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１９７４年５月底直接参与该中心工作的。基思是否想过邀请影子内阁的其他成员与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我不得而知。如果他邀请了，他们一定没有接受。他处在一个冒险的暴露的地位，害怕引起特德发火和左翼评论家的嘲笑是参加中心工作的强大障碍。我在这样的时候跳出来并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
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气最少的机构。管它叫“智囊团”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使人联想起任何美国有名的大基金会的气势。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中心叫作“鼓舞者、变革的载体和政治酶”。最先提出的社会市场方针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效果，最后悄悄地被人遗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英国需要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的概念——像其他过于从字面上翻译的外来名词一样——被一些问题弄糊涂了。仅仅重新表述只有成功的市场经济才能维持社会进步，可能有这么简单吗？既然有高度的“社会保障”即调节，它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是市场经济呢？即使它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西德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对社会市场经济在以后一些年的实施情况都明显地表示了怀疑。
然后，中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改变对变革的“可能”性的看法。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再次借用艾尔弗雷德的另一句话，“敢于想不可想像的事”。过了不长时间，这种做法开始引起了一些风波。
基思决定要在１９７４年夏秋期间做系列演讲，他在演讲中将对已出现的错误进行自己的分析并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演讲于６月２２日星期六在阿普敏斯特进行，这次是为了吸引潜在的基金捐助者。艾尔弗雷德是主要的起草人。但是，和基思的所有演讲一样——除了那个重要的埃奇巴斯顿演讲之外——我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演讲——他没完没了地散发演讲草稿征求意见。他对所有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认真考虑，每个多余的字都删掉，从而使文字很精练。基思的演讲一向注重严谨的分析和精确的语言，重视的程度胜过讲话的风格。就整体而言，这些讲演是富有感染力的讲究修辞的作品。
这次演讲激怒了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因为基思把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所犯的错误混为一谈，统称为“３０年来社会主义式的时尚”。上一次敢于说这种话的人是１９４４年海克等的《走向农奴制的道路》。基思抢在一定会对他进行的批评之前，先发制人地承担了对于当时和以后保守党所犯错误应负的全部责任。他把过去一直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个个地拿出来批评。在谈到疯狂追求经济增长时他说：“增长是好事，但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加快增长速度；更快的增长也许就像幸福那样、不应该是主要目标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种副产品。”
他直率他说，公有部门一直在“耗费着私有部门创造的财富”，并对政府“投资”旅游业的价值和扩大大学的做法表示异议。他谴责社会主义者仇视利润并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危害。最后他谈到“混合经济的固有矛盾，这在主张共识者的眼里尤其不可饶恕”。这次短短的演讲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内容还在后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国受到很大损害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恶意造成的，如过分庞大的国家开支、国有化、经济的管理控制、税收和工会权力等。相反，他认为，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愿望。也许在这点上他是过于大度了，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显的真诚和博爱精神，连同他对过去３０年政治的毁灭性批判一起，增强了讲演的实际效果。８月间，他在利斯重新谈到这一问题。当时，我本人更多地参与了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动，参加基思的会议，对他的见解发表看法，并且准备我自己在我最熟悉的教育和社会事务领域的意见和文稿。
从基思和艾尔弗雷德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重新阅读了有关自由派经济学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创新观点的著作。我还定期参加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午餐会，那里有拉尔夫·哈里斯、阿瑟·塞尔登、阿兰·沃特斯等人——换言之，都是那些在我们执政期间出大差错时持正确观点的人——他们正在忙着为英国规划一条新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路。我常常与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饭，这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我的一个非正式经济顾问。
大约就在这时，我还结识了文雅风趣的戈登·里斯，他以前是电视制片人。他当时是保守党电视形象问题的顾问。我觉得他对电视这一媒体有着异乎寻常的见识。事实上，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大选前夕，我已经和那些我在担任保守党领袖的年代里非常倚重的人建立了大量的联系。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讲共有三次，最后一次于９月５日星期四在普莱斯顿举行。（当时他是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早些时候影子内阁就基思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但未作结论。特德拒绝了基思提出的对经济进行全面重新估价和讨论的要求。基思决定，他的意见既不能就此被压制下去，也不能扔在一边无人理睬，他宣布他要就经济政策发表重要讲话。特德和我们大多数同僚都极力阻止他这样做。杰弗里·豪和我被认为是影子内阁中最可能影响他的两名成员，因而被派去设法说服他不要这样干，至少要降低他要讲的内容的调子：不管怎样，基思给我看了一份讲话初稿。这是一篇我所看到过的作出了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分析的讲话稿。我没有提出修改意见。就我所知，杰弗里也没有。普莱斯顿演讲至今应仍然被看作是为数不多的从根本上影响过一代政治家的观点的演讲之一。
这篇演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详细地陈述了货币主义的方针。它那忧郁的开场白说：“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被通货膨胀毁灭的威胁。”这种说法通常会被看作为危言耸听。但当时通货膨胀率达１７％，且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使他们感到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只能使基思所说的历届政府都对通货膨胀达到如此地步负责的说法更具有爆炸性。他不接受影子内阁所持的观点，即通货膨胀是“进口”的，是全世界物价猛涨造成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过分增长的结果。他解释说，“松驰的货币政策和出现通货膨胀之间有几个月或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差。他也含蓄地——当然也是准确地——指责希思政府造成的刚刚开始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下一年还会增长到灾难性水平。他同样拒绝把收入政策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整篇分析细致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仅仅把收入政策（我想仅仅这个词是对影子内阁官方路线的一个小的让步）作为抑制过量货币供应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方法，就像为了堵住一根漏水的管子不去关龙头而是试图堵住漏洞一样，堵了一个还会发现有两个……但是在今年以前很久，我们就知道所有这些论点了。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间我们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就曾使用过这些论点。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试图使用收入政策呢？我想我们拼命要信奉它是因为我们实在害怕它的替代物：合理的货币政策。”
（当然，我在１９６８年保守党政治研究中心的演讲中也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分析，所以我感到这也同样适用于我。）
基思于是指出我们搞灾难性的１８０度大转弯的根本原因——害怕失业。当失业人数达到１００万时，希思政府感到紧张了。不过，基思解释说，这个失业统计有些水份，因为它包括“短期失业”——即有些人暂时没有工作，正在调换工作——还有一大批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是可以解雇的。同样，还有大量假失业，这些人在有收入的同时领取着救济金。基思指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不足，而不是过剩。他说，由于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可能会有暂时增加失业的危险，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并予以承认。但是要想压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身就减少就业机会，以后基思和我将多次提到这一论点），货币量的增长就必须受到控制。基思没有争辩说如果我们的货币供应正常，那么其他一切都会正常。基思特别指出这不是他的观点。不过，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货币控制，我们就绝不能实现任何其他经济目标。
普莱斯顿演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他让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感到极为难堪。有些人仍然希望，关于可怕的社会主义的警告，加上暗示组织国民政府以及我们关于抵押贷款利率和地方税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党重新执政——基思演讲当天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们领先工党两个百分点，这又助长了上述错觉。普莱斯顿演讲使基思的战略真相大白，因为很清楚，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并由特德·希思担任首相，就几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样对政策进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谨慎，他决定在威尔弗莱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里多花些时间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为这里他的一些同僚对他十分恼火。就我来说，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们党获胜的机会。在短期内，我准备尽我所能为我们的政策而斗争，为这些政策辩护是我的责任。从长远看，我确信我们必须使整个党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领导下。
第三节 特德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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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的竞选宣言，由于对报界走漏了消息而于９月１０日星期二提前公布了，这时约在宣布大选前一个星期。当我正在主持切尔西古董交易会的开幕式时，有人提出关于这件事的问题，这使我很吃惊。这样公布竞选宣言，特别是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的情况下，绝不是竟选运动的好开端。不过，从两天以后影子内阁的所做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让希思和他的核心担心的是基思——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可能说什么，特德发出了命令：我们只能谈宣言，不能谈别的，财政策的任何发挥都必须经过与有关发言人、保守党主席和他本人讨论。影子内阁成员必须把精力特别集中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话是冲着谁来的。
下一个星期三正式宣布大选将于１０月１０日星期四举行。早在这以前，我实际上已经为竞选运动进行活动了。星期一，我在西北区演讲，支持弗格斯·蒙哥马利，他是我极好的议会私人秘书（下议院前座谈员的眼睛和耳朵）。星期二，我在住房营建者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我们的政策答复有关的提问。星期三全夭我都在接受一家叫作《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这件事后来又来烦扰我，下面我将对此作出说明。星期四，影子内阁就竞选一事再次进行广泛讨论。第二天，议会解散了，议员们回到他们的选区去，竞选活动随之正式开始。
我从来没有像在这次竞选活动中这样频繁地在媒体面前出头露面。工党认识到住房和地方税问题方案是我们竞选宣言中仅有的两项吸引人的政策，于是他们立刻就开始批评我们的这两项政策。９月２４日星期二，托尼·克罗斯兰把这两项政策说成是“一派谎言”。（也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丹尼斯，希利抛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发言，声称通货膨胀率按３个月的数字计算是８．４％，而实际上年通货膨胀率为１７％。）为了继续开展辩论，我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反驳这一指责，这样会引起人们注意我们的政策，那天晚上我在芬奇利说，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将是新的保守党政府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然后，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经与特德和影子财政大臣罗伯特·卡尔商议之后，我在星期五早晨中央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如果我们获胜的话，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可望“于圣诞节”时实现。第二天早晨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消息，我被称作“撒切尔圣诞老人”。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竞选中第一次取得了主动。到了下个星期一，我在党的竞选广播节目中称这一点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而政治的严酷性在于，尽管我对提出保证是否明智有保留，我们将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兑现它。
就是在这时，我陈述住房和地方税政策的方式第一次与特德要求在竞选运动中采取的总方针相矛盾。在他的坚持下，我已经使我提出的政策尽可能明确具体。但是在宣言中，特别是开篇的部分，还故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保守党可能考虑某种形式的国民政府，并且因此将对提出的政策采取灵活的方式，原文如下：
保守党，不受任何教条支配，不依赖任何一种利益，广泛植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下议院的明显多数席位。但是，我们首先要用这个多数去团结全国。我们执政时不会采取狭隘的宗派主义。获胜之后，我们将同国内其他党派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协商和会谈以保证国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怀着美好愿望的人们的赞同和支持。我们将邀请党外人士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英国所面临的困难。
人们可以设想这些将与保守党人一起参加政策工作的没有明确指明的人，包括工党的一些右翼成员，也许还有自由党人。后者一直公开地争取建立联合政府。这类说法使我十分不安。不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当首相对的英格兰一样，我不喜欢联合政府。具体来说，这种说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所作出的保证的信誉。党派之间就这些承诺做什么交易，谁能说得清呢？
特德在１０月２日星期五召开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他作为首相时将愿意吸收非保守党人参加一个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这里被认为是同义语）。明确的保证和含蓄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有使我们的竞选运动变得毫无意义的危险并使影子大臣之间产生分裂。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会获胜。民意测验显示，自竞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大落在后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已证明是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在重要报纸上受到过批评。我还想，通过剩下几天的工作，利用现在对国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态度，也许我们能够蒙混过关。
星期四，我在伦敦地区的竞选活动中继续大力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辩护，同时对通过城市化能使“社会主义钻进来”的做法进行了攻击。那晚，特德叫我去威尔顿街见他。他的顾问们显然一直在催着他再前进一步。要他开始谈论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出于战略的策略原因坚决反对这么做，还因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广播节目“回答问题”中露面，我被召来是为了向我讲述新的方针。特德说，他现在准备号召建立一个显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国民团结政府，我生气极了，毕竟是他自己坚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税政策尽可能搞具体，但现在当竞选运行几乎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将宣言中的保证抛弃了，因为他发现这样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宁街。
总之，我想像不出来为什么他把自己想像成联合政府可能的领导人。这时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虽然他自己确信他代表着“共识”。“共识”不符合他以往的作为，又违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这样评价他。而我自己决不准备收回在他坚持下我一直倡导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在“回答问题”的广播节目中，我让步说，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明显多数，也许需要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我的条件是，我本人决不和迈克尔·富特、托尼·本这样的左派在一个政府里共事。也许还可再补充一点，即基思·约瑟夫和我参加一个由出色而优秀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比特德领导这个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竞选的最后几天主要都是由于谈论联合政府而带来的各种难堪问题。在保守党１０月７日星期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坚持自己的职权范围，坐在特德·希思旁边重复着宣言中的保证。两天以后的竟选结果说明，虽然选民们一般愿意给少数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国家的机会，但仍然对他们有很大的不信任。工党最后以３票的多数获得总席位多数，这不大可能使他们执政到届满。保守党结果获得２７７个席位，而工党获得３１９席，保守党的表现还可能更糟，但这种情况很难表明选民认可我们的方针。
第四节 基思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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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我在芬奇利选区的多数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竞选活动还算好，人们认为我搞了一次不错的竞选活动。甚至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说我可能成为保守党领导人。对这种说法记者们的兴奋程度超过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信眼程度。就个人而言我为特德感到难过。他热爱音乐，有一个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则是他的生命。不仅如此，那年他还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击，他的游艇“晨云”号沉没了，他的孝子也因而丧生。竞选的失败对他则是又一次打击。
然而，我想特德无疑现在该下台了。在先后４次大选中他失败了３次。他本人不可改变了，他过分维护自己过去的政绩，因此完全看不到彻底改变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尽管我不愿去证实自己可能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说法，但这无助于特德继续留任现职。这倒是有利于基思接替他。事实上，到了那个周未，我事实上已经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竞选经理人。这样我阻止了人们对我的前途的猜测。例如，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五我对伦敦《新闻晚报》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掉。”
同样，我于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二告诉《旗帜晚报》：“我认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职位是极其困难的……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想作领袖必须担任过３个要职中的一个……这些职位让你自信，也让别人对你有信心。”
此后，到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顿作了一次演讲。这并不是为改变保守党的思想而准备的系列重要演讲之一，也许因此而没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顾问中广泛传阅过。当然了，我对其中的内容一无所知。人们普遍认为是埃奇巴斯顿演讲使他失去了当领袖的机会， 演讲中的下列论断起了破坏作用：“我们的人口，我们人类的平衡受到了威胁”。他接着哀叹说、那些“处于社会第四、五阶层的怀孕妇女”是“最不适合将儿童带到世界上来的”母亲，这些母亲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动性的言论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贫困儿童行动小组”发表的两个左翼社会专家的文章。然而人们很快就忽视了其中的区别，因为从主教、小说家、学者、社会主义政治家到评论家都急不可待地谴责基思是疯狂的优生学论者。
另一方面，民意测验显示基思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来信装满了６邮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义的信，据《旁观者》报的戴安挪·斯皮尔曼分析，概括了来信者的心情。这封信是由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简单地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这次演讲除了那几句倒霉的话以外，还提出了有关家庭衰退、道德败坏以及放纵的社会的危险等能打动人心的观点，并把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相联系，提出了“重振不列颠道德”的长远目标，正如基思为经济政策所做的一样，他这次演讲是试图为保守党的社会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烦在于他建议更广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为解决他所列举的社会问题的唯一短期方法，这使那些可能已经对他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观有好感的人离开了他。
艾奇巴斯顿演讲无疑具有很强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演讲本来定在星期六晚上进行，因此讲稿可先散发，散发时规定禁止媒体使用。但是《旗帜晚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违背了禁令并对基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还歪曲了他说的话，在滑铁卢车站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此后基思自己的不断说明、解释、道歉都无济于事。保守党权势集团和得意情绪几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里犯了一种致命的罪——缺乏判断力，即不愿为自己着想。记者们在他的住宅外面安营扎寨，并拒绝让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宁。可能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因有过被诽谤成为抢走牛奶的人的经历，感到他所受到的伤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伤害一样。但这时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没有别的办法。
毫无疑问，这一切使特德觉得安全了许多。在下个星期二的影子内阁会上他甚至对我们说，“这次竞选控制得不错，运作也很正常。”我们的讨论充满了奇怪的假象。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他仍然是领袖，而他却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苏格兰问题，转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的支持，如何争取工人阶级选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两天以后，我接受了《旗帜晚报》麦克斯·黑斯廷的采访。这次采访以“撒切尔夫人和中产阶级的曙光”为标题刊登出来。我指出，我们应当设法恢复中产阶级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作为中产阶级］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而是对生活的整个态度，一种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愿望”。出席影子内阁会议的人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感到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的失败，使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丝毫的自我安慰。
这时，特德正在与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进行难解难分的艰苦斗争。他们要求通过竞选产生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改革选举领导人的程序——他在答复他们的要求时，对他们作为后座议员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是由上一届议会选出来的，他们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党议员选举产生。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对者从执委会中赶走，换上顺从他的人。为了试图争取后座议员——这多少有些为时已晚，特德还建议应从他们当中委任额外的前座发言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议会下设的各委员会的官员可以坐在前座发言。很快即将改组影子内阁的说法这时也已不翼而飞广为流传。
对我的前途，媒体再一次比我本人更为乐观。《星期日快报》和《旁观者》都在１１月３日编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财政大臣的故事。这个想法不错，而且是我喜欢干的事，不过我觉得特德极不可能把这个差事交给我。那个星期一的《金融时报》和《每日镜报》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说我将要担任经济方面的高级职务，但不是影子财政大臣。事实果然如此。我被任命为罗伯特·卡尔的副手，专门负责财政法案，我还被任命为指导委员会成员。我的一些朋友为我没有得到更重要的职务而恼火。但是，从那些年我跟随伊恩·麦克劳德做财政法案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个位置最能发挥我的才能。当时特德和我都没有料到在后来的３个月里，我的这个职位是多么重要。影子内阁改组总的来说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稳固。爱德华·杜坎拒绝加入影子内阁，因此，它对党内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争取过来。新加进来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倾向，尽管很能干，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１１月７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内阁改组的当天，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全部成员，包括爱德华·杜坎，都重新当选。这对特德是个坏消息。领袖竞选在所难免了。他给爱德华写信说，他现在愿意讨论修改选举党的领袖的程序问题了。从这时起，赶在其他候选人可能发动有效的竞选运动之前尽早结束这次选举，可能对特德有利。
这时，我开始参加由尼克·里德利于１９７２年组成的“经济问题聚餐小组”的聚会。小组主要包括像约翰·比芬、乔克·布鲁斯—格丹、约翰·诺特等主张健全的货币政策的人。我埋头于我的新职务的具体工作中。这时从事这项工作是带有挑战性的，因为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预算。预算对工业中迅速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惊慌失措的反应，其中包括营业税额削减７．７５亿英镑（６个月以前刚刚新增了４．９５亿英镑的新营业税），还停止了对国有化企业的某些补贴。特德在还击时，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惊讶声不绝于耳。他批评了财政大臣使国有化企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到市场价格的水平。他的话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下一个星期四我的机会来了，我在预算辩论时代表反对党发言。我事先作了准备，将工党过去的宣言与它现在的行动进行了对比。我的演讲中有些内容是技术性的、具体的，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对那些插问的回答赢得了后座议员们的欢呼和支持。哈罗德·利弗（没有他，工党在经济上可能更加愚蠢无能）在我演讲不久就打断我，纠正我引用的他过去的观点。对此我进行了直接答复。在一阵阵欢乐声中，不少欢乐来自这个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复说：“我总觉得我永远比不上财政部的他［利弗］，因为获取金钱的方法有４种：赚钱、挣钱、与有钱人结婚和借钱。他似乎在这４方面都有经验。
在另一问题上，我被大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断。当时我引用《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他的话说：“我从来不存钱，一有钱就出去给家里买些东西。”丹尼斯·希利极为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联系这样的事实即像其他社会主义政治家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乡间别墅）说：“我很高兴我们了解这样的事实，财政大臣是一位乐意存钱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张在保守党居住的好地盘上购置房产。”
没有人说下议院的答辩必须敏锐机智才算有效。但这场问答振作了保守党议会党团摇摇欲坠的士气，我本人的名声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这时，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作为霍姆勋爵已经回到了上议院。他同意主持审议选举领袖的程序。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杰弗里·芬斯伯格的短信。他是我邻座的议员，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说：“如果你竞选领袖，很可能获胜——就我来说，我希望你成为候选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可是我仍然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虽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顿演讲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的候选人还必须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议院的办公室里埋头研究那份财政法案，电话铃响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话要过来对我说。他进门的一刹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说：“我很遗憾，我确实不能竞选了。自从我作了那次讲话以后媒体就把我的房子围住了，他们一点情面都不讲。海伦（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决定实在不能作候选人了。”
他的情绪明白无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快要到了绝望的边缘。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保守党和整个国家丢给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顾。我听到自己在说：“基思，是这样，如果你不打算竞选，那我就参加竞选，因为总得有一个代表我们观点的人出来竞选。”
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的脑子里已是一片混乱，我不清楚我得胜的机会如何。我对竞选领袖的事一无所知。我只好暂时把这一切丢在脑后而继续集中精力研究财政法案。然而，不知为什么，消息还是传出去了，我开始接到议员朋友们鼓励的电话或便条，那天很晚的时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丹尼斯。
“你一定是发疯了。”他说，“你没有希望。”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会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马利来电话，我告诉他基思不竞选了而我要竞选。我不知道怎样让特德知道此事最恰当。弗格斯认为我应该私下和他面谈。我在兰伯赫斯特度过了周未，远远地躲开了媒体评论和推测的喧嚣。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点是，我虽然还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进行，但我对基思的反应肯定是正确的。特德必须离开了，这就是说，必须有人来向他挑战。如果他获胜，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样当然不好，但还是可以忍受的，比当后座议负更糟的事还多着呢。而我获胜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过我确实认为我参加竞选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选人出来竞选。即使他门与我和基思的想法不尽相同，但仍可说服他们同意改革保守党现行的灾难性方针。
我安排于１１月２５日星期一会见特德。他坐在下议院他房间里的桌子前。我其实根本不必担心伤害他的感情。我走进去对他说、“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竞选党的领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着我，转过身去耸耸肩说道：“请便。”我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于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为公开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人与媒体见面。我很高兴可以指望得到戈登·里斯的帮助和建议，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朋友并且参加过我早些时候的记者采访。这些采访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这就成了人们感兴趣的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影子内阁和指导委员会的气氛多少有点“紧张和尴尬。环顾左右，我发现除了基思，到场的人中支持者寥寥无几。我猜想人们觉得我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因此就没有公开表示更多的敌意。在稍后举行的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没有这种明显的压抑气氛。我觉得我就像特曼的一个非凡的卡通片中那个“想当保守党领袖的男人”，只是我是个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们和愤怒的贵妇们对他大发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还有党中央总部里至少有一个人，曾经希望我碰到点什么事像毁掉基思那样毁掉我。在两个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时，我为那些面临食品价格迅猛上涨而勉强维持生活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实际的建议。我说可以储存一些罐头。我小时候就有人对我提过与此完全一样的建议。任何精明的主妇都要挑价钱便宜的时候买东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时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价买同样的东西。
让我感到惊愕的是，１１月２７日星期三报上充满了所谓我在“囤积”食品的故事。有人显然是在利用这次不起眼的采访把我描绘成吝啬、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气”。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干得很聪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丑化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适合了保守党内那部分小人的势力眼口味，因为不言而喻，意思是说对一个杂货商的女儿所能指望的就是这些。它还使公众回忆起我在教育部时被传说和报道为“抢走牛奶的人”。
现在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声讨闹剧。压力集团受到怂恿，大肆抱怨。一个家庭主妇代表团据说要从伯明翰赶来向我要罐头。食品化学家就罐头食品储存过久发表他们的看法，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党议会督导员，保守党权势集团可信赖的人物，现任哈罗兹百货商场副董事长，在电视上说：“任何一种劝诱抢购都有背于公众的利益”。其实，雷德梅勋爵家的食品储藏室里可能存着比三文鱼和牛肉罐头之类更诱人的东西。对付这样的事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请摄影师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请他们检查我的食品储藏室和食品厨里都有什么。这也许能让保守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标准，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渴望领导他们党的那个人的样子。而这肯定表明了所谓我在“囤积居奇”，的说法纯粹是恶意中伤，无稽之谈。
最后，为了使这个正在消声匿迹的故事继续下去，我的对手们做得大过火了，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五，我正在约翰—科普的南克罗赛斯特选区，突然接到了秘书阿利森·沃德的电话，说广播里正报道有人看见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里买大量的糖（当时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经做过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费量怎么说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谎言。我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阻止了媒体的传播，结束了这场荒诞的攻击。
我认为这种做法最终总是事与愿违。它向全国的妇女表明了这些男政治家们对普通的家务事多么无知。它也说明这些保守党的达官显贵们对于许多像我一样出身平凡的人，怀着多么丑陋的蔑视，只把他们看作是投票的机器。对我的反对者来说最严重的是，他们的做法激起了保守党内持公正态度的议员们对我的同情，他们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当时的确很难过，有时几乎要落泪。有时气得发抖。但正如我对我的朋友，斯特里瑟姆的议员比尔·谢尔顿所说：“我看到他们怎样毁掉了基思，可是，他们毁不了我。”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更促使我下决心参加竞选。还有关于爱德华·杜坎也要参加竞选的许多传说。作为后座议员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获得更多的支持。１２月５日星期四，就在囤积的谣言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在罗伯特·黑德利的克赖斯特丘奇选区参加保守党的一次集会。罗伯特是杜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杜坎会出来参加竞选。我说如果他真这么做，我就要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了。我们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宾顿的议员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的同僚，我对他也很熟悉。我们在业务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师时，我们曾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园区他曾是我的邻居。在我担任反对党社会保障发言人时，曾在他起草８０岁以上老人抚恤金法案时帮助过他。我们都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艾雷曾考虑辞去他担任的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帮助说服他留了下来。
艾雷是个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特点的人。他态度温和但又很有主见。作为一名作家和从科尔迪茨战俘营逃出来的英雄，他带有一种浪漫气质。比起其他议员，他的经历要多得多，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他有幸有戴安娜这样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诚地支持他。５０年代艾雷曾当过短期的低级部长，后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辞职。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诉他。这是他事业的终点，艾雷的政见不大容易说清楚，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属于右翼，可能他并不从右翼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感到我们互相尊重。但是那时我们还不像日后那样成为亲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决定参加竞选后不久来看我。他希望说服杜坎出来竞选，而杜坎本人还在犹豫不决。由于特德没有给他高级职位，他专心致力于城市工作，他现在不愿放弃这项工作，当然，在杜坎作出某种决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积极支持我的。不过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议，他也答应和我保持联系，我们后来也确实保持了联系。从那时到那年年底，他几次来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与我交换意见。整个的“囤积”风波足以说明我将面临的是怎样严峻的斗争。如果我最终能正式进入候选人名单，艾雷最好能在身边帮助我。
１２月７日星期二，内政委员会宣布的结论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强了他的潜在竞争对手。保守党领袖将每年选举一次，竞争者只要有一个推荐人和一个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轮投票获胜所需的多数票数却显著提高到了５０％，另加上有资格投票者１５％的票数。这实际上激励了竞争者，它意味着有困难的领袖需要赢得更大多数参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兰伯赫斯特度过的圣诞节气氛仍然不如其他节日。我们竞不能像平常那样散散步，天气很坏。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时，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竞选领袖，对我都是一个考验的时期。丹尼斯也在为他的生意着急，伯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对未来都没有大大的信心。
第五节 威斯敏斯特的小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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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以后我决心理清竞选领袖的事。我邀请文雷来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饭，以便很好地进行一次讨论。我还发现罗伯特·里德利的一封来信，催我和杜坎快作决定，到底由谁作候选人，不要分散选票。问题在于，这只有等到杜坎明确了他要干什么后才可能，而从我和他的谈话中又很清楚，他仍然举棋不定。１９７５年１月９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进午餐，情况仍然如此。我告诉艾雷我认为杰弗里·豪可能会支持我。我还对他说，在特德领导下进行正常的讨论是多么困难。艾雷向我讲了他最近一次与特德谈话的情况。我们两人都清楚地认为更换领导人的时候到了，唯一的向题是杜坎和我谁出来更合适。艾雷持有一种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认为人们对特德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计过高。后来的事态发展与这一观点相符合。
１月１５日星期三，爱德华·杜坎公开宣布他不准备竞选领袖。这样，我的道路就敞开了。现在急需建立一个有力的竞选班子。
事态发展得很快。当天下午我在委员会阶段的会议上作为反对党的主持人对财政法案进行审议。弗格斯刚刚得知他必须参加一个议会代表团去南非进行访问。他认为他会在竞选领袖首轮投票时按时赶回来（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在议员的分组投票走廊里遇见了比尔·谢尔顿，请他在他出国期间主持我的竞选。比尔同意了。当比尔告诉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竞选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很忠诚，他会是一个精明的竞选运动组织者。后来我才知道，在以后一次投票过程中，艾雷找到比尔说：“你知道我一直主持爱德华·杜坎的竞选运动，现在爱德华退出了，如果我们能达成某种协议，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玛格丽特这边来”。实际上，这个协议不过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竞选运动，比尔成了他的副手。
当艾雷来到我的办公室见我时，这一安排就确定了下来。我们都表演了一点外交小步舞。他有点明知故问地问我是谁在主持我的竞选运动。我也不得不装摸作样地回答他，我并没有真的进行竞选运动。艾雷说：“我看，最好是我来替你做这件事”，我很热情地同意了。我知道这就意味着他将尽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这边来。突然一下子，我多日来的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从那时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尔就为我争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议应与哪些人取得联系，他明确他说这类事全交给他办，不要我分心。他认为我应该集中精力于财政法案。这是一项好的建议，部分是由于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楼上的委员会会议和一层的议会大厅显示身手了。说到底。最终决定保守党领袖的，将是保守党议会党团的党员们，我的表现和我的辩论发言一样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我的竞选班子开始时只有６个人，但很快就壮大起来，到了第二轮投票时已有四、五十人了，有点过于庞大了。游说工作做的相当精确。议员们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访问以核实他们投谁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们深知无捷径可走。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在进行着，他和比尔勾出一个个名字，记录着票数。艾雷时常向我报告进展情况，不过还附带着精明的选票游说者通常提出的告诫。竞选班子也来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与我一起讨论一周内将要发表的文章、演讲和提出进行其他活动的建议。
在竞选活动的初期阶段，我得到不少后座议员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里森，他后来成为我在唐宁街的议会私人秘书。他告诉我３年以前，他的父亲，后座议员委员会前主席玛格岱勒勋爵就曾这样说起过我：“那个女人会成为下届保守党的领袖。”这也许是“那个女人”这个说法的最早记载。
与此同时，和媒体打交道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宝贵的。 记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１９６６年由于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而被特德无礼地撤掉了前座议员的职位。他帮助我写了题为“我心目中的保守党”一文，刊登在《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上；我同时收到了许多《每日电讯报》记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议，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约翰·奥萨利文、弗兰克·约翰逊和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等人，他们都支持我的主张，尽管他们的报纸也给了特德一些支持。乔冶·加德纳是１９７４年２月选举中加入进来的议员，此人是记者，还是《保守党新闻》的编辑，了解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闲谈信息。他帮我起草文章，这确实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班子。
事实上，人们对我参加竞选的态度的变化是可以感觉到的。１月２１日星期二，我在几尼俱乐部的圣斯蒂文餐厅的午餐会上讲话，在场的有全国和地方各大报的记者。到这时，根据艾雷收集的调查结果，我开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机会。我苦笑着对他们说：“要知道，我真地认为现在你们应该开始认真对待我了。”他们惊讶地回头望着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这么做了。到了那个周未就出现了从全新的角度评价我的竞选活动的文章。
同样，第二天在下议院与总是一幅谦和模样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锋也没有损害我的前途。他以恶毒但含糊的语气把我说成是“享有特权的热情之花”。我草草写下几句回敬的话。稍后，我兴致勃勃他说：“有的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的财政大臣理财有道，可这位财政大臣却是廉价的。”保守党议员很爱听这些话。
就在离选举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尔来到我家中讨论最新形势，那是１月２６日星期天，从已作出承诺的人数来看，表示支持我的有１２０人，支持希思的还不到８０人，似乎情况太乐观了。我们还需要对人们作口访，重新研究他们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和肯·贝克是希思竞选运动的主要筹划人。估计他们收到了二人票数相同或者更乐观的消息，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了那些消息。与艾雷的作风成明显对比的是，他们在第一轮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预言将获得巨大胜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员会１３号会议室向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成员讲话。关于竞选活动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他们忘记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实际上是政治的欺诈，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转而去谈我个人对保守党社会的看法和设想并回答问题，从１０点半一直谈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东西讲一些肺腑之言，并且感觉到对我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倾听，其感受实在是妙不可言。显然，我的听众也有同感。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曾听到任何一位保守党高层人士从哲学角度谈政策。看来，对过去几年保守党没有方向、得过且过的做法感到沮丧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时希思阵营改变了竟选方针，但仍不得要领。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败。他们改为攻击我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他们说我的观点可能吸引党的中产阶级基层支持者，特别在南部地区，但绝不会赢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义的人。我于１月３０日星期四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文章从正面谈了这个问题：
（作为教育大臣时）我曾被攻击为为了保卫‘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后卫战。现在当我领导着保守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转让税”方案时却再次受到同样的指责。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包括鼓励多元化和个人选择，提供公平的奖励，对技能和勤奋工作给以报偿，坚持有效地制止过份的国家权力，崇尚个人私有财产的广泛分布，那么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维护的……如果一个保守党人不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话，那么他最好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照此行事。实际上，我们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大多的保守党人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英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总是进两步又退回半步……人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似乎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信念的政党？
找回保守党的根本宗旨和捍卫中产阶级价值观这个主题在党内十分受欢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选民协会重复了这一主题。我反对把我的竞选说成是代表一个派别的说法。我强调我代表所有近些年来对保守党政府失望的人说话。在特德领导下出现的问题，我也打算承担我的那一份责任。
但是（我补充说），我希望我已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为未来作出规划……全国上下普遍感到保守党未能足够明确地坚决捍卫（保守党的）理想，所以英国才不可避免地沿着朝向社会主义庸人的道路走去。这个行程不仅必须加以制止，而且要倒转方向。
不过，在星期六下午发布的致本选区主席的公开信中，我才真正地总结出了对特德及其领导进行指责的要点。特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他自己的领导），又很容易迫于事态的压力而屈服。他总是在大谈争取别的党的支持者，却不愿听听保守党的意见。与此相对比，我则说我们需要一种“听得进话的领导”，并补充说，“在执政时……我们使自己脱离了许多给我们支持和信任的人”。
从与保守党议员的谈话中我得知，还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有些人支持特德只是因为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上。许多人不敢反对他，因为即使连连失利他仍让人害怕，他不会饶恕叛变。再者，更多的人是觉得我没有经验——正如我公开承认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还有人怀疑我太教条主义，缺乏激情。当然了，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我是个女人。
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许多议员举棋不定。他们想和我谈话以便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立场如何。艾雷和他手下的人安排这些议员来见我。会面的地方是竞选班子成员罗宾·库克在下议院的房间。我就用红葡萄酒和清茶招待他们，与他们个人或小组交谈，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提问。特德则不同，他更愿意组织议员们的午餐会。我不相信那种场合下会有许多直率的谈话——至少客人们不会这么做。显然他的竞选班子把客人都当成了支持者，其实许多人并不是。
２月３日星期一的报纸全都登出了消息称，据保守党全国联盟说，７０％的选区协会支持特德·希思，大多数保守党的支持者们也赞成这种意见。我们听了并不感到惊讶。各保守党协会在中央总部的授意下，忠于现任领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在下议院以外还是个相对的未知数。但是很明显这对特德并无帮助，这肯定增强了希思阵营的信心。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后来在议员中掀起了一股支持特德的浪潮。艾雷和比尔最后的游说结果表明我和特德不相上下，另外还有第三位候选人，勇敢又传统的休·弗雷泽捞走了几张讨厌女人的右翼分子的选票。而他们告诉我，当晚我在电视节目《行动中的世界》里表现很好。
２月４日星期二是第一轮投票日。我早早起来为丹尼斯做了早饭，送他出门去上班，然后我开车从福拉德街去下议院向等在外面的记者展示了我所希望展示的自信的微笑和说了几句友好的话。这一天我又来财政法委员会工作，而就在下议院的另一房间里，选举领袖的投票已经开始了。投票预计于３点３０分结束。我走到艾雷的房间等待结果。比尔·谢尔顿代表我，蒂姆·基森代表特德计票。我相信，直到今人担忧的结果出来之后，希思阵营仍；日希望最后统计的代理投票将帮助特德度过难关。然而大多数代理投票也选了我。当艾雷进门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的前途而是其他事情。艾雷的眼睛闪着光轻声地告诉我：“好消息，你的票数领先了。你得了１３０票，特德１１９票”，休·弗雷泽只有１６票。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已经肯定地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按规定要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获胜，我的得票总数还差３１票——５０％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数的１５％——因而必需进行第二轮投票。我深知，如果这次输给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而现在这种情况，我就可能当上领袖。谁知道呢？我甚至还可能当上首相呢。我走到楼下，有人开了香摈酒。不过我必须保持头脑冷静，我还得回去继续研究财政法案，置身于朋友和对手的玩笑之中，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那天晚上我去了艾雷的住处商讨行动方针。
我对这一结果的惊讶程度远远不能与保守党权势集团所受到的震撼相比。我对他们的处境没有同情之心。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反对我。但我确实为特德难过。他很快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不再参加第二轮竞选。威利·怀特洛现在参加进来并立即受到欢迎。我本人认为威利很有可能获胜，虽然我不能严肃地想象他能按我希望的那样改变党的方针政策，但我很高兴地想到我们之间不会出现像我和特德之间那样的不愉快。吉姆·普赖尔、约翰·佩顿，杰弗里·豪也参加了竞选。我有点担心的是杰弗里，他的观点与我有相似之处，这就可能分散我们的右翼选票。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点很重要。休·弗雷泽退出了，他劝他的支持者投威利的票。
事实上我当时不知道我获得了美国人所说的“势头”。我已经估计到，第一轮投过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于一种策略，先把特德赶下台，再提出一个更可接受的，但观点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实是，我得到的支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许是人们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个把保守党搞得不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人从领导地位拉了下来。也许我的相当多的同僚们确实认为，保守党要前进就应该采取基思和我所倡导的彻底重新考虑党的政策和方针。也许人们认为当特德看来似乎不可能被击败时他们未能向他挑战，如果现在插进来捞取被特德丢失的好处，未免“有点越位”。也许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蔼可亲的本性，面对新的好斗的、采取攻势的左翼工党政府，怀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够重新考虑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适当人选。
当然了，威斯敏斯特内外的许多保守党人现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结束整个过程。首轮投票时对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成了帮助我成为领先的候选人的因素。《每日电讯报》是保守党基层意见的晴雨表，现在决定性地偏向我这边。２月６日星期四英一美关系议会小组在兰开斯特大厦举办晚餐会，我和威利在晚餐会上谈话时，他看起来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在选举中会处于领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过我还是很小心。已经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反对欧洲共同市场，人们认为这可能损害我的形象。所以，在乔治·加德纳的建议下，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支持欧洲的声明。我还继续看望一些议员，有时与他们用便条进行交流，就一些具体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２月８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开的保守党青年大会。台上一名妇女身穿黑色丧服，面色阴沉。我很关心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是的，我在为希思先生哀悼。”在场的还有几个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亲吻。我说：“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过他多次，他也吻过我多次，我想，对他来说，吻我不是那么困难。”威利回答说：“我常常吻她。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在伊斯特本一个旅馆外面的人行路上亲吻过。”大家兴致很高，气氛轻松了起来。
我利用我在大会上的讲话，情绪激昂地陈述了我的观点。我说：
你可以纠正经济政策，但这个社会仍然是我们没有人想要的那种社会。我相信，我们应该以功过而不是以出身来衡量人。我相信愿意做最艰苦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最丰厚的报偿，并在纳税之后拥有那些报偿。我们应该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脱责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劳让你自己的家庭受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赞扬的。
保守党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些话了，这些话受到了欢迎。
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顾问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后的形势。我们总的方针是把精力集中于选举上，即２７６名保守党议员，并指出我已经差不多争取到了他们中的多数，支持我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而我的４个竞争对手正在为争取第二把手的位于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与其他竞选者的辩论就没什么好处了。当我决定不同他们在《全景》节目中露面时还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他们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这只能突出我作为领先者的地位。
然后，星期二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我还是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间里等待。还是艾雷进来将消息告诉我。但这次他的情绪发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着说：“现在你是反对党的领袖了。”我得１４６票，威利得到７９票，其他人的票数微不足道。
我连忙在日记本的背面记下几点想法，因为现在我就要作为反对党领袖去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了。我写下的第一条是特德的名字，称赞他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要赶快下楼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旁的委员会大会议室，新闻记者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向他们说：“现在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和爱德华·希思等一串名字后面加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觉得真像是在做梦。他们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伟大之处也各有特征。我将以谦逊和献身的精神来完成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按惯例去访问保守党中央总部。走进总部时，我不禁想起那里的一些人曾怎样拼命阻止我成为领袖。我和站成一排的党的工作人员握手，停下来吻了保守党政治中心主任拉塞尔·路易斯，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希望我获胜的。我认为那天晚上，在客气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后一定有许多焦虑。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不喜欢报宿仇，但我确信，变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我被送到皮姆里科，在比尔·谢尔顿的家里参加朋友们的庆祝活动。丹尼斯在那里。我曾想要打电话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让新闻协会抢了先。马克是在工作时知道的，他那时是见习会计师。至于卡罗尔，她在那天下午参加初级律师考试之前不能打扰她。
我和议会督导员弗里·阿特金斯一起吃过晚饭，很晚才口来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好消息。和家里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觉得，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与原来一样了。
保守党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电讯报》在一篇颇有洞察力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撒切尔夫人将提供什么样的领导，人们将拭目以待，但在当前阶段有一点是足够明确的。撒切尔夫人是个善战的斗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对成功给以大量报偿的道德观。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气起家。她没有任何继承的遗产或特权。所以她不必对保守党在２０世纪所特有的、对财富的负疚感，不必为这一致命缺点感到痛苦。这一点经常意味着保守党认为自己在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处于道义上的劣势。这是英国在集体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原因。撒切尔夫人能够提供的应当是保守党在抨击社会主义时所缺乏的道义感。如果她能这么做，她的就任将标志着英国党派政治辩论的整个特征的巨变。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巨大。
第一节 组建影子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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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组织影子内阁。我在下院反对党领袖的房间里会晤了议会督导员汉弗莱·阿特金斯，还在那里品尝了由他夫人马吉准备的一顿美餐。当然，汉弗莱·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领袖职务角逐中身居此职的他确实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爱可塑之人，作为议会督导员，他见多识广，要委以高级政治任命，这种特质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诉汉弗莱，虽然我自感对有些人如基思·约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种人情债，但我并不想全部撤换原班人马。经过与特德的苦斗，要维持党的团结就必须让它有足够的连续性。
然而，我俩谈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所有其他安排都取决于特德。在竞选领袖期间，我曾公开承诺要给他机会，如果他想在我领导下供职的话，就可以在影阁三大要职中选择一个，或是一个无任所的职务。其实，我内心希望他根本不领这番美意。我们谁也不知道他那受伤的感觉会持续多久，但已很难想像特德会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后尘，成为其继任者班底中忠实而出色的一员。反正各种报纸都已经在说特德无意供职，但是我必须亲自探知。我曾打算当晚就去看他，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由汉弗莱先出马更好些。汉弗莱试探了特德的意见，得出的印象是，那些有关其意向的猜测准确无误，便报告给我。可我已经说过提供职位的事，于是第二天上午我还是乘车前往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住宅亲提此事。
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特森引我走进楼下面对花园的书房。特德正坐在书桌旁。他没有起身，而我没等让座就坐了下来。无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对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影阁，但没有提具体职务。他说不，他要当后座议员继续干下去。谈话实际上就此结束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意拖长会见的时间。我知道这对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种羞辱。可我同样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过记者人群，离开威尔顿街的话，那么午间新闻就会充斥着关于我俩关系冷淡和分歧的故事。况且，我的咖啡还没有喝完，于是我略微扯开了话题，问起他如何看待工党许诺的就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进行全民公决的问题，尤其是他是否愿意率领保守党搞这次活动。他还是说不。至此我已经为团结特德和确保这次会面的终止不至于过于突然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我离开特德的书房时，时间才只过了５分钟左右。于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样知道不利宣传的可能）和我为了拖延时间又闲聊了１５分钟，此后我才离开这所房子。出于对特德个人自信的尊重——我是这样想的，对这夭的谈话情况我甚至没有告诉正负责组建我的办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后来公开此事只是为了澄清有关记载。我回到下院告诉了汉弗莱·阿特金斯，特德确实不想加入影阁。
接着，曾在领袖竞选期间任党的代理领袖的罗伯特·卡尔希望见我。当然，他一向是亲近特德的，并被认为是代表党内的总体主义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对在我手下供职不感兴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说，唯一愿意接受的职务是影阁外交大臣。我说我不能下这样的保证。理由之一是我不愿在充分考虑整个班底的构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脚；我还没有肯定影阁中是否确实会有罗伯特·卡尔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怀特洛。他的声望已在领袖选举中展示出来。他极富经验，有他在，就能使许多后座议员确信，当今的主流是渐进而不是革命。我们或许都感到彼此能够成为牢固的、优劣互补的政治伙伴。虽然我当时还不能给他提供具体的职位，等我后来请威利担任党的副领袖时，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诚还不仅表现在这件事上，他从一开始就是忠诚的。在我走进大厅听哈罗德，威尔逊发表一项声明时，有人发出大男子主义的叫嚷：“亲一个，马吉（玛格丽特的呢称）！”凡此种种。我坐在了前排威利与罗伯特·卡尔之间，吉姆·普赖尔、杰弗里·豪和约翰·佩顿另一位失败的领袖竞选人——也都在场，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机敏中含刺的祝贺，而我的答辞却少有睿智，哈罗德·威尔逊当时依然处于议会中无人可比的最佳状态。我一边听他的讲话一边思付着，作为一个经历了动荡而且还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在这个喧嚣、纷杂的男人世界中奋力争取主导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来将是困难重重。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当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阁会议。会场有一种略欠真实的气氛，因为在座的人都还没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会再受任命了。昆廷·黑尔沙姆代表影阁向我表示祝贺并保证效忠与合作。我感觉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我说威利已经同意担任副领袖，而特德已拒绝我提供的影阁职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领袖一职，并期待着以此身份供职。这些礼节标志着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个人之间实现了一种不解除武装的休战。
次日晚上，我作为领袖头一次出席了１９２２年委员会的会议。当时我与这个人数更为众多的议会党团之间的关系比同影阁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爱德华·杜坎送我一张没有签名的情人节贺卡（提前一天）。后来我把它与汇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节贺卡和玫瑰花摆在了一起。在１９２２年委员会讲话，最重要的是领袖的情绪和举止，而不是讲稿的内容。然而这次大家似乎同样喜欢我讲话的内容——那就是，要让保守党的政策明确区别于社会主义者，回归传统的独立、自助价值观，并对所谓左翼势力增长已不可逆转的假想提出挑战。在一片掌声、拍案声和保守党议会党团表示赞许时所用的粗声怪调中，我坐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时间全部用于会见记者和商量有关我的办公室安排事宜，还办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选区公务。绝少有机会与汉弗莱和威利坐下来讨论影阁人选的事。我还总是想用周未做最终的拍板。然而拖延总是引起人们的猜疑。有报道说，时下正有一场防止基思·约瑟夫担任影阁财政大臣的战斗。其实，这个职位他没有要过，我也没给过他。
我组织影阁的事，由于彼得·托马斯和杰弗里·里彭申明他们不想继任而得以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又多出两个空缺可用。我利用周六和周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单，同时也与汉弗莱和威利合计某些具体问题。星期一在我的下院办公室里通过一系列与同事们的会晤而确定了任命。
头一个进来的是威利。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其中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他作为前任议会督导员又是代表英格兰一个选区的苏格兰人，可能有办法解决这方面已经出现的政治难题。接着，我见了基思·约瑟夫，请他继续在影阁中负责政策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利与基思是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领导班子里决策方面的智囊。我还认为，要使自由企业经济的思想更加广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须从政策研究中心着手继续他的思想改革运动。我绝不幻想我在领袖选举中的胜利是一种全局性的转变。我们改变党的政策（作为改变政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来改变思想。不幸的是，当基思旋风般巡游大学时，他却发现在那些明火执杖的左派听众当中，战斗倾向派们准备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胜一筹。
我的下一位造访者是雷吉·莫德林。我猜想，虽然他曾公开表示愿意供职，但当我任命他为影阁外交大臣时，他同新闻界一样惊讶。此举虽在当时受到广泛称赞，可这却不是一项好的任命。我一向钦佩雷吉的才干，并对他１９７２年不得不因为波尔森事件辞职感到遗憾。另外，让雷吉回来掌理外交事务对那些将特德的老练与我的不足相比的人好象是一个令人服气的回敬。但是事实很快证明，雷吉不准备改变他的观点，也就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对基思和我想要追求的货币主义路线有一种轻蔑，只是稍作了些掩饰而已。我本应任命一位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与我有共同直觉的人，那样要好些。
那么，还有一位性情与我更不相投的人就是伊恩·吉尔默了。我想当他得知我要见他时，他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曾是特德的有力支持者，且少有充分证据证明免除他的职务意味着很大的政治代价。但是我器重他的智慧。我觉得他会是有用之才，只要让他远离经济岗位。虽然他后来以主张“通货再膨胀”的急先锋而著称，但是无论是他的素养还是性格，都不适合让他搞经济工作。我请他担任了影阁内务大臣。
接着进来见我的迈克尔·赫塞尔廷，在性格上比伊恩要外向得多，虽然他俩有许多一致观点。他也曾是希思的长期支持者，但人们总觉得他最为奋力倡导的事业就是他自己。我的竞选班子确信，在第一轮领袖职位竟选中他是弃权者。说实话，他总是爽快地公开自己的野心。我请他留任影阁工业大臣。这是个令他兴奋的职位。因为要由他去打击工党政策的主要国有化建议，这个职位使他为保守党充分发挥了才能。当时我没有充分把握的是，他思想上对我所不能接受的干涉主义路线相信到什么程度。我在全国贸易总会的中小企业家午餐会上首次以领袖身份公开讲话，随后便回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继续规划影阁的组建工作。我请彼得·卡林顿留任上院议长。同样，我对彼得在保守党的政治圈子内所持的立场不抱幻想：他的思想方法与我不同。当然他曾是特德的圈内人物，参与过在政治上对付矿工罢工的问题和１９７４年２月的选举的决策。而自我们失去执政地位后，他成了一名公认的、极其能干的上院议长，而且作为前国防大臣和国际型商业家，他有广博的外交经验。人们公认，他有可能在内阁成为我在经济政策上的对立面。但他从未让经济上的歧见阻碍他行使一般职责。他带来了风度、经验、智慧和——也许我的想法从政治上讲是不正确的———点阶级的味道。
杰弗里·豪自有他诙谐的智慧，可是同我那天任命的其他人相比，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相当与众不同的政治家。我感到无论如何有义务给杰弗里一个影阁职位。只因为他曾是与我对立的竞争的候选人这一点，我也希望尽最大可能团结全党。任命他为影阁财政大臣却是一场精心筹划的赌博。我知道，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他会做到忙而有序。我还知道，虽然他作为贸易与消费事务部长曾执行过希思政府的价格与收入政策，但他完全无愧于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信徒的名声。像他这样的人在保守党上层人士中只是凤毛麟角。既然我已决定任用基思负责政策的反思，那么杰弗里就该是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了。没有哪个初次担此重任的人会认为在这个岗位上会无忧无虑。杰弗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要努力化解大家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还要在议会为我党辩护。如果把他免职，另谋一位能与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一争雌雄的高手，我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而我知道，杰弗里的难处就像我的难处一样，多半是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缺少天赋。后来在我们作为反对党的日子接近终了时，他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经过周密思考，我决定让吉姆·普赖尔继续担任影阁就业大臣。人们正确地把这看作我无意在近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工会法的一个信号。吉姆适合这一职务的原因只有从希思政府那败坏了的名声中才能理解。１９７２年特德试图通过劳资关系法来对工会法进行自１９０６年以来最深刻的改革。改革失败后，全体保守党党员都惟恐重蹈覆辙。再者，自特德与战斗倾向派较量并在１９７４年２月失败后，公众心目中的主要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个保守党政府还能与工会建立工作关系。人们认为，工会当时享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否决权。吉姆坚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这一种局面，即我们既接受斑行的工会法（也许还带有改进意见），又相信与工会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
这种政策在作为反对党的最初岁月里比在后期更具合理性，但无论怎样，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第一，如果有事实表明，经社会主义者修订的现行法律的理论弊端产生了恶劣的实际后果，我们该做何反应？后来的格伦威克事件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季的罢工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既然工会领导人在担任工会代表的同时起码也是社会主义政客，那么他们凭什么会甘心与保守党合作呢？他们与我们在经济思想上本来就是不可调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也是如此。那么，吉姆与工会搞个人外交会有什么价值？也许不会大多。但是就这时来说，他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
艾雷·尼夫私下告诉过我，他想要的唯一职务是影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他的消息网和已得到证实的内在勇气与机敏足以使他能够担当这一严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讨好的任务。
其它的任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尔沙姆没有任职，但却是实际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阁农业大臣，虽然数月之后他不得不由于健康原因放弃这个职务。我让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继续留任影阁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间就认识的诺曼·圣约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阁教育大臣。他既是一个活跃的才子，又是在领袖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开支持者。曾作过新闻记者的诺曼·福勒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西米德兰选区的议员，他人选担任了影阁社会服务大臣。我并不清楚这些安排究竟与平衡党内左右两派观点有何关系。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为影阁环境大臣时我知道我所晋升的是位与中左派有关的人物，但他思想坚定，在综合性社会政策上足智多谋而且知识丰富。我相信他会成为一宝。我提供的影阁职务中有两项受到了拒绝一一个是给约翰·比芬的，他后来加盟进来；另一个是给爱德华·杜坎的，他的早期竞选班子后来成为我的竞选班子的核心。爱德华继续担任１９２２年委员会主席，这也许对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处理了一些不那么有意思的公务。１０点３０分，彼得·沃克走进我的办公室。早在他接替我当达特福德选区候选人时我们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过去，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种热呼劲儿。他过去一直是特德圈内人物中最能干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决心采取的政策。他显然得离开他的职位。说破这一点对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后多少年来这事情总让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没有什么奢望。他成了后座议员中一个顽固的批评者。
在同随后走进我办公室的杰弗里·里彭商量了一阵后，我确信他不愿任职：这对我俩都合适。然后，我又见了曾任影阁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党内的左派。由于我已经把住房（大臣）并入了环境大臣一职，这使谈话较为轻松了些。这份工作就这么让我从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来我转身去同罗伯特·卡尔进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谈。我告诉他我已把影阁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此事。也许他刚好期望太高，也许我本该劝他留下担任另一个职务。但我不愿在领导班子里再有一位强硬的反对派了，不论他是在哪个位置上。于是我明确宣布我不能请他留在影阁里任职了。过了艰难的几分钟后，他走了出去，并告诉新闻界他对“那些似乎认为（货币主义）是什么自动机制的人”表示担心。所谓“那些人”是谁就毋庸猜想了。
后来公布的影阁名单（其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为党的主席，安格斯·莫德为保守党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后来补充的）被正确地看作是妥协的产物。这可惹恼了党内左派中那些对我罢兔罗伯特·卡尔、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满的人；这同样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复返、由杰弗里而不是基思任影阁财政大臣，缺乏来自后座议员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种种都让他们担心。事实上，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行动，因为当时我的地位还不够稳定，又需要在影阁中反映出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意见平衡。它标志着一支赞同我与基思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的财政班子形成了，从而把影阁内思想的天平总地转移到了我这一边，而且使那些我从特德阵营中留下来的人效忠于我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这个领导集体（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认为已经一统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则上。
第二节 机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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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１９５０年当特德，希思被封为议会副督导员时，他曾向保守党的资深政治家斯温顿勋爵讨教是否接受该职，“先钻入这部机器——无论级别多么卑微。”斯温顿勋爵说。特德牢牢地记下了这句忠告。而我，作为这部机器的主导部件，在立足未稳时，对这句话自然不得忘记。鉴此、我着手去控制这部机器。
艾雷，尼夫和我决计要改革保守党中央总部。根据党章规定，中央总部是党的领袖的办公室、发生在领袖竟选期间的一些事使我确信，那里的某些工作人员，要在我手下继续以原来的身份工作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中央总部主席应是高效率的管理者。一位最好能与商界有关系的人，一位忠实于我的人。我一向敬佩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想当初他因公共开支问题于１９５０年辞职这一勇敢的行动预示了战后保守党的一次错误的转向。他自我进入议会之初就是领导本党的老前辈中的一分子，作为数家大公司的总裁，在我看来彼得当是首选之人。可是怎么说服他呢？后来发现威利·怀特洛曾与他有过来往，于是威利说服他接受了这一任职。这份工作即使对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来说也是很费精力的，因为即使在党深陷低谷的时期，党的主席也必须鼓舞士气，而低谷阶段的出现何止一次。除此之外，彼得的另一难题是，在现阶段，大多数乡村党员只是勉强接受了我的领导。这种情况直到１９７５年党的年会后才渐渐改变。经过更长一段时间——并在进行了一些痛苦的和有争议的人事变动之后——才使我感到中央总部的领导人真正有心效力于我。彼得逐渐以忠诚之士取代了一些人，我从未过问他是怎么干的。
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就任党的司库无疑颇有助益。现任两位司库阿什当勋爵和切尔莫勋爵都告诉我他们已决定辞职。艾雷·尼夫建议说，曾在全民公决运动中任“欧洲的英国”派司库的阿利斯泰尔具备担任这一工作的个性条件、精力和关系网。他说对了。虽然阿利斯泰尔是出身于保守党党员家庭的一名铁杆保守党人，但他还得迅速将自己变成一名政治家。我告诉他，他得放弃他那辆德国奔驰轿车，改用一辆英国产的“美洲虎”，他立即照办了。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准备好对付在中央总部遇到的那一大堆次要却又烦人的不顺心的事；他在试图说服工商界人士时同样会遇到巨大困难，他得设法说服这些人，尽管我党多年来执行了希思式的总体主义政策，我们党依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主张自由企业的党。
有些人预料我会在保守党研究部进行更大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研究部理论上是中央总部的一个部门，但它有自己独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间。这主要因为它在办公地点上与中央总部分离（在老王后街），而且在学术上有其荣耀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研究中心是作为研究部的替代机构建立的。而如今我是领袖，保守党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应当团结协作。我知道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帕顿属党内左派，研究部与政策研究中心之间的诸多龌龊与竞争由来已久，在许多右翼人士看来，正是保守党研究部所集中体现的那种追求共识的一刀切式的作法使我们失去了方向——用基思·约瑟夫的话说，“滞留在中间地带”一我决定用在政策问题上能与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尔莫担任研究部主席，而让克里斯·帕顿留任主任，让特德的前顾问亚当·里得利作他的副手。这些都是妙计。我赏识该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担当起影阁秘书处的作用后，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虽然偶有阴影，保守党研究部还是渐渐转到了基思和我确定的方向上来。
与此同时，艾雷·尼夫和我还要物色一个负责我办公室事务的小班子。领袖竞选结果出来后第二天，我会见了特德手下的秘书们，他们显然很难过。我还察觉到了某种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赞赏他们的忠诚。我请他们继续留下工作，如果他们认为可能的话。结果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至少也干了一段时间。当时，反对党领袖议会办公室是现在内政大臣的办公室，有一个大房间，外边一间能作为两名秘书的接待室， 还有楼上的几个小房间。 这里空间狭小，夏季一到就非常闷热。（只是到了１９７６年夏，我们才搬进了一套宽敞了许多的房子，这里曾是议会礼仪卫士的用房。在此办公期间，我的活跃。可靠的选区秘书艾里森·沃德加入了我从特德时期承接下来的秘书班子。）
当选领袖之后，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时每天８００封。尽管中央总部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助分理邮件，但一般情况下这是我４名秘书的任务。他们坐在主房间的地板上，将信开封、归类。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毫无希望地缺乏条理。后来，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建议我请戴维·沃夫森负责邮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尔觉得如果曾经担任过通用邮购商店邮件部负责人的戴维都不能理顺这种混乱状况，那就没有人能行了。事实上，无论是在反对党时期还是后来在唐宁街１０号，戴维的才干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为广泛的发挥：他洞察商界的意图，提供了重要关系，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乱麻。
但我还需要一位全职的办公室主任，他必须勤奋、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么多的讲话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学素养。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凑巧又调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比尔·迪兹推荐了理查德·赖德，他当时正从事《每日电讯报》高雅的花边专栏《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于４月底来到我这里，开始与我从特德那里接过来的秘书之一卡罗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后来成为卡罗琳·赖德。
理查德·赖德在经费少的情况下，将这个不大的办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只快乐之舟，几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济，去成就更美好的事业。马修·帕里斯负责信函回复工作，他表现出后来为《泰晤士报》工作时的速写的天赋；那是在１９７９年竞选开始前夕，当时一名妇女在、封充满哀怨的来信中反对我们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时诉说自己的抱怨。马修告诉她，能够享用我们及其它纳税人为之付帐的家宅已是幸运的了。 像维多利亚女王， 我可没觉得这个答复有趣——尤其是当《每日镜报》在竞选伊始就发表了这封信。但马修还是渡过了难关。
理查德来后一个月，戈登·里斯奉调来我这里工作一年。他由电气和公用事业公司来加入了我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行列，帮助处理新闻等其他许多事务。戈登真是天赐良才，凭着他那从不失效的出色幽默，这位热情奔放的前电视制片人总能让我乐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会对别人拒绝的事。他的观点是，如要宣传我们的主张，千万不能只看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这类大报，而是要同样重视中等畅销的报纸，如《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视《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此外，他还认为即使是在社论类文章中支持工党的报纸，如果我们真的有意提供给它们有意思的文章，它们也会愿意公正对待我们。他这两个观点都是对的。后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在向传统的非保守党选民传达保守党价值观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镜报》也给我以平等和全面的报道，无论其评论性文章怎样批评我们。戈登定期与报纸编辑们谈话。他还劝我说，他们真正想见到并听取其看法的人是我。于是，后来无论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么，只要戈登说我们必须与某位编辑共进午餐，那么这件事便是最优先考虑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极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为适应媒体而改变自己的举止和形象，如果拒绝让步，听起来可能会颇为勇敢和尊贵，但作为公众人物著持这种态度，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想认真地去赢得权力，或更可笑地被认为是缺乏故作谦卑的那种美感。戈登运用他搞电视时的经验，建议我换一种发型和服装以改善给人的印象。“要避免在面颊近旁用大多珠宝。脸上的梭角在镜头中效果好。要注意不要使背景颜色与你的着装产生不和谐之感”。这着实是门学问。
还有我的声音问题。在下院讲话时你的声音得盖过喧闹声才能让人听得见。这对尖嗓门的人就越发困难，因为在提高音量时，你会不由自主地走调。这成了大多数妇女的一个突出的难题。你不得不学会在不出尖声的前提下设计声音。即使是在户外对听众讲话时，我的声音也是自动的高调门，这很容易变得刺耳。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这一点，我也曾刻意降低音调。不幸的结果是，也许听众感觉我的声音有了改善，但我却患上了咽炎——而对经常要向公众讲话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戈登为我找了一位专家，他说首要的是正确的呼吸，然后讲话时不用后嗓而是用口腔的前部。她是位天才，使我获益匪浅，而她对我的问题的那份同情和了解，只有她的那只多病的小猫才能同样得到。不幸的是，那只猫碰巧在我开始上课前得了病，于是不得不把课取消，所幸的是，我也喜欢猫，所以我们完成了全部课程。
有一次戈登带我会见劳伦斯·奥立维尔爵士，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很客气，说我注视听众时的眼神挺好，这是重要的。还说我的声音恰到好处，这——不必感谢那只猫——在现在可能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念别人的台词、进入别人设计的角色与发表一篇反映自己观点的讲话和设计自己的个性之间的区别。的确，在我们这次谈话之后，我对政治讲演者与演员之间技术上的异同产生了兴趣。例如，后来有人告诉我，大多数舞台演员宁愿看不到淹没在黑暗中的观众，而愿意听见台下的反映，但我无论在哪一种公共讲坛，总是坚持一定要既能看到又能听到人们对我讲话的反映，这样我就可以加快或放慢语速，或在讲话进行得不顺利时，加进我后来命名的“掌声之句”（即曾经得到众多掌声的语句）。所以即使是在调暗了灯光的大厅里，戈登也总是尽量保证我能在讲话时看到前几排听众。
搞好这一切花去我几个月的时间。但总体说来，这里的一切从未让我不快过。然而，对反对党领袖的真正政治考验还在后头。
第三节 往昔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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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反对党领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开亮相是从２月２１日星期五访问苏格兰开始的。伴随着由一位幽默的风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这样”，我在爱丁堡机场一走下飞机，就受到苏格兰式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成群的人拥过来看我。我原定漫步爱丁堡市中心的计划不得不整个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圣詹姆斯商店区中心原预计会有数百人，结果３０００人拥了进来，可那里只有６名警察在徒劳地试图挡住他们。几位妇女晕倒了，有的人眼含泪水。因为人群挤靠着商店厨窗，此时真有发生悲剧的危险。眼看继续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进一家珠宝店，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诞辰石），后来我将它嵌在了一只戒指上。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从现在起，在组织我的访问活动时，后勤工作中不能有丝毫外行做法。
我在苏格兰保守党基层组织总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种腹背受敌的处境仿佛磨砺了这里人们的斗志。但从更普遍的角度说，我的蜜月持续时间并不长，紧接着那种常见的政治生活便汹涌而来。民意测验在２月时还显示出保守党领先工党４个百分点，仅在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工党以２％领先——也许在统计上意义不大，但却惊醒了那种过早的自鸣得意。形势很快就清楚他说明，党内一些实权人物开始给我们制造麻烦了。４月初，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讲话，主张警惕保守党右转。欧洲问题全民公决运动把焦点放在欧洲问题上，进而又刺激了联合政府的倡导者们的胃口。这一切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在议会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参加５月２２日星期四的经济问题辩论，会上我与哈罗德·威尔逊进行了交锋。那次我被严厉而公正地批评为没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党的替代性政策。当时的困难是）我们还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政策。当时我们要为希思政府站不住脚的政绩记录进行辩护。由于这种束缚，我们还不能突破现状，提出一套适用的自由市场政策作为替代。
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这次辩论发言及数次其它场合的发言都没有讲好。要率领反对党参加已有定式的辩论，仅靠几句提纲（这是我擅长和喜欢的）是作不了内容广泛的讲演的。作为议会前排议员的讲话必须有一份准备充分的讲稿，可以提供给新闻界。但是这类讲稿同时必须大大有别于那种适用于对一大群热心听众发表的只在鼓掌时才被打断的书面讲稿，而且，当然你只有在议会树立起相当大的权威时，才能在没有人喝倒彩和打扰的条件下读完讲稿——这种殊荣常常只给予首相，但也并不是一贯如此。
然而，我们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因为有了基思·约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盘负责，使我能够相信制定政策的进程会沿着我认可的路线发展，但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来不是理论或技术上的，而是个人和政治上的因素。无论我们花多少时间争论有关公共开支、收入政策及工业补贴政策的是非，我们影阁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数）坚信自由市场政策定会成功，而其他人却与我们一样坚定地相信它不会成功——或起码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后才会奏效。另外，我们不是在真空条件下讨论这些问题的。那几年里，工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方针，每一个方针都迫使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把我们的立场与反对其政策的立场一致起来，并使我党的替代主张更有棱角。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们讨论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关于制定政策的文章。他们建议让后座议员备委员会和外面支持我们的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组的数量继续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们一般由有关的前座发言人主持。杰弗里·豪的经济重建小组是推敲经济政策的主要论坛。影阁中也不时搞一些由我亲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讨论会。主要的影阁发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组提出政策论文，以此为基础，全体影阁批准而不是设计我们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顾问，尤其是经济问题顾问，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张和建议（基思还与影阁中从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会）。在此基础上，我有时也会在某次讲演或接受采访时提出某项新的政策——这并不总能得到我的同事们的赞赏。
现有的决策体制总让人感到捉襟见时。但在当时，无论我们的机构有多么完善，都不能解决我们需要做出决策的根本问题。事实说明，从最主要的意义上说，这一制定政策的体制还是“奏效了”：到１９７９年５月我们上台执政时；诸多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影阁大臣们对自己工作重点的清楚程度毫不亚午战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上台伊始时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对付通货膨胀。１９７５年８月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前曾骤升到２６．９％，１９７８年１月降到１０％以下。民意测验显示，通货膨胀问题一再成为公众希望采取行动的最紧要问题，但同时又经常认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战胜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业问题总是紧随其后。而我们欧对的来自工党的主要抨击之辞就是我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要讨论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就要涉及对希思政府的评价。如果说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大约用了１８个月以涨价形式完成的，那么本届工党政府在头１８个月左右里高通胀的主要责任就该归咎于保守党了。但是，如果说高通胀的原因是继上届保守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失败及工党对工会让权之后采取的过高的工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作为反对党在政治上日子就会好过些。虽然我们也许还提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至少可以把一切归咎于现政府。我的那些为自己怀疑一切经济理论而感到自豪的同事们会尤为赞同这种做法。其实，阿兰·沃尔特斯早就申辩过通胀是由于希思政府放松银根造成的，我看这是有道理的。他对此进行口诛笔伐的言论主张和预测文章首次出版于１９７２年６月。基思曾把这份材料作为１９７５年３月影阁同仁讨论的背景材料散发过。但如果我那时就公开接受这种观点的话，则势必会挑起特德·希思及其支持者制造更多的麻烦。
然而，由于我们没能明确阐述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于是方便了别人对我们的收入政策进行侧翼攻击。因为如果像我们为希思年代辩护时所说的那样，工资的增长是引起通胀的原因，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党执政将会怎样遏制这一增长呢？我们会借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吗？如果这样做，我们不仅会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严重的干涉主义，同时也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采取自愿的收入政策吗？这样做我们也会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为工党与工会有传统的联系。并愿意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会主义政策。这样做将使二者联手对付我们。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保守党宣言曾表示我党承诺在价格和收入问题上探索一套自愿的政策，但保留了一点，即如果该政策无济干事，将有必要转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党摆脱眼前的处境。有两件事使我的任务更为艰巨，一是当时工资和物价飞涨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尔克给我很大的社会压力，要我支持各阶段工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在１９７５年５月一次与罗宾·戴的访谈中，我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实行工资冻结，但这并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党执政以来，工资毕竟还是以每年大约３０％的比例增长，但我从不认为工资冻结除在降低通货膨胀的战略中起过渡性作用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作用，通货膨胀的降低必须以限制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借贷为基础。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醒悟，认识到紧缩财政的必要性。１９７５年４月的预算宣布降低原计划的支出水平并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提高了２便士——至３５％——以求减少将在１９７５一１９７６年度不断递增到９０亿英镑的赤字。
这并没有阻止政府采纳那项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赖德计划，欲以１４亿英镑纳税人的钱挽救英国莱兰汽车公司。可是，不论这项决定有多么不负责任，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该公司是我要上台执政必须争取的西米德兰诸议席所在地区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和就业来源。但资源一旦被用于不赢利的实行了国有化的这项轿车工业，就意味着以税收或提高利率、通货膨胀等形式从成功企业和其它纳税人身边把这些资源抽走了。基思·约瑟夫、迈克尔·赫塞尔廷和我都在公开声明中以某种不承担义务的态度作出了反应，但其中调子的差别，尤其是基思与迈克尔之间的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公共开支问题是两党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辩论的一个方面，那么工会权力问题就是另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近几年来影阁一班人的阵容与在采取“自由集体谈判，还是自愿或法定收入政策问题上的阵容稍有不同。杰弗里·豪在工会问题上一贯持鹰派立场。在我们的讨论中，他一开始就强调有必要改变劳资关系中权力的平衡。的确，我猜他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想法，要回到他设计的“劳资关系法令”的框架之下。基思·约瑟夫和我同意他的想法，尽管我依然小心翼翼防止承诺太多而又力不从心。吉姆·普赖尔和影阁内其他多数成员都站在与此对立的一边。
但在收入政策问题上，杰弗里和吉姆（得到伊恩·吉尔默的支持）强烈主张与工会建立某些全国性共识。杰弗里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西德搞“协调行动”的那种公认的成功经验。他们的目的是教育劳资双方认识经济现实，在达成某种一致后限制工资。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拒绝货币主义。与吉姆和伊恩不同的是，杰弗里对此越来越热哀。而这种做法里的确含有严重的总体主义和经济决策中央集权化的现象。基思对此强烈反对，我也同样不喜欢。
雷吉·莫德林是最坚定地反对货币主义及其一切作用的人。他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所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增加了他的观点的份量。雷吉是最热衷于法定性收入政策的人。正如他５月给影阁的一封表示不同意见的信中所说：“毫无疑问，对纯粹派经济学家来说，价格只是反映通货膨胀的症候，而对我们政界人士来说，它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飞涨的价格正在分裂国家。”由于存在这种内部分歧，长期以来人们感到我们的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就不足为奇了。
在５月２２日星期四的议会经济辩论中，我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这些困难，我当时没能针对政府政策提出替代性的政策选择。由于这件事，我认识到急需理清我党的立场。进一步剧烈的社会分歧确认了这一必要。６月，我在艾伯里斯特—威思召开的威尔士地区党的大会上发言时，对法定性工资控制政策表示了坚决的保留态度。同一天，雷吉·莫德林在契塞尔一赫斯特讲话，暗示我们可能会支持强制性政策。几天后，基思在一次讲话中对工资冻结的价值表示了严重怀疑，并指出它会被利用来为拒不削减公共开支及采取其它的经济步骤进行开脱。同日，彼得·沃尔克呼吁采取法定性工资政策一结果遭到基思的驳斥。基思直率地说，工资冻结在过去就没有奏效过。新闻界于是大肆报道保守党的内部分歧，这并不奇怪。然而，政府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比我们还要多。这个事实对我们是一种有限的安慰。
我决定，即使我们尚不能对某一观点达成全体一致，至少也必须一致同意坚守一套能够弥补裂痕的口径。我们听到丹尼斯·希利在７月１日发表的声明中预示工党将实行一套以制裁雇主而不是制裁工会为基础的收入政策，我们立即召开影阁会议商量对策。最关键的问题是，一旦要在议会表决，我们是应该支持政府、弃权还是投票反对。使此事难上加难的是，实际上财政大臣只是靖蜒点水地暗示他的打算。要搞清其政策是属自愿型还是法定型，必须等到其所许诺的白皮书下发以后才能证实。另外、我们并不想一概拒绝支持降低通货膨胀的措施，既使这些措施中包括法定性收入政策。
这时议会督导员告知至少已有３０位保守党议员原则上反对法定性控制措施，并希望我们也反对这些措施。我尽力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我们现阶段的公开方针必须阐明，保守党一贯支持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措施，但财政大臣的声明却眼高而手低，况且他丝毫没有谈及削减公共开支，也未涉及放弃进一步国有化的政策，而这两条与控制通货膨胀均有直接关系。
我在自己周围发现，国内的保守观点强烈反对主张在实行反通货膨胀措施时必须由雇主首当其冲的观点。我们的支持者们希望我们对工党强硬些、第二天，后座财政委员会开会，比尔·谢尔顿向我报告了他们的担心。虽然要求我们投票全盘反对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的人很少，但普遍的担心是，支持这些计划将意味着我们赞同工党继续实施社会主义政策。
７月７日星期一，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在影子内阁就其相互对立的观点展开争论。但关键问题依然是，如果要投票，我党应走人哪间投票厅。迄今为止，好像最保险的选择，即使是最不光彩的，是弃权。危险是这种战术会使我党议会党团中的两翼都会感到失望，我们内部可能出现３个方向的分裂。
不论使用哪种战术，我还需要搞清希利提出的措施究竟是向约束财政迈出的真实步骤，还是只是一个烟幕。在影阁讨论会后的第二天，我在下院我的房间里与威利、基思、杰弗里、吉姆和几位经济学家及工商界专家共进工作晚餐，其中有阿兰·沃尔特斯、布莱恩·格里菲斯、戈登·佩琅和萨姆。布里但，他们都是我定期接触的人，我很看重他们的意见。正如杰弗里在那天晚上开始时所说，虽然我们必须全面看待这个一揽子政策，尤其是货币和金融部分，但当我离开时觉得越发不愿意支持那些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建议。
载有详情的白皮书于７月１１日星期五发表。不出所料，是一个大杂烩，虽然包括进了我们赞同的控制现金等措施，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削减公共开支的配套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将来年的工资增长控制在６英镑以下。而其中最令人惊异的忽略是，政府拒绝公布其据称已拟好的一份方案草案，即要在自愿限制工资增长的计划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实行法定性控制。待到投票表决时，保守党后座议员和影阁都赞成弃权，这时大家取得了一致认识。辩论中我本人的讲话并不怎么精彩一鉴于我所要扮演的复杂角色，这并不奇怪，这可能已经够糟的了，可特德却对我们没有支持政府表示遗憾，继而又拒绝支持我们提出的重要修正案，这倒又使我得到了解脱。
如果说在这一系列的艰辛中还成全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形势促使影阁在收入政策上采取了一条团结的路线，既然要克服通货膨胀，就要求一切经济政策都必须以反通货膨胀为方向，尤其是公共开支和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可能会作为一整套综合政策的一部分而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取代其它政策，也不能对它本身期望太高。这虽够不上是新颖的经济学高见（连正宗的也够不上），至少也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
无论怎么说，人们正确地判断政府７月份出台的一揽子政策不足以对付正在出现的经济危机。那年夏天通货膨胀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２６．９％。
八月，我们躲到布里坦尼作了一番假日的运河漫游。我带了一本写英国诸位首相的书作假日阅览之用。当哈罗德·威尔逊在电视上公布其收入政策并以坚持６英镑之限来请求人民“给英国一年时间”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威利·怀特洛在第二天晚上的答复中对那一派胡言表示了热情欢迎。如果是我，绝不会被说服这样做。
第四节 鼎立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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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领袖几个月以来，虽然遇到过诸多困难，我还是以不错的精神状态迎来了秋季党的年会。特德和他的朋友们看来会尽力继续作梗，但我的几次出访活动已经改善了我的处境。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党的年会前的民意测验显示，保守党领先工党２３个百分点。在布莱克普尔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我能够在这个国家赢得全党的支持来巩圃这些成绩。在党的年会上，领袖讲演与影阁其他发言人在年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它必须有足够广泛的内容，以免有人批评讲演者“逃避”某项棘手的问题。另外，讲演的各部分内容之间均要与主题呼应，否则到头来你的讲演就像我所说的那种挂满誓言与功劳的“圣诞树”，而且每谈到一个新活题总是用“我现在谈一谈……”这样呆板的传统开场句式。一场有份量的讲演要能焕发全党的信念，缓释怀疑者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诗而不像散文。作者不应试图使用华丽的词藻，重要的是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来写出观点清晰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也许根本不适合讲演之用。演讲者必须细审讲稿，发现有危险和语意不明之处则一定要删掉。但即使是这样，一篇效果好的讲演也许在印出来后读起来却几乎是苍白无力。所有这些我需要在后来的几年里全部学会。我在１９７５年着手准备第一篇党的年会领袖讲演稿时，还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
我告诉我的讲稿撰写人，我不打算发表一篇经济问题讲演。经济上之所以出了差错是因为思想上和哲学原则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错。经济危机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机。但当时我把自己的讲稿起草想法提出来与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的诸位讨论时，我感到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我想传达的思想。于是我整个周未坐在家里用大字写了６页手稿。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困难：文思不断涌流笔端。但这是一篇讲演稿吗？星期天早晨，当我重读一遍后正在修改的时候，伍德罗“怀亚特一这位由前工党议员改行的企业家、作家、我党同情者和密友——打来电话，我告诉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议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饭，这样他可以看看这篇稿子。这位老道的记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问题。于是我们俩个开始进行删改、构思和重新组织。我抵达布莱克普尔时，手头已准备好了年会讲稿的开头部分。又发现克里斯·帕顿等已写出新的材料，我把两部分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份草稿。
过去，党的领袖只是在年会结束时才露面，像从天上下凡似地来到满怀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发表他的讲话，是特德改变了这一常规。我又把它推进了一步。除了到会早之外，由于是第一次作为领袖出席年会，我还利用每个机会会见选区代表。我知道我必须争取他们的忠心。实际上，我做到了年会组织者们所认可的极限，在本应在台上就座时却花时间在台下与人交谈。
在参加招待会和讨论会的间歇里，我还要过问讲演稿撰写人的工作进展情况。亚当·里德利协助写经济问题。安格斯·莫德也不时参与进来，他同伍德罗一样有那种只屑一调整就能让讲话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赖德是讲稿的总润色人。戈登·里斯用他的专长辅导我如何宣讲这份稿子，他关照我在精彩段落之后不要打断掌声急于往下讲——一个不够老练或缺乏自信的讲演者会经常这么做。
然而时至星期三我才明白在我套间里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们中竟没有一位是行话所说的“文字匠”。我们已经确定了稿子的结构、思想甚至一些巧妙的玩笑的基本稿。但我们需要有一位对文字有感悟力的人将整个文稿贯通起来。戈登推荐了过去曾起草过特德的广播稿的剧作家罗尼·米勒前来助一臂之力。于是整篇稿子被紧急送到罗尼那里进行“罗尼化”（我后来总是这么说）。稿子被送回时面目一新，更确切他说，总算是作为一篇讲演稿回来了。接着又进行了一番删减并重新打印，干了星期四的整个通宵。到星期五凌晨４点３０分整项工作完成时，我才感到可以进屋睡上个把小时了。
早在星期四傍晚的时候，我正在通读刚写好的讲稿，有人叫我到电话机旁与威利·怀特洛通话。 威利告诉我特德已到达这座城市， 并且与我下榻在同一家饭店（帝国饭店）。他的套间在我套间的两层楼下。几个月来特德的一些朋友曾敦促他与我言归于好。无疑是他们促使威利认为现在是和好的最佳时机。他向我解释说，这类事情中有自尊心的因素，特德不能亲自来见我。那么我愿意去见他吗？我立即回答说当然愿意。威利说那“绝对太棒了”，并说将给我打电话确认此事。我马上又一头钻回到了演讲稿里。约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来。因为当时已是大约１０点钟，而且我还有许多关于讲稿的事要做，我认为我们必须当真开始“和解工作”了。于是我打电话问威利进展如何，结果得知特德已另有想法了。显然干戈还是未得化解。
布莱克普尔真正发展成为海滨度假地时，城里的冬宫便以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自信风格成为一处名胜。这里有各式咖啡馆、餐厅、酒吧、一家剧场，还有保守党举行年会主要活动的皇后舞厅。“舞厅”一词还远远不能真正表述其敞扩大厅的富丽堂皇，连同那宽敞的楼台、那馏金、饰粉、光艳夺人的奢华，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是对讲演者的欢迎。较之更现代化的会议设施里的那种冷漠感和医院似的整洁，我总是更喜欢这里。保守党年会高潮的来临在布莱克普尔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激情。对我来说，虽然几乎是终日未眠，但我对自己那篇讲演稿充满信心，并把一切都寄希望于它。此篇演讲有两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总结性的控诉，不只是对工党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对工党政府，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阐明保守党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光是从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场”和“个性独立”之类词句，而且认真地将这些词句当作今后政策的基础。即使在２０年后的今天再读起它来，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阐述我个人信条和信念的部分。
让我来提出我的观点：人按其意愿从事工作的权利、开销其收入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让国家作奴仆而不是作主人的权利——都是英国的遗产。……我们必须把私营企业带回到复兴的道路上来——不仅仅是给予人们更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钱，以供他们按自己的选择进行消费，而且要有更多的资金来帮助老弱病残的人们。我认为， 正如我们每个人都 有义务各尽所能那样，政府也有义务制定一个制度框架，使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能够如愿以偿。我们要么沿着老路走下去，继续沉迷下去，要么我们就此止步，毅然决然他说声“够了”。
当我讲演开场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时，我便放松了下来。人们在历届保守党年会上总能找到舞台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别得出哪些是发自内心的赞许的掌声，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这些发自真心的掌声震撼了我。另外、这个场面同我以往亲身经历的任何一次欢迎会都大不相同。正如评论家们所说，这与近几年的年会情况也是大不相同的。显然，我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与其说是以我发表讲演的方式，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表达出了自信的保守党人的情感。在场的代表们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发自会议讲台之上，于是报以巨大的热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荡漾着一种气息，那就是形势正发生着某种变化。
在皇后舞厅外还会有这种效应吗？我希望，而且从内心来说也确信，《每日邮报》就这篇讲演所发表的社论是正确的：“如果这就是她的批评家所声称的突然右转的话，那么９０％的国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在当了一年反对党领袖后，我觉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适应在下议院担任的新角色。我已与议会党团及全国的保守党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对于我办公室内的一小队人马的工作情况，我很满意。我只希望影子内阁也能被导人正轨。
我的家庭生活也进入了新的轨道。丹尼斯已正式从宝马公司退出，尽管他还忙于他的其它生意。一对双胞胎都２２岁了，过着他们独立的生活：卡罗尔将要完成她的律师培训，并将于１９７７年去澳大利亚当记者。马克还在学会计。福拉德大街是我们在伦敦的家，我在那儿招待客人，议会开会期间则在我在议会的房间里。
保守党年会两周后，我们搬入了在兰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个旧套间（我们在卖了“芒特”住房后，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为过渡）。我们的朋友西马尔·卡扎勒特基尔是一位前任议员，他在那儿也有一套房。他经常举行午餐会，看来方园几英里之内的人他都认识。哦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在不远处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邻居还有朗福德夫妇，爱德华·克兰克肖（他是海兹伯格的历史学家）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但在西马尔·卡扎勒特一基尔家的餐桌旁进行的讨论最引人入胜。对我来说，那是离开威斯敏斯特高度紧张而炽热的政治气氛的一种休息。餐后告别时，我经常下决心设法去多了解一些关于某一话题的知识或拓广我的阅读面。例如，在一次讨论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心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产者》中都可体会到，他建议我一读读这本书。”我读了这本书，发现他是对的，并且进一步更深入地钻研起俄罗斯思想和文学来。
我们在斯科特尼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非常愉快。但无疑，我认为１９７６年将是对我进行考验的一年。英国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会把国际货币组织卷进来直接充当在英国经济运行中的一支力量。工党政府对此毫无良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议会里的微弱多数小但我们保守党也很难把这种情况转为我们的优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把工会组织看成是力量强大、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总是被这个问题所迫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或者更不祥他说：“工会将怎样来对付你们？”
除此之外，还有对影阁表现的广泛批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决心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我重组了班子。反对党班子的重组总有着强烈的闹剧色彩。反对党领袖在议会的套间的格局布置使得我无法控制人们的进出，从而无法用适当的微妙的差别来对待走运的和不幸的同事们。尴尬的碰面总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组不会有许多血溅到地毯上。
我很高兴约翰·比芬愿意加入影阁成为能源发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时，他可能是那时后座议员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评者，我欢迎他的加入。如果说提拔约翰·比芬意味着我们正认真地改正过去犯的总体主义错误，那么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个亲密助手——作党的欧洲事务发言人，则显示出不论特德自己感觉如何，我对在他手下干过亨的人并不怀恨在心。我让威利代替伊恩·吉尔摩任内政大臣，伊恩·吉尔摩则去负责国防事务，他成了一个极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阁发言人——如果他到此为止，所有有关的人便能活得轻松些了。其它的职务安排象做抢座位游戏似的。我把帕特里克·詹金移开去到社会服务部门取代诺曼·福勒，诺曼·福勒则成为影阁外的交通事务发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愈后口来分管农业。
重建的影阁面临３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首先，前文已经提及，这就是评论家们不断重复的问题：“如果你们组成政府，你们将如何与工会组织相处？”我们急切需要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随着１９７６年底的到来，工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因为无法依靠英国工业联合会知名的实业家们，他们被“３天工作制”和希思政府的垮台吓怕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更严重了。基思、杰弗里、吉姆和我于１９７６年１月会见了英国工业联合会领导人。我们听到一桩奇闻：如果我们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话，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员们显然将被“吓倒”。他们自己已决定对这项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两年。他们不喜欢对红利加以控制并且竭力想摆脱价格控制。这都是好事。但显然他们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们自己都不够坦诚。他们不但神经受到惊吓，甚至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对控制工资极感兴趣——并且对“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地方工农业委员会会议”——俗称“小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那整套总体主义的办法感兴趣。这些人是一群无望重新真正管理他们的公司的经理。
我不同意这种失败主义。我还是同意吉姆·普赖尔的观点：我们必须显示出如果我们组阁的话，我们能和工会建立一种工作上的联系。２月初在斯卡巴勒对青年保守党的讲话中我采用了这个主题，指出“我们越占有多数，越是显然表明工会中的人投了保守党的票。因此，不难与有责任心的工会领导人相处。”必须承认，这并没有给我们多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