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糊涂读史
作者：端木赐香
【内容简介】
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糊涂读史有论者称本书以古代的、二三十年前的、官方的、民间的多种语言讲述历史故事，效果很像给语言照镜子，大家忽然瞥见了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嘴脸，说不定还能猜出这些人的肚子里怀着什么鬼胎。又有论著赞赏本书“个人化的历史和细节化历史”的趣味和眼光，作者在既往“事故多发地段”守望，以防堕入吞噬生灵的深谷或掉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作者自己的想法呢？读史是为了追寻！从今天出发，追寻过去；从过去起步，追寻当代。追寻的过程，就是收获的过程！
第1节：朱重八闹革命 第2节：元璋的爱民
第3节：元璋与学风、民风 第4节：大流氓朱棣
第5节：小流氓朱厚照 第6节：一代倔种嘉靖朝
第7节：没兴头的万历 第8节：“汪直”事件
第9节：居正身前(1) 第10节：居正身前(2)
第11节：居正身前(3) 第12节：居正身后(1)
第13节：居正身后(2) 第14节：夷
第15节：打鬼 第16节：罗伯特-赫德的尴尬
第17节：大清的尴尬(1) 第18节：大清的尴尬(2)
第19节：李鸿章的傲慢 第20节：林则徐的睁眼(1)
第21节：林则徐的睁眼(2) 第22节：嘉庆的自作多情
第23节：大清帝国羞答答的外交 第24节：托马斯-斯当东的见证
第25节：林则徐的销烟 第26节：琦善的投降
第27节：洪承畴与新领导的互动(1) 第28节：洪承畴与新领导的互动(2)
第29节：慈禧老太太的家事(1) 第30节：慈禧老太太的家事(2)第1节：朱重八闹革命
正篇一
大明风姿：一个王朝的偏执与意象
朱重八闹革命
在所有的开国皇帝中，朱重八可能是最穷的一个，三代贫农啊——祖孙三代穷得没有一个人有个像样的名字：他的祖父叫朱初一，伯父叫朱五一，父亲叫朱五四，等他生下来，前面已有七位堂兄与亲兄，一直从重一排到重七，所以他只好叫朱重八了。直到结婚时，他才有了个像样的名字：元璋！尽管刘邦小时候也只叫刘季（按伯仲季叔排列，刘季就是刘三小啦）来着，但人家却能在外头赊酒吃，而朱重八呢，经常饿得头晕眼花的。
饿得多了，小小年纪的朱重八，就对地主阶级怀有了朴素的阶级仇恨。一次，他的放牛伙伴们都说自己从没吃过牛肉，聪明的小重八说想吃牛肉还不容易？说着，把自己所放的地主家的小牛犊一石头砸死，跟伙伴们烤着吃了，结果朱重八当然是挨了一顿打。小重八把阶级仇恨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是时也，汉人正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第一座蒙古人，第二座色目人，第三座汉人（当然仅限于地主们），不够整三座，那就叫两座半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两座半的重压之下，地下组织白莲教一直在基层发动人民。机会终于来了，黄河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在白莲教的领导下，修河的民工们揭竿而起，打响了武装反对元朝封建统治的第一竹竿子！年轻的朱重八投奔红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巾”战士。
朱重八很快受到了“红巾军”支队队长郭子兴的赏识，并且成了人家的女婿。既然给领导做女婿，就不能“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了，所以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为自己以后做领导填干部履历表做好了组织准备工作。果不其然，后来他的履历表上（《明史》）自然多了一道：他娘怀胎时梦见神仙给药粒一丸，药丸叫什么名字作者张廷玉没交待，我估摸着不是脑白金，就是“他好我也好”之类的玩艺儿。据孩子他娘说，吃了那药丸，嘴里还一直香喷喷的，要不就是口香糖？反正这孩子出生时红光满院，有那傻邻居，居然以为朱家着火了。
朱重八的造反运动越做越红火，但是他对贫苦人民的阶级感情一如既往，他严格禁止士兵扰民，禁止他们拿群众一针一线。大军打进安徽当涂时，有一士兵违反了军纪，朱元璋立刻把他斩了。《明史？太祖本纪二》记载，朱重八跟徐达等开国元帅们说：“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也就是说，他是救民于水火之中。他还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也就是说，以往的造反，有点极左，他可不忍心干这种缺德的造反。总之，人民的军队人民爱，朱元璋的“红巾军”，在人民的支持下，以竹竿子捅破篓子之势把两座半全捅翻了！当然，这与朱元璋放弃前嫌高瞻远瞩优待俘虏善待投诚的敌军将领统战工作做得好也是分不开的。他告诫众将们说：“元之宗戚，咸俾保全”，不但不杀元朝宗戚，而且对那些给元朝干过的旧臣们，也给予出路，妥善安置他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总之，虽然重八没读多少书，但造反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功了，所谓造反粗鄙化，大概就是说朱重八这号造反领袖的吧？
朱重八做皇上
重八做了皇上，心里并不踏实。按理说，建国初年，万木逢春，百废待兴，大家拧成一股绳儿，埋头搞经济与文化建设为好。问题是皇上心里不踏实，看那些开国元勋，好像比自己还不踏实。比如胡惟庸，元璋（以后不能叫人家重八了，毕竟做了皇上）左看右看，越看越觉得他像个阴谋家，至于亲家翁李善长也和这些阴谋家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巩固新生的大明政权，朱元璋干脆都把他们杀了。还有一些功臣，经受不住地主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腐败了，天天不是桑拿就是三陪，当然无心工作。这样，国家政务就都落到了朱皇上一人头上。史称，朱皇上是个工作狂，除了工作和看书，没有其他爱好。至于女人和烤牛肉，都走开！但是中国的文人一到政府工作，毛病就都大了：三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他非得用三百句，普通话能说清楚的事他非得用文言文，这就人为地加大了元璋的工作量。比如刑部主事茹太素给皇上上“万言书”（据说是一万七千字），元璋一看那厚度，就丧失了看的兴趣。让中书郎王敏朗诵，听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元璋当下就火了，叫人把茹太素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元璋气消了，再次叫人给他读茹太素的万言书，据说，皇上耐着性子听到一万六千字处，才明白是什么意思，说：“作皇帝难，作臣子也不容易啊……太素所说的要点，有500字也够说清楚，搞了这一大堆，何苦来？”从此规定朝臣们上书言事，以言简意赅为准则，皇帝的工作任务相对减轻了些。
但是即使这样，皇帝这活儿也还不是人干的。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仅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的8天中，各机关的奏章就达1666件，共计3391件事，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8件，处理事件424件（陈长琦《中国政治制度史》）。试想想，中学语文老师每晚批改五十个学生的作文都是“半夜了，老师窗户的灯依然亮着”，元璋批示国事，那还不得批到日上三竿啊。唐玄宗有了杨贵妃，那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可元璋有了大明，那可是君王从此不睡觉啊！国事如此繁忙，身体当然每况愈下了，还有，政治上的假想敌太多，导致元璋精神上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心跳病和神经衰弱症越来越严重。
都说中国的开国皇上好来文字狱，你说不来行吗？心跳病啊，神经衰弱啊，严格来讲，是开国功勋们给导引出来的。据说元璋本来没有文字狱的心眼儿，可是开国功臣们看文人在建国后很吃香，有些犯酸，就合伙出了个主意。一天，跟元璋聊天时又说文人不好。元璋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以后和平了，得重用文人呢。他们当中就有人接茬说：“不过也不能过于相信文人，太相信了就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刺人。比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儒生，好房子，大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作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有人取为士诚。”元璋傻乎乎地接话说：“不错呵，士诚这名不错啊。”那人说：“不然，上大当了，《孟子》上有句话：‘士，诚小人也’，这话可以断句为‘士诚，小人也’。可怜张九四，被人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也不明白，真是可怜啊！”（明？黄溥《闲中今古录》）。
元璋一听，原来阴谋斗争时刻存在着啊！从此更加累心了，每天废寝忘食地趴那些纸堆里找“小人”，放谁不心跳不神经衰弱啊！这么一心跳一衰弱，可就了不得了，皇上看谁都像阴谋家了！结果当然是文人遭殃了。吴晗是这样总结的：“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吴晗《朱元璋传》第171页）。哎，你以为做皇上容易呢？比做屠夫还难！
第2节：元璋的爱民
元璋的爱民
虽然一做皇上就容易心理有病，但是元璋爱民之心依然如故，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锄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明太祖实录》卷22、卷250）正是由于知道“农民最苦”，所以元璋要求他的官员要爱护百姓，拔毛的时候下手要轻：“天下新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像鸟儿刚学飞，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动不得根。”（《明史》卷281循吏传序）元璋的话里，透着一股农家老大爷般的慈爱，简直是爱民如子啊！
更慈爱的还在后头。据《明太祖实录？卷230》记载，曾经有道士给元璋献长生不老的法子，没想到元璋不接受，说：“我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长寿和快乐。”别的不说，就凭这句话，我竟对大明帝国特别的神往起来。当然在此之前，我神往的本来是大宋王朝呢。众所周知，大宋王朝对文人特别宽容，文人们话说得再冲，顶多一个异地流放，三五年就回来了，更关键的是，不用担心项上人头搬家之类的问题。没想到，元璋这一句话，竟使我有所动摇了。这就是开国帝王勤政爱民的魅力吧！
元璋对贪官，那是恨之入骨。《刑律》中有单独的反贪条款，规定：枉法受赃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即处以绞刑。至于那些大贪污犯，元璋干脆对他们剥皮实草。对贪官的恨，就是对百姓的爱。元璋希望手下的官员，人人是清官，那样大明的百姓就有福气了。奈何大明的官员们经受不住封建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袭击，前仆后继地倒在了贪污的阵地上。为了让清官斗过贪官，所以他鼓励百姓上访：“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诣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举其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大诰？耆纪奏有民事善恶第四十五》）
这个《大诰》是元璋亲自撰写并颁行天下的，里面最惹我羡慕的，不是百姓们可以协助清官对付贪官的民权意识，而是百姓们上访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百姓上访众官刁难的境况，元璋也考虑到了：“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勿得阻当。”（《大诰？乡民除患第四十九》）一句话，条条大路通京都，谁敢拦截百姓上访，格杀勿论！
元璋爱民，而民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在爱着他们的皇上。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中说：“当时不流通的洪武钱，乡下人很看重，孩子们佩在身上，以为可以辟邪。”看了这文字，我现在就想上北京，到琉璃厂转圈儿，运气好了，买枚洪武钱，挂到俺家门口吓小偷，就是送给俺那开出租车的表哥，也可以辟邪啊！
第3节：元璋与学风、民风
元璋与学风、民风
作为开国之主，元璋深深地明白，大明江山的稳定，跟一个国家的学风与民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开国之初，他就于百忙之中抽出精力来整顿学风与民风了。
大明的官办中央学校叫作国子监。
国子监的特点是：政治与教育一体化、官僚与师儒一体化。与其说国子监是一所学校，还不如说它是个政治机构，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校长）、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皆出于吏部。老师是长官，教育就是政治。这样的学校，其学风缺少民主意识是可想而知的。
教材选用之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传统的四书五经，它是儒家经典，学生当然要读。孔子的思想没有任何问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只要求大家守规矩来着，不用政审。但是孟子就不一样了，元璋做了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发现孟子是个修正主义者，把孔儒思想给修正了，说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不是教唆大家犯上作乱吗？元璋为此气得大发脾气：“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可惜这老头没有生在当朝，元璋一肚子火无处发泄，遂拿孟子牌位出气，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的孟子牌位，于是地下的孟子暂时失去了配享冷猪头肉的特级待遇。后来元璋抵不住社会舆论之压力，恢复了孟子原有的地位与待遇，但是对于孟子思想，却没有通融的意思。元璋弄了个孟子审查委员会，负责孟子一书的编写工作，凡是元璋认为有碍的，审查委员会都给删了，最后弄了个《孟子节文》的洁本，作全国的通用教材。
当然，学生光读孔孟思想那是远远不够的，元璋亲自给学生编了一本教材，名叫《大诰》，一共四册。并且规定，“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
教材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校规校纪了。东汉与大宋王朝的学生动不动游行上书，干预国事，不成体统。为了防止大明王朝出现汉宋之学风，政府前后增订，弄出一个五十六条国子监监规，规定得很详细，比如学生必须穿校服、班与班之间不准来往、学生不得喝酒、吃饭不得喧哗、不得议论食堂饭食之美恶等。最关键的是，学生“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犯名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这样吓人，学生当然老实多了。当然，偶而也出个傻大胆儿，洪武二十七年，也就是1394年，国子监有个叫赵麟的学生，在学校贴大字报（“没头贴子”），抗议学校虐待学生。照校规，这学生应该挨一百板子，然后充军。但是元璋怕这学生带出一个坏头来，所以法外用刑，把他枭首示众了。杀过之后，元璋给学生训话，叫大家循规蹈矩，并鼓励大家相互揭发：“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贴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南痈志？卷10？谟训考》）由此可以看出，在大明朝代做学生，那是很没劲的。法律也没个谱儿，贴个大字报，一会儿说是打板子，执行时却是枭首，训话时就顺口扯成凌迟了。不说其他，光这个凌迟，它就有严格规定啊，须来3357刀，每10刀一歇一吆喝。这事儿光想想就能把人吓晕的。
至于各级地方学校，也定有禁例十二条，刻为“卧碑”，立在学校吓人。现在的学校都聪明了，要么把学生守则贴在校门口的布告栏里，要么人手一册，好让学生心中有数，免得知则犯则。十二禁例里最莫名其妙的一条是：学生不得交结地方官。最厉害的一条是，学生不许议论国政：“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大明会典？卷78？学校》）
最后是考试制度。明朝的考试制度是历史上最严谨的，以四书五经和《大诰》为命题范围，以朱熹的《四书五经注疏》为参考答案，以八股文为制式，学生不得自由发挥一家之见。于是大明的学生是世界上最乖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整顿校风的同时，元璋还抓民风建设。元璋最喜欢的就是中原百姓的憨厚民风，他曾经教导其他地方的百姓以中原百姓为榜样：“中原之民，惟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一句话，中原百姓很对得起政府，光知道交税服劳役，模范啊。
当然了，百姓素质不高，容易不知不觉中就犯了国法，为了让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元璋在编写《大诰》的时候，就考虑到百姓了。他一反皇帝诏书必须经过文人润色再颁布的成例，通篇直书自己那白得像白开水的大白话。这种不用秘书不怕百姓低看的做法，据说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了。为了让百姓人人看得懂《大诰》，人人会背《大诰》，元璋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每户都必须收藏《大诰》，为“臣民之至宝”。宝贵到什么程度呢？如犯死罪以下，家有《大诰》者可罪减一等，无者罪加一等。“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这招厉害，凡是不买《大诰》的，政府就不承认你的大明国籍，要驱逐出境的。为了免于大家只买《大诰》而不读《大诰》，政府还在全国展开了读《大诰》、讲《大诰》、背《大诰》的比赛活动：教师率学生至礼部背诵，视所诵多寡加以奖励。洪武三十年，也就是1397年，天下讲读《大诰》师生至京师朝见者即达19万人！
元璋还始创里甲制，要求全国人民要“互相知丁”。所谓的互相知丁，就是互相检举揭发的意思。比如邻居家有人，出门两年没有回家，邻里就有义务上官府告发。
第4节：大流氓朱棣
大流氓朱棣
朱棣的爹是农民出身，当然就有点小农意识了：多妻多子。朱重八在后宫养了多少老虎，我们数不清，但是这些母老虎们生了多少虎仔，史料还是有答案的：26只。
论长幼，朱棣排在第四。按大中华规矩，皇位轮不上朱老四，因为他既不是老大，更不是嫡出。当然，中国的干部履历表是可以因工作的需要而随时改动的：他一即位，就宣布马皇后是自己的亲娘。他这点小动作，想必红楼姑娘贾探春是深有感触的。探春跟宝玉没有伙着一个娘，心里甭提有多别扭了，瞅着自己那亲娘赵姨娘，咋瞅咋别扭。遗憾的是，历史与历史学家就是专跟人找别扭的，根据明朝《太常寺志》的记载和明史学家吴晗的考证，朱老四的娘亲根本不是那个大脚娘们儿，而是一个名叫碽妃的高丽女人。史书上说他不但英武过人，而且还是个帅哥。那个老大——皇太子朱标，据说长得很不咋地，还是个大头儿。大头儿也没什么不好，问题是短命——接班人等不到接班那一天就死了。
朱棣的爹最后悔的可能是，自己小时候没有遇上希望工程，这让他老人家在朝廷上讲话的时候，很吃力。那些酸大臣动不动就上个万言书，他听不懂。据说他为开国功臣兼亲家翁徐达墓撰写的碑文，全大明的文人没一个能读通的，因为没法断句。总之，他老怀疑自己玩不过那群文人。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给朱家争口气，他给孩子们请了最好的家教，朱棣就是这种家教下的一个优等生。表现如下：
之一，能把阴谋篡位弄到成功。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弄成的，即使是常胜将军也做不到——朱重八一死，朱棣短短几年内就把侄儿建文皇帝给闹没了。民心不向他，他也不正义，居然就弄成了。朱棣一上台，就向国内外宣布：老爹本来是要把位置传给他的，却让建文篡了位。这样，篡位之举就变成了拨乱反正！
之二，诛灭十族的创新举动。朱棣即位，相中了名士方孝孺，老方字写得好，圈也划得圆，朱棣就让他起草即位诏书，奈何方先生不干。两人就较上劲儿了。
朱棣：我法周公辅成王耳。
方：成王安在？
朱棣：伊自焚死。
方：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国赖长君。
方：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老方还是不干，朱棣也就拗上了：不干也得干。
方：死也不干！
朱棣：我诛你九族。
方：诛我十族又奈何？
朱棣：好，我就成全你，诛你十族，九族之外，加上你老师一族！谁让你老师教出你这倔种来！
朱棣诛十族的时候，还来点心理小折磨，每逮一个人，都要送老方面前叫他看看：你看看，一人升天，十族陪葬！
不知道老方拗什么拗，一肚子才学，不知道皇上轮流做，明年到咱家啊？至于名节，只要没在夫君坟头前扇过土，能做到祥林嫂那个样儿——改嫁时众目睽睽之下，跟香炉抵个头，额头上贴个创可贴跟继任丈夫拜堂——就够意思了，值得咱全家老小一块儿殉情吗？
之三，引蛇出洞的阳谋计策。众所周知，朱棣即位后，迁都北京。可大明那些倔种大臣们坚决不同意，动不动掂着脑袋上书。朱棣罢了三个倔种，反对的声浪渐息。可迁都后，新建的三座宫殿起了大火，那些对迁都一事耿耿于怀的臣僚借题发挥，把火灾与迁都挂起钩来，私下里互发短信。朱棣想治他们的罪，又没有证据，遂下诏让大家发表意见，一帮傻大臣以为遇上明君了，就百家齐鸣，人人写折子，个个发牢骚。等他们闹腾够了，朱棣弄个“谤讪罪”——收网，这帮人全栽网套里了：一网打尽，群鸟失声啊！
之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作派。朱棣对待他的政敌，手腕可是流氓到家了。
对待方孝孺：令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双耳”。我估摸着是这意思：叫你嘴硬，我给你弄好大一张嘴！
对待兵部尚书铁弦：割其肉烤了，塞铁铉嘴里给他吃，还问他甜不甜——“甘否”。铁铉说当然甜了——“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忠臣孝子之肉竟然是甜的？这倒出我意料了。当年北京人吃袁崇焕的生肉片时，也没留下个笔记来，否则咱们倒可以两厢里印证一下的。
对待礼部尚书陈迪：割其子鼻舌，强塞给陈迪吃。这一手是跟商纣王学的，周文王被囚，就享受过此等待遇。当年的周文王一吃儿子肉，神经就错乱了，一错乱，就弄了个周易六十四卦。至今人们还愿意跑到那八卦迷魂阵里，体验一下文王吃过儿肉后的精神幻觉。
对待左佥都御史景清：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我估计可能跟剁饺子馅差不多。我不知道，人们剁饺子馅的灵感是否来自于刽子手们的快刀，但饺子乃中国传统食品精华之一却是公论。饺子俗称扁食。我们现在骂人还是：找扁吗你？
至于案犯家的女人们，就更惨了，被送去犒军了——“转营奸宿”。死了，就“抬去门外，着狗吃了”。贼首齐泰与黄子澄家的女人，据教坊司汇报：每人给安排了20条汉子，让年轻的都怀上胎。生了男孩，就让他做小龟子，但是还生个女儿，三岁了，咋办？朱棣的批示如下：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原来皇上百忙之中还操心三陪人员的国家储备。
朱棣就这么一个大尾巴狼，有小虫子爬他身上，他不但不剁它，还着令太监把它放回树上。而且，也挺亲民的。比如永乐元年他曾下诏说：“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话翻译过来挺感人的：河南百姓遭灾了，我吃嘛嘛不香啊。我派去的特派员，满道路都是啊。让百姓致富走向小康，那是俺的愿望啊！
第5节：小流氓朱厚照
小流氓朱厚照
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朱重八的威风，朱棣的能耐，到了明武宗朱厚照这一代，就只剩下小流氓风度了。
厚照小的时候很爱读书听课，当然那时候他别无选择，因为大明的皇宫里除了女人多以外，也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厚照的爹孝宗觉得应该加强儿子的素质教育，所以经常让他做户外活动。这一户外就不得了了，小厚照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从此对读书听课没了兴头。
1505年，也就是郑和首下西洋百年祭的那一年，明孝宗与世长辞。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说：如有事，找内阁。朱厚照继位，是年15岁，虚岁。小小少年没想到，一做皇上，自己的体育课反而都被取消了，天天净成政治课与语文课了。政治课，一副孔朱面孔，令人生厌。语文课呢，更是那种误尽苍生式的：可恶的大臣们，仗着自己高考状元的功夫，上的奏折长、净用生僻字不说，还玩起语言瀑布——句与句之间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天天批改这作文放谁也烦，何况一个小小少年？小小少年身边终于出现了一位心理学大师，名叫刘瑾。他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喜欢什么，逗鹰斗狗啊，牛羊抵角啊，一帮子玩得好欢。大臣再上折子，小小皇上写个“阅”就完了。有时候玩得正高兴，刘瑾也撵着叫写“阅”，小皇上一听就急了：“事事都需要我来阅，要你们干什么？”刘瑾要的就是这句。虽然刘瑾认字也不多，但是跟太祖元璋相比，也不算太文盲。国家大事，说穿了就那么一回事，放谁也能阅两下的，大不了念个冒号罢了。江山就这么坐了下去。
少年皇上似乎除了不适合做皇上，其他方面则样样拿手：他适合做经纪人。他在后宫弄了店铺，自己穿上平民服装在里头跟人讨价还价，讨得乐此不疲。如果大明不搞海禁，那么那时的百姓会跟现在的百姓一样全民下海，十亿人民九亿商，中国明朝那颗资本主义的小豆芽也不会只发展为萌芽状态。他适合做酒店老板，他率先在自己的酒店里弄了吹拉弹唱的三陪小姐，弄的那个热火啊。他适合做杂技团团长，他让各色人等在自己面前表演绝活，现在电视里的曲艺杂弹之类的估计也就这么一个水平。他还举办世界小姐的选美比赛，最后发现西域小姐比大明小姐俏多了。他把这些俏小姐，弄到自己的别墅——豹房里，亲密接触，亲密会谈。他还特喜欢卡拉ok，兴致一来，就扯开嗓子卡拉一首，堪称与民同乐，当然他的人民只限于三陪小姐和宦官们。
少年皇上渐渐长大成人，成人的标志就是，二十岁的皇上开始喜欢给人做干爹了。众所周知，做干爹是明朝的太监、近代的黑社会和现代的贪官最喜欢做的事。太监喜欢做干爹是为自己留后路，黑社会做干爹是为了给自己找打手，贪官做干爹是为了泡干女儿时比较方便。而朱厚照喜欢做干爹，却是因为他的好武，他有127名干儿子，全都是军官。干爹闲来无事，就在京城里和干儿子们表演军事会操，他自己单独指挥一支方队，当然他的兵都是太监，号为中军。他可能读书少，不知道孙膑为吴王阖庐训练英姿飒爽之女民兵的事儿，否则他可能把后宫那么多的小脚老虎们拉出来进行军训的。干爹也没白当，他和干儿子们的军事演习接近了实战水平，因为京城百姓不但惊动了，争相围观，而且据史书记载，就连京城的鸡啊狗啊也跟着狂吠三天。
演习并非实战，不算过瘾。终于有了机会，1517年，厚照和干儿子们在塞外玩的时候，正值蒙古人在关外骚扰，厚照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身先士卒，与蒙古人激战，战争结果：厚照差点被俘，蒙古方面死16人，我军伤亡600余人。蒙古人跑了，当然就是我们胜了。班师回朝的路上，大将军那个乐啊，专门弄数十辆大车，上载和尚妇女数百人，令他们互发短信，打逗取乐。真正实现了孟子所谓的独乐乐不如与民同乐的圣训。
1518年，皇上又想打仗了，命令大学士起草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再次到北方巡视。四位内阁学士都不愿干这种缺德事，其中有一位哭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说：打死我我也不干。小流氓比朱棣那种大流氓仁义些，根本不屑理这帮泪腺发达的傻大臣们，他自己上路了。在路上，还不忘封自己为镇国公，后来又封自己为太师，位居大学士之上，这样朱寿将军就成了厚照手下的最高级的文官了。不但做官，还有薪水——岁支俸米五千石。
遗憾的是，蒙古人的战术是敌来我跑的游击战，所以朱寿将军找不着敌人，无功而返。京城里迎接他的，是一场辩论赛——大臣们发现光靠哭也不行了。两位大学士说，皇上自我降级为镇国公，先皇们如何排位，跟着降吗？内阁首辅干脆装傻发愣：所谓的威武大将军朱寿到底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斩。厚照依旧用浪漫来回击这帮傻瓜呆鸟——1519年，厚照又想南巡了。全体大臣就跪在午门前集体哭丧。明朝官员们的泪腺是有史以来最发达的，也不知咋搞的。大臣们哭得地动山摇的，厚照就命人扒他们的裤子，每人屁股蛋上赏30板子。这些文官们从来不上体育课，屁股估计特嫩，所以，最后因屁股问题而致死的，计11人。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被皇上打屁屁，都是忠臣才能摊上的待遇，你倒想叫人家打你屁屁，可你屁股没有坐上相应的位置，自己撅开屁股，政府也不赏你一板子的。
政府的板子很重，官员们的屁屁又很嫩，所以，打死的机会就比较多些。打死，虽然不能叫死得重于泰山，但起码死得重于屁股，比鸿毛要有分量多了。所以有些大臣在屁股疼得要命时，脑袋却挺坚挺，对那不争气流泪的儿子吼叫：哭什么哭！为皇上而死，死得其所，虽死犹荣！我一朋友（处级干部）怀疑自己得了坐骨神经痛，屁股老疼，我就替他遗憾：你要是生在明朝就好了，有事没事犯个小错，政府里就有专人拍你屁股。
闲话少说，厚照成全了诸多屁股英雄，最后还是南巡去了。他的南巡，是在南方打虾来着，撒网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自己撒河里去了。厚照身体状况本就是一日不如一日，这次掉河里做了回落汤鸡，元气大损。回来后还住进豹房，坚持与小姐们同乐，1521年，一命归西，终年31岁。
厚照不是个好把式，“亲亲啃啃”的种地多年，浪费恁多肥田肥水，也没结出一个谷穗来，导致大位无人接。临终前，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轻佻和浪漫与大明的整体气氛是格格不入的（直到今天，还有史家在谴责他：某日紫禁城的乾清宫起了大火，自二更天一直烧至天明，作为当朝天子的他，很幽默很富想象力地脱口而出：好大一棚烟火啊。他是不能承受之轻，而他的大臣们则是不能承受之重，他的轻松，有意无意中恰恰形成了对大臣们的一种嘲讽，甚至是一种调戏。我喜欢这种嘲讽与调戏，它让沉重的大明，有了一丝浪漫，几许轻松，否则明史还有什么意思？）临终前的他，可能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了，所以他对司礼太临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走完了自己的人皇之路，临终还要大包大揽：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大明那环境下，皇上根本不是人干的活，这么好的一个领导坯子，让体制给毁了！
第6节：一代倔种嘉靖朝
一代倔种嘉靖朝
朱厚照走了，政府给其谥号为武，是为明武宗。
众所周知，从大宋建国以来，封建政府就开始重文轻武了。所以这谥号总透着点不地道的意味。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这是明褒暗贬。我觉得，用不得暗贬，这是直接明贬。中国文人虽然斗不过文字狱，但在玩纯文字游戏时，还是游刃有余的。正因为武宗的轻佻与浪漫给明朝官员们找不着北的感觉，所以，等新皇上一上任，他们就开始给他罩笼头了。
新皇上是厚照的堂兄，名叫朱厚熜。天上掉下个肉馅饼，朱厚熜竟成了接班人，1521年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
估计是朱厚照小流氓过头了，为了拨乱反正，此后的大明官员们，在拉大明这辆破板车的时候，很有点一根筋的倾向。在此之前，洪武时代就初露一根筋之端倪。比如高丽大将李成桂幽其主而自立，以国人表来请命，很给咱这边面子，咱就很高兴，更其国号曰朝鲜，从此，朝鲜就成咱的贴心兄弟之邦了。安南擅废立，咱就不让其来朝贡了，他们屁颠屁颠地来了，咱拒不接贡。当然安南也是咱的兄弟之邦，但是兄弟之邦不听话，咱就不“宠幸”它。这还都是小意思，随着海禁的严厉，国门国窗的关闭，整个大明愈来愈一根筋了，遗憾的是，大清也继承了这种一根筋，发展到最高峰，其状态只能用河南内黄那句老话来概括：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我们的史书上简而概之为“落后挨打”！
此是后话，我们还是接着说嘉靖。嘉靖一上任，就因为自己亲生父亲的庙号与群臣干上了，史称“大礼仪之争”。嘉靖认为，我是皇上，俺亲爹当然就得追封为皇上。朝臣们认为：那可不行，你是过继过来的，你爹追封为皇上，原来的皇上武宗、孝宗这一支怎么办？虽说嘉靖给老爹弄的庙号都是虚的，可谁不知道中国那时候的政府就喜欢务虚？所以，嘉靖怎么称呼亲爹后娘的问题，成了首要的问题。
一根筋遭遇一根筋，倔种碰上了倔种，双方就拧上了。首辅张廷和的意思是，嘉靖应认孝宗为父，以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嘉靖一听就不愿意了。另有官员提出立嘉靖的亲生父亲为“兴献帝”，嘉靖一听乐了，这个主意不错，马上提出奉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自己的母亲为兴献皇后，自己的奶奶为康寿皇太后。问题是张廷和不愿意。嘉靖的母亲一听说要自己的儿子认孝宗为父，也不愿意，怎么叫我的儿子做别人的儿子？嘉靖一看母亲耍起了大牌，自己干脆跑皇太后跟前说皇帝这活儿我不干了，您们再找人吧。无奈，张廷和只好退步，同意将嘉靖的亲生父母奉为兴献帝和兴献后。问题是事情并没有了结，事后皇宫失火，张廷和马上说此乃嘉靖父母奉为帝后所遭的天谴。嘉靖一听吓着了，马上同意了张廷和的意见，改“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复加矣”。张廷和虽然胜利了，但是他发现自己在皇上面前呆着也没甚意思了，于是告老还乡。他一撤退，原先照顾嘉靖情绪的官员再次上奏，希望皇上“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嘉靖当然愿意了，可是众官员不干，大家就都拧着。最后拧出了高潮：嘉靖经过推敲，宣布皇太后称“圣母章圣皇太后”，把前面的“本生”两字给去掉了。依现在的观点来着，去掉“本生”两字又咋了？小事一桩，可是在那个以伦理治国的时代，国家大事，唯祭与军事而矣。对嘉靖来讲，父母的庙号，事关祭祀及父母的地位及自己的孝心等关键问题，所以，他满意了，众官员不满意，于是众官员只好用本朝老办法：在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使30人带领下，二百余倔种跪在了左顺门外，嘉靖两次下旨让大家冷静、理智、克制，可二百条汉子坚决不听，皇上急了，抓住丰熙、张忡为首的8人，余下的一看头头被抓了，集体撼门大哭，据说哭声嘹亮，“声震阙廷”。你想想，这么多爷们集体哭鼻涕，动静当然很大的。奈何嘉靖皇上没有幽默细胞，不喜欢这种群口相声。又派司礼太监持手谕劝大家散伙回家，有话好好说，可大家跪得腿麻了，起不来了，这下把嘉靖惹急了，倔劲儿也上来了：不走？好！134人下狱，86人回家待罪。左顺门事件并未到此结束，秋后还要算账呢。算账的结果，丰熙等8个头头，充军流放；其余四品以上官员罢官；五品以下官员统统打屁屁（廷杖）！结果有17个官员因屁屁太娇嫩而牺牲……三年争斗，终于有了个结果，嘉靖赢了，或者说嘉靖那死去的爹赢了，被追封为睿宗。
上帝有时候是个顽童，似乎嫌大家还不够倔似的，又给大明贡献了一个特级倔种：海瑞。黄仁宇先生比较客气，称海瑞为古怪官僚。其实倔种更通俗形象些，当然，民间也叫二杆子。常言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要命的不怕玩命的。淳安知县海瑞，被升任户部主事后，就开始玩光脚二杆子作风了：他买了棺木，诀别妻儿，遣散家僮（准确地说，是家僮被他的二杆子作风吓跑了），拿出自己早就写好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递了上去！故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嘉靖本来要杀他，一听说老小子抬着棺材来的，就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小子，想叫我成全你的美名？没门儿！海瑞越骂越来劲儿，“嘉靖嘉靖，言家家户户皆干净也”，就是他借百姓之口独创出来的。嘉靖拿他没办法，只有回骂海瑞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到后来，宫女挨了打，也敢背后说皇上：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嘉靖始终憋着的一口气，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他把海瑞关监狱里去了。脑袋都不打算要了，住监狱又何妨？刑部想以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判海瑞绞刑，奈何嘉靖没有批复，海瑞就活了下来。海瑞住了10个月的监狱，挺下来了，经常吃长生不老丹的嘉靖却上天了——所谓的长生不老，翻译过来就是早日成仙——海瑞也就出狱了。
出狱后的海瑞，身价自然倍增。人民的好儿子，大明的模范干部之类的光环，就罩上了他。最后海瑞出任南直隶巡抚。一听说这倔种来了，南直隶的官员们就吓坏了，有的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有的把八人抬轿子改作四人抬。海瑞当然也不含糊，下车伊始，就发布督抚条约，规定：凡成年光棍，请抓紧时间娶媳妇儿；凡不愿守节的寡妇，请速速改嫁；凡溺杀女婴的，通通给我停下；凡公文纸，一律不得留空白，拿来一张写满的，才能领一张空白的。凡小资一些的饰品（如头饰）、食品（如甜食）等一律停止制造……
一年之后，海瑞受到了各种弹劾。当然海瑞没有经济问题，虽然九娶妻妾，也谈不上作风问题。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了他的家庭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休了两个妻，现在的妻又跟二奶搞不好关系，做不到大奶二奶共荣的境界，倒是不明不白的共赴黄泉路了……最后，海瑞被罢了。海瑞罢官后骂得最绝的一句是：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意思是说，大家都是娘们儿，只有他，才是光棍。
再两年，隆庆皇上升天，万历皇上继位，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海瑞给首辅写信，首辅也回信了，但就是不用他，于是海瑞就继续在家里坐冷板凳，一坐就是15年。中国的官员升迁老给人以翘翘板的感觉，这头下去，那头才能上来。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比如海瑞与张居正。1582年，张居正死了；1584年，张居正的家被抄了；1585年，海瑞又出山了。这一出山，就抛出了一颗臭弹——他的反贪建议：恢复太祖旧规，凡贪污八十贯以上的一律处以剥皮实草！
这倔种，跟整个官僚阶层干上了，总之，连万历都觉得海瑞有点过分了，可是拿这么个一根筋的模范干部，你还真拿他没辙。该出手时就出手，上天总是及时地给人们解围：让他升天吧。1587年，海瑞死了，整个大明，从上到下，终于松了一口气。
读明史，你会发现整个大明的风气就是以倔为主流：皇帝倔，官员跟着倔，至于文人，更是倔得不可思议，比如东林党人，一个比一个倔，一个比一个一根筋，到底是谁的遗传啊！
第7节：没兴头的万历
没兴头的万历
也许是小流氓朱厚照的顽劣和大倔种嘉靖的固执给明朝政府官员们以恶劣的印象，所以，他们深深的明白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万历登基时，是个聪明的九岁的娃娃。万历的娘，乃山西小农家的女儿，盲目地尊师重教，动不动就让儿子给老师下跪。
忘了交待，万历的老师是张居正。万历的老师似乎算是个好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问题是给万历的课间时间太短，还有，教授的内容全是见了国旗要行注目礼之类的。万历偶尔想淘气一下，老师就来了：“不要乱扔石头子儿嘛，砸着了小朋友怎么办？即使砸不着小朋友，砸着花花草草也不对嘛。”上课的时候，万历想翘个二郎腿儿，挪挪酸屁股蛋子，老师又来了：“为太君者，可不敬哉？”万历想赏给妃子们一点美容钱，老师还来：“君民鱼水一家亲，为人君者，应该关注百姓们的衣食才对啊。”万历书法练得极好，老师又来了：“陈后主宋徽宗，都是大艺术家啊，谁不知道艺术误国啊。”天上出星变了，老师还来：“天子德政不修，上天才警示的啊，得，赶紧写‘检查’给全国人民请罪吧……”摊上这么个老师，不知是万历的幸运还是不幸，正如明武宗摊上刘瑾一样。
更让人遗憾的是，万历的智商绝不低于吴思，吴思就是发现中国历史之潜规则的那位。其实吴思不是第一个发现者，只是第一个说出来的罢了。因为这些潜规则，万历也发现了啊。万历是在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死后发现的，他发现老师有着两套语言系统，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皇上讲仁义道德，自己背地里则一点不省油，奢侈不说，家里还养了恁多三陪。这对万历的打击太大了，从此不早朝，不经筵，不日讲！是谓三不主义！
发现皇上也可以说“不”，万历心里可能有种报复的快感。如果说张居正让他失去了信仰，那么，立嗣则让他失去了快乐。后宫千万只母老虎，他就偏爱一只——郑贵妃。爱母及子，他就想立郑贵妃的儿——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明朝的官员（主力队员是东林党人）不干。从朱常洵出生（1586年），到朱常洛成为太子（1601年），万历与大臣们整整干了15年，也没有遂了自己的心愿。万历又不够心狠，当时他有几条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一，学那先祖朱棣，作皇上乃是自己的家事，我说咋办就咋办，大臣们不同意，诛十族的干活；第二，立郑贵妃为后。但是有块绊脚石：原孝端皇后除了不生儿子外，其他没什么毛病，也休不得。皇后身体虽然病病歪歪，但是，按黄仁宇先生所言：“她偏不肯与皇上合作”，越病歪，越是能活，也可能是爱情撑的，反正最后她一直挺到1620年，这一年，万历也死了！
史家喜欢谴责万历怠政什么的，真是饿汉不知饱汉撑。依我看，万历是越活越没了兴头。执政48年，万历天天打交道的，就三种人：一种，太监！二种，官员！三种，女人！太监们是阉人，自然无趣，官员们是考八股出身的精神上的阉人，也无趣！最后就剩下女人了，你可别说女人有趣，西门大官人就守着几个婆娘，还天天喊没兴头啊没兴头，最后都以身殉职了，更别提守着上万只母老虎的万历了。不信，30年的时间里，每晚给你饭桌上上一盘猪头肉，如果你不精神崩溃的话，你肯定同情万历。他执政将近半个世纪，就出了几趟北京城，还是去看自己的坟。看坟都不让多看，何况这坟从他十九岁起就开始建造了。人一出门就是看自己的坟，试自己的棺材，你说这日子还有什么兴头！
第8节：“汪直”事件
“汪直”事件
2005年1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在A28版“中国新闻？聚焦”以头条位置刊发了一则惊人消息：安徽歙县柘林镇有人为明代大倭寇王直修墓立碑！该报道还配了两张新闻图片，图片说明分别是“由日本人捐资修建的安徽歙县柘林王直墓”（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所谓的“王直墓”其实是“王氏祖墓”四个字，大家一看配发的图片便知，我不知道该报记者是故意如此还是笔误）、“王直墓右侧刻有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
消息传出，媒体与社会一片哗然。
王直何许人也？
王直，歙县柘林人，又名汪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明代的平寇将领编写《筹海图编》时，称他为汪直，后人修明史时也沿用汪直。到了近代，《辞海》的编写者，又认定明史错了，说他该叫王直。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据考察，明代柘林村既有汪姓又有王姓。而据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姓汪，可证实汪直姓汪，非姓王。其实姓王还是姓汪，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上的汪直到底是何等人物以至于日本人出资修其祖墓一事引起如此哄动效应？
明人朱九德在他的《倭变事略》里对王直作了如下评价：“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这是当然的，《倭变事略》不会说汪直的好话，正如曾国藩、李鸿章不会说洪秀全的好话一样，反过来，如果明朝人能有机会写洪秀全，可能跟清人写汪直一样，多少也要给出几许嘉奖的。
那么，历史上的汪直到底是何等样人？
首先，汪直是个商人，明朝商人。商人在中国封建政府眼里，历来不是好东西。当然，也可能跟汪直的职业没有关系，因为刘邦并未经过商，单不事农业这一条，就足够被称作无赖了！
其次，这得从明朝的厉行禁海政策说起。明朝朱元璋建国后，由于担心流亡海外的原方国珍、张士诚旧部与内地反明势力勾结起来反攻大陆，所以多次“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这一政策，可谓“双不”政策，即，既不让中国人出海经商，也不让外国人登陆贸易。外国商人擅自进入，当然以盗论处，而中国人一旦违反，则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历史上王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所以经商成为当地人的一条主要生计，徽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业群体之一，原因即在于此。汪直年轻时做过盐商，但因明制森严，动辄触禁，汪直感觉没有海外逍遥，因而转向海外贸易。嘉靖十九年，汪直与人结伙到广东走私。嘉靖二十一年，汪直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
嘉靖三十年，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的心理需求，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遂引颈受降。嘉靖三十八年，汪直被斩。
其实，光武力经商，顶多算个“黑社会”，一个海盗头头，一个走私犯，性质应该与宋江那种大山贼相类。但是汪直最遭人诟病的，乃是他雇用的手下，不只是中国人，其中包括了一部分日本人。中国的汪直们迫切地想在中日之间进行正常贸易，日本当然也是如此，但是明政府坚持禁海政策。比如朱棣，规定中日之间只能进行所谓的官方贸易，时谓朝贡贸易，规定日本每10年朝贡一次，每次限200人，船2艘，而且不得携带军器。这种朝贡贸易不只日本官方不满意——他们每年都要找些借口前来向明政府进贡，民间更是不满意——既然不能进行正当的商业贸易，那就只好武装贸易了。在这方面，中国的海商与日本的海商就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中日海商能勾结起来的社会基础！但是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在对待这个历史问题时，有失轻率和武断，也就是说，教材把中日民间相互勾结的海盗一律称作“倭寇”。这影响后人对汪直、许栋、李光头、许海等海盗头头作出正确的判断，打个比方，现代中国的贩毒人员也与外国贩毒人员相互勾搭，中国的走私头头更与外国的走私头头勾搭，但是再勾搭，也就是个犯罪问题，谈不上民族感情等精神层面问题。所以，如果说《新民晚报》在报道中说汪直“勾结倭寇”、“恶贯滔天”还算到位的话，那么说汪直是“民族败类”，就有些民族情绪泛化了。
这方面，还可以与英国的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和威廉？丹彼尔等人作个比较，德雷克也是在海上展开武装贸易，身份也是亦商亦盗，但与汪直不同的是，德雷克拥有来自大英政府的官方支持，他个人，更是英王室晚宴上最受欢迎的客人甚至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好友，最后由于自己的海盗业绩而被女王封为英格兰勋爵从而登上荣誉的最高峰。至于威廉？丹彼尔更是由海盗变作了英国皇家海军军官。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史学家还在遗憾：如果明朝政府对待中国海盗能以英国政府为榜样，如果清朝政府对待郑成功父子，能向英国政府对待德雷克那样，那么中国的海军早就有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也将不会出现了。另外想说明的是，倭寇只是明政府海禁政策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没有海禁，也就没有所谓的倭寇。事实上，明政府于隆庆元年（1565年）开放海禁，给民间贸易一个合法的地位后，所谓的倭寇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既然倭寇只是海禁的政策性产物，那么《新民晚报》把汪直称作“民族败类”就已经过了，而互联网上把汪直称作汉奸更是让人感觉到苍白。
欣慰的是，汪直家乡的人，特别是歙县史志办副主任胡武林的态度就很中允客观，他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称王直的，海商、海盗，甚至倭寇，都用过的，但汉奸这样的名头，是绝对谈不上的。”
第9节：居正身前(1)
居正身前
嘉靖四年五月初三，居正出生。居正的爹张文明，是年22岁，居正的娘赵氏，是年20岁。
据说，居正娘怀孕那天很邪门：半夜看到房里发亮，跟起火似的，一直烧到天上，然后一个青衣童子，从天上下来，在房里绕着他妈的床转，于是他妈就怀孕了。
这种见鬼的故事我们在历史里见多了，比如刘邦的娘，朱重八的娘，再往前，伏義、神农、黄帝、尧、舜、禹、契等诸人的娘，都遭遇过这种鬼怪，总之，这些娘们都很牛的。我高中时代很关注自己的出生，几次问娘：我出生时有没有祥云绕梁或者火光连天什么的？老人家头摇得拔浪鼓似的：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记得天快黑了。天快黑了，这对我打击特别沉重，从此沉醉于老庄思想，天将降大任于我之类的事儿，我就不再想了。
居正两岁的时候，堂叔教他两字：王曰。过了几天，居正居然没忘，把这两字又认出来了，由此，落个神童称号（详情参看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我们教育孩子，比如我，首先教孩子认识“人”字，大错特错矣！常言道，擒贼先擒王，认字也得先认“王”字，这样长大以后才能做宰相，其他娘一定要注意了。
罗森塔尔效应怎么说？你把他看作神童，他就是神童，你把他看作笨蛋，他就是笨蛋。周泓的《赏识教育》讲的也是这么个道理。后来周先生都有些恍惚了，他的女儿周婷婷也跟着恍惚：怀疑自己真的是神童！可用各种办法反复测量智商，得到的结果则是：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邪门的地方！父女俩这才服了劲儿（详情请参看周泓的《赏识教育》和姜广平先生的《重塑生命》）。
神童居正，五岁进私塾，十岁时就小有名气了。13岁参加乡试，本来稳拿举人了，但是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不赞成少年大学生，认为不利于孩子将来的发展，故意没录他。顾巡抚做得对，考大学，年纪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容易得癔怔病，比如范进那哥们儿，得挨两耳刮子才能清醒过来；太小了，容易得自大病，至始至终清醒不过来。比如居正，直到死，他也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学生万历皇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3岁时的居正，就作过这样的咏竹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我这人没有文化，但我猜，小小少年希望自己芝麻开花节节高，一下吱溜到竹竿子上，这种猴心理薛宝钗也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居正是在16岁中的举，算是吱溜到了竹竿上，当然还在下端。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居正23岁的时候，又吱溜上了一节，中了进士！
按大明的规矩，中了进士，就可以吱溜到翰林院了，进到翰林院，就可以吱溜进内阁了，进了内阁，还可能吱溜到竹竿子尽头——做内阁首辅了。众所周知，内阁阁员们是皇帝秘书，内阁首辅是秘书处主任。一句话，进了翰林，前面尚有恁多猴哥挡着呢。翰林院的同仁们，跟现在研究社科的同仁们差不多，大都在忙着作汉赋唐诗，写些不疼不痒的文章呢。居正是个实干家，说：“阅尽他宝，终非己分”。一句话，尽看别人的书，做个书袋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自己写畅销书呢。所以，憋了两年后，25岁的居正给皇上上了个主帖《论时正疏》，这帖子写得很像现在流行的时评，皇上看了不急，内阁看了不恼，点击量不高，回复了了。居正只好再次恢复潜水状态。
潜水多了，也得偶尔出水透口气，27岁时，权相严嵩家出现三瑞：瑞竹、瑞芝、瑞莲。居正又来一主帖，贴到严嵩那张核桃皮脸上，内云：“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惟有此种方葳蕤！”
我要是严嵩，肯定打居正屁屁，因为这砖拍得，第一，好像影射严大师本人似的，当时严大师一手遮天，嘉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上穆宗，三年没有领到国库的福利（常例供给），没有办法，派人送严嵩儿子世蕃千两白银。第二，“唯有此种”，“种”绝对是骂人，因为咱们当时称日本人为倭奴、倭种。所以这个“唯有此种”似应改为“唯有此物”（注：人物的“物”而不是动物的“物”）。一句话，严嵩没我聪明，否则老小子早反拍过去了！居正的行为，让我想到了庄子的不愿做官。以庄子的智商，肯定能做个大官，但是做官越大，付出的尊严越大，即使贵为宰相，也仍需拍马屁，比如居正做了首辅后，狠狠地拍过万历两个娘——穆宗皇后与皇贵妃，前者是正宗皇太后，后者是现任皇上的亲娘，两个娘关系又好，谁也马虎不得，居正献两个吉祥物白莲、白燕，还附了两首诗，名曰《白燕颂》《白莲颂》，拍得两个娘们儿心里甜蜜蜜的，神宗为此还下过谕，称“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甚是喜悦”。居正这马屁行为在当时就招人耻笑了，后来居正的门生刘台在弹劾居正的折子里，还拿这马屁说事儿，说居正为“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传笑四方矣。”总之，在那样的体制环境里，不拍马屁不行，否则皇上不待见，同事也踩你；可是马屁拍得好，也不行，因为你拍得皇上舒坦了，你的同事就不舒坦了，门生也看不惯。皇上不能明目张胆地偏爱一臣，正如男人不能大张旗鼓地偏爱一妾一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庄子有过人的智慧，所以拒绝出仕，李白出了仕，却又拒绝拍马屁：安能催眉折腰拍马屁，使我始终闻臭气？陶渊明被熏得晕头转向，就罢仕归隐了：东墙采菊，南山拾豆，小儿卧着嗑瓜子，老子站着抽旱烟，仙气！
第10节：居正身前(2)
居正没有得道，所以浑身上下只冒人气。又是两年过后，29岁的居正憋出一首怨诗来：“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乡缎，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安得随长风，翩翩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花裳。”
花木兰也憋出过一首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但是两个人境界不一样，木兰想的是小家，心疼的是老父幼弟，居正想的是大家，想给皇上的花衣服打补丁。奈何皇帝发现不了居正这巧妇，居正咋也吱溜不到皇上面前，30岁的时候，居正烦了。
居正烦，谁不烦啊？嘉靖做皇上做到33岁，就开始不上朝了，35岁起，就连宫内也不去了，主要业务就是在西苑万寿宫和那些道士们搞有关长生不老的科学研究！嘉靖这种热爱科学的精神，后来被海瑞那个二杆子兜头拍了一砖，说是自古到今还没见哪个人长生不死呢！但是居正没有此等二杆子作风，遂罢了网，回家休假了。居正似乎没什么私生活，不像后来的阁老高拱那样，动不动从阁庐里溜家去找老婆，做那五伦里的一伦工作——50岁的高拱在执行孟副圣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讲话精神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所幸居正前后两位妻子都深刻领会了孟副圣人的讲话精神，光儿子，就给居正生下六个。居正似乎也不怎么热爱女人（好人都有这毛病，比如海瑞），因为后来他的政敌弹劾他时，一律没说居正有什么作风问题。连作风都没问题，在家闲呆着有何兴头（比如海瑞也不愿意在家呆着），三年之后，居正又想回北京上班了。三年的时间，快把壮士憋坏了，有诗句为证：
《独漉篇》里有：“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
《割股行》里有：“割股割股，儿行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移孝尽忠，不恤板砖，这才是居正的心声！
天助人也，居正在嘉靖三十六年出山，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就倒了。严嵩倒了，还轮不上居正，居正38岁，离做婆婆还远呢，这时他只是国子监司业，高拱是国子监祭酒，也就是说，高拱是国立大学的一把手——校长，居正是二把手——副校长。居正知道，做官要慢慢来，心急做不得大首辅。嘉靖四十三年，居正40岁，做了裕王府讲官。所谓的裕王就是嘉靖之后的隆庆皇上穆宗，万历皇上他爹。嘉靖四十五年，长年埋头搞长生不老之科研的嘉靖得道升天了，是年60岁，在明朝皇帝堆里，科研成果算是优良吧。他之后，裕王继位，水涨船高，学生做了皇上，最得意的是老师。穆宗隆庆元年，居正入阁，是年居正43岁。男人四十一枝花，居正要绽放了。内阁里的阁老们，大都是居正的前辈和老师，他只能算作新来的年轻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朝气，一出手，居正又贴出一个主帖——《陈六事疏》，帖中就六件大事与皇上商榷：第一是省议论。众所周知，大明时代，很有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言官们，包括内阁们，天天跟婆娘似的斗嘴，居正恨不得封上他们的嘴，空谈误国啊。所以居正希望皇上乾纲独断，也就是独裁吧。第二核名实。居正知道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名实不符，比如那些官员们，这个是典型，那个是模范啦，大都是吹的，所以，居正希望皇上大煞这种形式主义歪风，具体办法就是考成：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等。这个办法我们现在还用，而且不只是当官的用。第三是饬武备。居正重视国防事业，因为南有倭种上岸，北有鞑靼下扰，弄个大明雄风，好歹唬他们一下，同时唬得大明百姓一愣一愣的，一石双鸟，妙极，所以尽管有人反对，隆庆三年，大明还是来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大典。那时候没有汽车和大坦克，但是也够酷，所以，万历九年，也就是居正临死的前一年，他又帮皇上弄了回阅兵大典。第四是振纪纲，也就是打击官僚主义作风的意思。第五是固邦本，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政府不要铺张浪费，官员要四菜一汤等。第六是重诏令，意思是叫大家重视红头文件，不要把红头文件当作空头文件。
问题是居正这些建议也大都停在了空谈之上，因为嘉靖那个老倔种留给儿子的遗产就是：皇上不上朝，内阁自纷争。柏杨写酱缸里的蛆时，估计受了明史的刺激，否则不会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总之，居正在隆庆手下，也没有什么作为，唯一可称道的是：隆庆五年会试，居正做主考官，收获了诸多门生。其中有几个，后来都成长为弹劾居正的板砖能手，比如刘台，弹劾老师时还说出了一句不亚于亚里士多德的千古名言——吾爱老师，但吾更爱皇君。原话是这样的：“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时间终于给居正机会了：隆庆六年，穆宗死，接任的是他9岁的儿子万历神宗。居正既是万历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于是，他撸起袖子开干了，这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简单说吧，内忧外患，上至对付鞑靼、处理河患、疏通漕运、改革赋税；中至考成官员、整顿驿站、打击学术腐败、树立清官榜样；下至万历皇上的课程表、识字课本、婚期、出疹及疹后戒房事诸事，居正都给考虑并解决了。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乃是大明晚期最稳定富裕清明的十年，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功劳当然大大的。
第11节：居正身前(3)
居正爱政治，并因此而远离女人，所以居正几乎没什么私生活。但是居正贪污不贪污呢？居正在朱东润先生笔下，很有点月朦胧鸟朦胧的意味：“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物，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朱先生这段话，可真是说到古今贪官的心坎里去了。说明白一些：贪污是习惯，反贪就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居正对付弹劾他的刘台，用的就是这一招：刘台弹劾居正，在万历四年，当时皇上要打刘台屁屁，居正拦住了，可是万历八年，居正阵营这边有人弹劾刘台贪污，刘台立即就被流放了。居正报仇，四年不晚。但是居正身后，也被人弹劾贪污。居正就是河中之人，又哪能不湿脚呢？当然居正也数次拒贿，比如有些傻里傻气的小县令前来，居正对他们很不客气。居正奉行的是能拿即拿，不能拿即拒。但是管不住家属、子女和身边的秘书们。单说居正他爹张文明，居正就管不住。帝国那时的特点是以德治国，德大厦之下第一根小棍棍就是以孝事亲，爹私下里接点脑白金和黄白金，哪个不孝子敢说个不字？众所周知，大明立国的基础是孔子主义孟朱思想，孔子告诉大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亲做小偷，偷了别人家的牛，儿子不许告发。”父亲做小偷都不能管，你说父亲接受别人一些贿赂，那又算得了什么啊。可以说，孔子这一思想在中国政界是被执行得最到位的：爹、儿、妻、妾等亲属贪污腐败，做官的没一个主动告发的；做官的贪污腐败，亲属（现代社会偶有例外，妾感觉做官的对不起自己了，给的钱太少了，最后一招就是告发）也不告发，这叫官为亲隐、亲为官隐啊！看来后人批孔子，还是有些理由的。
居正的爹死了，居正要丁忧守制，可小万历坚决不准，好多官员看不惯，冒着被皇上打屁屁的危险，纷纷上书弹劾居正，那底气，有一半就是以孝事亲那根小棍儿撑的。人家居正早在《割股行》里以诗明志了：要把孝心换忠心，他们假装看不见，因为底气里的另一半，就是他们自己的私心了：推翻一个是一个！有人拿徐庶做例，说人家徐庶一听母亲殁了，就不给刘备干了，说自己“方寸已乱”，并由此诘问：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
这话问得够奇怪的，好像方寸不乱的症状应由他们首肯才行的。居正若是知道李敖是如何在父亲的丧礼上闹腾的，肯定羡慕极了。要不就往前推，居正时代的言官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魏晋风度。而居正，也只好在这些唾沫星里挣扎了。当然居正不怕，他初任首辅时就在给友人的信中阐明了自己忍辱负重的风度：“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整个大明王朝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朝代，我最喜欢大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同情居正了。做官做到这个分儿上了，虽不能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也不能仅仅用官迷两字就可概括的。给他一个中性的评价，应该是追求“三立”之一——立功吧？用现代术语来讲，叫实现自我价值吧。但我看不惯那些言官们，即使居正在亲丧之时方寸不乱（只能是假设，因为言官们搞的是诛心）了，那顶多也就是个不孝了，可他们在同道亲丧之时乘机捣乱，怎么着也是不仁不义。勾践给父亲做丧事时，吴国乘机打人家去了，据说孙武就是看不惯吴国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才归隐而去，让伍子胥再也找不着他的。
更可气的是，这种诛心还算客气的，更有甚者，像邹元标那家伙，就是直接骂人了。居正在自己的主帖里对皇上说过“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表达的是爱国忠君之情，邹元标就扯着这句话做起了文章：“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这个邹元标，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重点提到的那个，万历皇上认为他并非忠臣，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的“讪君卖直”。我说过了，万历很聪明的，他看穿了不少东西。邹小子其实是嫌居正恋位，但是明代官员就有公仆意识了，批评人家恋位，占不了上风头的，所以小子只好拿道德说事，骂居正猪狗不如！这是中国两个悠久的传统：用道德批评代替学术批评；用骂人代替论战！
黄仁宇先生评价海瑞：“个人道德之长，难挽组织与技术之短。”此话正确，但是黄先生评价居正，则可能溢美了：“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评价：个人能力之长，难挽大明体制之短！居正这西北织妇，纵然手再巧，心再细，用的“云锦丝”再精再美，可是朱家那件“花衣裳”从朱重八开始，已穿了二百多年了，窟窿太多，又如何补得？居正十年首辅，十年的痔疮，最后痔疮割了，居正也元气大伤，并因此而最终送了命。大明那体制，又何尝不是一老痔呢？
第12节：居正身后(1)
居正身后
居正身后，赐谥文忠。“文”是翰林者的常规谥法，“忠”是特谥，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这谥够意思了，但是在那样的体制下，什么谥都没有意思。位极人臣，也不过是皇家头上的一根毛，随时可以拔掉的。
人走茶凉，这是中国官员的归宿，更是中国政治的逻辑。有时候，这逻辑还要跳跃一下，直奔结果：人尚未走，茶就凉了。张居正应该属于前者，盖棺论不定，尸骨未寒，就有人清算他了。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另一个也被捎带上了，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司礼太监冯保，冯保还掌管着东厂的锦衣卫。可以说，冯保的地位与职务，决定了他是随时能给别人敲响丧钟的那号人。但是这些敲丧钟者从来想不到，自己能给别人敲，别人也就可以给自己敲，大明体制下，丧钟是没有逻辑的。也许，他们能想到，但是身为盘中一走丸，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原来的轨道上维持自己均匀而平衡的速度，至于设计新轨道，甚或挪动巨盘，根本想都不想。
冯保的下属，宦官张诚、张鲸向皇上揭露说：张居正死的那天，冯保还去他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冯保家的钱比皇上您家的还多。这些话当然能打动皇上，因为万历他姥姥家是山西小农啊。至于人家冯保接受别人贿赂时如何还弱智到叫两个下属看见，并且似乎还请这两位帮着数珠子来着，皇上没有考虑。皇上也没有考虑两位小张为何当时不举报而拖到了现在！当然，两位小张希望冯保倒台后空缺下来的司礼监太监和东厂头头由他们二位接替的要求，也引不起皇上的注意。皇帝当然注意不到这些，那种体制下，君臣上下都有些街道娘们儿的倾向，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掂着小脚，抿着小嘴儿，东家长西家短的无事生非就行了，在别人揪自己的头发前，自己最好能把别人的头发揪秃。头发长，见识短，只看眼前，不看脑后，是众多娘们的通病。万历作为众娘们之首，娘们气可能更重些，他宠爱的郑贵妃甚至叫他老太太，所以，万历无非是个老娘们。清算开始的时候，老娘们有些犹豫，这是娘们通病，奈何手下众娘们一齐摇唇，老娘们就有了精神。特别是听说冯保家的珠宝比自家柜子里的还要多，哪个娘们能不生气？一生气，就对冯保下手了。
老娘们没有想到，冯保的家一经查抄，居然收获丰厚：珠宝无数，金银一百余万。老娘们疑心病就上来了：张居正该有多少家产呢？娘们一动这心思，张居正的家就完了：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
问题是众娘们儿觉得抄出的钱财有点少，“主拷官”刑部侍郎丘橓要求张家招出他们藏在别人家的二百万两白银来。招不出来，就拷打。结果，张居正儿子敬修与懋修都自绝于人民，敬修成功了，奈何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没死，居然活了下来。敬修临死前，写下血书一份，天道无知，人心难测的呜呼半天，看了令人泪下。泪眼朦胧中，也有点愤：为什么，时至今日还埋怨天道与人心？大英帝国那旮旯，也有官员在侍候着他们的君主，但是他们先弄了个财产私有，后弄了个言者无罪，人道的功夫做到，安全就够，管他什么天道与人心。
当然，天道与人心是我们最后的安慰。窦娥临死前，恨天道恨人心，所以骂那天地都瞎了眼，骂完人家，最后还不忘要求：给我大旱三年。大旱三年是什么意思？赤地千里，饥尸万具啊，你看这小丫头狠的。
张居正的同事们也够狠，御史丁此吕检举万历七年高考时的作文题目是“舜亦以命禹”，他解释说：出题的人是劝张居正当主席。因为舜是主席，禹是居正，这不就是劝请吗？懋修在被拷打的时候，甚至有堂官问他：你爹与戚继光元帅关系不正常，据说半夜了都，你家还开门接他的书信，都等不到早上，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历史也给我们安慰，敬修自杀成功，某些有良知的官员耸动不已，内阁首辅申时行与刑部尚书潘季驯请求皇上特赦张居正那80岁的老娘，老太太得以留空宅一所，田十顷。也够人道了，但也就止于此了，居正的娘不会饿死，居正家的儿子，除了自杀的，其他都下放劳改了。万历一朝，再没人敢替张居正说个公道话，直到万历升天，熹宗继位，居正的平反昭雪工作才开始启动，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崇祯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地制造冤狱，再不断地平反昭雪。不断地吓人，再不断地安慰人！崇祯时，敬修的孙子，也就是居正的重孙同敞做到了中书舍人。
但是，历史已不愿再给明朝更多的时间了，因为时间到了。张居正的子孙后代，也要了结了：崇祯八年，张献忠部下要居正的儿子允修出来做官，允修当然不干，自焚而死。至于同敞，誓不降清，清廷后来退一步，不要他投降，只要求他削发为僧，同敞拒绝，最后走向了刑场，成了大明烈士。反映他心曲的遗诗有两首：
［自诀诗］
弥月悲空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姓，姓字空留死后思。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自誓诗］
翰林骨莫葬青山，见有沙场咫尺间。老大徒伤千里骥，艰难胜度万重关。朝朝良史思三杰，夜夜悲歌困八蛮。久已无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还。
同敞对大明的无限热爱与忠诚，尽在其中矣。
最后说明：要居正的命的，是他十年的痔疮。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他当了十年的总理（内阁首辅可算是总理吧）。十年的兢兢业业，十年的痔疮，换来一个如此身后。大家都知道万历在居正身前与他说过的交心话：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
第13节：居正身后(2)
金口玉言，君主无戏言，原来所谓的看顾子孙就是这个样子的！
啥叫农民！
李自成进京，相当于农民集体闯进大观园，你以为他们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当然是抢钱了。
起初，这些农民也不知道所谓的富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情形，正如我们不知道赖昌星的小红楼每天上演什么好戏一样。但是农民也不傻，凭着本能，他们总能发现些什么：大明的国子祭酒孙从度当时卧病于会馆，一位姓罗的大顺将领不小心闯入其房间。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员竟然开口责骂，罗将军大怒，将其捆绑责打，并学着黑社会绑架人的小样儿，要求其家人拿钱来赎，没想到孙家一下拿出七千两黄金来。李自成一听，那样子比初次进城的现代农民陈奂生还要傻，他瞪着一对牛眼感叹道：“一翰林富乃至是耶！”
知道“凡官员家必多金”的真理以后，自成就不客气了。农民身上先天具有的“剥夺剥夺者”的气节，支持着他要动手了。官家与农民军互称为贼，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李自成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刘宗敏、李过主之。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甲申核真略》）这样子，有些类似现在的强迫捐款。我们这小地方，就经常搞这种勾当，市长或者校长带头，大家按官职来，一级一级地分摊下去。比如校级捐600，处级捐500，轮到我们这些小讲师，就只能捐300了。当然你多捐人家也要，问题是百姓们谁好意思？
万恶的旧社会里，官员们的觉悟都不高，往外拿钱的时候诸般忸怩。自成没有办法，就让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侍候，这帮富人一受刑，就纷纷把钱拿出来了。最滑稽的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城破之前，他那皇帝女婿鉴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遂要求自己这老丈人做个表率，带头捐个款，他遣太监徐高前去通知，没想到老头竟然坚决地说，要钱没有，要头有一颗。徐高虽是宦者，但嘴上的功夫还是有的，再三跟老头说明“上意”。没想到老头还是不为所动。最后，徐宦官哭了，说：“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一看不捐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答应捐献一万两。崇祯认为太少，要他拿出二万。老头没办法，写密信给自己的闺女。周皇后答应帮爹出五千，并劝爹尽可能拿出两万来。
当然了。老丈人心里可能明白，现在根本不是什么钱不钱的问题。也就是说，老丈人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挽救不了女婿家破国亡的命运了。更何况，女婿的银库里，钱多的是。不过老丈人不知道，这钱不给女婿，自己照样保不住。
登门到周奎家“化缘”的是俺们河南老乡李岩。周奎一见这位来自“杞人忧天”地盘上的大知识分子，马上“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李岩觉得不够，骂他“鄙吝，不忠”，把他夹足，箍脑，周奎再答应十万。李岩还觉不够，说：“此贼悭，不与杀手，不吐也。”命人用烙铁“熨其肤”，熨一下，承银一万。熨了四十下，得四十万。“先后追银六十万，珍玩币帛无算。”李岩把钱全玩到手之后，周奎也被玩死了。
如果说丈人比女婿农民，尚不如说，女婿比丈人更农民。正月初一，崇祯皇帝召集大臣，说形势紧张，大臣问他，国库里还有多少钱，崇祯皇帝说无可奉告。事实上是他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存款折子。三月初，形势紧急了，他就要大臣、亲戚、宦官捐钱，捐得大家心烦，最后给他凑了二十万。可最后大家都知道，等到李自成进京，发现大明万历八年以来国库里的底银始终没有动过，据有心人算计，总共3700万两白银，还有黄金150万两。崇祯不知道，人家小日本在明治维新完成后，有议员反对由于扩张导致的军费增长。为此天皇也专门发布诏书，要求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但人家的天皇首先表示在六年内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日元用于补充建造军舰费用之不足。皇家这样一带头，各级官吏被强制减俸1/10，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哪像咱们这边，大贼哄小贼，小贼哄大贼，谁也玩不转谁，结果大家一块儿玩完。
而李自成造反，更是农民造农民的反。这家伙，边造反，边真情告白：“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这小农，就知道他们西安城大。当然，这小农也知道做了皇帝，乃是做了金字牌的山贼王，抢百姓钱的时候，更具有合理性与道德性。所以初进京时，也“悬令秋毫无犯”来着。但后来发现，不给钱不行，农民兄弟们不乐意，于是“将领人各百两，兵卒人各十两。皆大失所望。”一句话，大家都是农民，跟着你掂着脑袋闯北京，就被这么些碎银子给打发走，还没人家抢银行分得多，太不够意思了吧？于是自成就睁眼闭眼地任大家一次抢个够，直抢得人心慌乱，影响自己做皇帝了，他才招来大将刘宗敏，说：“何不助孤作好皇帝？”没想到刘宗敏翻着白眼顶撞他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宗敏对自成，当然也是农民对农民。宗敏的意思我最明白，他烦自成：小样儿，兄弟们本来图的就是钱，这会儿讲爱民如子来了，跟谁装也别跟我装，免得俺给你找不痛快。
也许宗敏是对的。因为自成整天往陕西老家拉钱来着，就连那些当初喊着“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够找闯王。不当兵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的小卒们也对腰包满意了，他们开始想家了：“腰缠既富，人多乡井之思，绝无赴敌之气。”
结果，大家只好一块儿回老家。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首领自成在临撤出北京城之前，还要称帝的。具体来讲，就是穿龙袍登个极，在农民朱元璋家的龙椅上撅撅屁股，称个孤道个寡，过过皇帝瘾，味道好极了。
可能有人对自成的死亡而略感遗憾。我觉得大可不必。从大里讲，与其让自成这样的农民做皇帝，还不如让皇太极那样的牧民做皇帝。虽说自成做了皇帝，也会沾些儒学气，学着朱元璋的小样儿谈什么“爱民”之类的，但是，他可能不如牧民，牧民不读孔孟，但先天具有“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生活经验，从而不会做出“既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之类的事来。从小里讲，对自成个人来说，个人价值也实现到最高处了，试问中国几千年历史，有几个农民能把屁股撅到金銮殿那旯旮里露露脸去？所以，自成也算是死而无憾了吧？
第14节：夷
正篇二
大清风流：傲慢的盛世情绪，沉重的‘中国’情结
夷
先秦时期，居住在中原以东地区的几个部落被总称为东夷。有关东夷与华夏的关系，最著名的当是黄帝大战蚩尤了，战就战呗，部落兄弟间切磋切磋武艺也是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华夏典籍对蚩尤的丑化，那形象，比《西游记》里的牛魔王还要不帅，据说是八肱八趾，铜头铁额；甚至有说他是兽身人语（好歹还是人语，没说是鸟语），食砂石子（好歹没说他专吃少男少女，后来的荷兰人就被大清臣民当做食人番了）；至于蚩尤呼风唤雨，吹烟喷雾的魔鬼本事，则是尽人皆知的。据说蚩尤死后，黄帝还差人画蚩尤像以威天下，我估计那时的娘吓唬夜哭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嘘，别嚎了，再嚎蚩尤就来了！
后来咱们融合了，就不再丑化蚩尤了，可是咱族人好像自古就好这一口，不丑化丑化别人，心里不自在，反映中国人这种心态的最佳著作当是《西游记》了，一出大唐中土，就全是妖魔鬼怪的天下了。有学者说，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思维只能打到爪哇，一越过爪哇，就是“狼徐鬼国”了。所以称外国人为鬼子，那是咱的传统文化。称他们夷，还算客气。比如明清时期的国人把荷兰人叫作红番鬼，听着像是红薯蛋似的。荷兰国小人轻，红薯蛋就红薯蛋吧，无所谓，可英国人就不乐意了，在《南京条约》中特别加上一条款，一律不准叫俺“夷”。
可是中国人就爱这一口，越不叫俺叫，俺越叫。没有办法，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英方在第五十一条款中再次重申：叫俺大英公民，不可提书叫夷。
英夷上窜下跳的劲儿，惹得我们国人直乐：小样儿，俺们叫夷早叫惯了，想改口，那是不容易的。不独国人叫，皇帝老儿也带头叫。咸丰皇上在自己的手谕中，不但叫英人为夷，而且还要在夷前加个丑字：“丑夷”。这还算客气，民间的爱国义士觉得叫英人为“丑夷”都觉得抬举了他们，干脆直呼其为“畜类”。再后来，中国流行白话文了，夷有点拗口，就统统把外夷叫作鬼子！
学者说，琦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英夷说出“贵国”、“贵特使”等客气话的大清官员。在此之前，我们都直呼人家为“尔”：“尔国”、“尔等”。
我不知道，“尔”换成“贵”，中国朝廷是什么滋味，但我猜，让一个老男人在酒桌上跟他眼中的所谓儿辈行拳，酒过三巡后，他由“爷儿好”，被迫改为“哥俩好”，“爷”心中肯定不是滋味！
更不是滋味的是倭种乱华，乱了还不算，还气爷！试举两例。第一例，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开拔前，老卫就记得把饷银24万两扣它8万汇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与夫书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意思很简单：“亲爱的老公，咱官不小了，早当上卫统帅了。咱家钱也不少了，够咱享福了。咱年龄也不小了，所以打仗的时候要放聪明些，别往前头冲，给我往后缩。”有这么贤慧的妻，卫大统帅当然不含糊了。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
大清的统帅都特别擅长于田径运动，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恁多百姓累死累活卖儿卖女才能供养出一个帝国官员，这官员当然比较金贵了。可气的是，日本鬼子不这么看，缴获到这封家书后，视为奇闻，把它当作战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书里当反面教材，教育他们的学生去了。至于我们这边的教材，只提他们跑得快，却不提这封价值千金的家书。估计是怕大家发现大清历史的潜规则。
第二例，甲午海战之后，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小日本拖到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作趸船使用了，小日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
其实，倭种用不着用这种办法来刺激爷，爷早就受不了了，爷就是个阿Q，如果挨赵太爷一个嘴巴子，心里还不算太窝憋，可是挨小D一个嘴巴子，那心酸就是非同寻常的了：D孙小日本，先前你家可没有阔过的！
第15节：打鬼
打鬼
“夷”字拆开来解，就是“带弓箭的人”，意为狩猎的民族。夷字本身没什么，只是里面包含有中原华夏农业文明对周边部族游牧文明的轻视。轻视也没什么，关键是当另一种全新的文明——海洋文明前来叩关的时候，我们统统把他们叫夷，发现打不过这些夷，遂以为见鬼了。
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找上门来了，不打不行。面对鬼们的鬼战术，咱们也得闹鬼。
先说关天培，英鬼炮艇围住了他的炮台，他演出的鬼计是疑兵计——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玩的那一套：让士兵们围着炮台后的小山转圈儿跑，以造成增兵无数的假相。英鬼子起初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等明白过来，他们哈哈大乐（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
不怪关壮士，可惜英鬼非司马，现代武器，也不怎么需要三国里的计谋来辅助。于是，技术不够道德凑，关天培只有战死。
关天培的死，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他们以小炮代替礼炮，为关天培的尸体送行——“向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
再说广州参赞将军杨芳。杨芳用的是尿桶计——杨芳看到英舰英炮很邪门，认为他们用的可能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什么最邪呢？不知这位被封作“果勇侯”的老名将怎么想的，反正他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中国女人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不是好东西，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谁知道英鬼邪门，并不怕女人的尿桶。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杨芳大败，不但丢了炮台，还可惜了恁多尿盆。时人有诗赞曰：“杨枝无力爱东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大清皇上离战场远，当然没有闻到尿骚味儿。所以，当杨芳虚报战功后，皇上就传谕嘉奖他：“畅晓军务，先声夺人！”我看了直乐，真想替皇上改俩字：“畅晓鬼务，臭声夺人。”
私下里觉得，杨芳这种战术乃是跟寡妇学的。文化学者郑慧生先生在他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中说：解放前夕，中国豫西南还流行一种风俗——抢寡妇！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野男人可以抢她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最后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女人的小裤头，最好是月经带，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忽悠”，那么这武器比原子弹还厉害，中国男人再光棍，再二百五，也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
问题是英国大炮不是咱中国的光棍，不吃这一壶。杨芳将军就这样玩臭了，英法鬼子后来在二战中的“绥靖政策”被我们阵营这边的史家评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不知阵营那边的史家怎么评价杨芳这一招？会不会被称作“掂起尿盆熏自己的脸”？
再说扬威将军奕经，老人家是满族皇族血统，贵族啊，当然不用杨芳那种平民光棍的尿盆战术了。奕经早就听说西湖关帝庙最灵了，作战前就亲自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三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汇集到差不多的时候，奕经又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梦与签与现实合到一块儿测算，最后决定：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1842年，壬寅年；3月为阴历正月，戊寅月；29日为戊寅日；四更时为甲寅时。寅虎寅虎，八卦中寅属虎，所以这个时间便是虎年虎月虎时虎分。战争结束后，英鬼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也就是说，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我们的士兵，干脆被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虎吃羊（洋）嘛！
最后说义和团，义和团团员们从小到大所读过的科普著作，不外是《封神榜》 《聊斋志异》 《西游记》。所以他们的打鬼术也没什么新花样：遁地啦，刀枪不入啦，闭住枪炮啦，呼风唤雨啦，飞檐走壁啦，意念灭火啦。比如张德成就喜欢玩悟空那一套。悟空会分身术，经常丢下躯壳，自己就跑十万八千里。张德成也会，据他自己说，能跑到洋人的阵地上偷大炮零件，让人家的大炮哑掉。悟空让自己的师傅蹲地上，然后在师父身边划个圈圈，各路妖魔鬼怪自然走进不得。这一手张德成更会。他带一批人在镇外绕行三圈，用杖画地，自言一圈是土城，一圈是铁城，一圈是铜城。有了这三圈，洋人来了，无法穿过。看他的样子，应该比悟空本事还要大些。至于手持红灯的那些女“义员”们，更是有赛过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扇，就把自己扇到天上啦，变作了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烧洋人的房屋。当然义和团也不缺饥饿后遗症之类的幻想：一个馒头会生诸多馒头啦，一个砂锅永远吃不完啦。至于打鬼，根本不用我们操心，各路神仙都在上面排队等候呢，一咋唬就都请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癫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问题是天上十万兵碰上了洋鬼子这样的“洋法海”，有些失效罢了！
张德成最后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呗，国人向来同情失败者，问题是这些失败的“民族英雄”还趁乱揩油：张德成携带巨款逃走了。行至某地，要求一王姓盐商招待他。盐商派了两人抬的轿子迎接他，他大怒：“我在天津坐的都是总督级别的八抬大轿，你派两人抬的轿子来，是亵渎神灵！”盐商不得已，只好把关帝庙作为关帝代步工具的八抬轿借来。张德成到了之后，盐商设盛宴款待，张德成竟然说：“饭菜太差，无法下筷子。”盐商忍无可忍，与村民共谋抓住了张德成。张大师一旦被抓了，本性就露出来了，“叩头乞饶”，众人抽刀出来，说：“试其能避刀剑否？……”咱这位英雄就这样被几个商人玩完了。至于朱红灯，死的也不怎么光彩，内部分赃不均，被团员们扭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会送他上天——与尔的上级领导各路神仙会合去吧！袁世凯到山东后，曾给一些义和团的首领下了请帖，让他们来巡营表演“法术”，等他们表演到口吐白沫时，袁世凯非常绅士地问站在一旁的义和团首领：他俩鬼神附体了吗？那头领点头称是。袁世凯又绅士地问：“鬼神附体后就刀枪不入了吗？”那头领依然点头。袁世凯继续问：“那我可以开枪了吗？”首领点头了，袁世凯用鬼子的枪当场验证，两声枪响后，两个大师应声而倒。
第16节：罗伯特-赫德的尴尬
罗伯特-赫德的尴尬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用这句话来描写赫德，最恰当不过了。
赫德，1835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外交部一个雇员的名额落到了赫德头上。对于赫德来讲，去伦敦都有陈奂生进城的嫌疑，更别说去遥远的中国了。但是赫德的父亲，深受资本的熏陶，当然比詹天佑的父亲具有远见卓识——天佑出洋留学，除了官方给予一切费用外，促使天佑父亲真正动心的，还有有人把自己的闺女预支给了天佑做媳妇儿。如果不是这个附带条件，大清最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总之，赫德全家支持赫德前来中国，赫德的父亲拿出50英镑给儿子做路费，50英镑，不少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德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21？1英镑和13？3英镑，英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32？6英镑。此时的英国女王是维多利亚，其父亲在女儿没做国王时，好歹是王子——乔治三世的儿子，这王子曾几次向名噪一时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大资本家欧文借过钱，但借来借去，总共也就借到几百英镑。也就是说，赫德的父亲对儿子前去中国，充满了希望！
而儿子也没有使父亲失望。1854年来华，担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1863年，被大清雇佣为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这时的赫德年仅28岁！1865年，北京设立总税务司，隶属总理衙门，赫德从此常驻北京。由于工资是按业绩提成，赫德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1899年26661360两（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第128至129页）。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
赫德的第三个优点是谦逊，他缺少一般英国绅士身上那种固有的傲慢与偏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清属于那种把挨打看作儿子打爹的政府，大清臣民喜欢那种爷孙式外交。难能可贵的是，赫德还不像一般欧洲人长得那么高大，而是非常瘦小，这种体格，不至于让“甘拜上风”的中国人产生尴尬。于是，“地利”（瘦小）与人和（谦逊）决定了赫德的亲和力。这导致鬼子六奕訢第一次见赫德，就对他一见钟情。比英国绅士还要傲慢的这位中国亲王，甚至还摸摸赫德的西服，并请他展示西服的设计功能。赫德之所以能挤走前任李泰国总理总税务司，就完全得力于恭亲王的举荐。亲王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赫德是咱们的，这一点我同意。赫德曾在安庆拜会过曾国藩，曾氏对他的告诫如下：“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这番话可能对赫德产生过影响，因为赫德在他的任上，奉行的工作信条是：“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一句话，赫德给大清做官，可能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他的忠诚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上，洋务派们尚没有行动起来的时候，赫德已在关心大清的未来了，他是第一个提出改革的大清官员。1865年，总理衙门接到了他的折子：《局外旁观论》。他在折子中分析：中国官员“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中国国内民变易起；军队战斗力不行——“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为此赫德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二、整顿财政，三、加强外交。结果大家当然知道——石沉大海！
事实上，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我们不得不为那时中国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赫德的第二大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赫德简直就是个双面间谍，于是，我看到的结果是，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中国有史家分析说：赫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赫德的经济利益将会受损。我觉得，持这种意见的人，有点小人之心。赫德固然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拒绝出任驻华大使，可能正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赫德的从政理想，他的理想是把中国经营为亚洲经济大国！再说了，列强瓜分中国，赫德更应该能混水摸鱼呢。事实上，即使在赫德死后，他的继任，同样是英国人的安格联也并没有因为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产生的内乱而中饱私囊。与当时一些中国官员比较起来，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即使赫德对大清的忠诚是有限的，但他至少是敬业的。这就够了。从个人品德上来讲，赫德除了贪钱，还贪权，他甚至想成为中国的海军总司令，最后由于中国的实力派大员曾、李的极力反对而破产。李的幕僚薛福成出了一个馊主意，把赫德的梦想吓跑了。薛福成对李鸿章说：赫德想当海军老大，可以，但是“兵事非可遥制，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而罢。”一句话，赫德要当海军老大，就得把海关老大的位置辞去。赫德，这个来中国就任时身揣50英镑巨额路费的穷小子，当然不愿舍去海关这个高薪岗位了。赫德的阴谋最后没有得逞，海军老大的位置顺利地给了李鸿章。
赫德在大清，走到了一个大清官员所能走到的荣誉的最高峰：48年总税务司任期内，清政府对他赞爱有加，不断地加官晋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予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予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衔；1911年病故后，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
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在现代一些史学家眼中，赫德怎么着也是英国那边的，跟我们不一拨儿。而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咱这边的。英国政府与社会虽然给了他诸多名誉，但是他直到死时都没有获得一直渴望的勋爵封号，最终以爵士地位恹恹而终。他一生拥有诸多财富，但是却终生没有归宿感；他一生参与并经历了诸多军国大事，但在他的日记里却载满了孤独与凄凉；他生前尴尬，死后也尴尬！
第17节：大清的尴尬(1)
大清的尴尬
康乾盛世之时，站在全球大局的形势下，大清帝国已是相当尴尬了，只不过自己不知罢了。
首先是外交。具体的例子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老实说，与俄国人打仗，康熙皇帝并不示弱，所以，两次雅克萨之战，俄国人都失败了，于是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可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强国也无外交的，别看大清当时的GDP全球第一，但是，它连一个外交人才都没有。龚自珍曾感叹大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龚大才子是名士风流，连“才偷才盗”都向往，这种向往甚至影响了我们。直到如今，我们都希望小偷进了咱的家，又哥们又义气，咱听见他的动静后，可以对着房顶上的他说：“哥们儿，你别忙活了，我的手机今天在公车上刚被人偷了，家里什么也没有，看你白忙活，挺心疼的。”那小偷呢，也可以临走之时在咱家门上贴个广而告之：“诸位，到此止步，这家主人太懒，除了一张嘴，家里啥都没有！”至于“才盗”，我认为应该是盗跖那样的，长得帅不说，还钢嘴铁牙，三言两语，就能把孔圣人给说成哑巴。我们欣赏龚自珍，跟龚自珍的这种名士风流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龚自珍这些感叹里，少了一项最重要的：“外无才交”。一句话，大清帝国如果能拥有苏秦、张仪那样的外交家就好了，再不济，有个晏子也行啊。
当然，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时候，中国代表索额图虽然说不上有什么智谋，但是不卑不亢起码做到了。问题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自己的翻译，于是只好雇佣德国传教士张诚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索额图虽然感觉这两洋人不是好鸟，可是自己又不懂鸟语，只好这么将就了。
索额图的感觉可能是对的，直到今天，大家对徐日升和张诚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是模棱两可。河北社会科学院的杨思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经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中说，这两人“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简编》里模糊提到两人“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至于民间历史故事，则把两人吃里扒外的小动作描写得活灵活现：徐日升跟人家说：“现在康熙皇帝正忙于对付西北部噶尔丹的叛乱，而且朝廷内外都知道西北部的叛乱是俄国人指使的。”张诚跟人家说：“皇帝要全力对付噶尔丹，所以急于和你们缔约。皇帝的旨意是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你们不答应，那就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你们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占领雅克萨，我们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找一个地方，或者更现实一点儿。”
条约签订后的次日，俄方谈判代表戈洛文邀请他们到俄使驻地做客。徐日升与戈洛文的对话中有这么一段：
徐：因为我身为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是我（中国）皇帝派来的，所以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戈：这样你就表现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应该的。……总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给了我们那么大的帮助。我们要让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获得同等价值的报答，知道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徐日升日记》第56节，1689年9月8日）。
张诚的日记中也说到，俄国使节“向我们保证他定竭力请求沙皇优礼我们教会派驻莫斯科的人员，以酬谢我们在北京宫廷和这次谈判中两度为俄国所作的一切斡旋”（《张诚日记》1689年9月8日）。
两个翻译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记里啥都交待。
张诚与徐日升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服装售货员告诉顾客：“我们这服装，老板进价500元。老板的意思，不想赔本太多。如果250元卖出，我们老板就不干了。所以你们就在250与500之间还价吧。”不管怎么说，条约还是签订了，康熙可能意识到了一些什么，所以条约签订之后在理藩院之下设俄罗斯馆，选派24名八旗子弟，入馆学俄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清政府从此无此尴尬了。
第18节：大清的尴尬(2)
鸦片战争爆发后，钦差大臣林则徐撤职查办，代替他的是新钦差琦善大人，琦善大人遭遇了相同的尴尬：堂堂的钦差大人，没有一个翻译。无奈，琦善从山东找到一个名叫鲍鹏的家伙。据说这家伙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是林则徐通缉的贩烟罪犯，跟颠地还是“同志”关系（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249页）。
其实，最让人尴尬的倒不是这翻译与颠地的不正常关系，而是大清那样的体制下，一般国民缺少国家与民族之类的现代概念与常识。鲍鹏就是这样的人，麦天枢书中称：“他在山东第一次登英舰，用‘广州英语’与英舰翻译马理逊谈起舰队南下和谈，他像个月球人般地说：‘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麦天枢先生可能感觉鲍鹏像个没有国籍的月球人，但我觉得，鲍鹏更像个地球人。当初的满族夷人可以抢走大明的天下，那现在的英夷欺负一下现在的满清，甚至夺了他们的江山，顶多只算是历史上一直延续的天道轮回吧，于鲍鹏何碍？
尴尬在继续，八国联军进中国后，老太后向夷们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财政人才。一句话，大清有多少家当，“结与国”要多少钱才“欢心”，赔钱的时候，如何分期付款细水长流以不至于朝廷垮台，政府心里一概没数。所以，谈判的时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国全权代表的顾问。赫德当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三拨拉两拨拉，就向自己的雇主汇报：“此次中国赔款，谅必较甲午年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赔款白银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共23000万两，加增一倍，乃是46000万两。众所周知，《辛丑条约》中，清政府的赔款数额是45000万两。当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国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现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旧税、开增新税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样才不至于让大清因财政亏空而导致国家破产，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怀疑。张之洞电告奕劻说：“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员们背后称赫德为二赤，挺有趣的）预计，此后中国每年须筹三千万两，今果不出所料，丝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预卜各国兵费，并折扣利息，全能预算清楚耶？实属可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第3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张之洞的电文，我觉得甚是尴尬，替政府尴尬。4？5亿国民中，竟出现不了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大臣！这种残缺，导致大清帝国竟然从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关总税务司。你说一开始没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后来的半个世纪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给英国国务大臣的信中写道：“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诚实的海关之日，就是我这个海关总司离任之时。”赫德当时肯定没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国就这么讹上他了，一当就是48年。当时，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在他的《罗伯特？赫德与帝国海关》中曾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担忧赫德之后，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毋庸讳言，中国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关由中国人来控制，但亨利断言，“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对整个世界商业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他说，“不管在国内人们怎么看待我说的话，至少在整个东方，当我说，如果不把这个职位当作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在中国3？5亿的臣民中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人能够胜任时，是没有人会站起来反对我的。”
第19节：李鸿章的傲慢
李鸿章的傲慢
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傲慢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着。李鸿章当然有倨的资本，他是大清历史上第一个在外交舞台上与“鬼”周旋的人——大清第一个外交家。李鸿章近1米8的个子，堂堂的仪表，站到外夷前面，一点儿也不逊色。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他的才情，他在“鬼”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居然引起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好感，“鬼眼”之下，李鸿章甚至有半神半仙的气质——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虽然李鸿章的倨也表现在对内方面，但他的倨更多的表现在对外，也就是对待外夷方面，这一切很有意思。广为流传但未得查证的一个版本是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时，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闻阁下有称为‘东方俾斯麦’者”时，我们的鸿章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果然出口不凡！
有关李鸿章倨傲的版本特别多，虽然有些是野史兼小说家言，不能算作信史，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李鸿章的身上，也算是合情合理，特别是他与小日本的较量，其中的细节描写最有意思，且姑妄录之于下：
故事一：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我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礼仪之邦”，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认为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建立一个友好条约。
李：就来两人？是不是太非礼了？
日：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
李大笑：小小的。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看帖子很细，发现其中一条：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
李在两个“可”前各加一个字——“不”！
故事二：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台湾的清兵超过日军三倍，但统帅沈葆桢认为大清没有铁甲舰，恐不是日本对手。侵台日兵人数本就少，又染上了疫病，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战。双方都怯的结果，便是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吸着自己的水烟袋，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交家吐烟圈的水平超过了好多小流氓，在鬼子们的面前，他当然不放过任何显示自己烟圈水平的机会——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命中率真高，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的侍卫们实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柳的裤腿上。柳急了，站起来，一番八格牙路，两个侍卫把他摁下去。
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
柳说了好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
李：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
上面两个故事，自然也是野史小说家言。类似的故事还有，虽没有如此极端，但鸿章的傲慢架子还是有的，不是埋头喝汤目中无人，就是大吐烟圈不理人家。一是天朝本身就傲慢，二是鸿章本人也有傲慢的资格，三是小日本在明朝时长期为我贡属国。小日本这时候想在中国争得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咱对它的评价是：想得美！综上所述，日本使者在谈判桌上受些闲气也是正常的。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这个倒是真的。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一句话，鸿章的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有余悸，也不知中堂大人是否向人家鞋上吐痰来着，但是能把人家吓着，估计动作不小……可是时移世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是十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不知一身傲慢的天朝老臣意下如何？只听见梁启超一动情之语——“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
当然酸心，不只是为大清，更多的是为李鸿章。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耍的就是二百五：“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也就是说，老头儿只有点头yes摇头no的权利。后来就连这点头与摇头都有些难了，老头儿回住处的路上，被日本一愤青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来看望时，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老头儿的傲慢于此荡然无存！
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一年之后的李鸿章在见到俾斯麦时才会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没想到俾斯麦给了老头儿一个德国特色的回答：“首在得君专，得君既专，何事而不可为？”德国刚刚统一于铁腕之下，当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中国的老太后还不够专吗？难能可贵的是，那么专的老太后，始终对李鸿章充满了信任。能在老太后手下得以善终，已经够幸运了！
历史也给了李鸿章一扇精彩的窗户，这窗户就是他晚年的游历欧美，可是傲慢的老头，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他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所以，他搞了半辈子的洋务，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
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上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我觉得他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毕竟是大清的栋梁，老先生骨子里还是傲慢的！
第20节：林则徐的睁眼(1)
林则徐的睁眼
咸丰与僧王的愚昧，并不是个别现象，相反，他们应该是清朝统治阶层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长期的闭关锁国，虽然达到了愚民的目的，但是对统治阶层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愚昧呢？大清政府不傻，搞出个“夷夏之防”，只开广州一市为特区，准许洋人在广州一口通过中方设置的不官不私非驴非马的十三行进行交易。即使这样，政府也仍不放心，乾降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制订了《防范外夷规条》五项，又称《防夷五事》。嘉庆十四年（1809），清政府再订立《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又颁布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道光十五年，清政府又通过了由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贲、粤海关监督彭年乃等共同拟订的《防夷新规八条》。
清政府历次颁布的防夷措施可以归纳为如下九条：一、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二、妇女不得带到商馆；枪矛或其他武器也不能携入。三、行商不得向外国人欠债。四、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五、洋人不得乘轿。六、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每月中有3天，可以结伴在通事护送下到花地（对江的花园）放风，通事对他们的一切轨外行为要负完全责任。七、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八、居住在行商商馆中的洋人，应受行商的约束和管理。他们买货必须由行商经手；这原本是想防范内地奸民欺骗和教唆他们的，后来居住行商商馆的外商竟不许自由出入，以免他们与内地奸民贸易和私相勾结。九、在规定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在他们的货物卖完和船装好之后，回国或前往澳门。
事实上，在清朝特色的体制下，这些所谓的条规执行得并不到位，当然，洋妇不得进城是始终如一地执行着的。因为洋女人太恐怖了，她们公开与男人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镜头，对于广州市民之心灵的撞击，不亚于原子弹对广岛、长崎之市民的撞击。
如果说，以上条款只是政府防范小民百姓被夷人所欺的话（事实上直到后来，有关境外消息，百姓们仍然是只能接触那些被过滤过的），那么另外一条就令人不得其解了：政府规定所有的大清官员不得与夷人直接接触！这一切，导致大清官民“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这种幸福最终被夷所打断。
大清历史上第一个搞夷务的，当是林则徐了。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不得不搞夷务了，但是这种夷务只能是隔山打虎：天朝不许官员与夷官直接接触，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林公只能招募大批所谓的“汉奸”（按那时的风俗，通夷语，当然就是汉奸了），让他们给自己翻译澳门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成为林公睁眼面对世界的第一窗口；第二窗口便是林公亲自招见夷方民间人士，包括遇难被救的夷水手，林公都不耻下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走马观花式的睁眼，其效果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显示在他给皇上的奏折中：
一、“夷兵再多，也不会超过万人之数，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剿灭呢？”（林公的这个思维，与明朝太监王振挟英宗亲征也先相类似，英宗之所以敢跟着王振一块儿出征，就在于王振说人家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咱们这边光吐唾沫就能把也先淹死云云。看来，人多力量大的思维，自古有之。）
二、“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教材上说，中国是世界上冶铁业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于西汉末年，即已发明炼钢技术，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让我很纳闷，不知道咱那领世界之先的钢都用到什么领域了，竟以为夷的钢船是用粘胶粘的，战争是过家家么？（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193—194页。）
三、“如果奔逃上岸，夷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跌倒便爬不起来，凡是内地不论怎样的人民，都可杀掉这些异类，跟宰犬羊一样。”（道光读这些折子，可能有读今古传奇的感觉。这里我觉得林公很是可怜，也见过夷人，难道就不能偷偷给夷人来个扫堂腿，然后看看对方能不能爬起来？这又不是化学实验，这么简单的实证都不做，只据传闻报给皇上，皇上也端的可怜。）
林公的可怜引起了美国医生伯驾的同情，伯驾想通过林公的手下送给林公一些有用的礼物。美国人以小气而出名，他不会送给咱脑白金什么的，但是他又很大气，他送给林公的是全世界——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的手下肯定知道齐桓公小白的故事，鲍叔牙向小白推荐管仲，小白一听就急了，说：我正找他算账呢，他射我一箭，我正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呢。鲍叔牙说：呵呵，这个人不但能射你一箭，他还能帮你把整个天下射下来！小白一听：那你叫他来吧。鲍叔牙说：那可不行，你得亲自去接他。于是小白亲自接管仲去了，于是管仲真的把天下——春秋五霸之首的果子摘下来敬献给小白了！林公手下的随从们，当然知道小白的故事，但是长期的大一统，导致政府根本不需要人才，需要的只是奴才，礼贤下士那一套早进入历史的深处了，更何况，这个摘天下给我们的又是个夷人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遗憾——林公手下人提出了礼仪问题，接受你美国人的礼物，可以，但是你得附上一个请愿书！意思很明白，接受夷人的礼物，是我大钦差高看你的一种恩施！伯驾一恼，算了，这礼物我也不送了！
第21节：林则徐的睁眼(2)
当然，林公手下也有精通夷务的幕僚，比如梁廷楠就很出色。梁氏在自己的著作《合省国说》的自序中，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强调了美国法大于王的原则和王之进退全由公众决定的制度。我不知道他的著作对林则徐能有多大的触动，但我知道，林则徐禁烟时给道光上的折子中曾专门说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说她在位四年，年仅二十，其叔父一直有不臣之心，此女王内顾不暇，根本没心思来咱这边捣乱。由此可以推断，林公不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更难相信美国的总统制。事实上，不只林公不理解，林公的好朋友，与林公一道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在自己的《海国图志》中，说到西方国家“其王无常人”时，也是迷惑不解加猎奇的口吻。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把林公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这种睁眼，只是相对来讲，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侮辱与自取其辱
1787年，英国政府派往中国政府的使者是卡斯卡尔特中校。政府给其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扩大对华贸易。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前两项咱就不说了，因为按照一些传统的看法，前两项都是英国人想殖民咱们呢。但是第三项，我看不咋像殖民，或者说，至少是相互殖民。有关第三项任务，英国政府是这样跟它的使臣交待的：“如果此次出使能获圆满成功，可向中国皇帝陛下建议接见一位英国国王派遣的临时或长驻公使，中国皇帝陛下也可向伦敦派遣一位公使。”（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第160～167页，“附录B”，牛津，1926年版）
中国有些人士认为，公使只是二流的使节，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殖民者却不派给我们一流的大使，这是故意侮辱我们。可是他们忘了英国人在侮辱我们的同时，也自我侮辱啊！因为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国际互派使节，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大使只有在欧洲王室之间才互派，它级别最高，花费巨大，一般国家承担不起。所以，一般国家都乐意选择公使。
大清不懂国际惯例，遭人家侮辱咱的时候，不知道。遇平等对待的时候，又把它想象成侮辱。这种想象，与其说是自卫，不如说是自我侮辱！
回过头来说英使卡斯卡尔特，这哥儿们想侮辱咱们，没门儿，死在来华途中了。他这么一死，推迟了咱们大清被侮辱的历史。后来真正来到中国的，是马戛尔尼，时间是1793年，任务当然还是那三项。
可是对清政府来讲，不管你是自侮还是他侮，反正鬼子进驻俺首都，俺一百个不乐意。直到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旧调重谈，要求派驻公使，道光未予理睬。十年之后，道光死，咸丰继。英、美、法驻华代表从1854年起相继向大清提出续约要求，希望清政府能允许他们派驻一位“光明正大”的代表，同时邀请大清公使进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可咸丰一听就头大，认为让鬼子进首都“最为中国之害”，提出只要不驻京，其他条款都可让步。诸如：“民夷相争”、“减免上海港外商拖欠税款”、“减轻广东茶税”等。一句话，俺宁愿经济上吃老大的亏！
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自我感觉把大清打服贴了，遂再次提出外交使节驻京的事儿。咸丰还是那态度，说：“此事断难允准。”说得对，汉奸卖国贼才同意呢。所以皇上谕令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与花沙纳“无论如何为难，必须将此事阻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4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1858年6月，大清的外交部部长（礼部尚书）周祖培、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等高级官员集体上奏。奏疏写得特长，以现在眼光看来，还挺滑稽。用俺的糊涂风格翻译，大致意思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来，这些夷鬼特舍得花钱买房子，把咱大清的“虚实”都给偷窥走了。让他们久住京师，那咱们大清政治就透了明了，隐私也没了。这是第一个害处。这些夷鬼所到之处，盖的楼好好高，他们还喜欢站在好好高的楼上，用他们的“千里镜”扫描我们。他们驻了京师，就在我们皇宫附近盖高楼，那皇上办公的地方，娘娘们游玩的园林，就都叫这帮鬼眼给“俯瞰”去了。这是第二个害处。京师的旯旮处，没法住人。这帮鬼佬肯定要选黄金地带。到时候他们挑了地方，咱们不得拆民房吗？这是第三害。皇上出行，大清臣民都知道躲避，不躲避咱们也能跺他们几脚，给他们几枪托，可洋人不懂这些规矩，皇上出个门，他们要么爬高楼上偷看，要么就挤在街道里围观，咱还不能动他们一指。这是第四个害处。夷鬼们设夷馆，估计就是为了推行他们的天主教。近年沿海地方，好多良民都被他们诱惑了。咱大清帝都，那是首善之区，若受了他们的“蛊诱”，那咱们“衣冠礼乐之族”，不都变成“禽兽”了吗？这是第五个害处。民夷杂处，大清的奸民会动不动跑夷馆里，寻求政治避难啊。这是第六个害处……更可怕的是，夷鬼们近年太过“猖獗”，“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夷在外间一旦被大清百姓剥了皮吃了肉，“必在京师报复”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13～1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你别说，这帮大臣虽然窝囊了些，但是在防患自保的本能方面，则个个贼精。且不惜用中国百姓喜吃人肉来吓人，也不知是吓谁呢，估计是一箭三雕，吓自己、吓皇帝、再吓洋人。
咸丰也不傻，知道洋人驻京，妨碍大清内政，坚拒。英夷当然不乐意，坚决要求驻京。清政府后退半步：“遇有大事，尽可来京面诉……自上海起由内地北来，由中国派官护送，一切供应俱由中国办理，不必令其自备斧资。以后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来京，不必年年跋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4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仔细看这规定，透着一股中国人情味，不但不愿意麻烦外国友人，还包办旅游路费。奈何英夷算不清账，耍开了二百五，说：不让进京，就派兵打过去。桂良与花沙纳赶紧劝政府同意，说：把这些二百五惹急了，天津就不是咱的了。从天津往北京，就那么点距离，深为可虑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没办法，咸丰最后勉强同意外国公使进京。什么叫勉强呢？就是《天津条约》上同意了，但逻辑上仍办不成。待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洋鬼子才最终如了愿！
纵观整个大清外交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诚哉斯言！
第22节：嘉庆的自作多情
嘉庆的自作多情
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2月离英，4个月后到达中国天津。嘉庆皇上与他爹当年一样自作多情，认为英国又来朝贡了，所以谕令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做好接待贡使的工作，外交部（礼部）也拟定了英使在京活动的日程表。
多情的嘉庆首当其冲最关心的问题，当然还是礼仪啦。他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让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进京前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要求接待大臣随时把英使的学习情况与学习态度奏上来。
放下嘉庆的自作多情暂且不表。单说英使这边，正自作烦恼呢。跪还是不跪？阿美士德很头疼。因为此次政府派使团来，完全是东印度公司的建议，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给他下达的指示呢，又不一致。政府含糊不清地暗示：“礼仪问题应视其产生的利弊而定”，东印度公司则明确指示：“在涉及有损在广州英人民族尊严的礼仪或接待问题上不要让步。”（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3，第263页，牛津，1962年版）
尽管阿美士德有所犹豫，但他还是在天津见苏楞额时表示，他对中国皇帝只能行脱帽鞠躬礼。使团抵达通州后，嘉庆派第二轮说客和世泰来了。和世泰劝阿美士德，希望阿美士德见皇帝时恭顺、施礼如仪。英使团在这个当口，还避免不了他们体制的劣等性：内部发生分歧。争吵中，斯当东表示绝对不能跪下：“仅仅为了换取皇帝接见使团（很难称为光荣的接见）而作出如此牺牲，代价太高。”
阿美士德一听，也感觉这买卖做不得，遂讲了一个折衷意见，晋见中国皇帝时，屈一膝，三鞠躬，如此重复三次，也算三跪九叩了吧。使团另一位副使埃利斯担心，一但不叩头，人家皇帝不见咱，咱不就白来了？阿美士德与斯当东认为，咱一跪，咱就成大清的贡属国了，谈判的时候就没有与之平等的地位……这两人还算聪明，其实，在大清的既定方针下，跪与不跪都一个样。大清的眼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平起平坐。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看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给他的信中居然有中英“两国”的称谓，这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笑了，批驳对方说：“天下万方，何处能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而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2～253页）
总之，中国皇帝就这么自作多情，英使还真是没招。更可笑的是，中国皇帝所有的目的就是叫人叩头。如果人家不叩，即令其回国，咱脸上也不好看。所以，多情的皇上指示和世泰：不管怎么哄，也得把他们哄来，叩了头再走！和世泰一看主子这么多情，哄不了英使，只好转头来哄主子了：这些贡使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教他们叩头，可惜他们太笨，起跪姿式不怎么帅。嘉庆的意思是，不怎么帅就不怎么帅吧，跪下即安。这皇上一高兴，在使团到京的当晚就要接见。阿美士德说：不行，国书与礼服既未到，而且，晋见时我们可不下跪的。
英使如此无情，和世泰没招了，只好继续哄皇上：正使病倒，不能晋见。
多情的皇上：副使进见。
和世泰：副使俱病（两个副使），等正使病好后，一块儿晋见。
嘉庆一听，多情遭遇无情戏，大怒，当即命令，将英使驱逐出国，礼物全部退回。后来又觉得不对，一点礼不收，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遂收下部分礼物，同时，回赠英国白玉如意一只，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两对，小荷包八个。同时派人传话给英使：“此次尔等奉国王之命，来天朝纳贡，不能成礼，即属尔等之咎，仰荷大皇帝深仁大度，不加谴罚，仍赏收尔国王贡物，颁赏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尔等回国，不可不知感激。”（《清仁宗实录》卷323，第2页，台北华文书局1970年印行）
看意思，英使不叩头，咱更多情了，反而认为夷人不通教化，咱礼仪之邦，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还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反省一下，心存感激。
那么英国人的反省是什么呢？阿美士德回国后，英国国内就出现这样一种见解，政府只有三条道路可走：“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绝对服从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根本放弃交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4页）
英国政府显然走的是第一条道路。这就是嘉庆皇上多情的代价吧？
第23节：大清帝国羞答答的外交
大清帝国羞答答的外交
前面说过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英王乔治三世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恳请准英国派公使驻京。马戛尔尼自作多情的一面是：他这次来，就没打算再回去了。那倒是，他们来一回也不容易，将近一年的海上行程，数次的台风与飓风，疫病与伤亡，所以，他就是英国驻大清第一任公使了。马氏不知道，堂堂的大清没有外交，如果愣说它有外交的话，那么仅仅拥有与藩属之间的朝贡外交。
马氏的多情老叫我们窃笑。他根本不知道，那时的大清就像酒桌上那最虚荣的哥们儿，买单的时候，叫唤着往账台前冲。大清就是这德性。可马氏居然说：“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为互派使节之举，英国尤为欢迎，所有船只一切，可由敝国代为筹备。”这不是瞧不起俺大清吗？于是，年届80的乾隆，回复得更多情，大致意思如下：准使驻京，与天朝体制相违，断不可行。洋人愿来天朝当朝的，一是得穿天朝服装，二是永远不准再回本国。这次你们要求驻到天朝，不但不换服装，还来往自便，实属无益，因为外藩使者驻京，行止都有规矩，从来没有听其自便过。若留尔等在京，语言不通，服饰不同，没有地方安置啊。天朝又不愿意强迫你们换天朝服装。假若天朝派人驻尔国，难道你国就能遵行？再说了，西洋国家这么多，都学你们留京不走，那不就乱套了？
结果，英殖民者的阴谋没有得逞。
当然这半个世纪之间，英国不时地提出互派使节一事，但都被清政府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直到鸦片战争，大清挨过大英的大棒之后，局面才有所改变。所谓的大棒，有人把它翻译成棍子——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在使中国人向惟一能使其相信的论据——棍子的论据让步前，不仅必须让他们看到棍子，而且必须让他们的背上尝到棍子的滋味。”我觉得还是大棒好，至少比棍子文雅些，于大清的自尊或可有所弥补。不得不承认的是，巴麦尊对于大清挨整砖不挨半截砖、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精神还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再提互派使节之事，咸丰虽然嘴上说着“此事断难允准”，并且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英人遇有大事可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进京面诉，并且一切开销都由中方承办。看看，英国表示不缺钱，咱大清更要表示不缺钱。问题是双方都不吃这一壶，特别是英国人，表示仍要动兵，咸丰遂委委屈屈地同意了。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公使开始进驻北京。从1793年马氏使华，到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人终于打到大清的心脏部位了。
问题是英国多事，进驻中国北京以后，还一再强烈要求大清向英国派驻使节，大清一听就犯愁：这可咋办啊？一是路远，二是花钱，三是还怕不得其人，以致贻羞域外，贻笑外邦，丢不起那人啊！种种考虑，导致大清忸怩到1875年。眼看着不能再忸怩下去，政府一狠心，把曾国藩的好友，李鸿章的同学，曾给僧格林沁做过幕僚的郭嵩焘给推了出来，要他出任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其时，公使还分四等：头等公使，是全权大臣，负责接待，与所驻国交涉及画押等事务。二等公使，代国家办理入境事务、觐见和呈递国书。而我们派遣公使，一般是二等。清朝的派遣证上，还不乐意用公使这个头衔，仍称“出使钦差大臣”。
清政府所谓的外交政策，被郭嵩焘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清廷“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轻起衅端，结果必是割地赔款，“贻祸天下”。
而郭嵩焘之所以被推到驻英公使的火炉上，还跟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马嘉理事件有关。这一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探路队”经过云南前往缅甸，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总理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清朝地方官应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马嘉理一行拜见云南巡抚岑毓英时出言不逊，岑毓英怀恨在心，表面上热情款待，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副将李珍国在腾冲伏兵截杀，结果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后湖广总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焕来滇调查，岑毓英又谎称马嘉理为当地土人所害，审问时串通翻译构陷不懂汉语的土人首领，企图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将此案弄了个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证据，于是向总理衙门提出赔偿、免厘等六项要求，并以下旗绝交、对华开战相威胁。结果大家当然知道，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并且还得派人跑到英国给人道歉去。
郭嵩焘就是政府派出的道歉代表，同时，由于他在政府里算是懂得外交的，所以，道完歉就不准回来了，就地任驻英公使。能做出这种行径的人，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堪称民族败类，“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曾经有人问大学士阎敬铭（当时为数不多的清官之一）：“当今有谁会办外交？”阎敬铭的回答是：“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那倒是，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那才叫爱国情操！郭嵩焘翰林出身，却去搞外交，在时人眼里，比大家闺秀做妓还要不堪，所以，时人送其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还不算，郭嵩焘家乡的一批爱国士绅竟然要“毁其家室”，郭嵩焘也知道这外交不好玩，几次向政府要求改派他人并装病不去，奈何慈禧就相中了他，1876年，郭嵩焘上任去了。
清政府的外交，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郭嵩焘到了英国，才发现笑话闹得不少：第一，政府根本没有给他颁发驻英公使的国书，他就这样扛个光脑袋就去了！第二，一个光脑袋还不行，还一下去了俩光脑袋。当时的国际惯例，驻外公使仅有一人，可清政府还给郭嵩焘派了个副使刘锡鸿！
郭嵩焘出使前，总理衙门要求他将外国见闻记录下来，送达政府，以作了解。总理衙门将其日记编辑成册，这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没想到大臣们看后，大怒，认为郭崇洋媚外不说，且“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政府一看，赶忙把《使西纪程》毁版。与此同时，原先的驻英副使刘锡鸿也出来揭发郭嵩焘乃是大“汉奸”，罪状总计十条。比如穿洋人的衣服、跟洋人握手、学洋语、听洋戏等等。
至于刘锡鸿本人，作为大清的第一代外交家，似乎只发现了“英人无事不与中国人相反”的一面：“论国政，则由民而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文字，则由左而至右；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为何如此相反呢，刘外交想到了地圆学说：“盖其国民居于地轴下，所载者天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总之，在刘锡鸿与国内爱国者的攻击下，郭嵩焘发现，自己的外交是干不下去了，不等三年任期期满，即请求回国。1879年，政府让曾纪泽接替他的职务。
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他跟他老爹学的，极谨慎，由于身兼英法大使，所以出使前给法国使馆一封信：“现在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迵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挈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真替他头疼。男女受授不亲啊，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女，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酥小手。做这样的外交官，也真叫个难！
第24节：托马斯-斯当东的见证
托马斯-斯当东的见证
1793年，马戛尔尼为首的700人组成的使华团里，有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年仅12岁，名叫托马斯？斯当东。他在使团里的职位是见习侍童，具体任务就是，当马戛尔尼被大清皇上接见时，负责给他提骑士斗篷的下摆！小人儿的爹是这个使团的副使，名叫乔治？斯当东。如果说马戛尔尼是当时欧洲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外交家的话，那么这个副使也不含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老子不含糊，儿子当然也不弱。来时的路上，就这个小人儿学会了中文。
1794年9月14日，热河行宫内，乾隆接见了马氏一行。当八十岁的老皇上听说这小人儿还会中文时，顿时表现得像贾母接见板儿那样慈祥，把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解下，破例赐给了他，并表示希望听他讲几句中文。小人儿用中文，自如地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看来小人儿已经像个小骑士了，很有风度。
十年之后，小人儿长大了。先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任职。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具体说，是在距离马戛尔尼使华二十多年之后，即1816年，小人儿摇身一变，成为大英帝国派往中国另一使团的副使，正使是阿美士德。也就是说，小人儿取得了二十多年前他爹在使团中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可能是由于乾隆高兴，也可能是由于乾隆年纪老了，总之，大清政府本来要求马氏一行三跪九叩来着，可马氏特坚决，乾隆也就没再坚持。可是时代不同了，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这次小人儿陪着阿美士德来，坐在皇帝位置上的，已是乾隆他儿嘉庆了。
嘉庆还不到夕阳（尽管政府很夕阳了，可是春江水冷鸡不知啊），所以缺少些“温馨又从容”的风度，坚决要求使团叩头。可以说，这帮鬼佬，一开始，就惹咱们政府不高兴了。英国政府给嘉庆的信，开头居然是什么“陛下，我的兄弟”，呸，谁跟你是兄弟啊。朝廷说了：“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使团呢，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天下，就是俺们大清。深夜到北京，他们就被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说是皇上赐给一桌酒席，他们需得三跪九叩来谢宴，使团坚决拒绝了。阿美士德说，马戛尔尼就没叩头嘛。清政府脸一翻：谁说他没叩头来着？官员们发誓说：俺们亲眼看见来着。那口气，好像他们捉奸捉了个现行似的。嘉庆下的一道诏书上也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看着堂堂的政府与官员翻着白眼说瞎话，阿氏一行更坚定了不叩头的决心。于是，倔驴遇上了犟牛，双方争吵中，咱这边居然动手了。有人抓住他们的双肩，有人使劲推搡他们。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行人没有见着皇上就被驱逐走了。
小人儿觉得冤屈。近代各国觐见仪式，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制定了缔约国对于接受各级使节的规定。在近代国际社会里，外交使者交往行鞠躬礼是非常普通的。可是嘉庆更觉得委屈啊，几亿臣民，哪个敢不跪我？哪几个又有资格当面跪我？偏远夷鬼，容许你隔几年跪俺一次就够抬举尔等了。
又过了二十多年。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辩论中，有一位议员特受人尊敬，他的发言，也特引人注意。因为他两次出使大清，又在中国呆了十几年，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了。他就是当年的小人儿斯当东。他说：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最后他说：“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里需要注明的是：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下院为此辩论了整整三天，三天之后是投票，投票的结果是：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对英国来讲，是一次打猎样的轻松行动，对大清来讲，灭顶之灾来了。
第25节：林则徐的销烟
林则徐的销烟
大清臣民吸鸦片，一度吸到了一种艺术境界：躺于卧榻之上，枕边一盏欲灭不灭的煤油灯，手中一杆长长的烟枪，烟锅里放一块烟膏，就着悠悠的灯火，悠悠地吸，悠悠地吐。现代中国男人常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抽一支香烟就美到如此程度，何况是鸦片烟呢？鸦片烟不只是吸后舒服，但就那姿式而言，就够神仙的境界了。
鸦片，来源于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她的名字叫罂粟，原产于希腊。希腊人首先发现了罂粟汁的药用价值。当地居民更是把她制成了零食，用来止泻和止痛。后来，罂粟传入印度。既已到了印度，就不会忽略中国。七世纪，罂粟传入中国，中国人给她一个更美丽的名字“阿芙蓉”。李时珍在自己的《本草纲目》里对她的药用价值作了介绍。至于鸦片，她长期在中国的药店里出售着，默默无闻着，直到乾隆时期中国一个小尼姑因吸食鸦片而治好了自己的瘫痪！
想想中国的“地龙”热，再想想中国的传销热，你就会明白，鸦片在中国的突然风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小的时候，我家尚保存有战乱时期偷偷种植出来的罂粟的果实。娘给我看，告诉我，如果我流鼻血了，弄些白膏往鼻孔处一塞立马儿就好了；如果我肚疼了，给我喝下一点点，立马儿就不疼了；还告诉我，爷爷有偏头疼，没钱治病，靠的就是这个……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穷人富人都喜欢吸食鸦片，穷人可能是为了免于痛苦，富人可能是为了与神仙比美，不穷不富的人，可能是为了消解忧愁。大清时的百姓，起初对鸦片烟可是持赞赏态度的：当你有了烦恼，你就吸鸦，一切烦恼随烟而消散！
所有的烦恼，最后积聚到了道光皇上的额头：
雍正七年，中国输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年，1000箱。
嘉庆二十二年，3698箱。
道光元年，4770箱。
道光七年，10025箱。
道光十八年，28307箱。
据史载，中国从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起开始禁鸦片输入了，我疑惑的是：大清禁烟已有百年了，为什么愈禁愈弛呢？英国商人只把鸦片送到中国沿海，至于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到底是大清海上缉私队的渎职还是大清小鸦片贩子爱岗敬业使然呢？我只知道，大清国土上四处冒起了烟泡儿，道光也急得七窍生烟了。道光着急的当口，太常寺卿许乃济的奏折来了。许的主意大致如下：一、这玩艺儿咱愈禁流弊愈大，不如不禁，随他们吸算了，反正吸者都不是好人，一般吸不死，吸死了也活该，反正现在人口压力挺重的。咱只禁止官员、兵丁、士子吸食就行了。二、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咱们规定，不能用白银交易，只能以货易货！三、这玩艺儿既然挣钱，咱不如自己种算了！道光皇帝一看，在许的奏折上批一个“所奏甚是”，同时把许的奏折转给广东的省级干部们，让他们发表高见。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文祥等居然同意了许的意见。可是没等他上书，越华书院的一个教授告诫邓廷桢：注意啊，百世后你的声名，如果青史特书弛禁乃是某人所请，那怎么好呢？这告诫太及时了，邓廷桢上了个折衷的折子：先严禁三年，三年不成，再想办法不迟！
历史的结果可想而知，屎盆子扣到了许乃济的头上：官职由四品降为六品，去职退休，青史留恶名！
与许乃济主张完全相反的，乃是四品官员、身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他上的奏折是重典禁烟，大致意思如下：一、给每一个烟民一年期限，一年之后，尚有吸食者，格杀勿论。原先的吸食者，都是打板子，毒瘾的折磨远比打板子难受多了，如果我们处罚吸食者的死刑比毒瘾上来还令人难受，吸食者就接受戒烟了。二、互保连坐式禁烟。一人吸烟，五家连坐！客商吸烟，店家连坐！官员吸烟，加倍处置，子孙也遭连累；官员家属幕僚吸烟，处置官员本人；至于士兵，也取保甲制，按地方办理！
黄爵滋的此奏，痛快倒是痛快，可是弛禁他下不了决心，如此严禁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当时的天朝臣民，吸食者已不下四百万，如果戒成功一半，那也还有二百万啊，如果十个里面戒九个，还剩四十万，一个一个杀头，那可不是杀鸡啊！于是，道光再次将奏折下放，让大家讨论。问题是在没有确立“言者无罪”的体制下，大臣们谁认真的给你讨论啊。但是也有例外，就像许乃济与黄爵滋就是例外一样，历史给大清王朝准备了另一个人物——湖广总督林则徐浮出水面！林则徐，他将成为道光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去广东禁烟。
正像后来的赫德可以在贪污成风的中国海关创造高效与清廉的奇迹一样，林则徐也可以创造此等奇迹：一、限令夷人交烟。二、整顿军队队伍。三、断绝广州与澳门的联系！四、所有百姓（当然只限百姓，因为大清官员不能与夷人相见，早是大清帝国的铁杆纪律），不得与夷人有任何联系，否则以私通外国例论罪。五，收缴203167箱鸦片，收缴、存放、包括销烟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无一丝漏洞，这一切让时刻关注此事的英国人也大为赞叹：“贪污中饱的事，是绝不可能的！”
问题是，林则徐个人的力量支撑不了大清这艘快速下沉的破船。林则徐可以创造一时的奇迹，但是他创造不了大清的奇迹——就在虎门销烟的当口，又有一万箱鸦片运到了中国海面，你林则徐的关口不好过，并不意味着大清的其他关口也不好过！更何况，林则徐本人的命运，跟他的道德无关，更跟他的能力无关。英国兵船来了，大清抵挡不住，林则徐就只能沦为替罪羊了：流放新疆！
历史就这样给我们造就了一个悲情的民族英雄。
历史有时候也调戏人们的感情。太平天国起事前，大清政府再次感觉不妙，并再次想到了林则徐，1850年，66岁抱病在家的林则徐接到了咸丰皇上的圣旨，重新任他为钦差大臣，命他前去广西镇压乱党！临危受命，林则徐上路了！
只是林则徐还没有走到目的地，半路上就去世了。
感谢苍天，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句号！只有一点遗憾，林公的销烟注定是一场烟花了，因为由禁烟导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进入中国的年总和，已远远超过林公禁烟前一年的数字！如此，当30年后李鸿章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谈判取强硬态度时，总理衙门大臣文祥骂“李鸿章要做第二个林则徐”就可以理解了，一句话，大清主流思想始终是把林公的销烟当作鸦片战争之祸源的！
第26节：琦善的投降
琦善的投降
林则徐的禁烟，换来的是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英国远征军一路打到天津白河口，道光慌了手脚，撤掉林则徐，换上了琦善。琦善，这个下场比林则徐还要惨（革职问罪，锁拿回京）的钦差，用的是与林则徐完全相反的策略：妥协投降！
对于世界大势蒙昧到一无所知的天朝，只能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了。这一点，倒颇似几个月的婴儿。吃左奶呛了，他就坚决不吃左奶了，给他右奶，他才接受，可是右奶也呛，他再转吃左奶。如果说婴儿如此这般是可爱的话，一个国家，在战与和之间来回摇摆，就只能说是可悲了。
我们还是看看琦善的活动吧：
在天津与英军谈判之前，英军申请上岸购买食物。琦善以东方人特有的好客精神，给他们体面的答复：不用自己破费了，我们这里有的是牛羊鸡鸭，可以大量的送给你们。正式开式谈判时，琦善再次给英军以物质安慰——为义律等谈判代表准备的正餐，单小碟装盛的菜肴就有三十多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再次给停在白河口外的英舰送去牛20头，羊30只，鸡鸭数百只，并且告诉对方：大老远的来了，辛苦辛苦，吃喝的事当然归我们管！当然，英国人不是饭桶，不是食品就能打发走的，所以琦善同时给他们精神安慰——林则徐措置失当，政府会重治其罪的。如果英军撤回广东，政府会派钦差大臣前去代英夷伸冤的。
琦善的安心丸使得英军撤兵回广东了，道光马上任命琦善为钦差，前去广东处理林则徐捅下的马蜂窝。
琦善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惩办抗英派，拆除珠江口一切防务设施，遣散林则徐招募的水勇乡勇。尽管琦善如此善意，但是误会还是有的，英国一船只悬挂白旗前来虎门送停战协定，被不懂白旗规则的清兵一顿炮轰给轰了回去！
英方向琦善提出割香港给英国等14项条件，扬言如有一条不从，即重新开战，并给指示了最后期限。可怜的琦善只好兜圈子啦，可是英国没有陪玩的心思，时间一到，即进攻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兵四散逃窜，清军协台陈连升力阻逃兵，中飞弹而死，他的儿子跳水自杀，陪父亲走了。清兵死292人，伤463人，英军无死亡，伤38人。
打不过，只得再次谈判，谈判的结果，便是所谓的“穿鼻草约”。之所以是草约，乃是琦善玩的一个花招，其实也不是花招，割地之事，除了皇帝批准，那是谁也无权应承下来的，所以琦善只是口头同意穿鼻草约之条款，未在文本上签字盖章。可是英夷可不管这个，口头同意也是同意，所以他们直接开过去，占香港去了！
琦善的投降让道光大怒，他又想主战了。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侄儿，靖逆将军奕山前来广东助战了。琦善一听皇上又主战了，在与英夷的谈判中便不再示弱，与英军谈判时，对于先前的口头协定予以推翻。英军一恼，虎门之战开始。五个钟头后，虎门炮台失陷，中国官兵阵亡四百，民族英雄关天培阵亡。
奕山到达广州，组织了广州战役，作为道光的侄儿，他是大清政府第一个使用白旗规则的将领。打不过，他在广州城头高举白旗，英军退至虎门。
清政府对于琦善私自签订穿鼻草约十分不满，认为他太慷慨了，竟敢割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政府对于自己的谈判代表义律私自签订草约之事也心生不满，认为他要求的条件太低。所以，这边琦善被锁拿回京，那边的义律也被新的全权代表璞鼎差所取代。
璞鼎差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直把战火烧到了南京。清政府一败再败。不得不签订新约——远远超过穿鼻草约的中英南京条约，在新一任钦差大臣耆英手中签订！
最后说一下可怜的琦善：锁拿回京后，先判斩监候，后与林则徐一个结果：戍边！
由此可以看出，大清在面对新的敌人时，只要它的组织方式与统治方式不发生相应的改变，那么一个人的销烟与一个人的投降都注定了同样的结局——谁也改变不了大清沉亡的命运！大清就像那华丽的泰坦尼克号，我们后世的人，只能像观众一样，眼看着它慢慢没顶，留在胸腔中的，是永远的叹息！
第27节：洪承畴与新领导的互动(1)
正篇三
大清风流：帝国的旧事，历史的风尘
洪承畴与新领导的互动
1642年，明清松锦大战，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皇太极爱惜洪承畴是个人才，更希望洪能成为自己南下中原的向导，所以派范文程等人陆续前去劝降。但这仅是皇太极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承畴初做俘虏，意志特坚决，在狱中绝食等死，见范文程就破口大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