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县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直立人。1975年在湖北省郧县龙骨洞中发现，化石为四枚牙齿。它们的特徵与北京人相似，说明郧县人属于直立人。一起的动物化石有嵌齿象、桑氏缟鬣狗和小猪，代表的地质年代要比北京人的动物群要早，因此郧县人存在的时代可能要比北京人早，可能为早更新世。
蓝田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直立人。分别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公王岭的蓝田人化石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人，可能是女性。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眉脊骨粗壮，骨壁厚，脑量小，估计为780 毫升，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在蓝田人化石的层位中发现有大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石器。加工方法为简单的锤击法，石片一般未经第二步加工即付诸使用。共生的动物群有四十一种，其中包括大熊猫、东方剑齿象、毛冠鹿，带有强烈的南方动物群的色彩。陈家窝的蓝田人化石有下颌骨，属于一个老年女性。公王岭蓝田人距今大约80－75万年，陈家窝蓝田人距今约53万年。
北京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属直立人。1921年发现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以后经过多次发掘，发现5 个头盖骨、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等化石，其中在1929年发掘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震动全球考古界。可惜这些珍贵标本在1941年遗失。1949年以后，经多次发掘又发现了一些头盖骨和其他人骨化石。这样前后共发现六个头盖骨，和大量的人类骨骼化石，大体属于四十个个体。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比猿人高。脑量平均为1043 毫升，大于猿人，牙齿较猿人弱小简单，说明它们比猿人进步。但头盖骨较厚，眉脊粗壮，向前突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牙齿比现代人粗大，说明它们保存有浓厚的原始形态。北京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约50万年。
丁村人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属早期智人。距今约12万年。1953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以后在汾河两岸发现有二十几处地点。化石有属于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三枚牙齿和一个大约两岁儿童的右顶骨化石。两枚门齿齿冠舌面仍有明显的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但不如北京人的复杂，齿冠舌面均为中部低陷、呈铲形，与现代黄种人相接近。臼齿的咬合面的纹理也不如北京人复杂，说明他们比北京人进步。儿童的顶骨壁较北京人的小孩顶骨薄，也是人类体质进步的反映。丁村人使用的工具有砍砸器、石球、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中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富有特色，个体均厚重，它们代表的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另一个传统「 河套－丁村系」。
金牛山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早期智人，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期。1984年发现于辽宁营口金牛山。化石为一个头骨、五个脊椎骨、二根肋骨以及其他部位的骨头，全部属于一个成年男性个体，年龄为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脑量为1390毫升。金牛山发现的这批化石资料之完整，在我国尚属首次。同时还发现了一些灰堆，里面有烧土、炭屑和烧骨，可能是金牛山人烧食之处。在灰堆旁边分布着大量的动物碎骨，其中有的骨头还可以看到人工敲砸的痕迹。
元谋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直立人。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的有元谋人左右上内侧门齿，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是中国早期直立人的代表。后来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内，发现了刮削器等石器、大量炭屑和烧骨。此外还发现二十九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爪蹄兽、剑齿虎等第三纪动物和云南马、山西轴鹿等动物。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据古地磁测定，距今约170万年。1986-1987年，考古学家再于元谋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估计距今约250万年。
大荔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化石，为现代蒙古人种的祖先。1978 年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的洛河第三阶地砂砾层中，故名。与大荔人同时出土的有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期，距今年代大约为 20余万年。大荔人化石为一不足三十岁的男性头骨（缺下颌骨），其体质特徵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头顶低矮，前额扁平，上方有一横沟（这些表现出直立人的原始特徵），但吻部不甚突出，颧弓细弱，颞骨鳞部不呈三角形而呈圆鳞状，面部扁平，脑容量为1120毫升，这些是智人的进步特徵
许家人
旧石器时代早期末或中期初的人类，属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1973 年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村之间。发现的人骨化石有三个顶骨和其它骨骼化石，分别属于十几个男妇老幼不同的个体，既有七岁的幼儿，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平均寿命大约二十岁。体质特徵有的比较原始，与北京人接近，有的较为进步，与尼安德特人类似。因此一般认为它具有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特性。据铀系法测定，他们生活的时代为距今10万年左右。许家人的一些石器如短身圆头刮削器，刃部经过细致的加工，带有细石器的特点，这在当时是代表进步的因素。另外，这里也有许多细小石器，后来华北的一些细石器即发源于此。
山顶洞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属晚期智人。1930年发现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以后经过数次发掘，发现了人类化石和一些文化遗物，时代为距今约1.8 万年。人类化石共八个个体，既有婴儿，也有少年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体质特徵已接近现代人，脑量也达到1300－1500毫升，与现代人相一致。石器有砍斫器，加工方法与北京人相同。但骨角器中的骨针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缝纫工具。有的骨针直径只有3.3毫米，上面钻出细孔，技术已相当先进。此外，山顶洞人还出现了墓葬。在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周围，发现有散布的赤铁矿粉末和一些随葬品。这些装饰品和墓葬的出现，说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马家浜文化
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1959年在浙江嘉兴马家浜首先发现而得名，其年代约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市，重要遗址是马家浜、青浦崧泽、常州圩墩、吴兴邱城和钱山漾等。陶器以夹沙红陶和表红胎黑、外红里黑的泥质红陶为主，未见彩陶。早期有釜，晚期多鼎。石器磨制较精。晚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的一种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前2400。因1959年首先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和鲁南，南达苏皖北部，西到河南平顶山、偃师、郑州，北达辽东半岛。根据大汶口文化内涵的不同特点，一般分为早、中、晚三期。生活用品主要是陶器，盛行三足和圈足器，早期全系手制，多红色，晚期出现轮制，多黑色和灰色。早期只见单色黑彩，中期彩陶增多，红、白、黑、赭等色均有，几何纹是其彩陶的主要图案。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早期制造粗槽，中期以后磨制精致，并用琢钻和管钻法打孔。装饰品做工精致，中期以后出现雕刻镶嵌技术。葬式以俯身直肢为主，所土坑竖穴，晚期流行二层台结构。早期出去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男女合葬，已确立父系家长制，出现贫富分化。大汶口文化的前身是以滕州北辛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到约公元前2400年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和安徽北部等地区。陶器多是轮制，少数手制，质料有细泥、细沙和粗沙三种；陶色有黑、灰、红和少数白色，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有素面磨光外，纹饰有弦纹、划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器形复杂，种类繁多，盛行三足、圈足或平底，常见器有盆、豆、杯、盘、罐、鼎、鬲等。黑陶是最早发现的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质地细腻，造型美观，过去又有“黑陶文化”之称。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有孔半月形石刀和石铲是此文化中出现的新工具。居住主要是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屋，也有长方形，单间居多。墓地多在住地附近，多单人仰身直肢，亦有少数男女合葬。龙山文化经历时间长，分布辽阔，各地区有不同特点与类型，一般分为山东龙山文化（约前2500—约前2000）、河南龙山文化（约前2600—约前2000）、陕西龙山文化（约前2300—约前2000）等，又各分为若干类型。龙山文化的人们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已出现城堡，到晚期又出现铜器。
良渚文化
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1936年最先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阵而得名。距今约四、五千年左右。主要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还有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和邱城、嘉兴双桥等。陶器以夹沙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普遍采用轮制。种类繁复，圈足器、三角器和平底器较多，常见有簋、鬶、豆、盆、盘、罐、碗、壶等，器表有时施以种种刻划纹饰，还有少数漆绘陶器。生产工具有石、骨、木等制作的。石质工具种类多，制作细，专用性强，主要有磨制精细的大型三角犁形器、扁薄长方形穿孔石斧、半月形石刀和石镰、有段石锛和石镞等。玉器种类很多，工艺水平甚高形较大的有玉琮、玉璧等礼器。手工编织发达，出土有竹编和丝、麻织品。据研究，良渚文化应是马家浜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三星堆文化
四川地区的古文化，1929年发现于四川广汉南兴乡。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学者称为“三星堆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周之际，分布于成都、新繁、广汉、阆中、汉源一带。陶器以夹沙褐陶为主，多手制，少数轮制，除盉外，不见三足器；纹饰以绳纹为最多，至晚期出现云雷纹。生产工具主要是小型磨制石器。青铜器和玉石器造型夸张，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特征。
炎帝
又作赤帝，相传为上古帝王，居于姜水（即岐水），以姜为姓，为少典之子，其德火纪，以水名官，故称炎帝。曾与黄帝战与阪泉，被打败。一说即神农氏。
殷墟
商代晚期都邑遗址。位于今很难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东起后岗，西至北辛庄，南至铁路苗圃，北至三家庄，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即古本《竹书纪年》所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殷。北宋以来时有商文物出土，清末又出土甲骨文。自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曾进行十五次大规模发掘，建国后历年又进行钻探、发掘。其布局是：宫殿和宗庙区在小屯村东北洹河以南的中心地区，发现建筑基址五十多座，建在凹形、方形、长方形的夯土台基上，并发现圆形铜柱基，其下有天然大卵石。还发现建筑物奠基、置础、安门、落成典礼时杀害的人骨。这里还出土大量遗物和十万余片甲骨。也还发现一些中、小墓葬，妇好墓亦在此处。宫殿区以西，发现宽7—12米，深5—10米的大灰沟，当是人工挖成的防卫设施。洹河北岸至侯家庄西北冈、前小营村之间是殷王陵区和祭祀场，发现大墓十三座和上千小墓。出土大批铜器、玉器、骨器、陶器和用于祭祀和殉葬的人、狗、马、象、鹰等骨骸。殷墟中心区以外，大司空村、高楼庄、四盘磨等地发现小型房基、墓葬，当为平民居住区。殷墟西区发现近千座小墓，可分八区，当为族葬墓地。从大司空村和殷墟西区墓葬群及其出土文物看，平民已在分化。小屯村东南1公里处的苗圃北地为铸铜遗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发现房子和大量炼铜坩埚、陶范等。小屯西的北辛庄是制骨遗址，发现有房基、骨料、半成品和制骨工具，制品以笄和锥为多。此外，后岗发现几座族葬墓和杀殉坑，共埋人54具。殷墟发掘为商代考古奠定了基础，也为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二里头文化
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1952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较为典型，故名。以前曾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因有一定差异，又分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河北南部及陕西东部等地也陆续有所发展。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四期。一、二期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陶器多褐色，器形多平底，纹饰多蓝纹、细绳纹及方格纹，与二里岗类似的因素逐渐增加。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有青铜器爵、斝、戈、戚、刀、镞、铃和嵌绿松石牌饰等，在灰坑、灰层中发现散置人骨架，这些大都属于三、四期。宫殿基址经复原，有堂、庑、门、庭，规模较大。二里头文化的碳—14法测定年代接近夏代纪年，又分布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范围内，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丰富数据。有学者认为二里头一、二期属夏文化，三、四期为商文化早期；也有学者主张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大禹治水
传说尧舜统治时期天下洪水为害，尧命有崇氏首领鲧治水。鲧用堵塞的方法，结果失败，被舜殛死。舜又命鲧之子禹治水。禹接受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方法。禹治水期间，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治平了洪水。禹的声望日隆，舜死后拥戴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由于平治了水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也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夏文化
夏人活动区域内夏王朝时期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古籍记载的夏人活动地区豫西、晋南一带发现二里头文化，在考古学发展序列上补足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二里岗期中间的缺环。其中有几种主要的看法：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四.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即夏都阳城。大家对第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的认识比较一致。这时期生产水平有较大发展，已是青铜时代，农业上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工具进步和专用酒器增多。生产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主要表现在墓葬中出现分正常埋葬的人骨，及宫殿基址中庭发现的人殉坑，反映这一时期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对夏文化分歧的解决有待于考古发掘提供更多物证，同时有待于多学科结合研究取得确切数据，对目前推算出的夏商纪年进行验证或修正，将夏朝的绝对年代确定下来，从而为夏文化探讨提供可靠前提。
夏小正
《大戴礼记》篇名。《隋书?经籍志》著录“《夏小正》一卷”，可见隋时已有别行本。《礼记?礼运》：“孔子曰……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即《夏小正》。内容述从正月到十二月一年时令气候，宜时之农事等生产活动，相传是夏代历书，故名。为中国现存最古老之月令书。
甲骨文
商周时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目前发现商代甲骨文以河南安阳殷墟最多，属于商代后期遗物，其中绝大多数书占卜记录，称甲骨卜辞。因出于殷墟，又称殷墟文字、殷墟书契、殷墟甲骨文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发现，次年得到学者鉴定，迄今出土约有十万片。二十九年，刘鹗编辑出版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其后研究日益发展，形成一门学科即甲骨学。甲骨文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动植物、农事、方国、地名、征伐、祭祀、人物活动、商王世系和占凶梦幻等。目前已发现单字有五千余个，考释过的约两千个，文字结构已由独体趋向合体，晚期形声字增多。是中国早已有系统的古文字。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在山西洪赵坊堆、陕西长安丰镐、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和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和镇江营九个地点都有发现，上述九个地点共发现312片，1033个字。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计292片，915个字。
金文
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有铭文始于商代中期，商代青铜器铭文一般文字较少，大多仅记器主族氏、名字及所祭先人等，寥寥数字，字数最多这亦仅四十余字。周代铭文字数显著增加，内容亦有发展，多说明做器原因和用途，包括一些重要的事件，如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的长达几百字，如西周前期的小盂鼎有三百九十余字，西周的后期的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到战国中晚期，长篇铭文较少，多为“物勒工名”即记载监造者名、工匠名、器名、置于所在等。铭文多为铸成，自春秋时期起有刻成的，字体亦随时代变迁而有变化。
鸣条之战
商汤灭夏之战役。夏朝末年，夏王桀生性暴虐，嗜酒好声色，即位后“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伐有施氏，得美女妹喜，甚得宠。聚敛百姓资财，建倾宫，修瑶台。民不堪其苦，常指太阳咒骂：“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拒谏而诛杀大臣，任意伐灭诸侯，诸侯多叛夏。商汤在伊尹的协助下，先后诛灭韦、顾、昆吾三个忠于桀的诸侯后，遂出兵伐夏桀。夏商两军在鸣条会战前商汤举行誓师，誓词即《尚书》中的《汤誓》。交战后夏军即溃，桀败逃，至南巢（今安徽寿阳）被擒流放而死。夏王朝遂被灭亡。
盘庚迁般
商朝中期以来，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前后经历了五代九王，史称“九世之乱”。在此期间商朝多次迁都。盘庚继位以后，政局混乱，阶级矛盾尖锐，他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决定再次迁都于殷。但贵族平民都反对迁都，盘庚一面劝说贵族，一面恫吓人民，强行把都城迁到殷地。迁殷后，“行汤之政”，政局才稳定下来，社会经济和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从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再未迁都。
九世之乱
商朝中期王室动乱。自仲丁后，王朝中衰，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诸侯离叛。这一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
牧野之战
周灭商之战役。周文王死后，武王做灭商准备，曾率师东观兵于孟津，诸侯不约而至孟津相会助周王八百。武王以实际尚未成熟，率师还周。过二年，纣王残暴更甚，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孟津伐纣，诸侯会集，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亦出兵助周。商纣发兵十七万拒敌。甲子日晨，两军会战于牧野，商军倒戈。纣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而死。武王率兵入商都，商朝灭亡。
成康之治
西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建立一套礼乐典章制度，巩固了统治。成王、康王两世四十余年，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相传“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为西周最繁荣昌盛之时期，后世史家称“成康之治”。
三监
周武王灭商之后，以商旧都封纣王子武庚，并以殷都以东为卫，由武王弟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庸，由武王弟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由武王弟霍叔监之，管叔 、蔡叔、霍叔总称三监。一说武王以邶封武庚，以庸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监殷民，称为三监。
周公东征
武王在克商后二年病逝。当时「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权斗争。管叔、蔡叔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启金滕之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是时武庚利用战机，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篇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篇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国人暴动
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国人在高压政策下，「道路以目」。召公虎规谏厉王，但监谤更甚，国人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 年，举行暴动，攻入王宫，厉王仓皇逃奔彘，公元前828 年，厉王死于彘。宗周无主，朝政由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
西周厉王暴虐，被国人驱逐，流亡于彘（今山西霍州东北），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称为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十四年（前828），厉王死，太子静被拥立，是为周宣王，共和行政结束。
平王东迁
西周末年，周幽王立宠妾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嗣，废申后行业太子宜臼。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宜臼逃至申国母舅家，申侯遂联合缯国和犬戎伐周，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下，西周覆灭。申侯、鲁侯、许文公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平王。次年，因镐京及王畿遭战争破坏，平王得晋、郑、秦和其他诸侯之助，东迁与雒邑（今洛阳），重建周王朝，为东周之始。
井田制
井田制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区划形同井，故名。井田制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始见《孟子?滕王公上》，此外《周礼》、《汉书》、《谷梁传》、《公羊传》等均有记载。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元，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一家百亩，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化而来的，保留公有的名义，实质上是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归国家。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这种份地不是固定不变的，公社成员必须按照制度定期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化而迁居，这说明劳动者对私田只有使用权、占有权，它和公田一样都归属于国家。而村社农业劳动者占有、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周礼?地官?小司徒》述井田之制，只称“九夫为田”，不言公、私之分，说的是后期的井田制，与孟子所概括的早期情况不同，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提高，西周时三年换土易居的耕种法也逐渐取消，国家采取一次性授田，即所谓“爰田法”。共耕公田和定期重新授田之制的废止，意味着公社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私有倾向大大增强了，从而为战国时井田制最终消失埋下伏笔。
西周分封制
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西周的分封制又称为“封建”、“分土封侯”制，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的统治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的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设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相传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初分封的诸侯有三类：一是王室子弟。这类诸侯国不仅数量多，所在位置也多为要冲之地，与王室关系密切，是西周诸侯国的主体部分。二是异姓诸侯。这些人虽不是王室子弟，但世代与周人有同盟关系，于是分封他们去建立诸侯国，以诸侯的身份继续为周王室效力，齐国和宋国就属于这种类型。三是古代帝王的后代。这类封国一般比较小，有的只是象征性的，在西周政治中作用不大。西周的封国，有的是原来就建立的，周重新明确了跟它们的关系，有的是经过一番开辟草莱的活动，建筑了城郭宗庙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赋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的情况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世袭制。从西向东，重要的封国在黄河北岸的是晋、卫、燕，在黄河南岸的许、蔡、陈、宋、曹、鲁、齐。东南最远的吴和建立较晚的秦和郑，后来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国。王室分封宗亲功臣的既定制度，辅以明确天子权力和诸侯义务的周礼约束，决定了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中央王国对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加强。同时，西周的诸侯国之间多有同宗共祖的宗亲关系或互通婚姻的姻亲关系，横向关系也较以前密切。从强化中央控制能力和促进地方之间联系两方面看，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宗法制
宗法制是古代贵族凭借血缘对族人进行统辖管理的制度，也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在商朝后期已经存在，到周朝变得更为典型和系统。狭义而言只施行与大夫、士阶层，其家族始祖一般为国君嫡长子之弟即别子，别子分出自立家族，成为该家族嫡长子继承系统的始祖，其嫡长子后裔则称为“大宗”，世袭下去，故百世不迁。始祖（别子）之庶子的子孙只继承其父，称为“小宗”，超过五世就不再有丧服的 ，故五世则迁。广义而言，天子对诸侯为大宗。以此定权位，分亲疏。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实质上就是大宗和小宗依据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和旁系亲属族人的管辖统治。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有效地起到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这就是周朝有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征。春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化，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难以维持，至战国最终瓦解。尽管宗法制已经崩溃，但宗法观念仍影响后世。
国野
周代王都城郭以内称“国中”，距城百里之内称“郊”，“郊”以外称“野”。一般说，“国”包括都城中及四郊之地，其居民称“国人”。“野”的居民称“野人”，或成“氓”、“野民”。各诸侯国与此类似。
西六师、殷八师
西周在宗周镐京有六师，主要戍守西土，兵员来自周人，故称「西六师」。后来周公在平叛过程中，认为有必要扩建国家直属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武装力量进行收编，又建立了一支八师的军事编制，兵员由周人、殷人组成，八师的戍守区在殷地，故称「殷八师」。后又因其长期驻守成周，故又称「成周八师」。
五礼
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统称五礼。吉礼是对先祖与各种神只进行祈求福祥的礼节。凶礼是指哀邦国之忧的丧葬礼节，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宾礼是诸侯对王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之礼节。军礼是战争、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的礼节，即大师之礼、大田之礼等。嘉礼是为了亲善万民的礼节，包括婚礼、冠礼、飨燕礼、庆贺礼、宾谢礼等。所有礼制，是法律的补充，强调贵贱等级的区分和贵族社会的正常运作。
周礼
周礼相传由周公制定，其实是周公对夏商以来的礼乐进行增删、修改。周礼是等级社会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制度的总称。包括种种规则、典礼仪式和表示身分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的规定等等。所谓周礼，是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
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畿服制
「畿」，是指王都周围的地方。西周宗周的王畿以镐京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各四百里；东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西与宗周王畿相接，北不过淇县，东在商丘以东，南界在江汉地区。王畿以内有封国、采邑，有畿内采邑的多为王朝的公卿大夫，他们也称诸侯。畿内封国、采邑对维护周王的统治、保障王室的财政收入极为重要。而王畿以外的诸侯，少数为王的亲戚和功臣，多数为殷商旧国或先王先臣之后。畿外诸侯国是王朝管辖区域内的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拱卫王室，防止外敌入侵。畿内畿外诸侯都要服事于周王，史称「畿服」。
卿事寮
官署名，西周置。为王室处理国政的权力机关，在内任职者称卿事。《作册令尊铭》：“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
太史寮
西周王朝史官的官署名。与卿事寮同见于《番生簋》、《毛公鼎》。掌管册命、制禄、图籍、记录历史、祭祀、占卜、礼制、时令、天文、历法等，其长官为太史，亦称尹氏，位仅次与太师。
北杏之会
春秋时齐国主持的一次诸侯之会。齐桓公四年（前682），宋国内乱，大夫南宫万杀宋闵公。次年，齐桓公邀宋、陈、蔡、邾等国于齐北杏（今山东东阿）相会，商讨平定宋乱。为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始。会后，宋背齐，齐即联合陈、曹，又请王师参见，讨伐宋国，迫宋屈服。
葵丘之盟
春秋时齐桓公主持的一次诸侯盟会。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和安定王室之后，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邀集鲁、宋、卫、许、曹诸国君于宋之葵丘（今河南民权）会盟。周襄王命卿士宰孔莅会，赐齐桓公祭肉。盟约规定：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壅塞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等。
盂之会
春秋时，宋襄公为图霸而举行的诸侯之会。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执意争霸，宋襄公十二年（前639）与齐、楚盟于宋地鹿上（今安徽阜阳），要求承认他为霸王，得楚允诺。是年秋，宋襄公邀陈、蔡、许、曹、楚等国君于盂（或作霍，今河南），欲在会上成为霸主。会上楚废约执襄公，并以襄公为人质伐宋，因宋大夫坚守不降，加之诸侯请求，楚乃释襄公。
泓之战
春秋时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宋襄公十三年（前638），郑文公朝楚，宋襄公率卫、许、滕等国伐郑，楚救郑伐宋。十一月，宋、楚会战于泓（水名，今河南），宋军已列阵，楚军还在渡河，宋司马子鱼以楚兵多而宋兵少，建议乘楚军半渡而击，襄公以君子不攻处于陷地之敌不从。楚军渡后尚为布阵，子鱼又建议攻击，襄公由不从。楚军布阵后，襄公才下令进攻，宋军大败，襄公受重伤，于次年死去，宋国争霸从而结束。
城濮之战
春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楚成王率兵攻宋，宋线晋求救。次年，晋文公伐楚盟国曹、卫，晋、楚两军对峙。楚成王命楚将子玉撤兵，子玉不听。晋文公退避三舍（九十里）。四月，晋军及宋、秦、齐军与楚、陈、蔡军战于城濮（今山东）。晋下军先击溃陈、蔡，楚右军随之而溃。晋栾枝率部佯退，诱楚中军追击。晋中军与上军击楚左军，左军亦溃，楚全军大败，晋文公遂成霸王。
贱土之盟
春秋时晋文公称霸之盟。晋文公五年（前632）四月，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师，五月，邀诸侯于郑的贱土（今河南原阳）相会，并召周襄王在贱土朝见，行献楚俘之礼，襄王命文公为诸侯之伯。其后，晋文公率齐、鲁、宋、蔡、郑、卫诸侯结盟。盟约规定结盟各国协力辅助王室，不得相互侵犯。这次会盟，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殽之战
春秋时秦国、晋国之间的战役。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死后，戍守郑国的秦将杞子密告秦君，谓受郑命掌管郑都北门，若潜师而来，可得其国。秦穆公命孟明视率军袭郑。次年春，秦军因密谋泄露，灭滑后还师。晋布兵于殽（今河南三门峡）以待秦军。四月，秦军至，遭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等三人被俘。旋为晋襄公所释。
邲之战
春秋时晋、楚之间战役。晋、楚长期争霸，晋景公三年（前597）春，郑国附晋。楚庄王攻郑，围城三月，攻入郑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向楚告罪，楚乃退兵，与郑和好。当时晋荀林父、先觳等率兵救郑，渡黄河后，闻郑已附楚，遂驻兵于敖山与鄗山之间（今河南荥阳西北）。荀林父主退兵还晋，先觳主对楚作战。楚见晋将意见不一，在邲突然向晋进攻，晋军因为战备而败退，中军、下军争船渡河，自相残杀，损失惨重。惟上军因帅士会有备，得全师而退。
蜀之盟
春秋时楚国主持的诸侯盟会。晋国于鲁成公二年（前589）在鞍（今山东济南）大败齐兵。楚见齐败，便由令尹子重率楚、蔡、许之师，大举伐晋之盟国鲁、卫，鲁、卫不敌，向楚求和。是年十一月，令尹子重邀集齐、秦、鲁、宋、卫、郑、陈、蔡、许、曹、邾、薛等国于蜀（今山东泰安西）结盟。这是春秋以来参加国数最多的一次盟会。
弭兵之盟
春秋晋国、楚国平分霸权之盟。春秋后期，晋、楚两国国内矛盾尖锐，皆有停止争霸、弭兵（休兵）之愿。宋国执政华元、向戌倡导诸侯弭兵，晋、楚皆同意。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华元约合晋、楚在宋国西门外相会订盟，约定：晋楚互不交兵，互通聘使，互救灾害，互相援助抗击侵略者。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向戌因与晋赵武、楚屈建皆友善，再次倡议弭兵之盟，得到晋、楚、齐等国响应。是年夏，晋、楚、齐、鲁、卫、陈、郑、蔡、许、曹、邾、滕和宋，又在宋之蒙门（东北门）外相会订盟。盟约规定晋、楚公为霸主，余国分别向晋、楚进纳贡赋。秦、齐和晋、楚为对等大国，不向晋、楚纳贡，也不受贡赋。第二次弭兵之会后，中原诸侯间的战争得以减少。
鄢陵之战
春秋时晋国、楚国之间的战役。晋厉公六年（前575），郑叛晋附楚，并伐宋。晋出兵伐郑，楚共王率兵救之，两军战于鄢陵（今河南）。楚军在晋营前布阵，晋军无法出营，便在营内填井平灶，布阵交战，自晨至暮未分胜负。晋吕錡射中楚共王一目，共王命养由基射杀吕錡，双方休战。当夜，共王召楚帅子反商议战事，子反醉酒不能出见，共王遂乘夜带兵撤走。晋国遂恢复其霸主地位。
田氏代齐
春秋初陈国内乱，公子完惧祸奔齐，齐桓公十四年（前672），齐使为工正，陈完改姓氏为田氏，此为陈（田）氏立于齐之始。齐景公时，田桓子为大夫，以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笼络民心，民归之如流水。天桓子又联合鲍氏，攻灭公族栾氏、高氏，并救济国之贫弱孤寡者，甚得民心，田氏之势日盛。田乞承桓子之业，于齐晏儒子元年（前489），尽逐齐世卿国氏、高氏、弦氏、晏氏为相专齐政。田常执政后，复修田乞之政，民竞相归附。齐简公四年（前481），田常杀齐简公与右相监止，对残留的旧贵族尽行诸戮。齐平公五年（前476）田常割齐地自安平至琅邪为封邑，比平公自领之地为大，齐政皆归田氏。齐康公十四年（前391），田和迁齐康公于海滨，使食一城，以奉其祀。十九年，周天子立田和为齐侯，列于周室。不久，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
商鞅变法
战国时秦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秦孝公即位后，痛感国势积弱，诸侯卑秦，乃发愤图强，广求贤才。秦孝公六年（前356），任用商鞅主持变法，主要内容为：编造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法，告奸者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实行轻罪重罚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定秦爵二十级，凡斩敌首一个，赐爵一级；严禁私斗，违者重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和垦荒。生产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焚《诗》、《书》，禁止游宦之民。十二年，又进行第二次变法：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买卖；普遍推行郡县制，在全国设四十一县；迁都咸阳，仿效中原各国国都规模建造宫殿；统一度量衡制，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按户和人口征收军赋；革除各种陋习，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先后两次变法，使秦国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魏国实行的一次改革。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为：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又制定《法经》，分《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经》、《具经》六篇，以加强法制。李悝变法增加了魏国的国力，使之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马陵之战
战国时齐国大败魏国的战役。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次年，齐威王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其兵伐魏救韩，直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太子申、庞涓率兵十万迎战。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假象，迷惑魏军。魏太子申、庞涓以为齐军怯，率少数精锐轻装兼程追赶。齐军在马陵险要处设伏。待魏军进入包围圈，万弩齐发，大败魏师，虏魏太子申，庞涓自杀。从此魏国霸业衰败。
长平之战
战国后期秦国大败赵国的战役。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将白起伐韩，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决断上党通韩都之路。上党郡守冯亭以上党献赵，以联赵抗秦。赵孝成王受地，使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廉颇以秦军攻势正盛，乃筑垒固守，与秦军相持达三年之久。四十七年，赵王中秦相范雎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空言兵法，无实战经验。既至军，一反廉颇监守战略，率大军盲目出击。秦将百起正面佯装败走，另出二支奇兵袭赵军后路，结果赵军被包围，粮道断绝，只得筑壁监守以待援军。秦王闻赵困，亲至河内，征发民年十五以上者悉至长平，阻绝赵救兵及粮运。赵军困守四十六日，饥饿难忍，竟至杀人为食了。赵括分兵四队，轮番急攻，终难突围，遂亲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人皆降。白起仅释幼、弱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余皆坑杀。长平之战，赵前后所亡四十五万人，主力损失殆尽。秦军亦“死者过半”。
鄢之战
战国时秦国、楚国之间的战役。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昭襄王命白起伐楚，攻鄢（今湖北宜城）。楚调主力拒秦，展开决战。白起攻城不下，遂于鄢城西筑堨，引水灌城。鄢城顿成水泽，楚军民溺死者数十万。鄢、邓等城皆失。次年，秦克郢。楚国势益衰。
窃符救赵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军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危在旦夕。赵平原君数请魏安釐王及信陵君出兵救赵。五十年，魏王使将军晋鄙率十万大军往救，畏秦，命鄙留驻于邺（今河北临漳），持两端以观望。信陵君请魏王命晋鄙进军，不听。信陵君遂用侯嬴计，请魏王所宠如姬窃得兵符，携勇士朱亥赴军中用铁锤击杀晋鄙，夺得兵权。旋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赵国遂安。
合纵连横
战国时各国处理军事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合众弱以攻一强”称“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称“连横”。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合纵即指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即秦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他国。由于六国皆欲借外力以利己。故合纵实为松散联盟，抗秦活动不能持久，最终为秦各个击破。一说南北为纵，六国地处南北，故南北联合抗秦谓之合纵；东西为横，六国在东，故东方六国事秦谓之连横。公孙衍、苏秦、张仪、李兑等即当时著名的纵横家。
郑国渠
战国时期观众平原上最早兴建的大型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元年（前246）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故名。主要工程从中山西瓠口（即谷口，又称焦获薮）利用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的地形，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整个工程又渠首、引水渠、灌溉渠三部分组成，除在中途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做灌溉渠外，还截取了纵流小河做水源的补充，设计合理。建成后，“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相当于今280万亩），皆亩收一钟（即六石五斗）。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唐代郑、白二渠趋于混合，主要发展白渠，郑国渠逐渐湮废。
上计
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制度。战国时，各地主管官吏将所辖地区赋税、户口、垦田等情况写在木券，呈送中央考核，中央据此进行奖罚，亦为考课官吏的重要制度。汉朝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长将该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汇总将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考察地方官政绩。上计地点一般在京师，如皇帝出巡，则临时指定地点。上计时间通常在岁终之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以前，每年九月上计，此后每年十二月上计。东汉时，中央受计名义上由司徒总核，实际上由尚书台主持。每年年终由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为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称为大课。郡国上计使者，两汉也有不同。西汉县（道）上计于郡国，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于中央，由郡丞、国长史代行。东汉则改派地位较高的掾史，称为“上计吏”。令、长等不自行。
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争论的风气。“百家”一语始见于《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言“百家”者，泛指其多，非实有其数。《庄子?天下》及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均对“百家”进行分类，汉班固据刘歆《七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各派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如天道观、认识观、人性论、名实关系、伦理礼法以及各种政治主张。“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又互相影响，“辟犹火水，相灭亦相生”。百家学说中的命题包含着后代许多学说的萌芽形态，成为后代思想家的思想数据和理论形式，并被加以改造和发展。
孔子（前551—前479）
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孔防叔避祸迁鲁。父叔梁纥为武士。少“贫且贱”，及长，曾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深好学问，相传曾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鲁定公九年（前501），五十一岁时任中都宰。十年，鲁、齐夹谷之会时相定公。旋任大司寇。十二年，因政治主张与执政的“三桓”不合，遂离开鲁国，自此周游卫、陈、曹、宋、郑、蔡等国，终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四十岁前后即聚徒讲学，相传弟子三千，著名者达七十人。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宣传“仁”的学说，“仁”包括忠、孝、宽、惠等内容，认为“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妥协和亲善。贯彻“仁”时，要以“礼”为依据，故说“克己复礼为仁”。对鬼神采取既不否定也不重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政治和经济上，要求当政者实行教化和宽惠政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同时要求人民对上也要顺从和易使，反对犯上作乱，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名分的主张。在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在教学态度上，有“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不耻下问”的思想。在教学方法上，提出“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途径；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但鄙视“学稼”、“学圃”，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自汉以后，孔子的学说被改造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本人也被尊为圣人，对后世影响极大。
老子
春秋楚国苦县人，据《史记》载，姓李，名耳，字聃，道家创始人。秦汉以前文献多称老聃，传说是东周王室管理典籍之史官，孔子曾向其问礼。现存《老子》一书，基本反映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以为万恶皆始于“有为”，欲使社会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反对儒家“仁义”观和墨家“尚贤”说，又否认传统的天命思想和先王、鬼神权威，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是一种生于天地之先，处于万物之外，无形体、无匹敌、无所不在的精神，故亦称为“无”或“虚无”。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认识到事物之间的依存和转化关系，然最终又主张消解矛盾，复归于“虚静”。对其思想之评价，学术界颇不一致，或谓其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或谓其反映“公社农民”之情绪；或认为其哲学体系属于唯物主义，或认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均承认其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故名。流传至今的有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所收作品上起周初，下至春秋中叶，大部分是今陕西、甘肃、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史记》、《汉书》等书认为曾经孔子删定。书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十五国风，160篇。《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人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现代学者所认为风是地方乐歌，大部分是里巷歌谣之作。雅，包括《大雅》、《小雅》，105篇。《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主要为贵族宴会爷歌和批评朝政的歌谣。现代学者或认为雅是秦声，推断其为西周王畿一带的乐歌。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40篇。《诗?大序》：“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阮元谓乐章而兼有舞容者为颂，与风雅之仅为徒歌有别。周王、鲁侯、宋公举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时用，内容为赞美周王、鲁侯、宋公及其先祖的功德。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为博士，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流传迄今。
尚书
书名，也称《书》、《书经》，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原意“上古的史书”，是商、周两带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及东周、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记录。秦始皇焚书时，秦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取出时，只残存28篇，加上汉武帝时所出的一篇伪《太誓》，共29篇，立于学官，共立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用当时隶书写定，因称为《今文尚书》，从此便由史书变成儒家五经之一。从西汉中期起，相传有几次出现用先秦文字写的本子，称为《古文尚书》。刘歆以它出于孔子壁中，所《逸书》16篇，便争立于学官，未成。从此引起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本29篇，有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注解。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东晋初，梅赜献呈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把汉代29篇析成33篇，又新增25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称古文58篇之数，从此就作为《书经》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撰《尚书正义》，后与《孔传》合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本中。宋代蔡沈撰《书集传》，明、清时刻在《五经大全》等本中。宋代有人怀疑《孔传》，递经明、清的梅鷟、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判定此书为“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古文尚书》”，此本子为“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了原已失散的汉代今文28篇，是商、周文献的孑遗，为研究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
洪范
《尚书》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或认为作于春秋。《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亦称“洛书”。托武王与箕子对话，言禹治水有功，上帝予其“洪范九畴”（大法九种）。其中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性能作用。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又提出“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五行之序释孝子忠臣之行，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皆参以谶纬、天人感应之说。王安石作《洪范传》以五行为“天所以命万物者也”。
周易
书名，又称《易经》、《易》。周代的占卜书，后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易”的 原意是简易，因周人以蓍草占卜较以前以甲骨占卜简单容易，故名。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亦名《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名和卦辞，爻有爻题和爻辞。旧传伏羲画卦，实际其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西周时大体形成。《传》亦名《易传》，是对《经》的解释，共七种十篇，旧称“十翼”。成出于《经》之后，旧传《彖》、《象》两种四篇为孔子所作，不可信，实为与其余六篇同为从战国后期至汉初人所作。《周易》以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形成万事万物，包含朴素辨证观点。旧有郑玄注，已佚，今通行本有《周易注疏》，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程颐《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清孙星衍《周易经传集解》等，都是研究《周易》的有价值的专著。
国语
书名，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作，二十一卷，春秋时期的别史。分《周语》三卷，《晋语》九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起于西周穆王，终于公元前453年赵、韩、魏灭智伯。主要记载君臣的言论，也有一些记事。由于它和《左传》都是左氏所作，汉儒称《左传》为“内传”，称它为“外传”。三国时吴人韦昭作《国语解》，也称为“外传”。韦昭的注解被保存下来，成为极有价值的注本，清洪亮吉、董增龄为之作疏。康有为认为汉刘向本有《国语》54篇，被刘歆割裂，将其中30篇（卷）成为《左传》，剩下的21篇（卷）即是今本《国语》，此说不足信。《国语》内容与《左传》大同小异，详略和重点各不同，虽两书语言风格较接近，实是两本不同的著作。
孙子兵法
亦称《十三骗》、《孙子》、《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又与《吴起兵法》合称《孙吴兵法》或《孙吴之书》。春秋时军事家孙武撰，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兵书》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今通行本为十三篇：《计》、《作战》、《谋攻》、《形》、《势》、《九地》、《火攻》、《虚实》、《用间》、《九变》、《行军》、《地形》《军争》。无图。书中总结春秋时期战争的经验，阐述古代战争之理论问题和客观规律，提出“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等观点。又详析战争中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治乱、胜败等诸种矛盾及其相互转化，具有素朴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被尊为“百代谈兵家之祖”，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禹
鲧之子。《尚书．舜典》：「伯禹作司空」句下孔传云：「禹代鲧为崇伯」，说明禹曾被舜任命为司空，并继承了其父的封邑与爵称。后因治水有功，舜举荐他当上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家天下
谓帝王把国家当作一家的私产，世代相传。《礼记．礼运篇》讲禹以前的社会是大同社会。在那时，一切财产都是公共所有(天下为公)，首领依其才能选举产生(选贤与能)。讲到禹以后的社会时，指出国家财产成了一家私产(天下为家)，私有制已成合法，父死子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大人世及以为礼)。所以，家天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到了西周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家的私产。
世袭王朝
世代承袭的王朝。自从夏禹之子破坏禅让制，实行传子制度之后，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所以这些王朝，都是世袭王朝。各个朝代的世袭制均以父死子继为其特点，一般都是传于嫡长子，在特定情况下，辅以兄终弟及的办法。但都严格限定在同一血统范围内选定继承人。
父死子继
谓父亲死后，由其子继承其一切特权。这是古代实行世袭制的核心，多指帝王之王位及领地等的继承权。在有几个儿子的情况下，多由嫡长子直接承袭。其它子弟用分封领地的办法，给予土地和臣民。
天下为私
天下为私是与天下为公相对而说的。《礼记．礼运篇》有一段记载，概述了夏禹前后发生的变化，说禹之前的社会情况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讲到禹之后的社会情况时则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说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了，天下的财产成了一家的私产。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并由子孙来承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人们建造城市来保护财产，制定礼教与法规以维护社会秩序。土地成了私有财产，还蓄养谋臣武士作爪牙，为谋私利，争夺与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一段文字，相当形象地反映了因私有制的出现而给当时的社会制度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并导致新制度的建立及人与人关系发生的根本变化。这段记载把两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归咎于启夺取王位这一件事，不免有些简单化(因为这个变化是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过程的)。但它能形象地、集中概括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并且揭示了夏启即位开创的家天下制度和天下为私是这个变化的根源，这是很深刻的。
夏文化
夏人活动区域内夏王朝时期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
夏文化的探索，是从早于商代的非商文化中去寻找。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是主要研究对象。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四期遗存，不少学者指出：第三或第四期遗存中有商文化因素出现，已进入商代纪年，应属商文化范畴。大家对第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它们的年代跨度与夏代积年有差距，为此不少学者认为应从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早期的夏文化，因为龙山文化的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之内。由于缺乏文字等确切的材料作证据，所以目前对夏文化的看法都属推论，也难以统一。这一课题的探索与研究，今后将继续进行下去。
二里头文化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叫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由于两地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一些差异，后者被称为东下冯类型。
二里头文化包含四期文化遗存，它们的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要早。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遗存的特点是：炊器有实足的鼎和平底的罐；许多器类均以平底为主；装饰纹样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第三、四期中的炊器，出现了袋足的鬲、、等，器类以圜底器为主。这些因素与二里岗期商文化相一致。结合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铸铜、制骨、烧陶作坊址，说明第三期时这里是个都邑。目前，学者们对二里头文化的看法尚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第三、四期中出现了与二里岗商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因素，所以它应是商代都邑，很可能是汤都西亳。狭义的二里头文化应专指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部分学者则认为郑州商城是亳都，二里头遗址应是夏都斟，所以它的四期遗存均为夏代遗物。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
太康
太康为夏朝的第三世君王，夏后启之子。夏后启死后，启的儿子互相争夺王位。东夷人后羿乘机篡夺了政权，致使太康和仲康不得不流亡在洛水一带，后来二人相继死去。在夏朝历史上，太康是位亡国之君，史称「太康失国」。
少康
少康是夏朝第六世君王，为夏后相之子，相妻有仍氏之女后缗所生。由于其生活的时代正当寒浞攻杀夏后相，夏朝乱政之时，所以少康生长于有仍氏。长大之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后为寒浞及其子浇所迫，又逃到有虞氏，当了庖正。在有虞氏和夏族旧部靡的帮助下，少康终于攻灭了寒浞和其子浇与，恢复了夏朝的统治。这一段历史被称作「少康中兴」。少康是夏王朝中有作为的一位君王。
太康失国
启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看到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藉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之时，乘机掌握了夏的政权。太康死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微弱，当了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羿把相赶走，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少康中兴
少康为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夏后相之妻后缗所生。后缗母家为有仍氏，当寒浞攻杀夏后相的时候，相妻怀孕，从墙洞中逃归母家，生少康，所以少康一直生活在有仍氏。长大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浇派人去追杀少康时，少康逃到了有虞氏，当了有虞氏庖正(厨官)。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又给了少康土田和众人，少康才站住了脚，并开展恢复夏朝统治的各种活动。 在寒浞代后羿、政局混乱之时，夏的贵族靡逃到与夏同姓的有鬲氏。靡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靡的密切配合下， 少康终于攻灭了寒浞， 杀浇于过， 杀于戈， 重建了夏朝。 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
人殉
人殉是为奉侍已死的社会或家族中某些特权者而死的人，其中有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也有用作仆役的奴隶。它是古代社会中一度盛行的习俗。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都发现了商代人殉的遗迹。商王、贵族及奴隶主的墓葬中一般都有殉葬人。侯家庄1001号墓是个有四条墓道的商王墓，墓内殉人超过164个，分置于墓底、椁室附近及墓道内。该墓墓室外的陪葬坑有31个，其中22个埋有人。每坑埋1－7人不等，共埋有68人。最大的陪葬坑中棺椁具备，还有青铜礼器，在二层台上有2个殉葬人，即殉葬人的坑中还有殉人。
人牲
人牲是祭祀时把人像牛羊狗猪等牲畜那样供奉给天地、祖先、山川、神灵的牺牲的简称。这是古代社会中一度盛行的社会习俗，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出现。在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已发现了人牲的遗迹，尤以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最为常见。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建筑宫室和求年问雨时，都要使用人牲。甲骨卜辞中也常见有杀人祭祀的记载，最多的一次杀了三百人用于祭祀。据卜辞统计，商王用于祭祀的人牲，总数超过1.4万人。尤以武丁一代用人牲最多，有9千多人。在殷墟王陵区发现的祭祀场，仅1976年一次发掘出191个祭祀坑，共用人牲一千余。估计在这一地点先后用祭的人牲有数千人之多。
安阳殷墟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地跨洹河两岸，在三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普遍发现商代遗存。经过七十年考古发掘，已经搞清小屯东北地是殷商时期的宫殿与宗庙区，其西南两边挖有巨大的壕沟，南北长1100米，东西长650米。壕沟与东、北两面的洹水组成防御性设施。小屯村西北的武官村北，是王陵区和祭祀场。王陵区占地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在王陵区和祭祀场，已发掘大墓13座，祭祀坑及小墓1400余座。在小屯村南一公里的苗圃北地和小屯西北2.5公里的孝民屯西地，各发现铸铜遗址一处。北辛庄和大司空村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在殷墟西区、后岗和大司空村发现了墓葬区。散布在上述地点周围的地域，有平民居址。依考古分期而进行的碳14测年，证实这些遗存经历了二百余年时间。小屯村发现的甲骨卜辞也证明这里是殷商时期的遗存。
甲骨文
契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目前发现商代甲骨文以河南安阳殷墟最多。郑州商城也有发现，年代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但数量很少，都是在肋骨、肱骨上刻字，尚未见到在卜甲或卜骨上刻辞。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在山西洪赵坊堆、陕西长安丰镐、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和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和镇江营九个地点都有发现，上述九个地点共发现312片，1033个字。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计292片，915个字。
青铜文化
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占卜
用龟甲或兽骨(主要是牛、羊的肩胛骨)加工成卜具，然后进行占问凶吉的方法。考古资料说明，占卜的习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墓葬随葬品中就有龟壳。龟壳内装有许多小石子，龟甲上还有契刻的符号，有人认为是原始文字。因而，有人提出这些龟甲与龟灵占卜有关。若此说成立，则占卜的出现可上溯到七、八千年前。在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不少占卜过的兽骨，主要是有灼痕的牛、羊、鹿的肩胛骨。地域涉及陕、豫、皖、鲁、冀、辽、晋、蒙等省。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占卜，仍然是在兽骨上烧灼，卜问凶吉，故出土的卜骨上只有灼痕，未见钻凿。到了商代前期，则出现了钻、灼并用的方法，一般是先钻孔，后在孔中灼。到了商代后期，占卜习俗进入一个新阶段。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卜问前都整治得很好，凿、钻、灼兼施。占卜后将卜问内容、结果契刻在甲骨的正面，这就是卜辞。这种习俗，到西周时期仍在继续。
自然崇拜
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它包括天体、自然力和自然物三个方面。如日月星辰、山川石木、鸟兽鱼虫、风雨雷电等等。这是原始社会中，人们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尤其是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变化，看成了人性的、有主意的实体，从而激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自然一方面给予人类生存提供了物质资料与条件，另一方面又常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在人们既不认识，更不能改造自然力的时候，就把它们拟人化，认为它们具有灵性，把它们当作有生命力的神灵加以顶礼膜拜。他们甚至赋予自然力以形体，出现了雨师、风伯、雷公、云君等自然神。他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世界，对于一切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都把它们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其中对自然力的崇拜，直接表现为对自然物体本身的崇拜。 在原始人看来，神灵是无处不在的。这在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上也有反映。如《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牧野之战
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国，经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牧野。商纣王对来自西方的进攻并无准备。他仓促调遣军队，在牧野应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商纣王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商朝全军覆没，致使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
武丁
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年少时，其父小乙让他到民间生活，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他继位后，得到甘盘和傅说两位贤臣的辅佐。甘盘早逝。武丁得傅说后，据《史记．殷本史》载：「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又记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他还不断向外扩充领土，四出征伐，如伐羌方、土方、方和人方等等外方邦，使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文治武功均盛，出现了商代历史上最繁盛的局面。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伊尹
名挚，又名阿衡，商汤之贤相。他具备运筹策划的才能，在灭夏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是商朝初年的元老，自汤至太甲时一直是商王的辅佐大臣，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记．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的故事。甲骨文中有祀伊尹的卜辞，可知他在商代的地位是很高的。
1夏朝是怎样灭亡的？
（1）夏朝最末的一代国君名桀，暴虐无道。又筑倾宫、瑶台，生活更加奢侈腐朽。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亦更加残酷，阶级矛盾日益尖锐。（2）这时东方的商族日益强大，商族首领汤率兵伐夏，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为商所灭，桀被放逐而死。
2商代青铜器共分为哪几大类？
商代青铜器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礼器，这一类器物纹饰瑰丽浑厚，典雅质朴，制作最为精细。著名的司毋戊鼎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饮食器，常见的有鼎、鬲、簋等，其中酒器尤多，证明商代奴录主贵族确是嗜酒成风。三是生产工具，有斧、锛、刀、锯等，多是手工业工具，农具很少，当时农业奴隶使用的农具多是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四是兵器，有戈、矛、钺、刀、箭镞等，其中青铜箭镞的数量是很大的，这在世界其他古代国家中是少见的，因为箭镞在射出后不能收回，如果不是青铜业发展到相当高度，就不可能用大量青铜铸造箭镞。此外还有乐器和车马器等。
3简述西周井田制。
井田制度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井田制”有三种含义：一是土地所有制。周天子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他以共主的身份，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将封地内的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以至于士。各级贵族世代承袭受封的土地，所受之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准随意买卖或转让，这种土地占有制是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二是田地的形式。井田一般经过精心的疆理，整治为十分方正大小相连的方块田，田块之间有纵横交错的大小沟渠和道路，每一方块田为一百亩，做为耕作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称一井。三是经营方式也就是剥削方式，耕作井田的奴隶称为庶人或庶民，周天子在封授土地的同时把这种耕作奴隶成批地赐与臣下，以周天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贵族驱迫大批农业奴隶在井田上进行集体耕作，农业奴隶不仅为奴隶主贵族种田，还要服各种力役。
4略述“百家争鸣”发生的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由于处于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斗争复杂而又激烈。当时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5简述刘秀的用人政策及其目的。
刘秀实行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用人政策。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封建的典章制度，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往往又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360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与时浮沉。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刘秀实行这一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能“总揽权纲”，加强中央集权。
6简述《史记》的内容及其意义。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全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65万字。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和纪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7简述张仲景和华佗的医学成就。
张仲景是东汉最著名的医学家，为救治病人，他“勤求吉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一书。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此二书为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张仲景被后世医家尊为医圣。华佗与张仲景同时，精医道、方药和针灸等术，尤精于外科手术。用“麻沸散”麻醉患者，能打开腹部，为肠胃等内脏做手术。华佗所编“五禽之戏”是一套健身操，常练有祛病延年之效。
8简述“八王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八王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分封制。晋武帝为了维护和巩固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大封宗室为王，允许王国置军，取消州、郡武备。随着诸王势力发展和西晋中央政治制度的腐败，发生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的战乱，造成了严重后果，给北方地区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诸王间的互相残杀，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9简述隋朝统一的原因和意义。
（1）原因：南北方各民族融合，民族隔阂消弱，成为促进统一的重要因素；南北方经济的发展，要求迅速结束政治上的对峙局面，促进南北经济交流；门阀大族势力逐渐衰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出现；北周和隋朝的改革，使北方力量上涨，造成了隋灭陈的趋势。（2）意义：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巩固和加强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为唐朝昌盛奠定了基础。
10简述武则天的功与过。
（1）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处于庶族地主上升、士族地主接近灭亡的时代，严厉镇压反对派，杀掉唐宗室几百人，大臣几百家，剌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打击了士族势力；修订《姓氏录》，武氏列为第一，其余皆以官品高下为准，提高庶族官员地位；破格用人，发展科举，为庶族地主广开仕途，客观上符合历史潮流。她用人虽滥，但发现不称职或废黜或诛杀，又创殿试以示慎重，提拔了狄仁杰等一批实才真贤。她重视生产，根据生产好坏奖惩地方官吏，使耕地、人口增加，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2）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极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不少好人被害；放手招官，致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大肆佞佛，浪费无度；新发展起来的庶族地主与士族一样大量兼并土地，阶级矛盾不断加深。
11简述两税法出现的原因及其内容、意义。
唐朝后期，土地兼并激烈，均田制被破坏，农民失地破产，沦为地主的佃户。唐肃宗以后，天下百姓“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唐初按丁征收租庸调的办法不通了。为解决财政困难，780年，唐德宗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统一各项税收，创立两税法，主要内容：（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2）不分主户客户一律收税；（3）根据资产田亩的多少征收产税和地税；（4）行商按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纳税；（5）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6）根据财政支出定出全国税额。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它扩大了纳税面，官僚地主不再享有免税特权，根据资产、田亩征税比按丁收税合理、进步，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2周世宗改革有哪些措施？
（1）在经济上，均定赋税，下令招垦荒田，组织人民修治黄河与运河，限制佛教发展，打击寺院经济势力，废寺院，僧尼还俗；（2）在军事上，申明军纪，整编禁军；（3）在政治上，改善吏治，赏罚较严明。
13简述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14略述元代的行省制度。
元代在中央设置中书省总理政务，同时直接管辖大都及其邻近地区。其他地区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逐渐变成了常设机构。这些行省后来发展成为行政区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我国省区的规模。元代的行省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15《梦溪笔谈》一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梦溪笔谈》是北宋沈括所著的一部不朽名著。这部笔记形式的作品，广泛涉及到政治、军事、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共计609条。其中有关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质、化学、药物的部分。反映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成就，此书还记录了许多平民发明家的事迹。如毕升、喻皓、高超、王朴等的发明创造，都是由于沈括的记载，才得以流传后世。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沈括“是中国整个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16简述明初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措施。
（1）废行省，设三司，改革地方机构；（2）废丞相，以六部治国，加强皇权；（3）废大都督府，设五军都督府，制定卫所制度，加强对军队控制；（4）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强对百官的监察；（5）设置锦衣卫和东西厂，加强特务统治；（6）杀戮功臣，提高皇权。通过以上措施，明太祖提高了皇权，促成了明代集权政治的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但是，因为明朝时我国封建社会已到晚期，专制主义的强化，必然导致封建政治的腐败，也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