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公共管理硕士（MPA）、肯尼迪学院和中国留学生
这本描述一批中国学生在哈佛肯尼迪公共学院（KSG）的学习、生活的书出版得很及时，能受邀为此书作序是我极大的荣幸。在中国，哈佛肯尼迪学院（KSG）也许没有哈佛商学院（HBS）那么有名，但是它是哈佛重要的职业学院之一。肯尼迪学院（KSG）的使命是“透过训练服务社会的领导人和提供解决重要公共议题的解决方案，来提升公共利益”。为此，我们致力于培养未来在政府机构、非赢利机构甚至私营机构工作的领导人。我们的课程涉及的是社会经济与政府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供适当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决策者能够在更为充分的信息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决策。
我们在师生两方面的资源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学院的特点。实际上在学生方面，由于我们有40%的学生来自于美国之外，因此我们是哈佛最国际化的学院。这帮助我们对不同文化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不同思路形成更深的理解和多角化的认识视角。我们的中国学生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他们给课堂和讨论带来了强有力的认识问题的方式，也给学院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增益。他们丰富了我们的在职MPA项目、常规学位项目和短期高层管理人员项目的课堂内容。他们充当了积极和勤奋的参与角色。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来，以帮助我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解释当前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进步与存在的有待应付的挑战。
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对于困境的回应方式可能各有特点，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无疑面对着需要应付的类似的挑战。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在KSG进行令人兴奋的意见交换活动，并听到不同的学生对于他们的可敬的政府部门和组织所探索的各类解决方案的描述。当然，对于我们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我们依然还没有完全清晰的答案。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强调政府工作失败是远比市场因素重要的导致发展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想法。人们不断强调国家过度干预的负面经济后果，同时出现了减弱政府功能的主导趋向，在某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加深对政府不信任的后果。这导致了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产业私有化，并伴随有意识的弱化国家功能的浪潮。结果，问题的讨论转而集中到如何改革国家剩余的核心功能以提升其表现水平和增强其责任能力。全球和各层级的政府都处在这样一种日益增强的压力下：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以更为开放和透明的方式来开展他们的工作。新技术的发展也增加了这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新鲜机会。
这是到KSG来的学生讨论和试图掌握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中国人的思考角度是很重要的。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公民如何看待未来的挑战，了解他们应付挑战的方式，这使我们可以分享观点，互相学习。
我经常对在这里的在职学生说：“KSG最重要的资源不是那些老师，而是你们这些同学。”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各种各样的思考角度。世界上可以把各大洲学生召集来，并鼓励他们就当前世界的关键问题进行积极讨论的课堂很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中，自我认定的最佳做法的假设会不断受到挑战。
我在1997年夏来KSG工作，此前我在北京担任了为期5年的福特基金会的首席驻华代表。我的新工作的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和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同事一起工作，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正面临的公共政策挑战，并思考可能的政策对策。我们曾经建立与来自中国的同学的合作项目，其范围广至金融机构改革、社会政策改革、艾滋病和新的教学项目。2002年，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始了一个每年培训60名地方政府官员的新项目。这一项目首创了这样一种模式：利用在北京的6周和在KSG的5周，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和哈佛的教员们能够就政府治理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希望和来自中国的同事开发设计出更多的新项目。
我愿借结尾的机会，向辛勤工作并将KSG的生活场景介绍给更广泛的中国读者的本书的作者与编辑者致谢。本书各章节的作者都曾是KSG的杰出学生，我们从他们身上受益良多。我们也希望他们在KSG的学习经历有益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最后，我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游学KSG。
哈佛肯尼迪学院大宇政治学教授
KSG亚洲与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席
安东尼·赛尼
我来自非政府部门
我可能是读MPA的中国学生中第一个来自非政府部门的——零点调查公司。初到哈佛，读MPA或MPP（公共政策硕士）的中国小同学最常问我的两个问题是：“你干嘛读MPA？”和“我们读MPA有什么用，干嘛不读MBA？”
部分哈佛同学合影
也许我是最适合读MPA的人之一了。1992年我离开国家司法部，创办零点调查，我当时的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的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而中国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目光去考量。在前者，我认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公共环境，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研究必须充分地嵌入社会研究；在后者，我认为即使政府制定政策，其原理也应日渐趋近商业模式——充分考虑政策消费者或曰民众的感受与需要，争取获得公众的高满意度。因此，零点历久以来追求的市场细分特征非常明确——市场与社会文化的组合研究;而带给客户的管理理念也非常明确——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协调策略。
中国学生，有意返回中国工作即使有意从事企业管理，MPA仍然比MBA好。一则MPA少，是稀缺资源；二则MBA更重组织架构、行为模式、资源整合的规范化，但在中国，组织变革应与公共环境的进化相配合，在这个意义上，MPA更适合作为领导MBA的组织领导人。没有MPA的学生不爱听我这种判断的，也很少有MBA爱听这样的判断的，但是中国的组织领导人即便是私营企业领导人，要求有很强的政策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哈佛的MPA有很强的MBA性，因为肯尼迪学院（KSG）允许与鼓励学生通修哈佛商学院（HBS）的课，而且许多KSG的课程本身就是由HBS的教授教的。
但是如果没有梅森（Mason）项目，我的哈佛梦也许就永世难圆了。梅森项目是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人士的MPA学位项目，要求的入选资格是工作8～9年，在所在领域有卓越成就，托福已过600分——这差不多是哈佛惟一一个只要求托福分数的学位项目。我的哈佛梦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就曾计划报考哈佛法学院，也是为英语这一关吓退。1999年3月，梅森的面试人卡罗尔（Carol）女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说梅森，第一次听说MPA,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可以资助我全额奖学金的香港新世界公司。面试对我来说很轻松，我介绍了我正在领导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区管理改革项目，我的构想及我们的成果，可能这是在中国第一个具规模的社区行动研究项目，卡罗尔听了很高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朋友李淑珊后来告诉我，卡罗尔告诉她，“袁简直就是天分的MPA”。我当然很爱听这种带点恭维的洋人的马屁话。不争气的是，我的托福一考570分，再考567分（要知道在KSG有那么好几位TOTEL、GRE、GMAT满分的野兽级的中国小MPP学生呢），比我平时自测分数还低。那段时间，周一、三、五傍晚我就去新东方上课，但不幸的是我只接受了一半的新东方考试规则，另一方面我顽强地坚持英语学习的其他固有收获：语感、逻辑等等，这大概是我不能得高分的主因吧。这一次，KSG依然格外开恩，由一名语言专家电话测试我半小时，请两名我的美国教授推荐人书面确认我的英语学习能力（可以达到听课和做作业的水平）没有问题就算过关了。坦率地说，直到后来做作业时，仍然偶有教授忍不住在我的作业上写下“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来批改你的英语的”，“我可不可以请你重新把用词和语法再Review”这样的批语。开始很伤心，后来也就习惯了。
梅森好啊，只要一年，要两三年耽误我的生意就大了。那一阵老盼中国暂时不加入WTO，虽然加入的风声很紧，在我的祈祷之下（千万别当真！），中国果然是在我毕业回国后才加入WTO的。其实我是1999年被录取的，之所以没有成行，就是因为放不下公司的那点生意，到了第二年调理得差不多了才上的路。还有梅森里面的老同志多，我35岁就算年轻的了，有青春感，同时也可受益于这帮已然在各国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物。对梅森的要求也是比较适宜我们生存的，因为我们的课几乎全部是选修课，基本上可以由着我们的爱好来选。虽然我们的学习压力很大，我差不多天天晚上作业做到两三点，但是心里踏实——有收获，也知道教授真的不会太为难我们这些老同志。用香港政务司司长、老梅森毕业生曾荫权的话说，“在这里考试得A很难，但要毕不了业更难”！
就这样，我连滚带爬地进了哈佛成了哈佛的学生，又连滚带爬地出了哈佛，成了哈佛的毕业生，而且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MPA毕业生。
(作者袁岳)
半年考了三次托福
在我多年记者的生涯中，总是本着迎接挑战的精神，尝试在同业竞争中出类拔萃。对于外交记者而言，专访友邦总统，应该算是工作成绩单上的Ａ＋。因此，我悄悄立下目标、默默进行。
我透过各种想得到的管道，我找上了巴拿马驻台湾“大使”孟道撒，没想到他大力帮忙，促成我能专访巴雅达雷斯总统。专访完巴雅达雷斯总统，我和孟道撒成了莫逆之交，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哈佛人。
孟道撒是我所知全世界最骄傲的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都曾任巴拿马总统，而他自己在巴拿马则是很成功的职业律师。哈佛法律学位证明他有过人一等的头脑，再加上他的家庭背景高人一等，连他自己都承认，骄傲使他不容易交到朋友。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微妙，我这位高傲的“大使”朋友却和我相当投缘。我们在台北几乎每星期固定在西华饭店二楼的法国餐厅用餐聊天。他告诉我圈中的趣事，而我则对他大吐工作上的苦水。我们的结论是，我要离开这个不愉快的环境，而方法就是进哈佛。
申请哈佛需要三封推荐信，据说这是申请条件中最关键的一项。哈佛是个有门户之见的学术机构，如果有哈佛校友的力荐，绝对是一大助力。而孟道撒“大使”自然大方允诺为我推荐。
其实，我对于申请入学并没有信心。我的大学成绩平平，托福考试必须花时间准备,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令我没有时间去补习托福。我买了十数组模拟考题，利用工作中难得的休假日做试题。在学业上，我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
我曾经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问孟道撒“大使”：“就算我被哈佛录取了，我能念毕业吗？”
我对哈佛充满了憧憬与崇拜，对自己却充满疑虑。
孟道撒沉默半晌，空气中有十数秒的静默。
“可以的，因为你够坚持！”
申请哈佛的过程，的确需要一股持久的力量支撑。
我首先需要完成托福测验，才有余力进行其它项目。哈佛规定托福最少要有600分的成绩才能申请。我当年去加州念第一个硕士学位时，考的托福成绩早就过了时效，势必要重考。英文程度测验对我其实并不困难，只是担心在忙碌的工作中，是否还有余力抽空准备。我真希望能免去这道烦人的手续，于是算好时差，在台北时间半夜两点钟打电话到哈佛肯尼迪学院询问，接电话的是院长助理。
“我是黄宝慧，从台北打来。我想申请肯尼迪学院公共行政研究课程的入学许可。我已经有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硕士学位，是否可以免去托福考试的成绩？”
“黄小姐，这个问题，我得询问入学评审委员会，现在无法回复你。”
至少还有希望，我算准了时间，隔天深夜再拨了通电话。
“很抱歉，黄小姐，按照规定，凡是非英语系国家的申请者，都必须考托福。”
“可是，我已经有一个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的英文能力？”
“很抱歉，根据入学申请规定，你还是必须有托福考试成绩。”
好了，这下我知道不能心存侥幸，非得花时间及心力准备了。
有很多情况事与愿违，因为人很难克服自己的惰性，总有借口允许自己因循怠惰。日子一天天过去，原本计划要完成的模拟测验，从来也没追上自己订的进度，眼看8月7日就有一次托福考试。应考前一天竟然还满心不在乎拖到三更半夜才就寝，隔天应试时头痛得力不从心。最可怕的是，这次考试还包括英文作文，我居然事先毫不知情，真混！头昏脑胀地考完试，发觉自己已经在台大考区拥挤的教室中坐了四个多钟头。真是一场智力、体力、意志力的大考验。
托福成绩要等两个月才有结果。等待是痛苦的，尤其是苦等之后得到的消息并不尽如人意。
我心跳加速，颤抖着拆开挂号寄来的托福成绩单，597分。天啊，差3分就可以过600分门槛了！真是又恼又恨，就差那3分，我还得再来一次！朋友一面安慰，一面又忍不住教训我：“你看，你毫无准备就能考597分，其实已经和600分没有差别，学校才不会为这区区3分而拒绝你。”
“不过你也真该定下心来，看看你，没有一刻静下来准备，这是给你的一次教训。”
教训就是再重新经历一次考试的磨难。我开始利用工作之余，按进度做仿真试题，休假日也休想玩耍，乖乖去补习班参加模拟考，感受一下现场气氛；当然，也焦虑、心虚地企盼哈佛不要为这3分拒绝我。
10月份的考试到来，这次我已较规律地按照进度执行“应考计划”，心里也较为踏实。
人算不如天算，考题比上次还难，真没想到，以我的英文程度竟然有四、五题阅读测验没做完，必须用猜的。走出考场时天色已暗，在台大校园的万头攒动中，挫败感使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或许有人觉得好笑，年过30还会为考试不如意而哭泣，不过对我来说，英文是我一直自认能够掌握的科目，没想到竟然会做不完考题！看来这次600分无望了，难道我的哈佛梦就此破碎？想着想着，回到家忍不住嚎啕大哭。
冷静了一天，我再度重燃斗志，决定用第一次考的597分托福成绩申请哈佛入学许可，并且注明2000年1月还有一次考试机会。这次的考试成绩将直接寄往哈佛的入学评审委员会，以赶上评审截止日期。
我如此要求学校，同时也要求自己，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明年1月的考试，无论成绩好坏都会寄给哈佛，成为决定我是否录取的关键，我只好孤注一掷。
过河卒子，只能向前。
2000年1月，我跨过了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托福门槛。
(作者黄宝慧)
到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在机场的椅子
在飞机上，邻座是一位热情的美国老太太，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到哈佛上学。她是波士顿人，就滔滔不绝的介绍起这所学校。快到的时候，她指着下面的一条河流，说这就是查尔斯河，哈佛的母亲河。我看着被夕阳映照着的波光粼粼的河水，思绪仿佛已经随着它流进了校园。可一下飞机，麻烦就来了，我的行李有一个找不到了。服务员告诉我可能在下一个航班里，需要等两个多小时。当时已经晚上8点了，没办法、也只能等了。可是下一个航班也没有（最后也没有找到），已经11点多了。
初到美国
我想还是先到学校再说，只好推着剩下的一个行李出了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谁知道当我把地址给司机后，他竟然不知道那个地方，原来哈佛法学院给我的地址只是我的宿舍楼名字，忘记写了街道名。
这时，我的脑袋真有点儿晕了，毕竟飞了20个小时，行李丢了不说，现在连要去哪儿都不知道了。无奈又推着行李回到了机场大厅，赶紧检查带的材料里有没有宿舍楼的街道名，结果一无所获。最后，我拨通了哈佛警察局的电话，在电话的另一头听到了美国警匪片里常常出现的台词，“这里是哈佛警察局，您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吗？”我说明了情况，告诉了楼名，过了一会儿，警官终于查到了地址。
折腾完这件事，已经半夜了。本来哈佛法学院通知我到院里取钥匙，可现在早就下班了。我想干脆就在机场忍一晚上吧。坐到椅子上，到美国的兴奋感一点儿也没有了，大厅里空无一人，初秋的夜凉风阵阵，我从箱子里取出棉衣，和衣躺下去，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油然而生。就这样，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在机场的椅子上过的，打的第一个电话居然是打给警察局的。
次日一早，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直奔哈佛。车行半个小时，在一片淡黄色的楼区前停了下来（终于到了哈佛法学院宿舍）。我总算来到了哈佛。
(作者 王忠晶)
GSAS食宿的好处
拿到哈佛录取通知书后最烦心的一件事就是到哈佛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宿舍申请表是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到的，必须在去美国前就确定住什么地方并交相应的申请费，但问题是没有去过哈佛的人也不知道哪个宿舍区好、哪个宿舍区不好，虽然学校也给了一些住房的相关信息。要考虑宿舍的远近、还要考虑价格问题，包括能不能做饭、卫生设施如何、是否和别人share等一系列问题。看得我实在是不知道选什么地方好，于是咨询一些曾经在哈佛上过学的朋友。他们说GSAS（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文理研究生院）的宿舍还不错，因为在那里有来自各个系的同学，可以交更多的朋友，但那里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共享的，不太方便，特别是对喜欢做中国饭的中国学生来说做起饭来不太方便。住在GSAS的宿舍最好在研究生的食堂——Dudley House吃饭，但在那里每餐11美元，比自己做饭要贵多了。如果是自己做饭，3美元就能吃得挺不错，即使是在中餐馆定餐，也只需要5～6美元。KSG学生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选择就是住在Peabody——那里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公寓，一般带家属的人都住在那里，但也有不少学生两个人或三个人合住以减少费用。其实，不管什么事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在英文中叫tradeoff,你必须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然后权衡利弊去取舍。我最终还是选择了GSAS学生宿舍，最大的理由就是想真真正正地再做回学生。不过如果算经济账，住在GSAS学生宿舍和在Peabody合住的费用也差不多，而且到Dudly House吃饭也能节省出很多时间。
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研究生活动中心
全面发展的哈佛学生
住在GSAS学生宿舍并在Dudly House吃饭的好处是我真正住进去以后才体会到的，而且是经过比较的，因为暑期的时候我曾在Peabody住过近2个月。Peabody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家具，比如说床和椅子等。如果住在Peabody,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家具。很多学生刚到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只好睡在地下，或是买个床垫先凑合。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留给我了，包括床、被子、枕头等等，省了我很多的事，但最重要的是使我到了哈佛以后没有感到任何生活上的不方便。不过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找到机会好好谢谢我这位朋友，心里总感到很愧疚，要知道要购置那些东西也是一笔挺大的开销。在Peabody的两个月也是我最难忘的，因为从Peabody去上课，每天都要经过Charles河。Charles河，是我最喜欢的河，每时每刻都变换着色彩，在雨中、在风中、在清晨、在黄昏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神韵。我记得我曾经拍过一组关于Charles河的照片，那是雨后落日映照下的一条静谧的河，漂亮极了，同时也给人以深深的震撼。我爱Charles河，爱它的深邃、广博与丰富。8月底开学以后，我搬出了Peabody，把床无偿地转让给了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同学，因为刚到哈佛的时候他就盯上了那张大床，我不好意思不给他，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其实我内心里特别想把那张床贡献给我们的中国同学，但最后还是发扬了一下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搬到GSAS学生宿舍后，我又结识了一大堆新朋友，有了一番新天地，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了，为此我总结了三条住在GSAS学生宿舍的好处：
一是，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开拓视野。哈佛实行RA制度，也就是说学生宿舍的每一层都设有一个RA,这个RA不是research assistant,而是resident assistant。RA通常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负责解决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不小心把自己关到门外面了什么的；还负责公共设施的管理，比如说厨房的微波炉、冰箱等；此外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筹办每周一次的party，负责去买面包圈、水果、饮料什么的，为同学们布置一个优雅舒适的交流环境。在这个每周一次的party上，每层的同学边吃边聊天，可以充分地交流。当时，我住在法学院附近Child Hall的423房间，我们那层有24个房间，也就是说有24位同学，有医学院的、教育学院的、东亚研究中心的，历史系的、化学系的、物理系的等等。比如说我房间的斜对面住的是一个医学院的一个男同学，叫Mat，中文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能讲很流利的中文，也曾在中国工作过几年。还有一个英国女同学叫Sarah,因为我曾经在英国学习过，所以觉得彼此很亲切，自然很快也就成了朋友。她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受过专业训练，是专业合唱团的。此外，还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比如一个是祖籍柬埔寨、现居华盛顿州的教育学院的女孩，一个是来自新加坡的学习历史的男孩子。此外，不得不提到我们那层的RA,她是个来自波罗黎各的女孩，能歌善舞，15岁就是职业芭蕾舞演员，此外她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她在哈佛非常活跃，除了做RA，还在Dudley House教拉丁舞，此外还教西班牙语。她还教过我Salsa（一种拉丁舞）呢！总的说来，和这些同学接触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哈佛的学生很多都是全面发展的，这可能和国外的教育体制有关，很难想象国内的专业舞蹈或歌唱演员能到哈佛去读非艺术类的文理博士。
二是，参加学生宿舍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说在RA的带领下去参观哈佛的体育场馆、博物馆、去早市买东西、去参加pub tour等等。Pub tour最有意思了，一晚上去了5家酒吧，了解美国的酒吧文化。那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喝酒，觉得很特别。在哈佛酒吧（John Harvards Brew Pub）,我点了一个John Harvard Sampler,以为就一杯，结果给我上了5杯各具特色的啤酒，如单色啤酒（Pale Ale）、棕色啤酒（Nut Brown Ale）、黑啤酒（Porter），浓烈黑啤酒（Stout）和一种应季的特别风味的酒（One of Seasonal Specials）。我自然喝不了那么多，都便宜给那些男同学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去哈佛或是到美国其他的地方读书，千万别忘了光临酒吧，你会体验到强烈的欧美文化的氛围。学生宿舍还常组织看录像，比如说有一次组织看“Love Story”（爱情故事），这个影片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也读过英文原版的小说，但在哈佛看就有了别样的感觉，因为那个电影的一些场景就是在法学院拍的——一个我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
三是，每天都可以穿过哈佛园（Harvard Yard）。哈佛园是哈佛最精华的地方，因此我觉得每天能看到哈佛的塑像和哈佛楼，每天在哈佛园内看着那些风华正茂的本科生就可以聚一些哈佛的灵气。我想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努力、不得不奋进，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带狼狗去吃饭的女孩
此外，住在GSAS宿舍就一定不要错过参加Dudley House的Meal Plan（晚餐计划）。Dudley House的饭虽然很贵，但就看你怎么计算了，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Dudley House不仅是吃饭的场所，还是学生社交的中心，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学生们一天最放松的时间、也是交际的时间，对外国学生来说也是学习英语的好时间，如果你把这些都算进去，你就不会觉得一餐11美元贵了。对于中国去哈佛学习的新生，我一向都鼓励他们到Dudley House吃饭，第二年以后再自己“开伙”也不迟。此外，Dudley House的饭也是很不错的，品种齐全，在营养方面肯定是没有问题，凉菜、热菜、汤、各色各样的蛋糕、饮料、水果、还有冰
淇淋，应有尽有，都是自助，随便吃。每年还有一次龙虾大餐，好多学生一次能吃3只大龙虾。不过，好吃的东西多了，又是不吃白不吃，一般的学生吃得都有些过量，对身体不好。在Dudley House吃饭会碰到各色人等，有的时候和一些特别有趣的人一起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比如说在那里我认识一个韩国的尼姑，她是神学院的学生，头发是剃了的，每天都穿着尼姑穿的衣服，显得非常特别，她给我讲了很多她正在做的研究。我还看到一个每天都牵着一条大狼狗去吃饭的华裔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一双大而漂亮的眼睛。开始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带着狗吃饭，后来别人告诉我她是盲人，那条狗是导盲犬——于是我开始对那个女孩子肃然起敬。我还认识了一个加拿大籍的音乐系博士，他告诉我很多关于哈佛音乐系的事情，比如说哈佛音乐系是哈佛最小的系，才15个学生等等。他说他除了做论文还要给本科生们上音乐课等等，是廉价劳动力。我问他为什么是廉价的，他说在哈佛或是在美国其他的大学，做博士一般都是有奖学金的，因为学校或教授会常常给你派活，但相比起所做的工作，那点奖学金就显得少得可怜，所以好多学生都戏称自己是廉价劳动力。
Dudley House作为研究生活动中心，也有很多活动，比如说舞蹈培训班、合唱团排练、学生剧团的演出、经典影片回放、远足爬山等等。只要你有时间，你都可以参加，不过一般的学生似乎都没有那么多时间。至今，Dudley House的email list上还有我的名字，通知我Dudley House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果你对Dudley House感兴趣，可以参观他们的网页：
http://www.fas.harvard.edu/Edudley/
shopping days：不是购物，而是“购”课
说起在哈佛最难的事，我觉得不是考试，而是选课。
在哈佛，我读的是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KSG）一年期的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肯尼迪学院的学生通常有各种各样的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比如，在我们那届同学中就有议员、政府高官、电视节目主持人、电影电视导演、新闻记者、外交官、律师、医生、央行官员，甚至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国际刑警等。总之各类人都有，年龄也都不等，最小的20多岁，最大的50多岁，大多数人都有了一个硕士学位，有的甚至有博士学位。肯尼迪学院的性质以及学生的来源决定了其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每学年仅在肯尼迪学院就有300多门课程可以选择，此外作为肯尼迪学院的学生还可以到哈佛别的院系去选课，比如说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公共健康学院、文理学院的经济系、政府系等；也可以到哈佛以外的麻省理工学院、Fletcher法律和外交学院去选课。正是这种选课的自由，使选课也变成了一种负担，让新生们无从下手。选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不仅要看上课、考试的时间是否冲突，还要结合学生自己的背景、基础和今后的长远目标去选。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背景、能力和人生的目标来重新评价并设计自己，然后围绕着自己设定的目标来选课——试想，要在开学后的短短几天来计划自己今后的一生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记得刚开学的那些日子是我在哈佛最痛苦的日子，我甚至觉得还是国内好，那个时候所有课程都是学校事先安排好的，学生根本就不用动什么脑筋，直接上课就可以了。但在哈佛，所有的决定都要由自己来做，也就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不过学校也对选课做一些指导，首先是帮助学生澄清人生和学习的目标。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在注册报到后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情形，座位上坐满了兴奋的同学，黑压压的一片、人声鼎沸，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教室四周的黑板上写满了人为什么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的名人名言——原来哈佛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进到教室以后，每个学生都要到讲台上领一个本子和一个漂亮的纸夹子，然后随便找个座位坐下。MPA项目的负责人在简短地致辞以后便要我们拿出刚发的本子，让我们写下近期目标、5年目标和整个人生的目标。夹子里的东西更是有趣，有一些人生格言，也有一些关于哈佛和人生方面的短文，例如有一个著名的探险家列出的在一生中要做的127件事，还有童话故事《爱丽斯漫游仙境》中的对话。有些格言真是非常好，当沮丧或倦怠的时候绝对能催人奋进。后来，我也常反思为什么哈佛那么看重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的目标，其实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了，如果一个连生活目标都没有的人是绝对没有学习动力的，更谈不上成大事，也就是说不可能在毕业以后有所作为或成就。正过来看自然也很具体，一个人如果能明确地知道他毕业以后想做什么，他就会围绕着他的目标去选课，就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其次，哈佛也实行指导老师（Advisor）制，每个学生在一开学时就被指派一个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通常都是教授,他们会根据学生的能力、背景和目标等，指导学生选课。而且，如果没有指导老师的签字，学生自己选的课是无效的。在选课以前，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去找指导老师谈话。
最后就是shopping了。我记得当我在注册的时候，看到整个学期的日程安排，上面说前两天是shopping days,我觉得哈佛真好，还给我们两天时间去购物。后来我才知道shopping是去shopping课，也就是去听各门课的老师介绍课程的要求、安排等等，当然也是去看自己是否喜欢那个老师的讲课风格、是否能适应老师的口音什么的。两天的shopping days实在是太忙了，比一般的逛街购物累多了，因为要尽可能听更多的课，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简而言之，选课绝对是门艺术，不仅要确立目标，还要懂得“运筹学”，因为并不是想上的课就一定能上成的，还要保证所选的课在上课时间、答疑时间和考试时间上不冲突；还要保证两门相连的课在地点上不能离得太远，否则就会迟到；此外对于一些热门的课，还要看能不能排上队，比如说一门课只录取40个人，但有100人报名，这个时候就要看运气了。选课也是痛苦的，因为哈佛好的、有用的课实在是太多了，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必须放弃一些自己很喜欢的课，集中精力上与自己目标最相关的课。
当然，不同的项目对课程要求和设置均不相同。其中，一年的MPA要求申请者有7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两年的MPA要求有4年以上的工作经历，MPA/ID和MPP项目不要求有工作经历，本科毕业的学生就可以申请。在选课方面，一年的MPA项目比其他的几个项目相对要自由的多，只需修满8个学分，一般地一门课一个学分，因此一般要上8门课，其中三门是必修课，从战略管理,政治与领导才能和政策分析三个方面各选一门，其余的5门课都是选修课，随便选什么都可以。不过，必修课也可视为“狭义”的选修课，因为每一方面都有数十门课可以选择。由于选课的自由度比较大，如果设计不好，就会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主题或专业，给人一种什么都学了又什么都没学会的感觉，这在选课方面是最失败的。因此选课要由人生或职业目标去统领，比如说你今后想成为一个领导者，就可以围绕着如何成为一个领导者去选课，在这方面的课有谈判、演讲、交流的艺术等等。就我自己来讲，我希望自己毕业以后能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成为一个“技术官僚”，所以我选的课都集中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当时我选修了9门课，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经济学基础课：共4门，有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I&II、市场和市场失效、宏观经济理论。我选修这些课的目的一是想进一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二是我过去的专业是经济学，学这些课也相对容易挣学分。第二类是金融方面的课程：共4门课，有金融、公司财务和金融市场、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这几门课都是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是我自己知识体系中最欠缺的一部分，十分有必要去上。第三类是政治必修课，我选择了发展政策的政治学，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会面临很多政治问题，这门课可以教会我很多分析政治的方法。此外，我还旁听了由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前首席经济学家讲的“中国经济改革：结果和挑战”，主要想看外国人是如何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的；以及高盛——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的董事经理讲“金融机构和市场”。总之，不管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我觉得我选的课是相当成功的，重点突出，在知识结构方面自成体系，而且实用性强，对我毕业以后的工作和事业发展非常有帮助。
(作者 金玫)
有生以来上的最奇特的一门课
很早以前，我在距北京动物园不远的外交学院读书时，就对世界各国领导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抽空读完了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所有世界领导人的传记。在肯尼迪学院，我旧时的兴趣找到了新的土壤，得到成长和升华。一个人的行动靠头脑来指挥，一个公司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的远见和精明，一个组织机构良好的运作来自于上层领导有效的管理，领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今世界，像生物医学，经济学等一样，领导学更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学问。而事实上，肯尼迪学院在我思想上刻上的最深的印记，也是我自认为收益最大的，是我选修的两门领导学的课程“动员群体”和“领导的艺术”。
由于我成长的时代和环境，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什么是领导。在我们县城，县长就是最高领导，是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要巴结、敬畏、恭敬三分的人，而那些距离我们很遥远。最杰出的领导人，列宁、毛泽东、圣雄、甘地等，他们在我的心中的形象是冲在最前面，带领众人朝着他们指明的方向前进的人，然而这只是领导表现形式，多年来，我对领导的认识也就是在这种表象层次上。那么，领导的实质是什么呢？
“动员群体”这门领导学课程，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上的最奇特的一门课。它的方式非常特别，完全脱离常规，已成为肯尼迪学院最为大家津津乐道谈论的一门课。在课堂上，教授既不讲授系统的教学内容，也从不给予清晰的解释和明确的答案，他走进课堂后，通常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镇静而面无表情地看着班上90个学生，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200只眼睛盯着教授，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5分钟、10分钟、15分钟，就是在这样疑惑的沉默中度过，到20分钟时，我们的耐性似乎到了极限，总有学生要打破这难以忍受的沉默，大家便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自由讨论，教授点名争先恐后举手的学生发言，情绪激动时，有的学生跳到讲台上，或从座椅上站起来，慷慨陈词。有几次，一上课，教授就放一段很奇怪的音乐，有学生忍受不住，便去拔了插头，有的学生对这一举动很气愤，便重新插上，让音乐继续，然后，我们又开始了一场无系统的讨论。这门课就是在这样无政府的状态下持续下来，每次课结束后，教授给我们的作业是，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你对大课堂上和小组的观察和认识，回答问题单上的每一个问题，写成一篇报告。
几次课下来后，我们有不少同学退出了这门课，我几乎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与很多同学一样，我感到恼火，因为每次100分钟的课，似乎就是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混乱中度过，而课后，要回答一些稀奇古怪，让人难以琢磨的问题，写成观察认识报告。这哪里是什么领导学，纯粹是浪费时间，学不到什么东西啊！但这门课又像一个谜一样缠着我，如此闻名于世的哈佛肯尼迪学院，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教授，开一门这么荒唐的课，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就是在这谜一样的好奇心理驱使下，我便硬着头皮，盲目地坚持下来。
一次，助教告诉我们回去稍做准备，可演奏乐器，朗诵诗歌，或一段文章，教授将随机抽签，让学生到前台去亮相，这个活动是作为教学的一部分，不许缺席，整个过程将持续3个小时。我坐在教室最后，看着一个个被随机抽到的学生，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背诵圣经中的一段、有的讲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但每一个学生在表演后，都被要求在30秒内，大声唱出自己即兴编的一个调子，很奇怪，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表演者唱出的，仿佛都是呐喊，痛苦的声音。不知为何，整个气氛那么深沉凝重，像是在开一场没有悲伤的追悼会，我正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其中。我突然听到我的名字被叫，天啊，怎么会抽到我？我茫然走到主席台前，拿出一首事先准备好的诗，告诉大家，我深受中国古圣贤人老子的影响，2000多年前他所著的《道德经》对于我，就像圣经对于你们一样，我将要朗诵《道德经》81段中的一段。当我用英文念第一句时，教授却突然打断说，“请你用中文念”我说：“好吧，这更容易了”我便自如的大声朗诵：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
尽管我是用中文朗诵的，大家根本不会明白字意，但也许是老子思想恢宏的气势，深邃的智慧，早已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境界，似乎是一股内在的玄妙魔力，慑住了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大声朗诵《道德经》的片段，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产生这般奇特的效果。教授要我再重复朗诵第二遍、第三遍，每一遍都是同样慑入人心，教授让我用英文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心大意，我说这是描述一个大智大慧的圣人是什么样的，然后，教授要求我在30秒内唱出自编的一个曲子，我有生以来连歌都很少会唱，就甭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一首曲子。我镇了镇神，就合着老子的这段《道德经》来一谱吧，我不知道自己唱出来的是什么，即不成调也不规矩，我只知道我是从心底用力唱出来的，随后，持久的掌声在我的耳旁轰然作响，我回到的座位上一直涨红着脸。
天啊，这是何种奇特的感受！尤其当我谱曲引吭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近百张聚精会神的脸，近百双蓝色的、灰色的、黑色的眼睛在我眼前似乎消失了，我的心仿佛要被挖出来一样，整个世界都回荡在我的胸腔，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但这一戏剧性的经历，却使我恍然大悟，揭开了这门课的谜。我领悟到领导的本质是充分自由的内容，让学生任其自然创造一个真实的群体环境，让你自己去观察和体会在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你自己的真实反应，以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剖析真实的自我。一个成功的领导是能以语言和非语言的形式充分表达自己的人，他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长处和弱点，如何来扬长补短，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它，怎样把自己所想要的与别人沟通，以得到众人的合作和支持并且知道如何实现他的目标，而通往自由境界的充分自我表达的关键是懂得自我，懂得世界，这与佛教中的“自觉后而他觉”，道家的“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实在是同出一辙啊。后来，教授告诉我，在那种情形下即兴大声唱出自编的曲子，实际上是你内心世界的声音，里面的信息和涵义代表了一个本真的你，但现代科学技术的水平还未能解析出这种信息和涵义，又是一个谜，我只在自己今后的人生和经历中来领悟了。
修完“动员群体”这门课后，我接着便修了另一门领导学课程“领导的艺术”。如果说“动员群体”这门课像毕加索的抽象画，“领导的艺术”则像莫奈的印象画。至少，这两门课程给我的感觉如此。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肯尼迪学院考试采取的形式，有课堂答卷考试(in-class)，回家限时考试(take-home)，论文(paper)，及小组论文(team-work)。其中小组论文考试，要求一篇规定的考试论文，由小组的几个成员合作完成，最后集体的得分也是个人的得分。据称，这种形式的目的为了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通常，为了获得尽可能的高分这个共同利益，大家能同心协力，完成任务。但时常也有不幸的情况发生，小组成员之间意见相左，争执不下，闹得不欢而散，当然，每个人的成绩也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领导的艺术”这门课即将结束时，教授出的论文考题是，通过一个事件来看你熟悉的一位领导人，并分析出他(她)体现出的领导要素，要求以小组论文形式完成。班上我们四个中国学生自然凑成一组，结果证明我们中国小组的合作相当成功。
当我们小组碰头讨论时，我建议以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为事例，来看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我说我们的目标，要争取我们中国学生小组的论文成为肯尼迪学院的一篇例文，以留下我们中国学生的成果和影响。于是，我们便分工，各自去作准备，收集资料，构思文章框架等。我们还商定，为保持整篇文章风格和思路一致，由一个人主笔初稿。当时，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多门功课的考试，时间紧迫，压力大。而我们小组中一个特别能干优秀的学生，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以让人惊异的速度，很快拿出一篇非常漂亮的初稿。其中主要内容是香港问题及“一国两制”国策背景介绍，及贯穿于处理香港问题整个过程中邓小平所体现出的领导品质。
我在文章最前面增添了邓小平生平简介，并在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的比较中突出了邓小平的个性和伟大。
然后，我又仔细琢磨了整篇文章，我想，要得A，或选为肯尼迪学院的论文，还须上升到一个抽象的高度，理论上的或哲学上的，所以，我又增写了好几页，作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给我们上“领导的艺术”这门课的戈根教授，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任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当拿回考卷时，我们看到这位大牌教授在我们这几个中国学生的劳动结晶上划了一个重重的A。他的评语平实而充满感情“语言是你们最大的困难，尽管其中的一些表达很笨拙，但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对邓的领导分析深刻透彻，可考虑将来作为肯尼迪学院的例文，向你们表示祝贺！”我想，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也不是我们分析有多么精辟，而是邓小平本人的伟大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折服了我们这位美国教授。
整个哈佛倡导的都是领导精神，从进校起，就开始树立学生的领导意识，明确提出哈佛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领导人。哈佛商学院的目标就是商界领导人，公司CEO，法学院，政府学院，要出政界，公共领域的领导人，教育学院要培养教育界的带领人，神学院要宗教领袖。虽然，不是每一位哈佛毕业生都会成为什么领导人，但这种领导精神的倡导和培养，这种领导意识灌输和强化，我想，也确实加大了哈佛学生将来成为领导人物的机率。
(作者 赵一力)
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差点儿抱头痛哭
哈佛的心是热的。因为部分校工拿6.5美元的小时工资，哈佛学生挺身而出，发起“生存工资”运动，长达两年之久，屡败屡战，要求校方提高工资，最终取得“阶段性成功”。学生心系校工，教授则放眼全球，所以，有了应日益严峻的发展问题而生的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
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新专业，是萨克斯教授倡议设立的，1999年第一次招生。全称是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直译是“以国际发展为专业的公共管理硕士”。我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成为这个专业招收的第二届学生。
以前哈佛肯尼迪学院只有三个硕士专业：公共政策硕士（MPP），公共管理硕士（MPA）和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公共政策硕士（MPP）的门槛最低，有本科学位就可以。公共管理硕士（MPA）学生一般已经有了一个硕士学位和两三年工作经验。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有点像是国内的进修。这个专业要求有7年以上工作经历，不用考其他专业都要求的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等。公共政策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都要求读两年，公共政策硕士有必修课，公共管理硕士没有。资深公共管理硕士只读一年，也没有必修课。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就是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毕业。公共管理硕士（MPA）要求16个学分(一门课一般一个学分)，公共政策硕士要求18个学分，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要求19个学分，而且第一年全是必修课。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要求有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本科学的是经济，有1/3已经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硕士学位。我不但在那1/3以外，也在那一半之外。我是“混”进来的，因为录取的时候，我还不会数学。现在申请这个专业的人越来越多，想混进来不那么容易了。
全肯尼迪学院都公认的是，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的课最难。旁证之一是第一个班有一个同学跟不上了，转到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旁证之二是学院图书馆延迟一小时关门，开到夜里一点，因为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反映关门太早，没有地方学习；旁证之三是第一个班的一个中国同学，已经在人大拿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又在美国另一个大学拿了一个经济学硕士，照理说经济学和数学都不成问题，但他对我说第一个学期简直像是地狱；旁证之四是在“迎新会”上，老生对我们的鼓舞是：“我们挺过来了(We survived)!”
刘澜在查尔斯河畔的留影
所以，我来之前就做好了跳进火坑的准备，而且也以为自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跳进火坑之后才知道火坑的滋味，吃到嘴里的苦比想象的还要苦。早知道如此，我就不来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差点儿抱头痛哭：一天上了三堂课，有两门一点儿没听懂。向二年级的同学诉苦，他们居然说：“这很正常”。
第一次小测验是《微观经济政策分析》，我进入了班上前1/3。第一次期中考试我最先知道《定量方法》的成绩，满分是75分(满分由老师自己定，从来不是100分)。我得了51分，因为60分及格的中国思维定势没有转过来，所以闷闷不乐。没想到老师发下来一张成绩统计，包括均值、方差等各项统计值(毕竟是《定量分析》课)，别的我都记不住了，但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最高分是52分！我知道，经济学和数学我挺过来了。我还知道，原来别的同学也没听懂。
剩下萨克斯教授的《发展的历史与理论》心里没有底。这门课的阅读量特别大，有时一堂课的阅读要求是厚厚的一整本书，没有人能够读完。于是大家分工合作，每人读一部分，然后写总结，其他人读总结。每份阅读都有两个人写两份总结，但是考试之前我连这两份总结都没有读完。不过，我也挺过来了。
跳出火坑看火坑，依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想想今年又有不少中国同学跳进火坑，心里开始幸灾乐祸地笑。
(作者 刘澜)
拼搏：半年体重下降了20斤
因为攻读两个学院的项目，所以我必须同时选修两个学院的课，而第一学期我的必修课就有三门，两门法学院的，一门肯尼迪学院的。学校有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最少上两门课，最多上六门课，一般辅导员都推荐上四门课。其实，这种课业负担量是很合理的，既考虑到了学生的承受能力，又兼顾了学分要求。
在哈佛要想修好一门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业负担量大，课堂参与要求高，评分等级严格，教授不会轻易让学生过关的。在人数少的班里，“A”只能给头名状元；在人数多的班里，能得“A”的学生不会超过5%。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来到哈佛，就要真正学些东西，绝不能瞎混，浪得虚名。另外，经济账也不能不算，选六门课的单位成本要比选四门课降低33%。我毫不犹豫，在法学院选了会计学、联邦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税收管理学，在肯尼迪学院选了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资本市场，共六门课。
真是很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课，最忙的一天从早上八点半上到下午五点，上四门课。有的时候中午没有工夫吃饭，只能在课间喝杯水，吃点儿饼干充饥，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回到宿舍，简单吃点儿饭，然后又背着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半夜12点，等到图书馆关门后再回家。
美国的授课方式以启发式为主，很少有灌输式的。所以必须在课前做好预习，否则到课上很难有所收获。尤其在法学院，课堂上讲的都是复杂的法庭案例分析，中间夹杂着大量的法理、传统习俗和以往惯例。老师的假设是学生们已经熟读了所有背景资料，对课上要讲的案例都有基本理解，因此授课时一般不会重复书本上已经有的内容，而是加入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启发学生更深入的思考。所以，如果想偷懒，不事先预习，光凭课上听老师的就想学到知识是不可能的。每门课的作业量很大，有的课平均每两节就有一次习题作业，有的课要求不时地写小论文。两个学院有不同的学期时间安排，法学院没有期中考试，它的大部分课比肯尼迪学院提早半个月结束；而肯尼迪学院有期中考试，但期末考试又比法学院推迟半个月。所以，我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一面要应付这边的考试，一面又不能落下那边的课；刚考完肯尼迪学院的期中考试，又要准备法学院的期末考试，好不容易考完了，又迎来了肯尼迪学院的期末考试。
只有拼搏。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过来的。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睡眠不足。原来在国内，每天要睡八个小时，中午有时还可以再休息一小会儿。可现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就在书桌上趴着闭一会儿眼睛，再用凉水洗洗脸，继续看书。虽然宿舍就在校园里，可为了能集中精力，几乎把所有睁着眼睛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和教室里，宿舍成了地地道道的睡觉的地方。
记得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法学院的学生们放了一个星期的短假，叫做“飞行星期”。因为招聘公司往往要求应聘的学生亲自到公司面试，所以学校专门给学生们放假去应聘，以免耽误学习，而招聘单位也配合，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安排面试。看着法学院的同学们纷纷拎着黑色的旅行箱走了，我还是背着书包去肯尼迪学院继续正常上课，又要准备期中考试，心里真盼着自己也能有机会喘息一下。实际上，我在学习的两年里（包括一个暑假和两个寒假），没有休息过一个整假，假期也都是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度过的。
肯尼迪学院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我的两门功课一个得了A+，一个得了B+。同时应付六门课，还拿到一个A+，这是我到哈佛之后拥有的第一个快乐。
法学院期末考试临近了，会计课的教授找到ITP（国际税收项目）主管，建议选他课的三名ITP同学只参加及格（Passor Fail）考试，不要参加最后的学分考试。按惯例，及格考试相对于学分考试容易一些，只考基础知识。主管找到我们说，这位教授在教学上非常严厉，学分考试的试题也非常难，有些具有CPA头衔的学生也选择了及格考试，而且上一个学期就有一位ITP学生没有考过学分考试，建议我们接受他的建议，万一考不好，毕业就成问题了。
我很气愤，再严厉的教授也应该从正面刺激、激励学生们努力上进，而不应该在背后给同学们下马威。想着平时我花在这门课上的功夫，每次都是认认真真地完成报表作业，不厌其烦地做着明细账目的练习，又按要求从法律的角度阐释会计原则和具体应用。500多页的教科书每一页都画了重点，空间不够的地方还用小纸条做了加注。我做的这些努力决不是仅仅为了应付什么及格考试，是希望学到真正的现代西方会计知识，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同时我也坚信自己有实力拿下这个学分。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教授的建议，还鼓励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考，最后我们都选择了学分考试。
其他ITP同学知道了这件事，也都一起鼓励我们。我们组成了学习小组，还从网上把前几年的考试题调出来，没有答案，我们就把每套题都做一遍，然后聚在一起分析每一个答题点，找出最佳答案。考试那天，我还提前半个小时交了答卷。最后，我们都顺利过了关，拿到了学分。
仅仅半年的时间，我的体重下降了20斤，视力也因过度疲劳而急剧下降，不得不戴起了眼镜。当我去机场迎接也考上了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妻子时，她竟然差点没有认出我来。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六门功课成绩全部高于毕业要求，其中有三门是A或A-。
(作者 甘东宇)
在极限压力下生存
人生就是经历。人与人的不同，也在于经历。经历代表着过去，也影响着未来……
有一句哈佛俗语：“哈佛的第一年是地狱，第二年就是天堂。”而我对这句话的感受，从申请哈佛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哈佛之路，艰难而又漫长。我申请的是哈佛肯尼迪学院2000年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PA）。经过申请、考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的心已疲惫不堪。望着厚厚一摞需要准备的材料，想着学费、护照、签证、住宿、医疗保险……我没有兴奋，心乱如麻！
当我在两个月匆匆忙忙办完所有手续，登上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学校已经在同一天开学！没有休整，不能从容地倒时差，到达当日，我便上课了。而此时，我的基本生活都没有安顿下来。当时的感觉，可谓心力交瘁！后来我跟中国同学说：“中国留学生为什么通常都比较低调？因为我们承受着四重的压力：学习、生活、经济、文化。”
哈佛的学生公寓，那个叫“Peabody Terrace”的地方，让我一生无法忘记。那是一个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也是使我体验所谓“极限压力”的地方。那是一套空荡荡的一居室，没有床、没有灯、没有桌椅板凳，一切都要自己购置。学校在录取材料里说得很清楚，我没有订上数量有限的学生宿舍，只能住在租金更贵的公寓里，如果我希望住得离学校不是太远的话。这样，可以节省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和金钱。
感谢我的朋友！是他半夜把我从机场接到家里暂住;是他开着车带我去购置锅碗瓢盆，日杂用品;也是他带我去看美国家庭的“Yard Sale”（美国家庭因搬迁或其它原因在自家院子卖旧家具和日用品），花几个美元买了一个睡袋。这个睡袋，伴我度过了最初的两个月，随后，又被许多朋友借用过。
就这样，没有床，用睡袋作褥子，我在水泥地板上睡了两个月。没有时间买菜，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以至于现在想起方便面，心里还犯恶心。老留学生的故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在哈佛，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好好地睡一觉！那时，几乎每天看书做作业都要到凌晨两点，甚至更晚。第二天7点就要起床，8点上课。有时为了完成一个案例分析，通宵不眠。快速阅读，不停地阅读，直到眼睛发木。
肯尼迪学院的课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课，系统地讲解某一领域的知识，并有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如企业财务;另一类是案例分析，整门课几乎都由案例组成，如领导艺术。无论哪一类，共同特点是都要求学生大量课外阅读，并且课堂上要积极参与（有的课程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50%）。不阅读，上课就无法听懂，更谈不上高水平地提问和回答问题。通常为一堂课要阅读几十甚至上百页参考材料，而这有时对美国学生都是难以完成的。我记得那时头发掉得很厉害，夸张一点，是一抓掉一把。有趣的是，从入学到毕业，我从未生病，哪怕是感冒。当所有的神经都调动起来后，连生病的时间也没有了。然而，毕业回家了，当所有的压力都卸下后，我却实实在在地病了一场。
有一段时间，我不理解为什么教授要布置那么多的课外阅读。我也问过美国同学，他们是否能看完所有材料。他们说很难。那么，为什么还要求学生大量阅读呢？有人开玩笑，说学校为了挣钱，因为教材费是很贵的。在一个商业环境，这种说法让人将信将疑。但有一次，我在学生服务中心找到了答案。在那里，陈放着许多介绍材料，其中有一份，标题是“教师布置了大量阅读，我根本无法完成，怎么办？”答案是，阅读材料是教授们精心准备的，要尽量阅读，哪怕毕业以后。其实，准确的答案是在毕业后才找到的。今年5月，我们的校方主管保拉女士随院长约瑟夫·奈伊访问中国，其间有机会与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聚会。交流当中，我谈起对哈佛的体验，说到：“哈佛教会我什么能力”这时，保拉女士与我一起说道：“在极限压力下生存。”是的，“哈佛所给予我们的，是在极限压力下的生存能力”。哈佛，她给我们创造了一种氛围，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你必须保持高度紧张，调动所有的潜能。一句话，为生存而战！因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承受不上哈佛的现实，却没有人能承受不能从哈佛毕业的压力。
当然，哈佛实际上并不担心她的学生不能毕业。在新生大会上，学院副院长针对学生的担忧说：“不用担心，你们一定都能毕业，因为哈佛从来不犯错误。”哈佛相信，她的学生是最优秀的，因此不用担心学生会虚度光阴，也不必怀疑学生的能力。我们的学长、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与我们交流时以玩笑的口吻宽慰我们说：“在哈佛考试得A是很难的，但是想要不毕业，那才是更难的。”
(作者 余际庭)
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 & 免费的冰淇淋
哈佛有很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都不可比拟的，而且如果你有哈佛的ID卡，去所有这些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因此不可不游。不过学生们的时间一般都很紧，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遍游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所以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要做计划，找最重要的、最好的去看。
哈佛博物馆
哈佛的图书馆有360多年的历史，是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目前哈佛的图书馆系统由90多个图书馆组成，共有藏书近1400万册。Widener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图书馆，共有藏书320多万册，集中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仅书架的长度就超过了50多英里。这个图书馆是Widener夫人为纪念她的儿子Harry Widener捐赠哈佛的。Harry Widener是哈佛1907班的学生，喜欢收集罕有书籍，死于1912年Titanic沉船事件。据说Harry Widener爱吃冰淇淋，所以哈佛的男生从此以后在Widener图书馆可以吃到免费的冰淇淋。Widener太大了，我只去过两次，到处都是书。走在书架之间觉得很恐怖，因为在巨大的书架之间几乎没有人，阴森森的，我不是很喜欢。
Lamont图书馆是供本科生使用的最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图书馆，那里还有很多娱乐方面的书籍和录像带，由于周末和节假日很多图书馆都关门，只有Lamont图书馆开门并且关的很晚，所以到临考试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跑到这个图书馆自习。法学院的图书馆由于离我宿舍比较近，所以我也常去那里看书。法学院的图书馆透着高大和威严，室内宽大的阅览室金碧辉煌，墙上挂了很多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著名法官和律师的画像，也有不少雕塑。
商学院的Baker图书馆应该说是最富有的，在别的图书馆都是收费的项目在商学院确是免费的，比如说打印，所以个别学生都跑到商学院去打印书和论文，不过商学院在Charles河的对岸，过去一趟也不容易，所以大多数同学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并不去商学院贪那点小便宜。
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虽然小，但我觉得是最友好的，在那里借书你不用填条子，只要告诉图书馆员你要哪门课的参考书或阅读材料就可以了，他们会在几秒钟之内就递到了你的手上。如果你有一节课没有上或是在课上没有听明白，你还可以在图书馆借录像带看，你只要告诉图书馆员你要哪门课哪天的就可以了，KSG的许多课每节课都有录像，包括TA的辅导课。如果你研究东亚问题，一定要去哈佛燕京图书馆，那里有所有研究东亚问题的材料。不过作为中国人，费正清图书馆是不能不去的，那里收集了很多中文的书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向我推荐Radcliffe学院的一个图书馆，他说你一定要去享受享受那个十分贵族式的图书馆，大的落地窗，窗明几净，沙发也非常舒服，但我去的那天那个图书馆正在装修，没能进去，真遗憾。
哈佛博物馆里展出的世界著名的玻璃花
哈佛的博物馆也是非常有名，比如说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Peabody考古学和人种学博物馆以及大学艺术博物馆。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最著名的就是玻璃花，那些玻璃制作的花活灵活现，就像真的一样。大学艺术博物馆中的Fogg艺术博物馆是最有名的，藏有从中世纪到当代的西方艺术品。
此外哈佛还有一个大植物园——The Arnold Arboretum，非常值得一看。这个植物园建于1872年，占地265公顷，是美国最古老的植物园，也是世界上拥有亚洲植物最好和最多的植物园。
(作者 金玫)
大人物的“小伎俩”
肯尼迪学院还有不少兼有学术和社交性质的座谈会。因为梅森学者平均年龄较大，工作经验丰富，有的已经身居高位，所以学校对我们比较优待，常为我们安排这类活动，很让其他项目的学生羡慕。一年当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肯尼迪总统当年最亲密的助手西奥多·索润森（Theodore Sorensen）、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蒙戈·桑那库（Mongol Sonakul）、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都曾与我们专门座谈。因为来宾地位较高，通常安排有正式的茶会或宴会，所以要求正式着装。但由于是小范围活动，气氛甚至比其他讲座或讨论会更轻松热烈，主讲人能说一些大庭广众之下不好说的话。如李光耀先生2000年10月份来这时，正是他结束对台湾的访问后不久，他在座谈会上坦率地谈了台湾问题，认为时间对大陆有利，台湾应该回到“九二共识”。
曾荫权先生20年前就是老梅森学者，2000年11月是作为肯尼迪学院的杰出校友返校领奖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更亲切。他建议我们不必把时间都花在课堂上，因为“得A很难，考不过更难。”他还应我们的请求，回顾了港府1998年入市击退炒家那段艰难的日子。他说实在不愿再回想，当时压力太大了，真可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香港素来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港府入市在许多人眼里已属离经叛道，万一宝贵的外汇基金遭受损失，刚回归不久的香港及“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也会受到巨大影响。他一席推心置腹的话使我们无不动容，在深深敬佩的同时，也深感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决策的艰难。午宴后他兴致勃勃地与每位大陆来的梅森学者合影留念，我还有机会向他请教有关内地与香港金融证券合作的问题，他表示方式很多，潜力巨大，对双边都很有好处。
在这类座谈会上还能见识一些大人物的“小伎俩”。2001年4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应邀与梅森学者共进早餐。之后他有一个简短的演讲。他上讲台后，随手把厚厚的一叠材料扔到地上，我们正惊愕，他说属下为他准备了讲稿和背景材料，但他来是与哈佛学子讨论，不是来照本宣科的。于是台下一片掌声、笑声，大家都被总统先生的姿态和幽默所倾倒。第二天晚上他在论坛（Forum）正式演讲，我又看到了相同的一幕，只是掌声更加热烈。总统先生也爱玩些小花招，可见“领导也是人嘛。”
(作者王信)
关于“最低工资保障” 的游行示威
波士顿是个梦幻般的城市，她既有纽约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又有田园般的校园美景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美丽的查尔斯河缓缓流过，把哈佛校园分为两半。然而，在2001年的春天，正当生命复苏，绿叶鲜花竞相吐芳之际，在安静平和的哈佛校园，却发生了一场最后扩散到耶鲁等美国东部名校，并引起CNN等美国主要媒体关注的学生运动。
校园运动
2000年3月中旬，新学期开始一个多月，我在政府学院的学生信箱就收到了传单。哈佛一个学生组织号召大家踊跃参与即将发起的“Living Wage”（“最低工资保障”）运动，为被校方雇用的上千名勤杂工争取将每小时8.25美元的工资调升到10.25美元。
4月初，学生会开始组织学生在校长办公楼前游行示威，并有学生乐队参与。参加游行的学生人数大约有100多人，举着示威牌，叫喊着口号。围观的人不少，并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在校长办公楼周围，站着十几名警察。警察并不干预游行活动，大家相安无事。游行队伍每隔十几分钟，便停下来休息。这时候，便有人走到场地中间，用麦克风发表演说。演说到高潮，大家喝彩鼓掌，这时乐队的伴奏声就响起来了。
当时的校长将在5月份的毕业典礼上正式退休，由克林顿内阁的财政部长萨默斯接任。不知是否受此事影响，反正校方对学生的请求采取了不予理睬的策略。这样一来，示威的气氛渐渐紧张。大约一周后，示威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楼，校长不得不到别处办公。其他示威学生在办公楼对面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夜间住宿，进行持久战。同时，学生开始征集签名。为筹集经费，游行组织者开始募捐，并出售游行活动纪念品。占领办公楼的学生白天将头伸出窗户，与围观的人交流，有时也与警察聊天。有的学生则在抄课堂笔记。晚上，他们就睡在桌子和地板上。这样僵持着，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
到了第三周，校方仍然没有任何协商的迹象。示威组织者开始通过电子邮件呼吁更多学生参与。示威学生的状况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地的媒体到现场采访报道。波士顿区的议员出现在游行现场并发表了声援演讲。民权人士也来了。哈佛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出现在游行现场，并发表了颇具煽动力的演说，抨击校方政策，引来围观人群的阵阵掌声。草地上的帐篷越搭越多，已有近百个。
示威进入第四周，示威的方式也开始变化。游行不限于校园，开始进入城区。游行队伍长达几百米，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交通路口，学生开始上演滑稽戏，揭露校方的吝啬和冷漠，引来路人的阵阵笑声和掌声。事态的发展将CNN等媒体巨头吸引过来，并将消息发送到全美。耶鲁等东部名校开始校园声援运动。校方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第五周，校长终于做出让步，同意组织调查组，对学校雇用的上千名勤杂工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调查。示威组织迅速将消息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所有哈佛学生，庆祝胜利，并感谢各界支持。鉴于期末考试临近，示威组织者宣布示威活动暂告结束，等待校方调查结果，并视情况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纵观此次“最低工资保障”示威活动，在表现形式上与一般的示威活动并无太大区别。让我真正感动的是哈佛学子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呼喊，他们想到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面对的是教育他们的学校，他们挑战的是自己所热爱的学校的最高管理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学业上的巨大牺牲。我也特别钦佩那位法学院的教授。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看到了美国社会未来的脊梁。
(作者 余际庭)
挂旗风波：我们胜利了！
真正将所有中国大陆学生召唤起来的，是2000年12月中旬发生的挂旗风波。这一事件在全院学生中引起反响，个别亲台的教授也跳了出来。
前面提到肯尼迪学院著名的ARCO Forum，它其实是Littauer教学楼二层的一片空间，平时摆满桌子当食堂，晚上有演说时就撤掉餐桌。它有些像中式建筑的天井，上面是玻璃顶，采光效果好。根据学院的惯例，每年新生入学，都要在天井四周悬挂学生所属国家的国旗。自然，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所以，不挂台湾的旗，是十分正常的，没有人关注。当然，台湾来的学生是例外。
我们班有几位来自台湾的学生，有民进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不提及统独问题，大家关系都还不错。共同话题多，没有语言障碍，平时聊天，大家总是凑在一起，不管是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来的。
但是，个别台湾学生骨子里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对学院没有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尤其不满。据说，他们为此找过院方，院方答复这是多年的政策，不会改变。为了向院方施加压力，他们开始做学生会的工作，要求学生会就是否挂旗进行公开辩论，希望用“民意”来向学院施压。
台湾学生的理由是，学校是学术之地，不应该介入政治。国旗代表着学生的身份，是尊严和平等的象征。不挂“中华民国”的旗，有悖于哈佛的传统和声誉。
所谓哈佛的传统，是因为哈佛曾经悬挂台湾的旗，即使中美有外交关系。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来哈佛留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近年来在人数上已经大大超过台湾人。因此，台湾人在哈佛的影响也越来越小。
哈佛是美国精英聚集之地，许多人今后注定要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美国势力庞大，影响甚至决定着美国的全球战略。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支持，台独之梦一天都做不下去。因此，哈佛等美国高校就成了某些台湾人的必争之地。事实上，台湾政经界许多实权人物都在美国留过学，其中留学哈佛的不在少数。想想1995年康奈尔大学邀请李登辉访问在国际上和两岸掀起的风波，就知道美国名校对台湾的重要性。考虑到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挂旗之争根本不是台湾学生所谓的尊严之争，而是政治之争了。
对策动公开辩论的台湾学生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总是赢家。因为如果公开辩论的结果是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要求学生会正式致函学院行政当局，用所谓“民意”来压学院就范。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如果公开辩论的结果不能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也达到了目的，那就是让全院师生都听到了所谓台湾人的声音。
公开辩论选择在12月5日晚上进行。晚18点30分开始，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入会场。大陆的学生事先已约好，能参加的要尽量参加，并选出了主要发言人。19点，辩论开始，此时会场聚集了大约三四十人，除了学生会中的十几名各班级代表，剩下的大部分是大陆学生。台湾学生只有几人，外国学生更少。可见，绝大部分学生对台湾学生提出的挂旗问题并不感兴趣。这多少也令公开辩论的策动者感到失望。
台湾学生对辩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们请了一个美国学生做代表，替他们发言。流利的语言，悲情的口吻，煽动性的言辞，这位美国学生把眼前的戏当成了竞选参议员的一次预演（后来据了解，该学生原供职于某州长办公室）。其后，大陆学生推举的代表站起来发言，用事实教育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代表们，挂旗问题不是简单的尊严问题，它关系到哈佛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大陆学生的基本态度。哈佛虽是私立学校，但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有义务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更何况，哈佛的国际交流甚多，各国元首和政商名流纷至沓来。学院挂上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恐怕会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
随后是自由辩论。大陆和台湾的学生纷纷发言。台湾学生利用美国学生仇视共产主义的心理，举着护照，攻击大陆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大陆学生起而反驳。会议气氛渐渐紧张起来。会议组织者在发言机会上明显偏向台湾学生，引起大陆学生不满。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会议组织者提出开始表决是否要求学院挂旗的动议。当时会场的气氛已经很明显。我们大陆学生在表决前开始退场。
回到宿舍，我难以平静，愤而提笔，写下文章《学生会：动议通过了，使命失败了！》，对学生会事先不组织学生交流，反而发起所谓动议表决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学生会没有很好地化解学生之间的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从而偏离了学生会的使命。文章对公开辩论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文章完成后，我把它发给所有大陆学生，征求意见，并作了相应改动，最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所有学生和教师，并刊登在12月18日的《公民》报上，同时刊登的还有台湾学生的一篇文章，以示公平。在本期的头版头条，则是记者对整个事件的综合报道。出乎意料的是，我陆续收到一些西方国家学生的回信，对我表示支持。
大陆学生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团结一致，在学院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我们赢得了大部分师生的尊重。学生会把“动议”提交给了院方，但没有被采纳。台湾的旗是注定飘不起来了。我们胜利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一样高兴。寒假后第一周的一天，我在ARCO Forum吃中饭，边吃边翻看新一期的《公民》报，突然发现第二版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宣传广告，上面说：“台湾的旗其实已经飘起来了！”。下面是哈佛一个教授的名字。看来，他一定是这则广告的出资人无疑了！
看着这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广告，我不由地笑了。
(作者 余际庭)
坐在那里听课，也有人付你钱
当助教有什么好玩？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玩过，所以下学期想要玩一玩。要玩就玩得疯一点——下学期我要当两门课的助教，两门课我都没上过。一门是数学，另一门是《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