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南亚国家在农业之外还有基本上在城区工作的经济活动的第三团体，它有时被称为“非正规组织的团体”。这包括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活动，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一套既区别于十分正规的西方化的生产单位，又区别于传统乡村手工业的制度特征。然而，绝大多数都趋向于保持传统的风格，即强调家庭作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南亚的这些服务业中从业的城区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地超过了城区生产行业中所有各类人员的比例。拥挤的零售行业、包括叫卖的小贩，组成另外一大部分，虽然这一行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外国人，它组织得更好。所有职业的特点是，劳动投入低而不充分。
广义地说，传统农业外的经济活动形式缺乏作为现代西方经济特点的持续时间和劳动效率标准的制度控制。虽然，组织得十分好的企业能比雇用了许多城市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或其他缺乏组织的企业有更好的控制和纪律，但依然存在着对它们努力的有效成果的严重抑制作用。例如，在大规模的制造业中，低水平的卫生和营养条件大大地降低了效率，更不必说恶劣的住房条件对体力的有效性和劳动流动的影响。一般来讲，大农场雇员的身体状况要好一些，但他们的地位与其他在先进组织中的工人有根本的区别，农场中的雇员们没有流动的自由。甚至在他们没有长期合同的束缚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遇到了不相容的环境也不能进入新的就业领域。
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可能影响长期失业问题的南亚力量与西方力量之间的区别。南亚人在有组织的经济部门失去工作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失业”。在没有提供失业救济的社会中，那些不能回到乡村或者由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供养的那些人必须在城市地区临时性的或较长期的大量经济活动中找到一些工作。相当大数量的劳动力从未被有组织的部门雇用的情况同样是真实的。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对非农业就业的可能性的强烈影响是城区过多的人口。如果这一趋势归因于城市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那么工人们就完全可以被安排到这些新的工作中去。但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下降和传统农村手工业的衰退部分地引起了向南亚城市的移民。在其他方面，城市生活的吸引、摆脱单调的农村生活也刺激了移民的倾向。南亚的计划人员认为，向城市的移民倾向还将继续。与西方产业革命时期发生的情况相比，一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比较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失业人数没有令人恐惧地增长，人们认为新的就业机会必定在城市区域内获得时，这一观点部分地被官方思想所接受。许多系统而详细的研究都急迫地要求阐明移民的原因和后果。不幸的是，预先认定农村向城市移民是工业扩张的正常而健康的副产品的官方态度没有为这种研究创造理想的气候。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工作持续时间——劳动力利用的总体分析，在传统农业之外比在其内部更为直截了当。严重地影响农业现行工作方式的季节性对经济中工作时间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农业之外，制度的环境具有更多的意义。在现代和城市经济中，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的工作日和周时间的长短正越来越标准化或列入了法律。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反，在南亚的制造业中，在要求缩短和规范工作时间方面，工人们自己有组织的主张只起到很小的作用。自发的劳动组织十分弱小和缺乏影响。改进和规范工作条件的意见主要是由政府提出。虽然官方规则增加很快，但执行情况却十分不一致。
在一些非组织部门的企业中，不工作的时间不容置疑是很长的。在许多手工业活动中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经常负债累累，并被经济困境所驱使的手工艺人工作时间极长，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基本的真像是简单明了的：空闲时间多，而上班时总的劳动强度、技能和勤奋程度一般都很低，而且没有多大的改进。这一事实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对此南亚人自己也直言不讳。
从南亚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来看。甚至在组织起来的部门中不但存在而且长期存在效率低下现象的基本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大量的劳动力不习惯于有节奏的、持续的、勤奋的工作，管理纪律也极为松弛。实际上，人们普遍地感到。能提高效率的、严格的工作标准会减少工作的机会，因此必然是反社会的。雇主们往往容忍懒散的工作表现，其理由是：这种方式为在别处不能受到保护和支持的工人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形式。只要支付的工资维持低水平，雇主也没有强烈的愿望去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或坚持较高的工作标准。不是十分有效地就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工会在防止已确立的惯例发生任何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态度形成了表明这些国家为“软国家”的特点。
在西方，雇主对提高完成工作的效率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高度的机械化经营要求确定的节拍和速度，这些同样的工作过程却不能在南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相关的比较中，结果显示南亚工人的人均产出大大地低于西方的正常水平。经常的情况是，同样的机器在南亚各国中的转速要低一些，但这种差别随着实践中技能和技术的提高，而日趋微小。这种状况是不足为怪的。一个南亚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身体素质低于一般水平的工人——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处于严重的劣势。
在南亚一些国家，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敏感问题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在印度，政府采用一些方法使高技术和低技术之间竞争带来的劳动力置换减少到了最低水平。计划中在机械方面预算的大量投资分配给了新的产业，在已建立的产业中采用绕过抵制生产率提高措施的方法。西方的工业经验从来没有因像南亚大多数国家如此禁止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这些特殊因素而弄得复杂化。种姓等级、宗教以及种族差异把人为的僵化强加于城市地区的职业流动，这种状况与传统的乡村情况相似。为了适应偏见，雇主时常被迫放弃工作中的合理组织形式。其影响之一是，雇主没有提升一个生产效益很好的工人或者用其他的方法鼓励这个工人的行动自由。除非雇主想冒严重的劳工骚乱的风险，否则他不能授予雇员一个超出此人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身份。同样，工作分配也可能必须迁就对劳动力的歧视。
另一个因素，工人的职业分配，有助于解释那些有经济活动力的人取得较低效益水平的原因。从事服务业与商业的人数大大地多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暴满的服务业和商品交易业的效率一般很低。城市中过多的工人多是由新进入城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由暂时失去工业性工作、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引起的。还有一个对效率不利的因素是政府过多地雇用人员，特别是雇用那些仍然属于受教育阶层失业人员的持续需求。
本章所提出的考虑使我们有可能再一次认识到南亚与那些典型的西方状况的悬殊差别。甚至在南亚经济结构中的现代化部门也大量揭示出与先进的经济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这一地区影响劳动力使用的力量完全超出了处于现代化时代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态度造成的差别以及制度和态度本身的差别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建立在就业方面的合理方法同制度结构以及自动地产生高标准工作定额下勤奋工作的假设基础上的西方计划概念和基本规定相脱离。这些制度和态度的不同又同样地必须根据劳动未能充分地给予报酬的南亚经济环境，以及空闲和浪费产生的背景加以理解。
敢冒言过简之嫌，可以说，该地区的劳动力使用以“缓解”和僵化的奇异结合为基本特征。一方面，各种制度压力相结合已导致了工作负担的分散；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化都起了限制可视为合法求职人员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对正常上班人的勤奋努力归于无效的经营手段是可以容忍的。这些力量的基本影响都抑制了人均产出的增长。
莫里斯·津肯在他的著作《自由亚洲的发展》中指出：“若这些社会希望富裕起来，那么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工作，更少的懒惰。必须更少的为回家收割和结婚而长时间离开所导致的工厂旷工。必须更多地除草和耕地，更少地坐在树的帆布床上；要更少地坐在咖啡厅闲谈和更多地学习；要更少的理论和更多地实地工作。”
另一位西方的观察家沃伊廷斯基在其著作《印度：觉醒的巨人》中写到：“印度的弱点的主要根源是人这个因素：人们不是缺乏天才能力或技术技巧，但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力的重视。……如果我们可能将密西根、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所有生产要素一个晚上移植到印度，而不去改变人民的经济态度，20年后，这个国家还是和现在一样的贫穷。从另一个方面讲，若构成印度劳动力大军的150万雇主、自营者以及雇员的哲学观在现代化工业国模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20年后的印度必将遍布现代的矿山、发电站和高速公路，尽管国内资本短缺，人均收入必将增长许多倍。”
再说一遍，必须认识到，态度不会在真空中存在，而是受社会制度的羁绊，由社会制度提供营养。
受过教育的集团成员在劳动市场中保持着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市场中分离的和不同的部分。他们在失业条件下具有支撑自己的非凡能力，大部分依靠家庭的支持和帮助。在受过教育的人们表现出在城区之间具有较高的地区流动能力时，他们的职业流动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寻求非体力劳动和不准备接受“会弄脏他们的双手”的工作。还应该记住，连一些只念了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称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也希望免除体力劳动。在独立之后，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情况已稳定上升。在印度，60年代初期，这一部分人的失业数字估计在100万以上。
根据合理制定计划的观点，这些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明显地影响着发展。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希望被缺乏技能、而仅会计算和根据操作说明以及图纸工作的工人所阻碍。必须注意到，西方（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般工人受教育的程度不低于，而且高于南亚这种自称“受过教育的”人的程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希望坐办公室的工作和不愿干实际的现场工作的倾向，使妨害发展的障碍更加严重。这种不能充分地使用人才的浪费现象是可悲的。
有关南亚教育状况和态度的争论远远地超出了与经济浪费有关的直接问题的范围。至少，同等严重的问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这一集团同他们的同胞，以及同他们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疏远。他们中的成功者都被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所吸收；从严厉的现实存在中出来的另一部分人，加同他们影响庞大的人口一样，降低了他们对发展工作的潜在贡献。每一位访问过南亚国家的人都能证实存在于受过教育阶层的高层次中奇怪的虚假气氛。在受过教育的较低的受雇用或失业的阶层中，缺少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意识。
怎样把正在上升的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现象与工作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但在实际的改革中，所推行的方法通常是强调创造更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员愿意接受的工作——即非体力劳动的工作。改变当今盛行的态度的力量必须要求整个教育体系作相应的根本改变。而这一体系应深深地扎根于南亚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现实的改革者必须把他的努力集中在打破极高层人员垄断教育的状况，拓宽和改变正规的学校教育。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19章 工业化问题
要求工业化的呼声遍及南亚各国。在知识名流宣称他们的国家不发达时，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业少之又少。南亚各国的发言人都使用“前工业的”或者“次工业化的”作为“贫穷”和“不发达”的同义词。根据这个观点，现代工业的增长将为困扰农业的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其他传统和缺少组织起来的非农业单位提供就业机会。工业化还被认为是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工业化将刺激经济，并使经济摆脱停滞。
聪明的南亚领导人如同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认为发达国家当今高度的发展水平是工业革命带来变化的结果。对南亚工业化意识产生进一步重要影响的是近来苏联政府计划工作而带来的工业高速发展。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工业化包含一个理论和规划，它们尤其是需要在每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在每一个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这种模式为任何企图效仿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乎规律的模式而接受。实际上，这一地区所有非传统主义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共产主义的作为促成发展之技巧的有计划有指导的工业化理论的决定性影响。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讲，在他们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时，苏联在计划工作的成功提供了他们喜欢采用的教训。共产主义的理论还表明，真正的从殖民统治下的政治独立只有经过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到来。
这个历史的解释包含有明显的现实主义，使得共产主义信仰者以外的南亚聪明的领袖们采纳这一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许多相同的方法一样。更一般地说，共产主义的观点在引起西方各国政府的自我怀疑并产生倾向于确定有计划的工业化的优先次序的态度方面也有所影响。
工业化的意识还受到了对南亚传统上提供的原材料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下降的关注和人口加速增长的认识的刺激。南亚面临着农业到处都人满为患的严重问题，而且人口还在继续地高速增长。在现代的工业中，生产能力方面更大更快的进展是可能的，部分的原因是它较易克服妨害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的制度和态度方面的障碍。同时，在工业中没有像农业中土地可利用性这样的限制性因素去阻碍增加利润的实现。毫无疑问，尽管南亚统计资料的质量和数量极差，但在南亚现代制造业中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和生产效率达到了比经济中其他部门更高的水平。
工业化这个词汇的吸引力还部分地来自它承诺把先进的技术带给落后的经济，并使技术具体地体现在动力和机器上，这种体现在重工业方面尤为突出，但在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中也有所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南亚使用的机器最初往往依赖于进口，一旦工业化的方向选定，在技术方面选择的自由度也就不大了。但还是保留着一些余地，以供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组合的比例。这在一些生产部门，如装卸、包装以及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又特别的重要。在南亚，这些工作，或绝大部分，由劳动密集的方法完成，由于存在丰富的劳动力，本身是资本密集的生产过程也是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该地区的国家只有这样的选择，使用高度发达国家的技术，或者完全拒绝先进的机器，除非存在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手设备的贸易得以发展。虽然一些这样的贸易讨论已在西方集团中进行了，但南亚国家对这种方式缺乏热情，其部分原因是评价二手设备的过程不够完善，另一部分原因是保证备件供应的情况也不确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第二等最好”产品的事实。
所有的南亚国家都面对大量缺乏技术劳动力和小而又缺乏经验的管理力量的挑战。这使关于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工业更适合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技能和技术教育的论点变得似乎更加可取。这个政策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它还鼓励技能的迅速增长，克服阻挠有效使用劳动力的社会障碍。在另一方面，如果现代化技术的使用回避了长期阻挠经济发展和维持劳动力使用低水平的社会和传统障碍，那么这样的政策可能不是十分理想的。
支持高速工业化的部分理由建立在这样的明确结论之上：该地区较大的人口稠密的一些国家中，到本世纪末劳动力将可能是目前规模的两倍，而如果相当大部分劳动力不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那么平均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是不可能的。这的确是真实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甚至在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这里有可供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多土地和更好的机会，但长期的展望也需要工业大量地扩充，以改善人口快速增长的环境。
这个简单的结论本身提供了这些国家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的努力的合适基础。虽然我们关心限制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关心近期对提高劳动力使用产生阻碍作用的可能性，关心其他许多方面努力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不能认为这些讨论意味着南亚的国家必须放弃工业的发展。对各种风险和制约条件的分析表明了克服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障碍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一般地讲，在南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中，人们自然地认为，工业化必然影响就业，甚至在短期内也是这样。“创造就业”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计划人员特别注意的问题。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目标是非常适中的，从一般的计划目标中给予“充分”或“比较充分”就业的首要地位来看，尤其如此；但所取得的成就却通常尚离目标甚远。
我们将阐述的非正统观点是，预计南亚工业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今后几十年内不可能很大。这个地区的这种现象将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时候出现。一般地讲，工业化对制造业中劳动直接需求的影响不仅是工业化速度的函数，而且还取决于现代化工业在经济中已取得的地位。甚至非常快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一定的时间内也不能对劳动力产生有效的需求，以致明显地增加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比例。劳动力增长太快。如果而且当现代工业挤垮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后的就业结果甚至可能是个负值。问题的这些方面被忽视了，因为人们幻想工业化是医治“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良方。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例子，以上所提到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假设在计划期之初，1％的劳动力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就业，而且没有传统的制造业存在。我们还假设，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每年同步增长2％。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化工业就业增长为每年10％——这一增长率是十分可观的，南亚的任何国家都未达到这个水平——这意味着这个部门的直接就业只能吸收劳动力增长的5％。换言之，95％的新增劳动力为其生计必须加入到现代化工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中去。若这些假设成立，则现代化工业吸收工作年龄人口全部自然增长的任务，在第一年就将提出三倍于全年工业中就业人数的不合理要求。当然，在今后的时期内，需要增加的百分比必然会下降，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下降将是非常缓慢的。
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我们忽视了对现存制造业可能产生的回流效应。当新企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同小规模生产产品的企业和作坊展开竞争时，传统的制造业会受到回流的冲击。已经建成的半现代化的工业也将被迫采取一定程度的合理化，合理化通常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通过计划的制定，传统和非现代化的工业能防止回流的大部分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的现代化工业新增的就业机会将被早就存在的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中工作机会的减少所抵消，这种现象才是真正的危险。
在新建立的生产单位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或者出口产品时，这类回流影响不会存在。但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南亚的国家，扩大出口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反，进口替代对于新的制造工业来讲不存在内部回流影响的风险。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新的，或扩大生产规模的工业企业直接地与保留下来的生产作坊，或其他非现代化的生产者展开竞争，工业化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会产生负作用。
回流对劳动需求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几个其他重要课题。它为阻止生产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现有企业的现代化和新工业的建立提出了有力的补充论点。由于这些国家在刚独立时都没有名符其实的现代资本产品工业，因此重工业是特别安全的赌注。但是，甚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迫切的原因而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也不可能将它所有现代化的努力去开辟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人员和政府官员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长期的目标是将工业发展作为使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手段，但他们的短期兴趣却是防止传统制造业，特别是作坊的严重衰退，这又与长期的目标发生冲突。印度不仅集中尽可能多的新投资投入到进口替代的大规模工业中，而且阻止建立一些与传统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的大型工业，用以摆脱这种困境。后一种方法受到了工人的特别欢迎。出于对工人利益的关心，政府寻求“没有眼泪的合理化”——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工作，但由正常的摩擦所产生的空额没有填满时，劳动力的规模不会缩小。
但新办的企业却没有遵照这样的约束，企业家们了解政府有意保护就业以及今后减少劳动力的企图会带来与工人的纠纷的意识使他们一开始就采用资本密集、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作法确立了新企业中使用的技术和老企业中使用技术的差距。在政府的政策强制要求投资到旧企业中去时，差距还会扩大。
南亚绝大多数国家的计划人员在回流影响可能是相当大时，并没有完全忽视工业现代化初期对就业只存在微小的直接影响的可能性。由于农业部门没有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其他部门也可以吸收劳动力，对工业化赞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结论是，在缺乏扩展影响的条件下，在工业化没有降低净就业时，工业化在劳动需求上只能产生很小的直接扩张。如果现代工业的产品不是指向国内外开辟的新市场，那么，这种局面当然是现代工业开始扩张的低起点和必然出现的回流效应的无法回避的后果。
正如南亚各国的情形一样，当必须从适中的起点出发的时候，不能指望向工业扩张的巨大推进在近几十年内直接为劳动力增长的较大部分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这一推进可能部分地或全部为回流效应所抵消，乃至有余。这一点必须予以着重强调，以便打消人们广泛怀有的不切实际的预期，这种预期认为，一旦开始执行工业化的计划，就会出现职业结构的迅速转变。
如果南亚的计划人员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工业对就业的影响和过低地估计口流效应的可能性和影响，他们也必然倾向于夸大希望从工业化所带来的“扩展”影响。这种偏见是不难理解的。战后的理论，正如南亚所采用的，助长了有关工业起步的直接影响的不现实期望。
我们已得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人口／土地比例很高的国家，没有实质性变化是可能的这一前提，除非这些国家能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或者其他非农业生产中吸收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但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点认为，在没有失误的情况下，这样的变化也是可能的，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业的兴办将给经济体系以极大的推动力。甚至在抽象和理论的水平上对阐明机制——传递由工业起步所预期的动力——的分析也是极少的。
对工业化的迅速到效应的浅薄幻想往往建立在与西方经济的。早期经历的模糊类似性的基础之上。在西方，工业革命是从许多小规模的偶尔也从某些大规模的产业开始的。这些工业取得胜利般情形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反过来也刺激了其他的工业。积累的发展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但严格地看来，西方经济史的形象显得过分单纯和理想化。回顾一下，也不难看到，伴随着成功，也有不确定、挫折和失误。但即使是这样，西方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揭示的情况与南亚今天所揭示的情况相比，对于强大而有影响的副效应，有利条件更为充分。
如果工业的发展能按计划人员所希望的得以实现，那么所出现的扩散效应的一个类型必然是“逻辑的”。必须建设新的工厂、运输和通讯设施，必须在许多地区修建，或扩展到许多地区。原材料以及其他基本投入的需求将会增加。当然，不是所有这些新的需求都会来自国内。但对地方的一些刺激作用还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工业化的进程将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创造新增加的扩充机会。从供给一方看，工业化也会通过降低成本，即增长获得动力而产生扩散效应。通过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收入。除非进口限制能有效地实施，新增消费需求的一部分将首先通过进口而得到满足。如果控制了进口，大量的需求将依赖于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者。
通过新的需求产生扩散效应的传递是不难理解的。从本质上讲，这是由新的需求和生产投资而导致的扩展积累过程。经济的发展过程，一旦开始，必然会趋于成为自我的永久发展。如果持续的工业扩展是通过计划的——实际上很少有充分把握的期望——增加的投资可能减少。
然而，南亚经济的整体结构表明，对通过增加需求导致增长的冲力有效扩展的抑制和阻碍是难以克服的。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缺乏弹性，并且处处存在着瓶颈现象。即使产生于工业起步的经济刺激能保持在国内经济中——但它在现实中是不完备，并且有时甚至不大可能——扩散效应依然似乎是微弱的。不过，通过明智的计划方法，瓶颈和其他障碍能最后得到解决。
在需求增加时，经济的所有部门需要特殊的政策去扶植出现的扩散效应。新生的制造业面临着由于缺乏有效市场而夭折的风险。供给不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需求不能唤起自己的供给。但是，旺盛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现实存在能激励克服不足的努力。为了提高有效性，所有的政策方法都应抓住机会予以实施。但是与此同时，指向扩张的推进力可能已经耗尽。
而且，在南亚，我们不能认为发展的经济刺激能自动地伴随着有利的行为反应——这在西方的国家是可行的。全面的社会状况是扩展最为基本的障碍，原因是高涨的需求和供给。不能指望长期安于停滞的社会戏剧性地重新适应所不熟悉的机会。甚至在组织得非常严密的现代经济工业部门中，这里的市场十分敏感，反应的机制也可能受到不能激励企业家热情的制度结构的制约。
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模式不能应用到这些经济的基本原因。总的供给和总的需求之间的联系缺乏比例。尤其是在首次追加的收入注入瓶颈，马上引起物价波动时，南亚的各国政府——特别是印度政府——使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去阻挡计划的首次行为。然后他们还将检查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发展。这就等于无意地扼杀了扩展效应。然而，确定一个最高点的必要性构成了这些抑制方法的基础。这个最高点限制了据认为经济所能容忍的需求总量。
造成经济弹性低的瓶颈有多种形式。当新的工业建立之后，经常会出现运输系统的紧张和熟练技术人员的短缺。在另一方面，新工业的生产能力经常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有效的计划能减少这些障碍中的许多问题。但不能指望纯粹的总体类型计划取得预期的结果。政策的干预必须对准国民经济中单个部门的特殊瓶颈。
试图计算工业化在经济其他部门中可能的扩展效应的计划人员面临的困难之一是，经济活动增加的事实不一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例如，在服务行业中，问题就特别的复杂。随着可能发生的对劳动需求的第二次影响，能轻易地为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作效率所满足。如果服务行业中的工人数量增加，最大的可能是由失去工作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特别是从乡村来的季节工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
实际上，在许多计划的计算中主要的缺陷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区域流动的不明确假设；反过来，据认为这一现象又产生于工业化。虽然这一地区城市任何地方的劳动力都确实在增长，但工业化也可能完全没有发生。事实上，只要更充分有效地使用城市中的现有劳动力，那么就有可能维持远比当前南亚各国现行工业化的更高程度；不需要招募农村区域来的新工人。城市化的可能性将会继续，但这种城市化将不是任何高度工业化的结果。
除了由工业化所导致的提高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重要的扩展效应。工业化还可望逐步灌输理性主义、进取心、纪律、准时、流动性和效率等新的精神。
人们不仅在新的工业企业中，而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都将受到鼓舞产生机械化的意识，决心精通不熟练的技术。将出现竞争性更强的更完善的市场，高级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工作的组织和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将沿着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工作效率的方向发展。瓶颈将会更容易地受到控制，逻辑类型的扩展效应的扩散潜力将得到扩张。来自新工业起步的促进扩散作用将促使农业和传统制造业部门约束其松弛现象。所有这些美好的结果预计都将作为工业扩张的直接后果接踵而来。观点、态度和人口技能的质变不会从初次经济发展的其他形式中获得，而是在农业的发展中产生。
还很难确定，外来的经济学是否将很快在南亚地区出现或扩散。首先，新工业本身的作用一定不应予以夸大。深深扎根于宗教的礼仪在工作的各种安排方面都打上了烙印。例如，许多传统的节日将继续得到承认，工作的日程可能受到不同宗教意见的干扰。由于大多数，甚至新的工厂也不能安置空调，恶劣的气候会造成障碍和降低工作强度。
新工业之外的扩散效应依然是更加不确定而且是值得怀疑的。制度的结构和普遍的态度也阻碍有利于这类实质性影响的变化。扩散效应能沿着这些路线传递的范围，实际上是文化、社会以及已等达到的经济水平的函数。在贫穷的国家企图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时，具有长期经济停滞历史和十分稳定社会状况的这些国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各种类型的潜在扩散效应容易遭受扼杀。
拥有合理化和高度组织性的现代工业的南亚各国的有限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教训。在传统的停滞“海洋”的包围下，模仿西方经济组织形式而建立的“小岛”并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在殖民主义时期，南亚发展的少数现代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没有明显地产生刺激作用，它们被禁锢在飞地之中。存在一个由工业起步计划所产生的明显危险，是将使这种殖民主义的模式永久化。每一位到南亚注意观察的访问者必然会注意到：位于城市几英里的范围内，现代化的工业建筑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工作形式共同存在，城内还有巨大的贫民窟。
实际上，现代的工业不能总是成功地改变对待工作的态度或者劳动者从事工作的技能标准。典型的例子表明，几乎没有提供训练的任何措施，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缺乏技能。更有甚者，在工资雇用期满之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他们降生的村庄。与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接触和更为正规的工作纪律的努力的效果总是短命的。
经过通盘思考不难发现，工业化的观念未能给关于有益于经济进步的制度与态度的类型变化将因工业起步而产生这一信念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大致的推断进一步表明，如果扩散效应是有力而持久的，那么各方面的特殊政策——甚至远在工业部门之外，或者称为经济因素的地方——必须得到执行。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超出了工业部门范围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看为一体的一些较为广泛的结论。
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快速并加速的增长，收入和生活水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绝大多数劳动力能在农业之外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得以充分利用，才可能在长时期内防止迄今已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现代工业，即使它以很高的速率增长，也不能吸收今后几十年中自然增长劳动力的极小部分。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甚至不能保持各种类型制造业中劳动力的绝对规模。仅在随后的阶段中，现代工业才能开始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
但是，南亚国家不能放弃他们的工业化运动。与此相反，只有在工业化达到高得多的水平，才能逐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应尽快尽早地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去提高其他部门，包括最大的和所有部门之中最为重要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利用和效率，来帮助工业的推进。
几乎不能相信自动地产生于工业起步的扩散效应的功效。一般地讲，变化和改善的促进因素被吸收的程度是大众教育和改变盘根错节的态度和制度能力的函数。南亚国家，现在如同殖民主义时期，冒着风险建立了组织十分完善的西方类型的工业小岛，而这些小岛依然被停滞的海洋所包围。
当然，注意发展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是合理的，这是因为这种方法减少了现代工业增长对传统制造业的回流影响。但非常清楚，这种形式的工业化不可能彻底地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提供真正的发展力量。实际上，如果没有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直接的干预，支撑殖民主义经济经验的飞地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工业化独自对提高传统束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使用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通过推行改革的特殊政策给予解决。改革的成功要求在卫生和教育改善的方向上作出巨大的推进。诸如此类的方法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不但可以用经济热情作为对缺乏相当大的源于工业起步的自动扩散效应的补偿，而且能够支持工业化运动本身。因果循环必须完成并使之衔接起来。尤其是，除非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量——特别是粮食——能生产出来，并可供销售，否则现代工业部门不可能兴旺发达。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自然提出了顺序问题。对于同样的资源按照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竞争状况单独进行的讨论太多了。把储蓄和投资一样看作是有意义和明确可用的数量是使人误解的作法。这种思想反映在不顾资金来源，而把增加工业企业中的投资与为农业、教育、卫生和通讯发展的支出混在一起，并把它们并列地放在“投资”和“发展支出”的计划中。这提供了国内储蓄和国外提供的资金可以互相替代的不真实情况。例如，国内消费的降低不能创造外汇——特别在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中——当前只有极少的消费品是进口的，而且这些进口的消费品也不是对生存有影响的基本物品。
战后方法本身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许多政策方法——特别是有关乡村地区——要求在卫生和教育上进行制度改革和作出积极的努力，但需要为只在农村地区本身、而没有要求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支持的资金数量所限制。实质上问题很清楚，在不伤害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未开发地区需要推行工业运动。在采用全面规划的这些国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是没有制定更为具体和更大范围的计划，未能在其他领域中作出与工业化运动同等坚决的努力。
毋庸置疑，几乎没有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的工业化运动，往往充当了未能在其他方面努力推行改革的借口。这些国家需要能导致大量阻碍它们增长的条件同时产生变化的方案。从根本上讲，计划人员的工作是用刺激发展的方法来协调所有这些变化。在目标和指标按重点顺序分配时，很容易忽视这一点。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0章 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状况
作为经济政策之绝对必要的工业化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与此抗争的传统意识不要求工业革命，它还设法保护和强化传统的经济组织形式。然而，这两种意识都反对殖民经济的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支持工业化意识的那些人宣称殖民主义政权的政策——或政策的缺乏——阻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而在另一方面，传统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受到了由于进口机器生产的产品以及后一阶段本国机器生产的产品而引起的手工业作坊衰落的困扰。
与工业现代化的拥护者相反，他们认为，乡村手工业作坊的发展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改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
传统意识有许多变种，不过都没有作简明的自我概括。然而形形色色的传统主义者有一些共同的信念。他们认为，乡村的手工业作坊必须加以发展，必须采用一些方法在农村和全国范围内推行自给自足，而现代工业产品——特别是进口的消费品——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对待。
这种类型的传统主义意识在印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南亚其他地方的同行相比，印度的手工业者在殖民主义时期遭受了更坎坷的命运。在印度，乡村经济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地方更少地得到补偿。僵化的种姓结构缺乏对变革进行成功调整的适应性。在争取解放的群众运动中，乡村的复兴曾成功地作为宣传的武器，这也成为形成传统主义者意识的重要因素。作为民族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印度人民不仅拒绝西方的产品，而且排斥西方的风格。斯瓦得希（Swadeshi：印度人的词语，意味着喜欢自己国家的产品）被视为高尚的精神原则。
除拒绝欧洲产品和经济行为的模式以外，这一意识对印度经济生活的未来模式会有着实际的影响。这是莫汉达斯·甘地的永久遗产，他的思想仍然构成当今印度传统主义者的强大力量。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定的仇视机器的内容。甘地也将工业现代化看成乡村工业作坊的敌人。他认为，城市化是榨取农村膏血的魔鬼。
形成传统主义者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雇用在精神上优于为工资工作的原则。在南亚，特别在印度，自我雇用是一种特殊的美德，并被僵化的社会结构所强化，而在这种思想体系中，拿工资的劳动者却受到轻视。这种特殊的传统主义意识的变异思想不能认为完全产生于甘地，他也曾站出来反对种姓制度，并强调所有劳动的尊严。
和独立以后制定计划的思想体系一样，斯瓦得希消极地拒绝接受现时的经济状况。借助于这样的精神准备，独立的印度在制定计划的努力中几乎没有遇到自由放任主义的反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斯瓦得希用其思想体系支持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而且不容置疑地用自给自足的方法来帮助计划的制定。
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这些国家的传统意识要比印度弱一些。支持的基础也不是甘地的思想。然而，也出现过支持强化传统手工业的意识，特别是在争取独立斗争的时期。如同印度一样，退回到重新穿着民族服装也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策略的一部分。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占领给传统手工业的新生——特别是在服装生产方面——注入了新的力量。进口的断绝和占领军的需要也刺激了当地某些制造业的产出。
一旦实现独立之后，传统主义的支持者必定会转向更为严厉地遏制国家的计划制定，他们要求计划必须适应家庭和小规模的工业。致力于现代化的那些政府，必须采用一些妥协的方法迁就传统主义者。但是，人们经常可以发现，保护和推进手工业企业并不是总是与工业化合理计划所强调的目标相冲突的。
我们曾强调过，即使尽快地建立现代的工业是完全合理的，也不可能在长时间内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而且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从更广泛的范围内看减少一些制造工业的净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人口却以很高的速率增长。除非采取步骤增加农业中和包括乡村中家庭企业在内的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劳动力使用和生产力，否则，在上述的那些情况下，经济可能仍处于停滞状态。
乡村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的水平。即使假设农业政策比当前任何南亚国家的政策更为成功，必要的经济政策必须保护尽可能地提高乡村手工艺工人的地位。由于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工业扩张不会对传统主义者希望保护的制造业产生回流效应，所以在沿着这些路线的工业化目标和对家庭工业的保护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相容性。
有两种方法可以保护家庭工业免受现代工业的竞争。第一个方法是，计划人员能选择限制竞争而发展新型工业的方法，与此同时给家庭手工业以津贴，帮助它降低成本，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新的设备和组织他们进行供销合作，帮助乡村手工业者增加保护能力。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得到保护，是因为它们使那些绝望而缺乏经济保护的集团能比较容易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这样的政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小型工业工人本身来说，并没有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进行大规模调整的远景规划，到本世纪末劳动力将高速地增长。又由于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阻止现代工业的产品降低成本和更具有吸引力是十分困难的。随着收入的增加，寻求替代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然而，对沿着减少手工业内部的竞争。甚至对资助手工业的方向前进的工业化运动的鼓励，作为一种有效手段，能够激发起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在南亚政策讨论中，由于引入了对“小规模”工业也应支持的意见，赞成保护和援助手工业的讨论已变得复杂乃至混淆不清。通常的想法是，这个讨论必须限定在乡村的范围以内。许多传统主义者已经被说服支持这个观点，但在实际上把他们的辩论扩展到了“乡村手工业和小规模的工业”。
自然，这一学说与甘地主义的原意相距很远，虽然甘地主义的拥护者对此也提出了疑问。按照一般的理解，小工厂雇用工人，并且通过先进的技术生产现代化的产品，并没有有关小型工业的严格定义，但十分明确的是，这种企业大于家庭企业，且往往大得多。
然而，在许多传统主义者把小规模工业认作是小型作坊和大规模工业之间可接受的中间步骤时，与小型作坊有关意识的思路是，工业应“分散”，更具体地讲，工业必须在乡村区域扩散。但是，在南亚的国家中，小规模工业不仅遍及城市，甚至遍及大城市，而且政府的援助方案还助长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发展完善的动力和运输体系，在乡村发展工业是困难的，在这个时候，改变动力、运输系统在城市的正常趋势，是毫无根据的蛮干。但这并不包括将来在小镇甚至农村中发展这些系统的政策。虽然这样的政策目标已经得到重视，甚至过分地强调过，但南亚的国家没有制定引人注目的方案去推行它们。
这也是所有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小规模的企业值得扶持，这是因为与大型工业相比，投资会少得多。但对此也存在针锋相对的意见。研究表明。在某些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下，即使在小型企业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之后，资本／产出比例也低于大型的企业。也可以说，用在小型工业上的“资本”实际上可以使用在国内生产的机器和装备，而不用耗费外汇。同样的道理，用在小型工业资本的绝大部分可能是流动资金，这个资金的“等待时间”只用于原材料的储备，产品的存放，并在产品销售后，得以补偿。虽然把这些条件纳入了考虑之中，但有关节约资本的争论似乎没有成为支持小规模工业的非常重要的理由。
还存在其他援助小型工业的紧迫原因。来自较小工业的扩散效应大于来自大规模制造业的扩散效应。在较小的工业中，更为广泛的劳动力可以从与机器打交道和管理它们的过程中获得经验。除了取得这一地区工业化的平衡问题之外，这些国家还面临达到大型与小规模生产单位之间平衡的问题。
由很少的大型企业和大量农场以及手工业构成的国民经济是非常不适宜的。在大工业之下必然应合理地存在着一批小型企业。较大的工厂与较小的工厂之间在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补充。第一，大的单位能将产品的部件和劳务工作转包给小的单位。第二，小型企业能依赖大型企业，从大型企业加工产品过程中得到许多原材料。
小规模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一样，在大规模制造业压倒性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进口和投资限制能被用来提供可观的市场保护。小工业中的现代化和增进效率的方法在家庭工业中同样可以采用。位处广泛前沿的小规模企业的优势被认为是拓宽市场，但是——具体地讲，若出口产品的领域被封锁——要实现这一点，只有这个国家的生产和投入普遍上升。
在评价南亚国家推行小规模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必须记住对改进局面的一些严重障碍。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障碍都是不发达和缺乏努力奋进精神的结果。在这一方面，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庇护家庭手工业的政策本身不过就是保护措施。为了给乡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带来根本的改进，有必要增加产品和销售的数量。然而，市场吸收更多产品的能力取决于生产的一般优势和农业方面收入的增加。如果乡村的手工业者能占领更多的城市市场，他们还必须提高他们产品的等级。基于这一原因，在政策上要努力帮助工人改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但可以预料，不管家庭手工业受到怎样的保护，它们还是将遇到十分有力的挑战。同时，随着有更多的钱可供花费，人们经常从传统手工业产品转向更新、更为便宜、由大规模工业制造的产品。进一步讲，家庭手工业中增进效率的积极方法会在短时期内造成缺乏效率的企业倒闭，形成技术失业的威胁。
在印度的第一个三年计划期内，纺织和编织手工业产品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从所讨论的问题看，进步是十分可观的。但许多其他的乡村产品却不是很好。推进家庭手工业的成本十分高昂，且似乎与日俱增。印度官方估计，在制定计划的15年末，家庭手工业未能从根本上增加其中的就业人数，未能显著地增加乡村社会的财富。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时期内，人口有了显著增长，而农业却处于相对停滞。注意到这些因素，政府的政策仍然有重要的考虑价值。没有政府的政策，劳动不能充分利用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得更多。单单坚持印度乡村传统制造业的路线，即使只有一段时间，也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所有的南亚国家都企图庇护和保护他们的小规模工业。但在他们的计划中，绝大多数南亚的经济学家主要根据对就业的影响来考虑这些生产效益。在这方面，他们将局限于分析参与，而基本上忽视了劳动利用中的两个成分——工时长短与工作质量。
我们不知道政策是怎样影响家庭手工业和小规模工业的时间和效率。但是，从我们所知道的劳动参与、时间和效率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增加了工作机会中的任何东西，也会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和数量。基于这一点，要求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中他们会受到团体纪律的约束，用扩大服务和其他方法训练他们，用工具和机器装备他们，这些将会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和效率。
但是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并不是这样尽如人意。首先，绝大多数乡村工人和手工业者生活水平下降，以及他们驯服地采用低劳动力利用的古老习惯形成了对进步的阻碍。特别在劳动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是不能很快改变的。另外，许多手工业者，像农民，受到经纪人或者放贷者的奴役。这些中间人会明显地妄图维持现状和反对改革。各种强硬的政策手段能粉碎他们的危害性的权力，但作为改革者，低估他们的力量是愚蠢的。
保护和推进南亚乡村手工业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尤其在较穷的国家更是如此。在乡村中，对于绝大多数手工业者来讲，没有可供改变的就业机会，惟一可能改善他们命运和防止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的方法是尽可能地为他们进行市场保护，并同时提高他们的生产率。这将使国家为他们提供市场庇护的成本最小，但也会增加他们对这些市场的需要。在乡村地区建立大规模工业的希望微乎其微。即使这样，鼓励在城市区域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情况还很普遍。由于小规模工业的规模以及我们对它们扩散效应的强烈期望，它们能防止南亚的工业增长出现像殖民时期那样仅局限于极少数现代大型企业飞地的状况。
在将来的很长时期内，手工业的保护和推进以及对农业采用的同样政策会使南亚的不发达国家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科门：一个小的，但逐渐增长，完全现代化的大规模或小规模的生产企业部门，以及大量的将使用劳动密集技术的部门（与传统技术没有多大差别的），并继续为大部分迅速增加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部门。由于现代化的工业将经济地使用劳动力，而且劳动力在本世纪还会持续高速增长，人们必须接受上述的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不是传统的模式，但却是在很多年内将会流行的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减少城区小规模的企业，并尽快地使它们现代化是十分迫切的工作。许多先进的小规模企业的首要任务不是创造就业的最大数量，而是扩大它的经营，从而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接受农业和手工业——经常是小规模的企业——必须保持落后技术的思想。以及计划工作仅限于现代大规模工业飞地的建立，此举将招致广泛的失败。在甘地的社会和经济信条中存在着合理的基本成分，而促进家庭手工业的纲领发展到战后时期已越来越体现为在普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的、有目的的现实发展计划。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1章 人口问题
我们经常指出，将发达国家的概念应用到南亚社会现实定义上的困难性。但在人口问题上不应该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能用相对简单和直接的方法讨论人口的因素。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出生和死亡的数量是生物学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按照逻辑的可靠理论和充分注意南亚现实的方法定义的。这些资料与正规的人口统计学，尤其是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之间的数量联系相关。然而，当我们超出简单的人口统计分析和探索其原理与影响时，我们立即进入了非生物学特征的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此，甚至在研究人口的变化时，我们必须抵制运用在发达国家中形成的概念和方法将问题简单化的企图。
但是，模糊南亚人口变化的机制运行的是重要统计的贫乏和不可靠性。人口统计学家试图采用改进数据和提高使用少量数据的技术取得最佳结果的方法来克服这一障碍。然而，人口统计资料不充分依然是个障碍。例如，缅甸和南越有关整个人口规模的可靠数据是不适用的。在每个国家，出生和死亡的注册登记不够完善。一般地讲，从简单的整个人口总数到一个特殊的年龄层和职业的男性与女性数量上的精确程度都缺乏可靠性。但是，整个人口数量在其错误范围内变化的情况，将取决于各个国家和最新的人口普查的数字。
仅在十多年前，是否或就什么意义来讲，亚洲的国家面临过度的人口增长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今天，人们已普遍地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已进入了人口飞速增长的关键时刻，而且成功的经济发展前景与人口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近年来确切的人口统计的变化表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是没有先例的。
这一变革是专家所未预见到的。直到最近，他们依然从早期的趋势进行简单的推断。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计算已被证明明显地低于实际所发生的情况。总之，近来的人口调查数字和其他的信息表明：必须对过去估计的增长率作出大幅度的修改，并且增长率已经和正在上升。这种人口统计趋势的机制是简单的。死亡率大大地下降，与此同时出生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出生率水平似乎早在任何可靠的估计存在时就已十分普遍，或者稍后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死亡的大量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生育率——突然而且很快地上升了。
很明显，正在出现的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与生活水平的任何变化无关，也与大量的人口存在无关。如果不采用强有力的政策手段降低出生率，南亚将继续维持高的甚至持续上升的人口增长率。由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赞同一位人口统计学家的名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死亡和生育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出生不能调整到低于新的死亡水平，那么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死亡必然上升。对于南亚，这个设想首先是生活和工作状况必然低于前面各章所描述的状况。现实人口的趋势，如果不予扭转，必然使发展的努力受到挫折。最终必然导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逐渐衰退。这种现象将会在较大的、人口众多和较为贫穷的部分地区很快地发生，在所有的分析中也会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旦收入和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死亡在某些方面将失去它自身的特性并受到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
至于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劳动力规模的可以预见的增长，正在出现的人口危机已成为一个贫穷国家所关注的、非常特殊的亚洲现象。在南亚之外，还有中国、北非（包括埃及）以及拉丁美洲加勒比海部分地区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从可以容纳增长的大量未开发自然资源的绝对意义上看，南亚的部分国家——如小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单独的地区——依然是“人口稀少”，而不是“人口密集”的。
但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发展还是必然出现的，而这取决干国内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改革，提高教育和训练水平，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还要求，部分富裕的国家，在金融和贸易政策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如果本国和外国没有提供这些条件，人们会继续拥挤的生活着，即使那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仍会维持“人口过剩”的状况。
殖民主义时代就建立了南亚地区人口大量增长的基础。如同我们已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过的，殖民主义政权，在许多年代中，对提高其领地的生活水平毫无作为。不过临近它们的统治结束时，在提供卫生设施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还有，殖民主义政权在南亚的存在，如同在非洲一样，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国家人民之间战争的死亡率。所有这些影响明显是累积性的。从1800年到1850年南亚人口增长率，年混合比，是9％，从20世纪开始，人口增长率达到10％，从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20％。
人口预测由于与事实的完全背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性。预测与事实之间经常的差异也非常之大，例如，193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上，对世界人口十分密集的海岛——爪哇进行了到本世纪末的人口预测。在1955年，爪哇的实际人口估计已达到500万人，这一数字已超过了预计的到2000年的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相当近期的预测也不能估计出南亚人口增长的准确比例。然而绝大多数的政府发展计划直到最近依然低估（经常是粗略地估计）人口增长率。
作为警告，我们大胆地作出有关南亚国家未来20年中有关出生和死亡估计的结论，这里假设没有政府对生育控制的努力，没有现实人口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作用：（1）死亡率将继续地下降，虽然在不同的国会有不同的死亡率。在1975-1980年间，寿命的估计是：a.马来亚和锡兰为65岁左右或稍微高一些；b.泰国和菲律宾为60岁左右；c.印度、印度尼西亚、南越、缅甸和巴基斯坦为50至52岁。（2）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出生状况在这一时期内会保持不变或轻微地上升。（3）国际间的移民对南亚各地的人口趋势将不会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南亚人口近来增长十分迅速——快于欧洲任何有人口统计记录的增长率——以及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国家中增长率显示出进一步加速的迹象。这些的确是事实，在今后十几年中人口严重膨胀过程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政府的行动不管是怎样有力、决心和关注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有的话，也还要不顾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对此施加的压力。在下一个10年中，即使出生有实质性的下降——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分析表明是不会发生的——也不会在下降开始的今后30年内很大地改变人口规模的趋势。
这些国家年龄分布的现状以及大量年轻人的存在——这本身表明近几十年中高的和上升的出生率——显示出今后30年将发挥巨大作用的增长潜力。在出生本身开始下降的30年之后，处于生育年龄的人数才可能开始下降。
必须注意的重要论点是，甚至在认为人口政策带来的出生下降极端假设的条件下，在令后的20年中，人口增长的惯性必然会保持整个人口高比率增长的势头。对劳动力增长的影响也将推迟许多时间．人口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而且重要的。人口增长的极大惯性需要采用所有的紧急措施，尽快地通过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对此进行紧急刹车。但这种紧迫性只有这些负责的政策是准备从长远的民族利益出发时，才是明显的。从短期的前景来看——甚至15至30年——即使采用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口政策，其变化也将是极其有限的。
出境或入境的移民都不会对南亚所有国家将来的人口规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通过了阻止国外移民入境的政策。这里没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这样的阻止，特别是针对贫穷、非熟练以及非白色人种的进入，会在可以预料的将来有所放松。我们必须假定，所谈到的任何南亚国家都没有移民出境。即使对移民的障碍有所减少，南亚的领导也不会对移民产生兴趣。还有，即使他们同意移民，南亚许多地方的人民也不会希望背井离乡去面对陌生的外国新生活。但是，如果南亚的人口问题不能通过移民而缓解，那么这一问题也不能通过这个地区内的移民得到解决。今天，也不会再出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从印度（和从中国）移民到锡兰和马来亚的情况。
依据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已进入一个时代的末期。穷人的和平移民在调整经济状况中起着越来越微小的作用。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关闭它们的边界；穷国紧随其后；南亚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将它们的政策与世界范围的趋势保持一致。
很明显，当今的南亚国家人口增长率几乎不与它们经济发展的比率发生联系。发展会影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这是因为发展决定了生活水平，以及可能影响改善卫生条件的政府支出的数量。但是，出生，若让其自由发展，将保持居高不下的传统水平，或者可能轻微地增加，而不管是否存在经济发展。一般地讲，南亚人口快速和加速的增长正在妨碍经济的发展，若没有衰退，也会立即或在今后产生经济停滞的威胁，这将视各国的状况而定。由于移民出境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而且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只选择降低死亡率的方法，这个地区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政府是否希望如期降低不能自发控制的出生率。
我们对人口趋势的经济后果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尔和胡佛所证明了的事实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在20甚至30年内实质上将不影响劳动力的规模。15年以后的情况是不言而喻的，超出这15年，计算表明，影响是逐渐的、缓慢的。然而，出生率下降对生产者数量的影响几乎要滞后30年。但是，它将立即影响消费者的数量，劳动力以外的有关人数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马上回落。
南亚婴儿出生率下降的积极影响是不难察觉的。整个人口中儿童比例的下降是累进的：较少的人们步入生育的年龄，意味着相对少的婴儿出世。更进一步讲，如果人口出生率稳定在比目前更低的水平，年龄的分布必然趋向“正常”，取代年轻人和儿童高得不正常的比例。
在抚育较少儿童的情况下，每个家长的平均收入，不管我们怎样计算，都必然上升。如果所有的平均收入上升，消费将会增加，如果通常的儿童和成人保持相同的消费相应份额，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普遍地提高生活水平。每个人会吃得更好、住得更为优越，全体国民将享有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政府预算提供的其他利益。
较高消费水平的第二个影响是通过增进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伴随着较高水平的收入，更多的收入可以进行储蓄或投资，因而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增加。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产生一些更微妙的影响。南亚一些地区的极度贫困应该解释为，或至少部分地解释为，对努力改变态度和制度、推行现代技术以及改进卫生条件等措施的极大冷漠和迟钝。
看来很明显，根据经济学和更广泛的人道观点出生率下降将产生直接而有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但很大而且是累积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势头。这些影响不以人与土地之比为转移：同样的因果机制在人口稀少和人口稠密的国家都照样运行。
影响的第二个方式是劳动力的增加。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目前劳动力的增长比这些国家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得多，是西欧国家增长的2—3倍，直至生育控制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增长还会继续。从现在起再过15—20年将达到工作年龄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出生。不管怎样努力地降低出生率，都不会对这些年龄层的劳动力产生影响。
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只有从长远看，发展的工业化才可能有效地使用增加的劳动力。但从近期看——即近几十年中——南亚制定计划的主要前提必须是由农业来吸收估计增长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农业计划的目标必须是提高劳动力的使用，并且在劳动力快速增长时也是如此。
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暂缓的喘息。如果工业化不能最终发展到对扩大劳动力就业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净影响，那必然给农业的广大群众带来更大的痛苦、停滞，甚至从总体上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妨碍。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现实的：相当于当前和预计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和的劳动力的增长，能在任何南亚的国家中被无限地吸收，而不引起灾难。
人口政策，就其本身的特点来讲，应从长计议，而且在南亚由于人口的年轻化而特别需要。南亚人口中大约40％的年龄低于15岁，而在西欧仅为15％—20％，由于在生育年龄层中年龄分布是相对的偏斜，在人口增长，特别是劳动力增长能明显地放慢之前，“刹车的距离”是极端的长。即使对某个南亚国家来讲，劳动力计划增长在将来的一般时期内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也不能认为可以延缓降低出生率的努力。必须记住，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出生率之前，群众性的教育是需要时间的。
虽然我们对问题的论述是一般性的，虽然我们经常地避免使我们的论述比实际所允许的知识更为具体，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人口趋势之经济影响的考虑应该使南亚国家的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去雷厉风行地制定政策措施，在人民中实行生育控制。
时至今日，所有这些政府，除了罗马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在探索控制生育的政府政策。但在南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显著地降低出生率。即使在印度，这里的人口政策很早就开始了，但出生率还是没有下降。根据60年代的资料，节育政策所带来的收获被减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大概是抑制生育常规（fertility depressing customs）的放松所抵消，人口出生率依然在上升。
还有这一地区的政府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建立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仅有的避孕基础上限制人口的谨慎选择。日本是南亚以外选用这种方法的惟一国家，不过它是在印度采取这一步骤之后才这样做的，而且最初还不甚明确。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西方国家人口出生率戏剧性地下降了，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种趋势的早期表现都不是人口限制政策的结果。相反，所有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律师、官员、牧师、教育者、新闻工作者、医务人员——都动员起来防止节育的蔓延。尽管有这些反对力量，节育手段还是蔓延开来，因为人们自己需要节育手段，于是使自己熟悉了这些手段。
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是反对节育的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力量。但即使在这里，反对的牢固性也正在破裂。共产主义国家积极地反对计划生育，一再声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需要计划生育。在1954年的罗马世界人口会议上，来自苏联集团和天主教门徒的代表进行了难以理解的竞争，每个集团都争先恐后地与对方争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人口问题，仅仅需要的是庞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我们现在正目睹“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软化。这可能部分地是否定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它是使政府的政策依照个人信念的需要的反映。这个问题必然会在任何国家的面前出现，而且现在似乎已对罗马教皇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在印度殖民主义时代后期，知识阶层的高级人士和民族主义的领袖开始相信印度次大陆“人口过剩”。他们的担心在欧洲得到响应。认为世界人口的繁殖比资源增加快的马尔萨斯的论点得到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拥护。马尔萨斯是一个把节育作为控制人口增长手段的顽固反对者。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是对西方国家那些坚持节育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激进分子的误称。
印度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口过剩”和贫穷化的幽灵在那里没有消失；大范围极度贫穷的现实难以改变。一些城市中西方化的小集团在实行节育，而广大群众主动地实行节育还不现实。依据印度的实际状况，人口问题不能按不同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进行理性的讨论，因为人口的控制必须看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印度知识分子在激进的英国友人的推动下所提出的要求，还不足以压倒那些反对普及节育的毫无意义的公共政策；但是为了给出生率来个急刹车，这一要求可以视为促进普及节育的积极的公共政策的开端。一旦有了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的远见，实行节育的迫切要求会变得更加强烈。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时，知识的基础已经奠定。因此，一项合理的政策在独立的时期就能推行了。
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新马尔萨斯运动没有产生很大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内，这里仅有一些国家领袖的论述，他们认为人口政策问题的影响必须纳入议事日程，一些开办诊所或宣传家庭计划的私人努力，以及非经常性有关人口问题的资料出现在计划的文件中。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在60年代中期颁布国家的政策来推行节育。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推广节育的人口政策的意见已经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形成，甚至包括天主教的菲律宾，当然这里不包括最为落后的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充其量不过只存在对这样的政策感到有兴趣的不真实的矛盾的表示。但在泰国，已故首相、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已对他的国家在本世纪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表示担忧——当时计算每年不低于3.6％。
与此同时，在西方时有关注南亚计划生育过度热心的群众活动发生。活动的喧嚷者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局限在新教徒的国家中，这些国家是最为富有和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们为活动确立了基调。
然而，西方突然的兴趣对许多南亚的领导人却有相反的影响。这种相反的影响来自过去的殖民者出现在民族主义激情浪潮的同样时刻。白人妄图减少南亚人口数字增长的强烈欲望酷似西方希望削弱亚洲力量的努力。在一些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避孕带有种族灭绝的意味。但不管这些领导人十年前比较愚昧的思想如何，他们现在正开始接受他们必须考虑降低人口增长这个显而易见的前提。
为了对付他们的人口问题和力求制定一个适当的政策，南亚国家受到了一个具有刚性的价值前提的约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结论：任何降低人口增长的企图都局限于对人口出生率因素产生影响。对高死亡率能减慢人口增长而产生的满足或容忍态度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作为价值前提，这一点在南亚的政府政策，如同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基础。所有与疾病作斗争以及防止不应死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尽量做到，而不要顾及人口增长的后果。这个价值，与久已确立的医疗职业的社会精神价值一致，在近来已成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中人口政策的基本原理。价值前提在这里体现的是：道德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南亚人口政策的主要争论是经济问题——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广泛的机会——这个政策集中在人口规模上。它主要的要求是降低人口出生率以及人口的增加。用这样的观念，南亚的政策是真正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归根结底，它变成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因为节育没有自发地推行，这在西方和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是做到了的，还因为这里没有理由去指望在可见的将来将会做到。依据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南亚出现的人口政策与目前在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形成的公共的与个人的道德正趋向一致和节育广泛推行的状况相比，可能有助于看清南亚政策基本原理的复杂需要。
两者的区别是鲜明的。首先，在欧洲的西北部，这里没有理由害怕人口过剩，事实上也没有希望降低出生总数的经济动机。与此相反，这里的公众知道，人口出生率很容易落到人口不能繁衍后代的百分点上。普遍认为人口的下降是不受欢迎的。在价值判断的后面，经济因素起的作用较小，但它们也没有反对这一评价。当然，欧洲西北部没有地方像南亚一样用政府政策的方法去降低人口出生率。
扫除反对节育和推行“家庭计划”的方法不是用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是去创造鼓励社会和经济各阶层人民选择给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最佳条件的家庭规模。在推行节育中，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人口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集中在改善儿童的成长条件上。广泛地讲，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趋势与上述情况相似。在某些方面，这些国家甚至更快更完整地接受了新情况下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某些重要思想和政策原理已超越了冷战的争端。
与此相反，南亚各国不得不在人口发展上主要强调数量方面。最为重要的经济利益迫使他们凭借推广节育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不是自发地推广，尤其不是按照所需的速度。它们的人口政策不得不是新马尔萨斯的，而西方和欧洲国家则不是。
然而，结果是非常的相似。由于南亚的国家试图根据现实制定它们的新马尔萨斯人口政策，他们除了这一原理而没有西方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础和在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实行自愿节育的方法。在政策的框架结构中，原则必须充分地结合实际，南亚的国家将必须用各种方式改变人民的思想——在它们的具体情况下，首先是诱导他们少生孩子。在个人的事务中采用强迫命令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试行过的效果也是这样。节育的信息必须广为传播，取得节育最为有效的方法必须适合于广大群众。
的确，南亚国家必须提防有利于多子女家庭的政策，以免他们多生孩子，否则这些家庭将会变得更穷和需要更多的援助。但是，只要给人口多的家庭的援助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家长的，那么这种矛盾就会存在。毫无疑问。为儿童做的各种援助都有一定的形式：从卫生、教育和训练设施的费用，到提供学校的膳食。但是，若这些有利的条件是直接向儿童提供福利，若家长了解到是以实物给孩子，而不是将现金送给他们，那么鼓励生孩子的危险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这种措施往往具有减少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经济利益的相反作用。南亚的儿童福利，甚至超过了西方，通常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消费，给予孩子们越来越多的直接需要的东西，以及建立社会机构的方式来办理。
在南亚，如果且当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之时，则应实现的自然目标必须是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旦节育普遍地实施，人口政策将自然地转向家庭的福利和民族的质量。甚至在追求它们降低人口出生率首要的利益时，南亚国家将以许多方式改进儿童的福利和人口的质量。人口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道德问题，随着人道主义原则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对人口问题是道德问题的认识将进一步加深。关于与人口问题相联系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某种类似普遍的社会思潮的东西正开始在全世界发展。
直到如今，许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因素还在阻碍一些南亚国家正式地宣布节育政策，并且直到最近还阻止所有的国家采用可导致任何降低人口增长机会和影响的政策。但是，产生于宗教制度的在世界其他地区扮演了十分主要角色的禁令和阻力，在南亚地区的作用却小得多。事实上，在南亚主要宗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没有针对节育的明确责难。虽然不能指望这些宗教领袖在此关键时刻成为支持节育的理智先锋，但部分领袖至少宽恕了某些节育的形式和动机。当然，天主教的菲律宾人不在此列。任何支持节育的官方运动直到现在还被禁止或开展得非常困难，即使天主教的地位不再是那么巩固。
但在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日常的生活中和人们社会的习惯中担任主要角色的其他国家，仅仅没有反对意见是不够的。然而，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都具有害怕和不喜欢来自认真的思考和使用技术手段的变革的保守本能。在所有国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机器和新的运输工具都出现过本能的忧虑。但是，一旦人口政策在政治阶层被认为是必要的，就不会在南亚的教会中出现顽固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除了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菲律宾——在西方世界曾有过种种情形。
禁止人口政策的政治根源存在于出现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例如在锡兰。在多数民族这一方面，都有尽可能维持多数人地位的愿望，但少数民族经常希望增加它自己的人数。有报告说，瑞典的家庭计划项目在锡兰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该项目是从僧伽罗人居住的地区开始的。他们害怕这一项目可能降低民族的人口出生率。如果泰米尔人不随之执行这一计划的话。在那里存在着真正的少数民族的二重性，这里面的问题必然要求对同意限制生育的政策提出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马来亚，马来人和华人的态度同样地易受到担心，他们自己社会中的出生率可能下降，而其他的人却没有执行节育政策的影响。然而，由马来人掌权的政府——一直支持家庭计划讲习班。
一个误解实际形势的不同例子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的信念，这个政府认为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从爪哇和巴厘迁徙到边远的小岛和苏门答腊而加以解决。他们的错误不是他们从爪哇移民的兴趣，这是一个十分明智和值得花精力的政策，但他们趋向于夸大政策对爪哇人口增长率的潜在影响。苏加诺总统，他在经济生活中的盲目行为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但的确成功地在涣散的印度尼西亚人中灌输了国家整体形象的观念。他对他的国家的潜力怀有强烈的自豪感，印度尼西亚人不能为他们自己的人口发展提供思想准备使苏加诺感到厌恶。
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节育的基本态度在苏加诺与《新闻周刊》的伯恩哈德·克里舍的谈话中体现得十分清楚：“我依然相信我们这里不应该实行节育，我的解决方法是开垦更多的荒地——因为若开垦了印度尼西亚的所有荒地，就可以养活2.5亿人，但现在我国仅仅有1.03亿人。在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在印度尼西亚看到许多小孩后说：“‘苏加诺，当我看见成群的孩子，我就感到忧虑，孩子们制造了麻烦。’‘是的，你的国家太穷了’，我说，‘在我国，多多益善’。”苏加诺拒绝相信他的移民计划彻底失败了，从爪哇和巴厘到苏门答腊的人大大地少于在爪哇一个地方出生的儿童。自苏加诺下台以来，政变后上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至少允许福特基金会在爪哇设立了一些节育讲习班。
在各个地方，包括印度，一种系统的偏见发挥了贬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的作用。为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工作机会的未来经济困难已迫在眉睫，结果转移了对家庭儿童数减少的直接经济救济的可能性的注意力。
于是出现了所谓“数字幻觉”。在一般的语言和思想中，“大”和“很大”之间的区别总是不清楚的，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完全摆脱这种混淆。规模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与权力有关；它与威望的联系是明显的。任何人都很难接受他的民族可能太大了和不能再增长了的论点——这是一个往往被西方对亚洲人口爆炸的警钟进一步增加难度的困难。
在评价这些态度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能直接将它们与欧洲鼓励节育的态度相比较。既然提出了这些保留的看法，那么南亚乡村中的状况似乎非常不利于唤醒限制儿童数的愿望——一种足以导致有效而持久的节育的强烈愿望。在某种程度上，生儿育女甚至可视为一项投资；孩子们为父母提供了生病和年老时的安全措施，他们还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分担父母的工作重担。相对地讲，南亚的生活环境认为孩子们对父母履行的义务要多于父母给孩子们的。另外，不管是自然地还是作为一个家庭，绝大多数南亚人比西方人住得更为密集，许多妇女，母亲、祖母和姐妹共同地负担抚养小孩的重担。
在所有的南亚社会中，特别在印度人之间，另一个态度因素是渴望男性的后代。在儿子出生之前，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这些社会中不能获得正式男子的地位。而且印度人相信，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头颅必须由儿子揭开。因此引起了要有个儿子的强烈欲望，又由于死亡率较高，最好有2～3个儿子。这个问题，特别在婚后生活的早期，妨碍了节育工作。有希望的是，一旦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有明显地下降，这种现象也会随之下降。
必须记住，这些问题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日常的政治现实有关。从短期的观点看，十分容易发现政府勉强应付人口问题的现象。南亚各国政府担负着各种各样急迫的政治烦恼和正在大胆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所以，人口问题不过是朦胧地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笼罩国家命运的一片淡淡的阴云。对于全神贯注于经济问题的计划人员，这是特别自然的事，他们通常只为有关制订计划的思考设立一个框架。南亚的政府总是处于重大危机的境地。除了应付近期的种种问题之外，高瞻远瞩并承担沉重的任务必定是更加令人厌烦的，因为人口问题无疑引起不休的争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对节育政策给予重视的倾向并没有向着加强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些南亚国家，我们已经指出，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仅仅选定一个政策是不够的。在向广大群众推行节育的计划中，大量的、处于不同层次的工人干部必须培训、组织并投入到有效的行动中；所有的努力都必须集中到总的管理机构中。如同在其他的领域一样，政府面临的是我们在研究中总结的属于“软国家”的困难，它一般趋向于使政策的有效性和贯彻处于低水平。如果新的节育计划不能达到其目的，任何计划贯彻的缺点将很可能是管理层次的阻碍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广大群众中的态度造成的障碍。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迄今根本没有在主要是文盲构成的基本上生活在停滞的提供非常低下的生活水平的乡村经济的人口中普及节育的历史经验。然而，在初始条件方面存在两个重大差别，这对南亚各国可能非常有利。其一，南亚各国的人口控制可以依靠政策手段审慎地完成。其二，这里存在依靠避孕技术方法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些方法适用之前，在西方推广节育——十有八九，在共产主义国家也是这样——直接产生于态度的变化。在很长的时期内，观念主要受到性交中断的阻碍，这一方法依然是发达的和收入很高的西方国家人民主要的避孕手段。在南亚国家发起的群众运动从一开始就将比西方国家在远为更大的程度上使用技术避孕手段。子宫内避孕器的有效性为快速地推行节育作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诸如福特基金会这样的非商业性组织活动的支持是南亚另一个有利的因素。目前，口服避孕药的有效性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女用口服避孕药”已成为另一适用和更简单的节育方法。
总之，我们确信，如果南亚国家不能制订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政策，那么它们不仅会在经济上以很低的速度发展，而且将很快地处于危险状况，或者今后的生活水平还要恶化。不能排除的是，巴基斯坦、印度和爪哇已经进人了这一状况已经出现的历史时期。人口政策必须视为经济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特别在较大又较穷的国家里要想避免灾难的话，在人口计划以及其它计划的制订上，迫切需要顽强的同心协力。
人口出生率水平的经济影响不仅是十分可观，而且是累积和渐进的。作为政策手段不仅特别要逐渐地影响人口出生率，而且必须尽可能地超前。必须引导一般的民众改变他们的行为，上层人物必须克服他们的阻挠行为，并结束他们对推广节育所施加的强有力的阻碍。
在人民中存在着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节育的潜在意识。教育宣传是激发潜在意识的基本力量。宣传在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中成功的希望最大。
印度政府在它的第三个计划中确立了加速计划生育，将出生率在1973年降到25‰的主要目标。依据目前这个过程的状况，很难相信这个计划能顺利地实现。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强调了的，人口爆炸是战后时期南亚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它远比任何改革或发展更为重要，并且极大地抵消了这些努力。现时存在推行节育的可能性将是今后几十年中最大的变化，会逐渐地使改革和发展更容易地完成。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中，出生率是否将下降并很快地下降，这一点似乎还不确定。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2章 人力投资
不研究人们生活的质量，就没有希望对国家的贫困进行完整的研究。在研究中，基本的问题是健康和教育。在发展的连锁环的前提中，我们认为，为了改善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也必须改善他的健康和教育。我们也确信，对健康和教育作出严格的定义和精确的度量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着手研究南亚时，我们作出了两个假设：一个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南亚的民族有任何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易死亡的遗传因素，健康条件的差异只能用环境因素给予解释。另一个假设是，明显的智力和体力平均水平在学习效率上的差异也仅仅是由这些环境因素形成的。
即便拿出世界上最好的统计数据，依旧不可能精确地阐述健康和教育的“水平”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对这两个要素的质是什么作出定义。建立有关健康方面数量的另一困难是南亚卫生状况的信息是欠缺的，甚至完全没有。甚至在用已知的症状估计特殊病症流行的，只能得到有关通常称为早期疾病流行和由于营养与病原的媒介在人群中扩散而造成的一般心理上和身体上虚弱的最粗糙的猜测。在南亚，这些难以诊断的营养缺乏症可能比十分明显的疾病对国家的发展更为重要。各类可承担医疗任务的医疗设施数量与健康的条件和条件的改进缺乏明确的联系，分配给卫生工作的支出更是如此。
在健康状况的讨论中，经常用死亡作为参考。我们用健康的完全丧失更为正规地定义死亡。这个方法是比健康状况更为简单的概念，并更容易数量化或者度量。然而，死亡率的信息对于我们用术语死亡率，或者不健康状况表示十分复杂状况的适用性就过于广泛。而且使用死亡率——一般死亡率或者年龄划分的死亡率，或者寿命的预期表格——来表示一般健康状况是不允许的。它们仅仅给出两个混合因素的结果的显示：能致命的流行疾病和不成为流行疾病的那些疾病。事实上，它们缺乏死亡率的度量。它们单独不会告诉疾病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也不告诉健康不良的程度，例如失明或者衰弱的内部疾病。
当然，这是可以想象的，在整个时间或绝大部分时间内，即使死亡率正在下降，估计寿命正在上升，但大部分人可能在生病，或者至少缺乏正常的精力。甚至可以想象，人们忍受着不健康的衰弱状况，而同时却比以前延长了寿命。这些谨慎的反应是南亚健康情形改变的恰当描述。十分有效的医疗技术正在用来预防和治疗可以致死的疾病，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加速增长，在一些地方还可能正在下降。如果医疗技术以及它的运用继续地改善，死亡率在即将来临的时期内还可能下降，即使生活的水平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逐渐虚弱和不能有效地工作。除非出生率迅速地降低，实质性地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从国外得到大量和十分有效的援助，一些最穷的南亚国家可能会很快地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情况，甚至它们已进入了这样的状况。
定义教育的有关水平，如果不是更加困难也是同样困难的。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同样也没有共同的标准。例如，在处于文盲和将来依然处于这种状态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群之中，可能要作出重大的努力。在所有的教育形式中，改进态度的重要性至少与技术的传授相同。
有关南亚教育所有方面的真实信息都十分缺乏——甚至诸如识字和入学率这样简单指标的估计也非常不足。但是，即使可用的数据十分可靠，他们也不能以此计算出教育的“水平”或者这一水平的变化。
任何希望以专用于教育的财政资源，或者提供的教育措施，如雇用的教师数，来衡量教育水平的尝试必定要失败。例如，对于教育的“产出”，包含能力的传授和态度的改进，与资源的“投入”并无明确的联系。在南亚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现象，其中绝大部分是完全错误的教育。在把现代化和发展作为目标的前提下，传授和传播了各种错误的才能和错误的态度。这意味着，教育的改进需要更好地使用资源，而不是简单地增加这个目标的资源量。
此外，不论是健康还是教育都不能单独地进行研究。首先，健康和教育的状况紧密地相互依赖。一方面，一个孩子能获得学校给他传授的全部知识依赖于他的健康。一个成人能使用他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也取决于他的脑力和体力的健康状况。在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改善依赖于人们对卫生学的知识和态度，反过来讲，健康和教育的标准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环境，特别是现行的态度和制度。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改革必须取决于社会的——甚至集体和家庭的——改革。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除非大规模地进行并纳入计划的发展中，否则卫生和教育通常是事倍功半的。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到，态度特别能通过依据奖赏或惩罚确立一定行为规范的立法和管理手段得到改进。这些政策的有效性能为了同样目的使教育得以加强。针对某一特别国的宣传运动——例如，推行节育——也可以进行。如果达到了目的，自然意味着教育的改善，即使通常并不认为是教育上的努力带来的。
由于健康和教育是如此难以驾驭的目标，我们有关它们的论述将包括非常广泛的现象，并强调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联系，包括过去的遗产。这将不会得到有关南亚各国健康和教育有关水平和这些水平变化率的明确总结。此外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甚至在这状况下的特殊要素，我们的分析将必须大部分地依靠估计、占有第一手材料的专家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的感想和推测。
我们探讨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价值前提是通过它们在发展中合乎需要的那部分集中体现的。
对于个人，卫生条件是他和他周围人们福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供他使用的卫生设施是他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根据平等的现代化意识，卫生条件的享受已成为“人权”中的一部分。但除了它本身具有的独立价值外，卫生工作的发展在影响其他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促进的价值。这个循环因果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卫生条件本身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可观的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特别是营养的影响。
乍一看，由于劳动的效率部分地依赖于民族的健康状况，卫生工作的发展得到了全部的赞同。但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可能会同时产生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上升，而人口的上升对发展是不利的。虽然存在着冲突，但健康状况的改善如同我们在各章中提到的，在道德上是绝对需要的。
教育也有独自的价值。确切地讲，个人可以从他能力的发展获得益处，增加他参与国家和世界文化与生活的任何活动的机会也使个人增加经验。在非常注重实际的计划中，教育对于个人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教育为他们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机会；教育设施，和卫生设施一样。是这些水平中的一个因素。与卫生条件的享受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也逐渐被看做是“人权”。
理所当然，教育的改善必然导致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进。但是，南亚的教育始终没有这些有益的结局。一些时候，教育受到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的尊重，但其原因却对发展有害。例如，遍及这一地区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影响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和他们评价教育的方法。但是，作为教育努力的结果，若能改变态度并使个人的抱负与国家发展的努力一致起来，那评价的冲突将会得以解决，教育单独的价值证明，在这领域中的扩展努力是正当的，而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价值。
近来，一些成就引起了南亚领导人对健康和教育的兴趣。西方福利国家的实例，共产主义国家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联合国机构的援助都结合起来增加了改进的热情。迄今为止，南亚受过教育的绝大多数人和上层阶级都感到了这些影响的效果。但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还只是受到轻微的触动。
表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在官方企图劝说人民在有关卫生环境和卫生方面的行为更加规范时，他们遇到了困难。即使群众经常抵制教育工作带来的态度变化，他们大概对较好的教育稍微更感兴趣一些。政府已表明更加愿意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工作，但规模却有限。除了一些方法外，例如，预防疟疾的运动，卫生政策并没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提高教育标准的方法在计划中已非常突出，但它们没有对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应归因于入学年龄人口爆炸似地上升和部分地由教育努力方向失误的影响。
卫生和教育领域在真正的和现实的改革中相对低的地位还可归因于流行的发展观点。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已注意到，经济文献和计划由基于不加鉴别地将发达国家的原理和分析模型运用到南亚的理论所支配。把注意力放在资本炉出比例原理上的模型已支配着不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方向。这一战后方法的一个应用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不仅有制度和态度，而且还有生活水平，包括卫生和教育设施。为经济发展而投入的实物资本所决定的首要和独有的重要性需要这样的考虑。
然而在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发现，高度发达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必须在实物工厂投资数量之外的一些因素中求得解释。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不愿放弃传统的资本／产出比例。实际上，除了实物投资外，他们把资本投资的原理拓宽到包含“人力投资”，有时称为“人类能力投资”，或者“人类资源投资”。在这项工作中，为了计算耗费的明确数量，他们依然需要将众多的特别因素减少到一类，或几类。虽然卫生有时给予了注意，但兴趣从一开始就集中在教育上，而且更为精心设计的模型都把人力投资缩小到教育这个单一因素上。
在发达国家中用于教育的不能用实物投资完全解释的资本／产出模型中的“剩余”的发现，是以发达国家保存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但是，经济学家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了不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基于不发达国家必然使用发达国家的现代技术的事实而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教育的投资对不发达国家来讲，比西方更为重要。若没有这样一般的考虑，在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区别极大的状况下，会对决定教育作用的研究失去兴趣。新的理论凭借类推方法简单地加以应用。实际上，这样的状况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当南亚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许多计划的制订，以及许多有关发展的经济文献继续建立在实物投资是发展动力的见解上时，斥责这种见解，并认为发展（特别在不发达国家）的首要的是教育过程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
把将财政项目中的教育简单地看作投资是否可能和正确的问题搁置一旁。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教育工作者一定同意这个新的经济思想学派。实际上这是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唯一地以实物投资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一个由于不能解释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发现”了人力投资；这一事实证明了将社会科学和传统经济学划分成各自独立的几部分的破坏性。
鉴于过去在教育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和行家里手的思想和作品，这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在此之前的任何经济发展的讨论中，都未给教育的改善以重要的地位。主要的例外是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的战后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计划的制订。在远远超过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谋求发展的教育已经成为教育文献的中心议题。经济史学家在寻求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中经济发展的速率各不相同时，经常地对教育和教育改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学者中无人试图，正如许多战后的经济学家已尝试了的，把教育改革作为许多财政投资数量概念的约束物，用资本／产出的比例进行分析。这一方法仅仅是最新经济方法的发明。
事实上，强调教育重要性的新方法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们批评这个方法，因为它没有十分彻底地反对战后方法。这个“最新学派”的经济学家局限于把教育作为投资的追加项目，而且他们如此推荐的模型建立在许多无根据的假设上。在这种情况下，该模型特别提出了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可用财政支出衡量的假设。该模型还认为，除了教育设施外，现存的态度、制度和生活水平都不重要，而且所有同时采用的其他政策手段都可以全然不顾。由于这些假设与现实状况毫不一致和极不合适，所以资本／产出模型的使用只会阻碍现实和中肯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人们对教育感兴趣的时候，教育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将依赖于制度改革的发生。这样的改革只有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手段才会出现，并需要许多其他的政策措施才会使其有效。教育与投资等同的论述还意味着绕过了平等的问题。还有，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明确地决定了努力改进教育的作用，教育的进展在目前有助于不平等的加剧。因而，人力投资的最新理论严重地偏斜了，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价值前提发生了冲突。
我们并无意贬低在教育领域的努力，或者否定有形投资的重要性。我们的观点是，下面这种分析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会导致错误：在分析中不充分考虑各种经济变量在其中运行的制度结构，而这种制度结构当从其他互补的活动中分离各种经济变量的同时又综合各种根本不相同的各种活动。制度结构的抽象，和在那种结构中形成的态度，并反过来支持这种制度结构的抽象，在南亚和西方都是机会主义的。这是一个具有偏见的方法。
对于投资于人的教育支出种类的限制倾向立即产生了为什么经济学家不顾其他有关人口质量、健康方面的主要问题。答案不会比给健康和健康的目的下定义更困难，而后者的难度至少与对教育“水平”下定义一样。就教育方面，用财政术语确定推进教育的努力及其有效性比在健康方面更不可行。在这两方面确切的信息大约是同样的缺乏。无论如何，既不是定义的困难，也不是经验数据的缺乏妨碍了经济学家（至少是他们中的模型建立者）解决问题和提出自认为有知识的解决方法。改善健康的状况经常地随着人口的改变而变化（死亡率的下降和大概的出生率的上升），而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产生向下影响的人口变化在忽视健康因素的情况下不会有充分的根据，特别是考虑到由于轻微地使模型复杂化而产生的这些次要变化，更是如此。
然而，没有理由不考虑发展方案中的健康问题。在南亚的发展中国家里，不良的健康状况对于提高劳动的投入和效率是十分巨大的阻碍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确实为教育的投资增加了健康方面的投资，并以人口质量的二维状况对人力资源进行定义，我们就必须包括所有改善健康状况的成本，而不仅仅是卫生设施的支出。在所有的南亚国家，特别是在最为贫穷和人多地广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不良健康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严重地缺乏营养和营养不良。南亚的大多数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一半收入。但他们依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他们既没有得到衣服、住房的机会，也没有满足他们合理需要的卫生设施。再者，必需品，特别是食品消费的增加，或者使这些增加成为可能的支出的增加，对达到更好的健康水平大有好处。
如果基本的推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则暗含的意思是，新的词组“人力投资”不仅应包括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耗费。而且在实践中还应包括所有的基本消费。然而，生产效率对各种耗费的边际影响不同。一些消费相对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有一些用于卫生的还有负值。真正编制计划的问题是怎样用加速发展的方式压制消费，这一问题用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消费构成人力投资的论述是无论如何也难予以澄清的。计划人员需要了解的是在各种项目中消费增加对生产率的影响，而这里的模型完全没有提供这种指导。
总之，一些经济学家向这一个时期以来实物投资的权威角色提出了挑战，他们近来对战后方法的反对是有一定益处的。如果明智的计划和指导有可能是正确的，对改进教育作出更多努力的反对学派的一般政策评价会比一些实物投资更有助于发展——虽然它不是仅仅依据资本投资更广泛的定义，使用相反模型得出的结论。同样的状况可能也适用于增进健康的巨大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必须把增加基本消费，特别是，摄取食物作为主要的目标。再讲一次，即使模型注意到健康的标准，也不能从资本／产出模型的使用中得出这一结论。投资方法完全忽视了为了使教育投资“得到偿付”必须实行依赖于政治决策，而不是预算考虑的制度与态度方面的改革这一事实，它还忽视了关于教育计划的成功既取决于教育计划本身的方向也取决于其他各领域所推行的政策这一更广泛的考虑。
一些已在这里讨论过的经济学派的成员同意我们的评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人力投资”的观念依据这些批评而被修正，那它的理论内容会变为完全空虚，仅仅成为一个既注意实物投资又注意到其他诱导变化、为了更为合理而慎重的发展计划的含糊其词的宣传。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必须再一次强调，我们没有非难模型的使用。还有，我们并不反对努力进行数量的评价，我们不同意某些因素是“定性的”；原则上，社会科学家不懈地努力将他们的所有知识转化为可度量的数量。然而，模型和数量的见解必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并且根据是十分充分的。十分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的发展努力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受到制度背景的影响。在更多的数据变为可用时，清晰的逻辑上是一致的和非常现实的模型就有回旋的余地了。
南亚国家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增进教育和卫生的评价，就它们所进行的情况看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是模糊的，未能阐明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卫生和教育项目的方向是什么，它们应进展多远，它们应采用什么方法？以及需要什么其他的政策手段？
对研究制定计划的传统战后方法（它把发展与实物投资单独联系起来）的批判是正确的——但理由比经济学家最新学派所提出的看法更为基本。它并没有因为运用作为经济增长之引擎的人力投资这个——一般“理论”而得到丝毫的加强或变得更为精确。利用新的、扩展的资本／产出模型得出的数量推断像“没有充分就业”劳动力百分比的计算一样是虚构的。采取介绍子虚乌有的知识的华丽外表，他们轻而易举地避免了研究十分复杂的现实状况的艰苦工作。本章理论上的批判旨在清除无用理论的保护层，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阻碍和错误地引导科学前进的偏见之上的。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3章 保健
落后的卫生状况几乎与南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紧密相联。良好的健康状况对个人具有独立价值这一事实意思是说，适用的卫生设施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几乎每项其他消费的功用，包括食物、住房、衣着、卫生设施以及教育设施，都与卫生状况发生联系。改善卫生状况必然会增加劳动投入和效率；在疟疾区排干了污水并喷洒了药水，就会增加耕地面积。气候对劳动利用的影响与气候对卫生状况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卫生状况显然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决定因素，因而也是人口数量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广大群众中成功地推行节育的政策应对改善母亲、儿童的卫生状况产生影响。由于小孩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了生活水平——直接的原因是降低了生活负担，间接的原因是对劳动力使用的影响——一般地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影响着卫生的状况。
在南亚遭受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医疗工作和卫生设施的发展，用现代的观点评价，是微乎其微的，在实际状况中这些几乎为零。然而，在欧洲人侵入并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后，西方的医疗技术引入了南亚，但数量极小的援助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和他们喜欢的本地贵族身上。
在殖民主义时代，死亡率明显地下降，部分原因归结于战争的减少（殖民主义政府几乎没有在殖民地之间进行战争）。但其余原因归结于殖民地卫生服务设施的逐渐增加和在庄稼歉收时防止饥饿的努力。然而，在很长的时间内，殖民主义政府没有作出像样的努力，去训练医疗、卫生器械、卫生护理方面的本地区人员，也没有为本地人提供与他们相同的卫生服务条件。
本地的人民继续依赖于他们所独有的、用本地草药治疗与精神治疗相结合的传统医学。实际上，当第一批欧洲医生到达，在本地治疗的领域内并没有等待填补的真空，在殖民主义时期衰落了的这种治疗的专有技术，是另一个问题。在殖民主义时期结束的阶段，乡村和城市的广大人民很难接触在殖民主义时代进行的预防工作，除非他们受到颁布法令的约束，强制性地种牛痘防止天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时期，南亚的人口突然地始料未及地以爆炸般的速率增长。这种发展，是最近一个时期南亚惟一显著的社会变化。正如我们在第21章中解释的，这一现象产生于史无前例的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这不能看成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对广大人民来说，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里既没有对疾病和死亡有很大影响的教育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对卫生常识态度上的进步。
从不同的层次以及在一些国家从不同的时候开始，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应归于建立在科学发现上新的医疗技术的采用，这些新的技术使以最低的成本和几乎不涉及到生活水平、态度以及人们信仰习俗的情况下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成为可能。强有力的化学治疗药物和抗菌素在治疗一些传染病方面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DDT和其他杀虫剂也被引进了，而这些产品在发达国家中发展的时间不少于20年。随着大批量的生产，这些药品产量增加，成本下降。简单的使用方法也给它们增添了威力，以至人们经过基本的训练，就可以配方并使用。
这些产品突出地改变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状况，这与原子能的发现改变了军事战争特点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相似。疟疾，从前南亚疾病中最为普遍的主要病因，在南亚所有的地方都减少了，印度特别在预防这种疾病中获得了可观的成就。所有的南亚国家都有控制本世纪初以来广泛传播的结核病的计划，但只有马来亚、新加坡和锡兰有魄力推行这个计划。在印度次大陆之外和缅甸，猖獗的天花十分成功地得到了控制。展望未来，可以预计，疟疾将很快地在南亚各地绝迹。由于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接种牛痘，并再复种，十分稀缺的人员和设备也将投入这项工作，天花也会绝迹。
新的医药发明和群众运动的方法能使南亚政府使用相对少的资源耗费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可以推测，医学科学在今后还将推出更有效力的药品、杀虫剂和疫苗。但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努力需要营养，卫生设施和卫生领域的改革，需要增加经过良好训练的医务人员、设备、诊所和医院。医学技术是有用的，但主要还是与其他领域更大努力的结合。因此今后的进展将更为昂贵而且更缓慢。
群众运动的开展显示出南亚政府接受了预防的方法在清除疾病的斗争中是最为重要的思想。由于本地的医学大体上仅有治疗作用，这种状况也使群众接受现代医学的方案。增强南亚国家采用现代医学的一个因素是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参与，自从开展清除疾病的战斗以来，这个组织及其他公共和私人卫生团体都提供了援助。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非常吃惊地看到，卫生工作到目前在南亚国家的发展计划中没有给予较高的地位。改善卫生条件很少在计划的基本目标中提及。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单独的卫生部，但部长通常没有按内阁成员来安排，这些区别在这些国家中十分明显。另一个评价南亚政府评价卫生价值的方法是将国家在卫生工作方面的开支与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进行比较。一般讲，所有南亚国家在卫生方面的开支不仅在绝对数上是非常低的，而且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也低于发达国家。锡兰和马来亚相对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来讲，把公共卫生放在较高的地位，超出了南亚的一般标准。但若按人均国家支出比较，锡兰和马来亚的支出仅为富裕西方国家的10％。
所有的南亚国家在独立的初期都面临着卫生设备的严重老化和医生的严重减少。印度和锡兰的情形比其他的国家相对好一些，但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实际上没有留下合格的医务人员。但与它们的起点相比，在各方面取得可观的进步时，在情况最好的南亚国家中，1960年内科医生的人数也低于西欧国家医生人数的1／4。与他们国家可观的发病率相比，医生人数显得更少。况且，开业医生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学习医学的人遇到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困难。特别是这一地区缺乏专家。
尽管南亚医生的能力一般较低，但是据认为，根据国家的贫穷状况他们已受到过多的教育，而且严重地不能满足护理的需要。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回忆说；“作为一个外行，我有时感到惊讶，如果医学教育真正地适应了贫穷国家的情形。……整个训练……的设备是现代医学的教育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欧洲以及新德里）。但在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坚持……为少数人的高标准，那么我们能为人们提供医疗帮助吗？若以在乡村中没有医生治疗骨折或开出一些像吗啡之类的处方为代价，则我们在首都就找不到称职的医生了吗？”
然而在南亚的每一个国家中，政策已尽可能地提高了医务工作的资格标准，即使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会缺乏医生。在南亚，护士的短缺比医生更为严重。其根源不在于训练设施和基础教育的短缺。在印度，较高种姓的印度教人士认为，身体的接触，特别是护理和接生这类工作，令人憎恶。这种偏见也为巴基斯坦和马来亚的穆斯林所接受。
在这一带的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印度、锡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部分地区，还严重地缺乏合格的药剂师。特别在乡村地区，管理有方的配药设施，实际上并不存在。在每一个地区，乡村人口中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的医疗和护理人员，如果他们需要治病，必须到附近的城市去。然而，南亚的一些政府在外国机构的帮助下，通过建立全国范围内可以提供一些医疗的卫生中心网，向农村居民提供帮助。
虽然本地医学已经衰落并几乎得不到官方的资助，但它还没有失去对农村居民或者城市下等阶层的吸引力。其原因并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也有现代医疗设施短缺的问题。从乡村的角度看，本地医学的医生的医疗质量超出了西方训练的医生。本地医生不将他的病人远离家庭隔离在医院里，在病人将病因归于罪恶的鬼神时也不讥笑他们，他们从不说他不知道什么病在折磨着病人，在有结果之前也不要求付款。本地医生的这些态度和既得利益可能阻碍现代医疗服务在乡村地区的增长。
南亚的气候，是这一地区社会的许多要素中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为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提供了滋长和蔓延的理想环境。新的医疗技术为这一地区的国家提供了与这些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许多疾病能通过改进医疗设施、卫生设备和条件、更高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营养）而得以控制。但提供这些条件依赖于经济的水平，而这里的气候通过对劳动效率、土壤、植被以及实物资本的作用而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所有这些不利于健康的因果关系环形链非常难以打碎，因为南亚各国的贫困部分地是由气候对卫生条件的有害影响造成的。
营养不足和不良的主要原因自然归结于贫穷，尤其是农业方面人和土地的低效率。补救的办法一般来讲是依赖于发展，但道路是不平坦的，部分的原因是，食品的缺乏降低了人们的工作能力。
另一个造成南亚卫生状况衰退的原因是环境卫生设施的缺乏。当然，一个原因是所需材料的昂贵以及管理人员的缺乏。虽然极坏的卫生条件通过很低的劳动投入和效率保护了贫穷，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贫穷是严重威胁卫生条件的顽固残存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进展如此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众责任感的缺乏。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不仅仅是获取必需的财政、材料和人力资源的问题，也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必须教育人民更加有理性和更关心他们的健康问题。如果他们能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他们就能利用农闲的长期时间和当地的材料改善他们的住宅。特别是，如果能说服他们喜爱清洁工作，他们也会使其家庭和住宅周围的环境更加卫生。
对待公共和个人卫生的态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反映在宗教、迷信、性别的数量以及地区的风俗上。但这不意味着改变卫生习惯的运动是没有希望的。一位研究南亚卫生状况的人士指出，那里非常需要这样的运动。同时教师和学生特别要比过去更积极地投入这一运动。
在这个地区实际卫生状况的评价中，我们所知道的既能降低死亡率、又能降低发病率的群众运动的时间选择和有效性，以及卫生设施改善的状况显示，各国的卫生状况的排列顺序与其死亡率的排列顺序相一致。后者完全依赖于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特别是营养标准的排列顺序。这是因为人们越是富裕，就必然认为良好的条件会使他们避免营养不良的疾病和得到所需要的医疗服务。然而，在南亚，甚至较高收入的阶层也经常必然地成为普遍流行遗传性疾病的牺牲品。用来防止疾病的方法可能以完全平等的方式造福于所有阶层的人民，但用来增加医务人员和医院设施的方法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那些人。
在健康和劳动效率的联系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努力去度量这个关系。一些研究工作已经深入到营养缺乏和劳动效率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用一般的方法证实了次优食品的摄入对人们工作能力有十分明显的直接影响的结论。
健康不良可能对劳动的投入和效率影响较少，南亚人中的许多人不相信繁重的手工劳动或搬运沉重的东西会引起疾病。由于工作经常在对健康有害的地方进行，所以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本身会阻止人们从事过长和过于繁重的工作。这类错误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态度的理性化，而态度是不会与健康状况无关的。在那里正如西方一样经常被理想化，作为“亚洲人价值”的南亚人的一些特点——他们对期望、冥界、空闲、灵性的癖好——可能部分地归因于健康和营养的不良。
我们已经强调，所有涉及卫生问题的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从制定计划的观点看，任何卫生领域特殊政策手段的影响依赖于其他的政策手段，仅仅依靠特殊政策手段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意味着用任何单独的方法确定改善卫生条件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制定较为完善的卫生状况的计划必须依靠的直观过程是：经过正确估计的各种信息和确定的战略纲要，这比任何其他的计划制定更为复杂。这一工作必须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同时和大量相互影响的政策手段相结合。教育和更理性化态度的扩展与卫生状况有着普遍的联系，而卫生状况为改善教育制定政策的所有其他原因增添了分量。然而，对人们进行特殊的有关卫生公害的教育工作尤其属于卫生当局，这如同他们所做的改善环境的工作一样。
我们的印象是，有关卫生教育的工作做得太少。在节育方面，需要大规模的强化宣传运动，也需增进卫生立法工作和更为充分的法律力量。实际上，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政策手段应和卫生宣传结合起来，通过提供诱导和惩罚来支持它们。
已被采用的新医疗技术在近几十年来在同蹂躏南亚的一些疾病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运动为减少过去流行的疾病和死亡承担了主要责任。进一步的工作将日益取决于官方的支出和在卫生学、环境卫生方面广泛合作的进步，以及更多更好的医疗设施。
从分散的和不充分的可用信息中，我们认为南亚国家应该明智地推行更加有力的卫生政策，通过收集更为完整的卫生统计资料和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找到更为牢固的基础。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4章 教育：遗产
依据发展的观点，教育的目的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使态度合理化、现代化，以及传授知识和技能。这个挑战在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中更为重要，这里阻碍发展的态度和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这是为什么南亚的教育者不能不批判地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和政策的一个迫切原因。他们同样不能承受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以同样缓慢的步伐发展教育所带来的结果。
南亚的国家必须为更好地传播适于发展的态度、知识和技能而奋斗，因为它们遇到了妨害它们的发展计划的障碍，包括史无前例的高人口增长率。由于它们在许多方面“初始条件”极为不利，它们不能依靠代代相续的学生接受新意识和态度这一缓慢的过程，它们必须作出坚决的努力教育成人。由于成人中非理性的态度，即无知和缺乏技能，具有反对教育年轻人的趋向，作为增加儿童教育有效性的方法，成人教育还有另外的工具价值。在态度理性化的问题上，必须更为广泛地认识到，不管政府打算采用惩罚和诱导的立法还是管理手段去完成，态度的变化必然是教育政策的结果。
对于孩子和成人，识字和一般知识推进了特殊技能的获得，并有助于产生态度的变化。反过来，更为理性的态度能为推进识字、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提供动力。一般地讲，为了给国家的发展以最大的推动，政策必须有直接的和按计划实施的教育的努力中心目标。
南亚教育改革的问题一点也不是仅仅为提供更多学校的数量问题。这同样或者更加是一个排除错误教育和大规模教育资源浪费的问题。虽然在卫生政策的领域中存在着适用于全人类，也大政适用于动物的医疗技术，但不存在这种“客观的”可用的教育技术。
南亚的教育问题必须重新给予仔细考虑，将国家关心的社会状况和他们追求的发展考虑在内。为此，计划人员不能简单地，像在卫生方面一样，抛弃所有旧传统去寻求一种理想简单的教育技术。我们不能在没有用全部的注意力分清这些传统是什么，它们现在还有什么影响的情况下，就勾画出这一领域改革问题的轮廓。一般地讲，这种影响是有害的，但也不是完全有害。
南亚国家现在想在过去教育传统的台基上建立它们现代化的教育体系，而这个传统台基的结构是复杂的。它的轮廓起始于依稀可见的南亚历史萌芽期。当时，这一地区的教育最初是宗教的神职人员的事情。南亚是世界三大宗教的降生处或者发祥地；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每一个宗教作出了不同类型的、强有力的教育努力。但是，活力不是群众所信奉的宗教。
现在，一般的宗教已失去了劲头。它主要把宗教的教规传授给继承的态度和制度。而人们没有受到感悟要求他们自己受到教育。教育的动力来自于宗教“组织”高层的全体教士。三个宗教团体的教士通常也是教师，这在今天是十分确实的。绝大部分人能用手稿作为教育的工具，因为他们宗教的原文在初期是用手书体编成的。
根据印度教的传统，教育是社会集团婆罗门唯一的、或主要的特权。但很早就出现了偏离印度教主要传统路线的情况。由于不是婆罗门的贵族和商人需要财富和权力，他们开始需要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从属得到更为实际的知识。
向印度教挑战的强大改革力量，佛教和伊斯兰教，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并创立了他们的宗教教育系统。后来，佛教的寺院招收男孩，在佛教徒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成为和尚，在用手稿和另外的书指导的时间内，作为人们的训练不仅是读和写，还有更为广泛的目标。有时寺院学校的功能非常像一般的学校，男孩子们来上学，而他们还继续地同家人生活在一起。佛教的历史不算很长，仅有几个世纪，是一股现代化和发展的积极力量。
伊斯兰教是从外部随着征服来到南亚的。由于这一原因，信奉该教不仅有信仰的结果，也有受到压力和要求而产生的投机问题，整个社会和阶层在缺乏精神准备的状况下转变过来了。依据古兰经，教育年青一代是宗教的义务。穆斯林的小孩通常并不是都参加在清真寺正规的学习，而且大部分可能完全没有参加。由于这些学校，正如他们目前所做的，集中用阿拉伯文向儿童们传授古兰经，他们不可能拥有十分有效的非宗教的学习机构。甚至在今天，在马来人和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中间，小学由穆斯林教师任教，学校教育以背诵古兰经为主。
从欧洲最早侵入南亚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是两个天主教的帝国主义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耶稣教强国荷兰和英国来得晚一些，但一开始它们就有计划就绪的教育政策。除了经济剥削，它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信仰。重要的是，这一任务被解释为要求受教育的人们读和写——看来这是一项几乎很难得到保证的政策，如果政治的权力、商业和财政的剥削是首要而且唯一的目标的话。
这在菲律宾造成了最深远的影响，该国被西班牙连续统治了三个半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中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一体系的目标就不只是进行宗教教育了。密切地与政府首脑工作的神父与修道士开始创办了小学教育网，在学校里教授宗教和世俗课程。从1863年起，西班牙殖民主义政府实施了义务小学教育计划，根据这一计划，7到13岁的小孩可免费享受教育。可是当西班牙人30年后离开的时候，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远未完成，但是，菲律宾在普及教育方面已领先于绝大多数南亚的国家。从一开始，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当局就非常重视教育，并使教育带上美国的烙印。在那里，美国的殖民统治者给教育注入了新的动力，因为他们对准了使态度美国化的目标。总之，由于教育一直受到关注，美国在菲律宾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使菲律宾的识字率在南亚各国最高，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体系也开始形成。
紧随葡萄牙进人现在为印度尼西亚那一地区的荷兰人没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热情。他们在殖民主义教育方面的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有时候也宣布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在实际中几乎没有执行，在荷兰政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入结束时，印度尼西亚的识字率是这一地区最低的。荷兰人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记录也十分可怜，仅有极少数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受过大学教育，不到一千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时受到专业的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人为独立战争造就了干部。
与菲律宾一样在这一地区识字率最高的锡兰受益于葡萄牙、荷兰以及最后的英国统治的影响，还要加上佛教徒在教育上的巨大努力。在殖民主义锡兰没有大学的时期，它的学生在国外，通常在印度或英国，继续他们的学业，这种现象比南亚其他殖民地更为普遍。1924年开始，锡兰得到了年递增的自治分期付款，锡兰的政治家们用这些款项推动卫生与教育的发展。
首先将西方教育影响带入印度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没有得到殖民主义政府的帮助。反而经常受到政府的反对。这对于事后的估计来讲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若印度过去由天主教国家殖民化和统治——或者在最近的时期，若英国像美国人那样将本国平民政府和平民教育的意识传到印度，那印度教育的历史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差异。
英国的殖民主义当局始终对中等和高等教育怀有兴趣。在18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向印度教和穆斯林高等学习机构提供了小规模的财政资助，这种活动在1813年得到了东印度公司进一步的推动。在1835年的一次戏剧性政策变动中，按决定，所有教育拨款都应该用于英语的教育，即用英语教学的课程。
这一时期英国当局推行新政策的原因是双重的，因为他们需要在政府管理机构中雇用印度人，也因为他们希望在印度上层人物中推行西方，或更为具体地说，传播英国的文明。然而，如果有发言权的印度上层阶层不强烈地认为将印度文化西方化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决定几乎难以采纳了，在英国开始执行比荷兰和法国在它们的殖民地更为开放的政策，允许完全有资格的印度人进入管理岗位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报偿，而且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并不存在使英语成为民众的语言的想法。此外，差不多坚持到殖民时代结束的新的政策路线意味着不为使用本地方言教学的平民教育提供资助，这多多少少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在当时，印度人中拥有发言权的人们不要求采取任何措施去教育民众。当这些需要后来得到了修正，甚至直到甘地坚决地将平等的理想引入印度的讨论之中并组织起支持印度“没有发言权的千百万人”的利益的民族运动的时候，这些人仍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在中等教育领域，1835年的政策决定开创了为印度上层阶级服务的学校设施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延续到殖民主义时期的结束以及后来，并在总体上保持了递增的速度。但整个体系的结构由首要目标和作为政府服务保障程度的现实所决定。在所有的印度学校中，整个课程都对准进入更高水平的教育，侧重点是“高等院校”的目标。即是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注意力放在科学和技术的目标上。任何事情都要求训练个人适应殖民主义管理中的附属地位。
在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完全为英国所统治的缅甸，重复了印度的模式，但程度要低一些。在马来亚，种族的多样性赋予教育发展以不同的特点。虽然华人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并经常送他们的孩子去中国进一步深造，但是马来人，除了处于国家高层和苏丹周围的地主外，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因此，英国人十分缓慢地向本地人提供行政管理的职位，唯恐过分地有利于华人。
在法属印度支那，教育从早期传教士的活动中受益不及在旧殖民地的大。法国统治者在向当地人提供行政管理职位方面不及英国人那样大方。他们所资助的相对有限的学校要符合法兰西的教育体系。这种努力的绝大部分投向了较为进步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教育主要还是旧的佛教传统，和尚在寺庙中教育孩子们。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到1917年才建立。
在这些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之后，新建立的国家最严重的障碍是它们对人口问题的忽视。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低的识字率和更加低下的技能。尽管具有较高百分点的菲律宾和锡兰与具有较低百分点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作为一般的评估，这还是适用的。
就现有平民学校而言，构成独立政府需要克服的极大困难的殖民主义遗产的一个部分是忽视了教师的训练，这在初等教育中又尤为严重。特别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传统上教师低的社会地位和工资阻碍了教师队伍的充实，并且抑制了通过训练提高教师资格的兴趣。
正如我们已提到了的，前殖民主义时代的教学方法是要小学生背下课文，而不管他们是理解还是没有理解。当然，这种方法在穆斯林清真寺的学校里是必要的，在那里，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是阅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但死记硬背在整个地区所有其他本地的普通学校中也是普遍的方法。教书也趋向于教条主义和独裁主义；几乎根本不鼓励提问或持批判态度，也不鼓励在课余校外自学的兴趣。
独裁主义的遗风也卷进了大学的教育，并明显地得以扩展。今天，南亚地区大学的普通学生的无批判态度给每一位西方访问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生希望教授和教科书——或者教科书中所选的章节——将他需要的知识传授给他，并接受不经独立思考仅仅靠耳提面命和死记硬背给他的知识。如果他感到考试中所需要的知识过度费力，他的反抗行为会与他在平常的屈从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还自鸣得意地认为，作为一个大学生。他属于，或将要属于精英集团。
西方和共产主义国家普通大学生与南亚普通大学生之间在动力方面的差别自然仅仅是相对的。但从国家发展的观点看，它是最为重要的。南亚学校各种层次的教学趋向于妨碍独立的思考，以及妨碍对于发展十分重要的询问和实验爱好的增长。它使学生能够通过考试并得到学位。所追求的目标是学位，而不是学位应予证明的知识和技能。
这是来自殖民主义时期的遗产，更具体地说，是统治当局旨在建立一个能从事行政管理和专业服务的本国知识精英集团的努力的延续。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这种教育为南亚国家所全盘接受，因为它在这些停滞不前的旧社会人民的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
遍及南亚受过教育的人趋向于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免除他们弄脏双手的体力劳动义务的标志。不容置疑，轻视体力劳动是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是莫汉达斯·甘地一再强调的。整个地区存在着普遍严重的偏见与群众教育文化水平之间鲜明的反比关系：那些大众教育最为落后的国家，偏见也最为强烈。这些观察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推行文化运动和普及儿童教育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根除对体力劳动的偏见。
殖民主义列强推行其教育政策也罢，不推行也罢，都对强化这种偏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人民的基本态度和帮助他们为发展做准备，而是培养驯服的牧师和次要的官员。当我们注意到，以牺牲文学与理论课程为代价扩充职业和技术教学课程的做法难以改革中高等教育的时候，上述一切都必须予以考虑。然而，南亚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殖民政府共同承担造成极端保守的教育制度的责任，这种制度毫无疑问支持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偏见，支持他们的社会与经济权利，以及他们视为自身利益的一切。
在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中，教育体系，甚至在小学的层次，都严重地歧视女生，因此这一地区的妇女识字率都低于男子的识字率。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努力太少了。为平民教育提供的设施严重不足，中等学校“工作定向”于行政服务，但主要原因在于可追溯到前殖民主义时代的民众态度。亚洲的三大宗教几乎毫不关心女童的教育，而且普遍将妇女置于下等地位，不过佛教在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比较平等一些。
这些从殖民主义以及前殖民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特征构成了对发展不利的强大阻力和障碍；因此，如果南亚各独立国家的教育改革不但进展缓慢而且在扶植其发展潜力方面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独立的赢得并没有在人民及其社会中造成任何奇迹般的变化。现存的教育机构是更大的制度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包括社会的阶层，这一体系受到人民态度的支持，而态度本身又是由制度形成的。南亚人民不仅受到不充分的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错误的教育。重要的既得利益已经深深嵌入态度和制度体系之中，这一体系阻碍和歪曲旨在克服态度和制度缺陷的政策。
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人口爆炸给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带来了很多困难。儿童的数量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责任心的行政官员必须使尽全力，才能维持学校教育和识字的现状。这一对教育改革的障碍不在殖民主义时代的遗产之列。它的影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一系列抑制和阻碍作用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5章 识字与成人教育
在战后时代，南亚独立的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教育改革置于他们政策次序的前位。但在所有的计划人员中存在首先考虑的是“多少”这个术语——多少学生入学，多少课程，多少学校——而不考虑他们学得怎样，向他们传授什么，怎样改进从他们殖民主义主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教育体系去加速发展他们的教育。
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把重点放在提高他们人民的识字率上。为取得这个目标，他们将几乎所有的力量放在增加小学的入学人数上。成人教育，肯定地讲，这是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却放在相对低的位置上。
许多人们，包括我们自己感到，在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中尽可能快地提高实用文化的水平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观点经常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美国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识字率，这为它们快速发展创造了可行性。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南亚最初期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西方国家相类比。
还缺乏有关从不同国家现实的识字与发展的研究中得出识字在发展中作用的可靠信息。两者的相关程度很高，但现实还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十分明显，识字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相互联系着。一般地讲，可以这样假设，起作用的、确凿的一般因素导致两类发展同时进步，它们之间的影响必然是相互的和渐进的。用识字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所表示的国际间的比较不能揭示因果关系的问题。在整体上缺乏识字对发展的价值的细致研究状况下，暂且用一般的常识性术语进行论述。
在战后的时期中经常出现贬低识字重要性的状况。建立在浪漫和传统意识基础上的争论大事宣传未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的智慧。这些争论认为这些人不先读书也能获得有用的技能。虽然这种信念没有明显降低推广儿童基础教育的愿望，但在大部分南亚国家中的争论挫伤了作为成人教育一部分的扫盲运动的热情。
我们认为，那些动辄给实践训练以优先权的人过高地估计了不以识字为支柱的教育的有效性，且更为重要的是低估了识字对于南亚基础职业教育的意义。能阅读理解图纸和说明书的人比不会的人能成为更好的产业工人。能完成简单计算和阅读小册子的农场工人将比不会的更胜任耕种工作。南亚所追求的组织地方政府、创建合作、全面地取得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各种努力都需要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
一般地讲，启蒙开辟了交流的途径。否则会维持封闭的状态。启蒙也为其他技能的获得和更合理的态度提供了前提条件。的确，启蒙甚至不是初级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由教育完成的复杂变化中所有其他要素与启蒙有关，虽然这种关系不是简单和明确的。
另一思想学派认为，南亚最为需要的是发展中等教育。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最为紧要的是尽可能普及早期教育，以图增加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候选人数和增加入选人员的能力。这样的目标对于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带动停滞经济中飞地的发展，也是主要的。在南亚较大和较穷的国家特别不稳定的状况下，依我们的意见，需要极大的努力，尽快地提高全民的文化，边际进展是不足取的。
再强调一次，在试图衡量南亚的教育因素时，我们会受到极端缺乏统计数据的妨碍。这一地区有关启蒙的数据完全不能满足需要。首先，大量有关识字的定义及其应用是不确定的；第二，识字被理解成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具备阅读之理解力并能以简短的书面形式陈述个人日常生活者，即为识字人。”虽然从一般讲可以接受这个定义，但这个定义不是非常具体，而且各个国家的情况又不一样。
即使对识字的标准已经作了详细说明，也不能保证人口调查人员正确地理解它，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使用这个标准，或者当调查人员询问有关个人识字一般和不够明确的问题时，他们会得到真实的情况。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南亚所有的识字统计数据，如同不发达国家普遍的状况一样，是夸张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严重夸张的。
就目前的形势而论，九个国家组成三个不同的小组。在第一组有锡兰、菲律宾和泰国，男人的识字率一般在70％以上，妇女为50％以上。中间一组有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性别上的差异很大。男人的识字率超过50％，而妇女仅为25％～40％。最后一组有巴基斯坦、印度和南越，男人的识字率约为40％或者更低，妇女的识字率在8％～13％之间。这些国家依照文化水平的排列顺序大致地与经济水平的排列相同。但是这些数据应有保留地采用。不过，即使这些数据有夸张之嫌，它们可能仍然提供了这一地区相对差别的概括性意见。
在印度尼西亚，识字曲线急剧上升的趋势表明这个国家不同于南亚的其他国家，在执行成人教育计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在50年代开始发展它的教育体系时，较大年龄的人们已超过了人学年龄。但在这里还必须再讲一次，必须谨慎地将事实与满怀希望的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区分开来。
除了在印度尼西亚，识字的进展几乎都在教育体系的框架中进行。在识字方面的绝大部分进步是在30岁以下的人中取得的。这里还存在人们所熟知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差别，识字率较低的国家通常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区的男性是一个特殊的小组，即使印度，他们的识字率也达到了60％。乡村的女性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使在锡兰，乡村妇女的识字率几乎没有超过50％。
在南亚许多国家中，要达到一种语言合格的识字水平至少需要懂得另一种语言或地方土语。另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掌握一门或多门西方语言。这种文化能力的形式对于那些希望受到高等教育，或准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过去殖民主义政权的官方语言时常成为混合方言，虽然它仅在极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中流行，但是惟一能被国家各界人士理解的语言。
一个稍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能使他足以把他的技能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所以在文献中，我们常常碰到“实用文化”一词，极难给它一个确定的意义。它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为自己实践所需的阅读、写作以及计算智力方面的能力，但这一定义还不够具体。“算术文化能力”是功能文化能力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它至少是与“词语文化能力”一样的重要。十分明显，这种在农业和整个工业中十分重要的能力不仅仅是理解后的阅读和抄写数据，而且是使用它们计算简单的加、减和乘的能力。文献中忽视了有意义地使用数字的能力，这是有关识字讨论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其中没有收集有关算术技能的信息。
由于直接量度实用文化能力是如此困难，于是分析人员假定正规教育中某特定的最小量产生这种文化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期限为四年的学校教育为最小量的标准。但我们要问，这个期限在南亚是否够长，那里的教学质量往往非常之低，旷课率十分高，而且家庭和村庄又是文盲环境。
考虑到这一地区很高比例的文盲现象，人们希望在这些国家独立后，能及时地在成人中开展强有力的扫盲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若每年仅10％的文盲成人得到机会学习识字课程，那么将会出现把文盲在很短的时期内扫除的良好前景。成人教育不仅对进一步的发展是如此重要，而且也会使儿童教育更有成效。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表明，父母亲是文盲的儿童具有跟不上学习进度和极易成为文盲的趋势。学龄前儿童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文盲家庭的有害影响，早期态度一旦形成，以后将持久难变。
尽管有这些考虑，成人教育在南亚国家的教育改革计划中还是没有给予突出的地位。印度尼西亚某种程度上可属例外。虽然成人教育的组织也在所有的其他国家中存在，但这些组织为了求得预算拨款在与已确立的教育官僚机构的竞争中屡屡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人教育似乎已得到试图帮助南亚教育的国际和政府之间机构的帮助。这些组织很快地转而想到了“基础教育”或“社会教育”，这与印度和绝大多数文献中的所谓“社会发展”汇成一体。
已经说过，为识字而识字是不够的，教育的宗旨应是传授知识、技能和具有实际重要性的态度。这自然同样地与各个层次和各种形式的教学工作有关。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学校的改革和使学校的教育更适应实际需要的工作做得相对太少，与此同时，成人教育或者被完全忽视，或者被变得如此的“实际”，以至于不再提及要人们识字的问题。也是，识字不能与所列举的其他理想的目标等量齐观，因为它主要是其他任何目标赖以实现的工具。实际上，识字是所有其他实际努力取得更为可观胜利的先决条件。
头脑简单但是精明能干的农民的浪漫而传统的眼光落后于这一发展，农民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不需要识字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关于这一点，通常表现在发展初等教育让下一代成为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方面就显得有点荒谬了。农业收益很难提高的现实情况导致改革者目前要求社会发展项目的重点置于旨在提高生产的农业扩张工作上，即使这会导致削减“社会教育”也在所不惜。实际上社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或者重新推广所继承的文化要素、提供乐趣、消遣并推动普遍的道德进步。
幸运的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曾提到过的战后观念形态可能已达到了转折点。识字对一般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工具性的重要作用是在大约十年前被高层的教育计划人员所重新发现的。政府的声明和在国际教育会议达成的协议表明，推行更多成人教育的决定承认了南亚不能等待今天的儿童长大这样的现实。但是，实际上，观念形态的变化并未带来许多结果。
为了使成人教育成为南亚教育体系中有效的一部分，大量内部密切联系的问题已着手处理。在城市与农村中，重点必须放在现代化上，即变化和灵活性上。识字运动的目的在于灌输有用的文化，工作的努力必须使人们热衷于运用新发明的技术。识字不应该被排除在各项就业导向的成人职业训练计划之外，无论如何，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赖以从事开创性工作的那些计划，必须和普通成人教育计划结合成一体。
最为重要的是成人教育不应与初等学校中儿童的教育分开。初等学校的老师应规定从事一部分成人教育工作。实际上，应鼓励他们成为成人教育运动的地方领袖。然而，他们参与的价值取决于在他们的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程度，反过来也依赖于他们的训练、工资和社会地位。
我们已强调指出，南亚国家的成人教育比发达国家更为需要，而且成人教育必须有不同的方向和内容。因此，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是不明智之举，需要进行实验。对在学校里将儿童分开，随后将成人组成“班级”的整个模式应该提出疑问。以家庭或村社为单位进行教育的方案完全可能更为有效。
无论如何，学校应变成国民的中心并参与导致社会变化的更多活动。专科学校和大学也应该这样做。它们的学生干部应为成人教育承担有利于他们家乡制度和社会的部分重任。充满生机的大学附属活动也有助于减少如此多的学生漫无目标的不安，并引导更多的学生从事教育工作。
在成人教育课程的指导和组织上需要专业人员，而且还需要积极性。识字动力必需兼备“运动”和“征战”的特点。著名的农村中“渴求知识”——像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期望不断增长的革命”的论点——基本上是上层阶层的神话，特别把这一论点运用到具有传统自给自足农业乡村区域的时候。教育，即使在针对发展的实际问题时，也不能在人民中引起立即的响应，至少在乡村中是如此。在任何教育活动的开端都必须利用宣传，利用当地的实例创造这种响应。必须引导人民欢迎受教育的机会。
对产生对待教育更为现代化态度的严重障碍是通讯媒介的极端缺乏，以及确实存在的媒介主要影响那些具有功能文化并且思想较为现代化的人这一事实。正如可以预料的，南亚国家依据通讯媒介排列的顺序与根据经济水平排列的顺序十分一致。
有视听媒介的地方，甚至能用来指导文盲。与用于传播信息相比，这些媒介现在多用于娱乐消遣，但即令如此，它们也往往能有助于将态度转到现代化的方向上。晶体管收音机价廉物美的特点可以使它成为教育活动中的工具。即使本国的艺术形式，诸如老挝和泰国的民间艺术表演者，也可用来促进教育。
但是，妨碍教育努力的最严重的缺陷是供写作和印刷书籍的纸张以及其他教育材料的缺乏。为什么极少的识字教育往往未能转变为职业教育？为什么初识文字者又重新变成文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无书可读、无纸可写。尽管从50年代起，所有南亚国家的人均用于文化的纸张消费量已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瑞典——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
对于所有南亚国家来讲，它们还不能保证从根本上增加供阅读和写作的纸张来支持它们在教育上的努力，这是它们的教育计划中一个严重和明显的缺陷。1960年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纸浆和纸张开发会议在其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在这一地区采取积极的行动鼓励造纸工业的发展，否则“将出现当前的教育规划受到损害、创造知识公民的活动被延误、陈旧的分配制度得以维持以及工业进展受阻的严重危险。”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第26章 学校体制
除了是西方强权的前殖民地外，南亚的国家从独立开始就都建立了学校体系，并从宗主国那里照搬了稍稍改变的形式。这一体系的特性，以及它是怎样地符合殖民主义政权和本国上层阶层的利益，已在第24章我们讨论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遗产的问题时简要地提到了。
在独立之后，一些南亚国家的领导, 特别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坚持认为整个教育体系必须“革命”。在印度，莫汉达斯·甘地在独立前数十年就提出了根本改变教育体系的要求。
但是，除了锡兰以外，这一愿望却没有在印度或者其他的南亚国家中实现。对这个继承体系的主要改革迄今也未完成。作为印度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的J.P.耐克在1965年描述了这种状况：“在过去16年中发生的仅仅是伴随着内容和技术的一些边际变化的早期体系的扩张。”
没有任何迫切的改革希望，沿袭的学校系统基本上会任意地走向自由放任的道路；让膨胀的小学生人流通过已建立的渠道，而不干预并不试图扩大那些压力最大的渠道。如同在第25章中指出的，对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补充部分的成人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
那些能够施加压力的是“受过教育的”和有发言权的上层阶层的学生和家长。大体上保守的教师和学校的官僚机构也是重要的力量。阻碍改革的惰性扎根于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的阶层，以及权力的不均等分配之中。在实际的发展趋于扩大不均等时，甘地和尼赫鲁梦想的，并认为是“社会和经济革命”前提条件的学校体制革命被搁置和拖延到不确定的将来。在另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的革命必然会继承学校体制的革命。
实际上，甚至学校体制的外部结构也被保护起来，在第24章已经提到过的，考试制度已成为所有教育层次的决定因素，并为进入公共机构提供了学生。“考试的疯狂”反映的不仅是高等学校对低层次学校的过分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不平等和依然停滞不前的社会状况的反常关注。
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一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大量的甚至在小学水平的私立学校。缺乏关于其标准的统计资料，但我们知道，相对于公立学校，其质量很不一致。一些学校，包括那些专为欧洲儿童和当地达官贵族建立的学校——根据英国的奇怪习惯称为“公立学校”——是最好学校中的一部分。其他私立学校，由于放松督察，质量是非常差的。
由私立学校普遍存在的弱点而产生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当局的指导、检查和控制学校体系发展的能力太弱。例如，如果私立学校继续只开设传统的课程，它必然十分困难将中等教育改变成技术和职业教育，而这种改变又是所有南亚国家所宣布的政策。人们可能有些吃惊，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体系的国有化在南亚没有引起什么兴趣，当我们想到，许多南亚国家宣称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更令人惊讶不已。从现代西方强调公立学校体系和停止国家对私立学校发放津贴的观点——特别是宗教的学校——除非它们与公立学校真正的合并，是法律的决定。锡兰是在这一方面作出行动的惟一的南亚国家。
在绝大多数的南亚国家中，学校体系的各个层次都要收取学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一样。有许多学费是很低的，其原因是许多私立学校得到了政府的津贴。令人奇怪的是，很少发现在有关学费体制方面有建设性的讨论。虽然如此，这些讨论经常集中在任意降低学费的客观需要上，特别是在小学，或者集中在为了财政的原因保持学费不变的必要性。作为在计划方向上指导学生的方法的学费规定——例如，离开一般的中学，而到职业学校去——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由于南亚国家都强调计划工作，这就再一次表明，在教育领域中事实上存在着怎样的自由放任态度。
锡兰依然表现出它的不同，除了政府不援助极少数的私立学校外，它在所有的学校里还采取免费教育的形式，包括那些高等教育。更为普遍地。在所有其他南亚国家的教育中，也逐渐地在那些公立的学校中实行免费教育。
独立以后在所有南亚国家出现的改革中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必须解决广大群众中的文盲问题。然而，从总体上看，教育成人的努力被放置一边——当然，它依然与学校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集团一致——识字的目标被转移到快速地扩大吸收儿童进入小学的项目上。
印度1950年的宪法断然地规定，在10年的时间内把义务免费教育发展至14岁的儿童。在1951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把1961年普及初级教育作为它的目标。尽管南亚的其他国家（巴基斯坦除外）已有了较高的识字率和较多的初级学校，但它们都较为谨慎一些。在1959年的卡拉奇计划中，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成员国的教育部长都同意，把实行不少于7年的强制性的广泛义务小学教育作为 1980年的目标。
在这些绝大多数的国家中，还没有因它们远未达到它们的不现实目标而受到批评的理由。它们在扩大吸收小学学生方面的困难是十分可怕的，这在更穷的国家中又更为突出。一般讲，为亚洲所有的儿童提供初级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更难以承受的目标。其一，学龄儿童在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还增长得十分迅速；其二，南亚国家，特别是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没有多少资金去实现这个目标。它们打算只将很小比例的儿童保留在学校。开始时，这里办学所需的设施样样都缺：校舍、教师、教科书和纸张等。
但是，另一个批评是十分有根据的。虽然为了提高人口中识字的百分率，公开宣布的目标是把增加初级教育放在优先地位，但实际上出现的情形却是中等教育发展得非常快，高等教育也增长得很迅速。一般发展的真实趋势是，增加初级教育的计划目标没有达到，而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却超过了计划目标，有时是大大地超过了。尽管事实表明：中等教育似乎比初等教育的开支高出3～5倍，而高等教育的开支比中等教育又高出5～7倍，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是，在任何方面都拥有政治权力的上层阶层的家长和学生压力的影响下，对计划目标的发展曲解了。最为明显的事实是，对计划目标观点歪曲的趋势在最穷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在其开始时都又有很少的儿童在小学学习，因而它们应有充分的理由执行把初级教育放在最优先地位的计划。一般地却是最穷的国家在初级教育上耗资最少，甚至是相对最少，并容忍有利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对计划目标的最大歪曲。
上述的比较是建立在有关学校注册的出版统计资料上。通过这项研究，我们经常抱怨有关教育方面统计工作的低质量，以及它们的搜集和使用方面有问题的方式。在第25章，我们已经指出有关识字统计资料的不可靠，并表明了他们严重地过低估计了现有文盲，特别是实用方面的文盲的情况。
研究不发达国家教育问题所用的第二个主要的概念是儿童在校的注册人数。若认为在绝大多数文献中，尤其是由那些在后来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并认为它是发展要素之一的经济学家所提供的那一部分文献中，所公布的注册人数相当准确并记录了儿童入学率，则是一个普遍的天真的缺乏批判的想法。有关教育形势及其最近的改善方面往往过分乐观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注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的。
注册人数之不可靠性可用下面这个例子加以说明：根据1961年巴基斯坦的人口调查，年龄从5岁到9岁的儿童入学率低于15％，而根据注册统计资料：年龄稍有差别的6岁到10岁的儿童有30％上了学。还必须记住的是，在巴基斯坦私立中学附小班的学生——大概超过所有小学生的20％——不在小学注册的统计资料中。
这类统计资料的矛盾可能在巴基斯坦特别突出，巴基斯坦在南亚这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成就方面都排在最后。但稍加细察便不难发现，注册的统计资料经常夸大了学校所做的工作，或者说儿童们的实际入学率，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注册统计数字的偏差在初级学校中十分严重，而在中等和高等学校中要好一些。而且，注册统计资料的夸大性的偏差在教育状况极差的穷国之中更为突出，如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在南亚也是最大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公布的统计资料倾向于过低估计了这一地区非常贫困和稍许好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在非常贫穷的国家这种偏离目标的不利于初级教育的实际发展的差异，实际上比它们的注册人数所显示的更大。
在各个国家中，差别是十分相似的。换言之，女生入学率、乡村区域的儿童以及一般情况下较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在用注册统计资料衡量时，都有所夸大。假如我们拥有关于班级差异的信息，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发现，不仅较为贫困家庭的儿童的注册数字更低，而且这更低的数字也是言过其实的。
注册统计资料的主要缺点是，已视为注册的儿童不见得全年上学，或者按时上学，或者根本就不去上学。这种偏差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教育和管理人员都想达到目标并显示成果。关键的数量是学校实际的出勤率和在教育阶段的最后保留率。除了已提到的注册统计数据外，我们已将我们的这些评价建立在我们能在这些国家中找到的官方和非官方文献中的零散信息上。当然，这些估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可能比建立在不正确的注册统计数据上的估计要好一些。这些估计还引起了对真正有关的问题的注意，因此构成了旨在改善官方统计资料的挑战。
在印度大约不超过1／3的儿童完成初级教育，巴基斯坦完成初级教育的儿童仅有1／6。只有在锡兰和马来亚，绝大多数的儿童完成了小学课程。缅甸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某一个比例上。在菲律宾和泰国，相对来说有较多的儿童进入一年级，但辍学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印度尼西亚比这种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许多。
出勤无常、留级和退学体现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小学教育的总支出用顺利完成小学学业和获得一些实用文化能力的每个小学生的平均成本表示，那每个小学生的成本必然会大大地高于一般计算所得出的成本。不幸的是，这样计算所求得的每个小学生的成本在很贫穷的国家和乡村地区则特别之高，最无力办学的地方浪费更大。
多次通过的有关强制教育注册和上学出勤率的法律也不能改善这种局面。首先，这些法律在没有足够学校设施的地方是不能执行的。除此之外，规范的学校出勤没有为大多数人接受时，这些法律也不能执行和实施。家长，特别在很穷的国家和乡村地区，能在由来已久的传统和环境的许多理由中找到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正当理由。主要的正当理由是经济问题。儿童有在未成年就参加工作的传统，他们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
人们很少注意去抵制这些风俗。假期时机的选择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地方，乡村和城市所有层次的学校都几乎一样，人们似乎很少作出真正的努力使假期与每年最需要孩子作为田野劳动的助手，或代替成人放羊，或照料更年幼孩子的时间一致。特别是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效率和纪律的缺乏充斥着教育体系。当小学生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他们就成为留级者，这往往就是出现自然而然地允许蹲班生退学那种局面的前兆。留级生赖以上学的条件是可怜的，也没有什么力量鼓励他们继续呆下去。对出勤不正常、留级和退学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少之又久。对于南亚国家的教育权威人士来讲，获得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面和详细数据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这是任何一项旨在根除学校体系基层中无效率和资源浪费等现象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起码要求。
不像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南亚不需要把学校的校舍看为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一地区许多地方的气候温暖，修建学校的房屋只需提供防止日晒雨淋的简单掩蔽所即可。若能更好地安排假期，困难会进一步减少。凡需要校舍的地方，南亚人可以就地取材修建，而且成本很低。初级教育尤其如此，因为小学不需要大量的设备。但是，如果说这里学校的校舍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比较穷的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乡村地区，教师、教材，写字的纸张以及各种教学辅助设备都是短缺的。
对于有成效的初级教育，受过充分训练和动机明确的教师的可获得性是一个更关键的先决条件。在南亚的所有国家中，大量的教师属于“没有训练过的”一类。考虑到现有的情况和计划——只有菲律宾要求教师的训练达到高等教育的水平——大概锡兰和马来亚在下一个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能用受过训练的代替没有受过训练的教师。教师的短缺由于年轻人不愿从事教育工作而变得更为复杂。除了锡兰和菲律宾外，在其他的南亚国家中，这个问题又由于对摆脱家务出外工作的妇女的传统态度而变大。因此单身妇女感到在乡村生活和工作特别困难。
此外，必须以极大的怀疑看待“训练有素”的教师的分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特别在最穷的国家中，用世界上任何观念来看都是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训练过的教师也集中在城市范围以内，更一般地讲，集中在文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与锡兰、菲律宾、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在程度上有所区别，小学教师的工资非常低，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下降。反过来，这对教师职业的招募和教师的接受都产生了副作用，尤其在乡村地区更为突出。
特别在很穷的国家中迫切需要改进师范学校，与此同时，提高小学教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必然会鼓励有才能的年轻人加入这一职业，并增强教师影响儿童和社会的可能性。提高教师的训练在贫穷国家有一些事情要很快地完成是有困难的：入师范前较好的教育准备，往往是较长时期的培训，最重要的是全部课程用根本改革，以及教师工作的精神状态。提高工资在很穷的国家中也遇到了特殊的困难，教师的工资，虽然是极端的低，却占了整个学校费用中很大的百分比——因为用于设备和其他教育设施的开支少得可怜。
在初级教育的水平上，南亚国家复杂的语言状况也对教学工作意味着极大的困难。如此凑巧两个最穷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小学需要教授几种语言（包括书写），而执教的老师往往不是十分精通这些语言。不论在这些幅员广大的国家中有多么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原因可能需要多种语言或两种语言的学校，为了国家的巩固和参加政府的工作也需要这一点，但这种状况还是被准确地称为“教育进程的绊脚石”。正如埃德蒙德·J·金所指出的：“在学习任何东西之前，语言成为孩子们所有课程的首要问题。”
虽然小学生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书籍和纸张供他们学习，但由于上述原因，学校正在变得“书生气”过浓。而且这个问题具有强化我们在24章中提到的来自殖民主义时期和前殖民主义时期的有害传统的趋势，在印度，甘地想把所有课程进一步面向社会的生活并使手工劳动合作化的意图未能实现。代表着甘地建议的淡化形式并继续作为小学体系中一部分的“基础学校”，基本上受到了上层阶层家庭的冷遇。
汇总上面已经提到的一切，在较穷的国家及地区，这里聚集着最多的南亚儿童，初级教育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即使儿童们上了学并完成了小学的学业，这些学校也没有为发展做好准备，而是继续为停滞和贫穷施教。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中等学校中的学生数比小学增长得快。除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外，至少有一半的初级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中等学校。这些几乎完全地保持着殖民主义“普通”学校的特点。
中等学校的状况开始就遇到了未能一般地给初级学生提供令人满意的准备工作的严重障碍。这个障碍在初级教育时限为5年或更少的国家，即在巴基斯坦、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和缅甸，尤为严重。
由语言复杂性而造成的对有效教学的障碍在中学变得更加严重。除了一种当地的语言外，至少还需要学习一种西方语言。直到今天，除了泰国、缅甸以及大概还有印度尼西亚外，所有国家的管理人员不使用一种外语是不可能的。正式的地方语言没有充分的发展，复杂的概念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就不能用这些语言表达。正如在初级学校一样，语言学习排挤了全部其他课程，因此精通语言成为教育成就的标准。这就是将从殖民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一般的”、“学究的”学校转成更为实际类型的学校为什么如此之难的一个原因。
在有关中等学校物资设备：建筑物、图书馆、科学实验室以及教学辅助设备，特别是教科书和抄写纸张方面没有适用的统计资料。从一般的印象和文献中零散的信息判断。这样的设备，虽谈不上充足，但至少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要优于小学。中等学校一般都建在城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某种广义的上层阶级。另一个印象是，物资设备以及师资资格的标准，虽然一般是低的，但在具有较高经济水平的国家——特别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甚至在较穷的国家，那些主要为最上层阶级的孩子们提供教育的私立学校中，明显地比较高。
再考虑到从殖民主义时期继承的有害传统、进入中等学校不合格的学生、大批不够资格和无能的教学人员，以及教授几种语言和书写形式格外繁重的负担，人们不会对在南亚，特别是那些较大和较穷的国家的中等学校中的教学工作达不到高标准的现象感到惊奇。妨碍中等学校改进的一个动态因素是中等学校计划外学生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较穷的国家和地区，学生的膨胀更加降低了教学中已经很低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一个特殊问题是教科书的特点和倾向性。这个问题在中等学校中显得特别重要。在看了南亚各个国家几百本教科书并对在日内瓦国际教育署广泛收集的学校指导书作过仓促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这些教材很难满足当今的需要。书本中的“外来品”部分地来源于殖民主义时期残存的教学方案，也部分地反映出在不完全依靠外国传统时，编写教科书人员的缺乏。教科书不仅有严重的“外来品”气味，而且它们距现代化的世界甚远。
当然，从任意而仓促的抽样中得出结论是危险的。但有用的证据似乎表明，中等学校缺乏建立现代化的、民族的、合理的、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的、文化的明确方向。改用本地语言作为讲授的媒介是无济于事的。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人们不会对在南亚绝大多数中等学校中没有达到高标准感到吃惊。在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1958年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对这一地区的中等教育提出了批评式的一般性总结，这个总结是好的，但事后针对这些批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中等教育的迅速膨胀有进一步降低质量水平的趋势。委员会发现以下问题：
（1）现行所有课程的设计过于狭窄；
（2）课程过于书生气和理论化；
（3）课程过于繁重，没有提供丰富和有意义的内容；
（4）课程没有为实践活动和其他各种活动作充分准备，若课程设置旨在对个人进行全面教育，则上述活动理当在课程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
（5）课程没有迎合青少年的各种需要和能力；
（6）课程过分受考试的制约；
（7）课程没有包括技术和职业的目标，而这些是训练学生参加国家工业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
这种情形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事实是这样的：尽管战后一切的努力都转向传授现实的生活，传授有用的技能，特别是着重强调实际的、职能的和技术的训练，但大多数中等学校还是保留着依据殖民主义时期上等阶层教育的特点建立的（正如我们已经提到了的）“一般的”、“学究式的”和书本上的特性。这仅是根据中等教育的统计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几乎没有考虑其他类型的学校。
这个地区没有国家有迹象表明正在进行根本的变革。职业和技术学校课程的增加——虽然一般用百分比计算有所增大——但若用绝对数表示还是很小的，大部分学校的膨胀还在发生。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有一般中等学校的课程以任何可以感知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令人惊讶的是，政治领导和专家之间对于需要彻底改革的意见是完全的一致，甚至在独立之前的印度，几乎在一个世纪中的官方报告里屡次三番地提出了这样的需求。但对这种保守主义的解释也有众多的方面。
其中某些要素我们已经提到过。学校以及考试制度在这个方向上的影响；尤其是较穷国家的小学学制较短，且往往进入中学的小学生需要进一步接受一般的补习教育；语言学习排挤总体课程的其他学科的倾向。这也在较穷的国家中特别的严重。另一个重大的困难是缺少讲授技术课程的教师，其原因是政府和工业部门也需要他们，而在那里他们能得到比学校教师更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况且，讲授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的课程大部分需要昂贵的实验室以及其他专项教学援助。
除上述一切之外，再就是传统的沉重压力。受雇于学校体系的所有人员的既得利益强化了这个传统，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方法似乎不合需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充足的理由抵制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处于支配地位的上层阶级都感到了在维持他们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差距方面的既得利益。中等学校的更实际更职业化的方向往往要求参加受人轻视的体力劳动，这类学校大抵为学生的就业做准备，在这类学校中体力劳动是日常正规教学的一部分——这些事实更加使得这类学校不及传统的普通中学那么受欢迎。
其结果是受过训练但不坚持要求只坐办公室的工业管理中层人员的长期缺乏。那些从普通中学毕业，而又没有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但按照殖民主义的传统寻求“职员”工作的人，通常没有受到满足现代就业需要的训练，因为他们缺乏速记、打字、文书等方面的知识。
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进。正如近来一份印度的报告所指出的：“在教学体系和我们发展经济的社会一经济需要之间的失调还在进一步地增强。这种失调的结果增加了受过教育的人员的失业，同时又造成了受过训练的人员的短缺。
在不少较穷的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也受到极大的重视。高等教育由于中等教育的不合格而受到损害，尤其是在中等学校受到初级学校学制过短和初级学校及中等学校效率水平较低等方面阻碍的较穷国家中。语言困难在高等教育层次中也十分复杂在这一层次中需要外语阅读的能力，但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不多。
尽管在建筑、图书馆、实验室、设备和教学辅助设施方面进行了巨额的投资，但这些国家的学生数反常地快速增长使很低的标准不可能提高，而且实际上还进一步降低了这个标准。大学教师的质量不高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与中等学校相比，高等学校还出现了学生不能毕业的高浪费百分比。
高等层次与中等层次的状况相比。学校自然重视就业和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特殊专业知识。实际上，所有的专家，南亚和国外的都一样，一致地埋怨在迫切地需要扩大社会就业的同时，高等学校继续培养过多的“一般人员”，他们受到人文科学、法律、社会科学以及“书生气”的自然科学专业的训练，但却扩大了不合格的管理人员、职员和“受过教育的失业人员”的行列；这样的人员尽管明显地需要扩大就业，仍得到了他们家庭的支持。与此同时，社会却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医生、牙科医生、药剂师以及各种教育层次所需的许多教师。这类现象在所有的南亚国家中是真实的。
改变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其能满足发展需要的困难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十分相似：使中等学校成为职业性的或者至少要联系实践，要少一些“书生气”；根据设备以及在与政府和工业部门的竞争中招募教师的困难，技术教育需要高成本。通常收取较高学费的高等学校对增加艺术和法律方面学生还有其他的财务兴趣，因为这些课程每个学生的边际成本较低。所有这些基本的原因要素，以及从殖民主义时代继承来的东西，就是上层阶层头面人物关于教育传统的观念。
通过前面对南亚教育状况的说明，重新出现的主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它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之间颇为密切的相互联系。
两个小而不很穷的国家锡兰和马来亚现在正在顺利地普及儿童六年的初级教育。尤其是锡兰正在增加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因为起步时识字率较高，所以在年轻的一代中正接近识字的普及。这必然使根除妨害平等和发展的严重障碍成为可能，构成这一障碍的基础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在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上层阶级的专利的地方，就应该比较容易推倒那座以谁从事体力劳动和谁双手一尘不染为基础的阶级壁垒。
战后，锡兰和马来亚起步时高等教育体系在数量方面发展较为居后，因此高中毕业升大学的百分比较小，但大学的质量水平一般较高。它们还较多地依赖于派遣学生到外国的高等学校学习。现在，这两个国家正在迅速地创建自己的高等学校，并使学校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为有相对多的儿童接受中等教育，所以他们正在突破上层阶级垄断高等教育的壁垒。特别是锡兰已采取非常重要的步骤使教育民主化，使各个阶层能自由地享受教育。
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它们与较穷的国家相比还没有在改变高等教育从“一般”转到突出实践和职业导向型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更不用说中等教育的转变了。甚至它们初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有过分的“学究味”。毫无疑问，如果变革勇敢地继续下去，抛弃三个层次学校中传统的一般性指导方向，就会加速根除对体力劳动的偏见。
除了这两个小而不很穷的国家，南亚大量的儿童或者完全没有受到教育，或者在他们获得最基本的实用文化之前就中途辍学了。然而，若菲律宾和泰国成功地减少因生源连续不断流失造成的浪费，则它们将能够仿效锡兰和马来亚。相对穷一些的印度尼西亚在初级教育方面也还有成效，作为一个国家，尽管它制订计划和政策的水平极差，但在教育的改进方面还相对地拥有十分广泛的积极性。
菲律宾在能向很大一部分青年提供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尤为出色、虽然质量不总是很高，但在劳动力市场上提供很大数量较好的“受过教育的人”必然反过来抵消他们对从事体力劳动的厌恶。早自美国统治下的殖民主义时期起，菲律宾就努力给予教师和学生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当地社会生活中更为中心的位置，也显示出一心一意地设法改进教学和使其现代化，这在初级层次上特别明显，而且在成人教育上比其他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外，也有更大的进展。
虽然已经提到了的所有这些国家在教育上的政策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在这一地区最为贫穷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和缅甸的问题被混杂并扩大了。它们总计容纳了这一地区人口的最大部分。在考虑今后的政策结论时，我们首先得注意这个地区较大和较穷的部分，但在各种特殊问题的许多结论上，将考虑以上提到的其他国家。
较穷国家不够幸运的教育局面部分的基本解释简单而直接地归因于它们的贫穷。只有较少的资源置于教育发展的安排之下。但是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除了缅甸以外，这些国家也非常的不平等，在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和群众之间存在着较宽的鸿沟。
在贫穷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内在联系。教育的垄断——以及土地所有的垄断——是不平等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并且在较穷的国家中垄断还保持着很强的地位，甚至在试图扩大普通教育的适用性方面也仍然进行垄断。在较穷的国家中还是较强的社会等级偏见的机制造成了浪费：辍学、留级、使儿童完不成初级课程的学习，以及在较高的教育层次中不能通过考试。
贫穷国家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的少数儿童中从农村来的女孩和男孩，特别是来自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们都表现不够好。经常缺课、留级，因此辍学经常发生在这一类孩子中。只有很小比例的儿童完成小学学业，这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特别在较穷的地区，普遍存在的学习时间较短和质量较低的现象。
因此，甚至在这一早期教育阶段一个严格的选拔过程在发挥作用，总的来说，这种选拔尤其倾向于将出生于较无特权的阶层的儿童排除在外。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小学毕业生能上中学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中学阶段的辍学和以后不能通过毕业考试意味着遵循同一路线的进一步选择。同样，一个年龄组只有更小比例的学生毕业，然后其中大部分进入了高等学校。上述的方式再一次地重复：出生于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那些少数学生更为经常地退学和不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毕业考试。
在这种淘汰的机制中，有几方面经济的和社会的有效因素在发挥作用。主要的一组因数是经济因素。虽然初等教育在想象上正在实行义务教育，但也经常存在着各种附带的费用。因此，在贫困的家庭中自然更加强烈地感到需要利用孩子去干一些工作。在中等教育以及更多的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中，学费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以许多其他途径倾向于使上层阶级对教育永久垄断的社会环境中，阻碍贫穷儿童上学的是经济因素。由于较低阶层的家长通常是只受过一点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他们一般只有较少的兴趣为他们的孩子寻求教育的机会。在农村中有关“渴求教育”的议论基本上是浪漫的幻想，这种现象尤其存在于这一地区最穷的国家中——虽然毫无疑问也有例外。
对于人学的绝大多数下层阶级的儿童来说，家庭的环境不能对教育的进步有所帮助。拥挤地生活在茅棚里的家庭通常没有桌子和椅子；家庭中很少有供读书和写字的场所并缺乏可用的工具；特别在较穷的乡村中，在日落后没有灯光。作为学业成功的一个因素，为数甚少的“受过教育”的殷实之家和大量下层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惊人的。这种差别远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即使在质量第一流的学校中，也还是在引导儿童入学、坚持在校学习并获得成功方面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结果是十分有利于上层阶级并增强其对教育垄断的固有偏见。P.C.马哈罗比斯教授说：“……位于上层的一小群人的权力和特权不仅得到保护，而且有所强化。……这已创造出了自然愿意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和权力的一小群有影响的人。”
J.P.耐克断定：“教育的发展……使‘富有者’比‘一无所有者’受益更多，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否定。”
印度卓越的教育委员会的报告（1964—1966年）强调指出：“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之间的社会距离是大的，而且正有扩大的趋势……教育本身正倾向于增加社会的隔离和扩大阶级的差别……更糟的是，这种隔离正在……趋向于扩大这些阶级和广大群众之间的鸿沟。”
虽然在巴基斯坦少一些歪曲的讨论，但那儿的状况没有多大差别，而且更糟。这两个国家都有少数教育程度较高的名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广大的群众仅受过一点或者没有受过教育，而且现在也没有受到很多的教育。广大群众的无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复杂而又严重的阻力和障碍，使这些国家陷入贫困的境地。同时这些国家中极端的不公平——通过上层阶层对教育实际上的继续垄断而加剧并强化——有助于阉割教育民主化的改革。
在这一章和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了解到了凌驾于教育政策和实际发展之上的上层社会权力的机制是：和宣布的目标相矛盾，成人教育受到了轻视；耗资巨大的中等教育，特别是允许高等教育在损害初等教育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努力使各级学校少一些“普通的”教育，使两个较高层次的教育更结合实际，更有技术和就业导向的改革都遭到了失败。在陈述缺陷时进一步一一列举预见到的主要政策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一个群众十分贫困的非常不平等的社会里，存在着凌驾于教育之上的上层阶级的权力的运行机制。
那里十分需要教育改革，但他们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障碍。如此之少的权力属于贫困不堪的群众，这些群众继续保持缄默和逆来顺受。不管是个人还是全体人员对教育改革的需要都麻木不仁。像“提高预期的革命”的意识，他们的“渴求教育”大都是理想化的东西，是富有的西方人或南亚人倘若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悲惨境地时的反抗方式的反映。
一个主要结论是，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需要根本的变革。如同全面而透彻的印度教育委员会报告（1964—1966年）所强调的：“印度的教育需要彻底的重建，几乎是一场革命……这要求坚决和大规模的行动。拙劣地修补现存的局面，以摇摆的步子前进，缺乏信念都会使局面比以前更糟。”这适用于巴基斯坦、缅甸以及印度，还有，虽然没有着重指出，也适用于状况居中的那一组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目前，许多通过强调各种职业对毕业生的需求而将教育政策与计划溶为一体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做法甚至已转移对迅速地提高全体人民实用文化水平这一主要发展兴趣的注意力。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把教育计划本身的制订作为一个整体。
教育体制之有成效的改革必须采取政府对教育机制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除非政府行使自己的权威以保证计划的实施，否则就没有必要设想一个面面俱到的教育体系的发展计划。在这个地区，只有锡兰正趋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首要的要求是保持和提高教育的质量，在任何情况下，防止不真实的或对质量标准有害的膨胀，这样的膨胀在整个独立的时期中已占有统治的地位。正如《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提纲》（1966）所指出的：“数量的扩大……伴随着质量方面一定程度的下降……十分明显，在不远的将来必须对诸如整顿、质量、多样化、毕业以及就业导向这样一些因素比过去予以更大更有效的注意。”
与第一个要求密切联系的第二个要求是需要保持教育三个阶段的平衡，特别是，真正地把已在纲领性文件中宣布了的优先次序给予初级教育。这一要求含有暂时停止过快地增加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入学人数，甚至有降低的含意。
既然中学和大学培养的“通用人才”供应过度，就没有理由竟然不在现有的或较小的中等和高等体系内大量增设专业训练，藉以提供更多的教师、农业辅助工人以及医务人员，将目标指向少数几个领域，在这些方面迫切需要更多的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允许较少的学生进入中学和大学还应该使保持较高的入学要求成为可能，从而减少留级、辍学和不能在这一层次毕业的浪费。这样也能使这些学达到较高的质量标准。
今后应有更多的财源供初级教育使用。虽然如此，考虑到当前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特别缺乏，还必须认真地考虑在一段时间内降低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人数激增而产生的压力。随之，两个有内在联系的目标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提高小学中十分糟糕的教育实物设施的质量和数量，尽最大的努力降低辍学和留级的巨大浪费。农村地区在这两方面不足的状况是特别严重的。正如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报告（1964—1966年）所着重指出的：“……在下一个十年中。初级教育阶段有待实施的最重要的计划是提高教育的质量，并把停滞和浪费降低到最小限度。”
然而，减少进入小学的人数的增加量应只是暂时的。一旦中等和高等学校的紧缩和方向的改变取得了增加小学财源的结果，特别是增加了经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数量，一旦在减少小学体系中由留级、辍学造成的严重浪费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初级教育必然转而进入新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时期。如果这个计划拖延了，时间将会被拖延，许多较穷的地区将必须等待送孩子上小学的机会。
较低的学费和增加对贫穷学生的资助必须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这会加剧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压力。作为结果——如果特别地，与此同时，降低这些学校中飞速增长的注册学生总数——必须建立严格的学生选择标准。教育改革随之而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更为严格的考试，并把学校从沿袭的考试体系的沉闷影响中解放出来。但在有发言权的阶层把通过考试获得的身份符号——毕业文凭、学位、荣誉和把通过考试的成绩看得至关重要的国家里，执行合理的指令来完成这个工作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任务。这项任务担负了全部教育机构在精神上的彻底变革和整个社会生活与工作面貌的改变。然而，考试体系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发挥更为民主选择过程的作用，而且改革了所有各个层次的教育的方向和内容。
整个南亚，不只是这一地区很大的部分非常贫穷，在初级教育方面进展很小，而且为了加速提高成人的实用文化能力和支持孩子们就读小学，防止他们陷入文盲境地，这里还需要在成人教育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应紧密地与学校活动联系起来，而且实际上属于学校活动的范围。
学校体系改革中的关键任务必须是增加经过训练的合格教师的数量。印度教育委员会1966年的报告强调，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改变孩子们的，并且最终是整个人民的态度——“全体人民的价值观”。没有其经济与社会地位得到了满足并被社会公认为智慧与道德领袖的众多教师，没有具备献身精神的热诚与义无反顾的决心并热衷于传播实际的有用知识的众多教师，则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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