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爱国之义，本为人人所不学而知，不虑而能。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譬诸人孰不爱其身，而当颠连困横疾痛惨怛之既极，则有祈速死者。彼宁不知死之为苦，然既已不觉有生之可乐，以为充死苦之量，亦不过等于有生，则生死奚择也。人孰不爱其家，然庭闱闺房之间有隐痛者，往往遯舍一瞑不反顾，岂徒曰无家与有家奚择，彼实以有家之苦，不如无家之反为乐也。人之托身于此国也，千百年祖宗血气之所以续，丘墓室庐之所栖宅，饘粥歌哭之所凭借，妻孥云来所怙恃，此而不爱，孰云人情！况吾国人者，亢宗之念，怀土之情，以校他族，强有加焉，语于爱国，宜无待教诲激厉。然而吾民乃以不爱国闻于天下，岂果吾民之不肖至于此极哉？彼盖求国之所以可爱者而不可得，故虽欲强用其爱焉而亦不可得也。孟子曰：“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又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以天合，而天之有时不能强合者，犹且如是，况政府人民相与之际者耶？在昔专制之主，何尝不自有其所谓爱国之义以责诸吾民，动则曰：“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谓是可以悚民听也，庸知反以堕民信而贾民怨。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寖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呜呼，其非民之讹言也！
自甲午、庚子之难以迄今日，吾国民爱国心之发动而表现于事实者，盖不计几度。其究也，则为桀黠之党人所利用者什而四三，为鄙劣之官吏利用者什而六七。所谓爱国捐，所谓国民捐，所谓爱国公债及其他某种某种公债，所谓某矿废约、某路赎股，试问其结果有一能使人踌躇满志者否耶？人之真性情，能有几许，夫安得不摧挫汩没以尽。譬诸处女，本秉抱至纯洁之情爱，若数度为狂且所误，其真性安复以不牿亡？我国人相习以爱国为口头禅，而恬然相视不为怪者，其原因岂不由是耶？吾愿我政府勿复以痛哭流涕之语貌责善于人民。痛哭流涕者，处士之业，新进之容耳。若乃手执国之大命，当机以行，局中之艰难，固不必执途人以求其共谅，而苟积诚以相孚格，则下之所以应之者亦必适如其分。而不然者，虽陈义侃侃，信誓旦旦，民之听者，目笑存之耳。不见夫前清耶，每当一次大难之后，曷尝不有数篇怵惕维厉之文告，冀以涂饰天下耳目，（记前清上谕有云：“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此类文告，盖数见不鲜。）然而其效竟何若者？昔人有言：“应天以实不以文。”天且有然，而况于民视民听之至切近者耶！政府而犹欲与全国人共此国也，政府而灼知非与全国人共此国而国将无与立也，毋亦洗心革面，改弦更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使人民稍苏复其乐生之心，庶无复“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戚；使人民不致以有国为病，庶无复箪食壶浆以避水火之思。逮乎国与民之休戚既相一致，则民之爱国，其天性也，抑何待劝？而不然者，劝焉奚济？
呜呼！政府其亦知国民之大多数，大都汲汲顾影，蹙然若不审命在何时。他省吾不敢知，吾新自故乡广东来，闻诸父老昆弟所言，殆不复知人间何世。官吏也，军士也，盗贼也，荼毒之，煎迫之。民之黠者、悍者，则或钻营以求为官吏、军士，或相率投于盗贼，而还以荼毒煎迫他人；其驯善朴愿者，无力远举斯已耳，稍能自拔，则咸窃窃然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香港、澳门、青岛乃至各通商口岸，所以共趋之如水就壑者，夫岂真乐不思蜀，救死而已。夫人至救死犹恐不赡，而欲责以爱国，为道其安能致？然而我民之睠怀祖国，每遇国耻，义愤飙举，犹且如是，乃至老妇、幼女、贩夫、乞丐，一闻国难，义形于色，输财效命，惟恐后时。以若彼之政象，犹能得若此之人心，盖普世界之最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呜呼，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所借以援系也。其继长增高耶，在今日；其摧萌拉蘖耶，在今日。二者孰择，则惟视政府之所向。夫谓政府而欲摧拉人民爱国心之萌蘖，天下断无此人情。虽然，苟政象循此不变，则人民怙恃国家之心，安得不日就澌灭。若更等而甚之，政府或以人民之朴愚而易与也，利用其爱国心，而术取其财与力，以图一时之小补而不复顾其后，则其所斫丧者，将永劫而不能复。呜呼政府，其毋使吾不幸而言中也。
呜呼！交涉之事，则既往矣，无论政府若何劳勚，而结果安得谓之不屈辱！曷为得此屈辱？必矣，今举国之兵且数百万矣，国家岁出用于军事费者什而七八矣，曷为而等于无一兵？曷为而实际无一械？且以中国土宇之广、物力之厚，而财政曷为日以窘闻？此极显浅之事理，人民不问责于政府而谁问者？夫政府之所以逃责者则亦有词矣，必曰大难初平，日不暇给，元气未复，近效难期也。吾知人民稍平心论事事，未始不能以此为政府谅。顾吾民所最耿耿者，最惴惴者，不在前此陈述迹之得失，而在后此希望之有无。今固不能战也，而他日是否有能战之时？械不足，是否有道能使之足？财不继，是否有道能使之继？兵也，械也，财也，是否能离他政而自立？他政不举，此数者是否能有收效之期？而凡百要政，今日是否能谓之已举，能谓之渐举？凡所兴革，是否能与国家之利益一致，能与人民之利益一致？循此以往，政象能否有以愈于畴昔？凡此百端，安得不一一问其责于政府？吾民既不幸而有今日，今日所刈之果，前此所种之因也，因之不善，吾民能为今日之政府谅。吾民能否犹有将来？今日所种之因，将来终必有刈果之时，果如不善，吾民不能为今日之政府谅也。呜呼政府，其善思所以自处矣。
三
然则宜责备者惟在政府耶？曰：恶，是何言。无论以何人居政府，其人要之皆中国人民也。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善良之政府，亦惟善良之人民乃能产之。吾国人民究为善良耶，为非善良耶？吾敢径答曰：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什九皆其不善良者也。故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而此一线之希望，孰断送之？则如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指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夫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征诸吾国历史有然，征诸并世各国之现象亦莫不有然。盖所谓士大夫者，国家一切机关奉公职之人，于此取材焉，乃到社会凡百要津，皆所分据焉，故不惟其举措能直演波澜，即其性习亦立成风气。岂必征诸远，即如现今最刺激吾侪心目之日本，彼当数十年前，又岂尝有善良之政府？而其少数之士大夫，能精白其心术，而炼磨其艺能，寖假而国家之公职，不得不出于此焉；寖假而社会之要津，莫或与竞焉；寖假而全国全社会之空气，皆为所旵布，相引弥长，火传不绝。迄于今日，乃能举其区区三岛，凌轥我而莫敢谁何！我则何如？前此之士大夫，既种甚恶之因以贻诸今日，今日之士大夫，又将种更恶之因以贻诸方来。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国家曷为设官？位置士大夫而已；国家曷为费财？豢养士大夫而已。士大夫学无专长，事无专业，无一知而无一不知，无一能而无一不能，谓此一群士大夫不可用，更易一群，其不可用如故也。劝老百姓以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所动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社会凡百事业，非士大夫则末由垄断；社会凡百事业，经士大夫而无不摧残。士大夫之势力，能使人惮，故莫由纠其非以为驱除；士大夫之地位，能使人羡，故相率习其术以图援附。呜呼！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岂不由是耶？以如此之人为社会之中坚，言整军则谁与整，言理财则谁与理，言劝工则谁与劝，言兴学则谁与兴，言议会则谁为政党，言自治则谁为搢绅？故凡东西各国一切良法美意，一入吾国而无不为万弊之丛。循此以往，岂特今日之耻永无雪期，恐踵而至者，而再而三以底于亡已耳。于是乎，中国人是否尚有统治自国之能力，果成一疑问矣。
呜呼！我辈号称士大夫者乎，勿诿过政府，政府不过我辈之产物而已；勿借口于一般国民，一般国民皆最善良之国民，以校他邦，略无愧色，我辈陷之于苦、陷之于罪而已。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然后可以语于事之得失与其缓急先后之序，然后可以宁于内而谋御于外。而不然者，岂必外患，我终亦鱼烂而亡已耳。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48]复古思潮平议（1915年7月20日）
吾友蓝君，尝著论辟复古之谬，登载（大中华）第一号。海内人士读之，多骇汗谯河，即鄙人乍见，亦不免失色相诧，思宜有所以折衷之，乃为平议如次：
吾以为蓝君所言，洵诡激而失诸正鹄，吾不能为之阿辩也。然此种诡激之言，曷为发生于今日，则固有使之者焉，亦不可不深省也。蓝君之论最骇人听闻者，彼对于忠孝节义，皆若有所怀疑，而对于崇拜孔子，亦若有所不慊。此其持论诚偏宕而不足为训也。盖忠孝节义诸德，其本质原无古今中外之可言。昔人不云乎，天下之善一也。凡道德上之抽象名词，若智仁勇、诚明、忠信、笃敬、廉让乃至若某若某，虽其涵孕之范围广狭全偏或有不同，然其同于为美德，则无以易。盖事理善恶之两面，譬则犹光明之与暗黑，讨论事理者，辩析若何而足为光明之标准焉可也，研究若何而能使光明之焕发赓续焉可也，若乃贱斥光明而尊尚暗黑，则岂惟螫理，实乃拂情。即如忠孝节义四德者，原非我国所可独专，又岂外国所能独弃。古昔固尊为典彝，来兹亦焉能泯蔑？夫以忠孝节义与复古并为一谭，揆诸论理，既已不辞；以厌恶复古故而致疑于忠孝节义，其瞀缪又岂仅因噎废食之比云尔！若夫孔子教义，其所以育成人格者，诸百周备，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之终身而不能尽，以校泰西古今群哲，得其一体而加粹精者，盖有之矣。若孟子所谓集大成，庄生所谓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备，则固未有加于孔子者。孔子而可毁，斯真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也！且试思我国历史，若将孔子夺去，则暗然复何颜色？且使中国而无孔子，则能否抟捖此此民族以为一体，盖未可知。果尔，则二千年来之中国知作何状？又况孔子之教，本尊时中，非若他教宗之树厓岸、排异己，有以锢人之灵明而封之以故见也。然则居今日而教人以诵法孔子，又岂有几微足为国民进取之障者？故蓝君此论，实诡激而失正鹄，其说若昌，弊且不可纪极，吾断不能为之阿辩也。
顾以吾所知，蓝君盖粹美君子人也。其钻仰孔子之论？且尝传诵于世（见《庸言报》）。今曷为而忽有此诡激愆谬之论，且其论既出，而国中一部分人，犹或于骇责之中含原谅之意。吾默察世变，觉其几甚微，而逆想回环激荡之所由，乃不禁栗然以惧，是故不得不折其衷而两是正之。
夫提倡旧道德，（道德本无新旧之可言，“旧道德”三字，实不成名词，但行文之便，姑就时流之名名之耳。）宁非谋国知本之务。然此论何以忽盛于今日，则其机有不可不察者。自前清之季，举世竞言新政、新学，竺旧之徒，本大有所不慊，而壁垒无以自坚，日即靡状。虽欲靡伏，而谋所以堙遏之者，卒未尝怠，以不可堙遏之势而强事堙遏，故激而横决，以有辛亥之革命。又正惟以堙遏之结果，其迁流之势，不轨于正，故其所演生之现象，无一焉能餍人望。其间桀黠轻儇之辈，复乘此嬗蜕抢攘之隙，恣为纵欲败检之行，乃益在在惹起社会之厌苦，而予人以集矢之的。一年以来，则其极端反动力之表现时代也。是故吾辈自昔固汲汲于提倡旧道德，然与一年来时流之提倡旧道德者，其根本论点，似有不同。吾侪以为道德无时而可以蔑弃，且无中外新旧之可言。正惟倾心新学、新政，而愈感旧道德之可贵；亦正惟实践旧道德，而愈感新学、新政之不容已。今之言旧道德者不然。彼睹目前社会泯棼之象，曾不深求其所以然，不知其为种种复杂原因之所和合蕴酿，而一切以府罪于其所不喜之新学、新政。其意若曰：天下扰扰，正坐此辈横议处士，兴风作浪，造言生事，苟不尔者，吾国今日固犹是唐虞三代也。又若曰：吾国自有所以善冶之道，可以无所待于外，今特患不能复吾故步耳，苟其能焉，他复何求！此非吾故为深刻之言，试质旧多数老辈之良心，是否有此两种见地蟠据于其脑际而确乎不拔者？此种见地展转谬演，于是常觉新学、新政之为物，恒与不道德相缘；欲挫新学、新政之焰而难于质言，则往往假道德问题以相压迫。坐是之故，引起新学家一部分人之疑惑，亦谓道德论与复古论相缘，凡倡道德，皆假之以为复古地也，非起而与角，则退化之运将不知所届。此所以互相搏激而异论日起也。
然则新思潮与旧道德果有不相容者存乎？道德论与复古论果有何种之缘系乎？请得而博论之。
今都会之地，士大夫群居相语，每一矢口，辄相与太息于人心风俗之败坏。败坏云者，劣于昔之云也。吾以为全国多数小民之风俗，固不敢谓视前加良，亦未见其视前加坏，于营营蹙蹙之中，仍略带浑浑噩噩之气，与他国风欲相校，各有得失，不能尽诬也。然则今日，曷为以风俗特坏闻？曰：特坏者，惟吾曹号称士大夫者流耳。盖日日太息于人心风俗败坏之人，即败坏人心风俗之主动者也。而如吾曹者，其亦孰不诵孔氏之书，服忠孝节义之训，而其所造业，胡乃适得其反？譬言某药可以辟疫，而常备此药之家，乃即为播疫之丛。是必所备药或非其真也，或备而未尝服也，或服之不以其法也，或其他不良之起居食息与药力相消也。不探其源以治之，而但侈言置药以御疫，疫不得御，徒反使人致疑于药而己。夫孰不知提倡道德为改良风俗之大原，然以今日社会周遭之空气，政治手段之所影响，中外情势之所诱胁，苟无道以解其症而廓其障，则虽日以道德论喃喃于大众之前，曷由有效？徒损道德本身之价值耳！尤可异者，竺旧者流，侈然俨以道德为其专卖品，于是老官僚、老名士之与道德家，遂俨成三位一体之关系。而欲治革命以还道德堕落之病者，乃径以老官僚、老名士为其圣药，而此辈亦几居之不疑。夫此辈中固多操行洁白之士，吾岂敢尽诬。要之，当有清末叶，此辈固多已在社会上占优越之地位，其言论行事，本有风行草偃之资，此辈诒谋苟臧，中国岂至有今日？
平心论之，中国近年风气之坏，坏于佻浅不完之新学说者，不过什之二三；坏于积重难返之旧空气者，实什而七八。今之论者，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兽。申令文告，反复诵言，坐论偶语，群焉集矢，一若但能廓清此毒，则治俗即可立致清明。夫当鼎革之交二三年间，此种狂焰，固尝披靡一时，吾侪痛心疾首，视今之论者未多让焉。今日则兹焰殆尽熄矣，而治俗又作何象者？盖今日风气之坏，其孽因实造自二十年以来，彼居津要之人，常利用人类之弱点，以势利富贵奔走天下，务斫丧人之廉耻，使就我范围。社会本已不尚气节，遭此诱胁，益从风而靡；重以使贪使诈之论，治事者奉为信条，憸壬乘之，纷纷以自跻于青云；其骄盈佚乐之举动，又大足以歆动流俗，新进之俦，艳羡仿效，薪火相续，日以蔓滋。俗之大坏，职此之由。故一般农工商社会，其良窳无以大异于前，而独所谓士大夫者，日日夷于妾妇而沦于禽兽。此其病之中于国家者，其轻重深浅，以视众所指目之自由平等诸邪说何如？夫假自由平等诸名以败德者，不过少数血气未定之青年，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会，若乃所谓士大夫居高明之地者，开口孔子，闭口礼教，实则相率而为败坏风俗之源泉。今谋国者方日日蹈二十年来之覆辙，汩流以扬波，而徒翘举方严广漠之门面语曰尊崇孔子、曰维持礼教者，以相扇奖，冀此可以收效。殊不知此等语者，今之所谓士大夫，人人优能言之，无所施其扇奖；其在一般社会，则本自率循，又无所深待于扇奖。而欲求治俗之正本清源，要视乎在上位者之真好恶以为祈向，义袭而取，恐未有能济者也。
读者勿疑吾谓此种扇奖之可以已也，吾固日日从事于扇奖之一人，此天下所共见也。顾吾谓扇奖之道，贵用其中而蕲其平，一有所倚，则弊之所届，恒出意外。譬诸树表，表之敧以分寸，影之斜以寻丈，此最不可不慎也。今指当道为有意复古，必且龂龂自辩曰：吾曷尝尔尔。然而事实所趋，遂章章不可掩也。此亦无待吾一一胪举其迹，吾但请读者闭目以思，最近一二年来，上自中央地方各级机关之组织，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尝有一焉非尽反民国元二年之所为？岂惟民国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规画所建置，殆无不废变停顿。夫光、宣之政，诚不足以餍人望也。民国初元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例如司法独立，既天下之通义，前此法庭未善，改变其级制可也，改变其程序可也，改变其任用法可也，若乃并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
彼其制度，既为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今虽废之，不旋踵为时势所迫，必胥谋所以复兴之。而一废一兴之际，第一，则使国运进步迟阻若干年；第二，则隳已肇之基础，将来作始更难；第三，则使人民彷徨迷惑，减国家之威信耳。昔吴淞铁路初建，政府以二十余万金购而毁之，在彼时曷尝不以为有所大不得已者存！既毁之际，曷尝不多数人称快！由今思之，所为何来？夫今日众共集矢之制度，后之视今，必且与吴淞铁路同感，可断言也，而狐埋狐抇，天下其谓政府何？又或有所瞻顾，不敢悍然径废其名，遂复换面改头，指鹿为马，此其为弊，殆更甚焉。夫作法于真，其敝犹伪；作法于伪，敝将若之何？今凡百设施，多属创举，即非夙习，运用倍难，苟诚心以赴，期于必成，使当事者怀靖共毋忝之心，使社会作拭目观成之想，其庶黾勉，日起有功。今也不然。于其本所不欲之事，阴摧坏其实而阳涂饰其名，受其事者曰，此敷衍吾侪耳，吾毋宁以敷衍应之。而自爱之心与践职义务之观念，日趋薄弱。社会亦曰：某项事业，所以敷衍某类人耳，先怀一种轻蔑之心以对此事业；甚者从而掎之，而进行乃益以艰；及其挫跌，则抚掌称快，曰：吾固谓此种制度之不可采，今果如是也。呜呼！凡今之所以应付各种新政者，何一非尔尔耶？则旁观者嚣然以复古为疑，亦何足怪！
以言夫用人耶，鼎革之交，万流杂进，羊胃羊头，见者呃逆，谋澄叙之，宜也。而一矫其弊，遂乃以前清官历为衡才独一之标准。问其故，则曰尊经验也。夫前清官吏中，其洁白干练通达治理者，原大有人在，吾诚不敢挟主奴之见，漫为抵排。虽然，其中大多数，锢蔽龌龊，憸黠偷靡，晚清之败坏，岂不以此辈？革命之局，宁非此辈实助长之？其尤无耻者，则朝失清室之官，暮入同盟之会，极口骂项，胁肩美新，及事势一迁，又反颜下石，第其品质，宜在豺虎不食之班，即予优容，亦惟高阁束之已足。而今皆弹冠联翩，专城相望，且俨然以挽回风习、主持大化自命，为上游所器赏，为社会所欢承，不旋踵而赃证狼籍，对簿跄踉，而败落相寻，继踵犹昔。叩其所谓经验，则期会簿书，钩距掊克，对面盗贼，暮夜苞苴，乃至以财政厅长而不解预算之字义，以兼理司法之知事而不知有新刑律其物。类此笑柄，更仆难罄，犹且能名鹊起，一岁屡迁，俯睨新进，视如无物。呜呼！凡今日登庸人才之标准，岂不如是耶？则旁观者嚣然以复古为疑，又何足怪！
甚矣国人之善忘也。《记》有之：不知来，视诸往。”彼晚清以来之陈迹，岂不犹历历在人耳目耶？使其所操术而可以措国家于治安，则清室其至今存矣。二十年前，而所谓旧法者，已失其维持国家之功用，国人不胜其敝，乃骇汗号吁以求更新；今又以不胜新之敝也，乃更思力挽之，以返于二十年前之旧。二十年前所共患苦者，若全然忘却；岂惟忘却，乃更颠倒歆慕，视为盛世郅治而思追攀之。（此非吾过言，试以一年来所规画之政策，与二十年前政象比较，其刻意追攀之点不知凡几，吾他日更当为文列举评之。）夫目之于色，有同美焉。二十年前共指为甚恶者，二十年后忽能变为甚美，此宁非天下大可怪之事！而或者曰：清之亡，非亡于其恋旧也，而实亡于其鹜新。使清廷非惟新是鹜，而坚持其旧者以相始终，夫安得有今日？若此论者，微论其言之终不能成理也，借曰事理或然，尤当知清廷之鹜新，本非其所欲也。非所欲而曷为鹜之？则以旧制之作用已穷，事势所驱，不得不出于此。譬诸行旅，所遵之路，荆棘已塞，乃始改从他涂。夫在今日，彼路之荆棘，是否能刈除？能否不为事势所驱，更折而出于骛新之举？终已不能，则将来几经波折之后，卒亦取清廷所回旋之覆辙而次第一一复蹈之，可断言耳。夫清廷曷为以骛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非徒以大势所迫勉趋于新。虽勉趋于新，而于新之性质、新之价值，实未有所了解，常以恋旧之精神牵制于其间，故新与旧之功用两相消，进退失据，而一败涂地也。今以恋旧责当局，而当局决不肯自仞。虽然，试静气一自勘其心理，其有以异于二十年前老辈之心理者几何？凡所设施，又何一非新与旧功用相消者？此复古之疑，所以虽晓辩而终无以自解于天下也。
或曰：病斯有待于药，药求已病而已。复古论虽曰可议，然以药数年来骛新太过之病，安见其不可？应之曰：斯固然也，然在一二年前病象颇剧之时，服之或不失为良药，今则病征已变，犹服之不已，则药反成病矣。大抵一时偶感之病，来势虽勇，而祛除实易；积年蟠结之病，不甚惹警觉，而绵久遂不可复救。夫恋旧者人类之通性也，当其一时受刺激于外，骛新太过，就令任其自然，不加矫正。非久必为惰力性作用所支配，自能返其故态。然此惰力性作用猖獗之后，欲更从而振之，恐非加以雷霆万钧，莫之能致。夫惮于趋新而狃于安旧，圆颅通性，固已有然。况我民族尤以竺旧为特长，而以自大为夙禀，而坐谈礼教，吐弃学艺，又最足以便于空疏涂饰之辈，靡然从风，事有固然。若详推其利害之所届，则此种方严广漠之门面语，其于矫正末俗，实际上收效能几，殊未敢知；而惰力性或且缘此大增，率国人共堕入于奄奄无生气之境，此则吾所为睊睊而忧者耳。
若夫蓝君所论之诡激，吾既已不惮辞而辟之。要之此两者，皆社会心理之病征而已，而其病则不能相尅而常相生。蔑古论昌，则复古论必乘之；复古论昌，则蔑古论又必乘之。以极端遇极端，累反动以反动，则其祸之中于国家社会者遂不可纪极。孟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是以君子慎之也。”
[49]复辟论（1916年5月）
余在军中既月余，外事稍梗绝，顾闻诸道路，谓海上一二耆旧，颇有持清帝复辟论者，以为今日安得复有此不详之言，辄付诸一笑。既而谉果有倡之而和之者，于是乎吾不能无言也。
就最浅近最直捷之事理言之：今兹国人所为踔厉奋发，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相争者，岂不曰反对帝制乎哉？反对帝制云者，谓无人焉而可帝，非徒曰义不帝袁而已。若曰中国宜有帝，而所争者乃在帝位之属于? 何，则是承认筹安会发生以后，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前，凡袁世凯所作所为，皆出于谋国之忠，其卓识伟?，乃为举国所莫能及。而杨锐锐之《君宪救国论》，实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然则耆旧诸公，何不以彼时挺身为请愿代表，与彼辈作桴鼓应？至讨论帝位?属之时，乃异军突起，为故君请命，此岂不堂堂丈夫也哉。顾乃不然，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面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
夫谓立国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无论其持之决不能有故，言之决不能成理也，就让十步、百步，谓此说在学理上有圆满之根据，尤当视民情之所向背如何。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向共和乎，为趋向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今梦想复辟者，若谓国体无须以民情为基础耶，愚悍至于此极，吾实无理以喻之；若犹承认国体民情当相依为命耶，则其立论之前提，必须先认定恢复帝制为实出于全国之民意。果尔，则今日国人所指斥袁世凯伪造民意之种种罪状，应为架空诬谤，袁固无罪，而讨袁者乃当从反坐。故复辟论非他，质言之，则党袁论而已，附逆论而已。
复辟论者惟一之论据曰：共和国必以武力争总统也，曰：非君主国不能有责任内阁也。此种微言大义，则筹安六君子之领袖杨锐锐者，实于半年前发明之。杨锐 之言曰：“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吾欲问国人，杨锐 “非君主不能立宪”一语，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然则等而下之，彼拾杨锐唾余以立论者，是否犹有辨驳之价值？以此种驳论费吾笔墨，笔墨之冤酷，盖莫甚矣。但既已不能自己于言，则请为斩钉截铁之数语，以普告新旧筹安两派之诸君子。（复辟派所著论题曰《筹安定策》，故得名之曰“筹安新派”。）曰：国家能否立宪，惟当以两条件为前提：其一问军人能否不干预政治，其二问善良之政党能否成立。今新旧筹安派之说，皆谓中国若行共和，必致常以武力争总统，而责任内阁必不能成立。其前提岂不以今后中国之政治，常为武力所左右，而国会与政府皆不能?正轨以完其责也。如其然也，则易共和而为君主，而国中岂其遂可不设一统兵之人？在共和国体之下，既敢于挟其力以争总统；在君主国体之下，曷为不可挟其力以临内阁？彼固不必争内阁之一席也，实将奴视内阁而颐使之。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其为妇于十数恶姑之间，试问更有何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军人之态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复次，责任内阁以国会为性命，国会以政党为性命。政党而腐败耶，乱暴耶，在共和国体之下，其恶影响固直接及于国会，而间接及于内阁，易以君主，结果亦复同一。彼时当总理大臣之任者，等是穷于应付，而又何有宪法之可言？是故今后我国政客之程度，若果如筹安两派之所推定，则名虽共和，不能立宪固也，易为君主，又岂能立宪者？反是而军人能戢其野心，政客能轨于正道，在君主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固能成立；在共和国体之下，完全责任内阁又曷为不能成立？君主国宪法可以为元首无责任之规定，共和国宪法独不可以为同一之规定耶？若谓宪法之规定，不足为保障，则共和宪法固随时可成具文，即君主宪法又安往不为废纸？信如是也，则我国人惟当俯首贴耳，伫候外国之入而统治，此乃我国民能否建国之问题，而非复国体孰优孰劣之问题矣。
抑吾更有一言：今之倡复辟论者，岂不曰暢怀故主也？使诚有爱护故主之心，则宜厝之于安，而勿厝之于危。有史以来，帝天下者，凡几姓矣，岂尝见有不覆亡之皇统？辛亥之役，前清得此下场，亦可谓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今使复辟论若再猖獗，安保移国之大盗不翦除之，以绝人望。又不然者，复辟果见诸事实，吾敢悬眼国门，以睹相续不断之革命。死灰复燃，人将溺之。诸公亦何仇于前清之胤，而必蹙之于无噍类而始为快也。
[50]《曾文正公嘉言钞》序（1916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腕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公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炼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
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扑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51]《改造》发刊词（1920年9月15日）
同人以其所研究、所想念，最而布之，月出两册，名曰《解放与改造》，期与人以学识相切磋，心力相摩荡。既逾一年，今当赓续而扩充之，以名称贵省便故，更故《改造》，其精神则犹前志也。
同人深自策厉，欲改良本刊，使常能与社会之进步相应，故体例组织，稍有以异乎前。每册分三大部门：
（一）论著同人一得之见，于此发表焉。其性质复分为二：
（甲）主张对于一问题有所确信，阐发而宣传之。
（乙）研究一问题未放敢自信，则提出疑问，与国人公开讨论。
（二）译述专务介绍世界思潮。其体例：或将各短篇迻译原文，或将一名著摘撮梗概，或但译录，或加案语及解释。
（三）记载国内外重要问题发生，则追求原委，务为有系统的记述，以供留心时局者之参考。
此外尤有附录两门：
（一）文艺以译述世界名文为主，所译务采各派各家代表杰作，且随时将作者及其作品在文学界之位置简明介绍，俾读者得明其系统。其本国古今文学，亦间下批评。
（二）余载同人随笔小品，及读者投搞入焉。其投稿中有以长篇商榷一问题者，同人认为有价值，则以入论著。
以上各门，不必每册皆备，册中亦不必一一区别标题，但其组织梗概，总不越此。
本刊根本精神，曾读《解放与改造》者，当能知之。今当刷新改刊伊始，更为简单之宣言：
一、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
二、本刊持论，务向实际的条理的方面，力求进步。本刊所主张，当以次续布，今且无事缕述。但其荦荦数要点，为同人所确信者，愿先揭橥以质诸国人：
（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
（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
（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四）同人确信国民的结合，当由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种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
（五）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等，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工商业机会，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六）同人确信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存，故主张一014梁启超文集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七）同人确信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且适应世界新潮，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强立。
（八）同人确信中国财政稍加整理，优足自给，故主张对于续借外债，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皆绝对排斥。
（九）同人确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实行则赖自治机关，故主张以地方根本法规定强迫教育。
（十）同人确信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以征工制度代征兵制度。
（十一）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
（十二）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厉，并厉国人。
（十三）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十四）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
以上各节，为同人之公共信条，虽或未备，然大端固在是。同人将终身奉以周旋，本刊则出其所见以请益于国人也。其他尚不乏怀而未决之问题，即此诸信条中，当由何涂而始能使理想现于实际，则亦多未敢自信，故欲借本刊为公开研究之一机关，冀国人之我诲焉。《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人赋此，以俟君子矣。
[52]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0日）
一
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的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象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学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我希望国内不懂科学的人或是素来看轻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我这番话得多少觉悟，那么，便算我个人对于本社一点贡献了。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其丰富：我们不是乌，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那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学校中能够有几处象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的最受社会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 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二
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
第一层，求真知识。知识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便越觉求真之难。譬如说“孔子是人”，这句话不消研究，总可以说是真，因为人和非人的分别是很容易看见的。譬如说“老虎是恶兽”，这句话真不真便待考了。欲证明他是真，必要研究兽类具备某种某种性质才算恶，看老虎果曾具备了没有？若说老虎杀人算是恶，为什么人杀老虎不算恶？若说杀同类算是恶，只听见有人杀人，从没听见老虎杀老虎，然则人容或可以叫做恶兽，老虎却绝对不能叫做恶兽了。譬如说“性是善”，或说“性是不善”，这两句话真不真，越发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两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说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说的义理咧、气质咧，闹成一团糟，那便没有标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内容弄清楚，看中国和他合不合。譬如说“法国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问“法国”这个字所包范围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国，这句话当然不真了。看这几个例，便可以知道，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说。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 ——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识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见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识进到行为的向导，因为我们预料结果如何，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做去。虽然，因果是不轻容易谭的：第一，要找得出证据；第二，要说得出理由。因果律虽然不能说都要含有“必然性”，但总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倘若仅属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说：“晚上落下去的太阳，明早上一定再会出来。”说：“倘若把水煮过了沸度，他一定会变成蒸汽。”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为我们积千千万万回的经验，却没有一回例外；而且为什么如此，可以很明白说出理由来。譬如说：“冬间落去的树叶，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来。”这句话便待考。因为再长出来的并不是这块叶，而且这树也许碰着别的变故再也长不出叶来。譬如说：“西边有虹霓，东边一定有雨。”这句话越发待考。因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个原因，或者还是雨的结果。经过来说：“东边有雨，西边一定有虹霓。”这句话也待考。因为雨虽然可以为虹霓的原因，却还须有别的原因凑拢在一处，虹霓才会出来。譬如说：“不孝的人要着雷打。”这句话便大大待考。因为虽然我们也曾听见某个不孝人着雷，但不过是偶然的一回，许多不孝的人不见得都着雷，许多着雷的东西不见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间有个雷公会专打不孝人，这些理由完全说不出来。譬如说：“人死会变鬼。”这句话越发大大待考。因为从来得不着绝对的证据，而且绝对的说不出理由。譬如说：“治极必乱，乱极必治。”这句话便很要待考。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虽然举出许多前例，但说治极是乱的原因，乱极是治的原因，无论如何，总说不下去。譬如说：“中国行了联省自治制后，一定会太平。”这话也待考。因为联省自治虽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无奈我们未曾试过。看这些例，便可知我们想应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统的知识，实在不容易。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用人为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被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识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的。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象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的函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识，把他传给别人，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识之全部或一部，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知识。如此教学相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扩大。倘若知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知识怎样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信传”的神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又如修习禅观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圆满庄严。但只好他一个人独享，对于全社会文化竟不发生丝毫关系。中国所有学问的性质，大抵都是如此。这也难怪。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本来不是按步就班的循着一条路去得着，何从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惟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科学第三件主要精神。
三
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证：
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沈曊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涂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53]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约1922年12月）
——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
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原著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 “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费心了。
“果” 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 “必然之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 “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 “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知识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自然系的活动）（文化系的活动）第一题归纳法研究得出归纳法研究不出第二题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第三题非进化的性质进化的性质
[54]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
申报馆里的朋友，替他们“馆翁申老先生”做五十整寿，出了许多题目找人做寿文，把这个题目派给我。呵呵，恰好我和这位“申老先生”是同庚，只怕我还是忝长几天的老哥哥哩。所以对于这篇寿文，倒有点特别兴味。
却是一件，我们做文章的人，最怕人出题目叫我做。因为别人标的题，不见得和我所要说的话内容一致。我到底该做他的题呀，还是该说我的话呢？即如这个题目，头一桩受窘的是范围太广阔，若要做一篇名副其实的文章，恐怕非几十万字不可；再不然，我可以说一句“请看本书第二、第三两编里头那几十篇大文”，我便交白卷完事。第二桩受窘的是目的太窄酷，题目是五十年的进化，许我说他的退化不呢？既是庆寿文章，逼著要带几分“善颂善祷”的应制体裁，那末，可是更难着笔了。既已硬派我在这个题目底下做文章，我却有两段话须得先声明：
第一，我所说的不能涉及中国全部事项，因为对于逐件事项观察批评，我没有这种学力。我若是将某件某件如何进步说个大概，我这篇文章，一定变成肤廓滥套的墨卷。我劝诸君，不如看下边那几十篇大文好多着哩。诸君别要误认我这篇是下边几十篇的总括，我不过将我下笔时候所感触的几件事随便写下来，绝对组织，绝无体例。老实说，我这篇只算是“杂感”，不配说是“概论”。
第二，题目标的是“进化”，我自然不能不在进化范围内说，但要我替中国瞎吹，我却不能。我对于我们所亲爱的国家，固然想“隐恶而扬善”，但是他老人家有什么毛病，我们也不应该“讳疾忌医”，还是直说出来大家想法子补教补救才好。所以我虽说他进化，那不进化的地力，也常常提及。
这样说来，简直是“文不对题”了。好吗，就把不对题的文胡乱写出来。
二
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的继续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起他一个名，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得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建设这泱泱雄风的大国。他长的方法有两途：第一是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了。五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同这条路线进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来作证了。近五十年，对于这件事，有几方面成功很大，待我说来：
一、洪杨乱后，跟着西南地方有苗乱，蔓延很广，费了十几年工夫才平定下来。这一次平定，却带几分根本解决性质，从此以后，我敢保中国再不会有“苗匪”这句词了。原来我族对苗族，乃是黄帝、尧、舜以来一桩大公案，闹了几千年，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五十年内，才把黄帝伐蚩尤那篇文章做完最末的一段，确是历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
二、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下文再说，专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原来东胡民族，和我们捣乱捣了一千七、八百年，五胡南北朝时代的鲜卑，甚么慕容燕、拓拔魏、宇文周，唐宋以后，契丹跑进来叫做辽，女真跑进来叫做金，满洲跑进来叫做清，这些都是东胡族。我们吃他们的亏真算吃够了，却是跑进来过后，一代一代的都被我们同化。最后来的这帮满洲人，盘据是盘据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五十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
三、内地人民向东北、西北两方面发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业。东三省这块地方，从前满洲人预备拿来做退归的老巢，很用些封锁手段，阻止内地人移殖。自从经过中日、日俄几场战争，这块地方变成四战之区，交通机关大开，经济现状激变。一方面虽然许多利权落在别人手上，一方面关内外人民关系之密度，确比从前增加好些，东三省人和山东、直隶人渐渐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从左宗棠开府甘陕，内地的势力日日往那边膨胀，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这种民族扩大的势力，现在还日日向各方面进行。外蒙古、阿尔泰、青海、川边等处，都是在进步活动中。
四、海外殖民事业，也在五十年间很有发展。从前南洋一带，自明代以来，闽粤人已经大行移殖，近来跟着欧人商权的发达，我们侨民的经济势力，也确立得些基础。还有美洲、澳洲等处，从前和我们不相闻问，如今华侨移住，却成了世界问题了。这都是近五十年的事，都是我们民族扩大的一种表征。
民族扩大，是最可庆幸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哩。这五十年里头，确能将几千年未了的事业了他几桩，不能不说是国民努力的好结果。最可惜的，有几方面完全失败了：第一是台湾，第二是朝鲜，第三是安南。台湾在这五十年内的前半期，很成了发展的目的地，和新疆一样；到后半期被人抢去了。朝鲜和安南，都是祖宗屡得屡失的基业，到我们手上完全送掉。海外殖民，也到处被人迎头痛击。须知我们民族会往前进，别的民族也会往前进，今后我们若是没有新努力，恐怕只有兜截转来，再没有机会继续扩大了。
三
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如今过去的陈迹，很象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这五十年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说来惭愧，简直可算得没有。但是这些读书人的脑筋，却变迁得真厉害。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那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四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钞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是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呕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 “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不是委心任命的话，其实事理应该如此。）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象是已经经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五
此外，社会上各种进化状况，实在不少，可惜我学力太薄，加以时日仓卒，不能多举了。好在还有各位专门名家的论著，可以发挥光大。我姑且把我个人的“随感”胡乱写出来，并且表示我愿意和我们老同年“申老先生”继续努力。
[55]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1923年5月29日）
（一）
张君劢在清华学校演说一篇《人生观》，惹起丁在君做了一篇《玄学与科学》和他宣战。我们最亲爱的两位老友，忽然在学界上变成对垒的两造。我不免也见猎心喜，要把我自己的意见写点出来助兴了。
当未写以前，要先声叙几句话：
第一，我不是加在那一造去“参战”，也不是想斡旋两造做“调人”，尤其不配充当“国际法庭的公断人”。我不过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把所视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读者还须知道，我是对于科学、玄学都没有深造研究的人。我所批评的一点不敢自以为是。我两位老友以及其他参战人、观战人，把我的批评给我一个心折的反驳，我是最欢迎的。
第二，这回战争范围，已经蔓延得很大了，几乎令观战人应接不暇。我为便利起见，打算分项批评。做完这篇之后，打算还跟着做几篇：（一）科学的知识论与所谓 “玄学鬼”。（二）科学教育与超科学教育。（三）论战者之态度……等等。但到底作几篇，要看我趣味何如，万一兴尽，也许不作了。
第三，听说有几位朋友都要参战，本来想等读完了各人大文之后再下总批评，但头一件，因技痒起来等不得了；第二件，再多看几篇，也许“崔颢题诗”叫我搁笔，不如随意见到那里说到那里。所以这一篇纯是对于张、丁两君头一次交绥的文章下批评，他们二次彼此答辩的话，只好留待下次。其余陆续参战的文章，我很盼早些出现，或者我也有继续批评的光荣，或者我要说的话被人说去，或者我未写出来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那末，我只好不说了。
（二）
凡辩论先要把辩论对象的内容确定：先公认甲是什么乙是什么，才能说到甲和乙的关系何如。否则一定闹到“驴头不对马嘴”，当局的辩论没有结果，旁观的越发迷惑。我很可惜君劢这篇文章，不过在学校里随便讲演，未曾把“人生观”和“科学”给他一个定义。在君也不过拈起来就驳。究竟他们两位所谓“人生观”、所谓 “科学”，是否同属一件东西，不惟我们观战人摸不清楚，只怕两边主将也未必能心心相印哩。我为替读者减除这种迷雾起见，拟先规定这两个名词的内容如下：
（1）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物界包含自己的肉体及己身以外的人类，乃至己身所属之社会等等。）
（2）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应用科学改变出来的物质或建设出来的机关等等，只能谓之“科学的结果”，不能与“科学”本身并为一谈。）
解释这两个名词的内容，不敢说一定对。假令拿以上所说做个标准，我的答案便如下：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因此我对于君劢、在君的主张，觉得他们各有偏宕之处。今且先驳君劢。
君励既未尝高谈“无生”，那么，无论尊重心界生活到若何程度，终不能说生活之为物，能够脱离物界而单独存在。既涉到物界，自然为环境上——时间空间——种种法则所支配，断不能如君励说的那么单纯，专凭所谓“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来片面决定。君劢列举“我对非我”之九项，他以为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他说：“忽君主忽民主，忽自由贸易忽保护贸易……等等，试问论理学公例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其意以为这类问题既不能骤然下一个笼统普遍的断案，便算屏逐在科学范围以外。殊不知科学所推寻之公例乃是：（1）在某种条件之下，会发生某种现象。（2）欲变更某种现象，当用某种条件。笼统普遍的断案，无论其不能，即能，亦断非科学之所许。若仿照君劢的论调，也可以说：“忽衣裘忽衣葛，忽附子玉桂忽大黄芒硝……，试问论理学公例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然则连衣服、饮食都无一定公例可以支配了，天下有这种理吗？殊不知科学之职务不在绝对的普遍的证明衣裘衣葛之孰为合孰为不合，他却能证明某种体气的人在某种温度之下非衣裘或衣葛不可。君劢所列举种种问题，正复如此。若离却事实的基础，劈地凭空说君主绝对好，民主绝对好，自由贸易绝对好，保护贸易绝对好……，当然是不可能。却是在某种社会结合之下宜于君主，在某种社会结合之下宜于民主，在某种经济状态之下宜自由贸易，在某种经济状态之下宜保护贸易，……那么，论理上的说明自然是可能，而且要绝对的尊重。君劢于意云何？难道能并此而不承认吗？总之，凡属于物界生活之诸条件，都是有对待的，有对待的自然一部或全部应为“物的法则”之所支配。我们对于这一类生活，总应该根据“当时此地”之事实，用极严密的科学方法，求出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活。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就这点论，在君说“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我认为含有一部分真理。
君劢尊直觉，尊自由意志，我原是赞成的，可惜他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他说：“……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谓人生观。甲时之所以为善者，至乙时则又以为不善而求所以革之；乙时之所以为善者，至丙时又以为不善而求所以革之。……”君劢所用“直觉”这个字，到底是怎样的内容，我还没有十分清楚。照字面看来，总应该是超器官的一种作用。若我猜得不错，那么，他说的“有所观察而甲乙丙时或以为善，或以为不善”，便纯然不是直觉的范围。为什么“甲时以为善，乙时以为不善”？因为“常有所观察”；因观察而以为不善，跟着生出主张、希望、要求。不观察便罢，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以为善不善”，正是理智产生之结果。一涉理智，当然不能逃科学的支配。若说到自由意志吗？他的适用，当然该有限制。我承认人类所以贵于万物者在有自由意志；又承认人类社会所以日进，全靠他们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贵，全在其能选择于善不善之间而自己作主以决从违。所以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若象君劢全抹杀客观以谈自由意志，这种盲目的自由，恐怕没有什么价值了。（君劢清华讲演所列举人生观五项特征，第一项说人生观为主观的，以与客观的科学对立，这话毛病很大。我以为人生观最少也要主观和客观结合才能成立。）
然则我全部赞成在君的主张吗？又不然。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在君那篇文章，很象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最替在君可惜的地方，但亦无须一一指摘了。在君说：“我们有求人生观统一的义务。”又说：“用科学方法求出是非真伪，将来也许可以把人生观统一。”（他把医学的进步来做比喻。）我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跳梁反侧？除非中世的基督教徒才有这种谬见，似乎不应该出于科学家之口。至于用科学来统一人生观，我更不相信有这回事。别的且不说，在君说“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我倒要问：万能的科学，有没有方法令世界上的玄学家死完？如其不能，即此已可见科学功能是该有限制了。闲话少叙，请归正文。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研究罢，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韵，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点儿搔着痒处吗？至于“爱”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又何止两性之爱呢？父子、朋友……间至性，其中不可思议者何限？孝子割股疗亲，稍有常识的也该知道是无益。但他情急起来，完全计较不到这些。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这等举动，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却不能不说是极优美的人生观之一种。推而上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释迦割臂饲鹰，基督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们对于一切众生之爱，正与恋人之对于所欢同一性质。我们想用什么经验什么轨范去测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说梦。又如随便一个人对于所信仰的宗教，对于所崇拜的人或主义，那种狂热情绪，旁观人看来，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从这方面说，却用得着君劢所谓主观、所谓直觉、所谓综合而不可分析……等等话头。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没有价值了。
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我以为君劢和在君所说，都能各明一义。可惜排斥别方面太过，都弄出语病来。我还信他们不过是“语病”，他们本来的见解，也许和我没有什么大分别哩。
以上批评“人生观与科学”的话，暂此为止。改天还想讨论别的问题。
十二年五月廿三日在翠微山秘魔岩作。
[56]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年5月1日）
我近来极厌闻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今日是有名的劳动纪念节。这个纪念节，在欧美社会，诚然有莫大的意义。意义在那里？在代表无产阶级——即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和那些剥夺他们利益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否社会上吉祥善事，另属一问题。且不讨论。但我们最要牢记者，欧美社会，确截然公为有产、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是天天在工场、商场做工有正当职业的人，他们拥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救济失业，起而斗争，所以斗争是正当的，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到底有阶级的分野没有呢？我其实不敢说，若勉强说有，则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这些人也是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
中国如其有阶级斗争吗，我敢说：有业阶级战胜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无业阶级征服有业阶级便亡国灭种。哎，很伤心，很不幸，现在的大势，会倾向于无业胜利那条路了。
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说“联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记得前车上海报上载有一段新闻说，一位穿洋装带着金丝眼镜的青年，坐洋车向龙华去，一路上拿手仗打洋车夫带着脚踢，口中不绝乱骂道：“我要赶着赴劳工大会，你误了我的钟点，该死该死。”这段话也许是虚编出来挖酷人，其实像这类的怪相也真不少。
前几年，我到某地方讲学，有一天农会、商会、工会联合欢迎到了几十位代表，我看着都不像农人、商人、工人的样子，大约总是四民之首的“士”了。我循例致谢之后，还加上几句道：“希望过几年再赴贵会，看见有披蓑衣、拿锄头的农人，有刚从工场出来满面灰土的工人。”哎，这种理想，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啊！
可怜啊可怜，国内不知几多循规蹈矩的有业阶级，都被他们代表了去，还睡在梦里。
可怜啊可怜，世界上学者呕尽心血发明的主义，结果做他们穿衣吃饭的工具。
劳动节吗，纪念是应该纪念，但断不容不劳动的人插嘴插手。如其劳动的人没有懂得纪念的意义，没有感觉纪念的必要，我以为倒不如不纪念，免得被别人顶包剪绺去了。
欧美人今天的运动，大抵都打着“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旗号，这个旗号我认为在中国不适用，应改写道：
“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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