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斌学校是不能和振武学校相提并论的，因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必须要由清廷官派，而当时想学习军事的人太多，于是聪明的日本人办了不少野鸡学校来招徕中国人，以骗取他们的学费，东斌学校便是其中一所。
在这样的学校，当然学不到什么东西，好在像陈其美这种情况的人多得很，当时东京已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除了少部分能进入正规的学校学习外，其他的大多以混日子为业（在日本待了几年而不会日语的留学生大有人在），因而给了革命党人很大的活动空间。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陈其美也很快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
与这些老资格的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得多，资历也浅得多，但陈其美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多年的历练使得他在革命活动中极为精明强干，由此很快跻身领导人之中，并受到孙中山的重视。
在日本期间，陈其美结识了清廷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黄郛及蒋介石，并与两人义结金兰，成为共生死的结盟兄弟。黄郛系浙江杭州人，1880年出生，但只比蒋介石（1887年生）早一年进入振武学校。黄郛与蒋介石是师兄弟关系，后来他俩又与张群结拜为兄弟（张群四川人，与蒋介石同期入振武学校）。
陈其美比黄郛大两岁，比蒋介石大了近十岁，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之前的传记常说是陈其美于某日见蒋介石在舞剑，英姿飒爽，因而结识云云。其实蒋介石是否会舞剑尚有疑问，“伟人”们的首次会面也大可不必搞那么复杂，因为陈其美、黄郛、蒋介石都是浙江老乡，当时的留日学生搞同乡会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三人凑在一起，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陈其美在日本混了一段时间后于1908年返回上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最初，他主要潜伏在汉口、上海等地报社中从事宣传，但工作并不显着。直到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陈其美与上海知名的黑帮老大搭上线，这才打开局面，并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
陈其美和他的兄弟们（3）
说到这段机缘，却要从他的弟弟陈其采说起。陈其采1902从日本回来之时，曾在上海做过驻沪新军统带，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因为职务原因，曾在不经意间帮过上海青帮老大“范高头”的一个大忙，因而为陈其美铺平了道路。
在清朝末年，伴随着上海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帮会也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青红二帮”。在“青红二帮”合流之前，当时的洪帮老大范高头，此人系盐枭出身，因脑门上长了一个肉瘤，远远看去貌似头上多长了一个小脑袋，所以得了个“范高头”的绰号，其真名反而不为人知。可别小看了这个范高头，后来那些赫赫有名的大流氓黄金荣等人，当年都是他的手下，在当时上海的江湖，他绝对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范高头有个手下名叫芮德宝，有一次在城隍庙附近看到一个英国人正欺负一个中国女招待，一时义愤而上前拦阻，不想那英国人仗着自己是外国列强，反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一怒之下，便使出看家本事，将英国人痛打了一顿。洋人挨揍之后，狼狈地窜回英国领事馆，要求领事惩治“凶犯”。那时的列强在上海租界势力很大，又有领事裁判特权，因而范高头也不敢轻易得罪英国人，但他又不能将芮德宝落到英国人的手里，因为这样的话肯定要让他大丢面子，影响到他的江湖地位。
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英国领事请求驻沪新军统带陈其采协助抓捕芮德宝，但陈其采在问明事情的缘由后，非但坚持由上海地方来审理此案，而且还反过来要求惩办那个英国肇事者。英国领事迫于陈其采手里的兵权，也不敢有过分的要求，最后反以英国人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定损失而结案。
陈其采的介入圆满了结了此事，这让范高头十分感激与钦佩，也让他欠下了对陈其采的一个大人情。后来，因为陈其采很快外调，范高头并没有机会报恩，直到陈其美听说此事后，这才为革命党介入上海黑帮提供了契机。
陈其美这个人，一向胆大心黑，做事果断，当时有“四捷”之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加上他本人也确实豪侠仗义，好交朋友，因而进入青帮后如鱼得水，很快便结识了帮中上上下下的头目。为了方便革命，陈本人不久后便加入了青帮，还把一些青帮头目拉入了革命党的阵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反清”嘛），由此，青帮中的大小会众数千人也就成为了陈其美后来依靠的革命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随即在上海举事。在大哥的召唤下，已在日本联队中见习的蒋介石、张群等小兄弟也纷纷抛弃学业，赶回上海参加革命。而另一个兄弟黄郛，则在振武学校毕业后，因为身体不过关而未能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后改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并在1910年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军谘府第四厅供职，与陈其采算是同事（级别当然差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武昌起义后，军谘府因为黄郛是江浙人，竟然将他派到南方去调查革命党的活动，结果黄郛趁机逃到了上海。
黄郛、蒋介石等人的到来，令陈其美如虎添翼，因为他们毕竟是正儿八经学过军事的人才，不像青帮中的那些流氓混混徒有其勇。由于清军在江浙沪一带的势力薄弱，革命党很快便取到了胜利，陈其美也在帮中弟兄的拥护下，当上了沪军都督。
陈其美和他的兄弟们（4）
而在另一边，陈其采因为阿兄已经公然反叛，也深知北京不可久留，不久便潜逃南方，就此告别了他的前朝仕途。尽管后来在陈其美的作用下，陈其采先后担任过江苏都督府参谋厅长、临时大总统府咨议等短暂性的职务，但终究不属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中的任何一派，由此也就告别了他的军政生涯。后来，陈其采投身财政，并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财政部江海关监督等职。虽然混得也还算可以，但与他的二哥陈其美及其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比，陈其采就只能算是籍籍无名了。
陈其美就不一样了，他天生就喜欢乱世，在民国初年也算是进入了“革命伟人”的行列，并担任了临时政府的工商总长等职，一时风光无限。为了巩固自己在上海及江浙的地位，陈其美不惜将革命党内部及帮会的竞争对手一一干掉或者赶走，其中就包括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由小兄弟蒋介石亲自策划组织），枪杀攻克南京有功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炸死同为青帮中的大佬、时任扬州都督的徐宝山，还试图谋刺曾在攻打制造局时救过他性命的李燮和，后者在受惊之后赶紧离开上海。在“二次革命”后，陈其美又成功地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刺死。
也许是报应，一向善于制造暗杀事件的陈其美最后也被人所刺杀。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凶手逃逸。当时革命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但多年以后才知道，主使人是当年一起参加革命且同为帮会中人的张宗昌。事实上，陈其美被暗杀后19天，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当时恐怕还顾不及来策划刺杀陈其美。而张宗昌之所以要对陈其美下手，据说一是受冯国璋指使（当时张宗昌在冯手下任职），二则是为同门徐宝山报仇。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等人为陈其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蒋介石得势之后，更是大大提升了陈其美在国民党史中的地位，因为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发迹，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陈其美早年关照提携的缘故。事实上，蒋介石后来对陈其美的侄子（即陈果夫、陈立夫）的提拔重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报恩。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家老大陈其业的儿子，陈其业不像他的两个兄弟那样有过辉煌的经历，但他的两个儿子后来的声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两个叔叔，这大概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机缘巧合吧！
有意思的是，陈其美三兄弟的字非常符合他们的性格及其人生经历：陈其业，字勤士，一生勤勉；陈其美，字英士，果然英气勃发；陈其采，字蔼士，其性格确实和蔼，平易近人。在三兄弟中，陈其美死得早，遗有两子（其中一子因为学习飞机驾驶而失事身亡），陈其业与陈其采后来均高寿并死于台湾。
至于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虽然身居高位，声名显赫，但并无宋、孔两家借官僚资本以中饱私囊之劣行。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果夫在逃往台湾后靠救济金为生，而陈立夫靠在美国开养鸡场聊以谋生，如果以财产计，把他们列入“四大家族”未免有点牵强。但不管怎么说，陈家一门“三士”、终育“两夫”，在近代史上也算是难得一见了。
《二十一条》背后的屈辱外交（1）
1914年9月2日，正值欧洲战场上刀光剑影、狼烟四起之时，日军突然借口对德宣战，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并向德国租借地青岛发动进攻。德国驻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便宣告投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收手，其以胶济铁路系德国产业为名，随即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将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走。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袁世凯于当晚便在总统府召集内阁各总长开会，据参会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能抵抗48小时。袁世凯问48小时后怎么办，段祺瑞说听候总统指示。袁世凯叹了口气，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日本这次对德宣战，表面是要报甲午战争时期“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但实质上则是对山东半岛觊觎已久的结果。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国际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荒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
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尽管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可能是伪造的，但其大体策略，即“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却不折不扣地得到了执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我国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1915年1月18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实际上要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经营路矿等项特权，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谓是存心积虑。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二十一条》背后的屈辱外交（2）
日本此时抛出“二十一条”并非偶然，早在1900年，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中国的黑龙江为名，其用心显而易见。黑龙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对日本军方的决策有重大影响，他们自成立伊始便深入朝鲜、中国东北、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其活动包括刺探收集情报、秘密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等，如朝鲜之合并、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蒙独立等等，背后都不乏黑龙会的影子。
黑龙会在思想上自命为黄种人的代表，并提出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盟主，亚洲各国在日本的领导下对抗白种人。这种所谓的“亚细亚主义”，其实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也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觉得日本的时机已到，随后便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即《黑龙会备忘录》）的文件，并将之转呈给首相大隈重信。内田良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定事实、打击袁世凯的威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加以独占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届时列强也就无可奈何，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
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随后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正如二十年后之所为），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警政、财政的监护权，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中立合并打下基础（所谓“朝鲜道路”）。
当时的日本元老重臣及内阁军部，他们不仅在侵华的思维逻辑上与黑龙会不谋而合，就连其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都是高度一致。事实上，后来的“二十一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而之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此时提出“二十一条”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能力，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二十一条》背后的屈辱外交（3）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随即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候提出“二十一条”，实际上就是要迫使英法美等国势力从中国退出而在东亚实行日本的“门罗主义”，即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利益范围。就当时而言，唯一能够干预并阻止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重要国家也只有美国，美国当时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正是与日本的图谋格格不入的。
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在各方的压力下，谈判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霄壤之别的。在各方压力下，日本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这里有个人需要重点提一下，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马匪出身，后来投入军队，民国初年只是巡防营某路的统领，但“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秘密派段芝贵去了几次东北后，张作霖的势力突然大增，并从德国洋行购买了大量的军械，并声称：“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挠而极少施行。
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两个人都是枭雄，重权术，轻条规，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每次张作霖来，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接见，而张作霖当时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为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
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着，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
“关门皇帝”的懊恼与败亡（1）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太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不错，《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敏感的。“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袁克定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以圆自己的“太子梦”，竟然不惜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并每天偷梁换柱地送给袁世凯看，这就不得不说是一桩奇谈了。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袁克定虽然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这事说来也蹊跷得很，在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60岁的，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系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更是令他感到疑神疑鬼。
在年届六十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一再进言，宣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是啊，皇帝乃“九五之尊”，位极天下，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要说起来，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称帝一事若全怪在袁克定身上，也不公道。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关门皇帝”的懊恼与败亡（2）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匡、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关门皇帝”的懊恼与败亡（3）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到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1）
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竟不满百人，情状甚为落寞。为此，鲁迅先生还写文章为之抱不平：“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鲁迅先生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参加“投壶”，但章太炎并没有出席，而鲁迅先生将这个传言当作了既成事实并认为这是章太炎“渐入颓唐”的“晚节之玷”，却是误会了。
“投壶”亦称射壶，与现在的投圈、射飞标有类似之处，这既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也是《礼记》中记载的一种礼仪。军阀时期，“五省联帅”孙传芳为倡导尊孔复礼而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因孙传芳为北伐军的敌人，因而参与者在北伐胜利后难免遭受非议。不过，章太炎确实是没有参加，后来的《鲁迅全集》中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为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章太炎生于1869年，家乡浙江余杭，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章太炎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十六岁那年参加县试，不料突发癫痫病而弃考，后来便远离了科考场上的搏杀。
虽未取得过任何功名，但章太炎从小便颇具悟性，后尊父命进入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学问大进，成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赏识。二十八岁那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中国士人们一个极大的刺激，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章太炎也带着一腔的怒气北上，后来还寄出十六银元会费，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1896年，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赴任上海维新派开办的《时务报》主笔，但在次年，章因与康氏门人冲突而退出《时务报》，转杭州任《经世报》、《实学报》主笔，1898年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
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风云突变，康梁等维新党亡命海外，而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最后慌不择路，避祸台湾，不久又转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义者，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不坏，在台湾时期两人还通过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国变后，章太炎对清廷彻底绝望，由此走上了激进之路。
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并参与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但在制定章程时，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认清政府，一方面又请光绪皇帝复位，章太炎认为其自相矛盾，愤而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俞樾得知此事后，大骂其“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被师门开除。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2）
虽被逐出曲园，但章太炎毕竟在俞樾的指导下浸润七年之久，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均奠基于此而非自立门户。在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着作《訄书》，其书厚积薄发，文笔古奥，征引广博，因其难读而不为今人所知，就连其同时代人读来也颇为费解。此后，章太炎文笔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传播最广，其在表明与康梁改良派分道扬镳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头骂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非但把康梁等人借以自重的光绪皇帝掀倒在地，也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拘禁。要说起来，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还合算，因为清廷的损失更大，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严何以为堪？在专制时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这遮羞布，那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后来，邹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颇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光荣出狱，随即东渡日本找到革命组织，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原本是不错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将横滨几十名义士召集起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极其器重。在这次聚会上，章太炎自称喝了七十余杯而不醉，兴致之高，可见一斑。在接任《民报》主编的这段时期里，章太炎除了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其余各期的所有编务和发行，都是由他一人担当的。
章太炎的才气与性格，决定了他与任何人都不能相处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赠送孙中山5000元促其离境，日商铃木久五郎也向其馈赠了一万元。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去西南边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得了两笔款子却只给《民报》留了2000元后，立刻嚷嚷了起来，同盟会本部也炸开了锅，革命义士们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孙中山的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于是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却在西南地区连续策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东京后，“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揆一互相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以至于起义无法发动。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卖的窳劣武器发动起义，无异于让革命义士白白送命。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3）
在与革命同道们闹翻后，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头。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上，革命同志给章太炎编了一则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借以劝诫：“（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服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1908年10月，《民报》（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封禁，章太炎因为支撑《民报》事务而费尽心机，吃尽苦头，加上与黄兴、宋教仁不合，于是愤而辞去社长一职，并“声称不再与闻《民报》之事”。一年后，汪精卫来东京恢复《民报》，原编委陶成章、章太炎被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
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并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在一边看热闹的保皇派们大乐，也纷纷大事鼓噪，借以打击革命气焰。作为反击，革命党则将章太炎致刘师培卖身求助的信函加以公布。原来，章太炎在想去印度当和尚期间，苦于缺乏经费，便向已投靠两江总督端方的革命前友刘师培写信，提请端方资助，但事未办成反遭革命党登报讥讽，于是章太炎与革命阵营也就愈走愈远。
清帝退位后，革命大功告成，章太炎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
作为当时的风头人物，章太炎成为了民初组党运动的急先锋。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原清末立宪派中的名流张謇、熊希龄、唐文治等人都成为了会中骨干。不久，章太炎的同道、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死，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地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
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在“汉冶萍借款”、“迁都”、“善后大借款”等问题上，章太炎处处与孙中山等人为难。对于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4）
说到“疯”字，章太炎确实有间歇性的癫痫症状，但被人称为“章疯子”，则是因为其生平喜欢特立独行，好做惊人之语。对于这个绰号，章太炎非但不以为忤，反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曾在东京发表演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宋书·袁粲传》中说：“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也曾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京期间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他人，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即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发表，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第二天报上报道时，那题目却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的“疯”，还影响到他的婚姻。章太炎早年曾发过癫痫病，加上满嘴的反动言论，当地人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按当时习俗不能算正式婚仪而只能算“纳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子女后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
坊间传闻，章太炎曾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告白》，其中提了五个条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毫无结果也就理所当然。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再次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曾为爱国学社同事的蔡元培先生听说后，他将女才子、《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女士介绍给了章太炎，结果两人还真成了夫唱妇随的如意眷属。不过，汤国梨并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乡（乌镇人），章太炎偏情与两湖女子，亦不知何故也。
“二次革命”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对抗当时在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但重组后的“进步党”势力仍然过弱，所以有人主张将知名度很高且与“国民党”关系闹僵的章太炎引入。章太炎来京后，住在前门内大化石桥的原“共和党”本部，谁知他到的第一天，门前已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原来，章太炎“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加上又是个老革命党，袁世凯对其颇为忌惮，“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章太炎居然送上门来了。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5）
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等人前来探视，见老师极为郁愤，便找到时为农商总长的张謇为之设法。张謇向袁世凯提议设立一个“弘文馆”，让章太炎领一些弟子去编字典，搞搞研究，袁世凯说：“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问题也。”袁世凯还当场答应拨给数千元作为开办费，以后每月固定拨给若干。
事情虽然已经说好了，但办事机构的效率却奇低，时间一晃就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的元旦，章太炎等得极不耐烦，愤愤地说：“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先去天津，再由天津南下。”钱玄同等人说：“弘文馆的事已有成议，老师何不再等等？”章太炎哼了一声，道：“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你以为他真的肯拨款办弘文馆吗！” 次日，章太炎去火车站，但很快便被军警们截留，于是便有了“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的趣闻。
民国小说《纪念碑》曾对此做了精彩描述：“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
“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毕恭毕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
“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吗？’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起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
“原来，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瞠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6）
章太炎被移拘外城龙泉寺后，恼怒异常，他愤而拒绝官厅供给，平日生活所需只依靠自己来京时所带的旅费，以示“义不食袁粟”。不久，旅费全部用光，章太炎便开始绝食。袁世凯知道后，也不想背上逼死国学大师的骂名，因而特地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召来，让他妥为设法劝导处置，千万不要让章太炎真的绝食死了。
吴炳湘随后找到官医院长徐某，让他出具一报告书，说章太炎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于是便将章太炎移居到东城本司胡同徐某的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章太炎的绝食之举也就无形中有所转圜。徐某除了要防止章太炎绝食外，还暗地负有劝服章太炎的任务。有一次钱玄同等弟子去见章太炎，便听到他在众人面前演说：“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也很是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翻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某的表演可谓是声容并茂，钱玄同等人也无话可说，章太炎听后不过微微冷笑。
章太炎在徐寓住下后，袁世凯仍旧不许其出京，只答应供给其在京之费用，即按月付500元，作为“高等囚粮”之用。但是，这500元并不是直接交给章太炎，而是由徐某经手，因此章太炎实际所得只有300元。后来不知何故，章太炎又闹起了绝食，徐某劝说无效下，不免大怒斥责道：“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500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毕，徐某冷笑而去。徐某当时只顾发怒，不慎将500元之真相泄出，而这话被在场的钱玄同等弟子听到后，于是大家一起去找徐某，说：“你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500元；要是今后还只付300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后果你承担得起吗？”经此一番交涉，徐某这才将500元如数给予。
被软禁期间，章太炎每日大书“袁贼”二字，喝酒必佐以花生米，曰：“杀袁皇帝的头！”小人们将章太炎的悖逆言行告到袁世凯那里，并建议将章太炎杀头，袁世凯却淡淡地说，一个疯子，我何必与之较真！
软禁归软禁，章太炎的学问没耽搁，在此期间，他重新修订了《訄书》、《国学论衡》等着作，也算是得袁所赐。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但一个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无意之中，章太炎已经成为新人物、新思潮所批判的“古董级”人物了。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学术被横扫，令章太炎颇为不适应。美国留洋回来的胡适博士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系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因受益章太炎的思想颇多，因而胡适在出版之后特地送了一本给章太炎，封面里写了“太炎先生指谬”几个字，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画了黑线后，大怒道：“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看到“胡适敬赠”的“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转嗔为喜，笑道：“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之前的标点符号规则中，人名、地名等往往标线加以区别）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7）
章太炎是“革命旧人”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异端，之前与孙中山发生严重的冲突不说，在五四运动后，更是跟不上形势了。在这段时期，章太炎不但反对联俄赤化、主张联省自治，而且对北伐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予认同，极为格格不入。章太炎的批蒋言论也令当局十分不满，他一度被列为“反动学阀”而遭通缉，幸好有老友们从中疏通转圜，方逃脱缉拿，自罚闭门思过。
1928年后，章太炎开始隐居不出，专心学问。据章太炎的私淑弟子、上海名医陈存仁说，当时章太炎处境颇为困窘，唯一的收入，只靠卖字（多卖给朵云轩）；因为他常年患有鼻窦炎，每天所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等；常年衣衫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换过新衫；因为常与人交恶，拜访他的人也很少……
陈存仁是医生，章太炎对中医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伤寒论》文献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章太炎着有《霍乱论》、《猝病新论》、《章太炎先生论伤寒》等医学书，曾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答：“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据陈存仁说，某年春间他与另一名弟子章次公陪同章太炎夫妇去杭州，在那里待了数月而归。到杭州的第二天，章太炎一大早就去原曲园拜祭老师俞樾，不料此时已经物是人非，主人也已数易其主，竟不知此为俞樾故居。又一日，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吃完后为楼外楼主人写一首极长的张苍水绝命诗，这时蒋介石夫妇由杭州市长周象贤陪同，也简装轻行地来到楼外楼吃饭，双方因为互不相识，也就未打招呼。
蒋介石夫妇吃饭很快，在临行之前，周象贤低声对蒋介石说，对面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介石听后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太炎说“很好很好”，蒋介石又问他近况如何，章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
章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没办法，只好将自己的手杖送给了章太炎，作为纪念。章太炎对这根手杖倒是颇为满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章太炎‘杖国杖朝’、蒋主席关心故旧”的新闻。其实，在章太炎的眼里，蒋介石不过是个革命晚辈，何况他还亲自带人刺杀了同道陶成章，“故旧”一说，实难成立。而且，章太炎终身与蒋介石交恶，从无善言，这则故事的真伪，尚不得而知。
章太炎晚年居住在上海时，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出门买书，叫人力车送去，看了半天，一本没买，然后又施施然地出来，坐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不记得自家地址，只说往西走。人家拉了他半天，问他到底住在哪里。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滩人人知道我的住址，难道你不知道吗？”车夫连连摇头，只好自认倒霉。
后来，章太炎稍微有了点钱，便在苏州买了栋房子，搬到那里定居。在苏州期间，章太炎办了国学讲习会，传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等，收徒甚众，为保存国学做了很大的贡献。章太炎一生着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其在文学、史学、语言学、医学、诗词、书法等方面均有成就，所着《国学概论》、《国学论衡》等着作可称得上民国时期的儒学经典。章太炎由才子到“疯子”、由革命家到国学大师，其一生并未虚度。
1936年夏，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给学生讲完《尚书》后，于6月14日在苏州病逝（病因应系鼻窦癌），时年六十八岁。去世前，章太炎只留下一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今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危险。
鉴于章太炎“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的身份，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举行国葬。但后来因为抗战爆发，时值乱世，章太炎遗骨一直未能安葬而是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直到解放后，浙江方面才按其遗愿，将其安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国粹；既要共和，又反对代议制政府；既是个儒者，又向往佛教……据陈存仁说，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默尓顾他，不做灌夫之骂。章太炎晚年的志趣与早年迥然相异，日趋平实，其涵养功力日渐深邃，他曾给人写条幅，自嘲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从突破传统到最后回归传统，章太炎最终从斗争中得到心灵的解脱。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思潮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烈，他最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被“革命”所抛弃，而他晚年在着作中表现出来的“疯”，何尝不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孤愤”！所幸的是，在闭门不出、专心学术后，章太炎并没有辜负他的才华与早年的学术训练，终成一代国学大师；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过去之后，早已湮没无闻矣！
飞将军蔡锷（1）
抗战名将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学堂总办蔡锷将军。据他所说，蔡锷“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骑马的时候，他不一定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是“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在李宗仁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学员们看来，“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经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言及于此，李宗仁忍不住叹道：“我当时能够当上陆小学员，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李宗仁将军所说未免过谦，事实上，他后来所做出的事迹并不比他所崇拜的蔡锷将军更逊色，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笔者却要说说这位把陆小学员们“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的蔡锷蔡将军。
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科班生，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货真价实的海归呢。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大才子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为培养蔡锷，梁启超请托于大隈重信为之担保），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不过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对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倒不甚重视，因为他们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反满势力未能介入，这或许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飞将军蔡锷（2）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民国陆荣廷主政后迁往南宁），气象为之一新。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同时还兼任了陆军小学总办，统领整个广西的新军及编练机构事宜，军权在握，权倾一时，很受巡抚张鸣岐的重视。不过，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重，身为湖南人的蔡锷在广西混得太好，难免引起当地人的嫉妒，结果惹出一场“驱蔡风潮”，令蔡锷不得不退出广西。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人在广西定居极多，在风气、文化各方面又都比广西本地人要好得多，因而不免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驱蔡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这个学堂原本是为广西新军培养军事干部的，因为广西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拟成立一镇一协（即一师一旅），但后来因为经费不足，所以只编成了一混成协。如此一来，干部学堂的两百多毕业生就大大地供过于求，作为兵备道总办的蔡锷决定从这两百多人中进行甄别考试，结果湖南籍的毕业生成绩远好于广西本地学生，在留用的120人中，湖南人有90多个，而被淘汰的大多为广西籍。
这下广西人当然不干了，他们认为蔡锷的考评袒护同乡，有失公允，因此在干部学堂内掀起“驱蔡运动”并很快波及其他学堂。不久，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也群起弹劾蔡锷，使得风潮进一步扩大，广西人甚至罢市罢课，一致要求蔡锷离桂。在“驱蔡运动”的高潮时期，各学堂的学生排队前往抚台衙门请愿，弄得张鸣岐毫无办法，最后蔡锷只能在压力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西。
古话说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蔡锷在广西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下台后，云贵总督李经羲却随后将之延揽到云南，并担任了第19镇第37协的协统(旅长)，这次是直接做上了带兵官。就当时而言，带兵与不带兵的效果是完全两样的，蔡锷之前做的大多是教官或者军政管理工作，手头没有自己的子弟兵，因而在关键时候无人可用，这一次反而是因祸得福，收插柳之功了。
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天后，云南的革命党人也发起起义响应。在关键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新、旧军在激烈交战一昼夜后，第19镇统制钟麟同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被礼送出境），身为协统的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年仅29岁。在当年的这场革命中，类似于蔡锷经历的还有江西都督李烈钧（29岁）、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8岁），这几个人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并在各省新军中担任重要军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意义上的兵变。
不过，当上都督的蔡锷在民国后再次遭到云南当地人的排挤（所谓“滇人治滇”，当时各省自治就流行这个，即本省都督须由本省人担任），正好袁世凯在1913年下令将他调往北京，于是蔡锷顺水推舟离开了云南，遗缺由原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唐继尧倒是云南人，他既是蔡锷的学弟，也是其部属，在革命前的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中，蔡锷是协统，刘存厚是标统，唐继尧为营管带。辛亥时期，贵州革命不甚成功，应当地士绅要求，蔡锷派唐继尧入黔平乱，唐继尧由此担任了贵州都督。
飞将军蔡锷（3）
袁世凯对蔡锷很是欣赏，他将蔡锷调到北京的原定目的是让他担任新组建的“模范团”团长，以对北洋军进行改造并打造出一支新的军队。可惜的是，袁世凯引进“外人”的提议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蔡锷到京后，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颇为郁郁寡欢。
在清朝覆亡之后，蔡锷认为只有“强人政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达到富强，而他心目中的“强人”正是袁世凯。因此，蔡锷在民国初年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对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不予支持。但是，蔡锷到京后，发现民国的新气象很快便陷于消亡，而他看重的强人袁世凯并非他心目的理想人选，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更是对袁世凯失望至极。
据后来的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致又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的压抑与憋屈。特别是袁世凯称帝活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
蔡锷听后叹息了几声，小凤仙见状也已猜到七八分，便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蔡锷先到老师梁启超那里征询他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梁启超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说了一遍，梁启超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时时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飞将军蔡锷（4）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并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又是我等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听后，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知音》，小凤仙义助飞将军蔡锷的故事由此家喻户晓。不过，故事虽美，但毕竟是稗官野史，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所说，蔡锷当时虽涉足八大胡同，但并不常去；其生母潘夫人也曾说，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时，曾指着包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说：她就是小凤仙。由此可知，蔡锷与小凤仙虽有交往，但毕竟没有到出双入对的地步，而且没有背着家人。更重要的是，蔡锷将夫人遣送回籍的主要原因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并不是有意设计离京。
至于蔡锷出京一节，也与传闻有异。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限制蔡锷的行动自由，因为当时蔡锷的确染有喉疾，他要求去日本医治的理由也是光明正大，袁世凯又有什么理由不准呢？因此，袁世凯批了蔡锷三个月的假，这在当时的政府公报均有记载，所谓蔡锷与袁世凯“捉迷藏”的游戏，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戏剧性加工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蔡锷离开北京到达了昆明，袁世凯也确实着了蔡锷的道儿，让这个对手轻易逃脱了自己的控制。蔡锷到昆明后，随后便与唐继尧揭起“护中国军队”大旗，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群众大会上，蔡锷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民意昭然。
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随即组建了护中国军队，出兵讨袁。护中国军队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后方。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出发时，每个士兵所携带的子弹仅300发，炮弹更少，可谓是孤军深入，十分悲壮。
蔡锷所部护中国军队到川南作战两个月后，消耗甚大，而后方唐继尧又未能及时接济，以至于陷入了极大困境。蔡锷曾在此期间给友人的信中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好在护国战争只进行了半年，袁世凯便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不过，袁世凯是自己身体撑不住病死的，而非护国战争打垮的），蔡锷的“护国之举”也就大功告成。话说回来，世事原本无常，倘若袁世凯当年任命蔡锷做了“模范团”团长，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呢。最后倒好，梁启超、蔡锷师徒一文一武，笔杆子、枪杆子一起上，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一眨眼可不就化成了泡影？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两位赫赫有名的“共和伟人”便先后去世，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则是蔡锷。前文已述，蔡锷是以治病的借口离开北京的，而他当时确实患有严重的喉疾，加上作战的条件极其艰苦，“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使得病情久拖不治，日益恶化。等到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旋即赴日本医治，但为时已晚，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5岁（黄兴43岁）。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在蔡锷病逝后，其师梁启超十分悲痛地为自己的爱徒撰写了这副挽联。1917年4月12日，蔡锷移葬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仪式，这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受此殊荣，蔡将军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的。
张勋复辟（1）
1917年6月中旬，在帝师陈宝琛、梁鼎芬的引领下，张勋入宫叩见前清逊帝溥仪。据溥仪的回忆，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些失望”，只见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张勋这次入宫并没有待多长时间，见溥仪大概也就五六分钟，随后便走了。
半个月后，也就是7月1日，这一天，溥仪的三位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一起进来找溥仪，他们脸色十分庄严，似乎有了不得的大事将要发生。接着，陈宝琛先开口了：
“张勋一早就来了……”
“哦，他又来请安了？”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十三岁的溥仪还懵懵懂懂，陈师傅急着对他说：“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人与归……”
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做皇上了！
陈宝琛又交代说：“到时不用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不过，不要立刻答应，而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随后便到了养心殿，没多久，张勋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其中有王士珍、江朝宗、张镇芳、雷震春、康有为等人。见了溥仪之后，张勋便先跪下，掏出一张奏折念道：“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容，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道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等张勋念完了，溥仪按师傅之前教的推辞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听后，先夸溥仪谦虚，然后又把康熙皇帝六岁登基的故事念叨了一遍。
溥仪说：“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张勋哂然一笑，说：“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说到这里，溥仪也就不再推辞：“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既然答应，张勋便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又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于是乎，民国6年便又成了宣统九年。
事情来得有点突兀，得回放一下。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不久便与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两人互不相让，结果总统在1917年5月23日将总理免职。段祺瑞也不是任人随便欺负的软柿子，他随后便挑唆各北洋派的督军起来反对黎元洪并进而宣布各省独立，让黎元洪搞不下去后主动下台。
正当黎元洪焦头烂额之时，自称“督军团大盟主”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并表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听后是喜出望外，他当时好比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随即便复电邀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前到徐州迎接。
6月7日，在“拱卫京师、调停国事”的旗号下，张勋亲率步、马、炮兵共十营辫子军（约五千人）自徐州沿津浦路北上，一行人浩浩荡荡，杀入北京。辫子军入京后，各路遗老遗少兴奋莫名，随即纷纷出动，悄然入京。
6月28日，一位农夫打扮的老头悄没声息地走出北京火车站，只见他蒲扇遮脸，行迹诡秘，初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但当他一走出站，立即有四名辫子兵迎上前来，将老头恭恭敬敬接上车，随即疾驰而去。
张勋复辟（2）
这老头是谁？说起来大名鼎鼎，乃前工部主事、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是也。可别小看了康老夫子，他这次来京可是有大事的，在他的衣兜里，藏着的不正是预备发布的复位文告和预拟的数道上谕吗？
在复辟问题上，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与康有为极为相投，之前便已将康有为引见给张勋。张勋见了康有为后，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憾。这两个人，一个尚文，一个尊武，彼此又好夸夸其谈，于是在遗老界便有“文武两圣人”之说。
康有为到京后，立刻被接到了张勋宅中，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济济一堂，计有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沈曾植、胡嗣瑗、劳乃宣、阮忠枢、顾瑗等。这群人连夜开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譬如诏书、上谕、官职安排等等，只等张勋一声令下，便可改朝换代，旧梦重温。
6月30日，江西会馆召开堂会，乡亲中的达人张勋张大帅也应邀光临。张勋是个戏迷，这次又有梅兰芳登台演出，于是便乘兴而去。晚上，张勋吃完夜宴后回到自家公馆，见家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正迷糊间，一进门他便被万绳栻等人围住并送上一纸考究的文书。张勋略看了几眼，微微一愣，问：“今晚就动手？” 万绳栻说：“大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如今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图，更待何时？”
张勋本还有三分酒气，听了万绳栻的鼓动，心里也激动了起来，他一撸袖子，大声道：“有理有理！我老张就干这一遭吧！”
言罢，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京城中的几个著名大员，如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驻京畿的第二十师师长陈光远等。等众人来齐之后，张勋跳上台阶，大声宣布复辟大业。当有人提出此事过急时，张勋嗔目道：“要干就干，不要婆婆妈妈！此事要是不成，自有我老张一个担待，今天谁要是不配合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
当晚，张勋便命王士珍、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待到晨鸡报晓，天色渐亮，张大帅请大家饱餐一顿后，便请在场的各位换上前朝袍褂。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本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一切布置妥当，张勋听后一跃而起，大声道：“好，我等现在就进宫，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
在辫子军的护卫下，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由于之前没有交涉，清宫中的人被这些人吓得分头乱跑，里面的去报告瑾太妃、瑜太妃，外面的慌忙去报告清太保世续。待到两太妃和世续赶到、问为何而来时，张勋便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可登殿。”
世续听后，吓得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他颤声问：“这是何人主张？”
张勋上前一步，狞笑道：“有我老张做主，你怕什么？”
世续听后磕头出血，大呼不可，两太妃见世续如此，心里也十分害怕，说：“将军，万一这事不成，岂不是害了我全族？”
张勋听得恼了：“有老臣在，尽可放心！”
世续还在那里磕头反对，张勋忍耐不住，厉声道：“到底愿不愿意复辟？！”
世续见这等莽夫一味蛮干，要是不从他的话，指不定要发生什么别的事，只好与两太妃进宫去请宣统小皇帝，由此便有了以上一幕。
张勋宣布复辟后立刻通电全国，并在电文中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
张勋复辟（3）
以张勋这些保守派的理解，所谓的共和制度，“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这简直就是糊涂至极、多此一举的瞎折腾。因此，张勋代表广大老百姓愤慨地说：“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从张勋的逻辑上说，民国初年总统和总理如同走马灯一样地换，总也搞不好，最后还是要回归专制……既然如此，何不把传统的皇帝推出来呢？这样还更稳定一点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自清帝退位后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立刻又变得喧哗活跃起来了。首先是遗老和前清官员们，这些人一拨接一拨地前来晋见复职的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紧接着，清朝覆灭后逃散到青岛、天津等地的满族亲贵们也都回来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
热闹的还不仅仅是在皇宫里，北京城也要有复辟新气象。就是宣布复辟的那天清早，警察们便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喜讯传来，民间的遗民们仿佛中了六合彩一样，急忙把珍藏多年、压在衣柜最深处的前清袍褂翻出，穿上后便兴高采烈地满大街溜达去了。
这下好，市面上那些原本因为过时而滞销的旧式袍褂，立刻成了当时最抢手的商品。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分，这些前朝衣冠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遗老们挖空心思，有的便上戏班子去出高价买唱戏用的前朝戏衣，有的人更是跑到寿衣店……因为寿衣店也有前朝衣服嘛。
这下好，北京街头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各色人等都出来了。
前朝袍褂还好办，龙旗就比较麻烦了，因此此时离清朝覆灭已近六年，龙旗早就不知道扔哪里去了，怎么会晓得今天龙旗会重见天日呢？被逼得没办法了，那些店铺的伙计就自己拿纸糊个三角旗，然后画条小龙，涂成黄色挂出去。最可逗的是，有些人的绘画水平不过关，小黄龙被画得跟条死蛇一样，实在大煞风景。但不管怎么说吧，这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迎风飘展，倒也气象一新，真的是换了人间。
在复辟期间，倒是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称道，那就是满族亲贵无论有无辫子，张勋一概摈弃不用。比如贝子溥伦，在清帝退位后便剪去辫子并参与了民国政治，在参与朝拜的时候被张勋看到，结果被斥骂为爱新觉罗的不肖子。溥伦抗辩说：“宣统帝退位前已经发布了剪辫之上谕。”老张说：“就算如此，你也是违背了列祖列宗之命，我自己是个汉人，还知道恪守先皇遗训呢！”溥伦讽刺道：“不错，真可惜你不是清室子孙！”张勋听后大怒，声色俱厉地斥骂道：“臣子臣子，臣便是子！”溥伦见张勋发了蛮威，只能默然而退。
溥伦还只是被张勋抢白一顿，恭亲王溥伟则更是撞到枪口上去了。据时人笔记《复辟之黑幕》上说，溥伟本是宗社党首领之一，常年往返于天津、上海等地，为复辟大业而辛苦奔走。这次张勋复辟，居然没有通知他，溥伟十分气愤，便找到张勋质问并指斥其专擅之罪。
张勋听后，反唇相讥道：“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大业的都要捷足先登，谁让你今天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溥伟听后大骂张勋忘本，听得老张心头火起，突然起身扇了溥伟几个耳光。溥伟是前朝世袭的恭亲王（恭亲王奕之孙），猝然之下被张勋打了耳光，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竟然殴打亲贵吗？！”张勋狞笑道：“现在除了皇帝我最大，就是打了你，也没啥子稀罕的！”
张勋复辟（4）
对于张勋等人排挤满族亲贵的行为，原来宗社党的那些亲王、贝勒、贝子十分气愤，他们随后便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要找前摄政王载沣甚至宣统皇帝出来主持公道。帝师陈宝琛听说后，急忙嘱咐溥仪说：“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糊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所幸的是，王公贵族们的牢骚还没有发完，讨逆军已经打到了北京。于是乎，这帮人又像当年那样跑没影了。
在复辟后的繁荣景象中，最不和谐的便是仍旧悬挂五色旗的总统府和不肯退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复辟消息传来后，黎元洪又悔又恨，这下算是知道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了。不久，梁鼎芬、江朝宗和王士珍受张勋之命来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立即退职，并接受“一等公”的封号。
梁鼎芬和黎元洪之前都在张之洞手下共过事，以为此去必然马到成功，能顺利地让黎元洪卸任总统并接收封号。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在共和立场问题上倒还算坚定，此前他就拒绝了袁世凯称帝时期封的“武义亲王”称号，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当梁鼎芬拿出早已拟好的“奉还国政”的文书交给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拒绝道：“民国乃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担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要尊崇民意，岂能个人决定？”
梁鼎芬冷笑道：“共和国政本就是先朝旧物，理应还给皇上，复辟乃是天意，民心如此，张大帅不过是顺天应人，才有此番举动。汝之前也受过清职，辛亥政变，也非公意，如今奉还大政，安享天禄，既不负清室，也不负民国，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善事？”
黎元洪听后一言不发，再次拿出泥菩萨的看家法宝，任凭梁鼎芬一再催促和王士珍、江朝宗苦苦相劝，也不予理会。梁鼎芬等人没办法，只好回报张勋，说黎元洪不肯退位。张勋听后，哼了一声，道：“你们先退下，我有办法。”
梁鼎芬回宫后，越想越气，他邀集陈宝琛、朱益藩两位师傅一起进来找溥仪，要求严厉惩处黎元洪。据溥仪的回忆，当时陈宝琛脸色铁青，之前常有的笑容完全没有，老夫子几乎是失去控制地对溥仪说：“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溥仪吃了一惊，说：“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陈宝琛听后气呼呼地说：“黎元洪不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最后，还是张勋的枪杆子发挥了作用。在辫子军强行接管了总统府的护卫后，黎元洪见大势已去，只得与仆从数人从小门悄然离去，并投入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最后躲进了日本使馆。
在黎元洪逃出总统府后，张勋乐滋滋地骂道：“当年革命党革了大清的命，我老张今日也革了民国的命；难道只许孙中山、黄兴这些乱党做革命伟人，就不许我老张做复辟伟人吗？”
看来，“复辟”这个现在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而在张勋和遗老们的眼中，简直是和革命党看待“革命”一般神圣呢。
黎元洪在离开总统府之前，秘密签署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将李经羲的内阁总理职务免去；第二道是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并派人秘密送往天津。在接到命令之后，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芝贵等人开会，并决定立刻起兵讨逆。
张勋复辟（5）
经过简单的谋划，段祺瑞决定联络驻马厂的第八师，因为该师的师长李长泰也是小站练兵出身，而且其下属的炮兵团长冉繁瑞和他的兄弟冉繁敏（时任步兵营长）都曾给老段当差多年，是老段一手提拔的。因此，段祺瑞觉得指挥这支部队有一定的把握。
计议已定，段祺瑞便派人分头前去联络，而此时直隶省长朱家宝在得知自己被张勋任命为民政部尚书后，已经命令天津商民悬挂龙旗，表示响应。当天傍晚，前去联络第八师的人赶回段公馆，向段祺瑞报告说师长李长泰愿意跟随讨逆，并希望他前去亲自指挥。
段祺瑞听后十分高兴，随后便决定立即动身前往马厂。当晚十一点，段祺瑞带着段芝贵、傅良佐及其随从们登上火车，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列车向马厂呼啸而去，一下便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数日后，段祺瑞在马厂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并令第八师向北京进发。
在此期间，大文豪梁启超也赶到了马厂，段祺瑞见后，大喜道：“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道：“打仗我是不行，我是给总理当个小秘书来了！”有了梁启超的这支如椽大笔，讨逆军的文告那真是威力大增。梁启超也确实是名不虚传，他稍事休息，便立刻起草讨逆通电，那真叫飘飘洒洒，万言立就，其中不乏警句，试录如下：“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阵兵京国，推翻国体……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张勋复辟后，全国一片哗然，除了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吉林督军孟恩远公开表示支持外，响应者寥寥。首先是冯国璋发表通电，历数张勋复辟的八大罪状，接着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前海军总长程璧光、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
安徽督军倪嗣冲开始倒是表示赞同，并令安庆、芜湖等地挂出龙旗并改用“宣统正朔”，但他后来发现风向不对，于是又通电反对，成了反复辟的急先锋。福建督军李厚基开始也打电报谢恩，并自称“福建巡抚”，还定制了大批龙旗准备悬挂，后来因为局势变化而作罢。
张勋在得知各省督军都反对复辟后，气得辫子直竖、胡子乱窜，他大骂道：“这些该死的混账王八，之前都说得好好的，现在一个个竟然也做了革命党了！看来，这没辫子的到底是靠不住！”特别是安徽督军倪嗣冲，他与张勋是儿女亲家，这次也反对复辟，这下把老张气得拍案大骂：“他妈的，连老倪都不与我认亲了！”
骂归骂，打仗还得要认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没过几天，各路讨逆军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搞笑的是，当部下将缴获的“讨逆军”的旗帜送来时，张勋见后勃然大怒，将旗子上的“讨”字挖去，于是变成了“逆军”！
张勋本有五十营辫子军（每营约500人），这次只带了十营5000人入京，这些真打起来了，兵力自然吃紧。据说，张勋从徐州北上的时候，曾经交代部下张文生说：“你在徐州好好看家，等到复辟后，我发电报‘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你就立刻调这四十营兵力开往北京。”张文生听后满口答应，并表示一定照办，决不误事。
等到段祺瑞宣布讨逆，张勋慌忙给徐州发电报，让张文生速速带四十营辫子军北上救援，不料等了两天之后，却见徐州来人送来了四十盆各种花卉，张勋一见，气得跌落太师椅，连声道：“坏了！坏了！连张文生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张勋复辟（6）
7月6日，东路讨逆军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7月8日，外围的战斗基本结束，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而辫子军则退入北京城企图负隅顽抗。
战败之后，张勋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自请开缺，并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说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民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现在我老张顺应天命民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幸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指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即徐世昌）、河间（即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现在好，一个个都翻脸不认人，把我老张当傻瓜，反正我没啥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要把老子惹急了！
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听到这个通电后，却下令将张勋的老职位如“长江巡阅使”等一概撸掉，打成罪人；而段祺瑞的讨逆军也不依不饶，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消息传来，张勋气得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立刻迸发出他那牛蛮脾气，将退入城中的残兵败卒重新搜集，并在天坛、东西华门和南河沿私宅等地布下重兵，并设下炮位，定要把京城这首善之区变成与讨逆军决一死战的生死场。
张勋的拼命架势摆好后，京师大震，老百姓们纷纷携家带口地出城逃命，就连在京的外交使团也连连提出抗议，并在辫子军和讨逆军中斡旋调和，免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方的要求下，段祺瑞令讨逆军暂时停止攻击，并派人去劝张勋立刻投降，免得毁坏北京古城遗迹及伤及无辜百姓。
张勋的牛脾气是人所皆知的，当来人将段祺瑞的话转告给他时，他怒气冲冲地说：“当时是黎元洪把我请到北京来的，如今要我走也可以，必须要黎元洪再把我送回到徐州去！”公使们也来劝他，张勋说：“我不离兵，兵不离械；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听说姓黎的跑到了你们那里，我倒要把他找来评评理！”
见张勋毫无所动，非要回去做他的长江巡阅使，各方人士又让遗老们去劝说张勋。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喝道：“怕什么！此事与你们无关，也与清廷无关，是我老张一个人干出来的，有什么可怕的！”
7月11日，眼看张勋不肯缴械投降，段祺瑞只好下令总攻。不过，在各国公使的要求下，讨逆军约定不准使用过多的实弹轰击。战斗开始后，大部分辫子军被击溃并自愿放下武器，割去辫子，接收改编或者遣散。唯独在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军进行了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击张宅时，段祺瑞同意只能用一颗实弹，其他只能用虚炮恫吓。当天晚上，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宅，火光冲天中，只见留着长辫子的遗老们纷纷从宅中逃散。
到了这个时候，张勋还不肯屈服，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出汽车去接他，老张还仍旧倔强地不肯上车，直到几个强壮的荷兰人和他的部下连推带拉地将他弄上汽车，并把他送入使馆区，讨逆之战这才算是结束。
张勋的戏是演完了，但当事人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譬如宣统皇帝溥仪，该如何处置？优待条件是不是取消？这下可把那些皇族吓得不轻，因为这次复辟虽然是被胁迫，但终究是逃不过复辟罪名的。
好在这些问题都是由新的权力掌握者来决定，而在北洋系大佬们的眼中，由于溥仪在这次复辟中是被迫复位的，因此也不想追究，最终由太保世续发一个内务府声明，说本次事件是“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奈何”的结果，由此轻轻地抹去了责任。
张勋复辟（7）
据说，溥仪原本是要再发一次退位诏的，但被徐世昌制止了，他将原先的退位诏改成了内务府声明，这就表示溥仪和这次复辟是毫无关系的，而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的认可。由此，溥仪可以继续在皇宫中做他的关门皇帝，清室优待条件也得以继续保留，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唯独彻底出局的，是那个大辫子张大帅和他的辫子军。随同张勋进京的辫子兵全部烟消云散，在徐州留守的辫子军则将辫子全部剪去，由张勋原来的部将张文生、白宝山照常管带，只是改由安徽督军倪嗣冲节制。
段祺瑞在返回京城后，随后便发布命令，通缉复辟要犯张勋、康有为、梁敦彦等人。不消说，这些人老早就跑没影了。也许是投鼠忌器，或者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被张勋指名道姓的督军如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开脱，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对张勋从轻发落。
不看僧面看佛面，中国人嘛，总归要讲人情和面子的。徐世昌在段祺瑞进京前也曾跟他说：“这次复辟，原非清室本意，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张勋虽为祸首，不过他原本就是个莽夫，还须念在旧日同袍的情意份上，不要逼迫太甚。”段祺瑞听后说：“优待清室条件，自然尽力保留，就是少轩（张勋的字）也未必就逮。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忍心加害呢。”
有了老朋友撑腰，张勋自然无所顾忌。他老人家在荷兰使馆静养的时候，有侦探奉命前来探察，把老张给惹火了，他跳出门外，左手挟着一把快枪，右手持着一包书函，怒气冲冲地吼道：“徐州会议时，这些人赞成复辟，相率签名，此等笔迹，都在我掌握中。他好卖友，我将宣示国人，届时与他同死，休怪我老张手下无情！”
说到这里，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据说张勋后来将这些签名、函电汇编成册，做成了一本复辟实录的书，但这本书谁也没有见过。据说因为一次失火而被烧毁，因而此事也查无对证，究竟如何，只有老张和当事人最清楚。
张勋曾在私下里跟人说过，这些老朋友中，段祺瑞是劝他不要干并说如果要复辟就打他，他是心服口服的。至于其他督军，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干这事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风向不对了就出卖朋友，哼哼，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从内心来说，徐世昌是认同帝制的，但他一向老谋深算，做事稳重，时机不成熟便不会贸然行事。他曾经对张勋说：“复辟我不反对，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要是不顾时机，妄行此等大事，对清室来说是不忠，对自己来说也是自杀。” 洪宪帝制时期的复辟元老严复也说了句明白话：“张勋何人？康有为何人？徒以爱清室者害清室也！”
复辟失败后，张勋逃进荷兰使馆，有朋友前来拜访并提起复辟之事时说：“复辟是否适合国情，今不必谈。倘若你及早宣布立宪以安人心，即使失败也足以解嘲，为何你当时不做呢？”张勋叹道：“我哪里懂得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字）等人在瞎闹。不过，你们要是以此责怪我，我也不生气，这是我愿意的。”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随即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采菊东篱外，转道经商中”，据说投资金融界回报颇丰。此时，这个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却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而顶多淡淡数句，便沉默不言。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回不来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岁。葬礼上，有一副挽联特别显眼：“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人谁复为之”，系段祺瑞的“小扇子军机”徐树铮所拟。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张勋去世后，溥仪赐谥号“忠武”。
复辟余闻笑料多：就当是一出喜剧（1）
张勋复辟是一场闹剧，同时也是一场笑剧，时人天忏生便在《复辟之黑幕》中将其间的种种笑料丑闻录下，姑撷取数则，以飨读者。
在复辟的季节里，最宝贵的莫过于脑后的那条辫子。众所皆知，张勋不但自己留辫子，他的军队也全留辫子，“辫子军”实乃名至实归。据说，张勋在去见清帝的时候，太保世续说辫子与时世不合，劝他将辫子剪去。张勋听后大恼，便在清帝面前起而为辫子辩护：“我手下的兵，个个都有辫子。这些兵之所以要有辫子，这在军事上关系重大。正因为我的兵都留辫子，所以奸宄之徒就难以混入。如今这些乱党奸徒，岂不个个都是没有辫子的？”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张勋乐不可支，拍腿掀须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在这些复辟大佬中，众人的辫子都保留得完好无损，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而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夫子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夫子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当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
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李经羲愤愤地道：“真是这样吗？那李盛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成员之一）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室大臣，快回去蓄发，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经羲冷笑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呢！”说罢，李经羲便出京跑了。
说到李经羲，张勋在赴京途中还特意在天津把他拉上，两人一起上北京。在火车上，李经羲见张勋携一巨匣，呵护备至，似乎里面装有极其重要的物件。李经羲觉得奇怪，便问张勋里面何物，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李经羲禁不止好奇，一再发问，张勋这才神秘地低声说，里面乃是“靴帽、袍褂、翎顶也”（即清朝官服）。李问他带这个干吗，张勋说：“我久不见幼主，这次顺便去宫中叩见请安，你也是先朝大臣，何不跟我一块去觐见？”李经羲心想我是民国的内阁总理，怎能去参见前朝废帝，于是便以未携带官服为由加以推脱。张勋却认真地说：“这个无妨，我这里备有好几份，届时借你一套即可。”李经羲因为他开玩笑，便随便答应了。
复辟余闻笑料多：就当是一出喜剧（2）
等到了北京，张勋真的马上要去宫中觐见宣统，临行前硬要把李经羲拉上，李经羲觉得多有不便，便以无官服而婉言谢绝。张勋很不以为然，随手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硬戴到李经羲的头上，还大笑道：“张冠李戴，有何不可耶？”最后走到半路上，李经羲才找了个借口跑掉了，这大概是张勋没有给他封官的原因之一吧。
张勋复辟后，给总统黎元洪拟了一个奏请归政的奏折，但在批词上却对黎元洪的称谓颇为踌躇，开始想称之为“总统”，觉得不甚妥当；后又拟称之为“该大臣”，但民国元首，终究不该用“大臣”称之。想了半天，很费脑筋。最后，康有为说，不如称之为“该员”，最为妥善。众问其故。康有为说，中国本归陛下所有，前因辛亥革命，陛下为息事宁人起见，这才将天下大事委托给袁世凯管理，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这两人不啻于陛下之“管理员”也，因而称“该员”最好！
随后，张勋派梁鼎芬为代表前往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奉还大政，然梁鼎芬从未行过鞠躬礼，勉强行之，样子实在令人发噱。只见他弯腰曲背，两手置地，首低胯际，臀尖高耸，礼毕后面红颈赤，气喘如牛，远不如跪拜礼来得自在。等到复辟失败后，梁鼎芬又去见黎元洪，口称大总统，行跪拜礼。黎元洪冷笑道：“阁下如何前倨而后恭耶？”梁鼎芬腆然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张勋复辟后，给自己印了个名刺，这个名刺不一般，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见到的人无不发笑。而张勋却得意洋洋，自以为有清一朝，就没有比他更风光的了。
张勋受封“忠勇亲王”后，其爪牙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唯独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有两个侄子，一名弼廷，一名敏斋，他们也是反对复辟的，曾相与劝谏张勋说：“吾叔负天下之重，万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如今在你身边奔走献策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岂可入其彀中？”张勋听后，拍案怒骂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其实张勋自己到底懂得什么，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段祺瑞马厂誓师后，东路讨逆军随后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在这次战斗中，倒有一事值得记录一笔，那就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并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了炸弹。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而且还是轰炸了紫禁城。
复辟余闻笑料多：就当是一出喜剧（3）
据记载，紫禁城总共挨了三枚炸弹，虽然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但这足以吓得宫中的小皇帝溥仪、太妃和大臣、太监们魂飞魄散了。在炸弹扔下来之后，这些人慌作一团，纷纷扎进床下，仿佛睡觉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虽然没有爆炸，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给吓个半死。
陆军部尚书雷震春，是最早参与复辟的，听说张勋之所以让他做陆军部尚书，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起得好，“春雷滚滚、震耳欲聋”！这位出身小站的震威将军，曾做过江北提督、第七镇统制，在袁世凯时期便是复辟老同志了。这一次被封为陆军部尚书，雷震春穿着崭新的朝服，乘坐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便从车中跃出，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都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大人，痛否？”雷震春说：“心乐则不觉痛。”
谢恩后，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北京，雷震春只好化装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化装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直隶省长朱家宝是积极响应复辟的地方大员之一，他原本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写得一手好书法。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位安徽巡抚迫于形势而“反正”，谁知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结果这位自封的安徽督军只好趁夜缒城逃走。这一次，他听说自己被封为民政部尚书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但命全城挂上龙旗，自己还命人在大堂上摆起香案，望阙谢恩，行三拜九叩大礼。
朱家宝行完礼后，由于久疏跪拜，竟至于不起来，最后还是靠身边的兵丁将之掖起。回家后，朱家宝为防止届时觐见时失仪，特意每晚练习跪拜，直至膝腿酸软为止。没想还不到三天，他便被段祺瑞的讨逆军逼出了督军衙门，天津也重新挂上了五色旗。这下好，朱家宝尚书没有做成，直隶省长也丢了，恨得他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
辫子军与讨逆军作战失败后，张勋只好向清室请求辞去直隶总督及议政大臣之职。清室问张勋意欲何往，张勋说要率队回徐州，并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40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40万岂不是花5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50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400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之时，张勋任命的那些伪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查了劳乃宣的生卒年份后，却发现劳老死于1921年，想必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
复辟余闻笑料多：就当是一出喜剧（4）
说起这个劳乃宣，乃是一极顽固的老翰林，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倒是同时被任命为法部左侍郎的江庸，反有自知之明，他在接到任命上谕后，惊诧莫名，随后致函张勋调侃道：“我既无复辟之资本，也未与公等之密谋，陡然间获得这个职位，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想必是我之前曾任司法次长，对民国新法律稍有知识与经验的缘故。但我对于帝国之法律，从未问津，如公等非要我做这个职位，我只好先入帝国法律大学校，等学有心得并获得毕业证书后，再效驱驰也不迟。如能虚位以待，亦可也。”江庸并非复辟一派，任命他为法部左侍郎，岂不荒唐？
复辟失败后，之前积极参与的遗老们大部分都提前逃走了，只有几个倒霉蛋被讨逆军捉住。最先逃走的夫子康有为，他老人家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便东躲西藏，逃跑的经验最足，因此，这次他仍旧化装成老农，逃之夭夭。
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跑，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十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慈禧太后也悬赏十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通缉名单中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圜所致。
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十万两银子，我这次是两个十万元，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地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两个张勋来！”
有一次，张勋和康夫子又在一起吹牛，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即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有’和‘为’这两字。”张勋听后，想了一会，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
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张勋听说后，怒道：“他啥事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弼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地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须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支小枪，我身边还有支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厉害些！”
复辟余闻笑料多：就当是一出喜剧（5）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老同志却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张勋听说后大喜，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你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都已经明显来日无多，多少当官带兵的人在一夜之间便反了水，可唯独张勋仍旧死不认输，效忠到底，结果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将南京光复。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譬如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就沾了不少光，张勋给每家造了一座大瓦房，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譬如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那都是张勋出的钱，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上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灯火，可供晚上唱戏。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有求必应，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
张勋有一个沉醉多年的爱好，这便是京剧，而且他也算得上发烧级的票友。在讨逆战中，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掀须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断’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砍成两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更不足虑。那《三国》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百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
说到这里，张勋得意得手舞足蹈……其实这些段子都来自京戏《长坂坡》，而张勋也一直自命是莽张飞第二。
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寿七十，一些戏苑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来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儿当然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菊仙，张勋是他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六百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长流，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在张勋死后，孙菊仙甚至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 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了。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原来冯国璋也是个复辟派（1）
冯国璋，字华甫，出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家乡直隶省河间县西诗经村，等到他出名后，按当时以籍贯替代人名的惯例，人又称他“冯河间”，如袁世凯籍贯河南项城，人称“袁项城”；黎元洪籍贯湖北黄陂，人称“黎黄陂”，以此类推。
诗经村，据说是汉学大儒毛苌传授《诗经》的地方，后人遂以此为村名。冯国璋祖上一度很发达，但到了冯国璋的父亲这代，家中开始败落，冯国璋虽一度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当时极为有名的书院），但终究因为家境困窘而去津投军，当了一个大头兵。最开始的时候，冯国璋先从炊事兵干起，但多年的学习经历让他显得十分机敏聪明，因而很快便被营管带发现并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亲兵。
冯国璋当普通一兵的时间只有一年，在他从军的第二年（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最初的几期学员都是从淮军低级官佐及有文化的士兵中选拔，冯国璋在当时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粗笨士兵中当然是鹤立鸡群，由此顺利地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并成为步科首期学员（段祺瑞与王士珍均为炮科）。
值得一提的是，冯国璋在就读期间还对功名念念不忘，他后来还曾回原籍应试并中了秀才，因为乡试落第而重新回到学堂就读。冯国璋之举得到了李鸿章的批准并受到了表扬，因为李鸿章本人是文人将兵，而当时武人大都不重视文化学习，冯国璋中了个秀才倒可以起到表率作用。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在摩天岭一战中表现优异，为甲午陆战中难得的亮点。战后，被聂士成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着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精心编写的兵书明珠暗投，并未得到重视。
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他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遇上一位大大的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而冯国璋也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并先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总办等职，成为北洋军政集团的骨干。
1899年底，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章亦随军入鲁，并奉命将山东旧军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膨胀，冯国璋也随之步步升迁，先后出任各类军事学堂的总办、练兵处军学司司长等职。1903年，慈禧太后亲临保定视察新军，冯国璋因练兵有功而由从三品晋升为正二品武官；1905年，冯国璋与铁良等人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在国内军界的地位也日益重要；1906年，冯国璋任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这在当时可是个极大的恩典，因为陆军贵胄学堂的学员均为满人贵族，包括载沣三兄弟（载沣后为摄政王，载洵后为海军大臣、载涛后为军谘府大臣）也都成了他的学生，而汉人出任八旗副都统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由此可见清廷对冯国璋的重视与笼络；1907年，冯国璋调任军谘处军谘使；次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冯国璋受命为清西陵梁格庄值班大臣；军谘处改为军谘府后，冯国璋继续担任军谘使，并一度担任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考大臣。
原来冯国璋也是个复辟派（2）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并督军南下，冯国璋随即率第一军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部猛攻汉口，并在激战四昼夜后加以占领，由此冯国璋也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倒也发自内心，并非笑谈。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统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一是冯国璋一意主战，将影响到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大局；二是冯国璋练兵多年，又曾做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当时禁卫军的各级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或属下），这有利于袁世凯通过冯国璋之手控制这支特殊的军队，保持京城的安全和稳定。
当时禁卫军，共有两个步协（即步兵旅），每协辖有两个步标（步兵团），另外还有炮标、马标和工程营等。其中，除了步兵第四标是由汉人士兵组成外，其他均为旗人，而原统领良弼是知名的宗社党领袖之一，其誓死保卫大清的态度也让袁世凯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这支军队一旦不稳，很有可能让京城陷入险境，或者中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计，将清帝护送出京城并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这将导致中国分裂并让东三省最终落入到日本之手。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当然，当时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觉得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譬如在段祺瑞发表赞成共和的通电后，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的。据他的幕僚回忆说，冯国璋在看完电报后，非常生气地道：“芝泉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他本人现在保定，这个电报到底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直到后来，段祺瑞亲自派人来向冯国璋解释，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此事作罢。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族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由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据冯国璋当时的幕僚恽宝惠的回忆，在1912年2月初的某天，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原来冯国璋也是个复辟派（3）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古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被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后，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嗳”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
原来冯国璋也是个复辟派（4）
在清帝退位时，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16师也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冯国璋的保守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在袁世凯失势之后，他在北洋集团中是最受重用的，冯国璋有报恩的心理，这与当时的传统观念相符，也是为人所称道的；其次，冯国璋在当年的“北洋三杰”中年龄最长，他比王士珍大两岁，比段祺瑞大六岁，与袁世凯倒是同庚，却还要大上半岁，因而，如果没有武昌起义的意外的话，他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他也确实当上了代理大总统）。
在袁世凯称帝后，冯国璋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袁世凯没有这个天命。但由于冯国璋的续弦是袁世凯子女的家庭教师周女士，加上袁世凯对他有多年的知遇之恩，冯国璋也不好跟袁世凯闹翻脸，只能在背后消极对待。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冯国璋则成为副总统。一年后，大辫子张勋闯入京城搞起了复辟，他本以为会得到冯国璋的支持，谁知道冯国璋却通电表示反对。
在复辟失败后，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张勋似乎并没有撒谎，其中冯国璋便是主要嫌疑人之一。据冯国璋的秘书恽宝惠回忆，在袁世凯死的时候，张勋的几个谋士来冯国璋处活动，而冯国璋确实给张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还是恽宝惠亲自草拟的，内容是：“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属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这封信，冯国璋当时交给了恽宝惠的六叔恽毓昌送递张勋，而恽毓昌本就是张勋手下的复辟健将。可惜的是，由于这封信被送到张勋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时过境迁，这次策划也就只好作罢。随着时间的推移，冯国璋与张勋的关系也逐渐拉远，再加上冯国璋见黎元洪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此也萌发了自己做总统的念头。可笑的是，张勋却仍旧认为冯国璋是支持复辟的，真可谓是寓言中说的“刻舟求剑”。逃进荷兰使馆避难的张勋，事后见到恽宝惠，还以极不满意的口气抱怨说：“就是你们总统，也给我有信！”殊不知，这封信本就出自恽宝惠之手，他岂有不知？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倒是捡了个大便宜，他入京成为代理大总统。对于清室的行为，冯国璋主张不予追究，理由是溥仪年幼，完全是被张勋胁迫的，因而民国的优待条件仍旧不变。冯国璋代理总统一年期满后，便回到老家河间诗经村居住，直到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
没想到的是，冯国璋竟然在北京病故，再也没有回到诗经村了。事情是这样的，在调解的过程中，由于冯国璋已经退职，双方的利益关系没有摆平，第16师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在恼怒之下，冯国璋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了急性肺炎，没有多久便于当年12月28日去世，终年62岁。
冯国璋是“北洋三杰”中去世最早的，他也就比袁世凯多活三年而已。应该说，冯国璋本是民国初年政局的稳定力量之一，他的去世对当时的政局稳定乃是一大损失。
黎元洪宦海沉浮终受辱（1）
黎元洪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黎女嫁袁世凯第九子袁克久），有一日袁世凯曾对他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
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确实运气不错，每当危难之时，总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还节节高升。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其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在各地起义被敉平后，黎朝相领了一笔休致费解甲归田，遂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朝相原本打算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栖身于行伍之间。在最初的几个月，黎家陷入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度过这一鬼门关。
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弃文从武，并于1883年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不幸的是，黎朝相于次年突然壮年猝死，好在黎元洪在水师学堂读书有一笔不菲的津贴，他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黎元洪被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被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甲午之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正当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由于当时现代军事人才奇缺，张之洞对黎元洪颇为赞赏，于是委派他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随之返回湖北老家，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黎元洪宦海沉浮终受辱（2）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颇为赏识，曾经赠给黎元洪一个“智勇深沉”的条幅，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黎元洪也由此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黎元洪是新派军人，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据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的记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并令关闭营门，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其间，一个名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前来四十一标联络起义，但很不幸被抓获，黎元洪为防止军心动摇，当即下令处决。直到午夜时分，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四十一标，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只得打开营门，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营门后，来到幕友刘文吉家中暂避。在慌乱当中，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定要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刘文吉安慰他说：“现在事态不明，还是先观望一下好，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刘文吉果然有先见之明，在一夜激战后，革命党虽然已经取得胜利，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不能服众，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正当黎元洪惶惶不安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连称：“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认与不认已无区别，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于是，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举成为了首义元勋，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
黎元洪在袁世凯时期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但在袁世凯称帝并封他为“武义亲王”的时候，却能坚定共和立场，拒不受封，这也为他保住了政治资本。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顺利地继任为大总统，这正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
不过，黎元洪虽然贵为总统，但总理段祺瑞才是实权派人物。由于在多个问题上屡起冲突，黎元洪最后愤而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免去，由此掀起了更大的政治风潮。在北洋系的督军宣称要独立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请求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暗怀鬼胎，结果引发复辟丑剧，国会被解散，黎元洪也被赶出总统府，最后自请辞职并隐居天津五年之久。
中国有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在1922年直奉战争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了。原来，直系大佬曹锟、吴佩孚势力相继逼走皖系段祺瑞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他们为了扶持曹锟当总统，需要中间有个人来过渡一下，这找来找去，便以“法统重光”的名义找到了黎元洪的身上。
黎元洪宦海沉浮终受辱（3）
所谓的“法统重光”，指的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因为是被胁迫的，所以不能视为自动离职，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第一届国会也是被张勋非法解散，所以也应该重新恢复，大意如此。
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这些人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开始他并不想去蹚这池浑水，而是直截了当地跟那些请他出山的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但是，拥戴的大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锟、吴佩孚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路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各省督军也在曹锟、吴佩孚的指使下纷纷发表通电，请求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吧！
当然，黎元洪也不想被人随意摆弄，于是他提出了出山的条件，那就是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曹锟得知后极为恼怒，大骂道：“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少安毋躁，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下，直系的各省督军如萧耀南等人也就假惺惺地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不料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自己干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于是，在阔别政坛5年后，黎元洪再次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由于曹锟、吴佩孚只是想让黎元洪暂时过渡一下，因而在黎元洪做了半年多总统后，便不断暗示他主动引退，以便为曹锟腾出位置。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时候，这些人干脆就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300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罢工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却颇有定力，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民国六年的时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祸，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涂。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能重蹈覆辙，遗害百姓。”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锟、吴佩孚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黎元洪宦海沉浮终受辱（4）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地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吧，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地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此时，王承斌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吧，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