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吕后与功臣们结怨过深。韩信、彭越的才干、功劳、地位，都是吕后所惧怕的，她怕刘邦死后，她与儿子刘盈都无法驾驭他们，故而她要趁着刘邦在世，借着刘邦的威望赶紧把他们除掉，于是韩信、彭越、黥布都是在刘邦去世的前一年被杀的。吕后这种害怕功臣的心理在刘邦死后的表现尤其突出，《高祖本纪》说：高祖驾崩之后，吕后四天不发丧。吕后与其心腹审食其一道谋划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后来有人去给审食其分析形势，指出他们这种想法的危险，吕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吕后害怕功臣，想把他们杀一批的心思肯定是有的，但司马迁说是想要“尽诛”，就显然是过于夸张了。因为刘邦的功臣中也有一部分是姓吕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姓吕，但他们在刘邦生前就已经向吕后讨好、向吕后靠拔了，如陈平、周勃等就属于这一种，吕后再残酷，也不可能想把这些人也杀掉。但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吕后与功臣之间的矛盾之尖锐是可以想见的。
其二是吕后在处置戚夫人与赵王如意的事情上报复性过强，手段过分残忍。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其子刘盈是刘邦的嫡长子，早在刘邦为汉王的第二年就已经被立为太子，与萧何一道留镇关中。但刘邦在被项羽封为汉王，驻兵于汉中时，又得到了戚姬，生了儿子如意，于是母子受宠。但由于整个楚汉战争期间，吕后一直是在项羽的俘虏营中，所以不存在妻妾矛盾的问题；等至项羽被灭，刘邦称帝，吕后回到刘邦的身边，这妻妾之间的矛盾才尖锐起来。戚姬年轻受宠，刘邦外出总是把她带在身边；吕后年纪大，总被放在后方留守，刘邦确实想过要废掉吕后与废掉刘盈，但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刘邦死前的几个月才最后拿定主意不再变了。说书唱戏关于这件事情的故事不少，说张良如何，商山四皓如何，其实这里边的深层原因正如宋代吕祖谦《大事记》所说：“存吕后为有功臣，存功臣为有吕后，此高祖深意也。”明代宋濂也说：“高祖知吕后与戚夫人有隙，然终不杀者，以孝惠帝不能制诸大臣，故委戚氏不顾，为天下计也。”张时彻也说：“帝岂不知太子必不可易，吕后必不可废？特不忍于戚姬之爱，故亦假四人以沮戚姬。”当然吕后与太子刘盈的地位一经确定，那么戚夫人与赵王如意的死期也就不远了。事实果然如此，刘邦一咽气，吕后立即非常残忍地杀了戚夫人，接着又毒死了年仅十岁的刘如意。吕后的报复性如此之强，手段如此之残忍，其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在这场较量中，是吕后得了势，故戚夫人与赵王如意都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是戚夫人得了势呢？那么吕后与太子刘盈肯定就是死路一条了。日后汉景帝的栗姬与栗太子，就是被汉武帝的母亲与汉武帝的姑姑联合起来打倒，并被送上死路的。问题在于吕后真要是有点政治头脑的话，等刘邦已死，她与自己儿子的地位都已经确立后，如果她能对戚夫人与刘如意都网开一面，宽大为怀，那么这对于争取刘邦家族向她归心、靠拢，都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吕后不懂这一点。
吕后执政的成功与失败（2）
其三，吕后由于她的极端狭隘自私，严重地摧残了她亲生的儿子惠帝刘盈。吕后只有惠帝这么一个亲生儿子，她本来是全心全意、千方百计维护这个独生儿子的利益的。抛开她们母子间的天性不谈，即使她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她也必须维护这个儿子。古语说“母以子贵”，她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皇太后，不就是因为她有这个儿子刘盈吗？可是她把她对亲生儿子刘盈的爱，实际上都变成了“迫害”。如果说吕后在当初痛恨戚夫人与其子刘如意是为了维护其子刘盈皇位继承权的话，那么在惠帝继位之后，吕后再残忍地施虐于戚夫人与刘如意，这就已经是严重地伤害到惠帝的人格尊严了；更何况由于吕后对刘邦生前对她的忘情心狠，因而对其他女人为刘邦生的儿子也一一怀恨在心，她接着又杀了刘友、刘恢；又差点毒死刘邦的庶长子刘肥。吕后的这种灭绝人性的凶残让惠帝刘盈无法忍受，他痛苦地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就这样，吕后竟把一个善良的汉惠帝活活折磨死了，死时只有二十三岁。
吕后对惠帝的另一种严重摧残是逼着刘盈娶他亲生姐姐的女儿为皇后，目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惠帝初即位时十七岁，结婚时，他姊姊生的这位小皇后只有六七岁。这一方面使皇帝刘盈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另一严重问题就是由于亲缘关系太近，使小皇后根本无法生育，使得惠帝没有嫡子。这在当时的确是大麻烦，但也还不是不能解决，如果吕后让小皇后从其他嫔妃生的儿子中选择一个抚养起来，让两个女人共同辅佐这个孩子，这种做法不是历代都多的是吗？但吕后不行，她还非要坚持让她的外孙女独享“太后”之名，她让皇后弄来一个别的嫔妃所生的孩子，而把孩子的母亲杀掉，假说这个孩子是皇后自己生的。等到惠帝一死，太子即位为皇帝。小皇帝后来听说自己不是皇后生的，他的生母早已被杀，于是很生气，发誓日后要报仇。吕后怕他日后作乱，于是她又把这个小皇帝杀死，另立了第二个小皇帝。其结果更增加了刘氏宗室与吕后的对立。
其四，吕后执政的失败是在关键时刻她又踢开了周勃、陈平。周勃、陈平早在刘邦晚期就已经看出了日后吕后必然掌权的苗头，就已经在尽力向吕后献媚讨好，为自己日后的道路做铺垫。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在燕王卢绾造反时，刘邦派樊哙统兵前往征讨。樊哙出征后，有人在刘邦面前说樊哙的坏话。刘邦大怒，派陈平、周勃二人一起去樊哙军营，他让周勃去替代樊哙统兵平叛，而让陈平去当场杀掉樊哙，将樊哙的人头带回来。陈平与周勃在道上商量：樊哙是刘邦的老部下，功勋累累，而且又是吕后的亲妹夫，现在刘邦正在气头上，让我们取他的人头，日后万一后悔怎么办？而且吕后日后也饶不了我们。因此我们不如把樊哙活着押回去，交给刘邦自己处治。
等陈平押解樊哙回京时刘邦已死，吕后立即将樊哙释放，陈平遂获得了吕后的好感，得到了吕后的重用。从惠帝后期陈平开始任丞相，周勃任太尉。等到惠帝一死，吕后又惶恐不安，怕刘邦的功臣们不服驾驭的时候，是陈平、周勃又出来向吕后建议，任命她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等人为将军，让他们统领南、北军，又建议让其他一些姓吕的人进入宫廷、进入朝廷，在各处掌权，吕后果然高兴起来。接着吕后要分封吕氏的子侄为王，由于这件事不符合刘邦的既定方针，第一丞相王陵明确表示反对。当吕后转头问陈平、周勃时，陈平、周勃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吕后顺利地做好了她想做的一切。
陈平、周勃由于迎合吕后，给吕后帮了大忙，故而吕后也给他们以优厚的回报：吕后任命陈平为第一丞相，因为第二丞相审食其经常居于宫里像个郎中令一样地只管侍候吕后，故而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实际上归陈平一人。吕后又设立太尉官，任周勃为太尉，掌管全国武装，统领护卫京城的北军。
这些安排本来都不错，都能得到朝野各种势力的认可，对于维持政局的稳定很有好处。但到吕后病危，她要安排后事的时候，她的思想又起了变化。《吕后本纪》对此说：“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以吕王产为相国。”对于这两行字，我们要特别注意：吕后让吕禄为“上将军”，就是让吕禄的地位居于诸将之上；而且让他统领北军、统领护卫宫廷的部队。这一来，周勃的“太尉”就自然下岗了，军权也被剥夺。吕后让吕产统领南军，同时任相国，“相国”比“丞相”位尊而权专。“相国”一经设立，陈平的“丞相”自然也就解除了。尽管这些都没有明说。
陈平、周勃由于帮着吕后实现一切愿望，因而成为吕后时代的红人、成为军政大权的最高执掌者，他们本来是很满意的；现在一下子被架空，一点权力没有了，成了闲人，这逼得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其五，吕后执政缺乏明确的目标，对于身后的大事没有明确的安排。吕后在其执政的前半期，尽管许多事情是她说了算，但毕竟身边有她的儿子存在，吕后心里还是踏实的；惠帝死后，吕后也还是寄希望于她的孙子少帝。待至少帝因表露不满被吕后所杀，朝廷重新立起少帝之弟刘弘为皇帝时，吕后开始感到渺茫，感到缺乏依靠了。她知道自己是坐在火山上，功臣们是恨她的，刘氏宗室也是恨她的；能够和她一条心，和她利益相关的只剩了吕氏家族的一小撮，但他们平素的威望与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显然都无法与宗室诸王与功臣元老相抗衡。日后的路子在哪里？是继续拥戴眼下在位的小皇帝呢？还是改立一个什么人呢？还是把刘家的政权过户给吕氏家族呢？前两条她都无心干，后一条她又知道肯定是不能干，因为那必将遭到“天下共诛之”的下场。她黔驴技穷，欲哭无泪，一筹莫展。她只把吕产、吕禄叫到跟前，嘱咐他们一要抓紧军队，二要把持住小皇帝。有军队就有你们自身、你们家族的安全；有小皇帝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谁反你们谁就是造反。可惜吕禄、吕产这些不肖子弟一项也没有抓住，吕后一死吕氏家族就被刘章、周勃、陈平发动的政变杀了个一干二净。
吕后执政的过程中本来出现过几次可以巩固统治的很好机会，可惜都被她狭隘自私的一顿报复搞砸了，第一次是残酷地杀害戚夫人与其子如意；第二次是取其子而杀其母的为惠帝立太子，后来又将此少帝杀死；第三次是吕后临死前又把陈平、周勃踢开。于是西汉王朝高层之间的一场大火拼遂不可避免了，这场消灭诸吕的紧张剧烈斗争，发生在公元前180年的闰九月，也就是吕后咽气后的第二个月。
吕后在处理刘、吕关系，在处理她自己执政后的许多问题上有重大失误，在西汉上层之间造成许多麻烦，但这些问题只影响汉王朝的宫廷与高层，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广大的黎民百姓没有多少影响。所以整个社会还是太平的，其生产、生活还都是发展的、安定的，所以司马迁称它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称它是“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文景之治的主要内容（1）
周勃、陈平在诛灭吕氏家族后，确定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刘恒是刘邦的庶子，当时为代王，国都即今山西的平遥古城。刘恒与其母薄氏都崇尚黄老之学，都讲究谦退无为，也正因此才躲过了当年吕后的妒忌与迫害。周勃、陈平选立皇帝本来是想找一个软弱而又孤立无援的人以利于他们控制，结果选中了刘恒。刘恒进京后先在代王官邸做了皇帝，当晚就住进了未央宫，随后就下令让自己的亲信接管了周勃的兵权与宫廷护卫之要职，并于当晚杀死了惠帝的几个小儿子，一切都进行得极其周密而神速。在刘恒被选立为皇帝的前前后后，周勃、陈平与皇帝刘恒的思想行为都有一些不够光明磊落的应受批判之处，但他们毕竟是用最少的力量，解决了许多大问题，维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祸及整个社会的内战，其历史功勋是巨大的。而西汉王朝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日趋兴旺的时代，这就是历史书上所说的“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前157），文帝之子景帝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前141），二帝连续总共三十九年。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分几个方面将“文景之治”的内容介绍如下：
（一）争取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维持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
汉王朝建国以来，对汉王朝边境不断进行骚扰与发动进攻的主要是匈奴。汉王朝早从刘邦时代就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在吕后执政时期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到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间，是匈奴对汉王朝侵扰、进攻最多的时期。在这段日子里，匈奴单于不止一次地给汉王朝写过信，汉文帝也不止一次给匈奴人写过信，派出过和亲的公主，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匈奴人在文帝初期曾征服了许多西域的小国（在今新疆境内），因而气焰比较凶盛；其二是文帝在派诸侯女以公主名义北嫁匈奴时派宦者中行说陪伴前往。中行说不肯去，汉文帝非要他去。于是中行说含恨而行，一入匈奴就成了匈奴的狗头军师，千方百计地帮着匈奴与汉王朝为敌。在文帝时期双方动用兵力最多的是两次，一次是文帝十四年（前166），汉王朝调集了车千乘、骑卒十万人，结果匈奴退走；另一次是在文帝后六年（前158），两支匈奴军每支三万人，分别进攻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杀略甚众。边防的烽火报警，一直报向甘泉宫、长安城。连长安城的郊外都布置了守军，有名的“周亚夫军细柳”就在这一次，但也是汉军一到边境匈奴人就撤走了。终文帝之世，汉王朝一直是坚持奉行和亲政策，力争不打仗；每当匈奴撕毁和约，进犯边境，汉王朝也就是调集大兵将其赶走而已，从没有深入敌境追击，更没有先发制人的主动出击。这就是班固《汉书·文帝纪》所说的“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
到景帝在位的十六年间，史书记载汉王朝曾三次派公主北嫁匈奴；匈奴侵扰汉王朝共两次，一次在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一次在后元二年（公元前142），“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正如《汉书·匈奴列传》所说：“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文帝、景帝都是严格奉行和亲政策的皇帝，他们思想上都崇尚黄老、崇尚清静无为，主张以静制动，舍小节，顾大局，以保存民力，以保证有效的休养生息。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出现了一个南越国，国王赵佗，国都即今广州市。刘邦打败项羽称帝后，曾派陆贾出使南越，劝说赵佗归顺了汉王朝。吕后执政时期，曾下令不准向南越出售铁工具，赵佗大怒，遂自称皇帝，发兵进攻汉王朝属下的长沙国，占去了几个县。文帝即位后，二次派陆贾出使南越，重申旧好。说得赵佗很高兴，于是取消了帝号，仍向汉朝皇帝称臣。《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文帝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说：“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能这样，其实也就很可以啦，何必像日后的汉武帝那样，非要把人家搞成为自己属下的一个郡呢？
（二）文帝、景帝在生活上带头俭朴节约
《史记·文帝本纪》叙述文帝的生活情景说：“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汉书·文帝纪》在叙述文帝的生活时基本上就抄录了这段文字，意思是说：他在物质生活上“衣绨衣”“帏帐不得文绣”；他的居住条件都是沿用了前辈留下来的宫室，连一个只需花费百金的露台也没有新建；他的园林猎场不仅没有新增，而且每遇灾荒年头，就把那里的门户打开，让百姓们进去耕种；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求身边的人也都这样做。他在为自己预建陵墓时，要求不改变那里的山冈、河流、树木的原有面貌，只从旁边挖个洞口能送棺材进去就行了；他要求殉葬品一律使用陶器瓦器，不用任何金银铜锡做装饰；下葬后封好洞口完事，不再堆土成丘。
文景之治的主要内容（2）
在景帝元年所下的诏书说到文帝俭朴节约的圣德时有所谓“减嗜欲，不受献”，此事在《汉书·文帝纪》中有具体记载：文帝元年曾有“令郡国无来献”；文帝后六年又有“令诸侯无入贡”。所谓“郡国”即包括了汉王朝治下的一切政区，“郡”指郡县制的行政单位；“国”指分封制的行政单位，包括郡一级的王国和县一级的侯国。所谓“贡”、所谓“献”，意思大致相同，都是指正常规定以外的“送礼”。当地的官员王侯利用适当时机，以各种名目给皇帝、给朝廷、给各层上级长官送礼，借以求得提拔、求得恩赏、求得开恩免罪等等，花样繁多，深不可测。文帝深知此弊，故一再申令禁止，用心可嘉。
文帝还有一项是司马迁上文没有提到的，这就是消减身边的仪卫，消减那些摆架子、摆阔气的无用排场。文帝元年下诏说：“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裁足，余皆以给传置。”意思是裁掉一部分御林军，皇宫里的马匹留下够用的就行了，剩余的都补充到驿站上去。后六年又下诏说：“弛山泽，减诸服御，捐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意思是放松对山林湖水的管制，允许百姓去开采捕捞；降低自己的铺张标准，减少身边的服务人员，打开国库以救济平民。
以上所说都是文帝的事情，景帝的具体生活情况史书记载不多，大体上应该是继承了其父的样子。故《汉书·景帝纪》赞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三）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救济鳏寡孤独穷困之人
在这方面，文帝、景帝都做了很多工作。文帝二年正月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我要亲自耕种一块示范田，以给全国农民做表率，收获的粮食用来祭祀祖先。文帝十三年二月又下诏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意思是我要为全国农民做表率，我用我亲自生产的粮食做为祭祀祖先的供品；用皇后亲自养蚕织出的布制做祭祀大典的礼服，要订出一套相应的礼仪，形成制度。景帝在其三年（公元前154）的正月也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这是根据晁错《论贵粟疏》的精神下达的命令，晁错的上书有所谓“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说理透辟，卓然可行，鲁迅称之为“布帛之文”。
文帝于其二年（公元前178）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意思是农业是立国之本，没有农业谁也不能活。有些人舍本逐末，荒废田园，我今天率领文武百官从事农业活动，就是要纠正这种偏向。我命令减免全国农民今年租税的一半。汉代从刘邦时起规定农民“十五税一”，也就是收十五斗交一斗。文帝减免一半，就是“三十税一”了。十三年（公元前167）六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谨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意思说农业是天下之本，但现在的政策是让种地的农民与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一律交税，这岂不是让从事本业的与从事末业的没有区别了吗？这对于发展农业不利。因此我要免除全国农民的一切税收。这倒是破天荒的事。人们会问，作为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如果所有农民都不交税，那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靠什么生活呢？原来当时的皇帝宫廷、国家政权的各个部门，以及全国各级的官僚机构，都管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这些奴隶可以为它们开发山林湖海，可以为它们经商赚钱来供它们使用；除此之外就是向全国的手工业者、全国的大小商人收取租税，以及铸造钱币等等。统治者是不愁没有收入来源的。
文帝、景帝时期在国家遇到灾荒时，都及时地采过一些救急的办法，如《汉书·文帝纪》在后六年记载说：“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景帝在其元年正月下诏说：“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这是一项很好的措施。当时人口稀少，全国也不过两三千万人，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土地多的是，那些受灾的地区，那些贫瘠土地上的穷人，何不趁机换到一个水土肥沃的地方生活呢？只要国家给他们稍加指点、安排，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文帝、景帝还都对鳏寡孤独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特别予以关怀，文帝在其元年下诏说：“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其十三年又下诏“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文、景时期又特别关心老人：文帝曾下令说：“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于是在朝廷的督促下，各县各道都制订了体恤老人的特别规定：“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具体规定出了对八十以上的老人如何关照，对九十以上的老人如何关照；而且要求县令、县长亲自过问这些事情，要责令县丞、县尉或啬夫、令史亲自把这些东西送上门去；各郡国的太守与诸侯相要派人巡视检查。
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皇帝，竟能如此充满感情地想到并如此细致具体地布置解决问题，真令两千年后的读者仍感到心头热乎乎的。
文景之治的主要内容（3）
（四）在减轻刑罚，坚持依法办事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个时代的司法好坏要看两个方面，其一是看实行的“法典”本身是否过严或过宽；其二是看当时的执法队伍是否能够严格地“奉法循理”，严格地依照法律条文办事。二者当中尤其以后者更为难办。《史记》、《汉书》中都有《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二者之间的区别都不在于法典本身的宽严，而在于是不是“奉法循理”、照章办事。文、景时期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一，文帝、景帝都废止了一些残暴的刑法。如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废除了惩治“诽谤、妖言”的命令，又废除了“收孥、相坐”法。关于前者，《汉书·文帝纪》载文帝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关于后者，《汉书·刑法志》载文帝诏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孥，朕甚弗取。”陈平、周勃乃曰：“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孥、相坐法。”“收孥、相坐”，也就是“株连灭族”。惩治“诽谤、妖言”与“株连灭族”是秦朝的酷法，早在吕后执政第二阶段的第一年就已经下令废除了。大概是在吕后末年与文帝即位初期，朝廷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政变，人心浮动，故而有人主张重用此法，以加深恐怖，以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汉文帝坚持废除了这两项。
接着文帝于其十三年（公元前167）又因为缇萦上书请求自己降身为奴以换赎其父淳于意的肉刑。文帝很受感动，下诏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肉刑”包括宫刑、劓刑、断左右脚，这些都是先秦使用的旧法，的确很残忍，但一直沿用到汉初，汉文帝下令把它废除了，改用别的办法予以惩治。从主观动机上应该说是好事，班固还为此写过一首歌颂汉文帝的诗。
汉景帝在中元元年（公元前149）下令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意思是废止把人剁成碎块的“磔”刑，而改为“弃市”。把人剁成碎块也是从秦朝传下来的酷刑，一直用到汉初；“弃市”就是把犯人拉到市场杀头或者腰斩，汉景帝的这项变更显然是很好的。
其二，是文、景时期都在整顿司法队伍，提倡“奉法循理”、惩治违法乱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司马迁在《史记》中歌颂了文帝时期的一位优秀执法官员张释之。张释之的执法一方面是不避权贵，大公无私。当皇太子与其弟梁王乘车闯司马门，犯了禁令的时候，张释之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扣押了起来。直到皇太后出面求情，汉文帝亲自为儿子道歉，张释之才释放了他们。当汉文帝捉到了一个违反戒严令，冲撞了皇帝车驾的农民，想让张释之判他死刑的时候，张释之依据法令条款将他判成了罚款；当汉文帝捉到一个偷盗刘邦庙里玉环的小偷，将小偷交给张释之，要张释之判这个小偷灭族时，张释之依照法律条文只将这个小偷判了个死刑。当汉文帝不满意地谴责张释之时，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张释之宁可得罪皇帝，也决不随着皇帝的心意而枉法以徇其私。而汉文帝竟也接受了张释之的意见，同意了张释之的做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在这里歌颂张释之，是和在《酷吏列传》批判武帝时代张汤、赵禹那种一味看着武帝脸色行事的执法相互对照的。
《汉书·刑法志》写文帝时期的司法还有所谓“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这“罪疑者予民”虽只五个字，但涉及了一条重要的司法原则。当一个人犯罪的证据不清楚，存在疑问时，是按照有罪对待，还是按照无罪对待呢？中国两千多年的司法都是取前者。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刑拘，他就立刻成了罪人，剩下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的让他自己“承认”了。而汉文帝居然能“罪疑者予民”，也就是凡不能定案的都只能按无罪处理。“罪疑者予民”，与“罪疑从轻”是一个意思，这就很接近现代社会的文明司法了。
文帝、景帝还都在整顿司法队伍、平反冤假错案、严查与惩办官员犯罪等方面做了工作。例如景帝在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下诏说：“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景帝在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又下诏说：“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大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整顿司法队伍的贪赃枉法，官匪勾结，不守法令，诬陷好人；二是纠正“以苛为察，以刻为明”的宁左勿右、酷法害民；三是平反冤狱，重新审理那些虽已定案，而当事人并不心服的案件；四是对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居官而不作为的人，要进行举报、弹劾。
此外还严令禁止各级长官接受所辖地区、所管部门的请客、送礼，以及相互提供各种赚钱获利的方便之门等等。
西安白鹿原之文帝霸陵《汉书·景帝纪赞》归结文、景时期的总体情况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读历史读到《史记》、《汉书》的《文帝本纪》时，的确有一种很温暖、很开心的感觉，看来此后历代对“文景之治”所做出的那些赞誉的言论、那些歌颂的诗文、那些搬演不休的说书唱戏的确不是偶然，的确有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学习的东西。
神圣光环下的黑暗与残暴
以上有关“文景之治”的介绍基本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诏令与当时史官的记载，这里边有一部分会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也肯定有一部分是片面的或是被夸大出来的泡沫。我们后代的读书者应该去伪存真地进行一些分析，以求对它认识得更深刻、更全面，也就是要看到在这种神圣光环下的黑暗与残暴的另一面：
一，有些事情说说是容易的，关键是做得究竟怎么样，黎民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没有。文帝、景帝是下过不少很好的诏令，做过不少很好的规定，但这些诏令下达到基层没有，真正贯彻实行到什么程度，是大有疑问的。即以减少农民税收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以及“免除农民租税”而言，当时农村贫苦的农民究竟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就很难说了。晁错的《论贵粟疏》是写于文帝后期，其中有所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就是说文帝时代的农村情景。至于那些优恤老人所规定的“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云云，这会是在全国实行过的条例规定么？在首都、在几个城市表演一下是容易的；让穷乡僻壤、道路不通的穷苦百姓蒙受这种优待谈何容易？即以今天中国的农村而言，大概还会有许多地区达不到这样的生活标准。
汉文帝圣德之一的“废肉刑”，早在班固的《汉书·刑法志》中就说这条法令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因为他把宫刑、与斩右趾改为死刑，把斩左趾者改为笞五百，把当劓者改为笞三百。别说前两种是明确地把不该死的改成了死刑，就是后两种这“笞五百”与“笞三百”，也大都用不到打满数就已经把人打死了。再说，这光用“刑措”，也就是用处置人的数目多少来衡量社会治安的好坏也不是一个好的标准。试以汉初的情况而论，《酷吏列传》说当时的情况是“网漏于吞舟之鱼”，《曹相国世家》说曹参将离开齐国的丞相之任时，对接任者“以狱市为寄”。接任者问：“治无大于此者乎？”曹参说：“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所谓“狱市”，就是流氓、黑社会鱼龙混杂的地方，大马蜂窝，捅不得。曹参是黄老哲学的代表人物，讲究的就是藏垢纳污、得过且过，一切不做为。如果全国司法部门的主导思想都如此，监狱里的犯人自然就不会多了，但这个社会是不是就算好呢？
汉文帝生活俭朴，因为建造一个“露台”要花“百金”，而“百金”是十个中等平民户的家当，于是就放弃不建了，这是好事；可是当汉文帝迷信神仙，为追求长生不死而听信骗子新垣平的鬼话而建造“渭阳五帝庙”，建庙究竟花了多少钱史无明载，但光是对待这个骗子就除了封他为“上大夫”外，还赏赐他的家庭“累千金”，相当于建那个露台的几十倍。汉文帝有一个男宠叫邓通，有人给邓通相面，说邓通日后要饿死；汉文帝为了怕把邓通饿死，就赐给了邓通一座铜山，让他随便开矿铸钱，于是邓通家铸造发行的铜钱遍天下。这里的汉文帝与前文所述，还是一个人吗？
二，文帝、景帝废除了前代的一些酷法，也对当时的司法队伍提出过一些要求，要求他们“奉法循理”，不要“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等等，但这些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应该遵照执行。“灭族”的酷法，是早从吕后执政就已经宣布废除了的，文帝上台后的第二年又重新宣布了一回；但到文帝晚年宠信方士新垣平，后来发现新垣平是个大骗子，而且说是要“谋反”，于是将其“夷三族”。新垣平不是什么好东西，死有余辜，但他的三族老幼有何罪过，而受此株连？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就感叹地说：“夫以孝文之仁，陈平、周勃之智，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文帝如此，景帝的背义专杀，更胜其父十倍，特别是表现在杀晁错、杀周亚夫两位大臣的事件上。晁错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国势力而提出削藩的。到吴、楚七国以讨晁错为名对中央发动叛乱时，景帝竟听从袁盎、窦婴的挑动，为向七国讨好，把位列“三公”的晁错当作替罪羊杀掉了。其过程是汉景帝自己先有了主意，而后指使丞相、廷尉等公开对晁错提出弹劾，并建议“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最后汉景帝再批示照办。程序合理、手续齐全，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就这样地在一场双簧的闹剧中被灭族了。宋代洪迈曰：“晁错本不应死，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于族乎？汉之轻于用刑如此！”尤有甚者是对待周亚夫。汉景帝杀了晁错，七国仍不退兵，最后还是靠着周亚夫率军讨伐，将吴楚之乱平定。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竟被汉景帝抓了一个买殉葬品不合规定的理由，给周亚夫加了个“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的罪名，将周亚夫杀掉了。明代李贽说：“甚矣，居功之难也。使时无条侯，七国之兵岂易当哉？不三月而吴、楚破灭，虽十世宥之可也。景帝非人主矣。”（《藏书》）何孟春说：“吏之谓’反地下‘之言，是以人命悦上意，而置无罪有功之臣于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岂无人能为解之者？亦由帝之不复可与言故也。”
文帝时的杰出司法官张释之曾有所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但这话也就是说说而已，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帝王永远是站立在法律之上，永远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
文帝、景帝在历史上是创建了“文景之治”的杰出人物，但其神圣光环下的黑暗与残酷尚且如此，至于其他时代、其他人物的光环之下究竟有多少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全面地思考问题。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少年得志君临天下
汉武帝刘彻，生于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父亲是汉景帝刘启，母亲名叫王娡，初入后宫称为美人。汉景帝有14个儿子，刘彻排行居中，4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刘彻本来没有承袭皇位的资格，只是因为姑母刘嫖的钟爱，才超越诸侯王的地位，一跃成为皇太子。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被立为长公主，下嫁堂邑侯陈午，生得一个女儿，小名叫阿娇。刘嫖原先想把阿娇许配皇太子刘荣，但刘荣的母亲栗姬不同意。这两位贵妇人由此结下怨恨。刘嫖又很喜欢刘彻，转而想把阿娇许配给他，但阿娇比刘彻大几岁，景帝又不怎么赞成。有一天，刘嫖在景帝面前，询问刘彻想不想娶阿娇？谁知小小的刘彻竟伶俐地回答说：“如果能娶上阿娇，我一定会造一座金屋，让她住在里面。”一时引起哄堂大笑。景帝见刘彻聪明可爱，心里十分高兴，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那条“金屋藏娇”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从这个时候起，刘嫖和王美人结为亲家，两人的过往日益密切。汉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年），皇后薄氏因未生育而被废黜，景帝打算立栗姬为皇后。然而，刘嫖不希望这样，就趁机向景帝说：“栗姬为人心胸狭窄，一旦当上皇后，那种’人彘‘事件就有可能重演。”而在另一方面，她不断夸赞王美人和刘彻。因此，景帝就把重立皇后的事情搁在一边不提。王美人得知景帝对栗姬不满，故意让人督促主管大臣出面请立栗姬为皇后。景帝见大臣插足后宫大事，不禁大为恼火，当即把这位大臣处死，景帝与栗姬母子也就日渐疏远。
汉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年）正月，景帝废黜皇太子刘荣，改封他为临江王，栗姬心怀怨恨而死。四月，景帝立王美人为皇后，以刘彻为皇太子。刘彻受到景帝的悉心培育，跟随名儒卫绾学习儒家经典，并能注意磨炼个人的意志，机智勇敢，体魄刚健，逐渐长成一名能文能武、有胆有识的少年。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在刘彻16岁时，景帝为他举行加冠礼，后不久就病死了。刘彻当即继承皇位，尊奉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美人为皇太后，立阿娇为皇后。六月，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都喜欢儒术，极力推荐名儒赵绾任御史大夫，王臧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会。武帝很关心国家治乱，看来要有一番作为了。
但在这个时候，汉朝廷内部的重大决策，都由窦太皇太后说了算。因为窦太后偏好黄老之术，而不喜欢儒家学说，仍沿袭着文景时期的做法。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上书提议：有关国家政务不再向窦太皇太后奏报。窦太皇太后听了大动肝火，让人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汉武帝用人不当。武帝只好中止兴建明堂的事情。赵绾、王臧两人被逮捕入狱，旋即自杀；窦婴、田蚡也被免职回家。武帝试图扭转朝政的努力，暂时遭到了挫折。
也就在这时候，汉武帝的私生活发生不小的变化。刘嫖自恃援立武帝有功，无休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引起武帝的不满。阿娇身为皇后，骄横嫉妒，独揽后宫，却没能生育儿女，以致武帝对她的宠爱日渐衰退。有一天，武帝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无意中钟情于歌女卫子夫。平阳公主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受到武帝的宠幸。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任用她的弟弟卫青为太中大夫。过了10年后，阿娇被废黜，卫夫人代为皇后。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皇太后病逝，汉武帝掌握朝廷大权，重新调整统治集团，开始执行自己的意志，走上文治武功的道路。
强化专制稳定国家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在春秋时期已现端倪，到战国时代逐渐形成，而后经秦王朝最后确立，在汉武帝时期得以巩固和完善。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国家经济状况良好，社会秩序基本正常，另一方面，诸侯王的分裂因素仍旧存在，富商大贾、豪强势力日渐抬头，朝廷内皇帝的权力还受到一定的限制，新的统治思想尚待确立。所以，为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汉前期，汉高祖以同姓王代替异姓王，汉景帝采纳“削藩”的手段，都没有理顺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根据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外，其余王子都在本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把大的王国分出几个侯国，王国不过十余城，侯国不过数十里，诸侯王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武帝又有针对性地制订“左官律”和“附益法”，严格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还以“酹金”不如法定标准为借口，免除了106位列侯，这占当时列侯的一半人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诸侯王问题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
其次，创立中朝，削弱丞相的权力。汉初以功臣为丞相，丞相的权力很大，汉武帝任用布衣丞相，丞相在朝廷无所援接，对君主的旨意不敢少许违背。同时，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者中间挑选一部分人授予侍中、给事中、常侍的官衔，让他们出入省禁，顾问应对，参与朝廷事务，因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决策机构，被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武帝依靠中朝官员，把权力集中起来，中朝官员则依恃武帝，凌驾于外朝之上。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
再者，设置部刺史，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下令把全国分为13个部，每个部设刺史一名，刺史在每年秋天巡视郡国，考评地方政府的治绩，处理现有的冤案，并按照“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和惩办郡国官员。所谓“六条问事”，除第1条禁止豪强大族拥有的田宅超过规定，在乡间恃强凌弱、以众暴寡之外，其余5条都是针对二千石官员的不法行为规定的惩处办法。可见，刺史制度的确立，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与此相一致，武帝还任用一批酷吏，制定苛烦的刑律，并采取严厉的手段，打击地方豪强大族，对稳定社会秩序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军事制度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增强中央军事力量。汉武帝在位期间，不仅严格限制将军的权力，直接部署对外战争，而且通过中央政府垄断兵器制造，统辖全国部队，把兵权系于一身。同时，鉴于军队主要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只有南、北两军驻守京师的“内轻外重”局面，武帝陆续增设了中垒、步兵、骑兵、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于北军，又增设期门、羽林等，隶属于南军，作为京师的宿卫部队，从而加强了汉朝廷直辖的军事力量。
在经济方面，因为汉武帝连年用兵，长期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汉朝廷大兴土木工程，耗尽了文景时期的经济积蓄，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困匮。所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武帝不得不从整顿财政入手，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算缗令”，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手工业主财产每4000钱纳税一算；轺车每辆纳税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5丈以上者每只纳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又颁布“告缗令”，鼓励对违法工商业主的告发，以没收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经过算缗和告缗，汉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于是，在全国各地的商贾中间，拥有中等财富的家庭大都破产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把私人经营的冶铁、煮盐等产业收归官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设置盐官37处、铁官49处，任命当地的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铸造铁器和出售盐铁产品。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根据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措施。均输法是由大农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把各地输往京城的物品，从出产地转运别处出售，再在出售处收购其它物品，这样辗转交换下来，最后把京城所需的物品运达长安。平准法是由大农令在京城设立平准官，接受均输物品，除去皇室贵戚所用之外，根据长安市面价格，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市场。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汉朝廷增加了财政收入，并有效地抑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造钱币，把各地以往所铸造的钱币统统销毁，而由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伎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审查铜料成色，伎巧主管刻范。这次新铸的五铢钱，又称三官钱，铸造质量较高，使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此后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通用的标准货币。这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强化的经济保证。
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与儒家并称的道、法两家理论在秦代和汉初两个历史时期，经过政治实践的检验，到汉武帝时期已经不适应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汉朝统治集团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正如武帝所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资治通鉴》卷23。在“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儒家思想迅速登上历史舞台。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被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人数很多，丞相卫绾提出其中“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得到武帝批准。元光元年（前134年），再次诏举贤良文学，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方略。董仲舒应举对策，极力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武帝表示赞同。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时被独尊的“儒术”不同于先秦儒学，而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有人把它称为“新儒学”。所谓“新”就是因为融汇了道、法、阴阳诸家理论的部分内容。“新儒学”思想体系主要是由董仲舒建构起来的，以“天人感应”、“五德始终”、“德主刑辅”、“三纲五常”和“大一统”说为内容的各种思想的有机结合物。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尽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体系也经受了这样那样的改造。
勤事边陲开拓疆域（1）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统一天下开始形成，到西汉中期大体巩固起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既需要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必须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达到各族之间的和睦共处。如前所讲，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改革经济和财政制度，确立新的统治思想，基本实现了国内的政治安定。与此同时，针对汉初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武帝果断地改变了从前的羁縻政策，主要通过战争的方式，开拓了汉王朝的疆域，造成了汉王朝鼎盛的局面。
汉王朝的民族问题，主要来自北方的匈奴。汉初对匈奴奉行“和亲”政策，但“和亲”政策未能确保汉王朝与匈奴和睦共处，匈奴贵族凭借自身的军事优势，时常南下大寇小掠，给汉王朝北部边疆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在有文景时期的经济积蓄和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之后，汉武帝经过全盘的思考，在元光二年（前133年）实施马邑之谋，拉开了对匈奴战争的序幕。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大体上分前后两个阶段。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前133-前119年）为前一阶段，太初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04年-前89年）为后一阶段。在前一阶段里，汉武帝着力打击匈奴的实力，解除匈奴对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威胁，相继发动了三次具有决定性的战役。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军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出发，沿着黄河北岸西进，迂回到陇西地区，对河套地区的匈奴部众发起突然袭击，匈奴楼烦、白羊王大败而逃。汉朝收复了河套地区，在这里设立朔方（今内蒙古杭锦）、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两郡，逐步辟为反击匈奴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从陇西出发，越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重创匈奴浑邪、休屠王；稍后又从北地（今甘肃固原）出发，经过居延泽（今内蒙古居延海），进抵祁连山区，毙俘匈奴3万多人。匈奴浑邪王迫于形势，诛杀休屠王，率领部众4万多人降汉，汉王朝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并相继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从东西两路征伐匈奴。卫青所部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发，越过大漠，向北挺进千余里，大败匈奴单于主力，匈奴单于仅率数百人逃走，汉军追至赵信城（在今蒙古杭爱山）。霍去病所部从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越过大漠，向北挺进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毙俘匈奴7万多人，在狼居胥山祭天表功，尔后班师回朝。匈奴势力由此衰弱，已经无力卷土重来，此后不断地向西迁移，而丧失对漠南的控制。
这里必须指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匈奴，所以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在北部边疆还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自今甘肃永登、西至敦煌，构筑起屏蔽河西四郡的城墙，敦煌以西设置亭燧千余里，居延泽上修筑边塞数百里，对河套以东原有的长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于是“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汉书·赵充国传》。，形成一条牢固的防御体系，大大增强了汉王朝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
当汉王朝的军队北征匈奴的时候，汉武帝立足于国家的实际利益，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出兵，致力于开拓疆域的活动。
在南方，赵佗创建的南越国，作为一个内属于汉朝廷而带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政权，与汉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汉武帝在位时，南越国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两派：即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樛氏所代表的亲汉派和以丞相吕嘉为首的越族反汉派。亲汉派坚持“内属”，将南越的地位等同于汉朝廷分封的诸侯王；反对派则主张割据岭南地区，与汉王朝分庭抗礼。这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结果吕嘉发动政变，杀掉赵兴和樛氏，操纵南越政权，开始与汉朝廷为敌。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任命路德博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军分路进攻南越。次年春天，汉军攻破番禹（今广东广州），擒杀吕嘉等人，灭掉了南越国。汉朝廷在南越故地设立了9个郡，包括海南、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加强了岭南地区和内地之间的联系。
在东南，当时越族分为两部：一是东瓯，二是闽越。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遭受闽越的进攻，向汉朝廷求援，汉武帝发兵前往，闽越被迫退兵而去。为了摆脱闽越的威胁，汉朝廷根据东瓯王的请求，把东瓯部众迁居到江淮地区，接受当地政府的管治。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向汉王朝求救，武帝派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分别率军征讨，闽越王郢恃险顽抗，被其弟余善斩杀。汉朝廷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赵繇王丑共同统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年），余善自立为帝，公然反叛朝廷。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分道前往征讨。越繇王居股等人杀死余善，归附汉王朝。武帝比照处理东瓯的先例，令闽越部众迁居于江淮之间，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处一起。
在东北，汉初由燕人卫满创建的朝鲜政权，尽管对汉朝廷表示“臣属”，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汉朝廷一直矛盾重重。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鲜王右渠攻杀辽东东部都尉，汉武帝借此征调全国的罪犯，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道进攻朝鲜。右渠率众抵抗，多次击败汉军，但因朝鲜统治集团内讧，右渠被部下杀死，卫氏朝鲜灭亡。汉武帝以朝鲜故地，加上辽东东郡的一部分，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把朝鲜半岛北部纳入汉王朝直接统治之下。
勤事边陲开拓疆域（2）
在西南，当时生活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部族，被统称为“西南夷”，其中较大的有滇、夜郎、邛都、昆明等。这些少数部族互不统属，处于分散落后的状态。汉武帝即位之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军进入夜郎，夜郎王表示归附，汉朝廷在那里设立了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稍后，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通过强制和招诱相结合的策略，加强了汉朝廷在西南夷的统治。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调发巴蜀的罪犯和夜郎的部众，由驰义侯遗统领，平定西南夷，分别设立了武都（治今甘肃成县）、牂柯（治今贵州贵阳）、越雋（治今四川西昌）、沈黎（治今四川雅安）、文山（治今四川茂汶）五郡。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又派将军郭昌征发巴蜀兵，攻略西南夷未归附者，滇王被迫投降。汉朝廷在滇国故地设立了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同时给滇王授予王印，让他重新管理滇民。西南地区从此成为汉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
在西域，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当时分为三十六国，其中在准噶尔盆地有乌孙、蒲类等国，在塔里木盆地北沿有疏勒、龟兹、焉耆、车师等国，在塔里木盆地南沿有楼兰、于阗、莎车等国。为了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前138年）、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合大月氏、乌孙等国，同他们一起对付匈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却开通了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从此西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而东来的西域使者和商贩，也往往云集塞下，活跃在京城长安。这使西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然而，当时西域的一些国家还受匈奴贵族的控制，时常攻杀汉朝廷派往西域的使者。为了同匈奴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权，汉武帝在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命赵破奴为将军，率军攻破楼兰、车师两国，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之间设置亭障。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发属国骑兵6000人和各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前去征讨大宛。李广利初战失利，退回敦煌，经过两年的准备，主要是兵员和物力的补充，再次进攻大宛。大宛贵族被迫诛杀国王毋寡，献出大宛良马数千匹，向李广利求和。李广利另立大宛王昧蔡，与其订立盟约后罢兵。因此，汉王朝在西域的声威大增，中西交通线的畅通得到保证。
从上述可以看出，汉武帝开拓疆域，根据各方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方略。南越、朝鲜是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要消除它们的割据势力，非通过军事手段难以实现。东瓯势单力薄，面对外来进攻无以自保，请愿向内地迁徙，自然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闽越虽然被武力压服，而所处地理环境容易形成割据，因此需要通过强制手段，迁移其民，空虚其地。西南夷的情况较为复杂，夜郎、滇等大国既有归附的可能，也有可能割据称雄，这就要采取征讨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而那些较小的部族对外界的情况知之甚少，在汉朝廷的招诱下，立刻请求“内属”，当然不需要诉诸武力。至于西域诸国，与内地相距遥远，武帝要开通西域，既与匈奴发生冲突，又与各国有了交往，这就必须战争和外交双管齐下，以确立汉朝廷的威望。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说，武帝开拓疆域，并非单凭武力所能企及，而是由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所决定，是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的必然结果。
通过汉武帝数十年开拓疆域，汉王朝的声威“不仅西荡河源，东澹海滣，北动幽崖，南耀朱垠，而且远度龙堆，横绝沙漠，西越葱岭，威震中亚”。诚如翦伯赞先生所说，“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亚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采，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景”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3-164页。，汉王朝迎来了鼎盛局面。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汉王朝的鼎盛局面，不只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致，而与当世辈出的人才群体密切相关。武帝怎样选拔和使用人才，究竟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抑或既用贤又任亲？就成为一个较突出的问题。
司马迁修《史记》，对汉武帝宠信的将相，如公孙弘、卫青和霍去病等人，予以讽刺和挖苦；而对与他遭遇相近的汲黯、李广等人，则表示深切的同情。这反映出他对武帝用人的不满。自此以后，历代学者评价武帝用人，就多有批评或抨击，认为武帝因为裙带关系，重用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完全是任人唯亲。至今仍有人指出，武帝时期政治很不清明，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摧残人才，甚至说武帝把人才作为粉饰“太平盛世”，满足个人私欲和生活的点缀品，稍不称意，就罗织罪名加以杀戮。
其实，在历史上，真正做到任人唯贤的帝王是没有的，而比较有作为的帝王都不会完全任人唯亲。那种认为汉武帝任人唯亲、摧残人才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卫青、霍去病固然得益于裙带关系，跻身于汉王朝统治集团，但武帝重用他们，也与他们出众的才能和显赫的战功有关系。虽说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但把他们视为没有将才的庸才，也很不妥当。试想这样的庸才能在对匈奴战争中出师制胜吗？卫青、霍去病两人始终奔走在抗击匈奴的第一线，前者七征匈奴，后者六征匈奴，都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至若李广征战一生，未能封侯，那自然是军功爵制的限制，而不能完全归咎于武帝。又如董仲舒为什么没有得到重用？司马迁为什么遭受残酷的刑罚？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形相关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董仲舒虽然官位仅至江都相，但到他的晚年，汉朝廷遇着重大事情，还经常派使者临榻相询；司马迁尽管身被宫刑，却在中书令的职任上，经历10多年时光，最后写成《史记》这部千古不朽的名著。这也说明武帝很重视他们的才能。
汉武帝在位5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人才盛世。那时候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试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人才盛世？如果武帝任人唯亲、摧残人才，能造就这个人才盛世吗？实际上，造就这样一个人才盛世，固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但是，武帝本人注重选拔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办官学，积极培养人才。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开始设立《五经》博士，即把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5部著作，作为经典颁布于天下，任命一批名儒为博士，进行专门研究。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又采纳公孙弘的意见，诏令郡国推举18岁以上的男子50人至京师，作为博士子弟，随从各家博士学习儒经。这就开创了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在各郡国同样设立官学。兴办官学的目的，在于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和造就国家所需要的统治人才。据说从此以后，上自三公九卿，下到一般官吏，有学问的人越来越多了。
二、广开仕途，大力选拔人才。汉武帝为了选拔人才，确立了察举制度。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至郡守、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命令各郡国推举当地居家行孝、在职清廉的人，前来朝廷任职，这是察举制度的开端。元朔元年（前128年），有关部门奏报：“凡是不举荐孝子的，均属不遵守诏令，应当按’不敬‘之罪论处；凡是不察举廉吏的，均属不胜任职务，应当罢免官职。”武帝批准了这个文件。这就保证了察举制度的实行。除此之外，武帝选拔人才，还有“征召”、“公车上书”、“郎选”等措施。正因为汉朝廷广开仕途，许多有用人才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特别是元封五年（前106年），鉴于朝中名臣越来越少，武帝颁布诏书说：“大凡不同寻常的功业，必须等不同寻常的人才去完成。所以，有的马虽然暴烈不驯，却能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07
奔驰千里；有的人虽然世俗不容，却能建功立业。无论容易翻车的马，还是放荡不羁的人，都只看如何驾驭而已。各州郡考察本地吏民有特殊才能，可以胜任将相之职，或者出使遥远国度的人才，保荐给朝廷。”这更集中表露了武帝的人才思想。
三、不计出身和资历，破格提拔人才。汉武帝刚即位，就着重选取富有文学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事务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销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取杰出的人才。庄助第一个受到武帝的青睐，而朱买臣、毋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人陆续成为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让他们与外朝大臣辩论政治，双方相互驳难，外朝大臣总是无法对答。据史书记载，东方朔上书自称“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十九学孙吴兵法……诵四十四万言。……年二十二，长九尺二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声。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有点狂妄自大，不近情理。可是，武帝却不这样看，当即召见东方朔，赐他“待诏公车”，而后让他担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务。再如，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被罚为官府奴隶而养马。武帝偶然在一次欢宴之余，带着妃嫔去看马，见金日磾身材高大，容貌庄严，所养的马又肥又壮，就不断提拔金日磾，让他担任侍中、驸马都尉和光禄大夫。一些贵戚对此很不满意，但武帝并不介意，反而更加信任金日磾，出门由他陪坐在车上，回宫让他随侍左右。这些体现出武帝用人的气度。
四、注重奖惩，长于统驭人才。汉武帝对有功之臣，大都给予厚重的赏赐。据粗略统计，当时封侯者89人（不包括王子侯），其中仅以军功封侯者68人，就占受封人数的四分之三。另一方面，武帝性情严厉，即使是极为宠信的大臣，偶尔犯一点错误，或者有欺瞒行为，也总是严惩不贷，以致内史汲黯抱怨不已。武帝笑着解释说：“什么时候没有人才，只怕是不能识别罢了。倘若能识别人才，就不必怕没有人才。所谓人才，好像有用的器具，有才干而不能充分发挥，就等于没有人才，不杀这种人留作什么？”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才工具论”。不过，武帝统驭人才，有时候也比较灵活，对那些才能突出的人，当他们触犯刑律时，往往给予赎罪的机会，如李广、张骞等人因为兵败当斩，都被允许赎为庶人。
五、因材授职，善于使用人才。汉武帝使用人才，能够注意每个人的实际能力，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务，以便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东郭咸阳本为齐地的大盐商，孔仅出身于南阳的冶铁世家，武帝选用他们作大农丞，主管盐铁专营事务。桑弘羊是洛阳商人子弟，天性精于心算，13岁就入朝廷为侍中。武帝让他和东郭咸阳、孔仅一起商讨开辟财源的措施，连细微末节都分析到位。另如赵禹、张汤长于刑律事务，武帝就让他们负责制定国家法律条例；唐都、洛下闳精通天文律历知识，武帝就让他们主持修订《太初历》。诸如此类，可以说是武帝用人的一个特点。
所有这些表明，汉武帝重视选拔贤能，能够知人善任，在用人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晚年知过改弦易辙
大凡有一盛必有一衰，当汉武帝创下文治武功之后，一些严重的挫折接踵而来，致使汉王朝陷入危机。
汉武帝当政后期，因为战事连绵和刑罚严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汉年间（前100-前97年），“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汉书·咸宣传》……武帝开始只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负责督促镇压，未能得以平息；继而派光禄大夫手持皇帝符节，调集军队进行围剿，抓获了一些起义首领，而被打散逃亡的人往往重新聚集在一起，占据山川险要之处，继续与官府对抗。于是，武帝命人制定《沉命法》，规定：“凡有盗贼团伙兴起，地方官不能及时发现，或者发现后未能全部擒获，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管其事者一律处死。”从此以后，地方官吏害怕朝廷治罪，即使当地发生骚乱，也不敢向上级报告；各郡长官担心受到牵连，也让下属不要报告。所以，各地反抗朝廷者越来越多，庶几形成燎原之势。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朝廷内部发生影响极大的巫蛊之祸。正月，丞相公孙贺遭人诬告，说他借巫术诅咒汉武帝。汉武帝下令严加查办，竟将公孙贺满门抄斩。公孙夫人是卫皇后的姐姐。闰四月，卫皇后所生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故大将军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都受巫蛊案的牵连而被处死。七月，武帝派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继续追查巫蛊案，韩说、江充肆无忌惮，一直搜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寝宫，使宫内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初九，刘据派门客捕杀韩说、江充两人，假传符节纠集京师的军队。武帝误信“太子造反”的传言，命令丞相刘屈氂征调三辅地区的军队，迅速平息京师的乱局。双方在长安激战数日，共有数万人死亡，鲜血满街流淌。十七日，刘据兵败逃出长安，卫皇后被迫自杀。八月初八。刘据逃到湖（今河南阌乡），被当地官府包围，估计难以再逃脱，就自缢而死了。
征和三年（前90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御史大夫商丘成和重合侯马通一道出击匈奴。李广利离开长安的时候，跟丞相刘屈氂商议拥护昌邑王刘髆为太子。刘髆为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李广利的女儿又是刘屈氂的儿媳。恰在这个时候，有人向朝廷告发：“丞相夫人诅咒皇上，又与贰师将军一起祈祷神灵，要拥立昌邑王为皇帝。”武帝下令严加查办，将刘屈氂夫妇当街处斩，并逮捕李广利一家。李广利与匈奴交战获胜，向北追击到范夫人城（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当听到京城的消息后，仍希望深入匈奴腹地，为朝廷建功立业，使武帝回心转意，因而率军继续北进，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匈奴单于探知汉军疲惫不堪，率领骑兵5万人赶来参战。汉军遭遇猛烈的攻击，迅速溃败下来，李广利被迫投降匈奴。这是朝廷对匈奴战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接二连三的事件，对年迈的汉武帝说来，都是一次次巨大的打击。好在武帝只是痛心和愤怒，没有因此沮丧不振。他在古稀将至之际，对往事进行深刻的反思，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用实际行动加以匡正。
巫蛊之祸过后一年，汉武帝深知刘据是受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实在没有别的用意。正好郎官田千秋紧急上书，为刘据鸣冤说：“儿子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予以鞭挞。天子的儿子误杀人，又有什么罪呢！我梦见一位白发老人，教我上这道奏章。”武帝读过这封奏书，马上召见田千秋说：“我们父子间的事情，外人一般很难插言，只有你知道其中不实之处，这是高祖的神灵派你来指点我，你应当做我的辅弼大臣。”于是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下令把江充满门抄斩。武帝怜悯刘据无辜遇害，专门修建一座思子宫，还在湖县建立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这件事，都感到很悲伤。
征和四年（前89年）正月，汉武帝最后一次东巡，来到东莱的海边，想亲自入海访求仙山。随侍群臣纷纷劝阻，又遇到狂风骤起，海水汹涌澎湃，武帝在海边等候十多天，终因无法开船，只好返回长安。在途中巡游泰山、祭祀天地的时候，武帝接见群臣，很遗憾地说：“我自即位以来，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使天下人愁苦不堪，如今后悔莫及。今后凡是伤害百姓，浪费财力的事情，一律废除。”田千秋趁机建议：“许多术士都在谈论神仙，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请把他们全部斥退。”武帝表示赞同，当即遣散所有术士。从此之后，每当谈起方术的事情，武帝都会对群臣说：“过去因为我愚惑，才受到术士的欺骗。天下哪有什么神仙，全是胡说八道！节制饮食，服用药物，也不过少生点病罢了。”这可算他对后半生迷信方术的大彻大悟。
六月，汉武帝提升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以表示他决心休养生息。在此之前，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请派兵到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屯田，武帝为此颁布诏书，检讨他以往的所作所为，明确地指出：“当今的急务，在于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除擅自增派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全力务农，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制度，用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边疆防御力量削弱而已。”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一般认为，武帝晚年追悔改过，转变治国方略的做法，应当予以肯定。仅就这一点来说，武帝要比秦始皇、唐太宗高明得多，而别的帝王就更难相比了。
就在这个时候，汉武帝重新考虑皇储的问题。钩弋夫人所生的皇子刘弗陵只有七岁，却长得很健壮，又懂得许多事情，武帝对他极为疼爱，想立他为皇太子，可是觉得他年龄太小，钩弋夫人又太年轻，因而犹豫不决。武帝想选一位大臣辅佐刘弗陵，通过仔细的观察，只有奉车都尉霍光为人忠厚，堪当这一重任。于是，武帝让黄门官绘出一幅周公背成王接受诸侯朝会的图画，赐给霍光。没过多久，武帝借故斥责钩弋夫人，下令把她投入掖庭狱中，钩弋夫人忧郁而死。稍后，武帝向人解释说：“自古以来，扰乱国家之事的出现，都是因为国君年幼而其母青春正盛。女主一旦独居，总会骄横无度，做出淫乱的事情，而别人又无法制止。你难道没听说过吕氏专权吗？所以，不能不先把她除掉。”由此可见，武帝为了移交皇位，还真是用心良苦呢！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汉武帝身患重病，霍光临榻问道：“万一陛下不幸仙逝，应当由谁继承皇位？”武帝回答说：“你难道不明白那幅画的含意？立我最小的儿子，由你充当周公的角色！”十二日，武帝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十三日，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让他们共同接受遗诏，又任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一同在武帝的病榻前，接受任职，辅佐幼主。十四日，武帝病逝于五柞宫。三月二十二日，汉朝廷举行隆重的葬礼，把武帝安葬在茂陵。一个鼎盛的时代结束了。
雄才大略百代君王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应该有怎样的评价呢？在他身后百余年间，可以说是一派颂扬之声。汉宣帝初即位，下诏赞扬其曾祖说：“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汉书·宣帝纪》。这种歌功颂德式的评价，只能算作一种政治宣传。
班固编修《汉书》，称颂“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至于对内强化专制，对外用兵四夷，班固在这里只字不提，寓意深刻，而在另一些纪传则说“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而“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汉书·循吏传》……这表明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
从此以后，传统史家评论汉武帝，大多数带有责备之意。如荀悦说：“孝武皇帝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已。”《汉纪》卷23。这是以汉文帝的恭俭为标准，来批评武帝的多欲好事，滥用民力。又如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22。这是用秦始皇作比较，对武帝的过失予以批评。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对西汉盛世的形成，还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汉武帝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如果拿他的缺点和过失同他的优点和功劳相比较，显然是优点多于缺点，功劳大于过失。诚如大家通常所说，中国古代皇帝有“一代君王”，也有“百代君王”，汉武帝应在“百代君王”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