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十五讲>秦始皇的人生历程（1）
秦始皇的人生道路，是一个始终充满暴力与血腥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走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从身处异国的王孙到归国继任的国王，从受制于人的秦王到唯我独尊的皇帝，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出生，到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继任秦王，是秦始皇的少儿时代。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嬴政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他是秦昭襄王的曾孙、秦孝文王的孙子、秦庄襄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名叫子楚，早年被派到赵国做质子，结交了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出于政治野心，认为子楚“奇货可居”，竟把他身边的赵姬献给子楚。赵姬出身于邯郸豪家，为子楚生下嬴政。因为秦、赵是同一个祖先，嬴政也称赵政。后来，经过吕不韦的巧妙斡旋，子楚返回秦国。嬴政和赵姬仍留在赵国，又在邯郸生活了很长时间。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子楚当上太子之后，才把赵姬和嬴政接回秦国。秦孝文王在位三日而死，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秦庄襄王在位时期，嬴政被立为太子，吕不韦担任相国，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与战国七雄相比较，占据一国独强的优势。 第二阶段，从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继任秦王，到秦王政九年（前238年）五月亲政，是秦始皇的傀儡时代。 秦庄襄王三年五月，秦庄襄王去世，嬴政继承王位，尊奉赵姬为太后，仍由吕不韦任相国。这时嬴政才13岁，还不能亲理朝政，所以，秦朝廷由吕不韦把持。吕不韦既掌管朝政，时常与赵太后偷情。但见嬴政日渐长大，吕不韦害怕丑事败露，想离开赵太后，却又怕太后怨恨，就把嫪毐推荐给太后。嫪毐假装一名宦者，进宫陪侍赵太后，深得太后的欢心，竟被封为长信侯，与太后生下两个孩子，还以王父自居。
这个时候，秦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三股政治势力：嬴政虽然贵为国王，尚未掌握实际权力，只是一个傀儡君主；吕不韦担任相国，又被嬴政尊称为“仲父”，掌管着朝廷事务，还广泛地招贤纳士，拥有门客数千人；嫪毐依傍赵太后，在后宫横行霸道，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由嫪毐决定。对于嬴政来说，这后两股势力的存在，是他亲理朝政的障碍。特别是嬴政长大成人之后，更是无法接受这一状况。因此，各派政治势力矛盾重重，正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暴。
第三阶段，从秦王政九年（前238年）亲理朝政，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自称皇帝，是秦始皇的统一时代。秦王政九年，嬴政住在雍城蕲年宫，接受给他举办的成人礼，开始佩戴王冠和宝剑。这标志着他已经长大成人，有能力亲理朝政了。而在此之前，有人告发嫪毐淫乱后宫，嬴政派人严查此事。嫪毐见大事不妙，就假借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公开发动叛乱，攻打蕲年宫、咸阳宫。嬴政立刻派兵镇压，很快扑灭了叛乱者，嫪毐本人也被逮捕。嬴政下令处死嫪毐，把赵太后软禁起来。十年（前237年），受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免除职务，迁居到他的封地。但凭着个人的威望，吕不韦没有消停下来，仍与各国使者交往频繁。十二年（前235年），嬴政写信斥责吕不韦，要把他流放蜀地，吕不韦惊恐自杀。在清除嫪毐、吕不韦之后，嬴政开始亲理朝政，任用尉缭、李斯、王翦等人，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
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韩国南阳代理郡守腾投降秦国，被嬴政任命为内史，指挥对韩国作战。十七年（前230年），内史腾攻取韩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俘虏了韩王安，韩国灭亡。
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嬴政趁机派王翦攻打赵国。王翦利用间谍活动，诱使赵王迁处死赵将李牧，秦军得以攻城略地。十九年，秦军攻破邯郸，俘虏了赵王迁。赵公子嘉带着一伙人逃到代郡（今河北蔚县），自立为代王。
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荆轲刺杀嬴政失败，嬴政派王翦率军攻打燕国，在易水大破燕军。二十一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逃往辽东，派人杀掉太子丹，向秦国请求媾和。二十五年，秦将王贲进攻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燕国灭亡。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正当秦军南下攻楚的时候，秦将王贲攻打魏国，魏军坚守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致使秦军久攻不下。王贲调动部队挖掘渠道，引来黄河水灌注大梁，大梁城墙全部坍塌，魏王假被迫投降，魏国灭亡。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嬴政派王翦统率60万军队，进攻楚国。王翦采取逸待劳的战略，一举打垮楚军，攻占了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州），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二十五年，秦军继续向东南挺进，把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并入秦国版图。
秦王政二十六年，嬴政命令王贲攻齐。因为齐国战备松弛，王贲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长驱直入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齐王建被迫投降，齐国灭亡。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四十八》（三），《全唐诗》卷161，中华书局1960年……嬴政亲理朝政之后，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仅仅花费10年时间，就吞并了山东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第四阶段，从秦王政二十六年自称皇帝，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沙丘病逝，是秦始皇的独裁时代。
秦始皇的人生历程（2）
秦王政二十六年，山东六国刚被吞并，嬴政自恃功过五帝，地广三王，不愿沿用以往的名号，因而召集朝廷大臣，声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需要改换新的名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援引“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史记·秦始皇本纪》。，建议使用“泰皇”称号。嬴政对此并不满意，只采用一个“皇”字，加上一个“帝”字，自称为“始皇帝”，还规定把皇位传给子孙，后继者沿称二世、三世皇帝，以便传至万世。从此以后，“皇帝”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名号。稍后，王绾等人建议分封诸皇子为王，以便镇抚偏远地区。秦始皇让群臣讨论，群臣都赞同实行分封制，唯独李斯表示反对，主张全面实行郡县制。秦始皇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采纳李斯的意见，划分天下为36个郡，在全国实行郡县制。
为了从天意的角度，说明秦朝统治的特性，秦始皇采纳五德终始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周朝，从水能克火来推算，秦朝应为水德。于是下令更改岁历，规定新年朝见皇帝与庆贺典礼，都从十月初一开始，以十月初一为元旦；朝廷所用制服、旌旗、符节都崇尚用黑色；数字计算以六为单位。这种政治命理学说，在汉代仍有很大的影响。
秦始皇在位时期，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其中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到全国各地巡视。二十七年（前220年），秦始皇巡视西方，到过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环县）。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巡视东方，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昭示秦朝的神圣性。封禅是一种祷告天地的祭祀活动，因为长期没有办过，大家不知道它的仪程。秦始皇按照他的想法，先到泰山顶上祭天，再到梁父山祭地，还郑重地刻石记事。继而来到琅（今山东诸城），修筑琅台，把3万户人家迁到这里，免除他们12年的赋税徭役。继而经过彭城（今江苏徐州）、衡山（今湖北黄冈）、南郡（今湖北荆州），从武关回到咸阳。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再度东巡，途径阳武县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遭遇张良的行刺，大规模搜捕了10天，也没能抓捕到刺客。继而前往琅，后经上党（今山西长治）返回。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巡视北方，到达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派燕国人卢生入海求仙，后经由上郡（今陕西榆林）返回。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巡视南方，到九疑山祭祀虞舜，乘船顺长江而下，到会稽山祭祀大禹，继而沿海岸北上，再次来到琅，还在海边射死一条大鱼。
这五次巡视活动，一方面宣扬了秦王朝的丰功伟绩，如在泰山、峄山（在今山东邹城）、琅、之罘（在今山东烟台）、碣石、会稽等地刻石记事，分析这些碑刻的内容，都是一种政治或政策宣传；另一方面，也耗尽了秦始皇的毕生精力，那时出游比较艰苦，不仅要承受舟车劳顿，还会遭遇狂风、暴雨和恶浪，甚至是侠客行刺。在最后一次巡视途中，秦始皇突然得上重病，不幸死于沙丘平台（在今河北广宗）。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但改变了秦王朝的命运，还影响着秦汉历史的进程。
秦始皇的政治作为（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维护和发展统一局面，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和交通诸方面，确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
（一）政治体制
秦王朝建立伊始，秦始皇自称皇帝，处在政权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行政、财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都由他来掌握；所有官员的任免赏惩、生杀予夺的大权，都由他来操持。当然，为了行使这些权力，秦始皇承受着繁重的负担。各级官府处理各种事务，都要层层上报，最后报告给秦始皇，“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奏章，至少有120斤的简牍，连正常的作息时间都得不到保证。
在治理国家方面，秦始皇非常重视中央行政建制，设立丞相、御史大夫等高级职位，协助处理国家事务。丞相作为百官的首长，具体负责行政事务，包括参与朝政、主持朝议、封驳诏令、选用官吏、审计地方治绩等。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管理公文图册。秦朝未设太尉一职，秦始皇本人独揽军权。丞相、御史大夫之下设立诸卿，其中郎中令掌管宫殿门户，卫尉掌管宫门卫屯兵，中尉掌管京畿警卫，廷尉掌管司法事务，治粟内史掌管财政事务，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需要，将作少府掌管修建宫室，典客掌管民族和外交事务，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属籍，博士负责图书收藏。秦朝廷遇有重大问题，召集丞相、御史大夫与诸卿共同商议，由秦始皇亲自裁决。
在地方行政建制上，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实行郡县制。起初全国共有36个郡，随着对周边地区的拓展，后来增加到48个郡。每个郡设立郡守，负责管理本郡事务，另有郡尉掌管军事，郡监（监御史）掌管监察。郡下辖若干县，有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令、长管理本县事务，另有县尉掌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郡、县长吏都由朝廷任免，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
秦朝地方行政机构，以县为基层单位，县以下是乡里组织。一县之内分若干乡，乡下设里，里有什伍。乡设三老、啬夫、游徼等职位。“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设里正，什有什长，伍有伍长，实行什伍连坐制度。此外还有亭，设在城市和地处要冲的乡里，直属于县尉，是乡的同级单位。亭设亭长，协助县尉管理治安。秦王朝依靠这些组织，管理和控制基层社会，以稳定整个国家。
（二）经济制度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即秦统一天下六年之后，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徐广语。，即命令土地私有者向官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官府根据呈报的数额征收租税。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土地私有权，从而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为了统一征收租税，秦王朝采取统一货币、度量衡的政策。废除以往的各种货币，统一货币为两等：黄金为上币，以镒（折合20两）为单位；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制作圆形方孔。金币供皇帝赏赐之用，铜币主要作为流通媒介。废除以往的各种度量衡器具，以商鞅变法时确定的度量衡制度为标准，制作统一的标准器具，推行到全国各地，并且定期进行检测，以保证度量衡器具符合法定标准。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军事措施
秦始皇统一中国，除兼并山东六国之外，还包括对周边地区的拓展。当时，匈奴作为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威胁着秦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准备反击匈奴。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集中优势兵力，穷追猛打，迅速收复了河南地（今河套地区），接着乘胜进军，又攻取了高阙、北假（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在这里设置了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同时，秦朝廷迁移大批罪犯，来新设诸县屯戍。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又下令迁移内地民众3万户，到北河、榆中地区定居。这一地区称作“新秦”。秦王朝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侵扰，而且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开发。为了加强对匈奴的抵御，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从全国征调大批民众和罪犯，配合戍边的军队，把以往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筑成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与匈奴相比较，当时东南和岭南地区散居着古老的越族，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合称“百越”。王翦灭掉楚国之后，率军挺进到东南地区，迅速平定了东瓯和闽越，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闽中两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朝廷调集50万大军，派尉屠睢、任嚣、赵佗等人，分兵五路，征伐岭南地区。秦军进入南越之后，遭到越人顽强的抵抗，加上后勤补给困难，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为了解决物资运输问题，秦始皇派监御史禄开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之间的水道。秦军继续苦战，深入到西瓯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又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和商人，投入到战争中去，终于平定了岭南地区，设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后来，秦朝廷不断迁徙内地民众和罪犯，来到岭南地区驻守，从而加强了这里与内地的联系。
通过长期的开疆拓土，秦王朝的疆域空前辽阔，“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种统一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中国历代的基本疆域，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秦始皇的政治作为（2）
（四）法律制度
秦始皇在位时期，根据秦王朝的实际需要，从以水德主运出发，把商鞅变法以来的各种律令加以补充、修订，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秦律》，颁行于全国。1975年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包括一大批法律条文，其名目有《田律》、《仓律》、《工律》、《徭律》、《效律》、《藏律》、《傅律》、《戍律》、《捕盗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传食律》、《游士律》等等。这些法律条文，构成秦王朝法律的基本体系。
《秦律》的制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私有制，防止和镇压反秦势力，稳定秦王朝的统治秩序。因此，《秦律》规定的刑法，非常繁杂和严酷，仅仅是刑罚的种类，就有笞、迁、髡、黥、劓、宫、戮、磔、绞、烹、坑、弃市、车裂、腰斩、枭首、从死、三族等名称，其中不少律文是针对“盗贼”、“臣妾”来制定，这表明《秦律》的阶级属性。因为刑法严酷，特别是实行什伍连坐，株连三族，秦朝人民深受其害，以至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形成悲惨的社会景象。
（五）文化政策
秦始皇在位时期，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实行了新的文化政策：
一是统一文字，即废除六国原有的文字，把整齐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把简化的隶书作为通用文字，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小篆是李斯以秦国通用的大篆作基础而制定的一种形体匀圆、笔画简略的规范文字，隶书是程邈根据当时字体的演变特点而制定的一种形体飘逸、书写简便的新型字体。秦王朝统一文字，作为一次全国性的文字改革活动，有助于汉字系统的全面推广，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统一天下以后，适应历史发展的惯性，选择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法家思想主要是商鞅、韩非的政治思想。商鞅认为，治理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治理国家的手段，是推行“农战”方略。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就能增加国家收入；增加国家收入，就能搞好军队建设；搞好军队建设，就能提高军事力量；提高军事力量，就能打赢对外战争；打赢对外战争，就能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就能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战争相互促进，使国家走向富强。韩非认为，“法”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成文法令，“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势”是君主生杀予夺的权势，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使用，君主才能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秦王朝的统治思想糅合了这两种政治理论，同时吸收了阴阳、儒、道诸家思想。从另一方面看，秦始皇因为推崇法家思想，特别重视法制建设，制定出各种国家法令，在秦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各级官府必须贯彻执行法令，一般民众要跟官吏学习法令，最终把国家法令落到实处。
三是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一群博士为他做寿。仆射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功德，说天下平定之后，实行郡县制，使每个人都得到安乐，远离战争的祸害，而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制，趁机劝秦始皇分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作为朝廷的辅助，保障国家的长久安定。秦始皇让群臣讨论，丞相李斯认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建议除《秦纪》、有关医药、卜筮、农桑的书籍和博士收藏的《诗》、《书》、诸子著述外，销毁所有私人藏书；私人谈论《诗》、《书》者，一律处以死刑。秦始皇赞同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执行。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重用方士炼造仙丹，寻找奇药，始终得不到回报，一些方士、儒生私下散布不满言论，批评秦始皇的做法，加上侯生、卢生两人擅自逃跑，秦始皇闻讯大怒，就派御史严加查办。这些人相互告发，牵连出一大批方士、儒生。秦始皇亲自划定460人，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他们坑杀于咸阳。这就是“焚书坑儒”事件。
（六）交通设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改善全国的交通状况，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驰道。其中有两条主干线：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和西方道。上郡道起自高陵，通往上郡；临晋道越过黄河，通往河东、上党等地；东方道经由函谷关，通往三川、河内等地；武关道经由武关（在今陕西商州），通往南阳、南郡等地；西方道经由今陇县，通往陇西。此外，有栈道越过秦岭，通往汉中地区；直道起自云阳（今陕西淳化），通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据记载，秦朝“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汉书·贾邹枚路传》……秦制50步约合69米，3丈约合7米，说明驰道的路况很好，堪比现代的高速公路。这些驰道、栈道和直道，构成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二十年（前219年），在开发岭南地区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运送军队和物资，秦始皇派监御史禄负责开凿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灵渠作为一个古老的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成为中原与岭南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在开发西南夷地区时，秦始皇派常頞调动民力，利用原有的僰道，修筑成通往滇地的“五尺道”。这样一来，秦朝廷颁布政令，就可以经过栈道、金牛道和五尺道，迅速送达西南夷地区，从而拉近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总起来说，秦始皇的政治作为，连同秦王朝的诸多建树，实现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转折，开启了秦汉以降的文明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秦始皇作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无论在生前还在死后，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评价秦始皇的功过是非，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人说他是旷世暴君，认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下》。；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认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李贽：《史纲评要·后秦记》……这真是褒贬异趣，毁誉径庭。所以，现在必须从功过两方面，对于秦始皇做出客观的评价。
先说秦始皇的功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成统一的大业，二是维护统一的建制。
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主要有三个基本条件：首先，统一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各诸侯国实行中央集权制，为建立统一国家创造了条件；华夏族和周边各部族不断融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社会各阶层经受长期的战争，都希望得到和平与统一的局面；中国在完成区域统一之后，正朝着天下统一的目标迈进。
其次，秦国历代君主的政治成就，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发展壮大，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秦穆公时期，以关中地区为根基，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厉行农战方略，使秦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秦昭襄王时期，依靠国家综合实力，实行远交近攻方略，四处攻城夺地，确立了对山东六国的优势。所以，诚如前贤所论，秦统一天下是秦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过在秦始皇手上得以实现，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直接完成了秦统一大业。秦王嬴政亲政期间，不仅善于用人，像李斯、王翦、尉缭、蒙恬等人作为当时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不遗余力地为统一效劳；而且善于改过，如郑国渠修成之后，暴露了郑国的阴谋，嬴政下令驱逐所有外来宾客，但得李斯的《谏逐客令》，马上收回成命，还提拔李斯为廷尉。又如对楚国的战争，因为误用李信遭致失败，就亲自请求王翦挂帅，并且根据王翦的意见，调动兵力和指挥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秦始皇与山东六国君主相比，确有许多过人之处。所以，无论怎么说，秦统一大业的完成，有秦始皇的一份功劳。
秦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注重制度建设，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就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即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政治体制，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和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体制。这与同时代的征服者（如亚力山大大帝）只注重武力征服，不重视制度建设相比较，明显地高出一筹。秦始皇创立的制度体系，虽然没能保证秦朝长治久安，但为中国历代王朝提供了政治框架。所谓“汉承秦制”，“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都说明中国历代王朝沿袭了秦朝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县级建制保存至今，是唯一不变的地方行政机构。
当然，秦始皇的一些举措，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如修筑长城，一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添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加强了秦朝的防御力量，保障了北部边疆的安全。又如修筑驰道、直道和栈道，一方面征调了大批军队、民工和罪犯，造成许多人命死伤，另一方面推进了各地的交通建设，有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各民族的融合。因此，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对于这些带有两重性的举措，也不能完全加以否定。
再论秦始皇的过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骄纵的生活作派，二是奢靡的丧葬排场。
在现实生活中，秦始皇是一个极为骄纵的人。秦统一六国期间，秦始皇总是大兴土木，每当灭掉一个国家，都要按照该国宫殿的样式，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进行仿造，南边濒临渭水，雍门以东至泾水一带都是宫殿，宫殿之间有天桥、长廊互相连接。据记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咸阳周围200里内，还有270座宫观。特别是修建阿房宫，根据当时的设计，可以容纳10万人，其中前殿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米，台基高达11.65米，可以坐上1万人。为了修建阿房宫，秦朝廷征调民工数十万人。这些人据说都是罪犯，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这个比例令人惊诧。据考古工作者证实，直到秦王朝灭亡，阿房宫还没有建成。
这一庞大的宫殿群，又要大批美女来填充。秦始皇吞并六国，每当灭掉一个国家，都把该国的宫女掳掠到咸阳，安置在各个宫殿里。据记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后来，刘邦领兵攻取咸阳，宫中的美女仍有数千人。这说明秦始皇妻妾极多，是一位骄奢淫逸的皇帝。
在死后安排上，秦始皇又是一个极尽奢靡的人，自从继任秦王之后，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经过考古勘探，秦始皇陵园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呈方形，周长3000米左右，外城呈矩形，周长6200米。两城之间有葬马坑、珍禽异兽坑、陶俑坑；陵外有马厩坑、人殉坑、刑徒坑、修陵人员墓葬400多处，所占面积56．25平方千米。陵墓地宫作为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装修极其豪华，据说是“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即使这些记载眼下无法证实，看一眼已经出土的兵马俑，不难想象这座陵墓的奢靡程度。
秦始皇陵兵马俑
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始皇的各种举措中，“焚书坑儒”最为后人诟病。历代学者众口一词，无不斥责这一行为，更有诗人抒发感慨：“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焚书坑》，《全唐诗》卷669，中华书局1960年。这是一种无情的历史嘲讽。不过，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把秦始皇与孔子相比较，认为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还作诗劝告他人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作于1973年8月5日。甚至有学者跟着论证，“焚书坑儒”有利于秦朝统一思想，因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但是，历史事实不容质疑，“焚书”毁掉了数以千计的典籍，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化浩劫；“坑儒”戕害了四百多人的生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暴行。无论从政策或策略上看，焚书坑儒都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误。
也许，历史存在的真实价值，就在于它被反复地解释。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评价一位历史人物或一个历史事件，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有关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不仅现在有着不同的看法，将来还会继续讨论下去，恐怕难以找到一个定论。
李斯的政治作为
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李斯的文章，除了他随始皇出游所写的刻石铭文载于《秦始皇本纪》之外，其他的文章，诸如《谏逐客疏》、《论督责》、《狱中上二世书》等，都收录在《李斯列传》中；加之这篇传记详记了李斯一生不同时期的言行，因此李斯的历史功过与思想轮廓是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来的。概括说来，李斯的政治作为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端：
其一，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
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左右，李斯出生于楚国上蔡李斯生于公元前280年，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附《先秦诸子系年通表》，6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少的时候，曾任郡小吏。后来追随儒学大师荀卿，“学帝王之术”。大概在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他辞别荀卿、离楚入秦，先是成为秦相吕不韦的舍人，继而又经吕不韦的推荐，“任以为郎”，充当秦王嬴政的侍从人员。他瞅准时机，在秦王面前力劝其抓紧时机灭掉六国，以一番恳切的言辞获得青睐。他指出：“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其瑕衅而遂忍之。”意思是：“老是‘观望’、‘等待’，那就要失去机会。一切办大事、成大功的人，关键在于看准时机狠下手段。”他还说：“就凭今天秦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英明，要消灭东方六国，简直就像是打扫一下锅台那么容易。要想成就统一天下、称皇称帝的大业，这刻石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如果错过时机还不下手，让东方各国再缓过劲儿、再联合起来，那您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施展、难以奏效了。”此论一出，秦王大喜，“拜斯为长史”。
李斯还拿出了对付六国的三大行动纲领：一是“阴遣谋士赍持以游说诸侯”，以金钱收买东方各国的王侯将相，让他们为秦国服务，帮着秦国消灭自己的国家。二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敢于遵守臣节，坚持效忠本国，那就马上派刺客把他解决掉。三是“离其君臣之计”，分化瓦解之后，就动用武力，将浩浩荡荡的秦军铺天盖地地压过去。秦王“听其计”，“拜斯为客卿”。
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嫪毐叛乱，很快平定。秦追索嫪毐余党而大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他向秦王上《谏逐客疏》《李斯列传》误以为秦之逐客，是由韩人郑国来秦作郑国渠而起，非是。参读韩兆琦《史记笺正》第八册，第4368页-436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指出秦国自秦穆公开始便有重用外来人才的传统。若放弃外来人才，“疏士而不用”，则秦国便没有“富利之实”与“强大之名”。这样做的结果是仇者快而亲者痛，“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读了以后瞬即改弦更张，废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
于是，秦始皇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三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前后只用了二十多年，就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般地实现了全国统一，把秦王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李斯也当上了秦国的丞相李斯从何时开始任秦国丞相，史无明文，据马非百《秦集史》考证，似应在始皇二十八年以后，三十四年之前。盖二十八年之秦刻石尚称李斯为“廷尉”，三十四年已称之为“丞相”……
其二，协助秦始皇制订并推行各项文化政治制度。
李斯在《狱中上二世书》中曾以正话反说的方式总结了自己的七大“罪”，其中第二条是“地非不广，地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定秦之强”，第五条是“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除了对外征讨四夷、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之外，李斯还提出了反对恢复封建制、坚持郡县制、禁私学、焚诗书等建议，均为秦始皇采纳。秦二世上台后，他还在《论督责》中主张加强“督责之术”以确保“臣无邪”，力图使君主“久处尊位，长执重势”。
关于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的问题，李斯说：“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多，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此论高瞻远瞩、气大声宏，堪称金玉良言。一千多年以后的柳宗元写《封建论》，继续批判分封制的时候，仍然在阐发李斯当年所表达过的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斯献策出力，秦始皇很难成就其盖世功勋，也很难荣膺“风流人物”、“千古一帝”的头衔。李斯与秦始皇之间相辅相成的亲密合作，使得秦国不仅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千秋伟业，同时也在大一统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伟大功绩。其后，不仅“汉承秦制”，其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制度其实也仍基本上不出秦始皇、李斯的规划范围。李斯是秦始皇的头号功臣，因而秦始皇有哪些丰功伟绩，李斯也应该都有他相应的一份功劳。当然，秦始皇政策的错误乃至罪恶部分，诸如严刑峻法、思想专制等也有李斯的一份责任。随着秦始皇成为天下的主宰，李斯也志得意满，攀上了个人事业的顶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位居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李斯有多少儿子，都娶秦始皇的女儿；李斯有多少女儿，都嫁给秦始皇的儿子。李斯的儿子，当三川守的李由，回家探亲，在自己家里举行宴会，而满朝文武闻风前来祝贺的车子就有上千辆。
到此为止，李斯与秦始皇真可谓“彼此双赢”，李斯的主观要求与秦始皇的客观需要完全一致，故而皆大欢喜。而于公于私李斯的人生都还没有显露出任何矛盾、凶险的迹象。但是，就在“富贵极矣”之时，李斯却发出了忧虑不祥之音：“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秦始皇三十七年到东方沿海巡游，归来行至河北平乡县东北、广宗县西北的当初赵武灵王曾经住过的沙丘宫时，突患重病而死。秦始皇立下遗诏，立长子扶苏为太子，让扶苏赶紧由北方前线返回咸阳，即皇帝位。遗诏还没有发出，秦始皇就死了。这时跟在秦始皇身边的除了丞相李斯外，还有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为秦始皇掌管符玺与车马的太监赵高。没有发走的诏书就留在赵高手里。
赵高的级别虽然不高，但他受到秦始皇的信任，并与胡亥关系紧密。胡亥曾经跟着赵高学习过法律。赵高与胡亥私下商议，想篡改诏书，把诏书改为立胡亥为太子，并谴责长子扶苏，说扶苏有罪，命令扶苏自杀。赵高、胡亥只有这种想法，真要付诸实行，就必须通过赵高这一关。因为李斯是当朝最高的行政长官，他的权力最大，没有他的帮助绝对不行。于是赵高去找李斯，针锋相对地对李斯进行利诱、恫吓、威胁，连打带拉。李斯深知一旦投向赵高，今后就要被千夫所指，但考虑到一旦扶苏即位，自己的相位定然不保；他既怕赵高、胡亥眼下对他下毒手，又怕扶苏日后对他不信任，对他下毒手。孔子说：“鄙夫其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李斯便是这种患得患失的人，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为了保住荣华富贵，他在关键时刻，屈服于压力，出卖了灵魂，上了赵高的贼船。胡亥登基后，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秦始皇的严刑峻法，于是在秦二世的元年七月，就爆发了陈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专权的赵高在利用完了李斯之后，就想把他踢开除掉。他罗织罪名，让秦二世下令将李斯下狱。赵高诬陷李斯，编造了一套说辞，说李斯的儿子与陈涉相互串通，于是秦二世下令将李斯处死。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父子被腰斩于咸阳市，整个家族也被杀了个精光。
李斯卖身投靠赵高、胡亥的行为，对历史进程影响巨大，如果扶苏上台，实行拨乱反正，也许秦朝不致灭亡。吴裕垂说：“夫以始皇开国之宏规，诚得公子扶苏而嗣之，宽以济猛，文以守成，更张者数载，陶淑者有数载，礼乐教化之隆，胥将拭目而俟也，所谓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时矣。数传之后，颂其诗，读其书，稽其制作，览其规模，论古者又何所置其议？扶苏而不获嗣，始皇之不幸也，抑或天下黔首之大不幸也。”此论实则道出了治国理念与秦国兴亡之间的关系。李斯作为决定秦国统治方略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追求与政治人格，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关乎秦国的兴衰成败。
李斯思想的复杂性（1）
从李斯现存文章及其所撰刻石铭文来看，李斯的思想较为驳杂，兼融法、儒而又以法家为主。李斯拥有儒家思想是并不奇怪的，曾为荀卿弟子的经历，说明他对儒家经典非但不应陌生，反而应是相当精熟。《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秦始皇“显然绝对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法家。从李斯等人那里，他无疑把法家泰山刻石
政策作为一种政治需要而加以接受。但在法家政策中，他还掺进了奇妙的混杂在一起的其他思想，其中包括很基本的儒家观念”［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李斯撰写的刻石铭文，是支持这一说法的最好例证。其中不仅有宣扬儒家理念的表述，诸如“圣智仁义”、“合同父子”之类，更有对儒家所向往的太平盛世图景的描述：“甾害绝息，永偃戎兵。”（《邹峄刻石》）
“乃今……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减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泰山刻石》）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泰山刻石》）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琅台刻石》）在陈启云看来，“这和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所述的最高理想‘大同’是一致的”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代序”第1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李斯的思想世界中，儒家与法家平分秋色、地位相当，而是以法家为主，以儒家为配衬；而且严格说来，李斯只是一名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他的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于继承、借鉴而非独创。荀卿、吕不韦、韩非是与他的政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思想家，故而若要把握他的思想，就需要考察他对这三位思想家的认识与取舍。
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以“隆礼重法”为原则来搭建其体大思精的理论框架。他继承孔子的“礼治”思想，将礼乐在强国安民方面的重要作用表述得无以复加。他说：“隆礼贵义者，其国知；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同上）“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礼论》）“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王霸》）对礼治的这种高度重视，表明荀子沿着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路线继续开拓，将周公以来的礼乐传统视为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核心理念。
除了强调礼治，荀子还吸纳了法家思想，援法入礼，认为礼治与法治必须双管齐下，在彰显礼治的同时，也凸显了法治的重要。他从人性恶的角度阐发了礼法并用的思想，指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在他看来，为了改善人性之恶——“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既需要礼乐的熏陶与教化，也需要法治的约束与修正。刑罚是治理社会的有效手段，为了遏制罪恶，惩罚恶人，甚至有用重刑的必要，因为“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正论》）。对法治、重刑的这种认识，表明荀子已将法家思想充实到他的思想体系之中。
不过，富有法家精神的荀子，毕竟还是将礼治看得高于法治，据统计，“‘礼’字在荀子的书中出现了342次，‘法’字出现了182次，‘礼’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法’”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第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礼”、“法”之间的主次之分是十分清楚的。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然形成了重霸道、轻王道的治国传统，荀子曾远赴秦国考察，尽管他对秦国颇多赞赏，认为秦国的百姓朴实，“甚畏有司而顺”，秦国的官吏“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秦国朝廷“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如果仅从法治的角度观察，则秦政无疑臻于成功；但若衡之以儒家王道的标准，“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此亦秦之所短”（《强国》）。从儒者的立场出发，荀子对秦政明确做出批评，认为秦国统治者忽视儒者倡导的仁义礼法，这是秦国与理想社会相距甚远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秦人摒弃儒家礼乐文化的做法，在吕不韦当政期间已有所扭转。吕不韦组织秦国大批学者撰写的《吕氏春秋》一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前后。该书尽管洋溢着服务于君主统治的法家精神，具有鲜明的现实功利色彩，但书中大量的儒家思想的表述，却说明吕不韦对秦国一味偏重法治的有意矫正。严刑峻法，作为秦政的一大标志，遭到了该书的批评：“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吕氏春秋·上德》）“大公无私”的思想也得到该书弘扬：“昔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贵公》）儒家的仁义忠信也得到了该书的倡导：“古之君民者，太上以义，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这些思想均有明确的针对性，是有感于秦国的现实政治而立论的。秦始皇一心搞专制独裁的政治路线，为吕不韦所不取。秦始皇于公元前247年即位时只有12岁，无力掌控秦国。吕不韦握有大权，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随着秦始皇年龄的增长，政治欲望也与日俱增，他与吕不韦围绕着权力必然会有摩擦、矛盾乃至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治国路线，在郭沫若看来，两人甚至发展到极端对立的态势，“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郭沫若：《十批判书》，第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吕不韦在嫪毐叛乱被平定的第二年（前237年）被免相国，次年（前236年）饮鸩而死。他的未得善终，实为其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中败下阵来的必然结果。
李斯思想的复杂性（2）
秦始皇欣赏的是韩非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之后，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支持荀子“（人）生而有好利”的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不仅如此，他还将人的好利本性推向一种极致，将性恶论极端化，认为人情犹如沙漠，他人就是陷阱。这种让人心惊胆战的沙漠与陷阱，不但存在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至亲关系的父子、夫妇之间。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子·六反》）“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自为心也。”（《外储说左上》）普通家庭的父子之间尚且如此计较得失利害，一国之君的家庭内部由于背后存在着更大的利益背景，其父子、夫妇的关系更是令人胆寒：“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势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势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骊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与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在韩非看来，连夫妻这样的亲密伴侣，连父子这样的至亲骨肉，都尚且如此不可靠、不可信，那么毫无血缘关系的君、臣之间，更是不可信矣；更是体现为赤裸裸、冷冰冰的相互利用、相互算计的利益关系了。他说：“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如此一来，韩非便全盘否定了儒家所维护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纲常。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信等道德规范，是既不可信也不可靠的；那么什么是可信可靠的呢？就是法、术、势。法——就是面向全体臣民的赏罚规定。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势——指通过严刑峻法所造成的国君的威势。法术势的实质，就是将一切权利集中于君主；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严刑峻法与思想专制便为韩非子所极力提倡。他说“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五蠹》），让老百姓在严酷的刑罚面前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半步。为了保证统治者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还必须在思想领域钳制士人的思想自由，不能让他们随便议论时政。在韩非所直陈的危害社会的五类人中就有儒者。他建议统治者“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学派，要以铁腕手段“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诡使》），不能允许其发表不利于朝廷统治的言论。韩非子这套理论及时地为秦始皇正在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荀子是李斯的老师；而吕不韦则是第一位赏识他的秦国政要。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到秦国时，庄襄王刚去世，即位的秦王嬴政还只是一位不谙世事的少年。鉴于当时掌握秦国大权的是吕不韦，善于审时度势的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因此后来他才有了接近秦始皇的机会，并找准时机在其面前陈述己见，遂进而获得青睐。随着吕不韦与秦始皇矛盾激化，以至被免职，最后被迫自杀，李斯面临着两种政治路线的抉择。显然，他选择了秦始皇，不仅将荀子的礼治学说弃之脑后，更从现实政治出发遗弃了吕不韦思想中的儒学要素，成为秦始皇全面贯彻韩非思想的最得力的干将。秦始皇在思想文化方面最为人诟病的非“焚书坑儒”莫属，这两项反文化的暴行，其中“焚书”一项便来自李斯的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的这段话首先阐述了禁锢“私学”的必要。在诸侯林立的战国时代，“私学”大兴，学派众多百家争鸣。知识分子从各自所秉持的价值观出发，批评时政，歧言迭出。李斯所谓“道古以害今”的学派显然主要指的是儒家。孔孟言必称尧舜，崇古特征非常突出。在李斯看来，在大一统时代，不仅政治权力要集中、统一，思想观念也要集中、统一。然而儒者却公然非议君主的政策法规，维护道统的尊严与人格的独立，以聚众讲学的方式成为社会上颇具号召性的力量。如果任凭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则皇帝旨意就无法不折不扣地落实。为此，就必须禁止包括儒者在内的士人任意讲学，也不能允许思想理念的自由传播。其次，为了达成上述目的，需毫不留情地焚毁民间的“文学诗书百家语者”，在焚书的同时配合以严酷的惩罚措施——“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第三，规定士子只能学习技能知识，“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学习的范围仅限于法律条例一类知识。显然，李斯认为大秦帝国的官僚体制需要的是技能型官吏，他们应以政治或经济的功利目的为取向，学习、掌握实用性知识系统即可；不必也不应关注、探讨富有价值内涵的理论体系。与“以吏为师”的贯彻落实相伴随的，必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万马齐喑、一片死寂。秦朝后期即使在“焚书坑儒”之后，秦廷虽仍有博士编制，但这些秦博士们已完全屈服于秦政，丢弃了先秦学者议政大胆、思想独立的可贵传统。比如博士叔孙通便是一名儒生，号称“汉家儒宗”，身边还有百余名弟子追随。但是叔孙通已不具备先秦儒家的人格魅力与思想风采，只懂得如何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完全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冯道式的人物。秦朝思想界的可悲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秦始皇大搞严刑峻法、思想专制的统治策略，既然来自于李斯的出谋划策与贯彻执行，因而关乎秦政罪恶的历史账单不应只让嬴政一人承担，李斯也难逃其咎，理应背负罪责。
秦始皇死后，信奉法家性恶论的李斯，选择保官保命的道路而跳上赵高的贼船，是完全合乎其思想实际的。秦二世时期，他非但没有修正严酷的秦政，反而“阿二世意，欲自容”，揣摩、迎合胡亥的意图，推动着胡亥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他写给胡亥的《论督责》中，继续鼓吹严刑重罚与文化专制，主张在“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的同时，“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设立一套“督责之术”以强化皇帝权威，“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胡亥深以为然，于是丧心病狂地强化秦始皇时期业已实行的残酷政治，导致社会人人自危，哀鸿遍野，“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百姓不堪压迫，反秦情绪日渐增强，于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秦朝在短时间之内灰飞烟灭。如果说秦廷推行反文化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作为秦政设计师的李斯遭到史家的口诛笔伐，实在是罪有应得。
李斯的三次人生转型（1）
《李斯列传》是《史记》的名篇之一，在对李斯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轨迹的勾勒中，司马迁倾注了自己的思考。根据司马迁的描述，李斯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型。年少时李斯为上蔡的县小吏。他由厕中鼠与仓中鼠的不同境遇，悟出一个道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因此走出家乡，拜大儒荀卿为师，得以呼吸当时思想前沿的最新空气，从而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转型。然而，在了解了荀卿的儒学体系之后，他深感儒者“王道”“仁义”的高论，满足不了他改变低贱地位的欲望。于是，他决定完成第二次转型，抛弃荀卿教义，改奉法家学说，西赴秦国以谋求功业。临行前他向荀卿发表了一个告别宣言，声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经过长谈之后，废弃始皇遗诏，加入胡亥、赵高阵营，完成了第三次人生转型。
如果没有第一次转型，李斯可能终身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县小吏，永远与历史大潮的弄潮儿无缘；如果没有第二次转型，他可能作为儒生，踏着孔、孟、荀的足迹，周游列国以宣扬王道，却四处碰壁而不得志。如果没有第三次转型，赵高的阴谋或许就无法得逞，李斯以及秦国的历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每次转型，都是李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展现李斯人格境界的点睛之笔。然而恰恰正是这三处至关重要的笔墨，从史学“求真”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描述颇有漏洞，惹出如下质疑：
吴汝煜质问道：“李斯厕鼠之叹，有谁当场笔录？”吴汝煜：《史记论稿》，第16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李斯与其师荀子辞别时的一番“宣言”，也被钱穆看出破绽：“斯之为人固不足道，然何至面辞其师，如此云云？是鄙斯者假为之说也。则斯之入秦，荀卿果尚在世否，亦不足据此为断矣。”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51页。此外，李斯、赵高二人在密室中的长谈，他人何由知晓？《左传》记介之推携母逃亡前两人的对答，以及刺客麑自杀前的慨叹，这些内容在钱钟书看来，“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同样，我们也可以据此怀疑司马迁描摹的那一大段李斯与赵高的密谈，乃出自于太史公的杜撰，是他“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同上……如此看来，太史公对李斯三次人生转型的刻画，与其说基于史学的“求真”原则，不如说是基于海登·怀特所说的“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文学虚构”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想象、推演并编织了李斯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逻辑。需要深究的是，司马迁的编织到底遵循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前提？
早在东汉初期，范升就向光武帝上疏，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班彪父子则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南宋的朱熹也捕捉到司马迁与儒学的抵牾：“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诸子语类》卷一二二）他指出司马迁存在两种思想倾向，即在肯定儒学仁义理念的同时，又赞赏纵横家及法家所推崇的权谋功利，且后者的比重超过了前者而成为司马迁的“本意”，而这与儒学体系的核心观念——义利观，是格格不入的。
先秦时期无论是主“性善”的孟子，还是主“性恶”的荀子，均将“好利”视为邪恶，于是“利”便作为“义”的对立面出现了。孟子的“何必曰利”，以及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在揄扬人类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明显缺憾。如今人们反思儒学的“义利观”，认为“义与利构成一对范畴是儒学史上的最大错误”王国良：《明清时期儒学核心价值的转换》，第223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并日渐重视明清时期以李贽、戴震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解构，将他们的努力誉为“代表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前进方向”，“现代新儒家们如果真想振兴新儒学，至少也应该是接着戴震讲，而不是接着宋明理学讲”同上，第242页……然而，在大力肯定明清启蒙思想家巨大历史贡献的同时，人们却不应该忽视司马迁对儒学“义利观”所作的深沉反思。可以说，司马迁是思想史上第一个解构儒家“义利观”的学者。一方面，他固然高度认同先秦儒家对独立人格与崇高道义的高扬与维护，高度评价伯夷、叔齐的“末世争利，维彼争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另一方面，他非但没有将人类追逐利益的热情一概看成是恶，反而认为追求财富乃人类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行为，其《货殖列传》专门为一批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传，高度评价他们在追逐利益以改变自己命运时所激发出来的高超智慧与卓越能力。战国纵横家的代表苏秦毫无顾忌地宣称：“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一》）面对这位与儒家人生观大相径庭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却肯定“其智有过人者”，特地写了一篇《苏秦列传》为苏秦翻案，“毋令独蒙恶声焉”，赞赏他能紧紧抓住现实的各种机遇，淋漓尽致地发挥个人的卓绝才能。太史公对苏秦的这种定位，无疑源自于他对儒家义利观的解构。
因此，面对与苏秦的人生姿态别无二致的李斯前两次的人生转型，司马迁流露出的自然是欣赏与赞许。以往论者多认为司马迁彼时秉持的是嘲讽与批判，其实不然。实际上，他欣赏李斯那种不甘平庸、耻于贫贱而不断向现实人生发起冲击的人生姿态。在实现个人志向的漫漫长途中，李斯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可谓不多，但他却敢于向命运挑战，毅然走出家乡的小天地；敢于与学术大师荀卿分道扬镳，以求摆脱贫困；敢于战胜秦王的威严而写下《上书谏逐客》，使秦王读后幡然省悟，收回成命，使自己得以继续在秦国施展政治才华……这些无不契合于司马迁所欣赏的历史人物的标准——“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李斯列传》多次出现“听其计”、“卒用其计谋”、“可其议”等字眼，凸显了李斯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司马迁的记述，史家便无以了解李斯是“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订者”，是“（秦国）所有政治家中最著名的”［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92页。；没有司马迁的记述，李斯身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光彩，或许早已被历代学者口诛笔伐的狂涛怒浪冲刷得无影无踪。
李斯的三次人生转型（2）
如果说李斯的前两次转型促使他迈向人生顶峰的话，那么第三次转型却将他骤然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死前他悲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曾几何时，莎士比亚笔下的苏格兰国王麦克白，在意识到个人败亡的命运已经无可逆转时，不禁感慨人生就像“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时空的隔绝与国别的差异，没有影响李斯与麦克白的殊途同归，都对以往的奋斗经历表现出引人深思的后悔与悲慨。他们两个，一个是秦朝的开国丞相，宣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一个曾是苏格兰的大将，“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野心勃勃，对功名富贵充满着强烈的攫取欲望，却没料到正是这种欲望引领他们走向罪恶与覆亡。李斯与麦克白的悲剧，均可看成是人类欲望的悲剧。在接受了西方悲剧理念的现代学者看来，中国古人原本就缺乏悲剧意识；在“善善恶恶”的儒学传统支配下，一个恶人岂能成为悲剧主角而获得世人的同情与怜悯？于是，善恶对立、忠奸分明的人物关系模式，便成为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写作定律。古典小说、戏曲中的恶人往往就像京剧舞台上的白脸奸臣，一出场就被观众蔑视，无论如何也无法赢得像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那样的悲剧英雄的地位。但司马迁笔下的李斯，却成为一个罕见的例外。
李斯曾接受大儒荀卿的教诲，后又成为韩非子法家理论的实践者，儒、法两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曾打下烙印。司马迁虚构的李斯与赵高的密谈，展现了李斯内心善、恶交战的情形。他以“安得亡国之言”、“君其反位”等大义凛然的话语呵斥赵高，并前后援引儒家道德律令与历史教训，作为抗拒赵高引诱的盾牌。然而在患得患失、保官保位的思想情绪支配下，他最终还是跳上了赵高的贼船。他抵御赵高引诱时的内心振荡，便是儒法双重人格相互斗争的体现。儒家出于“性善论”的仁义道德，与法家出于“性恶论”的“皆挟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构成李斯双重人格的两大伦理实体。司马迁能从李斯精神世界两个互不相容的伦理实体入手，通过人物灵魂的痛苦挣扎，通过“善”的退却与“恶”的得势，证明了“恶”是毁灭的同义语。如果《史记》没有勾勒李斯内心世界善恶斗争的过程与结果，那么他就会因形象干瘪而无以存活于悲剧文学园地，无以成为该园地的“恶之花”。
然而类似李斯式的儒、法冲突的内心描写，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难得一见的风景。之所以如此，在于儒、法对抗所造成的人格分裂已被古人成功化解。一方面，儒家思想沦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工具后，口头高喊仁义道德的，往往骨子里信奉的是“法”、“术”、“势”；另一方面，老庄道家游世、顺世、玩世的思想倾向也容易使人们放弃儒家教义，心安理得于法家哲学的大行其道。秦晖对此作了鞭辟入里的阐释：“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着法家制度文化与儒家典籍之间的紧张。……这种状况的第一个后果是造成传统国人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在其他文化中这样大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恐怕要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甚或造成因幻灭而自杀的社会病。但在中国有了老庄的这种犬儒哲学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人们就会心安理得。”秦晖：《传统十论》，第184页及第18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可知本应相互冲突的儒、道、法三家理论，却在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的一片混沌之中，走向令人悲哀的和谐与统一。当“儒表法里”成为古代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模式时，较之于儒、道对立的消解，儒、法对立的消解岂不是更能见出传统文化领域的某种贫瘠与猥琐吗？
然而，我们毕竟可从《史记》当中感受到一种远离猥琐的浩然情志。司马迁以对人类复杂天性的深刻洞察为基础，清楚地看到儒、法两家价值体系的对立，认为应当高扬儒家仁爱的旗帜，抑制并抗击法家对自私功利的鼓吹。同时，他也突破了儒家义利观的局限，没有一味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他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凝聚在《李斯列传》之中，既使李斯成为一个一度挣扎在儒、法之间、充满了丰富文化内涵的悲剧人物，同时也使这篇传记的思想价值，已非“过秦”题旨所能涵盖。
灭秦之功，司马迁评价项羽…
公元前209年7月，陈涉起义，陈涉的首创之功巨大：在陈涉的号召下，反秦之火烧遍黄河南北，并有一支西征军打到了咸阳之郊。至前208年12月，坚持了六个月的农民起义失败，陈涉被杀。
刘邦和项羽都是在前209年9月起义。前208年2月项梁、项羽率军渡长江、淮河来到苏、鲁、皖、豫交界地区。拥立了楚怀王，一时间陈涉的旧部吕臣以及范增、黥布、刘邦、张良等各路云集，声势大振。这时反秦义军的领袖，名义上是楚怀王，实际是项梁。
前208年8月，刘邦、项羽携手反秦，取得辉煌战果，杀死了任三川郡守的秦丞相李斯之子李由，又一度挫败了曾破杀陈涉的秦朝大将章邯的讨伐军，义军又掀起第二个高潮。
前208年9月项梁因骄傲轻敌，兵败被杀，反秦义军突然又陷低谷。
前208年的后9月楚怀王在起义军严重受挫的情势下，抓起兵权，进行整编，重新部署，分兵两路：
一路以宋义为大将，带领项羽、范增等北救赵，因为当时义军初建的赵国正被秦国大将章邯、王离等攻击、围困，形势危急。宋义在北进途中为项羽所杀，项羽夺得兵权，自称上将军，渡黄河救赵，于前207年12月，破秦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威震天下。巨鹿胜利的意义有三：一是消灭了秦军主力；二是促成了秦政权内部分裂，政变迭起；三是为刘邦南路的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章邯等率部投降项羽，项羽的势力空前壮大。项羽之所以被称为反秦英雄，关键就在这巨鹿之战与收服章邯。
另一路是以刘邦为大将，率军西攻咸阳。刘邦的路线是由东向西，先是攻下开封，又打到颍川，而后转攻南阳、西入武关。刘邦之所以不直接西攻洛阳，由函谷关入秦地，是因为这一带有秦王朝的强兵把守，难以轻易取胜。刘邦在打到颍川时，得到了张良。前207年7月，刘邦听从张良建议，通过谈判，取得了南阳守军的归附；前207年8月，刘邦攻入武关；前207年9月，刘邦大破秦军于峣关，接着又追击、大破秦军于蓝田。这是历史上所描写的刘邦本人亲自指挥的最光辉的战役。此中张良也大展奇才，他建议先虚张声势，给秦将造成一种巨大压力；接着又用大量的金钱收买利诱，与秦将暗中结盟；最后则趁着秦将麻痹松懈之际，向秦军发起突然攻击，于是秦军大败。宋代刘辰翁称赞司马迁描写此战的文章之精彩说：“两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势如破竹。”清代史珥说：“连用三‘破之’不觉其复，愈觉精神迥出，笔法全从《左氏》吴楚柏举之战来。”前206年10月，刘邦攻入咸阳，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刘邦的西路破秦，共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综合以上概述，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刘邦、项羽的破秦之功呢？项羽在北路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影响巨大，项羽、刘邦灭秦之战其功不可没，司马迁盛赞项羽，历代读史者称颂项羽，清代郑板桥的《乌江项王庙》诗云：“怀王（此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入关自聋瞽，楚人太拙秦人虎。杀人八万取汉中，江边鬼哭酸风雨。项羽提戈来救赵，暴雷惊电连天扫。臣报君仇子报父，杀尽秦兵如杀草。战酣气盛声喧呼，诸侯壁上惊魂逋。项王何必为天子，只此快战千载无！”都是应该的。
但刘邦在南路的进军，是不是就比项羽的北路困难风险少呢？读《史记·项羽本纪》后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这样的。但司马迁并不如此认识。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有明确交代：“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但刘邦居然在项羽之前攻入关中，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此其功不为小，至少不在项羽之下。
再说，怀王当时的点兵派将，刘邦与项羽是平行的两路，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项羽救赵时巨鹿周围有来自各地的义军，这些人在项羽破章邯后，都归在了项羽的领导下，项羽遂称“诸侯上将军”。但这里面不包括刘邦。刘邦的南路也跟随着一些别路的起义军，例如番君吴芮的将领梅、故粤王亡诸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正因此，吴芮、亡诸后来都被封了王。但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推崇项羽，特别有几句过分夸大项羽的话，他说项羽是“三年遂将五诸侯来灭秦”，所谓“五诸侯”就是除楚地以外其他韩、赵、魏、齐、燕旧时五国，也就是指天下一切地区的反秦诸侯，这显然不合事实。
说项羽在灭秦过程中有大功，是可以的，但不能说他是天下反秦诸侯的领袖，尤其不是刘邦的领袖。对项羽的破秦之功如此表述，并给项羽立为“本纪”，是司马迁的一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独特看法。班固的《汉书·高祖纪》写韩信、英布等请刘邦即皇帝位的上书中说：“先时秦为无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当然，这是来自刘邦部下的一种声音，但也不能说不是事实。我倒不是非要辩论究竟谁的功大，我只是想说《史记·项羽本纪》一文的主观色彩太强，容易影响读者的客观性，读书时应务必注意这一点。
对楚怀王应有足够的认识
过去读《史记》，总把楚怀王看作傀儡，其实是太低估他了。
首先，楚怀王在项梁兵败被杀之紧要关头，表现了大勇气、大眼光、大作为：
其一，他不是后退、逃跑，而是迎着困难上，他由盱眙，前进到了彭城；
其二，他自己抓起兵权，进行了整编，重新进行了安排部署，他一方面夺回了项羽的兵权，而同时任刘邦为砀郡长，统领砀郡之兵；
其三，楚怀王整编后，采取进攻姿态，做出了救河北，同时西进破秦的战略安排；
其四，他接受众老将的建议毅然地起用刘邦，任刘邦为西征军的统帅。“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但楚怀王坚决不允许。这个决策非常英明。否则，刘邦能否顺利破秦不得而知。当时楚怀王所以对刘邦与项羽做出如此安排的依据是：“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后来事实的发展正与楚怀王的估计完全相同，刘邦极其出色地完成了楚怀王交给他的任务。
其五，楚怀王派项羽随宋义北上救赵，派刘邦从南路西下。对他们约定：谁先打入关中谁就为关中王。这是不是楚怀王偏向刘邦呢？也是，也不完全是。楚怀王对项羽叔侄有意见、有不满应该是事实，所以他在项梁一兵败被杀，随即把项羽的兵权剥夺了；而且还不让项羽为救赵大军的统帅，只让他在上将军宋义手下当一名次将。这种过于压抑项羽的做法，造成了日后项羽杀宋义、夺兵权的结局。但当时的秦王朝还相当强大，不论西征，还是北上，未来的形势都还不是很分明。后来刘邦西征军的进展如此之快，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楚怀王对项羽的安排有失公正；但指派刘邦为西征军的统帅，是楚怀王慧眼识英雄，是量才使用，是吸取了此前西征军失败教训的结果。这一点应大书特书。
其六，楚怀王不是懦弱之辈。他既与诸将约好“先入关者王之”，项羽入关后，想改变楚怀王的约定，不让刘邦当关中王时，楚怀王回答“如约”，坚持不变，使项羽在各路诸侯面前很丢面子；项羽尽管倒行逆施，自己做主分封诸侯，但分封刚刚完毕，天下立即乱套，刘邦反项羽的联盟立即形成。五六十万大军攻下彭城，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楚怀王在反秦义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
项羽分封诸侯后，推尊楚怀王为“义帝”，故意把他边缘化，把他赶到了今湖南省南端的郴州；后来又派人把楚怀王杀死在去郴州的路上。项羽的这一行为更给刘邦号召天下讨项羽，组成浩浩荡荡的反项大军创造了条件。楚怀王的被杀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也是项羽特别不懂政治的突出表现之一。
鸿门宴是刘邦、项羽相互妥…
鸿门宴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6年12月，其大致情节是：刘邦入关灭秦的两个月后，项羽率军赶到关中。项羽有兵四十万，驻扎在鸿门；刘邦有兵十万，驻扎在霸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建议项羽趁早攻击、消灭刘邦，以夺取关中王的名号。项羽的族人项伯与刘邦的谋士张良是朋友，项伯连夜往告张良，想劝张良及早逃走；结果张良拉着项伯见刘邦，很快地项伯就被刘邦收买了。项伯回营后帮着刘邦说好话，说得项羽也取消了攻杀刘邦的决定。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来见项羽，见面后一套奉承讨好的话更让项羽消减了与刘邦的敌对情绪。宴会开始后，范增又几次示意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范增又找来勇士项庄，让项庄在宴会上舞剑，寻机杀刘邦；项伯知其意，遂出来对舞，以掩护刘邦；张良见情势紧急，遂出帐叫来了刘邦的http://car.auto.ifeng.com/series/2293
卫士樊哙。没想到项羽一见樊哙就从心里喜爱，让他喝酒、吃肉，于是樊哙又趁机将刘邦、张良预先安排的辞令当众大声地说了一遍，这就使项羽彻底解除了与刘邦敌对的心理，最后使刘邦安全地脱离险境，回到了霸上军营。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支同盟军在打败共同的敌人，由盟友转向相互对立、转向争夺统治权的转折点上的一场斗争，司马迁展现得非常生动、非常精彩。司马迁把项羽写的有情有义、忠厚老实；而把刘邦集团写的有心机、耍手段，而让读者对项羽未杀刘邦以致日后被刘邦所败的结局产生种种同情。这是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我们试看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刘邦灭秦后都做了些什么：
其一，前206年10月，刘邦进入咸阳后，不居咸阳宫，还居于霸上军营。《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写此说：“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其二，废秦苛政，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写此说：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
其三，不杀秦王子婴，各级官吏，各就各位，派部下到各地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迅速稳定了关中秩序。《史记·高祖本纪》写此说：“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又让“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刘邦多有挑剔、厌恶之情，唯其写刘邦入关一段，衷心称赞。
接着，我们再看项羽入关前都做了些什么：
公元前206年11月，项羽听到刘邦已入关灭秦的消息，于是赶紧统领大军风风火火地奔向关中，去与刘邦争夺关中王。《史记·项羽本纪》写此说：“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二十万人在今天的中国，只是一个小县的人口，但在鸿门宴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数字呢？全国的人口也过不去两三千万，当时的关中地区总共也过不了二三百万，项羽坑了十分之一，关中地区家家户户都是项羽不共戴天的仇敌。项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怎样与刘邦争天下呢？
结论是，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除以上双方形势对比外，刘邦、项羽在彭城接受楚怀王的任务分道出发时，当时就有规定，谁先入关谁就为关中王，这对项羽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项羽如果不仅不让刘邦当关中王，而且还杀人家，项羽在天下诸侯的众目睽睽之下，当何以自善其后？
刘邦的兵力比项羽少，自然不想首先开战；但在如此客观形势的对比下，项羽敢不敢对刘邦首先发动进攻呢？
因此我们认为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应该是：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不是不想杀，而是不能杀、不敢杀。清代郑板桥《项羽》诗有所谓：“新安何苦坑秦卒，霸上焉能杀汉王？”明代丘濬《公莫舞》乐府诗有所谓：“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区区听亚父。霸王百行扫地空，不杀一端差可取。”妙哉，斯言也。
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双方的实力的对比，加上客观形势的对比，谁都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都有妥协的需要，关键是刘邦必须先让出关中，而刘邦又做到了。
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是底下已经预定了的，不然，刘邦肯冒然前去么？刘邦可不是那种见义勇为，肯为什么信念而付出牺牲的节侠之士！
最后再说项伯，项伯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去找张良的，是个人行为？还是负有项羽的使命？《项羽本纪》先是说：“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很像是个人行为。但写到后来又有所谓：“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如是未蒙允许的私自前去，何以又言“报项王”？项伯此行的最大成效是沟通双方，为双方首脑会谈铺平了道路，使双方达成了妥协，作用巨大。
司马迁笔下的鸿门宴是一个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发展、传说起来的动人故事，民间加工的成份很多。但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加工，还是可以让人推测出一些真实历史的影子；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其中的一言一语、一招一式都当成历史看，那就是我们太幼稚了。
司马迁感情在项羽一方（1）
鸿门宴后项羽分封诸侯，到前206年4月大家离开咸阳，各去自己的封地。同年5月，齐地的田荣、赵地的陈馀等起兵反项羽，项羽率兵往讨。由于项羽的残暴、不讲政策，对已经杀死了齐王田荣、已经宣布投降项羽的齐地百姓仍杀戮不止，故逼得齐地百姓只好重新拿起武器与项羽战斗，使项羽陷入齐地人民战争的泥潭。正是趁着这个有利的时机，在这年的8月，刘邦按着韩信为他设计的蓝图，一举杀回并迅速、全部地收复了关中，前后只用了两三个月。接着刘邦又出关收服了今河南西部、北部，山西西南部的大片地区，而后率领着大军于前205年的4月，一举攻入彭城。由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太快，刘邦头脑过度发热，完全处于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于是项羽率三万精骑星夜由齐地驰回，大破刘邦于彭城下。刘邦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溃退到荥阳。由于韩信等人在荥阳构筑了坚强的防线，挫败了项羽的追击，双方形成了对峙。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反复争夺，双方形势转化，刘邦日强，项羽日弱，前203年9月双方订立鸿沟之约；项羽遵约撤兵，刘邦撕毁条约追击项羽，前202年12月，刘邦大破项羽于垓下，项羽败死乌江。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前后共历时四年多，真正的楚汉战争历时两年零八个月。
（一）司马迁如实地写出了刘邦胜利的必然性
司马迁如实地写出了刘邦胜利的必然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韩信、张良等军事家、谋略家的杰出作用：
1.韩信的拜将演说与关中地区的收复。鸿门宴后刘邦在从咸阳南去汉中上任的路上得到了韩信。韩信在萧何的推荐下被刘邦任命为大将。韩信的拜将演说极其精彩，他为刘邦分析天下大势，指出项羽眼前虽然强大，但由于不得人心，会很快地由强转弱；刘邦是仁义之师，深得人民的拥护，可以很快地由弱转强。尤其关中地区，凭着过去的群众基础，简直一道檄文出去就可以把关中收复回来。韩信纵谈天下时局，其思想观点恰如两千年后毛主席在1946年所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元代杨维桢说：“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于韩信之手也。”明代王世贞说：“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诸葛亮）之初说昭烈（刘备）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韩信的论断，关中地区就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刘邦夺了回来。
2.张良在刘邦失败西逃之际为刘邦出谋划策提出了必须起用韩信，与争取彭越、黥布等人的问题。刘邦在彭城之败，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问张良：“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韩信、彭越、黥布，三个人三种情况。韩信是刘邦的将领，要重用，要放手发挥；彭越，是可争取的同盟军，要努力争取；黥布，是敌方之将，但与项羽有矛盾，要设法把他挖过来。
于是刘邦听取张良的意见，派韩信开辟北路战线。韩信不负众望，前205年8月灭魏，接着在闰9月又灭了代国；前204年的10月大破陈馀于井陉，灭掉赵国；随后又在前204年的1月迫使燕国投降；前203年的11月，大破齐、楚联军于潍水，灭掉齐国：三年内灭了五个国家，改变了刘邦、项羽力量的对比。明代茅坤评价韩信的军事贡献说：“予览观古兵家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
3.彭越原是在巨野泽反秦的独立大队，因未随项羽进关，未被项羽封王，故而鸿门宴后与田荣、陈馀等共同呼应反项羽。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很容易地将之争取过来，在项羽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多次掐断项羽前后方的联络，拖着项羽像救火队一样地往来奔走；刘邦派自己的部将卢绾、刘贾等率军与之合作，相互策应，使项羽吃尽了苦头。清代郭嵩焘说：“彭越无大功于汉，而与韩信齐名，正以居梁地近楚故也。楚方与汉王相争荥阳、京、索间，彭越数从后绝其粮道，是以项王数反击彭越，往来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07
奔驰，以至罢困，汉之所以卒灭项王，彭越之力为多。”（《史记札记》）
4.黥布原是项羽最忠实、最得力的干将，项羽破秦兵于巨鹿的大功中有黥布重要的一份；但项羽所做的最恶劣的事情如坑秦兵二十万、如杀天下诸侯的共主楚怀王，也都有黥布重要的一份。但后来黥布与项羽有了矛盾，项羽要他一道去打田荣，黥布不去；更严重的是当刘邦攻入项羽的彭城时，黥布居然也没有伸手帮项羽一把。这些是为什么，史书上没有明确交代。张良正是看出了黥布与项羽的这种矛盾，感到有利可乘，于是他建议刘邦要赶紧把黥布挖出来。于是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派随何出使九江国，黥布几经动摇后，倒向了刘邦，开头只是不援助项羽，后来利用他在江淮一带的影响，策反了项羽的大司马周殷，为刘邦组成了南方战线，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合围。
接着刘邦的各路大军云集，在当时的垓下进行了最后的一战，过程是：“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时间是前202年的12月。
其二，萧何、陈平、郦食其、随何等在进行根据地建设，在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方面所进行的卓越的工作。
《史记·萧相国世家》写萧何的贡献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地区的百姓为刘邦付出了重大牺牲，每当刘邦打了败仗，东方的战事吃紧时，萧何总是不失时机地将他所征集的兵员，包括已经退休的老人和不到年龄的孩子一齐送上前线。对公如此，对私也如此，萧何为使刘邦不对自己怀疑，他把自己的儿子、孙子，凡是能拿起武器的全部送到了刘邦身边。萧何不仅支援东方前线，还把后方的政权建设，以及北方、西方的边境防务都做得井井有条，使刘邦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司马迁感情在项羽一方（2）
陈平是刘邦部下仅次于张良的心腹谋士，《陈丞相世家》写了他在开展间谍工作所起的作用：在楚汉战争相持不下的时刻：“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眜、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正是在这种金钱收买、挑拨离间的强大攻势下，范增被项羽疑忌致死；龙且被疑、钟离眜被疑，大司马周殷被策反，在项羽的亲属中竟有五个人因帮刘邦做事被刘邦封侯。
刘邦在军事、政汉、经济、外交、根据地建设等各条阵线的工作一齐开动，极大限度地瓦解孤立了敌人，极大限度地发展壮大了自己。毛主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司马迁尽管不喜欢刘邦，但他在《史记》中却极其清晰地表现了刘邦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度，与其不失时机所推行的一系列良好的政策与策略。
其三，刘邦的审时度世，顺应民心，以及他善于用人、善于听取意见、从谏如流的思想人格魅力。
毛泽东主席曾分析刘邦这种个人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毛泽东读书笔记》）也正因其如此，故而他能不失时机地制订符合潮流、符合人心的政策与策略。宋代刘辰翁说刘邦：“高祖始终得关中之力，关中人心所以不忘者，约法三章之力也。”刘邦入关后的一系列措施，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老练、成熟，预示了他在政治上的光辉前景，项羽集团绝对不是刘邦的对手，这是已经注定了的。
刘邦善于用人，刘邦的从谏如流简直像条件反射一样地快：樊哙劝他不要留住于秦王朝的宫殿；张良劝谏他不能过早地封立六国的后代；张良、陈平劝他立即封立韩信为齐王，又劝他给韩信、彭越等划出地份，以换取他们的迅速出兵，以消灭项羽等等，都是快得如响之应声，无迹如转环。刘邦称萧何、张良、韩信为“三杰”，他公开地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虽其中不免流露一种自我炫耀之情，但说的都是实话。
班固称颂刘邦的人格魅力说：“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矣。”（《汉书·高帝纪》）
毛泽东主席说：“刘邦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读书笔记》）
（二）司马迁的感情在项羽一方
刘邦是司马迁所在王朝的开国皇帝，但司马迁从感情上厌恶刘邦；项羽是被刘邦打败的敌手，但司马迁却对他的人格、功绩充满赞颂，对其最后失败充满同情。具体表现为：
其一，司马迁写刘邦总爱写其生活上、性格中的一些黑暗面：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的http://car.auto.ifeng.com/series/2293
卫士介绍刘邦的习性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又如《张丞相列传》写周昌进见刘邦的情景说：“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
其二，写刘邦总爱写其战场上的失败之惨，与刘邦的怯懦自私：如《季布栾布列传》写其彭城失败之惨说：“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但到刘邦即位称帝，丁公来找刘邦时，刘邦反而倒打一耙，说丁公“为人不忠”而把丁公杀掉了。再如彭城之败西逃时，“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充分显示了刘邦的怯懦与自私。又如写刘邦的荥阳逃跑时说：“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其实牺牲一些人，以保护首脑，历来如此：下象棋有所谓“舍车保帅”，下围棋有所谓“弃子争先”，战场上、危急时当然更是如此，关键就看你是怎么写了。司马迁对刘邦的这些表现总是不肯放过。
司马迁感情在项羽一方（3）
其三，撕毁条约，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刘邦攻秦之蓝田时，已经用金钱收买秦将，与秦将建立了联盟，说好一道进攻咸阳，但刘邦采取张良之计，趁秦将松懈之时，突然对其发动了进攻；刘邦与项羽的鸿沟条约签订后，“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立即麾兵追了过去。宋代杨时说：“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使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史记评林》引）至于恩将仇报，刘邦杀死丁公，更是尤其恶劣者。
相反再看司马迁写项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其一，项羽致命的弱点是残暴，但司马迁写项羽残暴只是一叙而过，如“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当齐王田荣起兵反项羽，项羽前往镇压，“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最严重的是一夜之间活埋秦兵二十万于新安城南。但对这些，留在读者记忆中的只是一些数字符号，引不起读者的感情憎恨。试想，如果对项羽这些残暴的屠杀描写上一两个令人发指的细节，读者还能像今天这样对项羽的残暴如此宽容么？
其二，突出了项羽人格的厚道、诚实。鸿门宴上对刘邦以诚相待，不听范增的怂恿，对樊哙、对张良的言论、活动都能宽容接受；鸿沟结盟立即放回了太公与吕后，并随即撤兵东返。
其三，突出地描写了项羽战场上的非凡勇敢。刘邦的神箭手楼烦射别的挑战者一箭一个；至项羽自出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当项羽东征彭越，刘邦攻占了项羽的一些地盘时，等“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其四，尤其是项羽在垓下被韩信打败以后的饮酒作歌、东城之战、乌江自刎，被司马迁写得慷慨悲壮，豪气动人。宋代朱熹称赞项羽的垓下作歌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钟书《管锥编》引清代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笔补造化”四个字，实在是太深刻了。试想，《史记》中如果没有这段抒情性的动人描绘，项羽还能在读者头脑中留有如此慷慨悲壮的印象么？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要让他的悲剧英雄在穷途末路大显神通，用他的二十八个人大战灌婴统领的五千人；他们冲进冲出，如入无人之境，光是项羽一个人就杀了汉军“数十百人”；项羽的一声大吼，吓得刘邦的一位将军连人带马滚出去了好几里地。最后他面对一个投降了刘邦的楚军叛徒说：“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说罢拔剑自刎而死。刘邦的部将王翳赶紧奔过去割下了项羽的人头，其余的骑兵蜂拥而上去抢项羽的尸体，单是因为争夺打架互相拥挤践踏就死了好几十号人。司马迁写刘邦部下的如此卑鄙恶劣，不就是为了反衬项羽的从容、高尚么？
司马迁已经向读者交代过，项羽这二十八个对刘邦五千人的战斗是在“自度不得脱”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读者往往不太注意这“自度不得脱”几个字，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了司马迁对项羽的抒情描写上。他说项羽逃到乌江浦时有一只小船划过来，船夫喊项羽上船，项羽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对于这段话，唐朝诗人杜牧责备项羽没有上船逃走，他说：“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宋朝词人李清照则赞扬项羽的不走，她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看法尽管不同，但都认为项羽是能走而不走。其实这是司马迁为项羽最后涂饰的最壮丽的一笔。如果没有这段话，则项羽只不过是最后从容战死而已；有了这段话就表现了项羽的一种人生态度：他要用他的死来殉自己的事业，来殉自己的部下，来殉一切曾经支持过自己、拥护过自己的千千万万人民大众，也包括两千年来读这段历史的百万千万读者；有了这段话就使项羽的最后战死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有意义的行为，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至少给人的感觉上是这样的。事实上，项羽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杀，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项羽的历史地位所以能如此高，项羽的形象所以能如此令人喜爱，关键在于司马迁的这篇《项羽本纪》。
刘邦的布衣将相之局与汉初…
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出身而一跃成为皇帝的人，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刘邦身边的肱股辅弼之臣，也都是出身于平民大众或下级官吏，如周勃原本从事手工编织，灌婴是贩缯者，樊哙以屠狗为生，韩信、陈平都出身贫民；郦食其为里巷看门，夏侯婴为公家赶车；萧何、曹参为县吏，相当于今之科长；张苍在秦朝政府管理图书；叔孙通是秦朝的博士，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了；只有张良是出身于六国时的旧贵族。由这些出身于下层的帝王将相组成的汉王朝的朝廷机构，清代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
这种布衣将相之局的新王朝对于治国平天下，对于黎民百姓的生活有好处的地方我觉得有三点：
其一，由于他们出身下层，理解下层疾苦，理解百姓的意愿，因而对他们制订顺应民心的方针政策很有利，这一点在刘邦第一次进入关中、灭掉秦朝时就表现出来了。他不仅废除了秦朝酷法，宣布约法三章，而且还一再向百姓们说“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当百姓们向军队“献飨”牛酒时，刘邦又推辞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当刘邦一做皇帝后，他立即下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对于历年参军作战的士兵，赏给他们爵位，给予他们种种优待，斥令各级官吏都要认真保障执行，不执行或从中营私者予以重处。这些安置性的工作都是很及时、很得人心的。
其二，由于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出身下层，又刚刚进城不久，因此倡导生活俭朴、约束铺张奢侈比较容易，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即以刘邦个人而论，当萧何开始建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时。刘邦见其如此辉煌壮丽，他生气地对萧何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在这里表现的思想是体恤民情的，而萧何的那套话显然是从秦朝统治者那里学来的谬论。六百年后北魏雄主拓跋焘就曾批判萧何的这套谬论说：“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不但刘邦当时如此，直到二十年后刘邦的儿子文帝刘恒还因为修一个祭天的露台需费“中人十家之产”而停止不为。《史记·平准书》说汉初统治高层的的生活情景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当时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绝没有其他无谓的消耗。
其三，由于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出身下层，比较理解黎民百姓的艰难，容易接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的黄老学说，有利于接受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尽量不发动战争、不从事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尽量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提供方便，也同时对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山林湖海的开发尽量放松管制等等。因此在几十年间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都迅速呈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史记·平准书》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太史公自序》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光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好了，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颇出现了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
刘邦政权的最大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是建立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农民大起义之后，这场大起义的威力之大，让一切政治家、思想家都目瞪口呆。所以早从刘邦一建国时就总是战战兢兢地在询问“秦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我之所以得天下者何”？向刘邦回答过这一问题的先后有陆贾、叔孙通；其后到汉文帝时继续回答这个问题的又有张释之、贾谊、晁错、贾山等等。他们一直在警惕着千万不要再蹈秦朝的覆辙，不要使自己再转到全国农民阶级的对立面。
这是好的方面，但刘邦的这个布衣将相政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其一，他们没有吸收春秋、战国，以及夏、商、周以来的那些含有原始、朴素的带有民主主义成份的典章制度，没有制订具有平民思想的规章与法典，而是在叔孙通、张苍这种秦朝奴仆的带领下，一下子就把秦王朝那一套礼法原样地搬了过来。叔孙通所制订的礼仪，没有一点限制皇帝的内容，完全是为束缚臣民、管制臣民，以满足于最高统治者的富贵尊荣服务的。叔孙通的新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过去见到过秦始皇的仪仗队时就曾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但他那时还没有见过皇帝临朝的排场，叔孙通这次让他享受到了，所以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农民造反的最大愿望就是到此为止，陈涉如此，洪秀全也是如此。但农民成功地做了皇帝，刘邦毕竟是第一个，如果这一伙君臣想要建立一套相对平等的制度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们没有，相反他们向着等级更为森严、更为对立的方向发展了过去。明代茅坤对此说：“此仪直行至今日，大略皆秦故尊君抑臣之旧也。而三代以前其上下同体处消歇矣。”清代姚苎田说：“古者君臣之礼相去不甚悬绝，立见群臣，郊劳宴享，伯父伯舅之称，敬慎有加。至于拜上者骄，下堂者替，而积重之势不得不矫枉而过正焉。至于汉初，阔略简易，一革亡秦苛习，正可参酌古礼而求其中。乃叔孙通徒以高帝之难之，而遂痛绳其下而不拘其主，是朝仪法酒皆为臣设，而君不与焉。君为臣纲，君无礼而何以责其臣？于此叔孙通希世之罪万世莫能逃也。”（《史记菁华录》）
刘邦的布衣将相之局与汉初…
其二，他们没有限制皇帝个人的随心肆志，而是将皇帝置于法律、制度的管辖之外，从而使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比秦朝更为突出、更为恶劣，并流毒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刘邦做皇帝的第七年，杀了韩信、彭越，关于韩信的死，史书上写得扑朔迷离，这里我们不讲，单说彭越。彭越在战争年代有大功，也有对不起刘邦的地方；但在刘邦称帝以来的六七年里，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刘邦。彭越被杀的过程是：“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彭越被捕，是因有人挟私诬告，刘邦已经免其死，改为流放西蜀。只因道上遇见吕后，吕后把他带了回来，劝刘邦杀他。接着吕后指使人再次诬告彭越，刘邦遂“夷越宗族”。刘邦本来是想流放的，经吕后一说，便不仅改为了杀，而且还灭其满门。这一出一入相差多少？刘邦不也太随意了么？一个皇帝、一个皇后、一个身为全国最高司法长官的廷尉王恬开，三个人一商量，一位大功臣就这样被灭门了。这是什么天日？什么王法？汉文帝是西汉初期最仁慈的皇帝了，当有一个农民不知戒严尚未取消，从桥下走出，冲撞了汉文帝的銮驾时，汉文帝要求廷尉张释之判他以死刑，张释之依法判了那人罚金。汉文帝不满，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这是理论上讲的、口头上说的，现实中是不能实行的。张释之是当时少有的秉公执法的司法长官，但他必须看到现实，所以他不得不说“且方其时，上使立杀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也就是说这“天下”之内是不包括“皇帝”的。您如果当时杀了他，那我管不着；但您既然把他交给我审判，我就只能依法办事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仅能达到的最高司法标准。汉文帝的男宠邓通，就因为能使汉文帝活得高兴，于是汉文帝赐给他蜀郡严道县的一座铜山，让他随意开矿铸钱，于是邓氏钱满天下，从而使邓通之富，富过王侯。这难道是一个正常皇帝所应干的事么？到了景帝时，居然可以用“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的罪名杀了国家的元勋、丞相周亚夫；再到武帝时，居然可以用“腹诽”的罪名杀死持不同政见的大司农颜异，可以用其他强加的罪名一连杀死五个丞相，可以用“酎金不合规定”的理由一次废除列侯一百零六个。专制独裁到汉武帝，几乎可以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就是“布衣将相之局”立基不正，日后不断变本加厉的必然结果。
结束语
古代记载刘邦事迹的权威性典籍第一是《史记》，因为它最原始；其次是班固的《汉书》，它是在《史记》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调整与修改、补充的结果。从基本史料看，二者大同小异；从情感、立场看，二者的差别不小。刘邦在《史记》中既是天才的高屋建瓴的政治家，又同时是一个具有许多自私、无赖、酒色、痞子习气的人物。二者水乳交融地统一于一身，成为司马迁笔下最生动、最丰富多彩、最具性格魅力的人物。像刘邦这样既非常伟大，又有相当低俗一面的帝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在司马迁的笔下出现过一次。这是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突出的民主精神与其崇高史德的表现。到了《汉书》中，刘邦就被班固说成不仅是“秉承天命”降临人世的救世主，而且还赋予他一个高贵的血统，说他是远古圣明的帝王唐尧的后代。从这种媚俗的立场出发对《史记》中有关刘邦、项羽的固有资料进行了若干修剪，但这些对现代读者的影响不会太大。只要将二者对比一下就清楚了。在史料应用上特别应该指出的有一点，这就是“垓下之战”。公元前202年12月，刘邦的各路大军包围项羽于垓下，《史记》的《高祖本纪》接着有一段话说：“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而后才是“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已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云云。不知为何班固在《汉书·高祖纪》中居然删去了韩信破项羽的这一段。而直接写成“十二月，汉高祖长陵
围项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如果班固不愿把韩信破项羽的这段话留在《高祖纪》，把它移动到《项籍传》，或是移动《韩信传》，都是可以的。但整个《汉书》中竟然再也找不到这段文字，于是遂使有些读者认为项羽在垓下根本没有打仗，而是一被包围就“弃军逃走”了。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也完全不符合项羽的性格。更为奇怪的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居然直接抄录了《汉书·高帝纪》，仍是没有韩信破项羽这一段文字。照他们看来，所谓“垓下之战”究竟还有没有一场真正的大战呢？班固与司马光究竟对此是怎样理解的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吕后执政的成功与失败（1）
“吕后执政”包括惠帝刘盈在位的七年，和惠帝死后惠帝之子在位，实际由吕后包揽一切的八年，共十五年（前194-前180）。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吕后与武则天不同，她所执政的这十五年不仅前一段是用惠帝的年号，后一段也是用当时在位的小皇帝为年号，情况正与清代的慈禧专政，而年号仍是用“同治”“光绪”相同。她有权不假，但却是连一天“皇帝”也没有做，因此我们称之为“吕后执政”，而不说是“吕后在位”。
（一）吕后执政的主要贡献
其一是尽管匈奴对汉王朝有过挑衅，但她不对匈奴开战，一直维持着刘邦制订的和亲政策。在惠帝在位的七年中史书上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一条，而没有匈奴骚扰汉边境的记载，说明在吕后执政前半段，汉匈之间的关系是平稳安定的。在吕后执政的后半段，据记载匈奴对汉王朝的挑衅有三次：一次是“匈奴寇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攻阿阳（今甘肃静宁县）”；一次是“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人”；还有一次是匈奴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信，进行污辱调戏，说他“数至边境，愿游中国”；还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思说“你是寡妇，我是光棍，都是单身，咱们彼此凑合凑合吧”。高后开始大怒，后来在群臣的开导下，还是说了一些温和讨好的话，并送给冒顿“车二乘，马二驷”，于是冒顿也就感谢吕后的讲“礼义”，“因献马，遂和亲”。
其二是在轻徭薄赋与废除残暴刑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关于前者，在惠帝在位时曾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在鼓励人口繁殖方面，早在刘邦在世时就曾“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凡是家里生了孩子，这家的男人就可以两年不服劳役。到惠帝在位时，又下令“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上交七百五十文铜钱的罚款。意思还是鼓励早结婚、早生子，以利于人口增殖。在废除残暴法令方面，在吕后包揽大权的第一年就下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唐代颜师古对于这条命令解释说：“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
司马迁对吕后执政的这十五年历史，充满歌颂地评价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后代人评价吕后的过失，总爱说到她的“封王诸吕”，其实这根本不该算是吕后的过错。刘邦做了皇帝，可以封他的兄弟子侄为王；今天吕后执掌国政，怎么就不能封她的兄弟子侄为王呢？更何况吕后的兄弟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他们显然要比刘邦的那些儿子们更有贡献、更有资格。所以关于这一点，连陈平、周勃都认为“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就因为刘邦当年规定过“非刘氏不得王”的这么一条既定方针，所以人们就谁也不敢越过雷池。但只要稍微解放一点思想，就会认为吕后分王诸吕没有什么不应该了。陈平、周勃迎合吕后做这件事本没有错，令人讨厌的是他们日后又反过来说当时是权宜之计，是为了积蓄力量到时候消灭他们，一付两面派的面孔。
（二）吕后执政的失败之处
吕后执政的失败，关键问题是出在她的狭隘自私、报复性强，目光短浅，完全没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气质与风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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