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血腥屠城》
原国民革命军88师班长张士荣，如今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他在1937年的南京沦陷时被俘，与大约2000名中国战俘一起，被日军押送到长江边屠杀，一个偶然，他成了幸存者，而他的同伴却惨死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之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同胞30万人以上，其中战俘超过了9万人。
13岁参加红军的秦光，在1941年1月的反扫荡战斗中，率领两个连担负掩护主力部队、首脑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的重任，顽强阻击3000敌人飞机大炮的进攻。
也是90岁高龄的秦光老人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敌人没办法，想叫我们投降，我们继续用子弹来回答他们，包围圈越来越小，日军的重武器施展不开，就施放毒气了，当时我和两个战友被日军堵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在墙上挖出枪眼向敌人射击，而敌人则爬上房顶，在房上掏了个洞，往里面扔毒气弹，把我们3个人毒昏过去了，当时感觉像大石板压在心上一样。
醒来时，他们已被捆住了双手，恼羞成怒的日军把秦光和其他十几个战俘分批押解到村外麦田里，开始用刺刀屠杀战俘。
秦光见状大喊一声“快跑”，8个人四散奔跑，身后的几十个日军乱枪射击，他左臂和背部中弹，一头栽倒在地，日本兵追上来，冲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日军撤走之后，秦光居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后来被老百姓抢救脱险了，在这次战斗中，他的126名战友在日军的枪弹、毒气、屠刀之下壮烈牺牲。
什么人被称为战俘？应当怎样对待战俘呢？
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以及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都明确规定：战俘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武装部队人员以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之一部的民兵与志愿部队人员，其中包括自动拿起武器抵抗来侵军队的居民、伴随武装部队的商人、民工。对于这些人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得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是如各种谋杀、残害肢体、虐待及酷刑，这是国际公约“最低限度”的规定之一。
日本却肆意践踏它所承诺履行的国际公约。
日本惠泉女子学院人间社会学部教授内海爱子认为：虽然他们说要遵守国际法，但对于亚洲的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居民与俘虏的虐杀经常发生，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的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在这14个春秋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然而，19世纪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走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遭到严重破坏，睦仁天皇声称要“宣布国威于四方”，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国策，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一次又一次地把侵略目标指向中国。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勒索到2亿3000万两白银，折合当时日币约3.5亿元，等于它年财政收入的4.37倍，这是日本原始积累时期最大的一笔不义之财，正是利用从一次次侵略中国得到的巨额赔款，日本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对外扩张的野心愈加膨胀。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由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东方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中国时局，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议炮制的《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征服“满蒙”、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总方针。
历史学者、教授张宪文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到日本去，而日本则一步一步地对中国进行侵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为实现其并吞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图谋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仅仅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全东北。
第二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而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
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所有的房屋、杀光所有的人、抢光所有的财物、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生命和生存条件的“三光作战”政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
白山黑水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响起抗日队伍的枪声。
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进行武装抵抗，到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多万人。
日军对遍及东北的抗日活动大为惊慌，向中国大举增兵。
1932年秋末，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达4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加上空军和特种部队，共约14万人，是“九一八”事变时的近14倍。
为了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它们划定的变相集中营中，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的联系。
日军悍然违反国际法，抓住俘虏就野蛮杀害。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战斗中为掩护战友负伤昏迷被俘，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赵一曼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她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枪杀于珠河县小北门外。
最近在哈尔滨发现了日伪当局悬赏通缉抗日联军将领赵尚志等人的布告，上面写着擒获其一者“赏金壹万圆”，“获其首级之一者赏金五千圆”。
1942年2月12日凌晨，在一次战斗中，赵尚志被混入队伍的日伪特务打成重伤被俘，随后壮烈殉国，刽子手锯下他的头颅去邀功请赏，而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
现在，一些有识之士，正在锲而不舍地展开对中国战俘问题的研究，经过多年执著地钻研和实地考察，那些被人们渐渐淡忘的情景开始在何天义的眼前显现出来。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介绍说，一些当时的照片给我们提供了当年一些存留的遗迹，也是日本人在石家庄劳工训练所残害劳工的血证，这些照片就是后来在国内外被广泛刊登、选载、使用的照片。
平安公园是由原石家庄战俘集中营的一部分改造建设起来的，公园中的纪念碑，也似乎在时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曾经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大小共计100多处战俘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实际上是日军对被俘的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仅在北平、太原、济南、石家庄的4个集中营里，就曾经关押过中国战俘13万5千人，其中竟然有7万7千人死亡，但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也只占日军虐杀中国战俘的一小部分。
原八路军干部、现在已86岁的老人袁苏忱回忆说，有一次突然让我们紧急集合，日军抓来一个人，说他要逃跑，日军把他捆上，叫我们站了一圈，让一个日本新兵拿刺刀，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捅死了！
现在80岁的原八路军干部武心田告诉我们，我们去的时候是1300人，3个月死了800人，800人啊，一天多的时候死20个人！
日本军国主义从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出发，无视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不仅直接大量虐杀中国战俘，而且将许多战俘强制改变为“劳工”，称之为“特殊工人”。
关东军问题研究者李茂杰介绍说，他们把战俘押解到东北，有的是在煤矿，有的是修公路，有的是到其它的矿山，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送到军事要塞。
伪满时期，任成玺在矿上担任技术员，目睹了“特殊工人”的悲惨遭遇。
现年82岁的本溪矿物局原副矿长任成玺回忆说，当年的“特殊工人”上班的时候，由武装警察押运到坑口，山坡上就是狼狗圈，想要逃跑是很难的。
大批战俘在东北边境被迫修筑工事，他们的遭遇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要塞问题研究者周艾民介绍说，日军在整个昔日伪满洲国，就是满苏、满蒙边界4700公里的国境地带，修筑了14个要塞阵地，8万个地下永备工事，有120万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大都在要塞工程结束之后就被秘密屠杀了。
有相当数量的战俘被强行押送到日本，去从事最为繁重、危险的劳动。
河北省正定县村民王小伏的父亲被捕时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村长，在送往日本做劳工之前，日军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父亲被捕时，王小伏已经4岁，那悲惨的情形已经成为她心灵上难以磨灭的烙印。她把家里的肥猪卖了，安装了电话，跟各地归国劳工联系，如今，她所联系过的原赴日中国劳工已有上万人。
王小伏手中有劳工花名册，是日本律师新美隆给送来的，是一本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名簿，在这本劳工花名册上，记载着相当数量的“特殊工人”也就是中国战俘的名字。
他们毕竟留下了名字，无论是死是生，终究还可以查找下落。然而，还有更多的战俘却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因为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侵华日军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李茂杰介绍说，日本关东军下令，从关东军司令部一直到下边所属的军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一直到下边所属的宪兵，伪满洲国军事部，伪满洲国所有的各个部也都下令，各个系统全面销毁档案。伪满洲国皇宫也开始销毁档案。到目前为止，皇宫的档案销毁得比较彻底，目前所存的很少，而关东军司令部所存的档案，几乎没有见到。
同样的情况在日军占领的地方普遍发生，所以，要想寻找有关许多中国战俘的资料，如同大海捞针，极其困难。
但是，那段历史的大门毕竟还是被重新打开了。
每年的5月3日，泉城济南都会响起长达20分钟的警报声，这响彻长空的声音寄托着人们对“五三惨案”中遇难军民的哀思，表达了人们“强国雪耻”的愿望。
“五三惨案”又叫“济南惨案”，或者叫“山东惨祸”。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干涉。
5月1日，北伐军赶走了军阀张宗昌，进入济南，等待他们的是虎视眈眈的日军先头部队。
第二天，日军第3师团长福田彦助、参谋长谷寿夫率领重兵赶到济南。
5月3日，日军对北伐军发动突然袭击，恣意杀戮中国军民，他们捣毁国民党山东交涉使署，采用挖眼、割鼻等残暴手段，集体屠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
日军在攻占济南全城后，连续屠城十几日，根据1929年6月“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的粗略统计，在这场浩劫中，中国军民被杀害10000多人，财产损失达2亿3000万元以上。
中国的伤病员和战俘遭到日军肆无忌惮的虐杀：江家池和西门外前门医院的300多名伤病员及医生、护士，几乎全部被杀害。
5月8日以后，日军公布的中国战俘1700名，十几天后就少了650人，他们被日军秘密处死，毁尸灭迹，有的被投尸黄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蓄意挑起事端，向中国驻军发动攻击，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本营决定，从日本调3个师团、从朝鲜调1个师团前来中国。7月27日，又增加了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31日，日军撤销中国驻屯军，组建了“华北派遣军”。
关东军在东北发明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被臭名昭著的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介绍给了“华北派遣军”，日本侵略者妄想用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华北军民心中制造极度的恐怖，在累累白骨上构造他们所谓的“王道乐土”。
裕仁天皇的叔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早就颁布了“杀尽华军俘虏”的密令。
有关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情形，从各部队各级指挥官以文书提交的《战斗详报》中可见一斑，各部队或是将战俘“在战场上就处理了”，或是“全部枪杀”，或是“就地枪杀”。
日军在大场拍摄的照片，他们惟恐屠杀战俘的行径败露，上面盖上了“不许可外传”的印记。
甚至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屡屡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在宝山罗店担任抢救医疗工作时，日军命令他们下跪，打死副队长和著名医师一人，队员3人，已救护的伤兵也遭枪杀。
“淞沪会战”以后，日军水陆并进，马不停蹄地扑向了南京。
日军沿途杀人放火，为所欲为，江南鱼米之乡转瞬变成了人间地狱。就在这血腥的进军途中，日军第16师团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展开了“砍杀百人大竞赛”，在无锡至常州间，他们分别砍杀了56人和25人……
民国首都南京，所谓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此时被日军重重包围，危在旦夕。
连续多日的轰炸，已经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伤痕累累，尸体纵横。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
10余万中国军队仓促应战，苦苦抵抗日军的猛烈炮火，南京外围阵地相继失守，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击，550年前构筑的城池，成了数十万南京生灵最后一道防线。
率先打开城墙缺口的日军，记下了这个让中国人难以忘却的时间：1937年12月13日。
日军在城内外横冲直撞，无恶不作，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正如德国大使馆给其外交部的报告中所称：“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原国民革命军88师班长张士荣回忆说，马路中间烧了一堆死人，大概有近200人，我们一直到4号码头，就是惠民桥往长江边走，在那里，日军在桥底下拉出来一个带伤的中国军人，就在马路边的台子上，一个日本海军伍长抽出刀来，一刀就把头给砍掉了。
杀人比赛还在日军中继续，新的“纪录”产生了：第6师团第45联队的中队长田中军吉，一连杀了中国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男女老幼300多人。
12月17日，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来到南京，这个所谓的“中国通”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担任过驻华公使馆武官和台湾日军司令，正是这个战争狂人叫嚣“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济南“五三惨案”的主凶谷寿夫，此时已是第6师团长。
松井石根对纵兵烧杀淫掠最为突出的谷寿夫大加奖励，并且命令与第6师团同样残暴的第16师团为警备部队留驻南京。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攻陷南京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故决定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在南京期间，只是为了“试刀”，他亲手砍杀了2名战俘。
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使约翰·拉贝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二十几名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了国际安全区，拉贝被推举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
拉贝起初天真地以为日本军队会善待战俘和难民，12月13日，一部分接近国际安全区的中国军人经他劝说放下武器，结果被日军捆绑着强行拖走枪毙了。听到机关枪的扫射声，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惊呆了。
如果拉贝先生健在，也许还能认出一个日本人名叫东史郎，当时他是日军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上等兵，曾经到国际安全区抓过战俘。
约翰·拉贝始终关注着中国人的命运，在他的日记里，有关日军屠杀、抢劫、强奸、纵火等暴行的记录比比皆是。
1938年1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们也许会以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边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第二集《活人劈刺》
1938年1月23日，东史郎在下关码头见证了屠杀战俘的罪行：
“昭和13年，1938年1月23日，我们从这里乘船去大连。在码头上，我看得很清楚，我们进城40天后，仍然在码头杀人。我不清楚杀了多少人，是用卡车运来杀掉的。”
原国民革命军88师班长张士荣回忆说，屠杀一直到1938年4月份，每天两辆汽车或者三辆汽车，5个人归一堆， 然后从背后用两支“三八”式枪打，这5个人都打倒后就摔在长江里了，这是它的一个杀法。第二个就是把中国人从汽车上捆绑出来，到了码头边，“啪”就是一刀，管你死不死，砍你一刀就捅进了江里。还有一个杀法，就是把人捆绑着推在长江边上的码头边上，骨碌碌就推下江去，人冒出水面后，日本兵用枪瞄着来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国人的残忍，他们杀人的办法是相当多的！
1942年8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的文章，署名“培宪”，文中写道：“我们的同志被成群结队地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是给日寇新兵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
6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得知作为当年“日军活人劈刺事件”惟一幸存者的赵培宪尚在人世时，即刻飞往他生活的城市昆明……
赵培宪老人1986年从省级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由于年事已高，近来身体已大不如前，我们来到医院探望并向他提起当年那段往事时，老人激动不已。
如今已经85岁的赵培宪老人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部队比较分散，不像现在这样，另外当时打仗主要是看具体情况，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打，就看他咋个打法。
与赵培宪相濡以沫近60年的老伴，也是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她向我们讲述了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现年80岁的赵夫人谭红放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他在北局党校学习，一次，他提着桶到河里取水去了，被日本鬼子俘虏了，鬼子当时没有绳子，就用干粮袋把他捆了起来。日本鬼子招了一批新兵，为了训练它的新兵，就用中国俘虏兵当活靶子，把中国俘虏兵排起队来，一排一排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来捅。当时，赵培宪排在后排，他当时身体比较好，力气也比较大，从背后一下子挣断了捆绑，前面正在捅着人呢，他就从后边跑了，两个日本鬼子拿着枪，一面打枪一面追，追得超过了他躲的地方，最后没有找到他。
惊闻日寇这一暴行，八路军政治部当即做出决定，沉痛悼念牺牲在日本军队刺刀下的200多名指战员，并强烈谴责日军的法西斯暴行。
同年9月，《晋察冀日报》也发表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了日军犯下的罪恶。
中条山，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它横亘在黄河北岸、山西南部，既是华北的南大门，又是晋、豫、陕三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条山山高林密，关隘险固。抗战爆发后至1941年5月，这里已是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在华北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日军曾10余次进犯该地，均被击溃。中条山防线因此被誉为坚如磐石。
但是，到了1941年初夏，情况发生了变化。
5月7日下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调集日军6个师团及3个旅团共10余万人，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中条山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率主力7个军约18万人仓促应战，战况空前惨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实施中央突破，激战至8日，占领垣曲，然后分两路向东西扩张，将中国守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至5月 27日，会战结束。
5月9日，一支中国军队退到垣曲县五福涧准备渡河南撤，在兑山附近被包围，全体官兵遇难，日军由此拉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序幕。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介绍说，“土崖遗址”是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中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地方，当时日军占领这个地方并俘虏了几百名中国战俘，日军把他们关在一个窑洞里边，用机枪把他们全部射死，然后从窑顶上推下干柴，又点着火，将尸体烧毁，中国抗日战士的鲜血，从窑洞里流向坡下有几十米长！
屠杀中国战俘的还有“碾盘沟遗址”：64年前，一条十几里长的小山沟变成了屠场，到处都是抗日将士的尸体。
“韩堰遗址”：在这里，日军将数百名中国军人关在几个窑洞内，然后逐个拉出来砍头，将尸体推到堰下。
“虎庙岭遗址”：中国被俘官兵数百人，被日军带到黄河边的虎庙岭山头上，全部用机枪扫射杀死，当地人把这里叫做“死人疙瘩”。
杨圣清教授介绍说，毛主席在1941年6月9日，给周恩来的一个电报里面讲，此次战役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的损失。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的检讨里说，中条山战役是我最大的耻辱。
“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队退至黄河以南，惨遭浩劫的中条山上，除了大量遗留的尸体外，那35000名被俘中国官兵的命运，又将是怎样的呢？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抗战，日本军方企图快速解决中国问题的美梦彻底落空，日本最高当局不得不做好打长期战争的准备。
就在中条山激战正酣之际，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签署了一项“战时劳工入满”协议，对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以“特殊工人”的身份，在集中营稍加训练后，可就地或往东北输送至矿山、工厂、港口等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中条山战役的战俘，就成了这一协议的最早实践者。
自此以后，由于战俘数量的急剧增加，各集中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太原集中营则成了有组织输送战俘的重要集结地。
几位当年集中营的幸存者相约来到了故地，这是他们60多年后在这一地点的首次聚会。
现年85岁的肖平是原八路军的干部，他回忆说，在集中营里，俘虏的基本上是军人，也有一些老百姓，那是少数，大部分都是部队的，有中央军的，有阎锡山部队的，还有八路军。
王丕绪，1938年参加抗日决死队，后任八路军谍报参谋，1941年初在日军大扫荡时不幸被俘，被押至太原集中营。
现年85岁的王丕绪回忆说，我们到太原工程队的时候，太原工程队那个时候人不算是很多，大概有千八百人，以后山西又发生了一个“中条山”战役，那就俘虏得多了。
我们一路颠簸来到新绛县三泉镇清风庄，探访一位叫赵子清的老人。当年，他曾是阎锡山晋绥军的士兵，1943年在战斗中被俘，饱受折磨后被关进太原集中营，他向我们诉说了日寇一桩令人震惊而又鲜为人知的罪恶。
现年85岁的赵子清告诉我们：当时把我们从侯马往太原运的，从侯马坐“闷子车”，有72个人 ，运到太原时就闷死了39个人，还有那虱子，玻璃瓶里的虱子，在你身上吸了血，日本人又把它放到瓶里拿走了。
王丕绪回忆说，当时日本人还抽战俘的血，他们专门拣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你养活起来，让你吃得好一点，用他们抽血，隔上一段时间就抽血，直到把那个人抽死了，不行了，再换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继续抽。
王丕绪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兵源缺乏了，就来了一部分新兵，这一部分新兵不敢杀人，他们就练你杀人的胆子，看你敢不敢杀人，就在现在的小东门外的赛马场，日本人把俘虏排好队，让日本兵上上刺刀往前刺，刺得越多，说明你的胆子越大。据我知道的，抗大就有一批学生在那儿牺牲了。
1942年7月26日，有100多名八路军战俘就这样被残酷地杀害了，其中有50名还是抗大学生的八路军女战俘！
日军教官住冈义一直接指挥了这次屠杀行动。
现年79岁的原八路军战士张开明回忆说，这个地方是赛马场，过去这地方没有房子，日本鬼子占了以后，就经常在这里打靶，训练新兵，他们押解俘虏到这儿，就在这儿拿刺刀刺死了，一次刺了120人，又一次刺了100人，两次共刺了200多人，最后只有一个人跑了出去。
赵培宪九死一生，终于逃脱了，他成了日寇“活人劈刺”事件的惟一幸存者。辗转回到部队后，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八路军作了控诉，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
1956年，在太原日本战犯审判中，直接参与屠杀活动的住冈义一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据住冈义一交待：“1942年7月26日清晨，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我身为教官，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迸裂。”
初夏时节，我们来到了沈阳空军的一个干休所，寻访一位当年北京西苑集中营的幸存者。
老人名叫袁苏忱，今年86岁，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因情报工作失误不幸被俘，后辗转被关押在北京西苑集中营，半年后又被押往日本长野做劳工，1945年日本投降后返回祖国。为了把当年那段屈辱而痛苦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顽强地写下了10余万字的回忆录，他想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日寇占领北平后，对沦陷区人民实施“治安强化”的高压统治，随意对他们搜查盘问、逮捕关押和施以酷刑。日军通常将被抓获的中国战俘和群众，在清华园火车站中转、下车，然后送往西苑集中营。
袁苏忱回忆说：北京西苑这一段，我在这里呆了四、五个月，大体算了一下，死了四、五百人。人死了以后，一个席子卷起，两个草绳把他捆起来，两人抬，一个杠子一穿，一次最少死五、六个人，抬到外面埋起来，抬走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人押着。
现年80岁的原八路军战士武心田回忆说：有间房子半掩着一个门，我一看有一米多深，满屋子都是白色的、像牛鞅一样弯弯的，中间还有一条缝，我不知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的战俘，他比我来得早，我问他那个白的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敌人在过去不组织劳工的时候把人的胳膊整残，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个石膏割一个缝把它拿下来，人的关节就变成死的，再也不能打仗、不能用枪了。我一共看了两遍，毛骨悚然，头发茬都直起来了，就觉得太残忍了，活活地把好人变成残疾人。
据一名当年西苑集中营的日军管理人员上村喜赖交代，在集中营里，毒打、酷刑和枪杀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还放出狼狗来撕咬战俘。看看此人交代材料上那满是“枪杀”之类的字眼，我们不难想象这里的恐怖。
袁苏忱回忆说：在我被俘的整个过程当中，北京西苑这段是最痛苦的，日军就是要用一套精神控制、身体折磨，把你折磨死。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会长林伯承介绍说，北平特别苏生队是侵华日军对西苑集中营的另一种称呼。最先关押在这里的，就是坚决抗日的中国第29军被俘官兵，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中国战俘数量急剧增多，这里就真正成为了一座人间地狱。
石家庄，古称石门，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兵分三路进击华北，其中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担当。他们沿平汉线南下，于1937年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从此，这里便成为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重镇，驻屯了大量军队。为了军事集结和外出扫荡的需要，日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分别在石家庄构建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
1938年春，正值油菜扬花小麦灌浆之际，在石家庄东南方的农田里，突然开来了几辆满载日军的卡车，车没停稳，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就跳了下来，他们挖坑埋桩，围起铁丝网，一下子圈了几百亩地……不久，一座兵营在这里建成，就是南兵营。1939年，随着日军第一军移防太原，南兵营逐渐成为战俘收容所。
姜化民，河北广宗县抗日区长，1943年底，因遭奸细暗算被俘，20天后被押解至石家庄集中营。
现年89岁的姜化民老人回忆说：我是1944年1月被捕的，敌人把我们7人押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进第一道栅门，日本人把我们身上的衣服全脱光，赤身露体跳到冷水缸里洗澡，冻得浑身发抖，最后喷药，身上都起泡了。那一天是1943年的腊月29日，正是我的生日，那个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
有一张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绘出来的石家庄集中营的概貌图，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该集中营的机构十分完备。战俘们经审讯后，被编入各个小队，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搭起来的，拥挤不堪，几乎就是人挨人地睡在一起，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小米和很少一点咸菜，一般情况下，战俘只能在指定的房间和区域活动，否则就要遭到毒打，平日里，战俘们都要服劳役，大都在粮厂、仓库、车站、兵营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非常情况下，战俘们还会遭到酷刑的折磨和杀戮。
武心田回忆说：1942年底，我被敌人押到石家庄集中营，在那儿待了将近3个月，石家庄集中营是一个苦难的场所，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天天死七 、八个人，难友一丝不挂，没有衣服，往乱石岗子扔，天天这样。因为是12月，是冬天，又冷，尸体都很白，惨白惨白的。
张忠民，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41年转为八路军担任卫生员，同年在战斗中不幸被俘，被日寇押至石家庄集中营。
现年87岁的张忠民回忆说：在那里死的人是不少，每天差不多都有十几个人被抬出去，我在那儿的时候，死了可能有100多人，都是用大马车拉走的。
在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石家庄日报》社，看到了发表在1951年《石家庄日报》署名“风风”的那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揭露了当年石家庄集中营2万多名战俘的最后归宿地。
43年后的1994年，在一个施工工地上，一次不经意的挖掘，解开了这一萦绕人们心头多年的历史谜团，大量不规则排列的尸骨，随着挖掘不断地呈现出来，不久，又找到一位当年被日军胁迫负责运尸的人，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这里就是石家庄集中营万人坑。
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曾对此作了报道：在抗战时期，日军总共在这里关押过5万多中国的抗日军民，而这5万多人当中，有2万多人被日军折磨而死……
石家庄老人赵菊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那天我们3个人去拉尸体，我被一个活着的人拉住，他拽住我胳膊，我想这是个活的，屋里还有一个腐烂的尸体，我把发臭的尸体搁在那个活人上面，尸体就拉出来了，拉出来后就把他给送出去了。
在石门集中营关押的众多战俘中，有着一批为数不多的女性战俘，她们凭借着对信念的忠贞不渝，谱就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介绍说，在80年代的时候，我正在工作，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说她叫梅欧，在集中营时叫赵玉英，原来是《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后来因为怀孕流产休息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然后到石家庄集中营。她给我们介绍了石家庄集中营女战俘的情况，我们希望她写个材料给我们，把这些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揭露出去，后来，第二次我们到北京找她去的时候，她搬家了，没找到，第三次我又到她家里去，她已经去世了。她的老伴刘平把她当年写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
第三集《细菌试验》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作战部队，在惨无人道的兽行实验中，那些踏上“死亡之旅”的中国战俘们被抹去了姓名，一律被称为“原木”……
赵玉英，笔名梅欧，时任八路军《晋察冀日报》记者。1941年秋，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不幸被俘。
现年92岁的刘平是赵玉英的丈夫，他告诉我们说，最后，敌人包围她们了，想跑跑不出来了，赵玉英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被俘的。
刚被俘的赵玉英，谎称自己是一名农妇，竟瞒过了日本人的审讯，然而，一次小小的疏忽，却让日本鬼子看出了破绽，她的处境陡然凶险起来。
现年82岁的原八路军干部王铭三回忆说，王风坐月子，叫赵玉英照顾的，别人给她送的鞋子，赵玉英给打了个收条，日本人一看收条，写的字好像特别好，日本人就怀疑这不是普通妇女，一定是八路军干部，后来把赵玉英就弄到小监狱里面，那就打、灌凉水，赵玉英说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我们还要归队的。
赵玉英写下了她在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
在书中，她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坚贞，见证了日本鬼子的残暴，同时也忠实记述了自己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情况。她不畏敌人的威逼、利诱，最终在难友们的帮助下，赵玉英终于走出了集中营，成为一名幸存者。
王铭三回忆说：到了木屋，赵玉英把我抱到怀里，说你叫我亲姐姐，我没有弟弟，我们就是亲姐姐、亲弟弟。
历经磨难的赵玉英出狱后毅然返回到革命队伍中。解放后她辗转祖国南北，继续着革命工作，2000年9月，78岁的赵玉英因病在北京去世。
随着战争进程的延续和“以战养战”政策的实施，日寇对战俘劳工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石家庄这个华北的战略要冲，也就日益成为日寇人力资源调配的集结地和中转站。
随之而来的，则是战俘们的境遇越来越恶劣。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介绍说，因为这个战俘集中营条件恶劣，在这个集中营里死的人很多，最多的时候一天死几百个人，特别是到1944年洛阳战役以后，好多战俘在来集中营里面的路上，受伤的、有病的，到集中营就死掉了。从1944年开始，往日本送劳工，很多战俘看到在集中营里面是死，送到日本、东北去也是死。
据幸存者的回忆，在集中营的厕所里、墙头上，经常可以看到写着抗议日军统治的口号，“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驱逐倭寇”等坚持民族气节、反对外敌侵略的故事，在集中营里常常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的事，也时有发生。
日军为了奴役中国人民，要求战俘每天向日本天皇牌位朝拜，为了抵制这种精神摧残，战俘们想出了办法。
现年82岁的原八路军干部王铭三回忆说：日本鬼子召集我们点名以后，给日本天皇敬礼，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给他日本天皇敬礼呢，我就不服了，咱们想法盖个关公庙，关公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点完名以后，我们就给关公鞠躬。关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学关公，我们是中国人，就要这么干。
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中国建立细菌部队，其中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细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为部队长。
没有幸存者的揭露，只能从缴获的档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寻找真相。
从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这里进行了几乎所有令人谈之色变的细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菌等烈性传染病。
战俘们被抹去姓名，一律称为“原木”，他们一个个被注射了各种细菌后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术台，活活被解剖。
战后据日本战犯供称，从1940年到1945年，仅“731”部队就杀害了至少3000人。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泉城的儿女就生活在日寇铁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日寇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于1940年在千佛山脚下建立了“救国训练所”，专门关押被俘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百姓。
《中国战俘》的作者朱建信介绍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伐的不断加大，对山东广大地区进行的“扫荡”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它俘获的战俘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这个救国训练所的容量非常有限，1943年3月，日军又在济南西北郊官扎营附近，建起了一座大型集中营，取名“新华院”。
“新华院”是个迷惑视听的名称。当年的“新华院”壕沟环绕、电网林立，荷枪实弹的日军遍布其中，无数的警犬日夜嚎叫，令人毛骨悚然，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新华院”日寇迫害战俘的罪恶，我们来到山东潍坊的寒亭，寻访一位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他于1943年10月被日寇抓进“新华院”。
在一排简陋的平房前，我们敲开了老人的家门。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队员朱文斌告诉我们说：“新华院”确实是阎王殿，墙3米多高，墙顶上安着电网，墙外边安着铁丝网。我在里头待了100多天，死亡人数过千，“新华院”停尸房周围的地方，老鼠太多、太大，我是身体比较好的，经常去抬死尸，老鼠不怕人，你去抬死尸它躲开，你走了，它过来。
有位老人叫乔苏，当年在泰安的泰山中学教书，1944年9月，21岁的他被日本宪兵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抓了起来，一个月后，被押送到济南“新华院”。
现年82岁的原泰山中学教师乔苏回忆说：如果你不好好劳动，或者你有点病，稍微的身子不好，“他妈的！”他就骂人啊，就送你进“病栋”里去，谁都害怕，送到“病栋”里去的人很快就会死掉。“病栋”里边我倒没有去过，但每天你能看到“病栋”里往外拉死人。那年严冬，死人特别多，一个马车拉6个人，12只脚，拉出去就埋到万人坑。
在济南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档案。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先设在济南市经6路大纬6路，1942年迁至经6路纬9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代号为第1875部队，日本陆军防疫处的这座大楼曾是日军的陆军医院，当年，1875部队曾在这里多次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实验。
朱建信介绍说，“新华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济南的另一支细菌部队提供活体研究标本，注射细菌，而最惨无人道的就是活体解剖。
一个当年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医的日本人竹内丰交代，在侵华期间，他主要从事霍乱、伤寒菌的研究，并多次用活人进行实验。
竹内丰说：“1943年8月，我从日本济南陆军医院内科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这是上级的命令。在我去前，他们就要来八路军俘虏11人，用9人接种感染伤寒菌。我去后对另外两名俘虏接种了鼠疫菌，为观察他们内脏感染病理反应，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活体解剖。”
仅仅一个月不到，竹内丰就与另一个叫木村的军医活体解剖了11名八路军战俘。
据调查，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除了鲁西霍乱作战，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的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的内蒙五原的鼠疫战。
石井四郎多次说过：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依靠细菌战。因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作战时，就频频使用这些细菌武器投入实战。
细菌战问题研究者秦一心介绍说，日军1875部队旧址是同731部队齐名的一个细菌部队，它曾经用新华院的八路军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做活体解剖，用来生产细菌武器，它产生的细菌武器，在山东的卫河流域，馆陶、临清一线大量释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据地的20万军民的惨遭无辜伤害。
地处卫河流域的临清和馆陶，是当时山东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决计从这里下手。
1943年8月，鲁西作战正式打响，日军将这次作战代号为“霍乱作战”。
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是实施这次细菌战的部队之一，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时，正值汛期，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涨。8月下旬，日军第59师团的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万多名中国军民被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是陪都重庆等地区的战略门户，也是大后方粮食供应的中转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常德，日军阴谋用细菌战来达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飞抵常德上空，带有鼠疫菌的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杂物被撒下。
一场大难就这样降临了。
现年72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何英珍回忆说：在1941年秋末冬初的时候，我家里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投下的鼠疫细菌，使家里18口人的大家庭，在18天的时间当中，就死掉了6口亲人。
有一张老照片，照片的主人叫张礼忠，在他左边的是怀着他未出生弟弟的母亲。张礼忠万万没想到，这张全家福，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照片中的8口人，在日军发动的鼠疫战中，一下子失去了5个。
常德细菌战殃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多个村。
鼠疫的流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牺牲品。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