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机要秘书回忆录：革命逸史>
《革命逸史》序言 作者简介
冯自由，原名懋隆，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81年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冯自由随其父冯镜如一同入会，时年十四岁，自称“马前一小童”，后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三*义”简称亦是冯自由首创。1949年去台湾后，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58年病逝。
冯自由早年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等学说，深得中山先生赏识。同盟会成立之前，冯自由以其家为革命党联络地，居功甚伟。1907年后，先后指挥或参与了潮州、惠州、钦州、广西、云南、广州等多次革命起义活动。1912年1月1日，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1924年，公然反对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被开除党籍。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离北京。冯自由作为国民党右派，亦不被南京政府重用。此后，“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写洋洋百万言的《*开国前革命史》。1936年，日寇压境，辛亥同人殒没无几，国人对辛亥革命时有“数典忘祖，喜谤前辈”之事，冯自由有感于此，开始编写《革命逸史》。
冯自由根据《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史料撰写此书，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两书可互相补充、印证参考。《革命逸史》历时十余年，1948年全部完成。
《革命逸史》序言 内容简介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如秋瑾1904年10月，曾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她加入同盟会也是冯介绍的。冯担任过15个月的临时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以一个失意的革命*发愤著书，研究革命史，正本清源，他的历史著作是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的，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革命逸史》自序中指出清代有革命党始于兴中会，这以前如白莲教、天地会、洪秀全等，“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与近代民权主义无关，最多只能说它是私人的或狭义的革命党。兴中会率先举起民族民权主义的旗帜，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新鲜的。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冯自由始终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在研究历史时没有派系的狭隘性，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而且蕴涵着他对*、自由、平等始终不渝的追求。他著史首先起源于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痛心，同时也是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希望引用的人一定要分别注明出处，由此也可见他治史的严谨。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着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革命逸史》序言 孙科序
吾党之有革命机构组织，肇端于檀香山之兴中会，弹指星霜，已易五十寒暑，在过去悠久期间，义愤所激，精诚所贯，冒锋镝，掷头颅，以与异族政府及官僚军阀相击搏，壮志毅力，炳如日星，在在皆为可歌可泣之事实。开国以还，坊间革命史籍，出版虽如雨后春笋，不下百数十种，然求其确征无讹者，则百不得一二焉，寻因探绪，则以史实浩繁，整理不易，老成凋谢，追述维艰，于是好事者或摭拾无稽谰言，或无从辨别史料之真伪，或随所好恶铺张压抑，或将己名付入藉此邀功，有一于此，则是非颠倒，黑白难分，寖假史迹淹灭，习非成是，遂使开国至今三十余年，汗牛充栋之书，几成为饾饤獭祭之本，言念及此，感慨系之。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见亲闻，参与其事。其于南方及国外之党务报务与军事活动，躬为主持者，历有年所。民国成立，出长稽勋局，旁求博采，访查考订，于海内外同志效忠*之勋劳事绩，更深明晰。囊年以所搜集数十年资料与访问耆旧所得，证之本身之见闻经历，著成《*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各二集，均属吾党珍贵史料，取材精审，考证确切，依历史之演变，辨性质之异同，发潜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暗，或显或晦，经其笔述，莫不趣味盎然，历历如绘，感人至深。出版以来，不胫而走，一版再版，风行遐迩。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瘅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加强国人对本党之认识，了然民国缔造之艰辛，阅历之险阻，确立共同之信念，而振发其爱国保种之心志，奠定民族复兴之始基，则其直接间接贡献于*者，诚不浅矣。谨书数言，以为之序。
*三十三年六月下浣孙科序于陪都
《革命逸史》序言 出版说明
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82年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冯自由随其父冯镜如一同入会，时年十四岁，自称“马前一小童”，后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一生追随中山先生，“三*义”简称亦是冯自由首创。1949年去台湾后，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58年病逝。
冯自由早年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等学说，深得中山先生赏识。同盟会成立之前，冯自由以其家为革命党联络地，居功甚伟。1907年后，先后指挥或参与了潮州、惠州、钦州、广西、云南、广州等多次革命起义活动。1912年1月1日，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1924年，公然反对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被开除党籍。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离北京。冯自由作为国民党右派，亦不被南京政府重用。此后，“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写洋洋百万言的《*开国前革命史》。1936年，日寇压境，辛亥同人殒没无几，国人对辛亥革命时有“数典忘祖，喜谤前辈”之事，冯自由有感于此，开始编写《革命逸史》。
冯自由根据《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史料撰写此书，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两书可互相补充、印证参考。《革命逸史》历时十余年，1948年全部完成。
全书共六集，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前五集，第六集付型后未印。1981年，中华书局删除他人撰写的序言和题词后，将六集全部出齐，仅供“内部发行”。本次我社对照民国版、台湾版及中华书局版三种版本，拾遗补缺，校勘差误，将原书每两集合为一卷，分为上、中、下三卷重新出版，以飨关注民国史之读者。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本书大意
一、本书系将《逸经文史》半月刊三十六期内所载拙著《革命逸史》汇集而成。除前刊七则仍依照《逸经》第一期原本不失真外。其余概根据事实、时期、人物三者。分别先后。重行编排。
一、本书可与*十七年出版之拙著《*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二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载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个人传记及轶事。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二书体例可谓纯然不同。
一、《*开国前革命史》下编编辑略已就绪。各地人士敦促出版之函牍，高逾盈尺。著者以环境及时势关系。未能早付剞劂。良用歉然。今特从下编内抽出可以发表之事实。先在《革命逸史》次第披露。以供快睹。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惟挂一漏万。仍恐不免。海内外诸老友如能列举所知。匡其不逮。至所欢迎。
一、本书仅为《革命逸史》第一辑。尚不及著者身历及见闻种种事实十之一二。此后仍当陆续纪述。汇编付梓。以补正史所不及。
一、本书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以民国至今尚缺乏清季革命时代的正史之公布。故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弁言
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
今古兴亡多少恨，狂歌当哭万千声。
民国肇建，迄今已二十有五载，查考昔年参与革命事业之关系人物，属于乙未兴中会时代之志士，固已零落殆尽。即乙巳以至辛亥前之同盟会员，生存者亦复寥寥可数。余前著《*开国前革命史》，迭出上中二编，已将清季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事实逐一纪述。自谓比之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翔实。然是书专重史料，而于个人言行事迹及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兹复列举余四十年来所记忆之旧闻轶事，或庄或谐，笔之于书，题曰“革命逸史”，用供正史稗史之助。昔唐室宫女闲谈开元天宝遗事，时人播为诗歌，方今寇患甚于安、史，将材谁是李、郭？作者不敏，亦自等于白头宫女云尔。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冯自由识于申江之不自由斋。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自序（1）
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一七九六）鄂、皖、豫、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燕、鲁、晋、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年（一八五○）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然其宗旨止限于反清复明之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于近代进化之民权主义无与焉。是只可谓之狭义的及私人的革命党而已。若夫揭橥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开吾国历史之先河者，厥惟兴中会。
兴中会之发起，在于甲午（一*四）秋冬间，及乙未（一*五）九月重阳广东之失败。发起人孙中山先生偕陈少白、郑士良二君于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访余父镜如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商榷组织兴中分会事宜，时中山先生固与余父尚无一面之识也。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交结“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瘐死南海县狱。余父以是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时旅日华侨无去辫易服者，有之独余父一人耳，故同国人咸称余父为“无辫仔”焉。是岁冬，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归国，舟过横滨，尝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中有贩卖杂货商陈清者，听演说后异常惊奇，亟趋告余父。余父大为倾倒，立使陈清邀请中山先生登陆，共商国是。中山先生答谓该轮启碇在即，未便登陆，嘱陈清携兴中会章程及讨虏檄文一大束，交余父代为派送，借广宣传。且谓广东不日可以大举，约陈清回粤相助。是即余父与中山先生互订神交之经过。厥后陈清卒回粤参加乙未九月广州之役，其旅费即由余父所赠予者也。余父既接见中山先生，对于组织兴中分会事，极表同情。即召集余叔紫珊及有志侨商谭发、黎炳垣、温遇贵、陈才、黎简卿、赵明乐、赵峄琴、温炳臣等十余人，在文经商店二楼讨论立会事。旋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众举余父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力辞，乃改推余叔紫珊。分会成立后一月，中山先生向各会员筹措赴檀香山旅费，各会员多以无力对，余父兄弟二人乃合筹五百元应之。中山先生得资，即与陈少白同时剪发易服，以百元赠郑士良，使回香港预备再举。另以百元给陈少白充用度。少白于中山先生离日后，即从余父言移居文经商店，其下榻之室，即余幼时所居者也。
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是岁夏余以母疾自粤莅日，余父命余夜习英文，日中无事惟读小说消遣，于国事实毫无所知。一日，有久未剃头发长逾寸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余父引之至楼上客室，密谈多时乃去。余后始知来客姓名为孙逸仙、陈少白。嗣兴中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篇末附以清摄政王多尔衮及明阁部史可法来复二书；二为黄梨州《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为印刷。余初读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扬州十日记》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此外足以增余知识之报章，仅有上海《时务报》及澳门《知新报》两种，然亦止倡导维新变法之论，于革命保种之真谛，固无关系。至己亥（一*九年）秋，余始游学东京，渐博览《东华录》、《明季稗史》、《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诸书。遂于平等自由天赋*之学说及世界革命民族自决之源流，豁然贯通。更印证以兴中会宣誓之宗旨，若合符节，益觉实行本会宗旨之职责为刻不容缓矣。自庚子至壬寅（一九○○至一九○二）之三年间，余在日尝发起四事：一为与郑贯公等创刊之《开智录》，二为与李自重、王宠惠等组织之广东独立协会，三为与沈云翔、戢元丞、秦力山等合办之《国民报》，四为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之*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此四事，均得中山先生为赞成人。于海内外之宣传，收效至巨。及壬寅以后，陈少白更聘余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①记者，美洲致公堂机关之《大同日报》，亦以该报驻东通讯员见委，此外东京之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之《檀山新报》，新加坡之中和堂与《图南日报》，概由余传递消息，联络党谊。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余之横滨寓所，不啻为革命党各方交通线之枢纽焉。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自序（2）
乙巳（一九○五）七月，中山先生联合全国革命党各派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余亦第一日发起人之一，吾国革命党之采取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党纲者自兹始。然此三大主义之名称，仅初见于中山先生手撰是岁十月二十一日出版之东京《民报》发刊词，而同盟会誓约所明白规定者，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而已。是岁八月初十日，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名义首派余归国设立分会于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并专任《中国日报》记者。丙午（一九○六）《中国报》改组，余任社长，自是南方各省之党务军务多由余主持之。就中直接指挥者，有丁未（一九○七）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刘思复在广州谋炸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运械之役；间接参与者，有丁未七月钦州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戊申（一九○八）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庚戌（一九一○）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之役。当庚戌正月新军一役失败之后，余旋赴北美加拿大，任温高华埠《大汉日报》总撰述，并向旅加侨胞筹措军费，作辛亥三月广州革命军之供应。迨黄花岗一役既败，余复役于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募集资金，为辛亥大革命各省起义之需。武昌举兵后二月，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三团体公推余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并代携筹饷局两年内发行之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缴呈报销。及归抵上海时，适在中山先生莅国之前数日。尝偕南洋革命党总代表吴世荣结伴赴宁，拟列席各省代表之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嗣以该会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之条文，仅能厕身旁听席而已。至民元正月一日遂随中山先生莅宁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盛典，旋委任府中机要。迄统一政府成立而止。此余民元以前历年奔走革命经过之大略也。
民元五月，余以孙前大总统及黄前陆军总长克强之推荐，受任为临时稽勋局局长。在职十五月，至民二七月下旬为袁世凯逮捕系狱而止。此十五月间，经本局及各省分局之剀切调查，对于海内外革命党人之大小事迹，搜罗征集，极为详尽。不幸中途为亡清帝制余孽所破坏，未克贯撤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至为憾事！及民十七，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余乃致书行政院长谭延闿，谓查民元稽勋局档案尚由国务院分别保存，请其于派员接收旧政府卷宗时，一并妥为收管。后得谭院长复函，称已派秘书杨熙绩将此项档案移送南京行政院保管等语。民二十六冬，首都沦陷敌手，此项关于开国勋劳之重要文书，能否事前妥送安全区域，无从知之；万一亦随政府机关而付一炬，则真国家莫大之损失矣。
民十七春间，余以民国肇造既历十七星霜，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亡。乃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笔之于书，凡一百万言，题曰《*开国前革命史》。以余在开国前十七年间之经历而言，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翔实。此书上篇刊于民十七年十一月，中篇刊于民十九年十一月。下篇虽已脱稿多年，以时势及环境关系，至今未能付梓，良用歉然。然今日距此书上篇之出版又十年矣，环顾国内出版之开国记载，仍复浅陋不详，而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余有鉴夫此，因续有《革命逸史》之作。
史有正史逸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如汉代刘向之《烈士传》，皂甫谧之《高士传》，伶玄之《飞燕外传》，刘歆之《西京杂记》，晋代斐启之《斐子语林》，唐代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录》，刘之《隋唐嘉话》，某氏之《大唐传载》，桃源居士之《唐代丛书》，郑处诲之《明皇杂录》，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柳宗元之《龙城录》，李德裕之《次柳氏旧闻》，李浚之《摭异记》，宋代王君玉之《国老谈苑》，徐度之《御扫篇》，徐铉之《五代新说》，叶绍翁之《四朝闻见录》，欧阳修之《归田录》，道山先生之《道山清话》，某氏之《宣和遗事》，元代某氏之《三朝野史》，刘祁之《归潜志》，明代文秉之《烈皇小识》，徐昌国之《剪胜野闻》，陈继儒之《太平清话》，彭大翼之《山堂肆考》，余澹心之《板桥杂记》，清代某氏之《明季稗史》，王秀楚之《扬州十日记》，吕留良之《惟止录》，王士祯之《池北偶谈》，礼亲王昭梿之《啸亭杂记》，宋荦之《筠廊偶笔》，薛福成之《庸庵笔记》，王韬之《洪杨纪事》，某氏之《清秘史》诸作，皆此类也。余前撰《*开国前革命史》，初拟毛举开国前十七年间所身历目睹革命党人可歌可泣之大小事迹，不拘庄谐雅俗，一律公诸于众，期使后学青年探本求源有所取法。顾以格于史律，有愿未偿，今兹《革命逸史》之作，即采古今笔记丛谈之微意，而补前著所未及者也。海内外诸同盟，咸有阐幽显微光先裕后之责，倘能抽取往日见闻，匡其不逮，余百拜谢之。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冯自由于香江之大风社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革命”二字之由来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孙陈剪辫易服
余父镜如少经商日本横滨，营出版业，有商店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曰文经活版所。甲午之战，旅日华侨多避难返国，及马关和议既成，侨商渐次东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长香港，遂剪辫易服，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旅日侨商之解除辫发者，实以余父为嚆矢。乙未余随父居横滨，时年十四。一日，见有久未剃头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谓有密事相谈，良久始出。后乃知来客为孙总理、陈少白。盖余父素以任侠好义闻于时，总理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复由陈谭介绍来见余父。不数日，总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辫发，衣服由谭发代制，与总理同行之郑弼臣，则因被派回国办事，暂未易服。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亡命客之日本姓名
最初留日之*亡命客，多用日本姓名，以避日人歧视。陈少白留日较久，初取名服部次郎，丁酉（清光绪二十三年）孙总理自欧洲至日，亦取名中山樵，后数年复增称高野长雄。盖日本维新志士中有医士号高野长英者。总理以中山二字多为世人所知，故易新名以便秘密通信。高野之名称是由日友平山周代拟者云。甲辰以前通函署名多用中山，甲辰以后则改用高野。同时梁启超亦称吉田晋，盖慕日本汉学名士吉田松阴之为人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横滨兴中会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会员二十余人，众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峄琴为书记，冯紫珊为干事，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俱为会员。成立未久，总理提议向各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明乐、峄琴为出口商永乐和号东主，资产颇富，与总理有同属耶稣教徒之谊。及闻总理提议筹款，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其余各会员多一筹莫展，遂由镜如、紫珊分任此数。总理乃以一百元给少白，一百元给郑弼臣，余充渡美川资。总理抵檀未久，即以五百元汇还冯氏昆仲，旅日侨商咸称总理言而有信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陈少白之辞章
陈白字葵石，又号少白，粤之新会人。丰姿俊美，才思敏捷，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有*才子之号，惟度量褊狭，出语尖刻，人多惮之。与尤列（号少纨）性情不合，每相见即舌战不休，然辄为少纨所胜。兴中会初期缺少文士，文告多出少白手笔，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与之同学，曾相拜盟为兄弟，故通信皆以吾弟称之。总理对同志中如此称呼者，少白一人而已。据少白所谈，在乙未前读书时期，一日自香港赴广州，同舟有鼻悬眼镜而蓄须之长衫客，自称李杜复生，谓当向客前题诗献技，一显身手。于是蹀躞众中，哦声不绝。旋得句云：萍水相逢未有期。良久不能赓续，众敦促之，则作色谓诗以思虑久而愈工，非不通文墨者所能置喙。少白至是不能复忍，乃起言曰，先生佳句久不赓续，容小弟代为续貂可乎？于是吟曰：怜渠颠戆学吟诗。指其须曰：胡须八字成官样，复指其长衣曰：三尺咁长光棍皮。（广州土语之咁即这样之义，又粤人恒嘲长衣为光棍皮。）长衫客羞愧无地，连声小子荒唐不已。举座为之大笑。少白才思于此可见一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杨衢云事略
兴中会最初发起人为孙总理，人皆知之，而其第一任会长则为杨衢云。杨名飞鸿，原名合吉，字肇春，又号衢云，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乡人。少在香港国家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断右手中三指，乃改习英文。毕业后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旋充招商局总书记，及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初与谢缵泰等创设辅仁文社于香港，以开通民智为务。乙未春孙总理自檀岛返，衢云与之志同道合，遂加入兴中会，设总机关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时为乙未正月二十七日。未几孙杨共商起义进行工作，总理任广州军事运动，衢云则驻香港，任募集死士及筹划饷糈。是年秋事机渐成熟，众议选举会长为建国时合众政府大总统之预备，衢云素有大志，坚欲得总统，谢缵泰等复拥戴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谦退，衢云由是当选。及重阳发难之役既败，衢云乃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以南非尊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二处为成绩最优。丙申（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闻总理从欧洲至日本，乃东归访之。总理自乙未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及闻衢云抵横滨，乃约至山下町修竹寄庐相见。是处为同志温炳臣、梁麒生等所设之俱乐部，总理少白常假之作会客所。时总理对杨责难备至，衢云俯首无辞，遂相好如初。自是衢云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湘人毕永年与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辜天祐诸人有联合全国各秘密会党，奉总理为首领之议。衢云于是辞退兴中会会长职，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同举总理为总会长。及己亥岁杪，总理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衢云亦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庚子八月，惠州革命军起义于三洲田，连战俱捷，清吏震恐，南海县裴景福乃派属员植槐轩偕旧日党人陈廷威到港谒衢云，提出和议三事：一、招降党人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五千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衢云以为有机可乘，乃以函电报告总理，谓此乃吾党莫大良机。如接纳清吏所求，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等语。时总理驻台湾，复电拒绝此议。无何革命军败退，将领多匿居香港，清吏乃集矢于衢云，侦知衢云设帐于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乃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暗买凶徒陈林刺杀之于教授室。先是粤督德寿尝出示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同志多劝衢云出洋暂避，衢云慨然曰：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吾宁授徒以养妻子，不忍虚糜公款，俾立一好模范为同人先云云。卒罹于难。诸同志葬其遗体于香港公共坟场第六千三百四十八号，遗一子二女。总理在横滨闻之，异常哀恸，乃于十二月初七日召集同志开会追悼于永乐楼，并募集捐款千余元，以恤其遗族。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黄咏商略历
兴中会会员黄咏商，粤之香山人，世居澳门。父名胜，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与大律师何启有戚谊。兴中会成立，总理以何为香港法律界前辈，关于法律外交事件多就商之。何介绍咏商于总理，咏商由是入党，大得众信任。咏商好读易，研究湛深，尝言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顺天应人，此正其时云。兴中会机关部命名“乾亨”，即咏商所定，盖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也。广州重阳之役，咏商鬻其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得资八千元，及败挫，诸领袖多亡命海外，咏商独匿居澳门，未几以病去世。其子庆修，少经商南洋，民国后任商办广东银行暹罗分行经理，从未干谒当道，盖无人知其为建国勋旧之后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孙总理行医广告
孙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毕业后，初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问世，以外科解剖术蜚声于时。曾在镜湖医院剖一砂淋，大如鸡卵，权之重一两七钱有奇，时人诧为罕见。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受葡医所排，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房于广州冼基。以存心济世，赠药施医，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乃添聘尹文楷助理诊务。由是交游日广，药房资本渐挪作别用，次年复以入不敷出，迫而收束。从此奔走上海、天津、檀香山各地，更无暇涉及医业矣。兹附录距今四十四年前癸巳十二月广州《中西日报》所载鸣谢广告及行医广告二则于次。
其一
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
武泌谨启
其二
春盎仙城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月之初十日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矩，一律如前。每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十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此布。
冼基东西药局谨启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
四大寇者，革命时代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之绰号也。杨为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性不羁，喜谐谑，与总理结识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赋街曰杨耀记，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总理至港，恒下榻其间。尤列，字少纨，顺德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当总理习医于广州博济医院时，有尤裕堂者，早年在博济医院毕业，悬壶于顺德乡间，偶因事偕其族人尤少纨至博济访旧，道经十三行，见有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弼臣、邓景晖等，因购荔枝事与水果店有所争执，裕堂遂向前劝解，相偕回博济叙谈，并介绍少纨与总理及弼臣相识，是为孙、尤二人纳交之始。陈少白原名夔石，后改名白，字少白，粤之新会人，广州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开创时为第一期学生。其父子桥之友区凤墀以其少负奇气，乃介绍之至香港雅丽士医学校访总理，少白从之。晤总理后，一见如故，总理劝其改入医校，以便晨夕切磋，少白于是迁港，同学二载，以天性不近辍学，在此期内，少纨亦在港任华民政务司署书记。故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乙未（一*五年）九月广州失败之后，总理奔走海外，力谋举兵，百折不磨。少白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宣扬革命，不遗余力。少纨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且发刊《图南报》，开南洋革命报纸之先河。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见。民十，总理修治广州观音山文澜阁，特招少白、少纨、鹤龄三人居之，盖不忘兴中会前四大寇之旧谊云。壬辰（一*二年）十月十五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一照。关号景良，与总理同学医校，后总理一年毕业，至今尚在香港行医，即站立四人背后者是也。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孙总理之医术
孙总理在香港肄业之医学校，乃香港议政局员何启律师为纪念其英籍亡妻雅丽士所设。总理在校五年，各科考试，均满百分之数，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边臣于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给发。既毕业，遂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济世，诊治贫困，概不取值，人咸德之。当地有镜湖医院为华人公立，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总理屡请其兼用西医西学，以济中医所不及，并愿充当义务，不受薪金，该医院竟破例从之。由是中外人士多就总理诊治，莫不著手成春，称为国手。对于解剖术，尤为精妙。其师简地利恒到澳门助其工作，辄为赞叹不置。次年，中西药局迁于广州，总理遂借医术以纳交于官绅之门，为革命之运动。清吏以其名高学博，无疑之者。及乙未事泄，亡命海外，从此专心国事，不复从事悬壶生活，然有时偶为亲友治病，有发必中。据其母舅杨文炳所谈，癸卯（一九○三年）总理由日至夏威夷岛，旧日亲友，每有疾病，辄就之求诊，强而后可，惟一药便瘳，众咸惊为神奇。故其太夫人杨氏尝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其兄德彰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云云。闻者咸奉为至言，戊申（一九○八年）居新加坡时，中兴报记者□□□眷恋粤妓金屏，偶患口疾，总理一观其容颜，便知其所染何病，即为诊治开方，一星期而愈。总理毕生平时不服补药，余居东时偶见其服次亚磷，谓凡患神经衰弱者及多用脑者最宜服之，且劝余试服。余时适患脑疾，服之一年，竟获奇效。余当日尝叩之曰，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若干年而后可。总理答曰，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革命初期之宣传品
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同时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戊戌前有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戊戌后，有横滨《清议报》、《新民丛报》、神户《亚东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檀香山《新中国报》、旧金山《文兴报》、纽约《维新报》、澳洲《东华新报》等等。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因是素恃为兴中会地盘之横滨、檀香山二处，竟为保皇党所夺。己亥秋总理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是年十二月出版，是为革命报纸之滥觞。然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兴中会之讨满檄文
乙未兴中会曾预印讨满檄文及英文对外宣言，准备于发难时颁布中外。檄文由朱淇起草，对外宣言则由何启及英人邓勤(ChesneyDuncan)黎德(Thomas)等任之。此项印刷品，于此役事泄时，已为党人毁弃无余。檄文底稿藏于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之石壁内，后竟失之。尚有党人名册及他种文告，储双门底圣教书楼后之福音堂，亦为耶稣教徒左斗山等投诸井中。朱淇字孙，粤之南海人，长于文学，故总理以草檄事属之。朱之兄瓞生向任西关清平局书记，知乃弟名列党籍，虑覆其家，乃使其所属勇目向粤吏告密，期将功赎罪，是为此役事泄原因之一。事后党人咸集矢于朱，指为变节卖友。独区凤墀力代申辩，谓于失败之日，曾与朱父子同舟赴香港避难，足证其冤云。朱后于光宣间，至青岛创办《胶州报》，党人避难青岛者，多倚为东道主。辛亥复移至北京，改名《北京日报》，因持论不务新颖，殆无人知其为革命先觉也。邓勤时任香港《士蔑英文报》记者，黎德则任《德臣英文报》记者，当日两报均抨击满清政府，不遗余力，兴中会于外交事件颇得其助。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区凤墀事略
孙总理之汉文教师区凤墀，为广州有名之基督教宣教师，总理在檀香山基督教学校毕业后，返香港乃拜区为师，发奋学习国文。当其在港教会受洗礼时，名籍下尚署孙日新，盖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其后区为之改号逸仙，而逸仙之名逐渐轰传于世界。区长于文学，尝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汉文教授数年，归国后寄寓广州河南瑞华坊其婿尹文楷家。总理时亦同居，所创农学会宣言即出区手笔，大意以改良农业、挽救中国贫弱为旨，载诸甲午（一*四年）广州《中西日报》。乙未（一*五年）重阳失败之次日，区亦避居香港，旋充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华文总书记。己亥（一*九年）陈少白在香港发刊《中国日报》，颇得其助。其婿尹文楷初与总理同操医业于广州冼基东西药局，后因党祸牵涉，乃迁寓香港。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圣教书楼
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其司事曰王质甫。总理初在广州业医，以同教之关系，假该楼为诊察所。左笃信新学，而病重听，有大聋子之称，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实为广州惟一之新学书店。店内后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每星期讲道由王质甫兼任之。左又于卫边街租一大厦，名曰“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供人观览，延苏复初主其事。左王皆先后为兴中会员。乙未广州重阳之役，杨衢云在香港以长短枪六百杆，伪装胶坭，寄圣教书楼王质甫名收，为海关破获，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领事保释。先是粤督谭钟麟因闻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西牧师香秉文到轮船码头截拿，王质甫得香牧师密通消息，步行赴韶关入江西走脱。王原籍江西，乙未后避地日本，旋返广州谋事，与官场中人颇有往还，谣传已被粤吏买充密探，使侦伺党人行动，故党人遂避之如蛇蝎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孙总理之文学
总理自幼读于故乡翠亨私塾，稍长至檀香山，肄业于基督教学校，于英文虽获优奖，而于国学自嫌浅薄。归国后初拜区风墀为师，勤读不辍。及至博济医院习医，乃延一汉文教师陈仲尧，每日到寓教授。次年转学香港医校，陈亦同行，遂仍日就陈读。至港校毕业时，所学亦已大进，人咸讶其进步之速，迨后迭在澳门广州业医，仍手不释卷。甲午（一*四年）尝草上李鸿章书，过上海时，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王为易数语而已。丁酉（一*七年）在横滨撰讨满宣言，分派华侨商店，有“侵三江而踞两湖直捣燕京”之句，殆脱胎于王勃《滕王阁序》。甲辰（一九○四年）在檀香山与《新中国报》笔战，特撰《驳保皇报》一文，载于《隆记报》，又在旧金山为洪门致公堂手订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及新章规程八十条，皆自出心裁，不假人手，为海内外人士所传诵。总理生平不喜读小说，而于小说之章回目则颇娴熟。丙午（一九○六年）居东京时，尝效小说体，戏撰一联赠邓慕韩、陈和二人云：“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盖邓绰号师爷，时章太炎、张溥泉、田桐、胡汉民等日在总理寓所高谈革命，邓在座无从置喙，乃入厨下，向厨子陈和及日本下女大讲时政，兴高采烈，声震户外。陈和亦属同志，性好赌，常以买菜钱供一掷；有一次因赌输金尽，乃扬言在冷巷失其鞋，欲总理给资再购。冷巷系粤土语，即俗称走廊，日本建筑，走廊设于室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决无失鞋之理。厨房演说及冷巷失鞋二事皆属罕见，故总理以此嘲之。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檀香山兴中会
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总理于癸巳年在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尝与尤列、陆皓东、郑士良等有此建议，惟无具体组织。甲午秋，因至天津上书直督李鸿章条陈改革，为李所拒，遂重游檀岛，向旧日亲友求助。总理少在檀岛基督教学校肄业，同学及故旧至众。其兄孙眉（号德彰）为夏威夷茂宜岛大畜牧家，富甲全岛，有牛千数百头，土人咸以“茂宜王”称之。其时华侨风气尚未开通，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奔避不遑。总理居檀数月，苦心孤诣，仅得同志数十人；初假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宅开会，参加者有何宽、李昌、邓荫南、邓金、黄亮、钟木贤、刘祥、刘寿、黄华恢、曹彩、*、刘卓等十余人，即由总理提议定名曰兴中会。众举总理为会长，李昌、何宽、黄华恢等分任干事。总理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前后约得香港银数万元。是年冬，总理归国，将有事于广州。檀岛同志随行者有邓荫南、陈南、宋居仁等数人。己亥冬，梁启超奉康有为命赴檀岛开办保皇会。时总理与梁方谋联合改组*，友谊至笃。梁矢言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事大有裨益，特求总理作函介绍其兄德彰及兴中会同志。总理坦然不疑，竟从所请。梁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谒李昌、何宽、黄亮、邓金、卓海、钟木贤诸人，颇受欢迎。梁是时有书致总理云：“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邓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一月十一日”云云。（原书现由余保存）梁复赴茂宜岛访孙德彰及总理母舅杨文炳。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昌执弟子礼。梁至檀数月，即提议组织保皇会，因对兴中会员不易措辞，乃诿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李昌等以彼为总理介绍，不知其诈，竟为所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先是檀埠疫疠盛行，美国官吏纵火大焚疫区，以杜传染，华人财产损失不赀，因而仇恨外人之观念日炽。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绪复辟，始能拒御外侮，侨商信之，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梁居檀半载有余，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至七月十八日始启程返日本。总理初闻梁专心组织保皇会，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辞以答。及孙眉使其子昌随梁至日留学，总理惟有深悔无知人之明耳。甲辰（一九○四年）春，总理自日本渡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保皇会有机关新闻曰《新中国报》，主笔政者为前澳门《知新报》记者陈继俨，攻击革命，不遗余力。同时该埠有一旧式报馆曰《檀山新报》，又号《隆记报》，为总理戚属程蔚南所主办。总理感于势孤寡助，乃自撰论文，与陈继俨大开笔战，尝为《驳保皇报》一文以警告保皇会员，并助程将《隆记报》重新改组，特函托余介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至檀担任笔政。适陈诗仲已就新加坡《图南日报》之聘，乃改延张泽黎（号孺伯）任之。总理以将赴美国，虑为保皇会作梗，妨碍入境，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颇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洪门老叔父钟水养斥之曰：“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总理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致贻违反宗旨之诮乎？”反对者不能对，总理遂获入闱（洪门称加盟曰入闱），由主盟员封为洪棍（洪门称首领曰洪棍）。其后总理自檀渡美，保皇会竟勾结关员阻其登陆，羁留木屋者数日，赖旧金山致公堂设法营救，始获入境，则洪门会员患难相扶之力也。总理此次到檀，复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西廿纪○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字样。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1）
清季革命党所用国旗之方式有数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之*，次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迄辛亥武昌举义，更有共进会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复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之井字旗。兹分别叙述其源流及沿革如次：
兴中会之*
乙未（一*五年）春，孙总理杨衢云等日在兴中会香港本部乾亨行商议攻取广州策略，据兴中会员谢缵泰英文笔记所载，是年阴历三月十六日（旧历二月二十日）兴中会干部开会，议决挑选健儿三千人由香港袭取广州之方法，及采用青天白日为国旗之方式，以代满清之黄龙旗云云。缵泰为衢云密友，每次会议恒参与机要，其言至有根据。此旗之方式系陆皓东所设计，皓东即殉于是役，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人。自乙未重阳日广州失败后，*初用诸军事者，为庚子（一九○○年）闰八月惠州三洲田之革命军，其后尤列至南洋各埠创立中和堂，令各会所均悬挂*，海外华侨团体以革命党徽号为标帜者自此始。当时旗上所排列叉光，多寡不一，缝制者多莫名其妙，后经总理解释，谓叉光即代表干支之数，故叉光应排作十二，以代十二时辰，自是旗上叉光之数始确定不易。
同盟会之红蓝白三色旗
乙巳（一九○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翌年冬，同盟会召集干事会编纂革命方略，并讨论*国旗方式问题，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留血，不可不留作纪念。各党员亦提出他种方式，有提议用五色，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者；有提议用十八星，以代表十八行省者；有提议用金瓜钺斧，以发扬汉族之精神者；有提议用井字，以表示井田之义者；黄克强对于青天白日，颇持异议，谓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总理争之甚力，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仍因意见分歧，迄未解决，后经章太炎、刘揆一设法调解，暂搁其议。于是各种方式均由庶务干事刘揆一保存，作为悬案。然自后丁未（一九○七年）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戊申（一九○八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庚戌（一九一○年）正月广州，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诸役，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故在革命历史上，*之为*国旗，实无疑义。
潮惠革命军之国旗
同盟会干部制定革命方略之后，依革命方略第九章因粮规则第二节丁项军事用票第一条之规定，革命军所发行军事用票，一律冠以国旗，并绘成国旗方式，颁发革命军各都督及同盟会各埠分会长使用。丁未春，总理以总理名义任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又任邓子瑜为东军惠州区司令，以余时任同盟会香港分会长，特令赞襄潮惠军务。余接受本部颁到新定国旗方式后，乃使余妇李自平在《中国日报》四楼依样密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四梃，分给许雪秋、邓子瑜各二梃，备举义时应用。是年四月十一日，余丑、陈涌波等仓卒举义于潮州饶平县黄冈城，许雪秋时在香港，不及往。革命军既克黄冈，余丑等率众誓师并拍照纪念，照中右侧有人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立于其旁者陈涌波也。考清季革命军起事者二十余次，其能从容拍照纪念者，只有潮州黄冈一役，是役所用国旗即余所颁发。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2）
镇南关炮台上之革命旗
丁未十月二十七日，黄明堂、关仁甫、李祐卿率革命军占据广西镇南关炮台，镇南镇中镇北三台均高悬*，十一月初四日以弹药告罄，粮食不继，不得已下令退却。时清军取包围式，向山上环攻，明堂等率众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童回顾台上*未撤，虑为敌军所得，竟以一人冒险，重登山巅，取回此旗，全军将士咸为称赏不置，诚国旗史上之一佳话也。
庚戌新军反正之红旗
庚戌正月元旦日，倪映典率新军反正于广州东郊，先是香港同盟会机关部以倪运动新军渐臻成熟，乃于己酉（一九○九年）十二月赶制青天白日三色旗百具，以供军用。秘密制旗之地所有二，一在九龙城孙寿屏（总理之兄）农场，寿屏与其友杨锡初任之，一在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冯宅，卢桂屏（余之庶母）及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平数女士任之。寿屏之农场原假诸陈少白，邻接少白寓所，少白虑为英警吏侦悉，再三向寿屏警告，寿屏乃将布料缝车等件尽移至冯宅，合力缝制，数日内成三色旗百余幅，由徐宗汉（后为黄克强夫人）等藏于卧具中，密运至广州各机关备用。及元月初三日新军反正失败，倪映典死之，当日报载倪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驰马督队前进，即此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也。又革命党人事前在城中预设机关数处，拟于举兵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吏耳目，迨新军发动，高第街宜安里机关于纵火后旋即扑灭，徐宗汉探悉所贮藏国旗之被褥为警吏移至区署，乃托女友庄汉翘取回原物。讵该被褥为火毁去一角，红布外露，警吏已查悉为党人用旗，时汉翘尚未入党，绝不知被褥中藏有危险物，茫然投警局报领。警吏谓必须物主到署亲领始可发还，宗汉至是始知事情败露，乃挈汉翘逃往香港。于此可知当日警吏不欲遽兴党狱，否则跟踪探索，徐庄何能免耶。
革命军债券面之国旗
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前，总理到美洲筹募饷糈，尝用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之名，由旧金山筹饷局发行*金币券，券之正面刊有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反面刊有*，均由总理亲手绘样，交会计李公侠印制，美洲华侨之认识革命旗章自此始。及八月武昌革命军兴，所揭橥者为共进会之十八黄星旗，而非*。保皇党报纸乃借口引为抨击革命党之资料。余时主旧金山《大同日报》笔政，因为*旗之历史一文以解释之，且说明三色之意义曰：红者血之色，言必流血而自由可求也；青者天空之色，即公正之义，言公正即平等也；白者清洁之色，言人心清洁乃能博爱也。此文后为上海《民立》、《天铎》二报及商务印书馆印行之革命小册先后转载。
辛亥革命军旗章之异同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旗章计有四种，（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等之十八黄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陈其美所提议。（三）为广东军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为革命军历次所常用。粤为革命策源地，人民认识此旗已久，广州光复之先，粤绅江孔殷率清防营败民军陆领、谭义所部于顺德乐从墟，夺获*多具，其后江说张鸣岐李准反正，欲悬革命军旗以示无贰心，各界匆遽觅革命旗不得，江乃出其俘获品以赠，即其时高悬于谘议局之上者是也。（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廖陈同隶惠州籍，陈闻同盟会本部尝有此提案，遂采为己军之标识，嗣会师广州，始废置不用。要之此四种旗章均不出丙午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提案之方式，*在事实上虽已屡用于粤、桂、滇三省义师，然当日干部会议，各省代表咸参与其间。迨辛亥革命，各省有力同志多根据旧日悬案，逞奇立异，各树一帜，此十八星旗及五色旗井字旗所以随*而纷然并起也。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3）
总理对于国旗之新方案
总理以黄克强有*形式不美之批评，故戊申居新加坡时尝将此旗内容再三润饰。拟将旗上青红二色增加小方格，且于红色上横添白线，以示美观。曾指导陈淑字女士（张永福夫人）绣制新旗式，以示同志，其图案今尚由张永福保存之。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时，发生国旗问题，总理乃于总统府办公室内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新图。旗中红色之上横添白线若干，每一线即代表一行省，总统府职员及宾客多见之，惟此新旗式尚备而不用，总理始终未向政府提出之。
青天白日用作海军旗之原因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各省派出之援鄂军及北伐军，旗章各异，颇为复杂。时海军部请示大总统应用何种旗式，总理令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并派海军部员邓某（邓世昌之子）慰劳沿江舰队，向海军将士说明*与历次革命之关系。由是全国各军舰一律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国徽，更在旗内红色之上横添白线若干，另定为海军旗，至今尚沿用之。
参议院折衷制定国旗之经过
参议院既迁北京，为国旗方式问题，尝发生剧烈之争议，最后乃采纳折衷派意见，议决以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足以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最为普遍，确定为*国旗。武昌起义之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同盟会之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由政府正式公布之。总理闻之颇为不怿，然是时同盟会员在参议院不能占过半数，且院内共和党内之同盟会分子徒知拥护武昌起义之纪念品，不愿为母党之助，结果能予保留而制定为海军旗，已属幸事矣。
中华革命党党证之国旗
癸丑（民国二年）各省讨袁军失败后，总理组织中华革命党于日本东京，遂恢复同盟会旧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为党旗，所颁发党证及委任状奖状即用此项国旗党旗各一交加于上。乙卯（民四）起义于山东潍县及广东各地之中华革命军，亦概用此种标帜。迨民九粤军自漳州返粤，总理再由非常国会当选大总统，始公然宣布废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而分别制定青天白日为国旗军旗。民十，陈炯明、叶举等叛变，总理避地上海，陈炯明一反总理所为，*亦同遭此厄。
*旗之确定
民十二年总理在粤重组织大元帅府，就职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复飞扬于广州。适是年全国学生会在广州召集大会，请总理于开会日莅场指导，行礼时，总理见堂上悬五色旗，竟不为礼。演说间，乃说明*与五色旗之异同，及在革命史上之价值，众始了解。民十三，总理乘中山舰北上，道经香港，舰上悬*。英吏遣人相告曰：如改悬五色旗，当以礼接，盖*之为国旗尚未经国际承认也。总理毅然不恤。及民十六，革命军攻克南京，平津旋亦底定，无何，张学良且拒绝日人警告，令东北四省尽改悬*，由是中国国民党统一全国，各国虽欲不正式承认，不可得矣。
《革命逸史》第一部分 郑士良事略
郑士良字弼臣，广东归善县淡水墟人。少有大志，尝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及长至广州求学，初负笈于油栏门德国教会所设礼贤学校，遂皈依基督教。毕业后入博济医院习医，与孙总理、杨襄甫、廖德山等同砚，因总理与之志同道合，引为知己。未几，总理转学香港，郑亦辍学归惠州，开设同生药房于淡水墟，专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为举事之预备。乙未总理归自檀岛，决计大举，初以运动香港九龙新安等处会党之责委郑任之，后以杨衢云自告奋勇，乃使郑专任联络省城附近会党事宜，准备发难时克期齐集。迨事机渐熟，众拟在香港乾亨行选举总统，为临时政府领袖。杨衢云坚欲得总统，尝亲对总理言，谓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郑大反对，声言此席众咸属意总理，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总理深恐因此发生内哄，力劝郑勿暴动，以顾存大局，而总统一席卒为衢云所得。及重阳发难之役顿挫，郑随总理亡命日本。庚子奉总理命经营惠州军事，所有惠、潮、嘉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江喜、梁慕光、黄耀廷诸人俱受节制。因久候日本船运载军械不至，再三愆期。至是年闰八月三洲田革命军司令部渐为粤吏侦知，特派提督何长清率兵围剿，统将黄福以清军步步压迫，不能复忍，遂于是月十五夜率死士八十人暗袭何长清所部于沙湾镇，大破之。初拟乘胜进取广州，会郑士良从香港来，宣布总理自台湾来电所述船械被阻原因，遂变更计划，改途东北以向厦门，冀于沿海岸迎候总理运械接济。当郑未来之先，军中事权暂由黄福主持，黄耀廷则任先锋。迨郑既到，遂由郑发号施令，旗垒为之一新。二十二日大军至镇隆，擒清营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掳获军用品无算。二十四日与清将马维骐、刘邦盛、莫善积所部五六千人大战于永湖，邓万林中枪堕马，清军溃退。革命军追击至白芒花始收兵回。二十六日清军据守崩岗墟，数约七千人。革命军先以小队袭敌，继乃绕道包抄，清军首尾不相顾，遂狂奔而逃。二十八日进至三多祝，四乡归附者日众，有众二万余人，声威大振。方拟厚集粮食，取道梅林东向，忽接香港经海丰来使传达总理命令，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云云。时革命军正缺乏弹药，得电知事无可为，大为懊丧。郑等遂解散所部，分水陆两路退回三洲田大寨，旋先后避地香港。辛丑（一九○一年）郑复奉总理命，自日本返香港有所活动，是年七月某日与《
中国报》记者郑贯公同志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忽觉不适，贯公陈和送之回寓，道经永乐街《中国报》，贯公扣门欲入，则郑已毙于手车上，乃直送赴警局。其夫人钟氏闻讯请官检验，医言验无伤痕，系中风所致，一说谓实由清吏购使郑友郑梦唐下毒食品中杀之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尤列事略
兴中会成立以前，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恒假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店（鹤龄先代所遗）高谈造反讨满，故有四大寇之号，时人辄称造反作乱者曰寇。杨耀记店伙闻总理等放言无忌，遂以此名称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辞。尤列字令季，又号少纨，别号吴兴季子，粤之顺德人，少肄业于广州算学馆，历充广东舆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等职。杨鹤龄亦舆图局学生，尤一日至杨耀记访鹤龄，初识总理，时有友多人在座，尤指总理语座客曰：此君之头脑大似洪秀全。总理应之曰：你是游智开。盖尤游同音，而当时广东巡抚即游智开也，满座为之粲然。岁癸巳（清光绪十九年）总理设东西药房于冼基，尤亦设兴利蚕子公司于顺德。旋由尤假得城南广雅书局内抗风轩为同志谈话所，总理与程耀宸、程奎光(璧光昆仲）、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号弼臣）等预焉。总理提议曰，吾人既同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经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是为兴中会倡议之第一声。甲午冬（清光绪二十年）总理自檀香山归国，乙未正月二十七日与杨衢云、黄咏商诸人成立兴中会机关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是年九月九日广州事泄失败，同志殉义者，有朱贵全、邱泗、陆皓东、程奎光等四人，即所谓朱、邱、陆、程也。尤于事后出亡越南西贡，戊戌夏闻广西游勇李立亭举兵反满，乃率同志宋居仁、邓荫南赴桂应之。迨抵藤县，而李已败逃，庚子夏总理使郑士良经营惠州军事，尤任运动长江会党事务。是年闰八月惠州革命败挫，鄂督张之洞通缉党人首要，中列尤名。时清参将颜梓琴呈报张之洞，谓在麻城拿获革命党尤列一名，张令解回武昌就地正法，而不知真尤列已出亡日本矣。尤至横滨，与总理同寓前田町一百二十一番馆，与留学生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程家柽等往还颇密。是时横滨大同学校教育权操于康有为门人徐勤、梁启田之手，侨商泰半倾向保皇会，尤乃联络工界陈才、杨少佳、鲍唐、翟美徒、陈和诸人组织中和堂，至民国后尚能屹然独存者，尤之力为多也。辛丑后尤至南洋，初在新加坡牛车水单边街悬壶问世，精医花柳杂病，男妇咸称其能。尤志在运动工界，恒于烟馆赌徒中宣传革命排满，遂亦渐浸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辄购阿芙蓉膏若干，烧肉面包各若干，归寓闭门停业高卧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时人称鸦片曰黑米）俱尽，然后重理旧业，然就诊者固门庭如市也。时南洋华侨多醉心保皇，粤商七大商店朱子佩等号称七家头，视革命如蛇蝎。闽商领袖邱菽园发刊《天南新报》，大倡天王圣明之说。尤知侨商受惑者众，不可与争，乃号召工界同志，组织中和堂于星洲及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各埠，且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以壮声势，于是从者日众。《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复由黄伯耀介绍闽人陈楚楠潮州人张永福与尤相见，陈张皆星洲富商，极有志于革命，设俱乐部曰小桃源。癸卯闰五月苏报案起，尝联名致电上海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时方合资组织《图南日报》，至是遂请尤介绍主笔，尤初荐郑贯一，郑以事辞，乃改聘陈诗仲。郑陈皆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也。《图南报》至甲辰春始出版，第一日尤撰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孙总理时由日本抵檀岛，得《图南报》阅之，大喜，乃函询尤以一切经过，尤具报之。乙巳六月总理自欧洲东渡，预电尤嘱介绍《图南报》诸同志相见，迨船抵星洲，尤引陈、张诸人登轮求谒。翌年春遂有星洲同盟分会之设，英、荷二属各埠继之，革命思潮由是弥漫于南洋群岛。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镇南关河口二役相继失败，革命军士卒多避地星洲，以给养困难，人庞品杂，因而聚众闹事行险杀人等事，层见迭出，尤以身居陋巷，与若辈伍，亦被牵涉入狱，期满驱逐出境。民国建元后，尤至云南。滇督蔡锷礼之颇优，旋至北京，袁世凯以为革命*，谓足与总理抗衡，欲羁縻之，使为己用，特馆之于东厂胡同荣禄旧宅。民三后，尤知袁有异志，乃移居天津避之，旋复东渡神户，日以著书为事。有《四书章节易解》及《四书新案》等作，先后在日本出版。民十总理开府广州，命许崇智斥资三千元修治观音山文澜阁，复忆及兴中会前之老友四大寇，乃招尤及陈少白、杨鹤龄居之。尤至广州未久，因与少白语言不合，遂仍居香港，以教授蒙童为生活，其学塾设于油麻地弥敦地五○一号三楼，穷苦一如当年。去岁值其七十寿辰，同志亲友等特为之称觞设庆。余亦赠联云：“汉室中兴，谁忆钓鱼严处士；香山大会，同拜单骑郭令公。”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尤列事略补述一
尤列，字令季，幼名季博，学名其洞，原字惟孝，别字少纨，号小园，居日本时自署西名曰Euclid，居南洋时号吴兴季子，晚号钵华道人。生于广东顺德县北水乡新基坊。顺德县志园林传称漱芳园在北水西，邑人尤光彦建以娱亲。广东按察使题其堂曰松溪别墅，即少纨故居也。家世攻读，而代有明德。乃祖禹亭有遗著《十三经注疏前文音释》一卷，其父云纨有遗著《尚友草庐文集诗集》及《四库窥斑录》四卷，《四史诏令》十卷，咸为士林称颂。五岁即从师读，能过目强记，迥异常童。凡口所曾读者，至垂老尚能默记其半。孙总理于同居日本横滨时，尝面笑其为“石龟肚”，即以其记忆力特强也。十岁就外塾，与三兄六弟同受业于同邑名儒陆南朗。南朗号蒲泉，在八股时代以写作俱佳著名。其兄皆科甲中人物，独南朗则读书而不应试。每晚课毕，招诸生环立讲授历史一段，复命每生覆讲昨受者，方许休息。所讲者皆前后五代、宋、元、明、清交替时事及荆驼逸史诸种。每至五胡乱华、朱石篡唐、崖门失玺、煤山自缢等类，则必潸然堕泪，习以为常。至于三月十九日，则跪诵《太阳经》，诵毕放声大哭，问之则无辞以对。尤氏兄弟时尚年幼无知，相对茫然，惟记有此印象于脑中而已。又尝读易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南朗以界方猛扑少纨之首曰：“我要尔毕生记此一句。”少纨忍受，亦莫名其妙。
岁壬午（一八八二年）少纨年十七，初游上海，继至长崎、神户，次年往来于杭、嘉、湖、苏、常、镇间。是年冬，由上海乘招商局兴盛轮船一至高丽仁川，返时上陆既晚，乃至天仙茶园访友，径入内进。讵该友不在寓，而人多汹涌，欲出不许，询之则洪门开会也。即缴费参加行礼入闱，宣誓听训，种种仪式既竟，天将晓。事毕归寓，车睪然以思，乃知洪门宣誓宗旨之“反清复明”四字，与幼年受教于陆南朗师者如出一辙。于是往游南京，观太平天国遗迹，以当时人皆讳言，所得无几。癸未（一八八三年）二月，北上至燕京，欲至东三省一览关外风景，以事不果，乃从梁杭雪读书于报房胡同之法华寺。逾年（一八八四年）自十八站南下，由苏、常溯江而上，历游汉口、长沙、衡州、永州、桂林、梧州各地，熟览山川形势，浩然归粤。乙酉（一八八五年）正月又复北上，往北京南城仙城会馆，仍从梁杭雪读书。是岁十一月又归粤。此数年间，俄有伊犁之役，法有安南之役。少纨蒿目时艰，慨然有匡复之志，遂于是腊末求学于广州之算学馆，留馆三年。
丙戌（一八八六年）夏偶偕族人尤裕堂医生至博济医院访友，获识孙总理、郑士良等，是为孙、尤二人订交之始，然以友谊不深，均未敢披沥肝胆引为同志也。戊子（一八八八年）冬充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翌年充广东舆图局测绘生，旋被派委中、法、越南定界委员。因于政界有所感触，决然舍去。适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有招考书记之举，以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同考者四十余人，竟获入选。因忖香港乃言论自由之地，就此为排满鼓吹，计亦良得。一日至歌赋街杨耀记商号，访算学馆学友杨鹤龄。时孙总理方学医于雅丽士医院，与鹤龄为同乡，亦常到杨耀记叙谈。二人相遇时，有友多人在座。总理方高谈时事，意气激昂。少纨曰：“诸君未见洪秀全。”指总理云：“此人之头脑即与洪秀全同样矣。”总理指答之曰：“你是游智开。”盖尤游同音，而当时游智开为广东巡抚也。满座皆粲然。次日总理遇少纨于道，乃邀至威灵顿街杏楼西菜馆小叙。总理曰：“昨日之言，幸暂守秘密。我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著手，今幸相遇，便是同志，彼此次第斟酌进行可也。”少纨曰：“既如此，我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自是二人交谊有如胶漆，频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间。孙设中西药房于澳门康公庙前，又设东西药房于广州冼基。尤设兴利蚕子公司于顺德。每事相酌后行，相爱有如手足。乙未（一*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共创兴中会总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门牌，榜其门曰乾亨行。是年九月九日广州大举之计划以事泄失败，孙总理偕郑士良、陈少白出亡日本，少纨则逃往西贡，随潜返香港或澳门。戊戌（一*八年）夏率宋居仁、邓荫南至广西藤县。庚子(一九○○年）则来往长江一带，均有所活动，一无所成。于是再渡日本，与孙总理同寓于横滨前田桥百二十一番馆。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居东时首先接洽者，文学生有张继、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王宠惠、程家柽诸人,武学生有吴禄贞、刘百刚、吴念兹、蔡锷诸人。迨至南洋群岛，则华侨之首先接洽者，有邝艺良、黄康衢、陈楚楠、张永福、何德如、胡伯骧、林义顺诸人。在乙巳同盟会成立以前，南洋英属各地均有工界革命团体之组织，名曰中和堂，即为少纨所发起。及同盟会成立，中和堂遂归并于同盟会。
民国建元后，少纨不务仕进，惟以著书教读为务。民二十年秋东三省失陷，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于洛阳。少纨被征为国难会议议员，以病不克就道，尝数电当局条陈救亡御侮意见。民二十四值其七十一寿辰，各地兴中会同盟会诸老友以其年高德劭，特举行祝寿大会，为其称觞设庆。讵有老友朱少穆、黎萼、李天德等即因发起是举遭粤当局之忌，本年三月七日同被逮警署，经胡汉民及各同志多方营救，黎、李幸获开释，少穆以家藏祝尤寿发起人名册，锻炼成狱，竟于四月二十四日惨遭横杀。少纨在港闻之大恸，愤恨成疾，因不忍粤民颠连无告，数电各方当局，主张统一御侮，且力辟西南割据之非，两粤将士多为感动。迨余汉谋率先附义，少纨以全国统一有望，遂扶病晋京。九月二十六日晨偕余同赴陵园谒祭孙总理陵墓。行礼献花后，乃亲捧读所撰祭文曰：
维*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尤列谨献花致祭于孙总理我兄之灵曰：曩者公挈陈、杨，并及于列。革命倡言，晨夕快悦。意气相期，满腔血热。鼓吹游扬，大义斯揭。初事广州，密谋竟泄。奔走海外，含辛茹蘖。再接再厉，不可屈铁。志士从风，洒几许血。染成民国，清社以灭。维公之功，人谁敢窃！护法军兴，开府南越。邀参大计，遭谗咀啮。仅一相见，顿成永诀。窀穸奉安，恨未临穴。抱玉悲号，知音弦绝。鹤龄少白，相继摧折。抚兹一身，形单影孑。矧丁国难，严重日切。觏闵既多，气弥蕴结。紫金含烟，松楸凌雪。今来哭公，曷胜感咽。谨献好花，其歆芳洁。
读未及半，声泪俱下。无何，蒋委员长介石自粤返京，特宴少纨于私邸，慰问备致。少纨在席上面陈救国方略四事，蒋氏为首肯者再。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余谒之于南京芦席营一三九号寓所。尝殷殷问余以外寇侵略情形，闲谈一如平日，讵余行后一小时，即进午餐，未及终，乃笑语同座曰：“余其归矣。”语毕喘疾复发，几仆地。其家人乃延西医程立卿，中医叶古红相继诊治，佥称病势沉重，恐将不起。延至夜七时三十五分，遂于孙总理诞日随清季孙、陈、杨三大寇而与世长辞矣。余作联挽之曰：“严子陵罢钓归来，还与光武共生死；介子推耻言利禄，遂教狐赵作元勋。”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尤列事略补述二（1）
民元后北上纪实
民元同盟会与其他五政团联合改组为国民党。旧同盟会员因政见不合，与母党分裂者，颇不乏人，如民社统一党共和党等团体皆有此项分子；就中湖北革命党人所组织之民社，其最著者也。时御用党领袖王揖唐、汤化龙知袁世凯嫉忌孙总理最甚，乃献策曰：闻有南洋中和堂首领尤列党徒极众，向与孙某齐名，若招之来，必足与孙某相抗衡。现彼正穷无立锥，大可收为我用。袁从其言，特派代表至香港卑辞邀请，尤初以袁为具有诚意，乃于民二春偕吕信之、朱耀明、何伯衮数人北上。既莅京，袁以石驸马大街之旧醇王府馆之，礼遇优渥。共和党更大开欢迎会于虎坊桥党部，未几赣宁讨袁军起义失败，国民党横被查封，袁氏帝制自为之真相逐渐暴露，尤知事无可为，不欲为所傀儡，遂托故赴津，并谢绝袁之一切供应。袁派蔡廷干极力劝驾，尤婉辞却之。居津数月，以资斧断绝，拮据万分，赖同乡印刷商人温德泽、任少荃等解囊相助，少济其困。迨洪宪一幕将次揭晓，尤乃避居日本神户，以教读著书自给，旅日侨商多敬事之。所著《四书章节易解》及《四书新案》二书，即向侨商假资印刷，先后在日本出版者也。吕信之于辛亥前尝任香港《公益报》记者，民二随尤北上，凡尤与袁氏委蛇始末概所与闻。今录吕所笔述当日“尤列与袁世凯往还经过”如次：
近粤、港各报纷纷登载革命先进尤列先生轶事，多有出入，且未尽其详。尤奇者，谓当日尤先生曾承袁世凯召京，有毁孙降袁嫌疑，以为尤先生诟病。此种违反事实之谰言，实不可以不辩。余自香港《公益报》停版后追随尤先生有年，当日尤先生之入北京，余幸在趋从之列，故于此事经过，知之独真，兹仅就民国二年后袁氏窃国一段述之。当民国二年袁在总统任内已孕育窃国之阴谋，辛亥之后，祸变相寻，人民厌乱，恒视民党为乱党。袁氏利用民众之弱点，遂不惜言甘币厚，罗致民党各派领袖入京供奉，而对其他失意者，更威迫利诱，务求达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之目的。且故作空气，诋毁孙、黄，使失人望，以遂其分化之毒计。知尤先生乃党中耆宿，乃委曲招致，居以石驸马大街醇王邸，待遇优渥，有逾曹瞒之笼络关羽。一日袁径询尤先生曰：老兄与孙某共事久，当知其为人，究竟如何？尤不假思索，遽答之曰：孙公不只为中国之伟人，殆世界之福星。其为人魄力雄厚，天纵聪明，吾人不敢稍望其肩背，直谓之为现代人杰可也。袁氏聆毕默然久之。继谈及国家大计，尤先生除谈政治军事外，并以实业救国为袁三致意焉。大概谓我国地大物博，富藏甲天下，惜当轴不注意开发，利弃于地，致引起外人觊觎，时存问鼎之心。总统开前继后，复兴有志，深望注意及之。袁听毕莞然而笑，一若以为迂阔不近功者。两日后，袁使总统府外交处长蔡廷干到访，谓总统拟以三省筹边使相屈，特差某前来征求同意（外传南洋宣慰使者误）。尤即答曰：某某来此非有所图，以总统美意相邀，某不惜一得之愚以为贡献，今总统弃国是民生而不言，徒斤斤于余个人之出处，殊非尤某始愿所及，恕不敢奉命，请公善为辞之。蔡怏怏而返。更数日后，突有朱通孺过访（朱淇之侄，朱淇曾入兴中会，时充《北京日报》记者），寒暄毕，朱袖出一卷，其首页大书孙某罪恶史，呈于先生而足恭致词曰：总统有求于公，拟求公斧正，事竣之日，总统当以万金为润笔之资，并以优越地位相许，愿先生留意及之。朱又曰：孙某之失人望，公之所知矣！公与交久，当知自处，明哲保身，毋自累也。尤聆毕，强作笑颜答之曰：总统厚惠，固所欲也。惟尤某砚田久荒，恐不足以当大雅之一盼。且君家学渊源，当此珠玉在前，尤某何敢向佛头著粪耶。虽然，佳作仍请留下，俾资拜读可也。朱兴辞而出。尤先生送客后，旋目示信之，随同入卧室。尤四顾左右无人，乃郑重而言曰：信之，此处再不可居矣，迟行尚恐变生不测也。今晚吾借故先出津门，候兄于法租界大安栈，请兄及各同人俟机而来可也。是晚饭后，尤借访友为名，便潜出正阳门，搭夜车赴津。翌日信之等分帮先后赴津，同行者只何伯衮、朱耀明两人耳。为撙节旅费计，合四人同居一房，不胜龌龊之至。两日后，袁知尤遁津，即派蔡廷干来津劝驾，并馈以旅费二千元。尤婉却之，诡称在津稍事休养便即回京，而事实上吾人倾囊所有，亦仅得二百元之微耳。曾几何时，便尔告竭，积欠旅费二百余元，欲行不得，每日如楚囚之相对，惟赖黄酒一杯熏鱼半尾度此苦懑日子耳。但吾曹虽穷而精神尚不觉痛苦；所最难应付者，莫如每隔一周，袁必遣其所谓顾问咨议等辈来津劝驾。并赉袁氏亲笔函，媵以支票，恭恳尤先生哂存。而尤先生回京固是梦话，受贽又羞饮盗泉，处此势力之下，又不能不虚与委蛇。此种勉作虚伪，痛苦盖万状矣。某日信之蹀躞紫竹林，偶经一印刷店门前，忽闻店中人操鹤山土音，精神为之一振，遂入店，借故以土音扳谭，晋接之际，始悉该店主人温德泽，鹤山人，前在南洋经商，已隶中和堂籍，对尤先生极度推崇，闻先生在津，坚请介见。温固热心革命者，自离南洋来津营印务业，近虽大有所获，然仍念念不忘党务者。余约翌日偕同见尤先生。浅斟深谈，备知先生窘状，乃慨然馈赠旅费八百元，吾人获此意外接济，不啻大旱之逢甘霖。尤先生即决定派朱、何二君先行返粤，余与尤先生仍留津以俟时机。扰攘月余，旅费又已告乏，乃不得已离去津门。尤先生赴日，而余返港。旅费仍赖温馈赠五百元，余取一百四十元，余则留作尤先生赴日盘费。于是多时雌伏，始告鸿飞。以上所述，均余耳闻目睹，缅怀往事，深佩尤先生磊落胸怀，大义凛然，惜狭隘者以耳作目，反以此为先生诟病，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也！年来为此事郁结于心，久思一吐为快。因尤先生正思韬养，发表似非其时，今先生墓木将拱，身后是非，不可不明，特表而出之，使世之关心尤先生者亦知其梗概焉。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尤列事略补述二（2）
民十六对时局之政见
尤少纨于民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为国民党容共及清党问题，尝发表《对时局之宣言》，载诸香港《大光报》。原文录之如下：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奇观哉！连日自朝至暮，纷至沓来，或通函，或面晤，寓于目者无非尤列当对时局发表宣言之劝勉书，接于耳者亦无非尤列当对时局发表宣言之敦促语也。莫名其妙！尤列宣言有何重轻！徒以国事蜩螗，至斯已极，国亡族灭，捷在目前。四十余年之革命个人，不应袖手旁观，而置身局外也。充其义亦不过如是而已耳。夫革命毒药也，病已则药停，不轻尝试。且善用之足以救人，误用之适足以杀人。古之圣贤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行革命。孔子赞易至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孔子制定革命二字之名称之原起，吾人不可不知。其托始于汤武，肇基于天人。事至重大，非以革命为投机品也。满清季叶，政治窳败，外侮纷乘，国成病夫，奄奄垂毙。事势至此，不能苟且偷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列于是与我至友孙中山先生，纠合黄咏襄、杨衢云先生及诸同志创立兴中会，从事革命，以为国民之先导。其时春云初展，风雨飘摇，团体幼稚，而会员无多，又复时聚时散。光绪乙未九月广州之役，朱、邱、陆、程诸同志就义，会员之逃亡海外者过半。其仍留内地者，依然继续工作，嗣因兴中会相隔路远，领导无人。丙申十月花县盘古庙之役，张环、陈开诸同志就义，每诿谓无人指挥之过。而一时风气稍开，朋从来相告语，谋加入革命者渐众，于是丁酉三月不得已而组中和堂，群推列就近主持之，以济兴中会之不逮。然论其实际，兴中会之与中和堂，盖分而合二而一者也。乙巳之后，种族革命之说大明，震动中外，是以同盟会乘时成立，举孙中山先生为会长，而列则为该会主盟于南方。当此之时，中和堂之党员无不加入同盟者，是中和堂之与同盟会，犹是分而合二而一者也。此列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时，所以有中和堂发源于兴中会，而混合于同盟会之通告也。虽然，满清倒而民国告成，革命初次成功，端赖国民之力，我党人不过负矢之劳耳。国人以中山劳苦功高，推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建设，赖总其成。列亦以为负责有人，从此息肩林下，乐观太平而已，不必为滥竽政客也。民二一至京师，即以中和堂党章交内务部立案而止，他非有所求也。不料自中山让位于袁，而袁氏日谋称帝。中山再次出亡海外，列亦三岛遁居。革命事业旧案重提，又不得已而有救世军之组织。迨至袁氏丧灭，重奠国基，结束救世军，而列复为闲云野鹤之游。我中和堂同志不作享鼋染指之思，而各归正业，非矫情也，可止则止耳。岂知忽忽十年，我之老友孙中山遽尔魂归天国；乃国民党不幸有人竟受共产党之诱惑，四分五裂，赤化毒焰蔓延四方。列触目伤心，不忍其以孙中山艰难缔造之革命根据之广州，败于垂成，复使神明华胄之沦陷于赤祸。良心自问，终夜难安。六十老翁，再为冯妇，明知事体重大，独力难支，而见义勇为，虽老夫不敢落后，非见猎心喜，效投机革命者流也。去年四月通电海内外同志，集中实力，为讨赤之进行。顾以当时之国民政府，乃我老友孙中山所遗留之绝无仅有之地盘；当事诸人又尽是革命同源之辈，投鼠忌器，爱屋及乌，是以不能不审顾徘徊，慎重将事也。今国民党诸君自起清党，姑无论纯粹的觉悟，抑一时冲动的觉悟，但能自知讨赤，则中国尚有生机。君子与人为善，断不能以政见不同，阻人为善之路。敬告邦人君子及中和同志：如国民党能清除*，亦复何求？政治问题当付诸国民公决。总之，列为数十年之革命旧物，偶悻未死耳，皆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原非以革命为能事也。邦人君子，必能谅之。犹有进者，去年三月二十日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整理党务集中，有谓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跨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党员，如有命令，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又谓凡跨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如有与纯粹国民党党员发生冲突之事，须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以管理之，等语。按此，他不具论，一则曰国共两党，是共产党为敌体矣。则彼已根深蒂固，而党员之众多也可知。近北京俄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五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十七万美金。是一次之清单亦有如是之巨，则彼实财雄势大，而深入我之重地也又可知。以彼党员众多，而又深入我之重地。今粤方各路多有肃清*之报告，事诚可喜。但论其实际，谓之为肃清*，无宁谓之暂挫其锋，姑勿计彼有极其坚固伟大而势难扑灭之后援也。凡有国民党所到之处，即是共产党所到之处，则肃清云者，肃清其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则可；若欲肃清其国民党外之共产党，虽数十年亦有所不可，此稍涉党会状态者之所能知之者也。今各地数以枪毙共产党闻，列以为殊非善策。盖此能杀之，则彼之结合之力愈坚，其势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陆、程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经一度之杀戮，必增一度热烈之进行，共产党亦犹是耳。故莫如以浙之三门湾及粤之东西沙诸海岛圈出置之，即任彼在诸岛中行其共产。其有挂名共籍，未经逮捕而愿往者，亦听之。列为此言虽无甚深意，一者无知妄作，误入歧途，其愚可哀，杀不胜杀。一者彼在岛中实行共产，不过数年必知窒碍，由是觉悟，可警世人，冀此恶风于焉永息。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当今北伐进行，不但箭在弦上矣。勿论湘鄂之事未平，而各地*余波，处处时时皆有可虑，即一鼓而黄龙直抵，保无有报北京俄馆事件之怨者，挥兵南下，得直接与南方制裁*者相周旋。果至此时，则五国环伺于长江上海，以自卫之兵，又谁能使之袖手于旁以观战？螳螂黄雀，譬喻真切。全国鼎沸，较今甚焉。此我国从古未有之危机，而不可不深长思者也。思之如何？我民国成立既十六年，宪法未有成就，频年变乱，端在此点。今国民政府奄有全国之大半，亟宜召集宪*议，务使人中至正，先行制定草案，通布全国，人心厌乱，必获欢迎。南北可借此而罢兵，反动者亦借此而镇慑，而无穷之外侮亦将借此而融和。昔刘邦入关，约法不过三章，卒定天下。可知宪法草案，胜于百万雄兵多多矣。列近者略编学说，甚欲发挥其伦理救国主义，正待此宪法为之保障，若必谓削平大难之后，方可从事宪法也，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我老友及诸先烈之遗志，何时已乎？夫复何言！
民国十六年五月中浣
到京后预作遗嘱
尤少纨于去年十月到南京后，自知病势沉重，恐将不起，故于是月二十七日预作遗嘱，命其随员马白眉、尹治纯笔录，而自署名其上。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三十九年前之东亚时局形势图
谢缵泰，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生长澳洲，长于英国文学。其父日昌为澳洲著名侨商，隶三合会籍，时以满虏吞灭华夏之历史训迪其子缵泰、缵业二人。故缵泰幼承家训，恒以承先继志为务。兴中会成立前六年庚寅（一*○年）识杨衢云于香港，知衢云蓄志反清复汉，遂与订交，极为相得。时民智闭塞，世人惮言改革，二人乃于壬辰年（一*二年）二月以开通民智为号召，发起辅仁文社于香港百子里第一号二楼，得同志刘燕宾、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周超岳、温宗尧、胡干之等十六人，是为旅港我国人新学团体之滥觞。乙未（一*五年）孙中山先生自檀香山返国组织兴中会，知衢云、缵泰均热心排满，乃邀之入会，二人从之。旋密设总部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决议在广州实行大举。是年八月二十二日众拟选举总统，缵泰拥衢云最力，中山先生亦表示谦退，衢云遂获当选。及重阳之役败挫，衢云远游南非洲，缵泰则在英文《*》任助理编辑。丁酉戊戌间（一*七至一*八）与康有为之弟广仁谋联合各党一致救国，以有为师徒卑视他党，运动无效。戊戌六月缵泰感慨时事，特绘制一“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世人。图中以熊代俄国，犬代英国，蛙代法国，鹰代美国，日代日本，肠代德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庚子（一九○○年）正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因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清那拉氏废立光绪，为清廷下令通缉，经逃至澳门，复为清吏控以卷逃公帑之罪，下诸葡国监狱。缵泰闻其事于兴中会员徐善亭，遂力托香港天足会长英妇黎脱尔夫人设法营救，黎复请香港总督卜力夫人相助。澳门葡督得港督电，立释经出狱。经得免于引渡清吏者，缵泰斡旋之力也。是年十一月，衢云被清吏派凶徒刺杀于香港，缵泰哀悼逾恒，为营葬抚恤及缉凶等事，异常尽力。壬寅（一九○二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从侄全福与缵泰之父日昌谋在广东起兵反清，而缺于财。是年八月缵泰乃介绍纪堂与二人相见，纪堂允担任运动费全部。缵泰生平最礼重老博士容闳，故提议于革命政府成立之日推举容为大总统，众无异议。及除夕举义之计划事泄失败，党员被逮者十余人。洪全福与缵泰之弟子修，乔装出险，绕道澳门至香港。其后全福日昌以愤极成疾，先后逝世。缵泰仍与英人克银汉同任《*》笔政，不再参与党务。民十三尝追述其革命见闻，题曰：《*革命秘史》，刊诸《*》。今年近七十，有时尚投稿港报发表政见，尝屡向当局陈请归葬杨衢云遗体于本国，以慰忠魂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邓荫南事略
邓荫南，广东开平人，原名松盛，字有相，行三，故又称邓三。人以其年事高，多呼之曰三伯。幼赴檀香山经商，兼营农业，以善居积，所入不赀。性慷慨，好施与，乡人多敬之。与孙总理之兄德彰友谊至笃。甲午(一*四年)冬，总理莅檀岛倡设兴中会，邓率先加入。自谓生平好猎，善枪法，能从背后反射击鸟，百不失一，又能自制炸药炸弹，大可回国参加反清复汉。盖邓与其兄灿均三合会员，乃兄为檀埠致公堂执事，兄弟同笃信民族主义也。总理以邓热心而多能，甚为赏识。乙未春，总理归国，数月后，邓鬻其私产，得资万数千元，亦返香港，时来往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迨乙未重阳一役事泄失败，兴中会诸首领纷纷亡命海外，邓亦匿居澳门。戊戌夏，闻广西游勇李立亭举兵反满，乃偕尤列、宋居仁赴桂应之。及抵藤县，而李已溃逃，遂折回港。庚子，史坚如谋炸督署之役，邓先期领同志苏焯南、吴羲如、练达成、张硕臣、温玉山、宋少东等同至羊城，担任运动军队及附城绿林马王海、区新等，以作响应。苏焯南，番禺人，基督教徒。其乡黄埔近海，为港轮所必经。党人私运军械，每由苏预雇小艇，在黄埔附近从港轮卸下密移至省城。吴羲如，顺德人，向任营弁，是役负运动防营兵士反正职务。练达成出身河南船户，基督教徒，与旗人关系甚深。坚如在旗满街租屋及各种布置，多赖其力。时邓等雇大花舫（俗称紫洞艇）一艘，泊于沙面江边，日在其中指挥策划。有英国人摩根者，素有志于东亚维新事业，丙申（一*六年）总理至伦敦识之。尝约其来华相助，遂于己亥莅华访总理。总理命陈少白、李纪堂招待之于香港。庚子，总理往来日本、香港、南洋之间，摩常追随左右，颇为得力。至是少白命其到粤助邓史诸人办事。邓等以花舫为机关，来往人物品类不一，赖有摩为护符，警吏不敢过问。吴羲如挈摩出入营伍及虎门鱼珠车尾各炮台，辄以引道外宾参观为词，守兵无阻拦者。是年七八月间，军队与绿林之运动将次就绪，而军械逗挠弗至，大势几为瓦解。邓、史二人力斡旋之，使静候机局开展。讵惠州三洲田之军以清兵渐取包围，势不可复遏。轰然一声，义旗高举。邓、史等思急起响应，而期缓莫济，不得不谋暗杀一二权要，以解惠州义军之围。先是坚如尝从邓学制炸弹及爆裂方法，故独愿担任轰炸督署职务，遂由邓与黎礼二人密运到炸药二百磅及药线雷管各件，而使苏、练、温、宋等助坚如布置掘地埋药诸事。九月初五夕，督署后部被炸，只后围墙坍塌十余丈。总督德寿于梦中自床堕地，未受伤损。坚如以从容回出事地所察视被逮，死之。（事详拙著《开国前革命史》）余人先后避往香港澳门。邓于是役失败后隐居英属新安屯门，以农为业。己酉，黎仲实尝至屯门访之，并假其农场试验燃放炸弹诸法。民国建元后，邓弃农场不耕，移寓广州，嗣讨袁、护法、逐莫诸役，民党中人组织民军者，恒假其名以资号召。民九，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粤，邓先后受任东莞开平二县县长，以赋性忠厚，常为属吏所欺，居官数月，赔累逾万，遂急自请辞职，借轻担负，而其属吏则各积资甚丰。民十一，陈炯明、叶举等举兵叛变，邓退居澳门，以忧愤死，年已七十余矣。其兄灿，至民十三尚生存。时段祺瑞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于北京，邓灿负檀岛华侨某团体代表任务返国，年已八十内外。其后国民政府以荫南历年奔走革命，勋劳卓著，特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余育之事略
凡曾至香港乘坐电车者，莫不知有愉园。然斯园今已改称养和疗养院；故址尚存，而园名已易，仅电车站仍不改旧称耳。园之旧主人余姓，号育之，为日昌银号东主，四十年前之富商也。乙未广州重阳之役，由杨衢云介绍入兴中会。时国人视谋反大逆如蛇蝎，育之独慨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衢云、黄咏襄等至红毛坟场交款，虽同志中亦鲜有知者。甲辰（一九○四年）日俄战起，育之与同志李纪堂均以营业失败，家道日以中落。丁未(一九○七年）张静江偕周柏年至香港养疴，由李纪堂、冯自由介绍与育之相识，遂下榻于愉园数月，时尚未易主也。民国后，育之以所营贸易相继歇业，乃供职于祺昌洋行，借资糊口。民八尝引港商刘铸伯谒总理于上海。铸伯极致企慕，愿在港筹饷襄助革命，归港未几即以病逝世，事遂不果。民二十李纪堂任职四会县长，邀育之助理庶务。及李去职，育之乃至上海充冠生园酒家招待员，月恃薪金数十元为活；凡老友至冠生园品茗者，莫不招待优渥，相与话当年兴中会及光宣遗事，大有不堪今昔之感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谭发事略
兴中会员之被人上皇帝尊号者，有二人焉，谭发李纪堂是也。谭发字奋初，粤之三水县人，在日本横滨业洋服商，名均昌号，英字招牌大书CockEye（华言鸡眼）二字。所制洋服，精巧妥适，西人多光顾之。谭兄弟五人，发列第三，少有帝王思想，遇人有称其生具异相者，辄喜而不寐。甲午冬总理自檀岛返国，舟过横滨，谭闻售物商陈清言某轮有搭客高谈造反，异之，遂登舟访总理，一见如故。总理于乙未秋亡命至横滨登陆访友，第一人即谭也。兴中会成立，谭任干事，丙申(清光绪二十二年）某月余年方十五，与谭之幼弟赓同肄业于东京晓星中学校，时陈少白居余家文经商店二楼，佐余父编译《华英字典》，闻驻横滨清领事通令侨商店户纳资领取牌照，属维新派各店咸拒绝缴纳，独谭店均昌号有阿附清吏自往领牌情事，深为不悦，乃为匿名传单以嘲之。口授数韵语，使余录之邮片曰：“可笑均昌号，吮领事屎□。签名去领牌，歌功又颂德。领事得了钱，识你系老乜？（读如密，广东土语犹言那个。）甘做满洲奴，均昌真笨□！”（广州土语与《水浒传》呆鸟之义同）。谭疑为少白所为，乃诿其责于乃兄，少白一笑置之。庚子惠州革命军败挫，郑士良等避地横滨，群向均昌号定制洋服，为数不赀，谭乃列单向总理索债，时总理方在窘乡，竟无以应，于是谭足迹不履总理户者多载。迨《东京民报》出版，留学界盛极一时，谭乃分设店号于东京，专招徕学界生意，学生中黠者知其有皇帝瘾，故投其所好，借图啜，谭引为知己，解衣推食，无微不至。未几洋服资本为之一空，不得已仍返横滨，设一小肆自活，然皇帝之尊号由是传诵一时。民国建元后，谭家道日窘，洋服店旋亦歇业，遂归国闲居，总理时协济之。民十七余与陈少白、邓慕韩等向当局老友某提议，欲募资数千元助谭复兴洋服店于南京，某漠然置之，事遂无成。后由孙哲生代向政府请恤，政府许月给谭百元为养老金，谭现税居广州芦狄巷新宁里九号，犹日唱其大风歌不置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康有为原名祖诒，号长素，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其自号长素，即取凌驾素王之义。其门人陈千秋号超回，梁启超号轶赐，麦孟华号驾孟，曹泰号越伋，韩文举号乘参，均取此义。时人以康立论怪僻，自称圣人，咸以颠康呼之。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初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见。乙未总理倡议农学会于广州，尝请康及其徒陈千秋等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是年春，陈少白以事至上海，居洋泾浜全安栈，闻康与其徒梁启超晋京会试，亦寓同栈，乃赴邻室访之。康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少白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总理在广州败挫之后，康徒梁启超、徐勤、麦孟华、欧榘甲诸人于丙申丁酉（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间，先后发刊《时务报》、《知新报》于上海、澳门，倡言改革，名重一时。同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亦与康广仁（有为之弟）何易一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久无成议。丁酉冬，横滨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师，以此就商于总理。总理以兴中会缺乏文士，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邝汝磐持总理介绍函赴上海，谒康有为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主持《时务报》笔政，荐徐勤承乏，并助以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皆康门优秀也。又谓中西二字不雅，特为更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既抵日本，初与总理少白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迨戊戌（一八九八年）夏秋间，清帝光绪锐行新政，康有为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徐勤等皆弹冠相庆，虑为革命党株连，有碍仕版，遂渐与总理少白疏远，而两党门户之见，从此日深。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大兴党狱。康有为得英国军舰保护，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总理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宫崎遂赴香港迎康至东京。平山则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轮赴日。时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后，则改由进步党供给。总理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爰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梁谓康有事不能来，特派彼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见，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数日后，总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访谒，康、梁出见，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满清政治种种*，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复辩论三句钟，康宗旨仍不少变。谈论间，王照忽语座客，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等语。康大怒，立使梁铁君强牵之去，并告少白谓：“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迳携王至犬养寓所，王遂笔述其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纪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职礼部主事，尝上书请清帝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摺为礼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违旨，堂官始为代奏。清帝怒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颐颋、曾广汉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职，嘉王照不畏强御，赏给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动一时。康到东后，深虞王举发其假托衣带诏之秘密，故严重监视，不许私自见客。王不能堪，因与吵闹多次。康友梁铁君精于技击，康特使之强制王之行动。王赖平山之助，得脱离康之约束，遂遍向日本当道陈诉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离境。康之远游加拿大，实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总理合作最力，自是与总理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总理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总理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各校董感其热肠，咸允照旧担任。当时徐勤曾致书宫崎，道谢援助康、梁出险及犬养允任大同学校名誉校长，并力辩无攻讦总理等事。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横滨大同学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遣余偕谭赓（谭发之弟）同肄业于东京晓星学校。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约二百人，旅横滨欧美儿童占三分之二，余为日人，华人则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国人少，以为可欺，恒歌中国人污秽Chinesepeople，toomuchdirty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余不能堪，为自卫计，尝以爪伤西童，致为校长惩罚。因是西童多呼余为猫，对余等益恣狂殴。余二人不得已每于休息期间，匿于厕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扬言华人多患腹泻。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余父乃托陈少白力劝余回校，余有苦难言，但云不愿习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使学生逐日诵之。事为日本报纸所知，乃将大同学校标语揭载报端，谓*人觉悟国耻，即于日本不利，唤起彼国人注意。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熏陶，咸具救国思想。余为校中高材生，每试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为余父所见，斥余为大言不惭。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因拒绝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领袖，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根本为日本第一流汉学家，素蓄长发，效汉代装束，见徐易西服而来，大异，肃然曰：“贵国崇奉孔圣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对，遂于此协商中、日共同阐扬儒道之法，横滨侨商亦多和之。遂于戊戌年（一*八）孔子诞日，假中华会馆大举庆祝，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会场孔子像旁悬一联曰：“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学者咸以为中国中兴在此一举。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余早列名兴中会籍，居家复饱聆总理、少白、衢云诸人革命排满论调，至是乃于论文中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徐勤读余文，深滋不悦，乃传余大加申斥，并再三诫余勿为邪说所惑。无何，清帝变法顿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采用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为教材。己亥（一*九年）春，康有为将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谙英语，爰商诸余父，欲使余随行。余知康为人专制怪僻，故谢绝之。是年夏，梁启超拟向横滨侨商集款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特于大同学校选优级生数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讲学，余与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预焉。时章炳麟初至东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识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学校成立，余遂转学该校。横滨大同学校自是永为康党根据地。直至民国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无形解散。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章太炎事略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又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少从游于浙省大儒俞曲园（樾）之门，尝一度应县试，以病辍业，遂专心研究国学。因读《东华录》、《明季稗史》诸书，备悉满虏虐待汉人惨状，乃绝意仕进，渐涉猎西籍译本，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岁丙申（一*六年），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戊戌（一*八年）春，鄂督张之洞耳章名，特电聘章入幕，礼遇颇优，以言论过激，与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合。梁语张督，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使幕僚钱恂、夏曾佑讽章辞职，并馈以赆仪五百两。时梁启超方与汪康年争管《时务报》，梁被摈，汪乃改组《时务报》为《昌言报》，表示与梁决绝，闻章由鄂返沪，遂仍聘章任《昌言报》主笔。梁以争《时务报》失败，情有不甘，故于是年八月政变之前，力请其师康有为向清帝前自求派往上海督办官报。其意即在借官报名义以强收旧《时务报》，借以报复私怨。康从之，故清帝有派康督办官报之命。讵康甫离北京，而党狱大起，凡曾在《时务报》任笔政者均在通缉之列。章避祸至台湾，日人慕其文学，诗人山根虎雄特介绍之于《台北日报》，被聘充该报记者，台湾学务官馆森雄亦延章修改文字，章在台北文名藉甚，尝为文忠告康梁，使勿效忠异族，谓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君等惜等语。己亥夏间，梁启超主办横滨《清议报》，与孙总理时相过从，遂致函邀章赴日，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章至东京，下榻于小石川梁寓，初以不谙日俗，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时著者亦下榻梁寓，故知其详，日妇名太田，康徒罗某之情妇也）。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于横滨，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时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与章为旧识，亦主根本改革之说，彼此往还，殊不寂寞。庚子六月，唐才常发起国会于上海张园，旅沪名流被邀莅会者有容闳、文廷式、马良、严复、吴葆初、宋恕、戢元丞、张通典、沈荩等数百人，章亦预焉。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为总干事，章以会章有“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救国之实”一语，指为不合时宜，劝唐勿为康党所用。唐志在利用康有为保皇会款，以举大事，故不能从，章乃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是年七月汉口自立军于期前失败，唐与同党被杀者二十余人。清吏对于列名国会者，一律悬赏通缉，章不得已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以自固。在该校讲学将一载，因所出论文题目有《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守旧派所指摘，苏抚恩寿派员谒该校西人校长，谓有乱党章某借该校煽惑学生作乱，要求许予逮捕，章遂再赴日本避难。辛丑夏间，梁启超募集华侨资本创设广智书局，延请留学生翻译东文书籍，特聘章润饰译文，章在穷途，因亦恃以为活。壬寅（一九○二年）章与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发起*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手撰宣言书分布旅日商学各界，文辞悲壮动人，留学生多为感奋，孙总理、梁启超均署名为赞成人。清公使蔡钧闻之，乃请日政府禁止开会，然此举影响于各省留学生绝巨。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即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癸卯（一九○三年）苏人刘师培（申叔）粤人邓实（秋枚）等创设《国粹学报》于上海，章与黄节（晦闻）分任撰述，倡导民族主义，异常透辟。是年夏，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抗教员之专制，相率退学，向章及蔡元培、黄宗仰（乌目山僧）黄炎培诸人求助。章、蔡、黄等时正主持上海教育会，乃组织爱国学社以收容退学诸生，校内师徒皆大倡革命，放言无忌。会康有为漫游欧美十七国毕东归，著一书曰《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专抨击革命排满之说，章乃为驳康有为《政见书》一文以斥之，辞严义正，传诵一时，逐日揭载于上海《苏报》，与邹容著《革命军》，同受海内外人士热烈之欢迎。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因此授意苏抚恩寿，令向租界当局要求逮捕革命党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邹容、黄宗仰、陈范诸人，蔡、吴、黄、陈等闻耗先后亡命海外，独章一人留爱国学社被捕，邹容则自向捕房投到。当租界会审公廨审讯之日，清吏指摘章著内有“载湉小丑”一语为大逆不道，研讯经月，而案始定；结果判章监禁西牢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章在狱中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著论文，世人读之如获拱璧，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章至丙午年（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留东同盟会已预派邓家彦、龚练百二人至上海迎候赴日。章出狱时面白体胖，友人咸诧为毕生所未见，盖章生平不脱名士风尚，视沐浴为畏途，幽囚后西狱吏每日强之澡浴，故体魄因而日健也。章至东京，留学界于七月十五日开欢迎会于神田锦辉馆，莅会者二千余人，《民报》社自第六号起改推章主任笔政。时总理寓东京牛込区筑士八幡町二十一番地，与新小川町二丁目《民报》社相隔不远，章与胡汉民、汪精卫诸人每日恒至孙宅叙谈，以好学深思之故，来往数月，仍不识道路。有一次因只身独行返报社，竟误投日人家宅，经《民报》社派人四索始觅得之。又章对于自用衣袜，亦常杂乱善忘，闽人林时爽（号广尘，即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殉义之林文也）尝为之检点一切，此在世界文学家恒不免有此种特性，往古希腊七贤轶事犹为后人称道不置，固无足深异也。丁未（一九○七年）正月，日政府徇清公使杨枢之求，馈总理赆仪数千元，令之出境，总理因此取途赴南洋，濒行留给《民报》维持费二千元。章与宋教仁、谭人凤、张继、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对于总理受日人赆金事，大起非议，经黄兴、刘揆一、何天炯等多方排解，风潮始息。《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时，清公使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报》为请，日政府从之，《民报》以是停业。黄兴、宋教仁与章谋，欲将《民报》迁往美国出版，旋因他事所阻，终不果行。及辛亥武昌革命军兴，章始归国。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总理派秘书但焘迎章至南京，章应召而行，相见颇形欢洽。及总理让位袁世凯，黄兴主张迁都南京最力，深为章所不满。是年三月同盟会员在南京大开死难同志追悼会，章作挽联曰：“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1）
庚子七月汉口唐才常一役失败后，自立军诸将领湘人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等先后避地日本。章太炎因列名上海张园国会，被清吏悬赏通缉，初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继以苏抚恩寿指名逮捕，因亦亡命东京。时湘人周宏业（号伯勋）、王思诚、浙人王家驹（号伟人）及余同寓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榎木町。菱溪、犹龙（号桃痴，后易姓名曰左仲远）莅东后，与周王等有同乡关系，亦移居榎木町周寓。力山与王宠惠同居。太炎则居某旅馆为广智书局修订译文。众以周寓为谈话机关，每日恒在此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壬寅（一九○二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众赞成之，即推太炎任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其文曰：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萃者。去之占也。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蛊。未坠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迴望皋渎。云物如故。维兹元首。不知谁氏。*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自顷邦人诸友。惄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宪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讦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毋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维建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烟煴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且曼珠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九之烈。而蓟丘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辫发。坐论易以长跽。茸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棰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扜御晰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恬为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多有也。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生长。瞻梨州之所乞师。颖然不怡。永怀畴昔。盖望神丛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恩王父之义息矣。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蝉嫣相属。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告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耶。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余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2）
*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宣言书既成，留学界初署名发起者十数人。有署名后中悔者数人，故仅得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彬四，湖南人）、王思诚等是也。定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式。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太炎更征求孙总理、梁启超为赞成人，并将宣言书邮寄横滨《清议报》，托梁启超代派送当地华侨，借广宣传。孙、梁均复书赞成，惟梁于数日后再函太炎，谓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请将彼之赞成人名义取消云。会期原定三月十九日，讵清公使蔡钧据使馆学生报告，知留学界有此举动，极形恐慌，乃持此会宣言书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以全清日二国友谊。日政府竟徇其请，特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太炎等十人于开会前一日各接到牛込区警察署通知书，谓有要事待商，请于是日某时至该署一谈。太炎等如约偕行，时衣华服者只太炎及陈桃痴二人。太炎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既至神乐坂警察署，警长首问各人籍贯为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人，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遗民。”警长摇首者再，乃以严厉之态度发言曰：“诸君近在敝国设立*亡国纪念会，大伤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余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开会。明日精养轩之会，应即解散”云云。太炎等以争之无益，无言而退。翌日，留学界多未知开会被阻事，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然是早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无数警吏监视，声言禁止中国人开会。学生到轩门者均被日警劝告而散。孙总理亦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会，及询知清使馆借外力干涉情事，乃在精养轩聚餐，以避日警耳目。是日归抵横滨，即邀集同志多人在永乐楼开会补行纪念式。香港《中国日报》得宣言书即载诸报端，大事宣传。及期，陈少白、郑贯公等举行纪念式于永乐街报社，同志莅会者极形踊跃。香港、澳门、广州各地人士闻之，颇为感奋云。
按民十六余有著述《*开国前革命史》之举，尝向太炎征求史料。太炎乃亲自手写*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原文以赠。顾余本藏有三十六年前此会宣言书印刷旧稿；两相校勘，则太炎所赠者较旧稿已易数字。如*易为中夏，延平易为大木，梨州易为太冲，婵嫣相属四字且复删去。余以前后意义虽同，究以不失本真为善，故仍袭用旧稿。然新稿乃太炎亲手写赠，弥足宝贵。余珍藏至今，视同国宝。今太炎遽归道山，万方同悼。考太炎生平墨迹虽多，而关于光复故物之文字，此为第一；虽不尊为国宝，不可得矣。爰亟制版登报，公诸同好。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
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容共，旧同盟会员某等以*首领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立心不轨，于民党根本及国家前途将有不利，尝屡列举*祸国殃民种种事实，请求孙总理设法取缔，希图挽救。及民十四三月总理在北平逝世，*篡窃民党之阴谋，益复暴露无遗。章太炎、田桐、居正、周震鳞、马君武、管鹏、但焘、焦子静、谢良牧、茅祖权、刘成禺及余等事先已惄然忧之，乃于民十三冬假上海南阳桥裕福里二号章寓开会讨论挽救之策，咸主张非号召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足以匡济危局。群推太炎撰稿领衔，该函叙述民党源流及失败原因颇详。录之如次（原函现存余手）：
敬启者。吾国原始民党以同盟会为最先。当时羁栖学舍。手无斧柯。只此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之誓言。发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澄清中国。不惜躯命。前仆后继。虽建置职员。而实归平等。虽分布群策。而各无异同。虽片时纷争。而不蓄私憾。故能树之风声。为全国军民所信仰。其时同盟支别。又有共进光复诸会。名虽小异。体实大同。众志成城。赫然振发。于是有辛亥光复之役。议者或以光复为易事。苟非忠信相孚。亦乌能应于万里乎。在会同人，志多恬退。大勋已就。而乘车戴笠者各不相猜。虽环堵萧然。亦无怨悔。追怀旧雨。实令人叹慕无穷。嗣后旗帜渐分。始有共和国民二党。其时同盟余烈犹未全衰。癸丑金陵失败。民气日消。及袁氏覆亡。民党已四分五裂。幸各党皆有同盟旧友为之纲纪。间招时俊。颇亦得人。相与支持不坏。然政党相猜。易破道义。淳朴之气。日渐浇漓。甲是乙非。争端无已。自六年护法至今。虽西南孤峙。存此孑遗。而各省意志。常非一轨。甚乃抗兵相攻。自生仇衅。一时利用。旋即乖离。曩无尺寸之藉。而能取中夏于满洲之手。今有数省之力。而倒授军阀以主器之权。则知诚信日衰。转相携贰为之也。某等以国是不定。由民党涣散之故。所以犹有余烬者。则同盟会精神未尽磨灭。阴与维持。而受之者身不自觉。向使同盟尚在。凡民党在朝在野者。必不为尔寂寂。虽有桀黠之徒。亦不得递司神器矣。为是感念旧交。力遒来轸。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稍就次。乃旁求时彦熔于一冶。以竟往日未伸之志。而为将来匡济之谋。将伯频呼，反思不远。执事夙同大义。勤劳廿年。阅事既多。德慧日进。惟望赞成此志。加以匡扶。则死友得酬。存者知感。膏沐天下。为泽无穷矣。特书申意。不胜悃款之至。专此布达。
敬颂
□□先生冬安
周震鳞管鹏焦子静茅祖权
章炳麟田桐居正冯自由同启
马君武但焘谢良牧刘成禺
通讯处上海南阳桥裕福里二号章太炎先生寓
民国十三年〓月〓日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横滨《清议报》
戊戌政变后，康、梁师徒同亡命日本，梁启超感觉有设立言论机关之必要，遂于己亥春（一*九年）向侨商募资，在横滨发刊《清议报》，大倡保救清帝光绪之说，推冯镜如任总理，而自任总撰述，麦孟华、欧榘甲等佐之。出版数月，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所载谭嗣同著《仁学》，及译述日本柴四郎著《佳人奇遇记》，内有排斥满清论调，为康有为所见，遽命撕毁重印，且诫梁勿忘今上圣明，后宜谨慎从事。及康离日赴加拿大，梁与欧榘甲等渐与总理、杨衢云、陈少白等相往还，意气日盛，因而高唱自由平等学说，自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颇为世人欢迎。梁有别号曰任庵，至是亦改称任公，以示脱离康氏羁绊之义。盖康门徒侣多以庵字相称，即为源出康门之标记，梁此举即所以表示其决心也。欧榘甲亦有一文阐扬汤武革命，语极动听，事为康所知，深恐梁、欧等改弦易辙，于彼不利，遂令梁赴檀香山创设保皇会，欧赴旧金山主持《文兴报》，而使麦孟华专任《清议报》笔政，凡有革命自由独立自主等名词，一律禁止登载。梁自檀岛尝以其赠何蕙珍女士诗二十首寄登报末，康来书切责编辑陈镛，谓卓如（梁字）荒淫无道至此，汝等乃公然刊其淫词，实属有玷师门云云。《清议报》于庚子年（一九○○年）冬骤遇火灾，因保险单误书总理人姓名为林北泉，西人保险行不允赔偿损失，遂致停版歇业。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
诸暨周善培，字孝怀，历任各省督抚幕僚及四川、广东官立学堂督办提调等职，思想新颖，议论豪爽，日以提倡新学为务，极为岑春煊所器重。己亥秋奉川督命至日本考察学务，因与梁启超有旧，时至横滨清议报馆访梁叙阔，梁对周极致倾仰，认为当今豪杰。尝先后为书二通介绍于孙总理，第一书曰：“昨得刚兄（著者按：刚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而其信至礼拜日正午始到，因已不及，故未能就谈为歉。今有四川一豪杰来此间，弟欲约其与兄相见。若能以本礼拜六晚仍赴前地相会最幸，可否请即回一示。弟晋顿首。”（梁有日本名曰吉田晋）第二书曰：“今日寄上一书，想已达。有四川一豪杰周君孝怀，弟欲与之同见足下商量一切事务，何时可约见，请即回示为盼。逸仙仁兄，名心叩。”时梁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梁副之。梁诘总理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故周孝怀甫至日，梁即引见总理，共商救国大计，周闻孙梁言论，颇表同情，并愿相机协助。未几，梁忽奉康有为命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一切计划尽成泡影，殊可惜也。癸卯（一九○三年）余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记者，总理尽以旧日与康梁来往函牍付余保藏，梁介绍周函二通亦在其中。民四余与林子超同主持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事务，钮永建亦至美游历。时中华革命党与民党别派之欧事研究会因对日外交问题主张各异，有急进缓进之分。林钮等认为非团结一体，不足以应付时局，遂推余至日本任双方调解之责。余既抵日，适民党两派亦有此项之合作运动，欧事研究会及南洋水利速成社一派同奉岑春煊为领袖，岑之驻日代表为周孝怀、章行严。某日，孙总理招宴周、章于灵南坂头山满宅，藉敦友谊，并邀余及头山满、萱野长知、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谢持、邓铿诸人作陪。谢、邓均孝怀授业弟子，谢时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次长，邓则任中华革命军粤军总司令。孝怀至门，即令两旧学生代卸外衣，别主人时亦令谢、邓服务衣帽，盖仍不脱旧日师长对学生之尊严也。余于是日赴宴之前，偶检行箧，忽发见己亥梁启超介绍周孝怀见总理之函二通赫然在焉，乃携以俱往，于席间出示座客，众皆咄咄称异，即总理亦为愕然，诚不料此十七年前无关紧要之函牍，竟突然出现于宾主二人之前也。民十一，孝怀从上海至广州，邓铿方佐陈炯明任粤军参谋长，闻其师来，特驱车至广九铁路车站接候。事前为陈炯明部将某等所知，以邓不恤陈党反对，力助总理北伐，衔之。遂购使凶徒狙击之于车站。邓以伤重身死，孝怀闻耗，为之悲痛不置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1）
自乙未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乃于己亥（一*九年）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少白莅港后，先向老友何启、区风墀查探地方官吏对于我国革命党人之态度。时区方任华民政务司总文案，何则任议政局议员，在香港政界均有相当之信用，因悉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期仍未满限，而少白则可不受拘束。于是租定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门牌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名《中国日报》。所有机器铅字，概由总理在横滨购办。初出版时，少白自兼任总编辑。先后助理笔政者，有洪孝充、陆伯周、杨肖欧、陈春生诸人。英文翻译则为郭鸿逵、周灵生等。经营数月，至是年十二月下旬始告出版。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乃惹起中外人士之注意。从前各地中文报纸排印俱用直行长行，不独香港一地为然。独《中国日报》始仿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初时人多异议，《中国日报》毅然不屈。未几，香港、广州、上海各报陆续改用横行短行，是亦报式之革命也。此报除日报外，兼出十日刊一种，定名《中国旬报》。篇后附以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由杨肖欧、黄鲁逸任之。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时革命党财政并不丰裕，开办数月已感困难。任厨役者为横滨同志陈和，报中买菜钱亦时由陈代垫。陈复假诸编辑部中人，其拮据可知矣。翌年（一九○○年）总理派少白及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经营广州、惠州军事，报中来客顿形热闹。在馆下榻者有史古愚、史坚如、苏卓南、张硕臣等。时到谈者有杨衢云、郑士良、宋少东、黄福、练达成、邓荫南、冯镜如、冯自由、李自重、梁麒生、杨襄甫、李纪堂、毕永年、钟荣光、陈典方、王煜初、伍汉持、李竹痴、方毅父、区凤墀、朱通孺、张智若、日人原口闻一（东亚同盟会员）、宫崎寅藏、平山周、山田良政、福本诚、伊东正基、清藤、末永、英人摩根等，可谓一时之盛。及庚子惠州、广州二役相继失败，义师将士群至机关部狼狈求助。报中经济能力大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幸是时富商李纪堂早由杨衢云介绍入党，于接济军饷外，尚能担负报馆度支。《中国日报》赖以维持不坠者，李之力为多焉。
辛丑（一九○一年）春，报社迁移至永乐街。时郑贯公适因发刊开智录，为横滨《清议报》所摈，总理特介绍至《中国报》充任记者。郑归自日本，绍介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之学说于读者，持论新颖，极受社会欢迎。时距庚子汉口失败一役未久，留日志士沈云翔、朱菱溪、秦力山、苏子谷（曼殊）及余等次第至港，多在报社下榻。沈与粤督陶模之子拙存（葆廉）友善。陶督笃信新学，葆廉更以*自居，延吴敬恒、钮永建为幕僚，大兴教育。沈每至广州，陶父子礼之甚优。父子均喜阅《中国报》，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余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阅《中国报》而将县官二人撤职，其后乃知此二人实为好官，不过《中国报》误载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又有广西志士余化龙者，因事系南海监狱，屡寄稿《中国报》，揭示监狱黑暗，狱吏畏之如虎，事事恒迁就之。化龙竟借势*狱吏之妇，尤属罕闻。及为《中国报》所知，因据实加以纠正，化龙卒不免伏法。是年十二月初九日，总理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港，挈眷寓报馆三楼。自乙未广州失败以后，港政府即不许总理入境。此次适禁限期满，故总理得暂寄居。不数日，警长亨臣奉命讽使总理出境，总理遂于是月十五日赴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前后居港仅一星期耳。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2）
郑贯公为人豪迈不羁，交游日广，与少白意见颇不相投。是年七月，因与郑士良、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士良卒然暴毙，深为少白所不满。故郑任笔政不及一载，即辞职另创《公益报》，继之者为陈诗仲及黄世仲。
壬寅（一九○二年）陶模解职离粤。十二月，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谢缵泰等，谋于除夕日在广州举义，不幸事泄失败，梁慕义等八人殉焉。是役，李纪堂独任军饷数十万元。总理、少白均不与谋。事后，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鹗竟大放厥词，痛诋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中国报》陈诗仲、黄世仲等乃严词辟之。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中国日报》因拥护革命与他报笔战，此为第一次。
癸卯（一九○三年）春间，《中国日报》以留日学界之革命思潮异常蓬勃，特聘余为驻东记者，故国内各报留学界消息以《中国日报》为最详。是年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苏报》主人衡山陈范（梦坡）亡命至港，少白款之于《中国报》。陈嗜酒如命，一夕夜起觅酒不得。乃取案头医生给予少白之药酒作鲸饮尽之，一时传为笑谈。章炳麟入狱后，时作政论寄登《中国报》，读者视同拱璧。甲辰（一九○四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扶满保皇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是时郑贯公主办之《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报》先后出版，民党在言论界渐占势力。惟《中国报》以维持困难，乃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迁于荷理活道。公司设总理三人，以李纪堂、容星桥、陈少白三人分任之。李司财务，容司印务，陈司报务，报社组织为之一变。此三年间，陈诗仲已赴南洋就星洲《图南日报》之聘；黄世仲亦改任《公益报》记者。在《中国报》先后承乏笔政者，自王君演、卢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选、卢信、廖平庵诸人。时有伍宪子者，藉卢信介绍，将入《中国报》为主笔，后乃致书卢信，谓因康党《商报》多出每月笔资五元，故已改就《商报》之聘云。可见当日新学志士对于革命保皇二说，尚多未能划分界线也。
乙巳（一九○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总理以庚子后内外党务久已停顿不振，而少白与港、粤诸同志复不能融洽一致，遂于八月初十日特派余至香港组织同盟会，兼任《中国日报》记者。时任笔政者为卢信、廖平庵、陈春生三人，翻译为冯扶，余有长篇论文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凡二万余言，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东京《民报》第四号及旧金山《大同日报》均转录之，香港同盟分会即于此时成立，众推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余为书记。是年下半期港、粤间革命派报纸异常发达，香港《中国日报》之外，有《公益报》、《广东报》，及郑贯公新创之《有所谓报》、黄世仲新创之《少年报》、广州有《群报》、《亚洲报》、《时事画报》。适是时美国新颁禁制华工苛例，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警国人。于是港、粤人士大愤，商工学报各界同组拒约会，以抵制美货相号召。美国商会乃举派代表与港、粤各界会商修约问题，经何启、陈少白二人从中斡旋，略具端倪，即世称十二条款是也。十月，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假法邮船，约诸同志开会讨论党务。其时，《中国日报》与《有所谓报》因抵制美约事意见不合，互相攻击。余多方调处无效，总理乃约少白、贯公至*，劝令和解，二人从之。十一月，黄克强自日本来，下榻《中国日报》，旋赴广西桂林，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有所活动。十二月，《中国日报》复由荷理活道迁至上环德辅道。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3）
丙午（一九○六年）春，粤督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为粤路股东黎国廉等反对，遂捕黎下狱，并禁止粤中各报登载反对言论。香港股东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乃在香港组织粤路股东维护路权会，函电清廷及各方极力抗争。香港各报均力助股东，攻击岑春煊之违法占权，尤以《中国报》最为激烈。盖陈、杨等深佩少白才识，特聘充保路会顾问，故陈、杨等一切策划皆少白为之谋主也。岑于莅粤之初，颇重视《中国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及为港报反对，遂下令禁止各报入境，《中国报》在粤之销场由是断绝。识者以《中国报》被禁之原因，不在于高谈革命，而在于维护路权，咸引为绝大憾事。陈、杨等初语少白，谓《中国报》如有困难，当以万金助少白向文裕堂承购该报，以酬该报协助之力。其后竟食言而肥，民党中人咸不直之。未几，黄克强在桂林以郭人漳与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不睦，屡劝二人合力反正，均不见听，遂怏怏归香港，仍寓《中国报》，旋赴南洋。鄂同志吴昆时奉日知会刘家运、冯特民命至港，欲访黄协议鄂省军事。因黄未返，乃在《中国报》守候两月。黄回，以饷项不足，令吴返鄂传语各同志静候。黄此次赴星洲，仅筹得千数百元，《中国报》时在窘乡，竟向黄借资购买纸料，其困状可见一斑。
丙午七月，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宣告破产。余于事前预向文裕堂以五千元购取《中国报》，故得免于此厄。先是，《中国报》尝于乙巳冬记载康有为之女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事。康乃委托保皇会员叶恩在香港法院，控《中国报》以毁谤名誉之罪，要求赔偿损失五千元。此案涉讼经年，迄未解决。《中国报》搜罗康有为师徒棍骗证据，极为充足，颇有胜诉之望。惟英律凡被告无能力延律师抗辩，即等于败诉，讼费例由被告负担。《中国报》原属文裕堂印务公司产业之一部，文裕堂如破产，则《中国报》亦须拍卖，以供讼费赔偿之需。少白初以陈赓虞、杨西岩等曾有斥资万元协助《中国报》之约，至是重申前义，竟为陈、杨所拒。一说谓陈、杨前允协助之万元，乃以之酬报少白两年来策划争取路权之劳，并非以之协助《中国报》。故少白是时不便向陈、杨进言，以免损及个*利。后一年，陈、杨三人合酬少白九千元，即是此款云。余以《中国报》势濒危殆，于民党名誉关系至巨，乃商诸外舅李煜堂，得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购得之，始得免于拍卖。新股东为李煜堂、李纪堂、伍耀廷、伍于簪、吴东启、麦礼廷、李亦愚、潘子东诸人。众举余任社长兼总编辑，新报社于八月迁于上环德辅道三○一号。时总理在南洋，对于康同璧讼案主张继续抗诉，特汇款三千元于少白，使延律师力争。少白以讼事牵缠费时失事为辞，不欲再事兴讼，故此案结果遂为无形之失败。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己亥（一*九年）九月，梁启超向横滨华商郑席儒、曾卓轩等募款三千元，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梁自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时梁方与总理、杨衢云、陈少白诸人往还颇密，且有联合组党之计划，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云翔（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此外尚有北洋官费生黎科、金邦平、蔡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诸人亦持革命论调，与总理、梁启超时相过从。庚子（一九○○年）夏秋间，唐才常谋在汉口发难，预约留学中有志者返国相助。大同学校湘籍学生与唐有师生关系，闻命赴义者有林锡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钟浩等。校外留学生则有傅良弼、吴禄贞、蔡丞煜、黎科、戢元丞、郑葆丞等。是役以期前事泄失败，除力山、禄贞、元丞走脱外，余人先后就逮被杀。先是，梁启超因在《清议报》渐发挥排满言论，深为康有为所不满。康于己亥十二月派叶觉迈携旅费至日，立逼梁即赴檀香山设保皇会，另派麦孟华代理校务。麦以诸生咸心醉民族主义，与保皇会宗旨不合，遂废止汉文讲席，而改为攻读日文之专修学校。及汉口之役失败，校中经费不继，势将解散，乃由日人柏原向日政党募款，在小石川区建筑新校舍，易名曰东亚商业学校。除旧生外，新生由本国来者颇不乏人，王宠惠、蒋尊簋、蒋方震，其最著者也。此校续办二年，复以无法维持，改由清公使蔡钧接办，更易名清华学校，盖表示大清统治中华之义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毕永年削发记
毕永年，号松甫，湖南长沙人，拔贡生也。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遇乡人有称道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面呵之曰：“吾湘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闻者为之色变。弱冠与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唐亦夙具种族观念，佥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永年闻论大喜，遂日与商议救国大计，更从事联络会党之运动。戊戌（一*八年），湘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创办时务学堂，以广育人才，延唐才常、梁启超等为教授。督学使江标亦高谈新学，大为湘绅王先谦、孔宪教、叶德辉、黄鋆隆诸人所反对。新学派以王先谦等受清帝严旨斥责，气焰大张。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闻谭嗣同居京得志，乃北上访之。嗣同引见康有为，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求谒孙总理于横滨，愿加入兴中会为会员。未几，清帝变法失败，长沙时务学堂被封，唐才常亦避地日本，永年乃介绍之见总理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张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总理曰：“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才常闻之大悦，愿约梁启超同向有为进言。总理知有为性情固执势难合作，乃派永年偕日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居湘、鄂逾月始东渡复命。平山语总理，谓：“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沈毅可用，永年所报告佥符事实。”总理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之策，因使永年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谒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合作方法。永年遂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冬领杨鸿钧、李云彪、辜天祐、辜鸿恩、张尧卿，师襄等数十人至港。鸿钧乃金龙山堂龙头，云彪乃腾龙山堂龙头，均为湘、鄂哥老会各山堂之势力最巨者。陈少白乃介绍粤、港各三点会各大佬（首领之称）与杨、李等相会。是为湘、鄂秘密会党与广东秘密会党结合之嚆矢。同时，永年提出兴中、三合、哥老三大团体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之议。三会各代表均无异议，遂特制总会长印章，由日人宫崎寅藏赉往横滨，上诸总理。杨、李等居香港两月，复由永年导往日本，谒总理请示方略，均由总理分别遣之回国候命进止，庚子（一九○○年）夏，永年挈杨、李诸龙头居沪，日促总理克期大举，以乏饷械故，迟迟未得确讯。时才常亦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先在上海发起正气会以为活动机关，继复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海上名流容闳、严复等开国会于张园。其宣言书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永年以才常为自相矛盾，且违背向日宗旨，特以此相驳诘。才常借口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适杨、李、辜、张诸人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永年复力劝才常断绝康有为关系，才常坚不肯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易名“悟玄”，仅贻书平山志别，其后不知所终。遗书尚存平山手中，录之如次：
平山仁兄足下。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弟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弟于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眉，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临颖依依，不尽欲白，龙华会上或再有相见时乎？宫崎仁兄晤时乞为道意，恨此番未得叙别也，劳思如何？释悟玄和南上启。
永年入山后，所部尽归于才常、林锡圭二人。圭号述唐，湘阴人，有干才。才常联络会党全赖其力，亦永年挚友也。锡圭常驻汉口，大发富有票，借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县，为数甚夥。才常在上海待款发动，屡电海外，促康有为、梁启超汇饷接济，均无以应。以是各党目对康、梁感情日恶。杨鸿钧、李云彪率先离异。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固不俟汉口事泄，而会众已先后解体矣。总理在日闻永年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自庚子至乙巳（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长江流域各省之运动一时为之停顿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
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总理于乙未春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尝以医术纳交于政绅各界，绅士中署名为农学会发起人者，颇不乏人，刘及潘宝璜兄弟预焉。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还尤密，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然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及九月重阳之役，刘事先亦略知情，曾告总理，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故事后粤督谭钟麟奏拆内称：“据陆皓东供：香山县人，与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杂之杨衢云交好，因闱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闱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集之区，欲谋抢劫”等语。虽与事实不符，然所说亦有自来也。刘自是与总理不通音讯者多年。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时总理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偕杨衢云日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乘*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为西历一九○○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总督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闻总理等将由日本至港，遂预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之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宫崎随刘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则乘原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遂失意返港。未几，联军攻陷北京，清廷电召李督北上议和，特派招商局轮船安平至粤延接。李督遽受清廷恩遇，遂决计北上。舟过港时，港督重申前议，李坚不允。刘、曾二人时亦随行，陈少白尝登安平轮访之，刘谓傅相意志坚决，无法劝阻，事遂绝望。及惠州革命军起，总理时在台湾，闻刘独留上海，未随李督赴津，遂使平山周持密函至沪访刘求助巨款，并约与合作。原函现尚存平山手中，录之如次：
耦耕主人足下：前次会议已决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今据明文，迁都已实，则惟有其后之办法耳。数月以前，已令部下分途起事，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兵力稍单，则乘机袭城，以为基本。袭城之道，亦分二法：一为部下日前布置之法，据报城内外各要地已种烈雷，一燃可陷官军*，但此法伤残太甚，因知所种之物，大拿米已有四万余磅，银粉亦有百余磅，若一燃之，则恐羊城虽大，片瓦无存也。此又焉能借为基本之地哉？故力戒勿行，且饬俟便陆续起回，免以自伤，未审能照命而行否？其二为弟亲率大队，从乡间进迫省城，在内部众，同时起应，此法较为妥善，今已约部下待命矣。今惠军已起，日内则肇高北江等处必继之，省城之兵不能不外调，城中不能不单薄，一击必下，计属万全矣。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未行之前，欲先将内外局面布置妥当，以为万全中之万全也。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优当财政，李君伯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今欲计出万全，转祸为福，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速办外局之事，欲保全苍生，瓦存羊石，则欲速雇舟直渡内地，以慰众心，而一众志，否则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勿以斯言为河汉，幸甚幸甚。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已传语反正军中，俟到可扬布之日，则照扬布之矣。江、鄂两督趣意如何？如不以此举为不是，可致意力守，遏外人侵入。如不以此举为然，则弟取粤之后，即当亲来吴楚，与彼军一见也。内局布置妥当之后，足下宜预备行装回粤相会可也。余事不尽，周君面述之，此致，即候筹安不一。
弟长雄谨启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
按此书命意含有种种作用，总理鉴于乙未之役，知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函中所举姓名，耦耕即刘字，周平山即平山周，长雄即高野长雄，总理别号也。杨文为杨衢云，李伯为李纪堂，盛宣为盛宣怀，何容为何启、容闳，时平山谒刘备述总理推戴之意，惟刘虚与委蛇，平山竟无所得，遂电告总理复命，总理于是即由台湾乘日轮至上海，舟泊黄浦码头，使平山约刘至日轮相见，刘托故不往，平山再三强之始行。孙、刘会谈数时，终无结果，自后刘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清季贝子载振至浙江，刘以馈献巨金，得圈用杭州民地数百亩，营造刘庄别墅于西湖，民国后浙政府据乡民举发，特将刘庄封禁充公，其后经刘多方设法，卒获取消封禁，领回原业云。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沈云翔事略
沈云翔，字虬斋，浙江乌程县人。少有大志，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己亥（一*九年）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送日本留学，云翔预焉。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翚（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己亥庚子间，各省留东学生渐增至百数十人，湘之秦力山、林述唐、李炳寰、蔡松坡、田邦璇、蔡钟浩；鄂之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粤之黎科；闽之郑葆丞；燕之蔡丞煜；皖之程家柽诸人，均属有志之士。云翔一一引见总理，共商天下事，总理深得其助。庚子（一九○○年）七月唐才常谋举自立军于武汉，留东学生慷慨赴义者二十余人。事败，或死或逃，云翔时在上海，仅以身免。张之洞以参加是役者，多属鄂省官费学生，因驰书东京，剀切劝告，令勿蹈死者覆辙。学生不服，谋报书绝之，属云翔起草。云翔乃痛陈革命理由，词意皆妙。中叙唐才常、林述唐、傅慈祥被戮之事，有句云：“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诮，而又蒙羞杀士之名。”之洞固畏清议，得书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难于下笔，乃将原书分之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学生，令各撰驳文一篇，同情于云翔者多告假。有某生遵命为文数千言，极言革命足以亡国，之洞击节称赏，令印刷万纸，分寄留东学生传观。云翔读之，乃宣言曰：吾国亡子满族已二百六十余年矣，岂至今日始言亡国耶？闻者罔不感动。先是云翔尝偕戢翼翚、金邦平、章宗祥、吴振麟、黎科、傅慈祥等发起励志会，以砥砺志节为宗旨，庚子后会中分子渐趋向拜官主义，云翔思有以救正之，乃于辛丑（一九○一年）春，约秦力山、戢翼翚、王宠惠及余等创刊《国民报》月刊于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留学界倡导民族主义之杂志，以是为嚆矢。余任发行兼编辑人，经费多赖孙总理接济，以维持困难，仅出至第四期而止。云翔深感经济压迫之苦痛，遂南游星洲，谒闽商邱菽园，力劝其抛弃保皇主义，皈依革命真理。菽园款之于《天南新报》，久久无所表示。云翔乃至香港《中国日报》访陈少白。闻陶模时任粤督，以素与陶子葆廉（拙存）相善，爰至广州督署谒之，葆廉待以殊礼，且引见乃父，凡遇新政兴革事件，辄就之请益，故清末各督抚之政绩，以陶模为比较优良，云翔与有力焉。壬寅（一九○二年）以后，《国民报》诸友星散，戢翼翚开设作新社于上海，秦力山南渡缅甸，王宠惠游学美洲，云翔不知何所枨触，竟惓伏故园，鞱光养晦者多载，生平友好，多莫知其踪迹。辛亥武汉光复，陈其美组织沪军都督府于上海，云翔始再出参与帷幄，其美礼之甚优。嗣民元南北统一，仍遁迹乡居，绝意仕进。民二赣、宁讨袁军失败，民党耆旧株连者众，云翔乃迁上海租界避之。袁世凯令沪军使杨善德大兴党狱，侦者探悉云翔寓处，诡为车夫伺于门，候云翔出，侦者遽拉之直向华界，投之于狱。云翔移书王宠惠求援，宠惠多方营救，奉无以应，云翔寻见杀于沪军署。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郑贯公事略
郑道，字贯一，广东香山县人，少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目。初读书乡塾，年十六，以家贫辍业，乃东渡日本，依其族人寿康。寿康久任太古洋行横滨支店买办，使贯一在办房服役。贯一耻与厮走伍，恒郁郁不乐。时旅日华侨风气渐开，侨商颇有购读《时务》、《知新》等报者，贯一于工作余暇，辄向友人假读《新学书报》，隐然具国家思想。岁戊戌（一*八年）横滨大同学校成立，教员康徒徐勤、汤觉顿、梁启田等大谈新学。逾年梁启超发刊《清议报》旬刊，徐勤倡设孔教会。一日，大同学校出联曰：“自信美人犹未暮”。贯一代其族弟对曰：“要倡孔教亦非迟。”徐、梁等询悉为贯一捉刀，知其有志向学，乃特许充免费生。己亥（一*九年）秋，梁启超得侨商郑席儒等资助，组织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从游者俱湘、粤籍学生，余及贯一与焉。此外尚有秦力山、林述唐、蔡艮寅（后易名锷）、冯斯栾、范源濂、李炳寰、唐才质等二十余人。校中功课，除日、英二国文字外，专讲授欧、美各国革命历史及希腊先哲与法儒卢骚、孟德诗鸠，英儒达尔文、斯宾塞等学说，故诸生莫不志大言大，各以古代名贤自况。贯一自称中国之摩西，尝著述《摩西传》以见志。庚子（一九○○年）七月，唐才常谋起自立军于汉口，事泄失败，高等大同学校湘籍学生林述唐等殉难者十余人。是年冬学校以款绌改组，贯一乃改就《清议报》编辑之聘，时梁启超已改其别号任庵为任公，秦力山亦改其别号遁庵为遁公，均示脱离康氏羁绊，故贯一亦易名贯公，以明一致。《清议报》原为保皇会机关报，南洋美洲各埠凡有华侨之地即有保皇会，亦即《清议报》之代销处，贯一以华侨中毒已深，乃倡设《开智录》半月刊，专发挥平等自由天赋*之真理，欲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为拔赵帜易汉帜之计，特邀余及冯斯栾同任撰述。贯一号自立，斯栾号自强，故时人有三自之称。出版之后，风行一时，保皇会员因之豁然觉悟者，颇不乏人，梁启田乃自加拿大移书横滨保皇会告变，《清议报》经理冯紫珊以是免贯一职。时孙总理寓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馆，与贯一及余等早有往还，至是乃介绍贯一于陈少白，使任香港《中国报》记者，此辛丑（一九○一年）春间事也。维时香港新闻界尚极幼稚，主持笔政者多旧学中人，立论陈腐，颇为新学士子所齿冷。贯一至港，乃尽量阐发其新名词及新思想，旗帜为之一新，大为读者欢迎。港中青年慕贯一名，多愿与之结交，贯一赋性不羁，遂与诸纨袴游，宴饮殆无虚夕，渐为少白所不喜。一夕与同志郑士良（庚子惠州革命军首领）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士良猝暴病身死，贯一意不自安，未几遂向陈少白辞职，旋与林护、谭民三等创设《世界公益报》，癸卯（一九○三年）夏间偕冯活泉、苏焯南、崔通约三人至横滨定购印机铅字等物。贯一任总编辑，而通约则充驻日访员，是为香港维新派报纸之第二种，是报资本全出自基督教徒，立言宗旨须受资本家所统制，贯一以议论缚束，大违初衷，出版不及一载，即自行辞职，而另创《广东报》。《广东报》言论较《公益报》为开展，惟资本不足，发刊年余，便已歇业。乙巳（一九○五年）夏复组织小报，题曰《惟一趣报》，又名《有所谓》，专以小品文字牖导社会，粤中文士助任撰述者，有胡子晋、王君演、王斧、陈树人、卢伟臣、卢星父、骆汉存等十余人，销路之广，驾各大报而上之。时当美国公布华工禁约未久，各省抵制美货之潮流，风起云涌，尤以广州、香港二地为最。粤督岑春煊徇大绅江孔殷之请，严令解散拒约会，且逮捕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志士置之于狱，各界人士大愤，贯一乃联合粤、港各报，对暴官劣绅口诛笔伐，义声震于一时。香港美商会以彼国商业损失不资，遂延律师何启出而调处，以转请华盛顿政府改善商约为条件，即世称十二条款者是也。是年七月，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孙总理派余至香港组织分会，余既莅港，乃召集同志开成立会于《中国日报》，众举陈少白任会长，贯一任庶务干事，余任书记干事。丙午（一九○六年）夏，贯一妇马氏忽患恶疫，赖贯一多方护持，得不死；而贯一以侍疾之故，竟为侵染。淹缠数日，遂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六。寻马氏亦仰药以殉，闻者莫不惜之。后一月，诸同志为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友好及各界人士参与者二千余人，极一时之盛。《有所谓报》自贯一逝后，维持乏人，乃易名《东方报》，刘思复、谢英伯、陈树人等同任撰述，至丁未（一九○七年）春停刊。
《革命逸史》第二部分 秦力山事略（1）
秦鼎彝一名邮，号俊杰，又号力山，别号遁公、巩黄，湖南长沙人。赋性豪侠，好与会党中人游。戊戌（一*八年）湘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延梁启超、唐才常掌教，力山与湘阴林锡圭、邵阳蔡艮寅（后易名锷）、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浏阳唐才质等，同为学堂高材生。己亥（一*九年）秋，梁启超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函招时务学堂旧生从学，应之者二十余人，力山预焉。力山既莅日本，日读法儒福禄特尔、卢骚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复结识孙总理、章炳麟、沈云翔、戢元丞诸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以生。是年冬梁启超赴檀香山，延力山分任横滨《清议报》笔政，力山借以发抒政论，文名由是渐显。庚子（一九○○年）五月义和拳祸作，时爱国志士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者，力山亦此议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力山以拳党顽固无可合作，乃至汉口访林锡圭，参加长江自立军运动。因与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友善，愿独担任池州大通发难之责，由唐才常委充自立军前军统领。及至大通，赖孙管带密助以军械，水师营弁亦多受约束，又由皖省哥老会头目符焕章在大通、芜湖、太平、裕溪和悦洲等处散放富有票，招人入会，大通及附近居民附和者充塞于途。原与汉口机关部约期七月十五日同举，讵唐才常以待海外保皇会汇款，展期数次，力山因长江沿岸*，未管军报，仍进行不辍，至七月十三日事为大通保甲局委员许鼎霖所闻，立督局勇拿获党人七名，铜陵县魏令更电皖抚王之春告警，王先派武卫副前营傅永贵督勇一哨附江轮前往弹压，继闻盐局已被党人占据，乃续派武卫楚军及定安军七八百人赴援，并令沿江各地*。力山知事机已泄，遂令党人于十五日立即起事，并四处张贴汉口所预印之安民告示，文云：
中国自立会会长以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破己亥十二月念四日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弑，不得则安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清光绪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
“法律”一不准伤害人民生命财产。二不准伤害西人生命财产。三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四不准扰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奸淫。六不准酗酒逞凶。七不准用毒械残待仇敌。八凡捉获顽固旧党应照文明公法办理不得妄行杀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