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作者:沈志华
序(1)
序：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李凤林
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序(2)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映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至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起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极其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序(3)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分歧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68页。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的产生而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是为序。
（李凤林，中国原驻苏联大使）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1)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76页。
中国人中最早真正向俄国人求助的，是孙中山。由于高唱“以俄为师”，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并且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军队，把国民革命从南到北推进到了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省份。蒋介石继承下来的国民党虽然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但是，国民党曾经依赖于苏联的帮助，并且受到过俄式革命的激进影响，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最坚定地推行俄国经验和俄国逻辑的革命党。在莫斯科直接指挥下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无论国共，它们在和苏联的关系上都历经曲折。但也正是这重重曲折，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的历史，并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回味和思索的故事。
第一卷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第一章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影响巨大。红色苏俄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与言论，对于深受国际列强压迫、国内军阀割据的中国人，充满了诱惑与希望。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批立志以俄为师的激进知识分子，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俄共、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反帝运动与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与有生力量。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成了最早被争取的对象。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严重地陷入一种半殖民的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状态之中。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中国的志士仁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和取经。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因为军阀割据和战争不断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再度寄希望于美国等国家能够主持公道的时候，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判决，终于使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以社会主义为走向的革命的俄罗斯。随着苏俄红军逐渐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渐巩固，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国来。他们一面按照资本主义世界惯行的方式，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为俄国前途忧心忡忡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
在此之前，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众多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2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表现在中国这时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等。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报端。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扬言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衷”。（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6日，5月19日，6月29日，9月14日。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2)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由“激烈派”布尔什维克所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剧烈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面对近邻的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明显地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纷纷声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且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
中国人开始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抱以某种期望，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最早表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胜利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民国日报》1918年5月27日，6月17日。孙中山甚至致电列宁，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极大的敬意。《政治周报》第5期，第11页；《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页。到7月6日，改良派主办的《晨钟报》，也开始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了。见《晨钟报》1918年7月6日。就连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开始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太平洋》第l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同前。
到1918年底，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战胜专制，从奥匈帝国，到德意志帝国，到沙皇政府，纷纷倒台，另一方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拔地而起，社会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澎湃，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中国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一直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1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罗家伦：《今日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l期，1919年l月l日；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开始大声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北洋军阀皖系政客组织的俱乐部——安福系的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了。见《李大钊选集》，第110，117页；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
前同盟会员冯自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过一种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1920年；《瞿秋白文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3-25页。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1)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俄国革命和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列强各国的欺凌与压迫。推翻满清统治，包括建立共和，都没有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契机。恰恰相反，日渐兴起的军阀割据和争权夺利的内讧与战争，反而进一步使中国陷于严重的分裂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北京政府，更不得不依赖于列强而谋生存。而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近邻日本，则抓紧机会向中国下手。它不仅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租借的胶东半岛，而且接连逼迫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秘密条约，试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面对日本政府不断攫取中国权益的严酷现实，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法指望北京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指望欧美列强出来主持公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最终取得战胜国资格，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高唱民族自决，自然深得国人的欢心。于是乎，“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一时间充斥于报纸杂志之中。当在美国总统主导下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正式召开之际，充满了美国人必定会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幻想的中国众多报刊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甚至齐集巴黎，静候和会公正裁判，逼使日本将胶东半岛交还给同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喜讯。然而，大大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是，基于列强各国妥协的需要，即使是威尔逊本人，也不能不在和会上放弃了对中国政府这一要求的支持，听任日本继续霸占中国的胶东半岛。消息传来，不仅举国鼓噪，大批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既不能指望本国政府，又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另寻救国的道路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正是众多知识精英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一种尝试。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但是，来自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某种观念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参与讨论中国社会根本改造出路问题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当今最具伟力的是“劳工”，最神圣和光荣的是“劳动”。许多人开始宣传：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等，则是可耻的掠夺者。社会所以会存在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为了取得其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也乘机于7月25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3－47页。但是，该宣言8月26日在苏俄报纸上发表时，被删去了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内容。
1919年9月，由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首次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苏俄政府根本区别于欧美列强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毫无疑问会引发国人对苏俄政府的重视和好感。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2)
随着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迅速进入到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它终于可以正式将这一宣言的文本提交给中国的北京政府了。虽然，眼睛盯着协约国政府的北京当局，对此采取了不理睬和不表态的作法，但中国各界却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不仅认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而且力主承认苏俄，与苏俄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便“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
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这时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当时就任命威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据此，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进一步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青年毛泽东这时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C 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终于，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以陈独秀为首，联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1)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到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各国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到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之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中央就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决心以俄国的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公开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为了达成这一外交目的，1920年5月，刚刚宣告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快建立互利关系，并建议召开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解决苏俄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随即，远东共和国政府就派出了以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首的代表团来华。此时恰逢苏俄对华宣言广泛传播，各界对苏俄态度热烈，社会主义思潮亦同时兴起之际，再加上日本驻华公使等对优林之行严重抗议，北京政府自身亦不稳固，自然不便承认远东共和国和在北京接待优林使团。6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西北筹边使署，强调现时协约各国对俄正在接洽通商，尚未到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地步，故不便准其来京，惟可就近接洽商务等不关政治事宜。《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3年，第52页。然而，不到一个月之后，因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掌控了政权，再加上日本7月17日也先一步与远东共和国政府接触，并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地位，因此，7月26日，北京新政府又转而同意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的身份来京。一个月后，优林到达北京，北京政府亦乘机宣告停止自俄国革命以来一直坚持不承认苏俄政府的旧俄使领待遇，前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使领馆及其在各地的租界与中东铁路用地等，均应由中国地方当局妥为接管。唯俄国租界及其对俄侨的司法管辖权，因驻京外交团反对，在事实上未能按照原定方案接管。《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第206－208页。
优林此行并不顺利。先是双方交涉华侨损失赔偿问题难以取得共识，后因白卫军进入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外蒙古地区，并侵占了库伦，苏俄政府遂联合远东共和国军队开入外蒙古“剿匪”，从而引起了北京政府的强烈抗议。1921年7月优林一行再度来华，试图全面解决通商、合办中东铁路和关于外蒙古三大问题，但仍旧一无所成。至1922年10月，日本占领军撤出海参崴，远东共和国缓冲苏日战争的使命已告完成，进而于11月中旬正式宣告撤销，归并于苏俄，此一交涉自然亦告结束。
中苏之间的直接交涉，开始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该宣言签署于1920年9月27日，直接即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照会重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宣言所阐明的各项原则，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等，但要求另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李嘉谷前引书，第92－93页。北京政府对苏俄此一照会在1921年2月5日做出了答复，但并不愿意马上开始与苏俄政府就相互承认问题进行谈判，同样只同意苏俄派代表来谈商务问题。经过反复交涉之后，直到1921年12月12日，苏俄政府商务代表团团长裴克斯一行才最终来到了北京。由于苏俄政府于此前的11月5日已经与它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在事实上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北京政府已风闻此事，极感不安，双方的谈判接连就此而展开。对此，裴克斯却再三声明：“俄之对蒙，绝无侵略之意”，“俟蒙境对于俄国之危险组织完全消灭，俄军自当完全撤退。”包括“中国在中东路一带之主权，苏维埃政府（亦）完全承认之，故谈判开幕以后，俄国将竭力使问题圆满解决，以保路区以内俄国工人之利益。”（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1日，六版。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2)
由于中俄交涉之际，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同时直奉交恶，战事将起，故北京政府对同裴克斯的谈判持拖延态度，对解决蒙事亦不十分热心。直拖到4月，证实苏俄确与外蒙古签订有修好条约，北京政府才不得不向苏俄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这时因为直奉之战奉系战败，退回关外，北京政府完全为直系军阀所掌握，张作霖独霸东北，又拒绝北京政府交涉满蒙问题，裴克斯遂失去谈判对象，此行亦告结束。
1922年6月29日，苏俄外交人员委员部再函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提出将派曾负责布列斯特对德和约谈判的著名外交家越飞为驻北京全权代表。8月12日，越飞一行抵达北京，3天后中苏两方开始正式接谈。但因越飞不久告病，尽管中方再三提议尽快就驻蒙俄军撤离问题展开谈判，直拖到1923年7月越飞最终奉调回国，双方也未能展开正式交涉，只是由苏俄代理代表达夫谦与中方新任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的王正廷进行过几次会谈。
1923年9月2日，苏联政府（1922年底苏俄已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前副外交人民委员、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者加拉罕抵达北京。15日，加拉罕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并计划。”《京报》1923年9月18日，二版。但中苏双方代表虽已多次接触和会谈，却仍因相互承认问题而无法展开正式交涉。加拉罕坚持先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承认其外交全权代表身份，再谈其他；王正廷坚持先由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公署谈妥其他一切问题，再来考虑恢复两国正常关系问题。
1923年12月，加拉罕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加拉罕此举再度引起争议。由于1924年2月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内要求及早承认苏联的呼声愈高。因此，北京政府决定接受加拉罕先承认后开会解决两国间悬案的建议。据此，拖延数月的中苏会谈正式开始。
中苏会谈着重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一是旧约问题，中方要求即时废弃，苏方不肯全部废弃。二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要求苏联撤兵及废弃苏蒙协定，苏方坚持暂时难以做到，因担心白党再度利用外蒙古为进攻苏联的据点。三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要求根据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无条件收回，苏方只同意折价赎回。由于北京政府不能接受加拉罕在俄蒙旧约、外蒙古撤兵和中东路赎价等问题上的要求，终至谈判破裂。
对于北京政府的做法，这时国内除少数人认为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必要之举外，多数舆论均持批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甚至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对苏联“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而部分学生甚至还为此上街游行示威，以示对北京政府的抗议。
受此压力，北京政府5月下旬被迫与苏联方面重开谈判。在10天之内，双方谈判20次，最终取得苏联代表的某种让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于5月31日在外交部正式签字。该协定规定：协定签字后两国即恢复使领关系，并迅速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中国与帝俄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等概行废止；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所有关系国家及地方主权之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方并有权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中东铁路由双方共管，理事会由两国各选派理事5人组成，局长由俄人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一；苏联政府放弃前俄国政府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423－434页。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之日，亦即中苏两国宣告正式相互承认和建交之时。然而，由于各国公使团的粗暴干涉，北京政府在究竟是互派大使，还是如同其他列强各国一样只互派公使，以及在劝说公使团同意将旧俄使馆移交苏联政府等问题上，仍旧颇费了一番周折，直到9月中旬这些问题才渐次得到解决。而与此同时，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早已宣布“自治”，不承认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甚至指其为丧权辱国，考虑到中东铁路等事宜必须取得张作霖的认可，加拉罕遂不能不再派代表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进行局部交涉。双方最终在9月20日达成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简称奉俄协定），其中规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由奉苏会商解决。该协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因直系崩溃，奉系入关，新成立的北京临时执政府遂于1925年3月宣布核准追认奉俄协定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附件。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1)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
就在苏俄政府开始与中国北京政府谋求外交接触和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几乎同时，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也在中国积极物色能够承担掀起反帝运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和力量。莫斯科把推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是基于其革命阶段性的理论，即相信在中国这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第一位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其革命的主要动力，还不可能是已经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工人阶级，而只能是受到外国资本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莫斯科在广泛接触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后，逐渐把这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比较活跃，并且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视为最主要的争取对象，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同盟会起，就始终坚持革命的方向，并以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及其骨干多在海外，他虽然成功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并成为中国近代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连续依靠其个人的威望推动或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革命等，其革命的过程却总是屡起屡仆，受尽磨难。为了增强其革命成功的把握，特别是阻遏列强各国政府对北京政府的支持，孙中山也通过各种办法试图取得日本、美国等国的帮助，结果也是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以革命为号召，并且通过革命取得了成功的苏俄政府的诞生，不仅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而且也促使孙转而向苏联求援。
莫斯科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结合，开始于1923年。在此之前，俄共（布）派来中国的代表，如维经斯基等人，都先后会见过孙中山。1920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该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隶属于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 （ ），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派刘江专程回国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孙中山明确提出，他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45页。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很快被派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文章中曾有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恺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而1922年夏天，当孙中山再一次遭遇失败退回上海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的来信，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2)
经过共产国际代表，这时也在协助越飞工作的马林等人居中联络，孙中山和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达成了一项重要文件，即《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在外蒙古；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孙中山这时指望“依赖”苏联援助的是一项结合“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的宏大工程。很显然，俄共（布）中央十分看好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3月8日，莫斯科正式决定同意帮助还从没有自己军队的孙中山，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同时向孙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6页。当然，对于这支军队，莫斯科暂时还只能提供8000支日式步枪和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及其相关的军事物资和教练人员。《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为了组建这支新的军队，孙中山还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军事干部蒋介石，组成代表团，于8月中旬动身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并组建军队的计划，在蒋介石具体汇报了国民党人的具体设想和实际的要求后，很快就被苏联军方否定了。这是因为孙计划分别在外蒙古的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基地。而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这时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会允许孙中山国民党把库伦当成是自己国家的土地，辟为军事基地，并创建军队。而对乌鲁木齐，苏联政府固然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但是孙中山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是建立在先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军队，然后再打回中国境内，占领乌鲁木齐的基础上的。这显然也是苏联军方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苏联方面最终同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在莫斯科和广州同时训练军事干部。尤其是鉴于广州这时已经夺回，莫斯科相信可以派遣专家和从海上运送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军事学校来培养干部和组建军队。参见卡图诺娃前引书，第23－26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0－312页。然而，俄国人给蒋介石的最重要的建议却是：“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同上引注。
蒋介石此行没有达成他最为期待的目标，这明显地使他对苏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在回国后不久就明确讲：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但是，蒋介石对苏联红军的就近考察，也使他得到很多启发，并坚定了他要创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随着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其部分军事顾问来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地区，苏联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的过程。正像苏联军事领导人在莫斯科向蒋介石所建议的那样，鲍罗廷到广州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建议孙中山要把政治工作，即建立一个革命的党，并使之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国性政党的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显然，孙中山很信服鲍罗廷的设想和主张，他不仅给了鲍罗廷以国民党组织员的头衔，授权他组织相关人员草拟各种必要的规范党的组织和使命的政策文件，而且开始依照苏联共产党人的经验，全面推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了。当然，随同鲍罗廷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则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也开始着手创办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军事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则被孙中山提名为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1)
第二章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
苏联介入中国国民革命，成为支持国民党的国际力量。孙中山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推出联俄联共的发展方针。但国共两党政见不同，摩擦不断，苏联的军事援助基本上落入了国民党手中。孙中山去世后，苏联对国民党北伐计划的干预引发了“三二 ”事变。新上台不久的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使国民党获得了摆脱苏联和中共的重要资本。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是国共分家的信号。
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摩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在国民党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因此，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557页。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00—101、62、75页。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页。次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约有400余中共党员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等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2)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中共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中共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中共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中共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79、785页。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pp 864—866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3)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并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第300—301页。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转见《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迅速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4)
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2页。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展开的摩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属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来解决类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
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
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已知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200万卢布援款外，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27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48－209页；《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页。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爆发而致病重。
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留下的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130－2133页。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1)
苏联干涉与“三二 ”事变
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苏联方面加速中国革命进程的意图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燃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强烈愿望。十分明显，就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而言，苏联这时最担心的敌人还是日本。由于在直、皖、奉几派军阀势力当中，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最差，因此苏联方面曾极力试图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妥协。不料吴对苏联并不买账，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因为，无论是奉系张作霖，还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国对苏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北京兵变，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
1925年初，加拉罕通过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等，利用关系，首先开始做驻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胡同意苏联方面派军事顾问团到第二军进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计划告吹。
见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驰译：《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6—57页。好在这时，鲍罗廷也成功地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使冯看到了与苏联合作的好处，表示愿意与苏联携手，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让加拉罕感到十分鼓舞。他在4月28日向准备派往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说明对冯策略时，明确肯定：“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应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也深受刺激，当即拨出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及相当数量的弹药，并提供飞机10架等，经外蒙古之库伦迅速运送给驻张家口的冯军。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更是多次讨论了进一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大规模援助计划的可能性。
苏共中央政治局1925年10月正式批准给予冯玉祥的首批军火价值为最初提出的计划的四分之一。见格里高里也夫等编，马贵凡译：《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3期。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显超过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援助了。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加拉罕所说的：“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既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任德江为对于冯玉祥联络情形及种种之观察致苏联革命军事会议会长福伦资函并抄送沃罗宁》，1925年5月22日，前引《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沈云龙前引书，第43辑，第537—539页。
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联合皖、赣、苏、闽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直系军阀吴佩孚随即出山，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职。南方各省讨奉军一时蜂起，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这时也四出活动。其代表不仅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加拉罕还通过各种关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龄的老婆，策反了这位在奉军颇有实力的年轻将军。如果冯玉祥这个时候能够登高一呼，起来夺取北京和直隶省，向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乘机造反，应当不信张作霖不倒。为此，在苏联外交人员的推动下，北京城里中共和国民党也掀起了阵阵群众示威狂澜，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192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28—531页。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2)
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广泛联合和组织反奉统一战线的时候，广州这边鲍罗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右翼势力刺杀了左翼领袖廖仲恺的混乱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内具有右倾倾向的实权派领袖许崇智和胡汉民，而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推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高位。
随即，在1926年1月，以汪、蒋为核心，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尽管，由于此前突然发生了近半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齐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开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的严重事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不得不主动提出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的办法，来争取其他动摇的中委和监委不倒向“西山会议派”，但是，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实权地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大大地增强了。
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则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而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共产党员已达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各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和9个团里面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时，苏联顾问这时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实际上的领导人，中共在广东还掌握了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着大约1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60万参加了农会的农民。可见，中共的力量仍旧对那些强烈地担心国民党未来命运的国民党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不过，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的手中。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蒋在几乎所有苏联军事顾问的眼里，都是坚定的左派，并且是广州最革命的一分子。C Martin Wilbur，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608—609页；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372页。因此，这个时候的广州国民党，理当不会发生严重问题。却不料，国民党二大刚刚开过不久，就发生了带有明显排斥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性质的“三二 ”事变。
“三二 ”事变的直接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这时的北伐主张受到了苏联顾问的坚决反对，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却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也拟定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第222－224页。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3)
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当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也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显然，蒋介石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是因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划反奉战争，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拉斯科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节录）》，1925年12月4日，前引《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9期。
其二是熟悉蒋介石性格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挤，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相当自负的军人，不仅不把中国将军们放在眼里，对蒋介石也常常是语多讥讽。双方为北伐问题发生矛盾之后，沟通起来更加困难。而季山嘉依旧我行我素，不仅毫不在乎蒋介石的感受，而且时常大谈政治，声称中国军队若不加改造，即使军事胜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军阀统治，并暗喻蒋可能成为土耳其的凯末尔。
在这种情况下，季山嘉有意将蒋介石手下第一军中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一军，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有夺其兵，削其权的企图。当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并要求前往苏联考察相要挟，也没有得到汪精卫的特别同情。相反，对于他要求辞退季山嘉的强硬提议，汪精卫则极力为季山嘉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越来越加深蒋介石的怀疑与恐惧。当他意外得知共产党员的海军局长李之龙在没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况下，就将中山舰开往黄埔，马上就开始怀疑汪精卫和季山嘉有绑架他去苏联的阴谋。在反复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军发动政变的做法。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突然指挥军队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党员约50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枪械，同时占领了中山舰。随后，蒋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撤换第一军中全部党代表。《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对此，正好率领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来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包办太多，因此明确主张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
这样一来，汪精卫变得有口也说不清了，只好以生病为由，隐匿不出。而蒋介石也更便于利用其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动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整理党务案》，除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外，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3—234页。
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不仅使蒋介石发动的“三二 ”事变变得合法，而且使蒋迅速蹿升为国民党头号军事政治强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则是，再没有人能够反对他进行北伐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冯玉祥和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也已失败，张作霖的部队大举开进北京，重握权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会反对国民党的北伐了。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展开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1)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
严格说来，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征服中国。事实上，还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一年后，他们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
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面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
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学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出来的。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军民联欢。
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已经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为此他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第222－224页。由此可知，随着蒋介石取得权力，北伐计划重新启动。1926年5月鲍罗廷和加伦又都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2)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和严格贯彻加伦制定的作战计划。总顾问加伦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而加伦依靠的则是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和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行小组。
A·B·勃拉戈达托夫著，李辉译：《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19－227页。正是依照加伦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对此，蒋介石即使在转向反苏反共之后，亦始终念念不忘加伦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武汉分共后，蒋介石一直想要留下加伦，或礼送加伦回国。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亦几度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能够再请加伦做军事总顾问。
北伐战争的胜利，还得益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参与和支持。而冯也早在1925年就开始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帮助教练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
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要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司令员，有着突出战绩，战后就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尽管此举并没有能够使冯军取胜，苏联政府还是积极欢迎冯玉祥去莫斯科，并再度给予了冯玉祥大量的军事援助，从而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一度崩溃后又迅速崛起。
到1926年7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就有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正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在苏联顾问的全力帮助下，冯军随后从陕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1)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
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盖利奥：《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转见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249，256页。
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6－267页。
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
“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8－284页。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
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84－391，402，404页。然而，共产国际决议在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2)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3页。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25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344，395－398页。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等“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起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8页；T 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516－518页。
而斯大林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到抛弃右派的时候，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人应当“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之后很快另立中央，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于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公开实施“清党”措施了。
“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3)
两省原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控制，从而更加突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的岌岌可危。
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均不得不力谋妥协，以求缓和危险局势。然而，斯大林等却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为否认托洛茨基等关于其中国政策是严重阶级妥协路线的指责，坚持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方针。其随后发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但是，它同时强硬要求：（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
（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转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98－299页。
莫斯科“五月指示”中的要求，或者因为无法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却不甘于此，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一时也只能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下），第352，364页。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健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
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发现形势已不可逆转之后，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并准备在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时至于此，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1)
第三章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被蒋介石、汪精卫等把持的国民党领导权，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发动了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一大批留苏学生奉命回国，并被安排在中共政治、军事机构内担任要职。莫斯科推动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帮助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但是，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未能挫败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岌岌可危。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6年。这是中共与苏联在历史上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其中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夺取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绝交。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这个在莫斯科指导下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却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它从1931年11月7日宣告成立之日起，到1934年10月18日被迫搬到马背上开始漫长的长征之日止，在中央苏区存在了1075天。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
随着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人相继与共产党分裂，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中国的军队里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莫斯科显然并没有放弃把它的人留在中国的努力。是把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看成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还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发动的暂时失利，甚至成为共产党人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了。斯大林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7月到10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来。转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281页。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2)
因此，武汉国民党人刚刚宣布和平“分共”举措，共产党人就在加伦的建议下，齐集南昌，于8月1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另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对抗。共产国际新来的年轻代表，也迅速于8月7日在汉口召集了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
从“八一”南昌暴动，到“九九”鄂南暴动，到湖南秋收暴动，“十一·一”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中共中央这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轰轰烈烈的暴动局面，就连俄国人自己也误以为革命成功即将到来了。广州暴动之际，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充当了共产党人的军事顾问，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暴动者的红旗，到处招摇过市，仿佛革命胜利已经成了定局。参见《晨报》，1927年12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2页；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结果，广州暴动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民党军队所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动者一起，被残酷杀害，甚至一度曝尸广州街头。
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暴动的做法，使国民党人痛下决心，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了。只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仍旧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存在着，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认可，因此，这一绝交行动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有效控制的地区。但是，广州暴动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毕竟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多少清醒了一些。1928年初，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用了相当的努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召集到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前一阶段暴动政策的失败，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毫不客气地把它们统统归结为是中共领导人“左”倾盲动的结果。只不过，他们也同样很难了解中国共产革命正在呈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农村武装割据以及工农红军等等。他们一方面反对盲动，一方面继续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3)
对于1927年国共关系的破裂，莫斯科把共产党方面的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革命仍旧遭受挫折。于是，莫斯科又进一步撤换了瞿秋白，而代之以在它们看来没有小资产阶级妥协性和狂热性的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上台，不仅丝毫没有表现出多少无产阶级的远见和睿智，而且盲动到和共产国际派驻在中国上海的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坚信为了在中国组织全国性暴动，推动世界革命的早日到来，苏联应当出兵中国。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干部了，他们最后只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寄希望于用这样的方式来严格地贯彻执行他们的意志和决定。
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适合的人员去苏联留学。最早一批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选派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陆续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有刘伯坚、朱德、任卓宣、王若飞、赵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人。1924年以后，则有李富春、傅钟、李卓然、邓小平等。
随着1925年中山大学建立起来，前前后后来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这其中较有名的一批留苏学生，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陈昌浩、李竹声、盛忠亮、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孙冶芳等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为了使大批长期在国内抛头露面的共产党人不被杀害，莫斯科又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偷渡到苏联来，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这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吴亮平等人。而这期间在苏联专门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王一飞、聂荣臻、傅钟、朱瑞、伍修权、左权、师哲、周保中等。在中共党内有如此之多的留苏学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选百分之百地服从其指挥的干部来担任党的领导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国共关系破裂后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由此开始，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了。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1)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
关于这个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特殊的性质，实际上还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当中，就有过相当明显的表现了。
1928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奉系军队开始大举回撤。而就在张作霖返回奉天（沈阳）的途中，对张作霖不选择满洲独立，始终坚持干涉关内事务心怀不满的驻东北的日本军官，组织实施了皇姑屯事件，于6月4日炸死了张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张学良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这种诡诈手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最终于年底大胆实行了东北易帜的行动，使东北地区从此真正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东北易帜自然不会根本改变东北处于日本严重威胁之下的特殊形势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国对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中国对旅顺港的各项权益，一时也没有可能。但是，张学良显然处心积虑地想要达到这一目的。1929年，借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便尝试着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来实施其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年初，东北当局首先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苏联方面虽经驻沈阳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对于这种情况，张学良等显然产生了不正确的估计。
5月27日，张学良借口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从事共产主义秘密宣传活动，突然派军警搜查了该领事馆，拘捕了大批人员。其中主要是前来领事馆集会的中东铁路沿线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以及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团体和部门的俄方负责人。《沈阳张学良电行政院谭院长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 0624 20/5050 01－01，1063－1066。此举虽然带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其就此夺取中东路权的意图非常明显。
5月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哈尔滨领事馆被袭击提出抗议，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36页。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2)
但苏联此举对张学良并无威胁作用，再加上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亦加以推动，很快，张学良就于7月10日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的名义，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当日及次日，东北当局贸然派出军警人员，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机构，派白俄接收机务处、车务处，强令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团等，进而逮捕驱逐苏方管理人员200余人，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正副局长。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76－377页。
苏联对此一事件，最初还是表示出愿意和平解决的态度。在其7月13日的最后通牒里，仍提议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一切问题。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6日的复照态度强硬，宣称此举纯粹是因为近年屡次发觉苏联方面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国家社会，反对中国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致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之措施。此次东北当局之举措，亦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
鉴于中方不理会苏联从速释放被押苏方人员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动的要求，苏联政府于17日强硬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进而，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地领事馆纷纷撤离回国，中东铁路苏联职员亦相继辞职或离职。苏联并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统辖苏联远东地区所有武装力量，以加伦为统帅，开始对东北当局以武力相威胁，包括拘留中国侨商上千人，扣留中国轮船多艘，并派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等。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原以为此举可以得到反共的列强各国的支持，却不料各国政府均对中方用武力解决中外权益纠纷的做法表示异议。《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 20／5050 02－03，1842。这样一来，苏联方面的态度自然更加强硬，不仅用大规模没收拘押在苏华侨以为报复，而且大举兴兵骚扰中国东北边境。由于张学良对苏联动武毫无准备，转而力谋妥协，南京政府却坚决反对退让。国民党这时接连在各地组织群众性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示威游行，蒋介石更公开发表宣言，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蒋为俄事再发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三版。
中苏两国打了3个月口水战之后，10月12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约700余。亦有说当天东北海军被击沉者为三舰，后又损失两舰。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3)
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报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沈鸿烈等奋战克同江》，《大公报》1929年10月17日三版。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由于苏军随后很快后撤，南京方面坚信苏联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态度上依旧不做妥协。结果，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分东西两路再度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其数。据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对记者称，自中东路事件爆发至此役，东北公私损失已超过5000万元。而据苏方几年前披露的情况，仅10－11月间，苏军俘虏的中方中高级军官就有1334人，初级军官3097人，士兵14090人。科里沃舍耶夫主编：《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冲突中损失揭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年，第65－66页，转见刘志青前引书第190页。东北西线守军由满洲里、漠河一线，被迫退守海拉尔以东及兴安岭、博克图一线。张学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护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粮。
东北边防军两度失败，损失惨重，张学良被迫不顾南京方面的反对，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此举虽令南京不满，蒋介石终因顾虑到关内逐渐形成气候的反蒋风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认。此一事件，虽属中方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国家尽失颜面，而且还严重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于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当然，由于中东路事件最终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因此，中共和红军的“武装保卫苏联”也还主要是停留在示威游行以及宣传的口号上，没有具体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共中央之所以会在中东路事件上采取“拥护苏联”的态度，根本上在于当时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念。这就是，坚信当今的世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因而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本营。换言之，各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与苏联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保卫苏联，也就是保卫中国革命。由此可知，这个时期的苏联，不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是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楷模。不仅党要按照联共（布）党的形式来组织，就连各国革命也要按照俄国革命的形式，称之为苏维埃革命。
中共打出“苏维埃”革命的旗号，是在1927年9月中旬。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起草了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宣布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了，共产党现在不仅必须“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因此在1917年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再度出现并成为与上层立宪议会，乃至于和政府相抗衡一种革命斗争机关。最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利用它领导了反政府的暴动，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2)
把苏维埃这一革命形式具体应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最早是在广东的海陆丰。由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胜利后，即曾一度将那里的政权以苏维埃来相称。但是，这显然是和共产国际代表所起草的那个决议所要求的不相一致。因为，决议中明确规定：“当（广州、长沙）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以免失掉苏维埃政权所应具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1页。因此，真正让共产党人相信中国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已经到来的，是广州暴动。正是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了。连政府组织形成也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组成的，如苏兆征为政府主席（因人未到，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黄平为人民内务、外交委员，杨殷为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周文雍为人民劳动委员，彭湃为人民土地委员，陈郁为人民司法委员，何来为人民经济委员，张太雷为人民海陆军委员，等。
广州暴动的迅速失败，使中共计划在中心城市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转瞬即逝。再度夺取中心城市已在两年半之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乘着湖南军阀何健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机，占领了长沙城，并且再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这次的占领，也仅仅维持了将近两天就被迫撤出了，新的苏维埃政府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之为“苏维埃”，这个时候在中共的农村根据地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把苏维埃与中心城市及其产业工人阶级相联系，不肯把这种自发地建立在农村中的苏维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因此，各个根据地迟迟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还在1930年初，鉴于各地农村苏维埃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就已经提出要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而中共中央对此却不予重视。在2月发出的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告当中，它特别在“苏维埃”三个字的后面加上了“区域”两个字，以强调这些代表只是代表那些有着苏维埃形式的根据地。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3)
远东局对此提出异议后，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还是特意加上了“准备委员会”的字样，以示这一会议并没有选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资格。而当5月19日这次会议于上海秘密召开时，中共中央因为担心“准备委员会”仍会引起与会者的歧义，故还是改回叫“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对此，远东局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但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坚定地认为：苏维埃必须建立在对全国有很大意义的区域里，至少也要建立在诸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样大小的重要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农村里面。
7月10日，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不仅要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列为目前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且这个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应当直接建立在苏区里面。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只是加速了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暴动，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时间表而已。直到莫斯科直接出面干预中共中央的这种盲动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10月间，共产国际最终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点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所理解的一种全新的解释。按照共产国际的新说法，中国革命虽然也不出苏维埃革命的范畴，但其具体形式将区别于俄国革命，即它将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说，瓦解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根本上扭转了中共中央以往对苏维埃革命中工人阶级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那种迷信态度。在进一步通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更加熟悉也更加服从莫斯科的指示的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从1931年2月起，超过60%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分派到各个农村根据地去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
这一年的11月7日，作为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的首府瑞金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以苏维埃为特征的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和国家形式，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1)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旨在取代中华民国，并以中华民国的领土为领土的，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能够存在，毕竟也还是要以占据一定的区域为前提的。然而，这种情况却不免给原本就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困境中的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是因为，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处存在，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便于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再加上民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各省军阀分别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各自着力于巩固所占地区的城市和交通要道，难以把其统治伸入到偏远的几省交界处，这更使红军在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成为可能。
当然，由于红军及其根据地所在区域，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整个国家交通大动脉及主要中心城市均有严重威胁。而且红军出于政治的目的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还是会组织中央军连同地方军阀势力一并出兵清剿。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建立之前，红军始终以保存实力为原则，战术灵活，一向坚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方针，从来不固守一地，因此国民政府连续三次围剿都毫无收获，甚至被红军吸引到根据地的山林之中，分割包围，大败而归。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所谓苏区、根据地等等，不可避免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一种象征和证明。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就再难简单地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攻守问题了。尤其是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了。尽管在应对第四次围剿时，中央红军还是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但除了中央苏区以外，中共在南方的其他根据地，特别是规模与中央根据地相当的鄂豫皖根据地，均已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中央根据地已经被彻底地孤立起来。
就在中央苏区处于严重危机的关头，莫斯科向中共派出了它的军事顾问弗雷德。由于这位军事顾问是一位苏联将军，万一被捕可能引起严重外交纠纷，因此，他只能留在上海外国租界里遥控指挥，而另外派遣了一位在苏联军校学习过的年轻的德国人奥托·布莱恩，化名李德，秘密潜入中央苏区，协助弗雷德指挥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2)
严格地说，莫斯科对中国红军的军事行动尚没有受到太多政治的观念束缚。他们在1933年初谈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告诫中共中央称：“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因此，必须“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并且不反对像鄂豫皖红军那样，放弃原有的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等地。他们甚至表示：“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但是，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原则并不能完全变成苏联军事顾问和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军事指导思想。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最主要的努力，就是把他在苏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化思想贯彻到他的工作中来了。这种正规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历来所习惯的游击战观念形成了冲突，特别是对红军传统的作战思维和作战方式造成了冲击。当1934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后，强调正规化的李德也自然而然地试图用红军的正规战来对付国民党军的正规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采取了与前不同的节节抵抗，不让寸土的方针，准备与国民党政权决一死战。恰好国民党军也吸取了过去与红军作战的教训，注意齐头并进，部队之间相互协同与保护，并且采取了碉堡政策，步步为营。如此一来，红军作战不仅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而且在其并不擅长的阵地战中，大量损耗了武器和人员。
还在1934年春天，眼看军事形势变得对孤悬在南方的中央苏区十分不利，莫斯科就已经指示中共临时中央考虑及时转移的问题了。进入到这一年的7月，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7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危险，红军已经无法继续就地坚持下去了。弗雷德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界，开辟苏区，试图以此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缓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压力。而后，又命令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并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为确保数万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成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仍旧摆出一副死拼到底的架势，一面秘密进行各项准备。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万多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从瑞金及其附近村镇涌了出来，极其秘密地先向南再向西离开了中央苏区。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们，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政府、银行、医院、印厂等渐渐远去，这个完全按照苏联的政权形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1)
第四章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政局开始发生变动。苏联继续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却因担心日本入侵，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采取了中立态度。随着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崛起，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开始调整统战政策，推动中共改取联蒋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最终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妥协带来了重大转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肩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此前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中国国民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6－398页。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2)
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辽西义勇军老梯子队在阵地上抵抗日军。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
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它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3)
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640页。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
依照实际的情况，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都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不仅必须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而且还必须把抗日的国民党武装视为首要敌人来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
只是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的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地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但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且很快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这使苏联的处境变得异常微妙。毫无疑问，苏联方面确信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参见《真理报》，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重心久在其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交通线过长，防御力量较弱，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苏方的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决不主动挑起与日本之间的冲突。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大胆支持关内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力图帮助中共推翻国民党，从而达到根本牵制日本北进的目的，对关外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的抗日武装，却决不给予支持。大批战败的中国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均被缴械后送至其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新疆遣返回国。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察哈尔地区组成抗日同盟军，向苏联求援，同样被苏联拒之门外，使得这支武装也很快归于瓦解。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苏两国政府之间依旧互不信任，苏联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但由于日本入侵东北，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正式宣告复交。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1)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
就在苏联高度警惕日本的侵略阴谋的几乎同时，1933年1月30日，高唱反苏反共的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开始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鉴于在欧洲除了苏联外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轻易遭到禁止，且毫无还手能力，斯大林显然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已不足以阻遏德国法西斯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了。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远比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对苏联严峻得多，联共（布）中央迅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
首先，注意到日本这时与美国关系紧张，日苏之间容易引起外交和军事争端的主要只是中东铁路，因此，为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保持远东的平静，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6日在东京开始与伪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
其次，为了尽可能地安抚中国政府，并且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制造麻烦的策源地，苏联政府于8月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很快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开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谈判。
再次，苏联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于1933年12月正式决定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侵略的相互保护协定。很快，苏联一改过去抵制的态度，主动加入了国际联盟。
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方针。
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遭到禁止，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率先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基于这种形势，从1933年3月起，共产国际也一改过去极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开始尝试着与各国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共同争取世界和平。1934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
今后，共产国际将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根本改变“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口号。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2)
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调整，最终促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35年7－8月间的正式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了以争取和平和捍卫苏联为中心思想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依据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4年7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8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9月16日，中共代表团明确将此种策略确定为“反日反蒋”，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11月14日，中共代表团进一步解释这一策略的主旨称：“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直至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分。《中共代表团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11月14日。
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做是“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斗争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统战关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的政策。1935年6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实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则进一步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主张联合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一切党派团体、军官士兵，乃至于“国民党、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主张大家选派代表，共同加入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反蒋”。《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60期，第1488－1491页。
据此，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所谓“八一宣言”），在重申了“抗日反蒋”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和“为领土完整而战”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
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统一战线新政策，虽然因为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地传达到中共中央。但是，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代表团所派代表辗转经过外蒙古等地，最终还是将这一策略转变的信息送达了这时刚好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经过无数艰难险阻，损失了90%以上的部队和根据地之后，面对国民党军的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继续沿此僵化的苏维埃革命策略，势必会重演南方根据地失败的悲剧。因此，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到来，无疑给了中共极大的政治灵活性，从而增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1)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就在苏联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在采取相应的步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南方根据地被一一摧毁，红军已经不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重要威胁，蒋介石也不再特别担心苏联利用中国红军来威胁国民党的政权了，因此，1934年秋，即夺取中央苏区的几乎同时，他就试探性地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以了解苏联对他的态度。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4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合译：《苏联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10－214页。蒋廷黻此行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于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到1935年，蒋介石一直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日本军队发动了华北事变，不仅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甚至开始威逼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平津与河北地区，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试图将华北5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
7月4日，蒋派孔祥熙秘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首次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8－219页。3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因为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中方屈从日本旨意的所谓“广田三原则”，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了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秘密军事协定。《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9－222页。将近两个月后，苏联政府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9页。
12月19日，在得知了苏联方面的态度之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4－225页。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蒋即派其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准备转往莫斯科，专门负责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2)
但是，蒋介石对于和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坚持“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具体到当前的情况，蒋介石要求苏联必须支持在他的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劝告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蒋首先把邓文仪派回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就此进行谈判。而让陈立夫等暂时留在柏林，等待谈判的结果再定行止。
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从1月13日开始，一直谈到1月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同意派潘汉年回国，联系并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以便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22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就军事协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鲍格莫洛夫明确转告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已经研究过蒋介石关于希望苏联出面帮助劝说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的建议。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国民党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当然，苏联同意国共两党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6年12月22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7页。苏方拒绝出面压迫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态度，让蒋介石颇感沮丧和不安。很显然，他相信，只有苏联出面施压，迫使中共同意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服从于国民政府，才能确保在未来中苏合作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苏联乘机援助中共的情况。苏联拒绝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意味着苏联方面不愿承担今后只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义务，这难免会给中苏可能形成的军事互助关系埋下隐患。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却得不到鲍格莫洛夫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迅速电告邓文仪，要他暂时中止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
蒋介石中止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因此，他一面抓紧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之进行谈判，一面也还在等候苏联方面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没有派遣陈立夫马上去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却也没有将陈立夫召回国来。
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这时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一些反对中苏合作，担心因此会影响到既定的剿共方针的少数军政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湖南军阀何健就是此等人的代表之一。他因此想到了向日本通报这一消息的办法。于是，3月中旬末，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包括日本同盟社，均公开报道了陈立夫秘密赴苏试图签订密约的消息。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9月；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98页。而此时又发生了苏联和外蒙古当局公开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设想，只好被暂时搁在一边。陈立夫等也因此被从欧洲召回了。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1)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
苏联政府既然开始尝试着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并且有意商谈军事互助问题，可想而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七大刚刚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方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尚无电报往来，再加上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不够敏感，因此，一直到1936年7月，关于改变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建立起一台大功率的电台，并且发出了第一份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报告了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鉴于两广事变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亦急于提前发动这一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并提供援助。
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很快就上报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去了。十分明显，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到大规模内战的局面中去，莫斯科所希望的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计划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7月2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尖锐批评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做法，明确提出，在中国目前应当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2)
据此，中共中央亦不得不很快修正自己的策略方针。他们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转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同时，他们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承认“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日帝与把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90页。
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却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而蒋介石的这种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这时的愿望，几乎有天壤之别。好在中共中央对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有比较实际的估计，因此，他们并没有坚持过高的要求，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而其核心的要求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1月8日。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杨虎城。
不过，莫斯科这个时候却并不那样悲观。不仅如此，他们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3)
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过速，红军未能守住渡河点，致使两万多红军渡河后，大部红军滞留河东，被国民党追军围攻，无法实施原定接取计划。再加上很快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绥远地区向红军提供援助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莫斯科将运送物资的地点转到了新疆。在这种情况下，留在甘北河东的红军和中共中央就陷于国民党军三面包围之下，不要说发展，就连生存都变得极其困难，不得不考虑通过突围，转去内地，以解决数万人的粮食和过冬被服问题。眼见红军将要离开陕甘，与红军已经有了十分密切的统战关系的张学良，在苦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破釜沉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指挥剿共作战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
西安事变的发生，给国共关系带来了一线新的转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这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事变一开始，它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
对于西安事变本身，莫斯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所得知。尽管他们相信这更多地还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还是多少对中共中央进一步策略产生了某种影响。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就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l8日。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已经开始认识到，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再度收到的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观点，那就是，事变除了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于国际来电之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26－128页。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全力以赴地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成功化解，国共两党也因此再度走向了合作的历程。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1)
第五章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
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人奉派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引发了党内领导权之争。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表态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壮大政策，国民党则必欲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与冲突。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要求中共采取军事牵制行动，阻止日本趁火打劫。毛泽东展开延安整风运动，清除党内言必称苏联的教条主义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作用由此被大大削弱。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是苏联的援助，给中国早期的抗战提供了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党与党和国与国关系的矛盾状态之中。支持由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就难免要部分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在事实上又不免要损害作为当时国家利益代表的国民政府。苏联既不能不要求中共顾及统一战线，又不能不对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行为表示异议，结果是既不能让国民党满意，也不能让共产党信服。这种情况的后果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很快就在中苏两国和中苏两党中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
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让蒋介石对苏联的印象有所改观，中苏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明显地频繁起来了。1937年3月1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再度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议签订中苏互助协定，李维诺夫则希望缔结有中、苏、美、英、日等国参加，而以中苏为核心的太平洋地区公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7年3月11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86－187页。4月初，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苏联方面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物资的意向。蒋介石不仅就苏联在西安事变时期所持态度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谢意，并且保证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两国关系。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4月3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88－190页。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苏联方面也在互助条约问题上改变了态度，提出：两国政府应首先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苏联也愿意重新考虑缔结苏中两国互助协定的问题。《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话记录》，1937年4月12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90－191页。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2)
因此，中苏两国随后即开始了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具体商谈。两国并于“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的8月21日签订了这一条约。规定：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在冲突期间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一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转见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105－1106页。
根据互不侵犯条约中的规定，苏联很快就断绝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物资。而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继续在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故在中国抗战开始之初，真正站在中国一方公开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对于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其国内报纸上采取了毫无保留的谴责态度。当日本通知有关国家撤退其驻南京使馆，以免遭日机轰炸时，苏联政府甚至通过其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声称苏联使馆决不撤出南京，日方必须对其轰炸可能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切责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加伦元帅甚至发表宣言称：对于日本公然侵华，苏联在相当时刻“非挺身而出公然援助中国不可”。转见天津《大公报》，1937年11月20日，二版。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在一切国际场合，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尝试通过集体制裁和共同援助的方式，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七七”事变一爆发，中国政府就指派军事委员会沈德燮去莫斯科商洽用苏联贷款购买苏联军火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指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去莫斯科参加谈判。双方迅速签订了第一、二笔贷款协定和购买军火的订单。中苏两国商定，从10月底开始，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贷款，年息3%，用于向苏联购买军火物资（公开声称为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中国用茶、皮革、棉花、丝绸、桐油、兽毛以及锑、锡、钨等矿产分5年偿还贷款。第二笔贷款则从1938年7月开始计算，贷款额仍为5000万美元，用途与还款方式相同。第三笔贷款则从1939年7月开始算起，贷款额为1 5亿美元，用途、年息与还款方式与前相同。
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
根据中苏两国商定的军火订单，苏联从9月下旬即开始起运第一批军事物资了。这包括重轰炸机62架，驱逐机101架，驱逐兼轰炸机62架，以及坦克82辆，反坦克炮200门和若干高射炮、机关枪、炸弹等。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情况，在整个抗战前期，即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援华的军火数量是：飞机900余架，大炮1140门，坦克82辆，机关枪近万挺，步枪5万支，汽车和拖拉机2000多辆，航空炸弹3 16万枚，炮弹200万发，手榴弹200万颗，子弹1 8亿发，等。A M 杜宾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0年，第85页。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3)
而为了运输这些军事装备，苏联帮助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苏联萨雷－奥泽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并且帮助开辟了从苏联阿拉木图至中国兰州的航空线。同时，苏联还利用过轮船，通过英法殖民地港口，从海路向中国运送过弹药和火炮等。
除了军事物资的援助以外，苏联这时还大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帮助中国对日作战。从1937年11月底开始，苏联方面先后派遣了M 德拉特文、A 切列潘诺夫、K M 卡恰诺夫和B 崔可夫等，以驻华武官身份来华就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到1941年初，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达到140人之多。针对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特点，苏联军事顾问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并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宜昌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而在1937年12月开始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包括两个轰炸机中队和4个驱逐机中队，总共700多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则直接参加了武汉、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和台北等地空战，轰炸或配合陆军作战。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驱逐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200多人，均牺牲在中国对日作战的过程中。而在此期间，苏联专家帮助培训的飞行员、领航员和其他各种航空技术人员，则达到8354人之多。杜宾斯基前引书，第100－102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当然不可能瞒过日本人。这也正是日本军队内部始终存在着“南进”还是“北上”的战略方向争论的原因之一。十分明显，苏联对中国援助，以及苏联陈兵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的现实，都对日本侵华和南下占领东南亚地区，具有极大的牵制作用。但是，经过两度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日本最终放弃了北上征服苏联的战争设想。这两次军事冲突就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
张鼓峰事件发生在1938年夏天。该地位于中国与朝鲜交界的图们江东岸，原是吉林省珲春县境内一个海拔约150米的高地。因为站在该高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波俄特平原，因此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驻朝日军第十九师团当时负责防守。1938年7月上中旬，苏联远东方面军为达到以图们江画线的目的，派兵在该高地西侧构筑工事，与日军近距离对峙，并最终与日军发生了军事冲突。日军因为正集中兵力在中国进行夺取武汉的作战，在东北的兵力有限，只集结了7000余人和火炮37门，苏军则出动兵力1 5万人，集中了火炮237门，坦克285辆，飞机250架参战。作战的结果，日军自然惨遭失败，被迫提议停止战斗，把防线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图们江东岸的张鼓峰及其周边地区。
诺门坎事件，发生在1939年5－9月间。诺门坎位于中国外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哈勒欣河以东，当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即以哈勒欣河为界，视河西为外蒙古，河东为满洲国领土。但是，外蒙古边防军则一直坚持把哈勒欣河以东地区的诺门坎地区也视为其领土。1939年5月，外蒙古边防骑兵巡逻诺门坎地区时，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双方就此发生冲突。5月28日，日军出动了一个步兵联队向诺门坎地区进攻，遭到苏军两个骑兵团、一个机步营和摩托化步兵师部分兵力的猛烈抵抗，激战两日后被迫后撤。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4)
6月23日，日本关东军出动飞机袭击苏蒙军集结地塔木斯克，进而于7月初再度展开地面作战。这次日军出动了第二十三师团3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和坦克第一师团主力，渡过了哈勒欣河，企图围歼哈勒欣河以东苏联红军及外蒙古的边防军。
苏蒙军则以坦克第十一旅、摩托化装甲第七旅、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个团和外蒙军一个装甲营为基本部队，在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支援下，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攻防战。最终迫使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度后撤。7月23日，日军集中80余门火炮，又一次发动进攻，仍未得逞。8月4日，不甘失败的日军组建第六军，在荻州立兵中将指挥下，集中了第二十三师团主力、第七师团一部、第八边防队及临时配属的部队总共7万多人，500门火炮和182辆坦克、300余架飞机，准备与苏蒙军长期对峙。苏蒙军这时也进一步调集了兵力，组成了第一集团军级集群，由朱可夫任司令，下辖摩步第三十六师、步兵第五十七、第八十二师，坦克第十一、第六旅，摩托化装甲车第七、第八、第九旅，步机枪第五旅，骑兵第八师，空降兵第二一二旅，外蒙古骑兵第六师，以及炮兵部队和其他临时配属的部队，共5 7万人，498辆坦克、385辆装甲汽车，542门火炮和迫击炮，2255挺机枪，515架战斗机和5 5万吨弹药等物资。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苏蒙军于8月20日分三路发起进攻，经过4天战斗，几乎全歼日军第二十三师团主力。9月9日，日本驻苏联大使向苏联提出停战要求。由于这时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于9月1日侵入波兰，苏方按照与德国所订密约，也要割占波兰一部，故苏联方面对停战亦求之不得。双方很快按照苏联此时的实际控制线达成了协议。9个月后，苏联更进一步与日本就外蒙古与伪满举行了划界谈判，这一段边界线由哈勒欣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将近40公里，面积约有2000多平方公里被划入了外蒙古。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5－494页。
但是，苏联的援助并没有能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真正感到满意。这是因为，蒋介石最期待的，既不是互不侵犯条约，甚至也不是苏联提供援助，而是双方能够签订军事互助协定，即当中日战争爆发时，苏联能够出兵，帮助中国作战。由于对日本大举入侵缺少预见，从1937年4月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提议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始终没有全力去推动这一谈判。等到中日战争突然爆发，它虽然接二连三地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进行互助条约的谈判，却已经无法得到苏联方面的响应了。已知陈立夫7月19日，王宠惠7月23日相继受命向苏联大使提出希望马上开始互助条约的谈判的要求。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于7月31日复电鲍格莫洛夫明确指示不宜进行互助条约的谈判。8月2日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转达了莫斯科的这一态度。转见《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98页，200页，204页，206页。上海抵抗失败，南京也很快陷落后，蒋介石试图再度重提军事互助条约问题，他为此告诫苏联政府，如果苏联不能出兵援助，中国难免失败。国民党代表则同时向中共中央的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帮助劝说苏联出兵助战。尽管中共中央无法满足国民党人的这一愿望，蒋介石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也还是没有放弃谋求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的努力。当然，莫斯科最终也没有改变不单独介入中日战争的态度。在1938年8月底蒋介石和孙科在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当中，都反复提到了希望和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关系的条约的问题。苏联方面于9月8日再度复电表示，除非英美参战或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否则苏联无法单独参战。因为那样只会使日本的侵略合法化，并使列强各国怀疑苏联有赤化中国的野心。转见《近代史资料》第84号，第121－127页。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1)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的同时，也使中共中央感受到不小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劝说莫斯科出兵所带来的，而是中共所领导的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的政府和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当中分杯羹。据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中共军队得到的，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
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困难阶段。不过4万人的武装，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指望苏联能够越过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输送武器弹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会造成共产党人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想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真的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转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286页。因为，莫斯科固然不能直接输送武器给中共中央，但它还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向中共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费援助的。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在此之后，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296－297页。还可以知道的是，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 495/74/291 而当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季米特洛夫日记》，第107页。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这种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20至30年代中期莫斯科对中共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做《论持久战》报告。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2)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中共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处记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27页。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参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中共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摩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中共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3)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转见《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2页。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成为中共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转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趁机做大而坚持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在此一过程中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7－230页。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从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中共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在反复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不得要领之后，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一定是含有重大阴谋的举动，其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毛、朱、王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准备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政治上不利，处置不当，会“遗将来无穷之祸”，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而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出于对莫斯科意见的尊重，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设法与国民党再行周旋。不料，1941年1月，仅仅因为没有按期北移和选取的路线有违国民党方面的规定，国民党人就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面对皖南事变，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的做法采取了尖锐批评的态度，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中共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1)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
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正处在十分微妙的地步。自从诺门坎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已经将其在满洲的步兵师团增加到12个，总兵力达到了35万人，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扩大编制和用更好的装备来加强自己。这意味着，日本关东军仍旧随时可能威胁苏联的远东和外蒙古地区。但相比之下，苏联这个时候却更加担心来自西线的德国的威胁。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工业和能源重心都在西部，而且是因为德国在占领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鼓作气，迅速征服了英法等国的军队，并迫使苏联周边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成为其仆从国。十分明显，在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德国除了直接进攻英伦三岛之外，剩下的就是征服苏联了。面对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要设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够约束德军掉头东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德国，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