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1）
原本是租界时代万国公墓旧地的宋庆龄陵园，如今已处上海西南角的繁华区。在这个闹市中难得的寂寥之地，一块墓碑傲然拱立在一个更加寂寞的角落里，上面刻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几个大字，碑文笔锋健锐，取法隽古，系民国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夏寿田的手笔。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墓碑前还有个卧碑，上面赫然镌刻着“杨度同志”几个字的抬头，这与周围那些民国名人的墓碑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原本是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后，他带领自己的大儿子杨瑞生投入湘军李续宾部，后以军功升为哨长。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部六千人与太平军新秀陈玉成、李秀成数万人在安徽庐州三河镇展开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血战。战役结束后，主将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之弟）等人全部战死，主力尽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当场吐血不止，并哀叹道：“三河败后，元气尽伤；湘军精锐，覆于一旦！”
命运是残酷的，杨礼堂也埋骨于当年的这场战事中。不过，杨度的大伯、父子同营的杨瑞生却在太平军的重重围杀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这对于满江是血、尸横遍野的三河镇之战来说，实在是个难得的幸运和异数了。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瑞生由此步步升迁，先后做上了归德镇、朝阳镇等地的总兵。
杨度的父亲杨懿生身体羸弱，不能随父兄拼杀于疆场，因而只能在家务农。在杨度六岁的时候，杨懿生不幸去世，伯父杨瑞生后来便将杨度和妹妹杨庄接到自己的驻地，直到他后来外迁关外朝阳镇，杨度和妹妹才再次回到湘潭老家。
杨瑞生以军功起家，深知战争之残酷，因而他并不希望侄子走上自己的道路。在很小的时候，杨瑞生便看出杨度天分很高，因为只要是杨度看过的东西，他就基本能做到过目不忘，而且杨度从小就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颇有贵人之相。因此，杨瑞生花费重金为子侄们请来了知名的塾师，以求这一代人能够金榜题名，为杨家争一口气。
后来，湘中名士王闿运得知了杨度的文名，派人将杨度招至自己所办的石鼓书院，重点栽培。王闿运是一代名儒，当时的石鼓书院也是人才济济，中举人、中进士的学子比比皆是，譬如知名的学者廖平，后来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画家齐白石等，都是从石鼓书院中走出去的。
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时年十九岁。次年，杨度便与同窗好友夏寿田一起赴京会试，以博取最后的功名。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这一次，杨度的运气似乎已经到头。发榜之后，杨度名落孙山，夏寿田却中了榜眼。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当杨度十分沮丧之时，夏寿田却兴冲冲地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游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这里芦苇丛生、湖水清静，远远望去，还可以看到城北的黄色宫墙。考试失败的杨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题了这样两句：“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刚中了榜眼的夏寿田题的两句却是：“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两人的心境差异，足以相映成趣。
十余年后，杨度和夏寿田再次来到这里游玩，当时杨度已经是四品京堂，心情很是不错，他又在亭子上题了两句：“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寿田和了两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2）
原来，夏寿田虽然也在京为官，但这些年却一直不太顺利，所以语调较当年中榜时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了。
杨度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亲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由此，王闿运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在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在度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政策颁布没多久，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1902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1903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这次考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原来，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
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1889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1894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到在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地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3）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学生中声名鹊起，并在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不久，其弟、其妹、其妻也陆续来到日本留学，他们都居住在杨度租赁的房子里，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打算入专门学校学习。
有一次，一个友人请杨度夫妇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习俗，进屋一般是脱鞋后穿木屐的，但由于中国女人都缠足，她们羞于在外人面前露出难看的小脚，因而迟迟不肯进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来两双皮鞋，两人才得以避免了这场尴尬。在回家途中，两个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声痛哭，杨度则安慰她们说：“不要哭！今后你们把缠足放开就是，让它去长，不要担心！这种陋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但是，杨度并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保皇立宪派和革命党两派在舆论上相互攻讦，而杨度却与两派人物相处甚得。在梁启超提倡“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也写出了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虽然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却是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并由此有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是高朋满座，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频频来往的常客。
在此期间，杨度认真研究了中西方的宪政理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他的一篇重要长文《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时完成的。所谓“金铁主义”，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杨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说白了，杨度既不同意保皇立宪派的维新救国论，也不同意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而是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应走“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就这点而言，杨度看得很透，因为“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金铁主义”，其实就是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奥秘所在。至于什么立宪、什么共和、什么民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内忧外困。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不仅如此，他还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宪政专家”。
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只可惜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杨度也只能在“顾问”、“参政”之类的虚职中倚门弹铗了。
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4）
熊希龄在组阁的时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对杨度说：“请晳子帮帮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却气呼呼地说：“我只帮忙，不帮闲！”原来，杨度本拟提名为交通总长的，不想因为各派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而被挤落马下，只落得冷衙门冷猪肉之教育总长职位。就这样一份闲差事，他看不上。
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
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5）
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在护国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蔡锷，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也因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杨度感伤的是，蔡锷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不过，北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6）
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不过，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老同志夏衍的关照下，才被迁移到虹桥路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乱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谁解其中味？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还有他那破碎的理想吗？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1）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
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仕，光耀门庭。
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将《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14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凤凰厅所属的沅州，数十年来学风不振，在乡试或者会试中一直是榜上无名，乡人为之蒙羞。好在后来沅州太守朱其懿极重视教育，创办了沅水校经堂并亲自指导，熊希龄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经堂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科考，经史、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等等，应有尽有。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并在二十一岁那年的乡试中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仅弱冠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
次年，熊希龄入京参加会试并顺利通过，但正当他期盼着在殿试中一举登科时，却因书法不合殿试要求而被打发回去练笔（一说是熊希龄自觉自己的书法不合殿试的馆阁体，一说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迹有污）。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卷土重来，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次真的是湘西飞出了个“熊凤凰”，人如其名，名满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双，纷至沓来。金榜题名后的熊希龄，随后回乡娶亲，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朱其懿同父异母的幼妹朱其慧。各位别误会，这并不是一桩包办婚姻，要说起熊希龄和朱其慧的相识，还挺有才子佳人的韵味。据说，朱其懿曾有意让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书院中挑选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来了个比文招亲，她写了个“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联贴在院中，让诸生答对。最后，熊希龄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最得朱其慧的心意，两人一见如故，由此结缘。成婚后，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贤惠，对熊希龄一生的事业颇多裨益。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2）
在个人的科举功名上，熊希龄固然春风得意，而且注定要有个好的前程，但他中进士的那一年，很不幸，正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之时。一向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洋小日本居然一举打败了泱泱中华老帝国，这无疑是在熊希龄这些读书人中间丢下了一颗原子弹，让他们既感到极度的震惊，又迸发出无比的激愤。在得知清廷即将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熊希龄尽管是人微言轻的新进官员，但他仍多次上书反对和约，在朝廷不为所动的情况下，熊希龄愤而请辞离京，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不仅仅是熊希龄一个人陷入了迷惘与沉思。同期中式的康有为，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都在高声疾呼变法自强，而当时的湖南，也有这么一批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895年，名孚一时的清流派官员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曾在同文馆学习外事的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曾任驻外使馆做过参赞的黄遵宪出任湖南按察使，在这些新派官员的引领下，湖南的风气为之一新。
离京后的熊希龄，最初被张之洞延揽进入两湖营务处，在湖南新政开始后，熊希龄为报效家乡，又辞去营务处总办的职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维新运动中去。当时的长沙，已经聚集了一批维新人士，包括谭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为的名弟子、当时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也加入了当地创办的时务学堂，而时务学堂的总理，正是熊希龄。
在这段时间，熊希龄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他除了要打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之外，更多的精力却放在了《湘报》上。《湘报》是湖南所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在熊希龄的眼中，这就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为此，熊希龄上下奔走，百般筹划，从订购机器、印刷活字，到制定章程、邀集撰述，无一不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1897年11月下旬，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的印刷机器终于被运回了长沙，主要撰稿人也已经初步选定：唐才常任主笔，李维格为西文翻译，梁启超、谭嗣同、何来保、戴德诚、樊锥等人也都答应为《湘报》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绅名流如陈宝箴、黄遵宪、皮锡瑞等人乃至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也都在《湘报》上刊登文章，足见熊希龄的不懈努力和号召力。
作为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最终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由此成为湖南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在发刊伊始，《湘报》便先后发表了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唯泰西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毫无疑问，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先声。
《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高官显要，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救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一个月后，“戊戌政变”突发，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喋血街头。作为湖南新政的风云人物，熊希龄难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这段时间里因饮食不慎而突发痢疾，正好回老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不然的话，以他的个性，弄不好就撞在枪口上。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御史黄桂均随即以“康梁党徒”的罪名参了他一本，熊希龄最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对此结果，熊希龄尚感庆幸，正如他后来对人说的，“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3）
遇此挫折后，熊希龄便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夹起尾巴来做人。数年后，那些顽固守旧派因在庚子年闯下大祸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为了挽回民心，不得不接过了维新派的旗帜推行新政，熊希龄也在无形中得到了解放。
1902年，师长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随后他便请熊希龄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并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令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于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出两个人来，最后因考察宪政兹事体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在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后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助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并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其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安家在上海，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江苏巡抚陈启泰（同为湖南老乡）、两江总督端方、度支部尚书载泽（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纷纷延请熊希龄，这在当时晚清的官场上，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能够得到诸多大员的青睐，熊希龄的才干还真不是吹的，他确实有几分能耐。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希龄先后担任了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职，由于业绩出众，自然步步高升，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可惜的是，正当熊希龄要大展宏图之时，清朝却已经覆亡了。
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充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熊希龄也认为这是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受。
殊不知，袁世凯用他来组阁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南方的革命党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国民党（此系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组建的国民党，并非孙中山于1920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仍旧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让袁世凯十分头疼。好在熊希龄也与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织了一个进步党，勉强可以与国民党相抗衡，因此袁世凯决定让熊希龄出面，设法将国民党搞下去。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4）
熊希龄不知就里，还以为袁世凯要重用自己，随后便乐滋滋地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其中由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其阁员均为各界名流，阵容豪华，因而熊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
但是，袁世凯并不是放手熊希龄去干大事的，他手里倒是有一件“大事”要交给熊希龄去办，那就是以“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为借口，让熊希龄总理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签字盖章。
熊希龄在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后，未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国民党和进步党是竞争对手不假，但双方毕竟是在法律之下的政党之争、文明之争，今天国民党被解散了，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
熊希龄不肯就范，袁世凯自有办法。原来，在熊希龄辞去上届财政总长之时，袁世凯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笼络。热河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熊希龄上任后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了。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又偷偷地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以联络彼此感情。不料姜桂题这个粗人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竟然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心中疑惑，随后便派人前去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熊希龄由此便在袁世凯的黑账上记了一笔。
袁世凯并没有公然胁迫熊希龄签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而是派人暗中将热河行宫盗宝案在报纸上放出风声，先给熊希龄一点压力，让他识相点。数日后，袁世凯将熊希龄召到总统府议事，并让手下有意无意地将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卷宗给熊希龄看到。熊希龄见后大惊失色，只好乖乖地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剩下的国会议员不能达到法定出席人数。既然国会开不成，那国家岂能白养活剩下的议员，得，连国会也一并解散了。熊希龄和进步党人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后悔莫及，但他们在袁世凯的权谋下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熊希龄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提出辞职，袁世凯见熊希龄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照呈批准。
熊希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竟然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自己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重挫后，熊希龄也就此告别政坛，再也不蹚这趟浑水了。
尽管熊希龄已经绝意仕途，但传统士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未顿减。1917年秋，京畿、河北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滔滔，淹灭村庄，吞噬田野，灾民高达600多万人。在目睹了灾民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后，熊希龄于心不忍，他随后便奔赴北京为民请命，要求对灾民给予妥善安置。谁知北京政府的阁员们一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亲自出面主持赈灾，安置灾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国运多难，民生尤艰，已是在野之身的熊希龄本已经立志不再从政，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只能当仁不让，负起这个重担。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5）
在接受“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任命后，熊希龄一面派人调查灾情，一面设法从各地办粮，并请求政府尽快发放赈灾款项。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没有钱，他们拨给的赈灾款还不到十分之一的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熊希龄这下犯难了。
好在熊希龄当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联合了地方的士绅和民间的慈善团体，共同成立了“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为灾民们举行大型的赈灾义助。为了发动更多的人为灾民出一份力，熊希龄不仅带头捐款，还与夫人亲自将自己家中的旧衣缝改成100套棉衣捐给灾民。
在熊希龄的努力下，这次赈灾活动取得空前的成功。据当时报上的记载，社会各界在10多天内共募集到棉衣裤近15万件，被单、夹衣裤超过8万件，捐款达200多万元。除此之外，开滦与井陉煤矿赈煤3400吨，使灾民们免于受冻。后来，熊希龄又采取了“以工代赈”、保护春耕等办法，最终让500多万灾民得以渡过难关。
灾情过去后，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又创办香山慈幼院，以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在开院仪式上，熊希龄动情地说：“我自从办了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道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晚年的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在1931年，其原配夫人朱其慧因病去世后，熊希龄为纪念亡妻，慨然捐出全部家产（折合大洋近28万元，另有白银6万余两）献给了社会的慈善事业。这一壮举，无疑是熊希龄人生中最华彩的乐章。
数年后，熊希龄再度成为哄传一时的新闻人物，这次却是因为一场新的婚姻。原来，熊希龄在夫人朱其慧病逝后，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持一手杖，以示独身不娶。因为偶然的机缘，某热心人将民国的知名女性毛彦文（大才子吴宓的苦恋对象）介绍给熊希龄相识，结果两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良缘。
在毛女士的要求下，熊希龄剃须弃杖，重做新郎。由于双方的年龄差距近一倍，舆论界一时引为笑谈，很是炒作了一番。在熊希龄洞房花烛之夜，前来祝贺的名士甚多，还留下了不少致贺之诗联，如沈尹默贺联云：“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老同盟会员刘成禺也做打油诗一首道贺：“闺人应惜首飞蓬，燕婉新词老凤雄，不用丈夫髯发美，更无长鬣话元丰。”
最逗的是某友人，平日称毛彦文为姐，称熊希龄为伯，而今熊、毛结为夫妻，于是巧贺一联：“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 某报纸更是直接拿两人的年龄开玩笑：“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大喜之余，熊希龄也自撰了一曲《贺新郎》：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即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1937年底，熊希龄偕夫人在路过香港时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仪式。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内创办“香山慈幼院”时，也在旁边松坞云庄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私人别墅，取名曰“双清别墅”。在解放前夕，毛泽东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至北平时，曾下榻在这里。对于熊希龄的一生，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熊希龄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了。
张振武之死：武昌首义者的不归路（1）
武昌起义后，身为湖北新军协统的黎元洪本应成为革命者的刀下之鬼，但最终反被推为大都督，其中缘由虽说是权宜之计，但后果却是那些革命者所没有料想的。
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个旧军官而决非革命者，对于造反这种勾当始终是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的；而那些起事的革命者对这位逼出来的都督也无好感，只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要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譬如民国初年的张振武一案，便是这种情绪的产物。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三武”。共进会和文学社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起义之前双方通力合作，但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各地局势稳定后，革命党内部也就开始罅隙丛生了。
首先是孙武，他原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只因起义前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而烧伤了面部，结果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但孙武的资格是非常老的，其早年曾入武昌武备学堂、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又分别加入了日知会、共进会、同盟会，并在起义前被共进会和文学社推为军政部长。武昌起义成功后，孙武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部长，手握兵权，就连黎元洪也要忌惮他几分。
但是，孙武的个人权欲极强，他上位之后，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人，就连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是形同水火。对于这点，黎元洪看在眼里，不免要巧妙地利用一下，如在汉阳失守后，黄兴离开武汉，战时总司令本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与蒋有矛盾，他不愿意让蒋翊武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战时总司令改由谭人凤出任。
孙武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一场风潮，即“群英会”事件。群英会是共进会的一个分支，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首领叫黄申芗，他在起义爆发后担任了革命军第十四标的标统，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去军务部向孙武“谢委”的时候，孙武大大咧咧地坐着，双足俱跣，昂然不动，傲气逼人。黄申芗见此状，极为愤慨，心想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医院里躺着治病，如今倒在弟兄们面前充大，什么玩意？！
孙武见黄申芗来后，便远远地问道：“委札接到没有啊？”黄申芗忍住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哼了一声，说：“协统不小啊，你要好生地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随后跟群英会的人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1912年2月27日晚，在黄申芗等人策动下，一些对孙武不满的军人带领手下士兵们冲出营房，向军政部和孙武家扑去。一路上，暴动士兵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等口号，并且不断鸣枪示警。孙武事前有所察觉，事发后逃到了汉口，而他的家小全部被扣押。由于参与暴动的人动机不一，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兵变，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结果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张廷辅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射杀。
张振武之死：武昌首义者的不归路（2）
事变后，孙武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辞职，而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解除职务而改任有名无实的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
张振武的年龄比孙武、蒋翊武还要大些，他曾在1905年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同样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就曾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张振武对黎元洪颇为轻视，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张振武的跋扈也不亚于孙武，他在革命之后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张振武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汉阳之战后，张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购买枪支、弹药与服装，期间便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发生了冲突。据黎元洪给张振武的复电，说他所购的枪支大多为废枪，不能使用，之后要购买枪炮子弹的话，必须运到湖北试验后才能付款，意思是指责张振武虚靡公款。张振武一怒之下，竟然将在上海待运的枪械分出一半给烟台革命军，其中的款项明细又未交代，其桀骜不驯令黎元洪愤恨，但又无可奈何。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到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确实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出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与孙武也发生了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张振武之死：武昌首义者的不归路（3）
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
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其中称：“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在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后，黎元洪要求北京方面将张振武就地正法。
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后，亲自取出密电码本自行译校，随后便将心腹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三人请来商议处置之法。赵秉钧三人主张再给黎元洪发一封电报，问清楚是不是黎元洪的本意，再做处断。两日后，武昌方面复电，确属黎元洪本人的主意。随后，袁世凯给军法处发出命令，将张振武逮捕后立予正法。
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经张网后，张振武尚且浑然不觉，他当时仍在北京到处会客，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8月15日晚，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以消除南北军界隔阂，化解之前战争的敌意。当晚10点，酒阑人散，张振武在回旅社途中被潜伏的军警拦截，随后被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随后，军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张振武的电报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军令。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大声质问陆建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要杀我？”陆建章摊开手，表示军令如山，无法转圜。
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同晚，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
此事发生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大愤，他们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在这个事件中，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禺愤怒地指出：“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袁世凯把黎元洪推出来，声称完全是黎副总统的主张，而黎元洪则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为自己洗刷罪名；事后，袁世凯又命人将张振武、方维二人尸首好生收殓，并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送到长椿寺停灵。随后，袁世凯又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拿出3000元为赙仪。
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最后，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张振武之死：武昌首义者的不归路（4）
张振武在不明不白中死掉的关键是，他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没有组织支持。原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
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隐然与同盟会对抗。
因此，在张振武被杀后，同盟会除了黄兴发了一个通电谴责袁世凯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词；而当时正好又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商谈国家大事，因而张振武一案也就不宜过度渲染，最后悄没声息了。
事实上，当时武昌首义的“三武”中，除了张振武间接地死于黎元洪之手，蒋翊武也是如此。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
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首义之城，也就逐渐沉寂了下去。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
尝尽了革命冷暖的孙武则在“群英会”事件后低调了很多，在张振武被杀之后，其革命意志更是日渐消沉。1915年12月，孙武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拿一份闲差的俸禄。袁世凯倒台后，孙武也一度出任过清查督办之类无关紧要的职务，后于1939年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不问世事久矣。
梁启超与夭折的民国两党制（1）
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当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分享革命盛宴时，真正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却迟至1912年10月才结束长达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此时离武昌起义已经一年了。
梁启超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观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处海外、跳出利益圈则更有利于他保持头脑的清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这就是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宪派转化而来的温和改良派，第三派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革命派。
按梁启超的设想，第一派毋庸组成政党，第二派须组成政党，第三派则应改造为政党；如此，官僚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官僚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
很明显，梁启超对革命党颇抱有成见：“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尽管梁启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两党制的构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综上所论，梁启超实际上是主张在开明专制下逐步培育政党政治，这与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间，梁启超便认为宪政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认为开明专制系走向宪政的必经阶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远未及格，施政机关也未曾整备，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而纵观世界，其他民主宪政国家也大都有过一段开明专制的预备期。
梁启超是自负的，他曾说，“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势力，革命派和北洋实力派已经各有其主，唯独原立宪派群龙无首，如果梁启超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还是有可能充当领袖的。事实上，当时也只有梁启超具备这个号召力。
在清末新政时期，梁启超曾利用《国风报》等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制度等，并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以推行宪政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政闻社”。在政闻社《社约》中，梁启超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从前三点来看，梁启超已经提出了三权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在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又通过国内的同志徐佛苏、孙洪伊等人于1911年2月组织了“宪友会”，为立宪后的政党竞争做准备。但是，还没有等到立宪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发，梁启超循序渐进的设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推倒重来。
梁启超与夭折的民国两党制（2）
与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武昌起义后顺应大势，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转而提倡共和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但在民国前后，原立宪派四分五裂，各政党组织派系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汤化龙、林长民、张嘉璈等人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宪友会”成员），章太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组织的“统一党”，孙洪伊等组织的“共和统一党”，范源廉、黄远庸、籍忠寅等人发起的“国民协会”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组织的“民社”，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在这些政党中，梁启超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关系最密切，该党中虽多为精英分子，然人数较少，因而影响力并不算大。直到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才与“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合并成“民主党”，但此时其他政党也都在纷纷合并重组，因而“民主党”在1912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大败，所得议席不过三十，这在号称“八百罗汉”的国会中（870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派。
失败之余，梁启超随即跨党加入势力较大的“共和党”，以求弥补。“共和党”是1912年5月由“统一党”、“民社”等合并而来，党人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组成，其中包括了当时的知名人物如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熊希龄、范源濂、程德全等人。“共和党”成立后，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部，党员数量一度超过10万人，成为仅次于“国民党”（即原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可控议席近250席）。
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梁启超便为之起草了一份《中国立国大方针》的商榷书，其中明确提出实行“政党内阁”的主张；另外，梁启超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则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正如其在早年《新民说》中提到的，“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而梁启超之所以加入“共和党”，其目的便是要缔造一个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
但是，即便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在国会中控制过半议席也无完全把握，因而梁启超又将“统一党”纳入合并计划。“统一党”原为章太炎所组织，此时的党魁已换成王揖唐、王印川等人，该党一向与革命党人作对，又有袁世凯在背后撑腰，其声势也不算小，大概握有议席五十上下。
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三党人士大多表示支持，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在一次三党联合恳谈会上，梁启超当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这种现象极为可忧。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都应该三党合并，使中国能逐渐二大党对峙的局面，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
1913年5月底，在梁启超等人奔走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宣布成立“进步党”。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程德全、朱瑞、庄蕴宽等20多位名人，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阵容强大，初具大党规模。
梁启超与夭折的民国两党制（3）
从人员上来看，“进步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或清末旧官僚，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当然，这并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毋庸指责。
同盟会在民初的政治局面中仍然处于关键的地位，但其内部也遭遇不少的挑战。在革命成功之后，章太炎、张謇等人撰文呼吁，要求同盟会结束革命时期的秘密组织状态而改造成公开的政党组织（所谓“去革命化”），章太炎所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便是这个含义。而早期的革命党人章士钊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法政归来后，也提出“毁党造党说”与章太炎相呼应。所谓“毁党造党”，即“毁无纲之党，造有纲之党”，为芸芸众党造两个对立的政纲，为中国走向两党制度作一预备期。
袁世凯当政后，孙中山、黄兴一度看淡革命，转而从事社会工作，同盟会的党务工作改由宋教仁负责。在思想上，宋教仁与梁启超有相通之处，他在民国成立后也一直致力于把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党改造成公开合法的普通政党，以实现其政党内阁的主张。在宋教仁看来，革命党乃“以激烈手段谋破坏”，政党乃“以和平手段谋建设”，两者因时代不同而使命迥异，进行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在民国成立后乃是大势所趋。
在全国各党各派纷纷合并重组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1912年3月，同盟会在南京宣布正式改组为公开政党，会员也在随后的数月间迅速增至十数万人，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政党。但共和党在合并其他党派后同样势力大增，在改选临时参议院时，同盟会已不占绝对多数。因此，同盟会的改组及合并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小党派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以上提到的几个大党之外，还有一个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据了一定的议席。“统一共和党”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该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由此成为同盟会的争取对象。
但是，两党合并中遇到不少的波折。首先，“统一共和党”不希望自己“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其次，他们并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其三，除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坚决“并党”外，一些老同盟会员反对合并他党，而另一些同盟会员则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声称，“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以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要与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的意见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于1912年8月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 而另外两个小党派，“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在谈判后同时并入。由此，新的“国民党”成立，而同盟会的名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梁启超与夭折的民国两党制（4）
宋教仁同样是主张两党制的，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据称，宋教仁曾密访过梁启超，其“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是否来自于此，目前尚不得而知。
宋教仁曾天真地认为，只要“国民党”能在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进步党”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如此看来，民国两党制的格局似乎大有希望。
梁启超曾在《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对抗力”的概念，用以论述两党制的合理性。梁启超断言，真正的民主国家，都须有对抗力才能稳定结合成一整体，有执政党须有反对党，“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 其国必多革命……各方面对抗力销蚀既尽之后，全国政治力量成为绝对的，其结果必为专制，而专制崛起之结果，必为革命。任何政府之稳健运行，须两党良性竞争形成稳定的政治对抗力，而两党政治是维持政治对抗力之最佳途径”。由此可见，梁启超扶持“民主党”，加入“共和党”，最终组织“进步党”，其动机便在于构建两党政治，消灭专制与革命，为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但是，政党本是英美国家的政治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几乎就是利益中人相互攻伐的代名词。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说：“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伙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章士钊也在《民立报》上抨击道：“号称急进者，攻人不择人，骂人不择言，实为狂狷无识之士，自号温和者，附会权势，造谣生事……这种政党之争，纯属私见冲突，而非政见的论争。”
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进步党”、“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民国初年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戏称：“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不久即卷入“宋教仁遇刺案”并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民国初年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由此被打乱。在击败南方的革命党后，袁世凯以“公民团”的方式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便以涉嫌乱党为名取缔“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进而使国会瘫痪。由此，宋教仁功未竟而身先死，梁启超所设计的“进步党”与“国民党”相对抗的两党政治也随着国会的最终解散而灰飞烟灭。
梁启超在一心打造民国两党制的时候，似乎对北洋实力派有所忽略或者毫无办法，他一相情愿地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对西方政党政治毫无所知的袁世凯却是一个“开明不足、专制有余”的旧派人物。在大小军阀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不管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是不切实际的舶来品。对于这些军事强人来说，有枪就有权，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什么“两党制”，统统都是隔靴搔痒、痴人说梦。由此，民国两党制的夭折，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事实上，这并不仅是宋教仁或梁启超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悲剧。
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1）
在清帝宣布退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但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孙中山之所以要坚持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非到南京就职不可，目的就是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北方。但袁世凯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他是何等人物，岂有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又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南京定都之提议稍显幼稚，非待智者而知之。
果然，袁世凯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声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云云。这个“以退为进”的招数，袁世凯用得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不但为自己赢得淡薄名利、谦让自抑的好名声，还着着实实将了南方革命党一军。
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譬如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乘机侵略之虞”；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也不赞成迁都之说，他认为“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2月24日的《申报》更是以《去争篇》为题，攻击孙中山等人是“阳托参议院之议决，而阴以遂其胁制之私，置满蒙回藏于不顾”。
当时风头正健的革命老同志章太炎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在《致南京参议会论定都书》中宣称南京地处偏倚，备有“五害”：一是威力不能及于长城外；二是北民化为蒙古；三是日本俄国侵及东三省，中原如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四是清帝、宗社党、蒙古诸王可能作乱，致使国家分裂；五是迁都耗费巨资，难以筹划。
在舆论的煽动下，各省都督、绅商代表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就连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这时也改口支持北京定都，“以免酿成大患”。而南方革命军中的许多将领如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建在北京为妥。
孙中山接到电报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便将袁世凯的电报交与临时参议院讨论。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对定都南京一事也无甚决心，或许是他们认为孙中山的想法太天真，或者急于维系来之不易的和平，结果对于定都一事迟迟不能定案，最后只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投票的结果出人意料，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孙中山的主张（北京二十票，南京五票，武昌两票，天津一票），而参与投票的议员大多数为同盟会员。孙中山得知这个结果后极为愤怒，据《胡汉民自传》中称，“先生（指孙）召克强（即黄兴）至总统府，让之。克强亦谓党中不应有异议。先生遂召集院中同志黄复生、李伯申、邓家彦等为评言其得失，则皆唯唯。依参议院法，须政府再交议院，始能推翻原案。邓、黄等以是请。克强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是日适祭明孝陵，遂请先生上马出府。余称病不从行，而就府中草文书，交院再议；一面飞白先生”。
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2）
在黄兴声称要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籍的议员们绑缚起来及老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再次投票，最终以十九票对十七票的结果通过了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不过，从这事可以看出，革命党内部意见也不甚统一，在孙中山提出必须实现定都南京等三个条件的同一天（2月13日），革命党人自办的《民立报》发表了《建都私议》的社论，提出八大理由来论证首都宜建于北京。而在谈到迁都问题时，广西同盟会员马君武怀疑宋教仁倒向袁世凯，出卖革命，于是对宋教仁“言语讨伐”，争执中，宋教仁怒而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奋起还击，重伤宋教仁左眼，也算是一段革命逸史。（胡汉民在《自传》中云：“宋以是质马，而亟批其左颊，马还击，伤宋目。宋入病院，旬日始愈。”）
袁世凯“退归田园”的威胁并没有动摇孙中山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心，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等人为成员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等专使团到北京后，袁世凯倒是给予了盛情招待，但对于南下就职一事则模棱两可，只以“竭诚尽力，早日南行”相搪塞。
不料在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突然传来数声炮响，随即便是人喊马嘶，大火熊熊，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这群人一路上呼呼喝喝，沿途纵火抢劫，有些乱兵还冲到专使团的住处，吓得蔡元培等人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情状极为狼狈。
第二天查明，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制的北洋第三镇，他们原本驻扎在北京城外，不知何故突然冲进城内，跑到东城和前门一带大肆哄抢，一路焚烧，还跑到专使团所住的煤渣胡同胡闹。到下半夜，兵变继续扩大，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当地的土匪闻风而动，趁火打劫，而部分巡警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等到清晨，被砸被抢的店铺、钱庄、民居已经有数千家，还有几百间房屋被焚烧，似乎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
这次兵变，是不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过，坊间倒有个传闻，说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找几个北洋军的将领商议，说如果家父南下就职的话，到时直隶都督就要由别人接手，届时北洋军恐怕要被裁撤一部分，对大家很是不利；要想不让家父南下，首先是要把南方专使团给赶跑。曹锟等人听后，大为恼火，便说：“这事也不难办，只要我们让弟兄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放两枪，把他们吓跑就是。”袁克定说：“只要你们一闹，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届时家父就走不成了。”
还有人说，在兵变的第二天早上，正当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情况的时候，曹锟突然推门而入，向袁世凯报告说：“昨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起身大骂道：“胡说八道，滚出去！”
目前的历史书大多将这次兵变指为袁世凯的预谋，但又语焉不详，缺乏直接的史料的证据证明，似有“因人定罪”之嫌疑。因此，也有部分史家反对这次兵变系“袁世凯策划”之说，如台湾学者吴相湘就曾在他的着作中说：“自来论北京兵变者大多以为袁氏所主使，甚至有指出此乃用杨度计者。然以今论之则均不免挟意气成见之讥。以天下众恶皆归之袁，固非历史真相也。”
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3）
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但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是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乱兵们在当晚的骚乱中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
当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并亲历此事的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
冯玉祥认为，说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是高估了他的实力，因为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据冯所说，导致这次兵变的直接原因是“段芝贵减饷”一事，因为按之前的惯例，军队开拔前士兵每人加饷一两，“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
但冯玉祥同时也认为，“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王朝更替而不乱者几稀。无独有偶的是，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当时也在北京军中）也在回忆录中称，“正月十二第三镇在北京兵变，初非袁世凯所主使，有些人委称系袁世凯指使，以抗议南方代表要求迁都南京者，实乃诬传，不过袁适逢其会，利用兵变拒绝迁都，或者有之。因第三镇在汉口与革命军作战之后，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战时期之不纪律生活习惯，而带兵者战时不知注意约束士兵的轨外行动，战后又疏于整顿与防范，故至酿成兵变，若谓第三镇兵变为袁主使，然则毅军兵变，亦将谓有人主使耶？”
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4）
原来，在第三镇兵变后的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毅军也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天津、保定也都相继发生哗变的事情。这些哗变，大都是以抢劫民财为目的，特别是在“截捕第三镇变兵后，得到意外的收获，军心即起浮动，每每想发横财”，因为在堵截中，“变兵被管押或处决，物品归公，而若干银钱饰物，不少都装入了堵截者的腰包。……经过一、二日截堵变兵，弟兄们彷佛像猫子吃惯了野食，派他们固然出去，不派他们亦要自动出去。……等到绝无变兵时，他们还有顺便偷劫城外居民的……”（《徐永昌回忆录》）袁世凯可能没有想到，他离开北洋新军不过两三年，他亲手训练出来的部队已经成了这个痞样。
在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由此，反对定都南京的声浪进一步高涨，《申报》在3月5日发表一篇题名为《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江苏省议会也于3月7日通电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
而就在同一天，黎元洪发布了一篇十万火急的通电：“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孽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与黎元洪一样，其他省份的都督及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都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事实上，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陷于被动的地位而不得不有所缓和，如孙中山在《复章太炎函》中说，定都一事，“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黄兴也在《复庄蕴宽李书城书》中说，“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 从以上表态来看，孙中山、黄兴虽有所退让并称由国民会议解决，但仍旧企图造成先定都南京的事实。
而“兵变”后，袁世凯也不再同专使团会面，却不时地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来，其用意不说自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到；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但话说回来，大势所趋，不让又能如何？
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1）
1908年11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宫中突然派出一大队的太监来到醇亲王府，在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一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在父亲及乳母的陪同下被抱进了皇宫。他，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溥仪，当年他还不到三岁。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离世，皇帝的大位便落在了这个小baby的身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真皇帝。不久，古城西安突然传起了这样一首童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在溥仪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一个白胡子老头跪在隆裕太后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读着一份文件”，可当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而读着的这份文件，正是清帝的退位诏书。
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年幼的溥仪懵懂无知，他不晓得这是在举行皇帝，也就是自己的下岗仪式。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个人在紫禁城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2月22日，他的监护人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宫里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七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颇令人感伤。
从名义上来说，溥仪是入嗣同治皇帝但同时又兼祧光绪皇帝的，因而在隆裕太后死后，溥仪又多了四位母后，那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敬懿太妃）、珣妃（庄和太妃）、瑨妃（荣惠太妃）和光绪皇帝的瑾妃（端康太妃，即珍妃的姐姐）。由于同治的几位妃子当时年事已高，紫禁城的常务之责便落在了端康太妃的身上，并主要由她来监护溥仪的成长。
端康太妃被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欺压了多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也继承了前面这二位的专擅作风。在溥仪十三四岁的时候，有几个太监为了讨溥仪的欢心而从宫外买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有带羽毛的帽子、亮闪闪的军刀，还有精致的皮带，像一般的少年一样，溥仪得意洋洋地穿戴了起来，端康太妃看见后大为震怒，她严厉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像话吗！？”溥仪被训后，只得换下礼服，脱下洋袜子，重新穿起了麻里麻烦的龙袍。
对于端康太妃的专擅，溥仪的几位师傅也颇有微辞。在这件事后，端康太妃也学了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的那一套，把溥仪身边的太监全部调走，而改派了自己的太监来监视。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不免发了一顿“嫡庶之分”的议论，溥仪听了之后，心里也十分窝火。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帝、后”矛盾最终大爆发，这就是御医范一梅的被辞退。陈宝琛在溥仪身边不满地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溥仪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也煽风点火：“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吗了？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奴才也看不过去……”
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2）
年少的溥仪听了这些撮弄后，气得腾腾腾地跑到端康太妃那里大喊大叫：“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
不曾料到的是，溥仪的反抗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他生母的死亡。原来，端康太妃在被溥仪抢白之后，气得脸色发白，随后便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及福晋（溥仪的生母系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还有老福晋（溥仪的祖母）一块召来并怒气冲冲地训斥了一番，谁知溥仪的生母个性很强，她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这样申斥过，于是从宫中回去后便吞了鸦片，自杀了。
悲剧发生后，端康太妃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对溥仪过分地管制了。不过，由于溥仪从小被抱进皇宫，他对生母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据溥仪的回忆，直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祖母才获准入宫探望，“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了几分惧怕”。
溥仪的祖母当年是反对溥仪入宫的，老太太在得知慈禧太后命载沣将溥仪送进皇宫继承大统时，一下子给气得昏厥了过去。醒后，老太太大骂：“害了人家的儿子（光绪）还不够，还要害人家的孙子！”溥仪的生母倒是很高兴的，她和低贱出生的祖母不一样，对权势这种东西看得更重。
当时与祖母一起进宫探视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大妹，宫中难得有小孩子，于是溥仪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养心殿去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后，溥杰不小心把明黄的袖里给溥仪看见了，还被皇帝哥哥给好一顿批：“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对于溥仪来说，和同龄人玩耍的机会总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溥仪只能蹲在毓庆宫东跨院的那颗桧柏树下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孤独的皇帝，一个人住着偌大的皇宫，他无法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这是幸运或者悲哀，实在是说不清楚。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曾想也没有能力去做摄政王，但对于这父子俩来说，生于帝王家，这就是命。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了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
冷雨残梦，落叶空阶，每次在这种回声之后，年少的溥仪都不敢走出屋子，似乎太监们给他讲的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全跑到他的窗户外面来了。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胆小的主子也不好伺候：他不高兴的时候，太监们要遭殃；他高兴的时候，太监们也可能要倒霉。年少孤僻的皇帝喜欢恶作剧甚至有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宫中唯一能阻止他的，只有乳母王焦氏，也就是当年陪同他一起进宫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焦氏从来不和人争吵，脸上总是带着些微笑，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为人心地善良，有一次溥仪把铁沙子放进蛋糕，要赏给太监吃。王焦氏看到了，惊叫道：“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啊？”溥仪说：“我就是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王焦氏说：“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可惜的是，王焦氏后来被送出宫外，任凭溥仪如何哭闹，内务府也没有把她找回来。从此后，溥仪身边再没有“通人性”的人了。溥仪直到结婚后，才派人把她找到；在伪满时期，溥仪又把她接到了东北供养。
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3）
长大了，要读书了，但溥仪并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是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溥仪虽为废帝，但教育仍旧沿用了之前的惯例。洋师傅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每天清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在五点半，冬季是六点……正式的觐见都在破晓时进行……大概在八点半时，皇上由他的满族老师伊克坦教读满文；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一点半时，就轮到我了，我的课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
清人赵翼曾这样描述当年康熙的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因为清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规矩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果按康熙朝的规定，皇子们除了元旦一天和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而溥仪至少在夏季有一个月的放假时间，这比他的那些先辈们可是舒服了。但是，对溥仪来说，读书是件苦差事，就算在平时，他也是时不时地找借口或称病逃课，即便是拿面包去喂蚂蚁，也比读书有趣多了啊。
张勋复辟的时候，京城曾流传过这样一则趣闻：复辟的前几天，张勋秘密进宫觐见溥仪，并奏明整个计划。溥仪听后摇头不同意，张勋问为什么，溥仪说：“陈师傅每天都要让我没完没了地念十三经，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么多事呢？”张勋说：“只要皇上登基了，就可以去管军国大事，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了。”溥仪听后大喜：“你此话当真？我登基后就可以不用去做功课了吗？”张勋点头道：“历史上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皇帝，没有听说过什么读书皇帝。”溥仪高兴极了：“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张勋复辟的那年，溥仪十三岁，其实他是没有主动参与复辟的，因为他当时还太小，只不过他的几个师傅倒是很热心，事情全部由他们跟张勋商量好了，师傅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罢了。段祺瑞在赶走张勋的辫子军后，也称“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奈何”，一句话就把溥仪的责任全开脱了。
就是溥仪的师傅，也没事，只可惜这个弟子实在不成器，读书一团糟，满文学了好几年，就学会了一句：“伊立！”（那还是满族大臣向他请安时，溥仪得说“起来”。）念书的时候，小皇帝经常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师傅跟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也听不懂，只想着去院子里看蚂蚁。直到后来，溥杰、毓崇（贝子溥伦的儿子）进宫给他当伴读来了，小皇帝这才好了点，至少能在书房里坐得住了。伴读一个月有八十两银子的待遇，但也不好当，有一次溥仪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陈师傅却对着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据他自己所说，在来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他遍访名山大川，走遍了内地各省；他通晓中国历史，还能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念唐诗。但庄士敦终究是个外国人，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
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4）
陈师傅这下头疼了，他得听溥仪半文半白、中英交杂的对话：“威廉姆（溥杰的洋名），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上！”……“阿瑟（另一位伴读溥佳的洋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仪的三妹）他们来，hear（听）外中国军队乐！”
每当这个时候，陈师傅都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一样。本来呢，陈师傅是溥仪的唯一灵魂，但庄士敦来后，灵魂又多了一个。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自作主张将辫子剪了去，这对于紫禁城的辫子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为此，太妃们还痛哭了几场，几个师傅更是脸色阴沉了好一段时间。一个月后，紫禁城只剩下三条辫子，而之前至少是1500条。三条辫子的所有人是溥仪的三位师傅，其中还有一位很快去世了。溥仪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两个伴读，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将辫子剪了去。第二天，陈师傅一抬头便看见三个光头弟子，在愣了好大一会后，才对毓崇冷笑一声，说：“好啊，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也变得越来越叛逆，时不时地就要反抗一下旧制度、旧礼仪。譬如，他不愿乘皇轿而要坐汽车，他为了骑自行车而将门槛锯掉，他要穿洋装、打领带、戴猎帽，等等。但最令端康太妃震惊的是，溥仪居然提出要戴眼镜……天哪，太可怕，皇帝竟然要戴眼镜！这是万万不能的。
最早发现溥仪眼睛近视的是庄士敦，因为每次上课快结束的时候，溥仪总是回头看那个座高近两米的大钟而不是更近的小钟，于是他提出请医生给溥仪检查视力并配戴眼镜，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端康太妃、内务府和醇亲王载沣的坚决反对，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保守派们才最终同意。溥仪戴上眼镜后，显得斯文了很多……他其实是喜欢戴眼镜的，特别是金边眼镜，他后来照的相片，大都是戴着眼镜而照。
说溥仪孤独，其实也不全是。至少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信件。信件大多是匿名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谋官的，有告密的，甚至还有请求皇上入教的。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外国女孩来信主动提出，愿意“侧身于皇帝的嫔妃行列”。当然，这些英文信都被庄士敦给直接处理掉了。其实溥仪也往外面写信并给报社投稿的，他曾以“邓炯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诗，后来还被庄士敦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了《紫禁城的黄昏》那本书。
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宣…统？……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5）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道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二十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在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乎，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
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一场梦一样。
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可惜，那已经是历史的回声了。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1）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组阁。就在众人走到检票处的时候，斜刺里突然蹿出一条黑影，只听“砰”的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在一片惊呼声中，凶手却身手敏捷，一转眼便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这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后，已经是奄奄一息。经检查，子弹系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要命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由于宋教仁刚刚领导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其于死地。
经手术后，子弹虽被取出，但此时的宋教仁已经是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曾考中过秀才，后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会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底，宋教仁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并于次年参与了同盟会的组建，成为革命党早期的重要领袖。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可是，在袁世凯的亲善拉拢下，宋教仁却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2）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心酸？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更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似乎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断然不会出此下策。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沪上的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地顺利，令人难以置信。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应夔丞（即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在得到报案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一妓院中将应桂馨抓获，并立即前往应家搜查。吊诡的是，巡捕们在搜查应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应桂馨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友人之托前往应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地一举抓获。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应桂馨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应家自投罗网？而武士英被捕之后，立刻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铭，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应会长（即应桂馨），应桂馨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一千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
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说完，他便给了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过了一会，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回应家报功去了。应桂馨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应家搜到。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3）
青帮大佬应桂馨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应桂馨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在这个时期，陈其美与应桂馨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应桂馨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应桂馨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他当上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还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由于将他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应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他打发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当上了中华民国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事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当北京政府得到应桂馨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
洪述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俞廉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但是，洪述祖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述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风昌那里议事，而洪述祖与赵风昌不仅是老相识，还有亲戚关系。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述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应桂馨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应桂馨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应桂馨在革命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的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4）
对于应桂馨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应桂馨、从应家搜到应桂馨与洪述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
密电函是破译刺宋案的重要证据，芦笛先生在《“毁宋酬勋”考》一文中作了独到的分析，思公先生在《晚清尽头是民国》一书中也对此重点关注，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了。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应、洪二人打算对宋教仁行刺，二是认为应、洪二人谋划从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以在报纸上对革命党人进行丑化。
进入3月份后，应、洪的电文中出现“毁宋”的字样，而这个“毁”也是同样有两种解释。更糟糕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也与应桂馨通过两封密电，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其他电文中透露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知道“毁宋”一事的。
从电文分析来看，最开始“毁宋”的含义应当是通过媒体丑化孙宋等人，但由于应桂馨拿不出实质性证据（即所谓“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当的价码，于是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毁宋”变成了 “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就这点而言，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秉钧与袁世凯了解或参与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却将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声称自己此次杀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并否认自己曾经见过应桂馨。不仅如此，武士英还声称自己是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为应桂馨脱罪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由于武士英前后的供词翻得太离谱，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后一直表现从容，丝毫没有畏惧的罪犯心理特征，他在出庭受审时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武士英前后反复的行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词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
武士英和应桂馨开始被分别关押在英法租界，后来均被引渡到中国法庭，但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却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由于没有记载有外来者接触犯人，因而武士英被看守者毒杀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凶手干得非常漂亮，竟然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当时都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当然，证据也有可能被看守毁灭）。
目前史论认为袁世凯将武士英杀人灭口，这很可能是“因人归罪”的无稽之谈。武士英的经历和背景与北京政府没有一点联系，说袁世凯杀人灭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脚，而且从技术上来说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当时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武士英被引渡到中国法庭后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而来的。如果说杀人灭口，最大的可能反是来自应桂馨的帮会系统或者陈其美势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以及被突然灭口，在这个幕后黑手被彻底揭露出来之前（唆使武士英翻供并将之灭口的很可能是同一主使人），宋案永远只能是一个谜。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5）
应桂馨被捕后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他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里。在袁世凯击败革命党人后，应桂馨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居然不甘寂寞地跳了出来，并在1913年底公开向北京政府发出请求“平反冤狱”的通电。应桂馨打着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借口，说什么“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实际上是为自己鸣冤求功。
不仅如此，应桂馨在青岛找到洪述祖（宋案发生后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岛租界）强索报酬未果后，又从青岛跑到北京，并写信给袁世凯索取杀宋的报酬。这个应桂馨当时可谓是头脑发昏，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开口就是索要现金50万元，而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两者缺一不可。
对付应桂馨这样的流氓，袁世凯还是很有一套的。某日晚上，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了应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应本人不在。当应桂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吓得连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仓皇逃往天津，但最终还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车开到廊坊附近的时候，应桂馨在车厢中被人乱刀砍死，死状极惨。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应桂馨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后来有证据证明，杀应的是北京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而下命令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袁世凯。这就是一个流氓泼皮前后反复、言而无信的下场。但反过来说，如果真是袁世凯指使了应桂馨刺杀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给他一笔钱将之打发走；但要是刺杀宋教仁是洪述祖与应桂馨肆意妄为并让袁世凯背了黑锅的话，那袁世凯对应桂馨陡起杀心，就实属正常了。
更让人头大的是，在应桂馨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在宋案中被攻击得最厉害的另一个嫌疑犯赵秉钧也突然死亡，这就让宋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了总理之职，并在风声过去后出任直隶都督。目前很多历史书都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的，但这种总统毒杀前总理的重大事件，多少会显得有点离奇。
至少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找到赵秉钧被毒死的任何确凿证据。事实上，赵秉钧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于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巧合，这大概就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了。从历史记载来看，赵秉钧早年跟随左宗棠大军参加西征，曾经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结果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由此筋骨折伤，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唯与鸦片烟相依为命。
赵秉钧为官多年，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发迹，并专攻警政。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后，赵秉钧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系统，开创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赵秉钧在清末一直跟随袁世凯，后来还出任过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负责警务、民政，并无什么特别的劣迹。最有意思的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赵秉钧和宋教仁的关系还算亲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教仁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秉钧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秉钧办理并请求赵秉钧从支票中代为偿付五千债务。倘若两人关系不好，断不可能有此委托。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后，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他听后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不一会，总统府中电请总理，赵秉钧即仓皇离去。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似乎并非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无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不至于如此。但是，赵秉钧是知道洪述祖“毁宋”活动的，这才会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这样一句话。看来，赵总理虽然在政治上也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但对于宋教仁的被杀一事，应该是为管束下属不严而承担责任。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6）
据记载，赵秉钧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赵秉钧突然腹中剧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等人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点过于武断。
宋案中最为阴险狡诈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后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岛德租界内。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结果被得讯赶来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当时年仅15岁）及宋之秘书刘白认出，结果洪述祖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后来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终在民国八年（1919年）被判绞刑，而这也是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在行刑过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头颈分离（也许是太胖或者是绞机是不合格产品），其状可怖。
洪述祖在狱中时自知难免一死，他曾自作一挽联为自己辩护，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既然洪述祖不服气，那就去阴曹地府见宋教仁、应桂馨辩驳一番罢。
至于另一个重大嫌疑人陈其美，更像是冤冤相报，自食其果。尽管陈其美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陈其美的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据说，有一次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经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陈其美也就与陶成章结下梁子。
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咋舌。更讽刺的是，在“陶案”之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
在宋案两个月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洪帮大盐枭徐宝山（当时也参与了革命）的暗杀，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林述庆后来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冥冥中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却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7）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还在临死前的那个月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但正如《论语》中所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地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种各取所用的历史政治化，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 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万余人。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被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人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
宋教仁墓的顶端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 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系于右任所书。
宋教仁的墓园原是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二次革命”只是一场退潮的革命（1）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稳健派主张法律解决，激进派号召武力从事，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他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并声称只要有两个师的兵力，他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
不过，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党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而舆论对“出师派”也颇为不利，因为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便国民党人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此时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的造反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后，国民党的三大“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在“宋案”陷于停顿之际，袁世凯却迅速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条件不可谓不苛刻。但袁世凯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与革命党人最终摊牌，因而此举实为未雨绸缪，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预先筹措足够的资金以应付未来的乱局，也是先招。毕竟，无论是造反或是镇反，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借款消息公布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表通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而袁世凯钱已到手，他也就干脆撕下脸皮，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吧？”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 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孚众望”的名义罢免。
至此，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丢掉幻想、起而应战了。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后倒没有立即举兵讨袁，而是先通电下野并前往上海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商议，之后秘密返回江西组织“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亦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
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后，黄兴赶赴南京将驻宁的第一师和第八师改编成讨袁军，随后以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名义通电江苏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在各方的压力下宣布独立，并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也随后宣布独立，同南京、江西构成犄角之势；福建都督孙道仁因手下的师长许崇智宣布起义，也加入了讨袁的阵营；在广东，被免职的胡汉民和新任都督陈炯明并没有中袁世凯的离间之计，他们也联合起来宣布独立；另外，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也在重庆宣布独立……表面上看，架势有当年辛亥之气象，但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了。
“二次革命”只是一场退潮的革命（2）
早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前，北洋军便已开始向南方各省渗透。1912年秋，一小部分北洋军队应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陆续进入湖北境内；1913年5月中旬后，南北对立之势日益明显，北洋军也开始大批南下，到5月底，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已经超过2万人。
袁世凯的战略计划并不复杂：北洋军沿着京汉线和津浦线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向安徽和江苏进军。在李烈钧于湖口宣布独立后，北洋军第一军各部在李纯及王占元的率领下沿着京汉铁路南下，很快便进抵江西九江；与此同时，冯国璋、雷震春、张勋等部也沿着津浦路进兵，向南京逼近。
一年前，黄兴在南京留守处裁撤整编南方革命军的时候特别留了个心眼，他在将那些兵员素质不高的队伍加以裁撤的同时，却秘密吸收了其中的中下级军官充实到另一支部队，这就是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来自于广西新军（原本是会集南京准备参加北伐的），在整编后，该师的干部队伍异常强大，从师旅长到营连长，基本都是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或者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同盟会员所组成；另外，该师的武器也很充足，不但充分装备了现部队，还有一份预存在军械库。
第八师是在黄兴的领导下所精心保留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但因为整编的缘故，中上层军官之间不甚团结，譬如当时黄兴将他的警卫团划给了第八师，但由于团长林虎所率的部队来自广东，与部队中的广西士兵及军官发生矛盾，这个团后来便被调到了江西（林虎与李烈钧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成为江西战场上与北洋军作战的主要力量。与林虎情况类似的是，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因军中矛盾而将其中的一个团带到了湖南（这支部队在“二次革命”中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北洋军李纯部在进入江西后，首先与讨袁军前锋林虎所部发生激战，数日后，讨袁军初战告捷并迫使北洋军暂时后撤。李纯受挫后调集后续兵力反扑并攻陷湖口，李烈钧率讨袁军余部退守吴城，随后又退守南昌。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李烈钧在北洋军的围攻之下，只好退出南昌并解散剩余部队，最终与林虎等人秘密流亡日本。
此时，第二军的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也进入江苏并摆开合围南京的架势。黄兴得讯后，随即令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向邻近的北洋驻军发起进攻，又令第八师骑兵团及机关枪连、炮兵营、工兵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第一师第1旅也随后跟进；第一师第 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协防北洋军倪嗣冲部；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其余部队，暂时驻防南京。
冷遹所部在北洋军的优势兵力紧逼下，不久即撤出徐州。讨袁军中的高级将领们斗志十分消沉，坐镇南京的黄兴也是一筹莫展，整个司令部充满了悲哀失败的情绪。这时，逃到上海的原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布取消江苏独立的电报，并密令捉拿黄兴。在此情况下，黄兴觉得事无可为，便在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
黄兴从南京不声不响地出走后，其他高级将领洪承点、冷遹等也当即出走，局势陷入了混乱。而在这时，革命阵营中的激烈派何海鸣、张尧卿、韩恢等人建立了“铁血监视团”，他们在得知黄兴离开南京后，急忙从上海星夜赶来，试图挽回颓势。如同武昌起义，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革命士兵再一次主动站了出来。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第一师的士兵赶走师长陈之骥（同盟会员，冯国璋之女婿），并与第八师联合起来占领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
“二次革命”只是一场退潮的革命（3）
此时，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尽管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但革命士兵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这些士兵，便是黄兴任南京留守处改编的第八师所残存的部队，而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等到冯国璋率各部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更为悬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在此期间，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约1000多人来到南京，这给南京“讨袁军”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鸣、张尧卿与柏文蔚之间出现不和，柏文蔚带领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而他带来的大部分人却自愿留在南京继续作战，足见当时城内的革命气氛是何等的浓烈。
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南京城破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结束。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流云散，完全瓦解；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 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出走南京的原因。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胡、陈两人也被逼走。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二次革命”只是一场退潮的革命（4）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所发起的这次革命，当时的大部分国人似乎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时任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称：“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摒弃也。”
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陈其美和他的兄弟们（1）
说起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有句话叫“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陈家指的是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但其上一辈还有三兄弟，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
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块大草坪上，高耸着一座扬臂跃马的雕像，像主骑着战马，英姿勃发，这就是陈氏兄弟的老二陈其美。这位曾在日本与蒋介石换过生死帖的结拜大哥，在当年的辛亥革命时期也曾叱咤风云，风光一时。
陈其美有三兄弟，老大陈其业，老三陈其采，他排行老二。陈家兄弟是浙江湖州人（原为吴兴），家庭出身小乡绅，数代耕读经商，不幸在太平天国时期家产荡尽，尽管其父勉力恢复祖业，但毕竟劫后余生，大不如前。按照传统的习惯，其父对陈家三兄弟做了如下安排，老大陈其业继承祖业，经营农桑；老二陈其美外出学徒，志在从商；老三陈其采修学私塾，以博功名。
老大在家守祖业，这在传统的社会中是最常见也是最稳妥的，因为读书在当时是奢侈的行为，而且得中的几率极小，所有只能让老三去尝试一下。农业社会，终究是要以农为本，辅之以商，这才能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
陈家老三其采也确有出息，他出生于1800年，小时候聪明伶俐，文采很好，十六岁中秀才后更让家人看到了希望。不久，陈其采进入南洋武备学堂学习军事，随后于1898年11月作为官费生被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年轻人习武从戎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但在甲午战争之后，时代潮流变了，一心读圣贤书的人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没过几年，清廷便废除了科举，当时最紧迫的是编练新军、抵御外侮，所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也许陈其采当时不会意识到，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意味着什么，但他的确是个幸运儿。早期的留日士官生非但在清末受到了极大的重用，而且在民国时期也是呼风唤雨，其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其年龄所不能相称的。
陈其美是留日士官一期生，同学中有蒋雁行、铁忠、吴禄贞、张绍曾、陆锦等40人；二期生25人，成名的有良弼、哈汉章、蓝天蔚、陈宦、冯耿光等人；三期有蔡锷、蒋方震、许崇智、曲同丰、贾德耀、陈文运、吴光新、张树元、傅良佐、魏宗瀚、魏邦平、王汝勤等；四期有蒋作宾、金永炎、王永泉、方声涛等；五期有李书诚、何成浚、陈之骥、陈仪、姜登选等；六期有阎锡山、孙传芳、赵恒惕、李烈钧、程潜、李根源、胡谦、刘存厚、罗佩金、杨文恺、孔庚、张开儒、张凤翙、卢香亭、顾品珍、周荫人等，以上都是1908年以前毕业的。1908年后毕业的还有徐树铮、杨宇霆、张群、王柏龄、何应钦、贺耀祖、钱大钧、汤恩伯等人。这些可都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牛人啊。
留日士官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他们当时大都在30岁上下，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如阎锡山、李烈钧、蔡锷等人已经做上了一省之督，这在科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留日士官生之所以能够在风云突变之时爬上这么高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清末的时候掌握了各省新军。
当时清廷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官费生一般要先入成城学校，这是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后来因为清廷派出的留日士官生太多，日本才开设了专收中国人的振武学校作为预备学校。在成城学校或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合格后，留日士官生才能进入日本现役军队见习一年，之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前三期与日本士官生共同学习，据说后来因中国第三期学员蒋方震在毕业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并获取日本天皇的赐刀，日方感到很耻辱，于是后来的中国留日士官生便单独办班），再回原见习部队实习三个月，这才能获得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后来的蒋介石，就是在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日本联队见习时，因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而中断，而与他同期的张群则是1914年又重新回日本士官学校继续完成了他的学业。
陈其美和他的兄弟们（2）
陈其采在日本学习期间表现优异，他在成城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做见习士官，一年见习期满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2年3月，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陈其采等人是第一批学成回国的军事留学生，自然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视，他刚一回国，便被任命为驻沪新军统带；不久，又被派往湖南创办湖南武备学堂，并担任监督（校长）一职。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将新军扩编为步兵两标，陈其采在两标中都担任过标统（团长），此时他不过25岁。1907年，陈其采被调往南京任陆军第九镇正参谋官，未及一年，又被征调入京担任军咨府第三厅厅长，负责掌管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在此期间，陈其采还兼任了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的监督（校长）。
清廷当时编练新军是花了血本的，每年的军费开支在5000万两银子以上，几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陈其采、吴禄贞、张绍曾、蔡锷、李烈钧、阎锡山这些人的升迁也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就连地方督抚也要敬他们几分。
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的刺激和启发。陈其美出生于1878年，比弟弟大两岁，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26岁了学徒还没出师，而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便已经飞黄腾达、前途似锦，这如何能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陈其美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后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