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因为对这个环境的话，应该说当时就是它肯定有一种环境的驱动力，因为最传统的对于鱼类登陆的解释，认为就是说，当时可能天气比较热，这个在一个一个水塘里头呆着，这个水塘里的水慢慢要干了以后，它就呆不住，它必须要爬上去换一个水塘，这是一种非常比较传统的解释。但是当时的环境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热，也比较干燥，但是这个解释在现在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最新的一些解释，可能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最新的一些学术认为的话，实际上就是四足动物的一些主要的特征，它开始由于这个遗传的这些突变的一些变化和发育上的一些变化，它的指骨跟趾骨，就是指骨、趾骨已经出现了，所以最早的四足动物实际上它还是在水里头，主要还在水里头游，但是它出现了这些指骨、趾骨，出现了一些这些预先出现的这些结构的话，一旦这种环境迫使它必须要登陆的话，它就已经有了这个条件，所以这种就是现在很多，就是说我们演化出来很多特征，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所以现在就是预适应，它当时没有用，不意味着它在后面的这个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没有用，它恰恰就是当时演化没有太大用场的特征的话，环境一发生变化，迫使它要登陆，要开拓它新的这个生态环境，生态域的时候，它就起到作用了。实际上四足动物的起源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例子。
- 返回 -
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物种的分类 （杰弗瑞·劳埃德）.txt
2002年6月04日 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物种的分类 （杰弗瑞。劳埃德）
主讲人简介杰弗瑞。劳埃德教授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先是在国王学院，随后在达尔文学院。1983年起，担任“古代科学和哲学”讲席；1989年起，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2000年10月年届67时从这两项职位上退休。目前，劳埃德教授担任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劳埃德教授在世界各地做过访问教授，其间还在哈佛、普林斯顿、普林斯顿研究院、耶鲁等著名大学作过讲演。劳埃德教授已撰写12部著作，还有三部即将出版。这些著作许多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劳埃德教授发表上百篇论文，此外还有上百篇的书评和学术评论。劳埃德教授1983年当选为不列颠研究院院士，1997年，劳埃德教授因“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王室授予Sir爵位。
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物种的分类动植物分类可用来检验关于科学及其发展的某些假说。动植物分类在世界各地差别巨大，我们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能不能说其中一些就是对的而另一些就是错的？抑或只是分类的观点不同？若是如此，那又为什么不同呢？
首先，劳埃德教授将介绍一下现代科学哲学中关于分类和“自然种类”争论的某些观点：“自然种类”是否是跨文化的、普遍的？“物种”概念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如何？随后他将转向中国和希腊思想家做出的基本假设。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与希腊之间的两点相似性：（1）人类处于生物阶梯的中间层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可与荀子思想相比；（2）利用动物来形容人类的品质，比如狡猾、贪婪等。
本讲的重点是比较《淮南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分类思想和物种概念，并适当(禁止)狄奥弗拉斯图的植物分类思想。《淮南子》把动物分成五类：裸露的、有羽毛的、有毛的、有鳞的、带壳的。亚里士多德把动物分成温血的和冷血的，温血的包括：人类、胎生四足动物、卵生四足动物、无足动物、鸟类、鱼类和鲸类，冷血的包括：头足类、甲壳类、贝壳类和昆虫。亚里士多德坚持物种的不变性，这使得他在讨论物种的自生和转化以及生物阶梯的连续性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而《淮南子》则提到动物的多种起源和演化。因此，尽管亚里士多德和《淮南子》都对动物的习性和分类感兴趣，他们分类的概念和旨趣是大为不同的。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上） （徐葆耕）.txt
2002年8月21日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上） （徐葆耕）
主讲人简介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1937年生于北京，1955年入清华大学水力发电专业学习，1960年毕业留校。1981年晋升文学副教授，1990年晋升教授。1981年创作电影剧本《邻居》，1994年因西方文学课程获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奖，次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主要著作：《西方文学：心灵的世界》、《释古与清华学派》、《紫色清华》。
影视创作：电影剧本《邻居》（合作）、《普通人家》、《孤帆远影》等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上）
说起古希腊的神话，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但是我们经常在各种店里，甚至是一些地摊上，见到维纳斯的雕像。为什么它能够穿越两千年时间，跨越一个从欧洲到亚洲这样一个种族观念上的一些障碍，来到我们的国度。
那么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是人类美丽童年的诗，它是有不朽的魅力，直到现在它还对我们产生着影响。那么关于希腊神话的起源，有很多的看法，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外国文学史上马克思的话：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神话艺术是起源于巫术和宗教的祭祀、礼仪。从哲学的角度，神话艺术是人类最古老的认识论以及最古老的思维方法，比拟类推的产物。关于上面的这些论述似乎有些枯燥。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容易切入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希腊神话的起源。
万物有灵，泛灵论，是神话产生的一个哲学基础。从这儿开始，就产生了自然神、河神、日神、月神、雷神等等，这是神话最开始的产生。它把自然人格化了，接着产生了开天僻地的神话，再后来有了人类起源的神话。
- 返回 -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下） （徐葆耕）.txt
2002年8月28日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下） （徐葆耕）
主讲人简介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1937年生于北京，1955年入清华大学水力发电专业学习，1960年毕业留校。1981年晋升文学副教授，1990年晋升教授。1981年创作电影剧本《邻居》，1994年因西方文学课程获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奖，次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主要著作：《西方文学：心灵的世界》、《释古与清华学派》、《紫色清华》；创作：电影剧本《邻居》（合作）、《普通人家》、《孤帆远影》等。
古希腊神话的现代性（下）
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大力士叫赫拉克里斯，他有12大功勋，他可以双手撕碎一个猛狮。高尔基说，这是人类第一个劳动模范。赫拉克里斯的出现，表示人已经有了一种能力，觉得自己可以和自然界来抗衡。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人就开始想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当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却发现根本不行。实际上，人对这个世界还是非常不了解，还有一种神秘的自己不知道的力量在支配你，你没有办法抵制这个命运。
那么关于希腊神话的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式，也有现代价值的。关于神话与诗的创作艺术思维规律，在希腊有柏拉图的迷狂说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这分别被看作西方的两大文艺思潮，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源头。柏拉图说，你如果进不了迷狂状态，最好不要写诗，神智清醒的诗，一遇到迷狂的诗就暗淡无光了。但是，我们并不是排斥理智，理智对于诗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我们从审美的角度可以看到，整个的文学艺术界，实际上存在着返回神话的一个潮流，因此，我们常常喜欢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东西。
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疾病历史 （杰弗瑞。劳埃德）.txt
2002年6月21日 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疾病历史 （杰弗瑞。劳埃德）
主讲人简介杰弗瑞。劳埃德教授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先是在国王学院，随后在达尔文学院。1983年起，担任“古代科学和哲学”讲席；1989年起，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2000年10月年届67时从这两项职位上退休。目前，劳埃德教授担任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劳埃德教授在世界各地做过访问教授，其间还在哈佛、普林斯顿、普林斯顿研究院、耶鲁等著名大学作过讲演。劳埃德教授已撰写12部著作，还有三部即将出版。这些著作许多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劳埃德教授发表上百篇论文，此外还有上百篇的书评和学术评论。劳埃德教授1983年当选为不列颠研究院院士，1997年，劳埃德教授因“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王室授予Sir爵位。
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疾病历史在此讲中，劳埃德教授重点考察了中国与希腊两大文明中科学与社会和政治氛围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前面各讲中的论点贯穿起来。劳埃德教授不主张一种决定论的观点，以为社会和政治环境就决定了科学。科学与社会是双向的，科学家在影响社会的同时（如小宇宙－大宇宙理论），也受到社会的体制机构和价值观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的科学官职的较早设立，和古希腊一直不存在官方的科学研究机构。
中国古代的科学机构是政府部门，其优点是稳定性和延续性，有了这种官方支持，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从很早开始就在成规模、系统化地进行着，官方的资助，为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系统。但这种官方机构易于僵化，并且要求人们顺从权威。与之相比，希腊科学家没有国家保障，并且缺少私人庇护，大多以教师为业，并且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生计。这就要求他们在公开场合锻炼自己的论辩技术和批判精神，从而为自己赢得名望，招揽更多的学生。这种面对面的激烈批判，是以当时希腊的政治和法律辩论为楷模的。它刺激了创造性思想的诞生，鼓励人们向常识和传统观点挑战。它的缺点是，希腊科学家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发展出一个人们一致接受的、指导进一步探索的基本框架。与现代科学相比，古代科学是非常脆弱的，古代科学家认知的领域比今天要小得多，方法单调得多。设立国家机构，就将面临着停滞的威胁；若没有吧，科学研究又难以为继，不成气候。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经常面临僵化的威胁，而希腊的科学研究最终因缺乏保障而告中断。尽管如此，两大文明都投身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宏大研究纲领之中。
劳埃德教授也告诫听众，看待古人的研究，不能从现代人的角度。这样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研究的不精确与出击，而忽视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是具有突破性的，用劳埃德教授的话说：“古人并没有想做现代人的事，可他们绝不愚蠢。”
- 返回 -
关于教育的对话 （王梓坤、柯惠新）.txt
2002年9月23日 关于教育的对话 （王梓坤、柯惠新）
主讲人简介王梓坤，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授，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倡议教师节的人。
柯惠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她于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赶上知识分子改造，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到鞍山当中学教师，此后的三十多年中，她先后担任了中学、技校、大学的教师，直到今天已经是硕士和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从教育来展开的，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光临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这位是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王梓坤教授，王教授是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后来又获得苏联和澳大利亚数学副博士，和名誉科学博士学位，他是概率研究专家，欢迎您来到我们这儿，谢谢，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嘉宾，她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柯惠新，那柯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后来在日本取得了，理学博士学位，目前从事传播学的研究，也欢迎您，我想两位教授今天请来，我发现你们研究领域非常相似，然后都有到国外留学的经历，所以我想你们一起来，聊这个教育，能够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
两位都在国外留过学，国外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可能和咱们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没有不同。
柯：因为我在日本呆了几年，日本的这种师生关系，日本的师生关系有点，我没有在本科呆过，所以不是很清楚，我那都是那些研究生，或者访问学者，那么我觉得一个，就是教授讲课非常地快，那我们导师讲课，我去听了一次，他就是一堂课，差不多一本书完了，这个讲点算了，这个不要了，你们回去看，这个不要了，一下子这么一打，用投影一下子全都完了，就这一堂课，那么回去以后，你要看很多很多东西，另外他们的课非常得少，研究生的课很少讲课，大部分都是做那个叫研讨，但是我自己觉得压力非常大，你要讲一次，你要看很多论文，经常搞到早上三、四点钟，而且很多地方不懂了，王老师知道的，他关键地方他不给你讲。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请教一下老师，我就去找那个导师，我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看，这个不清楚，他说那我考虑考虑吧，就放在那儿了，我下次再去吧，他还是不给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就去问他原来的博士，现在是他的助手，后来他说你不要去问他，他不会说的，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因为我在国内，我也当老师那么多年，后来他说，他觉得只有自己去钻研，才有价值，你要是问出来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说我们都不去问，我们就去找资料自己去钻，所以后来我就是，（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我为这个事都掉过眼泪了。
后来我就说中国的学生，是教出来的，你老师必须自己看明白了，学会了懂了，一点一点去教，如果学生有不会的，他理直气壮问你，万一老师答不出来，他觉得这老师不好，老师也觉得很对不起学生。
那你这个日本老师的方法，倒是很特别的，后来到美国去也是同样吗，美国我是在一个，大学的商学院，那我不当学生了，我实际上等于是访问学者，但是也是当了一点老师，就是每一堂课，因为它讲marketing research，讲市场调查，我也搞这个，所以他每一堂课，他讲前半部分，他讲多半部分，然后给我20分钟，让我讲后半部分，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然后他讲美国是怎么样做的，然后我讲比方说在中国，这个问卷怎么设计的，学生很感兴趣，也会给我提很多问题。
王：这个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活跃，我们的学生听讲座，非常尊重老师讲课，我大概没有看过，打断过老师讲的，在国外的时候它就可以问，当时就举手问你问题，老师也不把这个，看成一个特殊情况，有问题他就答复你，这是我觉得有点（不同），这样的话，上课气氛比较轻松，这个学生思考，也比较更活跃一些，这是好的地方。
柯：我那个导师叫浅野长一郎，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很热爱工作，他的所有的爱好就是工作，就是学习，那么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一直到两三点，我们在福冈他家在大板，节假日才回去，所以我们都陪着他，到晚上两三点，大家去喝茶、吃拉面，他就会带着我们去，请我们喝茶聊天，他非常热爱生活，夫妻之间感情很好，到现在前几天还给我发E-MAIL。还给我发生日卡，还给我写好长好长的东西。其实我倒觉得，她说的这个日本老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老师很像，但是这点是不像的，我们中国老师是自己学会了，去把着手教他，他是逼着你去学，而且你必须讲明白，把我讲明白了。
王：过去我不是在前苏联留学，那时候我们是当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我有个导师叫做柯尔莫各洛夫，那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你要找他很难，有一个同学罗马尼亚的，也是一个留学生，他也是一个研究生，于是就找他问他，你这个问题找另外一本书，结果书籍越来越多，你根本看不完，总而言之，他就是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让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持人：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像你们讲的，无论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还是前苏联的，就是这种老师教学方法，可能他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不管是那种教学方式，总之学生是在老师的扶助之下，才慢慢长大的，然后才慢慢的学会了，用各种方法去解决问题，学会了去学习知识的这种能力，教师对学生作用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我有一个很个人的问题，想问一下柯老师，因为我从您的学生那了解到，您是教过初中 教过技校，教过大学本科，教过研究生，现在带博士生，这个教学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您为什么跟教师，这个职业这么有缘，是因为意识到了，教师的重要性呢，还是什么原因。
柯：我觉得要说真的话，我是最不适合当教师的，我说在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讨论说将来干什么，谁适合干什么，谁不适合干什么，当时给我的评价，包括我自己自我的评价，我第一不能做的就是教师，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个子也小，说话声音也小，最主要的胆子小，我所有的评语都是，胆小怕羞不敢说话，不敢当着别人的面说话，后来为什么阴差阳错的，分配到解放军农场，然后解放军农场，不管你学什么的，学数学的也好，我当时学数学，学什么都全去当教师，不是小学教师，我当中学教授，一下弄到鞍山去，教初中的孩子，一开始他们都挺欺负我的，一去了以后，怎么你能来当老师，我说那怎么办，我去教数学，那学生看见我就在那儿喊，ABC就学我说话，因为是东北人有口音，老师说你不要跟他们笑，要大声，要拉着脸，要威严，我做不出来，所以他们不怕我，但后来特别好，现在成了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王：我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总是想当老师，想当老师，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别的事，而且我这个经历里边，也有好几次机会，离开教师岗位，我都没有去，我感觉到做教师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从农村里边来的，感觉做教师可以帮助，同村的孩子上学，后来年岁越来越大，觉得面宽了，觉得做教师越来越有意义，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做别的事，这是我想说的一点，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当教师的乐趣，除了比方说，学生进步的乐趣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学生向老师学习，但是老师同时可以向学生学习，而且可以学习的不少，是这样，柯老师可能还很有体会，学生因为他年轻，他接受新东西快。
主持人：我们最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创新两个字，其实各行各业都在面临创新的任务，那么教育也同样如此，我想请问两位说说，你们认为教育和创新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者具体点说吧，您觉得就教育这个行当来说，创新的含义是什么。
柯：我觉得要是对培养学生来说，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吧，所谓的创造力，它包括创造的能力，另外呢 ，也包括它创造性的人格，就是说要有这种人格方面的。
王：创新主要是要有新的发明，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几个字，就是要有新意才行，发明就是说，这个机器本来没有的，你发明新机器，发现和这个稍微不太一样，发现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个事物的一个，比方说一个客观的规律吧，别人还没有发现，你首先发现出来的这是发现，创造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大自然本来有的，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歌曲，就创造一个新的曲子，或者写出一篇新的，好的文章出来，这些本来是没有的，那么这是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至少这三个方面，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是很重要的，至于它和教育的关系，教育的关系我是这么想，创新就是说我们不要好像，觉得这个很容易。
我是感觉创新的话，你必须先走几步，第一你必须把前人有的东西学习，所以，第一步你要学习，然后再加上自己去实践，或者是做实验或者去实践，或者去做调查研究，这是第二，第三加上自己的认真思考，必须好好的把现有的材料，前人的结果好好的对比，很好的加以总结出规律出来，这样才能发现新东西。
主持人：那您刚才说的，这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像您说的发明发现，创造这种能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教育的现状，对于我们培养学生的这方面的能力，究竟做得怎么样你们认为。
柯：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跟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不是说创造能力，还有它的创造性人格吧，它需要它要想创新，需要很自由的很开放的，个性要张扬的，就是说你必须，让他敢说愿意说，我们现在从小到大，都是学生听老师的，而且希望是乖孩子好孩子，你要是学生在课堂上，老师你这儿说错了，或者你这儿不对，就被老师认为不好的学生，所以现在整个从教师来说，当然说我们有很好的教师，还没有形成一个鼓励学生，怎么去独立的思考。
王：我们大学毕业生，平均来说，比美国大学毕业生强，这个基础打的比较扎实，这是我们优势的地方。我们不够的地方，就是在上面这个，培养创造能力这方面，创新能力这方面，比较弱一点。
主持人：就是说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在教育的创新这方面，我们教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柯：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来说，就一定要爱学生尊重学生，每一个学生他都是，有他的特点的，就不能说这个学生，你怎么这么笨呢 ，绝对不能说这话，要因材施教，像美国的学生，他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是最棒的，那么我们中国的学生，经常会觉得我怎么就不行，老是没有自信，像我那个广播学院，有一届毕业典礼上，有一帮学生就围着我，广告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大学毕业了，我们现在特别害怕，我说为什么，他觉得什么都不会，我说你们怎么什么不会，你们会很多东西，我说你们学了那么多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很优秀，后来他说我们就没有自信，因为我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你们不要那么想，你们非常优秀，像刚才王老师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基础教育，还有大学本科教育，确实是我觉得日本它也承认的，美国它也承认的，觉得中国的学生是很优秀的，我说美国的学生我接触了，我说虽然没有你们聪明，可是他们老是那种眼光，都是非常的傲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骄傲一点，比方说他自己英文，已经是很好了，可是他就是不敢说，他老是一种就总是很害怕，这就是我们老师不鼓励他们，我觉得老师应该鼓励他们，应该爱他们，觉得你们很好，你们很不错，应该鼓励他们。
主持人：有这样的老师就一定，有发展起来好的学生，您觉得老师，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王：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大家比较清楚，老师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这点大家都承认的，而且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缺少一种，缺少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学生，他的兴趣他的爱好，而且这个我觉得，比那个还重要，如果他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他就想方设法，他也会想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点最要紧，我觉得一个好老师，既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对这个的兴趣和爱好，不是给他往脑子里面装知识，而是要给他点燃了，让他自己去想去充实，把什么给他点着了，让他自己就有股火，自己就想去想学，所以，兴趣、爱好激发他的好奇心，激发他的兴趣爱好，这个好奇心，是创造最重要的动力。
主持人：我想如果现在去问，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说你们最头疼的，那个时刻有哪些，他们肯定都会列到，其中一个时刻，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跟老师，通常跟我们说，你看谁谁家的孩子，他成绩那么好，这次考了90多分、100分，他多了不起你要向他学习，那么在我想来的话，分数高的就是好孩子，这是我们非常习惯的，评价孩子的一种标准和方法，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是不是赞同这种方式。
柯：我实际觉得，拿分数去评价学生，是挺不公正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学生、坏学生，都是好学生，在我心目当中都是好学生，特别是我第一次跟学生接触，就是我教初中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那个学生可坏了，我都没有觉得，后来我都觉得他们都很好，后来他们都跟我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拿分数，去说哪个学生好，哪个学生坏，但是老师又不得不，拿一个东西去评价，您怎么看王老师，当然分数只能说衡量，或者评价一个学生的，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不能是概括全部的。
主持人：你们俩也是挺了解，国外的教育情况，本身也在国外受教育，那么在你们俩，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国外的老师包括这个学校，包括这个社会，他在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时候，或者评价一个学生的时候，他最看重的是什么，是惟一的就是分数吗，或者说他还有一些，其他看重的东西。
柯：我觉得分数可能，也还是挺重要的，美国可能正好相反，有些私立大学，他要求非常非常高，一个要你考试分数，但是它更多其他的一些评价，它比方说入学，需要老师的推荐，还有说你自己写一个什么东西，它有多方面，不光是考试，那么它从多方面来了解你，另外他还有面试来跟你谈，看看你到底怎么样，另外他还有很多机会，一个学生你确实，真的是有能力的话，你总是有机会，找到一个学校上的。
王：我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三个方面，德智体，德育人品，人品恐怕更重要一点，他是不是对国家的态度，是不是爱国，是不是和朋友相处的很好，群体关系很好，爱科学，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柯：真的是要全面看，刚才王老师说人品，我觉得人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学生说 我说先做人，先把人做好，人做不好，什么都别说，所以，人品特别重要，我特别看重学生是不是诚实，做事是不是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不是说好高骛远的，踏踏实实去做了，而且做一件事很负责，另外还得有这种创造力，相对来说，不是老师教你什么你才会，你自己不会学习，学习能力比较强，我觉得这样的学生比较好。
柯：德育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真理，这些还有爱周围的群体，老是搞不好关系，这也不太好。
柯：这也就是我们过去素质教育，就说要把它最细微的地方做起，过去我们老说爱国家、爱党、爱社会主义，这个对小孩子来说它很抽象，我觉得实际上就要告诉他，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爱自己的同学，爱自己的老师，我觉得像国外的孩子教素质教育，我觉得他首先教这个，另外不许撒谎，不许说谎，现在我觉得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学生，就说假话作弊，好像不觉得是羞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怕。
主持人：我想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找到，对自己影响特别深刻的老师，其实，老师对于学生的一生的成长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你们过去成长的岁月，有没有对您个人的成长，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的老师，有，您先说。
王：特别中学老师印象更深一点。高中有一位叫漆裕元老师，他是教我们的英语的，他教英语的，当时他的思想比较进步，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中学老师，觉得老师很高尚的，从来不会特别搞很多比较脏的东西，这个老师很怪，他可以在大街上，挑一担粪在街上经过，他拿着去灌地，这个是一个小事，主要是在每一次给我们，讲英语课的时候，他讲的都是，那个时候用英语讲，而且在讲的时候呢，他要拿一些报纸给我们看，启发我们，他说你们看报，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你们不能光看有文字的地方，你们要看两行之间，空档的地方，他说重要的话都在这个地方，当时有些话不能说的，但是要去体会，这是第二个对我印象深，第三件事情，大概一年之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先生就走了，走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英文报纸当时叫什么什么评论报，这个报纸也许比较进步一点，这个到底是那一个人办的，我搞不清楚，因为那时侯太小，反映一些解放区进展的，或者是国民党的一些打败仗的这么一份报纸，我想这是谁寄的，也不知道谁寄的，没有写寄的人，我想只有他了，不可能是别人给我寄的，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所以这三年时间，这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
主持人：他这位老师，不仅是给他传授知识，对他的人生道路，都产生了影响，那您呢。
柯：我觉得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这里面我觉得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是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化学老师叫李博文老师，这个老师，他因为是从外边调来的，我们是一个小县城很闭塞的，他来了以后，我虽然不喜欢化学，我是喜欢数学和物理，那么他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他非常有见识，懂得很多，他当时告诉我说，中国的第一学府是北京大学，那么从那儿以后，我就开始知道有个北京大学，讲了很多北大的事情，所以我就从那儿开始，向往北大，我后来考上北大，而且我女儿也考上北大，我就受他的影响，另外从学习方法上，虽然我不喜欢化学，但是我是化学课代表，他也知道我不喜欢化学，没关系，这个老师，他就让我说你应该多看多做，所以我当时把县城里边，所有的书跟数学、物理有关的习题集，我都买了我都做了，所以后来学习就非常好了，比如说数学比赛，我一看我全都会，全都做过了，他就给我一个学习方法，让我去自己主动去学，我后来我也不知道，最后听说他给调走了，不知道他到哪儿去，我一直就不知道。
后来我们1997年，我们同学聚会，我们1962年离开高中的，我1962年高中毕业，后来我问那些同学，这个博文老师现在在哪儿，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他，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他们说可能在那儿，因为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可能在梅县，后来我就让一个好朋友，在梅县帮我去找他，他父母帮他找，后来他真的去找，通过很多办法，最后还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很健康的夫妇俩，后来听说我给他带去照片，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跟我通电话，后来跟我见面，就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就这么一个老师，我上北大，我就受他影响，后来还有我学习，能够主动去学习，懂得学习方法也是得益于他。
主持人：听两位讲了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良师的话，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这影响真是太大了，现在我也经常有时候，跟一些老师聊天，他们也谈到一个问题，就说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来做老师是比较难一些了，因为科技进步很快，然后进入信息社会，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那么对老师的要求高了，而且学生现在个性都很强，然后好多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要再来做一个好的老师很不容易，他们都感叹老师很难当，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在目前这种时代下，这种状况下，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就是教学相长是非常重要，我们一方面帮助同学，比如说数学的理论，因为我是教数学的，数学的这些技巧，可以帮助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帮助我们，电脑肯定比我们强进步的快，这个我觉得新的，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迅速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两方面，师生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努力。
就是我们北师大的校训，有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学就是学问，为人的师表，叫学为人师，行，你的行为，品行应该为世人的模范，当然不一定能达到，但是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那就是我们自己，既要努力追求学问，锻炼自己的能力吧，但是，也要很好的锻炼自己的品德，行为更重要，前不久好像江泽民讲过一句，就是古代有一句话，就是经师易得人师难逢，经就是经验的经，这个意思就说你，做学问的老师比较容易找到，但是做人品，品德方面的老师，就是高尚的老师，是不太容易找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恐怕不光是对我们学校，对很多老师也是适用的。
柯：我特别赞同，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一个好老师的话，你首先要做一个好的人，你要做好这个人，就说老师首先要人品要好，老师您要诚实，要爱学生，对学生要有爱心，要尊重学生，要跟他平等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跟他们去交流，那么还有呢，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一定要非常有责任心，非常的认真负责去做，那么更重要的话，你不断地要提高自己，要充实自己，而且现在刚才王老师也说了，知识更新得很快，特别像我们那时候不断地学习，要自己要不断学习，而且还要确实承认我们，很多地方是不如学生的，我跟学生我就是很明明白白地说，因为我现在传播学，我原来学数学，后来学统计，现在在传播学，传播研究方法，我就跟学生说，传播理论这一块，我向你学，统计这块你向我学，我不懂的我就是不懂，其实学生都能够理解，另外我觉得我也不可能，什么都学会了去教你们，我现在都是看到有什么好的资料，或者有什么，我马上就E-MAIL给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可以去参考，那个可以去参考，然后他看完以后，他有反响再反馈给我，真的是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学到老。
主持人：进入21世纪以后呢，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世界发展一个大的趋势，同样的教育的国际化，这个浪潮已经席卷了中国，今天我就想听听，两位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现在很多人提到教育的国际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输出留学生，然后（在）国外办一些教育机构，那么，除这些之外，你们认为教育国际化，还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柯：要一说教育国际化，我就没有先想到输出留学生，您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首先就是怎么样，学习世界各国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呀，这方面的一些先进的东西，怎么样跟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想的比较多，比方说，我们说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国外是怎么做的，国外刚才我也讲了，首先这个小孩子要诚实，要有爱心要善良，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嘛，我们就不要老让学生，去讲大话 空话，让他从父母身边爱父母开始，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化的一个含义，我们这个国际化，不光是说派人出去，我们即使不派人出去，我们也可以国际化，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看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国外的是怎么做的，另外我觉得国际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光我们去了解别人，我发现别人对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人都很傲气，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懂，实际上我觉得，我很知道美国怎么回事，但是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好的东西，应该让他们知道，所以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交流 一个沟通，大家达成一定的共识，比方说别的行业国际化，就是标准化 什么大家都一样，那么教育不可能全都一样，但是有些要一样 ，有些就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呢，比方说很先进的东西，我们学了大家都一样，那么各个地区的文化不一样的，我们还要保留，虽然我们有很多特别好的，因为我在日本呆得比较长，我就知道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我们这儿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文化习惯，我们的汉字，而且他改一改以后，都变成他们的，我有时候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我们就把它当做不好的，我们老觉得别人的都是好的，别人为怎么就把我们，中国的东西当成很好的，另外我们教育当中，我们基础教育特别扎扎实实，这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这样做下去，而且我们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管得很严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都不能不要的，像美国那个学生特别随便，爱学就学不学就不学，这个我觉得也不好，我们不能说让学生发挥创造力，我们都就不管放任自流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把自己好的东西保留下来，而且要宣传出去，让他们都知道。
主持人：这是您对国际化的理解，那您呢 您觉得教育的国际化，应该是一些什么样的内涵。
王：我感觉到至少有四点，一点就人才的交流，这是人才交流，包括我们派留学生出去学习，然后回来为国家服务，也包括请他们到这儿，来工作一段时间，这是人才的交流，第二是学术交流，比方说举办一些国际性的会，或者是邀请一些教授，来做短时间的讲演，或者我们出去，介绍我们国内一些新的成就，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各个方面 这个交流，比方说最近国际数学家大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既是一个科学的壮举，同时也是教育，有很多人，你看报纸上现在宣传数学，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以后，数学会好办一点了，对提高年轻人对数学的兴趣，那是大有帮助，比咱们宣传效力大的多，所以这是这种学术交流，第三我们就要互相交流一些，好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有的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很多好的杂志可以出口，当然国外的我们也可以引进来。
还有一点现在要充分利用媒体，网络、远程教育，这个也是教育国际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有哪些优良的东西，应该是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的，我也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数学家大会上，我们有个陈老先生，这是国际数学大师，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高龄了，但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有几句话讲的很好，我们孔学孔夫子，孔夫子的学问，他的核心是人学，他说你看看这个人是怎么写法，这边一个单人（旁），这边一个二，就是说研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非常认同，就是说你要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要为群体做贡献，当然群体也包括自己，不能光是向群体伸手，但是你不为群体，也不爱这个群体那就不好了，他说孔学里边这点是很好的。我们古代的教育思想当中，有很多实际上是很好的，像孔子的教育，他也是很多，教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参观他们的孔庙，我特别地真是震惊，特别好的一个孔庙，而且日本人对孔子，简直是必恭必敬，它很多大学都有孔子的教训，我们传统教育中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多的东西要求挖掘一下。
主持人：好像在教育国际化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平常谈得比较多也很关注的，就是我们发现国外的教育，学习是阶段性的，但是它是持续终身的，不像我们好像原来想到的学习，是中学然后大学毕业，好像学习的阶段就完了，然后进入一种工作阶段，就把它非常明确得分开了，可是在国外的这个理念里边，不是这样的提倡了终身教育，在这方面的话，你们谈谈自己的感想好吗？
柯：我觉得绝对要终身教育，这不是我说得，我是听别人说得我非常赞同，你大学学的东西，可能能管你二、三年就完了，知识就陈旧了，硕士的可能管三、四年，博士的可能管五、六年，我非常赞同，比方说我现在，是在传播学这个专业，传播研究方法，那我原来学数学的，后来就学统计，后来就学市场调查，后来又去学传播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老要去学，但是大学里面教你的，那些怎么去学习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王：终身教育有两点，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你要对这个东西，确实有兴趣，认为这个对自己很有好处，不断地（学习），因为现在发展那么快，你不学确实是落后了，第二个你身体条件一定要行，你要是老去学习，老是保持一种好奇心，老是想学新东西，那你心态也年轻身体也年轻。
主持人：今天和两位老师探讨了许多，与教育有关的话题，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你们的故事，也分享了你们这些理念，再次谢谢两位。
关于神经再生——最新发现及应用前景 （科里·古曼）.txt
关于神经再生——最新发现及应用前景
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我一开始是对一个基本的问题感兴趣，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大脑是如何构成的。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通过个人对大脑结构的了解来向应用和治疗方面发展的，即从学术研究到生物技术。虽然最初是出于好奇而试图了解大脑的结构，但我明确地知道，我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最根本的动机还是出于对现在种种疾病的思考，因为许多神经和精神方面的疾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这类疾病仍需要更好的治疗方法和药物。
我首先从基础研究讲起，就是说大脑细胞是如何构建的。我先介绍一下有关脑细胞构造的基础研究进展，由此再试图说明，当受到损伤时，神经细胞是如何再生和重新建立连接的。神经细胞是通过伸出生长锥而生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像我的手一样的生长锥正向右方伸出。我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对生长锥的了解过程，西班牙伟大的神经解剖学家Ｒamony
Cajal在19世纪90年代，首先观察到了生长锥，他注意到了它们是向着特定的方向生长的，神经细胞的生长具有很强的特异性，他发现神经细胞似乎是被一个目标吸引着或牵引着，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化学趋向性。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Sperry通过一个出色的试验而形成了一种叫化学特异性的概念，他指出在发育的大脑中一定有许多特殊的分子，吸引神经细胞向着正确的方向生长。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相关的领域都开始研究胚胎发育过程，由此我们了解了大量的有关特异性的情况。通过对神经系统发育过程的研究，我们发现了神经细胞是按一种固定的、特异的方式生长，去寻找它们的目标。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某些分子是什么，发现了编码不同的配体和受体的基因群，它们可以指导神经系统内生长锥的生长。这些分子的发现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有趣的认识。因为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起积极作用的或起吸引作用的分子，就是牵引神经细胞向其目标生长的分子，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许多基因群把这些分子编码成排斥性的或抑制性的，即排斥和吸引在大脑内部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于是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力量在控制着神经细胞的生长，既有吸引的也有排斥的，它们既可以在远程起作用，也可以就在细胞表面分泌，近距离起作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的图片以便于我们的讨论。第一个在神经系统内分泌的吸引因子，是由我的同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Tessier-Laviane发现的，就是Netrim的发现。在左边这个图中，可以看到上部的神经细胞表面，不放射神经纤维。在右边，可以看到同一组来自脊髓的神经细胞开始向下面另一组分泌Netrim的细胞发射神经纤维。在同一时期，我的实验室和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研究生的实验室，发现了神经系统内的第一个排斥因子家族，这类分子被称为Semaphorin。这是个相似的例子，在左边白圈里是一群神经细胞，感觉神经细胞，它们向外放射纤维，可以看见它们围绕着整个细胞，这个细胞对它下面的细胞所分泌的Semaphorin不起反应。但是右边是另一种感觉神经细胞，它们避开下面向上生长，因为它们受到了排斥因子Semaphorin的排斥。这些分子代表了人类和动物大脑中最大的排斥因子家族，我们对它的受体和受体机制也有很多了解。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实验室都发现了不同的吸引因子和排斥因子的受体。通过这些发现我们了解了一个有趣的情况，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发现的这些因子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吸引因子，如Netrin，另一类是排斥因子，如Semaphorin，但是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对于Netrin,Semaphorin,Slit,Ephrin这四种我们了解最多的指导因子家族来说，意外的是我们发现这四类因子都具有双重作用，即同一种分子可以对一个神经细胞是吸引因子，而对于另一个神经细胞却是排斥因子。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其所作用的神经细胞的受体表达所决定的。Semaphorin和Slit以及它们的受体是由我们的实验室发现的，我想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以便你们了解基础研究是怎样进展的。你们也许会奇怪我是如何发现大脑中的这些分子的。答案是你必须为你要解决的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动物模型，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选择的是果蝇。尽管它是一种很简单的生物，但它依然有着由数十万个神经细胞所组成的神经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使它的全部基因发生突变，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它的整个基因组，并通过了解哪一个基因突变时导致大脑结构的哪些方面出现特定的变化，来发现一些有关吸引因子和排斥因子的关键的内容。通过果蝇来了解人类似乎有点伤自尊，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基因序列与果蝇的基因序列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就是把果蝇看成是一个长了翅膀的小“人”。下面我用几分钟时间来告诉大家我们是怎样做出那些发现的。我们可以进入果蝇的胚胎内部进行研究，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用抗体染色的方法来显示胚胎的神经系统内部的线路模式。例如，在右边可以看到一个放大加强了的线路模式，一系列的神经轴突纵向生长，另一些则穿过中线左右生长，这样就形成了后来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如图所示，大部分神经轴突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们首先是横穿中线，然后再在另一边向上或向下生长，果蝇是这样，人类的脊髓也是这样，即大多数长的轴突是穿过中线到对侧向上或向下生长的。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突变的结果，基因突变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发现有一种基因突变造成神经细胞不能穿过中线，它们只在一侧向上、下生长，另一种突变是造成所有的神经细胞都穿过中线，以前穿过中线的现在是来回穿过，正常状态下不穿过中线的也开始穿过。还有一种突变是所有的细胞都在中线生长，并停留在那里不出来了。通过这些突变我们可以发现相应的基因，通过基因可以了解其所控制的蛋白质。在这些例子中，有一个突变叫做“来回穿越”，简称Robo,
这个突变的基因编码一种受体，这种受体位于神经细胞的表面，阻止神经细胞穿越中线。在突变中，去除这个基因的功能，神经细胞就可以来回绕着中线生长，不再停留在一侧。这个发现导致了一个受体家族的发现。在线虫中有一个Robo受体，在果蝇中有三个，在这里仅标出人类的两个Robo受体，但我们知道在人类中至少有三个，可能是四个这类受体，所以这个受体家族在进化过程中是很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蛋白质在神经细胞膜上是如何表达的，一旦神经细胞穿过中线，这种受体的表达就增强，这就阻止了神经细胞再次穿越中线，使之停留在神经系统的另一侧。通过同样的基因学的方法，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受体的配体，并通过生物化学的方法显示了受体和配体的关系。这个配体是称为Slit的大分子蛋白质，这种很大的分子从果蝇到人类都稳定地存在着。让我用一点时间来向你们说明配体与受体是如何表达的，因为排斥因子的存在对神经系统的构建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排斥因子Slit在果蝇的中线表达，同样也在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神经系统的中线表达，这就使那些高水平表达Robo受体的神经元，远离中线,保持一定的距离，沿着侧面生长。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通过基因学的研究，发现了排斥因子和它们的受体在神经系统的构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即它们可以制定界限，限制神经细胞的生长，基本上是通过把神经细胞驱离一定的范围而指引它们生长。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生长中的神经细胞是如何接收和解释各种信号的。我已说过我们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吸引因子和排斥因子，这个框代表细胞膜和生长锥的膜，现在我们来看看里面。第一个问题，吸引和排斥是在哪里编码的,告诉生长锥一个信号是吸引信号还是排斥信号的信息在什么地方。这个Robo受体被标为红色，现在我们将其在细胞质里的受体尾巴，与在正常情况下是吸引因子
Netrin的受体相接，我们就把吸引受体变成了排斥受体。现在只要当神经细胞遇到Netrin
时，就会排斥、远离它。这就得出一个结论，信息不在于信号本身，也不在于受体的外部部分，信息是吸引还是排斥，是在细胞内部编码和解释的。下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信息是如何被衡量的，因为从我们所做的试验中知道，生长锥可以衡量不同的吸引和排斥信号的相对平衡，如果吸引大于排斥，它们就向着那个方向生长，如果排斥大于吸引，它们就远离那个方向。所以，它们是如何对此进行衡量的。对这方面的了解还在不断地深入，我们认为有许多不同的信号传导系统在进行这种衡量。但至少有一个部位（是可以确定的），一部分的衡量机制存在于很小的Rac-Rho
族的GTP酶中。似乎此族GTP酶在衡量吸引和排斥的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认为，如果有更多的Rac处于活性状态，这种GTP酶就会增加这个方向的活性,也就是吸引的力量,如果Roh更活跃,信号就减少活性,这就表示是排斥的信息，神经细胞就远离这种排斥信号。最后我们来问另一个问题，就是细胞是否能转换其反应的方式，即通过某种信号传导机制，细胞有能力把平衡由正变负或由负变正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做出这个发现的人就是我的同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蒲慕明博士。蒲慕明博士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如果改变生长锥内的环核苷酸，即cAMP或cGMP的水平，就可以明显地改变神经细胞的反应方式，就是说，增加环核苷酸的浓度，就可以将排斥信号转化为吸引信号。让我来总结一下以上所谈的内容。在发育中的神经系统内有许多不同的分子家族在进行信号编码，这些信号可以是吸引的也可以是排斥的。细胞可以通过改变其受体表达的种类，即把不同的受体置于细胞表面的方式，对信号产生反应。它们也可以通过改变细胞内的某些信号传导环节和信号分子而改变其反应方式。
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现在来讨论脊髓损伤的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一个有趣的方面，就是说像鱼和青蛙之类的低等动物，当它们的神经受损以后，神经会再生，非常特异性地再生。但是到了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当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即脊髓、大脑受损以后，它们就不会再生。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下一个十年中得到解决。但是，解决脊髓损伤问题，使神经细胞再生，是一个需要多方合作来共同解决问题的好例子。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生物技术的发展，大型制药公司的工作，国家和私人资金的投入，所有这些部门联合起来，才能够提供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研究成果和资金。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一点关于神经再生问题的思想的转变,我已说过在胚胎中神经细胞是受到排斥因子和吸引因子指导的,许多年以来人们就知道,当成年哺乳动物的神经细胞受损以后,它们就不会再生。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受损的神经细胞实际上是试图再生，脊髓或大脑中受损的神经细胞尽力想长出生长锥，但生长锥却似乎又停止了生长。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神经细胞不断地再生，并且还要保持其特异性。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是缺少了某种促进生长的因素，他们就找了一些起促进作用的东西加进去。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研究发现实际上神经系统是受抑制物指导的。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意识到，需要的是怎样抑制那些抑制因素，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又意识到在神经系统中有许多种抑制因子，到了2000年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我们既可以抑制抑制因子，也可以把抑制因子转化为吸引因子，我们从不同的生物模型实验中得知，人们实际上可以使神经细胞越过排斥的障碍生长，可以使它们不受限制地生长，我们知道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通过减少排斥信号或增加吸引信号，你可以单纯地减少外部的排斥力量，另外，你也可以通过细胞内的信号传导机制去转换抑制和吸引的平衡，这就意味着我们既可以从细胞内也可以从细胞外做文章。我们认为对于发现治疗方法来说，更大的可能在于那些能够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的蛋白质或小分子。基于这种思想，在2000年，也就是两年前，我们几个人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一个生物技术公司。我要提醒大家的时，我今天所讲的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关键性的发明，都已申请了专利，而且我从最近的报纸上也了解到，你们国家也在修改有关生物技术方面专利的法律。这些发明在美国申请了专利，我们的
RENOVIS公司得到了使用这些专利的许可并开始进行其他技术的开发，组建这个公司不仅仅为了研究脊髓损伤，我们以及我们公司的投资者认为，最好是进行更广泛的技术开发，研究更多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在此我不准备详细介绍我们其他方面的工作，只简单提一提我们所涉及到的许多不同的技术，如转基因系统，各种单细胞基因组系统，各种功能基因组分析系统等等，由此去发现关键性的目标并寻找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关键性的治疗方法。正在组建的这个公司同时也在研究神经病理性疼痛，肥胖症，糖尿病，神经退行性变等，而且我们也开始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探索性研究。要做到这些，资金的来源就要变了，研究开始是由国家或私人基金提供资金，但对公司来说资金当然要来自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来自世界各地，这里我给出一个表，以使你们了解我们的生物技术公司是如何组建发展的
。从加利福尼亚开始，我们以大约60万美元起家，然后又筹集了1500万（美元），然后又自然而然地增加到3400万（美元），这些钱部分来自美国，部分来自亚洲，部分来自欧洲。
让我们再回到脊髓损伤，先来看这个表，它上面的信息比我说的要多，我对这个问题仅简单说几句，为何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需要这种合作。仅在美国一年就有至少一万个脊髓损伤的新病例，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三万五千例。发生脊髓损伤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大多比较年轻，因为脊髓损伤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意外事故，如车祸，摔伤或某些体育运动，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多地参加这类运动。这些脊髓受伤的病人，以及更多的各种大脑受伤的病人，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人的寿命一般都比较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以及医疗机构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大制药公司一般都不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主要是由于一个简单的现实原因，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脊髓损伤病人。对于大的制药公司来说，投入大量的资金去研究开发某种新药物，是为了将来会有每年五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对大制药公司而言，脊髓损伤问题所涉及的人数显然太少，不足以使它们赚到足够多的钱。但是对于小的生物技术公司来说，这却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下面将说到，除我们的公司以外，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公司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从发展前景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而且一旦解决，对于小公司来说就会有很好的回报。目前对于脊髓损伤还没有任何治疗方法，惟一能提供给病人的就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在美国每辆救护车上都备有类固醇激素，一旦发现大脑或脊髓受伤的病人，就给他们注射类固醇激素。使用类固醇激素是为了减轻神经受伤后出现的炎症反应，因为神经受伤后所继发的炎症反应会导致大量的神经细胞死亡和受损。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是多么需要更好的治疗方法，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类固醇激素的临床应用资料的话，就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治疗效果是多么小，但即使效果很小，美国的每辆救护车上仍然都配备这种药物，因为这是惟一能向脊髓损伤患者提供的治疗办法。在此我再用一点时间告诉大家,受伤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以及我们和世界各地的生物技术公司针对这个问题在做什么,首先,许多人的受伤是神经的不完全断裂,神经细胞不是完全被切断而是部分受损。受伤的结果是它们不能像正常时那样传导电冲动。脊髓受伤的人是神经部分被切断，许多这类病人会出现膀胱及大肠功能的减弱，因为神经细胞不是被完全切断而是部分受伤以至不能很好地进行传导。有一个叫Acorda的美国公司正在进行一项临床实验，下面我将告诉大家有关这个实验的一些情况，这个实验的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在座的听众和生理学家都会明白我所说的。由于似乎是神经细胞不再像正常时那样很好地传导电冲动，于是他们就给病人一种叫四氨基嘧啶的化合物以封闭细胞膜上的钾离子通道，从而提高细胞的兴奋性。但是如果钾离子通道封闭过多，细胞就会过于兴奋，从而使有些人出现癫痫发作，失眠，焦虑等问题，所以用量必须适当，而且这也只是对部分患者有效。这也表明目前的治疗方法是多么缺乏。现在这种治疗方法正处于第三期临床实验阶段，对某些脊髓损伤的病人来说效果还不错。但我认为最具突破性的进展还有待于有人能解决受伤神经细胞的再生问题。在此我想告诉大家一些有关受伤时发生的情况以及我们基于上述发现而做的尝试。受伤以后除了首先造成脊髓或大脑神经细胞损伤以外，同时也打开了血-脑屏障，使免疫物质冲进来，免疫物质进入神经系统后就会造成大量的继发性损伤，使原来的损伤明显加重。我认为有许多分子可以用来阻断炎症反应或阻断对神经细胞再生的排斥，这种排斥使神经细胞的生长不能越过某个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受伤的这个区域，它们不仅随着炎症反应而扩大，而且还会形成空洞和疤痕，分泌一些排斥性分子，阻碍神经细胞的生长。最后我想告诉大家基于今天我所讲的研究成果，我们正在尝试什么。显然我们首先要控制炎症反应,其次我们要阻断阻止神经细胞生长的排斥或抑制因子。据我所知，不同的公司，包括我们公司，对此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方法之一是基于在神经再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排斥物，Schwab发现了一种叫nogo（停止）的排斥物，他正与神经病学家Novartis合作，来研究阻断nogo的抗体。同时耶鲁大学的科学家Strittmatter发现了nogo的受体，受体也许更适合研究，他正与波士顿的一家叫Biogen的生物技术公司合作，以期发现对抗这种受体的药物。第二种方法，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说过，在神经细胞内部，Rac
族的GTP酶发出吸引信号，而Roh族的GTP酶发出排斥信号，蒙特利尔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小分子，可以阻断Roh，从而改变平衡，将排斥转化为吸引。几周前《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报道了在受伤部位分泌的另一种小分子，似乎对排斥过程很重要，我不知道目前哪个公司正在做这项工作，但我肯定不久就会有人来对抑制这种分子进行研究。我们是在我所说的那些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一方面我们发现有几个不同的Semaphorin家族的成员在受伤部位有高水平的表达，它们在正常情况下也存在于整个神经系统，但在受伤部位有更高的表达。我们致力于阻断受体部位的Semaohorin。另外，基于浦慕明教授及其同事的重要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受伤部位环核苷酸的含量将排斥转变为吸引。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加入环核苷酸，因为这样太缺乏针对性了，我们是通过确定关键的磷酸二脂酶，这种酶是分解环核苷酸的关键酶，找到神经系统内的这个关键酶，然后加入这种磷酸二脂酶的抑制剂。我们也采取了其他的方法，如用小分子来阻断排斥或将排斥转化为吸引。由于时间所限，在这里我只说说最后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一个大鼠的脊髓损伤，然后给它适量的神经细胞所产生的磷酸二脂酶的抑制剂，那么就提高了这些神经细胞内环核苷酸的水平，我们就可以发现通常在受伤部位停止生长的脊髓神经细胞又在空洞附近开始生长，并且在受伤部位不断延伸。虽然这只是初步的发现，但我们却深受鼓舞，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以及我们所做的其他尝试，我们第一次开始看到神经细胞的明显生长。
让我用一个问题来结束我的演讲，即我们如何才能在实际上解决神经再生的问题。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需要广泛的合作。让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对于像脊髓损伤这类问题，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临床前动物模型，再到临床实验的各个阶段，最后到医药产品，在各个时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不同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要使这项工作进入临床实验，学术研究，生物技术，政府和私人基金以及大制药公司都要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个从研究成果转化为医疗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合作，包括全世界各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全世界小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工作，当然，要想完成临床实验还必须要有政府和私人基金的支持以及大制药公司的资助。谢谢。
我来自北京大学，我想提一个问题，刚才你讲了你采用抑制剂来将排斥转为吸引以减少对神经细胞的损伤，但另一方面，抑制剂也可能对正常的神经细胞有害，因为它破坏了平衡，我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先让我复述一下你的问题以确定我理解得没错。我想你是问如果我们把排斥转化为吸引以使神经细胞生长到受伤部位，是不是也可能有不好的作用，即让本来就该被抑制的细胞受到吸引，从而也会对神经系统产生损害，是这样吗。这取决于抑制的是什么，作用多长时间以及所用物质的特异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思考，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许十年后会发现更好的方法。在今天我对大家说的这个实验中，我们用的是特异性的磷酸二脂酶抑制剂，然而这种磷酸二脂酶被许多神经元表达，所以可以使许多神经元中的环核苷酸升高，但是以我们所使用的浓度，可能唯一开始生长的神经元是那些受伤的神经细胞，我们没有发现整个神经系统内的无序的生长，我们并没有激发很多随机的生长，似乎只有那些受伤的细胞被刺激生长了。但是我认为你的观点也很有道理，以后还是要去发现更具有特异性的治疗物质，只对受伤的部位起作用。
我来自天津泰达生物技术公司，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在制药业中，从研究开始到最终的药物产品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很长时间，我的问题是，你的研究成果目前处于哪个阶段，也就是你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来通过一、二、三期的临床试验，离它还有多远。
我谈一下有关临床试验都需要做些什么，以便你能了解这个时间问题。一旦我们发现某种东西有治疗效果，或看起来对大鼠有很好的疗效，就可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来研究所有必要的毒理学方面的问题。在
你把它应用到人身上之前，大约需要有一年的临床前研究工作。至于临床研究所需要的年数，确实很难说，对我这个例子来说，我估计临床试验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对每个阶段都是这样，所以可能需要四年的时间。所以对于像治疗脊髓损伤之类的药物，从在大鼠、小鼠身上得到确切的疗效以后，到完全经过各阶段的临床试验，总共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
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刚才古曼教授的研究和产业化的经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在科学成果一直推到产业化的过程中，它受到多因素的影响，不一定成功，而需要的资金是越来越大，有很多教授面临这种情况，如果你的成果不能保证这个产品做成的话，要是吸引大量资金进来了，就有可能被说成骗子，我希望了解一下古曼教授本身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和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
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就应该转变一下对这类问题的思维方式。因为经验表明，可能四分之三的成果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再到临床的过程中失败了，你必须要预期有大约百分之七十五的失败率。当然你希望自己很聪明，你的研究成果在应用时是那四分之一的成功者，但你同时也需要有些东西去充当那四分之三失败的案例。社会必须要支持你干这样的事，如果社会因为你尝试某些失败率很高的事而批评你，那人类就不会有任何药物或治疗方法，我们也就不能鼓励基础科学家去把自己的发现推向应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向公司提供资金，鼓励它们去同时研究许多想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都预期到大多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你必须要去研究，尝试许多不同的方法，在每一种方法上都要有创造性，因为只要它们中的一种成功了，如果你所尝试的东西有任何一种成功了，最终得到了新的有治疗效果的产品，那我认为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前景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不同的公司，一个在以色列，一个在蒙特利尔，三个在美国，它们在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诸如脊髓损伤的问题，如果这些公司里的任何一个成功了，我们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就都胜利了，因为又有了一种新的对人类有益的治疗方法。
关于生活的对话 （张维迎、冯仑）.txt
2002年9月27日 关于生活的对话 （张维迎、冯仑）
主讲人简介张维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法学硕士，经济学学士。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历任讲师、副处长、副所长，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现兼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大学和北京经贸大学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中国企业家》杂志常务理事、海南省总商会常务理事等。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关于生活的对话幸福、健康、诚信是现代社会关注较多的热点话题，经济学家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会是怎样的呢？《百家讲坛》为您青睐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冯仑，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审视日常生活的这些热点词汇，为您带来一场《关于生活的对话》。
嘉宾首先从幸福的话题谈起。张教授认为幸福实际上就是人行为的感觉，你所期望的和你得到的东西相对比较匹配的话，那你会感到非常的幸福，如果你所的多的比你期望的少的多，你会感到非常地沮丧；冯仑先生则认为人之所以会有幸福，总的来说是一种欲望得到非常好的满足，不管这个欲望是什么状况，也许这个欲望在有些人看来，社会道德评价不好的欲望，但他这时候他满足，其实他也有幸福，就是说幸福并不是好人才有，其实任何人都有。
在谈到健康的话题时，冯先生则引用了一段自己亲身的经历阐述了人的生命的可贵；而张教授则重点阐述了营造健康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他看来良好的家庭、工作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诚信的讨论，则是两位经济学家专业范畴之内的讨论，成为本场论坛最精彩的亮点。两位专家分析了目前国内诚信状况，并为您分析了目前社会上信用状况不容乐观的根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解决这个情况。
节目结束前，专家从信用卡引出个人信用评估制度的建立将会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为您憧憬了信用评估制度建立的美好前景。
两位专家还就正确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提出自己的应对态度。
将您的视线锁定《关于生活的对话》，相信两位经济学家独特的视角，一定会使你收益匪浅。
关于艺术的对话 （刘心武、张颐武）.txt
2002年9月26日 关于艺术的对话 （刘心武、张颐武）
主讲人简介刘心武，当代作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
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评论家。
关于艺术的对话本期《百家讲坛》将为您请来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和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先生，为您展开一场《关于艺术的对话》。
对话首先从刘心武先生早期的著作《班主任》聊起。这部在当时轰动一时的小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刘先生自己的理解，这种轰动效应正是与当时时代特征的强烈反映。两位专家都认为，文学作品，乃至艺术作品都是反映了一种作品创作时期的时代特征，艺术作品成为创作者，甚至是读者社会情绪的传声筒。正是因为这样，才给了艺术作品以强烈的生命力，突显了作品的时代特征。
在谈到现在文学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的时候，两位专家都认为这是发展的必然所在，而且文学退入“应有的一个小角”，应该是一件好事，正是因为这样，才能真正说明时代的进步，说明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丰富。
两位专家认为接受美学渗透到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中，使艺术作品的完成变成了作者和欣赏者之间的事，一部好的艺术作品的完成是有创作者来创作，由受众提供反馈，做恰当的互动交流来共同完成的，甚至于受众也直接参与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艺术作品才真正具备了应有的魅力。
两位专家还就艺术作品中创作者情感宣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创作者情感的宣泄应该更含蓄，不能太满，应该留给受众丰富的思考和感受的空间。这是现代作品与传统艺术作品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区别。
最后，他们还就现代社会大众阅读兴趣减低的现象进行了探讨。
关于语言的对话 （刘宏、止庵）.txt
2002年9月24日 关于语言的对话 （刘宏、止庵）
主讲人简介刘宏，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止庵，作家，评论家，视野包括唐诗、欧洲绘画研究著史、论语、庄子、散文。著有《苦雨斋识小》、《樗下随笔》、《如面谈》、《如逝如歌》、《不守法的使者：现代绘画印象》等专著和文集。
关于语言的对话我们汉语的魅力自古即有，唐诗宋词更是具有形式上的美感，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作家止庵和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刘宏。两位学者通过讲解多首古诗词，把我们领进了古人用语言构筑起来的魅力空间。一首首唐诗，一篇篇宋词，讲述了一个个优美的故事。从李白的《静夜思》到李商隐的《嫦娥》，月亮成为人们寄托相思的载体，从王昌龄的《闺怨》到高适的《别董大》，忧伤和离别是古诗中永恒的话题。语言带给了人们幸福感、愉悦感、安全感，这就是内容的魅力，其实除此之外，语言还有形式方面的美感，比方说诗歌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凡是跟月亮有关的唐诗宋词，它好像都跟思念、特别惆怅、思念、分别那种感觉有关系。
唐诗宋词里的愁绪大部分都是跟分别、离别有关的，其实往往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联络，如果人一旦分开之后，这种分别对他们来说，尤其地愁苦，而且一走就是路途比较遥远，路上花时间比较多，所以一去肯定很长时间，所以那个时候的送别经常地入诗，而且他们大部分的痛苦，好多都是因为离别带来的。所以离别诗在那时形成了像田园诗一样的派别。
相思和愁绪形成了唐诗宋词选题的主旋律，寂寞和孤独也是诗词里离不了的情绪，缠绵悱恻的诗词被人们传唱了数百年，留下的韵味经久不衰。
关注老年人心智健康 （许贤豪）.txt
10月21日 关注老年人心智健康 （许贤豪）
主讲人介绍
许贤豪，卫生部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著名医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成果有：《重症肌无力泛化自身免疫的提出易疲劳严重程度判定及临床免疫诊断新方法创立》，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临床研究》，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叁等奖；《中枢神经系统内每24小时免疫球蛋白合成率及脑脊液特异性抗原/抗体测定方法学及临床意义》，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叁等奖……
内容介绍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显著，老年人问题成为大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老年痴呆症的频繁发生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和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那么老年痴呆症发病原因主要有哪些？国内老年痴呆症发病情况究竟如何？目前治疗情况又是怎样？本期《百家讲坛》为您请来卫生部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著名医学专家许贤豪教授，为您解开这些疑惑，邀请您一起来《关注老年人心智健康》。
许教授的讲座分为这么几个部分：1、老年痴呆在中国进展的情况；2、中国的老年痴呆一般研究情况；3、国际上对我们研究情况的看法；4、老年痴呆症的诊断、分类以及实验指标；5、有关老年痴呆症的治疗问题在许教授看来，老年痴呆症是个人的不幸，家庭的痛苦，社会的负担。虽然这样，我们每个人还是应该对这样的老人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不能嫌弃他们，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社会做出贡献，在他们年老不便的时候，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而且这也是对年轻人的鼓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以奋斗的动力。
老年痴呆症虽然现在还没有最好的根治办法，但是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问题终会被解决。
在讲座中，许教授还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为您阐述了老年痴呆症的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测方法以及治疗等方面的问题。
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您们好！
我是卫生部北京医院神经科和卫生部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的。我现在主要要讲的有下列几方面：第一个方面：讲讲老年痴呆在中国进展的情况。
第二方面：我们要讲讲中国的老年痴呆一般研究情况发展到怎么样？国际上对我们怎么看法？还有它的诊断以及分类？还有哪些室验室指标？
最后呢 我们讲一些有关治疗问题。。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老年痴呆的一些研究进展情况：这个上面就是有几条线。一个是1996年到2000年。那么我们国家呢，每五年有一个“五年计划”，这五年计划“包括工业、农业和其他医药卫生等等多方面，医药卫生自然也在其中。
“九五”这个期间我们国家相当重视老年痴呆，所以已经把这个老年痴呆列作我们重点的研究课题之一。所以“九五”里面就有老年痴呆的早期诊断以及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研究，这到2000年结束以后，2001年开始有一个“十五”的攻关的课题。
北京市，我们现在是负责北京市又一个“十五”攻关的题目，叫《老年痴呆的诊断量表规范化研究》。它在整个的老年人健康方面有一系列的指标。
我们在老年痴呆的诊断方面要拿出一个指标来适合我国具体情况，我们不能完全机械地把国外资料搬到中国来，这恐怕就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国外老年人不得不开车自己到超市去买食品，所以你问他开车的一些知识是最基本的知识；但是你到中国农村里去问一个老人，你问开车，车有几个档，车怎么开？等等，恐怕他就完全不懂。你难道说他就痴呆了吗？不行！所以，我们要适合中国国情的诊断指标。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十五”的头一年，到今年10月份结束。
到今年10月份时，我们要开一个亚太地区的国际会议。这个会上我们将把我们的诊断指标拿出来跟国际者来接轨、讨论、商量。作为国际共同公认的诊断指标。这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痴呆诊断指标应该跟国际上老年痴呆的诊断指标相接轨。那么我们诊断的老年性痴呆，他们也应该接受。所以，他们如果有一些药，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做药物观察。现在已经有一些药在我们这儿做过。原因之一是在中国做药物观察要比在国外观察费用上要低一些。
作为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好的养生之道，我们国内有自己的中草药，我们这些方面能够发展出来一个好的治疗老年痴呆的药。那么用我们那套系统跟国际接轨的系统，国际友人应该承认我们做出来有效的东西，而后可以到他们国家里去做验证。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目标。所以“九五”、“十五”我们正在做的这些都是临床方面的工作。
另有一个全国性基础研究方面的研究工作。“863”大家都很熟悉，现在应该说 “863”的有些成果正在陆续陆续结出丰硕的成果。“863”以后又有一个“973”。
“973”项目里基本上都是包括一些基础的内容。这些基础的内容里面也包括了与我们老年人问题有关的基础问题，即“衰老”。
现在人们所追求的健康养生不是说机械地追求成活的年头越来越长。我们简单地说，如果说你到50岁骨关节坏了，60岁胃肠坏了，70岁是肝脏坏了，80岁肾脏坏了，90岁心脏脑子坏了，100岁死掉。其实，后50年就是在痛苦中度过。那么，我们并不希望把这种痛苦的时期延长到100岁、200岁，那么无限制地延长下去。而是要求提高生活质量，那就是说，我们不希望：50岁坏一个，60岁坏一个，70岁坏一个；我们如果说还是活到100岁的话，我们希望在99岁的时候几个系统一下全坏，与世长辞，这就是我们所希望追求的。
在这个99年里有高质量的一个生活，而不是说我们希望把寿命延长，而始终是在跟疾病抗争、在挣扎，这么艰难地生活。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所以，既有临床研究，还有一些基础研究。
关于中国老年痴呆的发病率的问题。我们国内和国际上一些同道可能会有一些看法。
我们先说一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这个显示了：我国在国际上老龄化上居第一位。如果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就会占总人口的22％，也就是说整个人群里边每五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老年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的定义是60岁以上，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是65岁以上。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是60岁以上属老年。60岁以上的人到2050年我们将有22％。
这是中国整个逐年地老龄化的情况。从1953年开始 一直到2045年，老年人的比例是占得越来越多。由1953年的4.41％，到2045年就是20.43％。就是中国也不平衡。现在来说 在北京市、上海市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0％。按照WHO（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老年人占社会10％以上就算老龄社会。那么上海、北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我们拿个别区来说，据今年统计，北京市西城区老年人已经占到20％，就是说西城区已经领先占入老龄社会里的老龄社会了。
导致我国快速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我想大家也清楚：一个是由于我们各方面卫生条件的改善，期望寿命的延长；还有一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必须要采用晚婚节育的国策。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我们年轻人的比例在整个社会里降低，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么过去人们认为中国老年痴呆并不多，好像血管性痴呆比较多。认为中国老年性痴呆不如西方多的人们还找了很多理由来解释：说中国脑血管病比较多，中国北方的人吃盐比较多，东北人吃得比较咸，所以脑血管病比较多，脑血管病多，所以老年期血管性痴呆的发病率也就比较高。
实际上，经过我们“九五”的一些研究，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那末，过去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误的印象呢？我想可能有下列几个原因：我到日内瓦去讲课也都讲了，就是说：中国现在相对来说还是传统家庭（traditional family）多，也就是说祖宗几代都在一起住着的多；但是西方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比较多。也就是说子女一结婚以后就分出去，所以说两代人在一起比较多。所以，在西方，老人都是自己生活，老人已经背也驼了，腰也弯了，走路也困难了，但是他们还不得不自己驱车到超级市场（super market）去买东西买来了以后自己再回家放在冰箱里，自己做。您们是怎么发现他们患有老年性痴呆的呢？老年人开着车从超市买了东西回来以后，就在这个路的转盘里头转，老在那儿转，警察看这个车怎么老在那儿转呢？于是就下去问问他：老先生、老太太，你怎么老在那儿转呢。他说：这么多出口，到底哪个出口是回家的。于是警察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医院里一检查，发现有老年痴呆了。我说这种事情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有祖孙几代住在一起，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出去了。要说中国更容易丢失，迷路。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房子是一栋一栋的，各式各样的。而中国是一个时期建造的楼房几乎差不多，就是一个时期一个样。一个时期一个样的单元房，你跑到单元房前，一栋一栋楼看起来相反，你跑到里头以后一个门、一个门也都是差不多，更容易丢。可是我们没有丢。
为什么呢？我说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出去，结果出去溜达一圈又回来了，你不管说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回来也好，还是孙子孙女带着爷爷奶奶回来也好。不管怎么样，回来了，警察没有发现他，也没有被送到医院里去，也没有被检查出老年痴呆来。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因素之一。
第二，按我们传统，按习惯来说，年纪大了，头发白了；年纪大了，腰酸腿疼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认为现在老了，忘记一些事情正常的，所以不认为是一种病。所以有的时候，年纪大了有一些认知方面的障碍，觉得不是病，是老年的关系，所以也不去看病去。还有呢，某些医生和亲属也不觉得这是病，所以很少代他们去看病。
当然最后一个原因，可能经济也有一些原因等等。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的知晓率（awareness）低，而并不是发病率低。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是用流行病调查方法，用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检查方法，结果发现：现在在60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中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大概是5％- 7％。这是跟国际上差不多的，过去认为老年期痴呆中，血管性痴呆比较多；现在发现老年性痴呆、血管性痴呆和其他痴呆的百分比分别占60％、30％和10％。还是以老年痴呆为主，所以这么说我们的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以及老年痴呆整个的构成结构跟国际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差不多的。
后面我们讲讲它的诊断的问题，诊断的分类。
诊断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提出诊断标准，那就是说：希望诊断的人群要尽量均一，这样有利于我们流行病学的调查，有利于病因的调查，有利于发病机制的了解，也有利于我们今后治疗。若你把大杂烩都倒到了一块，那末其病因、发病机制、药物治疗都将很困难。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血管性痴呆。由于脑子的血管病所引起的痴呆，我们就叫血管性痴呆不是说有血管机制的痴呆都叫血管性痴呆。那么血管病年纪大了，多少都有一点血管病，同时又有痴呆，把这说成血管性痴呆恐怕这不合适的。那就是说：由于脑子的血管病所引起的痴呆才叫真正的血管性痴呆。
还有一种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痴呆是由于脑子里的（细胞老化）了脑细胞退行性的改变，逐渐逐渐衰老了。这样引起的痴呆我们就叫老年性痴呆，也叫Alzheimer 's痴呆。
那么这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老化的过程，一种是脑子血管病的关系。所以脑子血管病从临床上来说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这就是一个所谓阶梯式的，那么就是说，你脑子这一次是病了，病情比较重；过一段时间病又好一点，平稳了；再过一段时间，又犯一次，病情又加重一次。所以，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也就是阶梯（stepwise）式的。这种就是血管性痴呆。
老年性痴呆呢？是连续的，一直慢慢、慢慢越来越进展、加重，这种是老年性痴呆，所以临床上，这与血管性痴呆是不完全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痴呆。这有几种概念：一种就是很多原因所混合引起的痴呆叫混合性痴呆。我们一般不主张用这种名词，你比如说：曾经有过一氧化碳中毒，又有过什么血管病，又有其他的铅中毒、铝中毒等。那么结果引起的有些都叫混合性痴呆。所以好多临床大夫愿意用混合性痴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大夫认为这样诊断不容易出错，保证他诊断是对的，不管什么就是混合了，尽管原因不太清楚，多种原因混合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这是不利于我们的研究、也不利于我们的治疗。混合性的怎么治呢？针对血管病我们有针对血管病的治疗，针对痴呆的治疗，对老年性痴呆我们有针对衰老的治疗。
我们可用针对痴呆的治疗，但混合性，你把什么度混在一块儿，你怎么下药呢？我们祖先一直在说要对症下药你症都对不上，下什么药呢？肯定就是不行的。所以说研究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鉴别诊断要想到哪些东西？
有种叫Lewy体痴呆，那就是说脑子里有Lewy小体。1978年第一次报道的就是说一组老年人里头或者早老的一些人里头有痴呆，同时脑子里发现有Lewy小体。病理解剖上的一种东西叫Lewy体痴呆。
还有一种叫额颞性痴呆，额颞性痴呆就是病变在额颞部，我们大家知道，额部，颞部是太阳穴。额部、颞部这两个部位病变以后所引起的一种痴呆，记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叫额颞性痴呆。临床表现上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呢是一种进行性的淡漠，有视空性的障碍，有音乐感的缺失，韵律感的缺失，以及失用。拿了东西都不知道怎么用，过去会唱的歌变得不会唱了，音乐有一种韵律，节律，这种感觉就消失了。那么这些都属于额颞性痴呆的一种表现。
所以各种各样的痴呆有各种各样临床表现。今天我想给一个印象就行。
有各种各样临床表现，就可能有不同痴呆的诊断。
脑子里不同部位的病变，正像我们发电厂里面，管某一线路的电线发电的部分出了问题，那么那一路出现表现；另一路发现问题了，另一路出了问题了，那我们把人简单化地说：跟视觉有关系的线路上有问题了，那么我们眼睛视力有问题；听的线路有问题，那听力方面就出问题；我们管胳膊、腿运动方面线路有问题了，我们就会发生偏瘫、截瘫；如果感觉方面有问题，我们出现麻木不仁；跟我们记忆认知有关系的部分出了问题，我们就发生记忆、认知障碍，就会发生痴呆。
那么这个管记忆、认知的部位主要在哪里？是在颞叶的海马的CA1区。大家不用记住，你们都知道我们商业区过去很重要的是在北京地区的王府井。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是一个商业中心。如果，我们把这个商业中心比喻成我们脑子里颞叶、海马的CA1区，要是这个部位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商业”－记忆、认知就会发生问题。那末，我们就会发生老年痴呆，而别的可以都好：胳膊腿活动好。有些人会问：他的了脑血管病、偏瘫了，有痴呆，我没有瘫痪，怎么也得痴呆呢？
这并不奇怪，你别的地方都好，什么感觉都好，但就是颞叶海马有问题了，也可出现痴呆。所以总而言之 大家记住，脑子不同的部位管不同的功能，某一个跟我们记忆、认知功能有关系的部位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出现痴呆。
它的原因可以多种多样。可以病毒的、可以细菌的、可以退行性变的。我们今天讨论主要是退行性变，也就是老化、衰老可能有用一些实验室方法是可能有用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实验室方法可以拿出来凭这个就可以诊断、确定诊断他是老年痴呆。不行，除非你作尸体解剖。但是根据尸体解剖，我们能看得到脑子里有什么改变：神经原丧失、即神经细胞丢失了，有老年斑、神经纤维缠结、还有β-amyloid的沉积。这些是老年痴呆的病理诊断标准。过去认为只要于老年人脑内看到这些东西就可以确诊为老年性痴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