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11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他身边放着的《四部备要》。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特此致谢）
(2007年3月26日)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1）
∷∷口述 傅履仁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虽然这篇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写就的3600多字的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只不过几百字，但司徒雷登却因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久不衰的“名人”。
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见证了乃至经历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变而波谲云诡的历史。
18岁那年一场偶然相遇，使得傅泾波——这个清末贵族改变了以后的全部人生方向。而他也获得了司徒雷登始终不渝的信任，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在晚年，也用“田园诗式的友情”来形容他与傅泾波这种超越种族、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
傅履仁是傅泾波的幼子，16岁那年与母亲一起到美国，与一年前先期陪同司徒雷登到达美国的父亲傅泾波团聚。现在的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退役后，傅履仁还曾担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驻中国总裁。他的妻子宗毓珍是著名华裔主持人宗毓华的姐姐。今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如贝聿铭、马友友等）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在他眼中，父亲对待“爷爷”司徒雷登的方式，体现的正是中国最古典的一种君子风范。
清末贵族与传教士的相遇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一个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曾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做事，后来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父亲第一次遇见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亲陪同祖父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发表演说。这一次初聚，成了父亲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司徒先生后来在*里还特地提到这一段:“虽说他（注: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光芒。”
父亲原本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思想非常活跃的人物，像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李石曾、吴稚晖等。父亲交游甚广，我记得他晚年时曾提及，当年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引荐下，去故宫拜访过这位清末逊帝。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父亲与司徒先生再次相遇。不久，父亲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父亲得了一场肺病，司徒先生的母亲、司徒及其夫人都时常探望他。父亲曾说，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亲生父亲的爱。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2）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与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联系。父亲利用他的优势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有一次，父亲在司徒先生盔甲厂（注: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这样享有盛名的名流，这让司徒先生看到了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和能力。
那时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创办成一流大学的司徒先生，希望父亲能做他的助手。父亲最终答应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酬劳;二、不参与燕大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雷登校长一人负责。可以看出，父亲之所以答应司徒先生，纯粹出于私人友情。
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燕大教师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
1924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文化经济学会。中国文化经济学会是由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宋子文等人发起，成员多是当时知名人士，父亲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20年代，梅兰芳与梅剧团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演出，父亲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司徒先生也帮忙在美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京剧和梅先生的表演艺术。
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俩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3）
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已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
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父亲那时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处筹款。1923年，他们一起到东北拜访张作霖，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对他们都很友好。张学良后来还跟他们讲了许多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细节——当时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权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来吊唁，追悼会后，日本人拿出当初被张作霖拒绝的那份文件逼他签字，张学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着对方开枪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陪着司徒雷登拜访过很多人: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他们不仅使这些官僚或军阀为燕大捐了款，也与之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时中国的政局复杂多变，到了后来，他们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在南京就职不久，曾几次请父亲去执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说服少帅张学良摆脱日本人控制，承认国民党南京政权。父亲后来还数次受命去美国，拜访了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内的很多政界要人。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址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临湖轩看一看。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到临湖轩去玩。那时的司徒先生在我眼里，高高大大，很温和，从来没有见他生过气、发过怒。
司徒先生的太太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司徒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也再回夫人身边。
从校长到外交家
我是1934年出生的。“卢沟桥事变”那天，父亲在外边听戏，听说出事后赶紧让人匆匆拉回家，在路上买到报纸的号外，才知道日本人已快打进城了。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先生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4）
事发当天，司徒先生并不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
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本关押近4年之久。他后来告诉我，为了打发时间，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汉语成语写出来翻译成英语，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已经发黄的纸。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猜字谜——这三位被关押的美国人当年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获释后，《时代》周刊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他们的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其实就在司徒先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不久，作为他的助手，父亲也被软禁在家里不许出门，还要时常被日本宪兵队叫去接受讯问。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西四的砖塔胡同，是一个有三四进的大四合院，爷爷、奶奶还有叔叔都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我那时在西什库的圣心小学上学，我们孩子还可以自由出入。但父亲被软禁后，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很艰苦，能吃到窝头已经算不错了，我记得那时家里经常吃那种本来是喂牲口的、极难下咽的“混合面”。到美国后很多年，想起那段日子，我还忍不住问母亲:“那一段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1945年7月4日，已濒于溃败的日本方面终于允许父亲探望司徒先生，父亲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先生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此后，父亲一直探望司徒先生，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了3年零8个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获自由。
9月16日，父亲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司徒先生笑着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吃饭。司徒先生后来说，他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
也是在这一次由美国返回中国时，父亲劝司徒先生在南京停留时拜访一下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司徒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月后——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可见父亲对他的重要性，这个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父亲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先生到了南京，而母亲和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父亲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大使让一个中国公民担任他的秘书，这在当时也是够特殊的。
不愿告别的司徒雷登
很显然，美国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与各政党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5）
的确，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先生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国民党方面自不用提，共产党方面，比如重庆谈判开始就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龚澎（注: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的前妻），是1933年入校的燕大新闻系学生;还有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黄华，是1932年入校的燕大经济系学生。
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能可扭转当时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代总统”李宗仁派人请父亲去，让他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去。但父亲与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父亲与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黄华。黄华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父亲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黄华办公室与他见了面。后来，黄华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如今黄华先生已将这一段历史写进回忆（注:指黄华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官方档案也已经解密，实际上黄华的所有举动完全是经过*高层领导同意的。
我在北京与黄华还见过面，第一次是我参加“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他知道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爸爸”。黄华回忆，司徒先生后来又两次派父亲与他密谈。父亲告诉黄华，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以后解放军打到哪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
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高层当面会谈。*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领导人会面，父亲当时极力建议司徒先生“先斩后奏”，先到北京与*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1949年8月2日，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
作为一个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须对华盛顿负责，司徒先生后来经常跟我们说: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而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我相信，像他那样一个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人，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内心一定极为矛盾而痛苦。
无奈的结局
无论司徒还是父亲，在美国都没有固定的家，刚到美国，他们一直住在饭店里。
1949年11月底，司徒雷登离开华盛顿去拜访辛辛那提大学校长，在回来的火车上，他突发心脏病，人事不省，幸好是车上乘务员在早上发现了他，根据身上的证件弄清了他的身份，被立即送到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抢救。那时父亲正好去衣阿华州看望三姐傅海澜。听说消息后，立即赶回华盛顿，每天都陪着他。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6）
我与母亲以及父亲的一个助手，是1950年2月到美国与父亲团聚的。刚到美国，我们一家住在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饭店，3月26日，司徒先生出院后，父亲将他接来与我们同住。
父亲在美国没有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顾司徒先生身上，我们家的生活也不是很宽裕。父亲为了更好地照顾司徒先生，1952年拿出他大部分的积蓄，花3万美元在华盛顿西北部远离闹市的第28街买了一幢房子，司徒先生从此跟我们一家一起生活在这里。司徒先生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父亲的房间就在他隔壁，以方便随时照料他，真的像儿子一样，对司徒先生是百分之百地尽心。
我到美国那年刚好16岁，学会了开车，而父母都不会，所以那时候经常是我开车，带着父母和司徒先生，一起出去转。我印象中的司徒先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甚至像一个“活着的上帝”，我和姐姐们都喊他grandpa（爷爷），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我们的“洋爷爷”，而姐姐的孩子们也按中国的传统，喊他“太爷爷”。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凄凉。唯一的儿子是位牧师，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妇为妻，也没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亲，只是偶尔到我家来看他。起初司徒先生还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工资，但1952年辞职后便没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国的制度，3年的经历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军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晚年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后来是靠着一个慈善团体每月给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母也没有工作，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得很艰难。
司徒先生中风以后，丧失了不少语言功能，写字也很困难，他闲时就练习写字，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用宾馆里的便笺练习写字的纸条。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我记得每到这一天家里总是很热闹，许多燕京大学的老校友都赶过来，连同司徒先生的儿子和他的弟弟、弟媳。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更是一个教育家。
那时候到我家来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适。胡适很谦和，举止得体，他与父亲和司徒先生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位是马歇尔将军，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来，也没有什么保镖之类的人陪着，跟我们说话也很客气。虽然穿着便装，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风。当时我手头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传记，现在想起来，很遗憾当时没拿那本书找他签名。
司徒先生后来写了本《在华五十年》。对他与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情谊，司徒先生说，他“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当年有很多人怀疑父亲的身份，觉得他不是亲共产党就是亲国民党，我后来到了美国，总是有人问我:“你父亲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他们:哪边也不是。父亲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样，他们并不倾向于哪个党派，只是希望中国不要有内战。
1955年8月，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亲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1962年，司徒先生以86岁高龄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政府组织一访华团到中国访问，三姐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父亲托她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一年后，应周恩来邀请，离开中国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来送的花瓶，原来一直放在我们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澜受父亲之托，专程回国送回了那只明代彩绘花瓶。5个月后，父亲在华盛顿去世。父亲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
生前，父亲曾为司徒先生“将骨灰埋葬在燕园”的遗愿，两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答复。司徒先生的骨灰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华盛顿的家中，实现他这一遗愿的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司徒先生最后的遗愿能在我这一代实现。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亲龚澎（1）
∷∷口述 乔松都
1953年诞生于乔家的第二个小生命，是乔冠华与龚澎在朝鲜时一份爱的纪念——1952年，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善解人意、体恤下属的周恩来派龚澎到朝鲜探亲，于是有了这个新生命。当时，乔冠华告诉朝鲜革命军领袖南日：“如果是男孩，就叫松岳；如果是女孩，就叫松都。”松都是朝鲜开城的古名。
17年之前，乔松都与哥哥宗淮一直生活在爸爸妈妈温暖的庇护下。1970年妈妈龚澎的离去，是这个曾经幸福无比的家庭一连串变故的开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在泪水与痛苦中渐渐长大，也无时不刻在与妈妈心灵对话。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是乔松都用8年完成的书。但有些话题，她仍旧选择回避，无论是书里还是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这样，这次口述，她还是提供了在她*之外的那个美丽而传奇的母亲龚澎的影像。
启蒙
妈妈是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的，她生命的第一天，便是从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开始的，这似乎预示她的一生也将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
妈妈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教育来自我的姥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安报考陆军速成学堂（注:后更名为“保定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去世时，蒋介石还送过一副挽联。毕业后，姥爷在安庆讲武堂任教官，辛亥时期，他成为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港抵达上海时，姥爷与同盟会会员齐聚码头迎接，孙中山专门召见了他，而黄兴还把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介绍给姥爷，促成了一段姻缘。
因为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而遭袁世凯通缉，1912年姥爷带着姥姥与刚满月的大姨远走日本，在那里生下第二个孩子，姥爷为她取名“慈生”，她便是我妈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返回国内的姥爷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姥爷与陈炯明私交较深，但后来看到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和，甚至谋反，姥爷开始失望以至萌生退意。退出军界的姥爷，在老朋友的帮助下，落户上海。
姥姥徐文出生在广东一个大家庭里，写得一手好字，记得小时候姥姥最喜欢跟我和哥哥念叨的，就是当年姥爷怎么撑把破伞翻山越岭到保定军校上学的事。姥姥有点重男轻女，但有趣的是，她的几个女儿都各有所成。不知道为什么，姥姥一直让我舅舅的孩子用上海话喊大姨和妈妈为“大伯”、“二伯”，可能觉得女孩当男孩养，长大后会有出息。
姥爷去世早，我从没见过。但妈妈时常会跟我提起他，可见他对妈妈的影响很大。妈妈天生丽质，到十几岁时，她像这个年龄的所有女孩子一样，也开始喜欢打扮。姥爷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受苦的老百姓，就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着不公道的事情。”妈妈后来告诉我，这句话对她一生都有影响：“我一想到他说的，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事情在发生，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以后我就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放在国家的大事情上了。”
姥爷到上海是1926年，那时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我小时候曾看见妈妈留的以前的小画片，都特别精致。上海滩有一类女性，沉浸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中，但妈妈的视野和胸怀已经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2）
姥爷虽然并不富裕，但他坚持把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1928年，妈妈进入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读书，大姨比她高一级。妈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她更刻苦，比别人付出更多。冯亦代夫人郑安娜与妈妈是中学同班同学，那时妈妈爱看书，经常错过吃饭时间，姥爷就每周送她一桶饼干，妈妈经常抱着饼干桶边吃边看，以至若干年后，郑安娜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只马宝山牌饼干桶。
圣玛丽亚是一所教会学校，很注意英语教育。起初妈妈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而她又不像身边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请得起家庭教师，别人玩的时间，她都用在读书上。到了第二个学期，她的英文就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早年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也使妈妈一生受益匪浅。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问妈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男的吧？妈妈回答:女的也一样。妈妈读书时，圣玛丽亚学校的校长说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培养大使夫人，更要培养女大使。”大姨后来也跟我说:我和你妈妈都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参加工作、获得认可的——大姨龚普生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而妈妈用一生的努力证明: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承认与尊重。
太行山上
1933年，19岁的妈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与一年前考入经济系的大姨成为校友。在燕京读书的第一年，因为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成绩有点下降。妈妈很好强，她立志拿到奖学金，到了第二学期，她果然又拿到了班级第一。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一本书中曾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妈妈与大姨无疑就属于斯诺所说的这一批学生。妈妈在燕京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与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等几位一起，成为北京最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母亲是大队长之一。对这次学生运动，国民党封锁消息，除了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外，北平各大报纸都没有任何报道。在斯诺建议下，燕大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自己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主持这场招待会的正是妈妈和大姨。妈妈的机智和口才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也是妈妈的第一次，也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开端。
1937年夏，妈妈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丽亚中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很多青年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妈妈便是其中一位。妈妈虽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几分。虽然姥爷的身体不是很好，但他默默同意了妈妈的选择。
可以说，对妈妈这样带着一腔浪漫激情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以后才开始的。与妈妈同去的学生中有的就动摇了，辗转回到了城市里，而妈妈和另外两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到延安的有很多女学生，她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逃婚，有的是因为遭受打击，也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妈妈不一样，她的家庭和谐，妈妈本身也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离开家，离开父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她来说是为革命付出的代价，这需要一种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做动力，这也是妈妈和许多革命者的不同之处。妈妈很崇拜彭湃，他出身于广东一个富裕人家，却放弃了物质生活投身革命。为此，妈妈在奔赴延安时，特地把自己的名字由“龚维航”改成了“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3）
1938年10月，妈妈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沁县《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上，恰巧与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这一路，竟戏剧性地改变了妈妈的行程。爱惜人才的彭老总决定把妈妈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这段时间，妈妈担任过彭德怀和朱德的秘书。
1938年，在燕大经济系教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与其他3人历时3个多月，徒步来到八路军驻地，得到朱老总接见，妈妈为他们担任翻译，这为她后来走上新闻与外交道路奠定了基础。
妈妈后来跟我回忆:初到延安时，她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会莫名其妙地感伤，遇到挫折会觉得周围人不理解自己。但到了太行山区，特别是穿上八路军军装后，她感觉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在山西参加妇救会工作，与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她可以很长时间不洗澡，头上长满了虱子。在我看来，妈妈从单纯的学生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就在这个时期。
到延安后，妈妈曾经用英文写了一份自传，回顾自己为什么离开繁华的上海，一直持续写到后来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那时大姨即将到美国留学，妈妈把原稿交给她，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后在美国出版——那时她还不知道组织对这方面有一些规定。大姨到美国后把书稿交给著名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对大姨说:写得很好，请转告你妹妹，如果稿件上再加上她在爱情方面的故事就更完整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事就搁置下来。不过，妈妈确实是那个年代一类中国青年的代表。
重庆岁月
1940年，妈妈离开太行山，调到*重庆南方局，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担任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对外活动中，她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现的，这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
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妈妈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就是那时与母亲结识并成为朋友的，他曾在日记里这样评价母亲:“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他还形容妈妈，“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叫张平群，他的亲戚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她说张平群和夫人对龚澎印象很深，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他们很钦佩妈妈的人品和才华。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在“二战”期间曾到中国采访过的老记者相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了一个名为“Who Lost China”的研讨会。“Kong Peng”（母亲的英文发音）是会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名字。1985年，这批美国老记者重返中国，“龚澎”再一次被他们屡屡提及，有一位老人还特别想见我，跟我讲讲妈妈的故事，可见妈妈当年在重庆的影响力。那时在重庆媒体圈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妈妈的工作成绩。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因为龚澎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一位老人告诉我:“我没参加过共产党，对政治也不太了解，但我眼里的共产党人就是你妈妈这样的人，真诚而有魅力。”还有一些同学和妈妈走的路不一样，但她们之间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只要让我去做，我就去，就因为是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4）
毫不讳言，那时有很多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特别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但妈妈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给人尴尬，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写文章夸母亲长得漂亮，其实她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漂亮，但从不刻意修饰自己。妈妈生前特别不喜欢别人夸奖她漂亮，她更希望靠能力和才华获得赞赏。所以我在写书时，哥哥提醒我说:对妈妈外貌的赞美，只要有一处就足够了。我想妈妈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会定期接到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那些写在粉色信纸上的话，是妈妈最甜蜜的期盼和快乐。
1938年冬的某一天，朱老总兴奋地告诉大家:一位在德国留学8年的留学生将要来司令部工作——这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叫刘文华，1938年1月，他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拒绝了5所著名大学的聘书，追随心中理想来到太行山，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坦率地说，那时候革命区的女青年很少，像妈妈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接近那些位置高的人，但妈妈坚持找与自己经历相似、有共同语言的人做伴侣，虽然比较而言，她这样的路可能走得更辛苦些。很自然地，妈妈与高大沉稳的刘文华走到了一起。1940年8月，两人结婚，当天，他们郑重而浪漫地在村里一棵杨树上刻上两人姓名和结婚日期。
新婚不久，妈妈便被调到重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9天。她和刘文华商定每周通一封信，“抗战胜利那天，就是我们团聚之日”。没想到，这一次竟就是最后的诀别。
1942年，一连几个月妈妈都没有收到来自太行山的信，特别是知道左权牺牲后，她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鼓起勇气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本来希望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周恩来凝重而沉默不语，她一下子全明白了。
原来1942年5月，刘文华在从总部返回情报站的路途中，因长期劳累导致的急腹症发作，此时正好赶上日本兵在周围扫荡，无法被及时送去救治而在疼痛中去世。去世前，他让身边人帮助写下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他留下的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有一张妈妈围着白围巾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珍贵照片和妈妈告别时给他留下的一丝黑发。
消息传到重庆，被周恩来暂时隐瞒下来。原来，几天前，妈妈刚刚得知在桂林避难的姥爷因病去世，和姥爷感情深厚的妈妈特别伤心。周恩来不忍心让妈妈接连承受这不幸的打击。
妈妈去世后，我从大姨那里知道她和刘文华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了解妈妈一生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几年前的一天，我坐上火车，特地来到埋葬刘文华的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很大，附近还有一个招待所，陵园管理员告诉我，很多离退休的部队老干部经常会在招待所里住一两个月，白天就到某个墓碑前坐着，跟“里面”的人说一上午话。以前听爸爸妈妈谈起革命年代的事情，总是感觉很遥远，而看到那些墓碑，我才第一次对“牺牲的先烈们”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找到刘文华的墓碑，在心里轻轻地说:“刘伯伯，我替妈妈来看你了??”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5）
当年两个最亲爱的人的离去，让妈妈痛苦万分，她蒙着被子在宿舍痛哭了一整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找她谈话，希望她能重新振作起来。妈妈很快克制了自己的悲伤，投入到更努力的工作中。在妈妈那一代革命者心中，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超越个人感情的。
因为劳累和一连串的变故，妈妈病倒住院，很多朋友都赶来探望她，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来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
才子佳人
妈妈是在重庆与爸爸认识的。此前，爸爸以“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成为名噪一时的记者。香港沦陷后，爸爸与诸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刚到那里，他便被夏衍介绍，拜访周恩来。爸爸在曾家岩的“周公馆”与妈妈不期而遇。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经常见面，彼此的认识和交往也十分自然。1943年秋，爸爸、妈妈结婚。周围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结合，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的评价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爸爸的老朋友冯亦代回忆：“在香港时，老乔是他们家的常客，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那时郑安娜便和他感慨:如果维航（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那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郑安娜根本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郑安娜得知爸爸、妈妈走到一起后，连连说:“你看！当年我就说他俩应该在一起呢！”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对标准的“才子佳人”组合。
1944年7月，哥哥乔宗淮出生，他是在曾家岩“周公馆”长大的。天气暖和时，爸爸、妈妈常把哥哥的小床放在办公事的天井中间，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一楼，经常是哥哥哭了他抱一抱，渴了饿了他喂一口。爱泼斯坦说，曾家岩有一种浓厚的家庭气氛，龚澎的孩子坐在一边，周恩来更像一个舅舅。1946年爸爸妈妈住在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与周恩来邓颖超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哥哥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周恩来会见客人后拍照留念，便喊哥哥:“弟弟（重庆人对小孩子的称呼）过来一起照相！”哥哥把脸扭到一边只顾自己淘气，“拒绝”和周伯伯合影。长大后他才发现竟没有几张和周总理的照片，后悔也来不及了。
爸爸、妈妈在重庆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不说教，对人的影响是那种和风细雨式的。有一次，爸爸肠胃病发作做了急诊手术后需要输血，医院血库里没有B型血，妈妈特别着急，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让他们帮着想办法。第二天一早，在医院守了一夜的妈妈推窗一看，门口排起了等着为爸爸献血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曾担任过史迪威助手的谢伟思。为一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献血，而且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个场景让妈妈特别感动。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为此我还和小伙伴吵过一架。他说:“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不是一家的，这事我敢和你打赌。”我不信，回去问爸爸，爸爸说:“是啊，我和你妈妈，一个在苏北，一个在广东，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我呆住了。他们实在是太和谐了，和谐得仿佛天生就是一家，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6）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爸爸喊妈妈“达令”(darling，亲爱的)，我一直以为这是妈妈的小名，直到有一次突然听到妈妈也这样喊爸爸，我很奇怪地问妈妈，妈妈笑着说:“这也是你爸爸的小名。”想了一想又补充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之间使用”。爸爸经常对周围的朋友说:我和龚澎，可不是一般的夫妻！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房间里聊很久，从工作到生活，无所不谈。在我看来，他们之前的感情涵盖了爱情、友情和亲情。
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古典音乐。他们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他们决定让我学钢琴。那时一架钢琴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我经常听妈妈念叨:这个月又可以攒下买琴的钱了！一直攒了几年，妈妈给我买了一架东方红牌钢琴，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件”。当钢琴运到家里时，我们全家都像过年一样兴奋。
相对而言，妈妈比较理性，在政治上更成熟，她善于做人的工作，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而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他为人处事质朴耿直。妈妈特别注意维护爸爸，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合。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想提妈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妈妈得知后专门找到周总理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着说:“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妈妈对爸爸的爱，绝对是一种付出。他们在一起的30年，也是爸爸才华得到最大发挥的30年。很多人都认为爸爸的巅峰时期是1971年参加联大会议，那时虽然妈妈已经去世了，但爸爸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是在妈妈爱的延续中登上巅峰的。
阳光灿烂
解放后，妈妈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爸爸是代理亚洲司司长。妈妈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妈妈与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在周恩来亲自提名下，妈妈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妈妈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尽管因从事的新闻工作让母亲在公众场合频频出现，但她始终保持着热情而沉稳的性格，周恩来曾评价母亲是“静若处子”。
我是1953年出生的，爸爸经常跟我念叨，本来希望我出生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那一天，以我的生日定下停战日，但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挨到那一天，爸爸还挺遗憾的。生我那年，爸爸40岁，妈妈接近38岁，他们都特别喜欢孩子，也特别疼爱我。
妈妈生我时难产，所以我小时候妈妈总是担心我身体有问题，她又想验证这一点，又怕我知道后伤自尊心，为此颇费脑筋。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去做智力题，我高高兴兴地跟她去了。到了医院，医生拿出5块大积木让我数数，我觉得被羞辱——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趣味数学这一类“高级”题了，因而愤怒得拒绝回答。医生出来告诉妈妈:“你女儿的测试结果大概有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对妈妈的打击应该很大，但妈妈在我面前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只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医生的提问。我生气也不理妈妈，所以她永远都不知道，医生那天给我出的是什么题。妈妈去世后，大姨告诉我:你妈妈那天急死了！这件事情想起来我就特别后悔。
我的母亲龚澎（7）
妈妈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她也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营造这个家上。她当年去苏联出差的时候，给正在读小学的哥哥写信，上面用钢笔清晰地解释地球自转的方向和时差的原理。不管到哪儿，她总是想方设法寄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给我们，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那些印着奇妙的异国风光的明信片是我童年快乐的记忆之一。
1964年3月，爸爸、妈妈跟随周总理出访14国回来，我急不可待地请假去机场接他们，那一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亲自到机场迎接。看着毛主席和大家照完相，我站在那里等爸爸、妈妈。不一会儿，毛主席大步朝我走过来，满脸慈祥地看着我，想逗我说话，我却害羞地躲到旁边的高个子叔叔后面。
一会儿，妈妈出现在我眼前。我兴奋地告诉妈妈我见到毛主席了。妈妈问:“主席和你说话了吗？”我摇摇头，妈妈说:“那我请毛主席和你讲几句话！”说罢，她朝着毛主席走远的背影追过去，一边喊:“主席！毛主席！”遗憾的是，距离太远，毛主席最终还是没有听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很快乘车离开机场。那个年代有很多革命者忙于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但妈妈对我们的每一点要求都非常关注，在别人眼里甚至有点宠爱孩子。
妈妈从来没有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到家里，虽然偶尔她会显得有些疲惫，但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大姨后来说:你妈妈其实挺辛苦的，她非常下功夫，想把这个家怎么弄好。每年春天，我们全家都会到王府井一个老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那是全家忙碌而快乐的时刻，爸爸一定会整整齐齐地穿上他的中山装，妈妈会从柜子里拿出平时不允许我穿的漂亮衣裳。这样的快乐一直到“*”前，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喜滋滋地面对镜头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幸福。
在众人眼里，我们是标准的幸福之家。其实物质上我们生活得很简单，住房每月交租金，家具也是从外交部租来的，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爱好是听音乐，买了一个留声机。除了钢琴和唱片柜之外，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一直到妈妈去世，我们家都没有电视、冰箱。家里剩不下什么钱，因为爸爸、妈妈的钱都用在买好烟、好茶、好酒上面了，在这些方面，他们稍讲究一些。妈妈的手指又细又黄，她有一次告诉我:在重庆工作时她总是熬夜，于是靠抽烟支撑着，后来也就抽下去了。但她一再警告我不许抽烟。
妈妈在家里也绝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爸爸有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准备好，让爸爸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戴小帽子的爸爸几乎成了他在家里的形象。
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多少年来，爸爸是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有什么事情总是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爸爸听妈妈的，是因为妈妈的话有道理。
我一直感觉:在我们家，妈妈是太阳，爸爸是月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形容。爸爸本身也发光，但他身上的光是源于妈妈的。只要妈妈在，我们家就充满了阳光。但是，等我长大以后，我才体会到，妈妈，什么都想做好，而她，实在太累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8）
生离死别
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气氛变得紧张。妈妈所在的新闻司一下子出了8个“右派”，妈妈也被下放到房山县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妈妈的身体从那时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
妈妈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她很容易就成为攻击目标。“*”中很快有造反派前来抄家，翻箱倒柜，家里的东西散落一地。临走时，造反派们高呼“打倒”，并且用墨水在爸妈房间门口的大立柜上刷上了大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龚澎！”“打倒走资派乔冠华！”老阿姨叹着气开始收拾东西，妈妈让我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贴在大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妈妈站在大标语旁边，让哥哥为她摄影留念，那刚强坚定的目光永远定格在胶卷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时候仿佛感觉，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和妈妈共事了30年的周总理知道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妈妈，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母亲就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开始后，爸爸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爸爸，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爸爸悄悄打电话问妈妈: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妈妈很坚决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外交部有人评价说: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却是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爸爸总是习惯听妈妈的意见，后来事实也证明，妈妈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
其实妈妈自己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她每天到外交部上班，爬上6层楼后第一件事是打扫公共厕所的卫生。打扫完后，妈妈坐在楼梯上喘口气，有的人看到她就绕着走，对此，母亲看得开。每天下班，等大家几乎都*后，哥哥推着自行车来接妈妈，妈妈坐在后架上，哥哥把她送到台基厂北口的公交站，把妈妈送上3路无轨电车，哥哥再骑车紧随其后，到了美术馆，再用自行车把妈妈带回家，那时，她的身体已孱弱不堪。
“*”一开始，妈妈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她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可以教历史，你爸爸可以教语文，总有办法活下去。妈妈还给全家都做好了棉衣，特别为爸爸做了丝棉裤。妈妈说，你们将来大了，成了家后有孩子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你爸爸就喜欢热热闹闹一大家人团聚在一起，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可惜，我们再也没有这种团聚的机会。1968年，哥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丹东农场锻炼，第二年夏天，我欢天喜地地离开北京，到了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大熔炉”内蒙古插队。妈妈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特别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那时只有16岁，我没有注意到妈妈略带哀伤的神情，也没有意识到，妈妈能留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
1970年，妈妈在家里突然晕倒，幸好探亲回来的哥哥及时发现，和爸爸一起把她送到北京医院急救，第一次脑出血时，我从内蒙古赶回来。虚弱的妈妈看到我，脸上露出由衷宽慰的笑容:“见到女儿病就好了一半！”妈妈恢复得比较好，大家也很乐观。妈妈从来没和我谈起她的痛苦，也从来不抱怨，每次见到我，她总是慈祥地笑着，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想把所有的爱都留下来??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9）
再下乡前，妈妈装作不经意跟我谈过一次“以后”的问题，我知道她是在为万一发生的情况做准备，这是她的想法:对子女的教育“有生有死”。我一直都记得妈妈说这些话的神情:镇静而不哀伤。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女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我固执地不听，因为我不相信妈妈会走。每当妈妈尝试着跟爸爸谈及此话题时，她一张口，爸爸就几乎不能自持，他总是哽咽着说:“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有一天我恰巧经过病房门口，听到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我悄悄往里看，妈妈与爸爸深情地对望，妈妈依然沉静，爸爸却泪流满面，只是一再地重复那句话:“达令，你不要说了，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相反，妈妈和哥哥谈得比较多。妈妈太了解爸爸了，知道他在情绪低落时，需要倾诉，她希望在自己走后，哥哥能多扮演这样的角色。她特地嘱咐哥哥:“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后来的事情仿佛应验了妈妈的预感。只有25岁的哥哥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坚强地面对着妈妈最后的嘱托。
妈妈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死的—因为便秘，她脑部第二次出血，再次陷入昏迷，靠机器来维持生命。爸爸已经痛苦得失去方寸，还是周总理决定给妈妈做开颅手术，做最后的尝试。虽然第二天就要访问朝鲜，但他还是匆匆赶到医院来探望，看着妈妈失去往日的活力和美丽，他神色凝重。他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搭在妈妈枯瘦的胳膊上把脉，摇摇头叹息着说:太虚了！后来周总理再次去医院探望，他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
奇迹还是没有发生。昏迷了半年后，妈妈还是离我们而去。对我来说，稍感安慰的是，最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她身边。
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在他记忆里，妈妈应该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着戎装英姿勃发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十几岁时我问过妈妈:“你跟周总理特别熟吧？”妈妈只是简单回答一句:“那是因为工作。”妈妈对总理非常尊敬。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妈妈深受总理影响。有外国记者评价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的确如此。
总理对妈妈也特别信赖与器重。家里发生一连串的变故后，1973年中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哥哥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伯伯和邓妈妈。周伯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详细询问我和哥哥的生活与工作，哥哥如实谈了心中的困惑和想法。周伯伯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要靠家里，父亲的事情随他们去。在谈到妈妈时，周伯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在那时候，这些话对我和哥哥是极大的安慰。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段时间周总理也处境艰难。
所有人都知道，妈妈走后，受打击最大的人，是爸爸。那段时间，爸爸经常倒一小杯茅台酒一个人孤独地喝着。他经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写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一下子老了许多，头上的小灰帽也不见了，经常，我要用湿毛巾，轻轻擦去他的眼泪。他最爱做的一件事是等我们都睡着后，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地翻看他和妈妈在一起的照片，伤心时，院里的邻居都能听到他哀伤的哭声??
1971年11月，爸爸率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出发前，一直沉默不语的爸爸突然站起来，走到妈妈的遗像前，掏出白手帕仔细地擦去镜框上的浮尘，然后摘下眼镜，长久地凝视着照片中的母亲。我和哥哥默默地站在房间门口，仿佛也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穿过生死之界的心灵对话。片刻，爸爸向外走了几步，转过身再一次深深地看着妈妈说:“达令，我要动身了！”深吸了一口气后快步走出了大门。爸爸在这次联大会议上的表现，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乔的笑”，是他个人外交生涯上的巅峰，也是中国外交史上闪亮的一页。我一直相信，那笑容的后面，是妈妈深邃的眼睛。
或许是我们以前过得太幸福了，妈妈为我、为这个家庭遮挡了太多的风雨，我没想到，她走后，我的生活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那个曾经幸福的“家”散了，宠我疼我的爸爸也显得那么遥远而陌生。最让我难过的是，妈妈走后第三年，那架东方红牌钢琴，我视为妈妈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也被“清理”而不知所终，那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一度我和父亲的距离很远，最长时间我们曾3年没有见过面。1976年，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他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我和哥哥又默默回到他身边。爸爸曾对别人感慨:“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有些事情，我和爸爸从来没有当面讨论过，因为那时候他需要我们的安慰，但我相信爸爸心底是清楚的。有一次，爸爸意味深长地跟我说:“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1983年9月22日中秋节，在团聚的日子里，爸爸离开了人世，我相信，他一定是到天堂与妈妈相会了。
从妈妈去世那一天起，我就暗想:有一天我一定给妈妈写本书，把她的一生记录下来。这对我很重要，我用这种方式怀念自己的妈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写这本书的8年，我时常感觉又重新回到了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这让我既快乐又痛苦，我知道，那些难忘的日子将会伴随我走完一生，直到我和他们在天国里重逢??
(2008年7月14日)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1）
∷∷口述 韦然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又有谁知道，在这些令人眩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5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2）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3）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1]。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4）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父亲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1]。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5）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上世纪80年代末，贺路在一次体检时被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父亲那时在“兰心大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文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阿丹叔叔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道临叔叔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叛逆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道临叔叔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6）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寒假开始，我每年假期回上海，平时住在妈妈家，有姐姐和大姨为伴，周日住爸爸那里。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她与贺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7）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体检后不久就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孩子的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仅仅活了31岁??
(2007年1月1日)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1）
∷∷口述 李光谟
100多年前，当一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药铺里的“龙骨”上辨认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时，这小小甲骨牵出了一个失落了3000多年，又充满传奇、悲壮、神话般色彩的殷商王朝。而中国现代考古的田野启蒙也是在殷墟的大地上正式开始的，殷墟发掘将我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引起了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从而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殷墟的成功发掘与一个人紧密相关，他的名字叫李济。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他主持的殷墟发掘更是中国考古界的辉煌。1949年，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去留的李济跟着殷墟出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的名字在大陆也越来越黯淡。
1979年8月1日，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李济生前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被张光直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
1949年2月，22岁的李光谟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自此天各一方。虽然是李济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坦言年少时与父亲李济并不很亲近，直到十几年前开始整理父亲遗稿，每每面对父亲留下的文字，与父亲的亲近感才一天天强烈起来。在李济诞辰110周年之际，由李光谟整理的《李济文集》也出版了，这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
从清华到哈佛
1896年，父亲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双眼井。3年后，王懿荣首次收集到12块龟甲，从而发现了最早的甲骨文，那时谁会料到，这个湖北农家的普通孩子日后会成为主持殷墟挖掘的大考古学家呢？
父亲的早期教育归功于我的祖父李权。祖父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祖父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然后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父亲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但因为祖父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
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当地人称为“李优贡”的祖父也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得到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祖父把家人接到北京，父亲就在11岁那年跟全家来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当时还叫“李顺井”的父亲糊里糊涂应了考，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取足，就从“备取榜”里接着选，于是父亲幸运地成了北京录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员。7年半学习结束后，他们同一批进入的学生，经过陆续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岁的父亲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赴美留学。父亲在清华读书时，美国有一位华尔考（）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了智商测验（父亲被测定为128）。父亲受他影响，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最初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2）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周末全部对学生开放阅读。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父亲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听说父亲转学人类学后，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赞成，他认为李济是适合做学问的人。
徐志摩与父亲同船去美，他是自费留学生，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一学年与父亲同住一个公寓。徐志摩读的是历史系，跟父亲李济的关系很好，他在第二年就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父亲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我后来整理父亲文件时，找到了父亲保存的徐志摩去纽约后写给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学习等谈得很广泛。徐志摩对父亲当年也有这样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父亲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认为中国民族的主要成分有5种:1.黄帝子孙:圆头窄鼻;2.通古斯:长头窄鼻;3.藏缅族群:长头宽鼻;4.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5.掸语族群。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矮人。
1923年6月，父亲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父亲的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后来在哈佛大学正式出版，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
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文中提到了父亲的论文《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了父亲论文。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使父亲一下子声名大振。
有趣的是，父亲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李权还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个陌生的头衔，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个办法，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父亲的朋友们，像赵元任，也善意地开玩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
父亲在哈佛读书时，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的讲师，父亲将他的名字翻译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给父亲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按钟点付钱。父亲花了大半个暑假来做这个工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整理头骨的经验，让他对于处理人骨，特别是人头骨有了亲身体会，这对他后来进行生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很有裨益。后来，在安阳殷墟挖掘现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尹达、夏鼐等都谈过此事。
从人类学到考古
1923年，父亲应校长张伯苓聘请，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1995年，我去台湾参加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研讨会，见到快90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他提到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搞英文比赛，还请从美国回来的李济等人做评委。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3）
父亲最终与考古结缘，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有很大关系。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翻阅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扉页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这位地质学家就是丁文江。父亲回国后，经人介绍，终于见到他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丁文江对父亲也非常赏识，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
那年夏天，河南新郑有老百姓在掘井时挖出了古墓，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的发现，挖出的周秦时期的铜器运到开封陈列，丁文江获悉，鼓励李济前往考古，并为他凑了200元经费。由于当地土匪作乱，这次新郑行仅在出土铜器的土坑中找到几块人骨，收获不大。然而，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为以后取得不少宝贵经验。
自新郑之后，考古工作在中国北方一些地方陆续展开，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闻讯，纷纷赶来“寻宝”。此间，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的汉学家，也组织了一支“中国考古发掘队”来华。其中有一位名叫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专门委员，听说父亲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者，即来信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团队，一同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面对这份邀请，父亲当时颇为犹豫，举棋难定时，他找到他十分敬重、年长他11岁的丁文江商量，丁文江回答说:“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至于如何与外国人共事，丁文江建议“直道而行”，就是有什么条件尽量事先说清楚。
父亲马上给毕士博回信，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后毕士博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父亲于是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
也就在这一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国学研究院”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后来他们被并称为“四大导师”，能和他们在一起，对29岁的父亲来说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国学院成立初期也只有他一个讲师，据说当时教授的月薪是400大洋，而父亲从弗利尔那里领取300大洋，为了与其他教授相等，他在清华只领100块大洋。
我后来看到一位老先生写他那时候的趣事: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父亲能到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梁启超从1926年冬天起，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他的二儿子、在美国学考古的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之邀参加了后来的史语所的工作，并从1931年第四次挖掘工作时开始进入殷墟。因为梁思永是考古组里受现代考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加入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抗战期间，父亲把自己花了多年研究拟定的殷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很可惜的是，梁思永一直身体不好，50岁时便英年早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4）
黄金年代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3月22日到达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10月到12月，父亲与袁复礼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它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1995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8天，以示纪念。
1928年10月，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这也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但董先生的方式还是旧式挖宝物的方式。12月，父亲在开封与董作宾会面，确定了殷墟的下一步安排。他将会面情况写信报告给傅斯年与蔡元培，傅斯年可能觉得考古所就需要父亲这样的人，虽然父亲之前也没什么经验，但西阴村的报告出来，也引起轰动，所以从1929年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开始，父亲就开始接管了整个挖掘工作。
1929年初，父亲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父亲与傅斯年并不认识，也是经李四光、丁文江与杨杏佛等人推荐后，被傅斯年作为实现他的“东方学的正统”梦想的人才网罗进史语所的。陈寅恪与赵元任也被傅斯年从清华挖来，分别担任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可能因为这一点吧，郭沫若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很高评价。1946年在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时，郭沫若与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他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这次会面，父亲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这使他非常感动，他写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但遗憾的是，50年代开始后，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的大陆考古界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关系，一直陷于隔绝。到80年代重新开始沟通时，父亲与郭沫若都已经告别人世。
殷墟发掘之后，影响比较大。1931年在南京开了一个殷墟遗址发掘成绩展览会，父亲作了演讲。展览和演讲引起各界极大重视。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包括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参观，舆论为之轰动。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5）
1935年，殷墟发掘工作到了关键的第十一次发掘，要大规模开挖4座大墓、400余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预算需要2万?3万银元，比原预算多出5?10倍，如不补加，将前功尽弃。父亲增加预算的报告，呈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审阅后未加任何条件，即予批准。这次为期95天的发掘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父亲对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发掘一直是在与美国方面合作下进行的，后来傅斯年与美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1930年起，父亲与“史语所”终止了与弗利尔的合作。此后，中华教育基金会每年拨款继续支持发掘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父亲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父亲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父亲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了上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父亲、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父亲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侄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6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父亲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父亲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我的两个姐姐—鹤徵和凤徵，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父亲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个孩子，大姐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男孩子。父母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父亲5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6）
分离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父亲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父亲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那时候我是上海同济大学三年级学生，因为身体不好休学一年。听说又要搬家，我很不情愿，因为那几年实在搬得太多了，但1948年12月30日，我还是跟着父母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很苦闷，因为那时同济大学给我一年的休学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报到，只能自动地再休一年，加之我身体已有好转，于是我想春节后再回上海读书。
那时候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亲与过继给我们家的弟弟，五六个人送我到基隆码头，父亲没有来。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一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那一年，我22岁。后来我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大概没想到，他的儿子最后会从事*主义的研究。
父亲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它经过多位亲友辗转，几乎穿越半个地球才到我手里。信中提到，他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他打算把这位高足送到自己当年留学过的哈佛深造。我后来知道父亲这位得意学生叫张光直。60年代，父亲托香港友人带给我的信，又一次提到张光直，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不想回台有些伤感。直到80年代我才与光直结识，他后来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但还一直念念不忘跟大陆考古界合作之事，多次抱病到现场考察。张光直近几年在大陆学界颇有影响，父亲如地下有知，也该欣慰吧。
从22岁离家，我与父母再没相见过。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那时候我在北大，美国给我寄了一个电报:母亲死了。父亲后来给我写信说:“你母亲临死前说，‘我要回家’??”1979年8月1日，父亲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1929年，父亲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
从专业讲，到了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都是通过从日本买到的殷墟图片继续研究，他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父亲写的《安阳》（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这也算是对魂牵梦绕一生的殷墟有了一个交代。
(2006年6月26日)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1）
∷∷口述 吴敬瑜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邓季惺”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作为曾经的一代著名报人，她的这一身份在今天或许远不及“吴敬琏的母亲”更具传播力。原本是执业律师的邓季惺，当年把本来只有10人不到的小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制度严整有序的股份公司，使《新民报》成为解放前名噪一时的民营报纸。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吴敬瑜，是邓季惺的二女儿，她眼中的母亲故事，正折射了那一代知识阶层的作为和历史图景。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邓季惺对妇女运动、对“法治”社会以及新闻自由的种种探索与努力，虽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孱弱，却散发出一种穿过历史尘烟的力量。
我的家庭
母亲邓季惺1907年出生于四川，原名邓友兰。她的祖父邓徽绩1891年到日本买了一个新的洋火厂到中国，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真正的“洋火”挤垮了。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现在看，邓家算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的外祖母吴婉也是一非凡女子。她幼年在家跟着哥哥读书，后来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曾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但是婚后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也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我还记得看过外婆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篇《不平则鸣》的文章，但当时年纪小，不清楚“不平”的具体内容。
本来外公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母亲念私塾。但在14岁那年，趁外公出川，外婆自作主张，让母亲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我记事时外祖母已50多岁，很胖，经常拿着报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青年时代的锐气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的性格一定程度受外婆影响，但是她刚强，理性，做事果断，这些却是外婆所不具备的。
母亲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都曾任过教。我后来还听也在二女师读书的一个姑姑告诉我，当年学校要解聘萧楚女时，学生们还闹风潮以示抗议。*夫人李伯钊也是母亲的同班同学，虽然五四运动时母亲只有12岁，但那时宣扬的*、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一生。
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离开故乡到比较开放的沿海城市求学。在巴金的名著《家》里对此有所描写。受新思潮影响，母亲16岁那年和同学吴淑英也离家去南方求学。在南京，母亲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竹似。后来她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又与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竹似相遇。1925年，他俩结了婚，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而母亲也因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姐姐出生后不久，父亲受重庆《大中华日报》聘请，全家回到四川。1928年我在重庆出生，次年父亲到南京在中央通讯社任编辑。弟弟敬琏1930年1月在南京出生。在此期间，母亲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业。产后她考入了南京女子法政学校，选择法律为自己的专业。
不幸的是，弟弟出生不久，父亲——我们按江苏老家的习惯叫他“爹爹”，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曾到杭州养病，但效果不明显。抱着一线希望，母亲陪着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到北京养病。虽然当时爹爹病情危重，母亲仍旧利用在北平的机会进入当时享有盛名的朝阳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1]。在她看来，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实行法制，因而选择了法律为专业。寻求“法治”的思想也贯穿了母亲的一生。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2）
1931年7月，爹爹在北京去世，母亲一边独自抚养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继续她在朝阳大学的学业。在此期间，作为父亲的生前好友，陈铭德多次来探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他心底何时生出对母亲的爱，我并不清楚。1933年1月，母亲与继父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当时太小，我对这场婚礼毫无印象。但是，稍长以后，常听人说起这个婚礼很特别:除了通常的礼仪之外，来宾们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母亲不随夫姓;我们3个孩子仍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他们把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
很多人都猜测这份协议应该是学法律的母亲提议的，也视之为母亲在青年时代藐视传统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实际行动。解放后一次周恩来跟另一些记者谈论郭沫若与安娜时，还援引母亲的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朋友们了解母亲的脾气，都称呼她为“邓先生”而非“陈太太”。对于他俩的联姻，新闻界也传为佳话，戏称为“刘备得到了个女诸葛亮”。继父对我们姐弟三人都不错，我们一直喊他“伯伯”。
1933年夏，母亲在朝阳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到南京在司法部作了职员工作，同时开始投身于妇女运动，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她认为妇女要解放，首先应该解决后顾之忧。为此，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母亲担任所长，负责具体事务。
母亲在司法部工作时间不长就辞了职，开始做执业律师。她那时便显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经常免费替被虐待或遗弃的妇女打官司。她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新民报》的楼上，业余时间，她还做新民报《新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
1936年春，仍然作律师的母亲陪陈铭德一起去日本，从《读卖新闻》那里购买了一台旧印刷机，我还记得她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种彩色唱片。继父早就邀母亲一起加入《新民报》，直到1937年，母亲已经有了为社会所认可的独立地位之后才正式加盟《新民报》，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
《新民报》之前是文人办报，一开始一切因陋就简，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母亲一上任，就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而且逐步积累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母亲的精明也一直为人称颂。当时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5万元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司制度。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母亲任经理。入股董事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人，主要是四川的民族工商业的负责人，像卢作孚、古耕虞、胡子昂、何北衡等。他们也是我父母终生的好朋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后来弟弟吴敬琏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有人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
鼎盛
像每一张新报纸一样，《新民报》也经历了创业的艰难。直到陈铭德以重金请来张友鸾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编辑系统，才开始形成最初的风格，并开始有了生机。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3）
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张友鸾是邵飘萍的学生，在《新民报》最火的时候，张友鸾拟的标题经常在重庆传诵一时。张友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样子，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代十口人，后来搬到重庆时，报社资助他在编辑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间“搁绑房”，上面覆盖的是茅草，底下的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的篱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张恨水戏称为“惨庐”。
《新民报》鼎盛时，有“三张一赵”四大台柱——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与赵超构，《新民报》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它的办报方针，它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另外，抗战开始以后，许多新闻和文艺方面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大后方，《新民报》得以网罗很多著名的编辑和作者，也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譬如赵超构、张恨水、吴祖光等等都是抗战期间参加新民报的。赵超构在1944年，曾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为此毛泽东一直记着他并且在解放后请他吃过一次饭，这也使他免于成为“右派”。
“三张一赵”中，名声最大的当然是张恨水。他先是1938年与张友鸾一起加入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又被邀请作《新民报》北京版负责人。张恨水本来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而知名的。他在重庆时写的《八十一梦》却风格不同。它以梦幻方式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4年赵超构去延安时，毛泽东还提到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并要赵超构代他向张恨水问好。张恨水解放后不久就中风了，他的晚景不是很好。
《新民报》还有一个著名女记者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在解放后离开了《新民报》，担任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她在新闻界仍十分活跃。但是在1957年被点名为右派“能干的女将”而被迫离开了新闻岗位。“*”期间浦熙修得了癌症，又没有好的医疗条件，那时母亲的境遇也不好，但每次都是母亲先去日坛医院替她挂好了号，然后和父亲接她来看病，再送她回家。
当年就在《新民报》刚刚成立股份公司后不久，战争把一切秩序打乱了。1937年“8·13”淞沪战事开始后两天，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搭乘民生公司轮船，从南京回到重庆，把我们交给外婆，她立即返回南京。《新民报》坚持在南京出报直到11月。南京失陷前，父母通过一切关系，日夜抢运，总算把报社能搬走的东西都搬上了船。母亲后来说，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职工伙食和零用，还是她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的。
当时曾创办北平《世界日报》和上海《立报》的著名报人成舍我想和《新民报》合并，一起迁往重庆。但父母觉得成舍我太过强势而婉言谢绝。虽然合作并没有形成，但并不影响两家的友情。许多年以后，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与弟弟吴敬琏在一个会议上碰面，他们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弟弟还把这段往事讲给成思危听。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创刊，距南京版休刊只有49天。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在内迁报纸中也是首屈一指。抗战开始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关心时事，加之在重庆人才荟萃，《新民报》这张民间报纸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加盟，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一时期也是《新民报》的鼎盛期。重庆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的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为报纸撰过稿的作者还有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徐悲鸿、于右任、章士钊、吴宓、陈寅恪等。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4）
继父陈铭德一向认为，报纸的兴盛发展，是通过积聚人才来实现的。当报纸的言论或报道触犯了当时的政府当局时，他更多通过个人关系去解决。我记得自己十几岁时，还曾经被他带去拜访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用后来一些人的说法，就是去“磕头作揖”。母亲则正相反，她更多靠规章制度解决问题——那些为了报馆的生存进行的“外交活动”，她既不愿做，也不擅长。后来弟弟常说，母亲比父亲更“现代化”，虽然她说话慢条斯理，但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与客气谦卑的继父形成强烈对比。
如果说以前的《新民报》是“超党派”立场，那么在1942年以后，则是“中间偏左”。因为它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和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3年春，母亲受邀请去成都看花展时，犯胆病住院，住院期间她又萌生了在成都筹办《新民报》的想法。没多久，成都《新民报》也创刊。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刚一个月，母亲就由重庆迅速飞回南京，准备“南京版”的复刊。此后，又在上海、北京两个城市筹备。那时候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8小时，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她坐夜车，睡一晚后第二天到达另一个城市开始办公。至此，《新民报》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一共出版日、晚刊8版，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沉浮
抗战之前，南京城北还是一片荒地，后来政府做了规划，银行给贷款，鼓励一些人造房子。1933年，母亲就在那里盖了一幢花园洋房，就在现在南京的北京西路，取名“鹣庐”。我们家是上下两层，一半自己居住，一半出租。这幢房子当时还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接待过美国参观者。那时候母亲当律师，办托儿所，又照料着我们3个上小学的孩子，还要自己操心盖房子，现在想起来，她的精力和干练的确是常人所难及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母亲也是一个观念很先进、极具经营眼光的人。母亲无论到哪里，都能营造一个适合我们读书和生活的环境。1939年，重庆大轰炸，报馆的宿舍被炸，母亲又在江北盖了一处房子。那时法币天天贬值，母亲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美钞保值。1943年去成都办报时，先是借住在朋友家，不久，母亲在华西坝的南门桥边修了一所红砖二层小楼。解放初，我们搬到北京后，母亲在南长街买了一块地，与中山公园只一墙之隔，盖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这是我们一家人享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房子，直到“*”才被迫搬出来。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母亲寄希望于“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使中国进入一个法治轨道，决定参加竞选，她甚至还希望能制定一部“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当时我爱人关在汉和弟弟都极力反对。但母亲说:我要斗争，就得打进内部。母亲通过在选区演讲，争取选票，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像她这样无党无派者是不多的。
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刚刚解放的开封，母亲和一些立法委员对此提出质询。《新民报》报道了此事以及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内部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情况，引起了立法院里一些人的极度不满，指责她“泄露机密”。在会上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争吵，会场乱作一团，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5）
1948年7月，《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理由是“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南京版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严重*，好几个记者解放前都牺牲在渣滓洞。
不久，有人告诉母亲政府已对她下了逮捕令，母亲立即托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黄苗子买了张机票，逃到香港。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还对母亲发布了“通缉令”。
母亲兄弟姐妹很多，其中有4人先后追随了共产党。只有三舅邓友德，当年在四川读书时还加入过共青团，本来是想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为一场病滞留上海，后来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走了另一条道路。抗战时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还被法租界警察抓过，日本想引渡未果后逃回重庆，在那里进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邓友德当上国民政府新闻局副局长，正好是母亲的顶头上司，我记得经常是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他的电话质问母亲:“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其实他和母亲姐弟感情很深，只是立场不同。1944年政府组织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副团长就是三舅邓友德，他到了延安之后，还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个弟弟合了影。
邓友德在解放后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巴西、日本等地，最终落在台湾。解放初母亲见周恩来，周总理还记得三舅，跟母亲说:“你要动员友德回来！”母亲还很认真地跑到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里广播一番。1990年我陪母亲去美国，飞机在台北停一小时，我们事先托人找到舅舅，想让他和母亲见一面，但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空气紧张，虽然他已经退休，但还是心存畏惧没有来。1993年敬琏到台湾访问，又托人找到舅舅，这一次他们终于见了面。他还托敬琏带月饼给母亲，可惜直到1995年母亲去世，他们都没能再见一面。
最后的舞台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母亲带着小弟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报纸，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北平解放后，《新民报》一部分地下党员登报声明“脱离资方”。母亲刚从香港回来，面对这种局面，很是不解，她要求见周恩来。和总理见面时，母亲问：“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总理回答：“可以。”后来又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但母亲再也没有在报社当家。1950年成都、南京两社结束，1952年重庆社结束。北京社则于1952年在资方要求下，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出面收购，原来的员工被安排到后来成立的《北京日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刚解放时，母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北京《新民报》结束后，她在报社担任顾问。继父在公私合营的上海《新民报》仍有社长的名义。1956年，继父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母亲则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毛泽东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父母都参加了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继父以他一贯的谨慎，没有提什么意见。而母亲以她一贯的直率，根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最关心的还是法治问题。有一天早饭时，继父对母亲说：“小弟让你说话多想想。”母亲毫不在意地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母亲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和法治??结果她和父亲双双当上了右派。
反右斗争结束后，直到1961年他们才有了新的工作。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做书画组顾问，母亲做小餐厅顾问。父亲为前来活动的画家准备笔墨纸砚，端茶倒水；母亲还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绝活。
1978年，上海《新民报》酝酿复刊，成了后来的《新民晚报》，闲了多年的父母亲对这张报纸特别关心，为了解决报纸发行问题，他们亲自跑去找朱学范帮助出面。很多年后，上海的《新民晚报》还跟母亲说那里还有她一笔钱，她说：送给工会吧。
母亲一生总是帮助别人。她自己说:我从来不锦上添花，我只雪中送炭。她去世后，我收拾她的屋子，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发现一堆寄款单，除了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还有不少是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以后遇到困难的人，她自己生活很节俭，但是别人求助于她时，她从来都毫不吝惜。
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母亲对国家的痴心不改。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时，她不仅捐了钱，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公布结果那天，我正好陪她在新加坡，她在新闻里听到北京落选时，还大声连连叹息。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向有关部门写信谈对王宝森案的感想。现在弟弟敬琏成了著名经济学家，从性格上讲，母亲也给了他很多影响。
1989年，继父去世，享年92岁。6年后，母亲去世，享年88岁。一直到晚年，母亲还是求知不倦，每天看报还用红笔、蓝笔画出重点，给继父看。我想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她50岁时便失去了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
（部分照片资料来自蒋丽萍、林伟平所著《民间的回声》一书）
(2006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