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坎贝尔
我站起来，看看我的记事卡。然后，和莎拉一样，我把它们扔进废纸篓里。"如同费兹杰罗太太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不是关于安娜捐肾，也不关于她捐的是皮肤细胞、血细胞，还是一组DNA。它关于一个女孩，渴望成为某个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的辛苦、难过、甜蜜和欢乐。一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她现在要什么，可能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可是我们应该给她机会去发现。在我看来，十年后，她很可能会令我们刮目相看。"
我走向法官席，"我们知道费兹杰罗家被迫做不可能的事--为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作合情合理的医疗决定，但事实上，她们的医疗利益背道而驰。而如果我们--像费兹杰罗一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那么最后必须下决定的这个人，应该是拥有这具躯体的本人……即使她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总的来说，这也是这桩诉讼案的关键：某些时候，一个小孩或许比她的父母还明白该怎么做。
"我知道提起诉讼时，安娜作这个决定，不是因为那些你可能会认为的理由--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十三岁女孩；她作这个决定，为了要和她同龄的女孩一样自由，一样无拘无束；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厌烦了被针刺，被针戳；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她怕疼……"
我转身，对安娜微笑。"你知道吗？如果最后安娜决定捐肾给她姐姐，我也不会惊讶。可是，我怎么想不重要。狄沙罗法官，恕我冒昧，您怎么想也不重要。莎拉和布莱恩，还有凯特·费兹杰罗怎么想，都不重要。安娜怎么想才重要。"我走向我的椅子，"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倾听的声音。"
狄沙罗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等他判决。我利用这个时间去遛狗。我们在法院大楼后面的小广场上围草坪绕圈子。弗恩警长在旁监视那些等着得知判决结果的记者们。在法官绕第四圈寻找解放的地点时，我对它说："得了吧，没有人看你了。"
但这并非完全是事实。一个小孩，不会超过四岁，松开他妈妈的手冲向我们。"狗狗！"他喊道，张开双手热情地追求法官，法官向我靠近。
他妈妈过了一下才抓住他，"对不起，我儿子正在长犬齿。我们可以爱抚它吗？"
"不，"我反射性地说，"它是一只看护狗。"
"哦。"那女人站直，把她儿子拉开，"可你不是瞎子。"
我是个癫痫症患者，它是我发作时的看护狗。我第一次想直截了当地说清楚。可是我又想，你必须能够自嘲，不是吗？"我是个律师，"我对她微笑，"它会为我追救护车。"
我和法官走开，我吹着口哨。
当狄沙罗法官回到法官席时，他带着一帧他死去的女儿装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立刻令我认为我打输了官司。"在交叉诘问证人的过程中，有一件打动我的事情，"他说，"是在这个法庭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进入生命品质对抗生命尊严的争论中。费兹杰罗一家无疑一直相信让凯特活着，继续做他们家的一份子非常重要--可是此时，凯特生存的尊严开始完全与安娜的生命品质纠缠在一起。我的工作是看看能否将两者分开。"
他摇头，"我不确定我们之中任何人有资格来决定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一个父亲。我女儿狄娜十二岁的时候，被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死。那天晚上，当我赶到医院，我愿意做任何事来换取她多活一天。费兹杰罗一家处于这种状态已经十四年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让他们的女儿多活一天。我尊重他们的决定。我钦佩他们的勇气。我羡慕他们事实上有这个机会。可是就像两位律师都指出的，这个案子不仅关于安娜和一个肾脏，它关于这些决定该怎么作，以及我们该如何决定，由谁来作决定。"
53 安娜
能见度好差。雨下得可能比早上还大。我有个短暂的幻象，看到自己把车子当成可乐罐，打得它吱吱嘎嘎地缩成一团，那使我更加难以呼吸。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这儿讨厌的天气或幽闭恐惧症无关。但事实是，我的喉咙只打开了平常的一半，泪水使他硬的像动脉。所以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都要比平常多花两倍的力气。
到现在，我拥有了医疗决定权已经整整半个钟头了。坎贝尔说，感谢这场超大的暴雨把记者都赶跑了。或许他们会去医院找我，或许不会。可是那时候，我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没什么关系。我爸妈比我们先离开法院，我们必须留下来签署啰嗦的公文。坎贝尔说等我们办完事，他会载我去医院。他很体贴，我知道他迫不及待地想和朱莉亚独处。他们还以为他们挺隐秘，别人不清楚他们的关系。其实不然，任谁都可以从他们暧昧的眉来眼去中猜出端倪。我在想，当他们浓情蜜意地黏在一起时，法官会不会觉得被排挤？
“坎贝尔？”我突然问，“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他没有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审讯期间非常卖力地为你争取选择权，所以我不告诉你我怎么想。”
“太好了，”我在我的座位里沉下去了一点，“我甚至不知道真正的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整个普罗维斯登州的首位擦门把童工，你有一张聪明的嘴巴，你选择Chex Mix牌的饼干，你讨厌数学和……”
这样挺酷，看着坎贝尔试着把所有的空白填满。
“你喜欢男孩吗？”他的结语竟是个问题。
“他们有些还OK，”我承认，“可是他们长大后可能都像你。”
他微笑，“千万不要。”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坎贝尔耸肩，“我可能必须接个会付钱给我的案子。”
“让你可以继续供养朱莉亚，过她过惯了的有品位的生活？”
“没错，”他笑着，“差不多。”
车内安静了一会儿，我只听得到雨刷的嘎嘎声，我双手塞到大腿下面，坐上去。“你在法庭的时候说过……你真的以为我十年后会令人刮目相看吗？”
“干吗？安娜·费兹杰罗，你要钓出我的恭维吗？”
“算了，忘了我刚才说了什么。”
他瞄了我一眼，“是的，我是那样认为。你会伤了某个家伙的心，在巴黎的蒙马特画画，开喷气式战斗飞机，或者徒步旅行还没有被探索过的国家。”他顿一下再说，“或许以上皆是。”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和凯特一样，想做芭蕾舞女星。可是从那时候起，我想过一千种不同的舞台：我要做太空人，我要做古生物学者，我要做艾瑞莎·弗兰克林的和声天使，做内阁官员，做黄石公园的管理员。现在，我每天换一个想法，有时候想做显微外科医生，诗人，或者抓鬼的猎人。
只有一件事不变。“十年后，”我说，“我还要做凯特的妹妹。”
54 布莱恩
凯特又开始析肾时，我的呼叫器想起来。是场意外的车祸，两辆车相撞，有伤患。“他们需要我。”我对莎拉说，“你没事吧？”
救护车朝爱迪街和喷泉街的交叉路口开去，那是个事故常发路段，这种天气恐怕更难避免。我抵达的时候，警察已经封锁了那个街区。那是个T字路口，两辆车显然相当猛力地撞在一起，成了一堆扭曲的废铁。卡车的情况好一点，较小的宝马毫不夸张地弯成车前的微笑标志。我下车走进倾盆大雨中，问我遇到的第一个警察。“三个人受伤。”他说，“一个已经送往医院。”
我发现瑞德正在用油压剪断器，想试着切开第二辆车驾驶座那边的车门，救出受困在里面的伤者。“情况如何？”我越过警笛声大喊。
“第一辆车的司机冲出挡风玻璃，”他吼道，“恺撒送她上救护车了。第二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从这里我看到有两个人，可是两边的车门都撞弯了，打不开。”
“让我看看能不能从卡车上面爬进去。”我踩着滑滑的金属和碎破玻璃往上爬。我的脚踩进一个洞，陷在卡车头后面的平板上，什么都看不见。我诅咒着，试着让自己脱身。我小心地移动，把自己往前拉进撞缩了的卡车驾驶室。司机一定是冲出挡风玻璃，从小宝马的上方飞出去。整辆福特一五零的车头撞进宝马的副驾驶室，仿佛它是纸做的。
我必须爬出卡车已不成形的窗子，因为引擎挡住我和宝马车里的人。可是空间很小，即使我扭转身体，也很难挤进强化玻璃碎的像蜘蛛网、沾着红色鲜血的小车里。在瑞德用油压剪把驾驶座的门切开后，一只狗呜咽哀鸣着跑出来。我发现抵在另一边破窗子上的那张脸——我女儿安娜！
“把他们拉出来！”我大叫，“快把他们拉出来！”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迅速地退出卡车的残骸，拉开挡路的瑞德，解开坎贝尔·亚历山大的安全带，拉下他躺倒街上，任凭大雨淋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钻进扭曲的车里，凝视我那身体僵硬、被安全带扣着、睁大眼睛的女儿。哦！上帝！耶稣！不！
鲍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双手碰它。在我发现我在干什么之前，我揍他一拳，打得他整个人往后仰。“该死，布莱恩。”他抚着他的下巴说。
“是安娜！鲍立，是安娜！”
当他们明白我为什么时常时，他们试着要把我拉出去，代替我工作。可她是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不让他们阻止我。我把她送上脊椎矫正板，用束缚带固定，让他们把她抬进救护车。我把她的下巴下方推回去，准备插管。可是我看到她以前从杰西的滑板摔下来的疤，管子从我手中滑落。瑞德要我让开，由他来做，然后他帮她量脉搏。“很弱，队长，”他说，“不过还有点脉搏。”
他打点滴，我打开无线电，呼叫我们的调度中心。“十三岁女性，车祸事故，严重的头部内伤……”当心脏监视器显示的心跳呈一条直线时，我丢下听筒，开始做心肺复苏的急救。
“准备电击。”我命令。我拉开安娜的衬衫，剪开她一直很想买的蕾丝胸罩，现在她不需要它。瑞德电击她，脉搏恢复跳动，心跳徐缓，甚至漏跳几下。
我们低喃着求她加油，给她打点滴。鲍立大按喇叭，救护车冲到专供救护车卸伤患的停车区，然后他打开救护车的后门。安娜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担架上。瑞德抓着我的手臂。
“不要想太多。”他说，拉着安娜的担架前端匆匆带她进急诊室。
他们不让我进外伤处理间。一些消防队员陆续进来，给我打气。他们其中一个上楼去找莎拉。她慌乱地跑来，“她在哪里？出了什么事？”
“车祸，”我设法说，“我不知道是谁出车祸，直到我到了那里，看到她。”我眼眶里的泪水溢出来。我有没有告诉她，安娜无法自主呼吸？我有没有告诉她，手握式脉搏测量仪显示直线？我有没有告诉她，过去几分钟来，我一直在回想接到呼叫后的每个细节？从我爬进卡车到我把她从撞毁的车子拉出来，我一直在质疑，我的情绪有没有羞辱我的专业？有没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我还能做什么？
我听到坎贝尔·亚历山大的声音，还有某个东西打到墙壁的声音。“该死，”他大叫，“你就告诉我，她到底有没有被送到这里来！”
他冲出另一扇外商处理间的门。他手上打着石膏，衣服血迹斑斑，他的狗一跛一跛地跟在他身后，坎贝尔的目光随即和我对上。“她在哪里？”他问。
我无法回答，我能说什么？他马上明白。“哦！耶稣！”他沉痛地叫，“哦，上帝！不！”
医生从抢救安娜的那间屋里出来。他认得我，我一个礼拜来这里四次。“布莱恩，”他冷静地说，“她对常人无法忍受的极端刺激……没有反应。”
我的喉咙里发出最原始的、非人的、了然于胸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沙拉的话啄着我，“布莱恩，他在说什么？”
“费兹杰罗太太，安娜的头猛力撞上玻璃，那引起致命的头部伤害。她现在靠人工呼吸机维持呼吸，可她的神经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她……脑死了。我很遗憾。”医生说。
“我真的很遗憾。”他迟疑了一下，看着我，再看看莎拉，“我知道你们现在不愿意去想，可是有个很小的机会……你们愿意考虑器官捐赠吗？”
夜空里有些星星看起来比其他星星亮，当你透过望远镜看它们，你会发现你在看双胞胎。两颗星星绕着彼此转动，有时候转一圈，几乎要花一百年的时间。它们创造出巨大的引力，彼此拉紧，没有其他空间留给别的东西。举例来说，你会看到一刻蓝色的星星，过一会儿，会看到一颗白色的矮星陪伴着它——第一颗星非常明亮，等你注意到第二颗星时，已经太迟了。
坎贝尔是回答医生的人。“我是安娜的医疗监护权律师。”他对医生解释，“她的医疗权不属于她父母。”他的目光由我脸上移向莎拉，“楼上是不是有个女孩需要她的肾脏？”
55莎拉
英文里有孤儿和寡妇的字眼，却没有失去孩子的父母叫什么的特殊称谓。
捐赠的器官摘除后，他们把她送还给我们。走廊上已经聚集了杰西、苏珊和坎贝尔，以及和我们熟识的护士，升值连朱莉亚·罗曼诺也来了——他们都要来道别。
我和布莱恩走进去，看起来好像缩小了的安娜僵直地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的喉咙还差这管子，人工呼吸机还在为她呼吸。医院要我们帮她拔。
我坐到床边，握起安娜的手，触感仍是温暖的，握在我掌中，也仍是软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期盼能有一刻像现在一样，好好地跟她聊一聊，但我却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宛如企图那蜡笔给整个天空着色，没有话语可以言说内心的悲伤有多巨大。
“我办不到。”我低语。
布莱恩过来，站到我后面。“亲爱的，她不在这里了。是机器维持她的身体活着，原本的安娜，已经走了。”我转身，脸埋到他胸前。“可是，她不该走。”我哀泣。
我们互相拥抱。然后，当我觉得够勇敢了，我回看那具曾经装载我的小女儿的身体。他说得对，毕竟，它只不过是个躯壳。她的脸上没有神采，她的肌肉变得松弛。在她的表皮之下，他们摘除了他的器官，供凯特和其他不知名的需要器官移植的人。
“好。”我做个深呼吸。我的手按到安娜的胸上，布莱恩用颤抖的手关上呼吸机。我在她的皮肤上揉着小圈圈，好似那样可以安抚她。当心脏监视器出现直线，我等着看她的变化。然后，我感觉到她的心脏在我掌下停止跳动——那么微弱的律动，终了。那么空洞的平静，虚无。那么绝对的失去，永远。
终曲
当沿着人行道，
人生的火焰扑扑地跳，
人们忽明忽灭地围绕着我，
我忘了丧亲之痛，
大星座的沟。
是一颗星星以前存在的地方。
——D.H.劳伦斯：《沉沦》
56 凯特 2010
应该立个法规来规范哀伤的追诉时效。一本教人该怎么做的指导书里说，哭泣着醒来没有关系，可是只能为时一个月；四十二天后，你就不会再心跳过快的翻身，说你真的听到她叫你的名字；没有处罚条款，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清理她的桌子都行；把她的美术作品从冰箱拿出来；当你经过的时候，翻转一帧学校的画像——因为只要看到它，你就心如刀割。思量她走了多久，才不至于太难过，我们用她的生日来算。
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爸爸声称他在夜空中看到安娜。有时候她在眨眼睛，有时候出现她的轮廓。他坚持星星就是被人深爱的人，他们在星座里永远活着，让人追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妈妈相信安娜会回来找她。她开始寻找一些征兆——太早开放的花，双黄蛋，盐撒成信的形状。
而我，开始恨自己。当然都是我的错。如果安娜没有提出诉讼，如果她没有在法院里跟她的律师签署文件，她绝不会在那个特别的时间点，到那个特别的十字路口。他会在这里——我才是不时回来纠缠她的幽魂。
有很长时间，我生病，移植差点失败，然后令人难以置信，我开始急速好转。距离我上一次发病已经八年了，连钱斯医生也不明白。他想有一部分得归功于混合全反式维甲酸和砒霜疗法的延迟效应。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必走，是安娜代替了我。
哀伤是一件奇怪的事，它会突然而至。像撕开创可贴，撕掉一个家庭的表层。一个家庭的表层。一个家的里层绝对不会很美观，我们家也不例外。有些时候，我戴着耳机，呆在我的房间里好几天，那样，我才听不到我妈哭泣的声音。有好几个礼拜，我爸爸自愿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命工作，那样，他就不必回到他觉得对我们来说太空荡的家。
一天早上，我妈发现我们已经吃光家里所有的东西，连缩小的葡萄干和全麦饼干屑都不剩，她才出门去超市。我爸爸付了一两笔账单。我坐下来看电视，看一出老片《我爱露西》，然后，我开始笑。
我马上就感觉到，我仿佛亵渎了神圣的殿堂。我尴尬地掩嘴。坐在我旁边沙发的杰西说：“她也会觉得好笑。”
虽然你想抓住某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辛酸回忆不妨，然而多少还是会从指缝间漏掉一些。活着的行为是潮水，开始时似乎一点都没变化，然后有一天你往下看，看到痛苦已经冲刷掉了许多。
我不知道他会监视我们多久。她是否知道，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和坎贝尔、朱莉亚很亲近，我们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她是否知道，我们不再跟他们来往，只是由于太难过了。因为即使我们不谈安娜，她还是在话语中的空间徘徊，像是闻到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他是否参加了杰西从警校毕业的毕业典礼？是否知道他去年赢得缉毒奖，从市长手里接下一张荣誉状？我怀疑她是否知道，她离开后，爸爸曾饮酒过度而必须戒酒。她是否知道，我现在在教小孩跳舞？我每次看到两个小女孩在练舞的扶手那里，做扶把下蹲动作时，我就想到我们。
她还是会让我大吃一惊。比如在她死后将近一年，我妈拿着一卷刚冲洗好的照片回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肩并肩一起看那些我高中毕业典礼的照片。当我们看着我们那些张张都是笑脸的照片时，默契地不去提起照片里少了一个人。
然后，好似我们的心在召唤她，最后一张是安娜的照片。其实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很久没有用相机了。她围着一条沙滩浴巾，向摄像师伸出一只手，想叫那个人不要拍她。
我和我妈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凝视着安娜，直到夕阳西沉，直到我们想起每一件事，从她马尾发圈的颜色到她的比基尼镶边图案。直到我们不能再清楚地看着她。
我妈让我保存那张安娜的照片。不过我没有把她装进相框。我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封起来，塞到一个档案柜抽屉后面的角落。它在那里，以防有一天我开始失去她。
可能有一天早上，当我醒来，她的脸不再是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或者一个懒散的八月天下午，我不太能回想起，雀斑是在她右肩的哪里。或许有那么一天，我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再也不当那是她的足音。
当我开始这样感觉，我进浴室，掀起我的衣服，抚摸我白色的疤。我记得一开始，我以为缝线似乎拼出她的名字。我想着她的肾脏在我的身体里运作，她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不管去哪里，我都带着她。
朱迪·皮考特访谈
问：你的小说主题都不可思议地很有意义，而且跟社会关注的某些问题息息相关。干细胞研究和"设计出来的宝宝"是医学团体和政治团体争论不休的话题。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来写《姐姐的守护者》?写这部小说改变了你对这方面问题的观点吗?
答：我无意中想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是由于我的上一部小说《Second Glance》。当我为那本小说寻找优生学资料时，我得知美国优生学学会的相关信息--它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枯竭，当时正值纳粹开始探究优生政策--这个学会以前位于纽约的冷泉港。猜猜现在什么单位占据着那个地方?人类基因计划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现代优生学"。对我而言，这是个离奇的巧合，我开始考虑，这项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热门尖端医学技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优生绝育法几乎雷同，虽然两者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你拥有医学技术，研究和执行者凭医生的处方来取舍胚胎；相同的是，在医学技术如此大幅跃进之后，根据个案需求，不满意的胚胎会被放弃。我听到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成功地怀了一个与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宝宝，姐姐深受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脐带血捐给姐姐，姐姐在几年后仍处于缓解期。我不禁质疑……要是换成较可悲的状况，她的缓解期结束呢?那个男孩会觉得他有责任吗?他会不会怀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当我更深入去跟踪调查这个家庭的动态，以及干细胞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推演出费兹杰罗家的故事。我个人赞成干细胞研究--它有太多优点，不该轻意把它放弃。然而显然，这是个双刃键，有时候研究者和政治参选人会陷入伦理的泥沼和科学的细节，他们完全忘了我们谈的是有感情、有情绪，会怀抱希望，也会深感恐惧的人类……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都会被迫去想这些问题，那何不先把它放进小说里？
问：你把杰西这个"愤怒的年轻人"的角色刻画得很成功，他冒失的个性非常鲜活。你的写作似乎挥洒自如。确实如此，还是超越性别从男性视点来写，对你而言是件困难的事?
答：我得告诉你，写杰西是我写作多年以来最有趣的事。或许我在心里一直想做个行为失当的十七岁青年。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写这样一个内心受到伤害的愤怒角色，代他发声，绝对很好玩。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假扮成别人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事--不论他是男性，还是十三岁、精神病患者、有自毁倾向，或任何一打其他我创造出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每当我试着写男性的声音--像杰西、坎贝尔或布莱恩--那感觉就像溜进大外套里。很舒服，也很容易习惯穿着它……可是如果不小心，外套会滑掉，露出外套下面的我。
问：在第一百八十二页，杰西自述，当他回忆自己想挖地道到中国时，他说："你知道的，黑暗会给人错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选择通过杰西来作这样的表达，因为他是这本小说里最黑暗的人物吗?
答：没错，所以那句话必须由杰西来说。对杰西而言，不管他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跟他妹妹遭受病魔的摧残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他完全明白自己赢不了，所以他连试试看都省了。当你在看杰西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烂透了的小孩。可是我不以为然，你得像剥洋葱……一个人的本性会藏在表面的好几层以下。问题不在杰西到底是不是个坏孩于，我们该探讨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他吗?还是他因为非常失望，而用乖张的行为来掩饰他的脆弱。
问：你如何选择每一章开头的引文?弥尔顿、莎士比亚、D．H．劳伦斯--他们是你喜欢的作家吗?还是你选他们有别的理由?
答：我想我可以说：我曾经阅读过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那些引述的诗句在我需要的时候，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但我不想撒这种谎。事实是，我在每一章开头引用的诗句，都是我勤勉地去找出来的。我寻找提及火、闪光、星星等字眼的诗句--所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家庭的意象，或象征自己会燃烧掉。
问：关于姐妹情谊和手足关系，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你为什么要把伊莎和朱莉亚写成双胞胎?这样的安排是否希望读者联想到凯特与安娜互相依赖的关系?你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揭露姐妹之间的什么关系？
答：我想姐妹之间的牵系与其他手足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结合了竞争又极为忠诚的关系，这在本书的两对姐妹身上都明显地看得到。朱莉亚和伊莎之所以会是双胞胎，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在子宫里还没分裂前就是一个胚胎，等到她们长大，她们的差异变得明显。凯特和安娜也是，她们有相同的基因关系，可是她们和伊莎与朱莉亚不同，她们是容易辨识的两个人，却彼此离不开对方。我想举出这两个例子给读者看，让他们看出两对姐妹的差别，一对是一开始是一体的，然后分离；另一对是一开始是分离的，但因为某个原因她们纠葛在一起，无法分离。
问：任何看过心爱的人死亡（任何胸腔里有一颗心)的人，都会被这个故事里翔实逼真的生病和死亡情节感动。想象那种情景会很困难吗?你怎么去酝酿如此接近事实的细节?
答：想象一个要应付极度哀伤的家庭的情节非常困难，因为你会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去想象你自己的家庭经历那种地狱般的折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和癌症病童交谈，也曾和他们的父母亲深谈，他们认为最好是把握活着的每一天，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要去理会可能已经逼到拐角的死神幽灵。范围缩小一点，我身为家长，自己的一个孩子曾经必须接受一连串手术，由此我也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了灵感。我五岁的次子杰克，当时被诊断出两个耳朵患有胆脂瘤--那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可是你如果不设法除掉，它最后会长进你的脑子里，杀死你。他在三年内开了十次刀，现在他的肿瘤已经彻底摘除了。我显然不如癌症病童的妈妈那样，必须每时每刻面对急迫的恐惧，可是我也不难回想儿子住院期间自己的忧心忡忡。他被麻醉的时候我可以待在手术室里陪他，每次走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轮床旁我都会想："好吧，如果能让他不再受这种苦，就把我的耳朵拿去吧。"那种彻底的绝望，以及渴望他恢复健康的心情，就变成莎拉内心的独白……这正是她作了那样的决定，我也无法讨厌她的理由。
问：莎拉是个复杂的角色，读者可能批评她又同情她。你怎么看她在书里的角色?
答：就像妮娜·佛斯特在《绝配》(Perfect Match)里的角色，我想莎拉会引发一些争论。不过，我敬重妮娜……我也非常敬重莎拉。我想在这个恶梦里她很容易被指控，然而我会提醒读者，不要匆忙下判断。诚如莎拉在本书结尾所说，这并非一桩选择要一个孩子不要另一个孩子的案件--而是一桩两个孩子都要的案件。我不以为她真的要安娜为了姐姐牺牲到底，我想她是为了要保持家庭的完整，而企图做她认为该做的事。反过来说，我也不以为她是个完美的妈妈。她让杰西失望--虽然她当然会专注于更紧迫的事情。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我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如此彻底地放弃她的孩子。然而莎拉太忙于注视凯特岌岌可危的未来，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家庭当时的情况--那当然是她的疏忽，在书的结尾，她永远追悔莫及。
问：在你的小说里，年轻人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他们比其他角色更多了些智慧、幽默和同情。你觉得成年人会受得了向孩子学习吗?为什么小孩会那么容易了解真理?
答：小孩是审查谎言的顶尖雷达装置。当某人不再诚实坦率，他会直觉地发现，成长真正困难的部分之一，是学着去明白没有恶意的谎言的价值。对他而言，那是成熟必备的技巧。你记得当《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考尔德发现，那些人通通都虚伪，他有多沮丧吗?安娜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因为在心理上她还是个小孩--不管事实上她失去多少童年。写青少年最棒的，就是那使得我能够在小说里回去做他们。而即便当他们差不多了解，成长代表着妥协和放弃理想，他们还是会抓牢希望。他们或许不想承认(杰西是证人!)，可是他们把希望塞进口袋里，以防用得上。那正是青少年为什么是极佳的心情复杂的自述者的原因。
问：《姐姐的守护者》的结局出人意料，而且非常哀伤。不要透露太多，你可以与读者分享，你为什么会选择用那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你从一开始就如此设计，还是写到后来才发展成这样?
答：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姐姐的守护者》是我的小孩第一次看我的书。基利，他十二岁，他拿起这本书，立即全神贯注地沉迷其中。他看完那天，我发现他在沙发上哭。他把我推开，上楼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他暂时真的不想见我，或跟我讲话，因为他非常沮丧。后来当我们坐下来讨论，他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种结局?"我给他（和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这不是一本皆大欢喜的书，你从第一页就知道，书里头没有轻松的答案。就医学来说，这个结局是这个家庭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主题来说，那是唯一能对书中所有人物当头棒喝的方式，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希望安排快乐的结局吗?我当然希望--我甚至在定稿前不久还打电话给肿瘤科护士，询问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结束这个故事。但是我终于发现，如果我要这本书写得真实，这才是正确的结局。
问：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书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你写作时是否会受到书评的影响?
答：嗯，你看的书评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是开玩笑的--哦，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啦。虽然我得到压倒性的一致好评，可是我想"坏评"更会让你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它们会深深刺伤你。（不管我告诉自己多少次别去理它，但我还是会去看。)我很幸运能写出畅销书，到现在为止它们都能够占据书评的版面。在书籍工业里，一本书经常被区分为值得评论的和文学的，或者有广告卖点和商业的。杂志上的重点评论非常有趣--摄影师来拍你看起来美美的照片，人们总是在他们等着看医生或牙医时，在候诊室里看着你的脸和你的小说介绍。一本书得到好评最好的事，是它使得不知道你是谁的人去买你的书。我从来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想书评会怎么说，（事实上，如果我去想，可能会躲到桌子底下，再也打不出一个字来!)可是我当然会去想，我写的东西会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如同它引起我的兴趣.
朱迪·皮考特访谈
问：你的小说主题都不可思议地很有意义，而且跟社会关注的某些问题息息相关。干细胞研究和"设计出来的宝宝"是医学团体和政治团体争论不休的话题。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来写《姐姐的守护者》?写这部小说改变了你对这方面问题的观点吗?
答：我无意中想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是由于我的上一部小说《Second Glance》。当我为那本小说寻找优生学资料时，我得知美国优生学学会的相关信息--它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枯竭，当时正值纳粹开始探究优生政策--这个学会以前位于纽约的冷泉港。猜猜现在什么单位占据着那个地方?人类基因计划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现代优生学"。对我而言，这是个离奇的巧合，我开始考虑，这项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热门尖端医学技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优生绝育法几乎雷同，虽然两者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你拥有医学技术，研究和执行者凭医生的处方来取舍胚胎；相同的是，在医学技术如此大幅跃进之后，根据个案需求，不满意的胚胎会被放弃。我听到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成功地怀了一个与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宝宝，姐姐深受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脐带血捐给姐姐，姐姐在几年后仍处于缓解期。我不禁质疑……要是换成较可悲的状况，她的缓解期结束呢?那个男孩会觉得他有责任吗?他会不会怀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当我更深入去跟踪调查这个家庭的动态，以及干细胞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推演出费兹杰罗家的故事。我个人赞成干细胞研究--它有太多优点，不该轻意把它放弃。然而显然，这是个双刃键，有时候研究者和政治参选人会陷入伦理的泥沼和科学的细节，他们完全忘了我们谈的是有感情、有情绪，会怀抱希望，也会深感恐惧的人类……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都会被迫去想这些问题，那何不先把它放进小说里？
问：你把杰西这个"愤怒的年轻人"的角色刻画得很成功，他冒失的个性非常鲜活。你的写作似乎挥洒自如。确实如此，还是超越性别从男性视点来写，对你而言是件困难的事?
答：我得告诉你，写杰西是我写作多年以来最有趣的事。或许我在心里一直想做个行为失当的十七岁青年。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写这样一个内心受到伤害的愤怒角色，代他发声，绝对很好玩。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假扮成别人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事--不论他是男性，还是十三岁、精神病患者、有自毁倾向，或任何一打其他我创造出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每当我试着写男性的声音--像杰西、坎贝尔或布莱恩--那感觉就像溜进大外套里。很舒服，也很容易习惯穿着它……可是如果不小心，外套会滑掉，露出外套下面的我。
问：在第一百八十二页，杰西自述，当他回忆自己想挖地道到中国时，他说："你知道的，黑暗会给人错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选择通过杰西来作这样的表达，因为他是这本小说里最黑暗的人物吗?
答：没错，所以那句话必须由杰西来说。对杰西而言，不管他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跟他妹妹遭受病魔的摧残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他完全明白自己赢不了，所以他连试试看都省了。当你在看杰西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烂透了的小孩。可是我不以为然，你得像剥洋葱……一个人的本性会藏在表面的好几层以下。问题不在杰西到底是不是个坏孩于，我们该探讨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他吗?还是他因为非常失望，而用乖张的行为来掩饰他的脆弱。
问：你如何选择每一章开头的引文?弥尔顿、莎士比亚、D．H．劳伦斯--他们是你喜欢的作家吗?还是你选他们有别的理由?
答：我想我可以说：我曾经阅读过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那些引述的诗句在我需要的时候，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但我不想撒这种谎。事实是，我在每一章开头引用的诗句，都是我勤勉地去找出来的。我寻找提及火、闪光、星星等字眼的诗句--所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家庭的意象，或象征自己会燃烧掉。
问：关于姐妹情谊和手足关系，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你为什么要把伊莎和朱莉亚写成双胞胎?这样的安排是否希望读者联想到凯特与安娜互相依赖的关系?你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揭露姐妹之间的什么关系？
答：我想姐妹之间的牵系与其他手足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结合了竞争又极为忠诚的关系，这在本书的两对姐妹身上都明显地看得到。朱莉亚和伊莎之所以会是双胞胎，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在子宫里还没分裂前就是一个胚胎，等到她们长大，她们的差异变得明显。凯特和安娜也是，她们有相同的基因关系，可是她们和伊莎与朱莉亚不同，她们是容易辨识的两个人，却彼此离不开对方。我想举出这两个例子给读者看，让他们看出两对姐妹的差别，一对是一开始是一体的，然后分离；另一对是一开始是分离的，但因为某个原因她们纠葛在一起，无法分离。
问：任何看过心爱的人死亡（任何胸腔里有一颗心)的人，都会被这个故事里翔实逼真的生病和死亡情节感动。想象那种情景会很困难吗?你怎么去酝酿如此接近事实的细节?
答：想象一个要应付极度哀伤的家庭的情节非常困难，因为你会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去想象你自己的家庭经历那种地狱般的折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和癌症病童交谈，也曾和他们的父母亲深谈，他们认为最好是把握活着的每一天，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要去理会可能已经逼到拐角的死神幽灵。范围缩小一点，我身为家长，自己的一个孩子曾经必须接受一连串手术，由此我也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了灵感。我五岁的次子杰克，当时被诊断出两个耳朵患有胆脂瘤--那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可是你如果不设法除掉，它最后会长进你的脑子里，杀死你。他在三年内开了十次刀，现在他的肿瘤已经彻底摘除了。我显然不如癌症病童的妈妈那样，必须每时每刻面对急迫的恐惧，可是我也不难回想儿子住院期间自己的忧心忡忡。他被麻醉的时候我可以待在手术室里陪他，每次走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轮床旁我都会想："好吧，如果能让他不再受这种苦，就把我的耳朵拿去吧。"那种彻底的绝望，以及渴望他恢复健康的心情，就变成莎拉内心的独白……这正是她作了那样的决定，我也无法讨厌她的理由。
问：莎拉是个复杂的角色，读者可能批评她又同情她。你怎么看她在书里的角色?
答：就像妮娜·佛斯特在《绝配》(Perfect Match)里的角色，我想莎拉会引发一些争论。不过，我敬重妮娜……我也非常敬重莎拉。我想在这个恶梦里她很容易被指控，然而我会提醒读者，不要匆忙下判断。诚如莎拉在本书结尾所说，这并非一桩选择要一个孩子不要另一个孩子的案件--而是一桩两个孩子都要的案件。我不以为她真的要安娜为了姐姐牺牲到底，我想她是为了要保持家庭的完整，而企图做她认为该做的事。反过来说，我也不以为她是个完美的妈妈。她让杰西失望--虽然她当然会专注于更紧迫的事情。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我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如此彻底地放弃她的孩子。然而莎拉太忙于注视凯特岌岌可危的未来，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家庭当时的情况--那当然是她的疏忽，在书的结尾，她永远追悔莫及。
问：在你的小说里，年轻人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他们比其他角色更多了些智慧、幽默和同情。你觉得成年人会受得了向孩子学习吗?为什么小孩会那么容易了解真理?
答：小孩是审查谎言的顶尖雷达装置。当某人不再诚实坦率，他会直觉地发现，成长真正困难的部分之一，是学着去明白没有恶意的谎言的价值。对他而言，那是成熟必备的技巧。你记得当《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考尔德发现，那些人通通都虚伪，他有多沮丧吗?安娜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因为在心理上她还是个小孩--不管事实上她失去多少童年。写青少年最棒的，就是那使得我能够在小说里回去做他们。而即便当他们差不多了解，成长代表着妥协和放弃理想，他们还是会抓牢希望。他们或许不想承认(杰西是证人!)，可是他们把希望塞进口袋里，以防用得上。那正是青少年为什么是极佳的心情复杂的自述者的原因。
问：《姐姐的守护者》的结局出人意料，而且非常哀伤。不要透露太多，你可以与读者分享，你为什么会选择用那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你从一开始就如此设计，还是写到后来才发展成这样?
答：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姐姐的守护者》是我的小孩第一次看我的书。基利，他十二岁，他拿起这本书，立即全神贯注地沉迷其中。他看完那天，我发现他在沙发上哭。他把我推开，上楼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他暂时真的不想见我，或跟我讲话，因为他非常沮丧。后来当我们坐下来讨论，他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种结局?"我给他（和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这不是一本皆大欢喜的书，你从第一页就知道，书里头没有轻松的答案。就医学来说，这个结局是这个家庭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主题来说，那是唯一能对书中所有人物当头棒喝的方式，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希望安排快乐的结局吗?我当然希望--我甚至在定稿前不久还打电话给肿瘤科护士，询问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结束这个故事。但是我终于发现，如果我要这本书写得真实，这才是正确的结局。
问：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书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你写作时是否会受到书评的影响?
答：嗯，你看的书评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是开玩笑的--哦，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啦。虽然我得到压倒性的一致好评，可是我想"坏评"更会让你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它们会深深刺伤你。（不管我告诉自己多少次别去理它，但我还是会去看。)我很幸运能写出畅销书，到现在为止它们都能够占据书评的版面。在书籍工业里，一本书经常被区分为值得评论的和文学的，或者有广告卖点和商业的。杂志上的重点评论非常有趣--摄影师来拍你看起来美美的照片，人们总是在他们等着看医生或牙医时，在候诊室里看着你的脸和你的小说介绍。一本书得到好评最好的事，是它使得不知道你是谁的人去买你的书。我从来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想书评会怎么说，（事实上，如果我去想，可能会躲到桌子底下，再也打不出一个字来!)可是我当然会去想，我写的东西会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如同它引起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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