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其实不是正课，是正课之前的数学复习。美国人有点怪。MPA/ID专业录取你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会不会数学（多元微积分、线性代数什么的）。千万要说会，不然就没戏了。但是录取你之后，专门要请教授给你复习数学。复习的这些，就是要求你会的那些。这时候，不会就赶紧说不会，已经不可能赶你走了。
问我的时候，我不会数学，但是隔着太平洋拍着胸脯说会。等到哈佛的时候，已经自己学会了。我申请做数学助教的理由是：我有一个月内从不会到会的经验，可以传授给后来人。不过像我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大概不会再有，经验也就用不上了。
数学复习是MPA/ID专业最幸福的时光。作业可以不交，上课可以不去（去年我就经常不去），课间还有咖啡、果汁和糕点供应。所以，做数学助教应该比较好玩：一是有吃有喝；二是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不会太认真地来问问题；三是时间集中在开学前的一两周，挣钱也集中。
《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的教授是国际金融的权威弗兰科，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之一，上个学期给我们讲《高级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下）》，又叫《开放的小经济的货币与金融》。弗兰科学问当然很好，惟一的毛病是他讲课语调平滑，没有抑扬顿挫，讲到要紧处反而略微放低放快声音，听者一不小心就和要点擦肩而过。听他的英语，我实在有点吃力（我和美国同学交流过，他们也有同感）。
我其实是觉得那门课没学好才报名当他的助教的（虽然考试也许不错）。两门课虽然不同，但是会有交叉，我正好把国际金融换个角度再学一遍。虽然没有学分，但是既学到了知识，又挣到了美元，还在乎什么？当助教最大的好玩，就是你坐在那里听课，也有人付你钱。
严格地说我当的不是助教，因为我不讲课。肯尼迪学院没有通常的teaching assistant（助教），其职能由两种人分担：一是teaching fellow，由博士生或青年研究人员担纲，要负责上复习课；二是course assistant，负责答疑和改作业，除非teaching fellow不在，不然不上复习课。我将是course assistant，可以译作“助学”。
我不会是最好的助教（专门有个奖，我就不争取了）。好的助教我见过，共同点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样才能用英语掰开了揉碎了给人讲清楚。但我不会是最差的助教。差的助教我也见过，我一学期一共问了他两个问题，他全都答错了。我要做的是，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当得不好而羞愧，更不会因当得不好玩而后悔！
(作者 刘澜)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举办“亚洲美食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来哈佛读书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港澳办的同学，由于学费问题而不能成行。其他的10个中国大陆学生都到了，并且互相熟悉。他们之中，有两名学生来自于中办(这也是第一次以中办的名义直接派人到哈佛进修)，另外的几个同学分别来自于建总行、中科院、国家统计局、国务院体改办的同学。这两天有一个小的假期，稍做修整，大家都忙着选课。
在草地上聚餐
从今天起（18日），秋季的课程正式开课了，甘东宇原来是学英语专业的，所以这里所列经济、政治与社会的课程大多数他都没学过，哪门课对他来说都具有诱惑力，可又得顾忌将来的考试，因此不能选择太难的课程。有关非营利组织的课程他是必选的，但同时还要兼顾学校的必修课要求。肯尼迪学院有个选课传统，每学期开学前一周的最后两天举办选课市场，大部分课程的教授将进行半小时的课程演示，以使学生有机会了解课程的内容、授课方式以及教授风格，像个交易市场，别具一格。这两天也是所有学生最忙的两天，从早到晚，出了这个教室，再进另一个教室，不但听课程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看这个老师怎么样。经过好几轮筛选，甘东宇选定了五门课程准备在秋季上，有经济和财政预算管理一类的，也有领导能力一类的，这两类都是必须的，对甘东宇来说也最实用，但甘东宇最终选定了一门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战略。
最近我也准备到哈佛读书了，不过是读哈佛专门为学生家属们开办的英语会话班，跟甘东宇他们一样，这也是一个正规的课程，分两学期，也到明年6月结束。前几天，我跟一个相熟的太太用英语聊天，看得甘东宇的一个同学愣了半天，然后跑去问甘说我是否讲英语，当得知此情况，甘也吓了一跳。这正验证了一句话，近朱者赤。
学业对于甘东宇来说是艰苦的，但我们也有很多乐趣。在肯尼迪学院，最富特色的莫过于举办各种聚会了。上个月，中国同学和菲律宾同学共同发起，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举办了一个“亚洲美食节”，引得其他国家的同学，特别是美国同学赞叹不已。
餐桌边的留影
那天大概有70人参加了这个盛会，热闹非凡。菜的品种非常多，我们中国人是商量过的，每个人做二道菜，不重样。100多平米的房间，大家都站着，还是拥挤不堪。4米长的桌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餐具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家庭干脆连锅端过来。在大家品尝之前，每人需介绍自己的作品，搞得大家不停咽口水。先不说菜做得如何，有意思的是大家的介绍：
有一个泰国同学说：我在家从来不做饭，都是我妈妈做给我吃，到了这，没人管我，自己得动手做，这道菜是我认为最好吃的，可是我以前从来没做过，今天第一次试着做，大家就试着吃吧。巴基斯坦的同学说：这道菜叫咖哩鸡，首先将鸡洗干净，切成小块……再用火炖……他在介绍的时候，她的太太就站在他身边，小声地告诉他鸡是怎样做成的，然后他大声地告诉我们，说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就像是那道菜出自他的手，大家正听着津津有味，他突然中止了，因为有一句话他没听清楚，赶快回过头问他的太太，大家哄堂大笑。
介绍中国菜，大家轮着说，我们中国人做的菜花样最多，比如红烧肉、肉炒苦瓜、鱼香肉丝、素什锦、扬州炒饭、蘑茹炖小鸡、炸春卷、还有人炖了高汤，我做的是锅贴。各种菜的中国名字都很好听，可大家都不知道用英文怎么说。大家学的是各种专业的英语，却没人学过“烹调英语”，所以一个个站在那着急，这可怎么说呀，没办法，只好说这是牛肉，这是鸡肉，这是猪肉，这是好多素菜炒在一起，这是许多菜、肉和米饭炒在一起。五花八门，怎么说的都有。
包括香港在内的15个中国人（台湾同学不愿与我们为伍），站成一大排，一个个上前介绍。轮到甘东宇介绍，我俩一块站在台上，甘东宇举着那盘锅贴并指着我说：“这是我太太，今天的这道主食是她做的，我不会做，只会吃（哄堂大笑），这是中国人吃的一种传统食品，叫饺子。每逢新年或者是中国的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做这种食物，是一种过节增添喜气的食品，请大家品尝”。
菜肴介绍，大概进行了30分钟，所有的人都围着桌子站着，许多人一直在咽口水，这么多好菜，只能看着，不能吃，可真着急啊。终于有人上前说了声：“开吃”。所有人举着刀叉就抢，主要是洋人，他们没见过这么多的中国菜。一时间，乱成一片。只看见人挤在一起，看不到菜。他们洋人在抢吃的，我们这些做菜的人则站在一边看西洋景，并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第一轮过后，抢着菜的人端着盘子站在圈外开始吃，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应该很好吃，我抽空往桌上一看，有许多种菜已所剩不多。第二轮才是做菜的亚洲人吃，他们来自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中国等，主要以品尝为主，并互相传授经验。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却意犹未尽，于是唱和跳就成为了主题。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演出各国名曲（包括名舞）也就成为自然的选择。先是泰国人，他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很为他们担心，表演什么呢，他们自有办法，那个同学说，在泰国有一种传统舞蹈，许多人围成一圈跟着节奏走，每个跳舞的人把手举过头顶，来回舞动，在泰国，那些跳舞的人手上戴着长长的尖手指（手指套，大多是铜或银的），戴着许多银饰品，跳起舞来非常好看。现在由他带头，并唱歌，请站着的各位一起跳。于是乎，所有的人都跟着那“老同学”一边转圈走，一边舞动着双手，由于没有音乐，那老同学只能清唱，哼哼呀呀，那情景就像是中国农村跳大神的在捉鬼。菲律宾表演的也是舞蹈。可是那种舞蹈是需要敲一种鼓，现场没有，怎么办呢，有人提议就用锅盖，结果，桌子上的两个电饭堡的盖和饭勺就成了道具。一行4个人，连敲带打，边唱边跳。一曲终了，博得大家一片掌声。大家正乐得开心，那个菲律宾人大叫一声，我们顺声一看，原来他敲打的那个锅盖被敲成麻子脸了，全是小坑。
看到韩国人围在一起唱他们极具特色的民族歌曲“阿里郎”时，我们都在想，中国的代表作是什么，好像没立刻在嘴边的。突然有人说，我现在特别想唱《歌唱祖国》，当时大家心里都热呼呼的。不过，大家觉得在这种场合，还是不要过于政治化了。最后大家决定唱两首歌，一首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另一首是《康定情歌》，很煽情且中国味也很浓。此时此刻，中国人是最多的，大陆人，香港人在一块有15个人，我们，声音整齐而且宏亮。其他国家最多只有4个或5个人，哪有中国人这种气势，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在哈佛有紧张和不适应的一面，同时也有很多快乐的经历，我们相信，这些经历也将在这一年里不断伴随着我们。
(作者 马增艺)
肯尼迪：带着他的大黑狗进入会议室
2001年3月春假期间，在学院的组织和校友的帮助下，我们有机会到华盛顿特区走访了白宫、商务部、国会、世界银行等机构，亲身感受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从空间而言，这些活动并没有发生在肯尼迪学院，但它们对公共政策与管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放在这里叙述大概不至于离题万里。
说是到了白宫，其实是到了白宫旁边的老行政大楼，两者都属于总统及其服务机构的办公地点。先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介绍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和该委员会的职能。他只有30多岁，已经是小布什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林第（Lawrance Lindsey）先生的副手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出国前我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其性质与该委员会颇为相近，所以很感兴趣，特意请他解答一些问题。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在经济决策中主要起组织协调作用，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侧重细致的政策研究和起草总统经济报告有所不同。接着，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先生来与我们见面了。他年轻时没等从肯尼迪学院毕业就投身于各种竞选活动，2000年总统大选时是小布什的竞选总管，深受布什父子的信任，难怪被委以办公厅主任的要职。他讲了不少“宫中秘事”，大大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不夸张地说，总统的日程安排都是由他决定的。他说很多人都求见总统，因此必须区分他们是“想见总统”还是“有事要见总统”，属于前者的通通挡驾。在提问时间，来自台湾TVBS有线电视台的黄小姐高声要求采访小布什，并声明是“要见总统”，但还是被卡德（Card）先生笑着谢绝了。看来，做事要有明确原则，具体处理时还得灵活掌握。
在美国国会，我们见到了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他是肯尼迪总统最小的弟弟，30岁左右就当选麻省的参议员，以后连选连任，直到如今。对一般美国人而言，肯尼迪这个名字是一个传奇，更是一个悲剧；而对哈佛公共管理学院来说，肯尼迪这个名字有着太多的含义：学院以一个伟大的人物命名，这在哈佛各学院中独一无二；学院所在地原本是要建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后因种种原因而作罢；学院与查尔斯河之间则是肯尼迪公园，每年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在此举行；新学年伊始，院长都要在位于波士顿海滨的肯尼迪图书馆为全院师生举行招待会。更重要的，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献身公共部门的理论和实践人才，这与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的名言一脉相承：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遥想40年前，44岁的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入主白宫，35岁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任命为司法部长，30出头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刚刚当选参议员，他们以年轻人特有的活力、锐气和进取精神征服全美，在年轻人当中掀起投身公共部门的热潮。然而，1963年和1968年，爱德华（Edward）的两个哥哥先后遇刺……
昔日风华正茂的美少年如今已两鬓飞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身材高大，四方脸型，声若洪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我凝视着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肯尼迪兄弟的辉煌和悲壮。据说罗伯特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我无法想象眼前这位参议员在先后经历两个哥哥遇刺及几年前其侄子小肯尼迪空难后的心情。我几乎记不得他当时说的话了，但忘不了紧随他进入会议室的，是他的宠物——一条大黑狗。
（作者 王信）
被推翻后的总统谈得失
在KSG的日子，每周在Arco Forum举行的各国政要，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演讲是雷打不动的。这也是KSG学生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和别具一格的学习方式。走近政治家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感受他们的个人风采和领袖魅力，欣赏他们的口才和政治智慧，洞察他们的政治动机，聆听他们对亲历的政治事件的处理过程，了解他们对自己当初决策的得失分析。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案例分析，在尘埃落定之后听当事人的故事和诠释，鲜活生动，感染力强，对学生们的启发和教诲，往往胜过读10部理论专著。公共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生们不仅需要学习理论和业务知识，更需要具备将所学理论运用到社会管理和决策实践中去的胆识、魄力、能力和政治技巧。和世界一流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面对面的交流乃至思想交锋，实在是只有像KSG这样的院校才能提供的学习经历。演讲者们文化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各异，甚至社会价值观念也各有千秋，但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表现出来的社会热情，政治远见以及对人类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鼓舞和激励呢？我们在学校的日子里，就有机会见识了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约旦国王阿卜杜勒·侯赛因，美国克林顿政府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前独立检察官孔·斯塔尔，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美国参议员约翰·麦肯（此人1999年与乔治·布什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孙，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活动家,著名女权主义杂志《女士》的创办人格罗里亚·斯黛南，还有罗马尼亚总理，冰岛总统，博茨瓦纳总统等等，不一而足。
在哈佛听讲座
和政治家面对面最令人难忘的经历莫过于和厄瓜多尔前总统贾米尔·马华德的近距离接触了。记得1999年夏刚入校不久，梅森学员和老师们就不断提起这个名字，因为他是1990届的梅森学员，更因为他是当时的厄瓜多尔总统。似乎他是某种象征。他就任总统后曾来KSG给他的学弟学妹们发表过演讲。我记得我选修的某一门课还把他那次演讲的片断编成了教学资料，现在还记得他的那句名言：“历史在你面前，未来在你身后”。意思是说：因为历史已经发生，可为人们所见，所以它在你的眼前。而未来还未发生，故不为人们所知，好像藏在我们的身后。人们可以通过细看历史来预测未来，把握未来。但是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1月，厄瓜多尔发生政变，他一夜之间就被推翻了。还没弄清楚在这个校友的国度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则通告已在校园里张贴了出来：厄瓜多尔前总统贾米尔·马华德将于近期来KSG的政治研究所担纲客座研究员，届时他将举办一个系列讲座，介绍拉美政治经济热点问题。等他到了学校以后，我就去听他的系列讲座去了，每个星期五下午两个小时。
有一讲他详细地介绍了他和秘鲁前总统藤森谈判，政治解决两国几百年来的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的过程。他的演讲配上当年的电影资料片和幻灯片，把我们在谈判课里学过的理论和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妙趣横生，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由于边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关系恶化。两国在18处有争议的边界上都派重兵把守，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两国和平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是一场难度很大的谈判，充满了玄机和变数。谈判的前提是两国领导人都有解决问题，维护和平的诚意，而谈判策略的制定，流程的设计，技巧的运用，细节的安排乃是将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变成现实的重要手段。一些细节包括两人面对媒体照相时的身体位置，面部表情，进餐时菜式的选定等等，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据他说，在谈判进行到了某个关键阶段，他特意为藤森安排了一顿日本料理，为藤森创造了一个向他本人展示日本食文化的机会，大得藤森的欢心。这对于促进两人私人关系的建立，促进双方形成政治共识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次谈判的结果不仅让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也使这两位总统相见一笑泯恩仇。跟随他的回忆，学生们领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谈判过程，更欣赏了一场政治家之间智慧，胆识，勇气，经验和政治技巧的较量，有如身临其境。这种效果远不是普通谈判技巧课上老师的解说和学生的角色扮演可以比拟的。
然而世事难料，沉浸在给国家带来了和平喜悦之中的马华德，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一场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由于他上台以后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这场艰巨复杂的国际政治谈判中，忽略了或者说没有精力治理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他1998年就任总统时，厄瓜多尔的政治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严重的财政赤字，持续的高通胀率，出口锐减，外资短缺以及这种状况下金融系统的不堪重负，随时有可能将厄国推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天灾人祸也困扰着这个国家，厄尔尼诺现象毁坏了许多农场和基础设施，造成了相当于全国GDP 20%的经济损失。外加与秘鲁很可能爆发的战争。可以说，马华德当时是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但是，险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既可以造就一个政治家，又可以毁掉一个政治家。历史总是在政治家们的始料不及之中，改变着方向。马华德这个曾以拉美历史上最高得票率当选的总统，仅仅17个月后，就被无情地逐出了厄国的政治舞台。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他总结了自己执政中的两大失误。第一，上任以后，不该把过多精力用于解决和秘鲁的边界争端而忽略了治理国内业已严重的经济困境。尽管这样做为国家保全了和平，但是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依然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第二，为了弥平国内石油价格和国际市场的严重倒挂，他下令将本国的油价一下子提高3倍，这触动了某些集团的利益，尽管这样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有益。
马华德以他亲身经历，生动地揭示了政治的复杂多变和诡秘惊险。政治也是残酷和令人无奈的。政治家决策时的一次顾此失彼或考虑不周，日后就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尤其在政治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更迭，权利的交替往往是在人们的始料不及之中完成的，鲜有规律可言。这是否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必须比民主制度更为健全的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具备更为卓越的政治胆识、魄力、智慧，才能在风浪中驾驭政治的航船呢？
马华德平实的表达，中肯的分析以及他朴实无华的个人风格所掩饰不住的是他对自己国家深沉的爱和他的政治热情和社会理想。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利益的信念在公共管理实践中随时随处会遭遇的风雨坎坷，通过他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诚实反思，真真实实地揭示给了他年轻的和不再年轻校友们。
(作者 葛友俐)
美国财政部长成为哈佛新校长
哈佛选第27任新校长，已经选了很久了。下岗总统克林顿，下岗副总统戈尔，都在500人的“集训”大名单上。最后产生3个人的小名单：下岗财政部长萨默斯，密西根大学校长Bollinger，还有哈佛校监(provost)Fineberg。Bollinger在第三轮面试中据说表现不错。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早就应该自动退出。除了第一、二任哈佛校长不是哈佛毕业生外(那时哈佛有毕业生吗？)，从1672年开始，就没听说有外人来当哈佛校长。
3月11日是哈佛正式宣布下任校长的日子。3月9日，学生报纸《哈佛红》出了一期特刊，大字标题是《是萨默斯！》。《哈佛红》抢新闻的才能，连《纽约时报》都表示佩服。后者只是在3月11日才发布消息。《哈佛红》至今对消息来源保密。10年前，也是《哈佛红》首先报道现任校长Rudinstine当选的消息。
萨默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的本科，1982年从哈佛博士毕业，留在经济系教书。一年后，28岁的他成为哈佛现代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1991年他离开哈佛，去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进入美国财政部，1999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萨默斯生来就是要当经济学家的。他的父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两人和他同一个家族：萨缪尔森和阿罗。我来哈佛之前，对经济学知之不多，向一位北大国际经济系毕业的同学请教。我说将要去读的专业是萨克斯创建的，他听后羡慕不已，说美国经济学家有两个人最牛：一是萨克斯，一是萨默斯，两个人都是学以致用(他的观点和《时代》周刊不谋而合：1994年《时代》列举50位未来领袖，上榜的两位经济学家即为此双“萨”)。当时我问到另一“萨”：“萨缪尔森呢？”他不以为然，说此公对政策的影响力很小。
萨默斯上学期曾到肯尼迪学院讲演。第二天上《案例讨论》课，老师Prichett问大家听没听见有人问萨默斯一个关于环境的问题。Prichett说萨默斯在世界银行时是他的老板，有一次他替萨默斯写了一份备忘录，萨默斯没有看就签字发表了，结果其中关于环境的一段引起新闻界的强烈攻击，直到昨天还有人在问！他说，萨默斯并不主张那个观点，但是新闻界攻击的也不是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不应该把那一段单独拿出来读。Prichett开玩笑说，那是萨默斯所没有写过的最著名的备忘录。
萨默斯个性很强，现在有人担心他能否广泛听取群众意见。3月11日部分哈佛学生组织了一场示威来“欢迎”他，要求哈佛校方提高学校底层工人(清洁工)的工资。据报道萨默斯已经会见了学生代表。他将在6月1日正式上任，表示将致力提升哈佛的弱项：本科和理科。
3月11日，在白雪覆盖的哈佛校园，萨默斯说：“回家的感觉真好。”第26任校长当了10年，第25任校长当了20年，看来，萨默斯要在这个“家”里长住了。
(作者 刘澜)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我记得刚到哈佛的时候，一个朋友送我一句忠言：“在哈佛，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我觉得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其实何止是在哈佛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任何地方都藏龙卧虎，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因此，要敬重每一个人、善待每一个人。
到哈佛的第一天，我就去校园熟悉环境了。看到身边匆匆而过的长者，我就觉得他或许是个世界著名的教授；看到年轻的学生，我就觉得他大概有一天会是另一个比尔·盖茨，或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哪个国家未来的总统什么的——那种感觉真是奇妙！哈佛有360多年的历史，曾经出过6位美国总统、3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无数政界、商界名流。如果你去哈佛，不管是去学习还是去参观游览，我建议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哈佛广场旁的Holyoke中心一层的哈佛信息中心（Harvard info center）。在那里可以看介绍哈佛的录像（免费的），买介绍哈佛的小册子（既权威又便宜、比书店便宜多了，如果有哈佛的ID还可以打折，此外还有中文版），然后还可以参加从那里出发的免费导游团（Free student-led tours）。在参观哈佛园（Harvard Yard）的时候，导游不仅向你介绍哈佛的历史、建筑和名人，还会告诉你哪个名人曾住在哪个楼，比如比尔·盖茨，以及一些关于哈佛的传言，比如哈佛塑像的3个传闻和哈佛楼的故事。
在哈佛所有的院系里，肯尼迪学院由于和政界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又显得格外特别。一是肯尼迪学院的名人讲座最能吸引人，哈佛各院系的人都跑过来听，人多的时候还要限票，重要人物的讲座总是戒备森严，比如有一次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二是肯尼迪学院每年春天都会组织学生去华盛顿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找工作，学生们在白宫、国会、世界银行等都能见到级别很高的人，并受到特别的礼遇。三是肯尼迪学院把政界名流变成普通的人，又把普通的人造就成领袖式的人物，因此肯尼迪学院又以领袖的摇篮著称。
肯尼迪学院的名人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与某个国家的前总统说话聊天交朋友都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名流们也因此变得普通了，但与这些成功人士的近距离接触，有意和无意之间就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素养，正是中国古人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比如说和我们一起上课的有一位厄瓜多尔的前总统，他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很感兴趣，上课的时候也会像普通同学一样回答问题，他还和我们中国同学聊天，告诉我们他当总统时访问中国的经历以及与江泽民主席的会面。他还出席了我一个中国同学的婚礼，并出任父亲的角色，当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他把美丽的中国新娘带入教堂。
此外，到肯尼迪学院做讲演的名人就更多了，仅我在学校的那一年，亚洲的政要们就来过不少，比如说那年我们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共进过早餐，和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一起吃过午饭，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喝过下午茶，和泰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共进晚宴……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唐飞还请过我们大陆来的同学在学校对面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共同讨论一些两岸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想他肯定没有想到大陆来的同学思想会那么活跃并对他那么友好，我们也没想到他那么儒雅和睿智。
对于亚洲的名人我还算清楚，但对美国或欧洲的政要们我就不知道谁是谁了，现在想起一些事觉得很可笑。记得2001年3月份，我随学校的团去华盛顿，在国会山一个人给我们介绍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及如何在那里找工作，由于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想在国会找工作，所以听得我直犯困，于是睡眼朦胧地问我身边的一个同学那个讲话的人是谁，怎么总也讲不完。我那个同学那种吃惊的语气和表情令我终身难忘：“你不知道他是谁？他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麻省的参议员Edward Kennedy!”天哪！于是我仔细地看他和肯尼迪总统哪点儿像、哪儿点不像，并想起了他种种传闻。
当然我也不是特别孤陋寡闻，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我还是知道的，2001年他们到KSG演讲，但那时我刚刚毕业，没能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十分遗憾，据说当时的情景非常热烈。不过我在KSG的时候正赶上2000年美国大选，很热闹，KSG有大屏幕直播，还有免费的啤酒、比萨饼、爆米花什么的，就像过节一样。因为这是美国最重大的事情。KSG凭借和美国政界的独特关系，还请了很多美国政界的著名人物和资深专家到KSG做现场分析和结果预测。在哈佛由于民主党人居多，大家都为戈尔没有选上不胜惋惜，那次大选中的选票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民主与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
和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中）
在哈佛教师俱乐部
(作者 金玫)
参加静坐示威的助教伊桑
我透过窗户看见了伊桑，警察却不让我靠近窗户。“我可以和他说话吗？”我问。“当然，”警察说，“但是你得站在台阶下面。”我还是站在了台阶上面，就站在警察的面前。“伊桑！伊桑！”我大声地喊。因为离窗户还有几米，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听见。他一时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是因为我在夜色之中。虽然我只是他当助教的一门课的学生，但是他认识我，上次在一家餐馆还和我打过招呼。
他把头探出了窗外。我挥挥手：“你好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警察见我已经和他联系上，不再对我宽容，一定要我退到台阶下面去。伊桑让我转到楼的另一边去。警察沿着窗户拉了一根“警戒线”。我沿着这条线转过楼角，到了另一扇窗户前。这里离得近一些，不过窗户那儿已经有人在讲话，伊桑只能跟人“分享”一扇窗户。我问：“伊桑，为什么不能让市场来决定价格？”我问的价格指的是哈佛员工的工资。哈佛部分员工(主要是清洁工等临时工)的小时工资为6.50美元，而且没有医疗保障等福利，一些清洁工为了多挣点钱不得不打两份工，白天在麻省理工学院，晚上在哈佛。两年以前，哈佛部分学生发起了“生存工资”运动，要求把最低工资线设为每小时10美元。两年来，他们多次和校方谈判，学校表示无意改变现状。“绝望”的“生存工资”活动家们于4月18日下午进入学校办公楼“马萨诸塞会堂”开始无限期静坐。
那天下午我正好从那里过。看见他们先在外面游行，喊口号：“嘿嘿，吼吼，贫困工资赶快走！”有人递给我一份传单，问：“你愿意参加静坐吗？”我摇头。世界银行对穷人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我们这个专业的使命是解决这个问题。每小时6.5美元？对于真正的贫困来说是天上的馅饼。
学校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无意重新讨论此问题。哈佛警察封锁了该楼，不再允许学生进入，食品可以送进去。楼外的草坪上架起了帐篷，有人要和楼内的静坐者同患难。肯尼迪学院学生政府主席李尼也在静坐者之列，她发出电子邮件呼吁大家声援。
不过，我不知道伊桑也在里面，直到今天(4月21日)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为了履行义务，4月23日他将出来上复习课(他说另外有个助教，隔着窗户上了一堂复习课！)。伊桑是《高级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助教，去上他的复习课的人，有时比去上教授的正课的人还多！教授是从塔夫茨大学来的访问教授，也许是个出色的学者，却是一个糟糕的老师，有同学说是越听越糊涂。伊桑是个博士生(我一直以为他是肯尼迪学院的博士生，刚刚才发现他不在我们学院的名单上，那大概是经济系的博士生，不过他的导师似乎是我们系主任)，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是他认真负责，每周讲两次复习课(别人都讲一次)。二是他水平高，讲得清楚。事实上，他是我碰到的水平最高的博士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著名经济学家费舍尔今年年初在美国经济学会做了一个关于汇率机制的报告，参考书目里列有第一作者为伊桑的一篇论文(第二作者是我们系主任)。既然他是《高级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助教，我于是决定去看看他(他们已经在里面“坐”了3天了)，同时请教一个微观经济政策问题：为什么不让市场自己决定价格？虽然这不是这个学期的主题(这个学期主要讲博奕论和一般均衡)。伊桑从他享有一半空间的狭小的窗户里探出头来，不时地调整着姿势，显然是极不舒服，同时向我讲解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构筑的最低工资模型。我和他隔着2米的距离，周围还有别的人在说话，哪里听得清这个模型的关键。最后，我说：“伊桑，等你出来再讲吧，保重。”他说：“谢谢你来。”
我转身从一堆帐篷中穿过。新英格兰的春夜，有点凉。
(作者 刘澜)
毫无功利的帮助他人——我的KSG同学们
服务社区，回报社会是我在KSG的同学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它似乎也是每一个KSG学生或多或少会修到的一门课，尽管这门“课”没有学分可拿。我们学生的电子信箱里经常收到各种学生组织和个人发起的倡议活动，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有：组织学生到附近中学给有学习困难的学生补习功课，特别是刚到美国不久还不适应美国中小学教育体制的移民学生；为无家可归的穷人建造房屋；为穷人捐衣服；筹款给波士顿的穷孩子买感恩节礼物；圣诞夜去敬老院为孤寡老人唱圣歌等等。每次看到这样的活动倡议，我的心里就会涌动着某些感动，为组织者和参与者们传递出来的精神价值。
谁都知道，KSG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竞争也很激烈。KSG的学费昂贵，波士顿地区的物价指数在美国名列前茅，外加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时间机会成本，可以说，每个学生都付出了极高的时间和金钱的代价。除了少数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或由所在机构全额支付费用的幸运者，大多数学生的经济负担较重，很多人还得向银行贷款，才能完成学业。但是，生活的负担并没有消减学生们服务社会的热情，许多学生依然很积极地组织和参与这些公益活动，为需要关爱和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图回报，只求在服务社区和回报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怎能不令我感动？我也是尽己所能，积极响应。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生，我的能力实在太有限了。我既没本事辅导小移民适应美国校园学习环境（我自己每天都还在KSG挣扎呢！），又不会唱圣歌；既不会盖房子，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捐出去。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捐钱。可以自豪地说，只要是我们mid careerMPA专业同学倡议的任何一次捐钱活动，我都积极响应，尽管每次支票上开出的数额不大，但是它是我的一份心意。这份心意，一直保持到回国以后。
KSG很善于向自己的校友们“圈钱”，毕业之后，学生们还经常收到学校的各种捐款倡议信，我自然没有有求必应的财力。但是有一项认捐，让我不能拒绝，那就是KSG校友奖学金，这个基金每年资助1～2名成绩优异却无力支付学费的MPA学生。想想自己在KSG难忘的学习经历，我便毫不犹豫地又给学校签了一张支票，只为更多的学子圆一个KSG之梦，一个MPA之梦。
KSG学生们服务社区活动的受益人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我本人就曾经是受益者。作为英语不是母语的外国学生，我们在那里学习，语言上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另外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更是很难理解和把握。阅读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句子，每个字都认识，可就是不明白它的意思。语言文化的障碍，时时困扰着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于是，MPA同学们就发起了一个语言文化互助辅导活动。由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同学和一个英语非母语外国学生结对子，辅导他们英语及英美文化，同时外国学生向对方介绍一些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民情。很像中国过去搞的“一帮一，一对红”。
我的partner名叫Yana，来KSG读书之前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8岁时跟随父母从前苏联移民美国，所以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她主要报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闻事件。我和Yana通过电子邮件商定了每次见面的时间和每周见面的次数后，就开始工作了。Yana告诉我，她并不一定要从我这里学到什么，但她非常乐意帮助我。每次只管多多地问她问题就是了。于是，我备了一个小本子，把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认得的和认得但吃不透意思的词汇都记下来（包括在商店看到的商品说明书，电视广告语和别人说话时听不懂的口语），让Yana给我解释。每次她都耐心热情地解答，不仅讲解字面意思，还给我解释字意背后的文化或历史典故。如果遇到她解答不了的，她会帮我查资料或去问别人，再把答案发到我的电子信箱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和Yana一直保持着一种单纯而自然的交往。似乎对于她，辅导我学习英语是那么天经地义，自自然然的一件事，以至于我当时都没对她产生过任何感激之情。毕业时，我们甚至都没有特别和对方道个别。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分别了。然而不同的是，今天在我回忆我的KSG生活时，我才发现，Yana原来在我的记忆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恰恰是她在帮助别人时表现的那种天经地义和毫无功利的态度，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自己的人生态度。
Dan是我的另一个美国同学，我们是在新生的聚餐会上认识的。从闲聊中我知道了他是明尼苏达州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创建人，该组织主要为在美国的菲律宾移民提供社会救助和支持。由于我们的职业经历和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颇为相似,加上我来自中国，他似乎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有兴趣，于是讲好，等学期开始后，一定找个机会一起吃顿饭，再好好聊一聊。但是，KSG忙碌的学习生活竟然会让我们的计划落空。因为我们几乎没选相同的课程，平时很少有碰面的机会。即使偶尔在校园里碰上了，也是在两门课之间换教室的间隙中。彼此点个头，问声好，便又匆匆赶路。好像是命运故意的安排，直到已经毕业即将离校归国之际，我们才又一次在学校的走廊里碰见。这一次，终于有时间可以驻足和对方说几分钟的话了。Dan很关切地询问我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便告诉他我已经在一个非盈利组织谋到了一份新工作，很快就要回中国去了。他立刻对我说：我在非盈利部门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很了解你要工作的那个领域的情况。今后，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任何组织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我愿意帮助你。我每年可以无偿为你提供50个电子邮件的咨询服务。
我又一次被某种东西感动着。尽管是同学，我们可谓是素昧平生，只因着某种相通的社会价值理念，我又一次得到了KSG同学的无私帮助的承诺。这可能就是KSG的魅力所在！这也是KSG学生的精神特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我们，带着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怀着社会热情和政治理想，聚集在这里，学习理论，交流经验，开拓视野，增长才干，获取灵感和精神资源。重温和强化“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利益”的信念。在学校时，我的同学们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想挣钱，就应该到河对面去上学（哈佛商学院与肯尼迪学院中间隔着一条查尔斯河，KSG的学生们经常用“河对面”戏称哈佛商学院）。我们选择了KSG，便注定了我们的人生价值不会以金钱的数量来体现，而是在于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选择了KSG，也就注定了我们任重而道远。
肯尼迪学院的核心精神价值是：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利益。作为一个专门培养政治家，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的职业教育院校，她自然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职业信念。但是在KSG，“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利益”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校方刻意灌输给学生的一句教条，它是通过KSG特有的人文环境和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渗入学生的心灵的。
我的KSG同学们
(作者 葛友俐)
领袖是可以塑造的
这是一个大人物辈出与大人物争相而来的地方。我的同学们在他们的段落里已经向大家介绍了他们所接触的不少大人物的场景。重要的是我们感到，在这里我们也好像是一个大人物一样地生活着。
在这一年有限的时间里，我在KSG、费正清中心、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美国国务院、传统基金会等地做了10多场演讲，内容涉及中国人民生活质量、中美关系、在中国开展社会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我也在中美关系、信息化发展、组织管理、美国社会等多个方面为包括《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科技智囊》等多个媒体撰写专栏。
哈佛，到底给了我们什么？零点调查对于15岁以下的中国青少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男孩中有15%的孩子梦想长大了当国家主席或总理；而实际的成长历程使他们得到教训：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普通人及普通人家的孩子无缘。13岁孩子的总理梦，到了31岁就成了笑话。而KSG是激发人的地方，它告诉你，大人物与小人物就在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不全是运气与缘份，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塑造。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2001年在KSGForum演讲时所说的那样，“到了75岁，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我感到领袖是有天生的，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以塑造的，在我这个年纪，我也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为受青少年喜欢的领导人”。
作者在哈佛校园
在我曾经收到的4～5份演讲邀请函上，我被称为“最有希望的未来领导者之一”，对我来说那只是一种激励，这种假设并不增加我的野心，却会加强我的责任感。KSG的奈伊院长清楚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KSG的使命是为全球培养最有价值的领导人。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我们这些手拿“Made in China”地球仪模型的KSG毕业生，与手拿1美元的HBS毕业生，手拿书本的教育学院毕业生和手拿塑料鲨鱼模型的法学院毕业生相比，自豪感真的油然而生。美中不足的是，我们这一年拿的“Made in China”的地球仪上，不少国家名称的标示和其实际的地理位置多有错位。
这一年中，我们见过不少当红与过气政商名流，耳闻他们的教训，目睹他们的风采，不少同学都会以与他们合影留念为荣。但是真正给我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院”院长唐飞先生，唐先生对于两岸中国人发展的理念、他本人对于两岸互动的观察以及他谦逊好学、宽厚随和之态颇得大家尊敬。
KSG的一年MPA学习足够长也足够短，于公共管理上，我不敢说知之太多，但确为我的职业理念形成了一个新的取向。班上有拉美同学已59岁了，仍在学习。我计划以后每5～6年进行一次国际进修，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和知识能够不断地更新。而我乐观的性格及领域广泛的兴趣选择，进一步加强了我的这一愿望：在商业界，我将坚定不移地辅佐一些具战略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实现长远发展；在公共管理领域，我将坚定不移地为一些有远见的公共管理决策者提供具专业化的后台咨询服务。咨询是一门技术与工具，将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适度协调起来的咨询观，既合乎特定条件下公共管理家、工商管理家的需要，而且这需要的空间也够大，值得我为此工作一生。
(作者 袁岳)
永远没有答案
简而言之，即学到了一些，又没有。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记得在我刚到美国时，曾发觉思维观念和理论知识是我想学的两大内容。一年时间里，作为理论知识确实是学到了一些，然而最重要的思维观念可能很难在一年中有质的变化。
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许多的不同，有人甚至说是背道而驰。我曾听过这样一个关于中美文化不同的解释。中国人自古居于四合院式的建筑，对外围墙高立，居室内却四世同堂而息。美国则不同，居于开放的HOUSE，对外没有围墙敞开四壁，对内则各有各居室，不分老幼，保持独立个性。这一点恰如中国古币，外圆而内方。
又如，中美两国行文格式之不同，同样体现了两国的文化差异。初到肯尼迪，有英文撰稿课。教授第一句话便是道歉，称肯尼迪有坏习惯，即自己的行文格式。任何行文，特别是纪要、报告等均采用开篇见题的形式。而反观中国的行文大多是与之相反。这里有文化的不同，当然也有效率观念的不同。
MPA是公共管理专业，因此管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在以前的概念里，管理不是专业，或无法以科学来定义。然而，我此次的管理课程学下来，却觉得不完全是空泛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运用经济学、统计学、概率学、分析学等学科对管理进行定性分析。
2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使教育有机地与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哈佛的教授其实不只是一介书生，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具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政府高级管理人员、非营利组织实务工作者以及商业巨子或是商业高手。比如说，肯尼迪学院的院长曾是当年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而新任哈佛的校长则是刚刚退下的克林顿的财政部长萨莫斯，而在此之前，他已是哈佛的鼎鼎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了。这种又官又学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在传授知识时紧紧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通过角色的互换，他们的理论又是与时俱进的。
3善于创造、归纳模式。这又是美国文化的不同之处，他们希望将任何事情都归纳出模式、制定出标准，使之得以规范并可复制。这一点正如麦当劳和我们的中式快餐之比。其实这些模式不一定是教授提出来的，也不一定人人认可，但却是人人都会提模式。只要你能自圆其说，甚至是一个错误的模式，可能给你个满分。
4永远没有答案，这也是与第三点紧密相关的。鼓励的是讨论与辩论，教授则永远不会给你一个说法。这一点，我想正是激发美国人无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原因。美国的教育方式是追求过程而非结果，因此，上课参与很重要，往往中国学生在这方面吃亏。但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力求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作者 甘东宇)
实用、实效、灵活：美国的教学和管理
我在哈佛念了两年书，其间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选修过一些课，担当过助教和助理研究员，对美国的教学和管理有了一些感受和体会。
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教学的实用性极强。无论上哪门课，美国授课的出发点都是能到社会上应用，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真正掌握实用的技能。例如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应用广泛的统计学，美国的小学生在还没有完全掌握数学四则运算的时候，就开始了学习统计基础知识，试着去解决简单的问题。许多课程的考试形式也都是做真实的项目设计，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
其次是美国的教学强调实效性。刚刚发生的事件往往都是最好的课堂案例，像美联储的连续降息、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上市公司的金融舞弊案等等。老师们对任何关联到自己教学内容的时事，反应都十分迅速，其教案不断更新充实，学生们学起来也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
美国的教学管理方式灵活，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一般一个专业除了要求必须完成的必修课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职业的要求，选择大量的选修课。不仅可以跨系选、跨专业选，还可以跨院校选。例如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就有协议，两校学生可以互选课程，互相承认学分。哈佛的各学院之间还合作设置了一些双学位项目，为学生提供同时攻读不同专业的机会，哈佛还和其他大学也有此类的双学位项目。
最后，美国的教师队伍不仅有教学、研究背景的教授，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有着丰富的专业职业背景的客座教授和老师。教法律的以前是律师行的职业律师，教金融的以前是投资银行家，教环保的以前在政府环境部门任过重要职位，制订过一系列的环境政策等等。人力资源在学校、政府、私营部门之间流动频繁。布什上台后，肯尼迪学院有好几位老师被任命为大使、政府阁僚，而下台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几个部长又到学校去任教。这些老师的专业经验丰富，教学内容新鲜生动，具有权威性，且贴近实际生活，学生们能够学到比书本上多得多的知识。
(作者 王忠晶)
高等职业教育三大支柱
公共管理专业最早于上世纪30年代在哈佛公共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肯尼迪学院）首创，旨在为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培训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发展至今已在全美大多数院校中开设，成为与MBA和法学硕士并列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三大支柱。
全球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课程虽各有不同，但其核心内涵却大同小异。例如在肯尼迪学院，有三大系列课程是必修的，分别是领导能力、政府与非营利管理以及政策分析能力。
近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有了新的趋势，即在传统的公共管理教育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了商业管理的概念和理论。传统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与传统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越来越不可分。具体到课程设置上，公共管理学院增加了许多商业管理课程，如公司理财、财务与预算管理等等。同时，商学院也增加了政府管理和公民社会组织运作等非传统课程。不但如此，两院还有属于边缘领域的课程，如政府与企业关系、非营利与市场关系等。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公共管理硕士（MPA）与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发展必将在各自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走向趋同，而这也正符合社会三元化发展的方向，企业、政府、非营利趋向于合作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引入市场概念在公共管理硕士（MPA）中不为鲜见，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引入了商业管理中的三元发展概念，即事业目标、机构能力与外力支持的互动模式。
值得庆幸的是，当我回国之际听到了国内公共管理硕士（MPA）启动的消息，也看到了今年公共管理硕士（MPA）招考的火热场面，这无疑是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发展的一件幸事。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似乎有走偏之嫌。看看公共管理硕士（MPA）招生的广告和宣传，公共管理硕士（MPA）等于仕途之说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今年招考各大院校公共管理硕士（MPA）的考生绝大多数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政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而招考规定更是将政府工作人员的比例抬到80％以上。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处在于吸引大量优秀人才进入政府高级管理层，形成中国未来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政府。弊端亦显而易见，阻碍了社会三大部门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尚无成形的非营利部门的情况下，可能使其发展遇到更多困难。
综观美国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就肯尼迪学院为例，生源除来自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外，还有不少来自于商业部门。而在政府与非营利机构的生源比例来看，比差不大。而且，很多学生是同时有三个部门工作的经历的。在本届中国大陆的学生中，6人来自政府机构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一个来自国有大企业（建总行）、一人来自联合国机构、我是非营利组织的代表，还有一人来自私企（零点调查公司），比差显而易见。
(作者 甘东宇)
公共管理硕士=当官？
哈佛有3个职业专业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就是来自于肯尼迪学院。英文中肯尼迪学院的全称是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中文中把这个Government对译为“政府”或者“政治”。而把公共管理简单理解为“政府”或者“政治”，是不少国内媒体或者人士，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画等号的因素之一。
在公共管理这个意义上讨论到的government基本与governance同义。在讨论公司治理结构、政治统治方式、市政管理和社会资源管理时，都可以用这个词汇。因此MPA的适用范围包括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市政机构、金融团体、私人机构。
很大程度上MPA与MBA的差异，在于MPA更注重从组织间关系、公共环境、社会文化、政策演进的角度关注组织管理及其行为效果，同样是某个跨国公司的总裁，MPA可能会更着眼于从公司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实施公司治理，而MBA则更多从比较单纯的资本财务或者商业运作本身寻找出路。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MBA所代表的组织通常更能适应社会宏观结构已经比较规范的情况，而如果在一个因转型而具备大量的需要适应和调整的组织外条件时，一个MPA所具有的管理思路可能是更有合理性的。也就是说MPA与MBA代表的只是管理思路上的区别，正如MBA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重商主义社会）可以是行政管理的上佳候选人一样；MPA同样可以在某种条件下成为商业组织领导人的良好选择。
因此，即使在政府管理方面，也不应将公共管理狭义地理解为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程中更多的是关于组织领导的技能，但却通常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公务员所需要的技能训练。在国际上，公共管理所提供的训练更接近政务官（因政党的政治进退而任免的政府部门领导人）、政治活动家、民意代表、利益团体代表与活动家、国际组织管理者、政策咨询与研究专家和外交官的需要。
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公共管理理解为政治学训练。虽然应用政治学是公共管理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共管理更多的是政治实践、政治艺术、政治与领导技能的综合，是更多的实战工具。政治学之于公共管理（哈佛的文理学院就专设有偏重理论的政治系），正如经济学之于工商管理（哈佛在设有专门的商学院的同时，也在文理学院专设有偏重理论的经济系）。
与相对狭窄的工商管理有别，由于公共生活通常本身就由商业、政治、文化、宗教、国际交往、技术等因素所构成，因此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面就要比工商管理或者行政管理广泛得多。公共管理训练讲究实战与实用技能，同时重视公共服务的精神。在MPA热中，应注意避免因我们对于行政管理与政治学稍见熟悉而把公共管理办成了公务员训练或者政治学研究；避免由缺乏组织管理实践经验者成为教学主导力量；避免办成了缺乏全球化视野的本地训练班；避免因缺乏公共服务精神的优良训练而使社会上形成“MPA=当官”的庸俗印象。
(作者 袁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