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口述历史文集：往事不寂寞 作者：李菁
序（1）
李菁是2001年到的生活周刊，2001年我们刚被赶出净土胡同，在安贞大厦找到了一个安逸的家，她就来了。刚来时候，我对她没有印象，依稀中似乎听李鸿谷介绍，她是刚来的记者。那时候李鸿谷也是刚从武汉到周刊不久，立足未稳。社会部有一个与高昱几乎同一年入职的老兵王珲，李鸿谷难以调教。随后几位都是在李鸿谷之后入职，如巫昂，本名陈宇红，福建人，这个笔名可充分展示她身上那种不会枯竭的欲望。如郦毅，个子高高，说话似乎总胆怯着细声细气，她是高昱的同学。如金焱，一个喜欢穿靴子的哈尔滨姑娘。2000年我说服李鸿谷到北京，就是希望他能拉出一支可在周刊开始采访突破的队伍，改变周刊原来不以事实轻易地说三道四的习惯。为了充分调度他的可能性，我把原来做社会报道已经形成定势的高昱专门调去搭起一个经济部，把地盘腾给李鸿谷。与社会部相对，经济部当时几乎全是男丁：高昱加上陆新之，加上李伟与黄河。
社会部这些女子中，当时李鸿谷自然最看好与亲近金焱，金焱也确实在周刊新闻突破的开端充分展示出了其魅力。我记得她第一篇令我们激动的稿子，是通过采访各种当事人，还原了郑州一家银行4分钟的抢劫案所有的细节。在当时要从半月刊转向周刊的迫切氛围中，这样的报道显然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石家庄凌晨发生爆炸案，她当天晚上23点赶到现场，一个小女子，要了一辆出租车就闯进当时被封锁的禁区，以致警察在后面驱车追赶，直到将她俘获。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根本就没有记者证，她硬是靠凛然正气挣脱了追究，回来做成了一篇非常扎实的《石家庄爆炸：不吉祥的16》。
李菁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困难重重。她在周刊立足，其实是从突破何振梁开始。2001年的年终回顾，李鸿谷做刘丽英为封面，作为附带，她发表了独家对何振梁的专访。按当时周刊有限的影响力，突破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实在超乎想象。但说实在的，那时她仍未真正进入我的视野。现在回头看，如果对比在这同一期上高昱发表的，篇幅同为六页的关于龙永图的文章，李菁深入挖掘一个重量级采访对象的能量其实已经显而易见——高昱并未采访到龙永图，却洋洋洒洒自信十足地写了六页，这是一种靠意念做文字繁衍与靠对采访对象拓展构成文字结构的差别。但我当时，更关心李鸿谷在整体采访中与其他媒体竞争的实力，实在无暇顾及这样一个留着短发、眼睛很大的姑娘。
真正注意到她是2002年。首先，“4·18”韩国空难，周刊第一次主动派记者出国采访突发事件，因为要求采访时间特别紧迫，而社会部当时仅她一人手中有护照，这给了她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次采访的完美完成，体现了她非常出色的对困难采访环境的迂回能力。紧接着，10月，印度尼西亚发生巴厘岛恐怖事件，她又独自一人，在孤立无援的前提下，独立完成了一个封面故事。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心力——心高气傲与舍得付出结合的结果，而能否在瞬间产生激情也至关重要。激情决定兴奋能力，一个好记者在进入任务后都会无法抑制地兴奋，李菁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者。无法想象，没有激动、无动于衷的记者能够在采访中焕发出非凡的动力。
序（2）
作为一个主编，我以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发现每一个记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它们组织起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媒体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李菁的独特方向应该是从2003年她做年终回顾，采访高耀洁之后发现的。那个年底，她在高耀洁家里，与她一起生活，记录下她自己对这个采访对象贴切的感受。这篇报道，使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理解。这个理解是，第一，她是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性判断去寻找采访道路，这样的直觉依赖于她容易体会采访对象。换句话说，她依赖于通过心灵的牵动去深入采访对象。第二，因为凭感性，她会更多地通过细节感受采访对象，这些细节有时是碎屑，于是她经常会苦恼于结构。这种结构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开头到结尾，叙述一个线性长度，而非一个空间的营造。但她善于将细节串联成较为丰富的整体，她不喜欢枯燥的理性叙述。第三，她对传奇、趣味有本能的好奇，她的好奇心会不断推动她的追索能力，它们帮助了她的线性叙述，使这种叙述能牵动人心。清楚她的长处短处后，其实她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楚了。
我起先还未考虑到“口述”这个栏目，我希望她能在写高耀洁的基础上，写一些丰厚而扎实的人物。
2005年，周刊增加了每期篇幅，开始了向综合性周刊发展的努力，但“口述”的方向一开始却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栏目是她自己，朝着自己兴趣的方向磨合出来的。这一年的抗战系列报道，突出了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与在重写历史中采访“遗老遗少”的能力，在对抗战历史现场的重新触摸中，她总能“柳暗花明”，找到那些更为感人的东西。她告诉我，相对光鲜的人物，她对尘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经过去的历史烙印甚至苦难更感兴趣。之后，她利用去纽约开会之机采访到了唐德刚；因为对杨沫当年生活八卦的好奇，又采访到了老鬼。对老鬼这篇专访发表在2005年的最后一期，其实也是“口述”这个栏目实质的开头，只不过这个栏目到2006年1月，推迟了一年开栏而已。
从某种意义，这个栏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植。
1998年，因为张新奇的牵线（他80年代曾与韩少功一起在海南创办了《海南纪事》），刘波当时愿意投资来办一本记忆杂志，因为借用广东侨办的刊号《华夏》，所以叫《华夏记忆》。李陀、汪晖、罗点点，在一起帮我策划这本杂志时，都曾认为，个人史可能促进我们更丰富深入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财富。在策划与搭建这本刊物时，我曾以为，它与生活周刊将来能成为一个向前探究，一个向后探究两个互为影响的方向。当时编成的第一期，曾令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一种分量，它以罗点点回忆“*”中他的父亲罗瑞卿为封面，黑色为底，整本内容很有精神价值。遗憾的是，出版后竟马上就遭遇了“文化商人”的质疑。当时刘波手下负责媒体投资的一位深谙美国商业媒体操作的老板首先发问，请问这本杂志的读者对象是谁？老人吗？那么广告对象是谁？没有广告，定位显然是有问题的，投资也就不能支持。于是，《华夏记忆》的第二期马上变成了姜文的记忆，封面为翠绿色，时髦了。那时大家都怕陈旧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白，时髦其实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序（3）
李菁的“口述”，由此通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成了原来《华夏记忆》在一本刊物上想实现而未能畅快淋漓体现的想法的具体实践。也许，一整本的记忆形态确实过于单一，其沉重与苦难难让习惯了时尚生活的读者消费。但作为一个栏目，它恰恰成为一本杂志五彩斑斓中一种也许是相逆的色调，竟解决了年轻读者有可能的阅读障碍，反而给他们别样情调。有了这个栏目，不仅李菁的兴趣有了寄附，而且解决了她个人与读者的一种独特联系。应该说，这个栏目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投入了极多她自己对那个时代氛围的追索。每接近一个人物，她都要做大量功课，以使自己走进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存之中。通过这种走近，拉近了对这个人物与他所包裹的历史的观察，这样的口述更多是对人物历史充满好奇的观察后追问的结果。这种追问结果在被整理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许多李菁自己的情感，由此往往因为细节被情感叙述着而充满感染力，突破了历史记忆原来的单一化叙述，这正是这个栏目能够迅速被各种类型读者喜欢的原因。这样的栏目既然形成，就已经成为李菁的一种精神寄附，她的精神气质与她所面对对象的精神气质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了一体，就能构成一种特殊价值。所以，既是李菁的“口述”，就不能再让别人以别样的气质来染指了。
李菁的“口述”于是就一期期坚持下来，我们制定的规则是，有则一篇篇倾心去做，无则不强求，所以这个栏目不定期、不规则出现，现在仅三年，已经结集成这样一本沉甸甸的记录。这是她一步步深入一个个活生生人物，不断去感遇、丰富、拓展着的历史，其中的心血无须冗言。写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她充满情感去感动的部分，她被那种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背负苦难，坚韧磨砺着的质地丰厚的生命所吸引，突出了其中她仰慕的人格魅力，使它特别牵动人心。我一直觉得，这个栏目，实际通过叙述细节的挖掘，丰富了个人史书写，而个人史对于恢复历史的真实全貌，又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历史的追究需要突破现有、现成、简单的结论，这一定是从个人史角度的突破。只有恢复了一个个在历史环境中真正真实丰满的人，才能探究出这个个人对历史的真正意义，也才能对今天的现实构成真正的启迪。
当然，以自己的基点去探究另一个人大于自己的体积，从这个时代去认识那一个时代，是需要一步步地迈台阶的。这大约是李菁下一个五年所要在这个栏目中去努力的——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时代烙印与一个个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冲突，去体会每个历史节点每个人身上更真实的生存境遇。这意味着更多地解脱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已经黏附得太多的符号，更真切地还原出一个个矛盾的个人。以一种更清醒的态度来认清我们身后的历史，是今天我们向前走的需求，所以理应对这个栏目寄予厚望，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往前走无价的财富，成为明天繁荣的基础。
记于2008年10月23日夜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1）
∷∷口述 金默玉
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她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试图用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十七格格”和“川岛芳子之妹”的烙印，以至于从此九节脊骨坏损，“天气稍一阴冷，浑身都难受”。1996年，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爱心日语学校”，而后的“东方大学城”正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在廊坊的家里接受采访前，保姆先为老人递上毯子盖住双腿，很默契地送上香烟、打火机和烟灰缸。老人抽烟的频率很高，几乎一天一包。这也是秦城生活落下的习惯，在监狱里，每当腰疼得受不了时，她就靠香烟顶过煎熬。每一位见过金默玉的人，都会惊讶于她历尽沧桑后的达观和幽默。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是父亲审的他。父亲见汪精卫谈吐不凡，很爱惜他，虽然两人在保皇与革命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父亲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所以汪精卫能免于一死，父亲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他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备受*，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10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王一起给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西太后每年过生日，那些王公大臣都要进贡，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告诉她“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他处心积虑，让人从英国、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比如沙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等等。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有人说:肃王要篡位。他一生气，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我小时候还玩过。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像钢琴那么大，16个人都抬不动，上面有很多小木人，启动后，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特别好听，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
刚过40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他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受贿赂，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道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还谁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我的三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2）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奇，问我能认全那么多哥哥姐姐吗？怎么认不全呢？男的跟男的排，女的跟女的排，最小的哥哥叫二十一哥或小哥哥。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旅顺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我们在旅顺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那一片叫“新世界”，地址也是按日本人的习惯，叫“镇远町十番地”。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旅顺有山有海，特干净，也安静极了，一辆汽车都没有，街道两旁都是洋槐，6月傍晚的时候，整个“新世界”都是香的。解放后我又去了一次旅顺，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原来的房子还在，但经历了许多变迁，也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会儿住解放军，一会儿住苏联专家，后来还做过小学校。当年门口还立了一个牌子，说我父亲如何反动之类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不像咱们现在出入那么随便。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子，各有各的奶妈和“看妈”，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
父亲组织“宗社党”，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他的意思是，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脑子好，并不是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思想。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哥哥们上旅顺“工大”，我们小不点的上第二小学，同学们都是“满洲铁路”或者“关东厅”的后代。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机会出去。听姐姐们说，格格们出门时用幔帐遮着，直到上了轿子才放下，没几个人见得着。所以在老百姓的想象中，哪个王府的格格都是“美人”。
我很庆幸，出生得晚，没怎么受这些“洋罪”。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姐姐们称我为“革命儿”。那时候格格通常都嫁给蒙古王，我的五姑姑善坤就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我们这个圈里，也是互相联姻，比如我九哥的女儿嫁给李鸿章的孙子，我想如果朝代不发生变化、我不受新式教育的话，我也得认命、也得走姐姐们的老路。不过哪有那么多王公可嫁？可能最后我就成老姑娘了。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1]。恭亲王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他也赞成父亲，认为不能锁国。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真像个王爷的样子，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他小楷写得也漂亮，问他《红楼梦》哪一回写的什么，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父亲去世后，他特别疼我，认我为干女儿。我在恭王府行四，是“四格格”。恭亲王也是对清朝念念不忘，1931年跑到沈阳去拜祭清祖先陵，后来又跟着溥仪跑到长春“满洲国”，没几年就死了。现在大连还有恭亲王的房子，我几个哥哥也在大连买房子住，现在大连黑石礁一带还有一套，据说已经变成了饭店。书包网 www.bookbao.com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3）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后，曾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我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我也没见过婉容，不过三姐她们见到过，我大嫂还伺候过。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着看热闹。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盛况”。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因为队伍太长，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我们家的墓地有两处:十八里店有一处，在架松也有一处。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松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所以才有“架松”之名，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但地名沿用至今。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我喊她“小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因为头胎就是男孩，所以她被册封得早。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她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办了一所学校，还买了个农场，但她什么也不懂，她养的果树起初还结挺大个儿的苹果，到了后来却变成像海棠果那么大。三姐后来认识一个女传教士，每次来家里教我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1]。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就死了。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4）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往后一扔，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觉得他真下等。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总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好好一个肃王府因为一个川岛芳子而出了名，这多少让我很尴尬。我后来经常想，如果父亲活着，知道芳子后来走了那样一条路，他绝对会把芳子要回到自己身边。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4岁的十四姐。
在我母亲生的3个女儿里，川岛芳子最漂亮，性格外向，挺明朗的。我见到她时，她一直梳男头，穿男装，不管西服也罢，和服也罢，还是军装，都是男性化打扮。听说她只是早期在天津“东兴楼”时期穿过女装，我有时也用日语喊她“兄长”。她也不怎么化妆，她年轻时漂亮，也用不着化妆。
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1916年，袁世凯暴亡后，父亲支持巴布扎布叛乱，希望搞“满蒙独立”。巴布扎布后来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死，我父亲特别讲义气，把他们全家接到我们家里养着，也让他几个孩子念书。老大很有志气，后来回到了蒙古，老二和老三留在中国，老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特别喜欢芳子，一心想娶她为妻，甚至为她得了相思病。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就跟我三姐提亲，说来说去就成了。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挺漂亮的。全大连、旅顺的日本人都参加婚礼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5）
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大连。甘珠尔扎布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我九哥，成了我九嫂。听我九嫂说芳子自己跑回日本了，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长得挺漂亮的，生了5个孩子。奇怪的是，甘珠尔扎布结婚时，川岛芳子又跑来参加了。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但驾驭不了她。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去她那里玩。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名声也不好，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
在我去日本留学的头一天，川岛芳子先离开了长春。我去车站送她，她喊我“小不点”，不知为什么，竟有点眼泪汪汪的。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川岛芳子栏”天天登她的相片。我在日本上学时，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她生病住院了，我就去看她，她见了我还挺高兴的。有时我想，可能她内心深处也挺孤独的。
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在东四九条那里住，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房子，我只去过一次，我一看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都怕她，喊她“金司令”——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得有个人帮她，但我不愿意。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怎么也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于是尽量躲着她。有一次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小时候对家里的许多事不是特别明白，等我渐渐长大后，经常想，川岛浪速要是把川岛芳子教育好了的话，她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她的漂亮也把她毁了，日本军人跟在她屁股后面，把她捧坏了。川岛浪速也利用芳子的漂亮做宣传，笼络那些军人，还用我们家的钱买什么矿山。据说那个川岛浪速让芳子站在山上，问她:你说我们买哪一块？她就随便那么一指，也不问价钱就给买下来了。日本长野县现在还有一个“黑姬山庄”，就是川岛浪速拿我家的钱在山上买的房子，成了芳子在日本的根据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我想她自己不觉悟，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那样一种结果，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6）
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说“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钱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我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还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毁于战乱的肃亲王府
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肃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皇子，从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来看，当时肃亲王府还称为“显亲王府”。在王府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神殿、后罩楼等。西面是花园，北面还有家庙。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肃亲王世袭封号，从此就一直称呼为“肃王府”。
因为肃王府环境优美，富丽堂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曾要求将肃王府作为使馆。但肃王府系“铁帽子”王府，当时负责谈判的恭亲王不敢轻易许诺，后几经交涉，法国才勉强同意将使馆建造在纯公府，肃王府暂时逃过一劫。但肃王府还是没有逃过八国联军那次浩劫，义和团运动后，肃王府被划为日本使馆，今为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1900年6月24日，肃亲王善耆携家人趁混乱逃离肃王府后,与慈禧皇太后逃往西安，1901年随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但因为老府已经毁于战火，不得不在东城北新桥船板胡同重新建造新王府。新王府虽有房屋200多间，但已不是按照王府规制建造。王府建造有寝室、书房和花园，在花园的最北侧还建有一座二层小楼，楼内装修完全按照法式风格布置，楼内建有发电机，屋内摆放有西洋定做的钢琴、洋床，连吊灯都是完全从欧洲进口的。北新桥船板胡同内的新肃王府，也于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宪容和善耆长子宪章，一起出面卖给了法国天主教作为神学院使用。1949年被政府没收，现原王府部分为北京袜厂使用，东部为居民住宅。
(2008年1月28日)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1）
∷∷口述 张传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声中黯然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
袁世凯之死，给庞大的袁氏家族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衰落，袁克定，这位年轻时过惯钟鸣鼎食日子的袁大公子最后竟至经济窘迫之地步。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也成了关于这位曾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难得一见的宝贵记录。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里面一副*倜傥的形象，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1941年，父亲在上海被绑架，母亲怕我出事，让我跟着孙连仲（注:著名抗日将领，后任河北省主席）一家去了西安。母亲将父亲救出后，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躲避在西安的还有一些京剧名角，比如钱宝森、王福山等，他们都是原来在清宫里唱戏的伶人的后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弓弦胡同一号，这个有15亩花园的院子原来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1946年，父亲听说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为了不让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落入外国人手里，毅然卖掉了他很喜欢的这座老宅，又变卖了母亲的一些首饰，才买回了《游春图》。我们一家于是就从城里的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父亲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承泽园很大，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有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父亲生性散淡，但对朋友是有求必应。他的朋友大多是和他谈论琴棋诗画的同道中人，我记得吴小如、画家秦仲文都曾在我们家住过。那幢房子现在是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和办公场所。
印象中我们搬到承泽园后，袁克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里，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我进出回家，都要经过那里。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注:指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湖南巡抚吴大的女儿，袁克定属虎，她属龙，按旧时说法龙虎相克，但袁家结亲也有政治目的吧。袁克定后来又娶过两房姨太太，最后还是和这位原配一起生活。
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子，夏天时，常见袁克定在那里纳凉或吃饭。解放军入北京城时也曾住在这个门楼里。袁克定并不太爱说话，给我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我曾到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都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2）
袁克定比父亲大9岁，父亲对他很尊重，有空就会到前院看望他。父亲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
1948年，父亲被燕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导师，担任艺术史课程，以后多次在京津各大学举办诗词戏曲讲座，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很多燕大学生周末也会跑到承泽园的家里来拜访父亲，对袁克定多少有数面之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及此事。
袁氏家族
张家与袁家的渊源应当从我祖父辈说起。我的爷爷张镇芳与袁世凯是项城同乡，又系姻亲。张镇芳出身书香门第，29岁时中了进士，留京任职，在户部做了六品郎官。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长兄袁世昌为妻，因此袁家子女称呼爷爷张镇芳为“五舅”。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延揽大量人才、培植亲信，善于理财的张镇芳便是其中一位。袁世凯将张镇芳从户部调出，主管盐政，最后升任长芦盐运使，官至从三品。长芦盐运使，主管河北、山东一带盐政，是晚清最大的盐官。“盐运使”是个肥差，据说当时即便一个地方盐运使，一年进项也有10万两白银，何况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在袁世凯支持下，1915年3月，以擅长理财而出名的张镇芳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袁、张两家专就亲戚交谊而论，实非如何亲近;并且袁世凯与其长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袁世凯起用张镇芳且委以盐务重任，应更多是出于对张镇芳经济才干的赏识，而不是简单的裙带关系。张、袁两家都是当地大家。项城是个老城，主城区几乎一条街的房子都是张家的。父亲小时在项城老家读的家塾，直到7岁那年跟随爷爷张镇芳到了天津，那些老房子在解放后都给了政府，父亲再也没回去过，直到现在，张、袁两家还有亲戚生活在那儿。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九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旧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为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父亲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但从性情上来说，父亲和袁寒云（袁克文）的关系最好。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父亲与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父亲、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对袁克定一心鼓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袁克文当年强烈反对。有名士风范的袁克文还作了一首诗《感遇》: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3）
隙驹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据说袁世凯曾说袁克文是“假名士”，但袁克文的这首诗得到颇高评价。袁克文的这首诗传出去后，很多人也领会了他反对帝制的意图。袁克定拿着这首诗找袁世凯告状，说最后两句明显是反对帝制。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并下令不许他和名士们来往。
1916年，迫不及待地要做皇帝的袁世凯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还成立了为登基做准备的“大典筹备处”，仿照英国宫廷内流行的式样，他的十几个儿子也各自度身订做了一套“皇子服”。“皇子服”用黑呢子制作，在胸襟上还用金线刺绣着不同图案的纹饰，非常华贵。试礼服那天，袁世凯的其他几个“皇子”都乐不可支，纷纷穿上礼服摄影留念，唯独袁克文一人不试不穿。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儿子袁家骝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最后的“皇太子”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袁家移居到天津。袁世凯做总统时，曾在京津两地为全家置办了数处房产。袁世凯的遗孀们住在天津河北地纬路，袁克定住在自己买的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1935年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旧居。北京沦陷后，袁克定带着家人，还有私人医生、厨子等，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
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一次章伯钧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原来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也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他60岁生日时，我父亲前往祝寿，曾给他写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4）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父亲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我们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父亲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袁克定去世后，平时不见往来的亲戚从河南赶来，卖了那座房子。母亲后来说，花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必计较了。袁克定有三个孩子，儿子袁家融，年轻时到美国留学，学地质，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解放后，袁家融曾在河北地质学院和贵阳工学院教过书，1996年以92岁高龄去世。我读书时，曾和袁克定的一个孙女袁缉贞同校，她后来去了香港，前几年也去世了。袁家曾是这样显赫的一个大家族，但最后也七零八落，到今天，知道袁克定这一支下落的人恐怕都没有几个了。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了32个孩子，到了第三代，不算外孙，单是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世凯一倒，袁家也四分五裂，散落各方。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热衷帝制的袁克定
袁克定1878年出生，字云台，后来自己取号叫慧能居士。自幼起即随袁世凯去朝鲜及山东、直隶各地，并曾留学德国，熟悉官场，因而造就了他的政治野心。清末时任候补道，农工商部右参议和右丞，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8年死于北京。
袁世凯被清廷罢黜后，袁克定对清廷怀有仇恨。辛亥革命前，经袁世凯的授意，与被捕后又释放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武昌起义后，他频繁往来于河南老家与北京之间，沟通袁世凯与革命党双方，成为颠覆清政权的积极力量。
袁世凯在大总统任内，袁克定一直密预各项军机大事，曾建议袁世凯设立直接统率的“模范团”，组建模范团办事处，成为袁家的直系部队。直到晚年给人写信时，袁克定还是以“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的话自诩。
1913年，袁克定骑马把腿摔坏，到德国治疗。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当时为了拉拢袁世凯，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因此对袁克定这位“皇太子”也极为重视。因为德国在当时欧洲实力最强，回国后袁克定也竭尽全力向袁世凯鼓吹帝制。
其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开始担心自己越不过“袁家男人活不到60岁”这道坎，袁克定抓住袁世凯这个心理，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明示或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他制造出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相信的所谓祥瑞、显圣等现象，使袁世凯深信称帝完全是天意。
为了造成全国人民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假象，袁克定不惜伪造了一份报纸——《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年）之后，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一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袁世凯经常透过《顺天时报》来揣摩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动作或风声，然后随时根据这些动作或风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计划。
1915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前夕，他每天必看的《顺天时报》的内容突然发生重大改变，篇篇都是劝其尽早举行朝贺仪式、进行登基大典的文章。有一天，袁世凯家的丫头到外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被袁世凯的第三女儿叔祯（自号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忙找到同一天报纸来查对，发现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不一样。原来是袁克定自掏3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也把日、英、俄等国对袁世凯称帝的劝告都“过滤”掉。
据长期生活在袁克定身边的袁家宾（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儿子）说，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在临终前曾说:“克定害我??”
(2006年4月3日)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1）
∷∷口述 施羽尧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近距离刺杀孙传芳，以报10年前的杀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1949年，施剑翘扭着秧歌迎来了苏州城的解放，也在同一年，把自己的儿子施佥刃和施羽尧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是七旬老人的施羽尧当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后便落户哈尔滨。在外界的各种亦真亦假的传说中，“施剑翘”已笼罩了浓重的神秘色彩，而在施羽尧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充满慈爱的母亲。
家仇
我的哥哥名叫“佥刃”，我叫“羽尧”，细心人可能注意到，我们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剑翘”，正是母亲的名字。
其实“剑翘”也不是母亲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兰，“剑翘”这个名字是她决意刺杀孙传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时，母亲想到家仇还没报，心里难过，一个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也想以此激励自己。我和哥哥原来分别叫“二利”、“大利”，母亲也全给改了过来。她说她在世上两袖清风，没什么可留下的，就把名字留给儿子吧。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他们兄弟四人，生活极端困难，大年三十兄弟四人围着一个猪头过年，要账的人上门，把猪头取走，他们只能空对着一锅汤。外祖父最终带着几个弟弟出来闯荡，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外祖父以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但张宗昌坚持让他入皖，并允诺一旦攻下安徽，将以安徽都督做酬劳。外祖父只好率兵南下，虽然他的部队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战，但仍抵不过孙传芳的部队。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客观地说，参与军阀混战的外祖父也是军阀混战的牺牲品。张宗昌名声不好，有“酒肉将军”之称，外祖父在前线为他卖命时，他还在后方花天酒地。外祖父是在张宗昌手下，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点点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对张宗昌也有“愚忠”的一面。
当时军阀混战，杀人无数，孙传芳杀外祖父，杀了也就杀了，但他下令把外祖父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她当时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当时心情:“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母亲带着外祖母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来往;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2）
实际上，母亲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希望首先寄托在大舅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外祖父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外祖父。外祖父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张宗昌兑现诺言，将他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他劝母亲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母亲性子也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母亲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外祖父的手下，也跟外祖父一起被俘，因官位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母亲并提出求婚，母亲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父亲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母亲与父亲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我哥哥。5年后，我又出生了。这期间母亲时常提起复仇的事，父亲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父亲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母亲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母亲最终彻底失望，她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1935年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行刺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母亲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也许是天意，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母亲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母亲原来缠过小脚，这样行动起来肯定不方便，她到处打听，找到一家可以放脚的医院。但骨头都已经长成型了，脚趾要一个一个做手术，把它拉直，然后再长好。为此，她真是吃了不少苦。
那时候不像现在传媒这么发达，通过报纸或电视就可以熟识一个人的面孔。虽然“孙传芳”这个名字像根一样生在脑海里，但下一步是如何“认识”孙传芳。有一天母亲从医院里出来，路过一个算命摊子，看见摊上有一个玻璃镜子，上面贴了好多名人照片。她赶紧停下来在里面找，结果还真发现了孙传芳，她如获至宝，买了下来。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
母亲每天出去寻找仇人，没时间照顾我们，她就把哥哥送进一所租界幼儿园。这座幼儿园也是条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亲那时虽然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时有一笔抚恤金，二来大舅施中诚和父亲也时常寄钱来补贴家用，所以我们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
没想到，这一送又送出一条线索——有一天，哥哥无意中告诉母亲，孙传芳的一个女儿孙家敏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此后，母亲就注意在幼儿园留心观察孙家敏，看她上哪个人的车，车号是什么。通过孙家敏，母亲不仅知道了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亲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然后三个人一起进了汽车。母亲意识到了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3）
这段时间，母亲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自己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
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叫了辆车又去了。
15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4）
见孙传芳已死，母亲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母亲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母亲带走。
行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一是告诉家人，留了一笔钱给我和哥哥，以后让姨母抚养我们俩。二是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边。母亲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她的复仇计划，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母亲的大弟弟施则凡。母亲毕竟是旧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传统观念很重。她觉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执意自己行动。决定行刺前，她专门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细商议了行刺计划，包括如何写传单等细节。她事先买来油印机、印好传单以便散发，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以便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
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也是个作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出狱那天，媒体拍到了一身男装打扮的母亲，其实这也是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举动。孙传芳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之辈，他还有很多党羽，母亲被特赦后也收到过匿名信和恐吓信。
母亲被释放，但社会还存在一些猜测:施剑翘哪来的枪，她怎么学会开枪的？等等。外界普遍觉得这么一个刺杀行动，不可能由她独自完成，肯定幕后有更深的背景。其实这些疑问，母亲在庭审时都曾一一解答过:行刺用的手枪，是舅舅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朱其平买的，一直暂存于施家;因为从小就常拿外祖父放在枕头下的枪玩，她很早就知道如何装子弹、如何射击等。
但是这些回答仍然未能打消一些人的疑问。孙传芳的一位部下曾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刺杀孙传芳的真正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施中诚给了母亲一笔钱，然后让母亲以替父报仇之名刺死孙传芳。这种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就因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而被军统人员杀死。孙传芳当时也是日本人极力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想除掉孙传芳也顺理成章。沈醉196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提到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这更加重了“中统”或“军统”参与刺杀孙传芳的怀疑。至今还有一些文章在提及这段往事时，称它为“民国谜案”，意指母亲只是台前活动，真正的谜底、幕后策划人还没有浮出水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5）
时至今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母亲的刺杀行动很简单，她就是要为父报仇，从没有其他势力参与其中。对于沈醉的文章，母亲很是气愤，1963年，她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说明材料交给全国政协。后来母亲的干女儿沈渝丽专门找过沈醉询问此事，沈醉回忆，戴笠在训练手下那些女特工时，经常拿施剑翘做榜样，所以他误以为戴笠和施剑翘很熟。其实母亲与戴笠从无交往，戴笠只是赞赏她的气度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现在也有一些人对母亲的复仇行为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弱女子想要依靠法律途径报仇，显然是不现实的;选择刺杀这种方式，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决定的吧。
孙家后人当然对这一段历史仍很介意。上世纪80年代时，我写了一部《女杰施剑翘》，拍成电视剧，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据此拍了电影，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孙传芳。电影未公映，《大众电影》先登了这条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国外，被孙传芳的后代看到了，他们写信给国内有关部门，上级部门后来发话:人都死了，都是历史了，就不要再提了。电影后来改编了一下，全都换成虚拟人物，名字也变成了《女刺客》，“八一”厂为此也损失不少。
母亲出狱后，带着我们与外祖母一起住在长沙的舅舅家。这时，正逢“七七”事变爆发，母亲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封信，只有8个字:“我要求做抗战工作。”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母亲，安排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
1941年7月，我们一家又辗转到了四川合川县。那里被日本轰炸得很惨，母亲又在那里开始募捐工作，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当时母亲已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靠着她的影响力，短短几个月，她就筹集到了足可以购买3架崭新战斗机的钱。当时主要负责筹建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特别感动，为此还特地约见母亲，让母亲参加空军的工作。
母亲当年在长沙为抗日募捐时，结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她后来又认识了邓颖超和周恩来。当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到了延安，刘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陷入困境。周恩来多次派人送钱都因刘家已被监控未能成功。母亲见周恩来很着急，就提出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特殊身份，替共产党给刘的家属送钱。完成任务后，母亲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回答说:你在党外更合适。母亲后来成了无党派人士，这也是她最大的遗憾。解放后她总感觉自己有劲使不出来，母亲在台湾那边旧故比较多，就向*部表态，愿意做工作，但也没什么结果。
余音
小时候经常有亲朋好友上门，都会让母亲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我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家里也一直摆放着外祖父的像，小时候哥哥淘气、学习不好，母亲并不打他，只是让他跪在外祖父像前，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母亲那段特殊的经历。但若非外人提及，母亲很少主动讲自己的故事，当年田汉还要为母亲写剧本，但都被母亲拒绝。
印象中的母亲衣着朴素，生活非常俭朴。我记得她平时连牙膏都不用，只用牙粉漱口。我很小就住校，在昆明，回一次家要走10多里路，那时也没有车，走回家腿都肿了，后来改为两个星期回一次。我哥哥上了小学，有时他一人回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庙里，半夜醒来害怕极了。母亲性格刚烈，对我们要求极严，但我们也并不怕她。书包网 www.bookbao.com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6）
母亲很少向我们提及父亲。当年她决意自己动手刺杀孙传芳，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亲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坦率地说，母亲当年同意与父亲结婚，也主要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结婚之后，父亲常年住在部队，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但囿于社会成见，她始终未同父亲离婚。
1947年，已是少将参谋长的父亲到南京开军事会议时，顺便看母亲，但母亲一直对他冷淡。母亲后来又让我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那时母亲没有收入，她列了个清单，希望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买些食品、衣服之类。我记得那天穿着布鞋去见他，虽然和父亲10多年没见过，但父亲见了我并不亲热，未置一辞，也没给买任何东西。相比之下，父亲对大哥比较好，哥哥比我大5岁，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几年，长得也像父亲。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太原战役前，母亲曾写信劝父亲和平起义，但被父亲拒绝，不久他被解放军俘虏，关在济南解放军训练团。那时我已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母亲让我写信劝他，以为这样效果会更好。但父亲的回信不到50个字，说得很冷淡:你进步了，以后别来信了。60年代初，父亲那批战俘被改造得差不多了，释放前他试探性地写信给母亲，说想重回那种“有妻有子”的生活，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向父亲提出离婚。那时候离婚要开组织介绍信，她到北京市政协去开，组织上说:现在马上他就要被释放了，你不能再把他推到另一边去。母亲没离成。之后来消息说父亲病重，让母亲赶紧去，母亲没去，不久我们收到了济南来的父亲的遗物，母亲又给退了回去。父母亲的恩怨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当年母亲一怒之下，写信与兄长施中诚断绝关系。她把孙传芳杀死后，施中诚有些内疚，另外他对外祖母一直极尽孝心，母亲后来又原谅了他，两人又互相来往。1945年，任74军军长的施中诚，在湘西大会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同日军三个师团血战雪峰山下，毙敌数千，重创日军先头部队。1945年12月，74军接收衡阳一线日军投降时候，蒋介石指名要他发言，也是威风一时。第二年，施中诚任南京警备司令。母亲曾劝他跟周恩来联系，让他转向共产党，但被施中诚拒绝。南京解放前夕，施中诚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做到台北警备司令。1959年离开台湾，偕妻长住美国洛杉矶，1983年逝世。
上世纪40年代，母亲曾筹款为贫苦孩子办了一所小学，学校以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四舅施从云的名字命名——“从云小学”，解放后，母亲没了工作，她虽然想尽办法为学校捐款，但都不是长久之计。1952年，母亲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捐给国家，她则从苏州到了北京，跟姨母生活。
那时我们兄弟俩都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部队开展“肃反”运动，部队提出我们的家世问题，我们自己一时说不清楚，觉得憋屈难受:满腔热血地参军，为什么到头来还受怀疑？母亲知道后，整整一个多月把自己闷在屋子里，跟姨母也一句话不说。后来她写了封万言书，托她认识的董必武转交给毛主席。
一个月后，*部一位叫徐华的工作人员来我家，说是毛主席托他转交200元钱给母亲，让她安心养病。那时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这200元对她来说解了燃眉之急。两个月后，*部又送来200块钱，但总让毛主席送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后来组织又出面，让母亲当上了北京市特邀政协委员，每个月有固定的120块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收入了。
那时我在朝鲜，有一天突然被军政委找去谈话。要知道我才是一个小参谋，正纳闷怎么会有如此“待遇”。这次谈话后，原来让我转业后来又留了下来，我后来才知道是母亲的信起了作用。
1952年母亲被检查出患了子宫癌，因为摘除得早，病情稳定了几年。母亲后来也成了一名佛教徒，她甚至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都敢这样说:你不信佛，这是最大的遗憾。佛教也给晚年的母亲很大的心灵慰藉，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肌衰竭，8月27日，74岁的母亲带着她的传奇故事，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7年12月3日)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1）
∷∷口述 杨雪兰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上海滩的“84”小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白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做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2）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台，并将*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3）
马尼拉的艰苦岁月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4）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由于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10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2006年12月11日)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1）
∷∷口述 邵绡红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邵洵美，作为曾经活跃在文坛的唯美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不知何时他已悄悄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带着那本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而出的《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绡红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静静地回忆起父亲的故事。
末代豪门
很多年轻人知道爸爸的名字，还是因为鲁迅那篇被收录进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拿来主义》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注释里说:“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所谓“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代实业家，他一生创下了11个第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等。
但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首先，爸爸的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即邵洵美的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邵友濂当年协助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罗斯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他留下了三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伊犁条约的经过，其中一本在“*”中被我烧掉了，所幸在史书上还有完整的记录。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原派邵友濂与他人赴日议和，因日方非要李鸿章来，最后才有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
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盛宣怀和邵友濂在上海不仅是姻亲，还是近邻。邵家花园在静安寺124号（今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附近）;盛家的府第更大，大抵从现今的西康路、武定路到胶州路、新闸路一带。静安寺有了这两个大户人家之后，上海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也相继在此建宅，慢慢形成了一个“贵族区”。
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他娶了大舅舅家的女儿。他们是去苏州参加盛宣怀的下葬仪式时第一次遇到的。爸爸热恋小名为“茶宝”的妈妈，他本名叫邵云龙，有一次他翻《诗经》，读到其中一句子，上面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他立即将名字改为“洵美”。
1927年1月15日，爸爸妈妈在卡尔登饭店结婚。当时正值盛府分家不久，妈妈的大哥作为长子长孙，分得双份遗产、约2000万两银子，他只给妈妈1万两银子作为嫁妆。其实盛家和邵家住得非常近，只隔着几个门，但为了展示盛家的隆重嫁妆，婚礼前一天，吹吹打打的乐队走在前面，系着红绸的几十副挑子担着嫁妆的队伍跟在后，特地绕过几条马路转了一圈，再回斜桥邵公馆来。
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做证婚人，老人当时须发已白，是被搀扶着进来的。这桩豪门婚礼当年轰动了上海滩。不久，《上海画报》封面还登了爸爸妈妈的结婚照，上面写“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盛佩玉新婚俪影”——“盛四公子”指的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是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宋子文当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给盛恩颐做英文秘书。宋子文不但介绍自己的大姐宋蔼龄给盛家未出阁的三位小姐做英文老师，还爱上了盛七小姐盛爱颐，但因为那时盛家看不上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宋子文而作罢。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2）
诗的召唤
20年代，爸爸写了很多诗，被许多人视为“唯美派”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当中，离不开徐志摩的影响。爸爸与徐志摩是在欧洲相识的，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爸爸一生的命运。
1924年冬，爸爸到英国留学。他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经济系;其实爸爸很早就喜爱文学。中学时，他在教会学校里读到很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试着翻译，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学写新诗。他在留学前为妈妈写了首《白绒绒的马甲》，发表在《申报》上。
爸爸与徐志摩相识，很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他每次见到爸爸，总是问爸爸是不是姓“Hsu”，因为老人说三年前有一位几乎和他一样面孔的中国人曾经怀着翻译《拜伦全集》的愿望回老家了。爸爸很疑惑那个中国人是谁，一个留学生跟他提到了“徐志摩”。
1925年暑假，和爸爸同住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一批在法留学生。这帮朋友里，爸爸与谢寿康、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关系最密切。他们以年龄为序:谢寿康为大哥，徐悲鸿为二哥、蒋碧薇为二姐，张道藩为三哥，年纪最小的爸爸是四弟。爸爸后来写了篇《儒林新史》，绘声绘色地写下了这段生活，比如说张道藩“有政治家的天禀”，每次说完话，“听者莫不动容”，齐喊Br*o;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敲门找他，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竟说是使馆介绍来借钱的——那时爸爸经常接济别人，以至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谁有经济困难找大使馆，大使馆都会介绍他们来找爸爸帮忙，爸爸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送了他200法郎，不到三天，全拉丁区的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个故事，爸爸也调侃地称自己为“200法郎富翁”。
在巴黎，几乎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有人向爸爸提起徐志摩，说他俩长得很像。爸爸觉得似乎是天意一定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隔几天，他们竟在路上巧遇。徐志摩一见爸爸就亲热地拉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爸爸的故事，也在四处打听他。爸爸后来回忆:“说来奇怪，我和他虽然只交了一个多钟头的朋友，这一个钟头里又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可是他一走，我在巴黎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回到剑桥，心思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课本上。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未来方向，他把心里的种种思绪全拿来写成压韵的句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诗人。
因为家里30多间老宅子烧掉了一大半，爸爸没有完成学业便回国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的娘家就在邵家邻近，虽然徐志摩和张幼仪离了婚，但他和张家兄弟们仍是好朋友，回国后他们仍然见面。
那时徐志摩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他很热心地让爸爸妈妈见陆小曼。妈妈后来回忆，陆小曼那天穿了件粉红衣裳，身材不高，笑时微露虎牙，一口常州话，也夹着北京话。陆小曼那时请了一位姓翁的推拿医生，这位翁医生能说会道，会画画、还会唱京戏，初次见面，妈妈还以为他是说评弹的，后来见到翁医生常跟陆小曼一起抽鸦片。
爸爸比徐志摩小11岁，他将徐志摩尊为老师，视作兄长。徐志摩参加的活动，他也经常跟随。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的私人邀请下第二次访华。泰戈尔住在上海徐志摩的家里，爸爸妈妈去徐府拜会，陆小曼告诉妈妈:徐志摩特地把一间房间空出来，不放家具，墙上挂了毯子、地上铺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布置得很有印度风格。结果老人却愿意住在中国式卧房里，她和徐志摩只好自己去睡那间为客人特地布置的印度式卧室里。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3）
1931年11月，爸爸得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时，痛哭不已，后来写了一首长诗《天上掉下一颗星》悼念他。徐志摩灵柩运回上海后，爸爸前去吊唁，回家流着泪告诉妈妈:“听说志摩的指甲里都是泥，可见他从飞机坠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他尚有一息，还用手挣扎??”
爸爸在解放后还一直和陆小曼有联系。有一次陆小曼要来访，爸爸想好好招待她，但又手头拮据，最后便将吴昌硕的一枚图章转让他人，才有钱请陆小曼吃了顿饭，这枚老祖宗传给他的珍爱之物，仅换了10块钱。
爸爸在20年代末创作了大量的诗，出版了几个诗集，这些诗后来也得到了诸如“唯美派”、“香艳派”、“颓废派”等各自不一的评价。我并不懂诗，但我相信爸爸是用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来写的。但徐志摩去世对他影响很大，加之时局变化，他渐渐由写新诗转为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其实爸爸不仅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在新文学发展方面、抗战宣传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后，他又开始写起时评。
出版之梦
1926年，爸爸把他在旅欧期间和刚回上海时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天堂与五月》，在光华书局出版，但这本诗集的出版颇为周折。于是，爸爸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开个书店自己经营。
1928年，书店在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今南京西路）开张，取名“金屋”。金屋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爸爸在“金屋”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他的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爸爸写诗歌兴致最浓的时期，自己有了书店，出版不用求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送来一叠署名为沈端先的青年翻译的日文书稿，说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请爸爸帮忙出版接济一下。爸爸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500元给他，那时沈端先在文坛还是个新人，他后来便是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夏衍，爸爸出版了他翻译的《北美印象记》。
1927年，徐志摩和好朋友们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第三年书店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有一天，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找爸爸，想让爸爸入股。爸爸马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到新月。徐志摩在“新月社”的那些朋友，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等后来都成了爸爸的朋友。那时新月书店还出版《诗刊》、《新月》月刊，在30年代的文坛，也风行一时。爸爸接下“新月”，与其为经营，不如说是对文学的热爱，为此，他不惜大把大把地往里面贴钱。
那时爸爸认识的一群画家朋友想办《时代画报》，和上海最著名的《良友画报》一比高下。但只出版了一期就没资金，他们找到爸爸要求接办，爸爸高兴地同意了。《时代画报》那时人才济济，有张氏三兄弟，叶浅予，丁悚、丁聪父子——丁悚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的，当年“大前门香烟”等广告就是他画的，和爸爸很熟;我后来在北京遇到丁聪，他告诉我，为“时代”作画时他才十六七岁。“小丁”就是爸爸的那帮朋友为区别他和他父亲时起的。叶浅予在“时代”创作了那套深入人心的漫画《王先生》，而那个长脸、高鼻、尖下巴的“王先生”的原型，就是爸爸的生父邵恒。黄苗子后来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4）
在办《时代画报》时，爸爸看中了那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设备。他用变卖一片土地所得的5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了那套设备——也是当年我国唯一的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办，爸爸很以这套设备自豪。他成立的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出版了9种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解放初期，时代印刷厂被政府收购，开办北京新华印刷厂。丁聪后来告诉我，当时还是他代表政府和“时代”谈判的。
卞之琳形容爸爸办出版是“赔完巨万家产”，这一点也不夸张。前后几十年，爸爸的万贯家财基本上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妈妈对爸爸的事从来都是支持的。早期是抵押房产、地产，到了后期，靠妈妈典当首饰的方式筹钱，典当的价钱很低，妈妈总以为能将它们赎回来，但那些陪嫁的首饰再也没回到她身边。
被遮蔽的邵洵美
曾有人称爸爸是文坛“孟尝君”，这样形容他也确实比较贴切。
爸爸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他并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但无论哪一方找到他，他都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当年“左联”的胡也频被捕后，与其同居的丁玲四处打听也无消息。沈从文找爸爸想办法。爸爸找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刘健群，要求保释胡也频，被刘拒绝，爸爸和他争执起来，刘健群知道爸爸和已做了国民高官的张道藩的交情，只好道出真相——原来胡也频早被枪杀。爸爸不相信，坚持要看照片，刘健群只好答应。爸爸后来把照片给沈从文看，由此，左联五战士被秘密枪杀的事情公之于众。后来，爸爸还送给丁玲1000块钱，让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
1933年2月，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上海。邀请方是上海笔会，但上海笔会没有什么经费，花销多由当时任会计的爸爸个人掏腰包。17日，萧伯纳在宋庆龄家午宴，因萧伯纳只吃素食，爸爸请了顿功德林素餐，席上除宋庆龄之外，还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但当时的报纸，既没爸爸照片，也只字未提此事。爸爸后来被捕，在狱中遇到“胡风分子”贾植芳，特地委托他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澄清此事:他当时花了46块钱请的客，而那时据说一席鱼翅宴不过12个银元[1]。
1935年，爸爸认识了项美丽。项美丽原是美国《纽约客》的记者，我们都叫她蜜姬。她和爸爸并不仅仅是lover的关系，在抗战期间，他们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自由谭》创刊封面画是一个悲愤的农夫手托被日机炸死的孩子。那时毛泽东刚刚写完著名的《论持久战》，*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奉命立即翻译此文。杨刚经人介绍，住进了项美丽的家。
1995年，我在美国拜访了项美丽，她说，因为编辑《直言评论》，那时爸爸经常去她家，杨刚翻译中不时和爸爸字斟句酌，项美丽也过目，提一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爸爸也经常帮她润色。这篇《论持久战》由爸爸出版了单行本，他还亲自翻译了毛泽东写的序言。这个单行本印了500本，其中一部分发给在上海的外籍人士。那时，爸爸驾着项美丽的汽车，在霞飞路一带洋人寓所和虹桥路别墅门口停下，偷偷塞到信箱后立即开走。后来听说日伪特务要对爸爸动手，爸爸还特地买了支小手枪防身，我小时候还见到过那支小手枪。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五叔做了汉奸，爸爸深恶痛极，隐居在家，拒绝与他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爸爸回到上海，受聘办《自由西报》，爸爸请来许国璋等四名年轻的才子主持编辑工作，后来又请钱钟书来指导。那段时间，钱钟书几乎每天来到家里找爸爸商谈，他写的《围城》当时就很热销。《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美”的发音很像，许多读者以为钱钟书是在影射爸爸，其实不然。
我是在弟弟的课本上看到鲁迅对爸爸的评语。后来我翻《鲁迅全集》，数篇文章都有对爸爸的讽刺之语。我不解鲁迅为什么对爸爸误会这么深。爸爸第一次见鲁迅，还是宴请萧伯纳那一次，那天正下雨，天很冷，爸爸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在等车，脸都冻得发青，爸爸就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后来爸爸说:“我跟鲁迅先生并没有个人恩怨。”一篇文章中说，爸爸与鲁迅交恶的原因在于“祸从口出”——说是在萧伯纳造访上海那次，徐志摩好奇问爸爸:“谁是鲁迅？”爸爸脱口而出:“那个蓄着胡子、满脸烟容的老头子。”鲁迅恰在附近听得清清楚楚，从此结成死结??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徐志摩早在1931年便去世，怎么可能出现在1933年萧伯纳的招待会上？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鲁迅看不上“小资”的新月派吧。
1958年，爸爸以“特嫌”的罪名被捕，1962年4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跟哥哥挤在一间陋室里，生活无着。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1968年5月，爸爸去世，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房租600多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块钱。因为没有路费。在南京的妈妈和我，以及小弟都没有回上海奔丧。
虽然爸爸的肉体已成灰烬，但他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会磨灭。
(2006年3月20日)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人生长恨水长东（1）
——我的父亲张恨水
∷∷口述 张 伍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予列入。
然而拂去历史尘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个名字。他的作品在当年的畅销程度不可想象，他的小说被改编成戏曲和曲艺作品的也最多，从京剧、沪剧、河北梆子、黄梅戏，一直到评弹、京韵大鼓。到了《啼笑因缘》时，甚至连木偶戏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张家又要增添一个小生命。因为上面都是男孩，张恨水特别希望这个小生命是个女儿，见又是个男孩，又正值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他说，也好，让他以后入伍打仗吧——这便是“张伍”名字的由来。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虽已是七旬老人，但一开口，那字正腔圆、底气十足的“架势”便立即显露出当年功底。张伍说，从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张恨水的“诞生”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曾祖父大喜，认为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贵，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祖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就让父亲等一段时间，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榻前问他:你能否上养老母，下养弟妹？父亲跪在病床前，郑重承诺下来。从此，家庭重担便压在父亲身上，一压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介绍下，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这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恽铁樵离开《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但这对父亲最终走向文学生涯，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
人生长恨水长东（2）
1913年，因时局不定，蒙藏垦殖学校解散，父亲再次失学。后被他的堂兄介绍到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主持的“文明进化团”，做一些文字宣传，也曾粉墨登场，上台演过戏。此后父亲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刘半农等许多新朋友。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极为有益。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先要解决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1]。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在《益世报》当编辑、《世界日报》上撰稿，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一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待着当日报纸，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5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黄金时代
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持续5年之久。这部小说再次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评价这部小说是“民国红楼梦”。由于写的是豪门，很多读者好奇地猜测，有人说写的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虽然父亲一再公开声明这只是部小说，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事的“索隐派”。还有许多读者在看到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竟不禁为其一洒热泪，不少人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亲创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此片，主演胡蝶等还到家里探望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部电影，明星公司还与大华电影社打了一场官司，黄金荣也牵涉其中，闹得满城风雨。倒是父亲置身事外，他也乐得不招惹是非。
人生长恨水长东（3）
“张恨水”在当时的文名已经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在报上连载后，都使报纸一时销路激增，甚至连广告客户也指明要把广告刊登在小说连载的那个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财神爷”。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刚到我们家时还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父亲是这样写的:他先是按照每天连载需要的数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缘》，留下最后一页纸，然后再埋头写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写纸，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页留下，着手写哪一部小说时，他就“复习”留下的那页纸，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再接着写。《金粉世家》里有上百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他有一张人物表，写明主要人物的年龄、性格特点、人物关系等，这是他这么多部小说中唯一一个人物表。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对都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父亲起初避而不见，但有一天张学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亲寓所。相见之下，父亲觉得这位少帅谈吐不凡，可做朋友。张学良原想请父亲出去做官，但父亲坚辞不就。抗战结束后，我们举家从重庆内迁，中途路过贵州息烽，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的。”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刘半家等都前来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国如用我何妨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人生长恨水长东（4）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北京的历史、文化，大量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1937年底，父亲把全家安顿到安徽潜山老家后，他自己提着一个柳条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父亲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慨。我的四叔张牧野虽是学美术出身，也是一热血青年，他向父亲建议干脆回家乡组织一支人马打游击抗日。43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同意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但被拒绝了。
1938年1月，父亲来到重庆，在此结识了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他们正计划将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因而力邀父亲加盟。父亲欣然接受，不久，张慧剑也参加进来，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三张大会师”。
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的三间茅草屋，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那时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们全家没有照过一张相，没有一张留影。记忆中父亲经常坐在破桌子前，戴着老花镜，用筷子把米里的麸子和虫子一个个挑出来。
父亲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早期，他的稿费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价才“涨”了起来，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们的上学、结婚，都要靠父亲负担;此外，当年他投了很多钱的“北华美术学校”和在南京创办的《南京人报》，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办，等于将他前半生的钱都耗费一空。直到抗战后期，上海的一些书商进入四川，出了一些书，父亲的境况才好一些。
父亲曾多次声明:他的小说从不*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贲万岁》。
1943年，在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以8000人应对日军6万余人，迫使日军撤回长江北岸，全师最后仅有83人生还。常德会战数月后，有两位身着灰棉布军衣、面孔黝黑的战士不请自来，找到我们在重庆南温泉的茅草屋，说是受师长余程万派遣，希望父亲能将常德会战写成小说。父亲起初很犹豫，在两位客人的一再恳请下，才开始了创作。他看了大量军事材料，两位客人也轮番到家里闲聊，亲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战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详加叙述。
用了两年时间，父亲于1946年4月终于完成了这部《虎贲万岁》。关于此书还有一件趣闻，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虎贲万岁》后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最终竟做了余太太。
人生长恨水长东（5）
重回北京的张恨水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父亲在北平的人缘好，北平人一直将他视作“老乡”。阔别8年，听说他又回来办报，老读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报》老读者告诉我，到了正式接受订户那天，清晨拂晓，夜色尚未褪尽，很多读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新民报》社所在的东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楼前，已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而后又有读者不断加入，比逛庙会还要热闹。大门一开，人们都争先涌入，竟然把柜台都挤倒了!
北平《新民报》创刊第一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其主编的《北海》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小说《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等，颇受读者欢迎。北平《新民报》的发行量始终居北平各大报纸之首。从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内，父亲写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亲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难过的事，就是那时在东北、华北、华东出现了许多冒“张恨水”之名出版的“伪书”。我查有实据的“伪书”就有52本。父亲说:“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绝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时期。”对这些伪书，他既反感又无奈，我们兄妹有时从书摊买回伪书，回家请他过目，他总是看也不看就说:“烧了!”
回北平后，我们先在北河沿安了家，这是母亲的私房钱买的，故名“南庐”。父亲极喜爱花草，小院子挤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生机盎然。经历了漂泊、分离的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也并没维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母亲赶紧派了家人，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已怀着3个月身孕的母亲昼夜服侍在他身边，终于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
父亲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经济陷入困窘。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家用。1951年，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便卖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还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的。父亲后来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工资，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写，从头开始，特别专注，终于，他能灵便地写字了，而且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追捧。
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人生长恨水长东（6）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打击。
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呵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游艺会上，认识了父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康复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