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数（％）５９９。
５３１
性男４３。
８１１。
３４４。
９
别女７４。
７８１７
１６－２０６４。
３６２９。
７年２１－２５５２。
８１２。
４３４。
７
龄２６－３０５５。
１８。
４３６。
４
３０－３５５５。
２２１２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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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９０４
续表拒 绝答 应有可能答应
小 学５１。
５１５３３文化初 中６３。
６９２７水高中、中专６１９３０平大学或大专４７。５９４３
工 人５８１３２９
从一般干部５０１２３９
单位负责人５０１３３７业科技人员３２９５９
身个体户６６７２７
学 生６１。
７８３０份农 民６９５２６
待 业６１６３３
就不同文化水平的青年而言，对婚前性生活持肯定和宽容倾向的，高中（含中专）和大学（含大专）水平的分别占该层次青年的３６。
４％和４６。
５％，均大大多于该文化层次中持谴责和否定倾向的百分比３４。
９和２６。
３。
而初中和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其百分比正好相反，否定倾向大于肯定倾向。这些数据表明，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受文化水平高低的制约。但是，在行为选择上，“如果恋人提出婚前性行为要求”时，选择“答应”和“有可能答应”的，在四个不同文化层次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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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性化理学
学文化和大学文化所占比例均比较高。如果说，大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作此选择较多，标志其性观念开放的程度，那么，小学文化的青年作此选择，恐怕更多的是由于无知和正确的道德观念包括性道德观念尚未成熟所致。
３类不同从业身份的被调查者，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和宽容倾向的比例，均超过否定倾向。其中，科技人员的肯定倾向最为突出，为选择否定答案的比例的４倍多。单位负责人、个体户和农村青年选择否定答案的比例虽然高于肯定倾向的选择，但是认可婚前性行为的也分别占１３左右。说明A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具有普遍性，遍及多数行业的青年而不是单一行业独具的现象。
从年龄看，尽管各年龄段青年完全肯定婚前性行为是“正常行为，无可指责”的为数不是很多，但表示“理解”的比例却在各年龄段里均为多数。无论是认为“正常”还是“可以理解”
，其比例呈现出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在行为选择上，“拒绝”恋人的婚前性行为要求的，各年龄段均有一半以上比例，明确表示“答应”的以３１—３５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可能答应”
的则以２６—３０岁年龄段为最多。
当然，这两个年龄段的青年多数已婚，答应与否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假设，已无实际意义。
１６—２０和２１—２５两个年龄段有３５。
７％和４７。
１％的青年选择“答应”和“可能答应”
，就值得注意，需要进行工作，加以引导。
结论：（一）
青年在婚恋和性方面的观念变化比其他方面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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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１１４
显。和我国目前的物质生产水平相比，变化之大甚至可以说有点超前。这是因为，我国青少年长期处于性禁欲压抑的状态下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对爱情和性有强烈的好奇心。改革开放以来，爱情禁区打破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男女谈情说爱的情节和镜头随着影视等大众传播手段的普及而广为传播，处在情窦初开春心萌动的青少年自然极敏快地捕捉并接受了这方面的信息。
（二）
婚恋观念的变化不是孤立的现象，是近年来青年自我意识觉醒和增强的表现。青年婚恋观的变化并不全是正向的。对其积极的方面要肯定要支持，对其负面则要引导，要抑制。
综上所述，通过对女性的个别访谈和对青年的抽样调查，已经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的性伦理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六、中国性伦理两次大变革的比较研究
当代中国的两性关系及其伦理观念的巨变，具有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五四时期性道德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发扬和光大；同时，也只有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五四时期先进思想家所倡导的性道德之变革才能得以逐步完成。
为此，把２０世纪中国性道德的两次大变革作一些比较研究，应该说是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
第一，从变革的对象分析，中国这两次性道德观念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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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性化理学
革，都把批判封建性道德作为基本任务。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受制于只强调封建义务，而无视爱情的封建家长制。
首先，性的目的是传宗接代。
《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以上视宗庙，以下继后世也。”其次，性的合法形式是经过家长主婚和媒妁的婚姻制度。历代封建律例都规定：“嫁娶都由祖父母、父母主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订婚的唯一形式和结婚的合法根据。此外，还往往要伴之于相当猖獗的买卖婚姻。再次，性道德准则是男尊女卑。中国封建主义性道德基础的形成和长期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它是封建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开始，历代的封建主义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性道德的研究。不过，儒家论夫妇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其影响之久远，甚至在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的新中国，仍然还在现实生活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第二，从变革的外因分析，中国２０世纪的这两次性道德变革都与程度不同的对外文化开放有密切联系。
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性价值观念，开始传入中国。这期间，固然有马克思主义的逐步传播，但相对说来，资产阶级的性道德观念影响似乎更大些。
其突出的例证，即是２０年代中国文化界曾展开的那场关于“新性道德”即“性解放”理论的讨论。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又热心地翻译了不少西方性道德的理论著作。
在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中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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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３１４
产阶级性道德的引入，确实曾使一部分渴望冲破封建道德观念束缚的知识分子尊之为“新”。但是，仅仅用这种理论去攻打顽固的封建性道德的堡垒，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只好败下阵来。在奉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当代中国，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涌进，由于多年的封闭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人，特别是在这期间和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一种研究西方思潮和性价值学说的强烈愿望。
其中，确有一部分人以其并不清晰的意识，全盘接受西方的性道德。
但更多的人则希望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创建具有高尚爱情的两性生活。基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因之，有可能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批判和借鉴。而这方面的成果，将成为当代中国性伦理大变革卓有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从变革的深度分析，当代中国的婚姻道德变革比之五四时期无疑具有更大的广度和深度。
五四时期对封建性道德的批判，标志着中国封建性道德的终结（就其失去了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而言）
，因之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这一场斗争主要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而且仅仅局限于思想道德领域。至于在受害最深的广大劳动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失去了历史进步性的封建性道德依然极端顽固。当代中国的性道德变革，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全社会性和全民族性。其中，变革呼声最高的依然是知识青年。此外，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则是广大女性。其中包括广大的正在奋起的农村妇女，这恐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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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性化理学
因为封建性道德在那里还颇为猖獗的缘故。
第四，从变革的环境分析，中国的两次性道德的大变革是在根本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五四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尽管人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封建性道德之种种弊病，但其变革仍只能停留在“乌托邦”的境地。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正在逐步创造着两性关系“真正革新的基础”
，一场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性伦理巨大变革已成为大趋势。
众所周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十余年来，中国径历着从封闭向开放的伟大转变，经历着从僵化的经济体制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伟大转变，经历着从长期“左”
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向人民思想获得解放的伟大转变。历史的巨变，实实在在地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
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
另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时间的推移，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清楚地看到，十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是亿万人民群众汇集起来的伟大历史洪流；也是亿万人民思维方式、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伟大变革。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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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５１４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层次更深的问题。这其中，即包括性关系和性伦理的变革。
首先，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绝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必将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产生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莲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在我国意味着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所谓实践方式的改变，是实践目的、要素、手段、方法的根本变革，是整个实践观念的变革，而绝不仅仅是实践的某一局部的转变。这一点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在此基础上，又必然引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传统的小生产所固有的崇拜意识、依赖意识、封闭意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等等，必将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平等意识等等所取代。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严酷斗争，又必不可免地冲击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两性关系及其性伦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并从根本上为之建立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还意味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变革。从５０年代起，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善”
，资本主义则是绝对的“恶”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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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性化理学
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明乎此，越来越多的人进而反思：传统的性伦理是绝对的“善”吗？商品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生活方式和性道德难道没有值得借鉴的内容吗？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性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这种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群众性的思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尝试，是不以某些思想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只可疏不可堵。
其次，科学技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要使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逐步实现，就不能不下大气力去破除人们头脑中存在的旧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素质。而人的素质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又会顺理成章地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性伦理的变化和升华。至于与两性关系有着直接联系的科学技术，诸如性生物学、性生理学、性解剖学、性医学、性心理学以及试管婴儿等等，对性伦理变革的影响就更大了。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１９２９年在《婚姻革命》（原名《婚姻与道德》）一书中深刻指出：“目前，性道德之所以有改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避孕法的发明；第二，妇女的解放。”
①关于前一个原因，他这样写道：“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的整个面貌，使性和婚姻区别开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人们的结合，或是单纯为了性，如卖淫时的情形，或
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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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７１４
是为了包括性成份的伴侣关系，如林赛法官所说的试婚，或是为了建立家庭的目的。这些是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没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代的环境，它们把环境搅得混乱不堪。“
①人们可以不同意罗素所提出的性道德，但难以否认避孕法等技术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性关系和性道德这个事实。
再次，在改革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调整，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要求。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们所重视。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妇女解放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ＤｅｍｏｃBｒａｃｙ》C一文中写道：“妇女解放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断不是真正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必须要求解放。”
“我们若想真正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和平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社会。”
③
①同上书，第１１１页。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即民主。——作者C③《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２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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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性化理学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
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则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上述有关内容。这部写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世界名著，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存在一个每天不断进展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的不安和动摇日甚一日，显著地表现在社会所有的阶级之间，要求着彻底的改造。每个人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摇动。发生了许多问题，日益为广大范围的人们所注意，而关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解决都是从各自的立场来议论。
其中最重要问题之一，而且日益显著的，便是妇女问题。一切妇女，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所以必须改变现在的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以消除这种状态，这是妇女全体共通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当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期望只欣赏在它的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品尝它所酿造出的美酒，未免过于浪漫。
期望常常是单纯的，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因之，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性伦理的大变革，既有积极的主流，也有其消极的支流，乃至一些沉滓的泛起。
这里仅举两例。
其一：据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报道：卫生部官员今天说，对６。
７２万人进行血液检查的结果发现１８位居民——７名大陆中国人和１１名外国人——带有艾滋病毒，另有３名外国人已得了这种使身体失去抵抗力的致命疾病。卫生部的这一宣布是官方首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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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９１４
认艾滋病在中国居民中间的扩散比原来认为的要严重。
妓女、婚前性关系以及离婚的增加促使性病发病率的上升。人们一度认为共产党政府在１９４９年掌权后已消灭了性病。
卫生部的一位性病专家说，社会性病正在中国卷土重来，卫生专家却缺乏检查这种疾病传染情况所必要的法律手段。性病的年增加率为３０％，尤其是在对外国人开放的沿海城市。
其二，据《光明日报》报道：１９０年８月初，世界卫生组织举办了“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国际会议。
３０余国的代表聚首研讨防治艾滋病蔓延的对策。艾滋病正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不能高枕无忧。目前，我国已成立了艾滋病委员会，并制订了３年规划。当前重要的是加强关于艾滋病的科学宣传。只有当全社会对艾滋病有了广泛的正确认识时，各种防治措施才能效地贯彻。
《中国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在迎接势在必行的性伦理大变革之际，这段话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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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４性化理学
总之，在本世纪，中国性伦理的发展有两次大的变革。
五四时期的性道德的大变革没有切实完成。其主要原因，就是虽然具备了性道德变革的一些必要条件，但缺乏变革所需要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充分条件。然而，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性道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五四时期作为中国性道德观念大变革的起跑点。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复兴中，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性伦理的巨大变革，我们需要并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道德价值观，我们也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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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１２４
结束语 性关系的伦理展望
不管人类对自己记得多少，了解多少，他总是力图看到把现在和将来隔开的幕布后面。这种愿望在两性关系领域表现得尤其强烈，其原因是每个人都与特定的性关系发生着直接的联系。
人类性文明的进步，也要求我们善于大大地向前看，向前看好几十年乃至数百年。
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不仅要善于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敢于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
①如果再能充分考虑到性道德本身就具有“超越性”的重要特点（参见本书第一章）
，那么，研究性伦理发展的未来前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
回顾性文明的思想发展史，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十分关注性关系的发展趋向。其中，为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普遍肯定的以下三位思想家的有关论述特别值得重视。
一位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这位出色地描绘了人类婚姻家庭发展史图的学者，相当关注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２１卷，第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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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性化理学
经达到了。不过，他说：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
①
摩尔根在１８７７年所做的上述预测无疑是大胆的。
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人类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
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现在，已然在部分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少已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７９—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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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３２４
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
于是，摩尔根的问题便具有了现实意义：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这时它才可能十足地实现。
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将逐步地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将逐步地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将逐步地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将逐步地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摩尔根的论断的实际价值恰恰在于此。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更为简洁的语言揭示道：“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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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性化理学
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①
恩格斯的话发人深省。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中国公民，是不是恩格斯所寄予厚望的“新的一代”
呢？
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从实际上看，尚不完全是，或不真正是，相当一部分人则完全不是。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旧的性道德的束缚是其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有必要首先对性道德的前进方向有个总体的把握。
概括地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两性关系必然要发生巨大变革。
与之相适应，也必然形成新的性道德。这种道德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随着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其调节范围和作用越来越大，并将逐步超过直接的经济调节、法律调节和行政调节，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变成决定性的调节工具。那时，爱情将成为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关系）的唯一可能的主要调节者。
关于性道德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也做了精采的论证。
“将来的妇女”是《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十八章的标题。著者在说明该章的宗旨时表示，他要从以前各章所说的一切，引出关于两性道德地位的结论：人类对于冲动的满足，只要不损害他人，自己的身体尽可由他们自己处置。满足性的冲动也和满足其他自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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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理学５２４
然冲动同样，是个人的私事。既不必对他人负责，也绝对无第三者插嘴的余地。我们要怎样喝、怎样吃乃至怎样穿衣睡觉，都是我的私事，和异性的交际也是同样。
见解和教养、个人的完全的独立、因新社会的教育及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一切性质，使各人对于自己有害的行为决不会做。所以未来社会的男女，将比现在的更有自制，更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关于性的问题的一切假道学及神秘主义自然消灭，两性关系将更为自然而健全。假使在结合了的男女之间，发现了不和、失望和厌恶，那时候，对于已经不自然的、从道德来说就要求解散不道德的结合。现在使妇女独身或卖淫的这些条件消灭的时候，男子便不能再行支配女子。另一方面，因社会状态变化，对于现今的结婚生活给以重大影响，屡屡妨碍结婚生活的许多障碍，可以彻底的扫除。
①
不难看出，倍倍尔关于未来社会两性关系的展望同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性解放”
思潮有着社会前提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列宁称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全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
②这是应该明确的。
同样应该指出：倍倍尔关于未来两性关系的展望，同封建的、宗教的禁欲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某些人所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性伦理观也有着根本区别。
①《妇女与社会主义》，第４６９页。
②《回忆列宁》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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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性化理学
有些同志反驳说：恩格斯和倍倍尔关于两性关系发展的预测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讲就是超前，就是行不通的。
不错，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有关主张的确还不能作为普遍道德要求通行于社会各个层次。
但是，难道为此就应该把这些科学的思想束之高阁吗？
难道当代中国人在创建新道德方面就应该守株待兔、无所作为吗？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所称为共产主义的就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我国，包括性道德在内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包括性道德在内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性道德是渺茫的幻想”的观点是错误的。
