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述题：
1、试述秦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战国时华夏族与其他各族，已形成民族大融合。秦统一后，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公元前218年秦派大将军蒙恬率军北征匈奴，收回河套地区，置34个县，迁中原人口，到此垦殖，并修直道通咸阳，加强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公元前214年秦征服越族，先后置闽中、会稽、桂林等郡，又迁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加速了民族融合并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统一西南夷，修五尺道，促进巴蜀乃至中原和西南夷地区的民族间的往来，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大作用。从此，秦建立了“东到大海，西到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
2、评述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位英明的封建帝王。唐朝主要依靠他的谋略和武功完成了统一大业。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发展，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成为封建治世的模范，因其年号叫贞观，史称“贞观之治”。贞观这治的主要内容：（1）以隋亡为戒，对统治集团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赋役较轻，人民稍得喘息之机；（2）任人唯贤，官得其人，不因政敌而舍贤才，从各阶层各方面搜罗了许多文武奇才，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宰相，房有谋略，杜能断事，被誉为“房谋杜断”；（3）善于纳谏，魏征改于直言上谏受到赞赏和信任，魏征以外还有一批重臣经常向太宗诤谏，太宗欣然接受；（4）调整经济政策，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5）继续采用三省六部制，发展科举，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吸收庶族参政。“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与唐太宗本人的素质和努力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隋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农民战争的伟大威力促进唐太宗居安思危，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贞观时期，农民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所受压迫仍然很重，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根本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和地主阶级的永远富贵。
3、试述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内容及意义。
原因：北宋中期“积贫积弱”，“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北宋王朝的统治，必须“富国强兵”，变法改革。
内容：主要有10个方面：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
意义：王安石主持变法从1069年开始至1085年宋神宗死，新法被废止。这场变法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某些效果，如因为推行青苗法、免役法等收到了大批钱粮；推行农田水利法，兴修了1万多处水利工程，溉田36万余顷；军事上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等等。
4、如何评价成吉思汗。
（1）成吉思汗统一了长期分裂混战的蒙古各部，使蒙古族摆脱了被压迫的地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的业绩为元统一全国、结束分裂奠定了基础。蒙古汗国把诸多民族统一在一个政权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蒙古汗国打通了东西方交通，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成吉思汗对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2）他发动的大规模的西征具有侵略性质。蒙古汗国对外发动的长期战争给各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都应予否定。（3）总而言之，成吉思汗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一生，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5、试述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生。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也随之有了明显的发展，全国出现了三十多座比较大的商业城市，对外贸易发达，白银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在江南的苏、松、嘉、湖、杭等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稀疏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一方面必须出现较大的作坊主或商人，即拥有较多资金积累的最早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要有和生产资料脱离，并在人身上比较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即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一方是把别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购买，另一方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去出卖，两者在市场上的结合，就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这种情况，明中期以后开始在苏松地区出现了。在苏州地区有许多机户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机房”，就是手工工场。机户是早期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虽已产生，但非常微弱，它的存在只是个别的零散现象，并且仅限于丝织业等几个手工业生产部门，同时它要受到封建制度的重重缚束和摧残，所以它的滋长是很缓慢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
6、试述我国古代史上劳动人民的几次大规模南迁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北方人民为了避乱，有三次大规模南迁：
（1）三国时期，南迁人民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同山越族共同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使江南地区得到开发。
（2）东晋南朝时，南迁农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农具和技术，与南方人民共同兴修水利，普遍地使用牛耕，大片土地得到开发，使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
（3）南宋时期，南方水田增加，稻米成为主要农作物，太湖流域的产量在全国居重要地位。棉花种植进一步推广，棉纺织业逐步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副业。
7、论述我国自唐代以后赋税制度的演变过程。这些演变过程有何特点？反映什么问题？
我国自唐代以后的赋税制度演变是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再进而到清代的地丁银。
（1）演变过程：①唐代实行两税法前，规定农民向官府交租、纳绢以及纳绢、布代役，都按人丁数以实物计征；推行两税法后，主要按土地、财产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实物税。②明代后期实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起来主要按田亩数征收，但改用银两收税。③清代雍正以后实行地丁银，则完全按田亩征收银两，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
（2）特点：①逐渐由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变为按田亩征收；②逐渐由征收实物税变为征收货币税。
（3）反映问题：①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日渐松弛；②逐反映了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
二十爵制
爵位制度，战国时秦国初置，秦及汉代沿用。秦国商鞅变法时，依据原有爵制，参照各国制度，制定秦国军功爵位等级，其后逐渐形成二十等爵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二十等爵名为：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簪袅别称谋人，大上遭别称大良造。一级至四级相当于士，五级至九级相当于大夫，十至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相当于诸侯。有爵者依据级位不同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战国时秦国五大夫以上得食邑，汉初，公大夫以上食邑，官大夫以下得免役，文帝时又改为五大夫以上才得免役。
十常侍
东汉灵帝时专权的宦官集团。宦者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为官者布列州郡，所在贪残。时人举其大数，统称为“十常侍”。
七略
书目名。西汉刘歆编撰。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业，整理国家藏书，在刘向《别录》基础上编撰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因名《七略》。辑略为编辑凡例并总论各类图书源流。其余六略分类著录各种图书，共分三十八种。六艺略九种，著录儒家经典，汉人解经之作及其他有关书籍；诸子略十种，著录先秦诸子及汉人有关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方面的著作；诗赋略五种，著录楚辞及汉人诗赋等文学作品；兵书略四种，著录军事学著作；数术略六种，著录天文历法及占卜星相方面的书籍；方技略四种，著录医学及有关房中、神仙的书籍。每书下注作者、卷数。《七略》保存了文化史的珍贵资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七科讁
汉代的一种谪戍制度，因规定应强制服役的七种人，故名。讁同谪，即谪发，始于秦。据《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前97），发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等出朔方击匈奴。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七科讁之名仅此一见。
三公
官名合称。周代已有此制，为最高辅政大臣。一说指太师、太傅、太保。《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一说指司徒、司马、司空。《尚书?大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战国至秦习惯用称辅佐君主执掌军政之最高官员。西汉初沿用以称丞相、御史大夫等最高官员。成帝绥和元年（前8）以后罢丞相制，设三公同为宰相，共同执政。以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秩禄同丞相，各自立府，辟僚署，三分相权。东汉改名太尉、司徒、司空，同为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亦称三公。爵高禄厚，参议朝政，监察百官，其实际权力因人因时而异，名义上分部九卿，实际上仅行文上下，受成而已，国家机要政务皆由尚书台处理。太尉如加“录尚书事”衔，始得实际主管尚书台政务，每遇灾变，常代人受过，权力虽轻，责罚颇重。东汉末曾罢废。三国、两晋、南朝、北魏、北齐皆置，但已非行政首脑，多为大臣的加官、赠官，有时备皇帝顾问，参理庶务。虽开府置僚署，但全国的军政要务实由尚书、中书、门下等省分掌。北周罢太尉、司徒、司空，改以太师、太傅、太保号三公，为论道顾问之官，不置府僚。隋复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初仍有僚佐，名义上参议大政，但其位多旷，祭祀时常以他官代摄。唐用做亲王、大臣的加官、荣衔，无职掌，位次三师。晚唐、五代以加藩镇，遂至冗滥。北宋初用作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亦不预政事，除授颇严。政和二年（1112），罢太尉、司徒、司空，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为真宰相之任，执掌朝政。南宋复为加官。辽代亦有三公之号。金多做大臣加官、赠官。元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作为大臣的最高荣衔。明初地位极尊，与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并号公孤，同为皇帝辅弼大臣，其职至重。建文时，一度废除，仁宗时又再度恢复。宣德三年（1428）命其各辍所领他职，专侍皇帝左右，咨访政事。后渐成虚衔，用以勋戚大臣加官、赠官的最高荣衔，无职掌、无定员。清代因之。
三老
乡官名。战国时秦、齐、魏国闾里及县均设，掌乡里教化。西汉初，乡、县皆置。汉王二年（前205），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后郡国亦置。三老可免除徭役，就地方政事向县令、丞、尉提出各种建议。东汉明帝时，以年老大臣为之，以示孝悌天下。三国、两捃、南北朝所沿其制，少数县、乡亦置，然无定制。
代田法
汉代农田耕作方法，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并推广于北方旱作地区。因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位置隔年代换，故名。据《汉书?食货志》，其法是将耕地分成甽和垅，一亩三甽，甽垅相间，甽宽一尺，深一尺，垅亦宽一尺。种植时，先将种子播在甽中，待苗成长，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逐次锄入甽中，培壅苗根，甽垅逐渐相齐，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第二年种植时甽垅位置互换，以恢复地力。此法先行三辅地区，后推广到河东、弘农、西北边郡乃至居延等地，均取得良好效果。
五均赊贷
新莽实行的经济垄断政策，为“六管”之一。《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官。王莽托古改制，以为管理物价、负责税收及赊贷。其法于长安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改原来的市令、长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司平衡物价，设钱府丞一人，司税收及赊贷。所谓平衡物价实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收税范围遍及各业，凡工商渔采畜牧，以及医巫卜祝等无一或免。官府赊贷虽取息略轻，但过期不还，罚作罪徒。实行的结果是“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社会矛盾激化，加速新朝灭亡。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是明代中期的赋税制度。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别征收，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
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
　　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
　　“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这是我国税收历史上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清初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
土木堡之变
（Tumubao zhibian） 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淝水之战
东晋以少胜多，击败前秦的重大战役。前秦苻坚统一中原后，不顾群臣谏阻，于太元八年（383）八月，强征各族丁壮，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大举南下，自恃“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企图一举统一南北。晋相谢安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八万拒之。十月，苻融率前锋三十万渡淮水，占寿阳，遣梁成率兵五万屯洛涧。苻坚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至寿阳，遣所俘晋将朱序至晋营说降，序劝石乘秦军未集，速战败其前锋。石从之，十一月遣刘牢率北府精兵五千趣洛涧，一战击溃秦军前哨，阵斩梁成。坚登寿阳城，望晋军阵容严整，以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始有惧色。晋军进至淝水，约秦军后移，以便渡河决战。坚欲半渡击之，乃挥军稍退。兵士厌战，一退不可止；鲜卑慕容垂、羌族姚苌等心怀异志，希望秦军失败以便割据；加以朱序于阵后大呼秦军已败，晋进趁机渡江猛攻，秦军大乱，自相践踏，死者蔽野。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追兵且至，昼夜不敢息，乃草行露宿，饥冻者甚众。坚中流矢，单骑逃至淮北，退回长安。是役后，晋乘胜收复河南地区，秦则土崩瓦解，北方再度大分裂。
监司
官名或官署名统称。汉代、两晋及南北朝时期指刺史、侍御史及尚书左、右丞等有监察权的官员。《后汉书?左雄传》：“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宋代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有监察各州官吏之责，故亦有此称。明代则称提刑按察司。清代为司、道之统称。因藩司、道台有监督府县之责，故称。
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社会思潮。语始见《晋书?陆云传》。魏晋名士以谈“玄”，释“玄”，崇尚虚无，空谈名理为风气，并建立起不同的流派，故名。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经典，讨论有无、本末、动静、言意象，以及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以综合儒、道、名、法诸家学说的新的思想形式，代替趋于衰微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阮籍、嵇康、王弼、向秀、郭象等。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综观魏晋玄学，其基本特点有：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基本内容，有提出「以无为本」及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自己的本的思想；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为其哲学目的；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的思维形式。由是形成两晋南北朝玄学的独有特色。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崇尚《老子》，辅以《易》学，提倡“贵无”，主张以寂然不动的“无”为世界的精神性本体，但也注重儒家的丧祭服制和历代的典仪，服膺孔子，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统一儒、道。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史称“正始之音”。而阮籍、嵇康则视自然与名教为对立，主张毁弃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达于“自然”，必能“通于治化”，幻想无君、无臣的自然社会。魏晋之际，裴頠批评“以无为本”，肯定万有存在的真实性，并反对寄生思想和纵欲主义，反对“贵无”和“崇有”，认为万物皆“块然自生”，用神秘的“自生”代替“无”为世界的本原，否定万有的真实性。主张“名教即自然”，君臣、上下之分乃是“天理自然”的体现。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其特点是以玄学解佛学，主要代表人物为僧肇，提出无不绝虚，有非真有，以一种非有非无，有无合一的学说，企图凌驾于玄学各派之上。至此，玄学岁余波未泯，但佛学已逐渐取代其地位。
水经注
书名。北魏郦道元著。四十卷，起文二十倍于《水经》，内容丰富，体例严谨，所记河流，除《水经》记载的干流一百三十七条外，又引及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详细记载了河流所经地区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是六世纪前中国最全面而有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文笔绚丽生动，在文学上也具有较高价值。引用书籍多达四百余种，今多不传；还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本四十卷。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乃经后人分割以足原数。治本书者颇多，著名版本有明《永乐大典》本，清全祖望《七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戴震《水经注武英殿聚珍本》、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等。
三长制
三长制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孝文帝太和十年（486），纳内秘书令李冲建议，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必须由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职掌为每四年造一次户籍，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及照顾孤贫老弱等。邻长可免除一夫征戍，里长二，党长三。推行三长制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岁贯彻均田令、发展生产和加强中央集权均有利。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继续实施。三长制之行，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所征租调有所根据及确立准则，加上大量的隐匿户得以清查，因此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一时天下称为便利。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九品中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东汉延康元年（220），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说见《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事在曹丕代汉之前夕。然《宋书?恩幸传》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据此则曹操时已有此法，或陈群据以立为定制。其法用有名望，善识别人才者为“中正”，州郡皆置。使区别当地人士，分为九等（九品）。政府据其所定，选择任用。曹芳时，驷马懿当国，于各州加置大中正，遂有大、小中正之别。九品官人之法初建时，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有劝励作用。然任中正者趋势则不暇举贤，畏恶则不敢疾恶，循至只问门第高下，不究贤愚善恶。终至晋刘毅言其弊，“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隋废。
九品混通
一作九品相通。魏、晋、南北朝时赋税办法之一。《魏书?食货志》称：“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今，粟二十石。”此乃每户应纳之标准。而各户按资产多少分为九等，资产多者按高于标准量递增，资产少者按低于标准量递减，此法名为赀赋，即所谓“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一说此法在西晋只限于户调。北魏实行均田制后，此法不再行。
门阀
门即门第，指家世族望；阀即阀阅，指功绩资历。门阀初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累世显贵之家，其后形成为以门第阀阅为依据的等级制度和观念。自秦至西汉，封建官僚的仕进尚不受门第阀阅所限制，不少公卿出自于寒素之家。东汉时，由于世家大族垄断察举征辟，操纵乡闾清议，门阀观念逐渐形成。在东汉末已习以为俗。但门阀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则是在魏晋以后。
士族
士族亦称世族、势族、甲族、高门、冠族、旧门、著姓、右姓等，与庶族相对。南北朝、隋唐时身份性地主。东汉时逐渐形成。三国魏时，实行“九品官人法”，促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在政治上有特权，垄断仕途，并合法荫客，分割国家纳税户。其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膏梁、甲族、冠族、着姓、右族、华腴、旧族、高门之名。在学术上，以经学礼法传家，并实行“身份内婚制”，不和庶族通婚。两晋为士族鼎盛时期。东晋时，三品以上官职几乎全由士族担任，后经农民战争冲击，江南生产力发展，庶族地主经济上升，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落。至南朝，士族已丧失部分权势。北朝少数民族掌权，士族势力始终不及南朝时强大。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士族势力受沉重打击，“名虽著于乡里，身未免于贫贱”。唐时，士族仍有相当政治地位，不少宰相出身士族，但已丧失垄断仕进与合法荫客之权。有些士族为考取进士，轻经学而重诗赋。“身份内婚制”开始打破，与庶族通婚。五代以后，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落。
土断
两晋、南朝时重要措施之一，即以土著为断。指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其旨意、方法因时而有差异。西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晋廷东迁后，北方侨人日回月徙，南方流民去来纷杂。政府为明考课、定税收，先后于成帝咸和中、咸康七年（341）、哀帝兴宁二年（364）和安帝义熙九年（413）多次实行土断。其中后两次分别由大司马桓温和太傅刘裕主持，史称“庚戌土断”及“义熙土断”，一时“财阜国丰”，“豪强肃然”。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齐高帝建元三年（481）、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和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亦曾多次土断，但执行中巧伪甚多，或窃注黄籍，或却而复注，故成效甚微。
宗主督护制
北魏初期政治制度。宗主也叫做坞主或壁帅，是在「五胡十六国」末期南逃的豪强大族。他们聚族而居，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建有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豪强的武装首领。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这些豪强被称做宗主，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北魏政权建立后，任命鲜卑族部落主为宗主，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护制」。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太和十年（486）改行三长制后，此制遂废，但三长仍多为宗主充任。
柱国
官名。①战国楚、赵置，位令尹、相国下，甚尊。②柱国大将军省称。十六国后燕慕容垂燕元元年（384）置，431年亦置，位在太尉之上，后罢。北魏末复置，位在丞相上，用以安置权臣。西魏大统三年（537），以宇文泰为之，省称柱国。大统十六年以后，共任命八人，称“八柱国”，是西魏的最高官职，其中六人分掌全国府兵。北周除授渐多，成为没有具体职掌的勋官，正九命。建德四年（575），在其上置上柱国。③隋代以正二品散官，炀帝大业三年（607）罢。唐代为十一转勋官，比从二品。宋代为十二等勋官第二等，从二品，政和三年（1113）罢。金代亦为十二阶勋官第二阶，从二品。元代为十阶勋官第二阶，从一品，只用于封赠。明代为十二阶武勋第二阶，从一品。
北魏孝文帝（467—499）
即元宏，或作拓拔宏，北魏皇帝，公元471—499在位，鲜卑族，献文帝长子。皇兴五年（471）即位，改元延兴。时年幼，由祖母冯太后临朝。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次年立三长制。十四年，太后死，乃亲政。十七年，由平城迁都洛阳，此后几年中，大力推行汉化：禁止鲜卑语，凡朝廷官员年三十以下者均需讲汉语；禁鲜卑服，令着汉人服装；改胡姓为汉姓，以拓拔氏为元姓等；变南徙鲜卑人籍贯为洛阳人，死后葬于洛阳；鼓励与汉人通婚，自己与皇弟均娶汉世家大族女为妃；行门阀之制，以鲜卑八姓和汉五姓为最高门第，凡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为婚；参照汉、晋、南朝典章旧制，审定新律令、管制及朝仪。由督劝田畴，分遣侍臣巡访民间，赐贫穷孤老以粟帛。亲祠孔庙，至太学问博士经义。为推行改制，曾处死太子恂，又平定鲜卑贵族元隆、元业及官僚穆泰、陆睿等人之叛乱。虽戎马倥偬，仍喜好读书，举凡五经、史传、百家之言，无不该涉。坐讲儒学，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诗赋铭颂，任兴而作。听览政事，从善如流。又多力善射，屡兴兵南攻齐，欲成一统之业。二十三年，复亲征齐，病死于谷塘原行宫。谥号文帝。庙号高祖。
侯景之乱
梁太清元年（547），原东魏大将侯景因惧为高欢子澄所害，降梁。旋为东魏慕容昭宗所败，于次年正月率残部渡淮，袭据寿春。八月，与梁临贺王萧正德勾结，举兵反。正德时为梁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利用职权用船只潜运景军于采石上岸，景推之为天子，改元正平。景陷东府城，恣意杀掠，台城虽得羊侃监守而内外断绝。援台诸军号令不一。自相离贰，终无成功。时梁武帝已将政务交付萧纲。景军乏食，佯称请和，纲竟许之，下令撤遣散援台诸军，景得以运东城米以济军，复围台城。三年三月，台城终陷。景复太清之号，杀正德。武帝饥兵而死，景立纲为帝，即简文帝，自为相国，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又进攻东方各郡，陷会稽，尽有三吴，到处烧杀戮掠，江南受到严重破坏。大宝二年（551），湘东王萧绎所遣王僧辩诸军，大破景军于巴陵，景东还，废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又矫栋诏禅位于己，改元太始，国号汉。三年二月，僧辩与其兵岭南之陈霸先会师于江州白茅湾，刑牲结盟讨景。三月，攻克建康，景自沪渎入海，企图北逃，为妻兄羊鲲所杀。景之乱梁，历时五年。
八公
晋代八个最高品秩官之合称。晋武帝即位后，中央最高统治阶层因人设官，既相沿周代之三公设太宰（即太师）、太傅、太保，又承袭汉代之三公置太尉、司徒、司空，另加大司马、大将军，合称八公。八公虽多为尊贵容衔，然职掌各异，太宰、太傅、太保同为上公，论道经邦；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太尉、大司马掌兵；大将军统政。
八议
古代刑法制度，即刑法中规定一些特殊人犯罪时享有免减刑罚特权的制度。始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中之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辟。至三国魏时正式列八议于律文，后为历朝沿用。共有八种：一曰议亲，即皇亲国戚；二曰议故，即侍奉过皇帝的旧友故交；三曰议贤，即有德行之贤臣名士；四曰议能，即能治国治军之杰出人才；五曰议功，即功勋卓越者；六曰议贵，即贵族和大官僚；七曰议勤，即公务勤谨者；八曰议宾，即前朝之王公大臣。以上八种人犯有死罪（十恶除外）者，司法需先行奏报，奉旨方可勾问，但不得拟罪，只能将事由奏报，由皇帝裁夺，一般均予免死，流刑以下照例予以免刑，并可纳银赎罪或以官品抵消刑罪。
八王之乱
西晋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变乱，与乱者主要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顒、东海王越。晋初大封同姓王，握军政实权，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争权。元康元年（291），贾后与玮合谋发动禁军政变，杀骏。而大权却为亮及太保卫瓘所掌握，贾后野心未能实现。复使玮杀亮、瓘，事后反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九年，贾后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伦、冏以此为名，联兵入宫杀贾后。永宁元年（301），伦废惠帝自立，冏于许昌起兵讨伐，颖、顒举兵响应。禁军将领王舆起兵杀伦，迎惠帝复位，冏以大司马执政。太安元年（302）底，顒起病讨冏，乂于洛阳为内应，入宫擒杀冏而执政。二年，顒、颖合兵讨乂，联军屡败，洛阳旧困不饥，永安元年（304），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乂，送于顒部将张方，为方所杀。颖入洛阳为丞相，复返邺城，以皇太弟遥控朝政。越挟惠帝率禁军攻邺，大败于荡阴，张方趁机再占洛阳。后并州刺使司马滕与幽州刺使王浚联兵破邺，颖挟惠帝奔洛阳。旋为张方送长安。永业三年（306），越再起兵杀颖、顒。同年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权入越手，八王之乱终结。
九分食一
东晋时诸王食封之标准。规定各封国租调中九分之八归朝廷，九分之一归诸侯，谓之九分食一。
九条之制
北周法令。宣政元年（578）八月，宣帝遣大使巡查诸州，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即：一，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母族绝服外者听婚；三。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审荐；六，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不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八，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
猛安谋克
女真部落与军事组织的称谓。金朝建国前，“猛安”为女真部落统军首长，“谋克”为氏族长。建国后，诸军由猛安、谋克逐步统领，“猛安谋克”又用为军事组织的称谓。燕山以南、淮陇以北广大地区，女真猛安谋克人户计口授田，保聚土地，无事耕田，有事战斗。初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后来减少到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一谋克参加战斗的不过十八人。宣宗南迁后，猛安谋克瓦解，无力作战。
鱼鳞图册
简称图册。南宋以后官府为征派赋役而绘制的土地薄册。南宋行经界法，有些地区按保甲绘制地形图，标出各户占有田地名称、顷亩、四至以及公共池塘、沼泽、山丘等，存于官府备查。因图上所绘田亩，依次排列，呈鱼鳞状，故名。元代官府为征收田赋，亦将田土按形状绘制成图，分地区装订成册。江浙、福建等地普遍编造。明洪武十三年（1380），因江南富民诡寄田产，逃避赋役，故派遣国子生吕震等往两浙府县各乡丈地，清理郡县田赋图籍。随税粮多寡规定粮区，每区设大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丈量田亩并绘制鱼鳞图，其法与南宋时接近而略详，有总图、分图，且依县、州、府分别回击成册，浙江布政司首先编造成功，遂推广各地。后历时稍久，图册所记已与实际情况有所不符，故自明中叶至清常加修订。清咸丰年间损坏很多，至同治五年（1866）苏南地区还曾重造。是为官府摊派赋税的重要依据。
侨州郡县
中国历史上以流亡人民原籍的州郡线旧名设置在所寄居之地的州郡县。汉、魏已有侨州郡县的记载，但大规模设置，却在东晋、南朝。西晋亡后，中原战乱，人民流徙，西起凉州，东至辽东，均有设置，尤以秦岭、江淮以南，东晋、南朝境内为最多。《隋书?食货志》：“晋元帝寓居江东，百姓自拔南奔走，并谓之侨人，皆取久壤之名，侨置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宋书?州郡志》：永嘉以后，“司、冀、雍、凉、青、并、衮、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东晋初期，侨州郡县皆用北方原州郡县名。东晋末，刘裕收复青、徐诸州后，在新收复的原州郡名前加“北”字，与侨州郡县相区别。南朝宋以后取消“北”字，而在侨州郡县前加“南”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仅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扬州西北）附近，就侨置了徐、衮、青、幽、冀、并等州及其所领锦县；江南武进一县附近侨置了二十个郡六十多个县。其次是长江中、下游和近陕西秦岭以南。唐张籍《永嘉行》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确系写实。东晋、南朝为了巩固侨寓政权和招徕北人，对侨民采取减免赋役的优待。东晋初设置侨州郡县，原为一种临时建置，即南朝梁沈约所谓“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后因南北长期分裂，遂成长期制度。由于十六国时期北方曾发生过多次战乱，大量移民南迁，于是侨州郡越来越多，领土却越来越小，有时甚至会出现两郡同置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郡县，行政区划十分混乱。自东晋咸和以后，一方面由于土著与侨居杂混，造成户籍紊乱，政府管理不便；另一方面为了“财阜国丰”，增加赋税（特别是兵役），迭送土断之法，各侨州郡县多“依界土断”。 由是裁撤或合并一些流寓性的地方机构，许多侨州郡县被省并。但在省并的过程中，朝廷又往往把一些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管辖，使得侨州郡有了实际辖地，这样不仅没有彻底消除侨州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长江中下游固有的地方行政系统。至隋统一南北，遂完全废除。此后各代也有在边地设置侨州郡县的，但其规模、作用和影响都不如东晋、南北朝。
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景佑以后，宋夏战争爆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疏上，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
土木之变
又作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役。明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也先因入贡所赏未得满足，遂率众攻扰明边。当权宦官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英宗与王振调集官军五十万，仓促而行，军心混乱，将士乏粮，至大同后，得知前军失利，即欲回师。本应入紫荆关而还，但王振拟经其家乡蔚州，邀英宗往其宅第，既又恐军队损其乡里禾稼田地，军行数十里，复改道而行，于八月十三日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为瓦剌军追及，被困数日。十五日，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四面攻至，明军大乱，伤亡惨重。随征官员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佑，学士曹鼐、张益等被杀，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
支移
宋赋税的输纳方式。送纳赋税有固定处所，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支移远近以户等高下而定。宋哲宗时，陕西分三等，乡村第一、二等户三百里，第三、四等户二百里。若非期限紧迫或战争急需，允许人户纳脚钱以免支移，成为变相加税。脚钱亦按等征收，且不断增重，甚至与正税相当。也有既不免支移，仍须添纳脚钱的。
折变
宋赋税输纳方式，后成为变加税名。征科赋税有固定物品，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谓之折变。折变按规定用平估，使其值轻重相当，实际上却往往增取其值；折变物色数额，按规定，须于起纳前半年（后改为九十日）揭榜晓示，实际上却往往临时变更，反复纽折。结果，税户于常税之外，或增五七倍之赋。南宋时，以税钱折麦，以苗米折糯，相当普遍。以银折纳的地区，也有扩大。
更戍法
更戍法，北宋兵役制度，又称出戍法，北宋前期禁军。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除殿前司捧日、天武外，侍卫司龙卫、神卫以下，平时轮流出戍，定期回驻京师，故称更戍法。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出戍边远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朝廷临时任命戍军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易于控制。此法虽对防止将领专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宋神宗时，罢废更戍法。
府州军监
自宋取消节度使后,府州军的政务均以中央文臣代行.府的长官,除京师设置府尹外,其余皆称作 "权知府事",简称知府.各州皆称 "知州事",简称 "知州".军监则各置 "知军事" 和 "知监事" 简称知军和知监.
枢密院
官署名。唐永泰中始以宦官为内枢密使，不置司局，无视事之厅。僖宗、昭宗时，杨复恭、西门季玄为枢密使，始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专置官署，扩为东、西（上、下）两院，设枢密使两人及承旨、院吏等，全用宦官，出纳机密诏奏，分割政事堂之权。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废，职归崇政院。后唐同光元年（923）复改崇政院置，职掌与唐略同，协助皇帝决策发令，官员改用士人，以宰相兼枢密使领院事。后晋天福四年（939）废，事归中书。出帝开运元年（944）复置，军事大症皆归之。宋初罢宰相兼掌枢密之制，遂与中书门下（政事堂）并称“二府”，对掌军政大权。本院专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军马等政令及出纳机密命令之事，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初设枢密使、副使，后陆续增置签署院事、同签署院事、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通常使、副使与知院、同知院不并置，熙宁元年（1068）始同时设置。元丰五年（1082）罢使与副使，置知院事、同知院事各一人。南宋初，命宰相兼知枢密院。绍兴七年（1137）复置枢密使，仍以宰相兼任。辽会同元年（938）灭后晋，依晋制在汉地设枢密院，统领契丹、渤海、女真等部族军兵，亦主民事、刑狱诉讼、纠察百官等事，亦称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总领汉人之政，掌财政、财赋、军事，地位不如北枢密院。各设枢密使、知枢密使事、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同知枢密使事、签书枢密院事等官。皇帝亲征时，常设行枢密院，总领兵事。西夏亦置，掌全国军事枢要、边防等，属上司。长官为都枢密使、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枢密位有枢密南益、枢密北座、枢密西摄、枢密东拒、枢密副使、入枢密名。又有枢密都承旨、枢密都招讨使、枢密直学士等职。金天辅七年（1123）亦置，总领汉军。泰和六年（1206）改都元帅府，八年复旧名，掌朝廷军机要务。设枢密使、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官。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置，为朝廷军事行政机构，掌军事机要。由皇太子真金兼领枢密使。后枢密使几度在设，皆由皇太子兼领，实为虚衔。定置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枢密院判官、参议等官。有征伐之事，则置行枢密院；为一方一事而设者，则称某处行枢密院。明代，朱元璋废之，改设大都督府统军。
三司
①官名合称。东汉、唐代、辽代指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唐朝又为太子内官司闺、司则、司馔合称。②官署合称。唐朝为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合称，凡有重大案件，由三司长官共同审理，称三司理事；侍御史、中书舍人、给事中更直朝堂谓三司受事。又为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合称，鞠大狱则谓三司推事。明改称三法司，而将各地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清初曾为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转盐运使司合称。③官署名。唐末、五代时以重臣一人专判其事，称三司使。北宋三官署合而为一，称三司。掌邦国财用大计，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威权颇重，四方贡赋一归三司，朝廷不预；设三司使为长官，号计相。下设副使、判官、三部使、三部副使、三部判官等。太宗至真宗时，曾两度废为三部，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一度分全国为十道，于东京开封府设左计使，西京河南府设右计使，分掌十道财赋。咸平六年（1003），又将三部合而为司，重设三司使、三部保留盐铁副使、判官，度支副使、判官，户部副使、判官，作为三司属官，分掌三部事务。元丰改制废。三司大部分事务并归户部左曹及户部所属度支、金部、仓部。西夏亦置为次等司，主财计。金泰和八年（1208），省户部官员置三司，兼劝农、盐铁、度支，有使、副、签三司事、同签三司事、判官、规措审计官、知事、勾当等官吏。贞佑年间罢。
会子
①宋时称单据或兑换券为会子。②南宋纸币，因广泛行用于东南地区，通称东南会子。初为民间发行，称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改由户部发行，以铜钱做币值本位，面额初为一贯为一会，后增印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三种，以若干年为一界，随界造新换旧。开禧后，发行过滥，严重贬值。工发行十八界。南宋地区性会子还有银会子、金银会子、小会子、湖广会子等。
义仓
置于民间的公共粮仓，因设于乡社，亦称社仓。发端于北齐之富人仓，每人每年交义租五斗，储之以备饥荒。隋开皇五年（585），文帝采纳长孙平之议，初置义仓。六年，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储存，以备水旱救济之用。按户收租，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大业时，国用不足，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唐贞观二年（628），采纳戴胄建议，复立义仓，王公以下，亩纳二升。高宗时改为计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依次递减，义仓所储不许挪用。但神龙以后渐被支用。《通典?食货十二》记天宝八载（749）时，义仓储粮仍达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宋太祖乾德元年（963）下诏，令诸州所属县各置义仓，每年收二税时，别税一斗贮之，以备凶荒。四年罢之。神宗熙宁十年（1077），在开封府所属近畿各县丰收地区立义仓，次年推行于诸路。其法，于夏、秋两税外，每斗别纳米五合为义仓米，专充赈济，不许移用；户下正税不及一般者免输。绍圣以后至南宋，沿而不替。因管理不善，所储之粮或岁久陈腐，不堪食用；或侵移借拨之余，仅寸虚额。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下令诸道各置义仓，每年秋收时百姓出粟交仓，歉收时用做赈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定制：农村各社由社长负责，丰年各户每口留粟（或其他粮食）一斗备荒，称为义粮，或集中手贮，或各家自贮，听从民便，官府不得挪用。后许多地方改为每乡设义仓一所，由里正主其事。年深日久，义仓储粮多为主事者侵食借用，以至有些地区虚有其名。至元二十三年统计，全国农村储义粮九万余石。二十五年为三十一万余石，二十八年为九万九千余石。名称之为社仓，由地方组织—社负责，粮谷亦由社民捐输，以备饥荒。清康熙十八年（1679），诏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广积储以备灾荒。其仓谷均由士民捐输。超过五十石者，累次记功授奖。照社仓例，仓谷春借秋还，赈灾平粜。准本地乡民公举端谨殷实士民二人充当仓正、仓副，一切收储喃之事，责令经理。地方官员可行使监督之权，而不得干预具体事项。
一字王
辽代王爵有以古国名一个字为封号的，如赵王、魏王等，地位尊贵，高于用二字为封号的混同郡王、兰陵郡王之类。道宗太康五年（1079）规定，惟王子可封一字王。金、元仅亲王能封一字王。
一司条法
宋代法令之一种。宋朝廷内外各司和各路帅抚、监司管理财赋、兵马的机构，皆制订“一司条法”，又称“一司敕”。如吕夷简编《一司一务敕》，后来的《熙宁新编大宗正司敕》、《司农寺敕》等。一司或一路条法与通行全国的敕令格式同时施行。
十三都尉
金末兵制名。哀帝为太子时已有此制，正大二年（1225）选诸路精兵直隶枢密院，先设总领六员，后改都尉，知名者十二人。都尉班列四品，以曾掌元帅权者任之，与元帅府、行枢密院相等。士兵每卫不下万人。
乡里制
宋承前朝行乡里制，人们籍贯往往包括州县乡里。南宋时，因实行保甲制，有的地方取消里，改为乡都（都保）两级，有的地区都与里并行，有的地区仍然维持乡里制。
互市
指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间，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与外国之贸易，亦称通商或通市。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了与西域各国的贸易。汉朝还在边境关口设关市，作为与少数民族的互市市场。“互市”之称，始于东汉与乌桓、鲜卑、匈奴等族的贸易。互市盛衰与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关。魏、晋以后，又称“交市”。时陆路贸易更加繁荣，海上贸易也开始发展。隋代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掌互市事。唐贞观六年（632）改称互市监。沿边设互市场，以马市为主。后设市舶使，掌管南海贸易。中唐以后，东南海运大盛，海上贸易超过陆上，广州、交州、扬州、泉州成为重要商港，至五代，设博易务。时互市皆处于政府严格控制下，贸易物品多有限制。文宗大和时，除敕准互市者外，普通人“不得与诸藩客钱物交易”。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始许民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海外通商更加重要。宋代于广州、临安、明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还有密州板桥镇、上海镇、华亭县、青龙镇、江阴、温州等处设舶务和舶场。元代则于泉州、广州、杭州、庆元、温州、上海等地设市舶司。明代在海上仅准贡舶互市。清代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俄国、边外各族的贸易，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领有理藩院票或当地该管衙门的执照，即可前往贸易。所伦诺尔、张家口、归化城、肃州、哈密、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葛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均为重要的互市点。对外贸易方面，初有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始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置监督，管理与西洋的通商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复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互市。
元丰改制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五年的管制改革。宋初建官沿袭五代，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中书省、门下省列于皇城之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皆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复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议、定谥及祠祭受誓戒等事。且官员除授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官以定品阶俸禄，称为寄禄官；职指殿阁学士、待制等，加于文学之士，以示尊宠；惟差遣为实职。因此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其正官皆不领本司之事，止叙位禄。给事中不封驳，中书舍人不草诏令，谏议大夫不规谏，起居郎不记注，司谏、正言非特旨不领谏职。别以差遣分治中外政事，以京朝官出领各种差遣。又置殿阁学士、待制、直阁及三馆诸职，以宠待文学之士。元丰三年，制定寄禄新格，以原散官开府仪同三司等为新寄禄官，而原寄禄官改为各机构正官，成为主管本部门的职事官。次年，又改革铨选制度，并规定凡除授职事官，皆以寄禄官品高下为准。五年，废三司，依《唐六典》颁布三省、枢密、六曹条制，设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及株寺监，皆置正官为职事官，枢密院依旧。文、武散官皆罢，唯蕃官仍授。
元祐更化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废除熙宁、元丰时新法的事件。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子煦（哲宗）继位，年幼，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废除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大部分新法。贬黜熙拧、元丰时用事诸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根据，修改熙宁、元丰时史官记录，重新编纂《神宗实录》。此外，还将神宗时所取米脂等四寨还给西夏。
羁縻府州
唐宋时在周边少数民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唐时包含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约八百多个，由中央任命各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县令，世袭，受都护府、边州都督府或节度使管辖。羁縻府州户籍一般不上报户部，也不承担赋税，仅部分临时向唐天子有所贡献，与正州交纳赋税不同。宋代在西南部分地区也因袭此制，设置了羁縻州、县、峒。明代在边境部分地区设置羁縻卫所，性质与唐宋羁縻府州相似。
大运河
隋炀帝时开凿了沟通了洛阳和杭州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带人开通济渠，由洛阳西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再由板渚引黄河入汴水，又从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通于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人开山阳渎，自淮安引淮水。绕扬州、仪征入长江，即原来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大业四年（608年），征河北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这条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联系。
输籍法
又称输籍定样，隋代划分户等的办法。为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役方面营私舞弊，于开皇五年（585）采纳高颍建议，在全国实行。由中央将划分户等的标准（定样）颁发各地，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民户各随近便，五党或三党（百户为党）为一团，依定样定户等上下。
贞观之治
唐贞观时，太宗君臣以隋亡为鉴，孜孜求政。国家重新统一，继续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科举制和三六部制。修订律令，健全法制，改善吏治，减轻赋税，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李绩、戴胄、马周、长孙无忌等悉心辅政直谏，太宗励精求治，纳谏蔚成风气，致使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户口增加，社会安定，民族关系缓和，中外友好往来增多。史载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民物蕃息”，“号称太平”，故旧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后期，太宗逐渐骄奢，厌烦谏诤，又因连年征战，赋役加重，国家治理情况不如前期。
均田制
北魏到唐前期的计口分田之制。从北魏太和九年始，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780）废弛，前后约300年。北魏太和九年（485），李世安上书“均田疏”，提出应该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在重新分配土地，政府有稳定的地租收入上。具体规定，凡男年满十五以上授露田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依良。牛一头授田三十亩，以四牛为限。露田需休耕，授田时加倍或加二倍。露田禁买卖，老死还政府，奴婢与牛所授之田亦同。男子每人另给桑田二十亩，亦不得买卖，但可传子孙。初授田时，先将父、祖遗留之私田计入桑田数，多者得卖其余，少者则买所少，不得多卖多买。不宜种桑地田，改为麻田，男十亩，女五亩，你比依良。新附民，另给宅地，三口给地一亩，奴婢五口给地一亩，又给菜田。地方官按职位高低授公田，其赋法为：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种麻地区以布代帛，数同。丁男未娶，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婢以八口计，耕牛以二十头计。北魏的均田制是在政府掌握大量荒地前提下实行的，旨在使人尽其力，四尽其利，发展生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分配，依旧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的继续。北齐、北周均沿此制而略做变更，北齐男年十八始授田，年六十四退田。北周男年十七授田，年六十五退田。一夫一妇改授田一百四十亩，丁男未娶为百亩。宅田，一家十口以上为五亩，九口以下四亩，五口以下三亩。实际授田亩数往往不足法定应授之数。其赋法为：一夫一妇出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男未娶者减半。种麻地区，一夫一妇出布一匹，麻十斤，丁男未娶减半。丰年全赋，中年减半，下年只纳三分之一。力役，十八岁至五十九岁皆得服役，丰年三十天，中年二十天，下年十天。隋继续推行。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按丁受田，每牛授田六十亩，限受四牛。丁男并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麻。贵族官僚受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四十亩。官僚依照品级授田，充分体现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一致性。隋炀帝时，免除妇女及奴婢之课，同时取消对这部分人的授田，缩小授田范围，有利于缓解土地紧张的矛盾，取消奴婢授田有助于社会进步，使得贵族官僚经济利益得到保障。隋的均田制仍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发挥保障赋税征收，限制土地兼并和鼓励垦荒的作用。唐武德二年（619）定租庸调法，七年四月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寡妻妾三十亩。道士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官户受田四十亩。工商者五十亩，狭乡不给。所受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永业田终身不还，可传子孙。受田者年老或死时，口分田交还政府。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凡庶人徙乡及贫无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许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者，虽非乐迁亦听和卖。每丁每年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折绢三尺。从唐文献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均田制确实被推行，但实施程度很不彻底，狭乡一丁受田只三十亩，更少者仅五亩、十亩。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多，官田甚少。唐均田制最突出的变化，是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松，由此看出唐实行均田制的本意是力图维持土地占有的控制。在唐初，均田制的实施适应了社会上存在大量自耕农的现实情况，因事制宜，起到了固定产权、发展生产、确保赋役来源的作用，为帝国强盛创造条件。此制用意是将人民安定于土地之上，进行生产，因此必须有完整的户籍调查记录，才能实行，为了保障均田制实行，原则上政府禁止土地买卖，但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至天宝时，土地还授已不能实行，实际上徒成具文。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完全废弛，但从未颁布废除的法令。
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它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国家土地所有制，又包括土地私有制。今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土地纠纷，有助于无主荒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有利于依附农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使政府控制自耕农数量大增，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专制主义集权制。
租庸调
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规定课户每丁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交绫（或绢、絁）二丈，如纳布为二丈五尺，输绫、绢、絁者纳绵三两，输布者纳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以纳绢、布代力役），每日折绢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则租调俱免，正役和加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租调征收时，据收成好坏，定减免办法。凡水旱虫霜灾害，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特殊人户有豁免租庸调权。五品以上官员及皇室、外戚等俱可按规定免赋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官吏可免除本人课役，男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等，亦不课。天宝年间，每年收入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万余端。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多少，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绢粟。故唐代客户和不客户的比例为1：1，简言之，一户需承担两户的赋税。租庸调制必须配合以均田扎的施行才能实行，客观上需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及健全的户籍制度才能准确按丁授田及征收赋税。租庸调项目分明，官吏无从作弊，此外百姓所交纳的都是本身已有的，如粟出自口分田，布帛出自永业田，故不需改售农作物为货币的纳税，避免了因物价升降带来的影响。租庸调的税率也较前代轻，如八十亩口分田纳粟二石，约为四十税一，比汉文景三十税一还轻。二十日的庸也低于汉朝三十日的力役。户调二丈，较晋的户调少六倍，除了益于民生外，对唐初国计也有帮助。在租庸调实施期间，由于民户是固定于均田之上，政府有完整的户籍记录，故政府的税收实较稳定，不会有失去预算的情况出现。租庸调和均田制的破坏是相关联的，连续九年的安史之乱，更有力的冲击了租庸调制，激化了土地变异和人口流移，租庸调的根本精神已经无法适应变动的社会，建中元年（780）随着两税法的实行，租庸调正式废止。
两税法
唐后期主要税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居民大量流移死亡，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主持改变旧税制度，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主要内容为：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②不分主、客，一律按当时居住地为准，加纳赋税。③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④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⑤量出制入，全国无统一税率。自此，国家对百姓的征敛重点由税丁转向税产，这一变化影响国家的诸多经济政策，包括对土地兼并开始采取放任态度，重新丈量土地而轻视核查户口等等，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有积极作用。户税以钱定数，而货币流通量不足，渐至钱重物轻，农民实际负担随着物价不断加重。一些小的附加税并未包括其中，政府仍有加重剥削的机会。而两税法下土地买卖合法，兼并加剧，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只有逃亡，或沦为佃户、庄客。此后，宋、元、名历代田赋均为夏秋两季征收，亦沿称两税，但具体内容则有不同。一条鞭法推行后，不再用两税名称。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它承认田土自由转移与庶民阶层的分化，课征基准转为户的贫富，确立纳税货币化的税制。定量出为入的赋制，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中叶的赋税制度基础。
两税
分夏、秋税两次征收的土地税（田赋）。自唐代推行两税法以后，田赋始分夏、秋两次征收，此法为后代沿用，虽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仍沿称两税。宋代作为乡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土地税。夏税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小麦和钱币，秋税主要有稻、粟、豆类和草。南北农作物不同，税物品种亦不同。南方夏税多以税钱作为税物的折纳单位，北方一般没有夏税钱。每亩田地平均纳税一斗，但一般以田地肥瘠，将两税分成若干等级。如福州（今福建）在北宋初，分田地为两等：中田每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每亩夏税钱三文七分，秋税米七升四匀。除个别地区外，两税一般不重。但官府用沿纳、支移、折变、脚钱、加耗、预借、重催、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呈祥等名目加税，使两税成为最重的负担。元代南方实行两税，秋时征粮，夏税征大小麦或丝绵、布等实物，有的还折合成钞。每亩田征收的夏税税额各有不同，无统一规定。交税时，正额外，还加纳鼠耗、分例，每石税粮另纳七升。明初行两税，分夏税、秋粮。洪武时，夏税为米麦、钱钞、绢，秋粮为米、钱钞、绢。弘治以后，所征之物可以折征。万历九年（1581）于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不再用两税名称。
府兵制
西魏、北周至隋唐兵制。西魏大统年间，由宇文泰所建，起初是以六镇鲜卑人为主干，收编关陇豪右乡兵部曲而组建的军队，具有较强的鲜卑部落军制的色彩，且单立户籍，与一般民户分治。府兵设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开府各领一军，士兵各从将军之姓。北周武帝时，府兵军士称侍官，表明府兵属皇帝禁军，不隶柱国。同时，府兵免其课役，其家属编入军籍，不属州、县。隋初军府改名骠骑府，有时也置骠骑府并行的车骑府。府兵制体现了兵农合一的性质，但是平时虽是兵农合一，但府兵仍需定期服役，相当于预备兵。大业三年（607），改骠骑府为鹰扬府，唐初，一度恢复骠骑、车骑旧称。贞观十年（636）改为折冲府，设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府兵由军府州的均田农民充任，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三年一拣点补充缺额，服役期限为21至59岁。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其中主要在北方，关中占1/3以上，府兵被拣点后不得随意迁移，只能在当地务农，本人不承担赋役，但宿卫出征时的衣粮甲胄轻武器均自备。折冲府分属于中央十六卫统领，作战时由朝廷派遣将帅，战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唐高宗后，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十府兵征点制失去赖以实施的条件，加之战争频繁，兵役繁重，导致人民避役，士兵逃亡，至玄宗时，番上士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天宝八年（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正式废止，此后，折冲府只存空名。
庄田
亦指隋唐时期的封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及寺院道观所占有的以土地为主的产业。又称田庄、别业等。在开元、天宝时期，地主、官僚庄宅周围的田地不断扩大，庄田或庄园的称呼普遍使用。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庄田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唐代地主一般把庄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租种庄田的农民，一般称为庄客、田客，他们要把收获的粮食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他们对地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还要服一些临时的劳役，有的庄客也要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庄田产品多用于自给，少数也出卖。
安史之乱
唐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后期，政治黑暗，中央实力削弱，藩镇握有重兵。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伪称奉密诏讨杨国忠，率藩、汉十五万军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连败唐军，攻入洛阳。次年正月，自称雄武皇帝，占有河北大部州县。七月，玄宗逃往蜀中，朔方留后杜鸿渐等迎太子李亨（肃宗）于武灵（今属宁夏）即位。叛军进入长安，所至烧杀抢掠。至德二载（757），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唐将郭子仪等与回纥援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安禄山部将史思明降唐。次年，史思明复叛，并南下救援安庆绪，解邺城之围，干元二年（759）杀安庆绪于范阳，自称燕帝，再度南下攻入洛阳及附近州县。上元二年（761），叛军分裂，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军收洛阳，叛军北逃。次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缢，叛乱始平。叛乱历时七年余，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唐朝从此由盛转衰，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牛李党争
唐代后期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两党对进士科都十分重视，在执政时，两党也均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对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却无心解决，派系间的斗争削弱了中央的力量，使外重内轻的局面愈发严重。旧说，宪宗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闵对策时因讥讽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父）而久不得升迁，双方结怨。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宗闵因其婿以关节进士及第，被贬出朝，旧史有谓翰林学士李德裕证成此事者。从此各分朋党，相互倾轧。大和三年（829），李宗闵得宦官之助为相。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被召入朝，裴度荐以为相。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相，出李德裕为四川节度使。此后双方攻讦不休，成为朝中形同水火两大派系，史称“牛李党争”。五年，以维州受降事，两党斗争更烈。李党所为，牛党必斥之。故李德裕虽有善政，亦收效甚微。武宗时，李德裕入朝为相，李宗闵被贬死，牛僧孺亦被贬黜。宣宗时，牛派得势，李党全部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与崖州，牛僧孺还朝后亦病死。牛、李便各自交结宦官，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使国乏诤臣、朝政荒废，加速了唐之衰亡。两大派互相倾轧近40年，据今人研究，认为旧史所述事实谬误颇多。元和三年对策讥弹的权贵指宦官，有与僧孺、宗闵同时以对策被排斥之皇甫湜策为证。长庆元年，李宗闵被贬事，李德裕并未介入，正式此事者为元稹。并认为，牛李党争的开始，最早只能从大和四年李宗闵引牛僧孺同相起算。从该年至大中初元不过十七八年，旧史称四十年亦误。错误在于传世数据多出牛党之手所致。
通典
书名，唐杜佑撰，二百卷。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于传说中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正文约一百七十万字，注文约二十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惟记事偶有遗漏，兵典叙兵法而不载兵制，礼典一门竟全书之半，于体例殊未允当。亦已窜入宪宗朝数事。书约初刊于北宋。
《元和郡县图志》
书名，即《元和郡县志》的原名。唐李吉甫撰。四十卷，目录两卷。书成于元和八年（813）。仿《括地志》体例，以元和时全国行政区划为准，依十道分卷，据四十七镇分篇，篇首各冠地图。分叙以府州为单位，大抵首列户名，次叙沿革，继以府境八至、贡赋，终以辖县建置、去州府里程、山川、河流、城邑、名胜、古迹及历代大事。凡垦田、监牧地、水利设施、工矿盐政、军事设施、病马配备、重要关亭寨障，无不叙及。所记开元、元和户数、乡数、贡物名品、各地境界及去长安里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有关自然、经济地理记载，可采甚多。叙述沿革，往往直源《尚书?禹贡》。于南北朝政区及治所变迁，尤为可观。宋以后地图、目录并佚，缺卷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六卷，故今本三十四卷，其中卷十八、二十五又各存半卷。书初刊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
《唐律疏议》
书名。本名《律疏》。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唐律，太宗时修订完成，唐永徽三年（652），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加以解释，并设有问答，成三十卷，于次年颁行。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疏与律统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开元二十五年（737）又重加刊定，故今所见刊本有永徽以后的地名、职官、名物及避讳字样。全书分十二篇，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五百条。《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为唐后各代立法所本，并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古代法律产生一定影响。
丁口钱
即丁身钱、丁身钱绢米麦。五代时吴、吴越、闽、楚等国均有征收，丁身钱（米）各国标准不一：吴越每岁每身三百六十文，闽每岁每丁七斗五升，楚征丁钱绢米麦。
三省
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之合称。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存，始于三国曹魏，当时尚书已成朝官，为政务机构；中书逐渐分局问事，却未转为朝官；门下虽渐染指政务，但仍以宫职居多。国事转运需经三省方能施行。南北朝后期，三省分职渐明朗。至隋，中书、门下由宫职转为朝官，尚书执行、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唐初，三省鼎足而立，三省长官尚书令（后为仆射）、中书令、侍中入政事堂共议国政，执行宰相职能；高宗至玄宗前后，三省长官的宰相地位渐为同平章事取代，三省并重的状态遭到破坏，时而中书为重，时而门下为重；三省分权也发生变化，中书出令的权力被翰林学士院分割，门下封驳权分散到尚书、中书，尚书执行权亦转移其他官署。至五代，枢密使成为实际主持朝政之官，进一步分割同平章事的相权。北宋初，政归中书门下、枢密院及三司，宰相不由三省长官专任，三省事务则由他官主判，三省长官只作为最高官员升迁之寄禄官。元丰改制，重建三省，与枢密院共掌大权，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实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职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门下省审命令、驳正违失，中书省掌进拟庶务、宣奉诏命，尚书省兼施行政令。元祐年间，复并中书、门下二省为一，仍与尚书省统称为三省。
甘露之变
唐文帝即位后，深恶宦官专权乱政，乃以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结合而除之。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李训、舒元舆与金吾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合谋，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诱使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往视，但被宦官发觉，仇士良等人立劫文帝入宫，封闭宫门，发禁兵五百人，杀死金吾吏卒六百余人，诸司吏卒及民酤贩死者，又千余人。宰相舒元舆、王涯、李训、贾餗及王璠、郭行余、郑注等皆被执杀，妻女不死者皆被没为官婢。朝列几为之一空，宦官更为专横，文宗郁郁而死。
飞钱
亦称便钱，唐时私人创设的货币汇兑方式。始见于元和元年（806），因商品经济发展，铜钱缺不付敷用，来京贸易之商贾，将销货款委托各道进奏院（诸藩镇驻京办事处），诸军府、节度使或富家领取半联票券，持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即可取款。此举可解除商旅长途携带钱帛及各地运输税钱入京之劳。后官府欲独占飞钱之利，于元和七年限定商贾向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缗收费百钱，但因官营信用不固，虽免汇费，商人多不肯至，仍未取代民营。
郡县制
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但地位比县低。战国时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四十余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部分。其郡、县二级行政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口钱
亦称口赋，秦代已有口赋之名。董说《七国考》引《大事记》：“渭水不洗口赋起。”或为人头税的泛称。汉代则专指儿童人口税。据《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又据《汉书?贡禹传》，武帝时“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今人或说口赋起征年龄本为七岁，武帝时始提前至三岁。一说起征年龄本为三岁，元帝采纳贡禹建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东汉末，政治黑暗，口赋或自一岁起征，至“民多不举子”，口赋负担至此最重。
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制造的两起重大事件。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奏请按照殷周之制分封子弟功臣，丞相李斯驳斥其议，以“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霍乱黔首”为由，提出禁止私学和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认可。所焚之书包括秦统一前的列国史记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秦国史记、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民间医学、卜筮、种树等技术之书则不在焚烧之列。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同时宣布，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分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焚书次年，又发生坑儒事件，其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无法为秦始皇寻觅仙草，以秦始皇贪于权势、专用刑罚为由，相约逃亡。秦始皇闻讯，下令穷究。受到株连的儒生四百多人皆被活埋于咸阳。秦始皇长子扶苏谏劝，亦被遣至上郡监军。“坑儒”激起广大儒生不满和反抗。陈胜、吴广起义时，孔子的后裔孔鲋即抱礼器投奔义军。焚书坑儒体现了秦政的暴虐，严重摧残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文推恩令
汉代法令。据《汉书?主父偃传》，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主父偃建议，颁行此令。规定诸侯王得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孙，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候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王子候其过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此后诸侯王权势、封地俞益俞减，名存实亡。
盐铁之议
西汉昭帝时召开的辩论盐铁官营等国家政策的会议。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其弊端也日益显著。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政，继续遵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始元六年（前81），令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至京师，问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的要务。贤良文学请罢盐铁酒肆均输，而桑弘羊则以盐铁官营等为国家大业，反对废止。双方展开论战，除盐铁问题外，还涉及对匈奴的关系、德教与法治之得失等问题。结果，桑弘羊作出某些让步，奏罢郡国榷酤及关内铁官。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据会议资料，结合汝南朱子伯的追述，推衍增广而成《盐铁论》一书。
汜胜之书
书名。西汉汜胜之着。作者在成帝时曾在今陕西关中平原提倡种麦，获得丰收。本书是西汉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内容几乎包括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耕作的基本原则、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农作物栽培技术、收获、留种贮藏、区田法等均有记述。其中区田法、溲种法突出体现了西汉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本书已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证较多。清人辑本以洪颐煊所辑为最优。
《史记》
书名。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起于传说中之黄帝，止于汉武帝时期，共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按年月编写历代帝王事迹，为全书纲领。“表”用表格形式谱列人物和史事。“世家”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列传”人物传记。全书规模宏大，体制完备，首创以本纪、列传为主，书、表相辅的编纂方法，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取法。因记叙详实，内容丰富，材料系统，文字生动，成为人们研究汉武帝以前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据《汉书?司马迁传》，东汉时本书已缺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诸篇为《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帝、成帝之间褚少孙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张晏之说不可尽信，但近本《史记》确有残缺，并杂有后人续笔。书中标明“褚先生曰”以下文字，即为褚少孙补作。后人注释之作主要有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唐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订史事。日本泷川资言作《史记会注考证》，回击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近人尚有多种注释、考证之作。
部曲
古代依附性较强的农民。部和曲本为西汉以来的军事建制，后渐变成军队的代名、士卒队伍的变称。东汉末，岁主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曲，变为主将的私属。魏晋以来，困于战乱的农民，请求武装大族保护，变成私部曲，亦称家兵。因战争不断扩大和延续，部曲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且战且耕的生产者。唐时部曲由南北朝发展而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及家内服役。为私家所有，无人身自由，不得主人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土地，否则以“逃亡”论罪。婚姻亦受主人限制。部曲死后，其妻由主人处置。唐法典明文规定，奴婢、部曲地位低于良人，“部曲杀良人，绞；良人杀部曲，减一等，流三千里”。“部曲杀主，斩；主杀部曲，部曲有罪，勿论，部曲无罪，主徒刑一年”。
西域都护
官名。或称都护西域、使西域都护，西汉置。汉武帝时置使者、校尉领护西域，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郑吉并护鄯善以西南道、车师以西北道，称都护西域骑校尉，于乌垒城设都护府，监护西域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多国），遂为常制。秩比二千石。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诸屯田校尉、戊己校尉皆属之。新莽时与西域断绝，遂罢。东汉永平十七年（74）复置，后或省或置。班超任都护时，都护府移至龟兹。安帝永初元年（107）以后复置。延光二年（123）以后遣西域长史屯柳中。西域事务遂由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主之。十六国前凉亦置，领营兵，职掌不同于汉，前秦苻坚曾以张天赐任此职。
王莽
新朝皇帝。公元8—23年在位。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初任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成帝永始元年（前16）风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给事中。因劾奏外戚定陵侯淳于长，获正直名。矫情伪饰，示人俭约。绥和元年（前8）任大司马。哀帝时，因外戚丁、傅用事。罢官就第。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复任以为大司马，与议平帝，进封安汉公。为笼络人心，出钱献田赋给贫民，增加博士名额，网络儒生士人。元始五年（5）平帝死后，选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仿效周公居摄践祚，自称“假皇帝”。初始元年（8）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建元“始建国”。旋托古改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设立五均赊贷和六管；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社会经济极大混乱。法禁烦苛，人民因铸钱犯法，伍人相坐，罚为官奴婢者以十万数。加以连年灾荒，饥谨疾疫相继，以致民不聊生。又强迫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改换汉朝封授的印绶，贬王为侯，引起各族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终于爆发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地皇四年（23）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遂被商人杜吴砍死，新朝灭亡。
谶纬
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基础，以预占为特征的神学体系。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起源很早，战国时流行于秦、赵等国。秦末农民大起义曾利用这种迷信形式，如《史记?秦本纪》所载“亡秦者，胡也”的谶语，《陈涉世家》所载“篝火狐鸣”、“鱼腹帛书”的故事。西汉中期以后方士们采集、制造大量谶言，结集为书。与此同时，以《公羊传》、《尚书大传》、京房《易》学、《春秋繁露》等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依据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解释社会政治现象，预占色彩日趋浓厚。哀、平之际，谶言迷信与今文经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神学合流，并吸收社会上流传已久的天文占、五行占、杂占、符命、五德终始等迷信形式，形成谶纬神学。王莽代汉，光武中兴，都利用过谶纬中的图谶符命。东汉时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极为盛行，亦称内学，经过官方学者整理删简，逐渐定型，以符瑞预占为主的称谶书，如《河图》、《洛书》、《论语谶》等；附会儒家经义以言灾祥符命的称纬书，如《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纬等。其内容实质并无很大区别。经过石渠阁、白虎观两次经学会议，逐步完成其与今文经学的结合。其中既充斥荒诞迷信的内容，又包含一些天文、历法、地理、农学、医学、乐律等方面的科学史资料。如《尚书考灵曜》说：“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反映了当时朴素的地动假说。对于研究西汉后期至三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状况、思想、宗教、艺术、风俗，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其社会政治观所采取的五德相生说，及带有影射性的神秘谶言，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在王朝更迭时往往被用做膺受天命的依据，加剧社会的动乱。魏晋以来，历代统治者数加禁毁，大部分已散失，难窥全貌。前人有数种辑本，以赵在翰《七纬》较佳。近年有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重修纬书集成》，最为完备。
党锢
东汉桓帝、灵帝时部分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联合反对宦官专权，以此被禁止仕宦或参与政治活动，时称“党锢”。东汉后期，清议盛行，对时政有很大影响。桓帝时太学生三万余人，以郭泰、贾彪为首，与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等互相褒重，抨击宦官集团，延熹九年（166），司隶校尉李膺诛杀交结宦官的方士张成，宦官教唆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结交太学诸生，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桓帝下令捕李膺等党人下狱，株连太仆杜密及陈寘、范滂等二百余人，太尉陈蕃免官。次年，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是为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即位，外戚窦武与太傅陈蕃共同执政，起用李膺等党人，密谋诛杀宦官。事败，窦武、陈蕃被害，李膺等人复遭废锢。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诬陷党人张俭结党图危社稷。宦官曹节也趁机奏捕杀害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其后被宦官指为党人，或因仇怨陷害和官吏滥捕而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借机逐捕党人和太学生千余人。五年，灵帝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的亲属都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事件。直至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灵帝才下诏赦免党人。
屯田
亦称屯垦，即对土地所行之有组织垦种。西汉以来，历代为解决军粮供给、军费开支及补充国库储备，多组织兵士、利用人犯或招募农户垦种。主要采取军屯和民屯两类形式。军屯即以军事组织形式由军兵及其家属进行屯种，民屯即以民户为主体之有组织屯种，其中包括一般民户屯种及罪犯屯种。此外明代尚有商屯记录，即由山人招募农户所行之屯种。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民屯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屯田都尉负责；军屯由司农、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负责。民屯的农民称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与国家按四六或对半分成。军屯的生产者称屯田兵或田卒。屯田制度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西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募民垦北方边郡。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以军兵五六万于西北屯垦。后历代多沿其制，至设专门机构管理屯田事宜。唐宋时，称军屯为屯田，民屯为营田。金元屯田甚盛，元代除军屯、民屯外，并有军民混合屯，分隶枢密院各卫、大司农司、宣徽院及行省。明代掌于工部屯田司。清沿明制，而屯田规模更大，有旗屯、卫所屯田、民屯数种，乾隆间，育设新疆屯田、回屯等，后因裁撤卫所，仅于漕运各地、甘肃、安西一带，新疆及湖广、云贵等地保持一定数量屯田。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改漕运为海运，裁撤屯卫弁丁，屯户将多占田地纳地价于官，报明税契，听其管业，漕运屯田废罢。历代所行屯田，组织性强，耕种面积大，便于水利建设，变大片荒地为良田，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开发边疆起到积极作用。
屯田客
即参加屯田之农民。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开始屯田，其劳动力为招募而来的农民，称屯田客。其产品按收成多寡与政府分成。屯田客初专以农桑为业，不负担力役、兵役。三国魏文帝以后，屯田制度逐渐破坏，屯田客遂成为官僚大族依附农民。吴亦推行屯田，主要以被征服之山越人为屯田客。
尚书台
官署名。秦、西汉少府有尚书署，掌收发诏命奏章。东汉称尚书台，亦号中台、内台，仍设宫禁中，职权进一步扩大，名义上隶属少府，实则只属皇帝，是参与决策命令、综理国事的政务中枢。各级官府奏章皆呈送尚书台，由其拆阅、裁定、记录、转呈、代奏，并向皇帝提供建议，参议政事。皇帝有成命，由其拟诏出令，下达三公府，有时不经三公，径下九卿。主管官员对诏令有异议，有权驳议。官吏选举、任免、课考、弹劾、诛赏、刑狱，无所不总。上自中央九卿，下至州郡，一切行政事务，由其分曹监督管理。虽置三宫，形同虚设，权归台阁。太傅、太尉、大将军等大臣如加“录尚书事”衔，始可参与国政，综理政务，成为真宰相。长官为尚书令，次官为尚书仆射，总领台事，参议朝事。左、右丞各一员，掌台内具体事务及监督诸曹。设尚书六员，分领三公、吏，二千石（后又分曹）、民、客（后分南北主客）、中都官诸曹，曹各置郎（侍郎、郎中）、令史。东汉末，仆射分置左、右。和帝以后，信用宦官，中常侍出纳王命，与尚书台分权。魏、晋以后，改称尚书省。然魏、晋、南朝宋、齐往往台、省互称。
赤壁之战
别称乌林之役。东汉末，曹操先后平定袁术、吕布、袁绍父子后，据有河北及中原大部。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南征荆州，欲进而统一南方。时荆州牧刘表卒，表幼子琮举州降。寄寓于刘表的刘备，自樊率众过襄阳，退至当阳，遣关羽率水军往江陵接应。操率轻骑五千穷追，于当阳长坂大破备军，备率余众与羽及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会于夏口。操军夺取江陵，将顺流东下，并写信给孙权招降。备遣诸葛亮请教于孙权，权犹豫未决，亮指出操军远来疲弊、不习水性、荆州民未服，孙刘合力必能破操，则鼎足之势成。张昭等则以势力悬殊，不如迎之。鲁肃劝权不可放弃已据江南之局面，周瑜力言操军可破之理由，权乃决心应战。以瑜、程普为左、右督，以肃为赞军校尉，率兵三万与备两万会于樊口，时操军约二十余万。是年东战于赤壁。时操军已有疫疾，初战不利，退至乌林，操军战船首尾相连，瑜将黄盖献计伪降，以斗舰十艘满载引火物，及接近操船舰同时发火，烧尽北船。时东南风急，遂沿及岸上营地。操军大溃，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率军继进，操遂烧余船资，从华容败逃。瑜、备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是役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备旋地荆州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后又得益州，遂与孙、曹渐成三足鼎分之势。
二十爵制
爵位制度，战国时秦国初置，秦及汉代沿用。秦国商鞅变法时，依据原有爵制，参照各国制度，制定秦国军功爵位等级，其后逐渐形成二十等爵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二十等爵名为：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簪袅别称谋人，大上遭别称大良造。一级至四级相当于士，五级至九级相当于大夫，十至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相当于诸侯。有爵者依据级位不同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战国时秦国五大夫以上得食邑，汉初，公大夫以上食邑，官大夫以下得免役，文帝时又改为五大夫以上才得免役。
十常侍
东汉灵帝时专权的宦官集团。宦者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为官者布列州郡，所在贪残。时人举其大数，统称为“十常侍”。
七略
书目名。西汉刘歆编撰。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业，整理国家藏书，在刘向《别录》基础上编撰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因名《七略》。辑略为编辑凡例并总论各类图书源流。其余六略分类著录各种图书，共分三十八种。六艺略九种，著录儒家经典，汉人解经之作及其他有关书籍；诸子略十种，著录先秦诸子及汉人有关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方面的著作；诗赋略五种，著录楚辞及汉人诗赋等文学作品；兵书略四种，著录军事学著作；数术略六种，著录天文历法及占卜星相方面的书籍；方技略四种，著录医学及有关房中、神仙的书籍。每书下注作者、卷数。《七略》保存了文化史的珍贵资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七科讁
汉代的一种谪戍制度，因规定应强制服役的七种人，故名。讁同谪，即谪发，始于秦。据《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前97），发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等出朔方击匈奴。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七科讁之名仅此一见。
三公
官名合称。周代已有此制，为最高辅政大臣。一说指太师、太傅、太保。《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一说指司徒、司马、司空。《尚书?大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战国至秦习惯用称辅佐君主执掌军政之最高官员。西汉初沿用以称丞相、御史大夫等最高官员。成帝绥和元年（前8）以后罢丞相制，设三公同为宰相，共同执政。以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秩禄同丞相，各自立府，辟僚署，三分相权。东汉改名太尉、司徒、司空，同为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亦称三公。爵高禄厚，参议朝政，监察百官，其实际权力因人因时而异，名义上分部九卿，实际上仅行文上下，受成而已，国家机要政务皆由尚书台处理。太尉如加“录尚书事”衔，始得实际主管尚书台政务，每遇灾变，常代人受过，权力虽轻，责罚颇重。东汉末曾罢废。三国、两晋、南朝、北魏、北齐皆置，但已非行政首脑，多为大臣的加官、赠官，有时备皇帝顾问，参理庶务。虽开府置僚署，但全国的军政要务实由尚书、中书、门下等省分掌。北周罢太尉、司徒、司空，改以太师、太傅、太保号三公，为论道顾问之官，不置府僚。隋复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初仍有僚佐，名义上参议大政，但其位多旷，祭祀时常以他官代摄。唐用做亲王、大臣的加官、荣衔，无职掌，位次三师。晚唐、五代以加藩镇，遂至冗滥。北宋初用作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亦不预政事，除授颇严。政和二年（1112），罢太尉、司徒、司空，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为真宰相之任，执掌朝政。南宋复为加官。辽代亦有三公之号。金多做大臣加官、赠官。元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作为大臣的最高荣衔。明初地位极尊，与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并号公孤，同为皇帝辅弼大臣，其职至重。建文时，一度废除，仁宗时又再度恢复。宣德三年（1428）命其各辍所领他职，专侍皇帝左右，咨访政事。后渐成虚衔，用以勋戚大臣加官、赠官的最高荣衔，无职掌、无定员。清代因之。
三老
乡官名。战国时秦、齐、魏国闾里及县均设，掌乡里教化。西汉初，乡、县皆置。汉王二年（前205），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后郡国亦置。三老可免除徭役，就地方政事向县令、丞、尉提出各种建议。东汉明帝时，以年老大臣为之，以示孝悌天下。三国、两捃、南北朝所沿其制，少数县、乡亦置，然无定制。
代田法
汉代农田耕作方法，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并推广于北方旱作地区。因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位置隔年代换，故名。据《汉书?食货志》，其法是将耕地分成甽和垅，一亩三甽，甽垅相间，甽宽一尺，深一尺，垅亦宽一尺。种植时，先将种子播在甽中，待苗成长，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逐次锄入甽中，培壅苗根，甽垅逐渐相齐，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第二年种植时甽垅位置互换，以恢复地力。此法先行三辅地区，后推广到河东、弘农、西北边郡乃至居延等地，均取得良好效果。
五均赊贷
新莽实行的经济垄断政策，为“六管”之一。《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官。王莽托古改制，以为管理物价、负责税收及赊贷。其法于长安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改原来的市令、长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司平衡物价，设钱府丞一人，司税收及赊贷。所谓平衡物价实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收税范围遍及各业，凡工商渔采畜牧，以及医巫卜祝等无一或免。官府赊贷虽取息略轻，但过期不还，罚作罪徒。实行的结果是“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社会矛盾激化，加速新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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