戎相见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重复地、突然地并发虽各有特色的、但性质相同的混乱状态，蔓延在从白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福煦元帅在1月12日将俄国与波兰的形势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他建议在停战条件中增加一条，即由德国人管理但泽—托伦铁路连同但泽港，维持良好秩序。然后要求铁路恢复运输功能，以便有利于协约国军的运输。他考虑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陆军，主要是美军，加上波兰军和同意参加的俄国战俘，以保护波兰和对付布尔什维克。但是美国军队不愿意将力量投入这种无论怎样都不合乎愿望的目的。可以肯定没有英国军队可以使用。因而这位元帅只能依靠次要的权宜对策，而政治家们则求助于老生常谈以摆脱困境。
02.
1919年1月14日我进陆军部任国务大臣，成为在上一章所述的形势下所做出的保证和所有悲剧以及国内种种困难的继承人。到此刻为止，我未曾参与任何种类的俄国事务，也不为任何承诺负责。我发现自己在几乎一切问题上与帝国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的看法均保持一致。我们提议的和只要我有力量就要贯彻到底的政策，无论如何都具有简明的优点。我们的军队在很快地缩小。英国人除莱茵地区外再也不愿为在其他地方的军事设施提供人力与财力。英国人是否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为抗德战争强征的军队与任何其他人打仗，或甚至在征服地区维持长期占领，这都大成问题。因此我们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缩小你的承诺；选择你的义务；把你能够坚持的那些事情做成功。
于是我们强烈主张以下措施：第一，结束在高加索的巴统—巴库冒险，毫不拖延地把我们的大批军队撤出危险的、由我们负责的地区；第二，与土耳其讲和，向她表示英国是她的朋友，第三，诚恳和全面地完成我们的承诺，用我们大量的剩余军火来武装和装备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并用有专门技术的军官与教练人员训练他们的有效率的军队。自然的趋向是，我们将努力联合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接壤国家，成为一个战争和外交体系，使每一方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坚持执行的政策，也是我们政策的限度。
但是还有一个政策可供选择，这个政策受到了有权力者的倡导，它与上述的简单概念是竞争关系，并且互相冲突。早在1918年12月份，英政府就曾询问她的盟国和与俄国毗邻的伙伴国，对俄国能不能有利地提出某种和平建议。①虽然法国人不赞成这个计划，但关于它的谣传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抗议，②劳合·乔治先生于1919年1月16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召集莫斯科的代表和与莫斯科作战的各类将军的代表来巴黎，“以罗马帝国召集边远附庸国将军以解释自己行动理由的方式”进行协商。
威尔逊总统同意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于1919年1月21日做出决定，由美国起草邀请书。但是会面地点有了变化。不是原定的巴黎，而是选择在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林基波岛。在该岛毗邻有另外一个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战前曾把昔日大批出没于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无主野犬集中移送到这个岛上。用船装运到那里的几万只野犬彼此噬食到最后全部饿死。当我在1909年乘朋友的游艇访问土耳其时，亲眼看到它们成群聚集在岩石海岸上。这些野犬的白色骸骨依旧铺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野犬给人的记忆令人憎恶地遍布周围地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来说，选择这个地方召开和平会议似乎有点奇特，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来说，那里似乎并非完全不适合。2月4日布尔什维克用含糊其词的语言接受了邀请。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的白色政府以及纳博科夫、萨佐诺夫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的代表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邀请。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的整个想法对于英国和法国的主导性舆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第一次在巴黎参与关于俄国的讨论。由于对阿尔汉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已经答应的保证直接由我经办，我一再催促首相制订一个明确的政策。在长时间焦急的商谈中，他显得对同行的焦急有习惯性的耐心和亲切的关怀。最后他建议我去巴黎，考察一下在我们有限的行动范围内能做些什么。
2月14日，我按建议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执行这个使命。坐在和会的座位上，我看到了报纸上经常描写的和会开会的场景：克列孟梭担任主持人，表情严肃、满脸皱纹、一头白发，带着一顶黑色无檐便帽；坐在他对面的是福煦元帅，他十分拘谨、十分克制、庄严、杰出、讨人喜欢。两侧的华贵的椅子上坐着战胜国的代表。四周是哥白林厂制造的壁饰花毡和镜子，闪烁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唯一一次我与威尔逊总统正式接触的场合。我将复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天会开得很长。谈到议程上的俄国问题时，时间已过下午7点。就在那天晚上威尔逊总统要离开巴黎，登上第一次回美旅程。他只有不多时间吃晚饭和赶上去瑟堡的火车。他实际上已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本来就没有合适的时间来提出一个外加的、意见不一的和令人困惑的主题。然而，由于我对俄国各条战线的直接责任，以及对目前各种残酷现实所产生的执着心情，我便站起来发出我的吁请。“我们不能在有关俄国问题上做出某种决议吗？战斗实际上在进行着。许多人被杀和受伤。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是和平还是战争？我们是要停战还是继续打下去？总统就这样前往美国，让这个问题被搁置在一边吗？在他离开期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他回来之前除了那边漫无目的、无控制的流血外什么都不做吗？当然应该给一个答案。”
与我预计相反，总统和蔼可亲。他转身回到会议桌，把肘部搁在克列孟梭的座椅上，站着听取我不得不说的话。然后他坦率和简单地回答我，大意如下：“俄国是一个他自认为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对每一种方针都有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但是迟早总得采取某种方针。他急于彻底弄清楚俄国的问题。如有必要他愿意在普林基波岛单独会见布尔什维克代表(也就是不包括民族主义的俄国人)。不过，要是在普林基波岛没有什么结果，他愿意与其他协约国一起，在他们认为对于现今仍在战场上的俄国军队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切合实际的帮助性军事措施中，尽他的一份责任。”然后他离开了我们。
在我看来明显的是，不管协约国的对俄政策可能是什么，或者不管协约国可能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建立某种中央机构来研究和共同商议这个问题。在58个委员会外可以加上第59个俄国问题委员会。
第二天，在法国外交部讨论俄国形势的特别会议上，我在得到贝尔福先生同意后提出建议：建立协约国俄国事务委员会。内设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部门，具有在各协约国政府确立的政策限度内的执行权；在军事上要调查可以得到什么资源和如何能最好地协调这些资源，这一调查应立刻进行。
我向首相报告了讨论过程，并说：
“如果普林基波岛会谈失败，可以马上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一份完整的军事计划和一份最高军事当局的意见书，以表明在我们可利用资源的限度内是否有合理的成功的前景。然后最高军事会议可以做出明确决定，是应彻底取消这个计划还是采取这个计划。”
实际的建议如下：
无线电报稿
1919年2月15日
协约国的普林基波岛建议公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布尔什维克于6日通过无线电做出了答复，他们紧急提议满足协约国的希望，如归还货款，同意给予矿产森林的开采特许权，和协约大国审查俄国周边领土的最后并吞权。
协约国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其目的是影响协约国对俄国的干预。协约国的最大愿望是见到俄国恢复和平和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基础上建立政府。
为这一目的，我们提出了普林基波岛建议。这个建议的要点并非要召开会议或者要求交战各方俄军代表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最迫切的是战事应该停止，要即刻停下来。布尔什维克政府虽然口头上接受去普林基波岛的邀请，但迄今非但不遵守停战，反而在许多地方发动攻势，目前正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在召集新的入伍兵员，并加速扩充他们的军备。
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以内普林基波岛建议必须贯彻执行。除非从15日起10天内布尔什维克在所有战线的军队停止进攻，并从对方前哨线目前的阵地后撤不少于5英里距离，否则普林基波岛建议将被认为已经失效。无论如何，如果5天内收到布尔什维克政府发来的无线电报通知，说明他们已按照建议停止进攻、停止开火和撤退，如果这个通知为从不同战线来的报告所证实，协约国将向与他们对抗的军队发出相同的要求。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举行普林基波岛的讨论。
就审查协约国军事干预俄国的可能性致毗邻伙伴国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预料到苏维埃政府会拒绝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并继续作战，因而建议即刻建立适当机构，考虑由毗邻伙伴国与接壤独立国和俄国国内亲协约国的政府协作组成联合军事行动的实际可能性。
建议建立的机构可以采取由美、英、法、意、日政府的军事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形式。这个委员会除其他工作外将执行如下任务：接触俄国、芬兰、爱沙尼亚、波兰和其他接壤国家的法定代表，以便估计这些国家和政府能提供的实际军事支持力量，并制订利用联合资源的计划。
我们已考虑到凡尔赛的现存组织在经过某些必要增补后，将适用于实现这个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解为，这些军事代表将作为他们各自国家参谋长的代言人起作用。
这个委员会应努力在10天内，或在某个限定时间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报告，即建议提交给俄国国内交战政府的文件。
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在以下电报中有很好的阐明：
首相致菲利普·克尔先生的信
1919年2月16日
去见丘吉尔并告诉他，我喜欢这份建议发给布尔什维克的电报。至于别的计划，我信任丘吉尔，他不会使我们承诺任何代价昂贵的工作，从而卷入兵员或金钱的大量支出。从他给我的电报看来，很像是有这种可能。我从他与我的谈话中理解到，他的全部想法是，派遣自愿去俄国的专家，加上我们能够省出来的任何装备。我还理解，我们尚未为此目的征集志愿陆军，而获得志愿人员的努力，其规模不可过大，否则会引起这个国家的反对，否则，为了进行干预而增加的志愿军将使我们陷入沉重的经费开支。
所有这些情况务必在达成协议前明白地告诉所有其他国家。否则她们可能过多地依靠我们，或者嗣后会责骂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允诺。主要想法应当是使俄国能够自救，如果她希望这样做的话。要是她不利用机会，那末就意味着或者是她不希望从布尔什维克政权那里被拯救出来，或者是她无可救药。在俄国进行干预只有一个正当理由——俄国希望干预。倘若她希望，那末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应当能唤起比布尔什维克大得多的军力。我们能为这种军队提供装备，一支装备良好的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将很快打败布尔什维克军队，尤其是如果全部老百姓反对后者的话。
另一方面，如果俄国不支持克拉斯诺夫及其帮手，而我们使用外国军队的武力在俄国建立一个引起她的人民反感的政府，那将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侮辱。
我回答说，他的观点是要清楚地说明我们支持的有限性质。可是这样做不可能在大国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如果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先生两位均到场，也许可能达到这个意义上或那个意义上的某种结论。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今天下午我建议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有什么办法可能支持我们在对德战争中号召建立的俄军，和保护接壤国家的独立。
人们表示担心，即使建立调查军事形势的委员会也可能会泄露机密并引起惊恐。
因此贝尔福先生建议，不设立正式的委员会，但可以允许各国军事当局作非正式的会谈；不向整个和平大会提出报告，可以个别地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提交一份非正式的和非官方的记录会谈结果的文件。
克列孟梭批评了这样的怪现象，大战中的战胜国甚至害怕将公认的对欧洲至关重要的问题，转交给自己在凡尔赛的军事顾问作研究之用，此后这项计划得到了同意。
因此你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必定会收到包括针对俄国的某种军事意见的非正式文件。你不会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在我继续留在巴黎已没有作用的情况下，我已于18日回到伦敦。我深信我建议的做法既合理又切实可行。民族主义的俄国人成功与安全的机会，在于协约国的统一支持以及协约国可采取的行动的恰当的协调一致。协约国没有很多资源可给予他们，但协约国本来至少可以通过某种可能起作用的方式帮助他们。
03.
关于普林基波岛建议和有关军事与外交可能性的研究既已宣告无效，美国人就在劳合·乔治先生的同意下于2月22日指派了一位叫布利特的先生去俄国。一二个星期后他回到巴黎，口袋中装着苏维埃政府求和的建议。时机很不适宜。高尔察克的军队刚在西伯利亚获得令人注目的胜利，贝拉·库恩在匈牙利举起他背叛共产主义的旗帜。法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屈从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愤怒趋向高潮。苏维埃对布利特先生的建议其本身当然是欺骗性的，它受到了普遍的蔑视；布利特本人因派遣他的那些人不认账而遇到了困难。
这样我们再一次落得一事无成。
首相因陆军部一再要求决定政策而恼火，报复性地要求我们对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准确估计货币成本。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19年2月27日
随信寄上英国对俄援助清单，你将看到清单内的数字是相当大的。可能遭受的批评是，它与各国的协调政策脱节，在严重消耗我们的资源的同时，它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导致任何明确结果的力量作后盾。在这些冒险行动的后面没有“争取胜利的意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缺乏取得真正成功所必要的东西。缺乏“争取胜利的意志”这一点，如让我们的军队知道了，将影响他们的士气；让我们的俄国盟友知道了，阻碍他们的组织；让我们的敌人知道了，将鼓舞他们的努力。
关于你对陆军部没有给你提供情报的抱怨，我必须向你说明，战时内阁早已习惯直接与参谋长和别的军事当局打交道，他们和我一样知道，在俄国问题上制订精细计划和估计费用非常困难。理由在于所有要素均难以确定和军事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与未来的政策决定混杂在一起。例如，从基本问题开始，在巴黎的协约国尚未决定他们是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人作战呢还是希望与他们讲和。协约国停留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对两者同样不喜欢。……
两星期后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19年3月14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过去4个月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是无可救药的。这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兵力大了，虽然它是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协约国没有任何政策，或者是由于对在俄国各地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没有投入真正的或有效的支持。
普林基波建议在开始产生普遍的泄气和松弛时发挥了作用。在命令德军撤出乌克兰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布尔什维克军前进，这导致这块盛产粮食的富饶土地的大部分被侵占，布尔什维克军现已接近黑海的赫尔松。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有许多不健全的迹象，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在西伯利亚战线后面出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情况，其中一处的日本军已投入十分激烈的战斗。
04.
此时来预测一下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命运和西伯利亚事态的变化，对叙述是方便的。
高尔察克是一位40岁出头的精力充沛的人，在许多方面与海军中的科尔尼洛夫极为相像。革命爆发时他的舰队叛变，事变中他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和旺盛的体力，临时政府曾劝他去日本避难，因为他们也许以后会需要他。临时政府垮台后，他从东方进入西伯利亚，有几个月在鄂木斯克政府担任海军部长这个奇特的职务，那个政府所在地至少离开大海1000英里。高尔察克诚实、忠心、廉洁。他的观点和性情是专制的；但是他努力想做到开明和进步，以符合他深信是时代精神的标准。他没有从政经验，毫无能使同等美德与性格的人安全渡过革命暗礁与风暴的健全的直觉能力。他是个有才智的、值得尊敬的爱国海军将领。他不参加推翻政权的运动或阴谋；但是当时形势的必需和与他接触的那些人强加给他独裁的职责时，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宣称自己为“最高统治者”和西伯利亚哥萨克领土和奥伦堡的总司令。他说他的首要目标是“重振军队的战斗力，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恢复法律与秩序，以便使俄国人民不受阻挡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毫无疑问这个方案符合当时的需要。实际上，任何有力的政策都包含着从西伯利亚政府中排除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辅助者在会议上只起妨碍作用，帮助无力，捣乱有劲，此后成了明确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主要的工商界、信用社团、市政机关，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为了支持高尔察克，立刻越来越多地重新集合起来。群众怀着俄国的那种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和宿命论思想，精神沮丧。高尔察克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人；他的方案是正确的方案；但是他既不拥有帝国独裁统治的权威，也不拥有革命的权威，他把战斗力寄托在文明社会极为普通的那些中间分子身上，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他的指示下，现在统率约10万西伯利亚军队的盖达将军正在迅速地推进，改造了捷克军撤退后的整个战线。到1月底他们重新占有150英里宽的一个地带。在这些成功业绩的鼓舞下他们于3月1日再次发动攻势，目的是在伏尔加河一线的中部与南部取得进展，北部则通过维亚特卡和科特拉斯，在阿尔汉格尔与俄军和协约国军会合。仅仅10万兵力，要在700英里战线上前进，如果遇上剧烈抵抗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到5月1日，西伯利亚军在他们广阔的战线上在北部又挺进了125英里，在中部又挺进250英里。在南部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同时在黑海地区，俄国志愿军在邓尼金率领下与克拉斯诺夫的第10哥萨克军会合，成了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它与西伯利亚军相比，在气势雄伟上不足，在团结一致上有余。这个战场出现了多得多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之间时时发生真正的实力较量。
这些就是1919年5月份协约国最高会议最后做出决定时的形势。
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总统、奥兰多和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于3月26日在一份给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原文照录。
最高会议致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
1919年5月26日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觉得必须再次说明，它们打算采取的对俄政策的时候已经来到。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基本原则一直是避免干涉俄国内政。这些国家最初干涉的唯一目的是，支持在俄国想要继续对德国暴政进行斗争和从德国统治下解放自己国家的那些力量，以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人免遭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毒手。
自从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以来，捷克人在俄国各地保持着军力。价值十分可观的军火与补给品输送给与捷克人有联系的那些人。和平大会只要能邀请俄罗斯国内各交战政府的代表会见，努力为俄国带来和平与秩序，使交战政府能够设法永久解决俄国问题，和平大会即可召开。
这个建议以及后来援救俄国几百万难民的那项提议——在援救工作谈判期间暂停敌对行动，由于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没有得到落实。
某些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要撤出军队，不再在俄国进一步投入费用，这是出于万般无奈，理由是继续干涉并没有迹象表明能早日解决问题。但这些国家，如果确信它们的援助将真正有助于俄国人民实现自由、自治与和平，它们还是准备根据此方针继续提供援助的。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愿意正式宣布，它们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恢复俄国国内的和平，和恢复其边界沿线的和平，前者要借助于一个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使俄国人民能重新控制自己的事务；后者则要通过国际联盟的和平仲裁，解决好有关俄国边界及其与邻国的关系的争议。
根据最近12个月的经验，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深信，单凭与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打交道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们打算以军火、补给品和粮食支持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使之被公认为全俄政府，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需要得到他们的明确保证，因为他们的政策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有相同的目的。
本着这个目的，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想问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他们是否同意以如下原则为条件，只要遵循这些条件，他们即可继续得到协约国和伙伴国的支持。
第一，他们一到达莫斯科就召集通过行使自由、保密和民主的选举权而选出的立宪会议，作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俄国政府必须对它负责，或者，如果此时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他们就召集1917年选出的制宪会议，行使职能到有可能举行新的选举为止。
第二，在他们目前控制的整个地区，他们愿意允许通过正常程序自由选举所有的自由和合法建立的自治机构，如自治政府、地方自治机构等等。
第三，他们绝不鼓励在俄国复活任何等级特权的尝试。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满意地注意到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所作的庄严宣言，即他们无意恢复先前的土地制度。他们认为，在解决各种国内问题时应遵守的原则必须由俄国立宪会议自由决定。但是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希望得到保证，它们准备给予帮助的那些人须赞成全体俄国公民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不打算重新引进被革命破坏的政治制度。
第四，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发生了俄国与这些国家间的边界和其他关系问题，而不能协商解决的话，这些问题将提交国际联盟仲裁。
第五，如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高加索与外里海地区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未能很快依协议达成解决办法，则解决办法应与国际联盟协商和合作确定，在确定前，俄国政府同意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确认它们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第六，承认和平大会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地区归罗马尼亚所属的部分的未来。
第七，当俄国政府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时，俄国就应立即加入国际联盟，并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和军事组织方面与其他成员国合作。
最后，关于俄国国债，他们遵守1918年11月27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所作的声明。
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希望尽快得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是否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以及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一旦军事形势容许即同意采取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指挥部的形式。
G.克列孟梭
劳合·乔治
奥兰多
伍德罗·威尔逊
西园寺公望
高尔察克自然不会拖延回答。“我保留权力的时间绝不比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多一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选举立宪会议的日期。……届时我将向它交出我的全部权力，以便它可以自由决定政体；而且，我已向合法性的监护人俄国最高法庭宣誓这么做。我所有的努力就在于尽快结束内战，以便使俄国人民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然后高尔察克继续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五国会议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
这个答复注明的日期是6月4日。6月12日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和日本代表欢迎回答的口气，在他们看来这个答复似乎“是对他们所作提议的完全同意，并含有对俄国人民及毗邻国人民的自由和自治的满意的保证。”因此他们“愿意为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表明在他们的信中宣布的支持”。
如果这个意义深远和公开宣布的决定出现在6月份是明智的，那么它在1月份出现不是更明智吗？6月份存在的论据在1月份已很明白。但1月份可以利用的力量的一半在7月份已失去了。6个月的犹豫和迟疑使西伯利亚军队感到沮丧，浪费了鄂木斯克政府的微弱威信。6个月的时间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征集军队、巩固政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等同于俄国的机会。时间本足以遏制激励他们的力量源泉，但时间不足以遏制他们的力量源泉。最高会议为宣布决定而选择的时间，几乎就是那个宣布肯定太迟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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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俄对外关系》(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oviet Russia)，A.L.P.丹尼斯著。
②同上书，第76页。
第10章、“三头政治”
“致你们全体三人，
这个伟大世界的元老院议员。”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11，6
威尔逊与预备条款——贝克先生的第二次电影效果——德国人的看法——断章取义的引述——威尔逊总统的第二次航程——情绪的转变——贝尔福先生的成就——波兰问题报告——十人会议的结束——威胁性退出——劳合·乔治先生3月25日备忘录——克列孟梭的反驳——贝克先生的大错——三头政治——德国革命——德国的幸存。
01.
大雪纷飞中在俄国度过几天后，回到巴黎是令人高兴的。不幸的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再次叙述总统的新闻处主任斯坦纳德·贝克先生。在威尔逊总统离开之前，2月12日，由补充停战协定的问题直接引出了制订预备和约的问题。我们大家打算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憎恨德国人多长时间呢？实际上封锁仍在执行，我们要饿死他们吗？复兴世界和恢复日常经济生活的计划，何时才能置于泛谈良知和人道之前讨论呢？必须有和平，军队必须复员，国外部队必须回家。因此有必要在剩余时间里确定德国军事管制的最后期限。大家同意，包括陆海空条款的预备和约应该由专家委员会立即起草。会议纪录表明，威尔逊说过，他不希望他的离开会使预备和约的准备工作，一项如此重要、如此必要和紧迫的工作，停顿下来。他希望在3月13日或15日回来，在美国只逗留一个星期；但是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的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等此类问题停顿下来。豪斯上校将遵照这一要求在他不在的期间替他工作。这个声明会使斯坦纳德·贝克感到为难。他的第二次电影效果有受到损坏的危险，他说：
“总统于2月15日刚离开巴黎，反对和不满势力就开始行动。2月24日十国会议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如果彻底执行的话，势必破坏整个英国的和平计划。
“它是这些有技巧的外交家施展的极其狡猾的策略。他们不喜欢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他们不想要和约中的盟约，但是他们不直接攻击这两项建议。直到总统回来前不久，会议中才提到联盟。
“他们的策略又灵巧又简单。他们不理会总统强烈支持的决定：迅速拟定了只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的预备和约。有什么比使预备和约一般化更加容易和更加明显的吗？他们把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所有其他条款——边界、赔偿、殖民地——塞入预备和约之中，总之，他们把整个和平条约塞入预备和约中，就是不提国际联盟。……如果联盟被挤出这个拟订过程，或者把联盟留交一切已经解决后的无关紧要的今后会议来讨论，那末还会有谁来关心联盟呢？
“因而，虽然说这里有直接阴谋，要在威尔逊离开期间扼杀国际联盟，或者甚至要把它排除在和约以外，这太过分，但人们可以肯定地断言，存在着一个反对总统的陆军和海军预备和约的诡计，因为这个预备和约会间接产生相同的结果。
“看来当威尔逊离开时，各种军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都立刻跳到前台了。劳合·乔治回国了，但是他没有留下思想开明的领导人，即深受国际联盟所确定的目的影响的人，塞西尔、斯马芙和巴恩斯等等确实是劳合·乔治的英国和平委员会的伙伴，但他却派来了英国领导人中最赞成军国主义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不是和平代表团成员，以前与和会无密切关系。更有甚者，他是国际联盟的极端反对者。……”
他继续说，“开始认为自己在这个联盟事情上走得太远了”的劳合·乔治，指示贝尔福先生利用威尔逊总统暂时不在的机会，来破坏这个国际联盟政策，为推进这个邪恶的目的，他特地派遣极为缺德的本书作者来到巴黎。
这个指责流传很广，德国作家诺瓦克复述如下。
“贝尔福勋爵实际上预先阻止威尔逊总统提议在不增加德国人新义务的条件下修订停战条款。但那已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温斯顿·丘吉尔就来到了巴黎，憎恨布尔什维克的丘吉尔仍旧充满战争思想，充满与福煦元帅同样的思想，主张在东线打一个大有可为的战役；他还充满了对国际联盟的轻视，因而令人信服地宣称，联盟对他的国家无用，任何东西也不能替代海军……随后温斯顿·丘吉尔与福煦元帅交换了观点，而现在贝尔福勋爵提出：立即在和平预备程序中包含和平条件的基本要素会比较合适。”①
上一章中所载的信件，已告知读者把我派到巴黎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理由是唯一的理由。我参加了最高会议的三次会议，与我有关的唯一事务是寻求对俄国的某种政策。我专心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甚至从不知道还有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为俄国事务而去巴黎，当很清楚没有事情可做时，我就回国。
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才能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作最好的判断。在他看来必须把威尔逊总统离开欧洲描写为他胸有成竹：领土和赔偿问题不会在他缺席时讨论，进行这种讨论就是破坏信任。可是在2月12日的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威尔逊总统不得体的话，“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此类问题停顿下来。”那是什么？可以用笔一勾就把它删去吗？但那与真相不符。崇高的理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方法给予支持。所以，那个人，即威尔逊总统托付了所有最秘密的文件并同意任其发表的那个人，违背了有关各方之间达成的保证。首先是篡改记录，删除了最重要的句子，最后是歪曲记录，即在“预备和约”这几个字之前插入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美国的《豪斯上校文集》(Colonel
House's Papers)用一些辛辣的语句总结了这种损害信用的行为。
“豪斯上校的文章像英国外交部备忘录一样清楚地表明，贝克先生指责一场阴谋时，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假设和暗示的。豪斯的文章表明，威尔逊曾与豪斯讨论过那些贝克先生断言‘将使美国的整个和平破裂’的计划。豪斯的文章表明，豪斯曾发电报给威尔逊，告诉他贝尔福决议通过那些计划的情况，在他2月27日与3月4日的电报中(上文已引用)解释了他希望怎样推进国际联盟的未来。文章还表明，为了保持他对英国人的指责中或有的事的外貌，贝克先生不得不从正式记录中删去了必不可少的几节。”②
02.
第二次乘“乔治·华盛顿号”轮横渡大西洋的是一个不同的威尔逊总统。他在美国备尝辛酸。在白宫宴请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筵席上，他明白了由他激起并且以后一直纠缠着他的无法平息的党派敌意。“参议员诺克斯和洛奇完全保持缄默，拒绝提任何问题，其言行与举办宴会的精神格格不入。”③共和党人提倡门罗精神反对国际联盟。如果西班牙与巴西或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争吵，而国际联盟说巴西或委内瑞拉有错，那末美国会仅仅由于无偏见的正义而准备被迫站在欧洲国家一边吗？这是一次猛击，总统低头了。他感觉到自己像斯马茨将军一样，后者清楚地看到，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对德属西南非是例外。
在纽约歌剧院，总统被他知道必然会遭遇的无情反对所激怒，使用了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手段。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盟约与和约密切相关，两者不能分开。美国对它的反应是明明白白的敌视。这次“乔治·华盛顿号”带到欧洲的是一个经历了很多遭遇和学到了很多东西的人。现在他懂得，邪恶的旧世界的政治家得到了甚至是可悲的旧世界的国家的支持，而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被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者否定了。“教训世界”这个话题过时了；当前的需要是体面地摆脱承担的特别棘手的责任。在他第一次远航时，他所有的义愤集中于旧世界；在第二次航程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义愤是慷慨地给了新世界。先前他的目的是迫使欧洲的政策符合他的观点；现在需要训导的是美国参议院。实际上此刻他几乎是同情欧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了，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要勉力对付不公正和难对付的各种力量。现在不正是他们应相互帮助的时候吗？要是任由群众、参议院和500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干预，怎么可能找到世界事务的解决办法呢？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安静会谈的三四个人，如果进展迅速，就可能避免崩溃和混乱。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这两位得到议会和民主政体极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受爱戴的领袖，毕竟不是无价值的同事。现在他同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了解了他们的品质和他们力量的根源。他羡慕他们有全国的信任。他们善于调解，能体谅人，诚挚地想得到他的善意，但在事关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又是毅然决然的。他不见得能给世界以正义，甚或用正式的措辞肯定正义，但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则能给世界以和平。
没有根据说，这些就是总统此次航程上的反省；这仅仅是推测而已；大家知道的是，他到达后对豪斯上校大为不满。豪斯已经入乡随俗适应欧洲使人懒洋洋的气氛了。到目前为止各种没有根据的主意，如“我们必须解决某某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各方必须作许多让步”等等在上校平静、仁慈和极实际的内心不知转了多少回了。威尔逊第二次到布雷斯特时，不希望见到豪斯用手指指着他自己也许已经决定要走的道路。因此他对豪斯说：“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出席你的宴会(指豪斯建议举办的宴会)，就举行非正式会谈而言，是一次失败。”
03.
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劳合·乔治先生回国了。克列孟梭于2月19日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刺而受伤，几个星期内无法工作。
2月份，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动议，为草拟德国陆、海、空军预备条款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原希望它在“48小时内”就提出报告。但是委员会成员发现这个任务比总统预期的要困难得多。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委员会里的海、陆军将军们依旧在紧张工作。可是与此同时，在三位政府首脑不在时自然成为会议首要人物的贝尔福先生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快和结束了委员会有关和约未完成部分的工作。2月22日他告诉最高会议，“由于在实现最后和平方面大会的进展显然太缓慢，各国都已出现普遍不耐烦的情绪。”在取得兰辛和豪斯的支持以及得到依旧卧床的克列孟梭的同意的情况下，贝尔福使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的第一款说：
在无损于最高军事会议就早日提出对德和约中的海、陆、空军条款所作的决议的情况下，大会同意，不失时机地着手考虑对德其他预备和平条款，并推动尽快作必要的调研是合乎愿望的。”
贝尔福还提出动议，领土委员会的工作应在3月8日前完成并提交大会审议。
大会的整个实际工作由于从上到下的催促推动，现在开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进展了。在缺乏稳定控制的情况下，各委员会此前一直只得慢条斯理地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查与讨论，现在重整旗鼓，要准确指挥并立刻得出结论。3月初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提出报告。到3月13日威尔逊回来时大多数主要领土问题的研究进展已达到了领导人可以做出最后决定的程度。但是原计划要迅速处理的各项军事条款却仍旧落在后面。因此再次需仔细考虑如何使整个条约工作共同进行和同时结束。贝尔福先生在他实际主持工作的3个星期里，无疑使整个局面获得了不寻常的改观。尽管在2月中旬大会的工作慢慢地几乎是无法控制地被难住了，但现在一切又有序地恢复了正常。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早就盼望的意志交锋现在终于又开始了。
威尔逊总统对他不在时大会做出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不满。正相反，他是热情洋溢地称赞“贝尔福时期”的工作；他明白贝尔福先生主持大会时是如何沉着巧妙无懈可击地捍卫了他的立场的。他了解，所有主要问题现在都已不容置疑、完整无损地提出了，现在是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但是十人会议(或者说五十人会议，与会者曾扩大到此数)不是大国解决甚或讨论关键性问题的手段。因而必须委托给某种更紧凑、更秘密、更具有内部性质的组织，持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压力已迫使所有首脑想到了这个问题。关于未来波兰与德国边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实际危机。这个委员会把整个上西里西亚以及但泽和波兰走廊全划给了波兰。劳合·乔治先生立即指责这份报告“不公正”，因为根据该委员会本身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波兰主权地区内的德国人数太多了。他因此提议将这份报告退回该委员会。委员会重新考虑了这份报告，但拒绝修改他们的建议。法国人支持该委员会。于是出现了紧张局面，随后又把消息泄漏了出去。诺思克利夫勋爵在巴黎《每日邮报》上猛烈攻击首相，竭力指责他没有权利推翻委员会专家的意见，并展现了他在十人会议秘密讨论中发言的几节内容。根据今日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委员会的建议就是站不住脚。委员会的成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称不上专家；但不管是否专家，所有问题都是由专家提出建议、由大臣和政府首脑做出决定。首相被消息的泄漏和诺思克利夫勋爵的攻击所激怒，成功地拆散了十人会议。从3月20日起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先生、克列孟梭和西格诺尔·奥兰多定期开会进行秘密会谈，会谈时甚至秘书们也不出席。这是停战协定缔结以来第一次开始彻底和坦率的讨论，这种会谈本该在3个月前举行。十人会议(或五十人会议)现在的出席者减为5个外交部长，它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再讨论重要问题，它排除了原来有权参加的人，随后无疾而终。
现在我们回顾和平大会进程中一个可以适当称作“集体退会”的插曲。作为集体最终同意接受严酷事实的前奏，“四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威胁说要离开大会。劳合·乔治先生是第一个，而且表现得很风雅。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异议意见。他是为条约的缓慢进展而苦恼。他担心他只是在巴黎浪费时间。在此期间他在英国有直接和紧迫的职责。内阁、下议院、工业形势——一切都需要他亲自直接关注。由于在巴黎看来不可能有进展，他必须回国处理他的事务。以后如果有迹象表明条约方面有实际工作可干了，他就回来。他确定3月18日为他离开的日期。这个前景再加上他暗示在伦敦比在巴黎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使他的伙伴深感吃惊。他们深知，他不在场会议便不可能有进展。而且他选择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做出各种努力劝他留下。但是直到3月17日他接到一封由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联名签署的信(此信后来由豪斯上校发表)，请求他只要再留两个星期即可，他才高兴地让步。他同意留下来，但是他的地位加强了。
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早就在渴望较量了。豪斯使我们得知3月28日关于萨尔河谷煤田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惊人的较量。克列孟梭说，“总统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就将拒绝与我们一起行动，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你希望我回国吗？’‘我不希望你回国，但是我自己打算回国。’克列孟梭说，说罢便离开房间。”老虎就是用这种粗鲁的方式对待他的对手的。此外他只是在近处走走。但威尔逊的态度十分不同。再渡大西洋是决定性的和不能改变的。然而，面对克列孟梭不断威胁要从大会撤走法国代表团，再加上受流行性感冒侵袭后情绪消沉，总统于4月7日发电报命“乔治·华盛顿号”返回法国。他忠实的秘书，在国内留守的图马尔蒂先生用最直率的措辞警告总统，他的退出将被在美国的朋友与敌人看作“急躁无礼的行动。……不能为此间真诚地接受。……是最不明智和隐藏着最危险的可能性的……一种脱逃。”这是决定性的。他不能退出；他必须坚持到底。同时克列孟梭也不再说有关撤出的话，继续每日出席大会。
最后是奥多兰的退出。当讨论阜姆河问题时，威尔逊总统威胁说要越过他向意大利人民呼吁，而且凭借曾对意大利进行的三天访问大声说，“我了解意大利人民比你还透彻。”奥兰多径直前往火车站，实际上是怒气冲冲前往罗马了。他至少进行了威胁。但这样一来其他人的关系反倒愈合了。三巨头找到了起反对他的一个理由。冷静思考两个星期而一无所获后，奥兰多主动回来了，及时赶上签署和约。
04.
劳合·乔治先生留在法国，当十人会议逐渐消失和四巨头会议慢慢具有正式性质时，他对枫丹白露作了一次短暂访问。④在那里他写成了著名的3月25日备忘录。这个文件业已公布，但由于它较完整和较明确地表达了劳合·乔治先生对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观点，和由于他所表达的观点与人民的观点很一致，所以他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因此这里摘引一些典型的文句是合适的：
“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
“战争耗尽了各国资源，战争使各国竭尽全力，它们精疲力竭、血流遍野，到处是断垣残壁，此时来拼凑一个和平条约，让它有效地维持到经历此次战争恐怖的这代人逐渐消失，那并不难。描写英雄主义和胜利的影片、只对那些对战争的苦难和恐怖一无所知的人有吸引力。因此，拼凑一个维持30年的和平条约比较容易。
“难的是要草拟一个在那些对何谓战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去世时仍不会引起新的战争的和平条约。……
“为达到雪耻与赔偿的目的，我们的条件可能很严厉，这些条件可能苛刻甚至残酷，但同时又可以是十分公正的，条件接受国可能从内心深处感到没有权利抱怨。可是胜利时刻人们表现出的不公正和傲慢，绝不会被忘却或原谅。
“因此，由于这些原因，我憎恶把较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迁移到别国，归别国统治，憎恶迁移人数比该国可能给予帮助的人数要多。我能想象，未来战争的原因不会比如下这种原因更为主要了，那就是，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有影响的民族的德国人，被许多小国包围，这些小国中有很多是由以前从未建立过稳定政府的民族构成的，而且每一个国家又包含大量吵吵闹闹地要求合并到其原籍的德国人。波兰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我们把210万德国人置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该民族有不同宗教，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上从未证明它有能力建立稳定的自治政府，如果这样实行，欧洲东部迟早必然会爆发新的战争。我关于德国人所说的话对马扎尔人同样适用。如果东南欧现在出现的每个小国在它的边界内都有许多民族，则东南欧各国绝无宁日。因此我认为，制订和约应把以人为本作为指导原则，各个不同民族应该尽可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这个从人的角度出发确定的标准应该优于战略、经济或交通手等应考虑的事项，因为关于战略、经济或交通的事项通常可用其他手段加以调节。其次，我要说，赔款支付期限，如有可能应与制造战争的这代人一起消失。……
“在目前形势下，我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德国有可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命运，把德国的资源、智力、巨大的组织能力交给革命的信徒，这些人的梦想是，以武力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世界。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奇想。德国政府软弱；它没有威望；它的权威受到挑战；它之所以继续存在，仅仅是因为除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外别无选择，而德国目前还不准备实行斯巴达克主义。可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这个时刻极其有效地使用的论点是，只有他们才能把德国从由战争强加的不能忍受的条件下解救出来。他们答应免除德国人民对协约国的债务和对国内富裕阶级的债务。他们向人民表示，要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并获得一片新天地。诚然代价会是很大的。将有两三年无政府状态，也许还要流血，但最终土地仍在、人民仍在、大部分房屋和工厂仍在、铁路与公路仍在，德国甩掉了包袱后，将能从新开始。
“如果德国转向斯巴达克同盟成员，那末她就必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共命运。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整个东欧就将被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不出一年即可目睹近3亿人民组成庞大红军，在德国教官和德国将军指挥下，装备着德国大炮和德国机枪，准备重新对西欧发动进攻。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泰然自若地面对的前景。可是昨天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太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危险并非幻想。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主要是，那里的人们相信大量马扎尔人将被交给他人统治。要是我们明智，我们应向德国提出一种和约，它是公正的，它在人们的眼中，会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可取。因此，我愿意在和约的显著位置上，突出写上这样的句子，就是一旦德国接受我们的条件，特别是赔偿的要求，我们就将在与我们自己相同的条件下，向她开放世界的原料与市场，并愿做任何可能的事情使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不能又要削弱她，又要她赔偿。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德国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期望实施的条件。如果我们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是不公正的，或者过分沉重的，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答应签字的；当然目前德国的衰弱政府也未必会这么做。
“因而从各种观点看，我以为我们都应当努力制订出和平解决方案。我们仿佛已忘记了自己是战争痛苦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这样的解决办法应当要考虑三个目的。首先是它必须公平对待协约国，要考虑德国应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使用的手段负责。其次必须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据此，一个负责的德国政府相信，它能偿清它自己招致的债务，因而同意签字。第三，解决办法本身必须不包含诱发未来战争的因素，而且可以取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它将给所有公正的舆论留下一个好印象——它能导致欧洲问题的公正解决。……
“在我看来，如果一味努力在德国身上施加永久性军备限制，而对我们自己则不准备施加同样的限制，那是徒劳的。……
“我想问，如果德国接受了我们认为公正与公平的条件，为什么不允许她在建立起稳定和民主的政府后就加入国际联盟。难道同意她加入该组织不正可以既诱导她在条约上签字，又诱导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抗吗？让她留在联盟内不是比把她排斥在联盟外更安全吗？
“最后，我认为英国与美国应当对法国做出保证，保证不再存在法国遭受德国新侵略的可能性，至此国际联盟的权威与有效性将得到证明。法国有特殊理由要求得到这种保证。她在半个世纪中遭受了德国的两次进攻和两次入侵。她之所以多次受攻击，是因为她是捍卫欧洲大陆自由、民主与文明，反对中欧专制暴政的主要力量。其他西方民主大国应该分担责任并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任何时候敢于再次发出威胁，或者国际联盟尚未能证明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自由，那末她们将站在法国一边及时保护她免遭入侵。
“然而，如果和会要真正获得和平，并向世界证明它是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全面的方案，让所有理智的人们都承认，它是比无政府更为可取的一种选择，那末它就必须正视俄国形势。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威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而且距美国与距法国一样近。如果在俄国问题上采取听其自然的立场，则对德和约不论安排得多么健全，和会都可以解散，因为它是没有用的。不过我并不打算引入俄国问题来讨论，这样会使对德和约问题复杂化。我提到俄国问题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注意尽快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克列孟梭以粗暴的语气作了如下的书面回答。他认为劳合·乔治的宽宏大量的行为，完全是靠牺牲法国与大陆各国换来的，而英国是得到了一切对她有意义的利益和安全了：
“但是采取3月26日备忘录提出的做法，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法国将得到不知遭入侵之苦的海洋国家做出的一定程度的、明确的保证。德国交出殖民地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海军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大部分商船会是绝对和明确的。把德国从外国市场逐出会是绝对的并将持续一定时间的。另一方面，可以为大陆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为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方法。为波兰和波希米亚提出的无武力威胁的边界，是局部的解决办法。向法国提出的、为保护其领土而签订一个防御协定的主张，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为萨尔煤田提出的设置一个政权的意见是暂时的。这里我们制造了一种不平等的状况，这种状况有可能给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这甚至比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更为重要。”
斯坦纳德·贝克在写他的历史时已得到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了。贝克非常赞赏这个文件。他觉得“建立在军事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对世界来说只能是灾祸”。他写道，“3月25日塔斯克·布利斯将军在呈送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对这种感觉，对真实情况做出了有远见卓识的最精确的描述。”这份备忘录题名《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这里可以摘录几句意义深长的句子。……他继续写道，“布利斯将军是参加和会的少数成员之一，他们从未丧失过卓见的理智，而且明白，如果和会产生一个德国舆论主体会立刻起而反抗的条约，就有毁掉整个和平工作的巨大危险。”
这也许是声称要写一部标准历史、并已为此目的搜集了大堆独占的官方和可靠资料的某人，所犯下的最令人惊讶的大错。贝克先生在写对布利斯将军的赞美辞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话本应送往另一个地址。当他了解他的赞美辞并不属于人人尊敬的杰出的美国军人，而属于一位不知悔改的旧世界政治家时，他的悔恨必定是辛酸的。
这就是贝克先生追求真理忠诚的结论性实例，读者会因此而感到忧虑。我曾专心研究过他的著作，这是因为威尔逊总统交待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性，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料，要他保管。一想到有多少认真的美国公民必定从他那污染源饮水就令人不安。所幸此书还未让英国作家来损害贝克先生的信誉。亨特·米勒博士的书以及用豪斯上校所办的报纸编辑的书，都向美国社会中的警觉和有鉴定力的读者揭露了贝克的错误，实际上还有罪恶，以满足他们两位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追求。
05.
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是重述和会的经过，而只是向读者指出它某些显著的特征。不过我们还是综合详述了总的舞台及其演员。从战争结束以来近5个月过去了，只是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缔造和平。4个人(一段时间减少到3个人，每人都是一个胜利的大国的负责首脑)是留在那里的全部。500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27个急不可待的国家、10国(或50国)会议、58个委员会，真是名流云集，但智慧全集中到3个人那里去了。今后他们将站在一起。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彼此信任；他们在充满危险和无比困难的冒险中变成了同事和伙伴。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得认真做出让步以达到一致意见。人人都知道，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人们全都决心迅速实现世界和平和团结一致，及时和竭尽所能地解决提出的数以百计的难题。
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中有几个是什么问题，决定怎么解决。有一个月的时间(3月20日4月19日)，他们只是争论和商讨，他们都说英语。已达成很多一致；但并非每晚都能取得一致。有时甚至做不到4人会晤。一个人去了克列孟梭的房间，另一个人去了威尔逊总统的房间。现在只需要考虑怎么组织。于是他们接受莫里斯·汉基充当秘书。他聆听所说的一切，并作记录，每天结束时告诉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从那时起他们的决定像迅速增大的水流，流向法学家与官员，5月7日凡尔赛条约印就，9日和会全会以服从或忿恨的情绪接受了既成事实。
06.
现在是传唤敌人的时候了。5月初德国代表来到凡尔赛宫，接受了载明预备和约条款的文本；6月底大体上是这些条款的和约按时签了字。
与此同时，德国变化很快。德国作家总是强调，这个时期他们的人民是在战胜国手中忍受侮辱。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一直是最重要大事的发生地，对自己和对文明最有益。这些作家只有一些文章简述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则似非而是，它是无比强烈的和令人高度神经紧张的事变的突然爆发。德国革命穿透了我们焦急、厌腻、疲惫的感觉，我们原来只注意到战后刚撤退到休息地的幸存军队，如今又将受到远处炮击的震撼了。要说清这场经历需要写一本书。与俄国发生的情况相比，德国的情况更令人感兴趣。许许多多状况、插曲及其后果，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德国在战争中被打败，海军与陆军反叛并瓦解，皇帝被废黜，当局垮台，受到所有人的谴责。建立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匆匆忙忙上台；在饥荒遍地的祖国家乡，回来了长期受苦难和战败的痛楚折磨的几百万士兵。警察不见了，工业停产，群众饥饿，时间正是冬天。毁灭俄国的所有因素在德国都齐全了。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个程序已被大家理解，已被安排妥当。有俄国的经验作为模式放在那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迪特曼、考茨基等20余人就是未来日尔曼革命中的列宁与托洛茨基。革命尝试了种种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没有出现与俄国相同的方式。
共产党人夺取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但政府的所在地防守牢固。未来的立宪会议受到攻击；但进攻者被击退了。少数忠诚的军官——忠于德国——装扮成士兵，用充足的手榴弹和机关枪武装自己，以他们的生命保卫市政府的脆弱核心。他们只有极少数人；但他们胜利了。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一个海军师占领了皇宫；经过血战后他们被忠诚的军队击退。在叛乱中，几乎每一个团的当权者皆被推翻了，这使军官失去了肩章与佩剑，但没有一个人被杀。
在所有的人当中我们辨认出一个粗壮、质朴的人物。一个姓诺斯克的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主义者。他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叛乱者赋予他独裁的权力，他没有辜负德国人民。外国人对这位德国英雄的评价必然是超然而公正的，但在表述时信心不足；在从腓特烈到兴登堡的一系列国王、政治家和军人中，应该说诺斯克有他的地位——人民的儿子，在一片混乱中无畏地为国家的事业出生入死。
“所有日耳曼民族”的素质与智慧使得临时政府能够控制选举。读者在这些篇章上总是会看到相同的势力施展相同的策略。这些势力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人民挑选议会。在俄国他们成功了；在德国他们失败了。目前我们将看到他们在爱尔兰遭到失败。
代议制政府仍然有活力，在子弹和钢铁、机关枪、迫击炮和喷火器的监督下，3000万德国男女、90%的选民填写了他们的选票，从那时开始，一个自由选举和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为德国人生活的大事。
因此在灾难时刻不受失望的影响的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来到了凡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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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凡尔赛》(Versailles)，第84页。
②亨特·米勒先生也叙述过贝克先生的论点，“去证明一场并不存在的阴谋，这种努力岂能很好继续下去。”《盟约的起草》(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I,98。
③《豪斯上校文集》，第401页。
④实际上只有24小时。
第11章、和平条约
“虽然我们得到了和平，但要解决所有事情还将要很长的时间。虽然风暴已平息，但在一场风暴后大海的波涛起伏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塞尔登《席间谈话》(Table Talk)
领土问题的解决——突出的特征——民族自决——它的应用——阿尔萨斯—洛林——石勒苏益格——波兰的再生——德国的东部边界——上西里西亚——英帝国代表团——它的温和态度——劳合·乔治先生的不利条件——上西里西里公民投票——英国的所谓风险——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安全要求——莱茵河边界——解除德国武装——非军事区——联合保证——它的后果——奥匈帝国的命运——无辜与有罪——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合并——保加利亚——总的设计。
01.
热带殖民地的分配是否适当，现金与实物赔偿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惩罚是否公正，不管这些原因激起的感情怎样强烈，无论寄于国际联盟的希望多高，1919年和1920年的条约最终还是取决于欧洲领土问题的解决。这里我们是在与重大而持久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把人类的不同民族铸造成模子，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固定在世界上。这里我们拨动过去的余烬，点燃未来的指路明灯。旧的旗帜再次升起；消失了的几代人的激情觉醒了；被20世纪的炮弹炸毁的地下，阵亡的战士与受害者的累累白骨被翻了上来，失败的事业的拗哭声在风中回响。
我们现在必须论述的条约，是包括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乌得勒支条约和维也纳条约在内的巨大系列中的一部分。它们既是欧洲历史链条上最晚的一环，又是该链条上最大的一环。它们将因为最重要的三大事件而值得注意：奥匈帝国的瓦解；波兰的再生；统一德国的存在。自从巴黎和会以来，以使我们才经历一段短短的时间，它也足以揭示这些登峰造极的君主国的浩大声势以及这些君主国又是怎样高耸于山脉之上，俯视广阔的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区的。通过清澈的空气，我们已能辨认出广袤大地的每一处景色及其质地的单纯性。查理五世帝国连同与它一起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频繁动乱的幸存者，中欧和南欧的主要政治结构，目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大裂口。被切割为三个部分的波兰，如今重新统一为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战场上被打败和缴械的德国，在义愤填膺的战胜者面前俯首听命，以后又会站起来，成为欧洲最大的、无与伦比的、最强的民族主体国家。
欧洲生活中的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仅仅是，或主要是由猛烈的战争暴力引起的。这些事件是由于一条原则被有计划的应用而产生的。如果说1814年维也纳条约的制订者是受合法原则支配的话，那末1919年巴黎条约的制订者则是受自决原则的指导。虽然“自决”这个措辞无疑会永远与威尔逊总统的名字相联系，但是这个理想却既不是首创的，也不是固有的。这个词汇原本出于费希特的“自决”(Selbst
Bestimmung)。对这个概念作了有说服力的表述的人首推马志尼。在整个英帝国范围内很早就知道这个概念，并广泛实施了自决，不过称谓要温和一些，叫做“自治”和“自己赞同的管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情况越来越清楚，各大帝国如果想要在现代世界上始终团结而又充满生机地存在下去，它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原则，并日益遵守这个原则。在政治领域几乎完全排除了各种形式的信仰后，民族主义业已成为人类在世俗事务中最强有力的塑造世界的工具。
十四点体现并赞扬了自决原则。总统在演讲中宣布，“必须尊重民族愿望。如今唯有获得人民自己的同意才能对人民进行统治和管理。自决不仅是一个词汇。”“在主权国家之间对人民和领土不容以货易货。……每一个领土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符合有关人民的利益为基础。……所有意义明确的民族愿望都应该竭尽所能给予最大满足，而不能引入新的混乱和对抗因素或意志的混乱。”协约国认真地把与这一宣布看成与它们一致的战争目标。德国人把他们的停战要求，与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他的其他演说为基础的解决和平问题的条件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声称，他们就是以此为条件投降和放下武器的。因此，自决原则既是战胜国奋斗的目标又是战败国声称应得的权利。
这里有一条清楚的指导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所有被如此残忍地分开的民族，所有被创伤和仇恨撕碎了心的民族联合起来，所有的民族又因为信仰和爱好而遵守这条原则。和会的主要和迫切的任务，和促使交战国缔结和约所包含的全部事务，就是要执行这个原则；或者用我敢于摘引的权威的话说，以此原则“解放受奴役的各民族，使长期被武断地分开的同一民族的那些分支重新聚合，以大致上符合民族集聚为准则划分疆界”。
既然这个基本原则已达成一致，那末这个原则就应得到贯彻。原则是简单的，而且已得到公认，但它的贯彻却是困难和有争议的。民族性怎么检验？“民族要素”的愿望怎样表达和获得？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怎样按民族划分边界？主要原则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其他考虑——亦即出于历史、地理、经济或战略的考虑，到处活动着的那些武装和激进力量，它们接受根据原则做出的决定，能达到何程度？这些就是放在和会，特别是放在三巨头面前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断定，应该把语言看作民族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语言并不总是民族的表现形式。某些最具民族意识的人种根本很少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或者说起来有极大的困难。某些受压迫民族使用压迫者的语言，内心却又痛恨他们；某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在统治臣民时说臣民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必须以合理敏捷的手段加以解决。在产生争论时，决定民族原则的指南没有比语言更好的；或者进行公民投票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在现实中常有这种情形，根据以语言界定的民族或者根据当地居民的愿望划分边界的办法，不加修正难以在实践中应用。某些新的国家没有途经它们自己人口居住地的通海口，没有这种通海口经济便不能有效地发展。某些得到解放的民族几个世纪来一直愿望重获他们早已消失的古代主权国家的疆界。某些战胜国按照条约有权利要求另一些战胜国按照条约必须给予(不是根据语言或居民愿望确定的)由阿尔卑斯山确定的边界。某些已构成整体的经济社会横跨种族边界；许多地方对立的和敌视的人种混杂在一起，不但是个人间的对立和敌视，而且是整个村庄、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对立和敌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地段，必须由有关的许多强大和非常易冲动的国家参与，一英里一英里地加以研究和艰苦讨论。
然而所有这些对基本原则的保留意见和冲击，只影响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外围。所有的有争议地区加起来也只是欧洲的很小一部分。这些地区只是证明了这个原则的例外情况。这些敏感的和怀有疑虑的民族在界限被边界剪刀粗糙地修剪之后，某些地方升起的激情是强烈的，但不损害条约的实质。也许只有不到3%的欧洲人口现在生活在与他们国籍不同的政府的管辖之下；欧洲地图的绘制第一次与其人民的愿望有大致上的协调。
02.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由凡尔赛和约确定的德国实际边界，以此来检验上述断言是否正确。我们先从西部和北部边界开始。
14点中的第8点说，“普鲁士于1871年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所犯的错误已近50年之久，因而世界和平极不稳定，现应予以纠正。”这一点成为战争爆发后协约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德国要求在14点基础上的和平并相应签订了停战协定，这说明这一点已为她所确认。所以关于阿尔萨斯—洛林没有争论。这两个省在属于法国领土近200年后于1871年被德国违反当地居民的意愿从法国夺走。引用条约中包含的话说，这两个省是“从它们的国家分离出去的，尽管它们的代表在波尔多会议上提出了庄严抗议”。归还阿尔萨斯—洛林是在人们活生生的记忆中对破坏自决原则的弥补。
除了在奥伊彭和马尔梅迪四周的比利时边界有小小的改变外，德国西部边界没有其他变动。法国人强烈要求除阿尔萨斯—洛林外再并吞萨尔及其十分丰富的煤田。法国人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的要求有历史原因。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这个违背当地居民普遍愿望的要求，为此引起了三巨头讨论中一次令人注意的危机。法国人于是回过头来要求暂时使用萨尔河谷煤田以补偿法国朗斯和瓦朗谢讷矿区遭受的破坏。他们提出萨尔河谷的最后归属到1935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可用以攻击和会达成的一致意见的原则性理由了。
在北面或丹麦边界上，要求德国作另外一种形式的领土割让。当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后，丹麦在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时，应拿破仑第三之请在条约中插入了一个条款，就是应向北石勒苏益格居民征求意见，问他们愿作丹麦人还是德国人。这仅仅是符合正义的办法。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居民一直是纯粹的德国人。石勒苏益格南部逐渐德意志化，但北部一直讲丹麦语，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向着丹麦。条约的条款从未实行过，从未有人询问过北石勒苏益格的居民的意见，普鲁士过了不久就自行解除了条约的法律义务。显然现在是补偿这个非正义状况和由这种状况造成的丹麦与德国间的永久性疏远的时候了。有一些人原来希望将石勒苏益格从德国分离出来，这样安排边界后，基尔运河就不再全部通过德国领土了。谨慎的丹麦政府把这些设想全部搁置在了一边。他们只希望把人民感觉自己是丹麦人的地区纳入丹麦国土。他们反对把说德语的人口不情愿地并入丹麦的所有建议。于是大家同意将来的边界应根据全体人民自由的公民投票来划定。
现在我们来看德国的东部边界。这里我们碰到一件新奇的伟大事实。只有奇迹才能给波兰带来再生。波兰的再生，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瓜分波兰的三个军事帝国在战争中同时和决定性地被一一打败或者被打得落花流水。要是吞噬波兰的这三个大国站在一起结成三国同盟，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向它们挑战。要是它们在战争中分站两边，至少有一国出现在战胜者一边，这样就不能剥夺胜者一方的属地了。可是使人震惊的是，三方无一幸免于难的事件发生了：俄国摧毁了奥地利；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帮助下打败了俄国；德国本身被法国和英语世界所制服。所以分割波兰的三方同时松手，所有的链条——俄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在受沉重一击后同时落在了地上。命运之钟敲响了；胜利地坚持了六代的、欧洲历史中最大的罪恶现在过去了。第13点宣告：“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她应包括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民居住的领土，应保证她有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德国接受这一点。的确，她自己要求的民族完整就是建立在重建古老的波兰国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
即使带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划定德国与波兰间的边界也无法避免不规则和不公正。从华沙到柏林伸展着巨大平原，中间没有地形障碍物。在一片400英里的地带中德波人口以不同比例混杂在一起。德国曾实行用德国殖民者使波兰殖民地化的政策。德国的资本、科学和能力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以武装军事帝国的力量推进的德国文化，在被征服和被瓜分的人口上到处打下了它的印记。德国人指出，他们的统治给普鲁士的波兰带来了明显的利益；波兰人声称，这仅仅是对被偷走的一笔遗产的收益的分配。
划定德波边界成为和会、波兰委员会以及最后是三巨头的任务。这个问题本身分作三个部分：中段、北段和南段。波兰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哪些地区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居住。举行公民投票对于标记清楚的地区是方便的；但是在界线模糊的整个巨大地带不可能举行公民投票。要进行公民投票必须要有公正的英、法、美军队占领整个地区。但是美军正在回家；英军的复员非常之快，他们几乎连五六个营都腾不出来；而法军公开宣称是波兰的捍卫者。模糊地区的中心大体上在普鲁士波森省，唯一的依据是德国的统计资料。无疑，怀有自然的反德偏见的战胜国对这些资料是绝不会全信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划边界线时是本着把尽可能少的波兰人划入德国版图和把尽可能少的德国人划入波兰版图这一愿望的。
在北段出现的困难更多。东普鲁士省虽然原本具有德国殖民地征服的性质，但现已变成纯德国土地，其居民比德国其他所有地区的居民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该省与德国其余地区被一条直达海边的走廊分开，在走廊里，各种观点的估计似乎都说明讲波兰语的人占大多数。波兰人要求从德国得到东普鲁士的大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波兰人建议让这个德国人的小岛成立一个共和国，以柯尼希山为首都。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但说波兰语的走廊并入了波兰，这不但是因为所说的语言，而且是作为最明显的手段，要给波兰以出海口，这一点作为14点之一已为所有各方接受。
与该走廊毗连的是叫但泽的这个大城市，那里居住着20万德国人，为维斯图拉河流域全部贸易的天然出海口。波兰委员会原计划将但泽市完全划归波兰主权范围，这样但泽居民将受波兰法规支配和在波兰军队中接受义务兵役。通过劳合·乔治先生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但泽恢复它500年来的古老地位，成为自治的城邦，与波兰紧密联合，但对其整个内部行政管理拥有独立自主的控制权。但泽要成为自由市，但它没加入波兰海关体系，不过波兰人将管理巨大的海港。这个巧妙而又复杂的权宜之计没有使双方完全满意。但也不容易找到能采取的更好的办法。
在这个边界的北段必须提一下两点小困难。东普鲁士留在德国，但在该省南部边境上的某些地区有相当数量说波兰语的居民，波兰对那里提出了主权要求。于是规定为这些阿伦斯泰因和马林韦尔德地区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留在德国，他们的愿望就是法律。最后，坐落在涅门河对岸的梅梅尔小港和地区是立陶宛获得出海口的唯一通道，没有它立陶宛就不能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人们希望立陶宛人会自愿再次加入波兰。但他们拒绝了这个意见，当然不能强迫他们。因此，最终这个约3万居民、周围由主要说立宛陶语的乡村围绕的德国市镇，在地方自治和精心设计的安全保证下划给立陶宛了。
我们还要仔细看一下德波边界南段的状况，这里在上西里西亚问题上和会曾出现另一次大争论。向德国人提出的和约草案规定，将上西里西亚这块德意志帝国内仅次于鲁尔的有丰富铁矿与煤矿的地区，完全割让给波兰人。这是对德和约草案上最大的污点。14点中其余部分都没有异议地被接受了，但强制割让整个上西里西亚遭到了德国人激烈的憎恨，而且事实上德国是举国震惊的。
03.
现在意大利又加入了三巨头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存在于预备和约条款的制订过程中，在这些条款提交德国后也不会结束。德国人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抗议财政与经济条款，抗议强迫他们公开承认战争罪行和交出战争罪犯的条款。在领土方面他们主要抱怨割让上西里西亚。看来他们有可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从而迫使协约国军事占领柏林和其他重要中心，或者延长封锁，或者两者兼施。这样的过程不会引起直接的军事困难，但会引起极严重的政治危机。没有人能知道占领要延长多久。在占领结束前大量军人必须保持武装，进一步复员要无限期停下来。
首相希望在他争取较宽容的和平条款的努力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于6月1日在巴黎召开了英帝国代表团会议。整个帝国代表与英国主要国务部大臣一起出席。斯穆马茨将军有力地呼吁宽厚。当轮到我发言时，我以一种性质不同的论点支持他的呼吁。作为陆军部大臣我有特殊的观点。
我说：
“重新实施封锁或控制整个德国领土以及担当起解决当地政治问题的责任，有极为严重的困难。外国驻军绝不能使德国人团结高效地工作。封锁和占领的手段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占领这个国家你就得为占领区域内的人民提供食物，这在封锁之下就无法做到。如果协约国军进入德国，占领该国，这就必须无限期征兵。英国不维持义务兵役就不可能控制德国国内生活。要求从军队那里得到复员者的压力之大已经无法形容。那些最大声要求对德国施加最严格条件的人，就是最急于从军队中得到复员的人。”
于是我坚决主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和“恳求代表团一致主张，给他们的全权代表以最大可能的自由，缔结一个‘妥协的’和约”(就未解决的突出的问题)。财政大臣张伯伦先生、大法官伯肯黑德勋爵等人的发言目的与我相同。
尽管众人的意见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代表团的意愿是全体一致的。会议议决，首相在谈判中应竭力促使在和约中对敌让步。特别是：修正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建议，把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留给德国，在难以判定的情况下举行公民投票，早日给予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权利，减少占领军的数量；修正赔偿条款和确定德国债务的确切总数。
代表团以深信无疑的心情进一步授权首相，如果在四巨头会议上发生与会者抵制首相的意见的情况，就“使用整个不列颠帝国的全部影响力，直至英国陆军拒绝开进德国执行使命，或英国海军拒绝执行封锁德国的使命”。
这似乎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劳合·乔治先生就这样为未来所有的讨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要不是他肩负保证德国赔偿的责任，他本来在改善和约上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是大选的疯狂反响对首相和整个英国都是丢脸的事。克列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完全理解这种局势。当威尔逊开玩笑地说，把德国人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意大利统治时，当克列孟梭因报复心重而受到责备时，或奥兰多领土欲太大时，每个人都会受到首相的反驳。但一个苦涩的微笑、一次表示怀疑的耸肩、以及提起民主竞选活动的困难，都足以让四巨头在较低的水平上处于平等地位。
古怪的事实从来都是，不管德国支付多少亿赔偿，英国总是收到很小的一部分，不到法国份额提出的一半，较之比利时还少，刚过两年，英国就宣布恢复过去贵族的明智古训的原则，所有战争债务应当根据各国对赔偿情况的随后反应，经普遍同意后同时取消。
随后关于西里西亚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威尔逊总统与法国人支持波兰的要求。英国维护德国的权利并接受自决的原则。总统支持波兰的偏见与他对意大利的歧视同样明显。好挖苦的人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意大利在美国的移民通常不会获得选举权，而波兰人的选票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威尔逊先生下定决心让波兰由于占有上西里西亚，他对所有反对者怀恨在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劳合·乔治先生不受英国选举活动的妨碍，尽管诺思克利夫报业坚持进行攻击，他的努力与信念还是占了上风。最后条约规定给予德国人在那里奉行公民投票的原则，因而条约在这一方面不受指责。
在此值得花一点时间来简短地描述一下结果。
公民投票最终于1920年经英、法军队许可举行。虽然这些军队占领着有争议的地区并作好了投票准备，波兰人在前德国国会中的一个名叫科尔凡蒂的波兰议员的领导下，还是组织的意在阻止投票的暴力袭击。德国人很快以同样的袭击进行了报复。可以说是内战的冲突爆发了，其间英军同情德国人，法军同情波兰人。事态发展到危险而荒唐的地步。但是法律与理智总是能占据上风。公民投票如期举行，结果德国人以6比4占多数。当这个结果送交最高会议时，会议上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人已经回国，英国与法国在固执地、势均力敌地顶牛。这个僵局在以后双方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会议时才得到解决。这是两个最大国家提交给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官司。被英法间的分歧所分裂的这个会议做法是将官司移交给由较小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它决定，这个委员会虽然属于联盟会议，但从不参与协约国最高会议的讨论。把这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托付给一个比利时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巴西人和一个中国人。这个委员会在所有压力下只能求助于一个妥协方案。他们的决定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忿恨，但为英、法两国作为粘合剂而接受。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遵循。
根据格拉德斯通标准判断，德国从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许多正面的好处。她事实上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由党政策的所有主要目标。战败给予德国人民有效控制自己的事务的权利。帝国主义制度已被肃清。国内获得了自决。在普选——德国统治者对此是负了实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议会制度也许是对失去了22个国王和亲王的某种安慰。取消义务兵役在英国人眼中一直似乎是获益而不是受损。和约强制德国限制军备今天被赞扬为所有国家都应追求的最高目标。凡尔赛和约荒谬而不公正的经济和财政章节已几乎全被抛弃；它们有的已被废止，有的根据越来越多的事实被明智的和互相同意的一系列安排所取代。德国的资产阶级和食利者阶级、贫困的领养老金生活者、节约的领年金者、退休的体力劳动者、年老的教授、勇敢的军官等等的苦难使人怜悯，这种苦难主要是由于德国政府发行的马克崩溃引起拒绝清偿而造成的。他们可以当众侮辱德国国家的公正原则，但他们没有削弱德国心脏的脉搏，也没有削弱德国工业的生产活力，甚至也没有削弱德国人民信贷和储蓄的能力。德国失去了殖民地，但是她在殖民领域本来就是个后来者。她不拥有德国民族能生息和繁殖的海外领地。热带地区的“外国种植园”(这是英国沿用很久的一个词汇)可能会使你自豪与感兴趣，但肯定费用高昂。海外殖民地无论如何都只能是海上强国的抵押品。殖民地的失去绝不会损害德国的力量，殖民地的新得主能否改善其命运，大可怀疑。
现在我们试将德国今日所处的地位，与当日德国潜艇的攻击如果制服了皇家海军将出现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4000万人面临的是，如不无条件投降，那就得挨饿，落在不列颠和英国本身头上的只能是厄运。凡尔赛和约制裁的严厉程度如有一半施予英国，那就不但会使我们古老的缓慢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在财政上归于破产，而且还会使英国人口至少迅速缩减1000万，并使其余幸存者陷于普遍的贫穷和绝望。这场可怕的战争的赌注超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就英国及其人民而言，他们终将灭绝。当我们想到奥匈帝国、奥地利本身和过度拥挤的城市维也纳的命运时，我们可以在小范围中衡量我们被迫去冒的风险。
在这几段直率的话中有一个向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
04.
法国的情况怎样？德国与法国间国力的悬殊，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缔结和约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地球上最平坦的一个地区，居住着4000万固定人口，密度颇低，而千百英里陆地边界的另一侧，是一个人口与日俱增的、进步的日耳曼人种和国家，人口达6000—7000万，两相对比，展现了一个固有的具爆炸性质的事实。经常谈谈和平和力争保持和平固然有好处；但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得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在下一个世代怎样保卫4000万人的法国免遭6000万、7000万或8000万人的德国的入侵和蹂躏？和会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精心搜集的统计数字，只要说明1940年后德国的从军年龄男子将是法国的两倍就足够了。面对这个情况法国如何寻找安全呢？法国战胜了，德国彻底战败了。但每个有理解力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知道，这些状况可以维持20年或30年，却不是终结性的。法国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原本不可能打败德国；但是俄国打败了。无人能说俄国能否、何时、以何种形式重新出现。至少在和会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似乎觉得复活的俄国有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有些国家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美国有大西洋。法国人说，“从长期看来，在我们与入侵者之间除刺刀和我们士兵的胸膛外没有任何东西。”
这就是恐惧和灾难。今天整个欧洲为此而受害。甚至在我写此书稿时，法国人用他们节省地积累下来的5000万法郎建造一条钢筋水泥的防御线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以防止1870年8月和1914年8月事故的重演。这就是和会的根本问题：法国害怕自己被德国毁灭，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法国表现出了绝不犯轻率错误的明显决心。
但是有人认为，人们增强的道德意识将阻止此类文明崩溃在以后再次发生。国际联盟的盟约将保证每个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此法国人回答，“条约保护过比利时吗？”可是有人强调说，世界已经吸取了教训；德国人已经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没有人要再打仗了。对此法国人说，“我们已经受够啦。”最后有人断言，人们在经历了四年的屠杀和贫困以后，已变得聪明些了，高尚些了，仁慈些了，人们只要看一下四周，便懂得一切都比他们父辈好多了。信任民主。信任群众智力。信任议会制度。信任旧伤的痛苦。可是法国人继续悲伤地反复重申，“我们需要安全。”对此，完全安全的美国和相当安全的英国深含哲学意味地说，“不存在绝对安全这种东西。”法国人说，“假如那样，我们要得到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
福煦元帅头戴的桂冠，永不褪色，光可照人。他考虑了亲身经历的新近的情况，宣布说，“我们必须占有莱茵河左岸。这样即使没有英国或美国足够强大的和及时到达的援助，以阻止北部平原的灾难，也可以保证法国不致失败，或者，如果法国想要她的军队免遭失败，那末没有必要把军队后退到索姆河、塞纳河或卢瓦尔河后面以等待协约国帮助，法国必须得到莱茵河左岸。莱茵河到今天仍是西欧安全、从而也是文明安全必不可少的屏障。”
英国人和美国人接着说，“但是德国人住在莱茵河两边，你怎样统治他们？”于是福煦元帅追溯了拿破仑和他的莱茵河联盟。他于3月31日说，“安定莱茵河左岸的政治状况和向这个地区灌输各民族自由地和平共处的观念是我们的责任。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是独立国家或德意志中部诸邦的不固定部分。”争论是激烈的。劳合·乔治提出两个问题：“如果德国人知道英国与美国必然会支持法国，你认为他们仍然会攻击吗？”福煦元帅回答说，如果他们确信没有来自俄国的危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陆军减缩到和英国陆军同样的规模，他们会攻击吗？”福煦回答说他们会攻击，因为事实上德国陆军不会缩减。他还说即使存在英吉利海峡隧道，情况也不会十分不同。
与此同时，情况显然是，住在莱茵河旁的居民愿意隶属于战败的德国，不愿隶属于战胜的法国。他们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缓冲国的人民。因此这个问题在大会一开始就陷入完全的僵局。
威尔逊总统与劳合·乔治两人全都深深意识到了法国面临的危险及其畏惧。威尔逊曾希望国际联盟会与所有其他国家一起保证法国的安全，保证她免遭入侵。但是，法国人虽然十分愿意有国际联盟尽其所能的保护，但他们确实不相信国联的力量。当武装力量制裁从盟约草案中删去，仅仅保留对侵略者的财政与经济制裁时，法国人的怀疑态度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威尔逊总统的返回美国以及他自己感到在美国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作的保留，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力量。从那时起情况变得很清楚，如果要劝导法国从莱茵河撤军，那就必须为她找到另外某种安全保证。劳合·乔治先生早已预见到这是必然的。他甚至比威尔逊更深地悟到德国人受外国人统治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与威尔逊都拒绝考虑把德国限制在莱茵河后面的做法，两人越来越感觉到有责任找到别的安全措施。
首先也是和最明显的预防措施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福煦元帅和法国军界人士对此出人意料地麻木不仁。在停战条件中，元帅除了要求交出大量大炮外没有提出德国陆军复员和解除陆军武装的条款。曾有人代表他声明，说他不相信任何全面解除武装的政策能够长时期实施，他不希望把他的名字与他不能保证执行的条款连在一起。他对德国的保证概不相信，认为不管做出什么许诺，一旦德国恢复行动自由，她会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建立和以武器装备新的军事力量。
在首相的大力策动下，在裁军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竭力促成提出最激烈的措施。劳合·乔治先生坚持德国陆军不应比英国陆军强，其陆军兵员不得强制征募，其服役期不应是短的。它应是志愿的职业军队，每个士兵最短服役期为12年。这样它就没有力量发展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了。服役的总兵力包括各级军官在内不得超过20万人。也为德国海军提出了同样建议。法国人心怀犹豫，但还是顺从了这个强硬的创议。这个方案与欧洲大陆的所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它似乎在指责“全国武装”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遗产和生活与自由的最高保证。尽管如此，他们看到了采取这个方案对付德国的优点。他们确定如果德国陆军做到如此高度的职业化后，不应超过10万人。对于这一点劳合·乔治不加反对。
最后达成一致的军事条款令人吃惊。一个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此前曾是世界上的头等军事大国，而从现在起任何时候都不得有一支超过10万人的军队。借以建立德意志国家的往昔军事组织的整个基础被铲除一空。曾经如此强有力地操纵德意志国家政策的总参谋部被撤消。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的数量受严格限制；装甲车、坦克或毒气的制造被禁止。军用飞机或飞船既不准制造也不准拥有，武器、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只能由指定的几家工厂限量生产。销毁剩余军火的工作由首相以非凡的精力督促执行。我在陆军部曾接到他的多次指示，要求加速实施这项任务。全部4万门大炮被炸成碎片，其他各种军用物资以相应规模销毁。主要由于英国的努力，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了武装；整个军事等级制度既是人们大量兴趣所在又是民族美德的典型，它一直是德国力量的永久性动力，但如今必须在一个世代里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日耳曼人种那永不枯竭的青春与爱国主义、勇武与强大能力的源泉，从今以后要沿着新的渠道流动，同英国与美国一样，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
但是法国人感到怀疑和沮丧。这种情绪将持续多久呢？20年或30年或40年后将发生什么？任何人都不希望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与苦难的这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再次发生战争。这些解除武装的条款在没有危险的年代会生效；但在需要它们生效的紧急时候它们会停止起作用。法国人反复讲，占据莱茵河左岸是唯一持久的防卫办法。
由英国与美国提出的、受到法国欢迎的第二个保证措施是，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宽广的非军事区。于是相应地在条约上规定，凡在德国领土西部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一线以内的所有防御工事、堡垒和武器一律拆除和销毁。禁止在这个区域内新筑防御工事。在这个区域内居民获准持有武器、接受军事训练和参加志愿的或强制的任何军事组织。该区域内不准存在适用于军事目的的供应站、机构、铁路或任何种类的建筑物。这些条件的永久性实施将由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决定建立的机构和制定的办法进行监督。
和约起草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和会任由波兰自由发展武装力量，而俄国完全留在和会和国际联盟范围之外，解除德国武装会是困难的。因此从种种迹象上看，英国代表团似乎认为，在和约的这些章节中应该加上个导言，说明永久解除德国武装与整个世界的普遍裁军程序连在一起。这个意见由威尔逊总统正式提出，在会上很容易就通过了。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持久的、而且已经证明是令人烦恼的艰巨工作就从这个序言开始了。
法国人继续据理力争，认为这些安全措施在理论上也许是极好的，在平静时期可能有用的，但当一代人需要安全措施起保护作用时，这些措施将会终止和失效。因此要找寻一个一劳永逸的安全对策，于是就有了由英国和美国保证法国免遭德国在将来入侵的想法，这个想法以后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就人力扩展的程度而言，这当然是完全可靠的预防措施。如果入侵法国必然导致与英帝国和美国作战，很难想象德国政府敢采取这种行动。英语世界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战争的经验业已证明，联合起来的力量肯定能在欧洲、实际上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必要的程度使用陆军、海军或经济制裁的形式——虽然需要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后行动。
可是福煦继续持反对态度；而克列孟梭面对的选择是苦涩的。因战争流尽了鲜血、成年男性人口在减少、或至多不增不减的法国，怎能不仅无视德国而且还无视英语世界，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单独据守莱茵河呢？法国人民怎能拒绝两个海外巨人如此慷慨地提供的让你完全满意的保证呢？不过，他也知道放弃莱茵河永远也不会得到法国最强硬的一批人的原谅。就连他在法国最危急时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也帮助不了他。但是他的勇气与智慧经得住考验。他接受了英、美的保证。和约就在德国莱茵兰不可侵略的基础上制定，该地区要受一段时间的军事占领，现在占领期已近结束。保证的结局今天我们已知道了。英国议会及时批准了英美的保证条约。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总统威尔逊的签字。联合担保因而成为一纸空文。在美国接受后才能生效的英国的义务，与美国的拒绝同时取消。这样，受条约约束而放弃莱茵河的法国又被剥夺了给予她补偿性安全的保证。法国陷入了孤立，他们声称受了欺骗，被抛弃了的法国人民于是求助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技术装备、非洲后备军、防御设施和与波兰及欧洲其他新国家的军事协定。在后面我们讨论洛迦诺公约时，对这个总的问题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对这种事态发展表示痛惜的、批评其邪恶性质的那些人，还是研究一下其原因和结果为好。
05.
为解决对德和平条款，争论剧烈紧张，一时耗尽了三巨头的精力。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畏缩情绪，所以没有立刻投入困难要少一些、但同样重要、甚至还要复杂的奥匈帝国及其命运问题的讨论，这是很自然的。有些困乏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许是情有可原的。许多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忙于各方面的工作。看来此时给这些委员会一个总的指导方针，指示起草条约的法律专家应用对德条约的原则，来起草对其他战败国的条约就足够了。
但是保留德国作为欧洲家族最大支系的自决原则，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最终是生死攸关的。此外，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决定性的事已经发生了。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奥匈帝国事实上已在颤抖中支离破碎。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得到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承认。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结盟的影响还记忆犹新，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不是作为被协约国打败的敌对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在技术上作为同在等待与德奥这两个国家缔结和约的一个新国家而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一个类似变形伞的情形随着1918年12月1日南斯拉夫建立而出现，南斯拉夫由获胜的塞尔维亚人和战败的克罗地亚人及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组成，称为南斯拉夫王国，约有1300万人口。这个新国家也很快得到了英、法、美的承认。但是意大利对其犹豫不决。意大利人指控克罗地亚人在整个战争中同意大利苦战。不管对波希米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可能说些什么，但克罗地亚人没有权利在战败时摇身一变，利用合宜的一招出现在战胜国行列。然而时势不可阻挡。克罗地亚人有求，塞尔维亚人则给予庇护，后者对之以友好人民相待，说他们是在一个已不存在的、有罪的帝国强制下违反他们的意志进入战争的。1919年4月意大利承认了他们的权利要求。
匈牙利也退出了帝国，声称自己为独立的君主国。位于中央的古老文化首都维也纳与奥地利一起受到了孤立，奥地利人也力图走同样的道路，宣布奥地利为共和国，声明自己是一个新国家，她从未与协约国交战，她提出恳求说，她的人民不应因为已消失的政权的罪行而被宣布有罪。
这些转变使重新召开的四国会议面临新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作为朋友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盟国，被安排在令人神往的战胜国区位就座。同样地，在同一战线和同一军队参战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在战败和犯有战争罪的污名的阴影下坐在外边。尽管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统治阶级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认为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无辜或都有罪是荒谬的。人人都被不可抗拒的同一潮流拖入了战争旋涡。然而一半人为座上客，另一半则为阶下囚。
两个士兵并肩作战，是为了共同事业，是为了分担战争的危险和艰苦。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庄。可是一条边界线把他们分开了。一个是有罪的不幸的人，靠运气好才保住性命逃脱了征服者的报复。另一人似乎是征服者当中的一个。啊，这些受命运女神操纵的傀儡！在中欧地区出生的人是不幸的。
针对这种奇怪的、吵吵闹闹的场景，和会努力应用在签署对德和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决原则解决问题，于是得以重画了中欧地图。在英国人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词很陌生；但居住着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古代王国，唤起了对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的回忆：斯蒂芬宴会上的国王瓦茨拉夫、克雷西战役中的波希米亚瞎眼国王约翰、威尔士王子的上面有日耳曼箴言“Ich
Dien”(我尽力)的箭羽，也许还有布拉格的约翰·胡斯。这些都是久享盛名的故事。波希米亚消失已有数百年。奥地利与波希米亚君主个人的联姻发生在16世纪，因而哈布斯堡的元首成为奥地利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三十年战争的苦难在两国历史上留下永远的伤痕。波希米亚因信奉新教而受到迫害，在胁迫之下部分信奉了天主教。波希米亚在怀特山战役彻底战败后，从1618年起成为被征服的王国，受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波希米亚人民从未屈从。18世纪时他们的民族感情处于麻痹状态；但是记忆是久远的，传统是强烈的。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体现为捷克运动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的觉醒。那里和别的地方一样，民众教育唤醒了久已忘怀的民族语言。学校成为捷克民众与帝国政府之间斗争的中心。语言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一起上升。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布达佩斯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但捷克人是要求他到布拉格并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这个愿望遭到了顽固的、现在看来是无情的拒绝。
战争期间捷克的运动发展为要求自治、然后再要求独立的运动。捷克人习惯于向俄国谋求同情。俄国革命后他们在马萨里克指导下转向美国和西方各国。他们的独立已得到承认。只是边界尚待确定。但是这里有纠缠不清的难办的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至少有300万说德语的人口，他们的住区通常是集中的，而且享有优越地位，是有能力的一个群体，像爱尔兰的厄尔斯特人，从来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是排除说德语的人，这会深深地也许会致命地削弱这个新国家；而容纳他们又冒犯自决的原则。和会在这个问题上感到进退两难，最后决定坚持波希米亚由山脉清楚界定并得到500年传统尊重的古代边界。除了在朝向奥地利的这段边界上作了一些令人伤脑筋的、但微小的变动外，这个决定便付诸实施了。
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携手联合。后一个民族居住在匈牙利北部山脉的南坡上，其中有些地区伸入了多瑙河平原。斯洛伐克人几个世纪来受马扎尔人统治，他们认为这种统治纯属压迫。他们是与捷克人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南斯拉夫民族*。他们说同一语言的一种方言。他们希望摆脱匈牙利加入这个新国家。大战临近结束时，威尔逊总统答应马萨里克教授，美国将支持斯洛伐克并入新的波希米亚；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根据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宣布为一个主权国家。划分斯洛伐克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边界无论如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划出任何一条线都会遭到理由充足的反对。委员会的自然偏向有利于斯洛伐克人，结果约有100万马扎尔人发觉自己被违背意愿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以内。
南斯拉夫王国由原来的塞尔维亚王国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联合，再加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组成。克罗地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并不像斯洛伐克人那样受严重压迫，战前曾使用宪法和合法手段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治运动。住在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北部和西北部山区的达尔马提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是奥地利国王的平民。这两个人群在寻找新的效忠对象；此时由大写首字母S.H.S.为名称的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进入困难的诞生时期。
这个新国家的边界必须决定。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边界的划分没有什么困难；她与奥地利边界的划分困难较大，至少要求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缓和决定时刻的紧张局面。她与意大利的边界最为困难：获胜的这两个协约国政府在这里彼此均面对武力威胁。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边界最终由两国单独谈判解决。
像塞尔维亚一样，罗马尼亚得到了大量的人口与领土。原来新月形的罗马尼亚地图在合并了特兰西瓦尼亚后变成为满月。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使用自决原则解决不了。问题的特点是相当一部分匈牙利人孤立在罗马尼亚边境地带之内。罗马尼亚人地区的人希望加入罗马尼亚；在马扎尔核心地区的人民的意愿是追随匈牙利亲属。最后的决定与自决原则相冲突，原则问题就这样被人为地排除掉，特兰西瓦尼亚的完整是一个重要因素，和会把整个地区转移给罗马尼亚，从而至少使另外100万马扎尔人离开了匈牙利。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新边界是上述议决的结果。匈牙利的斯洛伐克给了波希米亚，匈牙利的克罗地亚给了塞尔维亚，她的特兰西瓦尼亚给了罗马尼亚。还要求她把维也纳附近一个相当大的说德语的地区割让给奥地利，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那个可怜首都的粮食供应地。发生的事情对马扎尔人颇为不幸，他们在巴黎会议的紧要时期失去了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控制。共产主义革命在布达佩斯爆发。列宁的信徒和莫斯科的雇用工具贝拉·库恩夺取了政权，施行暴力与专政统治。最高会议只能规劝，也作了规劝。可是罗马尼亚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这支军队遭受攻击后，进行了反击，进入匈牙利，开始时伪装成解救者，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欢迎，后来却无情地掠夺他们。因此，匈牙利人民在面对决定他们未来的关键问题时正是他们最衰弱的时候。匈牙利几个世纪中并吞的不同附庸民族纷纷从她的统治下离开，而且250多万、占整个人口四分之一的马扎尔人，至今还居住在外国统治之下。
奥地利是最后一个难处理的问题。她与匈牙利一起承担了昔日哈布斯堡强大帝国的全部罪责和重担。奥地利缩小了，成为维也纳四周和阿尔卑斯山地区仅有600万人口的一个社会，中央是有2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奥地利这个国家确实可怜。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尚待划定。伦敦秘密条约允许以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边境线。可是在南蒂罗尔的霍费尔地区，有40万说德语的阿迪杰河谷上游的人民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要求她的条约权利，英国与法国受条约的束缚不能反对。威尔逊总统不受束缚，可是他的处境是痛苦的。一方面他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另一方面是阿尔卑斯山、条约和意大利的战略安全。4月份总统撤销了此前一直坚持的反对意见，南蒂罗尔改属意大利主权范围。
应该补充几句，在建立新国家边界的所有条约中，都插入了如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它们的待遇和在法律面前有平等权利等确切而精心设计的条款。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中的一个大国，没有被要求承担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义务。她志愿宣布了自己的庄严决定，对这些条款给予应有的考虑和加以公正的对待。南蒂罗尔居民因此只能保护自己特有的感觉，把自己的生存基础直接放在对意大利国家的忠诚和敬意上。
在悲惨的困境中奥地利转向了德国。与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联合会给奥地利以生命力和生存的手段，她处在憎恨她的邻国包围中，失去了一切。新奥地利政府立即吁请给予自决的民族权利，要求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根据威尔逊原则，这个要求——人们称它为吞并——难以拒绝。但实际上它充满危险。它意味着使新德国在领土和人口上比旧德国更大，而旧德国已经证明其力量强大得足以与全世界作战达4年之久。它将使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达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巅峰，成为东西欧之间完全的屏障。瑞士的未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永久存在似乎同样会受影响。因此在对德和对奥的和约中插入一个条款，禁止这样的吞并。除非得到国际联盟大会的一致同意，否则据推测这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欧洲和平的最严肃的理由排除了这个自决的抉择，因而更有必要改善新奥地利的状况了。这要求迅速承认奥地利共和国以及最大限度地关心如何减轻加在她身上的财政负担。尽管有实际已在维也纳的那些英国人所作的重要的陈述，可是整个奥地利问题有几个月之久被完全忽视。当最后对奥和约的起草开始时，不同委员会努力借用对德条约的条款。这意味着整个财政负担落在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和匈牙利身上。赔偿条款把前奥匈帝国支付赔偿的全部责任，根据规定严格加在了这两个破败的小国头上。这种纯粹的无理要求当然行不通。可是事情被不必要地和危险地耽搁了。接着是奥地利财政的全面崩溃和社会崩溃，由于后阶段国际联盟在主要是贝尔福先生的敦促下进行干预才得以避免。
保加利亚得到了较好的对待。她避开了紧随凡尔赛和约之后出现的裂隙与惯性。她获益于圣日耳曼条约决定的退缩。她的人口几乎没有减少；她的经济与地理边界需要研究；她得到保证可以使用爱琴海进行贸易。可是保加利亚给协约国造成的痛苦是不轻的。她残酷无情地进入战争；她的这种行为对解放她的俄国和友好的英国是忘恩负义的举动，应载入史册；向斗争中的塞尔维亚从背后猛刺一刀；由此使协约国事业遭受可怕的损伤；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犯下战争罪行——所有这些构成了长长的一篇黑账。坦珀利博士在他的《和平会议历史》中说，保加利亚代表团到达巴黎时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们握手，一条意义深长的脚注列举了对这种冷漠态度的许多令人感到寒意的解释。可是对保加利亚条约起草时人们的心情远比确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命运时明智和谨慎。此时的专家已成为制订条约的行家里手；最好和最有能力的官员要求大家控制情绪。这个条约与大国的激情与利益无涉；大国实际上持善意的不关心态度。保加利亚人最糟糕的抱怨是，他们被禁止保有由应征新兵组成的军队和他们的人民不能成为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他们是英勇善战的民族，勤劳而勇敢，善于耕种和保卫自己的土地或夺取他人的土地。他们处在生命大厦的底层，没有进一步往下掉的巨大风险。他们被斐迪南国王驱入战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随着他离开去过奢侈的流亡生活，协约国的愤怒明显地平息了。
06.
本章主要叙述解决中欧各国领土问题的概况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我们与土耳其的和约以及塞夫勒和洛桑条约需要单独论述。至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关于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纠纷，波兰人与捷克人之间关于特申公国的争吵，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问题，和东加利西亚的更大难题，不是这里的简短叙述所能说清的复杂问题。显然，还有许多磨擦点没有消除，还会引起受影响的人民的不满并成为欧洲的焦虑。但是整个解决办法是公正的，简单地解释解决办法是怎样形成的，不会使欧洲新地图的制作者受到严重的指责。各国人民的愿望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战胜国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国力由强变弱的那些国家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没有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不碰到困难、不出现反常现象。有争议地区的较正确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找到，即英国、法国和美国准备长时间派出相当数量的军队，确保举行组织得很周到、很全面的公民投票，并实施后来在土耳其进行的那种人口迁移，同时又对那些命运尚悬而未决的地方提供粮食和信贷。由于战争使资源耗竭，因而不允许进行此种费钱费力的干预，但又不能总担忧地认为，干预就是冒险是有道理的。中欧与南欧解决问题的模式被急速地、部分被粗糙地照样塑造，但这些模式适应所有的实际用途，非常切合总的设计；根据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设计似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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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的民族学分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属于西斯拉夫人；同属于西斯拉夫人的还有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特指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南，黑海以西，希腊以北，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巴尼亚以东的斯拉夫人，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Franc.She
第12章、俄国内战
幽灵的战争——农民——农民的长老或代表——半心半意的政策——寇松勋爵的批评——北俄罗斯——新建的旅——后卫——撤出——临别的打击——履行义务——高尔察克的垮台——援助的撤回——捷克军：帝国的财宝——高尔察克被出卖——高尔察克被处死——邓尼金的努力——征服辽阔地域的危险——波兰——邓尼金的责任——他的失败——反犹主义——邓尼金的毁灭——协约国的责任——缺乏协调一致——1919年12月的形势——难民——最后的恐怖。
01.
在1919年，整个俄国打了一场奇怪的战争：一场在如此辽阔的地区打的战争，一支庞大的军队，实际上是几十万人的军队，打败了，被冲散了，瓦解了，失踪了；没有真正的战斗，只有袭击、闹事和屠杀，其结果是像英国或法国那么大的地区换主易手；是一场地图上移动小旗的战争，一场改变警戒线的战争，一场骑兵掩护部队前进或后退几百英里的战争，既无真正原因，也无持久后果；一场既不是勇猛又不是仁慈的战争。无论谁都能向前挺进，并感到容易继续向前；无论谁都会被迫后退并感到难以停止。纸面上看，它好像西线和东线的大战。事实上只是幽灵的大战：一场冥国国土上没有什么内容的、冷酷的、虚幻的战争。首先是高尔察克，然后是邓尼金，通过发动他们所谓的攻势，在广大地区前进。随着他们的前进，他们把战斗部队铺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散。看来他们的作战范围似乎是只求不断展开，直到一英里还不到一个人。处在中心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同样虚弱，但当时机到来时，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是要不断施压，在这里击一掌，那里打一拳。于是所有旗子往后退，城市易手，但可怕的报复行为落到了无援的人们的身上，然后对报复行为进行几个月琐碎的调查。浩大的自然或战略障碍，如漫长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不再是休息的地方；获得它们或失去它们不再有战略后果。这是一种极少有伤亡、但有数不清的死刑的战争！记述俄国城市、王室和无数卑微家庭的这些悲剧，可能使图书馆里增加大量令人忧郁寡欢的书册。
但是俄国人口本是农村人口。千百万农民居住在几十万个村庄里。土地永远存在，大自然永远会结出果实。这个时期这些村庄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有一天我们与劳合·乔治一起进午餐时萨文科夫给我们说了一席有关那里的使人信服的话。在某些方面似印地安村庄，在村庄上空往昔时代的征服的浪潮被扫了回来。他们占有土地，他们杀掉或赶走以前的土地主人。村庄社会涌现出新的耕作的田野。他们现在有了这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地产了。不再有地主；不再有地租。刚好有了土地及其全部收获。他们还不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们还会有一个新的地主——苏维埃政府——新地主要征收更高的地租以养活饥饿的城市。这个地主是一个没人能杀他的集体地主，而他却能而且会毫不在乎地杀死他们。
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完全没有外部世界或现代设备，他们只能维持自己的粗陋生活。他们用兽皮制成外衣和靴子。蜜蜂给他们蜂蜜代替糖，还给他们蜂蜡供日落后可能需要的照明之用。有面包，有肉，有块根植物。他们吃、饮时蹲坐在地上。人类的事业与他们无关。共产主义或沙皇政府，世界革命或神圣俄国，帝国或无产阶级，文明或野蛮，专政或自由——这些在理论上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一个样；而且不论谁赢在事实上也是一回事。他们生在那里就留在那里；在那里干辛劳的苦活以取得他们每日要吃的面包。一天早晨来了一队哥萨克巡逻队。他们说，“基督出现了；协约国军在前进；俄国获救了；你们自由了。”“苏维埃不再来了。”农民们咕哝几句，适时地选出他们的长老会议。哥萨克巡逻队骑马走了，随身拿走了他们所要的、带得走的所有东西。几星期也许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布尔什维克带着十几个持枪者乘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到，同样说，“你们自由了；你们身上的锁链已被打碎；基督是骗人的东西；宗教是民主的麻醉剂；兄弟们，同志们，为享受新的伟大的日子欢呼吧。”农民们咕哝了几下。那位布尔什维克说，“叫长老会议滚蛋吧，穷人的剥削者，反动的卑贱工具。选出村苏维埃取代它，从今以后镰刀与斧头象征你们的无产阶级权力。”于是农民们赶走长老会议，用简陋的仪式重选村苏维埃。但是他们选出的正是此前组成长老会议的原班人马，土地仍旧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位布尔什维克和他的持枪者很快乘上汽车动身，在马达的哒哒声中驶往远处，也许驶往哥萨克巡逻队。
莫斯科控制着俄国；当协约国的事业在胜利中逐渐暗淡时，俄国并没有别的控制机关，只有《鲁滨逊飘流记》中克鲁索式的辛劳、自言自语和杀戮。古老的首都坐落在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铁路网的中心。在中央有一只蜘蛛！四面的苍蝇列队前进，抱着粉碎蜘蛛的徒劳希望！我一直认为只要有二三万坚定的、理解形势的、武装精良的欧洲兵就能迅速沿着向莫斯科汇集的大道前进，不会有严重的困难或损失；能重创向他们迎击的任何武装力量。可是不存在这样二三万坚定的军人或者不能把他们聚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在广袤地区搜寻粮秣。他们夸口说具有大面上的政治影响。他们靠乡村养活，因征集而很快疏远了农民，这些农民开始时曾欢迎他们。要是邓尼金本人在南方一个地方聚集必要的供应，为直接扑向莫斯科做准备，要是他抓住西伯利亚军开始衰落之前的最佳心理时机，他本来有良好的成功机会。莫斯科及其无与伦比的铁路中心的主人，拥有一个军的可以信赖的军队，其力量和威望也许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对莫斯科作过一次冲锋；没有对这个神秘首都作过拿破仑式的飞扑；只在远处单薄无力的战线上徘徊，而且力量越来越单薄，越来越衰弱和胆怯。最后，布尔什维克处在圆圈中央，对方踌躇不前而又不充分集中，所以此时轮到布尔什维克进军了，他们在对方战线上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有无依无靠的人民或千万顺从的家庭和个人。
俄国军队打打停停，而且流动性大，这与协约国的政策或缺乏政策是相似的。协约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打仗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一见到苏维埃俄国就开枪。他们在俄国领土上像是入侵者。他们武装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他们封锁它的港口和击沉它的战舰。他们热切地希望和策划使苏维埃政府垮台。可是战争——令人震惊！干涉——令人羞耻！他们一再表示，俄国人怎样决定内部事务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是公正的。砰地关上了门！然后则进行谈判并试图通商。
读者很可能认为，五大国最后在6月份决定明确支持高尔察克，标志着怀疑和踌躇莫决的结束。但他们派不出军队；他们不能花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可以用剩余军火和精神上的鼓励以及协调的外交手段给予有力的援助。只要他们实实在在地和真诚地在这些限度内一起行动，他们原本有可能达到良好的结果。但是他们支持高尔察克和后来支持邓尼金都只是半心半意的。另一个半心半意的表现是1919年的整个夏季一直表现摇摆不定，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又不知道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真正性质，且急于要知道莫斯科的极端主义者是否会对理性和耐性的做法做出反应。
寇松勋爵在1919年8月16日起草的备忘录，以严厉的言词描述了协约国行动的软弱无力和杂乱无章。
“不能说曾经采取过完全一致的政策，即使现在作为最后一招政策所根据的原则，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争论。有时行动由坐在巴黎的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的代表或由他们建立的组织机构采取，有时由各国政府自己采取。形势如此复杂，要使各方都能接受做出的决定，困难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要人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政策，这并非夸大其词。
“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在会晤时——必须承认，采取不行动的对策敷衍塞责，这是太寻常了——往往采取一种不肯定的行动路线；财政负担往往几乎完全落在不具有最大能力或最不愿付钱的国家的肩上；其命运与我们有关的独立国家或社会群体，经常没有或始终没有最好利用所得到的帮助，同时又不停地叫喊，要更多的援助，应不应承认这个或那个社区几乎一直是每星期都要争论的事情，协约国派出许多使团设法在各地做整治混乱和恢复秩序的事；对于要追加大量物质援助的地方，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准许，其他地方我们则置之不理。……”
“在俄国西部战线，波兰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对俄国苏维埃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就波罗的海国家而言，她们是否继续抵抗，主要取决于她们能够得到的物质援助的数量以及协约国政府决定对她们的民族愿望采取何种态度。从政治上说，目前的形势极不令人满意。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分别设在塔林与利雅帕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根据承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时所附的第五条，说明，‘如果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的解决办法，未能很快达成协议，解决办法将在与国际联盟的商讨与合作下制订，一到这个解决办法商订妥当，俄国政府应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进一步确认存在于该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的关系。’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设法保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应依照各协约国制订的政策进行合作，也没有向这些国家驻巴黎的代表进行通报，尽管这些代表一再要求告知各协约国政府的意图。极大的不满随后导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协约国缺乏明确的决定性政策，这一点在对待高加索战线各接壤国家的问题上也有不少表现。”……“这里和其他地区一样，各协约国的政策也徘徊于承认和有礼貌的冷淡之间。”……“一切全是变幻莫测和模棱两可的，随着将唯一的一支协约国军队撤退到高加索以南，可以预期将会发生严重的骚乱(如果不说恶化的话)。”
“仅凭我以上所述的不顺利的事态的发展，就认为它们主要是由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缺乏政治眼光和缺乏政治上的协调一致所致，这也许是一个不能认为合理的推断。但是把挫折部分归咎于个别大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能够供整个战场使用的资源浪费于各个战场上，而不实行一种有组织的政策，借以集中各方面的努力，并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措施之间进行适当的协调，这么说不会是不公正的。”……
02.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应尽的直接而又明确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不引起灾难和不失面子地从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出。这是一个既困难又微妙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我向下议院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如下意见：①
“在德军抵抗被击破和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冬天已降临北俄罗斯海岸，阿尔汉格尔港将被冰封冻或事实上已被冰封冻，我们的军人被迫驻扎在这个荒凉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在引起我们最大焦虑的环境中度过整个冬天。显然，与他们处于冲突之中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集中一支他们投资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部队来北极圈的这一特定地区进行争斗；而我们的军队除小股部队外已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因此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他们大部分为C3级士兵，但是他们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旦答应他们在下一个冬天来到之前回家，他们会以很大的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保住了阵地，打退了几次十分严重的攻击。另外几次，如果允许对方发动攻击的话，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就这样在整个这段黑暗时期一直维持这种局势。只是在冬天，在这个海岸整个被围困期间，这些部队人心惶惶，而且在经历的主要战斗胜利后产生的心力交瘁的情况下……还另有其他极大的困难，即必需向那些部队送出几个月所需的各种救济品或援助。
我还说：
“……不管在巴黎的协约国做出什么决策，我们在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的部队是相互依赖的，都将不得不留在那里直到仲夏。既然他们必须留在那里，他们也就必须有适当的给养支援。对他们必须供以维护其安全所必需的补给品，可按我说明的范围运抵部队，还必须供应他们可能需要的一切。有人对这些远征军队说三道四，这是没有用的。谁都知道为什么要派遣他们。他们是作为我们对德作战的一部分派出的。……那个理由现在已经消失，而按该理由派出的部队现在仍然在荒芜的北方海岸，锁在无尽的冬天的笼罩下，我们务必不可忽略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此外，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拥护我们的事业的人民，以及在对德战争时期主要受协约国的鼓励、而且主要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组建的俄国军队，欠的情太多了。应特别关注这类事情，我们总是设法竭尽全力对那些信任我们、并因按我们的建议采取行动而陷入危险的人，尽我们的义务，这是这个国家的风范。”
为了保证协约国军从俄罗斯北部安全而体面地撤出，有必要增援他们。全体协约国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令人伤感的地点，英国因为自己处于指挥地位而且英军人数又超过远征军的一半，实际上负有组建后卫部队的责任。我们在那里的军队中的大多数理应回国，根据我们复员计划的条款离开军队。因此有必要招集一支特别志愿部队以接替疲乏和无耐心的被征入伍者，以结束这椿要事。3月4日战时内阁决定，加紧催促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希望其同意北俄罗斯协约国军早日撤出北俄罗斯。为准备这样做和为应付存在于阿尔汉格尔的危险局面，战时内阁授权我做出任何必要的安排。
在执行这个决定时，我招募了两个新建的旅，每个旅4000人，由正在复员的大部队中的志愿人员组成。军官与士兵乐于应募，在几天之内名额即足。这些优秀的经过战争锻炼变得坚强的军人很快呈现出协调一致的队形。他们准备一等港口解冻就立刻被派往阿尔汉格尔。于是在其他人急于离开部队的最关键时刻，我们有了一支坚强、高效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刚一到达驻地去接替精疲力竭的驻军，在俄国友军中就爆发了一次大范围的危险的哗变。据说这种背叛是俄国人的特性；但是理由是简单的。从我们受议会和政治压力所迫，宣布我们的撤退意图的时候起，每个友好的俄国人都知道，自己是在死刑之下作战，而他们最安全的途径是离开协约国，以此为代价与自己未来的主子妥协。这个反应无论有多么令人不愉快，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我们必须执行自己的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明智的撤兵政策。
图01、北俄罗斯。
Arehangel，阿尔汉格尔；Borok，博罗克；Kola Peninsula，科拉半岛；Lake
Onega，奥涅加湖；Limit of British Ocupation,1919，1919年英军占领区界线；Medvyejya
Gora，麦德维贾戈拉；Murmansk，摩尔曼斯克；Onega，奥涅加；Petrograd 100
Miles，距彼得格勒100英里；Povynetz，波维涅茨；Puchega，普恰加；R Dwina，德维纳河；R
Onega，奥涅加河；R Vaga，瓦加河；Railways，铁路；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oroka，索罗卡；Vorogda 170 Miles，距沃罗格达170英里；White Sea，白海。
除了奥涅加地区的哗变分子整个投向布尔什维克外，其他地方的哗变都被一个波兰营和一个英国骑兵连的猛攻而遏止与平息了。但是此后2.5万到3万名由协约国组建的武装和经过训练的当地军队就不能作为一支援军而加以信任了，实际上必须看作是一种危险了。幸运的是退役的志愿人员已经不需要再执行他们清楚了解的这个任务了。总崩溃已完全避免，他们了解，在一切作战形式中自己均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占据着广阔但力量大大减弱的战线，已把反叛者夹送到后方去，他们能不费大力就打退正面的进攻。
为派遣新部队去北俄一事，我们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某些保守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我们。要不是我们对这些不负责任的劝告充耳不闻，坚决采取不受他们欢迎的措施，当然也就不会派出新军了。若不是新军队及时抵达，在7月份肯定会发生一场特别丢脸和规模巨大的总崩溃和大灾难。正因为有了新军这一道牢固的屏障，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应征入伍兵的撤出和大量贮藏物资的运走，才得以不停地快速进行。这是停战后我们在北俄作战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作战的情况更为复杂，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我于7月29日写给议会的报告中论及的局势与第一个报告相比并无好转：
“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战时内阁决定，在下一个冬天来到前必须撤出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的军队，内阁指示陆军部作相应安排。他们还规定，凡我们军队安全撤出该阵地可能要求或需要的不论何种支持，食物、救助物品、增援或援助等等，均应由陆军部提供和发送；此外还应该适当注意，我们与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各阶层人民，与应我们要求组建的当地俄军和当地俄国政府所订条约中我们应承担的义务。……
“这个政策的决定已向俄国领导人作了通报。4月30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获悉，全部协约国军将在下一个冬天之前撤离北俄罗斯；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北俄政府和俄国军队有可能在协约国军离开后独力坚持下去。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这个解决办法能奏效，如果这个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能够自立或与主要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军队联合起来，那末这些军队就能接防，我们就可以向那里的一部分居民和军队极为担忧和痛苦地告别，并向他们提供避难所和营房，这样就为选择留在那个海岸的所有那些忠诚的俄国人解决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虽然我们坐在英国家里的人似乎很容易说，‘清除，撤走，赶紧脱手，以免多受损失，让军队登船和离开，这是聪明的决定’。然而在当地，面对你一直与之一起生活的人，面对与之并肩作战的军队，面对在我们坚持下建立的小小的政府，面对小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和服务部门，当你使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与当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要割断联系和离开当地，是一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情。我不向下议院掩饰，我最真挚地希望并相信，按正常趋势，在我们离开后，当地北俄政府会有独立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在得到内阁或政府的完全同意后，我们严格依照参谋部的建议行动，已准备沿德维纳河向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伸出间接的某种程度的援助之手，希望他能够到达那个地区，联合当地俄军以稳定局势，并使我们在那里的事业蒸蒸日上，完全令人满意。”
然而北俄战事还有第三阶段。当最后可以肯定捷克军不再愿意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没有力量与北俄地区建立任何接触时，撤退的最后行动开始了。我们对这次行动的困难和危险非常忧虑，所以我们决定派一位最高军阶的司令官指挥这项工作。8月4日原第4集团军的著名军长将军罗林森勋爵上船去阿尔汉格尔。由他指挥：三个加强步兵营、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一个机关枪营、二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5辆坦克。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能上溯德维纳河的浅水炮舰以及其他充足的船舰。北俄政府见我们的决定不可改变，决心以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和人员抵抗到底。他们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到了含有此意的紧急命令。这种孤单的希望与决心在英国志愿军中激起强烈的同情浪潮。罗林森严厉提示部下，服从是军人的首要责任，以此来抑压他们慷慨激昂的秉性，这是一项不愉快的任务。
撤离时打算对敌发动突然攻势作为掩护。要给敌人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在敌人意识恢复之前，所有的英国兵和所有要求撤退的忠诚的俄国人都不会再留在海岸上。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在艾恩赛德将军指挥下由萨德利尔—杰克逊志愿军旅和俄国军队执行。8月10日横跨德维纳河的布尔什维克军阵地遭到攻击。进攻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达到所有的目的敌人6个营被歼。俘虏敌军2000多人，缴获炮18门以及许多机关枪。在占领了离我们原来阵地20英里的普恰加和博罗克两个村庄后停止前进。人们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衡量红军的质量：我们的损失不超过官兵120人。
与陆军一起前进的海军小舰队在其可能到达的最远处的河道上布设了水雷，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敌人船只即无法通过。敌人暂时瘫痪，我们进行了迅速和不受干扰的撤退，先撤到阿尔汉格尔防线，从那里又退到船上。粮食与武器留给俄国米勒将军及其军队。选择离开的6500名俄国人从海路前往已获解放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南俄。到9月27日完成从阿尔汉格尔的撤出；接着于10月12日进行摩尔曼斯克撤退。这次撤退实际上在毫无损失中完成，因为此时留下来的忠诚的俄军处于很有利的地位，撤出时他们实际上采取了一次他们自己的攻势。
在北俄罗斯英军从1918年春季到1919年10月停战前后战死、病死、受伤和失踪的总人数为军官106人，各级士兵877人，其中战死的军官41人，各级士兵286人。
这次成功的撤出是先撤协约国军，其次撤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俄国难民。这次行动只是由于无视社会党人的派性，反对派的挑拨离间和报纸的责难才可能成功的。英国人是尽心尽力了。为每一个希望离开的俄国男女和儿童提供了安全。留在那里继续打内战的那些人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留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对俄国苏维埃的战争的力量不足，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后果是令人沮丧的。几星期后米勒将军的抵抗被扑灭；苏维埃政府在白海沿岸恢复了统治，将大量人处以死刑(一次就有500名军官)，就此熄灭了这些地区俄罗斯人生活与自由的最后希望。
此刻我能见到来自阿尔汉格尔的居民代表的苍白脸庞和呆滞目光，他们于1919年7月底到陆军部找我，乞求英国进一步的保护，对于他们我不得不作“含糊的回答”。所有这些可怜的工人和店主势将立即面对行刑队。挽救他们的命运的责任落在了打赢这场大战但没有完成任务的强大而光辉的国家身上。
03.
高尔察克与五巨头的通信于1919年6月12日令人满意地终止，随后他的垮台就开始了。6月上半月盖达将军的北部军团在格拉佐夫周围取得了少许进展。可是这并没有对我们的代表诺克斯将军掩盖住如下事实，即高尔察克部队的处境十分不利。西伯利亚西部军团5月初在乌法前线遭到重创，6月底北部军也陷入惨败的境地。因此到这个月底西部军和北部军溃退多英里到达彼尔姆。7月初那里战线的走向大致如下：彼尔姆以东——昆加尔——克拉斯乌菲姆斯克——辛斯克——斯捷尔利塔马克——奥伦堡。7月份西伯利亚军队不间断地继续后退；到7月底，他们已放弃埃卡特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丢失了乌拉尔山脉防线。8月初最高会议决定不再进一步帮助高尔察克，他显然迅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诺克斯将军对西伯利亚军队的情况评论说：“士兵没精打采，懒懒散散，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军官能控制他们。这些士兵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艰苦工作和训练……敌人夸口说他将前往鄂木斯克，当前依我看没有办法阻止敌人。随着军队的退却瓦解也开始了，士兵偷偷跑回他们的村庄或者护送其家属去安全的地方。”整个8月西伯利亚军队不停后撤。9月初他们在人数上依旧超过布尔什维克军队，但是从5月起一直后退使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然而在9月初季耶特里奇将军对敌反击，收复了近100英里地方。这次成功是短命的，到10月30日彼得罗巴洛夫斯克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南部军团继续撤退，处于溃散状态，军团已不再是军事局势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军与鄂木斯克之间不复存在任何阻力，鄂木斯克遂于11月14日撤出。11月17日政府迁至伊尔库茨克。盖达将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企图发动政变，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使伊尔库茨克政府触电般惊醒过来。但是西伯利亚存在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高尔察克；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越来越有诱惑力。
当所有这些事态正在发展时，我尽最大努力劝说最高会议做出决定去指导和鼓励高尔察克。5月28日我打电报给诺克斯将军，告诉他利用他的影响，以便使这位海军上将“强调召开制宪会议和实行民主选举等开明原则，这些政令将确立俄国未来政府的基础”。诺克斯将军接到指示后，作了最大努力，以把高尔察克的抱怨和四大国规定的所有条件紧紧连在一起。诺克斯尽可能利用约翰·沃德上校的帮助，因为没有人能更好地表达“既反对专制政治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爱国的英国劳动人民”的感情了。忠告伴随着帮助。满载货物的英国船舶一直到1919年10月仍不断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一年英国船装运供应西伯利亚的物资总共接近10万吨，包括武器、弹药、装备和服装。为执行议会的任务和内阁宣布的政策，沃德上校和他的米德尔塞克斯团于1919年9月8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英国。在他们之后11月1日又有“汉普郡号”启航。从此以后只有英国军事使团和铁路使团代表英国驻在西伯利亚了。
协约国和英国的支持撤离了，军队不停地后退，高尔察克的毁灭终于来到了。12月24日伊尔库茨克发生革命，1月4日海军上将请求捷克军保护。
可是捷克军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已经在1918年10月看到他们“在兴旺中有点疲劳”，并被白俄罗斯的处置不当所激怒。大战结束了，他们原来为协约国效劳的紧张士气松懈了。此后他们唯一的、最自然的愿望是回家。协约国的胜利解放了波希米亚。捷克军不再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背叛者和卖国贼了。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胜利的军人和先锋队。本来永远不准他们回去的故乡现在发出了自由与光荣的光芒。指路明灯的光束穿过茫茫的俄罗斯雪原，照到他们的眼前时是多么明亮。
1919年初，捷克军开始不再是帮助的来源，而是确实危险的来源了。由捷克军逐步发展形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严厉地——无疑是有理由的——批评鄂木斯克政府。军队中各团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就像革命后使俄国军队腐朽的那种组织。他们的纪律及其战斗力松弛退化。春季他们从前线后撤，受命保卫铁路各区段。6月决定应尽快遣送他们回国。为此目的采取了适当步骤。
圣诞节前夕，名义上仍旧是西伯利亚总指挥的高尔察克住在伊尔库茨克以西约300英里的停在去尼吉尼—乌金斯克的铁轨上的火车中。与他在一起的第二节火车是俄罗斯帝国的国库，收藏着总价值6.5亿卢布(6500万英镑)的金砖，和大约价值5亿卢布的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后者已大大贬值。高尔察克已被他几乎全部的军队和随从人员遗弃。可是对海军上将充满不友好感情的捷克军的一个“突击营”依旧是他生命与财富的护卫者。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军队正从北方前来抢夺黄金，而统率捷克军的法国军官雅南将军打电报给“突击营”，命令退回伊尔库茨克，让高尔察克和黄金听天由命。进而1月2日高尔察克通过捷克军接到通知，“将护送各级最高统治者去安全地区。倘若因某种原因不可能护送所有级别人员，无论如何应保护海军上将的安全，并护送他去远东。”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察克于1月4日打电报到伊尔库茨克说，他将把自己交给捷克军。他的私人汽车车身上贴有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装在运载“突击营”火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车厢里装有黄金。虽然他们要通过据说充满敌对叛乱者的地区，捷克军、黄金和高尔察克在旅途中都未受到骚扰，平安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这里的一个铁路岔道上海军上将和宝藏停了下来。
雅南将军的首要任务是撤出捷克军，但是他也要为高尔察克的安全负责。这两个任务若不是为了黄金本来都不难完成。在西伯利亚瓦解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包括红军、社会民主党人或土匪都想要捷克军早点走，想方设法加快使他们离开。高尔察克本来可以毫无困难地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搬走黄金是一件难事，各种派别的俄国人准备泯灭他们的政治分歧，以阻止这个令人忧虑的事情发生。雅南将军于1月4日接受了运走黄金的任务，他浪费了10天时间为此事进行会谈和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军队正在接近伊尔库茨克，当地社会民主党政府天天激动得满脸通红。形势变得明显地具有威胁性。受黄金消息激励的红军尽管素质不好，但大部队即将到达。在西伯利亚有一些有本国军队伴随的协约国特派员，他们紧急发电报给雅南将军说，如果他在伊尔库茨克再耽搁下去，他们将不能帮助他撤出。没有理由认为，即使捷克军配置得当，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带着海军上将及黄金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冲出来。但是空气中弥漫着恐慌和阴谋。雅南将军于1月14日与伊尔库茨克当地政府开始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帮助捷克军离开，但黄金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这个人应留下来。
海军上将的一个参谋马利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说，“1月14日下午6点两个捷克军官宣布，他们刚接到雅南的命令，把高尔察克和他的参谋人员交给地方当局。海军上将一直保持平静，既不说话也没有姿态表示，他不让捷克人感觉到他怕死。海军上将带着燃烧的目光和苦笑说，‘那么这就算是雅南给我的不受阻碍去东方的保证了。一个国际背信行为。我已为任何遭遇作好准备！’于是他与他的总理M.佩佩莱耶夫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的牢狱。”
这些做法震惊了在远东哈尔滨的高级特派员们。从他们近日要求雅南从伊尔库茨克撤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处境也不很妙。他们的告诫现在得到了无礼的回答。雅南将军说，除非他们交出海军上将，否则捷克军将遭受攻击，高级特派员们的行动没有丝毫帮助，往往只会把事搞糟，他不承认他们的管辖权。他说，“我认为自己应对捷克政府负责，它命令它的军队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我还对在巴黎的协约国会议负责，它命令我执行这次撤离任务。”
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位军官处境的各种困难。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很可能将更清楚地发现这些困难。
1月21日已经几乎变成红色的伊尔库茨克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密使入城，赤卫队取代粉红色的卫兵看守高尔察克。2月7日天亮之前海军上将和他的总理在狱室里被杀，布尔什维克以习惯的方式用自动手枪顶着他们脑后开枪。没有任何形式的审讯，但也看不出他们曾被拷打。
大量黄金与贵重物品的命运是十分神秘的。这批东西无疑是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了。但是完全不清楚苏维埃政府是否得到了全部。6个月后弗兰格尔将军的政府困难地调查了据报存入旧金山一家银行的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他活得不长，未能把此事深入追查下去。
可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重要纪录竟在高尔察克投降时毁坏了。看来似乎有一段时间，关于捷克军的一些神话是与他们此前一直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与衣衫褴褛、道德败坏的西伯利亚观众混合演出的戏剧不符的。
04.
邓尼金的军事努力重要而持久。按照总参谋部的建议，英国的援助从6月份起集中供应他。25万支步枪、200门大炮、30辆坦克和大量弹药与装备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运至诺沃罗西斯克港；还派去几百名英国军官及未授军官衔的军官作为顾问、教练、司库员，甚至还有少数飞行员，以加强邓尼金的军队的组织。邓尼金拥有一年前在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部分的俄国志愿军里为俄国事业(当时它仍是协约国事业)而战斗的那个英雄团体的核心分子与幸存者。因此他拥有虽为数不多但能力较强的、坚决而忠诚的军官。如我们已见到的，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夏季渐渐消逝，他的战线迅速向北推进，直到它们从西部大城市基辅几乎延伸到里海。在这次连续5个月的攻势中(从1919年4月到10月)，邓尼金获得25万俘虏、700门大炮、1700挺机枪和35辆装甲列车；10月初他到达离莫斯科不到220英里的图拉，军力差不多与他的对手相等，即大约有23万人。我于1919年9月22日(当时邓尼金仍在战场上)给内阁的全面情况报告说：
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包含不少于3000万的欧洲俄罗斯人，和俄国第三、第四、第五大城市。这些地区容易与英国和法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是目前那里的人民急需的。他们拥有铁路网，如果能得到车辆的话，那些铁路会处于比较良好的工作状态。那里居民彻底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有的按他们的自由意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过调查，有的受过它的压迫。毫无疑问，这3000万人的意愿若能以公民投票来表达，一定会压倒多数地反对把他们再次交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此外，邓尼金将军控制的军队虽然大部分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但它迅速发展，到目前肯定总数已超过30万战斗员。……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保持与邓尼金的友好接触，完善军火的运送，以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他，尽可能以政治忠告指引他，阻止他落入反动分子手中。尤其是而且看来最重要的是，在已获解放的广大区域内发展贸易与信贷，使得那里人民可以将他们的状况与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充满的不幸作对比。可以看到邓尼金将军从不要求派去军队。在最近9个月里有一个英国中尉在一辆坦克里轻微受伤。这是我们获悉的唯一英国伤员。没有更多的金钱支出(除了剩余军火难以确定的价值外)，没有军队支援，除了让有限的技术人员组织鼓励、协商，以及商业——这些是仅需的手段。……
在西侧，邓尼金将军接触的是佩特卢拉率领的力量相当薄弱的乌克兰军队。邓尼金与佩特卢拉间有争议的问题是统一的俄国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问题。罗马尼亚人感觉到他们只能从衰弱和战败的俄国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自然会支持佩特卢拉。协约国的责任是设法协调这两种冲突的观点。为什么认为这点做不到呢？俄国的构想是由许多自治国家，联合在一起在联邦基础上建立俄罗斯联盟。在这个构想中所有合法的愿望都可以包含在内。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威胁比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沙皇政府为小。现在所有俄国政党和军队都处于危急形势，明智地执行协约国政策有可能推动事态出现此种转折。瓜分或肢解俄国的政策虽然可能暂时成功，但不会有永久性的结果，只能导致无限的连续战争，由此最后在布尔什维克或反动的旗帜下，出现统一的军国主义的俄国。因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应该指导事态进入建立联邦化俄国的渠道，不抱地方自治或全面统一原则的先入之见。
贝拉·库恩在普遍憎恶中倒台，完成这次倒台之容易对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体系的威望是最沉重的打击。它对整个形势的影响不应低估。
更北面，在佩特卢拉的乌克兰军队的左边是波兰战线。这条战线也在最近4或5个月里不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军不断败在波军手中，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与弹药的代价。波军战线现在有许多地方建立在俄国领土上。波兰人现在很有可能向协约国提出如下两项行动方针：
(a)协约国应为50万波兰军队提供经费，波军将长驱直入俄国心脏地带并占领莫斯科，或者
(b)波兰人将与布尔什维克讲和。
这两项行动方针在当前都是有害的。向世仇俄国挺进直抵莫斯科，将唤起在布尔什维克国际政权统治下潜伏在俄国那些地区的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且这个计划是任何协约大国在供应资金时都得不到本国舆论支持的。另一方面，如果波兰人与布尔什维克缔结单独的突如其来的和平，在波兰战线对面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它是目前战场上第三强大部队)便能迅速转移，去攻击邓尼金；这样可能根本上危及邓尼金的继续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鼓励波兰人谋求这样突然和单独的和平，特别是在万事都处于关键性的紧要关头，就会使如下努力彻底失效：
(a)协约国答应支持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一般政策，和
(b)英国运送大量军火给邓尼金的特殊政策。
这将是用我们的左手去取消我们的右手所做的事情；而且如果在同一战线的不同部分执行相反的和矛盾的政策，那末我们所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延长无益的流血和阻止建立任何形式的稳定的权威机构。因此看来很清楚，我们目前的政策应是说服波兰人，在今后几个月里按照现在正在做的做下去，也就是在他们选择的有利的地方和时间打击和打败在他们边界上的布尔什维克军队。不要准备决定性地进入俄国心脏地带，也不要单独媾和。
关于波罗的海国家，我们的政策应与对波兰的政策相同，即不采取强烈的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使协约国必须做出重大牺牲或担负直接责任；但在另一方面，对现存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应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并尽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避免战线的这一部分过早地和不合时宜地崩塌。
但是邓尼金的危险与他打胜仗的机会同时增加了。他要负责俄国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但恢复社会繁荣与满足人民需要所需的道德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的资源则一无所有。人民尽管欢迎他的军队害怕布尔什维克，但是在经历了恐怖年月后被吓得不敢集会支持他。在物质缺乏和秩序混乱的时候，加上铁路瘫痪、商业停顿，管理若干大城市和省份的人民生活的责任，落在了一个耿直、勇敢和新近才对政治事务有兴趣的军人身上，何况他已经过重地负担了组织军队和指挥战事的任务。在他四周的政治幕僚力量软弱，而且又鱼龙混杂意见分歧。有人怂恿他竖起帝国旗号，以沙皇的名义前进。单是这一点就将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喜出望外，这是双方所有的人同样了解的。他的多数顾问和主要军官都明确表示他们绝不容忍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些人劝他宣布，土地应留给已经占有它的农民。他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末我们还比布尔什维克好吗？”但是最坏的分歧出现于对从俄国分裂出去的国家与省份的政策上。邓尼金主张俄罗斯祖国应如他理解的那样完整。因此他成了反苏维埃战争中自己的盟友的敌人。为生存而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和宣传的斗争的波罗的海国家，与否定它们的独立权利的俄国将军没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在与苏维埃的战斗中提供最大和最强军队的波兰人看到，在共同胜利的明天，他们还必须反对邓尼金以保卫自己。乌克兰准备为自身独立而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可是引不起邓尼金军政府的好感。
在每一阶段这些对抗都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超过邓尼金所能对付的范围。难道这个问题超过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的能力了吗？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协调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吗？他们曾对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说过：“除非你们与交界的国家达成协议，承认它们可能的独立或自治，否则不再提供弹药。”既然已经对俄国领导人提出了这种先决的强制条件，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运用他们的整个影响使所有与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吗？如果不能，那末在更早阶段对各种事态放任自流不是更好吗？如果五大国打算在5月份对高尔察克发布宣言或要使宣言切实生效，协约国的俄国委员会肯定是一个有效的机构，设立这个机构是我于2月份在巴黎提议的，当时迫切需要立刻提出建议。然而每件事都是不完全的、脱节的、半心半意的、不协调的，有时实际上是矛盾的。
我利用我所有的影响阻止过分的行为并促进一致的行动。9月18日：“邓尼金将军在解放地区不但做他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以阻止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且颁发布告反对反犹主义，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9月20日：“实行乌克兰与邓尼金之间关系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避免出现让他继续使用军队反对佩特卢拉的形势。……来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绿卫队数量上有发展并在该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如果他们不怕白军的报复，可能会容易地利用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邓尼金对这点完全理解吗？”10月9日我打电报给邓尼金催促他“加倍努力遏止反犹情绪，以这种遏止行动来证明志愿军的荣誉”。11月7日我又说：“我鼓励一个强大俄国和英—俄集团的发展，希望以此发展邓尼金战线后面的贸易与信贷。”
俄国人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在9月份达到顶点。高尔察克依旧在西伯利亚形成一条战线，甚至稍有进展。率领以雷瓦尔为基地的西北俄军的尤登尼奇，实际上在为占领彼得格勒而战斗。全面动员的芬兰只需大国最轻微的鼓励就会向该市进军。英国封锁波罗的海的海军中队的摩托艇小分队，强行闯入喀琅施塔得港口，凭借无比大胆的英勇行为，再加上显然还有海军部独特的创议和授权，在内湾击沉了两艘俄国战舰。邓尼金的战线环绕整个南俄，并稳定地向北移动。但他与乌克兰之间争端的处置方法，以及波兰对俄的坚定压力，可能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全成泡影。高尔察克筋疲力尽。芬兰人受到协约国的冷淡和阻止，懒散地站在一旁。尤登尼奇因为未得到援助而失败了。波兰一直没有生气。邓尼金和佩特卢拉打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刚刚全面打败这个乌克兰领导人，此时他自己膨胀的战线被布尔什维克的反攻突破。这支衰弱、分裂、犹豫和混乱的军队以及与苏维埃俄国重叠和搭接的国家的巨大包围圈，没有能力同时施展压力。11月邓尼金的军队瓦解了，他的整个战线以哑剧似的高速度不见了。这些灾害及原因，我于9月15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已详述过，在这里无法更细述了。
一年内协约国使用了大量金钱和相当数量军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花费了近1亿镑。法国在3000万到4000万之间，美国在西伯利亚至今仍保持超过8000人的军队，日本在西伯利亚东部有3万到4万人的军队，她现在还在为它提供增援。高尔察克的军队主要由英国武器进行装备，5月份总数达到近30万人，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目前总数约25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投入战场的10万芬兰人。还有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完整地保持着从波罗的海到波兰的各自的战线。最后还有强大的波兰军队，还有可以从罗马尼亚和在较小程度上从塞尔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帮助。从上面所说看来，很明显，如果现有力量联合使用的话，本来可以轻易地取得成功的。可是成功由于完全缺乏联合而消失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明确或决定的政策。有些国家赞成和平，有些国家主张战争。结果是他们既不讲和又不打仗。如果他们在战线的一个部分打仗，他们就急忙在战线的另一部分讲和。如果说他们鼓励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花金钱和派军队支持他们，他们却并没有鼓励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每次关于建立统一机构，以指挥与监督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均遭否决。6月份5位全权代表口头答应高尔察克继续用物资给予他支持，但从那天起却连接不断地撤回对他的一切支持。这一年中芬兰有两个时期打算进军，与尤登尼奇军队和爱沙尼亚军队联合以占领彼得格勒。在如此壮举中没有给芬兰以丝毫的支持与鼓励。波兰准备对布尔什维克保持强大的压力，可是实际上波兰受到了阻拦。至于一些小国，他们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讲和或不讲和，但无论如何他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所有这些步骤都完全与和平政策或严守中立的政策相吻合，这些步骤肯定与战争政策不相吻合，这种政策实际上正在环绕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巨大北极圈的其他地区执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成功地逐步发展了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远较潜在的反对他们的军队软弱；可是，当邓尼金站起来时高尔察克被打败和击破了。在最近5个月间，邓尼金的力量稳步增强，他的军队获得了巨大胜利，但是由于高尔察克的失败和整个西(欧洲)线的沉重压力的实际停止，反对邓尼金的力量在逐渐积累加强。在最近3个月中布尔什维克能从高尔察克前面、从波兰人前面、从波罗的海国家前面调集大量的兵员，他们实际上还能把整个后备力量投入南部即邓尼金战线，因此他们拥有了人数上超过邓尼金的巨大优势。邓尼金的军队现在也有了最好的军队，但由于处在超过1200英里的战线上，实际上是成一线铺开，那些具有数量优势的部队现已到处逼近了。虽然依旧有仗要打，虽然他的军队的抵抗力依旧相当强，但是作为有效的军事要素他们可能要被压倒和瓦解了。协约大国已公开宣告撤回支援，由于缺乏任何精神上的支持或有力的一致行动，所以邓尼金的军队有被协约大国抛弃的感觉，这很容易产生一些严重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导致全军的彻底毁灭或消失。高尔察克军队和政府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整个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一直到贝加尔湖，到处遍布布尔什维克军队或者是呈绝对的无政府状态，贝加尔湖以东则受日本人的有效控制。突厥斯坦和中亚各省，已遭布尔什维克蹂躏，他们已经威胁波斯，并正在与阿富汗勾结。尽管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努力很容易支撑高尔察克，帮助邓尼金走向成功，使尤登尼奇能与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协作占领彼得格勒，但布尔什维克如今在他们活跃的各条战线上都接近全面的军事胜利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正是由这些事实所产生的形势，波兰人的寂然不动已使布尔什维克能集中攻击邓尼金；如果邓尼金毁灭，如果布尔什维克愿意的话，将能集中力量进攻波兰人。由于邓尼金兵力的增强及其军队所作的努力，因而波罗的海国家减少了承受的压力，芬兰仍能保持无声无息的存在。现在发生在邓尼金身上的事情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产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完全改变了他对小国家说话的语气，由于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好像他们做什么都有正当理由了。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恐惧已经明显，而且随着邓尼金好运与力量的消失将变得越发明显。据最近电报报告，芬兰现在动员了10万兵员作为防御手段，这个数字的一半在两个月前如与尤登尼奇的努力联合，就足够攻取彼得格勒，邓尼金的垮台将使布尔什维克能控制里海，使他们能与恩维尔和穆斯塔法·凯马尔等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密切和有效的关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波斯承受的压力和阿富汗国内的危险将立即呈现出直接的可怕的性质。
人们常说，推测未来或沉溺于预言毫无用处。但可能紧接着邓尼金垮台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需要在事先仔细考虑，因为这些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明确的，并不遥远的。到目前为止，讥笑邓尼金的努力和完全沉溺于悲观主义和漠不关心的小聪明是一件低级的事情。迄今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主要使用俄国军队。这些俄国军队都垮台后，情况会怎么样？据最新无线电报告，季诺维也夫曾使用过最意味深长的措辞，这些言辞清楚地揭示出布尔什维克已取得军事胜利，其领导人的思想已产生了令人陶醉的影响。据报道他曾说：“俄国必须获得和平，不是社会主义需要和平，而是资产阶级需要和平。”布尔什维克现在对爱沙尼亚提出的要求，芬兰已经认识到的威胁，中亚和朝印度边界方向出现的形势，就是这句话含意的最初的例证。
原本只需采取正确的协调措施，而不必要大量增加人力财力，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对协约国友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现代化俄国，但现在我们却离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近在咫尺，它是一个彻底军国主义化的，完全靠军国主义生存的国家，对协约国极端仇视，随时准备与德国合作，而且构架的大部分已经由德国建立起来。认为波兰可阻止此种危险的想法是幻想。认为波兰会在东边坚持防守，直至最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均被一一消灭，然后还会在西边保持对德的强硬态度，这种想法同样毫无根据。谋求由协约国出钱出军火加强波兰，同时又静观邓尼金的覆灭，静观随后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主力出人意外的壮大，以至于如今波兰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的兵力，达到原来的三、四倍，这是明智的政策吗？一方面承认每个国家应有独立和安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保证，挣脱俄罗斯帝国的桎梏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立和安全，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和援救邓尼金将军军队的兵源——其力量无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并覆盖着俄罗斯部分广大领土和人口的——这样做难道是公正和合乎逻辑的吗？
认为整个这一年我们一直在为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打仗，这是一种错觉；正相反，是他们在一直为我们打仗。从他们被消灭和布尔什维克军队主宰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广大领土的那一刻起，这个事实就变得日益明白，令人痛苦。
随着邓尼金的失败日益明显，大国给予他的断断续续的支持迅速撤回。1920年2月3日我奉命指示霍尔曼将军把事实坦率地告诉俄国领导人。“我不能提供任何期望，以使你认为英国政府除在最后一揽子计划中已经应允的之外还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英国政府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等与邓尼金之间建立一个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联盟。它的理由是，自己不拥有足以将这样的事业进行到底和获得成功的人力或财力资源，也不想鼓励别人，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支持别人。……英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达成一致后，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受到苏维埃政府进攻时，将给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争论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还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没有用处。它是我认为就要发生的事。有人说，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只是为独立而战，而邓尼金是为控制俄国而战。我们不能答应为支持这后一个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尽管我们同情这一目标。……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怎样从这艘失事的沉船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
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能为南逃躲避红色政权报复的大批难民找到庇护所上，哪怕是临时性的也好。顿河和库班河流域的哥萨克领土，由于当地人都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或许可以组成一个独立或自治的地区。如这里不成，还有克里米亚半岛。邓尼金军队的零星残部和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平民难民进入这块肥沃的半岛很快就会拥挤不堪，陷入不幸与匮乏的困境。邓尼金的位置由弗兰格尔将军接替后他们的防线还维持了几个月，这个新人有不寻常的精力与品质，但他到达白俄决策机构的最高职位时已太迟了。英国舰队以号炮的形式给予道义支持，同时还参加救济工作、阻止布尔什维克军从海路入侵克里米亚。但在7月，沼泽防线干涸了，陆地防线崩溃了，克里米亚遭侵入受蹂躏，接着是可怕的难民群蜂拥至君士坦丁堡。所有的船只还不够运载一半惊慌失措的人群。野蛮的敌人非常得意地击倒了这最后一批感到绝望的防御者。天花与斑疹伤寒和战争与饥荒结成新的联盟。满船身无分文的感染疫病的人——有时都已死亡或奄奄一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贫困而匮乏的土耳其首都。这最后阶段的恐怖还未被外界所知。英国的陆军部队和水兵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慈善机构，在当地的救助中几乎罄其所有，而“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把目光转开，把耳朵塞住。他们不希望知道得太多，像在贝雷西纳的拿破仑那样回答说，“请您别打扰我的安宁。”毕竟死亡是仁慈的，死神肯定忙得厉害。
这就是大战中的战胜国对俄国事务所能提供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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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19年7月29日。
第13章、维斯图拉河的奇迹
“我们走向世界胜利之路的下一步是摧毁波兰。”——托洛茨基关键——波兰问题——波兰的危险——布尔什维克的集中——波兰的前进——乌克兰——入侵波兰——停战谈判——致命的条件——华沙：奇迹——决定性结果——总结——失去可能性——一点慰藉——一个有利条件。
01.
世界上新的危险之门正在打开。
波兰是凡尔赛和约的关键。这个古老国家曾被奥、普、俄撕成三片，但最后从压迫者魔掌中解放了出来，在150年奴役和瓜分之后原封不动地重新得到统一。监狱的门已被打破，了望塔和有枪眼的防御墙已在大动乱中被推倒，从废墟中出现的这个18世纪的囚犯，长期不见阳光和空气，四肢已被拉肢刑架拉得脱臼，但天赋的本性和一颗自豪的心脏依旧还在，仍然是昂首挺胸。苦难没有摧毁波兰的精神；苦难教得她聪明了吗？
但是要公正地对待波兰，必须要求人们公平地认识她不同寻常的苦难。当她还对新获得的自由感到眼花缭乱之时，在她能振奋起来适应眼前这个时代的环境之前，一系列的危险、困惑和窘迫向她猛袭而来，这是就连最富有聪明才智的最稳固的政府也绝难应付的。在她的西边是颤抖的德国，德国已被打得处于半昏迷状态，动弹不得，但依然具有巨大的能力与特性，由于这些条件她几乎能单枪匹马到同时对近乎整个世界进行顽强的战争。波兰处在这两个遭受痛苦的帝国之间，不断地受到它们不幸的影响，她比较弱，比较小，毫无经验，没有组织，没有结构，缺少粮食，缺少武器，缺少钱，仅能炫耀地挥舞着她无可置疑的和新近再次得到确认的自由与独立的所有权证书。合理地理解波兰的困难，是正确衡量波兰的危险处境所必不可少的。
制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些人的意图原本是要在波兰创造一个活泼的、明朗的、生气勃勃的有机体，该有机体要在德国与俄国之间，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只要它能持续下去——与欧洲其他国家间，形成一道有用的屏障。波兰的毁灭和崩溃以及她作为一个整体并入俄国政治集团，将使这个屏障消失，从而使俄国与德国立即直接接触。布尔什维克军队侵占波兰，或者通过布尔什维克宣传和阴谋颠覆波兰国家，必然会使法国利益受到严重的、乃至致命的影响。法国人目前会面临这种使人惊慌的形势只能怪自己。他们曾嘲笑邓尼金的努力；他们不打算在民族主义俄国与波兰及其他边境国家之间做出良好的工作安排。他们根本不想带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推动所有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和国家的明确而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们的没精打采使我们自己半心半意的努力归于无用。他们一贯麻木不仁，这显然由于是对邓尼金失败和俄国军队正在稳步集中对付波兰的不理解，他们是个旁观者。他们从不努力诱导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对付共同危险的行动中联合起来。正相反，他们像英国人一样，鼓励这些国家媾和，不是全面和平，而是零星和平，让波兰处于实际上的孤立，甚至怂恿她进行战争。
对于这一系列新的危险，1920年5月21日我作了如下论述：
波兰要对付的像俄国苏维埃政府那样的困难不应低估。凡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直接接触的每一个其他国家均经历过同样的困难。这些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建立令人满意的和平。布尔什维克不但进行军事活动，而且和军事活动一起，同时或交替地在他们邻国领土上使用各种宣传手段，促使士兵哗变反对他们的军官，激起穷人反对资产阶级，唤起工人反对雇主，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并以总罢工使国家瘫疾，普遍地毁坏现存形式的社会制度与政府。因此，所谓和平状态，也就是暂时停止使用武器的实际打仗，可能只是意味着以更困难和更危险的方式进行战争，亦即不是用士兵进攻边界，而是使国家从内部受瓦解，使国家拥有的每种机关均被破坏。对于像波兰那样新建的国家(她经过一个世纪多的外国统治才得到解放，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她的财政紊乱，她的资源在恐怖的战争中被耗尽)，这后一种形式的进攻特别危险。
然而，布尔什维克虽然大声宣告谋求和平的愿望，却从去年年底开始，准备对波兰前线发起进攻。
除了向波兰前线不断增援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即将发动攻击。布尔什维克在西部战线军队的大致力量，从1920年1月的81200人增加到3月初的99200人和4月中旬的133600人。这些数字是步兵和骑兵，也就是战斗实力。邓尼金倒台后释放出了大量军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过许多声明，大意是他们要像对付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一样对付波兰，波兰在冬天感到极度的忧虑：如果波兰遭到这样的攻击，她的命运将会怎样。
无疑，不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及其增援前线是否起作用，他们都有能力打败波兰军队并推翻他们后面的政府，而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极困难的形势。反动的德国人当然高兴看到波兰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垮台，因为他们了解一个强大的波兰处在俄德之间，将妨碍他们帝国的重建和复仇的计划。
大约两个月前(3月5日)布尔什维克对波兰人的进攻开始，这次进攻的主要重心是在从普里佩特沼泽到德涅斯特河之间250英里的战线上。可是情况当时变得很明显，波兰军队虽然供应不足、服装褴褛，但充满强烈的爱国精神。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月的以后时间里一再发动攻势，但他们的攻击从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于是布尔什维克提议开始和平谈判，并请波兰政府指定谈判的时间与地点。
波兰人提出鲍里索夫，这是距他们战线很近的一个地方，并提议4月10日为合适日期，同时还表达了在战线的那一部分安排停止敌对行动的意愿。波兰人还保证他们的军队在谈判期间不进行反攻行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否定了波兰建议，要求整个战线停战，并把谈判地点选在波兰内地或中立国或协约国的某个地方。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新增援部队集中在波兰战线，有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再次发动对波兰人的攻势。因而波兰人自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只是在拖延时间，它正在设法造成一个停顿时间，借以用宣传手段来破坏波兰军队和人民的斗志，同时准备新的攻势。
由以前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家毕苏斯基元帅领导的波兰政府当然谙熟俄国的政治形势，并表明他们很清楚该怎样稳定他们暂时治理的俄国领土。据信他们的愿望是在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总而言之是在他们战线的某一部分建立某种缓冲地带。这样的缓冲地带要由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来充任。
4月27日波兰外交部发布公报，大意是波兰承认乌克兰独立的权利，并承认佩特卢拉的政府。毕苏斯基元帅于同一天发表宣言，他声明波兰军队愿与乌克兰军队合作，他们留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时间以乌克兰政府成立为限。他说一旦这个政府成立，波兰部队立即撤离。
佩特卢拉也于当天发表宣言，孰促乌克兰人民做所有力所能及之事以促进波兰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的合作。
邓尼金将军当然是完全反对一个强大的波兰或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他的思想(他一直忠实于这个思想)是一个维持战前国界线不变的统一的俄国，虽然他愿意承认一个波兰国家，但其国界线要由谈判决定并由议会批准。随着他的消失，乌克兰人在佩特卢拉领导下，已把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一大部分领土上赶走，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独立的乌克兰。与波兰—乌克兰努力取得进展的同时，乌克兰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还有种种迹象表明解放部队受到了欢迎。顺便提一下，一个乌克兰—加利西亚师(布尔什维克征集以辅助红军的)放下武器，拒绝与波兰—乌克兰军队作战。
在中欧的饥荒地区没有比在允许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建和平的乌克兰国家有更大好处的了。是在乌克兰那里，而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陷入赤贫的俄国的饥饿地区，可能有希望增加粮食供应。
现在还说不准结果会怎样。布尔什维克无疑将努力制伏波兰人，他们肯定将从反动的德国人那里得到非官方给予的援助。乌克兰人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建立秩序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假定佩特卢拉政府设法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独立的文明政府，他应有能力解放乌克兰的谷物供应地区，而在解放该地区中又会得到强有力的波兰的庇护与支持，因此应当可能在今夏期间在东部实现令人满意的全面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波兰在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下屈服，乌克兰又遭蹂躏，那末建立苏维埃政权必然伴随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将毁坏所有生产能力，那就会阻止乌克兰有效出口谷物，而波兰的垮台将直接牵涉法国的重大利益，并在较小程度上牵涉英国的利益；此外，这还会大大助长帝国主义路线的重建企图，这是德国的反动分子所盼望的。
6月26日波兰人被迫撤出基辅后，布尔什维克对波兰的入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即在眼前：
“如果波兰完全垮台，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横行波兰或者波兰政府被国内布尔什维克暴动推翻，那末我们需要考虑未来，那末我们下定决心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象到的是它已近在眼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会是无动于衷吗？如果是这样，法国政府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万一波兰垮台，这种情况会对德国的地位带来什么影响？要是德国的东部边界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地区接邻，那就显然不能解除她的武装……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事先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什么。”
到6月30日形势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在波兰组成了国防会议，会议有权决定有关战与和的所有问题；波兰总理向国会宣布整个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必须认识到它的责任。7月初布尔什维克主力开始在波兰边界的北段挺进。4日他们穿过贝雷西纳，5日占领科夫诺。6日波兰政府写信给当时在斯帕开会的最高会议，呼吁给处境岌岌可危的波兰以援助。波兰提出愿接受波兰与俄国之间建立在全体人民自决基础上的和平，并警告协约国，如果波兰军队屈服于苏维埃军队将会产生什么的后果。14日布尔什维克占领维尔纳。17日契切林拒绝让英国政府干涉他与波兰人的谈判。19日我们据报得知，“现在在华沙与布尔什维克军队之间只有无秩序的暴民，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前进，10天内他们将到达华沙的面前。”23日波兰人请求停战。
这些事态使最高会议大为吃惊。法国人看到，整个大战的结果是东欧处于危险中。8月4日劳合·乔治先生警告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如果苏维埃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它与协约国间的破裂将不可避免。”
在这个著名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内阁会议室讨论这份严重的书信，我心灵的眼睛慢慢回到了我们斗争过来的充满屠杀与恐怖的6年。难道真的没有终结？难道最绝对的胜利也不能提供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前面看来只是无穷尽的长列的苦难与危险。又是8月4日，可是这次我们无能为力。英法两国的舆论全都消极沮丧。所有形式的军事干涉都不可能。留下的只有言词和姿态。
红军横扫波兰广大地区。在后退的波兰战线后面，每个城镇的共产主义的生殖细胞和组织都从隐蔽处出现，准备欢迎宣布一个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看来波兰从长达150年的被三个军事帝国瓜分的历史中逃出来后又落入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了。厄运紧逼这个新解放的国家。8月13日红军的刺刀竖立在华沙的大门前，红色的宣传在市内波涛般升起。社会解体的浪潮将在何处停止？
波兰人和协约国争取停战与和平的狂热努力在同时继续着。这些要求被布尔什维克人所接受，他们做出愿意谈判的保证，但在确定会谈地点上再三拖延。最后选择了明斯克。10日加米诺夫向劳合·乔治先生提交了俄国和平条件的预告，其中包含削减波兰武力到实际无防御能力的状况，但提供给她了合理的边界。加米诺夫意味深长地提到还有某些附带条款。英国工党强烈鼓动，反对英国给波兰任何援助。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引导下英国许多地方组织起行动委员会。没有一个地方的公众对波兰垮台后的祸害有哪怕是最小程度的理解，在这些压力下劳合·乔治先生被迫劝告波兰政府，俄国的条件“不会破坏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根据种族划分的边界”，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英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付俄国。另一方面法国则持相反的观点，与英国分道扬镳，通知波兰政府这些条件完全不能接受。在这种环境下波兰人继续调集他们的兵力保卫华沙，同时尝试着开始在明斯克的停战进程；布尔什维克则一方面进军，一方面拖延谈判。
直到8月17日会议才最终召开。苏维埃代表依照几天前给他们的指示行事，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他们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他们不要求任何赔偿。他们同意波兰边界应是寇松勋爵7月11日通知里确定的边界线。没有比这些更加合理的了。但是根据第4款：“波兰将复员其军队至5万人。为了维持秩序将组织公民的工人民兵队。”第7款：“禁止在波兰制造武器和战争物资。”第12款：“波兰承担责任，为在战争中战死、受伤或致残的公民家庭分给土地。”就这样，根据貌似公正的纸上战线，俄国做出了关于独立、边界和无赔偿的让步，苏维埃要求的就是在解除武装的波兰实行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设计的意图对全世界每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建立市民工人民兵队，加上为战争中战死、受伤的波兰公民的家庭赠送土地，其含意就是由在共产党指导下的赤卫队实施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内部的火即将点燃，从此波兰国家将出现苏维埃政权，被共产主义战胜。
然而与此同时出现了转变——它是突然的、神秘的和决定性的。它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几乎正好与6年前马恩河战役产生的同样性质的印象。俄军再次欢欣鼓舞地、不可抗拒地前进，他们带着难以估量的悲哀与毁灭的可能性。他们再次因不知什么性质的原因停了下来，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俄军前后脱节，秩序混乱，并在似乎与推动他们前进的力量同样不可阻挡的强制力下开始退却。像巴黎一样，华沙得救了。笨重的天平把自己调整到了新的平衡点。波兰人像巴黎一样，不是趋向危殆而是趋向生存。欧洲，她的自由与她的光荣不会屈服于德国皇帝的专制或共产主义。8月13日进攻华沙的战役开始在离华沙不足15英里的拉济明打响，4天后布尔什维克军队全面逃跑，在波兰人手中留下7万幸存的俘虏。维斯图拉河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了马恩河的奇迹。
发生了什么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当然有解释。在福煦元帅的“家兵”中，为首的是一个态度真诚地谦逊、思想缜密且具有军事天才的军人魏刚。他来到了华沙。法国没有东西帮助波兰，就派来了这一个人。看来派他来就足够了。凭借派到华沙的协约国使团团长、原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的影响和权威，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被交给了魏刚。他重组退却的波军，把他们的退却改变为协调一致的反击。被许多世代的压迫而抑制的波兰民族精神迸发出为国家求生的一次最后最大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人没有能力禁得起任何坚决的反击，他们立刻屈服于新的意志力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那个充满信心向前进军、要把世界革命带入西方的使者，极为突然地、急促地穿越波兰边境向后退缩，同时波兰农民在毕苏斯基的强有力公告的激励下，以镰刀与棍棒武装自己，消灭掉队者，净化他们的土地。
还有另一种说法解释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元帅和总统毕苏斯基的严格个性支持的波兰参谋部精心制订的计划的一部分。波军故意后退，就像霞飞在马恩河前一般，直到时机成熟，再完成伟大的180度的转折。他们听任入侵者恣意伸展，抢夺他们的供应，从他们假装的衰弱防御中得到虚假的信心，然后以有充分把握的加列尼般的精力予以打击。现在他们因有魏刚将军那么敏锐的军事目光来亲眼目睹他们成功的配合行动而感到喜悦。
英国的观察家认为，这个结果应归功于魏刚。可是魏刚在任何场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颇有特性地宣称：做这个工作的是波兰军队。读者可以选择这两个解释中的一个，也可以两者一起相信。关于马恩河的实况，越想揭示清楚，实况及其巨大后果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所以现在在这个粗糙的、组织混乱的、心灰意懒的和精疲力竭的小小战争中一定要研究发生了什么，会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然而无论如何一切已经过去。我曾预见和担心的危险发生了，但是结果被避开了。应归咎于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可怕丧失就在将发生的那一刻得以免除。和平条约于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条约确保了波兰的独立和她对付俄国入侵或颠覆的自卫手段。俄国退回到共产主义。几百万人死于战争和迫害，更多的人将在未来几年内死于饥荒。亚洲的边界和黑暗年代的环境从乌拉尔山脉推进到普里佩特沼泽。可是在那里写着：“到此为止不准再往前。”
02.
也许值得花点时间总结一下这个俄国故事。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不成功的干涉公认是一种失策；于是协约国在俄国革命后和停战后在俄国所作的全部努力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可是协约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若想打赢大战必须在俄国进行干预。在1917年底和在1918年大部分时间协约国没有理由指望德国在西线突然失败。甚至在9月份协约国还是谨慎地期望德军撤退到默兹河或退到莱茵河，而且非常紧张地为1919年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东方不作努力重建反德战线，那末俄国粮食和燃料的巨大资源将落入同盟国之手，这会是犯罪性质的疏忽。因而协约国承诺支持民族主义俄国政府和军队，后者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且声称对战争的原来目的保持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
在大战期间，为在俄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工作做得太少。日本或美国做出了实际努力，使用了从未到达欧洲战场的军队，本来肯定会在1918年获得成功的。但事实其实是，足够多外国军队进入俄国会招致对干涉的明显反对，不足以打破苏维埃政权当时那种的结构。当我们注意到捷克军惊人的功绩时，看来似乎可以肯定，通过一支人数少但值得信任的美国或日本部队的坚定努力，原本有可能，甚至在德国突然失败之前，就由民族主义俄军和协约国军占领莫斯科。由于协约国中意见分歧和相互冲突，美国人不信任日本，以及威尔逊总统的个人反对，协约国在大战期间对俄国的干涉，确实降到了害处最大、好处最小的低点。因此在停战时没有取得任何一点成就，而且协约国在俄国的许多地区被纠缠在无意义的行动中。与协约国肩并肩一起努力的，是一些忠实的俄国组织，它们从协约国取得了甚至比物质更重要的精神支援。假如大战延长到1919年，每星期都在积聚能量的干涉必然会得到军事上的成功。事实证明停战是对俄国民族主义事业宣判死刑执行令。只要这个事业与以对德作战的27个协约国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目的缠绕在一起，胜利是肯定的。可是当大战突然终止，战胜国急忙关心自己事务和每个政府都感到精疲力竭时，本来会支撑忠诚的俄国人向前的潮水迅速退去了，听任他们孤苦伶仃地留在困境里。
然而看来也许还有机会，还有可能以这些俄国民族主义军队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但它绝不是极好的机会。据说福煦曾凭高明的判断力说过，“这些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难以持久，因为在他们背后没有文官政府。”在大战过去后，即使有可能，在俄国使用英、法或美军必定是不对的。那些已经在俄国的军队必须尽快撤回。停战后的对俄干涉只能采取金钱、供应品、军火、技术指导人员、精神上的支持和协调一致的外交手法这些形式。但即使这些严格受限制的援助资源，只要在良好的时机中巧妙和忠实地应用起来，也能提供相当好的成功机会。然而，它们被怀疑或矛盾的信念以及支离破碎、不合逻辑的行动一点点地浪费掉了。政策的二元性，如上文已说明的，对不论是和平计划还是战争计划的成功都是致命的。若是要采取帮助所有包围苏维埃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政策，这种政策应该予以明确实行；和平则要根据一定的条件与布尔什维克谈判，这些条件应保证忠诚的俄国人有生活与自由的希望，他们在战争中与协约国一起打仗，对他们我们在道义上负有义务。然而协约国既不认真地试图做这个，也不认真地试图做那个。半心半意的宣讲努力伴随着半心半意的作战努力。这种矛盾就这样拖延下去，所以没有真正和平或胜利的前景。民族主义的俄国人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充分，也超过了协约国政治家或将军所预期的。但由于他们得不到全世界道义上的支持，又由于他们对抗性的民族目标而与接壤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相分离，他们也就一个接一个被打败被消灭了。
我曾谈到我在这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我既不对最初的干涉负责，也不对由此承担的许诺和义务负责。至于决定停战后干涉应该继续或停止，这一点我也没有责任。努力完成英国参加的任务，尽可能保护在协约国和俄国本身的共同事业中受连累的那些人，是我的虽地位从属但岗位很重要的任务。想到我们的国家是最后一个不尽职或听任在劫难逃的伙伴由命运摆布的国家时，我感到了一丝欣慰。对于像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离时那样的困难与痛苦，我们可以声称我们无误地或体面地料理好了我们的事务。在西伯利亚，我们的作用一直不大。但对邓尼金我们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我们供应他接近25万人的武器和装备。这一费用被含糊地说成1亿英镑；但这是荒谬的夸张。实际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军火本身虽然生产时成本很大，但它们只是没有销路的大战剩余物资，对它们定不了货币价值。如果把它们留在手中直到它们腐烂，只会增加我们贮藏、照料和保管的费用。
虽然干涉失败了，但有两个结果有持久影响。第一个是道德上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没有让忠于协约国的俄军没有自卫的手段。他们手中握有武器，要是他们是一个高素质的社会群体，较好地理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同胞，这些武器能使他们打胜仗。这里，又是捷克军的业绩提供了这些时候在俄国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一个准绳。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俄国人不是因缺乏武器而失败，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伙伴情谊、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个人不乏勇敢与献身精神，也不缺乏坚定的决心；但是能使几万人即使在孤立无援中也会联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目的而一致行动的素质在沙皇帝国的残骸中找不到。在马斯顿沼地冲锋的克伦威尔铁甲军，护卫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掷弹兵，加里波第红衫党人，以及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受很不相同的道德与精神主题的控制。但它们本身都燃烧着火焰。但在俄国只有火星。
干涉还有一个更有实效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整个1919年全力倾注于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战争。他们的精力用在国内战事上。这就为位于俄国西部边界沿线的新解放的国家提供了无比重要的喘息时间。高尔察克与邓尼金及其追随者被杀死或被驱散了。俄国被封冻在无尽的冬天之中了。可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最重要的波兰，在1919年却能建立文明国家的结构和组建爱国军队。到1920年底，保护欧洲免受布尔什维克传染的“防疫地带”，已由自身精力旺盛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有机体组成，这些民族有机体敌视疾病并通过与疾病的危害作斗争以积累经验而具有了免疫力。在这同一时期，在法、英、意社会主义者中第一次出现了那种理想的破灭，那种情绪逐渐发展为对现状的强烈厌恶。
第14章、爱尔兰的幽灵
①
唉！弟兄们淌着鲜血！
唉！创伤几时能愈合！
岁月严酷无情！
吾辈仇恨何时方能止休？
吾辈良心，怎能躲避邪恶？
克制贪婪掠夺，实因惧怕神灵，
哪有何圣洁可言？
有何圣坛能予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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