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钟情于书不问功名的一生
——读《一代才子钱锺书》
任 然
《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还未在书店上架，我已先睹为快。钱锺书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等都读过，关于他的回忆文章、纪念文集
也读过一些，他的学问之深之博当代无人可及：他的幽默诙谐，趣闻逸事（有的是错讹）也广为传布，似乎很了解他了。可读罢汤晏写得这本“惟真求实，言必有征”的钱锺书传，我以前对钱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汤晏著《一代才子钱锺书》是一本真实的传记，“惟真实才可信，惟真实才有阅读价值。”书中所述之事均有出处，注解细密详备，这在传记中是少见的。作者汤晏与钱锺书夫妇有20多年的书信往来，写这本传记时，多次去电去函求征杨绛先生。这本传记的繁体字版出版时，杨绛复信汤晏说：“您孜孜矻矻为他写传 , 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 , 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 , 力求历史的真实 ; 遇到不确切的事 , 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 , 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 杨绛肯定了作者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从而在客观上肯定了这本书的内容的真实性。
许多人通过读钱先生的书知道他是一位大学者，钱先生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人们对学问之外的钱锺书不甚了解。那学问之外的钱锺书是怎样的一个人？
钱锺书的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会通古今，这是人所共知的。“文化昆仑”之誉是勤奋所为也。他在入清华大学读书之前已经名满清华。他的勤奋给他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同学回忆，钱锺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一文中说：“锺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许振德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钱锺书“家学渊源，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自谓‘无书不读，百家为通’。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美哲爱迪生所谓天才乃百分之九十九之血汗及百分之一之灵感合成之语，证之钱兄而益信其不谬。”（见许振德《忆钱锺书兄》，《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四期合刊，1963年4月10日出版，第15页）据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回忆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
他的同学甘毓津先生在1983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上回忆说：“级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钱锺书，中西新旧文学、语文、哲学，样样都精，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更是少见，确是天才。”钱锺书另一位同班同学饶馀威先生回忆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很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著书籍”。钱锺书的同事说，钱先生从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室里借得多，还得快。《谈艺录》中引用了上千位著者的话，《管锥编》中提到上万部作品。钱锺书逝世后，夏志清教授对《羊城晚报》记者
说：“钱锺书显然已把中国古代经典、历代诗、词、曲、古文、骈文、诗话、词话全数读遍。当然他读过西洋文学名著、哲理名著、文艺批评名著原文，数量之大，也是无人可及的。”
学问之外的钱锺书只为读书，不为学位。1935—1937年，钱锺书在牛津读书，当时规定中英庚款留学生必须读B. Litt. 学位。多年后，钱锺书认为，区区一个B. Litt. 学位，耽误了他许多宝贵时间。否则，可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在牛津拿到学位后，他到巴黎大学读书，放弃了读学位。因为读学位有些课程枯燥乏味，但规定必须修。他只想读一些喜欢读的书，选一些喜欢听的课。常言说，板凳要坐十年冷。钱先生的冷板凳坐了一辈子。
他的一生都是在读书，教书，写书中度过的，不问功名。他在国外的声望比在国内还高。1979年钱锺书访美归来后，许多大学函电交驰，邀请他去美国讲学。他都婉拒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钱说哥大之聘“礼隆币重”），美国鲁斯基金会等。法国政府欲颁授勋章给他，嘉奖他对中法文化的贡献，他也以素无此劳，不敢忝冒婉拒了。他曾对友人说，既然婉谢了法国的邀请，就不好接受别的国家邀请。即使钱锺书不想到国外去，但他名气太大，访客太多，成为他的负担，不堪其苦。一次，钱锺书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发行《围城》，遂成为畅销书，并有英、德、俄、日、捷克等文字的译本在世界传播。1990年，根据他的小说《围城》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受到好评。他的声名再次鹊起。但他一如既往，只想在书斋读书，。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一生著作甚丰，《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有人征询钱锺书关于出版他父亲著作的意见，钱先生复信说：“先君遗著有独绝处，然出版尚非其时，数年后必有知者，其弟子辈尊师而无识力，急求刊行，弟于此事不敢置可否。” 1987年，钱基博晚年执教之华中师范大学，为庆祝子泉老人百年纪念发起家学讨论会，钱锺书闻讯后即力加劝阻，语气极尖锐。他在3月20日致彭祖年的信中说：“纪念会事，盛谊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浃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之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1958—1963年，钱锺书是应译毛选定稿组成员，1964年始，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有人向他祝贺，他未以为荣，从未炫耀，而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1975年，钱锺书夫妇谢绝国宴之邀。钱锺书逝世后，澳洲的Sunday Morning Post于1999年1月10日刊出Jasper Becker《天才之死》（Death Closes Book on Literary Genius）一文，说钱锺书是北京最后一个隐士，最有傲骨的人，也总不折腰媚权臣。
钱锺书在学问以外是一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钱锺书对冯友兰有所批评。他说冯友兰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说冯不应该出卖朋友。他又说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钱氏用英语说：Feng name is no good at Peking University now.（冯友兰在北大臭名昭彰），情绪颇为激动。他的风骨凛然还表现在他嫉恶如仇。访问耶鲁大学那一天，晚间参加一位华裔教授家里招待的自助餐。在席间讲话最
多的是钱锺书与费孝通，有人问到有关吴晗被清算时，钱当众说当年反右运动（50年代），吴整别人时，也是一点不留情面，无情得很。钱讲话时，不时看费孝通，费则一脸苦笑，表示默认了他的话。还有一事可以说明钱锺书是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也。1941年，钱锺书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陈麟瑞拟聘请钱锺书到暨大任教，他想先辞了孙大雨（钱锺书的朋友），然后由钱锺书递补孙大雨的缺。当钱锺书得知此事后，他宁愿失业，坚决不肯接受暨大聘书。
1998年12月19日，一代才子钱锺书驾鹤西去，他的简朴的葬仪更让人对他尊敬和仰慕。他很早就立下了遗嘱，遗嘱大意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钱锺书火化时所穿的不是一般传统寿衣，而是很平常的普通毛线衣裤，不是妻子杨绛编的，即是女儿钱瑗织的，其他均是钱氏先前喜欢穿的衣帽。据说钱锺书在医院时，有些他的衣服，杨绛准备拿出去救济灾民，但为钱锺书拦住：这是“慈母手中线”，其他衣服可捐，这几件留着，这些留着的衣服后来钱锺书火化时穿着。火化前在北京医院告别室，有一个很简单的仪式，但没有挽联，没有鲜花，也没有哀乐。送行的也只有十几个人，均属至亲好友。从八宝山回到家里，杨绛对亲友说：“锺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锺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锺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一位参与送行的人说 ：“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著作，而且也在于他的为人。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看完《一代才子钱锺书》，我感叹时下的风尚与钱先生的所为相去甚远，“只为学位，不为读书”：“只为功名，不为学问”。为此把功夫都用在了读书与学问以外，作假，剽窃，无所不用其极。而学者中“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更是凤毛麟角。
有人说，钱锺书是“三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你信吗？读了这本书，我信了。
杨绛先生函
汤晏先生：
昨天收到您10月15、16日二信及附件，谢谢！您的《钱锺书传》快要出版了，我向您贺喜。您孜孜矻矻为他写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但是，我只对您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却未能从头至尾细读原稿；对于您
所采用的某些资料是否可靠，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敢应命为您写序。而且您和我的观点也不相同。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当时《宋诗选注》受到批判，钱锺书并没有“痛心疾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尽本分完成了一件工作，并不指望赞誉。赞誉会带来批判。批判多半是废话。废话并不能废掉他的成果。所以他心情很平静，还只顾补充他的《宋诗纪事补正》呢。这部书不久就要出版，有十多本。他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作为《钱锺书手稿集》，已交商务印书馆扫描印行，明年年底也可出版，大约有十大本。此外，我也许还能为他整理出一些作品。但是钱锺书在创作方面，的确没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发短心长”，千古伤心事，不独钱锺书的创作。您的设想属浪漫派，我的设想较现实。反正同是设想而已。我耄耋之年，没力量为您写序很抱歉，只好写封信谢谢您对钱锺书的器重，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祝愿您的书有许多许多读者。
杨绛谨上
2001年10月28日
引言
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的时候，某日放学回家，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钱锺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囫囵吞枣，很快把它读完。现在想起来，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譬如，该书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隽永、意义深长的散文，借魔鬼夜访钱氏和作者的一段对白，针砭时弊，隐寓嘲讽。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当推《读〈伊索寓言〉》。也许是故事最迎合十几岁大孩子的心理，我读完后，还把全文抄录在日
记本里，当时就认为作者才气很高，文字俏皮。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权，国民党退处台湾，痛定思痛，想要找出丢掉江山的原因（原因当然有千百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打败国民党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知识分子也有份。这个结论正与19世纪英国学者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的名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笔之力甚于剑）的说法不谋而合。因为国民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所有大陆的作家的作品在台湾都被视为禁书，即使沈从文、钱锺书等人毫无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从此在台湾就看不到钱锺书的作品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去美国读书，某日在纽约华埠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写在人生边上》，如见故人，很是高兴，就买了下来。后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其他盗印本，如《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等，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南才子——钱锺书先生。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二时，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Kent Hall）四楼会议室。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我就坐在钱先生对面。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有英国腔的英语。事前没有准备（也无从准备），可是他口才很好，有问必答，绝无冷场，妙语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后对人说：“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钱先生在《论文人》（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文中说：“卡莱尔在英雄崇拜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观。
钱先生游美返大陆后，我们经常通信，我屡获钱先生赠书，后来几乎成了“钱迷”。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可是没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我要为钱锺书立传”，这话已说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动笔。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变化很大，钱锺书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印第安人”（红人）—— 一个热门人物。他的作品如《围城》等书不仅在大陆再版，且在台湾出版，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过去二十年我读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从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论文到大陆出版的张文江和孔庆茂的《钱锺书传》，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译《管锥编》。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大陆出版的书难免脱不了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胡适说得好：“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胜悲怀，更使我追念这位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我决心为钱先生写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埃里蓬（Didier Eribon）为福柯（Michel Foucault）作传时一开头就说：“写福柯传是不好写的。”因福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写钱锺书传也一样不好下笔。钱锺书出版的书照西洋标准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锐，尤好讽世，所以有些话虽然他说得平淡无奇，但却发人深省。即使他写的散文随笔
，也都是隽永意纵，涉笔成趣，差不多每一则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钱锺书传不是那么好写的。
写钱锺书传的另一困难处是，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一样，为了保护他的privacy（私人生活），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没有像他父亲钱基博一样有自传留下来，也没有像胡适一样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传》，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外，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困难。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读历史，少读传记。他说传记大多虚实参半——不是夸大，就是失实（过犹不及）。迪斯雷利所言，或许稍微偏颇，但可作为传记作者（biographer）的一个警戒。所以我写这部传记是本着两个原则：取材严谨，行文简洁。文中所述均有根据，然既非学术论文，就不一一注明来历，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则省略之。大体上这部传记，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
虽然这部传记不是讨论钱锺书创作或学术成就的专著，但钱锺书是一位学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论述钱锺书生平时不讨论钱氏作品及学术成就；这部算是哲理性的传记，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当我细读钱氏生平及其著作时常有几个问题系在我心头。钱锺书像伏尔泰（Voltaire）一样，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围城》），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但他是否以此为满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他是一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还是一个伏尔泰？这些问题是我关心的，将在这部传记里尝试提出答案。
家世（1849-1910）
无锡有几个大家族如荣、唐、薛、秦、杨及钱家。钱姓在中国是一大姓，在《百家姓》里仅在赵姓之后。无锡钱氏是一望族，乃源自五代十国。钱穆说：“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6]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谈到他家世时，无不自豪地说：“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汉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耀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
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7]钱锺书的上世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武肃王起兵临安，奄有吴越开始[8]。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祖耆，1849—1926年，是武肃王第三十一世孙）[9]。他的前四代是钱奎、钱士镜、钱浩若、钱维桢。福炯是钱维桢第四子，按“福、基、锺、汝、昌”排辈下来，福炯曾娶江阴富豪孙氏女为妻，这就是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所说的“锺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钱锺汉在《无锡光复志拾遗》中也说孙家“是无锡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地主家族之一”。
钱福炯共生四子二女。长子钱基成（子兰）、次子基治（仁卿）、老三老四钱基博（子泉）与钱基厚（孙卿）。女二钱素琴和钱月琴。基治先殁。钱基博乃是钱锺书的父亲，是一位学淹贯博的鸿文大儒。基博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二月二日，与孟子同生日，他与弟弟基厚是双胞胎。据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梁溪钱孙卿钱基博，为孪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钱基厚对政治很有兴趣[10]，而钱基博纯粹是一个学者。他虽与丁文江同年出生，丁学英文出洋留学吸收新思想，回国后与胡适等人办《独立评论》，算是新派人物；但钱基博思想较旧，为近代古文大家，在新旧文化交替期间，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惜近人很少有人注意他，吾人对他所知不多，幸好他有一篇自传留下来。
1935年，钱基博应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之请，写了一篇长约五千字的自传，刊于上海光华大学半月刊（二卷八期），并附刊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卷末。据自传称，他年5岁跟着比他长14岁的长兄基成开蒙读书，9岁能背诵四书、五经。16岁与孪生兄弟基厚及其同邑好友徐彦宽（辑有《念劬庐丛刊》）“自拟为师（许国风）门三杰”，并写过一篇约四万字的文章《中国舆地大势论》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年仅16。刊出后很受时人注意，深得梁启超赞赏，自此后著述益丰。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甚为欣赏，惊为龚自珍再世，遂招之入幕，那时钱氏不过22岁而已。
……
钱基博先后任教于无锡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华中大学。1952年起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1957年病逝武汉。重要著作有《经学通志》、《韩愈志》、《版本通义》、《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及《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书。
钱基博是一位律己甚严的儒家学者，对钱锺书影响很大。
幼年（1910-1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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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09日 11: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
钱锺书的名字。在锺书出生的那一天，刚好友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所以伯父就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我国旧时有抓周的习俗，即小孩子满周岁要抓周。吾人读《红楼梦》，在第二回里，冷子兴与贾雨村一段对白讲到贾宝玉抓周，由冷子兴道出：“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
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爱惜。”钱锺书周岁抓周时抓到的是一本书，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所以按“锺”字辈分排下来故名“锺书”（这个名字对钱锺书来说是很恰当的），“仰先”就成了小名，家里的人叫他为“阿先”，但“先儿”、“先哥”，好像是“亡儿”、“亡兄”，不吉利，所以就改“先”为“宣”，但他父亲仍叫他“阿先”。“默存”是锺书在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取的字，取自《易·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因为钱基博看他常快言快语，故取“默存”。至于“槐聚”是钱锺书自己取的号，取自元好问的诗句：“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中书君”是钱锺书写文章用的笔名，取自韩愈《毛颖传》，昌黎以笔拟人，把笔叫“毛颖”，又称“中书君”，后来“中书君”成为毛笔的代名词。在幼年钱锺书取过“项昂之”作为别号。八九岁时他喜欢摹临书上的插图，画完后即署名“项昂之”三字，项指项羽，他很佩服项羽，“昂之”则示想象中楚霸王的英武气概。
钱锺书4岁（据杨绛说都用虚岁）时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个秀才，伯父中了秀才回家那天，一进门就挨祖父福炯公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气势。福炯公有两个哥哥均中举，他自己却也只是一个秀才而已，可是他始终不喜欢伯父。这是有原因的，钱锺书祖母娘家与伯母娘家，都是富户，彼此都瞧不起对方，如同水火。俗云：“两姑之间难为妇”，婆媳不睦也影响了父子感情。福炯公总认为伯父没有多大出息。因为不喜欢伯父，“钱锺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也许是同病相怜，伯父待锺书很好，而锺书也处处要依靠伯父。杨绛说：“伯父是慈母一般，锺书成天跟着他”，形影不离，伯父上茶馆，锺书跟着去，伯父去听说书，锺书也跟着去。钱基博怕哥哥生气，不便干涉，但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向基成建议把钱锺书送去上学，于是钱锺书在6岁时上秦氏小学。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很心疼，不舍得锺书去上学，就辍学在家。7岁时，锺书与比他小6个月的堂弟锺韩（钱基厚的长子）同上亲戚家办的私塾附学。但附学不方便，一年后，锺书与锺韩两兄弟便由伯父自己来教，他怕锺书父亲及叔父不放心，故对他们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他们也就不反对。
可是钱基成是一位旧式名士，有名士派习气。他每天要上茶馆，因此只有下午教小孩子功课。上茶馆时，钱锺书也跟着去。他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然后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或书摊租一些通俗小说给他看，这样就把钱锺书打发了，一直看到伯父叫他回家。这些通俗小说大都是《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书，钱基博没有这些书，家里藏的《西游记》、《水浒》及《三国演义》他都已经读过了[5]。现在来看伯父为他租的《说唐》等通俗小说，当然不成问题，且读来趣味盎然。钱锺书弟弟及堂弟
很多，他看完后，回家即手舞足蹈地把刚才看来小说里的情节及人物故事向他的弟弟及堂弟复述一遍，现场表演一番。这对钱锺书有好处，因此他看起小说来，特别仔细，此即一般对教员来说所谓“教学相长”。钱锺书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他看完后或者讲完后，往往会发现问题。他不解的是为什么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霸，若跑到另外一本书里就成问题了。譬如说，若关公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怎能敌得过李元霸那一对800斤重的锤头子呢？但是假如李元霸进了《西游记》里，又怎能敌得过孙悟空那13000斤的金箍棒？假如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这种三隅之反的思索均可窥日后钱锺书“以解颐资解诂”的治学特色。那时钱锺书连阿拉伯字的1、2、3都不认识，可是对各种兵器却记得烂熟，即使二三十年后道来仍如数家珍[6]。钱锺书从小即能“联想”，这是他独特的地方。
……
2
锺书11岁时和锺韩同时考取东林小学（无锡县立第二高小），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就在他们考上的那年秋天，他伯父去世，享年48岁。伯父病危时，钱锺书还未放学，经家人把他接回来。他一路哭叫着“伯伯，伯伯”，到家时伯父已不省人事，这是钱锺书平生第一次遭遇伤亡之痛。伯父卒后，钱锺书虽仍与伯母住在一起，但如上学读书则全由钱基博来管教。当时在钱锺书看来，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总的来说，有一个严父来管束他、教导他是一件幸事。在东林小学里，钱锺书给人家的印象是双重的（double image）。他很调皮，在学校里是一个有名的顽童。……
除了这些调皮捣蛋外，钱锺书在功课方面（算术除外）是一个顶尖的好学生。与钱锺书同时进东林小学的同班同学邹文海教授回忆说：“先严责我读书时，常引他（钱锺书）为话题，总是说：‘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琅琅，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锺书君的反感，‘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记得那时候钱锺书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的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8]由邹文海这段记述，吾人当知钱锺书日后撰写《谈艺录》和《管锥编》等巨著似有线索可寻。正如密尔顿所说：“The childhood shows the man / As morning shows the day.”（大意是一个人的将来可从他的童年看得出来，一如从清晨可预知当天的天气好坏，见Milton, Paradise Regained Ⅳ, 220）。我们江苏乡下有句谚语，“三岁定八十”也是这个意思。
钱锺书出类拔萃，正如钱穆说的“异于常人”，他父亲管教有方，功不可没。
父亲钱基博（1887-1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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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09日 11: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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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朝宗先生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中说：“钱先生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学校教学对他无疑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尊人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1]钱基博对钱锺书影
响之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围城》里方鸿渐与他父亲来往几封信都是用文言文写的，钱锺书露了一手，因为这几封信词藻富丽，这样古奥典雅的文言文，在现代小说中实属罕见，恐怕也只有像钱锺书这样国学根底深厚的作家才能写得出来。方鸿渐国文根底很好，是他老子“私传指授”，这是钱锺书的夫子自道，在这里毫无疑问方鸿渐就是钱锺书自己了。[2]
……
中国旧式教育是很严格的，开蒙很早。……据钱基博自传载：“5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9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10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储氏唐宋八大家文选》，自13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圈点七过。”钱锺书幼年读些什么书，我们可以间接从钱基博的教育推测出来。
钱基博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锺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已停考乡试、会试。科举废掉，一切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钱基博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但要怎么办呢？
因此钱基博要钱锺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所以钱锺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儒家教育。他开蒙亦早，幼时读过《毛诗》。据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锺书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而他父亲，正如钱穆所说：“子泉提倡古文辞”，是“负盛名”的大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本，第114页）。……钱穆在晚年亦回忆说：“时子泉已在上海圣约翰及光华大学任教，因任三师四年班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在学校兼课。每周返，课毕，余常至其室长谈。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于常人矣。”（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本，第115页）据钱基博的弟子王绍曾教授说，钱锺书在中学读书时，其父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书，每星期五晚上两节课，即跟他父亲到国专随堂听课[6]。
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认为这是父亲的职责[7]。其管教之严当可思之过半矣。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据杨绛说，那年（1925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锺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锺书锺韩各做一篇文章；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8]。关
于这一段小插曲，钱锺书隔了四五十年后犹能忆及，他在《谈艺录》补订本（第346页）里说：“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鲜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他委婉地叙述了“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得知几种古籍，但未述挨打事。大家都认为锺书的功课不如锺韩，因为锺韩样样都好，其实锺书除算学外，功课也很好。拿国文来说，是很不错的，但在他父亲看来还不够好，故遭了一顿痛打。他的父亲幼时被塾师打过，据说，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9]。也许因此，在他父亲看来，打的教育是有用的。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锺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功夫便判若两人。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他们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此时一因他父亲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二因自己用功，作文大有进步。常为他父亲口授代书，稍后代笔写信，到最后为他父亲捉刀写文章。要知道他不是为村妇代书，而是为一个大儒捉刀。在考上清华大学之前，他不仅不再挨打，而且是他父亲得意的宠儿了。杨绛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后，锺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锺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的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10]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11]杨绛文中所称“钱穆的一本书”是指钱穆的《国学概论》。
钱锺书为钱穆写的序文写得相当老到，文字畅达壮丽乃其余事。钱穆写的书大都用文言文，这本书亦不例外，故序文也是用文言文写的，本书凡十章，从孔子先秦开始，钱锺书开头说：“宾四（钱穆的字）此书，属稿三数年前，每一章就，辄以油印本相寄，要余先睹之，予病懒，不自收拾，书缺有间，惟九章清代考证学，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以邮致最后得存，余八章余皆亡之矣。虽然，其自出手眼，于古人貌异心同之故，用思直到圣处。则读九、十两章，而全书固可以三隅反者也，第十章所论，皆并世学人，有钳我市朝之惧，未敢置喙。”所以钱锺书只拿第九章清代考证学来做文章，因此钱锺书借机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第九章竟体精审，然称说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而不及毛奇龄，是叙清学之始，未为周匝也。殿以黄（元同）俞（荫甫）孙（仲容）而不及陈澧，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也。”陈澧为钱基博最佩服的一位清儒，所以钱锺书写此正中乃翁意，可以说抓到痒处。而后这篇1300字的序文就从上述几家发挥出来。在文末说：“又此章于梁氏概论，称引颇繁，其非经学即理学一语，亦自梁书来，然梁氏忍俊不禁，流为臆断，李详所驳，虽其细已甚，足征梁书于名物之末，疏漏亦弥复可惊。”在序文末又说：“宾四论学与余合者固多，而大端违异，其勇于献疑发难，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直是伯才。”这篇序文不类一般序文常例，并不相互标榜，故有“不得不就此一章毛举细故”。钱穆对此“毛举细故”不以为忤，在其“弁言”里谢谢钱基博赐序并加以针砭[12]。
这篇序文撰于1930年7月，那时钱锺书已进清华，才念完大一，照西洋的算法还不到20岁，尚是一个童子（teenager）。他父亲与钱穆是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而钱基博请他未及弱冠的儿子来捉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他已看出他儿子的才华，认为钱锺书的古文会比他写得好；二、命钱锺书来代书，对钱锺书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钱锺书不负乃父托付而优为之，很快把序文写就，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这种捷才不是天生的，据杨绛说，她看钱锺书写应酬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几次抬头，写来刚
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锺书对她说，那都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13]！换句话说，钱锺书的八行书也是被打出来的。
除了墓志铭及《国学概论》序文外，还有一篇钱基博《复堂日记续录》序文（收入钱基博刊印徐彦宽的《念劬庐丛刊》）也是出自钱锺书手笔。
……吾人无从看到钱锺书代笔的墓碑，但由这些代父捉刀的序文，当可看得出他在弱冠时即已才华毕露，“天资神慧，文才隽伟”了。[14]
……
清华才子（1929-1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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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09日 11: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Bright college years, with pleasure rife,
The shortest, gladdest years of life.[1]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college song,
originating at Yale
1
钱锺书于1929年9月进清华大学读书。因为他有一个“不寻常的经过”，谣传他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但因他的中英文特优而被破格录取，故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即有清华才子之称。
在这一章，主要讨论钱锺书在清华四年“异于常人”的大学生活：（一）清华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二）他怎样考进去的；（三）师友心目中的钱锺书；（四）清华藏书；（五）《清华周刊》。这几项对钱锺书都很重要，且影响很大，本章将一一说明之。
清华是中国一所著名学府，与北京大学齐名，讲起中国名大学来，首推北大、清华；一如英国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钱锺书自己在小说《围城》里也说过清华是一所有名大学[2]。早期清华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清华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中学到大一为止，学生毕业后到美国读书可以插入大二），直隶外交部，不属于教育部。实际上清华是义和团运动的产物。……
当时清廷对于这个留美预备学校也甚重视。于1909年特拨出在北京西郊海淀的清华园为校址。[5]因馆设于清华园，故将游美学务处赐名为‘清华学堂’，英文名字叫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民国成立后，将游美学务处裁撤，并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仍为留美预备学校。英文校名去掉Imperial一词。校长也换了，原来的校长周自齐与副校长唐国安于1911年秋同赴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典礼完毕后，周回国，即去做山东省省长。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6]。不久，唐病逝，周继任校长。在清华学校时期即从1911年至1928年改为国立大学为止，有几项重大改革，此即：（一）到后来（1924年）停止招考高等科学生，（二）派遣留美学生，限50名，公开招考，不限于清华毕业生，（三）1925年起开始招收大学部一年级新生，这时清华正像冯友兰所说“大学之基础乃立”[7]。1925年考进去的学生于1929年毕业，为第一届毕业生，故称第一级。1929年这一年对清华来说有其特殊意义：留美预备班高等科最后一级就在这一年结业放洋。国学研究所也于这一年结束。1929年也是钱锺书进清华的一年。钱锺书对清华校友来说，他是第五级，虽然这时清华已改为国立大学，但与清华学校一脉薪传，清华弦歌不辍。那时校长为罗家伦。
罗家伦是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初定，奠都南京，南京新政府于是年8月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8]。罗于9月到职，在9月18日就职典礼上除宣布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外，他说：“我既然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我自当以充分的勇气和热忱来把清华办好。”他要“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在这优美的‘水木清华’环境里，我们要达成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9]罗到清华来，很想大刀阔斧革新清华，一展平生抱负。但他没有胡适的名望，也没有傅斯年的办事能力，所以他在清华只做
了两年，因学生反对他，愤而辞职[10]。
……
罗家伦在二年校长任内，除了闹一些笑话外[13]，对清华是有贡献的：（一）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隶属教育部；（二）兼收女生；（三）重金礼聘名教授[14]（其他如增建校舍，淘汰冗员及增购藏书）。其实，罗家伦对清华的另一贡献是破格录取了钱锺书。他这一开明的大胆作风是值得翘大拇指的好事。
2
毋庸置疑，罗家伦的“大胆作风”对钱锺书的一生影响太大了，故在这里关于破格录取这一传奇性的“不寻常的经过”似不得不记。我们要讲钱锺书的大学时代，必须从他的入学考试讲起。当钱锺书于1929年投考清华时，是第五级，或称1933级。据与钱锺书同年考进去的同学回忆，那一年全国报考的有2000多人[15]，而录取新生计男生174名，女生18名。备取生37名[16]。第1名严衍诚，第2名钱锺韩[17]，钱锺书考第57名，但不知录取的女生18名中有几位考的分数比他高，所以他后来总是对人家说，他考了五十几名。五十几名名次不算低，应被录取，但外传钱锺书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校长破格录取（见邹文海《忆钱锺书》）。这一说法，似合情合理，也很富传奇性，但钱锺书本人否认了外传考０分之说。1979年（详见后）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于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当年清华时数学考0分，但英文特佳而破格录取，确否？钱锺书回答说，确有其事，然后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I failed in math），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18]接着钱锺书还补说了一句：“他是一个反动者（Reactionary）。”大家哄堂大笑[19]。在座谈会上，钱锺书没有说考多少分，只说不及格，那么多少分才算及格呢？人家没有问，他也没有讲。翌年钱锺书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座谈会上，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即他考清华时数学0分的问题。他答说是考得比零分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20]。当杨绛于1982年，应胡乔木之请，写了一篇《记钱锺书与〈围城〉》，她说：“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21]
……
识拔钱锺书入清华，罗氏认为这是他清华校长任内得意的事之一，事后证之他的慧眼没有看错。钱锺书在清华念外国语文系。……当时外文系里的外国语，除英文外尚有德、法、意大利、希腊、日、俄及拉丁文，我们现在可以作这样假定，在外文系里除日文、俄文外，钱锺书很可能全都选了。……钱锺书英文写得相当好，也曾发表评法文的书评文章[37]。据
夏志清先生说，钱锺书的德文和意大利文也是相当好的，他还会拉丁文。钱锺书在清华四年所学，对他来说，一生受用不尽，他日后著作，无不旁征博引，经常一句话，同时引用数种不同欧洲语文写出来，这是他从清华学来的绝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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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才华不仅受到师长的赏识，同时也受到同学的敬佩，且印象深刻。时隔半个世纪以后，他的同学甘毓津先生仍记得清清楚楚。在1983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上回忆说：“级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钱锺书，中西新旧文学、语文、哲学，样样都精，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更是少见，确是天才。”接着又说：“说来无巧不成书，在中学和大学和我同班毕业的，都有一位很杰出的人，两人又都姓钱——钱学森和钱锺书。我提起他们两位，可没有给自己‘贴金’的意思，倒是觉得天下英才，全让钱府包办，老天爷也欠公平。”[65]（甘先生并有附记说，二钱并非一家。钱学森是浙江杭县人。）钱锺书另一位同班同学饶馀威先生回忆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很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著书籍，最怪的是上课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总是第一。”[66]据杨绛说，现在旅居美国的许振德先生系锺书外文系同班同学，“他最初因钱锺书夺去了班上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锺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锺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67]
写新诗出名的（王）辛笛回忆说：“忆及30年代之初，在水木清华读书时代，锺书学长高我两班，他与曹禺，孙毓棠，吴组缃，常凤（笔名常风）等同级。他是当年全校闻名的才子，传说他博闻强识，语妙天下，知人论世，往往谈言微中，即使有时入木三分，开罪于人，然以嘲讽问心无他，闻者也就以一笑置之。”[68]前文中所说的曹禺，在清华时学名万家宝，与钱锺书同一班，他是于1930年从南开大学考插班生转学清华，属第五级，与钱锺书于1933年一起毕业的。曹禺在1980年来美国访问，于4月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四楼教授休息室演讲，讲完后，笔者趋前曾与他晤谈片刻，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一一解答。询及钱锺书时，他说：“锺书与我是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我是从南开转学去的，我们同届毕业，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极其渊博。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69]另一位名校友胡乔木（在清华时比钱锺书低一班）在清华读书时，对老师辈最景仰陈寅恪，对同学少年则最佩服钱锺书（见李慎之《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
钱锺书在清华出人头地，鹤立鸡群。他又好读书，幸亏清华藏书甚富，如果在一所藏书贫乏的大学，像钱锺书这样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岂不太可惜了吗？
5
钱锺书横扫清华图书馆。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清华图书馆
书库、书架上的书，经常满满当当的几十万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可以到书库里去看书，左右逢源，辗转相生，可免借还之劳，有人说：“此中乐趣，不可形容，恐怕只有饥鼠入太仓之乐仿佛似之。”[70]上述这一段话，可以作为钱锺书在清华的一个写照。如果要借出来阅读，须再办手续。据同学回忆，钱锺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据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回忆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72]
钱锺书喜欢在书上眉批及划线。……
在书本上作眉批或画线，也代表钱锺书另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是治学方法。胡适亦有此“癖”。……读书的方法很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有的人作札记，有的人作卡片，如名史家吴晗治明史采用卡片制度。钱锺书喜欢在书上画线作评语（钱有时也作札记，如撰《管锥编》），省却很多事。这种方法，对记忆力好的人，很有用。胡适写文章时常在书桌上摆了很多书。因为记性好，知道什么材料在什么书里（如陈寅恪），容易帮助你找材料[76]。在书上画线或作眉批，实在是帮助你去找材料的一种好方法。所以当吾人读钱锺书著作时，常见旁征博引，实只是举手之劳，希望年轻的后辈学人，不妨试试。钱锺书在清华四年，除了吸收新知识外，他也吐丝，他发表了很多文章，颇受时人注意。
6
清华为钱锺书提供了一个发表文章的园地（forum）。这种园地对钱锺书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无锡，他的才华只有他父亲及在中学里的师友知道，局限于桑梓一隅。可是到了清华，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清华有一个学生刊物，此即《清华周刊》。《清华周刊》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大学生刊物[77]。原来只报导清华园里的新闻，但也有副刊、专栏，也谈一些政治问题，如发扬民主政治，坚持抗战等大问题，后来篇幅越来越大，在抗战前《清华周刊》乎已成为一份影响力很大的全国性刊物。当时《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为刘丙庐，学术组编辑为吴晗，文艺组为吴组缃及钱锺书。钱除担任编辑外还兼任英文副刊主编，他对《周刊》出过力，有很大贡献，他为《周刊》写了很多中英文文章及旧体诗。根据林耀椿编的书目，钱锺书在《清华周刊》上，先后发表过八篇文章[78]。照理应不止此数。因为在海外很难找到早年的《清华周刊》，所以我们不知道钱锺书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的正确数字。在《钱锺书散文》这本586页的散文集内，只有两篇文章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的。这两篇即是《鬼话连篇》（第108—113页）及《小说琐征》（第472—475页）。
《小说琐征》最初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1930年11月），是由三组小考证组成，与后来在《新语》杂志第四期（1945年11月17日）上《小说识小》是同一性质，也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他的方法是将小说、正史、佛典、经书、文集、诗话、戏剧相关同一故事的记载摘录出来，相互比较，从而考证小说中某项记载的来历。这种考证是钱锺书最喜欢做的，也是最拿手的了。这就是他日后写《谈艺录》及《管锥编》的开路先锋。
……
青年讲师 （1933-1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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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09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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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钱锺书应聘到光华大学教书。光华大学是上海较大的一所私立大学，原来是从圣约翰大学分出来的。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学生抗议，悬半旗追悼死难人士，但该校洋人校长出来干涉，因此一部分师生愤而离校，由富商支持，乃另外成立了一个新大学，要光复中华，故名光华大学[1]。很多著名学者和教授来光华教书：计有张寿镛、朱
公瑾、廖世承、朱经农、吕思勉、胡刚复和徐燕谋。胡适和徐志摩也在该校教过。
在钱锺书来到光华大学之前，他的父亲钱基博已在该校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后来又兼文学院院长。乍看起来，钱锺书来光华好像靠他父亲的关系，如有这样的想法，这就大错特错了。虽然1933年经济不景气，是全球性的，尤其在中国找事不易，毕业即失业，但钱锺书不一样，他是一个天才。所以反过来说：光华大学能请到像钱锺书那样的才子，乃是光华的幸运。
……
3
在光华大学期间，钱锺书诗兴大发，写了很多旧体诗，其中最为人瞩目的为《论师友诗绝句》八首，此诗作于1934年年初，发表前曾先寄给罗家伦[9]。钱锺书的诗大都先后发表在《国风》半月刊上。1934年钱锺书将过去的旧体诗结集出版，题名《中书君诗》，印100册，不作卖品（非卖品），馈赠友好。当时陈衍、吴宓均获赠一册。吴宓收到赠书后极为高兴，并赋诗祝贺。写《赋赠钱君锺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诗云：
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
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
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
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吴宓诗集》卷十三
从这首诗可看出吴宓对这位得意门生称扬不已。
……
《中书君诗》印量不多，流传不广，如果现在有人藏此一册，恐怕要成孤本了。他当年自印诗集时曾说：“纸张须讲究，聊以自怡，不作卖品，尤不屑与人争名也。”[14]意气扬扬，是很得意的。书出后，得到行家赏识，套句习用的话，可谓佳评如潮，应该是一册很成功的诗集，可是隔了十多年后，钱锺书对这册诗集，却很不满意[15]。
钱锺书的旧体诗是很不错的，几乎无一非上品。他人毕竟聪明，学一样像一样。胡适说做律诗难做，做得好要几十年功夫[16]。钱锺书于十四五岁时开始学做律诗，到了20岁左右，他的旧体诗不仅做得四平八稳，且如石遗老人所说“斐然可观”矣。陈衍对钱锺书学诗过程影响至巨，石遗指点他在格调上、肌理上多下功夫，多读少作，而钱锺书对石遗老人奉之若神明。
吴忠匡曾问过钱锺书学诗的经过，他说：“19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17]这里所言“小册子”即指《中书君诗》诗集，这种华丽的才子诗，遇石遗老人叫他多读少作，他即改弦易辙，从此他的诗更有进境。他自己说：“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18]后来于1950年代嘱编《宋诗选注》则良有以也。1994年钱锺书出版《槐聚诗存》，这是他晚年定
稿，惟1934年以前的诗均未收录。最后一诗是为杨绛代拟的《无题七首》，为这本诗集压卷之作。此诗作于1991年，以后均无诗见录[19]。
《代拟无题七首》是很有兴味的一组诗，诗前有杨绛撰写的“缘起”，颇有钱锺书的古雅文言文风格。杨绛在“缘起”一开头即说“代拟者，代余所拟也”。因杨撰写小说，请钱帮他为小说中人物写几首旧体诗。钱答说：“君自为之，更能体贴入微也。”杨绛笑道：“尊著《围城》需稚劣小诗，大笔不屑亦不能为，曾由我捉刀（这是指苏文纨抄袭德国十五六世纪民歌那首小诗，由杨绛代为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7页）；今我需典雅篇章，乃托辞推诿乎？”钱锺书没法，乃拟此七首无题诗。诗成后，杨绛看了说：“余观其诗，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由“缘起”亦可以看得出钱杨夫妇作家、夫唱妇随、鹣鲽情深的一面。钱锺书不是晚年说过他是一个happily married man[20]，此言不虚也。有人说如果杨绛也会做旧体诗，则像陈寅恪和唐晓莹一样，夫妇唱和，当更有一番乐趣。但杨绛别有才华，他们夫妇是文坛上少有的一对佳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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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初晤钱锺书于清华园，那是1932年春天。是年上海“一·二八”之役，苏州东吴大学停课，一部分学生到北平各大学借读，杨绛借读于清华大学，因而结识这位清华才子[29]。杨绛在隔了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初识锺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30]当1933年秋，杨绛考取清华外文研究所，钱锺书已自清华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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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杨绛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江南人，无锡小同乡，他们都是出身书香门第；两人都喜欢文学，所以他们很谈得来，有话说不完，这在英文里叫Chemistry，中国人叫缘。俗云“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两人有缘，所以很快做了朋友，由朋友而变成情人。钱锺书与杨绛谈恋爱期间，他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杨绛亦喜写作，在清华她选过朱自清的课，写过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是叙述少女恋爱故事，颇得朱自清赏识，由朱推荐，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后来又被林徽因女士选入《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里，题目改为《璐璐》，署名杨季康。这本小说选集并录有老舍、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和凌叔华等20位名家作品，计30篇。……
钱锺书人聪明，又调皮，连谈恋爱写情诗也会耍一些花样。据他的朋友说，钱与杨绛谈情说爱时，送给她一首旧体诗，竟运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融铸入诗，如“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坚”。他把自己刻骨相思比作蛇入深草，蜿蜒动荡，捉摸不定。宋明理学家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锺书却把这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的语录，放在他的情诗里面。他很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见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与杨绛恋爱，我们还可以从《围城》里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围城》女主角孙柔嘉虽然与方鸿渐一起去湘西，后来两人结婚了，又一起从湖南回上海。但杨绛说她没有见过，相识的女子中间包括她自己在内“没有一个相貌相似。”[34]但是唐晓芙就不一样了。杨绛说过：“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35]这句话是不错的。水晶在钱锺书访问记中，问钱锺书为什么唐晓芙在《围城》里到后来“下落不明”（fade out）不了了之？又问在“《围城》中每一个角色，都被你冷嘲热讽过，唯独唐小姐例外，偏偏又是‘淡出’（fade out）的，这两者中间，又有什么关系吗？”钱锺书反问水晶说：“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梦中情人）吗？”（钱锺书此话一出，引起哄堂大笑）（见注[20]，第39页）我想唐小姐是钱的“梦中情人”，是不错的，因为唐晓芙就是杨绛。虽然唐晓芙没有与方鸿渐结婚，但唐晓芙身上有杨绛的影子。唐小姐是律师的女儿（人民文学版，第109页），杨绛的父亲也是律师。唐晓芙在大学里念的“极平常的是政治系”（人民文学版，第52页），杨绛不是在东吴大学念的政治系吗？方鸿渐“见了唐小姐七八次，写给她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信。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电灯看一遍。以后他写的信渐渐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窃窃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例如：‘今天到行起了许多信稿子，到这时候才透口气，伸个懒腰，a-a-a-ah！听得见我打呵欠的声音么？茶房来请吃午饭了，再谈。’”（人民文学版，第85页）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在热恋中。这也就可能是他见了杨绛七八次，写给她十几封信，杨绛也回了五六封信，在钱锺书看来不够勤。也许在杨绛回的五六封信中，有一封信却被他父亲子泉老先生擅自拆阅了。杨绛的信大意是说现在吾两人情投意合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欢喜为善，老先生看了连声叫好，“此真聪明人语”。乃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杨绛，对这位未来媳妇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杨绛后来说：“这很像方遯翁作风”[36]那是在钱锺书与杨绛订婚前后。
此后，杨绛也把钱锺书介绍给她父亲。杨绛说：“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她又说：“锺书初见我父亲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37]钱锺书学识丰富，博闻强记，杨荫杭大为赏识。当他发现这位未来女婿也是雅好读字典，则更乐。且两人都喜诗文，可以说在诗文上有同好。尤其是在典故上说一些俏皮话，大家相顾而笑。有一次杨老先生问杨绛：“锺书常那么高兴吗？”[38]显然杨绛父亲对锺书是很喜欢的。
1933年暑假，钱锺书与杨绛订婚。经过这次钱基博擅自拆信事件后，钱杨就很快谈婚论嫁，这时杨绛考上清华不久，故先行订婚。杨绛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39]订婚后，杨绛仍要回清华上学。在订婚宴席散后，钱基博把未来媳妇介绍给钱穆，时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与杨绛约好连袂北上。据杨绛回忆，搭车那天，钱锺书曾亲自送她到车站候钱穆至，一起把行李结票上车[40]。钱锺书则仍留在南方，在光华大学教书，但他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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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1935—1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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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09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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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总图书馆。钱锺书给它一个很典雅的中文译名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有新书出版，必须寄
一册给饱蠹楼。有容乃大，所以饱蠹楼藏书之富，实为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18]。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时，居停瑙伦园（Norham Gardens）16号。但饱蠹楼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图书馆里消磨。杨绛没有在牛津注册为正式生，因牛津学费奇昂，加上导师费实不胜负担，如念别的大学，学费较廉，但两人不能在一起，且生活费用也高。考虑结果，杨绛乃申请在牛津及Exeter学院两处旁听。因此杨绛在牛津读书就没有像钱锺书那么大的压力，功课也没有那么重。钱锺书与杨绛同在饱蠹楼看书，杨绛自由自在，可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这一点很使钱锺书羡慕。钱锺书常说，他如有像她那样自由，有那么多时间，则他可以读更多书。惟有杨绛在旁，钱锺书在饱蠹楼正如古人所说，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但饱蠹楼有两项措施，对钱锺书殊为不便。一是饱蠹楼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只有在馆内阅读。钱锺书没有办法，只好也带笔记本，边读边记。为众所知，在清华读书时，钱锺书从不记笔记，他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杨绛说钱锺书读书记笔记是从牛津开始的[19]。……钱锺书自牛津养成了读书记札记的习惯，很明显地在乱世，利用札记来写成了《谈艺录》。1949年后，则利用札记完成了他的巨著《管锥编》。
饱蠹楼还有一个规定，即他们认为19世纪的文学书籍算不上经典，故钱锺书必须到别的图书馆去找。所以他们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借书，或者干脆到书店去看书。在牛津有一家叫Blackwell的书店是他们常去光顾的（在英美大书店，顾客不买书，可以在书店内任意看书，无人喝止）。总之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二年除了读书而外，别无旁骛。杨绛虽没有读学位，但也看了不少书，与一般所谓欧美留学生像方鸿渐那样虚晃几招，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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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时，有一个大富翁名叫H.N.Spalding[22]，他几次对钱锺书说要在牛津设一Chair授中国哲学。他有一个弟弟名 K.J.Spalding[23]，是牛津Brasenose学院的Senior Fellow。他研究老庄哲学，也有著作问世。H.N.Spalding 不止一次向钱锺书游说，叫他放弃庚款公费与他弟弟合作撰书。但为钱锺书断然拒绝[24]。钱虽然没有与他们合作，但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友谊。后来钱锺书离英赴法，与Spalding昆仲仍时有书函往还，虽然他们兄弟俩还时时说希望钱锺书返牛津，但始终未成事实。胡志德在他的《钱锺书》一书里说，于1937年钱毕业后，牛津聘他为中文讲师（Reader，这是很高的职位，相当于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但为他谢绝了[25]。此说不确，据杨绛说，牛津“并没有聘请钱锺书为Reader之说”[26]。
上海（194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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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10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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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夫妇在上海境遇虽劣，但仍不忘写作，大有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敌伪时期，物价腾贵，生活艰苦实属意料中事。钱锺书家佣人也用
不起，日常炊米洗衣均由杨绛一人来担当。杨绛除教书料理家务外，还能找出时间来撰写剧本，她的第一部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就在此时写成的。1943年在上海公演，由李健吾担任主角，盛极一时[18]。钱锺书则除继续修订《谈艺录》外，于抗战末期，即着手写长篇《围城》。钱于1944年《生日》小诗有云：
行藏只办倚栏干，勋业年来镜懒看。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
老侵气觉风云短，才退评蒙月旦宽。
输与子山工自处，长能面热却心寒。
（原诗小注：《风月堂诗话》载李清照句：“诗情如夜鹊，三匝未能安。”庾信《拟咏怀》：“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见《槐聚诗存》第86—87页）
据杨绛说，诗中两句“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就是指当时著书兼顾不及的心情[19]。
在上海，钱锺书出了一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在内地写的，由杨绛挑选、编定。……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锺书惟一的一本散文集，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风格特异，析理入微透骨，处处闪烁着作者睿智。司马长风说这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名著。他又说钱氏散文“文字活泼生动，当代无匹”[24]。本书有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短（只有三百字上下），但无可讳言是一杰作，从未见过这样简短的序言而这样周密，与本书书名及照顾全书内容（除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外）则甚是贴切，可谓天衣无缝。钱氏比喻人生是一部大书，他说我们的作者，有一大半只能算是书评家，看到有什么意见，则可以在书边的空白上写几个字，或者画一个问号，就像中国书上的眉批或外国书上的Marginalia。最后他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留下好多空白。”[25]在这里，钱锺书把书名点出来了，这种画龙点睛大手笔，中外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