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他人内心的秘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一个人，尤其是接触不久的人的人格作出判断？显然，他本人所说的话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源。因为在所有活着的物种中，人类最善于撒谎，也的确经常撒谎。我们同样不能依据他人的动作手势或表现做出判断，因为人们可以装假，某些人还装得挺像。甚至他人的行为也不总是显露真情，因为人类可以欺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暴露真正的自我。然而，不管他人是谁——是我们打算托付终生者，是可能买下我们的房屋者，或是敌国（或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领袖——了解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样一个人，又习惯于怎样为人处事，是唯一能对其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
鉴于这些原因，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中，人格研究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过去70年中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的最早人格评价活动产生于伪科学——占星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已可根据行星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占星士们能够依据这些数据对他人的性格与未来进行解释并预测。在科学的“幼年期”，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性格和命运。奇怪的是，即使现在，这种观点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其纯粹是无稽之谈。
相面术是另外一种号称可以挖掘隐藏人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真实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极大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没有意识到这层关系，相反的是，他们只是就某种特别的面相特质与特别的性格之间罗列出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关系。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术也持续过相当长的时间。老于世故的罗马人非常相信外貌学。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像。”朱力斯·凯撒也说过：“我并不害怕那些肥头大耳、油光满面的家伙，但面色苍白的瘦猴子就不得不防。”
凯撒的观点被莎士比亚表现得再明白不过：
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
天庭滑润的男人让我安眠
那个卡修斯身若瘦猴，表情贪婪
必定是心计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
耶稣的实际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墓里出现的最早耶稣“画像”，是在其死后二到三百年才画出来的。但从公元2世纪到现在，他展示给人的面相一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相面术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陌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其性格。
根据可见特质来区分性格的另一种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抚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然相信，天庭饱满突出者，肯定“智慧”且敏感，天庭扁平窄小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将性格与生理特质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理论，是加伦（Galen）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过多者性急易燥，黑胆过多者沉湎于忧郁，血旺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至18世纪，其后继门人经常玩弄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的把戏，以校正体内的液体循环，达到强身健心的目的。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听起来非常现代的方法，由三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兼法学家、赫尔大学奠基人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提出。托马西乌斯想出一个办法，即给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数字打分，从中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但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了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绝对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洞悉他人内心秘密（不管其是否乐意）来说都极端重要》。照现代人的口味来说，书名毫无疑问是长了一点儿，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同样新潮。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人性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呢，还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尔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气质主义者”用内在的（气质）力量来解释人们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则用个人经验的情境对其进行解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每个人都会投机取巧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先后进行了以下两项实验：
实验一：实验者从某大学挑选了3位男生，要他们进行一项拉力测试。实验室里安装了一台拉力器，实验者要求他们不论是个人拉还是集体拉，都要全力以赴，3位大学生都表示会照此努力。实验分单人、双人、三人3个项目。
实验开始前，其中的两人被悄悄地告知，不论是双人还是三人拉力赛中，都不要真的用力。拉力赛开始了，3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已经全力以赴。但实验结果出来后，却让实验者目瞪口呆。
实验二：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呼喊”测试。实验者从某大学找来的6个志愿者，分别坐在6个相邻的单间里，每人戴一副耳机，每个志愿者都是通过耳机接受指令。志愿者A接到指令说，实验者从5开始倒着数数，等他倒数结束时，A和D必须扯开嗓门大喊“啊——”，声音至少要持续5秒种。
第一轮“呼喊”测试结束之后，A又接到指令说，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喊，下一次是6个人一起喊。事实上，测试中A和其他志愿者接到的指令是不同的。比如在A和D同时呼喊时，D接到的却是不喊的指令；在6个人一齐喊时，其他5个人接到的指令都是不喊。为了蒙蔽A，A从耳机中听到的呼喊声都是事先的录音。在当时通信设备还不发达时，能够想到做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有的这些蒙蔽行为只有一个严肃目的：对“社会投机”现象进行研究。
“社会投机”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自己所做的贡献能够让人一目了然地分辨出来，并得到认可。
在上一个例子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拉力（拉力器可以自动记录）。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拉时，只用独自拉时所用力量的85%；当他以为和另外两个学生一起拉时，所用力量只有他一个人拉时的77%。
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力度（每人面前都装有一个可以记录喊叫力度的麦克风）。当学生A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喊叫时，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82%；当他认为6个学生一起喊时，力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74%。
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投机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投机的影响非常广泛，后果也非常深远……（它）应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相貌泄露你的命运
中国有句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人的命运与他的生理特征息息相关。
即是说，人可以貌相。比如，天庭饱满的人大富大贵，眉毛浓密的人智慧过人，鼠头鼠脑的人阴险狡诈，等等。按照这些条件去比照，还真有不少的人能够“对号入座”。这便是“相面术”流行古今中外的深层原因。
据说，达尔文发明进化论之前，历史性的毕哥号之行差一点流产，就是由于“相面术”的缘故。事情是这样的，达尔文准备乘坐毕哥号轮船进行一次全球生物学考察。就在他准备登船的前夜，十分崇信“相面术”的船长却突然通知他取消了他的旅行资格，理由很荒唐：“达尔文的鼻子告诉我，他很难有毅力和决心完成这样艰难的航行。”
以前船长并不认识达尔文，在他相过达尔文的“面”以后，认为长着像达尔文这样鼻子的人，应该是生性懦弱者，因为相面书上是这样说的。
相面术和颅相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颅相学的主要奠基人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他通过解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大脑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由乳白色的流质所组成的茎（接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的；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也越高。
加尔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写道：小时候，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因为他们的记忆力都特别好，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着很大的脑袋，眼睛也都鼓鼓的，就像是金鱼的眼睛一样。
加尔猜想，眼睛后面的大脑皮层一定是主管记忆的。那么照此推理，大脑皮层一定还分布着许多特定的区域，比如“爱情区”、“仇恨区”、“好斗区”、“和平区”等。后来，虽然经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这些假设大多是荒谬的，但加尔对神经科学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加尔的思想却激怒了教会和弗朗西斯一世，因为颅相学将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为更加发达的大脑，而没有归结为神灵或上帝。
1802年，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加尔进行讲演，以避免加尔的宣传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后来，加尔曾经几次请求皇帝解禁，但始终没有成功。
1807年，加尔怀着无限惆怅和遗憾，离开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他本以为可以施展才能，自由发展，但不论是法国学院派还是拿破仑，都对他的思想不感兴趣。
加尔并不气馁，仍然坚守自己的思想，在1810年和1819年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宣传他的主张。通过加尔不懈的努力，颅相学逐渐红火起来，其影响遍及英美和西方各国，整整一个世纪长盛不衰——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
1954年9月，一位笔名叫玛丽安·基切的家庭主妇在美国一份报纸上宣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的信息。她传达超级生物的信息说，12月21号，整个北半球将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洪水淹没，除了极少数具有坚定信仰的人之外，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被淹死。
看到这个消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里昂·弗斯丁格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认知失调的天赐良机！当时，里昂·弗斯丁格正在研究认知失调理论，并在1956年出版的《当预言落空时》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假说：“假设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或某种现象，并受此信仰的约束，进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假设就在此时，确信无疑的证据证明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将会发生什么呢？我的结论是：这个人决不会善罢甘休，而是更加确信自己的信仰，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弗斯丁格认为，基切夫人的公开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肯定是一个活生生的宝贵例证，完全可以说明对互相矛盾的证据的矛盾反应是如何生成的。
于是，他找来他的两个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一起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密探。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自我介绍是三个好朋友，均对她的故事感到好奇，想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们的请求被基切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基切夫人早已形成了一个活动团体，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并正在等待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
弗斯丁格制定了一份研究计划，为了扩大调查的范围，他又征集了5位大学生志愿者，作为“不公开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基切夫人的活动。他们就像真正的信仰者一样，整天忙个不停地参加活动、听基切夫人作报告、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等，并在7个礼拜内参加了60多次会议。
这些活动短的只有一两个小时，长的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就像降神会一样，枯燥乏味，无休无止，把人搞得身心疲惫、精疲力竭。更让实验者难以承受的是，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会议期间时刻提醒自己，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应该作出“虔诚”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高度紧张地记录下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所传达的行星守护者的神秘信息。
弗斯丁格回忆说：“我们三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厕所也是这个房子里唯一谈得上隐私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宣称自己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将记下来的笔记录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差不多已给累垮了。”
终于，基切夫人接收到了企盼已久的信息：外星飞船将于某时某分在某地降落，以解救忠诚的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但预定的时间到了，飞船却没有到来。接下来，外星人几次改变降落的时间和地点，结果仍然没有飞船降落。12月21日最终过去了，信仰者既没有等来飞船，也没有发现任何洪水。
就在这时，基切夫人又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信息：由于信徒的良善和忠诚感动了上帝，上帝已决定不再降临这场灾难，让世界重归安宁、信徒重归家园。
听到这个消息，信徒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些本来就将信将疑的人，根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的失败（有的甚至觉得受到了愚弄），纷纷宣布退出团体。而另外一些信仰坚定的信徒，正像弗斯丁格所预料的那样，更加死心塌地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有的甚至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决心一辈子追随基切夫人，早日到达信仰的彼岸。
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失调的案例——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从绅士到虐待狂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律普·G。金巴多教授及三名助手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进行了一项后来广受社会非议的实验。
他们从斯坦福大学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报名者非常踊跃。因为有了充分的挑选余地，他们对所有的报名者都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和性格测试。最后，其中的21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学生由于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而得以入选。
那么谁来当看守、谁来做囚徒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抓阄”。经过“抓阄”决定，11人充当看守，10人充当囚徒，体验的时间共计两周。
在一个寂静的星期天早晨，“囚徒”们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一路鸣着警笛来到警察局，在警局登上犯人名册，然后带入“监狱”。
在关入牢房之前，还要对囚徒进行脱衣、搜查、除虱、宣讲监狱狱规，并给囚徒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服、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决定制服囚徒的办法。
当天晚上，典狱长便召集看守们商议，共制定了16种管理囚犯的办法，比如在吃饭时、休息时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不准在非就餐时间进食；不准在“放风”时间说话；囚犯彼此只能称呼号码；囚犯见到看守要立正等。囚犯不论何种原因，触犯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两天过后，看守和囚犯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看守们觉得这些囚犯是自己的管制对象，他们都是坏蛋且十分危险；囚犯则认为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事后回忆说：“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故意挑拨他们，让他们彼此对打和对骂，并命令他们赤手清洗便池。在我眼里，这些犯人就是牲口。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说，得看管他们严点儿，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忍无可忍，组织了一次反抗活动。他们把身上的囚徒号码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在冲突中，看守们使用了灭火器，将灭火器干粉喷到囚犯的脸上，强迫他们从门前后退，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拆毁他们的床铺，罚他们靠墙而立，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的管制更加严厉，经常在半夜三更突然提审犯人，诱使他们互相揭发，逼迫他们互相施虐，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囚徒对不公的处罚开始逐渐习以为常，一些人渐渐觉得大脑迟钝、反应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五天时，实验者不得不把他提前放了出去。
看守思想中迅速形成的施虐心理大大出乎金巴多的意料，连看守本人也对自己心理的变化感到惊讶。
一位“看守”在此之前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对他人施虐。他把自己这种心理的变化记录在了第五天的日记里：“我把这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厌恶他。新囚犯（416）不喜欢吃这种香肠，我命令他必须吃，可他说什么就是不吃。我把香肠硬塞进他的嘴里……我无法想象我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窝火。”
金巴多不得不承认，这次模拟监狱体验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些温文尔雅的绅士身上竟能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经过测试被认定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的人中间，竟会那么快地蔓延开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模拟监狱体验进行不到一周，出于慎重考虑，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即使是半途而废，他们仍认为这次实验极具价值，它尤其表明，“本来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改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次实验却遭到了伦理学家的强烈批评，在他们看来，这项实验实在是违背人类道德，因为它对志愿者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会终生不愈。正是由于道德问题，模拟监狱之类的实验之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并不存在的致命电击
在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不仅犯下了战争的滔天罪行，更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累累血债，令人发指。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曾经被认为是那么温文尔雅的德国人会突然变成刽子手，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1950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即某种特别形式的家长式体验的疯蔓生长。但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牵强，他们认为，答案可能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克拉姆在纽黑文市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到耶鲁大学协助从事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非在校就读的成年男性均可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5美元左右）的报酬，外加交通补贴。
研究者从踊跃报名者中挑选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安排两人作为一组，并约定于不同时间见面。米尔克拉姆解释说，他在研究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以及惩罚对学生学习的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教师就会给他一个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阉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志愿者抓到的是“教师”（事实上，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但串通好的受试者会在抓到纸条后立刻扔掉）。
然后，研究者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教师”则被带入另一个相邻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和“学生”说话，也可以听到“学生”的声音，可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研究者说这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15～450伏不等的电压数，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直到在435伏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宣读一些成对的词（如蓝色、天；狗、猫；鸡、鸭等）给“学生”听，然后考查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的答案，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学生”只要按动手边的按纽，“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闪亮。每当“学生”选错一个答案，“教师”就按动开关，给他一次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当“学生”又犯一个错误时，“教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顺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生”总是给出正确答案。接着，研究者示意“学生”故意答错题。随着“学生”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模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真的电流经过。
情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糟糕起来了：到75伏的时候，“学生”发出了隐隐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喊叫起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听到“学生”痛苦的叫喊，“教师”有些动摇，问研究者怎么办，要不要继续教育“学生”，研究者用淡漠而严厉的口吻说，回答不出就按错误处理。
于是，当“学生”犯错时，“教师”继续加重处罚。到180伏时，“学生”大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教师”又犹豫不决了，研究者依然面无表情地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教师”又加码电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面，他尖声大叫，到330伏时，“学生”既不回答问题，也不撞击墙壁，好像真的是痛得昏过去了……
包括米尔克拉姆在内的人都感到万分惊讶的是，竟然有63%的“教师”当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一直进行到底。然而，他们并不是施虐狂，想从正在发生的痛苦中体会到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顺从的受试者与那些到某些点即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差别）；相反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时，自身却经历着切肤的痛苦。
米尔克拉姆在报告中描述道：“在大多数案例中，紧张度已达到在心理实验室里难得一见的程度，我们可以看见受试者大汗淋漓，浑身颤抖，严重口吃，咬嘴唇，呻吟，指甲抓进肉里……一位成熟的、开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在进实验室时满脸微笑，十分自信，但20分钟之后，他开始颤抖起来，接着便口吃，很快接近精神崩溃……可他仍旧继续对研究者的每一句话做出反应，一直执行命令，直到最后。”
对于这些结果，米尔克拉姆的解释是，整个实验实际上所验证的就是一种文化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角色，而研究者则扮演权威角色。
在整个社会里，小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权威，按照权威的要求去做，怎么会有错呢？在实验中，作为被试者的“教师”们可以对“学生”不断施加痛苦和伤害，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进行研究，有必要执行权威的命令，而不用对其行动负责。
在米尔克拉姆看来，他的系列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接受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弱势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一位二战战犯阿道夫·艾奇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表示，他为自己在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恶心，但当时他只有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克拉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并因其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1964年的美国科技进步奖。今天，研究者不再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方法了。
尽管米尔克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将真相告诉了受试者，以消除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但他的实验方法仍旧遭到了心理学界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用电击无辜“学生”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既是不科学的，也是反人道的。今天，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回顾而已——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冷酷的旁观者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这件成为《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的谋杀案会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桩谋杀案如此引人注目呢？
案情是这样的：年轻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那天晚上加班，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杀死。莫斯雷是商务处理机的操作员，此前与吉娣毫不相识。他曾经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惯犯。
使这场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莫斯雷的整个杀人过程历时半个多小时：莫斯雷第一次刺中她后，并没有刺中要害，她不停地尖叫和大声呼救；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莫斯雷离开几分钟后再次折回来刺她；又停了几分钟，他看见她还在挣扎，又回头刺她，直到她再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此期间，差不多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下来保护她。躺在血泊中的她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帮助，甚至没有人报警。
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38个见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但两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的副教授约翰·巴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毕博·拉塔内却意识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上有38人目击了这场暴行，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这好像是说，如果只有一或两个目击者看到而不做什么的话，也就算了，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女子惨死在罪犯的刀下而无动于衷，实在是人类的耻辱！因此，两个年轻的心理学家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真正的原因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38人对自己无动于衷的解释。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往往将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审查所认为的后果是否就是那个原因。这是旧把戏了。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几周之后，巴利和拉塔内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的实验。
他们征集了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加实验，分为二人组、三人组或六人组。为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被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为取得真实的实验结果，实验的目的保密。参与者与另外的一人或两人或五人谈话，事实上他们所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事先的录音。
第一个说话者总是一位男生。他谈到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精神压力很大，睡眠也不好，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时会出现半癫痫症状。下一轮讲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颤，言语结巴，呼吸急促，前言不搭后语地叫道：“哎哟，我的老……老毛病又……要犯了！”接着开始憋气并呼救：“我快要死了……哎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他大喘一阵，似乎已经晕厥过去了。
实验结果表明，在认为只有自己与癫痫病者对话的受试者中，85%的人甚至在病人大口喘气前即冲出工作间报告；在认为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病人发作的受试者中，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过后，研究者问参与者别人在场是否影响其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场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终于找到了发生在克尤公园里的谋杀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释，把它称作“应急状态下旁观者介入的社会抑制”，或简称为“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正是由于在紧急状态下有其他目击者在场，才使旁观者无动于衷。旁观者效应，他们解释道，不是在于旁观者的“病态”人格，而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旁观者”效应呢？主要由于以下三种思想过程：因为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场或在那么多人的视线内，吃不准是帮助好还是采取其他措施合适，于是表现出行动犹豫；其他那么多人都无动于衷，他们可能更了解整个情形，即毋须参与，于是便放弃责任；最重要的是“责任分散”，即认为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紧急情形，自己的责任便相应减轻。
拉塔内、巴利和其他研究者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实验，实验证明，三种思想过程如何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旁观者所处的实际情况，即其是否知道有其他人旁观、是否看见有其他旁观者或是否被人看见等。
巴利和拉塔内的实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发起人们的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心理学家先后又进行了56次类似的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约有6000多人。
实验的种类很多，典型的例子有：一位年轻的绅士在列车车厢里突然摔倒，在地上拼命挣扎；旅馆隔壁房间里一阵巨响，然后是一个女士的呻吟；广场上的流浪者突然遭到一群年轻人的群殴；一个小偷公然在公交车上行窃；实验者本人晕倒等。
这些受试者要么孤身一人在场，要么与其他人或数人或更多人在场。实验的结果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总体来说，当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人在场，约有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援助者只有33%；如果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在场，援助者只有22%。
旁观者效应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由于已得到彻底确证，其效应在具体情况下可以具体测量，因而，近年来它已不再成为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成了一桩定案——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
二战期间，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选在1944年上半年实施登陆而不是其他时间？据说，作出这一决策，关键是因为罗斯福听取了中央情报局心理专家的建议。
二战后期，当盟军在非洲战场取得胜利，欧洲战场上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后，英、美、苏三国首脑便开始商定何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当时，围绕着何时实施登陆作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早登陆，最迟不超过1944年5月底，即让纳粹德国尽快在两个欧洲战场上同时作战，以分散其兵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登陆最好在1944年8月以后。
支持尽快登陆作战的理由是，如果盟军在5月底前登陆，完全出乎希特勒的预料，希特勒在心理上可能难以承受。这样，他很可能因为心理问题失去对军队的有力控制。
显然，罗斯福总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鼓舞，1943年底，他命令中央情报局在最短的时间内搞一份报告，对希特勒的心理和性格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接到命令后，中央情报局迅速行动，他们召集了大批心理学家，收集希特勒的心理情报，并在一个月后，就拿出了一份详尽完整的《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
《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指出，希特勒很关注自己的鼻子。希特勒认为，作为日耳曼人，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会给人一种真正男子汉的感觉。于是，他开始频频光顾美容店，给自己本来并不高耸的鼻子慢慢地增加高度。在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整容是一种“破坏上帝赋予自己的容貌”的爱慕虚荣的行为，和中国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异曲同工之处。
希特勒采取隆鼻术慢慢加高鼻子，以至于他的臣民们感觉不到他们“敬爱的元首”竟然会去做“隆鼻手术”。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仍未停止鼻子的加高手术。
希特勒从小眼睛就不好，不到50岁看文件就必须借助老花镜，但他拍照片时从来不戴眼镜，也决不允许报刊登载任何他戴眼镜的照片。
希特勒杀人不眨眼，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魔头居然见不得鲜血，尤其是见不得人的鲜血。有一次他的情妇爱娃不小心扎破了手，希特勒看到后竟然吓得哇哇大叫。
对自己饲养的动物，希特勒甚至有一颗仁慈之心：他饲养的爱犬，和他终日形影不离；他饲养的一只孔雀死了，希特勒悲伤得涕泪横流。但就在他为自己的宠物感伤哀恸的同时，却下令将几十万犹太人活活毒死。
希特勒一生从没有驾驶过汽车，并在公开场合严格规定他的车速不准超过37公里/小时。可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却命令司机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载着他星夜飞驰。在当时，这可是一个要命的速度，相当危险。后来，他的司机因无法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而精神失常。
希特勒还有一个癖好，就是特别喜欢在长桌前召开会议。据说他召集会议的桌子越做越长，最长的一张桌子差不多有16米长。
由于长期缺乏锻炼，他不到50岁身上的肌肉便开始萎缩。因此，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他也一身戎装，从不穿短袖衬衫。据说一个为他洗澡的仆人就是因为不小心向外人透漏了他身体肌肉的秘密，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
平心而论，希特勒虽然谈不上不近女色，但也绝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飞黄腾达以后，追求他的女人成群结队，但他却从不为女色所动。奇怪的是，希特勒狂热地爱上了他的嫡亲外甥女。这场畸形的爱令希特勒铭心刻骨，但却以其心上人的自杀而收场。
美国的心理分析专家根据希特勒的这些异常行为得出结论：希特勒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其一，希特勒热衷于隆鼻术、掩饰自己不发达的肌肉，说明他的虚荣心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住，无疑会加大他同外界的隔膜，增加他已经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其二，作为一个从不握方向盘的人，选择“午夜飞车”只有一种理由：宣泄心中极度的压抑。
其三，在那个年代的德国，与自己的嫡亲外甥女相爱是一种畸形的恋情，畸形恋情又无果而终，必然会在他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这个阴影可能会影响终生，甚至导致心理变态。
其四，希特勒酷爱长桌，正表明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坐在长桌的尽头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尊严和威严，可以满足他的领袖欲，另一方面则使坐在远处的人无法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保持他和部下一定的距离感。实际上，这正是希特勒心理非常脆弱的表现。
《希特勒性格特征分析报告》据此指出，希特勒具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如果盟军在西线发动强大攻势，出其不意地实施登陆作战，希特勒或许表面上会虚张声势，但内心的软弱和空虚会暴露无遗。报告建议盟军要在午夜加强对柏林的火力攻击，使希特勒无法“午夜飞车”。由于心理压抑无处宣泄，精神高度紧张，极有可能导致其神经衰弱甚至精神崩溃。报告建议，假如盟军在1944年上半年发动大规模反击，希特勒将因为心理问题惊慌失措，从而失去对他的百万大军的强有力指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认真研究过这份心理报告后，做出了在1944年上半年进行诺曼底登陆的伟大决策。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希特勒的“表现”完全证实了这份分析报告的预言。
事实上，这份心理分析报告的理论依据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理论。
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心理动力系统的深层基础。他认为，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的结果，作为个体的人格，他的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人格结构的原始基础和原始动力；自我是以本我为基础、借助知觉系统而形成的理性意识，但它时时受到本我能量的冲击；超我是在自我不能满足现实环境的要求时产生的高级自我形式，它是一种良心和批判能力，如宗教、道德、社会情感、理想、价值观等，但超我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本我。
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无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人格形式是如何的矫揉造作，多么的崇高神圣，但还是时时刻刻受到本我的冲击，两者差距越大，其人格的扭曲也越厉害。为缓解和消除这种扭曲造成的痛苦，他必然会用某些特殊的行为来减轻这种痛苦。
希特勒种种怪诞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盟军正是由于掌握了希特勒的心理秘密，连续无数个昼夜不间断地轰炸希特勒“午夜飞车”可能经过的道路，使其心理的压抑无处排解，这样就加速了其精神崩溃和人格分裂，导致他一系列决策的失误，从而为盟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双胞胎之谜
2006年7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出任波兰总理，从此，波兰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孪生兄弟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的奇特现象。由于兄弟俩十分相像，一般人很难把总统和总理区别开来。在波兰，卡钦斯基兄弟俩被称为命运中的“双子星”。2007年11月5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在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正式提出辞呈，当天晚些时候，他的弟弟、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批准了辞呈，这对孪生兄弟共同执政的时代就此终结。杰德维嘉·卡钦斯基太太清楚地记得，1949年的6月18日，雅罗斯瓦夫仅比莱赫早45分钟降生。按照占星学的说法，这一天恰好属于十二星座中的双子座。
世界上最长寿，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对双胞胎是日本老人金婆、银婆姐妹，她们是日本“国宝级”的人物，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一对跨越百岁高龄的双胞胎，可惜在2000年107岁的姐姐金婆离开了与她相伴一个多世纪的孪生妹妹银婆，在名古屋去世。
双胞胎，又称孪生，分同卵双生与异卵双生两种。前者是一个卵子受精后分裂为相同的两部分，分别发育成两个婴儿，而后者是两个独立的卵子分别由两个精子受精，两者各有一个胎盘，因此性别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双胞胎，尤其是同卵双胞胎，是生命中一个奇妙的现象，他们不但相貌相似，能力、个性、喜好等各方面也相像，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心灵感应。下面就是一些关于同卵双胞胎的有趣事例。
故事一
25年未见面的双胞胎姐妹发现彼此癖好一样，甚至抽的烟也一样。
自从克里·凯泽记事以来，她就觉得什么东西从生命中丢失了。
1960年，克里被她的养父母收养，和同样是收养来的哥哥一起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长大。在佛蒙特大学念书时，一周有好几次，有不认识的人走到她身边，以为她是艾米。
1985年9月的一个周末的夜晚，在一家餐馆里克里又被一个青年误当成艾米，当克里解释说自己不是时，那个年轻人惊呆了。他打赌说克里肯定与艾米有关系。克里向年轻人要了艾米的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周一上午，克里打通了艾米的电话。一问，克里马上明白了，她们是双胞胎。
她们决定当晚在拉特兰大街附近的停车场见面。当姐妹俩见面时，她们都惊呆了！
克里说：“我记得当时停了车，看到街对面站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天啊，我当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25年之后，双胞胎姐妹两人重新走到一起！她们一见如故！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美满和内心的充盈！姐妹俩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她们品味相投，抽相同牌子的烟，语言风格相同，癖好也一样，她们甚至发现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克里说：“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有两个我在对话，艾米就像是我的一部分。我们面对面，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是什么感觉。”
故事二
异卵双生双胞胎的弟弟出差时，突然腹部剧烈疼痛，而后发现疼痛的时间正是哥哥被谋杀的时间。
大多数双胞胎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双胞胎之一受伤严重，另一个人会感受到相同的痛苦吗？有人对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他体验到了哥哥被杀时的巨大疼痛。
1955年3月，当里克和罗恩即将降生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施行剖腹产手术，因为他们似乎不愿分离，四肢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舍的情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深厚。兄弟两人是最好的朋友，感情超越其他的兄弟感情。
里克和罗恩是异卵双生双胞胎，即两个卵子同时受精，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他们同时学会走路和讲话，喜欢相同的科目。
稍大一些，他们发现，他们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
1995年1月，里克从休斯敦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非洲安哥拉的一家石油公司审核账目。在安哥拉起初的几天很平静。但5月31日凌晨4点钟，里克被腹部剧烈的疼痛惊醒。
里克说当时剧烈的疼痛导致全身麻痹。4个小时过后，疼痛逐渐消失。稍后，医生为里克做了全身检查，但并未发现身体有任何危险迹象。
但坏消息却在当天夜里降临，里克的双胞胎哥哥罗恩，前一天夜里被杀。验尸报告和911的电话记录都表明罗恩的死亡时间是中部时间晚上10：30，正是里克夜里因腹部疼痛惊醒的时间。
里克相信他感应到了哥哥被杀时感受到的剧烈疼痛，这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会让他牢记一生。
双胞胎现象一直是心理学家注意的焦点之一，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遗传对不同人之间能力的差异有多大的影响。最早重视这个问题的是现代心理测量之父，英国人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收集了94个双胞胎的案例，分析那些分开教养的双胞胎之间性格与能力的变化，调查结果坚定了他的一贯主张，即人的才能来自于遗传。
1869年高尔顿出版了《遗传的天才》一书，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对各个领域杰出人物的社会调查，包括了法官、政治领袖、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神学家等各种职业。高尔顿研究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资料，结果发现这些人多数出自有名望的家族，其中31%的人有杰出的父亲，41%的人有杰出的兄弟，48%的人有杰出的儿子，血缘关系越近，同为名人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为坚信自己的理论，高尔顿的后半生都致力于推动优生学运动，认为通过几代人审慎的婚姻就可能培育出具有很高天资的人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曾向政府提议，通过测验从英国挑选出10对最有才能的男女，每人提供5000英镑（在19世纪，这绝对是一笔巨款）的婚姻赠礼，促使他们彼此婚配，以期改良大不列颠人的物种结构。虽然看上去有些异想天开，但这一想法始终有人响应。
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便提出用征税来鼓励智者生育，愚者节育；从当代新加坡政府奖励高学历者多胎化的人口政策中，多少也可以看到高尔顿理论的影子。但是，在研究中高尔顿完全忽略了杰出人物生长的环境也比大多数普通人更优越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1969年，教育心理学家亚瑟·詹森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智力测验数据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IQ存在明显差异（黑人约低15分上下），而且即使给予环境条件不利的黑人儿童以补偿性教育，其IQ也只增长2～5，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因此詹森认为，遗传更多地支配着每个人的智力水平，补偿教育计划得不偿失。反对者则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智力商数上的差异，更多的是由环境因素所决定，是几世纪以来美国所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无论是受教育、培训的机会和程度，还是两者的出身与生活环境，黑人都比白人低得多，这才是造成黑人在现实社会中低人一等的主因。而且智力测验本身也有问题。暂且不说测验结果中种族内部人与人的差异比种族间的差异要大得多，单单智力测验题本身就不公平。它的设计更多的是针对白人中产阶级，以该阶层的生活环境作为标准，比如，有的测题要求用拼板拼出一部汽车的形状，那么，住在城市里的孩子当然比来自贫穷的乡村从没见过汽车的孩子做得更好。
面对这些疑问，詹森等人反驳说，同样处于不利的生活与社会环境中，印第安人的智商得分却要高于黑人儿童，这显然支持人的智力是先天决定的观点，遗传因素的影响超过了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于智力遗传说与环境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且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越演越烈。根据1963年心理学家厄伦迈耶-金林和贾维克对过去半个世纪8个国家52项研究的总结，同卵双胞胎在同一环境下成长的，他们的智力相关达到0。88（相关为1。00表示完全一致），同卵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下长大，其智力相关为0。60；相应地，同胞兄弟姐妹在相同和不同环境中长大时，智力的相关分别是0。50和0。35。另外，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智力的相关也要比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智力的相关要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些数据表明，遗传对于智力的影响是存在的，血缘关系越亲，智商也越接近。
但是，这同样也在说明，在智力的形成与发展中，遗传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与环境的因素交互渗透。不同的基因类型会受到环境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遗传素质代表了人的发展潜力这颗种子，而环境则是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当种子本身有问题时，那么再肥沃的土壤也无能为力；同样，落在贫瘠的土地中的一颗好种子发展也有限。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更重要的，即智商是否代表了人的智力水平？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仍有疑问，对传统智力测验的反思也持续在进行。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其他如技能、创造力、个性、动机等因素相配合，所谓“智力天才”只是一句空话。这不啻为每一个智力测验热衷者敲响了警钟——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发现未知的自己--改变对自己的认识的心理学 灵魂真的存在吗？
“灵魂”是什么东西？“灵魂”到底存不存在？假如“灵魂”存在的话，它是从人的躯体中生长出来的，还是仅仅把人的身体作为临时寄寓的躯壳？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人有灵魂深信不疑！小孩被吓着了，家长晚上会打着灯笼为小孩招魂；人死了，在殡殓的某个时辰即使是亲人也要远远地避开尸首，让死者出魂。即是说，人死后尸体入葬，但灵魂却要到天国或地狱报到。如果亲人不离开尸首，灵魂无法出窍，死者是不得安息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者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段，把灵魂人格化，如《三国演义》里，大将关羽死后灵魂不散，多次显灵暗中帮助刘备和他的后辈；《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有前世的姻缘，秦可卿死时灵魂会托梦给王熙凤。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做梦等心理现象，便认为是灵魂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灵魂只是暂时寄寓在人的躯体里，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当人大白天处于清醒状态时，灵魂和肉体同在；当人在黑夜里睡着时，灵魂便悄悄离开肉体随处游荡，所以，千万不要猛一下叫醒熟睡的人，以免离开人体太远的灵魂来不及回到躯体里面而致死；人死，就是因为四处游荡的灵魂找不到自己的寓所而飘零他乡的缘故。
至今，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仍然认为灵魂是人的影子，所以，那些部落里的人除非不得已才会到河边去，因为他们生怕影子即人的灵魂投射到河里后，被鳄鱼吃掉。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万物，人的肉体可以消灭，但灵魂不死，并且可以从死去的躯壳出来，进入另一个鲜活的躯体。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有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三种，分别主管人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和道德完善。
由于这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有利于宗教统治，所以一直被教会奉为真理。在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主义非常严苛，主张无神论的人士受到了残酷迫害。如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利用泛神论思想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结果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受火刑而死。
在我国古代，佛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转世”，叫“三世轮回”。生前做好事的人，来生托生到富贵之家；生前作恶多端的人，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来生托生为畜生。道家则认为，人经过修炼以后，可以羽化成仙，长生不死。
这些宣扬的都是灵魂不灭论。而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应该是先有身体而后有精神，精神依附于身体而存在，人的心理活动是身体的一种机能。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说过：“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存焉。”魏晋南北朝的范缜进一步指出：“形者神之质也，神者形之用也。”就是说物质的身体是精神的根本，而精神（灵魂）只不过是身体的功能罢了。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认为灵魂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与身体有联系，但却说不清楚它是由什么具体的物质器官产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人一直把心脏当做产生思想的地方，于是，凡是和思想有关的字和词，都带上了具有“心”字的偏旁。如“思”、“想”、“念”、“恋”、“悲”、“怒”、“恶”、“意”、“愿”等。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真正影响思想的是人的大脑，而不是心脏。所谓灵魂不死、灵魂不灭，都不过是子虚乌有。
1848年，发生在美国铁路工地上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1848年9月13日下午，在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地上，有一名叫盖奇的工人，当他用一根长约1米、重约6千克的铁钎子去杵实岩石炮眼中的火药时，火药爆炸了。盖奇手中的铁钎被炸药震飞，铁钎穿过盖奇的大脑，又飞出去约46米远。盖奇轰然倒地，血流满面，浑身抽搐，不省人事。
人们都以为盖奇完了。没想到，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盖奇一骨碌爬了起来，居然神志清醒，说话自如。工人们赶紧把他抬到一辆牛车上，送到离工地750米远一个小镇的医院里。到医院时，盖奇自己从车上走下来，并通过一段长长的楼梯走进病房。医生检查盖奇的伤口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致命的伤口，盖奇居然还活着！晚上10点了，盖奇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可他却很清醒地要朋友们回去，说他没问题，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几天后，盖奇因伤口感染陷入昏迷，经过医生的抢救才开始慢慢好转。3个星期后，他恢复了意识，想要起床。到了11月中旬，他又回到了小镇，并开始计划他的将来。奇怪的是，他的性格和脾气全变了。受伤以前，盖奇是一位和善、随和的人。伤愈后他却变得性情粗暴，蛮横无礼，根本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喜怒无常、优柔寡断。这个病例充分说明，大脑受伤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1861年，一个“失语症”病人到处寻医，求助无门，绝望之中找到了法国医生布洛卡。布洛卡对这位病人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病人的发音器官没有问题，这说明病人不能讲话是其大脑皮层一定部位受损的缘故，从而证明脑的这个部位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
1863年，俄国解剖学家贝兹在人脑中央前回皮层发现了大型锥形细胞，并且证明这种大型锥形细胞是支配躯体运动的神经细胞，人们称之为“贝兹细胞”。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对大脑机能的认识。
现代科学进一步证明，人的心理活动是脑的机能，人的思想不能脱离物质的肉体而存在，它是物质的一种反映形式。大脑是通过神经系统的活动对人的心理、行为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或称为神经细胞。神经元和其他细胞一样，也有利用氧气、产生能量等生命过程。但神经元和其他细胞的一个差别是它不能增殖，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全部大约100亿个神经元，但以后却只死不生。
人的神经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组成，是身体机能和行为的整合中枢，这部分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控制中心；周围神经系统包括所有把肌肉、腺体及感受器与中枢神经系统连接起来的神经，它只向中枢神经系统输入信息或接收中枢神经系统传出的信息。
机体的一切器官在脑部都有自己的投射区域，换句话说，都有自己的代表部位。感觉器官是在大脑皮层的感觉区，肌肉是在运动区，即分别是感觉投射区和运动投射区。感觉技射区接受来自感觉器官的信息，运动投射区是最后向肌肉发送命令的脑区。
美国有一部电影，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在一次车祸中因为头部受伤，从此失去了记忆。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去，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在极度困惑中，糊里糊涂地来到另一个城市，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的妻子满世界地找，几年过去了，丈夫杳无音讯。功夫不负苦心人，后来，她终于找到了失踪多年的丈夫。
然而，她的丈夫已经不认识她了，曾经相依为命的夫妻，这时却形同陌路。她灵机一动，应聘做了他公司的一名职员。男主人公一直觉得这个女子很亲切，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几年后，男主人公出差回到他原先生活的城市，无意识地沿着熟悉的路行走，恍若隔世。突然，他恢复了记忆，“灵魂”又回来了。
按照今天科学的解释，这位男子是因脑部受撞击后脑内出血，与记忆有关的脑的相应部位受到压迫，脑功能受损而引起失忆。后来，脓血渐渐被吸收，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由此可见，古人所说的灵魂其实就是人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机能正常，人的行为就正常；人脑机能受损，人的行为就会失常；人脑死亡，人的行为停止。所谓的灵魂不死、借尸还魂都是不可能的——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发现未知的自己--改变对自己的认识的心理学 人的行为是被性欲驱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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