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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写在人生边上》的出版，也许是钱锺书在敌伪时期的上海，在精神上最大的慰藉。虽然世局维艰，钱锺书潜心著述，以遣漫漫长夜。钱的《谈艺录》及小说和杨绛的剧本均于此时撰写。钱在《谈艺录》序言中说：“麓藏阁置，以待贞元。”他们对胜利是有信心的。杨绛有一忆旧文，最足以反映这一时期的生活与心境，兹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她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37]
上海：胜利后（1945-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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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10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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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钱锺书最成功的文学创作，于1947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列入“晨光文学丛书”。这是钱锺书留下来的惟一的一本长篇小说，分九章计25万字。……
……批评家瑞恰慈（I.A. Richards）一派认为文学作品字义越抽象，其象征性也强，则文学价值更高。这样说来钱锺书写《围城》是有理论架构的。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比钱锺书早一年生，早一年卒，也是牛津毕业），于1951年出版了一册不到一百页的小书（计86页）。这是他一生写得最好也是最有名的一本书：《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39]，书名取自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Archilochus）的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伯林说：“原文隐晦难解，其正确诠释，学者言人人殊，推诸字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伯林原书附有希腊文）。诗人的话钱锺书译为“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40]。伯林在他这本书里，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作两类：刺猬型与狐狸型。前者有一个中心思想，即有一套思想体系，大的理论架构，如柏拉图和马克思。后者（即是狐狸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但思想散漫，以亚里士多德、伏尔泰为代表。伯林认为但丁、巴斯噶（Pascal）、黑格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Proust）是刺猬（属于刺猬型）。而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Joyce）和屠格涅夫则是狐狸（属于狐狸型）。具体一点来说，“狐狸型”优点是文字美且精练，观察入微。而“刺猬型”的优点是有体系，结构完整。伯林说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作刺猬（Tolstoy was by nature a fox, but believed in being a hedgehog）。因此他兼取两者的优点，使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成为永垂不朽的举世名著。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说，中国古今作家兼具刺猬与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个——曹雪芹。他又说鲁迅是狐狸，茅盾是刺猬。[41]我们可以说，钱锺书是狐狸，是天生的一个大狐狸（arch-fox），像托尔斯泰一样，他一心想作刺猬。《围城》出版后，行家一致叫好，畅销不坠，在烽火战乱中，二年内就很快出了三版，最足以反映出这部小说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但钱锺书认为不够好，在1980年《围城》人民文学版重印前记中说：“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也许他觉得《围城》里刺猬不够，狐气太多。接着他又说：“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国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这部残稿不是遗失即毁掉，反正已没有了。虽然不是全璧，但散佚了总觉得可惜。[42]这部小说涵义是人的心像百合花鳞茎一样，一瓣一瓣剥掉，到后来一无所有。也是悲观人生的象征性。我想当更属于刺猬型有大理论架构并兼具狐狸型的小说。钱锺书在《重印前记》中特别强调：“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可是1979年钱锺书访美时，他私下对夏志清说《百合心》“可比《围城》写得更精彩”[43]。我们当然相信他的话，《围城》比《人·兽·鬼》好，除了要兼取狐狸与刺猬两者的优点外，诸如人生阅历，写作技巧，我们对钱有信心，且有太多理由相信他所说《百合心》“可比《围城》写得更精彩”。现在所可惜的是，一部可能直追《红楼梦》的旷世巨作，终于未能面世。诚为中国文学史上无可弥补的损失，叹，叹。
北京（1949-1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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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10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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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合理性的破坏运动，下面是根据杨绛的《从丙午到“流亡”》一书所记他们在“文革”中所吃的苦头。杨绛说这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一个小小的侧
面呢[10]！
1966年8月9日，杨绛下班回家，对钱锺书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他说：“还没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出来了。被揪出来后第一件事就要做一顶纸牌高帽子及名牌，以备第二天批斗时戴上挂上。钱锺书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杨绛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者”。在“文革”时凡是一个人被揪出来后，这个人就像罪犯一样，就没有人权，任何人可以侮辱你，可以指使你。有一天钱锺书无缘无故被剃了一个“十字头”。所谓“十字头”，即是头发被剃成纵横两道，显出一个十字形。也就是大家叫做“怪头”。杨绛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第7页），赶紧把钱锺书的“怪头”改剃成为“和尚头”。听说钱锺书一个同伙因为被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给他理发，还给他扣上一个字纸篓，并命令他戴着回家，幸好这种戴字纸篓恶作剧，钱锺书没有碰到过。但这种恶作剧立刻有人响应。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皮带向被斗的人身上猛抽。钱锺书背上还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且都渗透进衣服里面，杨绛则被剪去了一束头发。斗完后又令钱锺书、杨绛等一批挨斗的人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弯着腰，依次扶住前面人的背，绕着院子圆形花栏跑圈圈，如果有人跑得慢、不跑或身子直起来就要被鞭子抽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执行的是一群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孩子，男的女的都有。杨绛说：“我们在笑骂中不知跑了多少圈”（第7页）。批斗完后，那位“极左大娘”还坐在大院侦察，不时发出警告：×门×号谁在烧东西、×门×号谁在撕纸。“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在大喊“×门×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还时常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第8页）可是不久她在前院挨斗了。“极左大娘”的下场在“文革”时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典型例子。
钱锺书被剃成“十字头”后不久，杨绛被剃成了一个“阴阳头”。所谓“阴阳头”，是被红卫兵剃去半边头发，这也是一种怪头。杨绛是陪斗，她说，有一位用杨柳鞭抽她的小姑娘，拿着一把剃发的推子，把另外两名陪斗的老太太都剪成“阴阳头”，但有一位女子，不知是什么罪名，她两手合掌，眼泪汪汪，像拜佛似地求着这位姑娘发“慈悲”，总算未把她剃成怪头，但杨绛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8月27日晚上。”（第11页）杨绛被剃成“阴阳头”后，总不能学钱锺书样剃成和尚头。大热天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钱锺书急得直说：“怎么办？”后来杨绛情急智生，想出一个办法来，做假发。但上街不能搭公共车，因为售票员一看就看出她的假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所以她全靠走路。但街上的小孩也能看出她的假发，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止。后来她托人买了一顶蓝布帽子，可是戴上了还是有点形迹可疑，出门总是提心吊胆，有时想请钱锺书陪着走，可是他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恐怕也帮不了多少忙。她上街去买菜，有时卖菜的大娘也会盯住她的假发，有一次问杨绛：“你是什么人？”以后杨绛不敢去市场，而由钱锺书去买菜。
有人贴出大字报，声讨钱锺书轻蔑毛泽东著作。这个罪名在当时是很大的，可能要杀头的。杨绛大怒，也很恐慌，大骂这些人捕风捉影，无故栽人，并说如果钱锺书要说这话，一定说得更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钱锺书、杨绛迅即写了一份小字报，提供线索，请实地调查。他们于晚饭后，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筒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杨绛挨了一顿批斗。在那个斗天斗地的时代，批斗是家常便饭，批斗杨绛时，红卫兵问杨绛：“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杨绛说：“是我。”“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杨绛说：“是我。”台下一片怒斥声。当时很多夫妇彼此划清界线，以免相互牵累。但杨绛没有这样做，还一口担保，钱锺书的事，她都知道。斗完后，杨绛被打锣游街示众，受尽屈辱，出尽洋相。当初军宣队认为此事（轻蔑毛泽东著作）情节严重，但查无实据，最后要钱锺书写一自我检讨。以钱锺书的大才写这种自我检讨，不管用文言或白话，优为之的，他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事情总算过去了。[11]
钱锺书做清道夫，杨绛洗女厕所。钱锺书在《论文人》（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文里说：“在白郎宁的理想世界里，面包师会做诗，杀猪屠户能绘画。”可是一切都颠倒过来。钱锺书打扫院子，杨绛清洗两间女厕所。打扫女厕所本来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临时工，工资最低，杨绛在女子里工资最高，红卫兵乃叫杨绛做小刘的工作，小刘就做文学所的负责人。小刘现在是杨绛与钱锺书的顶头上司。杨绛说小刘人很好，没有架子。但钱锺书说，在文学所小刘是很威风凛凛的。杨绛一次借故去找小刘，想看看钱锺书的办公室，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家挤成一圈。上首一张小桌是监督大员小刘的。据杨绛记述：“她（小刘）端坐在桌前，满面严肃。”（第18页）。杨绛说，这一措施叫“颠倒过来”。其实，这可以反映出“文革”时一切都是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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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70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60周岁生日，在干校过的。虽然钱锺书从来没有记得他的生日，但杨绛会记得，所以他们每年都有做寿庆祝。1940年、1944年及1952年钱锺书还有赋诗志庆[16]。美国女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于1972年60岁生日时，她的丈夫席设60桌招待宾客，以资庆祝。现在我们看看这位中国第一大才子钱锺书怎样庆祝他60岁生日。照中国人的习俗，做寿是做虚岁生日，但去年钱锺书虚岁60岁生日时，他才下放干校，他与杨绛本来商量好，到那天大家要去吃一顿寿面庆祝，但因下放，故计划中的庆生会而不可得。杨绛一直耿耿于怀，不大高兴。现在杨也下放，虽还隔一小段的路程，但算起来两人同在一处了。到钱锺书生日那天，杨绛是休息日，特地到钱锺书的连部去，为他庆祝60周岁生日。照干校的规矩，平时吃三餐，但如果是休息日只吃二顿。那天杨绛休息，但钱锺书不放假。杨绛吃了早餐到那里，中午还吃不下中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勉强吃了几个馒头。他们除在食堂买了寿面外，还买了一罐红烧鸡罐头来庆祝，虽然罐头里骨头比肉多，但钱锺书还是吃得津津有味。钱锺书60生日没有做诗，当然也没有与朋友共饮市楼，这算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生会，他的60周岁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与麦卡锡女士相较，真有天壤之别。
在干校做的所谓“劳动”均是粗工。种豆、种麦是农田粗工，大热天，凌晨三点即起，没有吃东西即下田，做到六点有人送饭到田里；吃罢早饭即一直做到中午休息；黄昏时再下田做到天黑。各连初到干校借住民房，然后自己盖房子，自己做砖块。菜园及厨房里的工作以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得由年富力壮的年轻人去做。杨绛分在菜园班，班长派她看菜园，这算是照顾她，因为菜园工作轻，且距钱锺书的宿舍近，只不过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钱锺书的职司保管工具，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杨绛说，她的班长常叫她去借工具，借了当然
还要还。同伙都笑嘻嘻地看她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锺书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讯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邮电所在菜园的东南，钱锺书每天沿着菜地东边的小溪迤逦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杨绛，杨绛大伙儿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杨绛和同伴阿香一起留守菜园的时候，阿香有时会忽然推杨绛说：“瞧！瞧！谁来了！”钱锺书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迎着杨绛的菜地走来。他们三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如果杨绛一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钱锺书可由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杨绛说：“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过了年（1971年），清明那天（4月5日），学部的干校从息县迁往京汉铁路线上的河南明港，启程前，菜园班同志将菜园所有的建筑均拆除。临行时钱锺书与杨绛特地联袂到菜园去一趟，看一眼，凭吊抑惜别？总之颇有孟浩然所云：“不知从此分，还袂何时把？”
干校迁往明港后，钱锺书与杨绛住得更近，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回只五六分钟即可。四周环境很好，风景不殊，所以他们老夫妇每天相约黄昏后，可以一起出来散步，罗曼蒂克情调似更胜于息县菜园相会。……
钱锺书夫妇遣回北京。杨绛说，当她寄居息县杨村民房时，有一次房东家猫恶作剧以“腐鼠飨我”。一天晚上，杨绛准备回房就寝，忽然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用手电一照，是一只五脏俱裂、膛开肚破的死鼠，另一堆粉红色的是内脏。杨绛惊恐之状当可想见，在错愕之余，找人帮忙，拉着床单四角把死鼠抛在后院积肥的垃圾堆上。后来她把这出猫的恶作剧告诉钱锺书。钱锺书用蔡元培解《石头记》的索隐法来安慰她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那年（1971）年底，钱锺书到菜园来时，他对杨绛说，在邮电所有人告诉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名单上有他[17]。杨绛听了大喜过望，她想，如果钱锺书能回京，和阿圆相依为命，她一人在干校也就放心了。结果希望落空，回京的名单上有俞平伯却没有钱锺书[18]。杨绛认为一定是“轻蔑领袖著作”黑材料作祟所致，钱锺书则说事已如此，还管它做什么。到了1972年3月（时干校已迁至明港），又一批老弱病残被遣回北京，名单上有钱锺书和杨绛的名字。他们当然很高兴，同伙的也为他们高兴，还为他们俩饯行。杨绛说，他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
出国访问（1978-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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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11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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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丧生，毛泽东也在这一年9月去世。不久“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再度出山。当时的政策：对外开放，不仅是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即使教育与文化也要交流。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派代表团出席1978年9月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家会议。钱锺书除参加了这个会议外，翌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复于1980年11月
单枪匹马“东征”日本。
1978年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家会议”，前身是“青年汉学家会议”，每隔两年或者三年由欧洲各国轮流主办，1978年26届年会由意大利主办。地点在意大利北部白云石山区旅游胜地，一个名奥蒂赛依（Ortisei）的小城[1]。会议时间为9月3日至9月9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欧洲各国（包括苏联及东欧）学者外，还有来自亚洲和美洲等地的代表，共计约150人。各地来的华裔学者大约十余人。中国出席的代表计有团长许涤新（经济）、钱锺书（文学）、夏鼐（考古），丁伟志（哲学）及两位翻译共六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了解现代中国：问题与方法”。与会代表一共提出33篇论文或报告。范围很广，包括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历史、政治及经济等专题。中国代表在会议上讲题如下：
（一）夏 鼐：“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
（二）许涤新：“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经济规律的问题”
（三）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
（四）丁伟志：“儒学的变迁”
除了许涤新因讲“经济规律问题”而较多涉及政治术语外，其他三位所讲内容，都还能保有纯粹学术交流的态度，没有惯用的八股文字，也没有引用毛泽东思想。讲词为中文，但均译成英文，印成小册子，分发与会代表[2]。
这次会议中最为人瞩目的是中国代表团（因为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性会议）。在中国代表团里最受人注意的是钱锺书，因为他言谈风趣，学问渊博，外语又好，在会议上他直接用英语演讲，不是像外界传说的用意大利文，但是他在演讲中如果引用意大利作家的话则用意大利文，其他引德文、法文亦然。他的开场白很动听，他一开始即说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如果说现代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浓厚，也许会说他是职业上的偏见，或夸大其词。但他又提醒大家，前不久，外国记者报导当《唐诗选》出版时，北京书店门口大排长龙购买此书的消息，证之他所说，洵非虚言。同时他又说，莎士比亚中译本亦甚畅销，这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兴趣还包括外国的古典文学”[3]。虽然在当时“四人帮”已垮，冰层开始融化，惟“余寒犹在”，像所有在大陆上出国访问的人一样，小心翼翼，钱锺书亦不例外，他在会议上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或评价个别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史的发展。不过他说主要的倾向不等于惟一的倾向，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式的文学研究同时存在，但是均无代表性。[4]有人认为以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或评价个别作家作品，这是一种方法和观点，要求每一个人都拿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作家和作品，未免流于偏颇。[5]钱锺书的演讲，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似未加以褒贬，只是说明一种现象而已。
钱锺书在演讲中对陈寅恪花费太多时间在白居易《长恨歌》里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稍有微辞。在钱锺书看来，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trivial）不值得小题大做，一如“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同样的琐碎细小。[6]钱锺书认为，像陈寅恪这样的考证被视为严肃的文学研究就很难接受了。但他说现在古典文学所研究的考据仍有其严谨的一面，并且加强其思想性，不仅在专门研究里，而且也同时存在于一般普通读物里，对资料重视正确性，已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举了一个现成的例证，在古典小说和戏剧通俗
版本，如《西游记》、《牡丹亭》或《官场现形记》都经过校勘并附有注解，对大众读物的普及本有这样重视，为中国出版史上无先例。上面钱锺书这一段讲话是事实，可是有人批评说，他宣传味较重。因为过去中国文学均以诗词韵文为正宗，小说、戏剧受人重视是五四以后（受西洋文学影响所致）[7]。自晚清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咸认为小说为国家改革的工具[8]。无论如何，小说、戏剧在现代中国如此重视是值得喝彩的。钱锺书自我批评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成绩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中国文学史’；我们还没有编校出许多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许多作家有分量的传记和评释亟待产生。”
最后他自我谴责地说：“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钱锺书讲这话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在汉学家会议上，有一位意大利汉学家见了钱锺书胸前名签，深觉这个名字甚熟稔，少顷乃拍额大叫道，汝乃C.T.Hsia（夏志清）一书中有一专章讨论过的钱锺书了，随即拿着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他看（按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61年，复自1970年后一版再版）。但钱锺书自己根本不知道有此书。在会场上他不仅初次见到了《围城》法、俄、捷克三种文字的译者，同时他也第一次听到美国Jeanne Kelly女士正在译这部小说[9]。
讲完古典文学在中国的情形后，钱锺书强调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他像平常一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较上述所说的更生动，更风趣，更具有钱锺书的文采特色。他讲了几个小掌故来预测将来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必有一个良好的前景。他首先说意大利大批评家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史》（La litteratura italiana nel secolo XIX）一书里不留情面地把意大利和中国相提并论：“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这句话他在英文讲稿里是用意大利文说出来的。然后接着说，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他说北京附近一座举世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意大利和中国也不再隔绝了。意大利学者对中国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尽管马可·波罗本人对中国哲学、语文无甚兴趣，让那座以他命名的桥梁作为中意两国的“古老而又保持青春的文化长远交流的象征罢！”随即他引录德国一学者名著《艺术的互相照明》[10]，来说明诗歌和绘画可以各放光明，交互辉映，两国文学（像意大利和中国）也可以互相照明。他说，19世纪意大利大诗人卡度契（Carducci）曾谴责佛罗伦萨人，说他们“琐碎细小，所见不大，简直是意大利的中国人”。钱锺书接着又说：“我甘愿分担这个谴责，再举两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题目。”[11]在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名叫腓力普（Filippo Balducci）丧偶后，即携其幼子隐居山野，与世隔绝，等到儿子18岁时，带他下山到佛罗伦萨见见世面，一路所见牛、马，前所未见，乃向父亲问长问短，后来见一漂亮姑娘过街，又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对他说，快低下头别看，这是坏东西，名叫傻鹅。晚上回家，父亲问儿子进城印象，儿子说除了傻鹅以外，均不感兴趣，要求父亲给他一只傻鹅。
这个故事讲完后，钱锺书说中国也有像这样类似的故事。他说法国早期汉学家[12]首先向欧洲介绍的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讲的一个故事：有一小沙弥，年甫三岁就跟一禅师在五台山山顶上修行，从不下山。十余年后，禅师带着沙弥下山，由于长期远离尘世，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一路问个不停，禅师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女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禅师怕他动心，乃正式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晚上回五台山，
禅师问小沙弥：“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小沙弥说：“一切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13]钱锺书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古老的故事在中国出现得那么晚，值得研究。
钱锺书讲完老虎的故事，就讲孔融的故事。为众所周知，孔融是个奇童，他10岁时请见河南尹李膺，对答如流，在座的人莫不惊叹。大中大夫陈炜后到，座中的人把这事告诉了陈炜，陈说“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孔融应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慧乎？”[14]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中国已成为谚语。他说，在文艺复兴时代包其奥（Poggie）的《诙谐录》（Liber Facetiarum）有一则类似这样的故事：教皇驾临佛罗伦萨，一个10岁小孩晋见，见其谈吐文雅，一位红衣主教在场，就说：“像这样聪明的小孩子，愈长大就愈不聪明，到了老年变成一个十足的笨蛋。”那小孩子泰然自若地说：“你老人家当年准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此外，钱锺书还说了萨凯蒂（Sacchetti）的《三百新事》（I1 trecentonovella）中一则故事：一个成人与小孩斗嘴，输了，为了争回自己的面子，就说：“没有一个聪明孩子长大了不是傻瓜的。”那小孩子接口说：“天哪！你先生小时候不用说是聪明的了。”钱锺书讲这个故事时，是用意大利文讲的，所以外界传说钱锺书的演讲是用意大利文。上述几个意大利故事和中国故事相像得如孪生子一样，钱锺书说这类相同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尚待发现，是值得研究的，有助于中意两国文学家“互相照明”。他最后又用意大利文说，决不致像你们谚语所谓“傻和尚点灯，愈多愈不明”。钱锺书演讲，不仅显出他博学，且内容风趣而有意义，很受欢迎。据与钱锺书一起赴意大利参加这次会议的丁伟志回忆说，钱先生的演讲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上面这些历史掌故，也许算不得什么大学问，意大利人大都知道上述这些意大利掌故，而中国人也都晓得前面讲的这些中国故事，但钱锺书穿针引线用在这种场合，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但一个人同时知道中意二国这种相关的典故，在会场上，除了钱锺书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
在讲演完后，他在对各国学者提问的答话中，把英、法、德国文学掌故、民间谚语，信手拈来，道来如数家珍。有一位法国学者用中文问钱锺书。但他用法语引录法文典籍加以作答，使这位法国学者听了，即大声叫嚷：“他知道法国的东西，比我还多！”丁伟志说，这句话“引起了全场一片赞叹的轰动。”丁又说，那时他在场“真是感动万分，我真正感受到，钱先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光荣，或者说，现代的中国文化由于钱先生这样杰出的代表而倍生荣光。我多么由衷地庆幸我们国家，在大劫之后，居然还保存下来了这样出类拔萃的大学
问家。”[15]巴黎的《世界报》（Le Monde）在报导这次会议时，讲到钱锺书有下面这样的表述：“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了近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16]在中国，“思想的世界”是否真正又“开始复苏”是另一回事，但钱锺书在会场上很出风头则是事实，在演讲完后，他成为欧洲学者包围的对象。他在欧洲同行面前，表现得从容大度，坦诚、幽默而自尊，恰到好处，颇有大学者毋固毋必、不诡不随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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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自参加欧洲汉学家会议返国后不久，中美建交，自1949年后，30年来两国第一次和好。翌年（1979年）4月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这个代表团一行10人于4月16日从巴黎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为时一月的访问。他们在华盛顿时访问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及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全体团员于4月22日抵达纽约，翌日访问哥伦比亚大学。那天节目排得很紧凑，早上9时参加哥大校长William McGill在劳氏纪念图书馆（Low Library）即行政大楼会议室请喝咖啡。12时教务长招待代表团在哥大教授俱乐部午餐，4时开始在国际研究所大楼哈玛绍大厅有酒会招待，其余时间则各团员由哥大相关科系接待，并与学生晤谈。在代表团里有两位团员，是蜚声中外的国际著名学者，此即钱锺书与费孝通。费孝通由人类学系教授Myron Cohen陪伴参观哥大。钱锺书则由东亚语文系夏志清教授接待[19]。夏志清与钱锺书系旧识，他们两人于1943年初晤于上海宋淇家，见过一次面，以后即各分西东，1948年夏志清考取李氏奖学金留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就留在美国教书，一帆风顺。当钱锺书于1979年游美时，夏志清在学术界（汉学界）正如钱锺书所说的已是“一邦重望”。他们36年后在纽约重逢，在夏志清堆满了书的大办公室里，两人开怀畅谈，大有天宝话玄宗的况味。这一谈给夏志清两个惊人的发现：一是他一直认为中国科学院均备有欧美新著，在这一假定之下，他认为钱锺书早已读过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了。其实不然，这显示出大陆关闭多年，不仅科技落后，样样落后，即使学术也跟不上时代。钱锺书在意大利汉学会议上很沉痛地说，中国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第二，钱锺书英文很好为众所周知，而他的法文之佳，令夏志清大为惊奇。钱与夏交谈时，有时中文，有时英语，但不时夹一些法文成语或诗句。夏志清很佩服钱锺书的法文咬音准，味道十足，他认为中国人能讲到像钱锺书那样的法文则戛戛乎其难哉[20]！
夏志清为钱锺书安排一个座谈会，时间是23日下午2时至4时，地点在恳德堂（Kent Hall）四楼405会议室（Seminar Room），参加座谈会的大都是哥大中国文学系的师生；也有一些旅居纽约的华人慕名而来，想一瞻钱氏丰采，这些人大都是夏志清的朋友。因此三四十人把这个小教室挤得满满的，济济一堂，甚是热闹。当座谈会开始后的一刻钟，有一个美国女学生走进来，夏志清即说：“她是我的学生，专门研究《平妖传》，正撰写博士论文，想请教钱先生。”钱锺书随即用英语说出他对《平妖传》的看法，并说了这本小说的优点和缺点
。最后说，《平妖传》是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其前半部较后半部为佳，最后几章写得极差。钱锺书读这本小说，当在四五十年前或者更早，但他给人印象好像他昨天才看完这部小说。还有一个例子，据夏志清说，一位哥大华籍教授就抄了一首绝句问钱；此诗通常认为是朱熹写的，但不见于《朱子全集》，钱一看便如利剑断铁，很明快地说此诗刊于某书，非朱熹作品。钱锺书在座谈会上讲话，全是用英语讲的，钱氏讲得一口流利而典雅的英语，据在哥大教中国史的洋教授大卫·詹森（David Johnson，哈佛毕业，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获博士学位）事后对人说，生平从未听过讲得像钱锺书那样漂亮的英语，他回忆说，也许他在哈佛做学生时，有一位教授的英语或差堪与钱氏可比。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也精通法、德、意及拉丁文。在座谈会中讲到法国文豪莫泊桑时，他引用一句法文原文，在座有懂法文的美国人听了就哄堂大笑。其他在谈话中引录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他对古今中外文学道来如数家珍，且时有极精辟的见解，其积学之深，叹为观止。
……
钱锺书在学问以外的另一面——嫉恶如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耶鲁那天，晚间参加一位华裔教授家里招待的自助餐，到会的有耶鲁师生及外宾大约七八十人。在席间讲话最多的是钱锺书与费孝通，其他团员则很少讲话。有人问到有关吴晗被清算时，钱当众说当年反右运动（50年代），吴整别人时，也是一点不留情面，无情得很。神情口气好像费孝通即是受害者之一。钱讲话时，不时看费孝通，费则一脸苦笑，表示默认了他的话。[26]余英时说：“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27]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诗之外，也写《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余英时特别指出钱锺书1989年《阅世》一诗：诗云：
阅世迁流两鬓催，块然孤喟发祥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3
钱锺书一行结束耶鲁访问后，乃北上麻州剑桥访哈佛大学，时在4月底。访哈佛后乃径赴中西部访问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旅次，《围城》英译本已杀青，即将问世，译者茅国权写完《导言》中有关钱氏生平部分，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为慎重起见，特遣人赴芝城晤钱锺书请予过目。访芝加哥后，代表团全体人马即直飞西部第一大城——洛杉矶。
代表团抵洛杉矶后，宿Marina City Club。钱锺书于5月6日在百忙中用旅舍便笺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夏志清说快要返国了，道一声珍重（Good-bye），然后即赴北加州旧金山。旧金山是一个大码头，因为邻近有两所名校：即在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及在Palo Alto的斯坦福大学。钱锺书于5月9日访加大，在柏克莱座谈会上表演了他的辩才、博学及过目不忘的拿手好戏。5月10日访斯坦福，他坦率直言（outspeak），日后引起了一点争议（controversy）。今先讲加大（本地人及师生均称加大为UC）。钱锺书在加大像在哥大一样是座谈会，时间是5月9日下午2时，地点在加大东方语文系接待室，出席的人不多，不到十人，全是加大师生[28]。因为出席的人里面有一位名叫Vicky Cass女士专门研究《金瓶梅》，正在写博士论文。正如钱氏在哥大座谈会碰到一位研究《平妖传》的女生一样，想有所请教钱锺书，听听他对《金瓶梅》的意见，钱氏即用英语说：“《金瓶梅》是写实主义极好的一部著作，红楼梦从这本书里得到的好处很多。尽管如此，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间，《金瓶梅》并不是一本尽人可以公开讨论的书，所以我听说美国有位女教席在讲授《金瓶梅》这本书时，吓了一跳。因为是淫书，床笫间秽腻之事，她怎样教？”[29]
水晶（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生）是研究《肉蒲团》的，于是从《金瓶梅》这部淫书谈到另一部淫书《肉蒲团》来。水晶问钱锺书对这部书的看法。他说，《肉蒲团》写得最成功的地方是文字简洁流畅，一洗春宫小说（erotic novels）的凡俗与累赘。同时也写得非常隽永风趣（witty），自有其严肃的一面，是应该可以当作严肃小说来看待的[30]。而后钱锺书从《金瓶梅》的写实主义讲到一般作家所常犯的“时代错误症”（anachronism），像在《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里的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在那时只有东京（开封）、西京；而无南京、北京之分。但是碰到专门以nit-picking（鸡蛋里挑骨头）的小儒，就会大作文章来挑剔作者的不是。钱锺书乃一面说着，一面在一纸便笺上写了“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的字样给大家看，此乃作家“时代错误症”的例证。他接着说，有三十多年没有碰《金瓶梅》了，但是他引证这两句谚语时，恍如他昨晚阅过似的。水晶说：“这大概是钱锺书先生最大的能耐之一，就是读书过目不忘，若有神助，西洋人所谓‘照相术的记忆力’是也。”[31]后来钱锺书又谈了一些其他小说里的“时代错误症”，他说像《镜花缘》清朝乾嘉时代的人，状拟唐高宗时代的事，林之洋怎会戴近视眼镜？还有《西游记》这样好的一本书，在第十四回里袁守诚卖卜铺、列王维画，唐太宗时反而有了唐玄宗时人的画？钱锺书认为对这些事不必太认真，否则真是杀风景了[32]。正在这时，加大白之教授插嘴说像这种“时代错误症”，作者有时明知故犯。譬如《牡丹亭》三十三出《秘议》，石姑对柳梦梅说：“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哩。你宋书生是见不着皇明律……”，谁知白之刚念到这里，钱锺书即将下文“不比寻常穿篱挖壁……”咿咿呀呀背下去了，这种惊人的记忆，水晶说只有借用《围城》里孙柔嘉的句子，差可比拟听者的惊讶：“惊奇的眼睛（此地应改作嘴巴）张得像吉沃吐（Giotto）画的○一样圆。”[33]
翌日（5月10日）钱锺书访问斯坦福。斯坦福与加大相距甚近。根据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执教的庄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访斯坦福时，费孝通被邀至人类学系去演讲，亚洲语文系本想请钱锺书作一次演讲，因钱不想演讲，只希望像在加大一样，作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大家交换意见，于是就在亚洲语文系教授休息室内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除了斯坦
福师生外，还有UC柏克莱也来了一些人，总计有三十多人[35]。那天斯坦福其他语文系也有教授来参加，而钱锺书又好引法文、德文，滔滔不绝、大珠小珠落玉盘（水晶语），各系教授对钱锺书印象弥佳，认为他witty（措词巧妙，诙谐而多机智）和impressive（一见难忘）。德文系一位教授对钱氏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说：He is the best intellectual that I have ever seen.（他是我平生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庄因说：“这样看来，钱氏不但在大学时代就是才子，而且中外对他的看法是相同的。那天钱氏自始至终都是用流畅的高级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对西方文学功力之厚，令在座洋人咋舌。”[36]
在斯坦福座谈会上钱锺书对冯友兰有所批评。他说冯友兰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说冯不应该出卖朋友[37]。他又说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钱氏用英语说：Feng’s name is no good at Peking University now.（冯友兰在北大臭名昭彰），情绪颇为激动[38]。至此，很容易令人想起钱锺书在耶鲁批评吴晗后，余英时说过他发现了钱锺书嫉恶如仇的另一面（见本章注[27]）；此乃可以说明钱锺书是一风骨凛然的正人君子也[39]。关于冯友兰为人，说的人已很多。……
钱锺书访斯坦福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及一个小掌故。此即台湾旅美女作家陈若曦仿《猫》及《围城》的笔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城里城外》（刊于台北《联合报》副刊，1979年9月9日、10日）来讥嘲钱锺书。故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斯坦福为背景，叙述代表团团员秦徵、毕文甫及领队侯立等一些人在斯坦福历史系华裔教授尤义家里晚餐时，在谈话中曾吐私意：秦徵希望侄子来美读书，毕老希望孙子能来美国，最后访客告辞时，侯立在与主人握手时，向主人塞了一张纸条，希望他们帮忙将他的儿子设法弄来美国念书，这是陈若曦小说的大概。小说里秦徵影射钱锺书，毕文甫为费孝通，侯立当是宦乡，诗人殷勤指刘若愚，尤义是指劳干的儿子劳延煊，博士夫人文惠当是陈若曦自己。因为是小说，影射人物，无可厚非。但陈若曦手法有点怪，如文中一再提到秦徵写的《围城》及编的《宋诗选注》。既然是小说，何不虚构一个书名呢？陈若曦写秦老“看到自己的书，本本精装十分开心，齐文拿出《围城》，封里两张借书纪录盖满了日期。听说它是热门小说，秦老直叫‘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一脸的喜气洋洋，看得出仍是很得意。他自己抽出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宋诗选注》，一瞧借书纪录寥寥无几，就不动声色地放回去。”陈若曦把钱锺书写成一个悻悻然的小丈夫。到小说快结尾，在尤义家吃饭时，秦徵说：“我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接着乃对尤义说：“现在就是两个侄子想出来。我想让他们到美国来，你看有什么路子可走？”看了陈若曦的小说，钱锺书后来说：“陈女士当时也在场，冷眼冷笑于傍，弟于其人毫无印象，可谓‘不识泰山’，《城里城外》去年7月中由‘八方’寄示，读之嘻叹，于弟虽加卡通式描绘，尚属笔下留情也。”（1980年4月17日钱锺书与汤晏书）
尽管陈若曦在小说内蓄意讥刺钱锺书，事实上处处想学钱锺书，譬如题目《城里城外》即取自钱锺书的《围城》。复次，陈若曦也刻意摹仿钱锺书的笔法，可惜陈的才华不够，小说技巧也差，所以没法与钱锺书比。可是1980年年初陈若曦返台，台北《联合报》特邀请文艺界人士对陈若曦的《城里城外》小说会评（详见1980年1月9、10、11日《联合报副刊》），对这个短篇大捧而特捧，因为那时蒋经国在台当政，尚属戒严时期，无多少言论自由，故这种会评没有多大意义。后来钱锺书与友人通信时曾提到《城里城外》的小说时开玩笑地说
：“Princeton去年夏天以来，三四次写信邀我去，我一再推辞；去年十二月底Sullivan和Plaks都正式来函聘请，我已决定谢绝，七十老翁不再走江湖卖膏药了（这样也许免于陈若曦女士《城里城外》的嘲笑，by the way，她那题目显然借用《围城》典故）。”[41]1982年7月，陈若曦游大陆，在北京时亲至三里河趋谒崇阶，登门拜访向钱锺书“请罪”。钱锺书写给夏志清的信上说：“陈若曦女士三日前来访，初次晤面，谈笑颇欢，渠曰‘请罪’，我曰：‘我greatly amused by her naughties，无罪可请也。’”（1982年7月25日）钱锺书对陈若曦的“请罪”一笑置之。这个文坛小掌故，知者不多，兹录于此，聊博一粲也。
陈若曦该不该写钱锺书？该如何写？则全凭一个作家的良知（conscience）。抗战胜利后，钱锺书一连出了三本书，那时钱氏还未及四十，这样的年龄正是一个作家人生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创作旺盛的年龄，著书立说的好辰光。但钱氏封笔中止创作，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所以有人就这样批评陈若曦，说她“没有为钱氏未能继续从事有价值创作而惋惜或寄予同情，不在这方面着笔，反而取小人之径而中伤他人，实在太不应该了。”[42]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成败得失，当然不会因国民党不友善的报导与陈若曦的小说讽刺而有所影响。总结来说，这次代表团访美是成功的。在团员中，最露锋芒的是钱锺书。在访问斯坦福后，钱锺书一行自加州搭机西飞返国，结束了为时一月的美国访问。钱锺书以古稀之年在30天内环绕世界一周，与当年从上海至蓝田也走了三十天的心情，当不可同日而语了。
钱锺书于1979年自美返国后，第二年又去日本访问。在日本他访问了三所大学。此即京都大学、爱知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他在这三个大学所讲题目内容有不一，但均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不得志之下才有好的作品产生。
……
总结来说，钱锺书访问日本，像他访问意大利及美国一样成功[49]。他出访意、美、日三国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升华。正在他出国访问期间，他穷毕生精力写就的巨著《管锥编》正在分册出版中，此书出版加上他访欧美及在日本讲学，对他来说正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钱返国后声誉之隆，如旭日东升，烜赫一时。
泰岱鸿毛 （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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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6月13日 23:59
连载:一代才子钱锺书 作者：汤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Sing no sad songs for me.[1]
—C.Rossetti (1830-1894)
1
钱锺书去了。人总是要死的，正如祭义上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我们当然会想到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也就是一般人经常引用的譬喻来说明一个人的死与泰山同重，受人尊敬与仰慕，也有的则轻如鸿毛。太史公的话是近于一种价值观念，有些人不一定赞同，因为死无轻重，只有迟早，只有自然的死亡或死于非命。从司马迁的话联想到一个人“死后哀荣”这四个字来。以钱锺书生前淡泊名利的习性，他当不计较这些，但我们为他立传的人，还是值得一记的。本章所记有二：一是他死后中外各方反应；二是与众不同的葬礼仪式。
在钱锺书去世的当晚，中国所有的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报导钱锺书逝世的消息。翌日所有中国的报纸均有报导这个消息。在海外华文世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和《明报》均以显著的版面刊出钱氏去世的消息，对钱氏志事与生平均有不厌其详的报导。中国国家主席及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钱锺书逝世的当天晚上，亲自打电话给钱锺书遗孀杨绛慰问，对钱之过世表示哀悼，希望杨绛节哀并保重身体。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同学闻悉钱锺书仙逝后，在校园内二条干道旁边的树上，用细绳系满了近千只白色纸鹤，以纪念这位才去世的杰出校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治丧小组及杨绛收到全国各地亲友及机关学校来的唁电无数，我们不能尽录，在这里仅录两位故交的电报及挽诗各一，最足以道出钱氏学术思想与为人处世。第一位是吴忠匡先生，他是钱锺书尊翁子泉老先生的门人，抗战时期与钱锺书同在湘西蓝田国师任教，吴氏现居哈尔滨。[2]他的电文：“惊闻默存先生之丧，悲痛伤心。六十年来最承教爱，齿耄道修不能赴殡，尤深疚憾。先生聪明精粹，博见强志，是本世纪最大的天才。他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他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综合交汇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诵其著述，想见人德。他的灵魂永远不会死亡。伏维珍重。吴忠匡。”[3]另一位我们录钱氏清华同学诗人王辛笛的挽诗，诗云：
（一）
默存淡泊已忘年，
学术钻研总率先。
何可沉疴终不起，
临风洒泪世称贤。
（二）
伤心爱女竟先行，
此日西游孺慕迎。
洗尽铅华遗籍在，
是非千古耐人评。[4]
广州的《羊城晚报》于钱锺书卒后，打越洋电话访问现居纽约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对《羊城晚报》记者说：“钱先生去世，我是非常难过。”[5]不过他已经病了很久，记忆力已经丧失，所以去世也是意料中的事。他又说，钱病后，不能写作，真正可惜的是在50年代，那时他正值壮年，可做之事正多，但不能写作，只编了《宋诗选注》和《中国文学史》唐宋
部分，太少了[6]。后来他又补充说：“钱锺书显然已把中国古代经典、历代诗、词、曲、古文、骈文、诗话、词话全数读遍。当然他读过西洋文学名著、哲理名著、文艺批评名著原文，数量之大，也是无人可及的。”最后说：“我们的子子孙孙若有志研读古代的经籍，就非参阅《管锥编》不可。”[7]在香港发行的《明报月刊》于1999年2月号还出了一个纪念钱锺书特刊。
2
在西方，对钱之死反应不一，以法国人做得最好，其次是英国人，最差的是美国人。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得悉钱锺书逝世后，于12月24日致函杨绛以申哀悼吊慰之意。他说，获悉钱先生过世，他感到很难过，在钱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高雅、善良、坦诚和谦逊。他又说：“法国深知这位20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做的贡献。自30年代钱锺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8]并说钱锺书的作品法文译本无论是创作或评论均深受法国人民欢迎[9]，最后对杨绛说：“我希望在这一不幸中分担您的痛苦，并以法国人民和我自己的名义，请您接受我的深切哀悼之情。”[10]1998年12月27日，法国很有声誉的《世界报》（Le Monde）刊出Francis Deron所撰写的一篇悼文，说钱锺书是本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中国文学家。并说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并追逐物质享乐时代的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11]。1998年12月29日，法国《解放日报》刊出Claire Devarrieux的一篇悼文，题为《钱锺书：一个时代的结束》。Devarrieux对钱锺书的学识才华赞不绝口，并肯定钱锺书是“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12]。
在英国，英国文化部长史密斯（Chris Smith）于1999年1月20日致函唁慰杨绛说，钱锺书是20世纪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广博学识给西方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介绍英国文学至中土厥功至伟，并说他的过世“对中国文化是一大损失”[13]。在文化部长史密斯致书杨绛吊唁翌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出《悼钱锺书教授》一文，文中除介绍钱氏生平著作外，对他英国文学的造诣，散文文采及创作小说均有所赞许。此外，该文特别提到1986年英女皇伊丽莎白访华时，曾在她的演讲中引录钱锺书在牛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一段作中英两国传统友谊的答辞。[14]
澳洲的Sunday Morning Post于1999年1月10日刊出Jasper Becker《天才之死》（Death Closes Book on Literary Genius）一文，说钱锺书是北京最后一个隐士，最有傲骨的人，也总不折腰媚权臣。记者说这种人不多，举国上下除了钱锺书本人外，当代只有两人，一是史学大师陈寅恪，一是钱氏遗孀杨绛。
《围城》日文本译者荒井健、中岛长文及中岛碧曾致唁电给杨绛。
西谚有句格言“沉默是金”，美国各界对钱锺书之死的反应，可谓做到了具体而微一片“沉默”。在80年代美国几所名大学竞相邀请钱氏赴美讲学的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均未见有任何表示哀悼之意。在钱氏病殁前不久甫出版英译《管锥编》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及译者Ronald Egan亦无唁电吊慰。最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东西两岸的两家大报：东部的《纽约时报》、西部的《洛杉矶时报》，对钱锺书之死，无片言只字[15]。胡志德在他自己撰写悼念钱锺书的文章（《寻找钱锺书》，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99年2月号）结尾时说，直到截稿时他尚未见到《纽约时报》或《洛杉矶时报》刊登有关悼念钱氏的文章，胡志德说，这就进一步说明美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认识的浅薄。除了美国对中国认识浅薄外，就新闻角度来说，《纽约时报》及《洛杉矶时报》摆了一个大乌龙。更可以说明这二家大报当时驻北京记者有怠职守，像钱锺书之死，即使报馆漏了，则驻北京记者应发专电给报馆，当以北京来电发布在讣闻版，如剧作家曹禺及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杨宪益夫人）之死均是这样处理的[16]。由钱锺书之死可以看出像《纽约时报》这样大的报纸，有时也会打盹或摆乌龙。虽然钱锺书淡泊名利，但对声誉卓著的《纽约时报》来说，摆这种乌龙是说不过去的。钱锺书之死，令人意外的倒还不是美国大报摆乌龙，而是钱氏死后丧葬之简朴。
3
钱锺书的葬仪甚是简化，他不喜世俗繁文缛节、劳师动众及传统铺张隆重的热闹场面，因此他很早就立下了遗嘱，一切从简。他的遗嘱大意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遵照钱锺书遗嘱办事，所以丧事一切从简[17]。
钱锺书火化时所穿的不是一般传统寿衣，而是很平常的普通毛线衣裤，不是妻子杨绛编的，即是女儿钱瑗织的，其他均是钱氏先前喜欢穿的衣帽。据说钱锺书在医院时，有些他的衣服，杨绛准备拿出去救济灾民，但为钱锺书拦住：这是“慈母手中线”，其他衣服可捐，这几件留着，这些留着的衣服后来钱锺书火化时穿着[18]。钱锺书遗体于12月21日火化。火化前在北京医院告别室，有一个很简单的仪式，但没有挽联，没有鲜花，也没有哀乐。送行的也只有十几个人，均属至亲好友，下午二时灵车运至八宝山火化。从八宝山回到家里，杨绛对亲友说：“锺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锺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锺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19]据一位参与送行的人说：“我是‘过路人’。我在国外生活近二十年，海内海外，我参加过不少葬礼，钱先生的后事的确与众不同。”[20]另一位“过路人”说：“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著作，而且也在于他的为人。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21]钱锺书走了，但他的著作及精神财富还在。兹录19世纪英国诗人柯利（W. J. Cory）的一句小诗可作这样的说明永恒价值：
死亡带走一切，
但夜莺愉悦的歌
仍留在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