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1日，日军第6方面军集中134000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向广西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四战区12万人死守两地，11月4日，日军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遂攻占桂林。
战斗进行当中，国民革命军第131师391团的指挥所和伤员转移到七星岩，在这里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日军久攻不下，丧心病狂地释放了毒气弹，战斗结束后，人们从七星岩内抬出823具尸骨，后来合葬于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们的墓前，建有“纪忠亭”，警示后人不忘日军的罪恶。
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期，辽宁本溪的柳塘煤矿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这次爆炸事故夺去了1549名矿工的生命，是世界煤炭工业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矿难……
1942年4月26日，星期天，绵绵的春雨下了一整天，矿上管事的日本人大都在家休息，而1000多名矿工却在二把头吼叫漫骂声中进入井下。
下午2点10分，一声巨响突然从井口传来，接着，滚滚浓烟同时由茨沟、仕仁沟、柳塘等5个井口向外冒。
直到下午3点多后，管事的日本人才陆续来到矿上。
他们的到来，非但没给困在井下的矿工带来希望，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悲剧，当时的斜井采炭所长藤田渡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尚在运转的老三坑和柳塘上层矿的两部主风扇停止运转，阻止氧气进入矿井。
只是为了保存矿井，以防更大的连锁爆炸发生，他就做出了这个惨无人道的决定，造成了井下大多数矿工的窒息死亡。
2005年4月23日，在这场伤亡惊人的矿难发生整整63年以后，由本溪矿务局原副矿长、柳塘惨案调查者任成玺带领，我们深入到1000多米的地下，寻找当年事故发生的现场。
这些死难者，都是些什么身份呢？
当年19岁的张洪昆是茨沟矿见习技术员。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他在井上的办公室值班，瓦斯爆炸后，他下井参与了事故的调查，成为矿难现场的第一位中国见证人。
现年82岁的张洪昆回忆说：按人数算，这次矿难在世界煤炭史上是最大的一次，是最惨重的，而且这个情况也太可恨了，下令停风，关闭了风机，没风状态了，人本来当时没有死，逃生走到半路， 走不了了，倒在那儿，又上来一个，又倒那儿，所以一路200多人摞在那地方！死了之后，这些人无家可归，连个名字都不能记录。
极少数当地有家属的遇难矿工尸体被认领安葬了，更多的血肉模糊的遇难者躯体，被集中掩埋在四坑口山脚下，当地人称之为“肉丘坟”。
据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制役使中国劳工2000余万人，仅从华北地区骗抓强掳到伪满洲国的劳工及家属就达900万人，其中有数十万是战俘劳工，被日本侵略者称为“特殊工人”。
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岛国，从1905年起，日本就开始有计划地搜集中国土地上的各种矿产储藏与分布的情报。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的经济资源，修筑军事工程，首先在东北地区采用招征等多种形式，强掳中国劳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于是日军又从华北、华东地区，骗抓、强掳中国劳工。
满铁问题研究者解学诗介绍说，“特殊工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日本把中国的战俘强制劳工化，日本侵略者把他称之叫“特种工人”，或者说成“特殊工人”。
伪满最早使用华北战俘劳工是1937年。日军占领平津后，把29军的战俘押往热河修建承古铁路，把解除武装的冀东保安队押往吉林丰满水电站工地服苦役，而大规模地强迫战俘当劳工，则是1941年。
为了把伪满建成扩大战争的军事基地，日军接连制定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急需大批劳工输入。
日本关东军请华北方面军紧急强征劳工，并于1941年4月5日，达成《关于入满劳工的协议》。
从此，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就成批地把中国战俘卖给伪满的日本财阀，每送一个“特殊工人”，华北日军当局就可以得到50元的报酬，因此，每当华北集中营的战俘快要送完时，日军又到处抓捕无辜民众，扣上“八路军嫌疑”的帽子，关进集中营再送往伪满。
第四集《白骨防线》
1905年日俄战争后，抚顺煤矿被日本强占，后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日产量由早期的300吨，飙升到后来的2万吨，日军在伪满掠夺走的是一车车煤炭、矿石，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炼人炉，一个个万人坑！
辽宁抚顺煤矿是使用战俘劳工最多的地方。抚顺曾以“煤都”著称于世，不仅煤层储量大，而且煤质精良，是比较罕见的富矿。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傅波教授介绍说，日本侵占抚顺煤矿40年，在抚顺死亡的劳工在25万人到3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日本在抚顺一方面大量地掠夺中国的资源，一方面又是大量地奴役、迫害中国劳工致死，是用一种残忍的原始手段来掠夺中国的资源。
抗战问题研究者李秉刚教授介绍说，万人坑是当地百姓对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者的丛葬地的一种普通的称谓，一般都是由于日本的屠杀或者是大规模地虐待劳工所形成的。这个数字不是说确切的就是一万人，有的是几万人，有的是不足一万人。像大型的煤矿、铁矿 、矿山，还有一些大型的工程，由于奴役劳工比较多，或者杀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都形成了万人坑。仅在辽宁境内，据我们调查，比较大规模的万人坑有35处，死亡的人数大约在58万多人。
1942年9月，阜新煤矿的战俘劳工逃跑失败，最终被集体屠杀的事件，又在日本迫害中国战俘的记录上留下了一笔罪状。
位于辽宁西部的阜新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日本侵占阜新时期，共掠夺煤炭3000万吨，同时，侵略者在这里残酷奴役、迫害中国劳工，造成7万多劳工死亡，并留下4处大规模的万人坑。
1942年前后，被强掳到阜新煤矿的“特殊工人”就有近万人。
曾被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的八路军干部朱韬、黄文等人，就在这一年被日军押送到阜新，后来又被送往新邱煤矿当劳工，在那里，他们饱尝了奴隶般的非人待遇。
现年92岁的原八路军干部朱韬回忆说：日本人采取“人肉开采”的方式，用人来换煤，冒顶、透水、 瓦斯爆炸，这样子的话，这个死亡的人是很多的，采1000吨煤死4个人。
死亡一直伴随着每位矿工，他们不甘心做奴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因此，战俘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朱韬参加了1942年9月2日的那次集体出逃。
可是，由于日军有所察觉，只有少部分人逃了出去， 200多人再次被抓。
这次行动失败后，日军为杀一儆百，首先将劳工队队长刘贵、副队长崔绪远和几名班长拉到荒野杀害，接着，又把其它战俘全部押解到当时阜新的监狱海州辅导院。
几个月后，除朱韬等50余人被营救外，其他人都被折磨杀死在那里。
1986年，阜新矿务局在当年逃跑的战俘劳工被害原址，保持原葬形态建起了一座展览馆，起名“抗暴青年遗骨馆”，馆内有137具尸骨，他们正是当年逃跑牺牲的和死在海州辅导院里的“特殊工人”。
□日本六一书房出版的《满洲国：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之研究》称，沿中国东北4700多公里的国境线，日军秘密修筑了14个要塞群，连成一条防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迅即占领中国东北。为了欺骗世界和当时的国际联盟，日本军国主义者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推到前台，拼凑了一个伪满洲国。
溥仪只是傀儡，日本侵略者则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他们大规模有计划地从国内向东北移民，企图把东北彻底“日本化”，另外又大兴土木，把东北变成南下扩大对华侵略，北上进攻苏联的重要基地，因此，从战略角度考虑，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界秘密修筑了一条长达2000公里的要塞工事。
日军要塞群东起吉林省珲春，沿乌苏里江、黑龙江逆流而上，经东宁、绥芬河、鸡东半截河、密山、虎林、饶河、富锦、孙吴、瑷辉、黑河、法别拉，一直向西延伸到中蒙边境的海拉尔。
东宁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是日军进攻苏联的桥头堡，这座要塞正面宽110公里，纵深50公里。要塞群中的地下军事要塞有十多处，规模巨大，固若磐石，设施齐全，可以容纳隐藏几个师团数万名官兵，每处要塞都有75至300个不等的永备工事，随山脉走向秘密构筑。
在修建这个要塞的战俘劳工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史学工作者艰难地寻找着答案，在微乎其微的历史资料中，终于找到了一丝线索。
在吉林省档案馆，我们看到了一份日本关东军的机密档案。这份档案记录了1943年9月11日，43名战俘劳工在东宁要塞集体出逃后进入苏联的事件经过，档案中不但绘出了战俘劳工的逃跑路线图，而且还详细记载了这43名“特殊工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被俘前所在部队里的身份。
绥芬河从事要塞历史研究的作家周艾民与记者陈云来，在看到这份档案后，开始了寻找这批战俘劳工幸存者的工作，从2002年初起，他们陆续寻访了2年，但没有找到一个幸存者。
就在他们几乎绝望的时候，搜寻过程却出现了转机。
在河北省新河县，他们听说寻寨镇寻寨村还有一个幸存者可能健在。于是，他们就一路打听过去。
这位老人叫张世文，被俘前是八路军战士，他对当年经历的叙述和日军档案的记载完全相符。
60多年前，张世文他们这些“特殊工人”在日军严密看管下，被押到工地修筑东宁要塞的核心工程，一件偶然的事情，他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东宁要塞的调查者宋吉庆介绍说，当年日军在这里修公路，押送一批劳工在这里修公路，发现一群野鸡，他们就举枪打野鸡，后来这个野鸡飞到树那个方向去了，结果有些劳工就问，你们为什么不往前追呢？翻译说前面那个山就是苏联了，就不能过界了。
战俘们这才知道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
他们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
不久，几个战俘到小乌蛇沟村一个有碾子的人家磨面，老乡趁看押的日本兵不注意的时候，提醒他们说：“河那边就是苏联，你们咋不跑呢？再不跑，干完活就要被杀掉了。”
老乡们好心的劝告，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命运的危险结局，经过秘密串联协商，他们决定在9月11日晚上7点半全体出逃。
张世文就是这次行动的骨干之一。
现年84岁的张世文回忆说：他上去把岗哨一抱，抱住后，我把岗哨的腿一绊，用铁锨给了他一下子，就把这个岗哨给消灭了，灭掉岗哨后急着说暗号“洗澡啦”，一喊完洗澡，大家就提着菜刀从伙房里出来了。
逃跑的战俘打翻日本卫兵后，按照队长陈恩事前的部署，分头向中苏边境跑去。
有31人逃过了界河，进入了苏联境内，其中有一部分后来参加了苏联红军。没能逃脱的12名战俘则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东宁要塞调查者宋吉庆介绍说，根据我们这几年调查和有关资料显示，修筑东宁要塞的劳工大约在十七八万人，日军修筑的各种军事要塞，在他们完工之后，用掉一批基本就杀掉一批，在我们那个县内，现在我们共发现有4处万人坑，一处劳工坟，在东宁县老城沟东山的劳工坟。从1994年开始，我们进行过两次发掘，从发掘的二十几具劳工尸骨观察到，他们的姿势各异，有一些是侧卧，有的是蜷曲，有的是尸骨在坑上，脚在坑下，都是些非正常死亡埋葬的。
被害战俘死于非命的时候，正值青壮年华。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不知道他们被俘前属于哪一支部队，只知道他们都是因为抗战才成为俘虏，成为日军刺刀下的劳工。
他们离乡背井，含恨九泉，他们应当得到尊重和怀念。
□老人杨养正曾经是一位中国军人，当年参加过一场名震中外的战斗，他和战友因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英勇抵抗日军的进攻，被人们尊称为“八百壮士”。后来，他和战友又成为日军的战俘……
杨养正现在是“八百壮士”惟一的幸存者。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会战”拉开了序幕，日军利用优良装备，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层层推进，可是，当他们打到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时，却遭到了国民革命军88师524团1营的顽强阻击。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官兵，虽然只有400多人，但号称“八百壮士”。
今年93岁的杨养正老人当年是一位排长。在病榻上，他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军进攻的情景：当时日本的步兵都不敢来了，因为他们在很远处构筑工事，肉眼看得不大清楚，我当排长，当时站在砖瓦楼上看着敌人。我们的谢团长来了，我报告谢团长敌人好像在构筑工事，他马上把望远镜拿出来一看，“是的，是的。”他把轻机枪接过去，当场把做工事的敌人给消灭了。
当年，率领“八百壮士”作战的就是闻名遐迩的谢晋元。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介绍说：这个战斗打了两个半月以后，日本军队突破了我们的大场防线，“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从10月26日晚上进入，4天4个晚上不停地跟敌人战斗，我们牺牲了5个战士，有32人受伤，而日本鬼子被我们打死的就有200多人，有的说是240人，打伤的就更多了，估计有五六百人，所以在军事上来说，“八百壮士”这个战斗应该说是非常壮烈和英勇的。
杨养正在战斗中，左眼被流弹击中。
杨养正回忆说：当时我们谢团长喊我，说是喊醒杨排长，4天5夜没睡觉，打仗不觉得苦，睡着了，喊了半天把我喊醒了，他说，你现在伤重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
在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八百壮士”的幸存者撤入租界，成为日军眼皮底下的孤军。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租界，这支孤军成了战俘，日军决意要铲除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耻辱的眼中钉，因此采取分割而治的办法，打散了这个不屈的战斗集体。
谢继民介绍说：当时分五批，把300多个战士分而治之，最苦的一批就是到裕溪口给他们运煤，淮南煤在那里装船，有50个人。
杨养正就是这50人中的一员。
杨养正老人回忆说：日本人把我们转送到南京老虎桥，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由南京到芜湖过江到对岸裕溪口，裕溪口是淮南铁路运输煤炭的终点，淮南煤矿的煤用火车装到裕溪口来，我们在这里下了以后，给抬上船，他运着走。
裕溪口是长江下游的港口码头，北有铁路通往淮南煤矿，日军占领芜湖后，将淮南的煤炭运到这里，然后用海轮运到日本。
这里关押着3000多名新四军和国民党军的战俘，他们被日军押赴码头的煤场，装卸煤炭和矿石，每人每天都重复着繁重的劳动。他们背负着一两百斤重的矿石要走过细细长长的船跳板；装得少了，或者抬得慢了，日本兵就会用脚踹，用枪刺，因此，不想任人宰割的被俘官兵，一旦找到机会就想法逃跑。
杨养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的。
□战俘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常常与日军占领的交通枢纽和厂矿资源集中地息息相关，就在裕溪口下游100多公里的南京浦口，日军建起了一个大型中转码头，同时也建起了关押中国战俘的浦口集中营。
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当日军推进到华南地区之后，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的野心愈加膨胀，日军由于在华南地区的占领不像东北那样巩固，所以，在占领地域的掠夺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历史学者张宪文教授介绍说，日军打到华南以后，随着整个战域的扩大以后，日本侵占中国主要的一个是占领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财富集中地，第二个就是交通沿线，交通沿线日军便于发展，便于运动，财富也比较集中，第三个主要是大城市，第四主要是一些矿区、工厂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在一些矿区发生的惨案比较多。
1940年，为了掠夺中国的煤炭和矿石，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和华北煤矿公司在浦口九袱洲修筑了三井煤场和华北煤场，这里的三座码头统称三井码头，年吞吐能力为187万吨。枣庄、淮南等地的煤矿经津浦铁路运到浦口，再装海船运往日本，每天数千吨的吞吐装卸，大都是由浦口集中营的战俘劳工完成的。
浦口集中营与三井码头的建设同步，日本侵略者在三井码头的临江地带，共建立了两个战俘集中营，一个在今天的浦口新华街、合作街一带，一个在今天的棉麻仓库一带，占地面积约三四千亩。
集中营三面环水，另一面由日军严加防守，自1941年开始，日军先后分六批从太原、北平、上海、武汉等地押送5000多名抗日将士来到浦口集中营。
从太原战俘营押送来的，多数是在“中条山”战役中俘虏的中国官兵。
战俘们抵达之后，就成为日军的战争奴隶。每天清晨，他们被驱赶到码头，把煤炭和铁矿石装上船运往日本，从早晨5点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劳动极其繁重，动作稍慢一点的，就要挨皮鞭抽打，或者被军犬撕咬，抬煤炭上下船，经常有人掉入江里，日军以救人耽误装卸为由，不许抢救。
今年87岁的郑贵秋老人，1941年在浙东战役被俘后，被押送到浦口集中营，他亲眼见证了日军的暴行，亲手埋掩埋过战友的尸体。
郑贵秋老人回忆说：这边死的人有1000多号人，反正每天最少得五六个人，最多的39个，死的惨呢，往坑里一丢，马马虎虎地埋的，有的都露在外头，人一走狗就来了。
在浦口集中营，大部分战俘惨遭日军虐待致死。最多时曾关押5000多名战俘的浦口集中营，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仅剩下800多人。
日军侵华期间，充分利用中国的交通要道运输各种物资，从上海到宜昌2000多公里的长江江面上，到处可见日本的运输船队，沿江被日军控制的大小码头，随处可见中国劳工疲惫的身影，除裕溪口和浦口集中营外，日军还在长江沿线建有大小不等的集中营。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战略要地，1938年10月，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后，116师团迅即占领了大冶县。
狮子山铁矿位于大冶县城，是世界上最高的边坡式矿坑，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里创办了汉冶萍公司，开采铁矿。
1938年底，日军占领大冶后，肆无忌惮地掠夺这里的资源。
大冶铁矿矿志办原主任马景源介绍说：他们有个军队司令说，我们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大冶的矿石运去日本，这是维持大东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劳工来了以后，每天吃的很差，衣服也没有穿的，他们把水泥袋子披在身上做衣服。
在这里采矿的劳工，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普通农民，二是城市平民，三是同日军作战被俘的中国军人。日军一方面压榨劳工，不顾工人死活，另一方面对大冶铁矿进行破坏性的开采。
马景源介绍说：三种开采方法一起运用，这个用到矿山应该说是没有的，哪个会露天也开、平丘也开、地下也开呢？一定要出事故，因为他们把劳工不当人，采用这种侵略式的方法，尽量地多采矿石。有一次，山上有个炸药库，结果有一天炸药库爆炸，当时有几百劳工在里面作业，全部被炸死了。爆炸的冲击波冲出几百米远，把一吨重的货车从后头都冲出去了，劳工的手啊，脚啊，肢体啊，到处挂在树上，还有地下的铁路上，到处都是，非常惨。
战俘劳工中曾经传唱过这样的歌谣：上了狮子山，如进鬼门关，活人走上去，死人往下搬。
现在已经无法清晰统计，有多少战俘劳工死在这阴森恐怖的矿井中。
1943年5月，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1军在武汉和岳阳之间，发起了所谓的“江南歼灭战”，企图打通华中地区的军需物资运输线。国民党第73军在岳阳奋战3天3夜，被迫撤退，有5000多官兵退至南县的厂窖镇。
这是一个三面临水的绿洲，日军动用骑兵、汽艇，兵分两路，将撤退到这里的5000多名官兵、20000名难民和当地百姓近万人，包围在不足5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
中国官兵已经放下了武器，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一场大屠杀。
现年78岁的厂窖惨案见证人全伯安回忆说：一个上午杀人杀了三、四个钟头，杀的人在这个湖里很多，老百姓讲这里是血洗湖。
日军将30000多名被俘的军民分割在村庄、河堤、草滩、谷场进行肆意的扫射、刺杀、刀劈，同时还疯狂地抢劫、放火、奸淫……
厂窖之难，是日军在华南地区对中国军民犯下的又一血腥惨案，也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上又一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
第五集《异域冤魂》
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随即，日本外务省及相关部门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移入中国劳工的具体计划……
1944年10月的一天，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被日寇掳走，成了数万名被迫移入日本的中国劳工的一员，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役和非人的折磨，刘连仁于1945年7月30日和难友拼死逃脱，竟至人迹罕至的冰天雪地山洞中穴居13年。
他的这一非人经历，轰动了全世界。
38年后的1996年，当刘连仁以耄耋之躯亲赴日本，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时候，他再次为世人所关注。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鉴于日本国内劳动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力显著不足，故要求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线南段，占领洛阳等地区，调集了15万兵力分三路向豫中进攻，中国第一战区约30万兵力，依托黄河防线和纵深地带抗击日军，战况激烈而反复。5月22日，右路日军集中兵力猛攻洛阳，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战至25日，守军被迫抛弃城突围，洛阳遂为日军占领。
这场战役，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有上万名官兵被俘。
现年92岁的洛阳战役亲历者、原国民革命军连长耿谆回忆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与阵地共存亡，人在阵地在，结果是3个师全军覆没，血战了15个日夜，到最后，洛阳沦陷。
耿谆说，我们大部分人被俘虏了，我被俘虏的时候，我的士兵、号兵搀着我，随着其他战俘一起被关押到战俘营。
就这样，“豫中会战”的战俘成了所谓“移入日本华人劳工”的重要来源，他们被短暂关押到洛阳、开封和郑州的战俘营中，然后分批北上，经石家庄南兵营和北平西苑等地集中后，被分别发往塘沽和青岛。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张树枫介绍说，在青岛港的2号码头和1号码头，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有大量的中国劳工被日军掠夺到了东北和日本国内从事苦役活动。到40年代，有许多中国的战俘也被日军充作劳工，强制押送到了东北和日本去，当时的劳工就在这个码头登上了通往日本和东北的货船。
现年84岁的原抗日游击队员李铁锤回忆说：1944年 7月27日，我们到青岛上的船，在船上待了8天8夜，8月5日到了日本下关。后来，我们又上了火车，上了“闷子车”，一块到了秋田县花冈，中山寮。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员朱文斌回忆说：300人到了日本的下关，在船上就死了4个人，这4个人的尸体被投入到海里。
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风浪颠簸，苦难的劳工们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日本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介绍说，战争时期全部大约有4万人，从中国被强制带到日本。具体地说，使用中国劳工的公司共有35个，每个公司都会有若干个劳动场所，共有大约135个劳动场所。
中国劳工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全国各地，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到处都有中国劳工的身影，那些承载着中国劳工的火车，不是将他们带往所谓的“王道乐土”，而是将他们带向苦役、饥饿、疾病和死亡。
现年89岁的河北原广宗县抗日区长姜化民回忆说：我们这一批是300人，干的活是平地、推土、拉车、平山。干重活，每天十几个钟头的劳动。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员朱文斌回忆说：一天劳动正式时间是12个小时，24个小时两班倒，加上来回的路，一天每个人就是13个小时，一天吃的饭不是两个小窝头就是一个大窝头，什么东西呢？是橡子面、豆饼，豆饼还吃不饱。
现年78岁的洛阳战役亲历者、原国民革命军士兵陈玉川回忆说：我们都是夜盲症，人缺乏营养，天黑了就不能走路，看不着一点道儿。
现年79岁的原八路军战士王子安回忆说：每抓回一个人，七、八个日本鬼子就围着打得是死去活来的，有当时就打死的，然后扒光衣服，吊在劳工房子的那个柱子上，不给吃也不给喝。6个月的时间，391名劳工被治死了115名。
2005年6月30日，是花冈起义60周年纪念日。日本各界进步人士及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代表齐聚这里，向当年花冈的400多名死难者致哀。
1944年8月，第一批300名包括“洛阳战役”战俘在内的劳工来到这里，开始了他们艰辛的劳作，随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又有两批600余人的战俘劳工前来，总计约1000人，在这里，劳工们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饥寒交迫。
耿谆老人回忆说：他们虐待我们，太狠了，给的吃的太少，生叫我们饿死，工作量太大，早晨天不亮就得吃饭，吃了早饭上工，到中午的时候，饭送到工地吃，晚上出满天星星了才收工。
耿谆说，不暴动不行了，这到最后了！
李铁锤说，暴动， 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
1945年6月30日夜，花冈中国劳工的反抗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数百名手执铁镐、圆锹的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率领下，冲入日本监工宿舍，他们打死了日本监工，吃了一顿饱饭后，开始向海边逃亡。
但起义开始不久就被人发现报警了，结果引来了大批日本宪兵，日本军警将在起义中抓获的几百名中国劳工全部押至共乐馆，并迫其跪下。有100多名劳工因不堪毒打和折磨死在这里。耿谆、李铁锤等骨干被投入监狱，直至盟军进驻秋田，方才获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5年后，中、美、苏等盟军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日本败局已定。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发表投降诏书，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厦终于彻底坍塌了！
至此，历经整整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完全的胜利。
1952年，美军在日本的钵卷山下挖掘出大批中国劳工的遗骨，令世人震惊！ 1954年在日本的室兰，又有大批人体遗骸被发现。经查证，这些都是当年在日中国劳工的遗骨，仅仅3天时间，就挖出遗骨125具之多。
从遗骨的入土姿势来看，他们是被胡乱抛弃到这里的，有的当时甚至还没有断气。
1953年7月，在天津塘沽码头，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天津社会各界代表庄严地接下了劳工们的最后的遗物，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遗骨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们被安置在天津烈士陵园内，在这英烈纪念馆里，也有着一块属于他们的最后归宿地。
自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政府强掳中国劳工169批，有38935人，加上劫运途中已死亡的2823人，日本政府实际强掳中国劳工41758人，其中有许多人冤死他乡。
中国政府严格遵照《波茨坦公告》和国际公约，在战后短短的一年里将128万日本战俘全部遣送回国。中国军民“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民族风范，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肯定。
1942年8月15日，在巍巍宝塔山下，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及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1000多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日军战俘和投诚人员。他们转变立场，站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反对屠杀掠夺中国民众。
早在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就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阀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之负伤者，应医治之。四、愿回故乡者，应给路费。”
现年80岁的原八路军干部武心田回忆说：1940年的12月，我们打河北省尧山，在隆尧县的杨庄据点抓到了一个日本鬼子，和我们队伍一起回到驻地，他要回去，我们送回去了，过不久就听说他被日本人杀死了。
1945年7月，在柏林附近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以美、中、英3国名义发布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但日本大本营还在叫嚣“一亿玉碎”，妄想纠集日本残存的军事力量顽抗到底。7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后来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在公开发表时，不仅要求“尽量用小字”，而且删去了非常关键的两段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我们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已经决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命运。
又一个8月15日——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12时整，天皇裕仁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播放，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由于强烈的台风连续数日袭击日本列岛，原定于1945年8月31日举行的盟军受降签字仪式，延迟到9月2日才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关于战俘问题，日本投降书中这样保证：“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解放现在日本控制之下之一切联合国战俘及被拘平民，并负责采取对彼等之保护、照顾、给养及即速运输至指定地点之措置。”
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上：“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立即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从9月11日到10月中旬，缴械投降的侵华日军战俘约128万多人。中国政府严格遵照《波茨坦公告》和国际公约，在战后短短的一年，将这些日本战俘全部遣送回国。
石美瑜，当年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曾经为审判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死了30万以上，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报复主义。”
东史郎说：“战败后，我把弹药从宁波运到上海。押解我们的中国军人对我说：我在下关时，遭到日本机关枪扫射，遭到屠杀。我被覆盖在战友尸体下得以生存。如果按我个人意志，真想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上级命令说对你们要以德报怨，我现在放你一条生路。对这样深重的情义，我不能忘记。在日本说以怨报怨，复仇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却能以以德报怨的态度来对待我。我非常感动。我当时把生母送的那把作为护身符的单刀扔进了黄浦江里，我想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到此为止吧，以后再也不需要它了。”
就在日本战俘被积极遣送回国的时候，14年来，那些落入日军魔掌的中国战俘在什么地方呢？尽管日本投降书中一再保证“立即释放”他们，“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但是，能够幸存下来的中国战俘，又有多少呢？
战争已经结束，对于战争罪犯，对于他们犯下的包括屠杀、虐待俘虏在内的种种罪恶，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时候了。依据《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中国政府从1945年12月中旬开始，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沈阳、广州、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十座城市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济南“五三惨案”的主谋酒井隆……相继在南京受审。
这些战犯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在东京，由中美英苏等11国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
英语判决书长达1312页，从1948年8月4日开始，7天才宣读完毕。判决书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杀戮与虐待战俘是其中主要的罪状之一。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７名罪魁祸首被判处绞刑。
根据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先后有45名在押日本战犯被公开审判。
一些幸存者出庭作证。周花珍与丈夫都曾是战俘，他们受到过日军的严刑摧残。中国战俘周花珍回忆说：日本人拿着烧得通红的铁钳子，就夹着我丈夫的肉了，烙得“吱啦啦”的响，当钳子扎进去的时候，肉都掉下来了。
据统计，仅仅这些战犯就杀害中国被俘人员和无辜百姓94万9814人。并屯、驱逐居民401万人，掠夺粮食2700万吨，掠夺煤炭22亿吨，掠夺钢铁2000万吨……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开来的列车，给中国送来了969名日本战犯，负责移交的苏军代表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
抚顺市内、浑河北岸、高尔山下，原先是日本侵略者为关押残害中国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而兴建的“抚顺典狱”，已经改为战犯管理所。
这里似乎是抗日战争的又一个战场，这些日本战犯一进管理所就大喊大叫自己是战俘而不是战犯，他们清楚地知道有关战俘的国际法。由此更加证明，在侵略中国期间，日军是公然无视法理，肆意妄为的兽类。
战犯鹿毛繁太谈到这次参观体会时说：“广阔的中国大地，到处都流下了被我们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们的鲜血，当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我痛切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更加憎恨日本军国主义。”
先后有56名日本在押战犯的亲属前来探视。
铃木启久对妻子说：“我虽被判刑，但我有信心，争取提前释放，健康地回去，为和平反战而奋斗。”
面对妻子和女儿，城野宏说：“我们过去走错了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如果我不承认罪恶便是肯定了战争。”
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的管理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的1017名战犯因认罪态度较好，中国政府于1956年夏天分3次对这些人宣布免予起诉，释放回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名义判刑的45名战犯，到1964年也全部释放回国。
经过中国政府和平的、人道主义的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回到日本后都热心于日中友好，成了和平反战的斗士。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自发地在曾经接受改造的地方树起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战争的双方，都不该忘却那段血腥而惨烈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