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
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陷入政治危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
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吞并“二兵团”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
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
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
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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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
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
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
‘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
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
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
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
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
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
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
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
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