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对日政策，就是要与日本签订一个中立条约。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的最初提议，来自于日本方面。由于日本这时急于获取南太平洋国家的橡胶等各种战略物资，因此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意图，需要确保苏联不会威胁满洲。故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1940年7月就曾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提议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但因为当时双方在库页岛权益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谈判未能取得结果。到1941年4月，日本外相在与德国沟通之后，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要求。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04页。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联为祸水西引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延续。苏德条约牺牲的是波兰、芬兰等弱小国家，苏日条约牺牲的则是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特别是苏联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更是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的一种沉重打击。原本就对苏联援助有所不满，且一直怀疑中共做大有苏联背景的蒋介石，得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的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乃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隐机乎？呜呼！”《困勉记》卷六十五，1941年4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而恰在这时，赴美国求援的宋子文发来美国总统已批准借款1 25亿美元，并“内定军火贷款借中国部分五万万元”的消息，《宋子文致蒋委员长电》，1941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23卷48650。至此蒋介石国民党自然要开始转向美国而与苏联渐行渐远了。
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方面再三向中国政府解释苏联援华政策不变，但过了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德国就于6月22日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突然袭击。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一时陷入到严重危机之中，再也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援助了。除少数苏联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外，多数苏联援华人员，包括苏联在中国西北设立的航空站以及守护萨雷－奥泽克－兰州公路的苏方人员，均迅速撤回苏联了。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2)
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中苏关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疆问题了。新疆这时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而他的这一地位，当年是依靠苏联的帮助，并且打着亲苏的旗号取得的。盛世才曾不止一次要求加入联共（布），甚至主张将新疆归并苏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盛世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而新疆则完全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共人员在新疆也受到了相当的礼遇。此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后，眼见苏联自顾不暇，盛世才转而开始向国民政府示好。又是派其五弟去重庆见蒋，又是请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宋美龄去新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首次得以委派军政官员进入新疆，新疆从此开始正式回归中国政府统辖。在这种情况下，从1942年开始，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开始恶化。蒋介石也亲自出面，逼迫苏联将其在新疆飞机制造厂、独山子油矿、航空站等机构的人员，以及驻守哈密的苏联红军，先后撤出。因此，抗战初期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的西北国际交通就此中断。而在新疆工作的中共人员，也大批被捕并遭杀害。苏联和中共在新疆多年工作的成果毁于一旦。
为了打击盛世才，并给蒋介石制造麻烦，苏联方面在西部战场逐渐转入攻势的情况下，于1943年5月通过决定，推翻盛世才政权，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为此，苏联决定成立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领导下的行动小组，执行此项计划。由于新疆与苏联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两边的居民多半是同一民族，甚至有亲戚关系，因此从事此项工作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再加上苏联在伊宁、迪化、塔城、承化、喀什等地均设有领事馆，便于就近执行此项工作，因此，从1943年夏天开始，“全疆各地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的革命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7页。苏联并且着手为这些新成立的革命组织配合武器弹药，帮助他们组织武装暴动。1944年10月16日，在苏联方面直接组织策划和帮助下，暴动者首先夺取了巩哈县。11月7日，伊宁亦举行大规模暴动，并在12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到1945年2月，整个伊犁地区几乎全为暴动者所占领。暴动人员并且以苏联人伊万·帕里诺夫为总指挥，按照苏军建制，正式组建了民族军。对于这支军队，苏联方面不仅全面负责提供枪支、大炮、弹药、汽车等武器装备，而且在关键时刻还派苏联红军化装越界，以飞机、重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直接参加对国民党军的作战，民族军亦可以随时越境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因此，在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民族军几乎是百战百胜。到1945年7月，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已全部被民族军所占领。9月，民族军更一举夺取了距离迪化仅260余公里的交通枢纽乌苏，并夺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独山子油矿，从而使国民党军的各种机动车辆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新疆首府迪化成为民族军的囊中之物，几乎已是唾手可得。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0－206页。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的同时，它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这时也陷入到历史的最低谷。因为莫斯科要应付来自德国的威胁，尽管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中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莫斯科也还是极力劝阻毛泽东不要采取过激的措施破裂两党关系。由于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没有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再加上1940年秋冬，在八路军总部的坚持下发动了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破袭（又称为“百团大战”），战争的结果，日军转而发动了对中共在华北的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导致八路军开始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就更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来对付蒋介石了。但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加深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他对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开始逐渐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的局面，也就成为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契机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等。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称：“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20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炸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3)
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360－361页。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不过3个月时间，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这场历史大讨论的结果，迅速使王明、博古等人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消极态度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进一步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到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
对王明、博古等人历史错误的检讨和批评，使共产国际的威信降低到历史最低点。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从组织上干涉中共中央的内部事务了。当然，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学生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改变这种心态，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必须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进入到1942年，毛泽东很快就发起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向全党灌输一种思想，即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权威。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年之后，由于苏联急需美英帮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及适应战后大国合作战略的需要，为了向美英各国证明自己与各国共产党毫无关系，斯大林于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的历史，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正确性。毛公开指出：共产国际所以解散，就是因为它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更加民族化。《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没有共产国际的束缚，中共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但是，随着整风运动造成的思想批判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党内同志之间的相互怀疑与不信任。这种情况终于导致了由社会部主导的，带有“逼供信”性质的审干运动，使大批党员干部无端地受到整肃。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宣告解散，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亲自致电毛泽东，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还可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莫斯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极度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其实早在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曾经有所表露。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在农村，党员的成分中农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点，深感担心。而随着毛泽东在保卫苏联以及对待党内留苏学生干部等问题上表现出让莫斯科难以接受的态度，自然就更加促使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心态，甚至日渐流露在一些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哈里曼说：“中国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转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一分册，第353－354页。在随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谈话当中，莫洛托夫也对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几乎同样的评价。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除了季米特洛夫个人和早先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以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
中苏条约与苏军进兵东北(1)
中苏条约与苏军进兵东北
1944年6月初，美英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由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率领盟国远征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从此，美、英、苏盟国军队从东、西、南三面开始围攻德国，整个欧洲战场上盟国已经开展了粉碎法西斯德国的最后决战阶段，欧洲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
鉴于欧洲战场日益接近胜利，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也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跳岛作战，打得日本军队步步后退，美国军队逐渐开始接近日本本岛了。但是，1944年春天，日本军队在中国却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即所谓“一号战役”，又称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里，接连丢了河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分，日军甚至眼看着就要逼近陪都重庆了。这种情况表明，即使美国军队可以开始进攻日本本岛，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的帮助，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仍旧可能长时间坚持作战。为此，美国不能不寄希望于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能够掉转头来参加对日作战。
为了成功劝说苏联参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初在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共同讨论了包括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联合国问题等战后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会议特别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即所谓“雅尔塔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可以获得：（1）维持外蒙古的现状；（2）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帝俄的权益，包括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将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允许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给苏联。据此，苏联方面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内，苏军将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美国总统罗斯福则承诺采取措施使蒋介石同意三国所达成的上述妥协。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41页。
蒋介石、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晤。
1945年6月15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具体说明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和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意见。迫于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雅尔塔协定的束缚下派出代表，于月底到莫斯科开始了与苏联政府的谈判。谈判中涉及问题甚多，从旅顺港、大连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到新疆、中共，特别是外蒙古的地位问题等等。7月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就明确提出，外蒙古必须独立。中国政府代表宋子文对此显然缺乏足够的准备，他只是再三说明：“关于外蒙，蒋委员长已告彼大使，非目前可以解决之问题，时间可以解决此问题，现在可予搁置，吾人不拟提出此问题。”因“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否则，“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78－579页。
第三次会谈中，双方更围绕着外蒙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宋子文坚持：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规定为“维持外蒙现状”，故“吾人不能承认外蒙之独立”。斯大林则强调：“现状即为正式承认独立。”“蒙古人民向不接受中国代表，彼辈宣告独立，阁下是否置之不问？”宋答称：“彼等自可为彼等愿为之事，吾人顾现实，并不建议扰动现状。”“无论如何，吾人不能承认外蒙独立而存在。”斯大林亦十分强硬，坚持：“吾人对此点不能让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99－603页。
中苏条约与苏军进兵东北(2)
对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宋子文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显然不愿经自己之手，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出去。但蒋介石很清楚苏联不会放弃早已控制在手的外蒙古，中方要想收回已经丧失管辖权长达几十年的外蒙古，也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在斯大林提出外蒙古问题几天之后，蒋介石就明确告诉宋子文说：“外蒙问题实为我中苏两国关系之症结所在，中国今愿以极大之牺牲，与示以最大之诚意，而求得中苏关系有一根本之解决，以期扫除今后一切之纠纷与不快，而望中苏能得彻底之合作，以完成我总理在日之遗志。唯望苏联亦能了解余之诚意与志愿，对我国所要求之两点，即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之支援，能下决心做具体之答复，期得两国久远与根本之合作也。”《蒋主席自重庆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嘱向史达林说明允许外蒙独立为我对苏之最大诚意希望苏联对我之要求能作具体之答复电》，1945年7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97页。蒋介石并且就此亲自告诉苏联大使说：“必须苏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使国家真正统一，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36页。
由于蒋介石已经做出决定，宋子文在与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谈中首先转述了蒋介石电报的内容。但宋子文仍旧强调说明：中方与美方关于雅尔塔协定内容的理解与苏联不同，即维持外蒙现状即“系维持中国在法律上之主权”。即使中国让步承认外蒙独立，亦须“于战败日本并举行公民投票后加以承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10－615页。
中苏双方在将近一个半月的谈判中，总共进行了9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双方先后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就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旅顺港、大连港，乃至于新疆、中共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终，只剩下外蒙古疆界问题中苏双方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然而，这时苏军已经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强硬地表示，如果中方再不肯答应苏方的条件，红军最后难免会将东北交给中共。事到如今，国民政府代表也不得不按照蒋介石提出的三项交换条件，与苏联方面达成了妥协。这三项条件就是：第一，苏联必须保证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第二，在苏联支持下被民族军占领的新疆三区必须恢复国民政府的管辖权；第三，中共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军令、政令之下，苏联宣布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对此，斯大林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认可。《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72－651页。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条约附带4项协定，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根据上述条约与协定，依照国民政府的要求，苏联政府做出了公开承诺，即：“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据此，中方承认外蒙古经公民投票可以独立，且“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对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改称中长铁路），则宣布由中苏共同经营，唯路权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对于大连港，中方同意其设为国际自由港，唯中方同意另订协定，将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中国并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上述有关中长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之协定，有效期均为30年。《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2－668页。
中苏条约与苏军进兵东北(3)
就在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之际，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注意到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美国大使赫尔利这时表现出强硬的反共态度，战后国共两党冲突难免，会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公开告诫：“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坚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因为，苏联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是总司令依然存在。故毛泽东明显主张：“准备廿、卅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一来配合苏军收复东北，二来得到技术条件。他兴奋地表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由于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显而易见，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中央虽然知道苏联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这种外交协定真的会束缚住苏联援助中共的手脚。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大连，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
1945年8月8日夜，因为注意到美国军队进攻的速度，特别是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了原子弹，苏联军队没有等到中苏条约正式签订，就向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时日本关东军还有31个师团、13个旅团，总共97万人，加上伪满军、伪蒙军，整个兵力超过了100万人，并且拥有5000余门火炮和将近2000架飞机。而苏蒙军队则有三个方面军137万人，再加上空军、海军等30余万人，各种炮将近3万门，坦克、自行火炮5000余辆，战斗机5000多架，其兵力和装备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由于东北三省的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比利时6个欧洲国家面积的总和，陆战区南北长1500公里，东西长1200公里，苏军要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发起进攻，进攻任务纵深达600－800公里，完成任务时间规定不超过三周时间，因此其指挥、联络，特别是部队协同与燃料等后勤供应的难度之大，亦可想而知。
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难度，还在于关东军的防御工事体系十分强大。日本关东军从1934年起就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工事，到战前已构筑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筑垒地域和8000多个各种永备工事。筑垒面积正面达50－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包括有3－7个抵抗枢纽部。每一个抵抗枢纽部由3－6个支撑点组成，相互间均建立有火力联系。所有筑垒都是以当时最新工事构成，有钢筋水泥的炮兵和机枪永备火力点、钢帽堡、装甲观察所、土木质火力点、步兵掩体、反坦克壕和铁丝网，地下网四通八达，把各抵抗枢纽部联为一体。仅虎头筑垒地域，日军4个步兵中队、4个炮兵中队，不过1400人，就抗击了在航空兵支援下的苏军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的进攻。一直打到8月26日，才消灭全部守军。在东宁筑垒地域，日军同样用2个步兵大队，2个步兵炮兵中队，不过2000人，抗击了苏军2个军的进攻。苏军曾经出动了500架次轰炸机，并以40门大炮轮番轰炸，倾泻弹药7000吨，竟始终不能攻克。直到8月26日日军奉命投降，苏军才占领该地。整个作战日军伤亡仅150人。在海拉尔筑垒地域，日军以1个旅团4600人固守。苏军进攻兵力逐次增加到2个步兵师、2个机炮旅、4个炮兵团，并有飞机、坦克的支援，最终也未能攻下。日军伤亡1600人，苏军伤亡达到2000多人。转见刘志青前引书，第302－306页。正是由于日军筑垒地域的顽强抵抗，苏军不仅付出了很大伤亡，而且凡遇到筑垒抵抗之处，均推进困难。
当然，尽管日军的筑垒防御对苏军构成了极大的阻碍，但是，火力强大，并且在欧战中身经百战的苏军还是占据了极大的军事优势。到日本8月14日正式宣告投降之日，苏军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关东军的抵抗，俘虏了日伪军60余万人，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1)
第六章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大致划定了美苏战后在远东各自的势力范围。苏军出兵东北和朝鲜，但斯大林却以长城为限，反对中共战后在长城以内与国民党争夺控制权。斯大林因此打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战后美国方面也很快派出总统特使前来调处国共关系。美蒋拒绝承认东北是苏联势力范围，迫使苏联在东北改取暗中支持中共的做法。国共在东北的争夺，促使内战全面爆发。莫斯科对中共能否取得战争胜利，将信将疑，除在东北全力帮助中共以外，在关内则对国民党大搞外交手段。直到1949年，随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刘少奇率团密访莫斯科，双方才最终恢复了正式的合作关系。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才掀开了新的一页。
战后的中国，充满了变数，美苏的影响对中国战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渴望在美苏之间保持长久的和平，因此，斯大林格外重视不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制造麻烦。为此，当中共中央力图利用抗日战争结束时的天时地利，取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斯大林却出面进行了干预，坚持要让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实际上，斯大林是希望中共放弃武装，走法国人的路，通过议会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前途。但是，毛泽东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行事。他去了重庆，却没有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事实上，莫斯科本身很快也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要想确保不让美国的势力进入到被它视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中共军队引入东北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共之间的战争很快从关内绵延到关外。尽管斯大林一直对中共的力量表示怀疑，最终他却不能不承认，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相反，没有按照他的意见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毛泽东，邀请毛赴重庆共商战后“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主席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电》，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3页。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在越南十七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Vol 7,p 501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图为在东北某地八路军与红军战士合影。
这个时候的中共军队，遍布华北、华中乃至华东沿海敌后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接收各重要城市及其各主要交通线十分便利。而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在鲁、苏、皖敌后，和部分在山西，临近华北地区以外，其中央军的主力几乎还都在云、桂、贵、川西南几省，距离沿海及各大城市还远在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这个时候突然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无疑“完全是欺骗”。《中央关于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宣传给徐冰等同志的指示》，1945年8月16日。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2)
故中共中央当即以朱德名义提出六项条件，公开声明：除非“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非得到我们的同意，否则“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接受日伪投降及其相关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之后，毛泽东才复电蒋介石，声称：“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复蒋主席电文》，1945年8月16日；《朱德电蒋委员长提出六项要求》，1945年8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3－27页。
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先机之利夺取华北、华东各大城市，毛泽东除命令各地尽快接收各地中小城镇及其邻近的交通线以外，并下令靠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周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展开部署，预先派人入城潜伏，争取抢先占领这些城市。但就在中共中央紧急部署夺取中心城市的同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通过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魏德迈调动美机美舰向内地赶运西南地区的中央军，一面继续锲而不舍地致电毛泽东，要求毛“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惠然一行，共订大计”。《蒋主席再电毛泽东昭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并促速来渝文》，1945年8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7－28页。
8月20日，就在蒋介石再电毛泽东，邀请其赴重庆谈判之时，斯大林也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转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斯大林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表态，使一心想要用强硬态度对抗美国和蒋介石禁止中共就近接收日伪所占地区的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是，没有苏联的支持，又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要强攻。而以现有的装备，不仅不能攻坚克敌，就是占了城市，也守不住。何况，中共中央必须要搞好与苏联的关系，因为最重要的还要设法乘苏军占领东北之际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如此才有可能背靠苏联，并根本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因此，毛泽东不得不迅速改变前令，要求各地停止做夺取中心城市的部署。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做出姿态，先派周恩来去重庆，以便转圜。但3天后，蒋又再电毛泽东，仍坚持“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要求毛泽与周恩来“惠然偕临”，并表示“以准备飞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与军民告别。
机迎迓”。《蒋主席三电毛泽东盼与周恩来同来渝商谈文》，1945年8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8－29页。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有电来，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见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3)
至此，毛泽东不能不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毛泽东复蒋主席告即日赴渝电》，1945年8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30页。
对于苏联力劝国共和谈的做法，中共中央在8月22日有过一种估计。它告诉全党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次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理解苏联的做法。他指出，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是大战刚过，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在中国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即不能取得。因此，苏美之间已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如苏联在欧洲可以援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援助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希腊一样，中国关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转见杨奎松前引书，第399－400页。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应当是准确的。早在1944年，斯大林就与丘吉尔就欧洲战后美英与苏联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个所谓“百分比协定”。规定苏联可以对近邻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等施以影响，而苏联则承认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在内的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属于美英的势力范围。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苏联援助保加利亚共产党却不援助希腊共产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于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的共产党力量，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他们“走法国式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法国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占据着优势的力量，但因为英美只承认戴高乐将军组建的政府，因此苏联方面坚持法共必须与之合作。在苏联方面的力推之下，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出面发表广播并发出指示，要求法共领导下的武装按照戴高乐政府的要求编入正规军，并把各地的权力交给戴高乐指派的地方官员。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共在1945年10月的选举中成为了第一大党，并且有4名成员加入到政府之中担任部长。转见张月明、姜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37页。斯大林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
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决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之中，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和谈才得以顺利举行。只不过，毛泽东不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中国也不同于欧洲可以沿着长城截然分为两部。毛泽东去了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但是他不仅坚持不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和由共产党掌管的根据地，并且要求有权接收长城内外更多的地区。因此，重庆谈判并没有按照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按照法国的模式，在中国开启一扇和平的大门。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1)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开始来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由于有美国的压力和苏联的支持，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妥协，在关内实现了停战，并且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宪章和整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1946年初，中国呈现出一种和平民主的新气象，大有成就和平前途的可能。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坚持按照中苏条约，只有国民政府军队有权进入关外东北地区接收主权，不承认已经先期进入到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存在，使得国共两党1月10日正式达成的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在内，这就使关内的停战与和平也不免成为一纸画饼。
苏联支持中国关内由美国主导实现和平，其前提是美国不得染指关外事务。但是，苏联从一开始就遇到两大难题。一是中共与苏联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使苏军无法拒绝帮助中共。还在苏军占领东北后不久，中共在关内的军队就已经利用苏军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和需要中国军队帮助维持秩序，开始陆续进入到东北地区，并且派人赴延安，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赴东北，以便就近联络。二是美国并不承认雅尔塔协定有过关于美国不得进入东北地区的任何规定，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仅如此，原本并无在中国作战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突然以帮助遣返日军俘虏的名义，在靠近东北地区的华北沿海地区大批登陆，进而更直接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挺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苏军高度紧张，因此急忙联络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在最短时间内，不惜放弃关内各根据地，集中主力到关外去，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因此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很快就在东北建立起来一支数量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已经使国共内战扩展到了东北地区。
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就已经任命熊式辉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和以杜聿明为司令的东北保安司令部，着手接收东北主权。并且还将东北分为九省，分别任命了九省的省主席和哈尔滨、大连两市的市长。但是，由于美军9月下旬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中苏之间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的交涉迅速复杂化起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全面封锁了陆海空进入东北的各个通道。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2)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冒着破裂与苏联关系的危险，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并转而向美国政府状告苏联违约；《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页。同时命令国民党军全力向中共军队防守的山海关进攻，力求以武力打通进入东北的陆路交通。
苏军原定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拒绝继续接收，使苏联在外交上一时陷于困境。因此，苏军为应付外交和撤军的需要，不得不一度做出让步，表示愿意延缓撤军一至两个月，承诺等到中央军开到并足以维持秩序后，苏军再行引退。为此，苏军很快逼迫已经进入到各大城市中的中共军队退出30里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政府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之后，东北行营很快于12月22日接收了长春，于27日接收了沈阳，于1946年元旦接收了哈尔滨，于1月间先后接收了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国民党军也迅速攻克山海关，进而夺取了绥中、兴城、锦西，于1945年11月26日进占锦州，于1946年1月12日接防新民，于1月15日开入沈阳铁西地区。
但是，苏联方面外交退让，目的未变。这就是，坚持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绝不能允许美国染指。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访问了莫斯科，试图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斯大林的态度很简单：绝不允许第三者进入东北。然而，蒋经国却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民党坚持要把美国人和美国资本引入到东北地区来，对此，斯大林显然难以接受。他提出，因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同时鉴于在东北的重要产业实际上均为日资产业，故苏联方面将视其为战利品，一半应用于赔偿苏联的损失，另一半可用于赔偿中国方面的损失。他建议，东北所有重要企业全部都应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薛衔天前引书，第87－91页。
实际上，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方意识到美国人可能会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占领东北的苏军就已经开始有组织地以战利品的名义，大量拆卸东北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中所有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了。1946年1月15日，东北行营负责接收抚顺煤矿的张莘夫等一行人接收不成反被杀害。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3)
2月11日，美英又公布雅尔塔协定密约，显示苏方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之计划。此种消息不断传来，终于引发了2月16日全国性的反苏大游行。鉴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而国民党反苏意图明显，苏联方面终于破罐破摔，再也不管什么外交问题，明确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陆续开始撤退，沈阳以南一切地区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代，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希望中共军队通过“大打”能够最大限度地夺取东北。
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致使南满大部分工业区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蒋介石一时颇为紧张。他这时才开始找到马歇尔，表示愿意承认东北也存在国共冲突，要求迅速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阻止共产党进一步进入苏撤区。
就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已经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中共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据此，中共中央也态度强硬地提出：“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与张治中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1946年3月17日。
当然，注意到自己在东北的军队实力尚不足以控制全东北，中共中央于3月20日提出了以长春为限，国共两党分别在南满及北满驻兵的战略设想，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中共军队并据此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同时，准备在铁岭、昌图及四平等处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再度声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再度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这时，苏军也再度告知中共东北局，美国利用蒋接管东北来反苏，蒋则利用美反苏反共，苏联不想直接涉足东北，故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之悬而不决，造成美蒋之被动。而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以便届时就近夺取三市。《彭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李黄并告中央电》，1946年4月3日。据此，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四平、本溪全力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推进。进而于19日完全占领了东北政治中心长春市，进而进一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当然，由于国民党这时开入东北的军队以中央军为主力，且全为美式装备，多曾参加过入缅作战，作战力和火力均较强，而中共武装多半临时组成，又被迫要打自己所不熟悉的防御战，因此历经一个月左右时间，本溪、四平两处防守均被攻破，长春也很快陷落。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军一时战线过长，中共又在南满组织作战，形成极大牵制，未能乘胜追过松花江，中共武装才得以确保在背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北满根据地来。
当然，蒋介石在东北的一意孤行，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长春陷落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中共在山东等地报复作战一打响，国民党也乘机发起夺取围攻中共中原根据地的作战，原本已经实现了停战的关内地区，重又陷入到内战之中，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冷战开始后的苏联对华政策(1)
冷战开始后的苏联对华政策
1946年6月，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苏联报刊公开指责国民党“悄悄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把自己的军队开去进攻八路军”，谴责中国内战是美国挑起和支持的，其态度鲜明地站到了中共一边。转见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67－568页。同年9月，在东北苏军已经全部撤回苏联4个月后，斯大林以书面的方式发表谈话，敦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军。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发表了相应的声明，以为配合。紧接着，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了《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规定双方领土一律向对方开放，双方的商船有开放对方国家所有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的自由；双方国家的公司、团体、法人均可在对方国家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以及慈善事业等，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业，享有与对方国家公民、团体、法人同等的权利；双方商品在对方国家行销，税收与当地商品同等待遇，等。
王铁崖前引书，第3册，第1429－1451页。该条约形式上两国权利平等，实际上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种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美国有利，而于中国并无太多实际利益。不难想象，国民党对美国和苏联所表现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且将东北不加分别地纳入到对美国全面开放的清单之中，这不能不对苏联当局形成强烈的刺激。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之际，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斯大林破天荒地复电毛、朱表示谢意，它清楚地反映出苏联这时已经越来越公开地开始厌恶国民党了。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函中明确主张美国应当向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提供帮助，以反对极权统治。6月，美国通过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开始将欧洲国家区分成可以给予援助的自由国家和不可以给予援助的极权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有效地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的统一行动和阻止美国插手东欧事务，下决心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宣告了以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对抗帝国主义阵营的强硬态度。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美苏两国的这种做法，把战后在美苏之间已经逐渐出现的隔阂与冲突，全面扩大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形成。
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自然进一步促成了苏联和中共关系的接近。冷战局面形成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袭击并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注意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问题，莫斯科特地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如果需要，苏联方面愿意派出专机接运中共领导人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斯大林开始通过派驻在毛泽东身边的苏联医生阿洛夫与毛泽东保持密切的电报联系了。
冷战开始后的苏联对华政策(2)
毛泽东随后即提出了秘密访问苏联的要求，联共（布）中央一度表示了赞同，并提议经过哈尔滨，再由苏联方面派机迎接。但在7月1日，考虑到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和国共内战形势，斯大林又转而提议“暂时推迟毛泽东赴苏之行为宜”。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7－8页。而仅仅几个月后，中共就在军事上转入了攻势，国民党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了。就连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也报告说，中共军队在内战中已经掌握主动权，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转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据此，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苏联曾经认为中国不具备起义成功的条件，必须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在实际上却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同志才是正确的。转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一个月后，斯大林做出决定：“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Brian Murray，Stalin， the Cold War， 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5， No 12。
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军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极大困难，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令，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
冷战开始后的苏联对华政策(3)
截止到1948年12月5日，在该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 5万多公里，和9000多米的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张盛发前引书，第313页。
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侦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政策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开展推翻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却很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一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向国民党官员，包括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
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先后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即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参见Brian Murray前引文；张盛发前引书，第314－315页。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地商量——推迟——再商量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求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军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握在手中，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却令人吃惊地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
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边，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67－169页，187－188页。
两党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1)
两党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
1949年1月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过旅顺口，辗转石家庄，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派米高扬冒险来仍在内战中的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斯大林始终对毛泽东秘密访苏感到不放心。因为他生怕一旦走漏风声，苏联政府将会因违反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关于只支持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而使美英和国民党找到借口撕毁协议，这将极大地影响到苏联根据协议和条约得到的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旅顺港等种种权益。但是，眼看新中国即将诞生，确有许多问题要事先有所沟通，何况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难免会引起毛内心不快，故派米高扬秘密访华，既可直接商谈新中国建国问题，又可以平息毛泽东的不快。
1949年1月底2月初，米高扬访华，图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和阿洛夫在西柏坡。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急于访问莫斯科，就是因为看到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如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以及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向苏联借款以及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关于同英法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等。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使中国党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需要与苏联党进行协商。同上引书，第12页。
实际上，由于中苏两党之间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存在隔阂，因此，它们之间需要协商的远不止是这些问题。还在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来中国之前，两党之间还一度发生过某种误会。
还在1948年秋冬，由于战争形势极端不利于国民党，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声浪就日渐高涨起来。对此，毛泽东明确认为不能接受。为此，他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了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并警告说，凡是试图劝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1382－1384页；《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页。
没有想到，正当毛泽东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苏联方面 “打算这样来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是赞成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的。
两党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2)
但是在其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调停的同意。”他并建议毛泽东在得到国民政府的提议时这样表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7－18页。
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使毛泽东再度想起了1945年8月莫斯科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时的情况，因此，他明显地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在长江以北停下来，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鉴于此，毛泽东毫不妥协地复电斯大林，建议苏联直接拒绝国民党的提议，并强调：“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只会弊大于利。”同上引书，第19页。
直到斯大林进一步发来补充的电报，并详细说明了他强调不让战犯参加谈判和不允许外国参与调解，就是要既接过和平的旗帜，同时又要使谈判无法进行，毛泽东这才多少有所释怀。
同样，像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条约所涉及的旅顺港、中长铁路、外蒙古，以及新疆等种种涉及中国主权和权益的问题，也都是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为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真正领导者，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希望外蒙古能够回归中国。但是，相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因为中国没有海军，东北还迫切需要苏联的直接帮助，因此，中共中央并不十分在意马上废除中苏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的有关协定的问题。当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电报的要求，主动提出，因为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就废除苏军租驻旅顺港的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走军队更为合适的话，那么苏军可以马上撤出。对此，毛泽东明确讲，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长期郁积在其内心里并影响着两党关系的最大的症结，还是莫斯科对他的不信任。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后，毛泽东差不多花了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毛泽东显然希望苏联人认识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当然，中苏两党领导人更多地谈到的，还是如何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新中国和恢复经济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感谢此前从苏联无偿得到的武器援助，任弼时则希望通过建立中苏经济联合体、贷款和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帮助中国开发矿藏、创办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各种武器制造业。
两党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3)
刘少奇则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传授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向中国各经济部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办法，帮助中国尽快地恢复生产和走向社会主义。最后，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1年），为数3亿美元的贷款。”同上引书，第42－52页。
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从左至右：伊·柯瓦廖夫、周恩来、师哲、米高扬、叶·尼·柯瓦廖夫（翻译）。
米高扬的访华，进一步化解了两党之间以往的隔阂，加强了中苏两党之间的理解和相互关系。特别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显然对米高扬所转达的斯大林的各项意见基本满意，并且坚定了走苏联道路和与苏联结盟的决心。在紧接着于3月5－13日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准备向苏联“一边倒”的态度。4月3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公开表态站在苏联阵营的一边。6月30日，毛泽东更亲自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76－1478页。
就在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前4天，即6月26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已经秘密抵达了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访问。刘少奇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份有关中国革命和对未来新中国内外政策设想的详细报告。《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斯大林对报告十分重视，并做了53处加重号和批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对报告的赞赏态度。在随后的会谈当中，斯大林明确表态，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予以承认。并同意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年息1%，平均每年拨付6000万，以机器、设备等材料和商品的形式提供，5年内付清，中国在10年内还清。同时，根据中共方面的要求，苏联方面同意帮助新中国建立海军和空军部队，培养海空军干部和技术人员，并且为解决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等地不断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问题，紧急帮助中共方面组建防空部队，提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包括两个苏联的飞行中队进驻上海，担任防空任务。而为了满足中共中央对于各种专家的需求，苏联方面很快批准并集中了220名各种专家，与刘少奇等一道返回中国。有关刘少奇访苏的详细经过情形及其结果，可参见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02－402页。
刘少奇此行，听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当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到抗战结束时的情景时，斯大林特别插话问道：“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他并且在宴会上公开讲：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中国学习。“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396－397页。
由上不难看出，1949年间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互访，成功地改善了自抗战中期以来充满了猜疑和隔阂的中苏两党关系，为中共建立新中国，取得苏联的承认和援助，奠定了重要的外交和党的关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