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料和文风的说明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本书所引用的德国资料，有未发表的文献、访问记，也有公开的出版物。
　　未发表的官方资料中，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料是德国陆军总部编制的战时编制序列表。此表每隔一段时间编制一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未间断。此表还佐有东线态势图，图上标有德国情报部门判断的苏联军事部署。从各集团军群作战日记中找了一些旁证材料，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引用较少，军和师的作战日记，除有时为证实某些细节之外，一般很少引用。本书大量引用了陆军总部保存下来的档案，特别是东线外军处的档案。未发表的其他重要资科有约德尔的日记(其中有些地方只不过是在办公室的简要记事)、冯·包克和冯·魏克斯完整的私人日记和施佩尔的审讯报告、弗伦斯堡的施佩尔文件汇编和海军首脑会议记录。
　　已出版的德国文献中，最重要的资料有：雅格布森、希尔格鲁伯、胡巴奇和施拉姆等四人编辑的《最高统帅部作战日记》、胡巴奇的《希特勒对作战问题的指示》雅格布森编辑的哈尔德《作战日记》、和他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表和文件》、《德苏关系》和《德国的阴谋和侵略》等书。此外，还引用了海贝尔的《希特勒的形势讲话》、皮克的《希特勒席间谈话录》和《戈培尔日记》等已发表的文献和日记。
　　向德国将军们求教或索取资料的情况几乎没有，因为记忆总不如保存下来的文件更能准确地说明事实。不过也有例外，在作战和情报问题的某些方面就征询过原陆军总部成员的意见。
　　德国出版的大量著作都参考过，所不同的是，对当事者和目击者的著述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古德里安的《装甲先驱》是不容忽视的。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瓦尔利蒙特的《希特勒总部的内幕》和凯特尔的《回忆录》是英国读者所熟知的。从这些书籍中都取了一些材料，虽然相对来说，取的并不多。已经出版的许多德国将军们的著述也都参阅并引用过，其中有冯·阿尔芬、查理斯·戴博留、冯·肖尔蒂茨、戴希曼、德尔、埃尔富特、弗里斯纳、弗雷特尔·皮科、赫特、海德肯佩尔、海姆、胡梅尔兴、朗格、拉施、莫尔齐克、冯·马肯森、尼霍夫、菲利皮、皮克特、普洛赫尔、伦杜利克、施瓦贝迪森和冯·福尔曼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著作在英国均可获得，凡英译本均引用了，不过大多数都是德文本。只有一种书(即冯·肖尔蒂茨的著作)，因为找不到德文原版本，引用了法文的译本。经常参考的还有大量的德军师的历史书籍。这些书是战后陆续出版的，很有价值。书的作者大都参加了东线的战事，他们祈望死难者能流芳于世并在这种愿望激励下，凭官方和个人的记录，对这次战争作了朴实而公正的叙述，就如同德国军人所见到的一样。
　　在常见的参考书当中，经常使用的有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的《陆军》、沃尔夫·凯利希的《德国国防军》、G·特辛博士的《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部队和兵团》和K·G·克莱特曼博士的《武装党卫军》。
　　德国未发表的和已发表的原始历史资料，是绰绰有余的，而搜集苏方，也就是俄国的资料却是个莫大的难题。档案材料是活生生的历史，可是苏联的什么档案也弄不到，1958年，莫斯科国防部出版局出版了普拉托诺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本好作品，就是在今天，它在某些方面仍比后来出版的更详尽的文书优越。从1961年起，苏联相继出版了六卷本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竭力作出研究历史的严肃而客观的姿态，书中加了大量说明资料来源的脚注，但其中大部分只注明了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号，这对苏联读者或国外读者来说毫无意义。1965年，苏联出版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这本书不过是六卷本的删节本。虽然其中增添了某些新的细节。日林和捷尔普霍夫斯基最早写的两本著作并没有多大意义。
　　六卷本的《战史》和一卷本的《简史》，再加上普拉托诺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俄国仅有的三部囊括战争全过程的著作。这些书是当做最权威的著作引用的，并且还是介绍苏方行动的主要资料依据。苏联这些史书的内容有很多可能是真实的，但也有很多证明是虚构的。
　　近十年来，俄国御用历史学家详述这次大战某些方面或某些战役的著作也问世了。除此之外，一大批苏联将领，如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罗夫斯基、叶廖缅科、格列奇科、列柳申科、戈利科夫和什捷缅科等人都亲自或以他们的名义著书或写文章。罗科索夫斯基、格列奇科和索科罗夫斯基的书都是好书，是周密的学术研究成品。这些作品本来可以象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写得一样好。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叶廖缅科和列柳申科的著述较为简略，但有许多个人经历的有趣细节。出版的这些书籍，不管是苏联将领写的还是苏联历史学家写的，都未写出全部真实情况，甚至作者认为是事实的也是如此，因为一切著作都要经过官方校订和审查，以确保它们不与先前的说法矛盾，不违背苏联政府和党的现行观点。苏联的现役将领或退休将领，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公仆，是否能容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或透露尚未正式公布的资料，还是个问号。不幸的是，以经过沙场的军人的眼光来看，苏联关于这次战争的著作几乎没有几本堪与德国各师的历史书相比的。现已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写成了虚构的英雄业迹的宣传体裁。
　　尽管存在着梗阻，近十年来从苏联出版的著作中还是获得不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当然对其真实性仍有疑问，而且只要苏联不将档案公诸于世，这种状况永远也得不到扭转。
　　苏联的书只有三部(崔可夫和戈尔巴托夫所著)译成了英文，并且作为资科引用了。从苏联其他所有出版物引用的资料，都是摘自俄文版，但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如得不到俄文原版，只好使用德译本。读者见到注释和参考资料目录中资料名称的文字，便可知道资料的版本了。
　　凯利希、米勒·希勒布兰德和特辛写的有关德国陆军的书，几乎完全是根据德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编辑而成的，因此，作为资料引用非常方便。苏联武装部队或红军就没有类似的资料。其他国家出版的有关苏联武装部队的著作也是根据苏联出版物的资料写成的，在编写本书时没有引用那些资料，因为还不如直接引用俄文原始资料为好。
　　总的来说，这里几乎没有引用过其他苏德战争史书的资料。菲利皮·翁德和海姆所著的《对苏俄作战的战局》和蒂佩尔斯基希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都拜读过，除作者本人担当过主要角色的那些事件曾做为主要资料引用之外，没有摘用别的材料。也参考过美国陆军出版的《1939年德国在波兰的战投》、《1940-1942年德国在俄国的战役：计划与实施》和《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等书，但几乎从未摘用过这些书的材料，唯一的理由是，这些书不是未加注释，就是只加了部分注释。但贝洛夫、巴特勒、达林、多伊彻、菲斯、格威尔、希尔格鲁伯、扬森、克林克、梅德利科特、米尔沃德、罗斯基尔、伍德沃德和其他人的著作引用了。
　　在全书中，凡姓氏均未加起首字母(但为区别同姓者例外)，也未加头衔和军阶，但这些在索引中都可以查到。德军军以上、苏军集团军以上的指挥官都写出了姓名，直到战争末期都是如此。苏军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论地位并不亚于司令员，他们都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分工，但是没有列出他们的姓名。
　　任何一点戏剧性的效果都在竭力避免之列，因为事实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了。苏军第25步兵军副军长追赶第162步兵师的一个第一梯队团(这个团遭遇敌人而四散奔逃)的场面，是用副军长本人的话描述的。“第98佛朗克·苏德顿人步兵师从乌克兰向莫斯科进军时，这股长长的人流在暴雨中向前蠕动着，日复一日，天天如是。人们顺从地、默默地走着，除了军马的喷鼻声、大车的嘎嘎声，什么也听不见。风吹过道路两侧的枞树，不断发出呼啸声。”这些字句都出自这个师的日记的作者和行军队伍中的历史学家的手笔。
引言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1940年，当阿道夫·希特勒决心要把苏联作为政治和军事因素从欧洲清除掉的时候，他曾设想在一次为期十周的夏季决战中将它一举灭亡。这场决战，从欧洲迅即蔓延为世界大战，成为近代战争史上最凶残、最野蛮的一次。很难设想在文明民族之间所进行的战争，竟然达到了这样凶猛残酷、惨无人道的地步。
　　本书想要描述的不仅仅是几次战役，而是战争的全局，但写得最多的还是人。
　　苏德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战场北起北冰洋、南至高加索、东自里海、西达易北河，纵横数千英里，几千万人丧生。
　　苏德战争这个课题，涉及面非常之广，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在一本书里把战争的各个侧面都包罗在内，那怕只是提纲掣领也不可能办到。因此，有必要把本书略而未谈或一笔带过的问题作一番交待。德国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对这场搏斗的结局有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本书并未详加论述。心理战和游击战是现代战争极其重要的内容，但是每一项都是一个专题，这里只能作为全剧的一幕提上一笔。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战，只写了短短的一章，因为苏联算不上海军大国，它并非不能而是没有那种意志，在这些水域与德国的优势较量。
　　战争是一种政治性行动，本书占用一些篇幅，介绍和评论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过程中各主要大国的意图和对外政策，也是必要的。经济潜力和工业生产是战争的后盾。这类问题只作为对主题的烘托，并未多着笔墨。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把东线那么多战场的作战行动一一提到。芬兰战场只写了短短两章；列宁格勒战场的战斗虽然时常打得很艰苦，也只能间或触及。这样取合，是想把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如白俄罗斯、俄罗斯西部、乌克兰、顿河以及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战役，写得充实些，因为正是这些战役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第一章 欺骗和诡诈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苏联，尽管它的领导人想方设法使它与外部世界隔绝，但它绝不是个高深莫测的国家。
　　苏联1939年的政治特征和政治野心就是俄国历史的产物。罗斯人，其祖先本来是被瑞典海盗征服，并由他们取名为罗斯的那部分斯拉夫人，后来他们就从斯拉夫人中彻底分化了出来。不过命运并没有使他们作为单一的民族长期存在下去，东部的鞑靼人和西部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把他们瓜分了，使他们彼此之间在好几个世纪之内断绝了往来。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称乌克兰)就在这个四分五裂的时期诞生了。大俄罗斯最初受鞑靼人统治，后来又臣服于日益强盛的莫斯科公国。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别洛露西亚)曾是庞大的波兰-立陶宛公国的组成部分。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是这样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他们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大俄罗斯人为了寻找出海口，为了掠夺土地和人民，不仅向亚洲，而且向波罗的海和东南欧扩张的历史。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大俄罗斯人兼并和同化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波兰和许多亚洲民族所造成的民族问题，乃是俄罗斯帝国内部大部分苦难与流血的根源。
　　 1911年旧的沙皇制度被推翻了，1923年苏联成为一个实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等许多革命运动领袖都不是俄罗斯人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使新的联盟内的民族仇恨得以缓和。然而沙皇帝国传统的扩张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尽管为了适应新灌输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手法上有所选择。从1921年到1941年期间，苏联的方针和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合乎历史逻辑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不会永远共存，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结局必然是共产主义全面、彻底的胜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要采取颠覆和旨在诋毁其政府和社会制度、蛊惑民心的宣传手段加速其灭亡。挑动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削弱其反抗，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堡垒，又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只要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出现，它们的内政外交就得由莫斯科施以全面、严格的控制。
　　在革命成功的头几年，新生的共产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脆弱的，经不起外部的进攻和内部的骚乱。当时列宁的方针是休养生息、防止外部干涉和吸收国外资金，为此他采取了富有弹性的、灵活的对外政策。然而到1927年又重新出现了僵硬的兆头。斯大林在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阶段即将结束。正是在斯大林专政时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明朗化了。首先，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应当保持强大和坚不可摧，作好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的准备。为此就要避免与足以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强国发生冲突。其次，苏联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颠覆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手段实现扩张主义的目标，但是苏联不会甘冒风险发动直接的侵略。在内战后的年代里，它不能，也不愿意触犯法国、日本、英国，甚至波兰；就是对德国复兴为军事强国，克里姆林宫也是极力忍气吞声，畏惧万端，唯恐与这个大国发生冲突。
　　这时的苏联完全处于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的掌握之中。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年轻时被神学校开除，尔后却成了革命家、列宁的同志和学生。他一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要职就独揽大权，从列宁逝世便开始撤换和清洗政治局的委员们。内战之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遭到他极其残酷的镇压，接着便是农业集体化，对富农、大小土地所有者采取了紧急制裁措施。数百万人遭到镇压和死于饥荒。
　　三十年代，斯大林插手革命历史的编纂工作，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并于1936年策动了大清洗，剪除了几乎所有要人，其中包括他当年的伙伴，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列宁的亲信，有朝一日可能危害他的地位。斯大林提倡对列宁的崇拜，就是想使人们永远崇拜他自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逝世之后，一度曾是斯大林的主要支持者，但在1936年第一次公开审讯中便被判处死刑。接着，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遭到同样下场。清洗遍及各行各业，造成一片恐怖。斯大林可能是有意这样干的。逮捕之后，便是所谓的坦白、揭发；揭发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逮捕，于是清洗运动就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拷打、刑讯、流放和枪决便是那时的秩序。在苏联，政治犯的亲属也要对犯人的罪行负责。如被告拒不交待，便以逮捕全家相威胁进行逼供。有些被告还走一定审讯的过场，多数人却下落不明。被清洗的人究竟有多少，无从得知。不过，据一般估计可达数百万人，而且几乎都是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
　　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斯大林显然无动于衷。甚至他自己家族中的亲人在清洗中也未能幸免，有些人被处决了，有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获释时已身心俱残。请问，有哪一个专制的沙皇能拥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对他的同胞进行过这样的迫害呢！他的残忍也只有金帐汗国的可汗能与之相比。那时，凡是被可汗召至萨莱——伏尔加河畔鞑靼人的首都——的罗斯诸侯，都要当众忍受侮辱以示诚服，或因俄罗斯人告发而伏罪，而应召赴萨莱，往往是有去无还。罗斯人的土地荒芜了，只落得家破人亡。
　　斯大林至今仍然是位神秘人物，对他的人品还无法准确评价，因为在苏联对这位独裁者的描述持有偏见、互相矛盾。会晤过斯大林的西方观察家记述过他们的印象，米洛凡·德热拉斯和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的著作使人们又增加了几分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解之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斯大林在国内全面而牢固地控制着政府，他个人制定一切重要的政策，亲自过问并严密监督其执行情况。就现有的事实来看，斯大林控制其部属的手腕和机构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他的部长们违背了他的政策和利益，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会长期瞒过斯大林的。
　　据说，这位独裁者对任何对抗或冒犯其权威的一点点迹象，都深为猜疑(这说明，他是个偏执狂)，甚至达到了把阴谋与敌人看得比比皆是的程度。正是他的这种乖僻性格，才使他在列宁与他缔造的警察国家里得以生存；而那些缺少此种特点的老共产主义卫道士，却死于执刑队的枪口下。据传，斯大林生性虚伪、奸诈，尤其擅于揣度别人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因此，他能在他那个集体中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他说的，未必是所想的；他想的，也未必说出来。这给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造成困难。每个人都要等待斯大林先讲话，避免先抒己见。在他讲话后，则要赶紧表态同意。他具有残酷的自制能力和灵活、狡滑、虚伪而又机警的头脑。他为人固执，心地险恶。当然，才智他也是有的，不过，那是嘲弄、讥讽和笑骂人的才智。斯大林的性格似乎是多重性的。尽管他意志坚强，但有时也显露出怯懦的迹象。他十分神经质，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他在政治上的学识和贪欲都是广博的，虽然两者可能不太相称。在他不试探对方想法时，他的讲话却能开门见山，切中要旨。在处理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时尽管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但也有迹象表明，他很讲求实际，并顺乎情理。当诸事顺遂时，他会非常温和。总之，他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物。其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们显然对他万分畏惧。
图1 东欧
　　 1935年，反共产主义的希特勒德国的崛起，间接地危及到苏联的安全。当时已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苏联，极力鼓吹集体安全。事实表明，其意图不过是把国联当作自己进行宣传的讲坛，而它对安全的关心并未超出本国私利的范围。苏联继续奉行它挑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倾轧的政策。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期，第一次出现了推行这种政策的大好时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了德苏战争的种子。据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在战后说当时斯大林通过背叛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人后来夺了贝奈斯的总统地位)向布拉格传递口信怂恿捷克拒绝德国的要求。斯大林可能这样做了。但是，一个决心信守条约义务的国家是不会通过随时都可能遭到否认的渠道，以秘密传话的方式表白它的意向的。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公开许诺援助捷克时，其附带条件的措辞十分含糊和隐晦。这对于不幸的贝奈斯来说，实际上毫无价值。1938年，波兰与罗马尼亚在地理上把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隔开了。波、罗两国都坚决拒绝苏联红军穿越它们的国境。苏联也知道它的要求是决不会实现的，所以态度也不那么坚决。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对顽固不化的达拉第和张伯伦进行蛊惑煽动。这位英国首相对希特勒欧洲政策的诚意抱有灾难性的幻想；而对俄国却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因此，他认为，苏联的提议存心不良，根本不予理睬。有个时期，麦斯基竭力拉拢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作为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主义的劲敌，更易于与莫斯科的提议产生共鸣。苏联大使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这个既任性又易感情冲动的丘吉尔，间接地为苏联的观点作宣传。
　　丘吉尔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苏联将拿起武器保卫资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丘吉尔谴责张伯伦犯有情况不明，判断有误的空想主义错误，而他自己是否犯有同样错误呢？这仍然是个谜。当时，作为莫斯科喉舌的苏联新闻界，未发出任何可能与德国作战的暗示，苏联国内也未采取任何动员措施。英、法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人们公认，苏联是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国家。这两个民主国家对集体安全体系竟然不予支持，使苏联大失所望，只好到其他国家寻求对策。此后，每当斯大林为他在1939年8月的突然变卦辩解时，总以此为理由。而丘吉尔显然是相信他的。莫斯科的宣传想方设法从慕尼黑事件中捞取最大的资本。但当时有迹象表明，人们仍对苏联的诚意表示怀疑。莫斯科为反对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于9月23日通知华沙：如果波兰发动入侵，苏联即宣布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失效。苏联的许诺纯粹是一纸空文。翌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了总动员令，看来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时，苏联却迅速地退下阵来。而它却在《真理报》上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正千方百计地向德国挑衅，这种挑衅使苏联不再负有援捷的责任。事过不到半年，也就是到1939年3月，斯大林便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毫不隐晦地说，当时他曾千方百计地避免使苏联卷入为人火中取栗的战争。苏联新闻界秉承这个政治意图，更加露骨地说，苏联决不会钻进英法合谋设下的反苏战争圈套。它在此种情况下避免卷入战争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一贯作法和信条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苏联此后若干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1939年3月，立陶宛迫于德国的压力，向苏联归还了它在1923年占领的边境狭长地带梅默尔。同月，希特勒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使斯洛伐克成为一个单独的傀儡国家。英、法政府为保证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企图建立一条反对德国入侵的不可逾越的阵线。丘吉尔确信，苏联是个可信任的潜在的盟国，它将在东欧为波兰而战。因此，他劝说张伯伦政府把苏联纳入英、法、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本着这个目的，英国大使威廉·西兹先生与李维诺夫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试探性会谈。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通过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举行秘密会谈。为了讨好希特勒疯狂反犹太人的德国以铺平谈判道路，5月3日，犹太人李维诺夫被免职，由莫洛托夫继任外交部长。经过初步会谈，德国外交部于5月30日郑重表示愿意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苏联与英法政治、军事特使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直至8月20日，由于希特勒打电报给苏联提议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以全权代表身分拟定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遂使苏英法三国谈判告吹。8月23日宣布签署德苏协定。英法政府深为震惊。
　　为了使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不受侵犯，英国力求借用苏联武装力量的威胁来实现其目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对苏军过境这一政治因素，有着更深切更现实的理解，所以，即使他们遭到德国的进攻也决不允许苏军过境。有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更明确地宣布，苏联保护他们主权的任何举动都被视为发动战争的行为。从尔后的事件来看，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部分公民，有的被横暴处决，甚至常常死于最野蛮、最无人道的极刑，有的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国防部长、与英、法谈判的苏联首席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不顾主权国家的意愿，对苏联武装部队进驻波兰、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各国流露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德国作战，这多少可以说明苏联的目标何在。丘吉尔与莫斯科沆瀣一气，他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张伯伦政府对苏联人多疑；缺乏达成协议的诚意；把官职不高，权力有限，两手空空的使节派往莫斯科等等。
　　如果根据苏联当时的态度进行评价，人们大概会认为张伯伦是正确的，丘吉尔是错误的。苏联与英国谈判，不管英国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也不管它的代表团地位有多么高，其结果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这是因为英、法为苏联安排的前程是一场浴血的战争。而苏联对那个敌手却是不能不甘拜下风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用一只手抵挡住英、法的进攻；而用另一只手将沙皇帝国打得屈膝投降。如今，即使英、法能够打败德国，克里姆林宫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德军入侵苏联就如威胁沙皇政体一样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要苏联冒如此重大的风险，而英、法又什么东西都不给它，甚至连波罗的海沿岸最小的国家也不给它，这种为敌性的、资本主义的波兰而战的建议，是与共产党的政策与信条相违背的。1936年，德国与日本通过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结为一伙。当莫斯科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苏联却在哈勒欣河一带展开了保卫边境、反击日本入侵的战斗。接着，克里姆林宫宣称，苏联决定，无论如何不在两线作战。另外，德苏协定的签署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更趋恶化。尽管当时尚无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蓄意要挑起德国与西方的战争，但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样的战争确实可拯救苏联，并且是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必要步骤。
　　希特勒急于促使苏联保持中立。他甚至指示里宾特洛甫，要作出他认为可行的一切让步，即使把苏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也在所不惜。8月23日夜，德苏在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份草率拟就、措辞模棱两可的秘密议定书。这使波兰再度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也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当德国元首在十个月后，更加认真地审查这份议定书时，其中有关巴尔干国家的措辞使他吃惊。议定书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还说德国在这些地区无政治利益。然而，“这些地区”不仅指比萨拉比亚，还包括巴尔干国家。芬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地位也不明确，德国人一向不同意未经事先磋商就将这些领土并入苏联的版图。后来，希特勒对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各国十分恼火，那是肯定的。双方除了签署这项条约与议定书外，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按照协定规定，苏联将向德国出口大宗粮食和原料，包括谷物、油料、家畜、煤、铅、锌，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总之，无论条约、议定书还是贸易协定，均使克里姆林宫极为满意。只费了点笔墨，竟换得了波兰富饶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和一项含糊其辞的规定，使苏联可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国家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封锁会断绝德国大部分的海上进口物资，德国在经济上便将依附于苏联。苏联获得这些好处的唯一交换条件就是保证它不加入战争。同时，斯大林还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本人高度评价这支军队，他认为，法军的战斗力会使德军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斯大林还想利用德苏缔结条约给日本的打击，尽快与东京签署一项协定。
　　德国进攻波兰以及尔后向英法宣战的条件成熟了。当时，伏罗希洛夫与苏联驻华沙大使向波兰保证，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将保持友善的中立态度，并恪守向波兰提供军用物资与装备的诺言。玩弄这种两面手法的意图，可能是想使波兰不要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未经抵抗就举手投降，从而迫使英、法参战。9月3日，星期日夜间，即联合王国与法国对德宣战的那一天，里宾特洛甫敦促苏联立即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早先同意划归其势力范围内的那部分领土。莫洛托夫表示同意。但是，尽管德国一再催促，苏联在两周内一直按兵不动。苏联为进行武装干涉需要作舆论准备，但这不是延宕的全部理由。大概斯大林在观望，只有确信法国不能从当时并没有设防的西部迅速打败德国的时候，才进入波兰。因为他不想同英、法作战。还有在远东的地位尚未巩固之前，它也不得不等待。9月16日，苏联与日本签署停战协定。就在第二天，也就是在它向英、法保证当它们对德作战时，苏联将保持中立之后，苏军受命跨越波兰边境。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9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秘密补充协议中规定，苏联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东移了。大约从原来的维斯拉河一线移向布格河一线。德国人的回礼是，放弃在立陶宛的利益(立陶宛南部的一角除外)。
　　在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九个月内，苏联继续阴谋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在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活动猖獗，竭力削弱国家的战斗意志。苏联驻各中立国的使馆为了使战祸蔓延，进行秘密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针对德国的。
　　波兰被肢解后，苏联紧接着与波罗的海各国订立所谓条约，迫使这些国家允许苏联在其领土内建立海军基地和陆军基地。而同样的要求却遭到芬兰的拒绝，这导致了为时四个月的“冬季战争”。战后，败北的芬兰将位于拉多加湖西北部的维堡省和某些位于北部边境的地区，以及芬兰湾内的某些岛屿割让给苏联。苏联并未急迫地要求拥有北冰洋沿岸的战略要地佩萨莫(包括由加拿大一家联合企业经营的镍矿)。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英国海军进行干涉。由于该地区很重要，自从1940年春，德国人占领挪威和邻近苏联的基尔克内斯基地后，芬兰重新受到苏联的压力，要让苏联人取代别国的租借人。同时，苏联还要求与土耳其共同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但因它唯恐英国从地中海进行干涉，放弃了这项要求。德国于1940年5月向法国发起进攻，在此之前，苏联一直未将它攫取波罗的海各国与巴尔干国家的主张付诸实施。德国入侵法国后，战役进展神速，迫使莫斯科必须在战胜者回师中欧之前采取行动。6月中旬，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均被占领，包括9月28日协议中曾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西南部的领土。新攫取的领土被并入苏联的版图。6月末，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碟。两天后，比萨拉比亚与北部的布科维纳等边陲地区被占领。而8月23日签署的德苏条约并未将布科维纳地区写入议定书中。
　　法国战败后，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迅速溃败却使斯大林感到突然和沮丧。最初是在1940年7月，莫斯科的紧张气氛曾一度加剧。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正处于非同小可的危险之中。然而，到8月，当看到英国在丘吉尔坚强领导下没有退出战争，并且可以仰仗美国的物资援助时，莫斯科的心情又多少恢复了平静。它希望德国入侵联合王国，并从德国空军的损失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当时，希特勒有时间专心研究东欧的政治局势。他对里宾特洛甫8月23日夜签署的模棱两可的议定书并不懊悔。因为，协定既然已经达到目的，它在帝国也就失去作用了。元首的注意力已集中到从芬兰进口粮食、亚麻、木材、钢和镍，以及对付莫斯科为获得芬兰的佩萨莫镍矿的控制权对德国施加的压力。另一种危险是，苏联从波罗的海的新建海军基地可切断德芬的海上贸易通道，更重要的是，会断绝从瑞典经波罗的海输入的铁矿石。希特勒历来认为，苏联不应插手巴尔干事务。尽管保加利亚人与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血统，但是，两代保加利亚人却都在德国领受指示和请求援助。罗马尼亚未能得到英国的帮助，但它为了抗拒苏联的领土要求，只得指望德国提供安全保障。而德国亦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因此，在希特勒迅速地横扫法国之后，东欧与巴尔干各国顿时又感到他的威胁。希特勒故意将8月23日签署的秘密议定书的第三条关于“德国在东南欧无政治利益”一语错读成“……在比萨拉比亚无利益”。后来又原封不动地转达给莫洛托夫，但后者未作任何反应。法国之役结束后，希特勒立即把二十多个师调往立陶宛边境，以确保莫斯科为其错误地占领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西南部的领土偿还旧欠。1940年8月，希特勒与芬兰举行谈判。他保证向芬兰提供武器与其它物资援助，以换取德军通过芬兰领土，往返于北部挪威的权利，并由芬兰提供必要的交通设施。此举最终将允许德军驻扎在芬兰，把苏军摈于佩萨莫的大门之外。
　　德国人在巴尔干也加紧对付苏联的渗透扩张与挑拨离间活动。匈牙利与保加利亚都对罗马尼亚有领土要求。苏联也站在反对罗马尼亚的一边。它把部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以示郑重。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石油来源——普洛耶什蒂受到威胁，便以牙还牙把德军集结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土内(总督区)。后来，由里宾特洛甫主持从中斡旋。根据8月30日通过的《维也纳仲裁书》，匈牙利接受调停，它原来分割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只得到部分满足；保加利亚原来只要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则完全得到满足。作为对罗马尼亚割让领土的报偿，德国保证罗马尼亚不会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入侵。随后，德国的使节和军队以改编和训练罗马尼亚军队为托辞，纷纷进入这个国家。这样一来，德国石油来源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苏联想挑起巴尔干战争也难以得逞了。在裁决书公开发表之前，德国从未与莫斯科就这次谈判进行磋商，也未向它通报有关情况。柏林对苏联强烈抗议其违反8月23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协商条款置若罔闻。当1940年9月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签署三国条约时，苏联骂得更凶。莫斯科有理由认为，该条约意在威胁其在远东的领土。同时，德国人一味拖延交付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的贸易协定中规定向苏联提供的货物。于是苏联被迫采取对策：削减向德国提供原料的数量。大有最终全部停止供给之势。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对苏德关系似乎并不十分担忧。但是，使苏联大为懊恼的是举世公认德国在对法作战中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便取得了胜利。希特勒与斯大林竞相控制芬兰与巴尔干的尔虞我诈、政治上的渗透活动、措辞严厉的照会、含蓄的恫吓、以陈兵边境对陈兵边境等等都是共产党人最熟知的神经战的一部分。到1940年秋，莫斯科并不认为德国人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人一直将大英帝国视为魔鬼。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丰富的工业资源，至今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斯大林与希特勒不同，他从不轻视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德国由于西方的封锁，还得依赖苏联提供经济援助。苏联居然充当了德国的代理商，它从国外进口原料只是为了转售给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没有其它原因的话，德国似乎未必能攻击并切断这个供应来源。斯大林不借任何代价地避免战争，他对德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尽管如此，他似乎也想到了德国要打持久战或在两线作战是完全违背它的利益的。斯大林还从红军的力量中得到安慰，虽然它在芬兰战争中丢了丑。但是他不了解，希特勒与德国情报部都认为这一因素不足为患，因为它们对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非常缺乏了解。
　　按照这个逻辑，斯大林在1940年时仍认为他的谈判地位比希特勒强。他相信，德国人最终将被迫向他让步。苏联为了控制多瑙河河道，并向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施加政治压力，苏军于10月26日突然占领多瑙河河口的一些岛屿。之后不久，莫洛托夫应里宾特洛甫的邀请到达柏林。他佯装对扩大三国条约的建议甚感兴趣。这个建议是吸收苏联参加该项条约，有可能也接纳西班牙与维希法国，从而组成一个欧洲大陆集团，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相抗衡。11月12日，莫洛托夫在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后，兴味索然地听取德国人的提议，当听到德国人明显地要把苏联对巴尔干的注意力向南转到波斯湾与印度洋方向时，尤其不耐烦。随后，他把会议变成了冗长的独白，反复陈述苏联对芬兰、南布科维纳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夙愿。莫格托夫想让德军撤出芬兰，让日本放弃它在北部萨哈林岛上开发煤铁的权利。他还进一步提出，苏联应象德国对罗马尼亚作出保证那样对保加利亚作出保证，从而获得在该国建立基地的权利，以便控制出入土耳其海峡的活动。与里宾特洛甫在防空掩蔽部举行谈判时，莫洛托夫透露，苏联还对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和控制波罗的海出海口感兴趣。
　　 11月25日，苏联提出要与保加利亚缔结一项条约。苏联以支持保加利亚获得多布罗加全部领土和经希腊进入爱琴海的通道两项要求作为交换条件。这项提议遭到拒绝。到1月中旬，莫斯科才获悉德军正向巴尔干挺进。于是，它便向柏林要求占领保加利亚、希腊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提出抗议。抗议中说，这一步骤将损害苏联的安全。到那时为止，克里姆林宫才意识到希特勒根本无视苏联的要挟。在苏联驻柏林新任大使戴卡诺索夫于1月17日向德国外文部常务次官魏茨泽克递交的抗议照会中，把英国干涉巴尔干的可能性也硬扯了进去，更加重了照会的分量。从此，在中欧和东南欧的主动权便落入德国人手中。而苏联的外交则成为一连串的抗议。保加利亚恪守三国条约，3月1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率先进入保加利亚，德军随后跟进。这使土耳其有些焦虑不安。希腊已向轴心国开战，在东南欧，只有土耳其与南斯拉夫仍未介入。为了将这两个国家拖入战争，莫斯科又把对付波兰的那套阴谋诡计与外交手腕施展了出来。它告诉土耳其，如果土被迫与第三方(指德国)交战，莫斯科将持完全谅解和友善的中立态度。这种拖人下水的提议被安卡拉婉言谢绝了。3月25日，德国迫使南斯拉夫在维也纳签署三国条约。两天后，南斯拉夫政府被一场反德政变推翻了。苏联为了吸收一名反德的打手，急忙与新政府的首脑西莫维奇签署一项友好条约。莫斯科又弹起对南斯拉夫承担军事义务的旧调，旨在坚定南斯拉夫抗拒德国领土要求的决心。但在4月5日，当德军集结在南斯拉夫边境地区时，克里姆林宫却又采用了它惯用的退却战术。当时，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告诉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说，你们肯定误解了，苏联从未企图进行军事干涉和提供援助。他的话使后者不胜惊惧。而希特勒次日却以轰炸贝尔格莱德、入侵南斯拉夫作为回答。
　　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迅速沦陷，英国被逐出欧洲大陆，使斯大林清醒了。从此，他改变了对德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员谦卑，讨好的态度。德国大使和土耳其大使都及时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发给本国的电文中都对此作了相同的解释。土耳其大使说得更露骨，他甚至发表了如下的评论：斯大林希望南斯拉夫至少把德国人拖住两个月，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赢得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部队的援助。
　　苏联是认输了，但对自身的安全仍不担忧。它真心实意地想与德国改善关系，转而采用了安抚政策。1941年1月，苏联就抢占划归德国的立陶宛边境地带一事给柏林以赔偿。同时，缔结了一项非常有利于德国的新贸易协定。到4月，苏联按照协定向德国提供了定额内的全部原料。仅在那个月就供应了不下二十万吨谷物和九万吨石油。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继续冷落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实际上对他不闻不问。为了表明他们与德国新秩序情投意合，他们在5、6两月将南斯拉夫、比利时、挪威和希腊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分别驱逐出境。但是，从4月起，苏联西部军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屡次发生侵犯边界的事件，并盛传德国即将发动进攻。
　　据说，1941年3月20日，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军事情报部门)部长戈利科夫曾上送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列举事实证明，德国明显地要对苏联发动进攻。他还了解到德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据传，一位德国少校曾向苏联驻柏林武官透露：德国企图进军苏联。但是，戈利科夫却把战争迫近的传闻与报道视为英国情报部门或德国情报部门的一种挑拨。于是，他得出一条可以使人理解的结论：在希特勒征服大英帝国或与它谈和之前，德国不会向苏联发动进攻。4、5月间，德军在芬兰的活动受到密切注视。5月5日，据说戈利科夫已估计到德国在苏联边界集结了一百多个师。这些情报分析与报告斯大林是看过的。
　　尽管德国直至战争临近发起之前，费尽心思一再推迟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入侵部队开赴前线的时间，但是，部队在东部的集结却无法掩人耳目。德军的某些行动还是为华盛顿、伦敦以及莫斯科所获悉。德国人料到苏联会就部队在总督区集结一事向他们提出质问，于是便将对策事先通知其驻莫斯科武官克斯特林，佯言：波兰是位于英国空袭航程之外的良好的训练场地。另外，德军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受命拟订一份内容把部队在东部的集结描绘成为入侵英格兰举行的一次预演；在大批坦克上安装了潜水装置，把英国作为演习中的假设敌；并把在克里特岛实施的空降作战解释成为在联合王国实施空降作战举行的预备性演习。他们故意向本国和外国新闻界透露一些消息。
　　 1月，美国驻柏林的商务参赞获悉有关德国真实意图的消息。华盛顿在3月间把这个情报转达给克里姆林宫。在春季和初夏，关于德国可能入侵的事情在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当中已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4月34日，德国海军武官报告说，英国大使克里普斯预言6月22日为德国发动入侵日，他对这类发动战争的传闻大加指责，并且认为这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人们，当时亲自处理情报的丘吉尔是如何在4月初便断定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他还推断克里普斯未能将情报及时转告斯大林可能是导致苏联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之一。丘吉尔作出推断的情报根据是：三个德国装甲师正利用铁路运输从布加勒斯特向克拉科夫调动。这三个师与中欧配置的十九个德国装甲师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再说德国人为什么不从罗马尼亚而偏偏从波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是怎样也解释不通的。看来丘吉尔的推断似乎不太合乎逻辑。正因为这一点，莫斯科便认为他的情报无足轻重；斯大林反而认为丘吉尔的动机更加值得怀疑。现已真相大白，希特勒实际上确实打算用这支装甲部队从罗马尼亚突入乌克兰。但是，3月11日，他改变了主意，命令所有坦克从罗马尼亚开往波兰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这就是英国情报部门所注意到的调动。
　　 6月初，美国驻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领事报告德苏有爆发战争的迹象。驻布加勒斯特和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情报。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将这条消息转告苏联外交部。6月10日，英国外交事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先生把德军在东欧集结的情报转达给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6月12、13两日，麦斯基再次被召见，这次是由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接见的。他告诉麦斯基一条连英国三军联合情报委员会都相信战争迫近的消息，内容是，现已查明，罗马尼亚驻有德国第11集团军(属实)；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该国还驻有德国的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属实)；还说利斯特元帅的第12集团军已从雅典调往卢布林(这也不属实)。这个情报从表面上看来有些价值，但是，即使它完全属实，也决不能得出对苏联进攻在即的结论，因为第11和第12集团军在德国驻中欧和东南欧的部队中所占比例甚微。英国注意到的另一个迹象是，德国空军增加了在东欧的无线电通信网。但是西欧的无线电通信却没有明显的减少，因而这条消息只能供参考而不是确凿的证据。
　　苏联的战争准备虽不充分，但还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1941年春，苏联专门征集后备役人员。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武装部队的兵力增至四百二十万人。但是，在苏军中，缺乏训练的士兵占相当大的比重，约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士兵仅服役八个月左右。苏联人还从集中营和监狱中搜罗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军官。其中许多人迅速地恢复了名誉，重新任职。3、4月间，又有一些部队从内地调往西部边境军区。计有四个集团军，共二十八个师。不过，克里姆林宫似乎对显示力量比对保卫自身安全更感兴趣。尔后的部署态势便可说明这一点。莫斯科命令基辅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将他的一些部队配置到边境附近，他奉命执行了，但他认为这种部署浪费兵力，是“消极防御”，公开表示为此感到痛心和为难。柏林注意到这种奇特的部署，并引起种种猜测：苏军向边境靠拢是否准备发动一场预防性的进攻。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认为，苏联的部署可能意味着为发动进攻作准备。但又认为采取这样的应急行动根本不可能。他的一位第一流的情报员、东线谍报处军官金策尔则作了确切的评价，他把苏军的集结看作一次政治性的示威而不予理会。
　　 4月中旬，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5月6日，出现了一种情势恶化的迹象，斯大林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仍保留外交部长的职务。斯大林既是共产党总书记，又公开出任总理，明显地要独揽所有大权。
　　据信，苏联的间谍组织为其国家服务很称职。何况，在莫斯科，公开的迹象比比皆是。各国外交使节很少谈论别的。但是，只有德国使馆，象德国驻苏联武官克期特林所抱怨的那样，陷入了战祸临头的恐怖之中。克斯特林曾因病长期离职，由克雷布斯上校代理他的职务。及至5月中旬他返回莫斯科时，发现使馆成员正把他们所有的私人贵重物品、地毯、衣料、毛皮、银器、珠宝运回国内。妻子儿女也相继离去。于是，克斯特林便在一周内向陆军情报局长马茨屈发出一连串的半官方长函，对德国驻苏联使馆的恐战气氛和使馆成员的行为进行了尖刻的嘲讽，甚至连空海军的同僚们也未逃脱他的责难。他说，再看看苏联人吧，虽然他们充分觉察到德国使馆成员家属那些惊慌失措的举动，却完全镇静如常。
　　 6月11日，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战争恐惧症又复发了。结果，许多使馆成员离职而去。他秘密地向马茨屈转述了一条有趣而神秘的消息：这里的日本大使刚刚收到从柏林发来的电报，估计是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将军发来的，电文既简明又奇怪，仅有两个英文字“很近”。
　　当时，一些正在列宁格勒为苏联海军改装一艘巡洋舰的德国民用船舶建造师纷纷撤离。他们的头头，业已退休的菲格海军中将和所有的女秘书也离开苏联。克斯特林指责召回这些人员的做法太拙劣。另外，苏联港口内已没有德国的船只，可是苏联的船只德国却百般刁难，迟迟不肯放行。这年3月，苏联的边界考察团已被逐出德方一侧，并且不准返回。苏联缴获了一架在罗夫诺迫降的德国飞机，机上的地图和照片明白无误地表明这架飞机是拍摄苏联西部道路的。数月来，每日都发生侵犯领空事件，但斯大林唯恐柏林以此作为寻衅的借口，下令绝对禁止射击德国飞机。携有电台的德国武装人员多次穿越边境，或从海上登陆，其中有的身着便服，有的化装成苏联军人。潜入的人员有时是实施武装侦察，向偶然遭遇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开枪射击，有时则混杂在苏联占领区的公民中，因为他们亦属波罗的海或乌克兰种族。
　　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即将发动一场突然的、毫无理由的侵略的时候，它们必然要向本国人民隐瞒事实的真象。6月14日，离德国人确定的入侵日仅有一周，莫洛托夫为试探希特勒的意图耍了个花招。他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公开声明。这项声明对有关战争的谣传进行了公开、坦率的评论，并详尽地重申了苏联的和平诚意。苏联此举的目的是想看看柏林是否向德国新闻界公布此项声明，但却没有下文。
　　根据苏联将军博尔金的记述，6月18日，一名德国叛逃者越过边界，提供了德国发动入侵的确切日期。这个德国人的自觉行动与告发，显然给罗科索夫斯基留下很深的印象，6月20日，发现德国人正在撤除边境地区位于已方的铁丝网。6月21日黄昏，德国渗透人员跨越边界的活动明显地增加了。
　　当时的斯大林政府虽然在理论上是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却要完全服从这个独裁者的意志。斯大林是个谨慎、多疑的人，他继续用冷漠的态度安照逻辑估计形势。他的错误在于他以已之心度希特勒之腹，用共产党人的眼光观察欧洲与世界局势，而不研究德国独裁者的心理，不分析那位元首在一定条件可能做些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德国会不顾一切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认为，发动战争的各种迹象都是神经战的一部分，意在威胁苏联退出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各国，这可能预示着德国人在政治上、领土上又有新的要求。他的共产主义原则告诉他，显然有人想用阴谋与谎言挑起苏德战争，借以拯救英国。因此，他把英国及其美国朋友的警告视为挑拨离间。总之，这便是斯大林自己在后三年中所惯用的战术。他若是认为，德国人与英国人就是按他的想法来对付他，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6月13日，新任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根据戈利科夫关于有愈来愈多的德军向边境附近集结的报告，打算让边防军区作好战争准备。但他未能说服斯大林，斯大林反而告诉他，不要相信这些敌情报告。6月21日下午，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打电话给总参谋长朱可夫说，一名德国军士投诚，带来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忧心忡忡的斯大林把铁木辛哥、朱可夫和副总参谋长瓦杜丁召到克里姆林宫。6月21日，星期六，政治局通宵达旦地研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铁木辛哥、朱可夫、瓦杜丁都出席了会议。入夜时分，接到了麦斯基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上说，该日下午，他与克里普斯在伦敦会面。克里普斯可能又是根据权威人士的猜测，预言进攻日不在6月22日星期日，就在下个周末。两个日期，特别是有了后一个日期，肯定大大降低了情报的可靠性。21日二十一时三十分，莫洛托夫最后一次召见舒伦堡，多方询问他德国实施威胁性的军事部署究竟有何要求。舒伦堡没有立即回答。大概他也不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尚无明确的迹象表明他的武官克斯特林曾被告知入侵即将发生。且不管舒伦堡的人品如何，但政治局显然未从这次会晤中得到任何保证。随后，布琼尼元帅被任命为预备军司令。午夜前不久，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边防军区进入战备状态。但是，直至入侵发生，尚有许多野战部队未接到命令。
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狂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怪物而苏联并不是。1939年，除了他身边的小圈子以外，没有什么人了解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性格。
　　他是奥地利人，出身贫贱，时运不佳，当过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步兵团里当了近六年的列兵和下士。后来他一想起这段往事便引为骄傲，觉得自己投入了整个德国的事业。战争结束后，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1919年，希特勒成了德国陆军的一名文职政治密探，其部分职责是侦查和对付共产主义的势力，他实际上是一名反共“政治委员”。尔后他进入了政界。他学历浅，靠自学起家，因此，他的政策和抱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只不过是德国历史的翻版和延续，有的是前两个世纪的陈货，有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古董。希特勒的思想是个大杂烩，其中许多是错误的，有些近乎幻想。他的思想不是来自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戈平淄和尼采的著述，就是来自德皇威廉二世、俾斯麦、普鲁士国王、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条顿骑士的政策和成就，或者来自他所看中的早期德国武士的美德和性格。
　　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采用征服和殖民的手段从现在的法国和莱茵河流域逐渐向东扩张，一直到中欧和东欧。象卢贝克、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什切青、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些大城镇在十二三世纪前是不存在的。日耳曼移民创建或重建了波森、克拉科夫、卢布林、华沙、维尔纽斯、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多帕特和里加。不屈不挠的波兰抵制了这次东征。到十九世纪，即波兰已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之后，日耳曼人才被圣彼得堡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反压力所阻止。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诞生了。二十世纪初，泛日耳曼主义者鼓吹征服和兼并那些属于日耳曼或者历史上是日耳曼人开发的领土，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荷兰、佛兰芒人的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放逐到波兰。乌克兰也被列为大日耳曼的组成部分。1918年，乌克兰实际上脱离了苏联，一度成为一个附属于德国的傀儡国家。1924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撰写《我的奋斗》时，他第一次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德国和欧洲未来的蓝图。这幅蓝图充满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仇恨以及对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蔑视。他的最终日的是，要攫取那些能给德国提供粮食、牲畜、石油和矿产的富饶土地。1933年，他终于执政了，于是就大肆推行他的反共反苏政策。1937年，德国当时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曾与丘吉尔简要地谈过一次话，他所说的是元首的领土欲，其中包括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迟至1939年8月即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希特勒还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实在糊涂，竟然意识不到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消灭苏联。希特勒同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好感情用事而不权衡利弊，凭一时一事对他是捉摸不透的。
　　希特勒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却精明能干。他是个冒险家与投机分子，像斯大林一样，他具有洞察别人长处和短处的能力，并能将两者都为己所用。他的头脑反应非常灵敏，但是杂乱无章。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琐事。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能迅速抓住要害，还能进行逻辑推理并具有远见卓识。而对于事关德意志帝国的重大决策，他却被情绪和灵感所左右并可能完全失去理性。他的政治信仰的依据大部分是些无知妄说。他对于与其无关的细枝末节非常感兴趣，因此往往只能是见树不见林，见小不见大。他是个赌棍，相信胆大就能得利，但是他的胆大是没有情报或者冷静的估计做基础的，而是凭一时冲动。他反复无常，感情冲动起来，往往紧张不安，胆小怕事，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恢复镇静后，他又变得傲慢自负，走向另一个极端。处境困难时，他常常不肯正视那些险恶的局势或者不得人心的决定，否认事实的存在。他信口开河，处事轻率。他可以因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慷慨激昂，不过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那些惨事败局。
　　他是个全然没有道德观念、残酷无情的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只承认实力，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希特勒虽然与斯大林不同，没有在其同伙中制造那样严重的恐怖，但是他人品卑鄙、报复心重。他身边的同伙怕他，因为他从不忘宿怨，有仇必报。他周围的人们，实际上整个日耳曼民族，只不过是为他的野心和意志效劳的工具。他的权力终于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程度，以至对任何人不经任何形式的审问，他就能够下令撤职，停发年金和没收财产，后来还操起投入集中营、用刑和处决的大权。这些刑罚有时不仅用以对付那些触怒他的人，而且还株连他们的家属。
　　他并不怎么诚实。有时说谎是为了引人注目，有时是自欺欺人、主观臆断，有时是为了实现其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诡计。他注意保密，不让右手了解左手的活动情况。他认为下级的职权要分散、要小，而一切权力和情况都集中于他一身。根据他的第1号基本命令，为保密起见，任何人了解情况都不得超出他执行任务所需了解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唯独希特勒才是帝国的全权协调者和指挥者。内阁的集体统治有名无实，连咨询性的会议都从未开过。待定的问题由各部部长直接去请示希特勒。他是个患有猜疑顽症的偏执狂。没有什么人能长期得到他的完全信任。他那阴暗多疑的心灵怀疑到处都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企图迷惑他或欺骗他。他个人交往的圈子很小，他不喜欢让陌生人进入那个圈子。这可能是因为他怕暗杀。在他那无限的虚荣心、不知满足的野心和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他决心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走上征服者的道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妄自尊大的狂人，尤其在战争的压力和负担使他的神经崩溃的时候，就更加放肆和失常。
　　在1943年后的某个时候，这个独裁者的身上出现了神经病的症状。关于他的病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帕金森氏神经病，有的说是因紧张和歇斯底里而致的精神分裂症，还有的说是服用麻醉药品所致。由于希特勒只听信其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劝告，服用他给的药，不进行其他的体检，因而他的病始终没有确诊过。因此，还不能作出他有神经病的推论。他的神经直到他死似乎一直没有病。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这些现象在他没病的时候就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在他死之前他就与世隔绝了，不过这种现象在整个纳粹统治集团中是司空见惯的。
　　像斯大林一样，希特勒的性格也有他的另一面。没有哪个独裁者开玩笑会开到自己头上，希特勒也不例外，他的风趣低级粗野，总是把别人当作笑料。除了对那些触怒他的人或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以外，他待人接物还比较注意礼貌，甚至显得愉快而且风趣动人，如果他愿意那样做的话。在他的后期，他甚至还给许多跟他谈过话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谈问题逻辑性强，很有分寸。但是，正是这个人应对几百万无辜遭受杀害的人负责，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1933年，希特勒被捧了出来当上总理，尽管他的党在国会中没有占到绝对的多数。通过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他取缔了在野的强大的共产党，尔后还搞垮了其他政党，就这样他成了一党专制国家的元首、独裁者。此时联邦各州的独立性即告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党实际上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凌驾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关之上。戈林也是一样，原是一个吸毒鬼，却一跃而为普鲁士的总理、负责四年计划的部长、航空部部长以及空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官僚政客希姆莱成了警察、保安和谍报机构的太上皇，他手下的人员也大部分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省、县两级党的头目开始篡夺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其中有许多人损公肥私，大发横财。1934年，最后一任总统兴登堡逝世时，希特勒给自己冠以元首、总理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头衔。事实上，他已经接替了这位前总统的职位，只不过没有总统的头衔罢了。
　　 1934年8月2日全军奉命举行效忠宣誓，不过不是效忠于共和国的宪法或当选的政府，而是要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希特勒过去依赖陆军的暗中支持，同时他又通过一系列的谋杀手段，清洗了纳粹党专搞恐怖活动的褐衫队即冲锋队中那些看来对他有威胁的成员。依赖将军支撑他掌权是不合他的心意的，因此他开始在武装部队内部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不慌不忙，但却坚持不懈地扩大他自己的私人军队即党卫军的规模。193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秘密国防法，授权希特勒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和对外宣战。这一事态的发展，对最高统帅部以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冯·勃洛姆堡将军是国防部长和握有实权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位将军是纳粹党的热情支持者，极力主张搞一个既控制海军又控制陆军(空军曾属于陆军的建制)的单一的最高统帅部。这种新主张与德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德国的传统是依赖陆军和陆军参谋总部来掌管一切军事工作的。武装部队办公厅这时宣告成立，它的两个主任参谋是凯特尔少将和约德尔上校。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希特勒的老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上尉。作为一个将军，他除了担任许多其他职务外，还被任命来指挥新成立的空军。勃罗姆堡因过去不同意空军脱离陆军单独成为一个军种而引起戈林的不满。此外，戈林还对军政部长一职垂涎三尺。因此，当鳏夫勃罗姆堡后来跟一个据说曾被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的女子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戈林马上设法使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并利用他的影响使勃罗姆堡免了职。这一点恰好合乎希特勒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勃罗姆堡在收复莱茵河非军事区时表现怯懦。总之，希特勒对总司令这个职务已另有打算。经过说服，勃罗姆堡辞了职并和妻子一起移居意大利。
　　 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自己为真正的(区别于挂名的)全体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政部及其武装部队办公厅改组为一个单一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凯特尔主管。凯特尔生在汉诺威，是个平庸无能的炮兵军官。他的同事有时称他为“迷糊”或“蠢驴”。他是纳粹党的狂热党徒。他虽被希特勒任命为他的副统帅，拥有过去军政部长的权限，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指挥权。他连个参谋长都不如，因为他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无足轻重，他最多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副官和参谋。元首物色到了他看中的人选。许多杰出的而当局不满意的将军们被免了职。那时希特勒直接控制了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陆军总部。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使他心满意足，因为陆军才是他特别想自己直接来严加控制的，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和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中将曾反对过元首的某些计划。由于一项阴谋，可能有希姆莱和戈林参与策划，弗立契被诬告犯有同性恋罪而停了职。甚至这个案子尚未审理，勃劳希契就被提名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贝克又留任一段时间，他力劝勃劳希契反对希特勒在欧洲进行侵略、在德国施行暴政的野蛮计划，结果是枉费唇舌。不过，勃劳希契早已是希特勒的人，他主张陆军不要过问政治。1938年8月底，贝克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来由哈尔德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
　　 1938年底，指挥机构的改革已经完成，除了个别重要的方面，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一直保持原状。到了1938年大部分头面人物都粉墨登场。国家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掌管整个国家事务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此外，他还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名义上由凯特尔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只不过是个秘书处。虽然它设有一个三军联合参谋部，但是，没有希特勒的指令，它无权对三军下达任何命令。至于海军事务，希特勒就直接找雷德尔海军上将。至少到战争中期，希特勒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希特勒不太懂海战，他尽量不插手有关海军的作战事务。他对空军事务也采取了同样态度。戈林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他同希特勒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在战争初期享有希特勒对他的盲目信任。命中注定能得到希特勒更多照顾的就是陆军了。
　　约德尔可能比其他任何军官更接近希特勒，因为他每天都要亲自向元首汇报最高统帅部各战区的战况，尔后与他讨论作战计划和命令。就这样约德尔开始时无形中成了一名军事教员。约德尔非常聪明能干，尽管他的知识局限于军事方面而思路比较狭窄。他雄心勃勃，但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甚至连他的同僚都无法对他的性格作出肯定的评价。他也是那些将元首看作天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希特勒也懂得如何使用部下，他只提出约德尔完全赞同的那些见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40年入侵挪威的关键时刻，约德尔的胆略和智谋胜过了希特勒。这一点希特勒是欣然承认的。从那时起约德尔不胜荣幸，能坐在元首身旁同他一起进餐。直到三年之后，即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前不久，他才因偏袒犯上不恭的利斯特而失宠。
　　约德尔孤独的性格没有博得信任或信赖，而给那些不很了解他的人留下了缺乏热情的印象。其部分原因是，他与军官们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和睦的。他主张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使他与许多同僚，包括后来的几位参谋总长，疏远了。他也有些自不量力，他竭力主张将所有的战区直接置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还干涉与他毫不相干的陆军事务。然而，他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不能也不愿对元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指责。正如施佩尔所说，在顺从希特勒这一点上约德尔跟凯特尔一样，他忠顺地跟随希特勒到底。他经常处理的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但由于他只是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因而他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他只能停留在处理日常事务上。约德尔没有指挥经验。因为元首不肯放他，从1938年起他连续七年都在元首总部的最高统帅部供职。令人怀疑，他是否比元首更了解由他承办下达的某些命令对部队的影响。当德国开始打输这场战争时，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糟糕，因为他在多数问题上赞同主子的意见，就等于火上加油，使希特勒更加固执任性。但不管怎样说，约德尔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他不是提供军事知识的唯一渠道，希特勒是根据许多知识来源形成他的思想的。
　　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和资历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服役四年，只不过在连里当了个介于上等兵和下士之间的传令兵。这次大战期间他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奖章。这是对他这一级士兵不寻常的奖励。此后他不断地给他的将军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曾经是个第一线的士兵，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赋有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过去在军队的经历(那也许是可夸耀的)，对于担任最高统帅这个职务来说肯定是不够格的。但是，通过参加军事演习、操练和表演，他很快就掌握了军事词汇。通过倾听下面军官和持有激进观点、不满现状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和批评，他又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细节，以致他身边的军事头目都感到吃惊。出于政客的利己主义，他把这些资料改头换面充作己见。这种做法在挫败对手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于是他进而使用大量丰富的统计和技术资料作为他论据的一部分。这些在当场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他对手的职权范围。的确，为赢得论战的胜利他也不惜捏造证据，用这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折服他手下那些比较软弱的将领，其中一些比较天真的将领就马上把他看作天才。同时，元首也能及时发现陆军中的反对派或分裂派。他是一个善于拉一派对付或牵制另一派的能手。
　　希特勒的总司令职务不是挂名的。他果断地干预作战计划的制定或实施。德国军官团中一些高级的军官在他面前卖身求荣、争夺权势、捞取地产、甚至从他的私财中捞得一部分金钱。为此他们密谋策划，勾心斗角，结果得到的是这个独裁者的蔑视，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更加不屑于隐瞒这一点了。在占领奥地利时，他甚至宣布要亲自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他的所属人员为此大吃一惊。据说，他听了机动部队中某个心怀不满的挑拨者的话以后，就对哈尔德那个用坦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进行了攻击。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履行最高统帅通常履行的那些职责，即只在大政方针上发号施令；因此他便开始陷入了作战方面的细节之中。入侵挪威原来是海军的建议，然而却被希特勒所剽窃，成了他的计划。这场战争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少数人策划的，没有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参加，而且参谋部门的准备工作也非常不充分。战争初期元首的许多意见是很好的。德国早期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希特勒和冯·曼施泰因。据说，他俩各自提出的意见，后来都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陆军的司令官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早期的恶意攻击面前，他们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进攻法国前后，希特勒时常干预大大小小的决定，而陆军的首领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似乎都心安理得，从未考虑辞职。通过剥夺勃劳希契的大权，希特勒不仅成了事实上的(如果名义上不是的话)陆军总司令，而且还成了全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此外，他还是国家元首、政治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党的领袖和外交部长(因为里宾特洛甫本人的地位已被削弱)。可想而知，这么多部门的要求相互冲突，在安排其轻重缓急时自然会造成混乱，这就给希特勒缺乏磨练的头脑与不稳定的思想带来有害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就是导致德国进攻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希特勒是个放纵无忌、为所欲为的人，对他来说，现有的组织机构毫无意义。他把在政府和工业部门中那套惯用的心血来潮的做法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波兰、法国和巴尔干的几次战争都是在空军总部的配合下主要由陆军总部负责进行的，而这两个部门都由希特勒来指挥。在组织如此规模的地面作战方面，唯一有经验、有合适参谋人员的司令部就是陆军总部。然而，该司令部已经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它为自己拟定的作战命令，还要提交希特勒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批准。到1941年底，希特勒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他可以通过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所有的国外战区。1941年12月，他解除了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接管了陆军在东线和其他战线的作战指挥权。这样，作为最高统帅，他就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为了摆脱这种荒唐可笑的窘境，他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作为自己的参谋部来控制东线对苏联的整个作战行动，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时成了他控制所有其他战线的参谋部。因此，陆军总部便中止了对苏联以外的其它战线的指挥和通讯联络。斯堪的纳维亚(包括芬兰)、法国、巴尔干、意大利和非洲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战区。这些战区通过约德尔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武装部队指挥参谋部这个机构来领受任务。这样一来，除了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外，元首还有两个独立的同级参谋部来协助他指挥战争，一个负责东线，一个负责西线。这不是统率机构有效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方法，因为一个参谋部并不了解另一个参谋部在干什么，而且双方还要争夺兵力，这套指挥系统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完全符合这个独裁者的心意、对他方便的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这是因为他把东西两线隔开就再无人敢于侵犯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
　　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是勃兰登堡人，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是个能干的但决不是个出色的军人。要不是弗立契被免了职，要不是希特勒认为勃劳希契能当个听命于他的总司令，那么勃劳希契就不可能被物色来担任这样高级的职务。勃劳希契接任了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因为他感激元首希特勒在离婚问题上支持了他。参谋总长哈尔德是个孜孜不倦、能力强而谨慎的巴伐利亚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的关系冷淡。
　　早在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就拼命控制国家机器和武装部队。他给德国人民提供了好象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来解除他们在战后年代所遭受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共产主义威胁的痛苦。放逐和监禁共产党人、工会主义者、互济会会员以及某些牧师与社会党人，对许多人来说所付代价并不大，尽管国民可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街头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随意的逮捕、拷打和投入集中营已成了纳粹德国的特征。一般地说，广大民众还是齐心协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而且直到最后覆灭还仍然如此；他们对希特勒有一种病态的媚态。然而，这种支持肯定不是完全自发的，多半是宣传教育的结果，有些则是出自恐怖心理。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园地，幼儿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义务劳动服役队直到最后在军队中，这种教育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制服上绣有纳粹符号，牧师已寥寥无几，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由国家资助，免费发行。国家鼓励所有的人加入纳粹党或该党的外围组织，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保甲以便警察和党的官员能严密地控制各家各户的言行。
　　 1938年莱茵兰和奥地利被占领。原来裹足不前的希特勒现在每走一步，胆子就壮一分。他的军政顾问越来越不敢劝阻他，因为他们的一些预想常常证明是错了。9月，他淬然制造了个慕尼黑危机。世界大多数舆论认为，这个独裁者的威胁既是讹诈又是恐吓，如果英法两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历史的进程有可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避免。但是，后来掌握的有关希特勒心理方面的证据表明，情况决不是这样。希特勒早已开始他征服世界的生涯，他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搞大规模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对他的个人地位可能是致命的。1939年8月，在避免两线作战方面他仍然很谨慎。但是，当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消除了所有疑团时，波兰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德国出乎意料地迅速战胜了法国以及德国自认为合理的条件都促使元首相信，英国可能越发希望进行谈判。当这些条件遭到拒绝时，戈林被授权大吹大擂，说英国将被空袭打瘫在地，并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指令。然而，由于空军未能取得对英伦三岛的空中优势，海军又没有力量掩护宽大正面上的登陆，因而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甚至在1940年秋季之前，希特勒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入侵英国所包含的风险，使入侵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没有希望。希特勒估计对了，时间对英国有利，他也明白英国会寻找新的盟国。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公开站在丘吉尔阵营一边，并以物质援助来支持英国，只是没有宣战。德国元首目光短浅、知识贫乏，很容易低估美国的资源与军事潜力。他没有直接的理由惧怕美国这个敌人，但他无论如何要鼓动日本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任何英国和苏联合作的可疑之处都是他直接、密切关注的。
　　克里普斯被任命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负有改善英苏关系的特殊使命。当时英国非常错误地认为，社会党人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克里普斯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越有利。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断然不会上英国的圈套的，克里普斯只能偶尔与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有些来往。事实表明，这位英国大使与维辛斯基的关系受到限制，徒具形式，而且他与莫洛托夫的私人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洛托夫在接见克里普斯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表露出厌烦和急躁的情绪。这与他给予舒伦堡那种和蔼可亲、有说有笑的礼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克里普斯在驻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对他所谓的存在于苏联领导人和他本人之间的亲切友好关系作了些宣扬。他这样做可能是有用意的，也许是为了向非参战国灌输这样的信念，即德国的好运不会太长，但也可能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和为他自己打气的一种做法。不管他的用意如何，其结果对英国都有利，因为关于这种亲切友好关系的小道消息尽管舒伦堡未予重视，但却通过截获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国大使发给本国外交部长的电报，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只要有一点有关英苏协调的风声，即使毫无根据，也会刺激元首并加重他的疑心病。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本人与莫洛托夫关系很好，因为他俩都能投对方之所好。加弗里洛维奇发出的有关他俩亲切友好谈话的电报，其内容显然是反德的，也同样被截收并传给了希特勒。他俩谈论的话题涉及《我的奋斗》里那些关系较大的章节，其中包括德国对东方的野心和对斯拉夫民族的处理。这些评论的文字材料自然而然地最后传到了书的作者那里。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后来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一口咬定，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的行径促成了苏德战争。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苏联从1940年6月以后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使希特勒心中不快，但苏联的作法并不出乎人们意料的。特别是当德国人成了苏联宴会上不请自来的座上客，德国又回到了(据1939年里宾特洛甫说)“对于德国毫无政治利益的领土”时，就更不足为奇了。莫洛托夫11月访问时透露的情况，都是希特勒早已知道的。1941年4月，西莫维奇与苏联签订的南苏友好条约，被希特勒用来为他本人和向其他人证明他将采取的严重步骤是正当的。实际情况是，希特勒像苏联一样也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政治信念，即德国未来的繁荣富强是与德国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向苏联的扩张相联系的。当时希特勒比英、美领导人更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可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德国在其它地方全力以赴地打一场战争，那么，只要不冒什么风险，苏联就会趁机扩张到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到那个时候，它就会中断对德国的供应，而失去苏联的供应，德国是无法进行战争的。万一德国面临崩溃的边缘，苏军就会占领欧洲的整个东南部和中部并尽力攫取德国的领土。由此可见，他视苏联为祸患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可以肯定，无论苏联采取什么态度，无论后果如何，希特勒还是想消灭它，因为他觊觎苏联的领土，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只是希特勒还在与英国作战，否则法军一败，他向外扩张的大道就畅通了。
　　希特勒常常反复重申他在政治与军事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他决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同时在两线作战。当然即使德国背后没有一个潜在与它相敌对的苏联，英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优势也会使德国的入侵承担很大的风险。希特勒为了将较多的军费集中用于空军和海军，曾下令解散一些陆军师，但是德国的军火生产仍不可能弥补海军装备的不足，而且德国的空、海军也不可能超过以整个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工业潜力为后盾的、发展迅速的英国空、海军。同时希特勒还想以苏联威胁为口实，说明他无法集中其整个空中力量来攻击英伦三岛。每起偶发事件、每个刺激因素都被作为论据来证明他本人早已确立的事业是正确的，并且促使别人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夸张和渲染了那种来自苏联的危险(事实上，只要德国强盛，这种危险就不是直接的)，但是对希特勒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问题也是很清楚的。在东线，敌军可能被德国陆军迅速消灭，这支陆军是有史以来最精良的，而且正处于全盛时期。在西线，这支精锐部队却不能为他争光，只好无精打彩地去看守海滩。拖延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强大的、有美国支持的并愿意重返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与此同时，他还表白自己不是不愿意(如果他这样表示过，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研究他的司令官和参谋长们提出的另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就是将德军引向西班牙、地中海和中东。
　　 1940年6月30日，星期日，也就是法国投降没几天，哈尔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由魏茨泽克负责传达的希特勒的意见。记下来的神秘话语有“眼睛必须盯着东方”，“英国的投降将解除我们东进的后顾之忧”。结果，三周之后，勃劳希契就奉命研究对苏作战的问题。他和他的参谋长已经事先对此有了一些考虑。7月22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第一次概略地记下了这次作战的轮廓。
　　据当时的估计，德国需要有八十到一百个陆军师并能在四到六周内将所需部队集中。希特勒在拟定进攻计划时，认为这次进攻应仿效西线刚结束的那次进攻。不过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闪击战。由于苏联冬季酷寒，从11月到次年4月进行大规模运动非常困难，因而这次进攻务必在短暂的夏季中结束。根据当时的事实而不管高级将领们战后怎样说，在取得战胜法国的辉煌胜利后，这些高级将领好象都一致相信这种快速进攻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因此希特勒最后也与最高统帅部完全一致。希特勒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还考虑在1940年秋季就发动并实施一场决定性闪击战的可能性。
　　 7月29日约德尔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决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两天后，希特勒又说，明年春季必须一举消灭苏联，因为让他存在于波罗的海海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不仅下令撤销削减陆军的指示，而且恢复了已削减的三十五个师，此外还增加了十个装甲师和十个摩托化师。当时元首的一些想法已经十分清楚，这次进攻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突击方向，一个指向基辅，一个指向莫斯科。尽管他这时规定的进攻目标是消灭苏军有生力量，但是这种目标仍然是笼统含糊的。从这时起，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稳步进行，从未间断。
　　 1940年8月9日，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发布了加强东线兵力的“奥托”指令，内容包括在波兰总督区建立后勤军事设施，开辟训练场地，改进公路网和铁路网。
　　就在那年的秋季和冬季，许多德国将领对这场新战争在军事上存在的困难倒没有什么考虑，而是从根本上对有无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产生了新的想法。哈尔德告诉勃劳希契，这场新的战争，由于德国正与英国作战，对于德国无任何好处，而只能导致德国经济的恶化。他本人并没有低估西线(英国)的危险，而对意大利参战则更为担忧，因为一旦这个轴心国伙伴出了问题，德国为了解救它就可能在地中海陷入泥沼。如果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陆军的人力物力还要加强。持有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哈尔德一个人。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确信，进攻苏联不会使德国向其眼前的、真正的目标，即战败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迈进一步。他始终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说，进攻苏联会过多损伤德国的元气而且很难说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既然入侵英国已证明是不可能了，作为仅次于此的选择，他提议夺取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来破坏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戈林也赞同这个主张，计划人员也在斟酌该主张的可能性。甚至连德国外交部也不同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魏茨泽克是出于逻辑和经济的考虑反对这个入侵计划的。他认为德国战争物资的储备量，尤其是橡胶、石油、铜、铂、锌、石棉、黄麻和钨的储备量很低，因此一旦苏联的供应中断，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困难。魏茨泽克于1941年4月28日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德国来说，如果摧毁每座苏联城市与击沉每艘英国军舰一样重要，那么他魏茨泽克就赞成发动这场新的战争。然而，正如事实所表明，他只想到军事胜利而没想到经济损失。他认为，苏联决不愿意成为英国的一个盟国。而里宾特洛甫却仍在琢磨苏联也许会被卷入对英战争的问题。
　　 10月底，墨索里尼未与德国协商就进攻由英国保证领土完整的希腊，但是在希腊的坚决抵抗下他寸步难行。11月，莫洛托夫对保加利亚施加了压力，并力图得到那些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12月，英国驻守在尼罗河上的一支小小的陆军消灭了意大利驻守在利比亚的规模大得多的陆军。希特勒既害怕苏联，又害怕英国干涉巴尔干国家，而且还拿不准土耳其的态度，因此他作出了在入侵苏联之前先稳住他在巴尔干的右翼。11、12两个月作出了许多有关1941年的战略和军事行动重点的决定。进攻直布罗陀的“费利克斯”行动的进一步打算被放弃了，因为弗朗哥对其提供的支援要价太高。德国准备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希腊，即所谓“马丽他”行动，但又牵涉到保加利亚是否遵守三国条约，让德军进驻它的领土的问题。拟加强对东地中海英军的空袭，但是，希特勒不愿沿北非海岸或通过土耳其与叙利亚对中东实施地面进攻，尽管其海军参谋部竭力主张这样做。他至多派遣一些德军到的黎波里去增援溃退的意军。
　　 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苏联与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举行了谈判。这就进一步威胁到德国的翼侧，必须用武力消灭南斯拉夫。一个新的进攻计划即“第25号”行动很快拟成，德意两军从奥地利和的里雅斯特实施突击，德匈两军越过多瑙河实施突击。“马丽他”行动的右翼向西转移，另外德国还从为进攻苏联所集结的部队中撤回一部分陆军师。此时显而易见，巴尔干战争不可能在5月中旬圆满结束，那些师不能及时赶回去参加入侵苏联初期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发现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又不愿减少那些占领挪威和西欧的师，因为他过分地害怕英国登陆。这样，到4月7日，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定的5月15日这个入侵日向后推迟五周左右。
　　德国某些辩解者认为，巴尔干的局势与这次入侵日的推迟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认定，1941年暮春，融化的冰雪与春雨所造成的河水泛滥肯定要使预定的入侵日推迟。然而，波兰河流的大水在6月初已经退下去，因此即使在中部战线，河水无论怎样泛滥也只能使入侵日推迟二三周。入侵日的推迟是由于天气造成的论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保障巴尔干翼侧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所以入侵日非推迟五周不可。
　　苏联中部地区适宜作战的季节是从6月到10月(到了秋季，路上的泥泞就会使部队的运动暂时受阻)，或者是从6月到冬季开始的12月初。由于作战的季节如此短暂，因而将入侵日推迟五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不过，这次推迟的时间还没有后来那一次拖延的时间长。那一次是在同年夏季，中央集团军群停止不前，而希特勒却与勃劳希契、哈尔德进行着几乎是毫无休止的争论。即使将这两次推迟加在一起所浪费的时间也不是德国在1941年失败的唯一原因。政治与军事目标的混乱、最高统帅部的机能不全、情报不灵以及资源短缺等主要原因都必须综合考虑。
　　希特勒需要同盟国。他首先转应罗马尼亚和芬兰这两个国家，因为它们已遭受苏联的侵略。罗马尼亚愿意参战，但是它参战的目的只限于其切身利益，即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获得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之间的部分乌克兰地区。可是，由于罗马尼亚对德国的依赖太大，以致它的愿望只能退居第二位，不得不向伏尔加河前进。芬兰不断受到苏联的威胁，也答应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它的处境变得很特殊，确实与罗马尼亚不同。众所公认，芬兰同意德国驻挪威的陆军派出一支远征军进驻芬兰属拉普兰和芬兰中部地区，而且还配属给德军一个芬兰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确保佩萨莫镍矿区的安全和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但是，列宁格勒以北拉多加湖和卡累利阿地峡附近的南部主要战线，芬兰是不容德国干涉的。德军希望芬兰军队从北面夺取列宁格勒，而芬军的参战目的只是为了收复冬季战争中割让给苏联的领土。尔后，芬兰就以此为满足，静观事态的发展了。芬兰总司令曼纳海姆极不欢迎德军介入南部战事，后来就将德军借给他的勃兰登堡师退回，并且拒绝再指挥任何德国部队。在军事上他更不会听从德国的指挥。
　　意大利以及斯洛伐克这个傀儡国都将派遣军队进攻苏联。匈牙利则对英国有友好的感情，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由于希特勒这个原奥匈帝国的公民对匈牙利有反感，所以匈牙利被排除在整个计划的制定和准备工作之外。但希特勒还是想在最后一刻让匈牙利参战。
　　希特勒征服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辉煌战果，不完全是因为德军拥有数量、质量上的优势。德国经济已走上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还储备了各种军火。德国的战争准备，比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抢先四年。1939年到1941年德国是能够打败它的邻国的，因为这些邻国的工业和经济力量都很落后。
　　由于建立了独裁政权并从1936年起开始推行旨在使德国经济独立的四年计划，因而国外、特别是伦敦普遍认为，1941年的德国是一部动力强、结构完整、效率高的工业与经济机器，它已准备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巨大的世界大战。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减少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性，德国采取了某些措施，开发利用了国内低品位的铁矿石。然而，即便如此，大量的铁矿石仍须不断从瑞典和法国进口。到1942年人造橡胶的生产解决了橡胶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生产人造汽油、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1年德国是在两线作战，发动了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而其石油的年配给量几乎还不到战前英国国内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储备的锡和钢于1939年已消耗殆尽。德国生产不出炼钢用的钨、铬和镍。1941年它的石油、铝矾土、锡、铜、铅和锌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进口。
　　德国军事工业缺乏统一管理，都操纵在那些相互竞争的集团手里。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接替沙赫特独揽了经济大权，但经济部仍继续存在。1940年3月，托特在负责劳动部的同时也成了第一任军械部部长。除了这三个机构之外，还规定：所有军火生产的方针和重点均由武装部队来负责。这些方针和重点按理说应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凯特尔负责，但是却交给了托马斯负责。托马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局长，负责陆军军火生产的政策与协调工作。空军总部和海军总部中的某些局负责空军和海军军火生产的政策。德国军事工业整个体系都是临时拼凑的，没有规定明确的职责。劳力的使用或安排无一定之规，对消费品的生产没有加以多大的限制。兵工厂只开一个班。由于缺乏连贯而集中的指挥，因而生产重点变化无常而且效率受到很大影响。法国沦陷后，以装甲和陆军军火为重点的生产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十八个陆军师转业到空、海军军事工业部门为攻打英国作准备。还有十七个陆军师被解散。陆军军火生产惨遭破坏。当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东线时，他们又被召回部队，于是空海军的军火生产又退居到次要地位。
　　德国军事工业的面铺得很宽，但基础却不雄厚。1941年它就适应不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四年的领先时间以及储备的先进武器使德国得以对那些比较弱小的敌国发动闪击战。但是，到了1941年单单英国的军火生产就很快地赶上了德国。德国由于经济上的这种弱点，只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处于头等军事强国的地位。此后，它就依赖那些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以及胆战心惊的中立国来提供矿产和粮食。至于石油和机械化运输工具的不足，它一直没有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还在做他的黄粱美梦。1941年2月他同约德尔认真地讨论过穿过伊朗或阿富汗入侵印度的问题。当年仲夏之前他草拟了后续指令，推断在苏联被消灭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将控制整个欧洲，如有必要就使用武力征服土耳其。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都要占领，对英国则给以致命的打击。
　　部队继续不断地集结在东普鲁士和波兰总督区。3月底德国在东线有四五十个师，5月底增加到八十个师。两周后又增加了四十个师。其中大部分师集中在拉多姆-华沙-内登堡一线以西远离边境的地方。直到5月的最后一周步兵师才开始连续地进行夜行军，向边境开进。最后调动的是担任突击任务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它们仅在进攻开始前几天才利用夜暗开进。驻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中的一部分步兵师与总部预备队一起从巴尔干和西欧出发，至6月22日仍在行军途中。
　　直到4月初，集结这么多部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要对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个次要方向实施进攻。所谓的入侵英国的准备据说是继续在进行，而且这些准备是通过有意透露消息而谨慎地公布于众的，其用意是转移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德国东部边境的注意力。那些针对苏联边境地区集结的德国部队反过来却被说成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转移英国对登陆作战准备工作的注意力。然而，部队的集结和调动最终是瞒不过波兰人的。据说，后来情报人员证实，苏联是了解这些名堂的。4月10日莫斯科下令采取一些小规模的预防性措施并且进一步加强了边境上的苏军。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联占领军显得很紧张，从6月13日夜间就开始大规模逮捕居民中那些宁要德国占领而不要苏联占领的各界人士。各阶层居民大约五万人被流放了。
第三章 一知半解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不管平时或战时，情报部门的本事再大，也难以做到对它的目标了如指掌。正如冯·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则是相当不确实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曾是许多军事大国的首要情报目标，而德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主要是西方。到194l年，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对苏联的了解比起其它国家，尤其是英国要差的多。
　　德国陆军总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即陆军情报局，由马茨屈少将领导。马茨屈原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离任回国后最近才接替冯·蒂佩尔斯基希担任陆军情报局长。陆军情报局下分两个主要处：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由利斯中校主管，负责研究西欧各国军队，从1940年6月起该处便专门研究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的军队。东线外军处由金策尔中校主管，负责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某些巴尔干国家、苏联、中国和日本等国的军队。在1941年12月前，它还负责研究“新世界”各国的军队，其中包括美国的军队。这样分工，似乎说明德国已把英苏两国当作重要的情报目标。实际上苏联并未被列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搜集或鉴定苏军资料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经费都很少。在1939年到1940年期间，希特勒甚至还禁止触动苏联。此外，搜集苏联的情报只是金策尔工作中的一小部分。金策尔原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一个步兵军官，自1938年底才就任该职。他并不通晓苏联或苏军事务，也不是专业情报军官，更不会讲俄语。
　　本来在德国国防军时期，德国参谋总部与苏军的联系相当密切。但是，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这种关系就随即中断了。从1934年起，德国开始与波兰交换情报。波兰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因此它在边境地区有一些情报来源。然而，1939年春季，希特勒废除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情报交换即告中断。1939年9月苏军入侵波兰东部，他们的耐力和素质并未引起德军的注意。尤为严重的是，德国军事情报部门连入侵部队各集团军的番号都没有搞清。此后有些情报是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的难民中搜集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苏联内地搜集军事或经济方面的资料或情报确很困难，因为整个边境地区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所占领和控制。这些边防军在警戒非法入境或叛逃者偷越国境方面受过长期专门的训练。苏联警察机关、党组织的人口登记制度和公民必须携带身份证和工作证的规定使谍报人员很难进入苏联。苏联人对待外人的态度是搜集情报、甚至是搜集公开情报的最大障碍。他们在当局的怂恿下，对陌生人和外国人一律怀有敌意和戒心。无论什么身份的外国人都很少获准在苏联境内旅行。即使他们偶尔得到官方允许，也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督下按指定的路线和规定的时间行止。这种旅行困难重重，往往是苦不堪言。那时苏军的领章帽徽，除哥萨克部队外，只表示他们的军阶和所属的军兵种而不表示他们属于哪个部队、哪个单位。外国大使馆和使节即使是来自与苏联结盟的或友好的国家，也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
　　德国是依赖谍报人员和偷越国境的人以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本等渠道获得苏军战斗序列情报的。有些情报是通过无线电侦听和无线电测向仪获得的。但这种手段作用有限：一是受距离的限制；一是苏军缺少技术性能可靠的电台，它侧重于电话或有线电报进行联络。这样一来，德国对边境地区苏军的部署倒是有相当地了解，但是对苏联的内地，甚至对苏联的欧洲部分是一无所知。地形方面的情报很少。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东征几乎到了列宁格勒、基辅和罗斯托夫，但是地形和天候对使用无线电、飞机、坦克和摩托车辆有什么影响，当时并没有实际体验，更料想不到以后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进行机械化作战会产生哪些复杂问题。苏联地图难以弄到，而德军复制的地图又糟糕又过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好依赖航空照片。
　　德国驻苏联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已六十五岁。他会讲俄语，是个亲俄分子，战前十年一直担任驻苏联武官。虽然克斯特林长期在苏联供职，但他对苏联军队和工业当时发展的情况所知甚少，因为在与外交使团其他人员结伴行动时，他的活动严格地受到限制。1940年10月东线外军处在核对克斯特林报告的基础上综合了一份情况判断，得出的总结论是，苏军是个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而且可能是个劲敌，但是它无力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与德军对比，苏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或三比一的优势，但估计其战斗力仍劣于德军。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空间、道路稀少和气候恶劣对苏军是最有利的因素。根据克斯特林的看法，需要通过在苏联领土上的实践才能理解这些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这份情况判断无疑有许多合乎道理之处，克斯特林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份报告太一般化、不具体，所得结论同样适用于1914年的沙皇军队，甚至也适用于1812年的沙皇军队。克斯特林和副武官克雷布斯两人都低估了苏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是无法隐瞒的。克斯特林在其战后的供词中却说，在策划入侵苏联期间征求过他的意见。他的看法是，苏军的应变能力不应低估，占领莫斯科也无足轻重，因为苏联大部分重工业已经内迁到乌拉尔以东。也许他可能在1940年确实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不过所强调的内容几乎与正式的综合报告或他私人通信中的观点都不一致。
　　德军最高统帅部无从了解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数量。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所提供的数字只是猜测而不是判断，因为这些数字没有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关于苏军平时拥有的或者战时可能组建的陆军师的数目，它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资料。它是以苏联人口和估计的工业潜力为依据，采取草率而粗略的方法判断敌情的。德军情报部门对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军的主要将领几乎毫无所知。金策尔主管的部门于1941年1月1日出版了一本关于苏联武装部队的手册。德国的这份官方秘密手册很说明问题，它暴露了德国情报部门工作上有很大的缺陷。它坦率地承认，苏军战斗序列方面的情报几乎是一无所有，敌人究竟有多少个方面军(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也没有确凿的事实能够说清。这份手册没有详细介绍苏军的编制装备，只是泛泛地说一个集团军可能由一个司令部，数个步兵军，集团军属重型炮兵、航空兵与后勤保障部队组成。据推测，给集团军配属骑兵部队或摩托化部队也是可能的。
　　这本官方秘密手册所作的各种结论，必将证明是错误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囊括一切的总结论说，苏军不适应现代化战争，无法与一个指挥果敢的现代化敌军相匹敌。苏联政府采取的补救措施可能几年，也许几十年都不会见效。在苏联的工业能力方面，这本手册引用的都是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托马斯提供的情报资料，而这些资料只能使人们对苏联的资源疑窦丛生，认为苏联工业能否为一场长期战争提供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武器、被服与车辆，还是一个问题。
　　德国的战术情报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而且一旦战争开始还会有很大改善，但是陆军总部却没有掌握苏联6月21日部署在边境上所有部队的准确情报。直到7月17日才弄清部署在乌克兰的部队是第9和第26两个集团军，尽管这两个集团军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至于苏联战略预备队的情况，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若明若暗的。
　　苏联一些比较能干而富有经验的指挥官在1937年被清洗，苏联在进攻芬兰的冬季战争中那样低能，这些势必影响到德国对苏军战斗力的估价。然而，德国根据芬兰战争得出的许多结论是错误的，还有许多结论尽管在1940年初是正确的，但到1941年年中就不适用了。例如，很少有人看到，芬兰是根据它的人口和资源作好了战争准备的，而且它在本国的森林沼泽地作战要比苏、德两国擅长得多。苏军在芬兰打得固然不好，但是苏联的情报工作也太糟糕，致使莫斯科对自己的任务估计不足，使用了不适于在森林地带作战的部队。那年冬季寒冷异常，缺少滑雪部队的苏军，由于补给和运输跟不上而陷入了困境。
　　德国情报部门对苏联经济的估计是有出入的，但是误差的大小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反映出来，因为并没有任何统计。尽管现在知道了苏联1941年重工业的布局，但那时苏联工业生产的许多细节从未透露过。除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周围的大工业区以及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上的大工业区外，在乌拉尔山脉和亚洲还有一些工业区。乌拉尔山脉的工业区是以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三点为中心向外发展，全长达数百英里。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一带，都有大型联合企业。在靠近阿富汗和中国边境的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也兴建了重工业。然而，西方世界在1941年却不了解这些详情。苏联重工业的重心正在向东转移而且从1928年就开始了。这一点无疑是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在1940年底向戈林提供了一份经济情报判断。这份文件显然大部分是根据他掌握的那点陈旧情报所形成的看法拼凑而成的。在这份文件中，他指出，德国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不包括乌拉尔)就等于把苏联整个军事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五和几乎百分之百的光学精密仪器工业拿到了自己手中。这一点看来竟成了德国制定经济战略计划的基础。甚至在战争的第二年，希特勒仍然相信：攻占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切断高加索的输油线即使不能毁灭苏联的经济也会使之瘫痪。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自己在与罗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谈话时和最初提请盟国给予军援时也都说过，苏联军事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五集中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区，德军越过这些地区再东进一百五十英里就会使苏联瘫痪。从此，人们一直认为他故意夸大其辞，想使华盛顿产生必要的紧迫感，因为随着战争的进展，人们终于认识到，苏联纵然丢掉莫斯科、土拉、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以及南方全部钢铁和煤炭资源，它仍然能够抵抗。1941年年底前，托马斯的看法完全变了。他在10月2日的一份情况判断材料中认定，即使高尔基和巴库失守，苏联也不至于土崩瓦解。他认为，只有乌拉尔失守，苏联才会趋于崩溃。
　　战争刚爆发后两个月希特勒就痛斥德国情报部门无能。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是不足称道，这也无可辩驳。但是，这应归咎于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既无广泛而可靠的情报，又无充分的战争准备，就投入这样一场战争，这是愚不可及的作法。在德军参谋总部还拥有最大权力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着手制定重大作战计划之前情报部门必须进行五至十年的准备。哈尔德、曼施泰因、古德里安、克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后来都责怪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然而责任并不全在他身上。有许多人认为弊多利少，反对这场战争。反对两线作战的，也大有人在。但看来却基本上无人怀疑过德国陆军和空军在一场闪击战中能打败苏联，无论他们战后说过些什么话。事实上，1940年到1941年的文献证明正好相反。
　　如果希特勒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力量的真实情况，他是否会发动战争还是个问号。当德国行将灭亡时，他说他本来是不愿发动战争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事后充高明。德国情报部门就是在1940年底拿出真凭实据说明苏联实力的真面目，当时希特勒完全有可能嗤之以鼻，说那是愚蠢的捏造，就象他后来在战争期间对待格伦所提供的那些情报一样。一个能把勃罗姆堡、弗立契和贝克这样一些对战争持犹豫和怀疑态度的将领清洗掉的大人物，怎么会被东线外军处一个小小的上校所写的那些大惊小怪的报告所吓倒而放弃上天降给他的大任呢？
第四章 元首的战略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当然，战争是一种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军事行动、经济行动是互相依存的。战争的军事目的虽然通常与歼敌战斗部队联系在一起，但它事实上具有广泛得多的内容，包括夺取或摧毁敌军事潜力(即其后备人员、工业及经济力量)，攻占其领土，降服其人民。政治、经济目的可以优先于军事目的，但最终而言，不摧毁敌军事力量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一百多年以前，克劳塞维茨写道，使一个国家无力抵抗要着眼于三个基本目标：军队、国土和意志。他说，军队必须歼灭，国土必须占领，因为有国土就可能组成新的军事力量。即使此功告成，只要敌人的意志没有被征服，战争还未结束。希特勒却未能如此阐明他的目标，也未能将他那互相冲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按轻重缓急安排得井然有序。
　　到1941年，德国陆军总部已不能再有独立的政治军事见解，它只不过是独裁者的驯服工具而已。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虽然业务上很能干，但却是一个在希特勒面前诚惶诚恐，完全听他摆布的懦夫。参谋总长哈尔德比勃劳希契倔强得多，对希特勒的淫威明显地不放在眼里。他活动范围很广；他能力强，工作细，善于解决具体问题，在军事上赢得了陆军的尊重。然而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直到1941年后期，他始终是个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执行者，即使在许多方面不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也很少见之于文字。只是在对俄国的作战开始受挫时，两人之间才逐渐积累起强烈的仇恨。
　　 1940年7月21日，勃劳希奇与希特勒就德国东线的作战目标进行了讨论，第二天，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录。所列举的政治目标是：扩大芬兰的疆界，建立附属于德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联邦新政权。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目标，而仅仅是肢解苏联的部分后果罢了。据哈尔德记载，这场新战争的军事目的是含糊不清的，它包含着三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击败俄国军队，或者至少占领足够的俄国领土，以保护柏林和西里西亚工业区不受空中攻击。最好能在遥远的东部建立我们自己的阵地，以便我们的空军能够摧毁俄国最重要的地区。
　　这个含糊不清的任务，后来在指令和命令中，曾以多种形式提出，而且在希特勒授意下，还增加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目标。德国东进发动它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战争之后，还不到三个月，就把战争停顿下来，正是由于对战争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发生了激烈争论。
图2 巴巴罗萨作战行动
　　 7月19日，第18集团军参谋长马尔克斯被调到陆军总部，指导草拟战争计划的工作。在向马尔克斯交代任务时，哈尔德以罗马尼亚政局不稳为理由，反对把罗马尼亚作为向苏联发动主攻的跳板，他还认为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只是次要问题。8月5日，马尔克斯提出了他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某些方面颇为重要，关系到德军走向战争的最后计划的产生。马尔克斯的目标是击败红军，夺取北德维纳河-伏尔加河中游-顿河下游，也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高尔基-罗斯托夫一线(该线第一次被提到)以西的全部领土，以保卫德国领土不遭受苏联轰炸。马尔克斯在他那份意见书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份材料给后来的作战行动造成了争执和危害。意见书还提到了莫斯科、乌克兰、顿涅茨盆地和列宁格勒工业中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希特勒就把这些意见拿来当作战争的主要政治经济目标。于是，诸如摧毁军事力量，占领苏联等这些更重要的目标，被抛到九霄云外。在马尔克斯计划中第一次出现并被写入最后指令的，还有其它一些前后矛盾的提法。这时，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苏联将抱住波罗的海国家不放，那里的力量是对德国进攻莫斯科的翼侧的威胁。
　　他们打的是这样的算盘：只要东驱一千英里抵达高尔基，苏联就会一败涂地。可是，在高尔基以东，苏联国土还绵延几千英里。这条任意划定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罗斯托夫(后为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线究竟有何意义是很难断定的。苏联远程轰炸机部队的效能，本来可以完全不必顾虑，却被过分夸大了。其实，众所周知，德国当时并不了解苏联空军的真实情况。如果苏联真的被击败了，人们就不易理解为什么德国会以这样一条线为界，而不扩张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伏尔加河以东尚未失败的敌人，根本不可能被德国空军并不十分有效的轰炸机部队所消灭。归根结蒂，希特勒说是要摧毁布尔什维克力量，而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允许苏联帝国继续存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表示了同样的怀疑，他在2月2日对希特勒说，如果德军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罗斯托夫一线而苏联政府仍然存在的话，德军就应采取行动。元首做了个含糊其词的回答，他向包克打包票说，到那时共产党人就要求和了，还说，如果他们不求和，德军就将挺进到乌拉尔。希特勒说，他决意要打，除了战争以外，他拒绝考虑与苏联取得某种和解的方案。
　　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目标与行动十分了解，对于苏联各民族政治上、种族上的复杂性也并非一无所知。他颇有道理地推断，由于种族繁多以及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苏联缺乏团结一致。这使他产生这样的信念，即一次狠狠的打击就能叫那摇摇欲坠、腐朽不堪的大厦倒塌。希特勒的论点既有根据，又有份量。可是，正因为如此，不赢得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包括大俄罗斯人)的支持，必然铸成严重的政治与军事错误。何况希特勒做得甚至更糟；他脑子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教条和鬼迷心窍的空想，他不是唤起苏联人民支持他，而是执意要把这些斯拉夫畜牲(他有一次曾这样称呼他们)置于听任主宰民族摆布的地位。因此，他下令对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并通过帝国专员的直接统治，实际上对居民进行奴役。特别是大俄罗斯人要遭受最残忍的暴力统治。1941年3月30日，在帝国总理府的一次会议上，元首向高级指挥官大发议论，连讲带骂，说要发动一场无情的种族战争。据到会者后来证实，这次讲话引起了愤懑与反对。不过，谁也没有讲给希特勒听。随后即下令，保证德国武装部队成员对苏联居民犯罪不受法律制裁，还有一道臭名昭著的命令规定，政治委员不能享受战俘的正常待遇，要把他们交给党卫军保安处的战地特别分队处决。仅在入侵两天前，新被任命为东欧地区总专员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说，绝不允许俄罗斯国家再存在下去，即使以德意志化的形式存在也不允许。占领区交给党卫军负责，秩序靠蓄意散布恐怖来维持。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大屠杀、严刑拷打、强制移民、没收财产。在这种情况下，难怪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德军占领了几个月之后，就又回到苏联的怀抱，成为密探和游击队员的孳生地。
　　希特勒不仅决心摧毁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制度，而且决心使俄罗斯国家解体，将俄罗斯人贬为奴隶。在3月30日对将军们的训话中，元首意在使他的司令官们为这场新型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战争做好思想准备。打这场战争，双方将毫无怜悯之心和廉耻之感。作为实例，他列举了被他误称为政治委员的那些人对波罗的海国家居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战争初期的做法是消灭政治委员、共产党知识分子、吉普赛人、犹太人和平民人质。接着又颁布了“元首命令”——禁止接受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投降，下令用炮击与轰炸把这些被包围的城市夷为平地。斯大林格勒的女性居民将被运走，男性居民将被消灭掉。当然，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红军部队同样犯有类似暴行。在现代，战争从来没有打得这么残酷无情。
　　 1941年的苏德边界，恰好从梅默尔以北的波罗的海之滨开始，大致沿旧东普鲁士-立陶宛边界延伸，接着向西进入波兰，形成一个人们称作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弧形地，然后向西绵延到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接着继续向南伸展，直到匈牙利边境为止。这条苏德边界线全长约七百英里。乌克兰-罗马尼亚边界沿普鲁特河至黑海，长约四百五十英里。因为匈牙利的态度尚不清楚，所以在德国东方战线与盟国罗马尼亚战线之间，有一条二百英里宽的间隙地带。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西部的中央，就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边界东南，有一片南北宽约一百五十英里，纵深三百多英里的辽阔沼泽地区。这个地区名为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缓缓的河流纵横交错，不计其数，汇入普里皮亚特河、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除了堤道上修了一两条公路以外，该区的通道寥寥无几，有些地方林木茂盛。因此，沼泽成为防坦克和摩托车辆的有效障碍，把整个前线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南部战场包括加利西亚的半林木地区、沃林-波多尔台地和乌克兰。乌克兰是一片没有树木的黑土大平原，从比萨拉比亚伸展到顿涅次以东。该地区尽管公路很不发达，但却特别适合坦克作战，只是有一些河川障碍，诸如普鲁特河、德涅斯特河、布格河、第聂伯河，它们的流向全是由北向南。乌克兰首都基辅与苏德边界的直线距离不到三百五十英里。
　　就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地区，有通往明斯克、奥尔沙、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的直达交通线。在奥尔沙与莫斯科之间，道路两侧地形开阔又无河川障碍，素有奥尔沙陆桥之称，因为它处于北流注入波罗的海与南流注入黑海的两股河流的分水岭。奥尔沙陆桥是通向莫斯科的大门，形成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两道主要水障之间的通路。德军先要通过公路，穿越五十五英里多深的茂密林带，才能到达奥尔沙陆桥。这些林间公路将使部队象通过漏斗孔似地把队形拉得很长。莫斯科与边境线的直线距离约为七百英里。
　　在波罗的海地区，有几条质量很差的公路由东普鲁士经波罗的海国家通往列宁格勒。重要的河流只有涅曼河、西德维纳河和大纳尔瓦河，此外，还有许多沼泽地和茂密的森林带等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丘陵周围地区，林木茂密，沼泽遍布，不宜使用装甲部队。列宁格勒距离东普鲁士五百多英里。
　　因而，地形和政治地理条件将战役发起的正面限制在三个主要地区。第一个地区是从北部越过波罗的海至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边界，从这里既能穿过波罗的海国家进军列宁格勒，又能进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部直取莫斯科。第二个地区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与匈牙利边境之间的更加有限的地区，从这里可以通过加利西亚进入乌克兰。第三个地区是从罗马尼亚领土渡过普鲁特河，进入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
　　陆军总部奉命研究进攻苏联的问题之后不几天，它的作战部拟就了第一个计划方案，将德国的主攻方向选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哈尔德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认为应选在北部指向莫斯科。马尔克斯计划设想的是从普里皮亚特以北向奥尔沙陆桥和莫斯科发起主攻，同时向波罗的海国家和列宁格勒发动辅助攻势，作为主攻的翼侧。马尔克斯建议，还要在南部向基辅和第聂伯河发起辅助攻势，然后使之扩展到高加索地区的巴库。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约德尔是冷漠的，不让他插手他们认为与他无关的计划。但是，约德尔是排斥不了的。他责成他的主要参谋瓦利蒙特搞了个最高统帅部作战计划，以便他可以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制订的计划品头评足。毫无疑问，最高统帅部的这个计划对希特勒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并与当年年底发出的主要指令有直接关系。1940年9月拟就的约德尔草案，设想这次进攻将动用三个集团军群。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用两个，以南用一个，但是约德尔有个主要规定(后来希特勒一再重申这个规定)，即在越过奥尔沙陆桥-斯摩棱斯克地区以后，能否继续向莫斯科进攻将取决于肃清波罗的海敌军的进展情况。10月29日，新任陆军总部(作战)助理参谋长保卢斯向哈尔德呈报了他自己对这场拟议中的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看法。这份报告大概很合哈尔德的口味，因为这跟他早先的想法是一致的。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使用德军两个集团军群(称为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使用一个集团军群。这个计划更加强调德军通过歼灭敌人夺取军事胜利这个直接利益，而不是获得经济利益，并且强调必须防止苏军向内地撤退。计划把波罗的海国家的部队放到次要地位，这些部队据估计只有三十个师，而相比之下白俄罗斯有六十个师，乌克兰有七十个师。据此推论，直接进攻莫斯科的成功把握最大。报告的其余部分谈到人们十分熟悉但又不甚理解的进入苏联的时间和距离问题、苏军指挥官之平庸、苏军士兵战斗素质之难以估价以及苏联那么多民族相互之间的不团结。报告还第一次提出了苏联的人力优势这个问题。哈尔德虽然在日记中未做什么评论，但是看来他接受了保卢斯报告的意见，他后来重复了报告中所提出的某些疑问。
　　 11月28日至12月3日，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主要是保卢斯指导下的军事表演和图上作业，以便完成对主要问题的审查。然后，于12月5日，与希特勒举行了正式讨论。将要进行这次战役的三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各自单独地研究了战略问题，他们突出地感到了空间与人力上的困难。他们指出，苏联腹地是个漏斗形，突破得越深，正面就越宽，开始时的一千三百英里将迅速扩展到二千甚至二千五百英里。除非苏军在贝帕斯湖-明斯克-基辅一线以西的边界附近被歼灭，不然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扼守深入腹地时不断加宽的正面。还讨论了其它问题，其中包括在一片辽阔地区向一支三百万人、五十万匹马的部队进行补给的种种困难。在这个地区，公路寥寥无几，铁路不能直达，因为路轨比德国和中欧使用的要宽。后备军总司令弗罗姆已强调指出，现有的增援部队不足五十万，只够补充夏季战役的损失。摩托车辆奇缺，虽然或许可望通过购买法国的民用产品加以弥补。车辆燃料情况的确非常吃紧，德国只有不超过三个月的汽油储备和一个月的柴油储备。由于缺乏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轮胎也成问题，因此在考虑给轻型车辆装配钢箍轮。1941年初，德国坦克与装甲强击炮的月产量不到二百五十辆(门)。德国工业还能大大发展，但当时的基础不够厚，还依赖从苏联和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料。
　　到这时，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元首的全球战略目标都有些怀疑。如果向苏联开战真是必要的话，他们认为消灭苏军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经济方面的考虑不能占优势地位。进攻莫斯科将吸引敌主要兵力；夺取莫斯科地区不仅将使苏联失去控制，交通联络断绝，而且，将在苏军的战线上打开一个巨大缺口。
　　在12月5日的会议上，勃劳希契向希特勒表露了他的想法，他对德国空军是否有力量对英、苏两面作战，表示怀疑。当希特勒尖刻地告诉他，如果对苏战争不拖长，德国空军能够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勃劳希契就闭口不谈这个问题了。哈尔德继而强调中央集团军群主要突击方向应为莫斯科的重要性，还强调两翼要有强大的装甲部队，一旦需要就能应付来自波罗的海或乌克兰的翼侧攻击。可是，希特勒对此充耳不闻，他以截然相反的观点加以反驳，这些观点有的是他自己的，有的来自他跟戈林、约德尔的谈话。他又一次重申了保卫帝国领土不受空中袭击的必要性；这就需要距离和纵深。经济目标也事关重大，不可等闲事之。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将死守波罗的海与乌克兰，因为那里有海港，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他们在中部倒会慷慨退让。德军夺取莫斯科毕竟“不是那么很重要”。中央集团军群的强大两翼侧要准备向北进入波罗的海，或向南进入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尤其使他感兴趣。这时，勃劳希契站出来支持哈尔德，他强调了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这条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在苏联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结果被一阵嘲笑压制下去。嘲笑者认为，只有老朽不堪的人才想得出这种陈腐见解！于是，最后定下的初期计划是，中央集团军群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奥尔沙陆桥，此后希特勒就不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了。这种功亏一篑的做法是造成1941年德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德国陆军总部没有坚持澄清战争目标和执行作战计划的方法，这显然是他们的过错。不过，希特勒牢牢地控制着德国整个战争机器，他象他的先驱者“决定命运的人”一样，相信他自己的命运。因此，陆军总部只好把事情搁置起来，他们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希特勒的非非之想要是无人提起，就会自行消失。同时，陆军总部加强了北方集团军群的力量，希望他们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的速度能象中央集团军群向斯摩棱斯克推进速度一样快，避免在攻打莫斯科之前使军事行动停顿下来。12月17日呈送希特勒签署的第21号指令没有足够重视希特勒的最新指示。这没有逃过他那锐利的眼睛和牢固的记忆，于是他修改了这个方案，明确规定：要优先保证肃清波罗的海的敌人，夺取列宁格勒与喀琅施塔得；为此目的，中央集团军群要向北抽调强大的装甲部队。只有达成上述目标，才能恢复对莫斯科的攻势。这次攻势原名“弗里茨”，后来奉希特勒之命改为“巴巴罗萨”，这是以12世纪死于东方的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菲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新名字给这场战争涂上了圣战的色彩。第21号指令(即“巴巴罗萨”行动)是希特勒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于1940年12月18日签署的。
　　第21号指令在目标、语言与形式上都杂乱无章，含糊不清。开头几行讲的目标是以一场快速的战争击溃苏俄。可是在“总目的”这个标题下，却又说这一行动的最后目标是沿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全线建立一道屏障，以对付俄国的亚洲部分。从指令的正文部分可以找出希特勒的手迹，他头衔很多，时而出现是实业家与经济学家，时而出现是最高统帅，时而又是(下至军一级的)陆军部队指挥官(他讨论了在罗瓦涅米地区使用二、三个师的细节问题)，时而甚至成了“飞行员希特勒”，因为他指示德国空军如何保障渡河的安全。指令提出德国空军应摧毁工业区，击溃(有时追击)苏军。顿涅次盆地因为军火工业集中，地位十分重要，应与莫斯科一样“作为追击作战目标的一部分”加以占领；占领莫斯科，这将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就这样，这项指令包含了许多互不关连的目标，哪一个也得不到优先地位。希特勒马上就要把德国部队派进苏联，去进行历时四年的捉摸不定的争夺海港、城市、石油、谷物、煤、镍、锰、铁矿的苦斗。
　　 12月5日过后，向各集团军群发出了预令。1941年1月31日，勃劳希契签署了陆军总部的全套命令。这些命令简明扼要，但是只涉及三个集团军群向苏联开进以及战争的开始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阻止敌人在新、旧边界线上的筑垒地域，或沿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一线，建立巩固的战线。勃劳希契重复了希特勒关于克里姆林宫将坚决保卫波罗的海基地和黑海地区的臆说，强调了希特勒关于中央集团军群到达斯摩棱斯克后立即向列宁格勒派出装甲部队的命令。只有肃清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北部的敌人，攻打莫斯科的问题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月3日，哈尔德就陆军的作战指令作了冗长的说明。事情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只是希特勒不肯考虑增加兵力的任何想法。于是，他又强调波罗的海国家与乌克兰在经济上对苏联和德国的重要意义。
　　 1941年5月，德国人认为苏军在最初期可以用来抵御德国进攻的部队相当于一百二十一个步兵师和二十一个骑兵师。对于苏联的装甲部队，他们更是若明若暗。不过他们相信苏军在西部约有五个坦克师和二十三个摩托化旅。据估计，针对芬兰和土耳其边界，苏军还部署了二十五个师，在远东的师可能有三十个之多。据认为，苏联空军共有四千多架第一线飞机，苏联坦克部队有一万辆坦克。这些飞机、坦克质量上要比德国逊色，这样评价是正确的。
　　德国入侵将由三个集团军群进行，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航空队支援。冯·李勃陆军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是三个集团军群中最小的一个，由一个装甲集群和两个集团军组成，共计有二十六个师，其中有三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该集团军群将从东普鲁士经波罗的海国家向列宁格勒方向进攻。包克陆军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是最大的集团军群，它包括两个装甲集群和两个集团军，共有五十个师，其中有九个装甲师、六个摩托化师。该集团军群计划从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以北和以南发动一场大开口的钳形攻势：北面的装甲集群、集团军从苏伐乌基地区经过维尔纽斯山口向维切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攻击，南面的装甲集群、集团军则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沿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北部边缘向博布鲁伊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推进。这南北两路部队将各有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配置在外侧，以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两翼，并随时准备调出，只要希特勒下令，它们就可以北上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或者南下进入乌克兰。伦斯德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从两个分割开的方向发动进攻，一个从波兰南部，一个从罗马尼亚。在波兰，一个装甲集群和一个集团军将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卢布林地区向基辅与第聂伯河广大地区进攻，而其右翼的另一集团军则向利沃夫(即伦贝格)与文尼察攻击。在罗马尼亚，只有一个德国集团军(包括一些装甲、摩托化部队)，它将同罗马尼亚部队一起，渡过普鲁特河，攻进比萨拉比亚与乌克兰。伦斯德特的部队共有四十一个德国师，其中有五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相当于十四个师的罗马尼亚部队也由他指挥。
　　除了组成三个集团军群的那些师以外，还有二十八个德国师(其中有两个装甲师、两个摩托化师)留在后方，作为陆军总部的预备队。在芬兰，将投入大约八个德国师。总计，东线的德国军队(不包括芬兰的驻军)共有一百四十五个师，其中有十九个装甲师、十四个摩托化师，德国的盟国还提供了相当于四十个师的兵力。德国装甲师共计约有三千三百辆坦克，比进攻法国时只多八百辆。在三千三百辆坦克这个数字上还要加上大约二百五十门履带装甲强击炮。要是考虑到英国军队当时已拿不出许多师来发动一次两栖攻势，而且也没有多少登陆艇运送部队，那末留在西欧战备等级较低的野战师的数量可能超过了实际需要。在德国占领的法国与佛兰德驻有三十八个德国师，丹麦有一个，挪威有七个，另有七个驻在巴尔干，两个驻在北非。东线的德国空军部队共有二千余架第一线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不到八百架。有一千五百余架飞机留在西线，进行本土防御与对英作战。
　　在入侵前的几个月里，制订计划与下达指示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3月，元首对于从罗马尼亚发动装甲攻势重新做了考虑。每一条斜切前线的河流都是一道坦克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希特勒特别害怕苏联的注意力一旦被吸引到这个地区，苏军一个反扑就可能使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石油供给基地遭到威胁。因此，驻罗马尼亚的德国第11集团军所有的装甲师、摩托化师都调到了波兰南部的第1装甲集群，也就是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第11集团军接受的任务是：在罗马尼亚部队缓慢进入比萨拉比亚时，支援他们进行一场牵制性作战。第11集团军的步兵军要夹在罗马尼亚部队之间，分散在摩尔达维亚整个前线。
　　在一系列演习和讨论中出现的困难，将以种种方式加以解决。情报表明，已查明苏军有大量部队前出到西部边界的边缘，他们似乎是要保卫边界附近的领土，而不准备进行任何样式富有弹性的机动防御。因而打算让德国装甲集群深入突破到敌人后方，进行远距离的包围、合围运动，切断苏军一切退路。德国集团军几乎全由步兵师组成，机动性受到步兵行军耐力的限制，赶不上摩托化装甲群的速度，两者不可能密切协同作战。步兵集团军将独立作战，边前进，边歼灭和肃清被包围的敌军。不过在一开始，装甲集群在突破苏军防御的“硬壳”时需要一定的支援，只有步兵能提供这种支援，因此给每个装甲集群配属一个步兵军，并归其指挥。这些步兵军的任务是在苏联防线上迅速打开一个缺口，装甲集群的装甲部队即可从这个缺口长驱直入。然后，这些步兵军归还原建制。
　　德军对于如何控制中央集团军群正面那些穿越大森林的公路出入口，有些担忧。原来打算用空降部队占领这些出入口。但是在敌人后方，有许多森林深不可测，空降分队不可能迅速得到增援。另外，由于德国空降部队最近在克里特岛遭到严重损失，他们还无力承担这样一项战斗任务。于是，这个计划被放弃了。
　　在一场大规模运动战中，向距离遥远的前进中的德国部队提供补给，肯定是特别困难的。首先，根本不可能依靠铁路网，因为铁路要由宽轨换成标准轨才行。空运能力微不足道，差不多只好全部依赖运输汽车，辅之当地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冬装尚未准备齐全，只够三分之一的部队穿用。这是因为原来设想，战争到秋季即应结束。
　　总而言之，“巴巴罗萨”的战略是立足于战术上达到出其不意，将德国和罗马尼亚边界附近的苏军部队就地围歼，不使漏网。北方集团军群将围歼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并同芬兰人一起攻占列宁格勒，肃清俄罗斯北部的敌人。中央集团军群将向明斯克和奥尔沙陆桥奋勇疾进，围剿白俄罗斯的敌人。然后抽出半数左右的装甲部队支援北方集团军群肃清波罗的海和列宁格勒之敌，而另外半数装甲部队则待命进入乌克兰。在乌克兰，南方集团军群将迅速穿插到基辅和第聂伯河各渡口，切断敌人退路。
　　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心中无数，而心中最没有数的便是希特勒。这本身可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严重的倒是无人了解苏联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和亚洲的已有兵力，以及能征集的兵力。事实上，德国人甚至不了解这些地区面貌的巨大变化，入侵部队将发现二十年前的村庄已变成了大工业城市，过去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如今已成为精耕细作的千里沃野。
第五章 日本和芬兰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1902年至1919年，日本人本是英国人亲密的盟友，但英国拒绝延长英日条约并同美国结盟，以致东京怀恨在心。从1931年起，日本入侵满洲和中国；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此后三年当中，日本军队又与苏联远东沿海各省边界的苏军部队作战。1940年，日本成为希特勒的三国条约签署国，根据这个条约，如果美国参战站在英国一边，日本就有义务参战加入轴心国。之后，日本就试图改善它同莫斯科的关系，尽力维护它在满洲的北翼。
　　德国对日本采取友好而有保留的态度，双方谈不到互相信任与合作。1941年3月底，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访问柏林时，里宾特洛甫说，同苏联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他劝说松冈在即将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中，最好避而不谈政治问题。里宾特洛甫只是透露说，德苏战争是“可能的”，他继而保证，一旦日本遭到苏联进攻，德国将给以支援。松冈倾听了里宾特洛甫的保证，但没有说明日本可能采取什么方针，不过他答复说，他打算在莫斯科讨论一项互不侵犯条约。4月4日，松冈拜会了希特勒。那天，希特勒的思绪如脱缰之马。他说，已做好准备，美国兵不可能在欧洲登陆。他还保证，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将支援日本。这种口头许诺虽然措词不够严谨，看来却并不附带条件，不要任何报酬，德国人只希望日本能进攻新加坡。另一方面，使东京有些忐忑不安的是，根据三国条约，日本有义务支援德国，而德国却没有相应的义务在对苏问题上支援日本。4月13日，松冈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在柏林虽然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响，但是也不认为它与三国条约矛盾。五周之后，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明明知道外交使团中正在纷纷议论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他还向魏茨泽克探听虚实，结果一无所获。5月20日，陆军总部东线外军处的金策尔在一份情报判断中说，苏日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远东苏军部队减少。而四天以后，德国驻东京武官甚至揣测说，如果由于苏德冲突而美国一定要参战的话，日本可能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
　　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而德国对芬兰却大不相同。
　　 1939年秋，苏德8月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之后，苏联第一次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芬兰的拒绝导致了为期四个月的冬季战争。经过这场战争，芬兰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最好领土与领土上的资源被苏联夺去，将近五十万人流离失所。此后，在1940年3月到1941年6月期间芬兰处于被占领、被灭亡的危险之中。苏联强行索取开发佩萨莫镍矿的特许权，要芬兰赔偿据称是从割让的领土上被破坏、被转移走的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莫斯科还干涉其小小邻国的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在总统选举、内阁提名上发号施令，剥夺了芬兰以任何形式参加斯堪的纳维亚防御联盟的权利。看来苏联只是慑于希特勒最近对波罗的海事态的关切才等待适当时机吞并芬兰的。1940年9月，芬兰人不得不允许汉科的苏联守备部队使用芬兰境内的军用铁路设施。
　　 1940年10月，德国驻赫尔辛基武官向芬兰人暗示了德苏冲突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德国人急切地要以种种借口同芬兰军界进行接触；希特勒本人原来对芬兰军队评价很低，当听到德国武官高度赞许他们时，他为之一惊。12月中旬，芬兰将军塔尔维拉应邀访德；1941年1月，芬军总参谋长海因里希斯中将在柏林向德国参谋学院讲授冬季战争。哈尔德和他的参谋部趁机大捞有关芬兰作战的情报。与此同时，挪威陆军参谋长布申哈根借口讨论运输问题经常到芬兰访问。1941年5月26日，希特勒派施努雷为特使，向芬兰总统赖蒂说明，虽然德苏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但是德国对苏联进攻芬兰的可能性却不能置之不理。据说，赖蒂表示不愿意让芬兰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他感到欣慰的是，施努雷保证柏林将把苏联对芬兰的进攻看成是对德国的进攻。应希特勒的邀请，海因里希斯奉命率少数随员于5月25日在萨尔茨堡与凯特尔、约德尔进行了会谈，翌日又在柏林与哈尔德进行了会谈。自称不是乐观主义者的约德尔说，西线战争已经结束，东线战事肯定不会持续多少个月；他要求，一旦战争爆发，芬兰要把苏军部队钳制在它的边界一带，并策应德军攻打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与萨拉。这时，长期处在战争与毁灭边缘的芬兰人，正急于得到德国人提供的保护。1940年夏末，德国军火开始源源不绝地输入芬兰，挪威北部的迪特尔山地军奉命制订占领佩萨莫地区的计划。12月及次年1月，冯·福肯霍斯特指挥的驻挪威集团军受命着手研究代号为“银狐”的作战行动并提出具体计划。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由德、芬两军攻占坎达拉克沙港和科拉半岛，以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同时由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地区向东南挺进。
　　制订“银狐”计划的立足点，本来是从挪威北部向芬兰东南部调动强大的德国部队，后来根据各方面的考虑，发现这是不现实的。从巴伦支海到拉多加湖只有一条铁路，它的起点在摩尔曼斯克，而摩尔曼斯克又掌握在苏联人手里。鉴于苏联北方舰队的基地就在摩尔曼斯克附近，英国海军在这一海域实力强大又很活跃，驻挪威的集团军又缺乏空中支援，因而谈不上从海上夺取摩尔曼斯克的问题。可供挪威那个集团军使用的公路车辆很少，通过陆路将部队从芬兰北部运到南部是不可能的。另外，瑞典人不愿意让大批部队过境。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的最初指令中规定，驻挪威集团军要保护佩萨莫镍矿不受攻击，切断苏联摩尔曼斯克与外界的铁路联系。摩尔曼斯克是苏联唯一的终年不冻港。芬兰人对在北部地区作战不感兴趣，他们欢迎德国人在那里采取主动，所以决定，对摩尔曼斯克铁路的攻击将主要由德国军队进行；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希特勒指示分三路在三个相距很远的方向上进行攻击。这样一来，哪一路的兵力都不够强，都难以达到目的。在北部沿海地带，迪特尔的由两个师组成的山地军将从挪威进入芬兰的佩萨莫地区，沿巴伦支海岸向摩尔曼斯克挺进。向南约二百英里，菲格的第36军(约有两个德国步兵师、一个芬兰步兵师)，将从罗瓦涅米向东运动，切断白海坎达拉克沙港附近的铁路。再向南一百英里，西拉斯沃指挥的芬兰第3军(一个多师)将与第36军平行地向乌克塔和克姆发动辅助攻势。整个军事行动由驻挪威的德军司令福肯霍斯特指挥，他计划在他的挪威指挥部以外，再在芬兰开设一个前进指挥所。福肯霍斯特是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而不是向勃劳希契和陆军总部负责。
　　余下的问题是把芬兰部队纳入计划。初订计划时，只是说这个计划只是为了预防不测。6月3日，同芬军总参谋部举行了进一步会谈，德军的代表是最高统帅部驻挪威集团军的布申哈根和陆军总部东线外军处的金策尔。芬兰人同意，他们将负责芬兰东南部的军事行动，并准备在接到通知后五天，向拉多加湖以东、以西发起进攻(先用六个师，另有七个师的后续部队)，但是芬兰人显然不愿意渡过斯维尔河。东南部的所有部队都由芬军总司令曼纳海姆指挥。他是个瑞典血统的芬兰人，曾在沙皇帝国军队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战争中任过负有盛名的将军。芬兰战场指挥上的细节安排以及曼纳海姆与福肯霍斯特之间的协调问题，还含糊不清，未经确定。芬兰人在得到柏林关于德国将保证芬兰的独立、恢复其过去的边界的许诺之后，于6月17日开始进行秘密动员。芬兰人知道战争迫在眉睫(尽管不知道具体日期)，也有事实说明，赫尔辛基曾要求柏林，它要在“巴巴罗萨”开始几天之后再参与军事行动，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芬兰是无可奈何地被拖进了战争。为此，芬兰于1941年6月22日宣布中立。它以为战争短期内就会结束，共动员了五十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
　　部队能否克服在补给和运动方面的困难(尤其是芬兰北部和中部)是北部战争成败的关键。将补给品和部队运到芬兰的最稳妥途径是波罗的海的水上航线，但是这条航线在冬天结冰不能使用，就是抛开这一点不论，也要受到德国运输船只缺乏的限制。北部通过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又有英国水面舰只和潜艇沿途夹击，从挪威到芬兰边界上的基尔克内斯也只有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在坏天气还不能使用。仅有的另外一个通道是通过瑞典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在芬兰国内，公路寥寥无几，铁路只有一条单线，只供中部的德军使用，北部的德军还用不上。这条铁路只有极少量机车，用的又是俄国宽轨，德国铁道部门无法弥补这个缺陷，火车也不能驶过瑞典边界。
第六章 武器和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1870年以前，法国人被公认出了许多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思想家和最善战的军人。拿破仑·波拿巴的参谋机构和军队编制成为包括普鲁士、俄国、日本和美国在内其他军事强国的楷模。普法战争之后，世界上军界的兴趣集中在普鲁士和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军队上。从那以后，他们都效仿德国。因此，所有强国的军队的体系、编制以及战术都大体相似，带有欧洲大陆的特征。法国人先搞的、一百五十多年来仍在采用的野战部队基本单位是师，它是一支主要由步兵、炮兵和工程兵诸兵种合成的部队。说它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它可以用来单独作战，不依赖支援。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大小是看这个国家掌握的师的数量。一个师的兵力少则一万人，多则一万七千人不等。然而，战斗力不单靠人数，而是取决于它的火力、机动性以及战术的运用。师以上单位的组成则不是固定的或一成不变的。通常，若干个师编成一个军，若干个军编成一个集团军，若干个集团军编成一个集团军群(俄国叫方面军)。大战初期，苏军有时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面军置于隶属最高统帅部的战区司令部的指挥之下。尽管如此，集团军群通常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
　　德国人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国家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精良的武器，有高水平的战术训练和战地指挥，能革命性的使用飞机和坦克。原先，坦克的作用介乎炮兵和工程兵之间，因为人们指望坦克提供火力和扫除障碍物来支援步兵作战和运动。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理论家开始设想在步兵和其他兵种的支援下，使用大量坦克来迂回包围行动缓慢的敌军步兵。这时，坦克与步兵一样，不是支援部队，而是主力部队。但是，除在德国外，这种理论家大多数是没有地位和影响的人。
　　到1941年，德国的装甲兵已组成装甲(坦克)师，每个师有一个装甲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团有三个装甲营，总共约有一百六十辆坦克。摩托化步兵旅有两个步兵团，每个团有两个营，不是装甲步兵营便是摩托化步兵营。所不同的是，装甲步兵乘坐半履带式装甲车，伴随坦克进入战斗，可以立即提供支援，如果必要，可以在装甲运输车上进行战斗；摩托化步兵则由卡车运载，他们须下车徒步进入战斗。德国另一种装甲部队是摩托化步兵师，即1943年5月以后人们熟知的装甲护卫师。它有两个摩托化步兵团，每个团有三个营。这些摩托化营人数不到六百，由卡车运载。随着战争的发展，部分人员再度由半履带式装甲车运载。此外，摩托化步兵师通常有一个拥有三十至五十辆装甲作战车辆的装甲营或是一个强击炮营。这两种装甲师只是在坦克对步兵的数量比例上不同。装甲师里的四至六个步兵营，约有一百六十辆坦克。摩托化步兵师里的六个步兵营，约有五十辆坦克。这些装甲部队(在德国称为机动部队)原先编成装甲军，每个军有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装甲师执行突击任务，摩托化步兵师是一支支援部队和后盾。两至三个装甲军编成装甲集群，即以后的装甲集团军。它的坦克可以多达八百辆，还有装甲步兵和摩托化步兵以及支援部队。
　　德国人在1941年底以前所取得的那些胜利，有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大量使用坦克以及强调机动性和果断处置。德国人清楚地懂得坦克和步兵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给步兵和支援部队配备适当的装备，使他们能以坦克的速度运动并作战。摩托化师更是两者皆擅长，因为它的装备和组织形式使它能象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一样作战，能巩固先头装甲师取得的战果。另一方面，也不大会出现步兵束缚装甲军的机动性或使它迁就大量徒步跟进的步兵师的运动速度的情况；而且孤军深入和翼侧过于暴露的风险，一般来说，也是不足为虑的。火力支援主要不是靠炮兵提供，而是由攻击地面目标的飞机、坦克和履带式装甲强击炮提供。苏联T-34坦克出现之前，德国坦克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德国坦克的电台和光学仪器在整个大战中始终稳居首位。1941年德军装甲兵的主力是二十二吨的III型和二十三吨的IV型坦克。
　　德国步兵对装甲强击火炮的依赖可能大于对坦克的依赖。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德国生产的强击火炮多于坦克。早期的装甲强击炮无炮塔，无顶盖，用履带式坦克底盘，有装甲，车上装有一门火炮。它原先是为步兵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而设计的，提供支援的方法是用火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这种装甲车辆体形很低。早期型号顶部敞开，车组成员可以耳闻目睹周围的战斗，不会遇到坦克车组成员在确定方位和识别目标时所遇到的困难。这种炮几乎不能转动，整个炮车实际上都得对准目标。但是，这种炮可以像有炮塔的坦克一样迅速转向另一个目标，只要路面硬实，没有障碍。强击炮还有比坦克优越的地方。它制造较容易，有较厚的前装甲和较大口径的火炮。强击炮归炮兵管辖，不属于坦克兵。它编成营，每个营有十八辆作战装甲车，后来增加到三十一辆，以后又改为强击炮旅。大战结束前，出现了由一支混编步兵部队和有四十五门强击炮组成的强击炮旅。
　　这些强击炮营是德军战斗序列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和英国均无类似的编制。因此，不应把它同自行火炮相混淆。自行火炮的履带式装甲车底盘只是提供可活动的炮台，用间接瞄准向目标射击。强击炮则和坦克一样，是一种与敌人进行近战的战车。早期型号的火炮甚至连进行间接瞄准射击的必要装置都没有。
　　 1940年和1941年的强击炮通常装在III型坦克底盘上，有一门口径为75毫米、炮管是口径二十四倍的低初速火炮或一门低初速105毫米榴弹炮，其目的是用榴弹射击点目标、步兵或炮手。为了更有效地对付敌人坦克，低速火炮和榴弹炮逐渐被口径75毫米，炮管是口径四十三倍和四十八倍的火炮所取代，它用实心弹攻击坦克，用榴弹支援步兵。因此，虽然强击炮营由炮兵指挥，其作用与装甲营相差甚微，实际上，可以相互代替。它的反坦克性能确实令人生畏。到1944年，强击炮兵自称已摧毁敌坦克二万辆。鉴于他们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苏军也装备了自己的相类似的火炮，叫做自行火炮，其战术运用与德军完全一样。
　　在德军中，装甲部队和反坦克部队的任务与炮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要区分它们各自的任务范围更加困难。虽然强击炮的两项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坦克，但是，依然使用了由反坦克部队指挥的反坦克歼击炮。其中，最轻型的是装在N型或十六吨的捷克坦克“煽动者”底盘上的口径为75毫米，炮管是口径四十八倍的火炮。它们同样具有强击炮的那两个用途。真正的反坦克歼击炮是出现在战争后期的1943年和1944年。那时，88毫米炮装在V型(豹式)和VI型(虎式)坦克车体上，叫大黄蜂式(后叫犀牛式)和斐迪南式(后叫象式) [ 江左注：71倍径88毫米炮，加IV号底盘为犀牛，加V号底盘为猎豹，加电动VI号底盘为大象。 ] 。战争临近结束时，情况更复杂，德国装甲部队、强击炮部队和反坦克部队除了有大量直接瞄准射击的装甲战斗车辆外，还都装备了履带式带装甲的自行野炮和中型火炮，这些火炮，有的是装在II型或法国坦克底盘上的105毫米黄蜂式榴弹炮，有的是装在III型和IV型底盘上的150毫米熊式和野蜂式榴弹炮。它们是用间接瞄准射击目标的。
　　尽管德国人由于善于使用坦克部队，在早期取得那么多的胜利，但是他们进入俄国时只有十九个坦克师和十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其余一百一十二个师都是徒步的步兵师。其原因是，德国人的坦克和车辆产量有限，油料缺乏。无疑，当时两种类型的装甲师都需要大量增加，可是在德国人取得初期的胜利之后，连步兵部队也深感不足。在以后整个大战期间都是如此。虽然装甲部队起的作用引人注目，但是它们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坦克不能在夜间作战，对路面要求高，在大森林中和沼泽地上用途有限。春秋两季路面泥泞，致使许多坦克部队行动不便。即使履带式车辆能继续前进，也由于运送补给品和油料的轮式车辆深陷泥潭，最终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坦克在遭到步兵猛烈攻击时，实际上很难长时间地固守阵地。
　　德军的主要战斗单位是步兵师。它的组织形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效仿，苏联和日本陆军尤甚。基本单位是步兵团，三个团编成一个师，每个团有三个营，每个营有三个连和一个中型机枪和迫击炮连。团里有自己的反坦克连和一个配备75毫米和150毫米近程火炮的步兵炮连。师直属部队中有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有四十八门火炮(主要是105毫米榴弹炮和150毫米榴弹炮)的炮团。德国人的装备构造简单，但是质地优良，大多数是新近设计和制造的。老式的1898年式栓式步枪仍是单兵武器，但是全自动冲锋枪和41年式导气管式自动装填型步枪已经在使用。不过，主要的步兵武器还是轻型和中型34式机枪和迫击炮。
　　炮兵一向是以其机动性和火力的灵活性为特点。要利用这种特点，炮兵必须由一个尽可能高级的指挥官指挥，而不能分配给下面的部队。分配下去，通常要造成浪费。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国的炮兵所认识和接受。然而，这个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为德军所忽视。德国炮兵，因为没有集中使用，没有发挥出它的火力效能，而且，由于统帅部后来只依靠飞机、坦克和装甲强击炮来提供大量近距离支援，炮兵不那么受人重视。
　　戈林在纳粹党统治集团中占有特别优越的地位，这使德国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在理论上，它与陆军是平等的。早期德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地面部队。这点在轰炸机部队的组成上得到反映，它是由航程和载弹量有限的轻型双引擎飞机组成，例如容克88、道尼尔17和亨克尔111。这些飞机可用于战术支援，但不适合战略轰炸。因此，不能把战斗推向敌后方或敌国纵深地区。1943年到1945年期间，无论白昼或黑夜，德国与英美的空战很少停止过。西方远程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对德国本土的攻击使德国人集中力量生产战斗机，并把部分双引擎轰炸机改装成战斗机。轰炸机力量受到忽视，逐渐衰落。当敌对国空中力量增强时，德国空军被迫转入守势，无法采取进攻行动或给德国陆军以足够的战术空中支援。
　　德国作战飞机设计精致，局限于几种型号，容易改进以适应广泛的用途。为了维持新式飞机的生产，德国人依靠改装和改进，而不是制造完全新型的飞机。标准的单引擎战斗机是梅塞施米特(梅)109，它在二万英尺高空最大速度每小时约为四百英里。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世界上最佳的飞机。双引擎轰炸机是梅110，它的活动半径远比梅109大，在二万英尺高空的最大速度每小时只有三百六十英里。对地面攻击的主要飞机是容克87俯冲轰炸机(或称斯图卡)，它是单引擎的，有别致的反鸥形机翼。由于外部的炸弹架和固定式起落架，它的最大速度减至每小时二百五十英里。除非条件非常有利，否则它没有战斗机护航是不能作战的。标准的运输机是容克52，它是三引擎下单翼飞机，大战前是民用飞机。
　　德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远比人们通常所想的空军活动范围大。当然，这是因为它有用战斗机来保卫德国本土和占领国的任务。此外，它还有别的防御任务，例如发出空袭警报，指挥探照灯和口径32毫米以上的高炮等。在其他国家军队中，高射炮兵是炮兵的一部分。而德国的高射炮兵一直到1942年还属于空军，只配属给陆军进行防空。结果很多火炮，尤其是88毫米高初速机动高炮被当作反坦克炮或地对地野战炮使用。伞兵部队属于德国空军。但是空降兵又是陆军的一部分。大战期间，德军兵力不足，空军受命自己去征召大量的人在战场上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因为戈林反对改训他的官兵去充当陆军的增援部队，希特勒同意空军增加由空军将领和军官指挥的步兵师。这类师共增加22个。他们的战斗力低下，无法与陆军或武装党卫军相比，因为这些师组建太仓促，没有精通专业的领导和正规的训练。
　　在东欧战争和德国社会生活中，纳粹党卫军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个组织包括普通党卫军和武装党卫军。普通党卫军着军装，但没有武器。除基干分子外，其他成员都是业余的，不拿薪金。组织经费来自成员的捐款和党费，政府不管。它在军事上不起多大作用。武装党卫军在大战前称为冲锋队，原先是希特勒控制下的准军事快速预备队。它驻在军营，费用来自税收，它的各级专职人员不能参加武装部队。反过来说，它通常也不接受在陆、海、空三军中服过役的人员入队。
　　冲锋队原来的兵力很少，及至大战爆发时也不超过四个团。希特勒组建很多党卫军师是否要把它们作为制约德国陆军的政治工具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党卫军充其量不过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和武装政治警察。然而，大战开始后，很多成员渴望行动起来，他们认为在战斗中发挥卓越的、至少是引人注目的作用是符合纳粹党的利益的。冲锋队开始迅速扩大，改称武装党卫军，并且开始时就有一些德军军官想再到党卫军里服役。与德军一样，招募士兵受到种族的限制。原先，只招北欧日耳曼人和坚信纳粹党的政治思想的人。结果，其成员通常是一些政治上的极端分子或盲从者，有时是一些有犯罪倾向的人。后来，招募范围开始扩大到德国的侨民和日耳曼民族，尔后又扩大到几乎所有民族。它的军事组织接近于德军的组织，但有不同的军衔和组织名称。在战场上，着陆军军服，使用陆军武器，有自己的坦克团和炮兵团，训练自己的军官和军士。按顺序，它在人员和武器配备上总是优先于陆军。尽管党卫军是陆军指挥下的大兵团的组成部分，它和陆军的官兵通常不能交换。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党卫军军官也指挥陆军兵团。大战临近结束时，有一些陆军参谋也被调到党卫军，而且还征召了义务兵。
　　并非每个党卫军成员都是战犯，但党卫军里确有大量战犯和前集中营卫兵。总之，武装党卫军的野战部队也抽调人员看守集中营，实施报复，包括杀害犹太人、共产党人、游击队嫌疑分子以及无辜的人质。对其他人的杀害是由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党卫军特遣队进行。这些部队是由海德里希的保安局和保安警察征召和控制的。
　　希特勒是武装党卫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指挥是通过党卫军的一号头目希姆莱执行的。没有希姆莱的授权，党卫军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谴散或进行战略调动。党卫军军官有权通过正式的党卫军渠道见到希姆莱。这样，党卫军也就有权直接向上反映情况，而不受任何上级陆军指挥部的约束。在军事行动中，党卫军部队受陆军的指挥，不过只要可能，总是给他们执行单独的任务。对他们特别强调宣传作用，很多出风头的事交给他们干。但是，有时人们夸大了他们的军事效能和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士气很高，但在战术运用上却常常出问题。按照轻视他们的德国陆军的观点，他们的作战伤亡大而战果小。总的看来，德国武装党卫军的战斗力不亚于陆军，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武器装备和狂热情绪，这就弥补了它在军事素养上的缺陷。大战结束前夕，党卫军作了绝望的挣扎。他们认为一旦落入敌人或当地百姓手中，由于身上刺的明显标记，很可能使他们死于非命。最后，德国总共增加到三十八个党卫军师和一些旅。别国的党卫军很多是没有战斗力的。
　　原先，德军中没有类似苏军政委制度的独立政治机构。大战后期由于遭到日益增多的挫折，纳粹党骨干(即督导官)被派到所有高级参谋机构，施加政治影响，巩固政治上的信心。武装党卫军最终成了制约陆军的有效力量。无疑，为了保卫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它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反对陆军。通过希姆莱和他的军官，党卫军和整个德国警察组织结成一体，1943年以后，它又与帝国和普鲁士内务部挂了钩。在这方面，希姆莱的党卫军这个独立王国相当于苏联贝利亚的内务部。隶属德国警察头目希姆莱领导下的有穿制服和便衣的所有民警部门、边防警察、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保安警察和保安局。保安局的头目是海因里希，此人原是一名海军军官，后来被迫离开海军。保安局本来是纳粹党情报局，用来对付有其他政治信仰的德国人。它是民警组织的附加机构，其任务是刺探政治和军事情报。它的工作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局相重叠。后者的头目是海军的卡纳里斯将军，希特勒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帝国这类组织有很多相同之处。
　　 1941年6月，苏联仿效德国的军事样板成立了最高统帅部。1933年以前苏联一直是模仿德国，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苏联和德国军事上的联系中断了。苏联的国防体制是陆海军各有自己的人民委员部(即以后的各部)。空军还不是单独的军种，而是陆军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苏军最高统帅部这个组织与别的军事强国的这种组织相似，它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所属机构和各主要兵种的监察和指挥部门。国防部有自己的情报组织，它是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在全世界有间谍网，但不负责反情报工作。然而，苏联最高统帅部和军事系统与外国根本不同的是，它把建制上的政治委员制度和秘密警察组织结合在一起。
　　军队里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始于十月革命时期。那时，一些可靠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队里监视作为军事专家留在红军中的沙皇军官中的可疑分子。营以上各级首长中都任命一名政委，他的级别和职权与这些军官相同，对所属官兵的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战斗力负责。这样的政治军官权力很大，其中包括可以否定指挥官的命令。政委与指挥官相比，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要受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左右。到1934年，紧张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军事指挥官的指挥权得以充分发挥。接着来了个大清洗，包括军队在内的各阶层中数以百万计的重要人物被镇压或监禁，政委再次提高到和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可能导致了军事素质的下降。1940年，由于在芬兰的失败，政委的权力再次减小，降为政治副职，不插手军事指挥，只是协助管理军队的行政和福利，负责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这也是1941年的情况。虽然政委无权象从前那样干涉指挥官的作用和指挥权力，但是，他们仍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部门汇报军事指挥官的表现。政委是苏军中的党代表。他们穿军衣，佩带所委任的军阶肩章和袖章，而真正的识别标记则是袖子上一枚明显的有镰刀和锤子的红星。有时虽然暂时而正式地取消了政委和政治指导员的职称，但是政治委员的组织机构始终存在，即便权力受到限制或换用别的名称。
　　在部队里，政委通常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因为，除了有他的政工干部外，还有可靠而热心的党员、共青团员、刚提拔的军士、士兵组成的宣传网。他们受过训练，是用讲演和宿舍里谈话方式传播官方宣传内容的积极分子和鼓动者。还可以依靠他们汇报思想倾向不良或有离心思想的人的情况。战地指挥官和政委有时可以变换，因为多数政委在军队里度过了成年，在军事上常常和指挥官一样能干。在战斗中，军事指挥官伤亡时政委可以接过指挥任务。在大战期间，很多人愿意或者被指派为指挥官。同样，也有受过训练并且是可靠的指挥官被任命为高一级的政工干部。指挥官和政委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因他们的人品而有差异。有时，他们的关系很和睦。但是，很多情况下要看当时的政治气氛。如果镇压或清洗迫在眉睫，没有人会相信旁人。这时，政委为了保全自己，就会同可怕的内务部秘密警察亲密合作。于是，他们自己便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
　　在更高级的指挥部门，如和平时期的军区和战时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里，所有重要的作战命令，若无指挥官、参谋长和政工人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的联合签名，一概无效。这个政工人员可能是部队里的高级政治军官(政委)，但通常是莫斯科任命的党的文职干部或政委。1942年10月之后，这些文职官员授了军衔。因此，集团军以上的指挥责任由军事委员会这一集体共同承担，指挥官和政工人员则是三人执政的主要成员。克里姆林宫想用这种方法防止发生暴动或政变。
　　秘密警察组织是完全独立的，并且不同于政工干部和政委的组织。苏联的国内安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权范围，它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负责管理警察、消防队、监狱和民众档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民主国家的内务部(或内政部)的主要区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支很大的内卫军，它由若干个师组成，装备坦克和火炮，它有集中营警卫部队，车运警卫部队和边防军。虽然他们穿着普通的卡其布军服，但肩章和帽子不同，不属于陆军。他们是从每年征召的新兵中挑选出来的政治上可靠的士兵。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他们是制约苏联军队的力量。有些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人和德国武装党卫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其中很多人，即使用当时苏军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特别残忍的。在紧急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由陆军指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的将军成为陆军指挥官。与德国武装党卫军不同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一般不到最前线去，而是守卫重要的中心，留在后面收容掉队者，或对有溃散危险的部队施加威胁。他们还承担押送任务。除了这些军事上的责任外，1941年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管辖国家安全总局。该组织实际上是国家秘密警察，也是克格勃的前身。秘密警察的责任是在国外收集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反情报工作。它的谍报系统与情报部的军事情报系统相似，但不受其管辖。在驻国外大使馆中，在国外的贸易和文化使团中、在军队中、在工业、农业、体育、音乐等各部门中，甚至在共产党内部都有秘密警察组织。在军队里，师以上各级指挥机关中都有秘密警察代表，他们组成专门的部门。他们是军官，穿军衣，佩带所属部队的领章。秘密警察的军官被派到团里，有时也被派到营里。在军队里，他们的真实身份军官自然都知道。但是，他们的活动网是秘密的。有一些告密者，出于害怕或想捞到好处，汇报他们的上级和同事们的情况。秘密警察有自己了解情况的途径，他们收集情报的对象，包括军官、士兵、政委以及秘密警察中的同事。在大清洗中，秘密警察中自己遭受到镇压或流放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1941年时，苏联海军规模不大，并无战斗力。在大战期间起的作用甚微。黑海的制海权很快就被德国空军夺去，德国和捷克的船只可以安全地利用近海水域。在主要江河和深入内地远至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运河里，苏联海军还有一些江河炮艇舰队。在波罗的海，苏联海军变得令人感到奇怪地被动。苏联海军对付波罗的海德国海军优势的装备是足够的，但是波罗的海舰队受到水雷障碍和德国海、空军的牵制，只好困守在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港内。总的说来，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被视为能给地面作战提供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后备力量。在北冰洋，海军的活动只限于近海作战和潜艇袭击。
　　在对德作战后不久，苏联军事指挥部重新组成。在战地没有专为最高统帅部办公的地方。整个大战期间，它一直在和平时期的办公楼里。斯大林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他一直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他通过毗邻的通讯中心以及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下的秘书处，用高频无线电话或电报同战地司令官保持经常的联系。大战开始后两周，建立了两个委员会，形成了新的指挥机构。一个是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级别较高，它负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的战争指导。斯大林是主席，最初的成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贝利亚。政治局其他成员根据需要列席。第二个委员会是大本营，它主要是军事性质的，负责指导陆、海、空作战。斯大林任主席，第一批委员只有莫洛托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和N·G·库兹涅佐夫。其他军队代表，包括参谋部和支援兵种的头头，在需要时列席会议，国防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有时参加大本营的会议。斯大林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会议不是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进行，就是在他的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进行。虽然铁木辛哥已辞去了国防部长职务(事实上的部长是斯大林)，国防部依然存在。总参谋部和各兵种的参谋部只是大本营的执行机构而已。大本营里很快就有一批高级军官，有的是正式成员，有的是吸收进来的，主持制订各种计划。这些人有瓦杜丁、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沃罗诺夫、什捷缅科、费德林、戈洛瓦诺夫和诺维科夫。有些人是参谋人员或兵种的专家，或战地司令官。很多人常在关键性军事行动中被派去指挥或协调方面军的行动。除布琼尼外，所有军官都有一定的才干。苏联海军司令和空军的代表也是大本营的成员。
　　按理说，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中居于首脑地位，所以，他既是成员又是主席。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德国6月22日入侵，苏联遭到惨败，显然使这位独裁者认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在短时间内他不再突出自己的首脑地位。然而，可以肯定，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在这之后，他开始埋头研究军事问题。他作为第一把手来指导战争，在决定一切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方面，只能由他拍板定案。除了革命时期当过政委和对波兰的短期战争中当过人民委员外，他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他在这方面的天才也许远不如希特勒。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科涅夫在1944年底当德热拉斯问到战争领导人的才能时，批判地评价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在谈到斯大林时，他说这个独裁者能卓越地掌握战争的全局，因而指导战争非常成功。除此之外，他未作其它评论。
　　科涅夫自然要说些好话。他所说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所没有说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真实思想。无疑，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国家元首，完全能对战争中较大的战略问题和经济问题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然而他作为大元帅，实际上是靠命令和恐吓，亲自严密地控制着军事行动。有例子表明，他像希特勒一样不知什么是切实可行的，这是由于他未受过军事教育和缺乏经验。他在军事上有许多看法是错误的。最初，他更多地考虑守住阵地而不是保存他的军队。也许他应对战争头一年在乌克兰蒙受巨大损失负主要责任。战争初期，他手下的指挥官是不幸的，而且是不称职的。有些人被他处决了，如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对波罗的海地区西北方面军司令F·I·库兹涅佐夫之类的人，他只宽容一、两次而已。对布琼尼则停止使用。然而在大战头几个月里，他就开始向大本营调集有能力、有才干的高级军官。这些人成为苏军最高统帅部力量的来源。由于有单独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政委联系网，斯大林对战争的进展知道的比方面军司令要快得多。
　　每当反对力量受到镇压，谋士们因担心自己的意见与独裁者的意见相左而不敢出主意时，一个好的政府必定会遭殃，不论是法西斯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均是如此。战后苏联元帅们描述了斯大林如何个别征求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如何考虑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最后才作出决定。这些可能是真的。然而危险始终存在。这些军官的前程、自由和生命全都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他们对大清洗记忆犹新。有些人虽然已恢复了名誉，并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他们应感谢希特勒，而不是斯大林，因为当时战争已迫在眉睫。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确犯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而且在战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在犯错误。然而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对战争的指导在很多方面胜过德国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
　　国防委员会有一切权力。大本营这个军事机构，是一个联合机构又是集权机构。战略行动是在参谋人员详尽地准备和计划之后采取的，而不是凭直观或草率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最高统帅部与希特勒权宜之计的战略及作战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德国人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军以下战地指挥官有很好的战术素养。而苏联1941年和1942年期间上层的领导者比德国人强，往下各级明显地越来越差，军、师指挥官缺乏主动性、作战经验和训练。在大战初期，这种现象致使克里姆林宫最好的计划也不见什么成效，因为苏军缺乏经验，无法执行这些计划。而德国人在战术上取得的赫赫胜利却因为没有战略的连贯性和合理性而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可能除了对炮兵特别偏爱外，苏联的军事思想继承过去的很少，来源于帝俄沙皇军队的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多。1933年前，当苏军和德意志帝国之间尚有联系时，苏军的组织严格地仿效德国。以后，苏军最高统帅部毫无顾忌地承认，有些乱了手脚，只得到处收集情报，抄袭其他外国军队。它从西班牙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其中包括分散大的装甲部队，并把很多坦克下放到步兵师。
　　苏联最初曾创建了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战略部队的核心力量。但是，西班牙战争之后，苏联又学习德国人的做法，把方针来了个倒转，它优先生产战斗机、强击机和适用于对地面作战进行近距离支援的轻型轰炸机。陈旧的重型轰炸机保留下来由一个指挥部管，用于运输部队和补给品。苏军飞行员首先应当是个陆军战士，其主要任务是和炮兵一起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飞行员受陆军指挥，他们对破坏敌人的经济以及进行战略轰炸不感兴趣。他们穿陆军服，与炮兵和步兵唯一的区别是领章上有一个浅蓝色的兵种符号。大战前不久，飞行部队改变了编制，使它们更容易适应地面部队的编制。到1941年，空军旅改成航空兵军、航空兵师、航空兵团、飞行中队和飞行小队。航空兵师(可能是轰炸机师、战斗机师或混编师)置于方面军或集团军指挥之下。
　　苏联陆军航空兵在1941年数量很大，但第一线的飞机中百分之八十多已陈旧。用德国标准看，飞机的设计粗糙。标准的战斗机是伊尔5和伊尔53，后者是一种双翼飞机，最高航速每小时二百二十英里。还有一种是伊尔6，它是一种星形发动机下单翼飞机，虽然很灵活，但最高航速约每小时二百八十五英里，赶不上德国的中型轰炸机。TB1和TB2重型轰炸机的最高航速每小时只有一百三十多英里。最快的轰炸机是中型的SB1和SB2轰炸机，最高航速分别为每小时二百二十英里和二百六十英里。据说，到1941年6月，一千七百架新战斗机已开始启用，主要是雅科1、拉戈3和米格3，这些飞机均不如梅109，但只有十九个航空兵团完全得到新的装备，带有尾部装甲的单引擎伊尔2新型强击机刚开始服役。用于战术支援，这种飞机是很好的，最高航速为每小时二百八十英里，但几乎不能作为战斗机使用。佩2双引擎轰炸机外形有点象德国的梅110，最高航速约为每小时三百四十英里。这种飞机数量很少，性能可靠，用作长距离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很好。双座双翼飞机波2(或称鸟2)，最初是1927年设计出来，在整个大战中用于侦察、通信联络，甚至执行轰炸任务，最高航速每小时只达一百英里。
　　飞机上的辅助设备质量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雷达、定向和定位辅助装置也没有。1941年，苏联无线电工业还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空军中，无线电台只有中队长才有，而且质量不稳定，常常无法使用。飞机里没有通信设备。飞机之间，飞机与基地或地面部队不能靠无线电台联系，飞行员只能使用信号弹和飞行动作传递信号。空军部队之间的地面联络系统限于电话和有线电报，仅有的无线电台很原始，指挥员通常不肯使用。
　　大战后期，苏联成功地生产了性能得到很大改进的飞机。尽管如此，苏军的飞机在飞行速度、飞行距离、机动性能和爬高速度方面仍不及德国空军的飞机。所以，一直到大战最后一年，德国人一般仍能取得局部空中优势。然而，即使在初期和最困难时期，苏联空军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打垮过。在有的区域，它被消灭。然而，在其它区域，它很活跃，甚至取得空中优势。原因是战线长、内地幅员广以及德国空军的兵力有限，相当部分的德国空军因为英美对德国的空袭而受到牵制。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空军质量最差，数量却很多。即使气候不好，空中仍有飞机。尽管训练达到的标难相对说是低的，但是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能吃苦耐劳，应急工作的本领特别强，苏联人常常使用甚至是陈旧的、使用价值非常令人怀疑的飞机。
　　英美使用空军力量时高度集中，数量很大。与此相反，德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倾向于分散使用其大部分空军力量。再加上战区大，所以或许除了最初几周的中部战线和最后阶段在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外，航空兵参战对地面部队战斗的胜败几乎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1935年前，苏军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常见的礼节和军衔制度。1935年、1939年和1940年颁布命令之后，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增加了沙皇时代没有的少校和上将两级。大战爆发前五年里，军官的生活、教育和文化水平大为提高，薪金提高百分之三百。此外，还有极好的住房和许多特殊待遇。
　　苏军几乎完全是执行义务兵役制，正规军军官和较高的军士是职业性的。应征入伍的士兵服役两年，只有当了下士才延期到三年。空军不管什么军阶的士兵服役期均为三年，海军长达五年。士官是从表现突出的士兵中挑选，要求受过良好的教育，强调是党、团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从应征入伍者中优先挑选边防军和内卫部队需要的人。在苏军中，入伍的人要分成等级，最好的分到空军，最差的分到陆军，仅次于空军的是炮兵，然后是工程兵和坦克兵。
　　根据苏联战后的记述和所出版的那时使用的苏联纪律条令和野战勤务条令看来，苏军似乎是一支有高度战斗力和纪律性的部队。西方作者有时引用这些条令说明苏联武装部队的士气和训练状况。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条令和贯彻情况有很大的差距。那时，人民还很幼稚，军事系统往往并不有效，有时还是腐败的。在西方人眼里，这些条令的条文和实施都很古怪。有时军官对酗酒的士兵毫无办法，而军官自己可能因为酗酒而立即关禁闭。在政治性会议上，军官也许会受到最普通的士兵的公开批评。集团军司令可以在下达范围很广的命令中对他的师长进行报复性的人身攻击。不同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有很大的差异。尽管部队不允许放荡行为，然而部队中常见的恶习是酗酒、麻木不仁和擅离职守。政治上的不可靠常常招来残酷的惩罚，而且对滥用或丢失政府财产的惩罚往往很严。军队的纪律并不是令人感到厌恶的，用德国人的标淮衡量无疑是松得很。
　　平时和战时都有妇女在部队里服役。军医和卫生员中妇女占的比例很高，多数应征入伍的妇女做很多辅助性工作，甚至在野战部队里，代替男子当秘书、打字员、电话员和炊事员。交通警常常是妇女。妇女有时被派去当伞兵、狙击手、游击队员这类引人注目，可供大肆宣传的工作。德国兵遭到武装妇女枪击的事得到报道，偶尔还可以看到在坦克乘员中有妇女，她们可能是无线电报务员。但是，确实有妇女当坦克指挥官的情况。
　　德国人一向强调苏联人生活如何清苦。这容易使人对苏联军人的状况产生误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的特权、薪金和休假得到很好的照顾。苏联军人薪金低、没有休假，对没有特权也没有异议，因为他们无可奈何。在部队里，他们装备很好，穿得很好，倘若条件许可，吃得也很好。官兵关系通常是亲密和睦的。除非在紧张时期，士兵和政委的关系并不总是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坏。只要不被拘留，军队里很少有野蛮行径。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嫌疑分子的遭遇远比犯罪分子悲惨。因为政治上的过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士兵，就丧失一切权利，他们的生命一钱不值。苏联军人对待战俘、甚至对被占领国的人民可以草菅人命，然而对自己的生命无疑是珍惜的。
　　对人命最不爱惜的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国内战争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时期，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几百万俄罗斯人和苏联人惨遭杀害。1940年在芬兰的冬季战争遭到失败后，苏军指挥官和政委有权当场枪决胆小鬼。虽然和平时期这类事不太会发生，战时在需要时就行使这种权力。并非只是胆小鬼才有这种命运，那些无能者、不幸者和不成功者，那些目无长官的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于是把那些犯过错误的前军官和军士组成惩罚营，以示惩戒。苏联不是日内瓦协议和红十字会的签字国，对战俘的态度完全是根据实用主义原则。德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战俘被送进劳动营(这对苏联的经济是不可缺少的)，其中多数人只有死后才能离开。莫斯科对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战俘的死活全然不感兴趣，公开声称他们是叛徒。得到遣返的战俘往往只是从一个战俘营转到另一个。苏联当局还不满足对回来的战俘进行报复，因为报复不足以防止战斗中有人叛逃或投降。它还采用国内战争时的方法，把军人全家作为他在战斗中表现的人质。被俘人的亲属有可能，而且很多情况下确实被判处长期徒刑。
　　苏军与德军的不同在于它的编制符合逻辑、合乎常理，责任明确，职能上没有重叠。与德军一样，苏军的主要力量在步兵师。多数师里有一个坦克营，有三十辆装甲车和坦克。除此之外，师一级的编制几乎和德国人一样。师里有三个团，每个团有三个营，每个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迫击炮支援连。甚至使用的武器也差不多。苏军使用马西姆-拉根枪栓式M-91/30步枪，还有托卡列夫和西蒙诺夫自动步枪和施巴根PPSh-42卡宾枪。轻型和中型机枪是杰格加列夫和西蒙诺夫式的。团里的近距离支援炮兵使用37毫米或45毫米反坦克炮(37毫米炮完全是仿造德国的)，还有作用和德国步兵炮一样的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师里有一至两个炮团，但是炮的种类通常和德军一样，有四十八门76毫米加农炮、122毫米榴弹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苏军轻武器质量和德军不相上下，迫击炮和火炮质量比德国的强，但苏军不象德军，它的步兵师的指挥系统和通信工具很差。牵引火炮和步兵师的运输主要靠马。
　　苏联的火炮尽管缺少较好的无线电设备，大概仍然是所有武器中最有效的。德国巴伐利亚的火炮专家哈尔德，由于东线外军处提供的情报不准确，认为苏联武器劣于德国的武器。苏联的火炮设计精美、性能良好，由于保留了一些过去的控制和操作方法，往往比德国的火炮更有效。苏军不象德国人，他们建立并保存数量可观的炮兵预备队，组成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这些炮兵可配属于高级军团，也可以配属给军、师、团。
　　苏联在战前几年里已经把较重型的坦克编成坦克旅，每个旅有三到四个坦克营，每个营有三十辆坦克，但没有步兵支援部队。中型和轻型坦克组成机械化旅或摩托机械化旅，每个旅有二到三个坦克营以及一到二个卡车运载步兵营。有时，这些旅组成机械化军。1939年，苏联根据当时法国和英国的编制情况，把大部分机械化军解散了，把坦克营分到骑兵师和步兵师。在这个阶段，苏联最高统帅部看来很幼稚地相信坦克的效力。不管是否需要，也不管地形是否适合，他们都大量使用坦克支援任何军事行动。在纵深突破时，只是口头上说要使用坦克。坦克被列为用作远距离作战或支援的武器。但是，远程坦克的作用只不过是实施近距离战术包围，目的是摧毁敌司令部和预备队。法国被德国集群坦克迅速击败，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使用坦克的方针，国防部决定，除原来下放到步兵师的坦克以外，还要建立大的装甲部队。这些部队是德国坦克军的翻版。1941年新成立的坦克军有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坦克师有两个坦克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团；摩托化步兵师有一个坦克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这些师与早期的装甲部队不同，它们有自己的炮团和支援部队。在6月德国进攻时，部分边界地区的改编工作业已完成。但是其它地区，在老的机械化军、坦克旅、机械化旅和步兵师的坦克营等各级编制里都有坦克。把坦克部队改编成师的工作在大战爆发后中断了，而且又回到军和旅的编制。坦克军有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步兵旅，每个坦克旅有三个坦克营，共有坦克约一百四十辆，兵力有七千人。一个坦克军大体相当于德国一个坦克师。苏联的机械化军要大得多，有一个独立的坦克团和三个机械化旅，每个旅有自己的坦克部队，总共约有二百辆坦克和十二个摩托化营，共一万七千人。
　　苏联原先是仿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坦克。但是，到1939年，苏军已装备了很多型号的坦克。因为坦克多半已陈旧，过量的生产使苏联陆军和空军一样自食其果。因为苏联迷信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不可能让老的坦克退役。旧装备不是改作别的用途就是分配给不需要的部队去使用。大战开始时，正在使用的大部分坦克比德国的III型和IV型差，尽管苏联有些坦克上装有一门很好的高初速45毫米火炮，也有的装有一门76毫米近距离支援火炮。直到苏联大量生产T34、KV1、KV85和KV2坦克之后，这种落后状态才得到改变。坦克部队的战斗力不仅靠武器和装甲，而且要靠光学器材和动力装置、坦克内通话系统和无线电系统。苏联坦克部队和空军一样，由于缺少辅助设备，吃了苦头。即使在大战末期，苏联T34坦克营之间仍然主要靠旗语进行联络。1941年中期，T34中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已投入生产。但是，据苏联人说，部队得到的T34坦克还不到一千辆，得到的KV1坦克不到五百辆。
　　 1941年6月，几乎所有的部队都在进行改编，更新坦克。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方针是每支部队都分配一点。这大概是为了便于训练。然而没有一支部队能满足需要，没有几支部队能适应战斗。据说，6月15日那天，百分之二十的坦克在大修，百分之四十七的坦克正在进行中修或需要中修，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坦克在服役。改编工作的中断，使苏军在大战开始时，各级装甲部队都不齐装、都未经过试验。
　　除了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外，那时苏联陆军起码还有三十个骑兵师，其中有些已组成骑兵军和一些独立的骑兵旅。一个骑兵师只有七千人，包括三至四个骑兵团，有时还有一个配备坦克的机械化骑兵团，一个骡马牵引的炮兵团和支援部队。苏联是唯一保留骑兵部队的大国，因为它设想这些部队可以在任何地形，尤其在冬季战争中，成为一支机动打击力量。实际上，它的机动性在进行突破时证明是有用的。
　　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团结一致，实力强大，它所对付的敌人领导无方，军事上没有准备。一事成功，万事顺利。成功本身就是对士气的激励。德国早期的好运多半是因为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战术卓越，战地指挥有方，这就使德国人心目中更认为纳粹党有关民族优秀和德国人不可战胜的教育是对的。全国作为一个整体都从这一错误观念中吸取力量，得到安慰。尽管可以把不可战胜的说法看作是鬼话不去相信，因为单是德国空军的步兵师作战表现很差这一点，就证明德国人的成功不是和民族有关，而是同领导和训练有关，但是，人们一致承认，德国人不论在走运时或困难时都是无畏的战士。德军官兵关系极好。
　　 1941年德国人的军事才能有些变化，但是从整个素质来说，人们很难察觉，因为从别的方面，特别是指挥和经验方面，得到了弥补。东普鲁士人和波美拉尼亚人，由于有波兰人或索布人的血统，通常比威斯特伐利亚人活泼，进攻时很敏捷，又因为长期与普鲁士打交道，喜欢打仗。威斯特伐利亚人和奥尔登堡人往往比莱因兰人和巴伐利亚人更不易激动和沉着。这些民族的性格不同，但都能成为好的战士。只有萨克森人可能被认为不太适于当兵。日耳曼族奥地利人通常比德国人差，因为他们比较懒散。德国军队之所以强大，因为他们是同一民族，都说一种共同的语言，地区差别甚微，所有德国人几乎任何时候都忠诚可靠。德国盟国的情况则相反。
　　芬兰人是轴心国里最好的勇士。在冬季战争和森林战争中不亚于任何人。芬兰只有四百万人口，决心不成为德国的走卒。罗马尼亚是对德国最忠诚，然而也是最不自愿的盟国。罗马尼亚军队装备差，主要是缴获来的陈旧的法国人的武器，因此，当然无法和德国人相比。他们的军官未经训练，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责任。军士也没有受过训练，占很大比例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对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战斗力过分敬畏。但是，罗马尼亚农民勇敢，不屈不挠。他们和俄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能忍耐，临危不惧，能吃苦。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一样不缺胆量，但是装备差，军官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匈牙利人是有长期战争历史的民族，但也不强。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把眼睛盯着他们真正的敌人——罗马尼亚人，而不是为希特勒打仗。最精锐的匈牙利部队都留在国内未动。
　　倘若有军官和装备，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战士，因为他们有持久的耐力。但是，他们认为打的是德国人的战争，因而几乎不感兴趣。在这点上，德国人挨了不少的骂。在1941年，德国政府、外交使团、武装部队，或许还有很多德国民众，被胜利冲昏头脑，表现得很傲慢和放肆。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下，所有外国人都比德国人低一等。这样，用霍锡的话来说，德国人被看成是难以容忍、笨拙、粗鲁的人。1942年4月，人们在罗马轻蔑地注意到蹂躏了半个欧洲的德国人在为英国人的野蛮行为而悲天悯人。第二个月，意大利记者索伦蒂诺从俄国回来，讲了许多德国人屠杀居民、奸污妇女、杀害儿童之类可怖的事。纳粹德国开始为它的盟国所恐惧、憎恨和厌恶。在战场上德国官兵骄横跋扈，使盟国深恶痛绝。只有在芬兰，德国人的形象相反。在那里人们只是怀疑地注视着德国的战友们的所作所为。
　　 1941年的苏联人口，包括新占领地区，共约一亿九千万。它由一百七十多个民族组成，操一百四十种不同语言。但有的民族很小。因为，其中十四个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有二十个民族人口超过五十万。大俄罗斯人达九千多万，乌克兰人约四千万，白俄罗斯人接近一千万。高加索人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血统，不是一个民族。
　　俄罗斯化的过程(也就是把大俄罗斯的语言和准则强加给少数民族)，自十九世纪初就已开始，在共产党统治下更加迅速了。少数民族在参加党务、政务或接受高等教育前必须精通俄语。在军队里，唯一许可的语言是俄语。因此，在探讨苏军战士特点时，常常和大俄罗斯人的性格等同起来。无论怎么说，大俄罗斯是人口中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而且在1941年的情况下，可能是多民族苏联的最可靠的战斗成员。苏联别的民族中可能会出现令人生畏的战士，但相对来说，数量很小，若没有共产主义这种强烈信念的激励，他们就会缺乏大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本性。在少数民族中，常常出现因失去自由以及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俄罗斯化过程而引起的愤懑情绪。实践证明，亚洲民族的战斗力和大俄罗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苏联人口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波兰人相似，聪明、机智、勇敢、乐观、自信，不象大俄罗斯人那样呆头呆脑。作为军人，白俄罗斯人通常不如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尽管共产主义主张超民族的思想，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之间甚至在1941年仍有对立情绪。
　　大俄罗斯人的明显特点是顽固、狡猾、精力充沛。他们所在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亚洲人的入侵和鞑靼人的统治，可能还大量混入了芬兰人的血统，所有这些，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大俄罗斯人确实勇敢，不屈不挠，不管是否真正的党员，通常都很爱国，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容易受骗，容易被他们的政委的宣传所左右。当然，不管是什么民族，大多数苏军战士都是如此。他们并不那么喜欢军人的生活，他们只能清心寡欲地忍受这种生活。倘若不是指挥员和政委的逼迫，他们的战斗力很差，人很脏，不守纪律，不好领导，冷漠无情。所有俄国人都难以揣测，脾气容易产生急剧变化。这种性格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式上。有时部队非常顽强地进行殊死的战斗，有时则自暴自弃，溜之大吉。通常，他们的防守比进攻强，但是往往反应慢，动作迟缓，优柔寡断，谨小慎微。他们历来消极被动，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点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战争以及1941年的夏季战争得到反映，在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他们惨败给数量上无足轻重的芬兰人。
　　沙皇时代，俄国人并不是不好的军人。大俄罗斯人比其他东欧和西欧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除外)都更有天赋的军人性格。很难说他们比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强，或者比芬兰人、芬兰血统瑞典人和德国人劣。这种估计完全基于单个人的特性，而没有考虑领导、训练和装备的作用，也没有考虑对苏联军人家庭成员生命的严重威胁，更没有考虑政委手枪所产生的作用。这些政治上的手枪可以确保士兵从麻木不仁和低沉的情绪中苏醒过来，并注入惊人的活力和战斗力。
第七章 战争爆发和波罗的海地区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德国军队于6月22日星期天拂晓就越过边界。而在这之前，炮兵开始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和其他苏军的驻地、指挥部发起轰击。空军则对远至列宁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比萨拉比亚的伊兹梅尔、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的机场、铁路枢纽、海港实施猛烈空袭。从凌晨三时至三时半，从波罗的海到匈牙利的边界线有多处被突破。德军有时遭到边防军的顽强抵抗。大批破坏分子、捣乱分子(其中不少是立陶宛人、乌克兰人)随德国部队一起越过边界。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电话线，捣毁通信中心，以及在公路、铁路两旁打伏击。
　　在边界的苏联一侧，局势混乱不堪。边境地区六十多个机场遭到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不到中午，德国空军就声称击毁了敌机八百架，而自己仅损失了十架。苏军各边防师远离防御阵地，一直在执行着和平时期的日常任务；有些指挥员离开了岗位，许多炮团和通信营被派往靶场和兵种训练中心进行特种兵器训练。德国空军拥有无可置疑的空中优势，使苏军几乎不可能沿公路行动，而苏军前方地域的控制与通信系统完全遭到破坏，使那里的苏联部队陷于瘫痪。苏军的抵抗是不协调的、微不足道的。事态的发展把苏共政治局搞得晕头转向。尽管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还指望制止战争。所以，他们于上午七时一刻发布指令，命令苏军不得进入德国，空军深入德方境内活动不得超过九十英里。同时，他们与德国外交部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还要求日本出面调解。到了下午，苏军参谋部和克里姆林宫已经了解不到战局的真实情况。这主要是因为通信联络陷于瘫痪。指挥员与部队之间、指挥员与指挥员之间都失去了联系，许多部队失去指挥。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将领不愿意、也不敢向上级承认，他们不了解实际战况，无法实施指挥。因此，战争爆发后的若干小时内，各军区和国防部不但以为自己了解实际战况，而且还相信他们所命令的反击正在切实进行。那天晚上十点钟，据说在莫斯科的总参谋长认为战局对苏军比较有利，因“敌人已经被击退”。根据命令，苏空军对普洛耶什蒂、布加勒斯特、华沙、格但斯克进行了反空袭。但因没有战斗机护航，反空袭损失巨大，收效甚小。
　　在战争的头几天里，苏联即改组了最高统帅部和苏军，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1905年至1918年期间出生的共十四批的预备役人员被动员起来。前国防部长铁木辛哥被临时指定担任总司令。M·M·波波夫指挥的列宁格勒军区改为北方方面军；F·I·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区(由第8、第11集团军组成)作为西北方面军投入战斗；巴甫洛夫指挥的西方军区(由驻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第3、第10、第4集团军组成)改称西方方面军；基尔波诺斯指挥的基辅军区(由第5、第6、第26和第12集团军组成)编为西南方面军。奥德萨军区被改编为第9集团军，后来又成为新建立的保卫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南方方面军的一部分。面对德军的入侵，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将首当其冲。
　　在波罗的海地区，陆军元帅李勃指挥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歼灭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与芬兰军队会师，其最终目标是五百英里以外的列宁格勒。北方集团军群由屈希勒尔指挥的第18集团军和布施指挥的第16集团军组成，共有二十个步兵师，其中有一个师作为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后来又增加了三个保安师。此外，赫普纳指挥的第4装甲集群包括两个装甲军(赖因哈特指挥的第41装甲军和曼施泰因指挥的第56装甲军)，共有三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北方集团军群得到克勒尔指挥的第1航空队大约四百架飞机的空中支援。
　　波罗的海国家的地形与东普鲁士的地形很相似，地势平坦，偶尔出现高地，有些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沙丘、数不胜数的湖泊、沼泽。只有沿海地区是肥沃的牧场。越往东北方向走，越是荒凉，森林越茂密。象样的公路寥寥无几，多数公路都很狭窄，而且很少维修，每逢夏雨连绵便无法使用。两条河流从东向西流入波罗的海，象屏障一样阻挡着德军前进的轴线。第一条是涅曼河，它除了下游做为梅默尔河流入东普鲁士境内外，其余部分距离德军出发线大约四十英里。第二个更为可怕的障碍是西德维纳河，从维切布斯克流向里加，距离东普鲁士边境二百英里左右。占领这条河流能防止敌人把它当作一条防线，还可以切断苏军部队与南部的联系。
图3 波罗的海攻势
　　对于苏军的前沿兵力部署，德国人是很清楚的。F·I·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区(战争爆发时改为西北方面军)，只有两个集团军，据说离边界相当近，索宾尼科夫的第8集团军在右翼，离海岸最近，左翼是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据正确的估计，这两个集团军约有二十个师，两个摩托化军。但这个总数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原有的一些陆军师，这些部队在一年之前才编入苏军。德国人相信，这些部队不可能有出色的表现。李勃的进攻正面较为狭窄，只包括苏第8集团军的全部和第11集团军的一部。第11集团军的南翼则属于邻近的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击范围。李勃打算用第4装甲集群沿着北方集团军群的中央路线发起主攻，它左翼的德第18集团军和右翼的第16集团军随后跟进。第4装甲集群的右翼是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它沿着一条非常狭窄的正面进行突击，只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可供它的三个师使用。曼施泰因必须前进二百英里，直达德维纳河的道加夫皮耳斯(迪纳堡)。赖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有两个装甲师(而曼施泰因只有一个装甲师)，将在宽阔得多的正面上推进，准备在抵达德维纳河的克鲁斯特皮耳斯(雅各布斯塔德)以前，与据信处在左翼的苏第3、第12摩托化军交战。
　　德军的战术编组并不理想。第4装甲集群只有两个装甲军，两者齐头并进，后面不留预备队。在抵达德维纳河后，一个装甲军的行动要取决于另一装甲军的进展。两个步兵集团军将并肩全力投入战斗。李勃手下只掌握着一个步兵师，作为集团军群的预备队。这就象第4装甲集群参谋长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位蹩脚指挥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第4装甲集群左、右翼侧的两个步兵集团军，一个要歼灭沿海地区的敌人，一个要占领考纳斯(科夫诺)，然后向前挺进到道加夫皮耳斯。
　　第4装甲集群是从处于梅默尔河下游和边界的狭窄地带的第18集团军地域出击的。所有的装甲师通过提耳济特公路桥和两座在天黑之后架起的舟桥，于6月21日进入了桥头堡。由第18集团军调来的步兵部队在边界茂密的森林地区支援两个装甲军。凌晨3时零5分，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六百门火炮的支援下，越过了边界，进入了林间通道。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过当天晚些时候，抵抗有所增强，尤其是在森林地区。但是战斗仍是零零星星的，是小股部队的行动，并不是协同一致的抵抗。天气晴朗而干燥，但是蜿蜒在长满树木的深沟峡谷里质量很差的道路，以及狭窄的沙质小道限制了德军的前进速度。在苏联这边，数达八万左右的非波罗的海地区的苏联公民、军人家属、机场和港口的建筑工人，以及致力于使这些地区苏维埃化、俄罗斯化的警察、行政工作人员熙熙攘攘地拥挤在这几条通往苏联的公路上，妨碍了苏军预备队的行动。德军的空袭使这些想当殖民者的人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武装骚扰更使他们疲于奔命。
　　 6月23日上午，处于左翼的距离波罗的海海岸很近的德军第18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行进四十多英里经立陶宛进入拉脱维亚境内。接近右翼的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勇猛向前推进，在德维纳河以南八十英里处切断了道加夫皮耳斯-考纳斯公路干线。沿这条公线干线，少量苏军坦克部队与炮兵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以掩护苏军撤退。6月26日，曼施泰因在德维纳河附近结束战斗，苏军损失约七十辆坦克和大量火炮。然后，两辆被缴获的苏军卡车载着由谍报局训练的勃兰登堡李尔团的德国人和立陶宛人，伪装成受伤的苏军战士，加入正在通过道加夫皮耳斯公路桥的敌运输队的行列。一到达德维纳河，他们就赶走了苏联的岗哨和爆破组，占领了渡口，一直坚持到第56装甲军到来。然后，装甲军的一部分渡过了德维纳河，在道加夫皮耳斯城北部建立起一个桥头堡。就这样，德军夺取了第一个渡口。
　　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战于6月23日夜晚开始，前后持续了两天。在这次坦克战中，曼施泰因左邻的赖因哈特第41装甲军在一个名叫拉塞尼埃(罗西埃尼)的小村子里，与得到骑兵和炮兵支援的第3、第12摩托化军的三个敌坦克师约三百辆坦克进行了激战。苏军凶猛又笨拙地以攻击波的形式展开正面进攻。德军一个装甲师顶住了苏军的正面进攻，而另一个装甲师从侧翼进行反击，迫使敌人退进了一沼泽地，摧毁了敌人一百八十辆坦克、一百多门火炮。赖因哈特乘胜前进，摆开宽阔的正面通过了沼泽地，向德维纳河畔的克鲁斯特皮耳斯和附近的利温霍夫推进。与此同时，前进中的第18和第16集团军的步兵进展顺利，他们占领了考纳斯和大量机场、港口，常常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在李帕加（李包）港发生了激战，苏军驻军拼死抵抗，企图从第291步兵师在这个城周围所形成的包围圈突围出来。在里加，“拉施”团群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这个“拉施”团群四年后成了柯尼斯堡的最后捍卫者。在其他地区，抵抗在加强，但仍不协调。最大的威胁来自逃进树林的小股武装部队，他们拦劫单独驶行的车辆、救护车，杀害伤员。
　　从苏方来看，战斗打得很糟。尽管索宾尼科夫的第8集团军损失了大批装备，但仍能有秩序地撤出里加。处于德北方集团军群右分界线上的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同时受到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猛烈攻击，只得迅速往后退却，在第8集团军和西方方面军北翼的第3集团军之间留下了一道缺口。到6月28日，尽管李勃缴获了四百多辆装甲车、二百门火炮、数百架飞机和多艘军舰，但北方集团军群宣称只抓到六千名俘虏。
　　根据苏联战前的战略设想，本来要在边界地区顶住敌人，再把预备队开往前线，增援在边界上作战的部队。战争开始后不几天，苏军最高统帅部认识到预备队不可能在边境附近进行增援，于是部分预备队就被用于稳定局势和救援前方作战部队。6月25日，库兹涅佐夫仍想固守德维纳河一线，因此从预备队里给他调来了别尔扎林的第27集团军，帮助他阻滞李勃的进攻。别尔扎林被匆忙派去堵塞第11集团军撤退后留下的缺口，并与刚从奥波奇卡开来的列柳申科的第21摩托化军一起，阻挡德军第4装甲集群从道加夫皮耳斯地域向前推进。列柳申科的军(他自称约有七十辆坦克)开始对第56装甲军的桥头堡进行反突击，而曼施泰因仍在这里坚守待命。
　　 6月27日，由于曼施泰因迅速夺取道加夫皮耳斯渡口而变得兴高彩烈的希特勒首次开始插手战术问题。他让凯特尔作他的电话员，指示哈尔德改变第41装甲军的前进轴线，并要所有装甲部队渡过德维纳河，插到曼施泰因后方。不仅如此，他还对如何夺取克鲁斯特皮耳斯渡口以供步兵集团军使用下达了具体指示。
　　从此以后，由于各级指挥的犹豫不决和上面的多变的指示与干预，德军在战术问题上被搞得晕头转向。根据希特勒的第21号指令，李勃的任务是歼灭波罗的海地区的敌人，随后占领列宁格勒。但是，陆军总部的指令没有对这两个任务的主次安排做出具体规定，这就为以后的意见分歧和互相指责埋下了祸根。6月27日，赫普纳乘他的轻便飞机飞到了道加夫皮耳斯附近的德维纳河的桥头堡，去看望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后来说，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位装甲集群司令似乎没被告知下一步的计划。四天以后，李勃抵达乌特纳第4装甲集群作战指挥所，向赫普纳讲述了他的计划要点。李勃于1938年作为上将退伍，1939年8月复被召回。他信奉天主教，处世谨慎保守，举止安然超脱，对纳粹政权持批评态度。尽管很能干，却象其他老一辈德军将领一样，对坦克部队的特点和能力缺乏全面了解。而赫普纳则是个坦率、有胆略、有时容易冲动的骑兵军官；不但如此，他还是个干练的装甲司令。他们由于个性和军事生涯不同，很快就对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产生了意见分歧。李勃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受上下夹攻的困境。下面的压力来自赫普纳，他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但容易草率从事；上面的压力来自东普鲁士陆军总部每天的电话、电报里所列举的元首的忧虑。
　　李勃建议由第16集团军切断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的联系，同时由第4装甲集群向东北方向运动，通过一块没有公路、尽是沼泽、森林的地域抵达伊耳缅湖，以掩护东部暴露的翼侧，从而形成李勃所谓的中坚力量。赫普纳对如此滥用装甲部队感到惶恐不安。他反驳说，屈希勒尔和布施的步兵集团军在以后的十四天内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许多步兵师仍然遍布波罗的海各国。他认为，坦克应在贝帕斯湖和伊耳缅湖之间直接通往列宁格勒的道路上进行突击。赫普纳对下一个目标应是什么还存在怀疑这一点感到震惊。因此，李勃发布了一个折中命令。这个命令跟已讨论过的任何计划都不同，它要求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往伊耳缅湖方向上的诺沃尔热夫进击，而赖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则向列宁格勒方向上的奥斯特罗夫推进。第二天，很不高兴的赫普纳派他在陆军总部的联络官哥林少校，去向哈尔德报告有关下一步作战目标问题上所引起的意见分歧。哈尔德在日记里对这次会见做了发人深思的记录：“当然，目标取决于我们(最高统帅部)早该发布而尚未发布的指令。”这次会见表明，哈尔德、李勃、赫普纳似乎对各项目标的主次安排抱怀疑态度，而且对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也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于是，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单等元首有主有次地阐明他的目标。五天以后，勃劳希契视察北方集团军群归来，他满意地认为一切都井然有序；但是陆军总部直到7月9日才下达明确的命令。
　　 7月3日，连日来妨碍空中支援的滂沱大雨终于停止，天气重新放晴。自克鲁斯特皮耳斯出发的第41装甲军进展顺利，因为他们面对的敌军比较薄弱，只保卫着主要通路。7月4日，攻占奥斯特罗夫。苏联西北方面军新任司令索宾尼科夫根据他6月29日接到的命令，企图利用第1摩托化军和最高统帅部调来的两个后备步兵军，在贝帕斯湖以南的韦利卡雅河一线筑起一道新防线。但这并没有阻止第41装甲军的进军，尽管苏军装甲部队进行顽抗，他们仍然于7月8日占领了贝帕斯湖畔的普斯科夫。苏军的坦克又遭到十分惨重的损失，其中，在普斯科夫的铁路侧线上有一整列车刚出厂的新坦克落入德军手中。在这同时，右翼的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从其道加夫皮耳斯桥头堡出动，把仓促集结起来的敌第27集团军和第21摩托化军驱赶到东面。曼施泰因遵照李勃的命令，沿着沼泽和森林地带中的狭窄通道，朝东北方向的奥波奇卡和诺沃尔热夫前进，但不是由于路迹消失，就是由于一段段成英里的道路被苏军丢下的坦克、大炮、车辆阻塞得水泄不通，德军的前进最终停顿下来。企图敷设急造军路通过沼泽地的想法也放弃了，赫普纳不得不把第56装甲军从这想象中的进攻轴线上撤出，并匆忙地将该军调到奥斯特罗夫，沿着第41装甲军走过的路线前进。但是，伊耳缅湖这个目标仍要夺取，为此又把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组成的第56装甲军从奥斯特罗夫向东往诺夫哥罗德和楚多沃调动，使之陷入了更难通行的森林和沼泽地带。
　　 7月7日，赫普纳仍然坚持要对列宁格勒发动一场大胆的坦克攻势，由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军从东部接近，赖因哈特的第41装甲军则利用经过卢加的公路直取列宁格勒。那天，勃劳希契正在巡视北方集团军群，他对赫普纳的计划表示赞同。第41装甲军通过卢加的进攻轴线位于穿越沼泽和森林地带的一条公路干线上。这里灌木过于稠密，通视度只有几码远，因此无法将车辆开出公路。7月10日，德军开始向前推进。由于遇到苏军后卫部队的抵抗，德军每天的行进速度不到七英里。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公路转弯处的每一辆掩护坦克，都要逐个摧毁。德军缺乏步兵，狭窄的地形使他们占优势的装甲机动部队和炮火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他们还经常发现有新番号的苏军部队。两天后，经李勃同意，赫普纳和赖因哈特决定中断第41装甲军在卢加这条进攻轴线上的突击，改令该军沿贝帕斯湖东岸向北朝纳尔瓦推进，然后从西部越过波罗的海沿岸较为开阔的地域向列宁格勒进军。当第41装甲军调头北进时，两个装甲军的进攻轴线被一条一百多英里宽的森林、沼泽地带割裂开来。这里除有一两条通路外，装甲车辆很难开进去，军与军之间已不可能相互支援。德军步兵师仍然落在后面许多英里。曼施泰因的装甲军正向德诺和伊耳缅湖缓慢运动，处于暴露的危险地位。在其没有掩护的右翼旧鲁萨和伊耳缅湖南面，苏军新锐部队正在集结。
　　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最高统帅部里，希特勒正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忙于处理那些本应由他的下级处理的细节问题。他注意到了赫普纳朝列宁格勒方向的运动。7月11日中午，凯特尔打电话给哈尔德，向他列举了元首的忧虑。希特勒担心赫普纳会发疯似地向列宁格勒冲去，因而与步兵集团军脱离接触。这个特别忧虑倒是很有根据的，因为赫普纳正是计划这么干的，而这个计划在四天前得到了勃劳希契的批准。7月11日，哈尔德察觉到曼施泰因和赖因哈特之间出现的缺口，为此他很不满意；当然，这也没有逃过元首的眼睛。他变得神经质起来，特别是在曼施泰因遭到右翼的莫罗佐夫第11集团军的攻击，一度于德诺和伊耳缅湖之间被切断时候。北方集团军群受命阻止赖因哈特向列宁格勒进军。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布伦内克解释说，第41装甲军将进攻轴线从卢加转到贝帕斯湖完全是因为地形所迫。哈尔德对此解释颇为满意，但他显然不准备再与希特勒进行辩论，因为在前一天晚上，希特勒就这一地区的作战指挥问题对勃劳希契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厉盘问。为此，哈尔德指示布伦内克把他的理由写成文件，以便呈报给希特勒。哈尔德在日记里继续刻薄地抱怨说：元首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进行无休止的干预，就象正在蔓延的瘟疫一样，让人无法容忍。这时战争刚刚开始三个星期。
　　德军第18、16集团军的强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苏联的欧洲部分呈漏斗形，越往东越宽，因此，前进中的步兵师的进攻轴线象扇子骨一样地向外散开，以至部队与部队之间出现了间隙。另外，当北方集团军群朝东北部的列宁格勒方向运动时，与其毗邻的中央集团军群却朝正东的斯摩棱斯克方向前进，因而两个集团军群的翼侧不可能再保持接触。处于北方集团军群左翼的第18集团军(计有八个步兵师)，需要占领众多的海港、海岛，还要肃清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同时要为第4装甲集群的左翼提供步兵支援。希特勒通过陆军总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勃指手划脚，要他把第18集团军更多的师调离第4装甲集群，派到西面去加速清除波罗的海港口的敌人。与此同时，在屈希勒尔的第18集团军的正面，F·S·伊万诺夫指挥的第8集团军仍沿海岸线向北撤退，在北爱沙尼亚的皮亚尔努-塔尔土建立一道防线，防线的一侧毗邻里加湾，另一侧濒临贝帕斯湖。苏军最高统帅部不顾列宁格勒所受到的威胁和爱沙尼亚的部队有被切断的危险，给第8集团军增调了第三个步兵军。这就为苏联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作保卫列宁格勒的准备，因为到那时，希特勒不准备在没有歼灭波罗的海国家的敌人之前去进攻列宁格勒。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和别尔扎林的第27集团军，由于被贝帕斯湖切断了他们与第8集团军的联系，只好向东北方向撤退。
　　在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战线拉得过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因为一支新部队——伊萨柯夫的第22集团军——出现在涅韦耳西部。战局一展开，希特勒就责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仅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要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布施的第16集团军(共有十二个步兵师)的右(南)翼也应强大到足以支援它邻近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希特勒命令步兵部队从北方集团军群的中心线调至白俄罗斯的东南翼，而舒伯特的第23步兵军实际上从第16集团军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布施将近百分之六十的兵力用在南翼。结果，李勃在伊耳缅湖以南的正面中央出现了一条很大的真空地带，第4装甲集群的两翼孤立无援，遭到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别尔扎林的第27集团军以及后来的卡昌诺夫的第34集团军的反突击。
　　元首在思想方法上有个基本弱点：他办事不分轻重缓急；他总是手忙脚乱，事事都想一蹴而就，但又力量不足。赫普纳的中路装甲突击停滞不前，封锁不住波罗的海国家，也到达不了列宁格勒，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步兵支援——由于希特勒固执己见，步兵部队被调至遥远的翼侧，调至波罗的海沿岸，进入了白俄罗斯的森林地带。
　　在波罗的海之战的前几周内，苏军的作战能力没有受到严重考验。突如其来的入侵使苏军部分瘫痪，这表现在许多部队逃得太快，撤得过早。在一阵震惊过后，掉队的士兵冲出森林，袭击德军补给部队、救护车辆和后方军事设施。这些袭击有的是有组织的部队进行的，甚至偶尔还使用了坦克。由于当地居民有敌对情绪，这类活动没有持续多久。在其他地区，掉队的士兵与被击溃的苏军部队都撤到后方，集中起来，重新编组，然后又投入战斗。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得并不出色。他们缺乏主动性与战斗技能，不过，这又被他们英勇顽强、吃苦耐劳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使德军惊愕不已，而不感到惊愕的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线作过战的军官。苏军在不受坦克和强击炮威胁的地域作战时，表现得最为出色。这往往是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即使在这种地区，苏军士兵也表现得不可捉摸。落到苏军手中的俘虏和伤员通常被杀害，有时是被采用最残忍可怕的手段杀害的。
　　德国人总是谴责他们的敌人不讲人道、野蛮、背信弃义，但这种指控并不完全公允。经过最初几天的战斗，所有的政治委员和犹太人都认识到，如果他们落到德国人手中，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厄运。因此他们决定，不仅他们自己，而且他们的同志，都决不投降。全体苏军战士都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人一旦被德军俘去，便很可能要受到严刑拷打，而且无疑会被德国人杀害。到处流传着有关德军暴行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是捏造的，但也有一些是千真万确的。苏军战士相信这些传说，他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政治委员鼓吹的种族仇恨的感染。许多部队是不开化的，有些是野蛮的，骑士精神和战争文明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他们一心要进行报复，用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回敬德国人。对此，德国人丧失理智的种族态度应负一定的责任。
　　战前，苏联总要加强政治教育。其结果往往可以从部队在战场上的奇特表现中显示出来。苏军战士大都是首次参加战斗，他们心里往往是恐惧的，但他们能呆在岗位上，单等敌人靠近。政治教育，再加上内在的责任感，能使他们当第一个德国兵一出现就把他击毙。但在这以后，他们便失去了勇气，站起来投降。还有一种人，他们一枪没打便吓破了胆，当场投降。只有当他们复又懊悔自己没尽到责任，或担心家庭受牵连，才又重新拿起武器，从背后击毙法西斯分子。有时他们藏在树丛里，打死一个向他们接近的德国兵，然后后退一百码，再打死一个德国兵。不管先开枪还是后开枪，这种战术使德军的伤亡不断增加，行动大受阻碍。特别是在茂密的森林地带，情况尤其严重。敌人的狡猾与奸诈惹怒了平时举止比较文雅的德国兵。看到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地时，他们就可能怒不可遏地用刺刀刺死投降的敌人，而不愿让自己的后背吃子弹。这种情况不管在哪里发生，都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士兵战斗到底的决心。
　　到7月的最后一周，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处境显得极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芬兰人开始在拉多加湖东、西两面向北方方面军施加压力。该方面军由普申尼科夫指挥的据守列宁格勒北部卡累利阿地峡的第23集团军和戈列连柯指挥的据守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中间地带的第7集团军组成。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六个星期，这两个集团军都被迫后退了八十英里。
　　苏联6月29日发布的一项指令宣称，将对谣言制造者、恐慌散布者和贪生怕死者采取最严厉的制裁。还命令说，居民中的犯法分子一律交给军事法庭审理。政治纪律得到加强，政治委员的权力得到提高，与军事指挥员居同等地位，丢失武器成为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整个后方地区，各撤退沿线都建立了由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政治委员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以迅速处置犯罪分子。对未经许可而成群退却的人，虽然无法采取集体的纪律制裁，但可从中挑出军官、政委和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加以惩罚。未着军装和没带证件的人特别容易引起怀疑，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政委，由于害怕被俘而抛弃了缀在军服袖上暴露身份的星徽。
　　 7月10日，新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接替了铁木辛哥的总指挥职务。同时，最高统帅部也被进一步改组，建立了三个战区。第一个是西北战区，伏罗希洛夫为司令、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西北战区包括波波夫的北方方面军和索宾尼科夫的西北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第二个是西部战区，铁木辛哥为司令、布尔加宁为政治委员。西部战区只包括西方方面军和平斯克区舰队。第三个是西南战区，布琼尼为司令、赫鲁晓夫为政治委员。西南战区包括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黑海舰队。为了集中指挥已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航空兵，新设了空军司令一职，把它授给了日加列夫。因为很难找到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参谋人员，遂即从空军和陆军的指挥系统里取消了军司令部，师直接受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战争后期，军的建制又被恢复。
　　 7月10日，波波夫的北方方面军奉命接受从南面保卫列宁格勒接近地的任务，并派兵进驻卢加河一线的所有防御阵地。西北方面军的第11、27集团军向东撤至伊耳缅湖地域，第8集团军仍然驻守北爱沙尼亚。西北方面军在波罗的海地区遭到惨败。但到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周末，李勃的北方集团军群虽然取得了迅速征服大多数波罗的海国家的惊人成就，它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在此期间，第4装甲集群迎着重重困难，前进了四百三十英里左右，距离列宁格勒不到八十英里。第16、18集团军已经肃清了波罗的海大多数国家的敌人，但未能围歼苏第8、11集团军，也未能与芬兰部队会合。德军更未能抵达列宁格勒。
　　战争开始时，形势对德军十分有利。他们在拉塞尼埃的坦克战中获得成功，第4装甲集群夺取了德维纳河上的主要渡口。但德军步兵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在那坎坷不平、林木茂密的地带，苏军有森林和夜幕做掩护，德军装甲部队无法阻止他们撤到德维纳河以北。夺取渡口也只不过迫使退却的苏军抛弃了它的车辆和重型装备。赫普纳的装甲部队攻占了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韦利卡雅河一线以及苏联的旧边界线上的筑垒地域，但未能切断波罗的海的敌人。只有步兵才可能卡住敌人，但由于当地森林茂密，德军现有步兵师的数目远远不够。因此，苏第8、11、27集团军的大部得以逃脱。7月10日，西北方面军在建制上完整无损，仍然有三十个师，其中有五个师还是齐装满员的。不过，应该承认，其他许多师丢失了大批人力、装备，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估计，总的来说，德北方集团军群所处的对敌优势是：步兵2：1，炮兵4：1，但在坦克数量上，德军不占优势。然而，德军的兵力仍然十分分散，其中许多部队处在四百英里交通线的末端，陷于最困难的地域。而苏联的西北方面军却退到了一个交通线短而又保险的军事和工业基地。基于这些原因，双方在列宁格勒当面的实力对比并不完全象数字表明的那样对苏联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苏西北方面军撤退是正确的，尽管搞得混乱不堪。要是在边界附近死守硬顶，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波罗的海地区的闪击战之所以失败，乃是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错误所致。德国的军事情报是有漏洞的。假如苏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第8、11集团军被全歼，它还可以调用其他集团军来保卫列宁格勒，而陆军总部金策尔的东线外军处对这些集团军的存在却是一无所知。何况第8、11集团军的部署比公认的要深远。至于德国人无视地形情报，那就更没有什么借口可寻了。列宁格勒接近地上的森林、湖泊、从空中很容易辨认，大批被遣送回国的德国公民和波罗的海的难民可以提供有关波罗的海国家的详细情报。许多德国军官(包括第18集团军司令屈希勒尔)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波罗的海国家服过役，一个称作“森林兄弟会”的波罗的海秘密组织在苏军的后方进行活动，并与德国人保持着无线电通信联系。波罗的海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列宁格勒的所有接近地，是不适合使用坦克部队的，然而这只是在第4装甲集群陷于伊耳缅湖附近的森林、沼泽地带无法继续前进时，才被认识到。7月26日，保卢斯作为哈尔德的代表访问了满腹牢骚的曼施泰因。后者告诉他，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的坦克撤出北方集团军群的所属地域，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快速推进。赖因哈持和赫普纳持有同样看法，认为整个贝帕斯湖、伊耳缅湖地区不适于装甲作战。因此，当天晚上，接到保卢斯的报告后，哈尔德悲切地说，唯一的出路是使用步兵，但这将减缓作战速度。尽管德国人在战术方面比其他国家的军事家来得高明，但他们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精通坦克作战的绝对权威。希特勒、最高统帅部以及许多高级战地指挥官对装甲兵的性能是一窍不通的。在波兰的平原上，法国的田野里，巴尔干开阔的山地上，德国人曾使用坦克群，并收到了圆满的结果。因此，他们就认为坦克是解决一切战术问题的万能武器；他们全然没有考虑地形问题。装甲兵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其计划(不外乎是在地图上划划线，然后把它们称做进攻轴线)则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一手制定的。军事行动抛开了实际可能，所依据的是盲目乐观的幻想。
　　德国人的政治估计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并没有打算要坚守波罗的海国家。
　　北方集团军群要执行这样的任务，原是力不从心的。列宁格勒约有三百万人口，那年夏天，几乎每天都有五十万人在修筑工事，准备保卫这座城市的南大门。苏军有如此雄厚的后备力量，提供增援就毫无问题了。到7月中旬，又成立了新的工人民兵师，其中不少师与苏军并肩战斗。即使德第4装甲集群攻进列宁格勒，它是否能在没有大量步兵支援的情况下肃清这个城市和工业基地的敌人，或者即使肃清了，是否能顶得住苏联的反突击与渗透，是颇令人怀疑的。列宁格勒郊外森林里的装甲集群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师，它们就如同装甲集群参谋长所供认的那样，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它们每天的平均推进速度，7月10日前是十七英里，到8月就降到一英里多一点。
　　苏联今天的著述中通常不提地形与空间对德军行动产生的影响，而把德国的失败归功于苏联军队的胜利。在最初的日子里，苏军的抵抗是软弱无力的，但当战争进行到俄罗斯的国土上时，抵抗就增强了。无须说，没有这种抵抗，李勃就可能打到列宁格勒，并与芬兰部队会合。反之，要不是有森林和沼泽做掩护，西北方面军即使打得再顽强，也将全军覆灭。
　　德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争缺乏周密的筹划。哈尔德在战争开始时的顺利日子里，看来是同意元首的战争总目标的。他于7月3日写道：一旦渡过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战争主要是占领工业区和生产区，而不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7月8日，他记下了希特勒的“一个新思想”。这个新思想强调指出，必须由曼施泰因突破伊耳缅湖的森林地带(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从东南面切断列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哈尔德还评论说，元首的这个思想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已经决定，不再使用坦克部队进攻列宁格勒。他做出了惊人的决策：德国空军要炸掉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将这两个城市夷为平地。战略目标的前后变化，使战场上的指挥官失去了信心，并且相互猜疑起来。这种对战术细节安排的不断干预，最终引起了一片混乱。元首性情急躁，总想在顷刻之间就夺取一切地盘，获得所有胜利。本来德军参谋总部作战筹划是很审慎、很周密的，后来就被心血来潮和朝三暮四的思想所左右。
第八章 白俄罗斯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赋予陆军元帅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包围和消灭白俄罗斯的敌军。德军将分两路突向敌纵深：一路在北面从东普鲁士的苏伐乌基地区出发；南路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地区出发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北部边缘向前推进。北路部队是施特劳斯指挥的第9集团军(由十二个步兵师组成)和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由四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组成)。南路部队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第4集团军(由二十一个步兵师组成)和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由五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赫特的装甲集群有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有三个装甲军。两个集群都由步兵集团军指挥。
　　这两个装甲集群的任务是象铁钳的两臂一样伸入敌人深远后方，并在苏联境内纵深二百五十英里处，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收拢钳口。向前推进的步兵师一部分要跟随装甲集群到明斯克，以防被围之敌逃窜，一部分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北面和南面分两路向前挺进，进行距离较近的包围，目标是在比亚威斯托克-明斯克大道上、离苏德边境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地点。被围之敌将被装入两个口袋，并且一个套着另一个。德军在消灭两个口袋中的敌人之后将继续向奥尔沙陆桥挺进，直取斯摩棱斯克。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前线上，机动作战将在斯摩棱斯克暂时停止，因为装甲部队将调去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对列宁格勒的最后进攻。中央集团军群有最大的空军部队的支援，即凯塞林陆军元帅的第2航空队。该航空队拥有近千架飞机。
　　包克对1941年1月底下达给他的命令持有异议。他确信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斯摩棱斯克而不是明斯克。他力促勃劳希契改变计划。他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军总部只是忙于琐事，他抱怨说，在明斯克还是在斯摩棱斯克完成合围，他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甚至战争开始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到战争的第三天，包克、古德里安和赫特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
图4 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
　　德军最初的攻击目标是西北方面军的莫罗佐夫第11集团军的左翼和巴甫洛夫将军指挥的在白俄罗斯的整个西方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在边境上部署有第3集团军、第10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下辖一个机械化军。除此之外，在方面军预备队中还有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骑兵军。
　　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同北方集团军群的赫普纳第4装甲集群齐头并进，从东普鲁士攻入立陶宛。第3装甲集群在越过沙土地带时也遇到了茂密的森林和几乎没有道路的困难。敌人在这里的抵抗比在北部更为坚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边防部队虽然没有任何炮火支援，却奋战到底。阻止装甲集群前进的立陶宛军进行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为数不多的由西向东的道路只不过是一些狭窄的林间沙土小道。其中很多从未有车辆行驶过。尽管敌人的抵抗很轻微，但很难离开道路来展开部队，克服抵抗。结果，部队的前进一再受阻，多次的森林大火使情况更为混乱。任何车辆陷在路上或发生故障，道路就完全堵塞。在纵横交错的河流上的木桥不得不加固，以便通行车辆。在勃劳希契的坚持下，有些道路划归步兵使用。可是事实上不论是对步兵还是对装甲部队来说，道路是太少了。一个被分配使用一条道路的步兵师行军长达二十二英里，通过某一个地点要花费一整天时间。当骡马牵引的运输车和火炮有落在装甲部队后面太远的危险时，它们经常违反命令，离开指定的路线，挤到装甲部队的行军路上，常常堵塞道路或减慢摩托化部队前进的速度。第19装甲师被一个由近两千辆德国空军卡车组成的车队挡在途中达数小时之久。这些卡车没有按照车辆行军计划表行动，其中很多装载着电线杆。第9集团军置原定的行军序列于不顾，开始驱赶步兵师前进，要求这些师把它们有限的摩托车辆集中起来组成机动小分队。这些摩托化小分队走的是装甲部队的行军路线，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快速道路可用。
　　在上述重重困难情况下，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和孔岑的第57装甲军起初行进缓慢，直到6月23日中午，才到达离东普鲁士边界三十到四十英里的涅曼河上的公路桥。苏联指挥官按照惯例把装甲机械化军留下来，难备对付挺进的德军部队的两翼。但是由于通信引起的混乱和德国空军的袭击，他们无法使全部机械化部队协调一致地进行反突击。6月23日，第7装甲师向涅曼河公路桥前进时，首次遇到严重的抵抗。向它攻击的是来自附近瓦列纳坦克训练场的苏军装甲部队，据信是苏联第5坦克师的部队。他们作战十分坚决。一位曾在法国作过战的德军装甲团团长报告说，这次是他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可是这支苏军坦克部队由于训练和指挥不如德军，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消灭了。
　　苏联边界这一方，混乱已极。凯塞林的航空队已把苏军的飞机驱除干净，并对所有地面活动进行持续而猛烈的轰炸。成群结队的难民，包括地方官员和士兵家属，试图逃出作战地区。部分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对苏联殖民主义者和苏军持公开的敌对态度。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招募的出没农村的武装人员的活动，再加上人们的渲染，更加重了难民的恐怖和惶惑。这些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炸毁苏军后方的桥梁，切断铁路和电话线。苏军部队自己也往往不知所措，显然失去领导，有很多部队潜入森林逃避轰炸。不过，坦克和骑兵部队还能采取某些进攻行动。
　　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实际上是紧靠边界部署的，几乎全部军队都在比亚威斯托克大突出部内，很容易被苏伐乌基和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出发的德军迅速从两翼合围。三个集团军并肩排列在德军张开的大口中，只要上下一合牙，巴甫洛夫的绝大部分军队将被吃掉。因为苏军的部署，正如金策尔所正确评述的，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向东进攻，攻打西北方面军莫罗佐夫的第11集团军，但目标不是莫罗佐夫而是巴甫洛夫的后方，为的是包围西方方面军的苏军。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内，莫罗佐夫的左邻是V·I·库兹涅佐夫的第3集团军，部署在格罗德诺附近。比亚威斯托克市以东是戈卢别夫的第10集团军，突出部南部是科罗布科夫的第4集团军。两个集团军都把编成内的机械化部队配置在自己地域的前方。6月22日，巴甫洛夫只有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骑兵军的预备队，虽然他的西方方面军据说有六个机械化军、一个骑兵军和二十四个步兵师。6月24日，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博尔金指挥第6机械化军和第11机械化军的部分兵力，从比亚威斯托克东北的格罗德诺地区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装甲部队和骑兵部队的反突击。突击的目标是德军第9集团军所属向东南方向运动进行近距离包围的步兵师。攻击是在没有空中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德军步兵和反坦克炮手轻易地打退了进攻，苏军损失惨重。在此期间，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开始更加迅速地向东和东北方向推进。6月24日第7装甲师占领维尔纳。
　　此时，巴甫洛夫作出一个使西方方面军注定覆灭的决定。他看到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上的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的前方部队受到威胁，有可能遭到德军步兵师较近距离的包围；另一方面，他可能没有料到赫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突击是要在他的后方进行远距离的两翼包围，所以他下令把所有集团军的和方面军的预备队前调。这样一来，在极其重要的明斯克地区留下一块真空地带，使德军的任务更易完成。因为巴甫洛夫把剩余下的部队都调到西部，送进了以后称为诺沃格鲁多克口袋的地区。
　　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南面，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和古德里安的第3装甲集群做为钳形攻势南面的一路，对苏军第4集团军作战，已取得很大进展。6月22日拂晓，德军第4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军攻入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市。这时，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渡河开往城南，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渡河开往城北。有些坦克是从布格河水下十三英尺的河床上潜渡过去的。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市内的战斗尤为激烈。在要塞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防部队，第6步兵师和第42步兵师的部分队伍一直坚持到6月29日，重创了进攻的德军第45步兵师。在其它地方，德军的推进按计划顺利完成。仅有一支部队，即苏军第4集团军预备队中的装甲部队——第14机械化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该军在普鲁扎内附近对德军第47装甲军左翼的第18装甲师展开了一场坦克战。右翼侧，即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边缘上难以通行的森林沼泽地，由德军仅有的骑兵部队——第1骑兵师掩护。除这一段沼泽地之外，这一地区，要比第3装甲集群和第4装甲集群所在地区更适宜于装甲作战。古德里安的部队在最初几天的进展速度快得惊人。到6月26日，明斯克正南约六十英里的卢次克已被右翼的第24装甲军占领，不过装甲集群左翼不断遭到苏军袭击。这些苏军部队企图从比亚威斯托克和诺沃格鲁多克地区向南突围，逃出包围圈。
　　苏联空军虽然损失惨重，可是几天以后又活跃起来，给第1骑兵师的马匹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师与其说是骑兵，不如说是骑在马上的步兵。它边打边走，七天推进三百英里，越过沼泽地到达科勃临和品斯克，伤亡不到五百人。骑兵师对于苏军炮兵的高超本领和步兵的低劣质量感到惊讶。苏联步兵不是象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那样，在荫蔽地进行防守，给德军造成重大伤亡，而是在没有协调一致的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一波又一波地不断进行反冲击，伤亡惨重。据骑兵师的作战日志记载，苏军步兵训练素质差，士气低，但它仍然能够攻击德军，这表明指挥官和政委对士兵能牢固地加以控制。在战争刚刚开始时，这种情况是很令人吃惊的。第1骑兵师炮弹不足，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这种遮蔽地难以找到合适的炮兵观察所。由于云层很低，加以北面的战斗更为重要，第1骑兵师没有得到空中支援，幸亏敌人不堪一击，很容易被骑兵的卡宾枪和机枪打垮，否则骑兵师这一仗可能要打糟。
　　到6月26日中午，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到达明斯克以北，距明斯克仅十八英里。当天下午，中央集团军群命令古德里安把他正在向东挺进的大部分兵力北调，在明斯克与赫特会合，收紧口袋。不过可允许古德里安右翼第24装甲军继续朝别烈津纳河畔的博勃鲁伊斯克和第聂伯河畔的罗加切夫前进。古德里安和赫特勉强从命，因为他们都不赞成这一命令，都想再深入突破二百英里在斯摩棱斯克完成南北合围。
　　在腊斯登堡，陆军总部、希特勒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意见越谈越僵。陆军总部1月31日发出的命令是明确的，装甲部队深入敌后进行两翼包围的地点是明斯克。可是陆军元帅包克一直主张在斯摩棱斯克进行大纵深的包围。6月23日，他又一次试图使希特勒改变命令，没有成功。而希特勒担心的是，装甲集群向东冒进过远可能有失。他关心的是，苏军有大约二十个师马上就要被装进比亚威斯托克-诺沃格鲁多克口袋，对这一批军队的突围应预有准备。6月25日，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火速从元首那里赶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传达元首的紧急指示，应该在比明斯克近得多的地方，即在诺沃格鲁多克合围。包克据理反驳。6月26日，中央集团军群接到命令，古德里安必须继续向东，前进到别烈津纳河畔的博勃鲁伊斯克，但同时要把大部分兵力北调，封闭巴腊诺维奇和明斯克之间包围圈的缺口。二天以后，哈尔德满腔怨气地说，由于元首的神经质和干预，勃劳希契被迫放弃继续向东挺进的大胆行动，向博勃鲁伊斯克的试探性进军只能看成是一次威力侦察。哈尔德希望古德里安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在莫吉廖夫和罗加切夫渡过第聂伯河，尽管陆军总部由于惧怕希特勒不会发出这种命令。
　　这种不寻常的战争指挥方法在德军领导机关高级将领之间播下了混乱和不信任的种子。赫特和古德里安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夺得维切布斯克-奥尔沙-斯摩棱斯克三角地带和“陆桥”，阻止敌人在第聂伯河建立防线。集团军群司令包克与其说是战术家，不如说是战略家，他在1898年就参加了凯泽的步兵近卫军。对上级和下级来说，他都是一个特别难以相处的人。他同意赫特和古德里安的意见。6月23日他与勃劳希契(当时勃劳希契给包克下的命令是干某件事，而心里希望的却是包克会去干另一件事)通电话后，很自然地坚持以后陆军总部给他的命令应该是书面的。
　　战争的第一天，斯大林就派总参谋长朱可夫作为大本营代表到基尔波诺斯指挥的西南方面军。这时苏军四位元帅中的两位——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负着同样的使命被派到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象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那样，库利克晋升到元帅这一最高军衔是由于斯大林的宠爱，而不是由于他有什么军事才能。由于战争的紧张生活，沙波什尼科夫不久又病倒在床。库利克在见到博尔金后，又到了第3集团军。之后，将近一周无声无息。在此期间，斯大林既担心，又生气。6月26日，斯大林拍电报给在加利西亚的朱可夫，告诉他：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了，库利克去向不明，关于巴甫洛夫的情况毫无所知。朱可夫奉命返回莫斯科。
　　在比亚威斯托克和明斯克之间沸腾的“大锅”中，苏军二十多个师已差不多被围住。苏联的一些文献指责巴甫洛夫犯了第二个大错。他扣压了命令，直到6月25日才把全面撤退的命令下达到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但为时已晚，因为此刻只有一条不到四十英里宽的走廊可供撤退，而仅有的几条道路都遭到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6月25日黄昏，比亚威斯托克向东的主要通道，也是最直接的通道在沃尔科威斯和斯洛尼姆之间被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切断。菲拉托夫的第13集团军被配属给巴甫洛夫，任务是守住明斯克地区，协助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和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这两个铁拳都打在第13集团军身上。一个从南向北，一个从北向南，两支部队6月27日在明斯克附近会师。第13集团军四个步兵师有三个陷入包围圈。到6月28日夜幕降临时，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的步兵已会合，完成了近距离的包围，把比亚威斯托克包围圈同东部的诺沃格鲁多克大包围圈完全分割开来。
　　此时，巴甫洛夫本人尚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大难临头。6月30日，斯大林和铁木辛哥首先从德国的电台广播中获得军队被围的消息。那天，朱可夫通过无线电与巴甫洛夫通话，询问德国人所宣布的苏军有两个集团军在比亚威斯克以东被围，是否属实。巴甫洛夫答道，他认为消息相当可靠。巴甫洛夫和他的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以及一些主要兵种顾问当天被召回莫斯科，随之即被逮捕、审判和处决。政治委员福明内赫幸免于死。巴甫洛夫在战争中担任指挥只有六天，在那种情况下，他，或者任何其他指挥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在前方，已经进入比亚威斯托克的口袋，战争尚未打响已部分被德军包围。德军获得完全而迅速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德国空军在白俄罗斯集中了最大兵力，形成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其次是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第三是德军不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上，在战术指挥、训练素质和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占决定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次表明(而这次作战则是其中的第一次)，消灭大量敌军一般要靠大纵深两翼包围，也就是说，象钳子一样从两面包围敌人，在敌人深远后方完成合围。只从一侧迂回敌人则达不到此目的，因为动作太慢，敌人通常可设法逃脱。白俄罗斯战役首战告捷，声威大振。而向波罗的海和乌克兰的突击都未达到战略目的，因为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是从一侧迂回背靠大海的敌人。
　　希特勒一直打算在明斯克进行纵深包围。包克、古德里安和赫特则要在距进攻出发地区四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合围，他们显然还得到了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不管谁对谁错，对于1941年战役的结局来说，都无大影响。因为在斯摩棱斯克合围，充其量也只能多包围苏军第19和20两个集团军。不过，德军步兵师肯定会落在后面更远，中央集团军群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包围那么多敌人，是很值得怀疑的。事实证明，一些苏军士兵从比亚威斯托克小包围圈逃到诺沃格鲁多克大包围圈，然后在森林和夜幕的掩护下，到达第聂伯河。只是在被围苏军已被全歼时，元首才同意继续进攻第聂伯河和斯摩棱斯克。
　　在此期间，德国将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6月底，战争爆发才不过八天，以第4集团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4装甲集团军，下辖第2装甲集群和第3装甲集群，由克鲁格陆军元帅指挥。克鲁格精力充沛，从不迁就或妥协，很快就同两个装甲集群司令争吵起来，与古德里安尤为激烈。因为他们暗中把一些装甲部队从诺沃格鲁多克包围圈调出，向第聂伯河方向追歼敌人。古德里安则批评克鲁格，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而赫特讲得较为客观准确。战后，赫特指责最高统帅部没有根据基本战略制定出成文的计划就轻率地发动一场战争，一切行动全是由希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每天谈话后决定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由一个新的司令部——魏克斯领导的第2集团军司令部代替。第2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一起，开始消灭和肃清被围的苏军部队，到7月3日，比亚威斯托克地区的敌人已投降。到7月8日，共俘虏二十九万人，包括数名军长和师长，俘获和击毁坦克二千五百辆、火炮一千五百门。德国人估计，共消灭敌二十二个步兵师和相当于七个坦克师、六个机械化旅的兵力。被围的苏军是第3集团军、第10集团军和两翼的第4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的一部以及前来增援的第13集团军的大部。
　　白俄罗斯地区的第一次战役在两周内结束，即使按当时德国的标淮来衡量，也是一次出色的胜仗。苏军步兵装备良好，数量与对方不相上下，飞机和坦克的质量不如德国，但数量上占优势。
　　克鲁格的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左侧有施特劳斯第9集团军的密切支援，率第9装甲集群和第3装甲集群继续东进，向德维纳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进军。两个装甲集群都留下一些师封锁明斯克包围圈。新的指挥官配搭得不好，因为两个装甲集群的司令对上级的意图都有些怀疑。他们都认为，一旦攻破第聂伯河防线，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莫斯科。看来，他们都没有接到在斯摩棱斯克封闭合围圈，包围和歼灭拥进奥尔沙与斯摩棱斯克之间的苏军的明确命令。克鲁格与两个部下不和，可是，克鲁格似乎对他们也控制得不严。古德里安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以为他的目标仍是第聂伯河和斯摩棱斯克-耶耳尼亚-罗斯拉夫尔地区。因此他率领三个装甲军在一个很宽广的正面上向东推进，同时，他不断向右扩展，因为他放心不下暴露在南面的侧翼。赫特只有两个装甲军，因为元首对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分界线上涅韦耳-维利基卢基地区敌人兵力的集结十分关注，他只得令孔岑的第57装甲军北进，直取波洛次克和涅韦耳。鉴于敌人在此处集结兵力，赫特把李勃的步兵也调到翼侧。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则向维切布斯克方向开进。这样，第4装甲集团军的5个装甲军在二百多英里的宽大正面上向前推进，没有后备兵力，这样的装甲突击是没有锐势的，正如赫特所说，这象伸开的五指，而不象握紧的拳头。对奥尔沙-斯摩棱斯克方向施加压力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敌人向东赶而已。夏天开始降暴雨，一夜之间，道路上那层厚厚的浮土变成了深不可测的烂泥。结果，德军装甲纵队开进的速度减慢，队伍拉长。敌人的抵抗逐渐加强，苏联空军又活跃起来，他们的工兵也赢得了充裕的时间毁掉所有桥梁。
　　 7月2日，铁木辛哥接过西方方面军的指挥权。布琼尼的预备方面军编成内有第19、20、2l和22集团军。这个方面军一直在德维纳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构筑工事，现在也归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仍有近千辆坦克，虽然这些坦克几乎全部是老式的。苏军在执行纪律十分严格的铁木辛哥指挥下，抵抗将进一步加强。内林的第18装甲师(古德里安左冀的一部分)沿着奥尔沙-斯摩棱斯克汽车路进攻苏军第20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残部时，在别烈津纳河岸遭到猛烈的反突击。反突击的部队是师级政治委员苏塞科夫领导的鲍里索夫坦克学校和克列泽尔的莫斯科第1摩托化步兵师。他们配备有新式的T34坦克。7月6日，第3装甲集群孔岑的第57装甲军，在敌人的空袭下，在迪斯纳强渡德维纳河获得成功，但遭到伊萨柯夫第22集团军的阻击。同时，右翼的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在7月5日和6日被猛烈的翼侧进攻阻挡在维切布斯克的外围。发动攻击的是库罗奇金的第30集团军和第5、第7机械化军。已经是一片火海的维切布斯克，被施通普夫的第20装甲师从北面包围，于7月9日陷落，但西南方锡叶诺附近苏军机械化部队防守的地区，激烈的战斗持续到7月10日。
　　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几天后改为西部战区)，此时有七个集团军，从北向南数，有：维切布斯克以北的伊萨柯夫的第22集团军、维切布斯克以东作为预备队的科涅夫的第19集团军、奥尔沙附近的库罗奇金的第20集团军、第聂伯河莫吉廖夫附近的列梅佐夫的第13集团军、南翼的格拉希缅科的(后由V·I·库兹涅佐夫指挥)第21集团军，作为预备队的卢金的第16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南部德军突破博勃鲁伊斯克的情况下还在撤退。西方方面军实际上部署在奥尔沙三角地带前部和第聂伯河的兵力，据说仅有二十四个师，其中多数集团军的人数与步兵军相差无几。虽然兵力部署缺乏纵深，并且在维切布斯克-奥尔沙战役之后能作战的坦克，据说只剩不到二百辆，可是苏军的兵力兵器仍比德国人想象的要多得多。每天都有增援部队开到，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后方正组建一些新的集团军。苏军在这一战场的处境险恶，而且每况愈下，尤其是部队的士气已被暂时击垮，开小差的为数众多。战后苏联关于苏军集体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的宣传，与当时战场上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戈尔巴托夫——前沙皇骑兵队军士，一个经验丰富的卓越军人和坚定的共产党员——1941年7月在科涅夫的第19集团军任第25步兵军副军长。第25步兵军从基辅地区被调到维切布斯克附近。这个军部署较为分散，匆忙构筑了防御阵地。德军几发冷炮刚刚打到该步兵军第162步兵师前方部队中间，最前面一个大约有一千五百人的团及其军官、政委纷纷逃命，一哄而散。戈尔巴托夫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又设法把队伍重新召集起来加以整顿。由于已无法回到原来的阵地，他命令在原阵地后方构筑新的工事。那天晚些时候，新阵地上的工事遭到炮击，他看到没有人逃跑，颇为满意，看来部队已恢复镇定，在敌人炮击下坚守工事。当他前去准备表示祝贺和鼓励时，令他大吃一惊，发现阵地上早已空空荡荡，只剩下团长科斯切维奇中校和团部的几个人留在那里。科斯切维奇报告说炮击一开始部队就逃散了，他还作了一些辩解，大意是说尽其所能也未能使部队服从指挥。戈尔巴托夫抛下团长去追逐逃跑的人。
　　他不难找到人们的去向，因为他们在又高又密的草丛中奔跑，踏平了一条很宽的路。他追上了一群群朝东向列斯诺村和鲁德尼亚村逃跑的人。另有一些人围坐在篝火旁烤袜子。有的人已把武器扔掉。戈尔巴托夫拦住他们，说他们可耻，责骂他们并命令他们返回阵地。当人们不情愿地往回走时，他注视着，直到他们从视线内消失，他才继续往前赶，去追另一些开小差的人。
　　对于刚从集中营回到部队的戈尔巴托夫，这好似一场噩梦。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德军方面，尤其是中央集团军群，个个信心百倍，步兵更是如此。此时，有多大忍受艰辛的耐力和行军速度就有多大胜利。第52步兵师紧跟着古德里安前进，在博勃鲁伊斯克附近的森林中遇到一支隐藏着的几千人的有组织的苏军队伍及其司令部。德军小心翼翼地避免惊扰他们，急忙通过这个地区，继续向第聂伯河迈进。长途行军几周之后，人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结实，不那么疲劳了。但马匹则不然，它们并不受爱国主义和胜利的激励，对于每周没有休息日甚是“不满”。经常一天行军三十多英里，有时更多。部队在飞扬的尘土中行军，由于道路两旁的高树象墙壁一样把风挡住，尘土在多树木、闷热无风的行军路上飘浮着，有屋顶那么高。甚至树木都呈灰色，四周见不到一点绿。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由于没有时间洗衣洗澡，人身上和衣服都是汗臭，肮脏已极。偶尔天降雷暴雨和滂沱大雨，步兵(除运输队外)十分欢迎，认为可以消除难忍的酷热和无孔不入的灰尘。很难听到新闻。步兵主要靠担任长途运输的汽车司机口头告诉他们激动人心的胜利消息。此时，在德军中，司机们消息最灵通，最受欢迎。
　　德军坦克兵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一直在连续作战，其生命和战斗力与坦克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步兵不同。元首的私人副官施蒙特在7月13日在维切布斯克附近访问赫特时，赫特告诉他说，他的装甲集群的伤亡一点也不比在法国作战的部队伤亡大。可是，俄国的地形和气候对人员和坦克来说要比西方恶劣得多。敌人的性格和景色的单调易使德军情绪消沉。另一影响德军情绪的因素是苏军强烈的仇恨，这是以前没有料到的。赫特对于苏军军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只有波洛次克那位有才干的人”是例外。这可能是指第22集团军司令伊萨柯夫。
　　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的形势继续恶化。右翼侧伊萨柯夫的第22集团军一直是元首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处于孤立暴露的位置，因为它受到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的双重攻击。孔岑的装甲军攻克波洛次克和涅韦耳，将向前推进到维利基卢基。苏军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基石就这样被敲掉了。在南翼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迈进第聂伯河，并于7月10日和11日渡河，在奥尔沙以南和新贝霍夫以北建立桥头堡，开始迅速地向东方的斯摩棱斯克和克里切夫推进，追击当面的列梅佐夫的第13集团军，在莫吉廖夫附近包围了四个师和第20机械化军的部分兵力。格拉希缅科的第21集团军在博勃鲁伊斯克对古德里安的南翼侧发动反突击，但无进展。
　　赫特令鲁道夫·施密特的第39装甲军从维切布斯克东进，自北面包围斯摩棱斯克。由于第57军已调往维利基卢基，第39装甲军是赫特唯一可用的部队。7月15日赫特的先头部队到达斯摩棱斯克以东的亚尔策沃附近。次日，古德里安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从南面占领斯摩棱斯克。对奥尔沙与斯摩棱斯克之间的苏军差不多已完成合围。可是，在亚尔策沃与斯摩棱斯克之间，通往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以南留有一个缺口。尽管赫特不断催促，古德里安还是不能封住缺口，因为他的主要兵力向南伸展过远，而且不断遭到反突击，在耶耳尼亚突出部，反击尤为猛烈。看来，克鲁格作为协调各方面作战行动的司令官，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卢金的第16集团军和库罗奇金的第20集团军的大部兵力(据德方估计约十到十五个师)同大量的小分队和掉队的士兵被围在斯摩棱斯克口袋内。在通往斯摩棱斯克的主要公路上，停着四列长长的车队，全部面朝东，指挥官和政委们焦急地召集和整顿队伍。从北面对赫特进行的反突击不够协调。随之，苏军最高统帅部即奋力援救被围的苏军和掩护莫斯科的接近地。7月14日，它又着手建立另一个预备方面军，守卫北起伊耳缅湖南至布良斯克的新战线。这个预备方面军由司令员波格丹诺夫指挥，编成内有新编第29、30、24、28和31集团军。在这些集团军后面，还有一个方面军保卫莫斯科。它是由第32、33和34集团军组建起来的，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指挥。
　　为了减轻铁木辛哥的重担，使他能集中力量解救被围的部队，西方方面军南翼的第13和21集团军被抽调出来，组成新的中央方面军，由原波罗的海西北方面军司令员F·I·库兹涅佐夫指挥。从波格丹诺夫的预备方面军调到前方十六个步兵师和四个坦克师，组成数个临时的战术兵团，称作集群，其中之一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些集群从别累伊、亚尔策沃和罗斯拉夫耳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行反突击，企图闯入包围圈。西方方面军部署在斯摩棱斯克以北和耶耳尼亚的第30、19和34集团军也发动攻击，转移德军的注意力。这些反突击持续了整整7、8两个月，成为苏联人称之为斯摩棱斯克战役的一部分。
　　此时，德军战线已呈弧形。它南起贝霍夫，经罗斯拉夫耳到耶耳尼亚和别累伊向外突出，然后折向北面的维利基卢基附近地域。两个装甲集群和施特劳斯第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既要顶住铁木辛哥西方方面军的进攻，同时还要防止被围之敌突围。尤其在斯摩棱斯克以东，有些地方苏军施加的压力甚大。但是一当德军步兵部队开始到达，战斗的结局就确定无疑了。卡恰洛夫的第28集团军从南部的重要交通中心罗斯拉夫耳发起突击，获得一些进展，后因古德里安指挥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和法伦巴赫尔的第7步兵军进行反击而受阻。古德里安是想把前来解围的苏军包围起来。8月5日，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中的苏军停止了最后的抵抗，约三十万人被俘，损失坦克三千余辆。三天以后，古德里安又肃清了罗斯拉夫耳包围圈内的敌军，主要是第28集团军，又俘虏苏军三万八千人，缴获坦克二百辆。然后第24装甲军又挥戈南下，直奔哥美耳以北、以西，即F·I·库兹涅佐夫中央方面军的后方。第24装甲军从北部向克林齐进攻，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从博勃鲁伊斯克向东进攻，两路德军全歼了中央方面军。到8月24日，苏军又有七万八千人被俘。从7月8日明斯克战役结束到9月初西方方面军覆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共俘虏苏军约四十万人，击毁并缴获苏军坦克三千三百余辆。苏方的史料硬说，罗科索夫斯基的集群在8月4日和5日曾突入斯摩棱斯克包围圈，使被围部队的主力得以逃脱，而事实并非如此。
　　中央集团军群完成了分配给它的任务，消灭了白俄罗斯地区的苏军，俘虏敌人约六十万，摧毁并缴获坦克五千余辆。它向前推进了五百英里，直至斯摩棱斯克，远远超过德维纳-第聂伯河一线，离莫斯科约二百五十英里。7月3日，哈尔德兴高采烈地在日记中写道，对俄战斗胜利在即。可是，在9月份，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整个前方地域，苏联部署的部队仍有二十七个集团军之多。
　　后来，很多德军将领批评希特勒的战术指挥和干预。希特勒赞成向东进行大纵深突击，但不愿担风险。他要安全可靠，要在被围敌人的四周建立牢固的包围圈。另一方面，装甲集群的司令们主要关心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大胆夺取纵深内的战术和战略目标，诸如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古德里安的逻辑尤为突出，它是以“大胆总是合算”这样一种设想为根据的。可以认为，他的大胆挺进的主张代表了一种机动作战的思想。这种作战思想虽然收效快而显著，但这算不上一项高明的战略计划。古德里安指责陆军总部和希特勒选择明斯克作为第一次两翼包围的目标，而没有选斯摩棱斯克。他也指责他们在包围诺沃格鲁多克时阻止了他的行动。事实上，希特勒的小心谨慎很可能是使得德军能够大量俘获敌人的原因，这是因为从比亚威斯托克-诺沃格鲁多克逃出的敌人很少，而同时又把苏联另外五个新集团军向前吸引到维切布斯克-莫吉廖夫一线。这一部分苏军有很多在第二次两翼包围作战中被歼。古德里安思想较顽固，眼光较狭小。此时，他象其他很多指挥官一样，看不到战争的更广阔的方面，不了解德军最高统帅部幕后活动的动向。
　　苏联企图把斯摩棱斯克战役吹嘘为一次胜利。克里姆林宫认为，德军的直接的和主要的目标是占领莫斯科，所以在看到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并不打算向前推进时感到惊讶。于是，克里姆林宫对事态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在苏联国内，人们说，苏军在斯摩棱斯克的英勇抗击是迫使希特勒和德军改变原定计划，取消进攻莫斯科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苏军的反突击有时极为猛烈，从大体上看，苏军作战很有决心，但是，如果当时希特勒打算向莫斯科推进的话，苏军的兵力事实上不可能抵挡住德军。苏联声称，希特勒停止进攻莫斯科是由于害怕被苏军从北面和南面进行两翼夹击。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巴巴罗萨指令和以后的各项作战计划是以下述前提为基础的，即一旦到达斯摩棱斯克，德军主要兵力将转向列宁格勒，可能还转向乌克兰。
第九章 元首举棋不定
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1941-1945》]
　　陆军元帅伦斯德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左路军在波兰，由第1装甲集群和第6、第17集团军组成；其右路军在罗马尼亚，由德军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组成，两路军队之间隔着匈牙利的领土。在波兰的各集团军计划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南面东进攻入乌克兰，与此同时，右路的罗马尼亚军和德军将向东北推进，穿过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与左路会合。匈牙利要参加对苏战争，并打算投入几个旅，从而形成连结波兰和罗马尼亚两线的中间环节。伦斯德特总共约有十四个罗马尼亚师和四十一个德国师，其中仅有五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师。
　　德军原先打算使用两翼包围的战术，一路装甲部队从波兰出击，另一路从罗马尼亚出击，两路将在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地区会合。然而，战役开始前三个月，希特勒改变了主意，转而赞成从波兰进行一路迂回。他的理由是，从罗马尼亚进攻，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是横在进攻轴线上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只是一个托辞，而更重要的理由是他对普洛耶什蒂油田的安全忐忑不安，他担心越过罗马尼亚边境发动猛烈的攻势可能激怒苏联，使它向罗马尼亚境内进行反击。
　　因此，南方集团军群将由陆军元帅赖歇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中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群担任主攻。赖歇瑙指挥的全部兵力为二十个师，其中有五个装甲师和三个摩托化步兵师。赖歇瑙将从卢布林东南地区奋力东进，第6集团军负有保障左翼侧，即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一侧的特殊责任，而第1装甲集群的目标是第聂伯河畔上基辅一带地区。装甲集群和紧随其后的第6集团军的步兵师然后转向东南沿第聂伯河向黑海方向进军，以夺取第聂伯河的渡口，并阻止敌人向东撤退。冯·施蒂尔普纳格尔指挥的第17集团军，共有十三个步兵师，将在赖歇瑙的右翼行动，穿过利沃夫和文尼察。在罗马尼亚的军队有冯·朔贝特的德国第11集团军，计七个德国步兵师和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罗马尼亚的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相当于十四个罗马尼亚师。德国第11集团军居于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中间，并将一个军配属给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还派出一个步兵师保卫普洛耶什蒂油田，另有一些小部队也配属到罗马尼亚的部队。德国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战争爆发后前七天的任务是在原地保卫罗马尼亚领土。七天之后，乌克兰的苏军不是已被包围，就是已开始撤退。届时，第11和第3集团军将取道卡缅涅次波多耳斯基和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基攻入乌克兰，企图牵制那里的苏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将向奥德萨运动。南方集团军群有第4航空队，约六百架飞机的支援。
　　虽然斯大林也象戈利科夫一样，认为德国很可能在征服英国或与英国讲和之后才会进攻苏联，但他自己还认为，一旦战争真的到来，德国人的主攻方向将是乌克兰，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顿涅次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这一推断确实反映在1941年6月苏联的防御部署中：把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乌克兰，其数量超过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和库兹涅佐夫的西北方面军两个方面军兵力的总和。在加利西亚和比萨拉比亚保卫乌克兰的苏军部队组成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指挥，编成内有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科斯坚科的第26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12集团军，这些集团军由北向南配置，大约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一直延伸到苏联与罗马尼亚边界的北缘。战争开始一周后，在罗马尼亚边界当面的是秋列涅夫指挥的新组建的南方方面军。该方面军编成内有斯米尔诺夫的第18集团军和切列维琴科的第9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的兵力有三十二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八个机械化军，大部分机械化军都集中在苏德边界上的第5、第6集团军地域。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的步兵师较弱，但至少有两个机械化军部署在罗马尼亚边界当面。
　　基尔波诺斯不仅比普里皮亚特河以北的各方面军司令员拥有更多的部队和坦克，而且战前准备也较充分。据朱可夫说，6月21日午夜，当基尔波诺斯打电话给莫斯科报告第二个德国逃兵来归，并带来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时，他就已经在帖尔诺波耳他的指挥所了。这次德国兵叛逃事件也许属实，虽然在德国陆军序列表上找不到朱可夫所说的逃兵所属的那个师和团的番号。不管这一事件发生与否，基尔波诺斯是唯一的一位能从德国入侵的震惊中立即恢复镇静的方面军司令员，并极其巧妙地指挥了所属部队的防御作战。在这方面，普里皮亚特河南部的断断续续的沼泽地和加利西亚、西乌克兰的森林地的地形也帮了他的忙。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驻守在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台地上，直到6月底才投入战斗。它拥有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使那里的德国步兵和罗马尼亚骑兵处于不利的地位。然而，倘若右翼德军的装甲部队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从罗马尼亚出击，形成合围之势，而不是按兵不动，战局的发展或许就大不一样了。在乌克兰西北部，伦斯德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几乎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而且在苏军后方反苏维埃的异端分子也特别活跃，他们破坏电话线和铁路交通线，引起苏方边境地带一些混乱和失去控制的现象。因此，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在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与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之间的战斗分界线上，向罗夫诺方向打开了一个三十英里宽的突破口，并没有费难。这一条进攻轴线正通过苏军某些机械化军的集结地域。6月23日，苏军第22、第9和第19机械化军投入战斗，于是在卢次克和罗夫诺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坦克战，直到6月28日，第1装甲集群一直是在一系列的局部战术性交战中缓慢地向前推进，没有能象原先希望的那样向纵深的战术或战略目标长驱直入。然而，苏军第5、第6集团军之间行动不够协调，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撤向东北方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并在沼泽地里停留一天，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而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则向南撤。到7月1日为止，德军已进入罗夫诺、杜布诺和克烈缅涅次等地区。
　　 7月1日，德国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部队开始横渡普鲁特河，向德涅斯特河挺进，与战斗准备充分、坦克配备齐全的苏军部队作战。朔贝特的部队是由步兵和罗马尼亚骑兵组成的，几乎没有空中支援。他们艰难地向前推进，平均每天不超过八英里，因为苏军装甲部队的后卫行动积极、机动能力强，在这种十分适于坦克行动的开阔地上，一天之内就要迫使入侵的敌行军纵队展开数次。苏联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进行袭扰。频降骤雨，将肥沃的黑土搅成了泥浆，使各种轮式车辆数小时之内不能开动。甚至用十二匹马牵引的野炮也寸步难行。
　　空降步兵第16奥尔登堡团团长冯·肖尔蒂茨与派到德军部队担任联络官和观察员的意大利上尉阿尔卑斯山人马拉帕尔特对这一带战斗的描述是一致的。德军渡过德涅斯特河，越过苏联原边界上的所谓斯大林防线之后(该防线只有少数无人防守的孤立的土木工事)，苏军的抵抗比过去顽强多了，其后卫部队巧妙后撤，没有丢下一个死伤人员。苏军装甲部队的反突击极为猛烈，德军发现尽管苏军重型坦克型号陈旧，但德军37毫米步兵反坦克炮却对它们无能为力。不久，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的森林和丘陵已被抛在背后，接着便是乌克兰的大平原，遍地是麦子和向日葵，大地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藏在槐树荫中的一排排农舍。牲畜和家禽仍在田野里，只是马匹和人员已经离去。广阔又单调的天际，更加重了大地的荒漠和空落落的气氛，给人以茫茫无际的感觉。德军第11集团军边打边走，用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才向第聂伯河方向前进四百英里。德军是以团为单位单独行军，只有本团的小口径火炮分队和防空武器分队同行，正如肖尔蒂茨所说，它们象一叶叶扁舟一样漂泊在麦浪起伏的“汪洋大海”里。既无纵深侦察，也没有与侧翼的联络。一连数周，奥尔登堡团没有见到其他部队，只偶尔遇见苏军士兵，而且还常常一连数日与师部失去无线电联系。他们从未见过一辆德国坦克或是一架德国飞机。有一两次，他们遇到过罗马尼亚部队，还有一次，他们见到意大利的一支摩托化部队，这支部队看上去简直象出来度假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这里的战争意味着炎热、尘土、天天下雨、不断行军和与敌交战。弹药必须节省，这就意味着少用迫击炮和火炮，而主要依靠轻机枪。德国兵都惴惴不安，担心负伤，因为重伤员坐上救护马车，就不知被拉向何方。与此同时，部队因为每天遭到伤亡，缓慢地但却是不断地减员，沿着行军的路线留下了一块块小小的墓地。
　　德军第1装甲集群插入纵深使利沃夫突出部前沿的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科斯坚科的第26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12集团军处于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危险境地，而当朔贝特的德第11集团军于6月底越过普鲁特河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6月30日，即明斯克被围两天之后，莫斯科指示基尔波诺斯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将部队撤至科罗斯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普罗斯库罗夫一线，后撤将近一百五十英里，大体上到了1938年苏联疆界地区。苏军抛弃了重型装备，其逃离包围圈和撤退速度之快甚至使金策尔的情报部门完全错误地认为这个战线的情况和其他战线一样都是受到了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通风报信的影响。然而，至7月8日，这条后方防线已被德军的挺进突破了；别尔迪切夫失陷，第二天，离基辅不到九十英里的日托米尔也被德军占领，虽然苏军第15、第4和第16机械化军的部队曾进行过有力的反突击。7月10日，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力量，它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南部边缘再次出现，并与第9、第19和第22机械化军的部分部队一起从科罗斯田方向对德第1装甲集群的侧后发起进攻，切断其主要供应线；这就需要赖歇淄的第6集团军加以干预，将波塔波夫赶回北方的沼泽地。此后，苏军第5集团军不断威胁着德军翼侧，使德军大为恼火，它还使德第6集团军无法执行其支援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和巩固其战果的双重任务。苏军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12集团军向东退却。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加利西亚的战斗和乌克兰西北部地区的战斗都与德军和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西南部地区所经历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带地形更象白俄罗斯，有部分已开垦的土地，但大部分还是森林覆盖和灌木丛生的荒野。德国空军非常活跃，德苏双方的坦克和车辆到处可见。战斗既混乱，又艰苦，在德军先头部队后方一百英里的整个区域的许多被包围的孤立地区还有持续不断的战斗，因为有许多苏军部队未能及时撤退。道路上停放着苏军遗弃的各式车辆，麦田里满是敌军步兵，森林里不时传出苏军坦克隆隆行驶、履带轧轧的声音。夜间，苏军卡车有时竟然自投罗网，闯入德军运输队的行列。当苏军士兵有时间辩明情况并作好准备时，即使孤立无援，他们也常常以极大的决心进行苦战。当他们遭到突然袭击或受到装甲部队的威胁时，他们便大批投降，投降时常悲哀地叫喊着“乌克兰人”。
　　苏军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在科罗斯田附近沼泽地作战的样式则更不同。波塔波夫原是一位坦克兵的将军，他利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做为隐蔽所，一直把部队拢在一起，在赖歇瑙的德军第6集团军的进攻面前进行了坚决的、团结有力的和密切协调的防御，卓有成效地使用了密集炮火。德军第98步兵师在到达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边缘附近的马林镇时，见到遍地瓦砾的废墟和弹痕累累的道路所构成的可怕情景，都惊呆了。这种可怕的景象足以证明战斗之激烈。当他们向进攻出发地前进时，同样遭到了苏军炮火猛烈而准确的袭击，被迫离开大路进入沼泽地。到处是呼唤担架的喊叫声。终于发起了进攻，士兵们不得不穿过麦田和灌木丛进行冲击，步兵虽然有装甲履带强击火炮的支援，伤亡还是不轻。即使在攻下目标之后，隐藏在灌木丛中的苏军狙击手仍然继续袭扰，他们还发现敌人有计划地搜寻那些躺在茂密的麦田里的无人救护的德国伤兵，并用刺刀把他们捅死。此时，德军士兵，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已大为激怒。当重新发起进攻时，双方寸土不让，战斗极为激烈。战斗不到两天，第282步兵团第3营已死伤一百七十人，超过了其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科罗斯田以南日托米尔-别尔迪切夫突出部上的德军威胁着基辅，因此遭到了它北面的苏军第5集团军和它南面的第6集团军以及从喀尔巴阡山撤下来的第26集团军一部的猛烈反突击。只是在经过数日战斗之后，赖歇瑙的德第6集团军和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才得以进一步向东推进。看起来，第1装甲集群如果大胆进击，是可以打下基辅的，但希特勒于7月10日下令禁止任何装甲部队进入该城。于是，伦斯德特改变计划，仅令冯·马肯森的第3装甲军和第6集团军之一部向第聂伯河进发，而第1装甲集群的大部分，包括冯·维特尔斯海姆的第14和肯普夫的第48装甲军，从别尔迪切夫向东南方向运动，经过卡扎京和白教堂到五一城和波莫什纳亚，从翼侧包围苏军第6、第12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之一部。伦斯德特选择了大纵深包围的方法，而没有按希特勒规定的从别尔迪切夫到文尼察的路线用装甲部队进行截堵。因为苏军已在全线撤退，在浅近纵深包围，势必使苏军漏网。与此同时，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德军第17集团军将与数个匈牙利机动旅(由喀尔巴阡人组成)一起经过文尼察继续东进，将苏军第6和第12集团军赶向德军第1装甲集群，届时将到达阻击地点。朔贝特的德军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向五一城疾进，追击斯米尔诺夫的第18集团军，以形成包围苏军的三角形的第三条边。
　　在7月的第二周，布琼尼就任西南战区司令的新职务，指挥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赫鲁晓夫是该战区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从此，不知是由于判断错误还是命运不佳，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和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每况愈下。布琼尼在就任后约一周的时间里，便把基尔波诺斯指挥的两个主要的集团军，即部署在中央的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12集团军，划归秋列涅夫指挥，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也北移了。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完全清楚，但很可能是克莱斯特的攻势有分割西南方面军之势，因此，布琼尼要秋列涅夫负责第聂伯河右岸(以及第1装甲集群打进的楔子的南面)乌克兰的防御，而基尔波诺斯则集中力量防守基辅并负责对克莱斯特的左冀的作战。结果造成一些指挥上的混乱。莫斯科两次批准布琼尼向东撤退，但每次似乎批得都很勉强，因为撤退仅限于战术范围，并不能适应战争危局的需要。基尔波诺斯在判明德军的真正意图之后，立即令科斯坚科的整编第26集团军在基辅和切尔卡塞之间渡过第聂伯河向第1装甲集群的北翼发起强有力的进攻。这些进攻被德军第4军军长冯·施韦德勒指挥的数个步兵师所阻，未能制止克莱斯特的装甲兵向五一城挺进。8月2日，五一城失陷，第6、第12集团军的大部及第18集团军之一部，相当于大约二十个师，被围困在乌曼附近一个大的包围圈中，失去了与东方的联系。苏军至8月8日停止抵抗，十万三千人被德军俘虏，其中包括两名集团军的司令和七个军部。德军缴获坦克三百余辆、火炮八百余门。秋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的残部陷在一面靠黑海海岸、一面靠罗马尼亚边界的一个大突出部上，这时已有被来自北面的德军攻势完全切断的危险。于是南方方面军迅速东撤，留下一些部队守卫奥德萨；留下的部队被编成一个独立的滨海集团军，由索弗龙诺夫指挥。乌克兰的苏军已被彻底打垮，虽然德军也有一些伤亡，至8月末，苏军已失去了它在第聂伯河西岸赫尔松、别里斯拉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三个最后立足点。
　　一些德军指挥官事后议论说，倘若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再向东南方向进击或者进而渡过第聂伯河并沿河的左岸包抄过去，而将肃清乌克兰南部苏军的任务留给步兵，德军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战果。这样大胆的运动固然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第1装甲集群近逼苏军后方，乌曼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再者，德军步兵师能否在行军速度上胜过苏军，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苏军部队的行军耐力和机动性，即使在最困难的地形上，也是非常突出的。苏军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没有重装备的拖累。再向东南进军，路途既遥远又迂回曲折，而北面的基尔波诺斯仍然是个劲敌。再者，克莱斯特也不大可能沿第聂伯河全线阻止大批苏军部队撤退。
　　在此期间，苏军最高统帅部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拼凑新的部队。西南方面军获得了十个新编师，南方方面军获得了十二个新编师，第26、第37和第38等三个新编的或整编的集团军已从内地调到第聂伯河。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新编第6集团军已在保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第聂伯河一线。
　　到此时为止，东线德军尽管遭到一些挫折，已完成了其任务的第一部分。德军没有打下列宁格勒，也未能与芬兰部队会师，很多敌人逃出了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地区，但德军已占领了奥尔沙-斯摩棱斯克陆桥，渡过了德维纳河，并已到达或越过了第聂伯河。他们正等待着元首下一步的命令。
　　希特勒一直打算先夺取列宁格勒，而后攻打莫斯科。他很早就认为应首先夺取整个乌克兰、顿涅次盆地乃至高加索，尔后再从斯摩棱斯克东进。6月30日，希特勒曾着重指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一周之后，他提议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从斯摩棱斯克向东北运动，以掩护李勃的北方集团军群的翼侧；而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应向东南运动，进入乌克兰。希特勒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里木，他把克里木看成是苏联用以轰炸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一艘航空母舰。他认为，占领了克里木就可以使德军部队能越过刻赤海峡取捷径入侵高加索。7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第33号指令，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只率步兵向莫斯科进军，因为它的装甲部队将分别派往北方和南方。四天之后，即7月23日，凯特尔遵照元首的命令，对第33号指令发布了一个非常乐观的补充命令，命令将赫特的第3装甲集群调到波罗的海，从翼侧包围列宁格勒，任务完成之后，再调回中央集团军群，做好东进至伏尔加河的准备，而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将与其他部队一起撤回德国。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将在乌克兰与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会合。
　　在7月23日和26日两次会议上，哈尔德强调必须在秋天对莫斯科发动决定性的突击，因为他本人认为希特勒所提的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两个目标在重要性上只是第二位的，并且认为元首的计划最终将使德军陷入阵地战。哈尔德自己已开始对战争的目的和方针产生了怀疑，但为时已晚。希特勒又有了新的主意：他允许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在其装甲部队调走之后转入防御，不再使用步兵打向莫斯科，但仅限于此。与此同时，第2、第3装甲集群将暂时撤回进行休整。包克一直极力主张中央集团军群保留其装甲集群，并尽早向莫斯科进军，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古德里安和赫特的大力支持。8月4日至6日，元首视察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听取集团军群和装甲集群司令官的意见，这些司令官都建议立即恢复对莫斯科的攻势。这一建议与希特勒的意见不符，他拒绝接受他们的建议，并给他的将军们大讲了一通战争的经济学。于是哈尔德试图要约德尔直截了当地回答元首的直接目标到底是军事征服还是经济开发，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元首认为两者皆是战争的目的，两者同等重要，不分先后。8月12日，凯特尔签署了一项对第34号指令的补充命令，进一步肯定了在歼灭中央集团军群两翼的敌重兵集团之后，将调用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向列宁格勒、克里木、哈尔科夫、顿涅次盆地及高加索发起进攻的意图。其中还特别指出要歼灭基辅以北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敌军集团(这一向是指苏军第5集团军，但事实上也包括苏联其他一些军团)。
　　 8月18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作了最后一次尝试，表示支持直接攻打莫斯科的意见。他们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他们的论点。三天后，希特勒又以备忘录作答，拒绝了他们的意见，并责备勃劳希契，说他没有真正负起指挥德国陆军的职责，而是过多地为集团军群司令官们的意见所左右。哈尔德大为愤慨，于是向勃劳希契建议他们一同辞职，但这位总司令对此建议并不热心。
　　在中央集团军群战线上，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所属的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与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一起，已在南翼与位于斯摩棱斯克与基辅之间哥美耳地区的F·I·库兹涅佐夫的中央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进行歼灭战。古德里安由北向南运动，事实上已接近从普里皮亚特河威胁伦斯德特翼侧的基尔波诺斯西南方面军的后方，而希特勒的意图是让第2装甲集群继续南下进入乌克兰。8月23日，古德里安被召到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与哈尔德磋商。古德里安对他的装备和人员情况是否能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一次战役之后及时赶回斯摩棱斯克地区并在入冬之前向莫斯科进军表示怀疑，而这正是哈尔德想要听的调子。包克的观点也是如此。于是在这位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建议下，古德里安与哈尔德乘飞机回腊斯登堡向元首面陈上述意见。根据古德里安的会议记录，他的意见遭到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共同反对(当时在场的有凯特尔，约德尔和施蒙特)，他说他对第二天哈尔德在听他的报告时勃然大怒感到大为震惊和痛心。哈尔德8月24日星期天晚上写的日记，说法却有所不同，他写道，古德里安为希特勒的论点所完全说服，并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决心要做给元首看看，他(古德里安)是能为他人所不能为的英雄好汉。显然，正是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激怒了哈尔德。希特勒就这样以离间手段，用古德里安这杆“枪”，又一次斗败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于是德国的打击力量被转向南北两方，而不是向东攻打莫斯科。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斯大林也与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瓦杜丁已卸去第一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就任西北方面军的参谋长，第一副总长的职务由华西列夫斯基所取代。7月29日，在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据朱可夫自己说，他曾建议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从第聂伯河一线撤退，即使要放弃基辅也在所不惜。这使斯大林大为愤怒，与会者也大嚷“胡说！”朱可夫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众人顿时抓住话柄驳斥说，斯大林没有他(朱可夫)也一样能行，这意味着要把病中的沙波什尼科夫再召回来躺在床上当总长。于是，朱可夫离开总参谋部到预备方面军任职，而沙波什尼科夫从西战区回来再一次就任总参谋长。不过朱可夫还是大本营的成员。
　　施韦彭堡的第24装甲军向斯塔罗杜布和哥美耳地区的运动以及歼灭和击溃库兹涅佐夫的中央方面军的师团，都被克里姆林宫看成是从南翼包围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的一种努力。这两个方面军一前一后掩护从西部接近莫斯科的道路。苏军最高统帅部对希特勒放着近在眼前的莫斯科不打而把装甲部队派往南北两翼的这种不合逻辑的意图未能理解，这也是很难怪的。8月14日，用彼得罗夫的第50集团军和戈卢别夫的第13集团军匆促组成了一个新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叶廖缅科。被歼灭的原中央方面军的残部也划归该方面军指挥。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防区布良斯克暴露的翼侧。与此同时，由于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当时由施韦彭堡的第24和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组成)继续南下，布良斯克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于8月底奉命向罗斯拉夫尔和斯塔罗杜布方向出击，准备进攻古德里安的东翼侧。
　　 9月7、8两日，哈尔德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安排联合作战计划的各项细节。这项作战计划的目标是夺取基辅，歼灭基辅-第聂伯-迭斯纳河曲之敌。有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两个单位参加。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将从斯塔罗杜布继续向南挺进，插向罗姆内和朴里卢基，而中央集团军群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将从哥美耳向南运动，掩护古德里安的右翼。南方集团军群施蒂尔普纳格尔的第17集团军将把苏军部队牵制在切尔卡塞以北第聂伯河的下游，并在河对岸克烈缅楚格附近占领一个桥头堡。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将从这个桥头堡向北推进，与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在罗姆内和洛赫维策地区会合。这些装甲攻势将把他们西面大约六个苏联集团军切断在大河曲一带。与此同时，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将向东运动，渡过第聂伯河和迭斯纳河，进入基辅，并开始歼灭这一大批被包围之敌。
　　 8月19日，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在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的强大压力下已从科罗斯田退到第聂伯河。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不借一切代价守住基辅和第聂伯河一线。然而，南进的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和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已从北面渡过迭斯纳河，在V·I·库兹涅佐夫的第21和波德拉斯的第40集团军之间已经出现了缺口，他们再也不能阻止德军的前进。德军第6集团军向东运动，先渡第聂伯河，接着又在奥斯捷尔渡过迭斯纳河，从西面牵制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和弗拉索夫的第37集团军。叶廖缅科曾满怀信心地向斯大林保证，说他能阻止古德里安的南下。可是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十个步兵师和若干坦克对德第2装甲集群翼侧进行的反突击未能奏效。参加这次进攻的戈卢别夫的第13集团军急速东撤；由于撤得太快，失去了与第40和第21集团军的联系。由原中央方面军残部重新组成的第21集团军调出布良斯克方面军归西南方面军指挥。
　　至9月9日，德军按计划已取得很好的进展。克蒂尔普纳格尔的第17集团军已渡过第聂伯河，克莱斯特正准备北上在基辅以东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苏军后方与古德里安会合。在苏军西南战区司令部，布琼尼和赫鲁晓夫此时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据赫鲁晓夫说，西南战区曾于9月11日请求莫斯科批准他们从基辅河曲部向东撤退，但遭到斯大林的断然拒绝。这纯属赫鲁晓夫的说法。9月13日，布琼尼被解职，但赫鲁晓夫未动。这一点本身或许表明赫鲁晓夫并没有象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大声呼吁或坚持要求撤退。铁木辛哥到处奔波解救危局。他卸了西方战区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双重职务，又到西南战区接替布琼尼司令员的工作。在莫斯科担任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显然对大祸临头的一切警告充耳不闻。赫鲁晓夫还说他(赫鲁晓夫)于9月16日自行决定派战区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到西南方面军去见基尔波诺斯，实际上是建议他自行撤退。基尔被诺斯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并特此事直接报告莫斯科，但沙波什尼科夫——也就是说斯大林——直到9月17日才同意苏军部队与敌人脱离接触，向东运动，但已晚了不止二十四小时，因为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已于9月16日在洛赫维策会师，正好到了苏军后方。如果铁木辛哥此时确已到职，赫鲁晓夫的说法就未必全部可靠，虽然有证据表明基尔波诺斯曾命令全线撤退，但结果这一命令却被上级——不是西南战区就是最高统帅部——撤销了。
　　 9月16日至26日，困守在“基辅大包围圈”——最初它长宽各约一百三十英里——内的苏军被德军第2，6集团军的步兵所歼灭。9月20日基辅失陷。德军俘虏四十五万人；苏军第5、第21、第37和第26集团军的大部及第40和第38集团军的一部分被歼。基尔波诺斯及其司令部人员的命运不详。因为苏联当时的惯例是保全高级指挥官的安全，所以这些指挥官可能是奉命丢下他们那些倒霉的部队自己逃跑了。根据当时的报道，基尔波诺斯、参谋长图皮科夫及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布尔米斯坚科被打死了，可能是在试图逃跑时被打死的。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